儒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的意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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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词汇记忆；分组教学；教师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4）15-284-02

儒家思想是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儒家继承并发展了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自己也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儒家思想的本色。儒家思想自孔子创立以来，经过历代学者的发展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博大精深人文化品格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并对当代社会仍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着中华民族上千年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其中庸思想，仁学体系，礼乐文化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仁义之德为和谐之基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的思想范畴之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这充分说明了人与人之间，思想观点具有差异性，不能完全求得一致，但仍然可以在和谐的前提下，携手并进，团结起来一起做事。“和”的思想无沦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能起着积极作用，要达到“和”的理想境界，儒者讲“仁、义、礼、智、信”，其中“仁”与“义”的思想观念在创建和谐社会起基础性作用。

“仁者，爱人也。”《论语・颜渊》儒家仁学思想中的“爱人”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价值要求，这就直接关系和影响到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质性基础，其实质就是“修身”与“克已”。在儒者看来，无“爱人”就无所谓“和谐”；爱人，就要处处为他人着想，以“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作为处事做人的准则。子日：“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

“仁则荣，不仁则辱”是儒家哲学中世人的荣辱观，不仅是社会对人的评价标准，而也是社会对个人的基本要求。子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沧语・灵公》）意思是，一个力求实现人生价值的人最引以为恨的，就是直到死去，自己的名声还不能被世人所传颂。这种观念在今天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对平衡人生价值，调剂生命意义同样具有积极的启发和引导作用。

二、“非义不居”

“非义不居”是儒家思想实践精神的代表，它对构建和谐社会，对形成融洽和睦的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儒家哲学思想认为，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矛盾和争斗皆起源于自我利益与他人利益的矛盾。在此认识的基础之上，儒者们提出重义轻利、崇义贬利、以义代利的“非义不居”思想。

义与利是对立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轻重取舍在人的生命过程，对人生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儒学更强调义的获取，强调义所赋予生命存在的道德意义。予臼：“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孔子把义与利提高到做人的道德境界上来，一个有德行、道德境界高尚的人知道的应该是“义”，而 一个无德行道德境界低的人知道的只足“利”。正如孟子所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含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儒学所推崇的人生境界观和道德境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儒学倡导“舍生取义”，它也并不在于要求人们完全放弃利而只顾义。只是说明，当义利发生矛盾激化时，人的行为要去追逐义而放弃自己的私利。正所谓：“圣人于利，不能全不较论，但不至防义耳。”（《二程论・河南程氏外书》）有高尚德性的人，不足不讨’较利害得失的，只是尽力不做违背道德规范的事而已，也正所谓：君子求财取之有道。构建和谐社会不只是一种理论的行为，而且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儒家“非义不居”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不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道德标准和方法论依据。

三、礼乐文化的辅助作用构建

仁学中的“爱人”思想也表述一种最基本的实践主义精神，它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社会的成功与否，是以“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孟子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孟子・梁惠王下》）所以弃“礼”而只讲“仁”，肯定无法建构和谐社会。所谓“礼”，是社会的道德规范、条规和人类生活准则。也就是说，礼的社会功能在于调节人与人之 问的关系 ，使之和谐正如孔子所说：“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以礼节之的和，才算真和，才能说得上“和为贵”《论语・学而》。

儒家文化是一种礼乐文化，它以“礼”与“乐”的相互支撑来追求和谐的统一，并以此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儒家思想认为，“礼”的本质是“序”，“乐”的本质是“和”。“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放群物皆别”（《礼记・乐记》）。“和”，意味着和合 、和谐；“序”意味着等级、秩序。和谐与秩序是对立统一的。世间没有无序而又和谐的状态，也没有不和谐而有序的事物。“礼”规定了家庭、社会、国家巾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以及应该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具有社会法律和伦理道德规范两方面的内涵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提供给社会生活稳定的发展秩序。“乐”是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在内的综合艺术的总括，是声音、情感、动作的和谐统一，可以抒感，调节性情，感化人的心灵。“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礼记・乐记》）。所以儒家提出“和为贵”的思想，是以一个和谐社会状态为根本指导原则的。而社会和谐的核心问题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十分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人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和谐。“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爱之心，忠恕之道是人际和谐的基础。但人际和谐还需要经济基础来支撑，如果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严重，就必然会产生组织或社会内部的相互对抗，人际之间的和谐就会受到破坏。因此，“大乐与天地同和，大官与天地同节”（《礼记・乐记》）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儒家认为，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要三为一体，通过人人“兼善天下”来实现“天下为公”，保障社会的协调发展。

四、中庸思想为和谐之准则

中庸思想儒家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的行为准则。“庸”即“用”，“中庸”即“用巾”，就是按“用巾”的标准去做，中庸不是折，也不是 中立，而是不偏不倚地把握“中”这个事物运动的准则。根据这个准则处世做人，就可以做得完美，恰到好处，是一种“巾正” 的象征，而“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巾庸之道”是一种追求内在的、实质性的平衡行为准则，一种勿过勿不及的状态。“中”与“和”有着密切关系，东汉郑玄对“中庸”解释为：“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巾和”一词的含义为按“巾”的标准去做事就会达到一种“和”（和谐）的状态，和谐状态是一种完美的表现，也可以说，“中和”是一种至善至荚的理想化状态。

《中庸》中有：“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就是说，达到“中和”，不仅能够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而且也实现了人与自然万物的和谐，这正是众多儒者梦寐以求的为政之最高境界。《礼记・礼运》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是对“大同”社会状态的描述，也是一个高度和谐的社会。正如孔子所言：“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明鲜久矣。”《论语・雍也》。

中庸准则可以运用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个人思想言行等各个方面，在为君治国方面“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其中，“正”乃思想行为端正，为人处事必求合乎“义”。在经济上，必须“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坚决反对“放于利而行”《论语・里仁》。在文化教育方面，必须要做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中庸准则要求个人在履行道德职责时“无过无不及”，一旦过了应有的度，就会使原有的道德要求变质，所谓物极必反。掌握中庸准则，个人必须崇德徙义，但也必须兼德。所谓兼德，就是不偏于一德。仁、义、礼、智、信、忠、孝、恕都不是孤立的，它们都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互相依存、交叉、互补。所以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中庸准则在树立个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论语》中华书局出版社.2006（12）.

[2] 《孟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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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学教育；弟子规；德育

一、《弟子规》研究综述

1.《弟子规》基本思想

《弟子规》是清朝学者和教育家李毓秀先生所著，它以孝、悌、仁、爱为核心理念，以短小精悍、言简意赅、通俗易懂的内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精髓。《弟子规》以教育孩子恭敬，仁义、谨慎、诚信，孝敬父母为全文主旨，概括了为人处世的根本原则，并对于孩子在日常生活的道德情感教育提出了明确详实的要求。

2.《弟子规》的本质与特点

《弟子规》以《论语•学而》中提出的孝、悌、仁、爱思想为总纲和基础，以儿童生活中的小事作为切入点，对孩子在日常生活中修身自律、待人接物、培养良好学习方法与习惯以及要尊崇的崇高理念和道德规范等都进行了具体而详尽的书写。文章以三字为一句的写作形式，语言内容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它所倡导的孝悌、谨慎、诚信、爱众等可以让人们养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以及优秀的道德品质。《弟子规》作为我国传统蒙学经典教育，通过对社会和人生中的种种现象的把握和判断，为世人提出了为人处世以及对人性的把握的正确引导，它所蕴含的思想符合现代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现代社会德育教育中发挥的作用日渐明显。

二、《弟子规》的当代价值

《弟子规》强调“孝、悌”，并将其作为德育教育的首要内容。孝、悌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弟子规》的精华所在，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是构成稳定和谐家庭的基础，而家庭又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人与人之间平等是社会和谐的坚实基础。《弟子规》中的孝、悌思想对维护家庭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弟子规》德育思想的现实启示

1.《弟子规》德育目标的启示

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西方世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开始冲击我国的传统价值观，因此要做好我国青少年的德育工作，学习传承国学经典，通过国学教育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机结合在一起，为青少年提供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导向《。弟子规》的德育目标是从孝悌、谨信、仁爱、学文等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约束和指导，通过完美的人格教育使教育对象能够全面发展。《弟子规》的德育目标符合当今社会和谐文化建设标准，它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素质。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弟子规》用人格教育思想实现了社会和教育的价值和目标，对国家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弟子规》德育内容的启示

《弟子规》的德育内容丰富，它重视亲情伦理的德育思想和诚信教育的价值，将孝悌和诚信作为基本道德规范来遵守，不断创新和完善德育内容，从而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弟子规》还特别重视培养受教育者“仁爱”的道德品质，提倡的是仁爱教育，教育人在社会交往中要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将这种德育思想中的博爱情怀应用于今天的德育教育中，可以让受教育者尊重他人、平等、博爱，用仁德宽厚的人格魅力感染周围的人，化解社会人际关系的矛盾冲突，培养受教育者的生态文明道德观。综上所述，《弟子规》以简明的语言和丰富的内蕴传承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所蕴含的道德思想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的积极因素《。弟子规》中孝悌谨信、博爱亲仁等道德思想对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具有极大的启迪和借鉴意义。我们在德育工作中要汲取《弟子规》的传统德育智慧，使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来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作者:王淑芬 单位:河北工程技术高等专科学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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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道家思想； 启示； CI设计

道家思想的哲学观点认为社会只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客体，所以生存在其中的人们，应有其独立存在的自由性，且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基本上道家哲学就是不否定儒家思想的社会理想，但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的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这种定位恰到好处的体现出了客户对企业的需求、员工对企业的需求、社会对企业的需求，同时指出了道家思想对现代企业CI设计的要求和启示。

