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作用的认识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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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人力资源；运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重要的哲学思想，运用在企业管理、学校教育等多个方面，它能够调节人的心理还能提升人的内在修养，在我国文化发展中处于核心地位。儒家思想涉及仁爱、和谐、以及中庸、因材施教等等，核心在于仁者爱人，这些思想在在现代人力资源中被运用非常广泛，极大的促进了我国企业的成长和进步，从而为国家经济增长贡献了力量。

一、试论儒家仁爱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促进作用

儒家仁爱思想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具有一定的联系，儒家思想中对仁爱之心和人的价值有重要体现，强调在一切活动中以人为本，发挥人的作用，突出人的价值，认为人民才是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提倡仁者爱人。人民可以在治国兴邦中发挥积极作用。孟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天时地利人和”，因此可以发现人在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总之，从儒家思想中可以看到人的重要性，强调人的不可代替性。那么在企业管理中，不仅仅要考虑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考虑到为企业创造利益的人的价值。一些企业因为对工作人员不够重视，所以使人员的积极性没有发挥出来，阻碍了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而利用人本思想进行企业管理可以最大限度的解决这种问题。以人为本的管理，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优化配置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企业要在尊重员工的基础上，爱护自己的员工，关心员工的工作与生活，让员工在企业中拥有幸福感和归属感，由此提升他们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1]。

二、试论儒家的和谐思想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联系

儒家思想中关于“和”的观念有很多阐释，以和为贵，强调内仁外礼，主要想让人们用一些思想道德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以此提升人们之间的关系，促进人们的和谐相处。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作为企业的管理人员必须认识到团队在企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要着重培养工作人员团队精神，在员工之间以及员工与领导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提升企业文化，促进团队和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任务，综上所述，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不能缺少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和使用[2]。

三、浅析儒家中庸、因材施教、创新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1.儒家中庸思想与企业的适度管理儒家倡导中庸之道，中庸即适度，不偏不倚。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应该秉承适度原则，不能操之过急，不能超越一定的强度。中庸指导人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走极端路线，时刻按照适中的原则行事。这种思想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加以理解和应用，对管理者而言，在遇到问题时，要采取适度的解决办法，针对矛盾的根本点，从关键问题入手，减少极端行为的出现，从而顺利解决矛盾。这种思想和理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正确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时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关系，同时在企业利益和员工利益之间做好平衡。中庸指导启迪管理者要适当的放宽自己的管理政策，敢于放权，在人才的使用方面，对不同性格的员工采取不同的管理方法。在对员工进行奖励和批评时，也要秉承中庸思想，协调好物质奖励和精神奖励，赏罚分明，提升领导者在员工内心的公平公正形象。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过程中，必须做到张弛有度，从而促进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实现[3]。

2.对儒家思想中因材施教方法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应用的分析因材施教在儒家思想属于一种教育方法，主要是针对不同的学生进行不同教育方法的施用。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认为，人性本事善良的，在对人类进行教育时，要对不同人进行不同的分析，在教育过程中避免采用灌输式而是采用启发式的教育方式进行教学，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方式。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作为管理者，要对每一个有潜质的员工进行了解，然后在工作中将员工的潜力最大发挥出来。另外企业要重视对员工进行教育和培训，培训过程中，要根据不同部门不同专业和不同专业素养对其进行指导，若企业只重视对员工的管理而轻视对员工能力的开发就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

3.董仲舒对儒家思想的创新，给人力资源在结构和配置渠道方面的调节作用董仲舒对儒家思想进行创新使用，提倡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儒家思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给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带来了新的启发。企业的人力资源必须定期注入新的力量，不断对其进行优化，这样可以让员工时刻保持警备状态，还可以为企业的发展去陈换新，督促企业用完善的培训制度和考核制度去调整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此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儒家思想中重视人的特点，强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管理者要尊重员工的想法和选择，在人才战略调整方面，要保证用人的科学化和规范化，“人尽其才”和“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思想去武装人力资源配置。只有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思想，才能在企业中营造出和谐的工作气氛，促进企业长期的健康发展[4]。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我国企业经常长期发展，尤其是外国企业的涌入，使企业管理思维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是作为我国几千年的文化思想集成的儒家文化需要每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予以重视，这样有利于构建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我国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管理知识，在企业中处于重要地位和价值。但是对儒家思想要辩证的去看，不是所有思维都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所以要对其中的精华部分予以接受，对不利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思想予以去除，以此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促进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春辉.儒家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J].烟台职业学院学报，2014（，2）：21-23，49.

[2]梁蕾蕾.儒家理想人格思想与中国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J].江西社会科学，2012，（2）：200-204.

[3]马逾.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迪[J].决策与信息：下旬，2012（，7）：247-247.

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自然法；礼；天道；义；理性

中国古代有没有自然法思想，作为法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长期以来都受到学者的关注。夏勇教授曾言：“如果把自然法观念界定为一种关于外在于或超越于人类实在法，但可以通过人类理性去认识和把握的客观法则和永恒法则的理念，那么，中国古代就是有自然法思想的”。

登特列夫曾谓：“自然法被认为是对与错的终极标准，是正直的生活或合于自然的生活之模范”，同时借巴克爵士的口说出“自然法观念的起源，可以归诸人类心灵之一项古老而无法取消的活动，这个活动促使心灵形成一个永恒不变的正义观念……这种正义被认为是更高的或终极的法律，出自宇宙之本性——出自上帝之存有以及人之理性”，“理想的社会模式与实际的法律体制之间，存在着一种差别或明显对比，前者是自然法所表现的，后者则是我们在人间世中所面对的。”这揭示了自然法理论的特征，即（一）自然法代表了一种永恒的存在，不因时间、空间的殊异而变化；（二）自然法以正义为核心价值，追求善和公正；（三）除自然法外，在人世间存在实定法，二者对立存在；其中自然法具有更高地位，实定法应与自然法一致，符合其价值追求。（四）自然法来自人的理性，人类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然法及其核心价值。

我们可以认为，只要具有以上特征的法学思想，我们都可以将其归入自然法思想的行列。鉴于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处于支配地位，在讨论中国古代有无自然法思想时，儒家思想更具有代表性。

一、自然法是恒久的法

登特列夫称赞：“自然法的头一个伟大成就见于法律的固有领域……乃是与大自然相符合的正理，是普遍适用的，不变而永存的”，体现了自然法所具有的恒久性。

反观儒家思想，关于这一点论述颇多。第一，儒家认为存在一种高于一切具体存在的“规律”，即道或理（常）。《周易》：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宋明理学以理为宇宙本体，先于天地万物而存在，“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不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有所损益。第二，儒家倡导“天人合一”，主张“人道本于天道”，“以人事解释自然界（拟人论），再拿这个人事化的自然界来做人世间的模范”。《周易·系辞》开篇就说“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将人世间的尊卑差等观念投射于原本没有尊卑之分的天地之上。第三，儒家视野中的自然法，在人世中的具体表现为“礼”，“礼本于天”，是与先定的宇宙伦理秩序一致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荀子云：“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因为人世中存在着贵贱分殊，所以礼作为人间秩序的代表也就必须富有差别性。礼代表着“常”——即万世不易的规则，即社会的贵贱之分与家族中亲疏、尊卑之异，这两种差异同为维护社会秩序所不可缺少，“儒家心目中的社会秩序，即上述两种社会差异的总和”，因此我们可以说，礼背后所代表的社会等级差异正是儒家所倡导和孜孜以求的亘古秩序。

有学者认为礼是“在特定的历史传统中逐渐形成的惯例性规范，亦即并非永恒的、决定性的，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以此否定礼的恒久性，并进而否定儒家的自然法思想。不可否认，孔子曾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礼也确实“并非体现宇宙秩序的永恒之法，而是随时间和环境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但这并不能否认礼作为永恒秩序的代表。因为在儒家思想中，礼本身有两个层面，一为礼仪，二为礼义。前者是人们根据天道制定出来的具体行为规则，“内容有多寡丰陋繁简以及仪式上的种种差异”，在特定社会中表现为特定的风俗；后者则是礼的更深层含义，通过礼显示每个人的特殊名位，彰显尊卑之别，“礼者，理之不可易者也”，这其中所蕴含的亘古不变的“天道”才是礼的本义，我们也正是在礼义的层面上论证儒家自然法思想的。

二、自然法之核心价值

正义是自然法传统的价值追求，“人类关于正义的思想演化同人类假设的‘自然法’的存在及其存在的重要意义的各种探究之间关系极为深厚”。西方自罗马法以来的自然法传统认为，“一套法律意图以自身固有价值作为其存在基础，而不是以其强制力为基础”，将自然法“视为实现永远公平与善良的事物之一种不歇的努力”。虽然正义概念的含义、标准等具体内容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不同，但却一直是自然法的最高价值目标和追求。

在儒家传统思想中，有“四德”（仁、义、礼、智）或“五常”（仁、义、礼、智、信）之说，代表儒学核心价值。其中的义，便是儒家正义观。儒家伦理侧重人的内在德性，体现在社会中，则成为伦理关系中一项重要原则，即正义原则。《中庸》有言：“义者，宜也。”朱熹解释为：“宜者，分别事理，各有所宜也”，即恰当之意。“义”的实质也就是人们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体现为正义的原则。《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此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是“摄礼归义”的理论。“质”既实质，君子以礼“行义”。换言之，“礼依于义而成立，义是礼的实质，礼是义的表现”，礼的核心价值体现在义中。“义”既为“为事之宜的义”，也就可以用来确定个人或集团间应有的分际，作为巩固秩序和加强个人自制的价值标的而存在。如果离开了“义”这一核心价值，礼也就只剩下“礼仪”，成为徒有其表的繁文缛节，失去其作为价值标准的作用。

三、自然法与实定法的关系

自然法的思想通常“包含了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整套超越政治的原则，这些原则支持、保证了‘实在法’。”西方自然法思想中，自然法和实定法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除自然法之外，还存在着实定法，二者对立；实定法由某种权威制定，具有强制力。其二，在两者的对立关系中，自然法具有更高的地位，实定法应与自然法一致，符合其核心价值；违反自然法价值的实定法不能称为真正的法。

儒家思想崇尚礼的作用，倡导“为国以礼”，以“复礼”——恢复社会中尊卑亲疏的差别性秩序为最终目标。同时又承认除此之外还存在律、刑书等实定法，认为“是由最高统治者制定的，人们必须服从的准则”。孔子就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认为刑和礼是两种不同的规范，对刑（实定法）和礼（自然法）的关系进行了初步论述。前者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力，如果不遵从，会受到惩罚；后者则代表着一种道德的个体自律和指引作用，并非由官方机构制定而是圣人顺应天道揭示出来的，没有强制性。儒家的这些主张，都肯定了自然法和实定法的区别，并认为实定法由统治者制定和实施，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

儒家学者认为礼（自然法）的地位高于律法（实定法），“尊德礼而卑刑罚”，律法必须符合自然法。周公曾依礼制法，统一臣民的思想与行为，指导国家的运营和法制的建设。荀子曾说：“有良法而乱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乱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也”。儒家主张法（实定法）应该遵循礼（自然法）的价值，必须体现亲疏、贵贱，否则就难以长久的通行于世。为了能够更好的规范人的行为，保证社会尊卑秩序的正常运转，儒家主张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因为在儒家看来，“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大戴礼记》卷二《礼察》），实定法立足于事后的惩罚补救，欠缺使人主动为善的力量，只能以威吓的力量禁人为恶；而自然法却能“绝恶于未萌，而起敬于微眇，使民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大戴礼记》卷二《礼察》），在源头上消除人们为恶的动机。

四、自然法来源于人的理性

斯多葛学派认为，整个宇宙由一种实质构成，这种实质就是理性，自然法就是理性法。“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一种理性动物。在服从理性命令的过程中，人乃是根据符合其自身本性的法则安排其生活的。”他们将理性看做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阿奎那认为，上帝赋予人类以理性，可凭这一能力认识永恒法的部分内容，并形成自然法，也肯定了理性之于人认识自然法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以降，启蒙思想家认为，理性的力量普遍适用于所有人，“把理性视为价值之终极准则”。

儒家的“良知”学说与西方理性大抵相同。孟子首倡，经王阳明发展到极致，认为“良知良能”是认识自然法的能力。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无须后天学习和思考，就可 “知”，是“我固有之”的理性。“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下》）思是人心的官能，构成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与西方“人是理性的动物”如出一辙，也就是能够认识到天道的本质，保证了通过理性认识自然法的可能性。

儒家倡导“天人合一”，人的良知良能与天有内在和本质的同一性。人们只要发挥思的能力，就能知晓自身之性，孟子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在认识自身的基础上，就能认识“天”，达至天人合一，也就是说，认识自身的过程，就是认识自然法的过程，就是体察天道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自然法实际上根源于人的理性，理性认识自身就是认识自然法。

质言之，良知是这样一种既普遍又内在的理性，是天地万物所蕴含的天道之根源。作为天道，它具有恒久性和至上性，是衡量是非的价值标准；作为理性，它有能体现人类自我认识的属性和能力，构成人类有别于其他生物的本质和正义判断的条件。

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出天道这一恒久性观念，落实在人世中表现为“礼”；“礼”以义为核心价值，是一切行为价值判断的最终标准；承认在“礼”之外还存在“法”、“律”等具有强制力的制定法形式，并在此基础上主张礼法合一，赋予制定法更多礼的内涵；同时赋予人以“思”的能力，成为认识天道和自然法的来源，这些内容足以使我们相信中国古代有自然法的思想，只是与西方的自然法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带有本民族的色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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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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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美】德克·布迪 克拉伦斯·莫里斯，朱勇译.的法律[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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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篇4

我们企业现在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仔细追究其根源，恰恰是我们的企业家和企业文化在根本上背离了儒家的思想精神，如“仁者爱人”“为政以德”“义利统一”“和为贵”“诚信”“反求诸己”的思想。然而在我们企业经营和运作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不但没有树立起来，相反提起儒家思想，有许多人想到的是腐朽没落，僵化教条、如何束缚人性、如何阻碍创新，这是对儒家思想的误解造成的，也正是这种误解，使我们对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思想和手段更多地停留在引进和消化上，而很少吸收再推陈出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但是对这方面的研究更多停留在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企业管理关系的表面探讨上，在儒家思想对企业行为如何起作用的义理阐述上有所不足，在如何利用儒家思想建立企业文化、指导企业管理方面的实践有所不足。本文试图结合实际的案例，用系统的方法分析：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现状

我国处于稳定发展阶段的企业，这个阶段大体相当于生命周期的青春期、盛年期和稳定期，总的来说，这个时期的企业是赢利的，在市场上也基本上站住了，在这个时候，各方面的关系逐渐理顺。在这个阶段的企业，除了创始人的德才能力外，对企业更重要的是他的学习能力，不只是技术专业知识的学习，这里的学习能力指的是彼德。圣吉《第五项修炼》中提出的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和系统思考。

1.具备学习能力的领导者。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成长，能够提前发现企业将会出现的问题和原来管理中的不足，于是对企业原有的潜文化进行扬弃、总结提炼，并突出放大企业原有的优秀企业文化，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所处的环境，借鉴先进的经验和方法，进行企业文化建设，通过适宜的方式强化企业的宗旨和理念。对内以人为本，企业员工的整体学习能力增强，企业对员工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管理和技术上不断创新，员工的满意和主动性化作产品和服务的高质量，得到顾客的认同。并做出对社会负责的善行来，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这样的企业往往能够顺利从青春期到盛年期到稳定期，而且还能够在这些阶段上不断地创新，克服这些阶段可能出现的缺陷，而不进入贵族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寿命周期。

2.一般的企业领导者（创始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领导者感觉良好，看不到员工需求的变化和企业渐生出来的问题，领导者性格中的弱点开始暴露，员工因为企业效益渐长而渐高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这样的企业也有进行文化建设的，但只是一种形式，是为了赶潮流，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只是形成文件和视觉形象，让外界看来，也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是没有得到员工心理的真正认同，没有起到改变员工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的作用，企业不能真正发挥员工的潜力，在原来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样的企业大多能够过渡到贵族期，然后渐渐走入衰败和灭亡。

（二）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纯粹以追求利润为目标

经营企业的目的就在于获取利润，但是有些企业利润的获取抛开了伦理道德、社会责任，甚至违法经营。于是为了获取利润，出现了以下问题：以牺牲环境、掠夺式消耗资源为代价，发展企业、追求利润，还觉着是大环境造成的，非这样做不可；采取送礼、腐蚀拉拢、偷税漏税等不合法甚至非法的经营手段来获取利润，破坏着公平竞争的原则，也破坏着社会的正常秩序和风气。追求短期利益，不是靠产品和服务的质量赢得顾客，而是靠欺骗来获取利润、以仿冒造假来获取利润。企业的“善行”较少，企业的利润来自于社会，企业通过力所能及的善行来反馈社会，如慈善捐款、投资教育等公共事业。这些行为用事实说明了企业的宗旨和经营理念，会在社会公众、顾客及其政府、银行等相关方中树立起企业的良好形象，会为企业的发展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但是我们的企业在这方面投入很少。

2.诚信缺失

对待员工和顾客，重许诺，轻落实。对内，企业管理者言行不一致，对员工的许诺不兑现，企业出现了问题，不能真诚地解释原因，不能承认问题的存在，而是想法隐瞒，员工对企业没有信任感；对于利益相关方如企业供方，欠债不还，形不成真正的利益共同体；对顾客，重视广告的作用，而忽视产品质量和服务，产品出了问题，顾客投诉，不能真诚地承认、做好服务及后续补偿工作，而是想法推脱责任，达不到顾客的满意，认识不到诚信的价值。

中国企业联合会的《中国企业诚信报告》显示，中国企业每年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3.不能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1）在待遇上不公平。决策集中在企业主和管理层手里，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待遇相差很大，对于私营企业，还常常发生侵犯职工权利的现象，造成职工的失衡甚至仇恨心理，企业的发展决策员工不认同，措施制度也不会很好地被执行，对工作没有积极性，在企业工作只是为了生存的权宜之计，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别说为了企业的发展主动创新了。一旦外面有了更好的机会，员工就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企业；（2）不能满足员工发展自己的需要。如员工参与、创新机制建立不起来，不能发挥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强调员工素质低，而提供给员工培训学习、提高技能的机会少。认识不到人才的真正价值，形不成吸引人才、留用人才、发挥人才所长的环境。

（3）管理者不能真正地对员工尊重、关心和信任，和员工的沟通少，只是利用员工为企业创造利润。

4.在制度和行为上

（1）不重视制度的作用。无论是管理者还是员工对制度的作用，缺乏正确的认识，对制度没有尊重严肃的态度，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行为随意性强。

（2）存在着制度的空洞。如在全员参与、创新方面、员工的权益福利保障方面、规范领导行为方面没有制度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制度；（3）制度的有效性差。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没有和企业实际真正地结合，而是为了搞形式，对付上级或获取证书用；在执行制度的过程中，对公司的制度不能根据企业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地修订完善，使制度慢慢失去约束力。第四、规章制度往往只约束员工，不约束领导，管理不是靠规章制度，而是靠领导的意愿、偏好等不成文的规则，这样规章制度的作用被削弱，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被破坏。另外，对制度的执行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评价。

5.缺乏学习创新能力

（1）表现在“跟风”和“两张皮”现象严重。不能对外来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真正地吸收，在引进日本的全面质量管理红火了一阵后，就慢慢黯淡下来；还有现在搞的质量管理体系、环境管理体系等各种认证，许多企业想的不是如何根据标准反思自己的不足，把企业的管理真正搞上去，而只是拿证作宣传，搞速成，于是实际做的一套，文件写的又是另外一套，就象中国古代寓言故事中的“买椟还株”.许多企业的文化建设也是一样，别人的企业搞文化建设，自己的企业不能不搞，于是模仿别人的企业，请能人编口号、写册子，号召员工齐行动，花了钱，轰轰烈烈一阵后，不合格品照样出，员工的不满比以前一点也没减少，顾客的利益照样漠不关心，内部的勾心斗角、部门的利益之争照样存在，管理者的行为没有丝毫改变。