一、 现有企业CI进行现状

CI作为一种系统的名牌商标动作战略，是企业形象对外宣传的根本。企业经营理念和行为规程两大系统，是经过了大量调查、精心研究而制定的，是指导整个企业运行的统一行为准则，同时也是一种企业的发展一种必然的规则。这种准则与规则，是通过一系列的行为操作，广泛的向社会公众传达，以便在公众中建立良好的名牌商标形象，从这层意义上看，CI就是一种战略，同样也是一门哲学、一种对于“道”的考量。

1.1现有企业CI的现状和不足

现代企业面对告诉发展的社会，日新月异的生活和意识形态，以及不断的市场竞争形势，其标志形态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就表明许多老牌企业，有必要对现有企业标志形象进行检讨和改进，在保留旧有企业传统形象的基础上，采取更为清新简洁、明晰易记的设计形式，这样能使企业的标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通常，企业CI形象的更新以十年为一期，它代表着企业求新求变、勇于创造、追求卓越的精神，避免企业的日益僵化，陈腐过时的形象。

1.2客户对于企业CI的要求调查

企业服务承诺即客户的需要转化为客户的满意是有一个过程来实现的，客户的要求是在与客户的交流和沟通中确定的。客户的需要和与其的愿望是顾客认为将会从产品中得到的东西。企业在识别这些需要和愿望，并利用明确的，达成一致的服务标准，将他们转化为产品和服务的规划，以确保每个产品满足或超越客户的要求。一个完整的客户服务管理过程应该包括有：1.获取客户信息，识别客户；2.管理客户沟通，了解需要和期望；3.企业要明确掌握客户对于产品的满意度；4.研究顾客需求，确定顾客服务湛蓝，做到服务面向所有客户；5.分析现有不足，实施服务改进；6.留住，造就老客户，加强对老客户我服务质量。现有的一些老牌企业和新兴企业没有掌握到客户的这些需求，造成了对于企业CI支出的一种浪费。

二、 道家思想对于现代企业CI设计的启示

2.1道家思想的启示

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重视人性的自由与解放。一方面是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这就表明了企业要不断增强自身实力，不断改进企业产品，同时增强员工素质，创新企业理念，改革现有制度中的不足。另一方面是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后者提出了“谦”、“弱”、“柔”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这就要求企业来寻找企业效益、员工需要、客户需求的平衡点，达到让客户满意，让员工满意，这样才能达到使企业效益让企业满意的最终结果。

2.2企业融入道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道家思想是从维护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在经济理论、社会实践方面创立了“人本”的思想观点，主张通过维护每个人的个人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繁荣，这跟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私有制度有所不一样，道家的观点是以私有来促公有。道家主张不损害个人利益，也不能侵犯个人利益，只要每一个人的利益得到应有保障，每一个人的个人利益不受到侵犯，甚至包括自然界的动物植物的利益不受侵犯，把不受侵犯的个人利益加在一起就是社会的利益得到保障，只有每个人的利益得到了保护，整个企业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道家的这种思想对于今天的企业CI设计中人与人的交流，企业与人的交流，人与企业的交流之间的关系都起到了卓越的作用。

2.3企业CI的革新和启示

企业CI设计的难点是如何准确地把形象概念转化为视觉形象和认知形象，而不是简单的象什么或代表什么。即要有新颖独特的创意，表现企业个性特征，还要用人性化的企业理念表达出来。优秀的企业CI的设计，应该考虑注入企业深刻的思想与理念内涵，方能传达出鲜明独特优良企业形象，达成差异化战略之目的。企业的CI设计理念也都朝着一个共同方向发展，即要求简洁、共识，同时讲求造型美观、大方、人性化和具有个性和符合客户的需求。

三、 结语

现代社会发展极为迅速，现代企业要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及经济需求，则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古代先贤的思想中不断汲取精华，加以应用。所以说企业CI不断革新和以人为本，符合客户需求，才能不被时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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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 人本管理

一、引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国人纷纷引进美国管理理论时，日本却在向中国学习。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儒家精神在现阶段企业实践中所起到的作用得到了中西方管理界的肯定。认为其中所蕴含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观点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的解决企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东西方的管理思想文化的相融，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特色管理思想的凝聚和管理实践的成长，也能够为世界多元化文化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二、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可能性

儒家思想的立足点---伦理道德诉求。企业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隐性管理方式，是一种软管理。它是由领导层倡导，上下共同认同和遵守并不断革新的一套行为方式，并渗透于企业各个领域。对企业文化构建简单的理解，就是创立一种适合企业发展的理念来管理企业。因而儒家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中庸和谐、诚信”等特质在企业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具有很强的引导作用及现实意义。

现阶段企业违反伦理道德事件频频发生，我们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更应该反思，到底企业的问题出现在哪里。面对社会上对企业伦理道德的诸多质疑，我国的传统文化更应当适时的发挥积极作用，直面实际问题，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涩泽荣一先生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要来提高商人的道德，使商人明白“取之有道”的道理；要让其他人知道“求利”并不违背“道德”，尽可以放手追求“阳光下的利益”。实践表明，儒家思想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的价值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只要创我们更够造性的理解运用，就能够构建出符合国情并具有强大生命力企业文化。

儒家思想是企业和谐发展的原动力。“和谐”是不同事物之间相辅相成、互利互惠、可持续发展的关系。是构成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包含着许多关于“和谐”的思想观念，内容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而不同的价值观，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等等。当今时生了剧烈的变化，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的危机，即文化观念的偏差导致人与自然、社会、自我三种关系失调所造成的危机。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倡导的“和而不同，统一共存”的处世哲学，弥合了人与自然、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不仅展现了中国人温柔敦厚的情感世界，更能够很好的指导管理实践，帮组企业走出道德困境，

三、应用儒家思想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必要性

发扬儒家“以人为本”的道德观念。儒家为代表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充分强调重视人，主张“以民为本”，这与现代管理理念中的人本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任何一种管理方式归结到一点，就是对人的管理。然而面对当今激烈的竞争环境，人往往将利益放在首位，在处理问题时较多的持功利主义态度，缺乏对道德观念的反思，导致企业做出违背伦理道德的事件。“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可以消除企业家的功利心态，净化心灵，这样有助于解决现代企业面临的诸多实际问题，使人们的道德观念得到提升和强化，从根本上来解决社会诸多矛盾。

西方管理观念，忽视了对道德观念的引导，片面的强调企业经营中的非道德性（法律）的约束，把目标、战略、结构、制度等要素作为企业日常考核的重要指标，追求利润最大化，忽视了对人的“柔性管理”。与之相比，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强调人的价值及作用，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关怀。这是儒家思想的魅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诚信立商”、追求“阳光利益”。“诚，信也”，“信，诚也”。“诚”更多地指“内诚于心”，“信”则侧重于“外信于人”。“诚”与“信”组合，就形成了一个内外兼备，具有丰富内涵的词汇，即诚实无欺，讲求信用。千百年来，诚信被中华民族视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修养。我们常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是立人之本、齐家之道、经商之魂、心灵良药。

在企业管理领域，诚信就是指商业信誉或企业信誉，这对于任何企业而言都是立业的根本，生存之道，是企业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部分。“诚信立商”要求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中要做到信守承诺，先义后利，童叟无欺。只有这样做企业才会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企业才会得以长久的发展。如果只顾眼前利益弄虚作假，隐瞒欺诈，这样的企业也终究是昙花一现，甚至会受到法律的惩治。诚信更是各种商业活动的最佳竞争手段，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是企业真正的名片

四、儒家思想构建企业文化的未来走向

东西方管理观念的融合。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的启发管理思想。中国的管理重“道”，“道”虽然微妙，但却简单异行，容易实践操作。再辅助于“仁”的思想，最终形成一种理想的“自动管理境界”，这也是我们五千年封建统治得以存在的原因之一。是一种以“虚”控“实”的管理理念，是对人们思想根源的掌控。西方的思想重“知”重“理”，充分强调要有严谨的组织构架，再辅助以严格的组织制度等实用的管理措施，强调合理性、可操作行，最终达到实现组织目标的目的，是一种“实用”的管理理念。东西方文化各有特点，管理方式也各不相同，我们可以采取这种具有东西方特色的“虚实结合”的管理理念，既注重对精神层面的掌控，又要辅助以严谨的管理制度。

推进实现“大同文化”。管理既具有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因为管理本无国界。从普遍的角度看他适用于各个国家、企业。从特殊的角度来说，不同国家，企业也会根据自身特点打造更符合现实规律的管理方式。我们所倡导的大同文化，准确的理解是“同中求异、异中求同”。我们常说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儒学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这就要求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儒家的中庸之道很好的调和了这些关系。名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才是名族的，两者相辅相成，不可能完全一致或绝不相同。任何一个国家、或是民族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民族文化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更多的应将目光转移到对本土文化的从分考量上，从中挖掘可以贡献于人类社会的文化资源，并与时代相结合，创造性的解决问题。中国文化作为世界诸多文化的一种，我们应该清醒地给它一个适当的定位。必须在充分挖掘其自身文化内涵的基础上与世界文化接轨，不断的调整与创新，使儒家文化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这也是任何文明存续与发展的必经之路。