（2）不能从错误、矛盾和冲突中学习。当企业出现了问题，采取的措施往往是惩罚或掩盖，而不是去找真正的原因。

二、借鉴儒家思想管理企业的成功案例

在中国的古代和现代，有许多人以儒家理念经营企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形成了儒商精神。他们做生意如同做人一样，讲究德行，以仁义为立身之本，以仁爱之心对待同事、职工，使企业内部充满凝聚力和详和；对待顾客，坚持以义取利、以诚待人。日本及东南亚等亚州国家创造的经济奇迹，也证明了儒商精神是优秀的企业文化，下面仅举几例对借鉴儒家思想经营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意义进行分析。

（一）具有儒商精神的李嘉诚

对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人们都惊叹其成功，他赤手空拳起家，创造了一个个经济奇迹和商业神话，如果我们探索其成功的原因，会发现他父亲从小灌输给他的传统文化，在他日后的成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从小会诵《三字经》《千家诗》，这些童蒙读物，使他最早接受了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十四岁时父亲去世，没有给他留下一文钱，却给他留下了“求人不如求己”“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做人须有骨气”“失意不灰心，得意莫忘形”“贫穷志不移”的遗言。这些道理和父亲遗训变成其灵魂的一部分，并成为其从商和做人的准则，使他终生受益。父亲去世，“孝心”使十四岁的他，当时只有一个心念，就是要养活母亲和妹妹，他谢绝了舅父供他上学的好意，毅然辍学，别无选择地走上了挣钱养家之路。第一份工作就是茶楼堂倌，然后做过钟表学徒工、推销员，在当时纷纭变幻的世界里，刻骨铭心的先父遗训，使他始终朝着正确的人生方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在残酷的求职和打工生涯中，他时时以此言鞭策自己，“诚”“信”“勤”“敬”“谦”成就了他骄人的业绩。

有一次当别人说他是一位成功的商人时，他认为自己首先做好了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商人，一个成功的商人。纵观他商海搏击数十年的经历可以知道，虽然他的企业采用的是西方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但是他奉行的是“反求诸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待人、以和为贵、广结善缘、“仁爱”等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观。

例如：李嘉诚说：“资金是企业的血液，是企业生命的源泉；信誉、诚实，是企业的生命，甚至比生命更重要”.在长江厂后来发展的过程中，他的真诚、信誉、为顾客着想和勤奋使他抓住了公司发展的机会。为保证质量、不断地推出新样品，他不惜重金聘请香港最优秀的塑胶人才，订单很多，但厂子资金有限，设备不足，怕影响质量和交货期限，他不敢放手接订单。资金的限制已经严重阻碍了公司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伤透脑筋之时，一位欧州的批发商对他能在这样简陋的工厂里生产出这么世界先进水平的塑胶花感到惊奇，答应先借给他资金，让他扩大规模，然后再做生意，大量订购他的产品，条件之一便是有实力雄厚的公司或个人作担保。在他找不到担保人的情况下，虽然批发商只表达出了订购三种产品的意向，但他和设计师连夜赶出9款样品，每种产品都设计了三种样品，以期打动批发商，即使打动不了，就送给他做纪念，争取下一次合作。批发商对他的样品非常看好，但更看好他做生意奉行的诚信、互利互惠的原则。最后批发商对他说，你的真诚和信誉，就是最好的担保，就这样解决了扩大再生产的资金问题，也把产品直接销向了欧州。

（二）蒙牛的诚信文化

儒家经典《大学》中有“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而蒙牛创始人牛根生可以说是这句话的忠实实践者，也正是他的忠实实践，催生了蒙牛。“财散民聚，财聚民散”是他的养母从小教育他的，也是他经常说他的话和做的事。

“诚信是策划的最高境界”是蒙牛的口号之一，他们认为诚信是一种战略资源，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包括了对顾客的诚信，也包括对员工的诚信。对待质量，他们的理念是“没有质量，一切都是负数”“产品质量的好坏等于人格品行的好坏”“营销的98%是在家里完成的”.对于服务，他们把“最可爱的人”安排在第一线，与客户打交道，正是这种理念，才有了蒙牛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才有了顾客的认同和市场。对待员工，诚信体现在了言行一致上，分配公平上，这样员工才愿意为企业卖命。

三、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与借鉴

（一）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

企业作为社会中的一种组织形态，必然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通过影响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处事原则进而对企业文化产生影响。儒家文化已经通过企业员工、社会文化等方式被带入企业，并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文化不能直接用来治理企业，必须通过中介物质、制度、行为来实现。儒家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以精神层次为指导，用精神层面向其他层次渗透。

1.儒家文化对企业精神文化的影响

（1）儒家文化的团队精神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论文格式对于君主及士大夫而言，应修身正己，实行仁政，讲求大义，所作所为合乎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不能任意恣性，鱼肉百姓，否则“水能载舟，已能覆舟”将危及统治阶级的集体利益。在企业中则要求领导者个人修养、道德水准达到一定的高度，为人处事公正、符合企业整体的利益。对于员工而言，则强调“舍身取义”,为企业的利益不计较个人得失，将个人发展目标与企业目标联系到一起。

（2）追求整个企业乃至这个社会的和谐共存、稳定发展。在一个组织内部，强调“和”为贵，成员之间精诚团结、风雨同舟。这种“和”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也不是面和心不和，甚至搞宗派，拉山头，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和”并不排斥竞争，而是“和不忘争”,“内和外争”.在整个企业内部，各阶层和睦共处，各按其位。

2.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

人的眼神、表情、说话的语气节奏、处事方式、行为举止的做派都能够透露出文化、修养及品位。个人的行为文化主要来自于家庭的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的渗透，其中家庭教育对个人修养的影响最大。儒家文化中对“家”极为重视。在一个家庭中，父母双亲应爱子女，子女应孝敬父母。感谢亲恩，子女之间应互相爱护，互相关照，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一个命运共同体，共同抵御世间的风风雨雨。爱人的思想通过父母之爱传递给子女，教会子女如何爱人。“孝道”、“知恩图报”、“勤俭节约”等品德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传递给孩子。儒家文化中关于“教”学的研究比较深刻。从孔子收弟子讲学到开设学堂，对现代教育仍然有借鉴意义。学校通过设立教学计划，组织教师讲课，将知识及做人的准则传递给学生。教师通过讲述英雄事迹，奖励学习典范的模式将“忠”、“诚”、“孝”等理念灌输给学生，规范他们的日常行为准则。社会则是通过道德规范和准则，使个人行为得到完善。这些规范行为的模式为企业规范员工的行为提供了借鉴意义。儒家文化通过“言传身教”,道德约束的方式达到规范个人的目的，这一方法被融合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中，并被企业所接受。儒家文化对企业行为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于行为文化的形成过程、员工的处事方式。如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下级对上级要做到忠诚和服从，而上级对下级要尊重信任、以礼相待。员工之间要互相关爱，互相团结。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者做到关爱下属，对员工以诚相待，对客户真诚；而员工做到对客户及外部人员有礼貌，对内部同事关爱照顾，那么企业经营绩效会稳步增长。

3.儒家文化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

儒家特别注重挖掘“礼”所蕴含的文化。“礼”是制度规范，其背后蕴含的精神是做事恰当。恰当的具体含义是考虑到每个人的需求，又为了群体结构的维护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性。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礼”以达到“和”的程度为贵，但不能为了“和”而不讲差别，而要讲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次序。企业文化制度层面设计原理与“礼”的原理相同。利用制度规范来制约员工的行为，从而维护组织正常有序运行。在保证领导者权威性的同时，营造企业内部和谐的氛围。

儒家“礼”需要配合“仁”方能完成。虽然有强制性，但约束力是靠道德约束来实现的。通过宣扬“合礼的行为”方式，使人们主动接受，主动学习“礼”的规范，依靠群体压力，使群体中的个体依照“礼”制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企业的制度文化，除了道德约束外，还有强制性的奖惩措施，并以奖惩约束为主。迟到了，罚款；早退了，罚款；工装穿戴不整齐，也罚款。制度的推行的确应依附强硬手段，但更多地应将它演变为个人自觉遵守的规范。一个公司如果员工每个月上缴的罚款过多的话，说明这个企业的制度规范一定有问题。规范制度是为了让工作更有效、有序地被完成，是可以被大多数人遵守的规范。如果规范制度难以被施行，就说明这个规范制度是缺乏可执行性的。“礼”对企业制度文化的影响还表现在所有员工对老员工的尊重。虽然中国对老字辈的尊重不如封建社会严苛，但在企业中对年长者及老资格的尊重仍会出现。特别是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得会更明显一些，一些退休的员工被返聘回单位，继续为企业奉献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可是这种现象正慢慢消失，现在的企业更喜欢招聘年轻而有工作经验的员工，劳动合同签订的年限越来越短，企业越来越留不住人才。原因在于社会环境发生变化，市场经济要求适者生存，有能力的人被放在第一位。企业受到环境的影响，更喜欢培养、招聘年轻的员工，年长的员工不再被委以重任。而员工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在一家单位积累经验后，合同期满愿找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企业。

4.儒家文化对企业物质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通过物体体现精神。《礼记·礼器》中提到：“礼也者，反本修古，不忘起初者也。……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鸾刀之贵；莞覃之安，而稿和之设。”礼中包含继承先辈不忘本的思想。体现在器物上：祭祀用浓酒时，高处摆放着淡酒，因为浓酒的根是淡酒；使用快刀时，高处挂着钝刀，因为快刀的根是钝刀；使用柔细的席子时，高处挂着粗硬的席子，因为柔细席子的根是粗硬的席子。企业文化物质层面就是通过物质来表达企业的文化，如名称、标识、服装、产品包装、广告等均可用来传递企业文化，其中最能体现企业文化的还是员工的个人形象。顾客对企业员工印象的好坏会直接反射到对企业整体形象地评价上。儒家文化通过礼仪规范人的行为，进而影响个人的着装及精神面貌等。儒家文化表现在服装上，要求员工穿衣要庄重、整齐，打理好个人卫生。体现在员工风貌上，要求企业员工注重个人修养、道德情操，时时刻刻为企业、顾客着想。除此之外，企业物质文化中的标准色、图形、名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企业设计企业名称时，应体现民族特点，融入其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观，设计出有本企业特点的名称。国外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时，均会考虑到中华民族的特点，采用一些有积极含义的词语为外资企业的命名，其效果远胜过音译，如通用、奔驰、宝洁、宝马、可口可乐。

总之，企业的物质文化必须与企业精神文化相一致，与企业的经营目标相一致。通过物质文化的宣传，从物质文化中折射出企业的经营哲学、企业精神、工作作风和审美意识等企业理念，缺乏了企业精神文化作核心和灵魂，企业物质文化就失去了生命，变得毫无生气。而儒家文化通过对企业精神层面的影响，进而影响到企业的物质层面、行为层面、制度层面。其“教”与“学”的理念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修正有重要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二）融入儒家思想构建优秀的企业文化

到目前为止，中国企业文化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企业中融入优良的企业文化，剔除阻碍企业发展的不良文化。如何将民族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国外先进的企业文化经验融入企业文化中，并真正为企业所应用。儒家文化中关于治理、教学方面的理论，为企业文化的修正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西方文化发展理论及经验为企业文化的融入提供了经验基础。

1.在精神理念方面

（1）从职工最关心的内容做切入点

在做企业的儒家思想培训时，可以从职工最关心的孩子教育、家庭关系、朋友关系、身体健康入手，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有无穷的伦理资源，而且非常地适用，能说到员工的心理去，非常容易实行，把道理讲透了，员工就会试着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以前的缺点，改变自己过程中的难度和反复，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会发现自己行为的改变导致对别人看法的改变以及别人行为的改变，这种效果会使人的心灵产生震动，体会到以前没有的快乐。即使看不到明确的改变，他也会比在企业更有坚持的耐心。比如说对孩子的教育，孩子的言行其实就是家长言行的影子，通过儒家思想的学习，人会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如果真要改变孩子行为的话，就必须力行儒家思想教诲，对家庭成员仁爱和谐、对孩了诚信、克制自己、给孩子做榜样等，孩子稍有改变，就会很高兴，从而激起在各方面去实行的信心。但是有时效果并非很明显，人改变自己的行为也很难，这时候，企业可以组织一些座谈会，交流心得和方法，使员工从心理上真正认同这种思想对自己有很大的益处，一些人会自觉地把这些理念用于实际工作中。

（2）在企业管理方面进行引导

在员工对儒家思想有了认同以后，再进行儒家思想用于企业管理、企业各项活动的引导培训，如儒家思想对于人力资源开发、企业战略、营销、生产和运作等方面的运用，另外要应用儒家思想的观点针对现在企业的问题进行分析，从而使企业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原因。比如说企业质量不高，服务水平差，顾客抱怨多，那么就重点讲儒家思想在这方面的意义，“反求诸己”就是企业不能抱怨外部环境和顾客，从内部找原因，“仁爱”“和谐”“诚信”等观点的阐发使企业的员工能够理解顾客，尊重顾客，提高处理好与顾客关系的主动性。通过培训只能使大家在思想上有这么一个意识，而真正要达到的目的是员工通过改变自己的行为，看到效果如不合格品的降低、同事关系的融洽等，从中体会到自我提升的乐趣。

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作为企业管理者一定要做出表率，修己安人，让员工看到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改变，这样能够促使员工在工作中力行这些教诲，增强员工对企业的信心，员工也会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如企业管理者就以前的错误向员工真诚地解释道歉，以前板着脸的领导开始主动与员工沟通，通过公司的决策、事件体现出这些思想来。最近看到一则消息说，贵州海尔一名职工因煤气泄露而中毒，企业管理者把员工送到最好的医院去治疗，而且还给所有的员工安装防煤气泄露装置，这就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实体现，这一行为比喊无数遍以人为本更能激发员工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2.在行为制度方面

把企业的精神理念、目标和愿景内化为企业的制度和员工的行为，要对企业的制度进行调整完善，在这方面我们要充分借鉴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如企业生产和运作方面的、人才评价和考核方面的、顾客需求调研方面的等等，有许多具体的科学的操作方法，是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所没有的，我们必须学习。另外，要把儒家思想中的“知行合一，谦敬”的观点，转化为企业管理中严格执行制度，认真工作，尊重工作的精神。

对于儒家思想在企业物质层面的作用，主要通过精神理念和行为制度层面体现出来，如企业的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提高，在这方面不再多作论述。从百家博弈中成长壮大的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很多的精髓已传至世界。儒家文化不仅从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管理哲学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养分，也有许多关于管理活动、预测和战略决策方面的精辟论述，至今仍需我们认真地研究、学习、挖掘，这是我们古圣先贤留给我们的宝贵的智慧资源。企业家是当今最有力量改变世界、创造公平正义社会的一群人，应结合国情和现实需求，充分借助这些文化精华，力行圣贤的教诲，构建起真正优秀的现代企业文化，推动我国企业的发展、国家的进步。

篇5

关键词：蒙训文　儒家启蒙教育思想　校训　西方教育思想

蒙训文，顾名思义，是对儿童进行启蒙、教导的文章，在我国的明清两代最为多见。这样的文章多不胜举，本文选取了较有代表性的篇目来讨论。校训，根据《辞海》的解释是：“学校为训育上之便利，选若干德目制成匾额，悬之校中公见之地，是为校训。其目的在使个人随时注意而实践之”。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将对中西方教育思想进行对比，考虑到西方教育思想自成体系并且内容繁多，并且要去蒙训文构成一定的对照，只截取校训这种形式作为代表。希望通过这样的比较，能够对蒙训文以及其中体现的儒教启蒙教育思想有更深刻的理解。

由于我国特殊的思想文化传统，蒙训文的内容多是依据儒家思想再辅以理学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从仁、孝、义、信等方面阐释儿童应从小养成的行为习惯和必须遵循的做人准则，其形式多是三、四、五言的韵文，读来浅显易懂且琅琅上口，很适合作为启蒙教材使用。如《三字经》是宋朝王应麟(字伯厚)先生所作，内容大都采用韵文，每三字一句，四句一组，适合儿童背诵。三字经中从儒家思想出发，讲述了伦理道德、自然常识、经典作品，最后归于仿效圣贤，勤勉治学。几乎就是一部教育理论及方法的总则，又因为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历史发展，适应了封建社会启蒙教育的需要。而《弟子规》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的《学而篇》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说明了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除此以外，《菜根谭》、《增广贤文》、《千字文》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启蒙思想。

校训是一个学校的教育理念和传统的缩影。在搜集到的西方著名学校的校训中，不难看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从圣经中截取的原句或表达对上帝信仰的句子，通常是有浓厚的基督教传统的教会学校使用另一类则是凸现个性，追求自由与真理至上的名言或语句，并且是校训中的主流。当然，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难以归类，或者是前两者的结合。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从已有的这些校训特别是中小学校训中。已经可以看出西方教育思想的特点，下面就以此与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做对比。

一、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强烈思想控制性

1、蒙谢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思想控制性。

我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存在，致使封建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经过了不断地改造和创新，形成了一套与封建统治相适应的理论基础，而这必然作用于其启蒙教育思想中。如《三字经》中的“父子恩，夫妇从。兄则友，弟则恭。长幼序，友与朋。君则敬，臣则忠”，《弟子规》中的“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千字文》中的“资父事君，日严与敬。孝当竭力，忠则尽命”等。不论是对于社会秩序的讲解还是对人伦礼法的强调，这些不仅是要使儿童从小就遵纪守礼，更重要的目的是使他们从行为到思想都遵循封建社会的准则，并自觉地维护它，以期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地按照成为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治国平天下的栋梁之材的道路迈进，即使不能成为人才，至少也决不会做出威胁社稷的事情。因此，这些蒙训文中都将封建等级观念和纲常观念放在重要的位置上，配合统治者的需要。

2、西方教育思想更加崇尚自由与真理。

西方校训主要来源有二，一种是源于对《圣经》和基督教信仰，另一种是以对自由和真理的追求为主题。而在科学理性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学术界，对于教育的定义通常是要割裂于一切的宗教以及政治之外的纯粹的学术自由，在这样的自由意识之下，西方的教育思想中很少有这种思想上的禁锢，具体表现为第二种校训占主要地位。如爱尔兰的圣若瑟小学的校训是“所言必信”(trueto ourword)，Hillcrest小学的校训是“真实”(betrtle)，这是从正面肯定对真理的追求。Flintharn小学的校训是‘哒里可以犯错”(Thisisa safe plRce吣makemistakes)，当然，这句话并不是在鼓励孩子犯错，而是强调犯错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鼓励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通过错误更加接近真理。这又是从对错误的态度来强调真理的重要。不难看出，这些校训个性鲜明，“偏爱对真理和自由的追求，大多来源于通俗易懂的生活用语”。

值得一提的是，即使是取自于《圣经》的校训，强调的也是一种在上帝的指引下的对知识和健全人格的追求，而不是对思想的控制。如英国圣奥古斯汀小学的校训是“带领我们的主，行事公正，温柔谦逊”(Leaduslord，toactjustly，tolovetenderly，towalkhumbly)，Trinity天主教会学校的校训是“为了上帝的荣誉”(To thegtoryofgod)。可以看出，在西方校训中，这种对学生的思想控制鲜有出现，反而是竭力鼓励学生不断地突破传统，创造新天地。