五、结论

现在中国企业管理者经常会走入一个误区，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坚信只要引进了目前管理领域先进的管理理念，或请到了国外某些知名的职业经理人，企业就等于是进了保险箱，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熟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论证的。流行和适合并不是永远匹配，这对同穿衣服一样，如果搭配不当，就会状况不连连，甚至会丑态百出。我们说一种管理理念的成功，绝不仅仅在于其理念的先进本身，还要看企业所处的具体环境。而这种环境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不稳定的，是动态变化着的，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管理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关系。我们在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理念的同时，必须与本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必须清醒的认识到，儒学的许多思想已经深深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每一个中国企业的血脉中，也早已融入了我们民族的道德准则、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我们在借鉴国外管理理念时就不能够完全的拿来主义、照搬照抄，应该更注重借鉴其原理。就是说要对管理普遍性准确把握的同时还要结合管理的特殊性，应用在我们的具体管理情景中。立足于儒家所倡导的最基本价值观，进行融合，使其更具有操作性、可接受性。

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结合还要注意找准发力点，不能拿来主义，要掌握好方法并用中国人习惯的方式巧妙的表述出来。注重将儒家思想精髓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并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在各职能部门进行系统规范和指导，在企业内部至上而下的形成浓厚的儒家文化氛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不仅需要企业领导者积极倡导，以身作则，更需要全体员工共同努力和遵守，另外还要注意与激励手段相结合，形成长效机制，只有这样儒家思想在企业文化的构建中才能真正的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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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历经千年风雨的洗礼和无数先哲的传承、积淀，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一种重要精神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本文站在现代化角度，对儒家文化尤其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展开现代化调适和创新，将其结构要素置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关键词：儒家经济伦理 调适 创新

问题的提出

儒家经济伦理作为中华伦理中关于经济方面的主体构成，本身熔铸了几十代人的思维和实践成果，它作为整个儒学文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及其在历史的发展和发展的历史中积淀起了既稳定强固又灵活变通、既自成一家又博采众家之长的特质，形成了既内在又超越、尊德性而道学问、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独特风格。就其基本态势或性能而言，它既充满着历史的相对性和局限性，又具有相对的永恒性和全民性；既有同封建主义道德相贯通的一面，亦有超越封建主义道德的一面。就其后者而言，也许可以说它包含着一些当代的普遍化的伦理智慧和道德精神。

实际上儒家经济伦理总是处在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自我超越和升华之中，因为儒家文化体系本身也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的体系，它是变通的、而不是凝固不变的，它在保持其基本特质的同时，又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变化与转换。因此，它能较好地适应社会实践和理论思潮的挑战而进行一定程度的自我调整与更新。所以，只要我们结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根据儒家思想的特点，加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科学处理好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就能使其适应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儒家经济伦理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关系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与现代市场经济伦理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由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层面组成。一是在历史上是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历史评价问题；二是它现在能否起着积极有益作用，此多是现实需要问题。两者有关联但不是一回事。之所以说有联系因为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对现在仍有影响；之所以说不是一回事因为事物本身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经过适应现实需要的改造批判和转向。历史上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仍保持着它原来的本色，而今天的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经过现实的批判改造和转向，其功能的发挥已判若两物。所以，必须从批判改造和转向这一视角重新审视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对现代市场经济伦理所起的作用。

所谓儒家思想的现代经济作用问题，既不是原来儒家思想的复归，成为现代经济的主导思想，也不是仅囿于过去，完全抛弃和否认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作用；而是一个批判诠释的创化过程，其真谛是站在现代化高度，以现代化为视角，按现代化需要，用现代化手段，批判扬弃其不合现代化要求的陈腐部分；另一方面，挖掘发展其合乎现代化要求的精华部分。

归根到底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接轨吻合。它是一个双向运动：一是诠释使之适应现代社会，是历史走向现代社会，传统是主动的；二是按照现代化要求去重塑造历史事物，是现代与历史的构合，传统是被动的。两者运作方向相反实质是一回事，其运作标准和价值取向都是现代化，其原型根据是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其诱发机制都是改造批判，其根本旨要是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当然 ，儒家经济伦理思想确实存在着有利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思想素质，因为它在构成传统文化主导方面、塑造民族心理沉淀层面、铺陈历史涵盖层面等都曾起着和现代仍然拥有更多的牵动性、更直接的认同性、更宽泛的普适性，具有内在形上层面的超越性，正是在这种内在的形上超越性指导下，儒家更积极关注和切入现实社会经济活动，注意研究经济和伦理的关系。

儒家最早认识到经济和伦理矛盾相悖现象，对社会经济活动始终倾注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所谓终极关怀作为一种意识感受，说到底是“把某种神圣作为生活的真谛”，作为生活真谛的神圣常常是人们最高追求和理想，“神圣的本意，具有分割、限制之意”，它来自拉丁语；神圣“最初用来指不同于常规的东西与超出民众规范的东西”， 它是人们感受的极限，有充分的完美性、圆善性。儒家希望在终极关怀指导下进行经济行动，对经济活动引起伦理变化有所焦虑。就理论原型的内蕴素材而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更有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伦理重要思想源泉的内在条件，无论是历史的还是逻辑的。

儒家经济伦理的现代性调适与创新

为适应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儒家经济伦理作为儒家文化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整个儒家文化体系正处在一个自我调试与创新时期，以期待作为市场经济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保驾护航。调适、改造与创新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分清精华与糟粕，把精华部分继承下来加以弘扬就算完事，而是在继承优秀遗产的基础上，赋予其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其中改造的方面主要是应该根据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通过市场经济建设实践，将儒家经济伦理中有可能适应市场经济伦理建构的部分，升华为市场经济伦理的构成因素。

如对儒家“诚信”的重新认识，可以使其成为市场经济职业伦理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诚实守信自古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文化追求的理想人格。在中国传统道德中，“信”是五常之一，“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诚”具有最高的道德境界。诚信是儒家的道德追求。孔子主张做人要诚信无欺，把“信”作为人的立身之本，将其看成社会关系中一种最起码的道德原则。儒家认为，人无信不立。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不讲信用，在世上就会寸步难行，讲究诚信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做人道理。

在经济领域，《孔子家语・相鲁》曾有“贾羊豚者不加饰” 语，意思是从事商业经营活动的人员不售假货劣货，不违反职业道德。儒家所以反对经销人员做假，从道德价值的评判上说，就是因为它违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诚”德。儒家的“信”，本义就是“诚实不欺”。由此来看，诚信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诚信本身不讲功利，甚至超越功利，但它和功利又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就是诚信的双重性，即诚信的本质是利他的；反过来，在利他的同时又利己，"有德则有财"。从儒家诚信观念中汲取合理的营养成分，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职业道德建设和惩治造假售假的丑恶现象是有益的。

创新方面是指对儒家经济伦理要赋予时代和发展要求的新内容和新思想。当然，传统伦理文化的创新，在基本理念的确立上，不是以挽救道德理想主义、恢复伦理中心为取向的，也不是为求新而求新，将传统伦理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就是创造转化，更不是对传统伦理结构要素加以再排列、再组合，重建其伦理的结构性机制，重造其伦理理念的权威导向。而是将原结构打散，进行要素分解，当弃则弃，当改则改；并以市场经济为现实动力，以服从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以确认世俗权利的基础上追求崇高为模式，以道德与社会各要素（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的健康互动为社会根基。这样，将原结构要素置于现时代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之下，传统伦理理念将在现代市场经济伦理的统帅下，各创现代经济伦理、政治伦理，各建现代个体道德与公共道德。使传统伦理经现代辩证理性的光照，重放现代光彩。

（一）创新要在概念、范畴和命题上赋予新的思想内容

如义与利；个人与群体。传统的儒家伦理导向是重义轻利、轻个人重群体。但如今，市场经济必然导致追求物质利益、注重实际功效的功利主义，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必然要求在个人与群体的利益中寻求新的平衡。肯定、鼓励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以正当手段的自获性，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用法律、规章等形式规定下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伦理建设的基础。

（二）要赋予儒家经济伦理新的思想理论

可以将儒家传统伦理的良心论，用来培养当今市场经济“道德的经济人”， 即在富有道德心、愿意共同合作、关注他人与社会的基础上，求取合理合法满足个人利益的人提供思想资源。市场经济在其理想目标上，是将人塑造成生活丰裕、精神健全的完整的人，它内在地需要人的理性观念和伦理觉醒。“良心”，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据与象征，即是个人合理行为的道德基础之一，又是关注他人与社会公义的原初动力之一。如果在市场经济驱动下从个人利益的基点迈向社会公义的目标之途中，获得人的“良心”的支持，那么建立起“个人－社会”的稳定趋向关系之桥就多了一种辅助资源。

（三）建立并健全规范、开放的制度伦理

所谓制度伦理，就是着重从制度方面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它通过制定、完善并执行各种符合伦理要求的规则、准则、戒律等来规范、约束道德实践主体的行为和方向。社会规范伦理是通过某种公平合理的选择形成制度性的道德体系。而制度性道德体系是客观的社会存在，它不会为道德实践主体的个人偏好所左右，而且是对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追求起着规范、制约和矫正的作用，从而把他们纳入统一的社会秩序之中。儒家提倡的一些经济伦理思想也只有在规范的制度条件下才可能实现。如“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群体至上”和“互助合作”等伦理思想，在缺乏规范、放任自流的制度伦理条件下是不会发生什么作用的。相反，在规范的制度伦理条件下，儒家所提倡的那些经济伦理思想不仅可以融会于现行制度伦理中，而且这种思想的发扬将可以激发主体能动精神，大大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四）契合时代主流，做到与时俱进