在儒家启蒙思想教育之下成长的是谦谦君子、国之顺民，因为从其成长的第一步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并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强化，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再看西方，除了民族意识和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以外，在自由之风吹拂之下的人则更具有开拓的精神，更重视理性、知识的作用，也更崇尚自由。

二、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思想表现出极重视从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习惯的一面

1、蒙训文中重视由细节处预防和规范行为。

儒家教育思想中一向将品行看得很重要，否定了一个人的出身和成长环境就决定了一切的观点，而是要达到一种由细节人手的对于自身的不断完善的追求以及对环境影响的克服。如《弟子规》中的“晨必盥，兼漱口。便溺回，辄净手。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和“缓揭廉，勿有声。宽转弯，勿触棱。执虚器，如执盈。入虚室，如有人”，《千字文》中的“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坚持雅操，好爵自縻”、“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等，这些其实就是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细节处，看似平常，但是要坚持每一天每一次都这样做，就不容易了，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习惯要从小养成的道理，在儒家启蒙思想中，也充分认识到了细节的重要性，在遇到恶劣的外部环境时，这些行 为习惯就是待人接物的标尺，可以使儿童于细节中做起，甚至是出污泥而不染。从中还可以看出，这样的启蒙教育思想重视的是一点一滴的言行举止，强调在日常的行为中逐步地养成良好的习惯进而达到贤人的标准，指明了方向和前进的方法，也说明了这条路要持之以恒的艰难之路，即《菜根谭》中的“欲路上事，毋乐其便而姑为染指。一染指便深入万仞；理路上事，毋惮其难而稍为退步。一退步便远隔千山”、“气象要高旷，而不可疏狂；心思要缜密，而不可琐悄；趣味要冲淡。而不可偏枯；操守要严明，而不可激烈”。也是一条已经铺好的路，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沿着这条路坚定地走下去。

2、西方校训中体现出一种领悟式的自我规范。

再看西方校训中反映的教育思想，就不难发现这种明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规范是不多的，或者说，不会如此详细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而是更多的指出一个方向，至于如何达到，可以由个人自己探索。比如说C0melotRiaw小学的校训“达到卓越”(Risingtoexece]lence)，是要求孩子们逐渐提升至卓越的境界，还有Selsted英国教会学校的“威武的橡树由橡子长成”(From smallaCOruS mightyoaks grow)，则是强调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循序渐进的过程。仔细思考不难发现，这样的校训其实包括方方面面的要求，只是，究竟包括哪些，如何去做，就是个人自己去领悟了，没有明确的限制，反而有了更多的发展空间。再如Dundee中学的校训是"Under the leadership ofGod"f在上帝的引领下)，这就更加抽象了，上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具体的存在，对于上帝的理解也人人不同，即使是一个从小受到宗教思想熏陶的人也很难解释清楚上帝的真正含义，因此，这则校训其实并没有指出要求，而是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崇敬，唤起人们对于一切美好的和崇高的事物的追求，与其说是要求，不如说是启迪。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在东西方启蒙教育思想当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中国的蒙训文中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更注重细节的规定，强调在不当的行为发生前杜绝它产生的可能性，避免出现异常状况，使每个人都按照既定的路线成长，这是一种预防性的教育；而校训中体现的西方教育思想中更多地是提出一种要求或者期望，指明方向而不限制其实现的方式，通常在发生了偏差的时候再给与一定的指导和约束，每个人都可以沿着自己的路走，是一种自主式的教育。

三、蒙训文中体现出的仁爱思想

既然蒙训文中的教育思想根植于儒家思想。就不能不提到仁爱的思想传统了。“仁”可以说是儒家思想中对道德的最高标准。的确，在我选出的这些蒙训文中，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个核心，也就是仁爱。不管是亲子之爱，兄弟之爱，同窗之谊，都是人所需要珍视并保护的，当然那也有对天下的责任和对君主的忠诚，这是对于整个社会的大爱，也被列入其中，总之，在这里，一切人都要爱，爱你的亲人、朋友、君主、陌生人甚至是仇人，既表现为“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的“泛爱众”，也是“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残忍刻薄，惹人恨怨”的宽容慈悲，还有“仁慈隐侧，造次弗离”劬的坚持，以及“‘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的认识。在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平等的没有亲疏贵贱之分的仁爱之心，以及对一切言行的宽容忍让，正是我所发现的第一个中西方启蒙教育中的共通之处。

西方根植于宗教教义的思想中有着对众生平等，爱一切人的部分，这与儒家的“泛爱”的实质是一样的，就是强调一种平等之下的爱，对一切的宽容，对人生的豁达。这样的例子在教会学校的校训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如圣彼得沙诺尔小学的校训为“爱他人”(Love oIle another)，由嘉诺撒修女于1890年在香港创办的嘉诺撒书院(中学)的校训就是“谦恭仁爱”，以及路德会救主学校的校训是“信、望、爱”(Faith，Hope，Love)，还有一些学校的校训直接取自于《圣经》中的句子，更能体现基督教教义中的仁爱思想，或者可以说，西方启蒙教育思想中一直有仁爱的传统。这与《圣经》中反映的基督教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这样的相似性，其实很好理解。不管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还是西方的宗教思想，归根到底，是提供一种基本的行为准则，它不同于法律依靠强制力得以实施，主要是靠对人的道德感召来达到净化人心的目的，归根到底是要求一个人能够自觉地遵守这些，信仰这些，无论在何种环境之下都不背弃它们。如果要实现这样的目的，最好的办法奠过于使每个人从小就有一种爱人的自觉和能力，能够去真正地爱人，才能体会到宽容和仁慈其实都是建立在对别人没有差别的爱的基础上的，因为有爱，所以可以包容一切。与其用各种方法去限制人的行为，远不如让行为有一个永远正确的出发点来的有效，而爱，就是最好的出发点。心中有爱、不吝啬奉献爱的人，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做到保有仁爱之心。由此看来，东西方启蒙教育中都重视仁爱的思想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只不过，儒家思想中通过对亲子之爱推而广之达到“泛爱众”，西方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通过对上帝的追随和信仰达到众生平等的爱。此外还要提到出的是，蒙训文别注重的还有智，义。礼。信。义是公正合宜、正正正当当的行为；礼者理也，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智是慎恩明辨的能力；信是诚实不自欺，也不欺人的态度。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也被吸收进了启蒙教育思想中。如《千字文》中的“节义廉退，颠沛匪亏”，《三字经》中“日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弟子规》的“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话说多，不如少。惟其是，勿佞巧。奸巧语，秽污词，市井气，切戒之”对于一个拥有悠久的历史的思想，儒家思想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这些对于现今仍有极大的启示作用的思想得到的最大的肯定就是被古代的学者思想家们用浅显的语言写入蒙训文中，这就代表了这种思想对于子孙后代都是极具价值的，适应着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的精神追求。要成为一个完善的人，就要在精神的和身体的各个方面健全，而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通过这些思想精髓，已经把一个健全的社会人的模型展现在我们面前，包罗万象，全面周到。

四、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积极入世的特点

启蒙教育，说到底是为了培养儿童的基本行为习惯和价值观，为以后的社会生活做准备，因此，必然会呈现出积极人世的特点。在西方小学的校训中，就一再强调学习对于社会生活、对于人生的重要作用。如圣爱德沃小学的校训“为了上帝为了国家”(F0rGodandforcountry)，圣布里吉德小学的校训“为了生活而学习”(Learningforlife)，圣尼古拉斯小学的“为了生活而爱学习”(Lovelearningforlife)都是这样的例子。此外，一些小学的校训更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如圣约瑟芬小学的校训“一人所 做有限，大家一起成就多。”(Alonewe cand0 solittle，to―getherWe can do so much，)，Woodheys小学的校训则是“众人合力成就多”(Togethereveryoneachievesmore)等，都体现出了一个团队意识和合作精神。这些都表明启蒙教育中很大一部分要达到的是一个为今后的社会生活铺路的目的，要教会孩童学习是为了生活服务，学习也是一个团结同龄人初步参与社会的过程。

蒙训文中体现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当然也担负起了教育儿童如何初步了解社会的责任。字里行间透露出关于社会生活的种种经验和忠告。因此，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绝不是将社会进行美化之后，鼓吹一个绝对美好的大同世界，使人毫无戒心地接触并进入社会。在肯定“人之初，性本善”的同时，在蒙训文中，我不时能够看到提醒儿童注意为人处世的技巧以及社会的阴暗面，如《菜根谭》中“善人未能急亲不宜预扬，恐来谗谮之奸；恶人未能轻去不宜先发，恐遭媒蘖之祸”、“炎凉之态，富贵更胜于贫贱；妒忌之心，骨肉尤狠于外人”、“饥则附，饱则翱，燠则趋，寒则弃。人隋通患也”，《增广贤文》中“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小儿语》中“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当面证人，惹祸最大，是与不是，尽他说罢”等。所有这些，再加上之前总结出的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的特点，其实都是从各个方面让儿童从小就得到适应这个社会需要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少走弯路，形成最有利于今后发展的性格和习惯，掌握有用的知识，拥有对社会的清醒认识，并都将在以后的生括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可见，儒家启蒙教育思想是为儿童以后的人生铺路，潜移默化地使之融入社会，在对社会中的一切有所准备之后积极人世，因为这些道理，只有在与外界交流时才能显现出作用来，也只有与人相处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根本不需要与人相处，根本不需要有所建树。那么这些道理其实就是空谈。而真正去身体力行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融入社会的过程，因为真正去实践这些，就不可能不接触他人及社会。这才是儒家启蒙教育思想真正的意义所在，在教育的同时也传达出积极人世的思想倾向，但并不是要你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而是让你怀着一颗仁慈之心，培养健全的人格，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自己的判断能力和保护自己的意识。虽然在思想上有所限制，却也使你符合封建社会的要求；在培养正确的行为习惯的同时教你待人接物、为人处事的准则和方法：在要求你仁爱的同时也提醒你祸从口出、人心难测的现实。对现实的险恶有所防备。这些在无形当中鼓励和帮助着儿童接触社会，也了解社会的基本需要，认识到社会的本质，达到一种人对社会的积极的适应，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