为了使儒家伦理更好地与中国当代市场经济的进程相结合，不断使其更换新鲜的血液，以焕发出新的活力来适应时展的需要。必须与时展的主流相契合，做到与时俱进。在中国农业文明时期（或封建社会时期），政治是时代的主题，儒家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就是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就是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那些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

而在中国工业文明时期（或者市场经济时期），以及在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过程中，经济也就成了时代的主题，这样儒家伦理“治国平天下”的主要内容也就应该发生相应的变化，即由原来的政治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变为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把能否取得政治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也就变成为能否取得经济上的成就看成是“治国平天下”的核心内容了，经济意义上的“治国平天下”也被视为当时的最高价值了；同样而服务于“政治本位”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应该变成服务于“市场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为主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也同样相应地表现在要求人们恪守与市场经济相应的儒家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所以，必须将儒家伦理中服务于封建等级的道德理想和规范变革为服务于市场契约的道德理想和规范。这样，儒家经济伦理也就契合了时代的主流，做到了与时俱进，那么，儒家经济论理也就变成了时代的新儒家，将以崭新的内容和浓厚的现代气息成为未来时代伦理精神的重要内容，为中华民族提供奔向更高文明目标的精神动力。

总之，儒家经济伦理只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经济伦理建构需要，通过改造与创新，才能有发展前途，才能以自己的特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市场经济激烈竞争中，为振兴中华民族、造福人类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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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乐贤.孔子家语[M].燕山出版社，1995

篇6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封建皇权统治的政治基础上与儒学伦理思想的思想基础上的。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建立在法制与神权的政治基础上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的思想基础上的。通过中西方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古代在思维方式上，特别是在理论思维、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上以及人性意识方面有着明显的分异，而这就是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之所以没有形成较完备理论体系的重要原因。面对这一尴尬，我们必须努力运用现代经济研究方法，不断创新思维，把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诉诸于当代中国现实载体中，加快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的现代转换。

一、引言

人类对财富的认识源于对自然与社会的实践。然而，囿于社会历史背景、经济方式、文化背景的差异，人们在认识财富、创造财富的实践中也会形成不同特质的财富思想。中西方古代都有丰富的财富思想。“人们普遍有一种感觉，中国古典经济思想越是往前追溯其成就就越明显。很多在先秦出现的经济思想，后世竟未予以发扬广大。而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却“得以发展为学说体系”，并成为西方近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体系的重要先导。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在经济思想中都包含很浓的伦理因素，但是各自的后继者却走出两条不同特色的道路。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中的伦理观与政治思想紧密结合，并最终成为政治伦理思想的附属物，从而枯萎了其学理内涵。西方学者把古希腊的财富伦理思想在经济板块中不断加以充实，超越了单纯的人性善恶与义利之辩，形成了“以价值判断为主轴”的一种规范研究方法，丰富了财富思想中的学理成分。财富观念与财富思想作为人类经济活动的产物，它必然具有历史继承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完整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没有在中国形成而在西方形成，这与经济思想(当然包含财富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有一定关系。所以，我们从“伦理财富观”与“学理财富观”上来定位中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特质是有道理的。这个定位是依据它们形成的历史背景基础上构建起来的。

一、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中国古代关于财富等经济思想肇始于奴隶制时代，但“中国奴隶制时代的经济思想材料较少、较零散，而且表现的不够明确”。因此，中国古代财富思想主要反映在封建时代。在从先秦到清朝二千年左右的历史时代中，中国古代财富思想绵延流长，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本位，以适应中国封建政治统治为要求的伦理财富思想。

(一)封建皇权统治是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从经济的角度论证了封建皇权统治的合理性。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获取财富的正义性和使用财富的正当性，以义利观为标准来看待财富。在孔子看来，义处在社会价值体系中本体论的地位，它是一种具有独立自主价值的存在，无需在道德之外去寻找其他存在的依据。“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此。”(《论语·里仁》)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义作为人的内在道德需要，在与其他需要(如利的需要)相比较中，被孔子视为一种根本性的需要或第一性需要，具有被优先考量的地位，这就是“义以为上”(《论语·阳货》)、“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与义相比，利的需要是第二性的。所以，在伦理财富思想的视野中，当社会矛盾尖锐时，要以义为重，反对利大于义;要以社会的大义为重，反对个人利益大于社会利益。这种伦理财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阶级矛盾。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推崇重农抑商政策和伦理至上主义，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与经济的发展。在伦理财富观那里，道德与经济始终头足倒置，在它看来，经济活动的最高价值不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而是实现社会道德的完善与和谐。这种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伦理财富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推进社会变革的经济力量的产生和壮大，有力维护了封建皇权统治。另外，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强调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要尊崇诚实守信的交换原则、先公后私、博施济众的分配原则和节俭爱物的消费原则。这种主张有利于防止财富悬殊分化，对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消除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维护社会稳定都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从而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儒学伦理思想是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伦理财富观的产生、盛行与中国封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有着紧密的关联。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由于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伦理理念对维护社会稳定、缓和阶级矛盾有着重要的作用，而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接受，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主导的正统思想。儒家思想以重伦理、尚道德为核心内容，并把其所倡导的伦理道德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中，从而成为影响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主导力量。由此可见，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思想与财富思想不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一是儒家思想把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人性论纳入到对财富的认知中。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不仅要具有从事生产劳动的能力，还要具有道德伦理与善性，人是国家的第一要素，而人的善性与道德伦理又是影响社会经济活动与财富创造活动的重要因素。儒家伦理思想还把人性与社会经济管理活动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儒家以人为本的经济管理模式。在对财富的价值目标上面，儒家伦理思想认为，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有利于实现国富与民富，更有利于实现国家整体经济利益与个人人格完善。二是儒家思想把其义利观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学义利观认为义重于利，义大于利，义先于利，反对谈物质利益，专注于礼义与仁政。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以及《盐铁论》中的“抑末利而开仁义”、“以礼义防民欲”(《盐铁论·本议》)反映的就是这种思想。在儒学义利观的影响下，儒学伦理思想与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形成了以伦理本位为主导的独特的结合形式，即伦理财富思想。三是儒家思想把其政治伦理观念渗透到经济活动中。儒家伦理思想的政治目标是经国济民。所以，在儒家思想的视野里，伦理道德不仅是政治的基本原则，也是经济的基本原则。在封建政治体制中，君与民的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最基本形式，儒家思想认为，君主在治理国家的时候要做到“民为邦本”，要惠民、爱民、恤民，这就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轴心—民本思想。以“民为邦本”为核心内容的民本思想不仅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代政治统治模式，也反映了中国古展社会经济的根本措施，这种措施就是儒家政治伦理在经济上的延伸与运用。

二、学理财富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在西方，通常把奴隶制时代称为‘古代’，而把封建时代称为‘中世纪’;在中国，人们习惯地把1840年以前的历史时代称为古代。但如果从经济学以一门独立学科形态出现的时代来看，很显然，亚当·斯密之前的财富思想和经济思想都不能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思想。所以，从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化上看，研究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可以把西方的封建时代—中世纪作为研究的对象和内容。在此意义上，我们研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时空范围就扩展了很多。西方的古代，尤其是古希腊人在财富等经济问题上提出了许多天才的见解，这些见解“历史地成为现代科学的理论的出发点。正是基于西方古代经济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这么说，西方古代的财富思想已经具备了初级的“科学”理论因子了，而这与其财富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

(一)法制与神权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政治基础

西方古代与中世纪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时代，但这两个时代都没有阻止思想家们对财富思想的较填密地思考。西方古代思想家们形成的财富思想，与古代希腊、古代罗马的政治体制特点、民主理念的蕴育有着紧密的关联;而中世纪的思想家们所形成的财富思想与神权统治下的人性“呐喊”也不无有关系。

古希腊奴隶城邦制度的形成、发展为农业、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希腊城邦往往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可以自由独立地进行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在奴隶制城邦中，有大量的自由民和奴隶，自由民是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所有者，而奴隶劳动则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活动中主要的劳动力来源，也是希腊经济能够进人极盛时期的重要原因。可见，奴隶城邦制度为古希腊经济的繁荣与财富生产活动提供了政治空间。同样，古罗马奴隶制政治体制中统一的行政系统与罗马法律也促进了古罗马奴隶制经济的繁荣。当然，西方古代财富思想的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的繁荣和财富增长，还与古希腊、古罗马所倡导的民主理念密切相关。民主一词最早来源于希腊文，意思是人民的政权、人民自主的管理。古代西方在财富等经济活动中形成的较为系统的经济思想与民主理念的内在精神是一致的。其一，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品性—经济自由。民主与法制反映在经济活动中，就是要求实行经济自由。“希腊的贸易基本上是自由的，国家没有什么限制，但个别商品除外。同样，罗马法中规定，“商品所有者彼此以平等的身份进行交易，要求商品有平等的价值标准和统一的等价物，同时它要求人们享有各种交易自由，不受束缚。可见，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是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它必然承袭经济自由的品性。其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家的身份—非政治性。从色诺芬到亚里斯多德，从贾图到奥古斯丁，从阿奎拉到休漠，大部分经济思想家的身份都不是依附于政治权势的政治家或官吏。这就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可以以自由的精神状态来探究财富活动，从而形成较为系统的科学的财富理论。其三，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内容与主旨—财富增殖。色诺芬认为，庄园经济的管理应“能够继续支付一切开支，并获有盈余使财产不断增加”。古希腊其他思想家还论证了分工可以增加财富数量，提高产品质量等。

西罗马帝国的灭亡，标志着欧洲中世纪的开始。这是一个压制人性的时代，也是一个贬斥私有财产的时代。基督教虽然鞭挞私有财产，但却规定财产公有只是适用于从事完善事业的神职人员，不难看出，这种财富思想是为了巩固基督教神权统治的。但关键的一点，基督教是如何将美好的憧憬引人到人们的头脑中的呢?这是一个难以解释的问题，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的主体性力量是人的本能冲动、理性思考和某种精神信仰交互作用的产物，其中理性思考是居于主导地位。就连中世纪基督教信仰的建立也得依靠理性思维的神学论证。想必，在那个依靠“理性”的神学论证建立起来的基督教的时代，经济思想家们对财富理论的论证又怎敢不理性、不科学呢?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世纪时代的财富思想也是充满理性思考的，这与基督教神学理性并不相悖。

(二)民主理念与宗教文化是学理财富观形成的思想基础

诚如上述所言，一个时代的经济特征除了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外，还要受到当时社会主流思想意识的影响。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也必然受到当时的民主理念、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不管怎样，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比较而言，西方古代财富思想更具有整体性和全面性。这个观点已经得到当前经济学界的普遍认同。其缘由在哪?笔者认为，民主与法制的理念给了经济思想家们开放的视野和科学研究的运行规则，自由的思想与法制的约束更开阔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这必然为深入研究财富问题提供了可能的对象与载体。基督教宗教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了经济思想家们以理性的思考，另一方面，基督教对人性的压制更加促使了人们对人性的呼唤、对人本主义的探索、对理性的追求，这种结果势必会给财富的科学研究带来新的精神动力。

三、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比较中的启示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可谓博大精深，但遗憾的是没有发扬光大，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也很难寻找踪迹;而西方古代学理财富思想却能不断传承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先导，这个问题不得不让我们深刻思考。伦理财富思想与学理财富思想深刻反映了人们在财富认识方面的思维方式与人性意识的不同。

(一)思维方式

其一，理论思维。这种思维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的科学活动有一个完整的体系或者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框架，无论体系还是框架都是以几个最为一般的原理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以此为源头，古希腊人通过演绎方法将知识具体化，取得知识，走出一条推演的路，而不是发现或想象这条路，因而贯穿推演道路始终的基本上是理论形式。这种思维一旦运用到财富活动中，易于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而中国古代财富思想就恰恰缺少这种思维。所以，学者吾淳就认为:“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似乎显得四分五裂、支离破碎。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的科技活动没有像希腊那样被高度理论化。因此，中国的知识体系便没有可以贯穿始终的‘线索’，……它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取得高水平的理论体系，也难以取得与高水平的理论体系相配套的高水平的推理方法。所以，我们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古罗马的经济思想得以发展成为学说体系。

其二，逻辑思维。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缺乏逻辑思维。许悼云认为:“中国的数学发展就好像是为了作实际的四则杂题一样发展起来的，并不是为了抽象的思考而发展的，这与古代希腊的数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古代的思维倾向于直观性和模糊性，所以，逻辑思维在中国古代“一直发展缓慢，始终没有建立起西方那样的公理化、形式化的逻辑推理体系”。缺乏逻辑思维对经济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没有能够成为完备理论体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其三，创造性思维。中国古代重视“天人合一”，“它是一种封闭的思维，不重视与外部交流，缺乏革新性。日本的学者也指出:“缺乏个人的创造性，没有将知识推向进一步充实和独立的发展，这是东方精神所特有的一种束缚性的必然结果。与中国古代相比较而言，古代希腊、罗马人更具有竞争意识和创新精神，这一点在古希腊城邦经济的独立性方面可以有所窥见。

(二)人性意识

古希腊、罗马时代有很强的公民意识。这种公民意识，可以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后来私有意识超越了公民意识，西方社会转向了以私有为本位。私本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醒了人性意识，激发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而人文主义就是西方古代经济思想能够发展成为体系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中国古代官本位思想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渗透到经济中。自秦王朝开始，“士志于道”的观念“变得高度的政治化了”。从汉武帝后，中国的士大夫很少没有“恒产”的。随着士大夫官僚制度的成长，士大夫的实力也不断增强，他们既拥有借政府之名的社会统治权，又拥有跟地主一样的财产权。长期以来的官本位思想，极度的压制了人性意识，致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自先秦以后，就呈现出一个精华递减的走势，最终没有走上“复兴”的道路。

(三)现代转换

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虽然没有形成完备的科学体系，但其蕴含的精华在今天的经济活动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如何体现这个意义，把意义转化为现实，需要我们认真地做如下四个方面的思考。

一是要积极整理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理性部分，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使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形成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同时，要积极把中国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精华纳人到当代中国经济学学科基础理论之中。

二是要积极关注古代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并把伦理财富思想纳人到中国当代经济理论与实践中，同时，要积极将伦理财富思想中的正义与道德价值渗透到当代中国社会的经济伦理观念中，使之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内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

篇7

论文摘要:“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在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方面都有所体现。在古代，这一思想体系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关于“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每一个民族和国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都会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伦理思想与文化传统。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以其独特的辩证思维和哲理智慧创造了博大精深的伦理思想文化。其中，追求和倡导“和谐”便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毋庸置疑，对于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内容并且一直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来说，无论是从它所阐述的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抑或是从它所追求的个人内在修养，还是从它所倡导的人际交往伦理上来看，都无不渗透着“和谐”思想。因而，“和谐”的人文情怀和伦理追求成为儒家伦理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古代，这一伦理思想对于培育和塑造中华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今天，儒家伦理思想的这种追求和实现“和谐”的伦理意蕴对于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价值。

    儒家伦理所蕴含的和谐思想可以从4个方面来审视，即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

一、人与人的和谐

    人与人的和谐即是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和谐。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日常生活交往中的和谐无疑是儒家伦理思想最重要的方面。儒家伦理思想的智慧首先在于它把人看作是处于社会联系中的人，从人与人的不同中求同，从对立中求统一。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准则。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也是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儒家文化重视建立融通的人际交往及和谐的人际关系，提倡成己及人、宽和处世等贵和尚中的和谐友爱精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自己哲学的核心范畴，“‘仁’学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也是他的伦理学说的根本。在《论语》中，谈到‘仁’的有58章，‘仁’字出现105个”。“仁”的本意就是指人与人之的相互关系，因而儒家的“仁学”就是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学说。儒家把“仁”解释为“爱人”，孟子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阐明了对他人的关爱与尊重的意义，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人际和谐。对于以“仁”为核心处理人际关系，孔子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条是“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最基本的要求，即是说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强加于人，更不能把不希望加之于自己的要求加之于别人;另一条是“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要求，即是说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要求发挥人的善性，要“善群”、“利群”、“乐群”，也就是要成己及人。从“忠恕之道”出发，儒家伦理思想又进一步提出了需要协调的5种人际关系，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等，即所谓“五伦”，强调要以仁、义、礼、智、信、宽、勇、忠、恕、孝等伦理规范来实现人际关系和谐。儒家正是以“忠恕”之道为途径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从而实现人际和谐的。

    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是社会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交往会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更加重要，要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必须借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然而，在现代社会，伴随着人们个性化意识的觉醒和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趋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显现出冷漠和淡化的境况。人际关系的冷漠、甚至某种程度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展，破坏了自身存在的人际交往生态，破坏了社会的和谐。而儒家强调“和”、“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成己及人的思想，倡导仁爱、谅解和宽容，这对于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形成良性互动的和谐人际关系、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非常有益。因此，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宝贵财富，这些思想并不因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而失去生命力和合理性，其内涵与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所追求的新型人际关系有着一致之处。

    二、人与社会的和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是社会活动的实践者，因而在“人和”基础上形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儒家伦理思想认为人是一种“群”的存在，个人总是生活在群体之中，个人的命运与群体息息相关，只有群体才能够保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也只有把个体融入群体之中，才能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正是基于此，许多学者曾指出，儒家伦理思想实质上是一种社会本位的整体或群体主义思想。

    从一定意义上看，公平正义构成个体与社会间关系的核心价值。如何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则是保持人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儒家关于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思想，主旨就是在“民为邦本”的基础上形成“公平正义”的社会结构与体制，其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儒家伦理思想认为社会和谐的前提是实现政治和谐，即统治者要创造一个公平正义的政治环境。儒家认为社会的稳定运行，在于统治者实行“王道”，即“保民而王”，行王道的核心在实施“仁政”。“仁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德政”，即“修德为政”和“以德治国”，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汉代贾谊则认为:“故君能为善，则吏必能为善矣。吏能为善，则民必能为善矣。故民之不善也，失之者吏也;故民之善者，吏之功也。故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故吏之善者，君之功也。”二是以民为本，即“民为邦本”的重民尊民亲民爱民思想。如荀子认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孟子进一步指出:“民为贵，社租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仁政”的这两方面思想是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儒家伦理思想将社会利益和谐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内容，核心在于“均贫富”。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意思就是必须让百姓拥有固定的收入才能使社会变得稳定和谐。在财富分配方面，儒家强调“均”。孔子说:“有国有家者，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儒家反对“富者地连吁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两极分化现象，认为这是社会动荡的根源;社会公平正义的主要表现是社会“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即生产活动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社会生活要老有所终、皆有所养。这是一幅人无后顾之忧、安居乐业的和谐社会生活图景。