总之，蒙训文中集中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启蒙教育思想，这一思想的表现形式是从各个方面规定和约束一个儿童的行为。提出一条中规中矩的成才之路，其最终目的是为封建统治服务，因而在与西方教育思想对比的过程中。集中体现出了强烈的思想控制性，对行为习惯的重视，以及对于仁爱和积极人世的追求的特点。放入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其中提到的一些最基本的也最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规范。仍然是那么实用，而一些为人处世的警语，仍是精辟人里。现代科技为人类造福当然不容否认，但科技如果不能受到伦理道德的约束，就越有可能危害到人类自身，所以在科技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更需要伦理道德教育。因此，要在汲取西方教育思想的精华的同时，重视儒家启蒙教育思想中有价值的部分和蒙训文的作用。

注释：

①段亦凡等编，《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释译手册，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1996

②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③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④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⑤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⑥吕得胜，吕坤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参考文献：

[1]王楠，从校训差异透视大学理念，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4，(5)

[2]李承先，徐辉，大学校训与大学理念，高等教育研究，2005，(6)

[3]钟晓雪，从校训看大学教育的理念与精神追求，江苏高教，2003，(6)

[4]西周，弟子规图典，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

[5]吕得胜等小儿语：外八种，长沙：岳麓书社,2002

[6]刘海清评析，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增广贤文，武汉：崇文书局，2003

[7]洪应明，菜根谭，北京：京华出版社，2002

[8]王应麟，三字经，长沙：岳麓书社，1986

[9]徐醒民，儒学简说，厶中：青莲出版社，1999

[10]王应麟，三字经训诂，超量图书馆，1991

[11]卓铭，为人处世与《增广贤文》，桂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12]吴崇恕，世界知名大学校训校标，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13]曹黎光，姚芳注析，蒙学六种，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14]刘慰华，中国儒家教育思想，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篇6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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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在《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映现。这与当时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③高鸿均 《清华法治论衡》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④谷春德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大出版社

⑤夏勇 《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 社会文献出版社

⑥与现在所讲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

⑦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⑧《论语·为政》

⑨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 ，由孟子提出的。

⑩于向阳等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篇7

关键词：管理；儒家；“善”；人性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053-02

现代由于科技和信息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带来了管理全球化和本土化管理的矛盾，加之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在另一个方面暴露着西方管理学的弊端。所以现代管理必须有一个新的方向。本文就儒家思想中“善”进行分析，发掘其对现代管理的积极作用和影响。

一、性“善”

管理学从最早期的管理思想、古典管理理论、科学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理论到当代管理学与东西方管理学的互动与融合，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对于人性的假设一直是管理学思想的重要条件，从斯密、法约尔等人的“经济人”假设，到行为科学理论的“社会人”，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马克思“全面发展的人”和现代管理的“复杂人”，以及当代管理实现中的“博弈人”和“文化人”。不管是经济学还是管理学，作为行为管理科学都是以人性假设为基础的，因为在每一项决策和管理措施的背后，都必有某些关于人性本质及人的假设。而且管理是人本管理，它不应该是对人性的压制，而是对人性的张扬。如果不研究人性，就不可能把管理做好，要针对不同的人进行不同的管理。这样管理才会有效率。

中国古代的人性论思想，尤其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经典——儒家思想，整个体系就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治人”，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儒家认为天地间家人是最宝贵的。既然是管理人，必然从最基本的人性来分析。孔子《阳货》中提出“性相近，习相远也”。这包含这人性善恶的萌芽，具有发端意义。这里关于人性的善与恶，孔子并没有展开解释，只是说人的本性原来差不多，只不过由于环境和教育习惯不同，而使人的习性差别越来越远。对于人虽然“性相近”，但是并不完全相等，而是有不同的等级之差，由于智慧、认知能力的先天性而分为不同等级。

到了孟子，在《孟子·告子上》中，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是孟子关于人性的学说，继承孔子的学说，从“性相近”发展为“性本善”。孟子的性善论，首先从人性出发，提出它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本质属性。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人”的本质。这就是作为人所持有的善德，仁、义、礼、智四种美德。他认为人性的四种德是与生俱来，人皆有之的共性，从而主张人性平等。而这些先天的善的萌芽，就是“善端”。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的思想是一种精神到物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而扩充善端，主要来自于个人主观的修养，通过自我追求以达到善的目的。

而荀子关于人性的观点与孟子相反，他反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性恶论”。他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人性不是天生就有的，而只能是作为人的形体、感官的自然本能属性。而不是以孟子的天赋的伦理道德观念的人性。人性的物质欲望是本性，如果不加以节制肯定是“恶”的。至于善则是后天的人为努力的结果。荀子把恶放在人的本望上，而把善放在后天的认为中，看到了善与恶的对立。因此他提倡“化性起伪，积善成德”。从这里可以看出孟子和荀子实质都不是张扬人的自然性，而是教化人性善的方面，赋予规范和约束的必要性。

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和美国的麦格雷戈的X- Y理论有相似之处。X理论是人性本恶，认为人们有消极的工作原动力，人们的工作本性是被动的。所以应该用各种方式加强监管措施。Y理论是人性本善，认为人们积极的工作原动力，主张用人性激发的管理，使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一致，会趋于向工人授予更大的权力，让员工有更大的发挥机会，以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X—Y理论阐述了人性假设与管理理论的内在关系，但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在实际工作中，人们不可能存在着工作懒惰和勤勉的本性，人们的工作积极性主要还是决定于人们在工作中能、责、权、利是否能够统一。所以对于加强工作监控还是松弛的管理方法都应该采取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儒家关于人性的观点与主张对于现代管理的人性管理有很重要的作用。相对于西方的X—Y理论有一定的先进性，因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教化人向“善”，这样个人有了“善”对于人际关系的调整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仁“善”

人际关系是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的交往而建立起来的心理关系。在组织管理中，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团结。团结是组织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相反，没有团结互助的精神，组织就缺乏凝聚力，维持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感情关系就会破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就会加剧，试问一个组织像一盘散沙似的，如何能够承受住困难和挑战呢？但是如果成员之间的感情融洽、关系和谐，他们就能相互支持、相互帮助，齐心协力地工作。可见人际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组织管理效率和组织效益的好坏。

在儒家的“善”关于人际的关系的理论的是“仁”，“仁”字是二人，原指两人关系，尤其在春秋时期应用更加普遍，孔子看到春秋战乱，民不聊生，提出为政以德，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争取民心的政治方略，即指仁慈的统治措施，让统治者宽厚待民。在论语中，有109个“仁”字，作为道德原则使用有大约105次，足见其在孔子“善”思想中的地位，而“仁”最基本的是“爱人”。子曰：“爱人”就是爱人，相互关心，互相体谅，帮助别人，同时人要自重自爱。这种爱人是广泛的，不仅在家族、贵族、城邦、还要推广到普天之下。这种爱和西方基督提倡的博爱有相似之处，都是提倡广泛的爱别人，相互帮助，相互关心。但西方更强调无私，无阶级，没有等级差别。“仁”的实质作用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关系，缓和各方面的冲突和矛盾，使社会安宁。在不同的阶级中“仁”发挥着它的不同作用，在贵族和统治阶级内部，仁使他们协调一致，维持原有的等级和特权。在贵族和劳动者之间仁使前者宽厚，后者恭顺。在一定程度上让统治阶级更好的统治。但是孔子的仁具有一定人道主义，它提倡泛众爱，把一切人其中包括奴隶当人看，这也是其进步的一面。

西方的企业管理中，过去一直非常注重目标、制度、结构、战略，缺乏对正确价值观的强调；注重强调企业经营的非道德性和法律的制约，忽视伦理规范的激励和约束作用；片面地把个人视为追求最大化利润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关注个体的私人利益和短期利益，忽略对利益相关者、环境保护、社会整体利益等关系的协调。与西方管理思想相比，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管理思想则更强调以人为本，突出对人自身的关注及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突出普遍和谐是管理活动的核心。这是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儒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中能够存在的理由。

儒家以人为本，崇尚“仁者爱人”，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人，而“仁”的最高境界“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在企业管理中就是要求管理者在管理整个企业的员工时，采取思想疏导、道德教化的手段，对员工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满足员工精神方面的需要，只有先让员工有所得，才能让员工心甘情愿、齐心合力地为公司作出贡献，这样，管理者才能实现其管理的目的，提高公司的利润、创出业绩。管理者要认识到人是管理的主体。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管理者要设身处地为员工着想，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让员工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企业的主人，从而更自觉自愿地为企业服务。

三、和“善”

只有正确认识和引导人性的“善”和正确处理和调节人际关系，才能达到管理的“和”也即管理善之美。儒家向来重视“和”，在《论语·学而》中提出了“以和为贵”的命题，以及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是通过各种不同因素的差异互补来寻求整体的最佳结合，而“同”不讲差别，盲目追求一致、同一，没有自我，这是不可取的。孟子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他还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即人心向背看做是统治者是否具备“人和”的基本条件。管理的五大职能的目的是实现各要素的最优组合与和谐运作以达到过程最优效率和收益最大化。管理不仅是各要素和各功能之间的和谐，更是一种精神与文化的和谐。过去管理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的工具性管理，实际是对管理的一种误读。这种管理与管理战略的全局性和长期性发展相违背，只能使管理走向失衡，企业的管理走向死角，只有让失衡的管理重新回归和谐，实现和谐管理，体现和谐精神，才是现代管理学发展的新方向。管理学的这一和谐走向，赋予了管理学以全新的和谐内涵。

在以人为中心的管理大趋势中，儒家的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强调人际关系协调的管理思想，比西方唯理性主义的科学管理方法更适合于现代社会的需要。一个企业要使自身处于最佳发展状态，团队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培养一支充满团队精神的高绩效团队，是企业决策层的管理目标之一。要尽可能使该支队伍趋向于有着共同的目标和期望，有着相近或类似的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以致形成一种共同的行为模式，团结进取。