    儒家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实现人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伦理思想，把构建和睦和谐的人与社会关系、公平正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作为社会协调的价值尺度。这些思想，对构建和谐社会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当然，在借鉴的同时，仍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的历史局限性，其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封建性的因素，比如强调统治者对人民大众施行“仁政”，这仍然是站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的。现代民主社会在吸收儒家这方面的思想时，应当进行现代转换，使其融入符合时展要求的现代价值观。比如公民权利义务观、政府的服务意识。因为在现代社会，政府、官员与公民不是臣与民、官与民的关系，而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要为公民利益服务，而公民也应该为社会尽责。

三、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认为人生活在天、地之间，因而天、地、人之间就存在着相生相克的关系，并由此提出了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思想的和谐生态伦理思想。

    首先，儒家关于天、地、人之间辩证关系的观点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朴素认识。例如，儒家关于“天地生万物”及“仁民爱物”、“物我相亲”的观点就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儒家在强调自然对人类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人也可以利用自然、影响自然。孟子就认为:“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署不入口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意思是，人只要充分地利用自然条件，做到与自然和谐相处，人类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可见，人与自然的和谐是社会和谐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是通往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其次，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天人合一”是其重要的一个命题。儒家早期的思想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概念，但不能说他们没有这种思想。张岱年先生就认为:“孟子没有直接提出‘天人合一’观念，但他的‘性夭同一’的观点是宋明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主要渊源。”董仲舒认为:“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张载则明确提出:“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朱熹也认为:“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于天地，即生此人，则又在天矣。”王阳明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虽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内涵和旨意上远远超过人与自然的关系范畴而指向人与世界关系的精神层面，但它本身所蕴涵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追求却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构成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

    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绝对人类中心论、相对人类中心论等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到动物解放一权利论、生物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不断转换。虽然这其中也出现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统一关系的论证和认识，但却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或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某种倾向，总是逃脱不了人与自然、人与世界关系的对立认识。在近代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中，受其影响，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思想都影响着人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

    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儒家人文精神中“天时、地利、人和”、“天人合一”以及民胞物与、尽物之性的生态伦理观念里所闪现出的哲理与智慧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廓清思维的烛照之光。它不仅有助于消解西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中的二元对立思想，而且还为我们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世界的和谐统一提供了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实践方法。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伦理思想给予我们的启示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最基本的关系。一方面，人是具有主体精神的，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去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在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不能违背自然固有的发展规律，应该注意保护和尊重自然，最终就可以做到“天人合德”、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必须摒弃那种将人与自然绝然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辩证思维，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

四、人自身的和谐

    注重修身在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儒家伦理思想非常重视人的身心和谐与个体的人格完善，并把它作为实现社会、人、自然三者和谐统一的基本途径，它也是儒家“和谐”伦理价值观的基础。“如何培养‘仁且智’的理想人格，是孔子伦理思想所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对此，孔子根据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总结出一套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的理论与方法”。儒家一直强调要通过正心、诚意、修身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身心和谐。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孔子以“仁爱”为中心，推演出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把培养具有高尚道德、完善人格的人作为根本，认为这是社会稳定和谐的根基。

篇8

    〔论文摘要传统伦理道德体系中价值导向一元化的绝对化、精英化倾向，“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以及道德的政治工具化特征是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道德困境的内在根源，但另一方面，挖掘传统道德思想中所蕴涵的智慧探索品质也是中国社会走出现代性道德困境的必由之途。

    20世纪是人类对社会道德现状产生了普遍优虑的一个世纪，在西方，这一道德伦理优思是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道德热情受到空前打击之后的自然跌落，同时，两次世界大战的烈火、长达40年的东西方冷战、由环境、能源、人口问题以及高科技所带来的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疏离，在价值追求过程中人的工具化、异化等，则更加深了这一道德优思。在20世纪的中国，我们不仅承受着人类这些共同的道德问题，同时，还面临着我们民族在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冲击下自身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更新问题，面对着转型时期社会道德文化的剧烈变迁问题，社会伦理的失范、道德的蹂埔、道德控制机制的弱化等现象使现代中国人在失落了传统的意义支撑的同时，走向了深刻的精神困惑与选择的迷茫。在新的世纪，尽管表面看来人们对道德问题似乎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淡然与漠视，但显然关于道德伦理问题的忧思远未停止，而随着我们对民族文化自身内蕴与命运的关注加深，可以看到，要走出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我们在开放胸襟、了解西方、建设现代道德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直面传统道德伦理，在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寻求超越的可能之途。

    文化的世界里文化悖论无所不在，中国传统道德亦然。因此，尽管传统道德曾经为传统中国人提供了一整套有机的意义系统，可它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其自身所难以克服的缺陷，由此，在现代社会剧烈转型之际，它为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预设了诸多的理论与现实的规约。

    1.传统社会价值导向的一元绝对化倾向暗含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失范的可能。回眸传统，在中国传统价值体系的目标设定中，向来有一明一暗两条线，即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追求与普通百姓在现实生活中实际遵奉的价值准则各异其趣。具体而言，它是指传统社会的价值导向具一元化、绝对化与精英化的特征，它与普通民众实际价值选择的多元化、相对化与世俗化之间始终有着难以协调的矛盾。

    其实，千年来，尤其是在宋明、两汉以前，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何为幸福、何为人生终极的价值追求始终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道家崇尚自然、墨家崇尚功利、佛教直指涅磐寂静……它们与儒家对道义价值的祟尚相领顽而存在，构成了传统道德体系丰富的思想资源。但是，在政教合一的文化体制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宗法专制型的社会结构下，儒家所倡导的“重义轻利”，即重公义轻私利，始终是中国传统社会主导的价值目标追求。不可否认，义利之辨、公私之别对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文化结构的形成及传统中国人人生观、心态的整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中国人大多都能相信“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也能固守一份淡然，“闹里有钱，静处安身”。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证明:对道义追求的倡扬无法替代也不应膺越人们对世俗快乐与物质利益的执着向往，因为个体利益是人类生存的首要驱动力，只要它是合理的就是正当的，没有每个个体人格的完善发展，也就很难有社会道德的理性成长;而高尚则更是人类不断趋于完善的境界追求，它并非人人可及也没有理由要求人人必及。当传统价值目标的一元价值导向走向绝对化与精英化，当传统道德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中“最低的正当合理的道德要求”与“最高的趋于完善的道德要求”等量齐观，以后者取代前者时，普通民众面对价值选择时，也就有了双重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更使人们陷人了深重的困惑与无奈:“贫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有钱道真语，无钱语不真;不信且看杯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

    这样，在现代社会，当未经自觉选择的西方文化的利益观念、个体观念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汹涌而来时，由于旧有的价值导向已渐趋丧失其权威性，同时现实社会中的种种制度安排又客观上使得遵从道德的行为成本过高，违反道德的行为付出的代价太小，于是，双重的价值评价标准不可避免地预示了现代社会价值评价的失范，加大了人们不遵从道德的可能性，带来了伦理秩序的失序。

    2.传统社会“泛道德主义”的文化弥漫内涵了现代社会“道德虚无主义”泛滥的可能性。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德治的国家，拥有一整套道德教育与道德治化的体系，强调以德待人、以德服人、以德治人并“以德配天”，传统儒家赋予了道德以本体的绝对的意义，因此，传统文化具强烈的“泛道德主义”倾向。不可否认，这种道德治化的文化氛围对传统中国人温柔敦厚、厚德载物的民族品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其负面影响同样不可低估。大抵说来，它包括以下三点:

    其一，“泛道德主义”的文化特点蕴涵了关系本位滥筋的可能性。在拥有宗法制传统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因为血缘亲情的天然合理性，道德理所当然是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然而，随着中国古代伦理一政治型文化结构的固化与僵化，道德渐趋演而为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根单一的绝对的纽带。于是，在现代社会，当利益主体和价值评价标准均已走向多元之际，随着传统道德规范约束的松动，以血缘、地缘等人情纽带为基准，关系本位的滥筋及其在权力场中的泛化，都必然地带来了其自身难以克服的悖论产物一人情风、关系风。在现代社会法制体系尚不规范的情况下，它则为以权谋私、行业不正之风、职业道德的淡化等非道德主义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提供了可能的契机。

    其二，传统道家“回归自然”的理论思维路径也为“非道德主义”现象的泛滥提供了可能。如前所述，传统道德所倡扬的“善”的境界并非人生唯一的理想境界，也绝非人人可及的境界，人本应具有广泛的自由选择的价值空间。因此，一旦对“善”、对高尚的追求未能经由个体理性的升华，道德也就极易形成人生之网，禁锢人们个性的自然发展，约束人们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并由此造成虚伪的品性。有鉴于此，传统道家提倡否弃道德。“回归自然”，显然，在传统的文化体系里，道家的否弃道德其实质是对真诚道德的向往，其结果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的一个有力补充。但毕竟，道家的否弃道德为“非道德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的致思路径，而在真实的世俗文化领域里，痞子哲学的奉从者也从来不乏其人。这样，作为一个后发型的现代国家，当西方近代、现代乃至后现代的各种思潮良芬不齐地呈现在国人面前，而我们尚不知如何自觉选择时，西方的“道德虚无主义”思潮也极易找到其市场，与中国传统的市侩哲学相混合，作为对长久以来“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一种反拨，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放任自流、各行其是、躲避崇高。

    其三，传统中国人对纲常伦理的强烈心理饭依是现代中国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社会道德控制机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二是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即“他律”与“自律”。在中国古代，“他律”和“自律”表现为“他化”和“自化”，它强调以既定的纲常伦理教化社会民众，并最终使纲常伦理内化于人心。