其培训的着眼点不仅在提高员工的个人能力，更要让员工对公司和企业文化的认同，这样才能把理念传达给合作伙伴和客户，以及整个医药行业。坚持以人为本的和谐管理方针，办公室注重人情味，以孔孟之道和儒家思想为根基，弘扬中国传统美德，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将这些思想灌输到全行业，进行规范行业秩序以达到良性循环。在激励方面注重员工的物质保障和福利的同时，激发员工爱国爱家爱公司的热情等等。这种正是现代社会的企业所学习和运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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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球都被生态破坏这一问题所困扰，相应的更多的研究人员开始研究如何恢复良好的生态环境。在生态问题上世界上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对生态的问题在态度和解决方式上都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而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发展对生态所造成的破坏也在加剧，对如何解决生态问题，哲学学者对此也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念。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明，早在几千年以前，我国的古代哲人就已经对生态问题有过认识，所以无论是如今的法律构建还是哲学思考都应当重新审视古典哲学对生态的观点，继而引领现代走向未来，为我们的生态健康发展做出贡献。

一、古典哲学对生态的表达

我国的古典哲学以儒家、道家最具有代表性，两家都对生态有着自己的观点和理念，有相似之处，也有各自的特点，对此笔者做如下介绍：

（一）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生态最为有影响力也是最能表达儒家思想的观念，从大范围上说“天人合一本文由收集整理”思想也是中国古典哲学对待生态的最有力的总结，是从古至今哲学的基本观念即人与自然的统一思想。笔者在此对“天人合一”思想作如下理解：

人是“天”的一部分，“天”是人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对生态的认识，即对天的认识与西方的上帝观点大为不同，生态是指自然界的所有，是真实存在的，而其形而上的才是超乎现实存在的天道、天德，这两方面在传统的儒家看来是统一不可分的。儒家对人的认识是与自然紧紧相连的，认为人来源于自然，依靠自然而生存，也即为天人合一的主张所在，人是“天”的一部分，“天”是人的一部分。北宋哲学家提出：“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无与也。”乾坤是天地的代称，天地是万物和人的父母，人世间所有认识和知识的来源都是自然，天、地、人三者混合。

而汉代的董仲舒认为人在生理上与自然也是统一的，这种学说在如今看来似有不科学之处，但是从人来源于自然，与自然同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这样的理论有其合理之处，可能在未来这一观点会得到相应的验证。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有过“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表达，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人生存发展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身体的一部分。首先人的生活物质来源离不开自然界，人的衣食住行依靠从自然界中所获得；其次人的思想意识也是由对自然界的认识发展而来；再次，“天道”“天德”思想体系也是对自然生态的体悟。人对天的认识实际上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只有人在认识行动上与自然的发展规律相适应，才能够从自然中得到物质支持，才能发展人类自身，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所以说中国古代儒家认为的“天人合一”明确体现了人与生态相依相存的特点，儒家的先哲们也从中总结出了天即自然生态是人内心思想的源泉，只有人心与自然生态相伴发展、互为体现时才能进步，只有人善待生态才能在自然界不断的繁衍发展。

（二）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

道家与儒家在生态观点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都存在着哲学上的认识差异，传统道家认为宇宙是由太极发展而来，世间万物都是由阴阳组合而成，《老子》中最经典的表述是这样“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所说的“一”代表了生态的整体性观点，“二”“三”则体现的是人的动态发展及与自然发展的和谐性，万物是我们在发展中所产生的、遇到的各种新层次的事物，体现了生态的多样性。“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是最为有价值的，也是现今所提倡的和谐理念。

道家哲学思想对生态的观点重在“以天和人”，认为生态在其演化发展中对人具有包容性，而这一观点的弊端也正在于此，对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认识不到位，相对于儒家哲学思想对人的重视存有不足。但是关于人与生态的地位认识上道家哲学思想却有其先进性，道家认为人与生态万物都是平等的。

从道家哲学总体上看，强调生态的价值多于儒家，主要体现在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上就是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对和谐的关系要不断维护，人的发展要放到整个自然生态大环境之下，尊重生态的发展规律。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哲学都是认为人与自然应当共生发展的，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都是一种生成论的世界观，是不可分的整体，但是两家在观点理念上还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差异。总而言之对生态的关注要注重和谐，要善待我们的源泉，要走双赢的发展道路。

二、生态哲学中的宗教问题

上文中已经提到过在有形的物质世界的自然生态视野之外，还存在着形而上观点的“天道”“天德”思想体系，这是我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最为明显的区别所在。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并不是超乎现实的空想理论，而是与生态自然统一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新体现，它来源于自然，也为自然的发展有其特殊的作用和功能。“天道”“天德”对人而言强调的是自然的主宰作用，在整个自然界孕育生命的大背景下，“天道”“天德”是依附于自然界而存在的，但是在功能作用上又是有主宰作用的，从而使人们对自然界，对“天道”“天德”有了敬畏之心，即儒家“敬畏天命”的宗教精神。这一哲学精神对生态的意义非同凡响，从中可以领悟自然生态并不是单纯的认识领域，自然界与人的关系也不是以人的主观意识来构建的，是需要人们认真、理性的去对待的，敬畏天命就是要求人们在与自然相处时要规范自己的行为，尽量减少对生态的破坏，才能继续的生存发展下去。相反，如果肆意破坏自然生态，上天会对人有所惩罚，从现今来看我们人类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了自然对我们的惩罚。过去在工业化发展建设中对生态的破坏已经超乎了必要的限度，对生态毫无克制的掠夺和污染、破坏，使现在的生态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最后受到伤害的还是人类本身。

中国哲学的宗教精神，除了上述“敬畏天命”，还体现在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回馈这一方面，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先哲，都认为天地是人的父母，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所以要对自然生态报答恩德，要有仁爱之心和敬爱之情，这是度人的内心宗教情感的反映，这种积极的宗教情感对人们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有益的，对今天的哲学和生态发展都有深刻的借鉴意义。

三、传统哲学思想对当代生态问题的启示以及局限性

以儒家典型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为例，其包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一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目前所面临的生态问题，重新使生态回归良性发展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家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在万物中比较人并不比其他物种在价值上更高，人高于其他物种的只是在德行方面，儒家称这种德行为“仁”，在生态上的体现就是要求与生态和谐相处，这种认识观念值得我们今天来弘扬，因为过去对生态的破坏急需我们来修复这段不和谐的关系，审视我们自身的德行，到底该如何发展。对比现今的主流生态价值观，儒家哲学早就对此做出了指导，所以对我们今天和未来的生态发展是有很深刻的价值可借鉴的，是对待生态的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社会发展至今，原来的社会环境已经发生了重大变革，社会经济结构也由原来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完成过渡，并逐步向着信息社会发展，“天人合一”的基础土壤也已经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生态环境受到的也是深层次的破坏，传统的观念已经不能根本改变这一现状，所以对传统的哲学生态观应当取其精华，不断丰富发展其内涵，与现代科学和哲学价值观相结合来解决现今全球性和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才能奏效。

第一，儒家哲学对伦理秩序的维护重在人际关系方面，而忽视对自然生态的规范和调节，对整体以及深层次的生态缺乏深刻的认识，时展至今，需要我们对传统思想继承、弘扬和发展创新，对儒家的哲学生态观结合当今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新的发展观念加以改造，解决自然生态与人在发展上的矛盾，克服传统哲学思想的片面性。

第二，对人的教育感化以人自身参悟为主，使思想的指导作用局限于道德层面，而对实践中践行和谐发展观没有重视，所以在解决问题方面只停留在理论层面，对推动和解决实际的生态问题还没有系统科学的论证。所以我们对此要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结合科学，运用于调节人与生态关系上。

第三，仁的思想给生态观冠以了神学色彩，儒家“天人合一”是以仁作为理论基础的，在此基础上对自然生态也赋予了仁的色彩，汉代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思想使得神学的色彩更加浓厚。我们对此在理解时应当从人与自然生态和谐相处的角度来看清两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用这样的密切关系来指导我们看待生态的态度，树立和谐共生的发展观。

总而言之，用古典哲学的生态观来解决目前所遇到的严重的生态问题，需要对传统的思想理念进行批判的吸收，取其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与时代的特点紧密结合，与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共同致力于对生态环境的恢复，实现人与自然生态和谐发展相处的美好愿景。

产生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生态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进步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人们价值观念的问题，也有制度内容的缺陷等等，环境变化体现着价值观念的变化，也正因为此，法律生态化是对生态哲学的一种反映，是传统的哲学生态观逐渐发展为制度保证的一种趋势，是指导价值观念树立的一种国家活动，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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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思政教育

一、“先秦儒家”的界定

（一）“儒”的理解

“儒”首次出现于《论语》中，即“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最初的“儒”是对那些以相礼、教书为职业的人的称谓，是从事礼乐教化的儒，“儒”即指一种职业。

随着社会的发展，“儒”的内涵有了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儒”是对术士的通称，《说文》中曾讲到：“儒，柔也，术士之称。”指的是知识阶层的士人，也就说人们口中的“儒生”。狭义的“儒”，则是指由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并被后人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韩非曾指出：“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说明孔子达到了儒的顶峰。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也是儒家的一面旗帜。本文研究的“儒”是狭义的“儒”，即由孔子创立并不断被后继者发展的儒家学派。

（二）“先秦儒家”的理解

从时间的跨度来讲，先秦儒家是儒家发展的创始阶段，从曲阜的地方文化渐渐发展为中原文化，在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后才在汉代成为显学，对后世的影响深远。先秦儒家思想是孔孟原本意义上的思想，作为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致力于辅助统治者治理好国家，维护社会的安定与发展。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主要产生于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化，为儒家学派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并由此开始进入百家争鸣时期。相比较于崇尚法治的法家，先秦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并不占有优势。加之先秦儒家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传统伦理规范与之相违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打压，更使先秦儒家思想不能顺利推广。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建立在儒家人性论学说基础上。儒家代表人物提出了以培养君子理想人格为其德育目标，以仁、礼为德育培养内容的德育思想，并总结了一套德育教育方法。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特色表现在重视德高于智，群己和谐倡导学为圣贤，追求德育目标的超越性德育过程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肯定道德主体性，强调道德自觉。