    道德治化是中国古人的一个重要经验，在儒家那里，无论道德的绝对崇高与神圣是系于天理还是人心，它所赖以维系存在的理论基础都在于某种神秘的超理性的力量，因此，纲常伦理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不过，在世俗社会生活中，作为一种政治统治的工具，纲常伦理也常常成为了普通民众的人生罗网，而抚慰百姓心灵的则极易转化为对道德伦理的宗教式的心理饭依，于是，一旦既有的道德体系解体了，纲常伦理也就必然地丧失了其神圣性，而倘若新的道德体系尚未完成，无法以一种更深人人心的方式实现“他化”和理性的觉醒，同时又不具备完善的法制控制体系的话，那么，从栓桔中走出的人们也就极易随心所欲地进行价值选择。

    因此，“他化”必须转化为“自化”，社会道德舆论的实效如何必须依违于每个个体的道德践履与道德良知，但事实上，儒家倡扬的“自化”过程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虽是一个严格的内在心灵超越之途，可它的完成也在于人们对既定的道德信念的虔诚执着。这样，当纲常伦理丧失其权威性的同时，良知的淡化也成了某种必然。

    3.传统道德的功利主义特征导致了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与德育的无力。中国古人崇尚道德，尤其坚信道德对于提升人类精神境界的非功利价值取向，然而，在政教合一的文化结构下，正是对这种道德境界的极至推崇，使道德演而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统治者希望藉此教化人心，国泰民安，于是，传统教育也成为了道德治化的重要工具，而传统教育的核心即道德教育，古人之学即道德之学，因此，传统道德具有了强烈的工具特征，“学而优则仕”成为了传统德育最直接的功利目标。

    非功利的价值目标藉由功利的价值追求过程来完成，这种文化的悖论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为了仕途的通达，传统士人要么决绝、麻木地丧失了自由思想的能力而成为现有道德伦理制度的盲从者，要么就阳奉阴违，这种道德主体独立人格的缺失无疑助长了德育过程中形式主义的蔓延，更严重的是，它造成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道德真诚感的丧失。

    不可否认，道德有功利价值的存在，但道德的功利价值取向是需要法律制约的，它是与相应完善的价值体系、多元的价值选择相匹配而存在的，而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文化价值体系所缺失的。而且，无论是规范伦理的外在约束还是义务伦理的内在自觉，道德最终都应是人类精神的升华，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他人和社会，也就难以有个体道德的完善，德育也难以真正取得实效。因此，在现代中国社会，当道德理想与现实生活的矛盾  日益凸现之时，当作为现代道德主导形态的规范伦理学?越来越多地被人们所质疑，人们对基于人类道德生活的内在目的意义和品格基础的德性伦理学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之际，无疑，传统中国人对道德真诚感的迷失将使得现代中国社会在寻求消解道德现代性困境的路途上更加举步维艰。

    综上所述，传统道德的固有缺陷对现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困境无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走出困境，就必须对传统道德进行批判、整合，并建立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然而，一个新的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若舍弃了传统，也只会成为无源之水、空中楼阁，所以，现代中国道德困境的走出还需要我们在传统道德中去寻求那些可供借鉴，经创造性地转换，依然有其生命力的可传之“统”与已传之“统”。就这一角度而言，本文认为，中国传统道德至少有三方面经验可供借鉴。

    其一，借助对传统道德“范畴”的更新转化完成对道德内容与形式的更新、整合，这是传统道德体系运行过程中可供借鉴的积极因素之一。应当说，在千年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过程中，范畴的转化并未给传统道德体系带来实质性的改变，相反，它们还曾经为传统道德体系的严密乃至僵化提供了理论佐证。但另一方面，不同年代、不同思想家对“范畴”的不断探讨，如传统的“义利之辨”、“公私之辨”、“礼欲之辨”等等范畴的演绎，通过新的诊释，它们也毕竟给传统道德带来了新的文化因子的萌芽，只是在传统的社会文化体制下，它们难以有实质性的突破。而在现代社会，在新的政治、文化体制下，对传统范畴进行现代性的更新转化，无疑已具有了理论与现实的可能。例如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它无疑为现代中国人在底线道德与趋于崇高的高尚境界之间做出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划分，同时，传统“耻“概念的现代更新也为唤醒民众的道德良知感提供了一个可能之途。

    范畴是一个思想体系给人们的最直接的思想信息，对范畴的理解程度直接体现了人们对整个思想体系的接受程度，并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其思想在现实生活中的可操作性。因此，如何将西方的价值、道德诸范畴融人我们民族的道德体系中，如何正确看待传统的道德范畴，这是我们现时代必须面对的一个文化教育课题。而怎样让个体、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理性、人格独立等现代社会的价值理论基石在传统道德体系中真正确立，并最终为普通民众所理解、接受，继而在此正当合理的社会道德基础之上，弘扬我们民族道德传统中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范畴的积极因素，通过范畴的更新与转换，完成新的道德体系的建立，这则是现代中国社会首先需要解决的伦理课题之一。

    其二，传统道德体系中道德教化的有益经验是我们现代社会可以重新学习、评价与借鉴的另一积极因素。在走出“泛道德主义”文化弥漫的前提下，传统道德教化经验的可贵之处应在于其运作的系统性与“化”的冲击力和感染力。一方面，它强调社会、家庭和学校教育的协调运作，尤为强调将德育效果由家庭辐射至学校、社会，它希望通过化民成俗、环境濡染与身教示范，将其道德理想与道德规范内化至普通民众的道德心态与道德信念之中;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教育过程中，传统德育强调知情意行的统一，强调因材施教以及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施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等等。

    显然，这种道德教化的经验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有效性。因为道德不同于法律，它是一种社会规范，但更是一种自我完善的途径，是一种让人生趋于高尚与美好的精神追求，也是一种义务，一种为他人、为公共秩序、为社会伦理境界所作的牺牲，所以，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有赖于每个个体理性的自觉与审美的陶冶，也有赖于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一个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多元复合的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建立。惟其如此，道德教育才能达到“他化”与“自化”的统一，使个人与社会的道德境界在道德感化的氛围下得到提高与升华，并从而使社会风俗与风尚进一步得到净化与改变。

    总之，经过了必要的批判与扬弃之后的传统道德教化经验应是一个潜移默化但内蕴却极为丰富的道德教育系统工程。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增强民众公民意识的同时，还家庭作为基本伦理实体和道德教育的历史价值始点的人文地位，通过在家庭中学习与感受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情感和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再以此为基点将人类心灵深处本质的美好情感推衍至社会，经由社会、家庭与个人的良性互动最终完成社会治化的文化理想，这符合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心态，也具备相当的现实文化基础，其对超越现代中国人所面临的道德困境应具有某种积极的借鉴作用。

    其三，审美取向的德育模式。作为传统德育的重要思想根基，其对超越中国社会的现代性道德困境将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传统德育的审美价值取向主要表现在其对道德理想人格和道德人生境界所具有的审美意境的极至推崇以及它所强调的“诗教”、“乐教”等审美陶冶的德育方法这两点上。在中国古代社会，传统儒家现实功利价值追求的偏执性是藉由儒释道三家思想对道德理想人格和审美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来得以消解与平衡的。儒家“孔颜乐处”的人生理想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人格感召，道家恬淡虚静、逍遥自适的超越人格以及中国化的佛教的善恶报应、“一切皆空”、涅架寂静的人生智慧，这种“儒学打底，佛老镶边”的三维文化结构因其圆融无碍的文化阐释，使传统中国人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传统道德思想也因之渗透了超越功利的智慧追求。

篇9

关键词：武术；文化规范；德力具足；规范

前言

在文化全球化的研究视域下，以文化视角来研究和关注事物的发展已成为当代一种重要的研究模式，而“在文化全球化充斥世界的特殊语境下，当代武术的文化发展在坚守文化传统与追逐现代竞技互动的博弈中被引进人类学研究者的视野”[1]。文化是一种积淀，武术最初是以一项传统体育活动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正是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在以西方竞技体育模式为代表的文化大潮冲击下，文化层面的关注程度提高。通过对本民族武术文化的自觉、规范和行动等的价值功能来进行审视。使其在人文精神层面的深化和发展，表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的尊重和认同感的提升。

1.德与力的阐释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墨子则强调力的重要，认为‘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墨子・非乐上》）’”[2]。直到汉代，王充作了正确的结论，提出“德力具足”的观点。德与力是相辅相成，必须兼重。“德指道德意识、道德行动；力指生命力、意志力、体力、军力。而关于文化规范功能中强制性的文化制度，在“德力具足”中“力”的武术文化可以对应文化规范功能中的“强制性”的文化制度；“德”则对应于文化规范功能中的非强制性文化制度。

2.“德”：文化规范中和谐约束

2.1 价值观念中的“和”规范

泰勒提出的“尊重生命”理论，将人的道德范围从有感觉能力的动物扩大到了所有生命物。和谐的生活方式是中国人追求的理想生活目标。我们的祖先在与自然长期的斗争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意识到人只有与自然和睦相处、和谐的生活，才能够安居乐业。因此，出现了“和”文化，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以及人自身的和谐等。这种“和”文化融入了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并浸润到中华民族生存的各个角落，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有一个传统，就是既要维护自己民族的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理想的民族关系模式是通过道德的教化去协和万邦”[3]。“和谐”是整个传统文化的最高价值原则。这个原则又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最为深远。注重仁义道德，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尊重，和平相处，规范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及为人处世的思维方式。由于和谐文化的深层影响，以技击为主要功能的中国武术具有了浓郁的和谐文化色彩。如太极拳是一种追求和谐的技术，太极推手技术正是一种在阴阳转换的过程中用和谐的方法让对方不和谐而失败的技术。这正极好地体现了太极之阴阳在斗争中求平衡，在和谐中斗争的思想。

3.“力”与文化规范中本质信服

3.1 技击中的约束力认知

用逻辑思维方式的属种关系，去审视“德”、“力”的“从”文化下所涵盖的“种”文化，与规范功能的具体内容相对应。古代的军事武术与政治法律制度相对应，而军事武术则与武术的技击本质相统一。心理学家马斯洛的“层次需求理论”对人的生理和心理需求做出过阶梯状的分析，人们在最基本的自身生理需求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才会产生高于社会发展的文化需求，而武术的技击文化则是满足这一需求的基本条件，在此基础之上才能产生新的文化认知、扩大文化需求范围，形成统一的具有约束力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现代军事实力中，诸多武术特长的专业人才从军护国，而且在军队中的军事训练、生活起居、道德规范，甚至是整个部队的设防、调动等都是在依照武术文化的基本理念虚实、动静、阴阳等在进行。然而“它的广泛适应性不但能适应各类民众，更重要的是它比单纯的军事技术更能教会民众‘如何战斗’。它的训练不是军事理论单纯的说教，而是实战中直接体验制胜的精华”[4]。在因此，武术文化在政治经济体制下的强制性文化约束中，无论是在古代的军事武术文化语境下还是在现代以技击为“本质”的武术文化语境下，都体现出武术文化的文化规范功能在不同的文化发展阶段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积累到创新的教育制度规范

“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不可能没有文化，而文化的传递和发展又依赖于教育。教育是传播知识和技能、传递化价值观念的手段，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教育的作用是促成人的社会化。”[5]。因此，从先秦的“以武取士”到新时期西方体育文化冲击下的竞技武术文化，都是文化积累到创新的质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武学考试某些方面已经形成对现代文化教育制度的强制性规范。

文化包含现实层面和理想层面。文化的现实层面乃是指人的现实生存空间及存在样态； 而“理想层面则是指人存在的意义指向及终极可能性。而文化作为实践，乃是对人的教化”[6]。武术这种科学化、文明化的教育制度，作为一种教化功能的“身体技术”形式，其本身彰显出武术传统存在的意义和在现代社会中的发展价值。通过武术的习练，“在通向理解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的路途找到了中介和载体，使我们理解何为民族，何为传统。而这种民族传统文化的感知与感悟的同时，去感触到人的一种民族文化归属感，使之在理解自身与社会、价值功利与生活信仰之间靠近一种平衡”[7]。

小结

中国武术的发展，需要我们从文化的不同视角出发，去寻找它的文化根基；需要从文化弘扬传播的路径出发，探究它的历史和未来价值及走向。需要我们将传统武术文化与现代新兴竞技武术文化相结合，把武术文化的责任作为一种担当来不断继承、弘扬和传播。当代武术的发展在跨学科领域有所涉及，但是依然局限于自身技术层面分析，不利于武术文化的深层次的价值挖掘。因此，武术文化的发展必须从不同视域下，挖掘武术自身所包含的文化价值及其文化功能，“视域融合的武术文化发展观是站在文化变迁性和通约性的文化哲学立场上为中国传统武术走出目前的困境而开出的一剂‘良方’”[8]。（作者单位：成都体育学院研究生部）

参考文献：

[1]陈振勇.从布迪厄的“文化资本”审视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J].成都体育学院院报，2007（33）3：17-18

[2]邱丕相.《中国武术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36-37

[3]张岱年.《张岱年自选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 ：214

[4]郭玉成.中国民间武术的传承特征、当代价值与发展方略[J].上海体育学院学，2007：（31）2，42-43

[5]李金龙，贾美英.武术功能的社会学分析[J].体育文化导刊，2010（35）6：7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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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关键词生活教育理论；初中历史；陶行知；应用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20）26-0091-02

陶行知先生被誉为“万世师表”，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经过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至今仍有高度的指导和应用价值。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不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年代久远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不够明确，所以学生在历史知识的理解、运用中存在一定困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入生活教育理论，能够建立起生活和历史学习的有机联系，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变迁痕迹，在历史学习中领悟生活的真谛，以此促进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发展。生活教育理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制定生活化的教学目标

陶行知先生提出：“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所以，初中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以生为本，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明确教学目标，让历史教学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用更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兴趣爱好的方式进行，这样才能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学习中。初中历史新课标强调了学生的教学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发掘更有利于教学的要素，强化学生的历史认知能力。

例如在讲解“宋代社会文化”相关知识前，教师要结合教材提炼生活化的教学目标，了解宋达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且与现代社会文明进行对比。主要知识点锁定“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分化，理解阶层关系，对当时的农业、城市发展有所认识，找出宋代的城乡差异，了解当时的建筑风格、文化活动以及传统节日等。把这些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相对比，在衣食住行方面比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找出宋代的哪些民俗节日一直流传至今，这样更容易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在这一探究过程中，学生能够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在生活教育理念引导下，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人文精神。

二、挖掘历史教材中的生活化教学内容

教师要熟读历史教学，发掘其中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理解教学的编写用意，认识到历史与学生学习生活的密切联系。通览学习各科内容，就会发现历史课本中出现的一些知识点，在政治课本、语文课本、美术课本中也有出现，从这一点也能看到知识的融汇交叉特点，学生要学习全科知识，而这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教师可以把这些内容进行提炼整合，引导学生认识到历史的学习价值。同样，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历史课堂涉及不少史料，通过互联网学生可以搜集到更多、更全的相关史料，这一点有利于学生开展深入学习，在生活化的历史学习中了解过去、展望未来。

例如在“先秦文化”的知识点学习中，虽然这些百家争鸣的文化巨匠已经有千余年历史，但是他们的思想、精神、主张、境界仍然有积极的现代价值，比如儒家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能够在儒家思想中获得相应的启发。如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能够让学生懂得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要学会换位思考，为他人考虑。这些知识学生也会在语文课本中学到，但是，语文和历史有不同的教学切入点和侧重点，而这也正是历史教学的特殊之处。教师要善于发掘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从已经掌握的知识中拓展探究，温故知新，感受到历史知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历史知识记忆，让学生在生活中受益。

三、依托生活教育理论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入教育生活理论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认识空间，深度发掘“学科育人”作用，在历史中感悟现实生活，给予学生更多的成长教益和启发，让历史学习和学生生活真正结合在一起。通过历史知识的讲解，能够让学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育，学习先贤的高尚品格，感悟其中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学习其中为人处世的智慧，这一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觀，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鼓励学生主动探究、主动思考，能够将生活中的实际经历与历史观点、历史经验相对照，从而提高历史学习的现实价值。

例如在关于“秦朝统一”的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典故入手，为学生讲解关于项羽杀宋义、称将军，带领部下渡过黄河营救赵国的故事。他在渡河之后和士兵们一起把做饭的锅砸掉，把船沉入江底，烧掉军营，仅带上三天的口粮，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必战必胜的决心，让战队没有退路，最终营救成功。这个历史故事能够让学生懂得有了正确的目标一定要坚持，当机立断不能瞻前顾后，在学习先贤精神品格的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有更多感悟和收获。

四、为学生创设自主体验的教学情境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若是别人代我解决问题，纵然暂时结果，经验却也被别人拿去了。”新课改精神强调了学生要全面发展，尤其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体验过程，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创设自主体验的教学情境，结合学生的兴趣点、知识点来设计教学内容。在情境教学引导下，学生能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交流，这样的效果往往优于教师的理论灌输式教学，情境探究的过程和结果也会更加理想。

例如在北宋初叶的知识点中，“杯酒释兵权”是需要学生理解记忆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宋太祖为了强化权力统治，用君臣饮酒的方式削去了开国功臣的兵权，加大中央集权力度。这些知识点可以用课堂短剧的形式来表现，教师为学生创设表演情境，师生一起编写历史小剧本，学生可以自导自演，通过表演的形式理解历史事件，表演的过程也是学生形象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能够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顺势提问：“你理解宋太祖这样做的原因吗？这次事件和陈桥兵变有什么关系？这一举措对宋朝的发展起到怎样的影响？”通过情境探究学生能够主动建立起这些知识点的联系，用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从历史学角度去看待、分析问题，这样的教学效果也会更理想。

五、实际参观，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中，“教学做合一”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陶行知语）。”可见，“教”和“学”都是为学生“做”而服务的，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也要重视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在实践中受到启发，所以，在教师教学中，教师要将历史课堂从课内拓展至课外，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构建起“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历史学习空间，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等机会到历史古迹参观，这样的形式能够拉近历史和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近距离地接触历史，让学生感受到“从历史到今天”的变化轨迹。

例如在关于“第二次”的学习中，英法联军烧毁了珍贵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样的历史暴行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学校具备相应的条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圆明园废墟参观，身处其中、破壁残垣，这样的情境能够让学生联想当时英法联军烧杀抢掠的场景，加深学生的历史記忆。历史可能会在人们的印象中变得浅淡，但是，写在史册上的一笔笔屈辱和迫害却永远不会消失。教师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比如教师提出“前些年有人提议要重修圆明园，把它按照原来的样貌重建，你对这样的建议有怎样的看法？说一说理由。”教师可以把圆明园被毁前的图片和现在的废墟做对比，学生看到之后纷纷表示：“如果是我，我不会同意重修圆明园，因为历史的罪恶不能被掩盖，这里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被践踏、被欺辱的历史……”由此可见，实地参观对学生来说更有震撼力，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参观目的地，让学生获得更生动的历史学习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