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内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不同的人那里有着不同方式的表达和体现。孔子“仁”的学说，更多意义上是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范畴来展现，而孟子侧重于强调“五伦”的明确及“四端”的扩充;荀子则主要是强调“礼”的重要和推延。

（一）基本内容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吸收了周朝的德育理念，其内容非常丰富。而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仁”“义”为主的核心价值观、以对个人行为进行制约和引导作用的“礼”思想，以及作为“仁”的基本表现形式的“孝悌”观念。

首先，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核心是“仁”，“仁”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是万善的总根源。《中庸》有云：“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是发自内心的爱人之心，将内心的情感以及信念用于人伦、用于社会，以此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其次，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小指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大指一切典章制度，及高于一切典章制度的伦常。再次，“孝”思想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是“仁”的基本表现形式。孟子有言：“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

（二）育人理念

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育人理念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坚持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便是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认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人的思想与行为具有制约、导向及激励作用。二是提出系统的修身之法。先秦儒家认为修身是实现个人价值和完善人格的重要手段与途径，突出强调个人修身的重要性。三是强调教师的育人功能。《大学》中孟子提出对人们进行德教在于“明明德”，每个人都具有“明德”，但却由于各种因素而不能完全显现，这就需要通过教育使其再现。由此，教师的地位及作用是不可代替的。儒家普遍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优良传统。

（三）基本特征

一是政治、社会、教育的统一相顺。先秦儒家所追求的是道德至上的社会秩序，将政治、社会、教育三者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所谓“政者，正也。”（《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先秦儒家主张君主治国基于道德教化，以德教为政治发展的基础根本。孔子强调“仁政”、“德政”，主张道德至上才能真正实现“天下归仁”的最终社会理想。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对君子、圣人人格追求的根本在于培养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才，表示教育人才本身就是为政，德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职能以及治国手段。孟子提出了“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的思想（《孟子.尽心上》），表示德是政的前提、手段和目的，有德的君主才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荀子将教育当做“固国齐民”的重要措施，他曾说：“政教习俗，相顺而后行。”（《荀子.大略》），指出了政治、社会与教育三者的正确关系是统一相顺，是普遍的规律。

二是等级性与普遍适用性的统一。春秋战国时期，在奴隶制度和阶级制度的背景下，人们处于不同的阶级集团之中，特别强调尊卑有序、远近亲疏，具体表现为以三纲为核心的等级观念，具有一定的等级性。孟子说：“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物的价值都分三六九等，人也不例外，价值有着不同的表现，勉强将人的等级拉平，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荀子曾在对人的区别上说：“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荀子.礼论》）。在维护秩序上，荀子提出了“群”的概念，他主张通过“明分使群”，即将人们组织起来成不同的“群”，从而产生力量，而能“群”就在于“分”，“分”就是名分、等级制度，但是要保持“分”的合理性。

三是稳定性与创新性的统一。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受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意识变化而消亡，对人们的道德观念起着指向和导引作用。儒家始终倡导的“仁”、“义”、“礼”等思想，一直被我国历朝历代所推崇，以培养国人性格，对巩固阶级地位，维护国家安定起到了重要作用，表现出了其中的继承性。另一方面，先秦儒家德育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中一些内容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由于受到不同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基础，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使某些内容与要求与时俱进，有了新的解释与意义，如先秦儒家对“利”的论述由最初的见义忘利、见利思义的思想发展为利义并重，由对“利”的蔑视到对“利”的价值的肯定，梁启雄在《荀子简释》中说：“孟子重义轻利，荀子重义而不轻利。”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所具有的稳定性与创新性特征使其牢固地处于我国封建时期各个朝代思想潮流的核心地位。

三、对大学生思政教育的启示

（一）重视德育环境

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道德、行为。先秦儒家德育智慧的具体内容，重视外在环境对人的道德形成是其中一条重要培养方法。而道德教育的实践性使其无法回避社会环境的影响。然社会环境并非都是良性的，这就要求我们需要在大学生思政教育过程中正视这一问题的前提下对德育环境作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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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文化作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其更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焦点，是各国都在争相热讨的话题。我国作为一个文明大国，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形式。各历史时期的统治者也因深受文化思想的影响，在建立某些制度时打下了传统文化的烙印。其中，社会保障制度正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开始略见雏形。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时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从西方传入到中国，我国古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只是思想意义上的。在本文中，笔者也考虑了古代的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这种考虑，可以从文化的视角完整分析社会保障思想和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目前，国内学者对社会保障与传统文化在理论上的研究并不多，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方面是从经济角度或者实用角度分析社会保障制度因传统文化引起的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某方面不完善的问题，如郑秉文（2009）等学者在《中国与拉美社会保障比较：传统文化与制度安排———提高覆盖率的角度》中除了作比较，更是在比较的基础上从文化角度分析覆盖率问题；另一方面是在从理论角度分析二者关系，并没有明确表示传统文化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如车程（2013）在《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运行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社会保障在传统文化蕴涵中的发展以及存在问题；王文茹（2015）在《浅析我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更多的分析各类传统文化（儒家、佛家、道教等）对社会保障产生与运行的影响。由于近几年弘扬传统文化的兴起，传统文化与社会保障之间的关系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思考与探讨，尤其是一部分学生也开始关注，并以此为方向完成学术论文，他们从分类角度单独分析某种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的影响或是从传统文化对社会保障中某种社会保险的作用，这一类主要以学生论文居多，如刘丽（2009）在《儒家社会保障伦理思想探究》一文中梳理了社会保障伦理的思想史。以上学者主要是多种传统文化去分析，本文则是从儒家文化角度，历史纵向发展分析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的关系，并分析在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为了更好地了解社会保障思想与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让读者清楚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的概念。本文的社会保障制度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功成先生所讲的“是国家或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的统称，包括法定的社会救助、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优抚系统和非法定的各种补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义、共享原则，通过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国家干预，实现保障民生与改善民生的发展目标”，也包括具有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特征的社会保障思想———社会救助思想、军人优待思想等类似思想；传统儒家文化则是指早期的一些儒家文化，主要以孔孟为代表人，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文化系统。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社会保障思想的形成在我国最初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奴隶社会，在这个阶段影响最大的是以孔子和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当时的儒家文化主要提倡“孝道”、“民本”、“仁政”等思想，这些思想形成了最初的社会保障思想雏形。“孝道”提倡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尊老、爱老，让每个老年人安享晚年，强调的是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仁政”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统治者应该对其统治的社会成员施予仁政，用“仁爱”思想处以政事；“民本”则是在一个宏观指导思想的基础下进行“孝道”、“仁政”，强调的是一切以百姓利益为重的社会文化思想。除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外，道家、佛教等也起到了辅助作用。如道家的“无为而治”强调的是政府的责任。中国化的佛教思想构成我国文化的重要一部分。信奉佛教的人要有同情之心、怜悯之情、慈悲情怀，使得信教之人具有利他思想。佛家文化讲究“普度众生”“、慈悲文化”，这可延生扩展为政府应平等对待社会成员，讲究的是平等性，在精神上树立一种为他人着想的思想，对古代的慈善事业非常有帮助。正是在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社会保障思想也出现了独特性，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最初毫无规章制度及毫无尊严的“施粥形式”，到后来初具国家意识的“开仓济民”，这些全部属于现代意义上社会救助思想和慈善思想，是社会保障思想的最初形式。历史的发展并没有抹灭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思想也逐渐成熟发展起来。从古展到建国以来，我们的社会保障思想并没有太大变化，这和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儒家文化影响有关。20世纪80年代，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制度引入到中国，中国开始结合国际经验重新整理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时期综合形成的社会保障制度借鉴了国际经验，但更多的是与中国国情相融合。也可以讲，此时的社会保障制度吸收更多的是与时俱进的思想，但占主流的仍然是我国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由此可见，无论是在最初萌芽阶段，还是建立以及完善阶段，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对社会保障制度思想都具有一种推动作用，促使其建立并不断完善，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都有社会保障形成的影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社会保障制度与传统儒家文化二者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除了传统儒家文化在社会保障思想建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外，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对传统儒家文化有所影响。古代的儒家文化占据社会文化思想的主流，任何形式的制度都无法撼动其主导地位，而且更是由于传统儒家文化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所以早期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传统儒家文化的作用不明显，更多的只是一种巩固和加强作用，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早期的社会保障思想只是传统儒家文化发展过程的副产品，对传统儒家文化并没有什么影响。社会保障制度在现阶段的发展对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是最强烈的，这种影响可以分为两种：积极的推动作用和消极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也主要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内容中体现，具体表现如下：1、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削弱了传统儒家文化的“孝道”思想。我国自古以来形成的养老模式是以家庭养老模式占主导，体现的是“大家族”似的宗法保障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以及国际潮流的引入，发展形成了居家养老、社会养老、机构养老等多种形式的养老模式，家庭养老模式的功能不断弱化，这种弱化的后果则是削弱了我国传统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孝道主义”。在现阶段，网络上以及报道中不乏看到许多家庭子女虐待老人、苛待老人的现象，甚至出现因赡养父母问题进而引发的“打官司”现象，这种现象并非只在城镇中发生，就连受外来文化影响力较弱的农村也有所发生。这些现象的出现从侧面反映出我国社会保障形式发生变化，但从文化角度则可以看作是传统文化的弱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社会成员思想中的作用远不如从前，“传统家族”、“宗法文化”的弱化，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引起的一系列后果，这种后果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养老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及催发政府及社会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应该发挥作用。2、社会福利思想强化了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最初形成的社会保障思想中并不包含社会福利思想，社会福利思想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保障制度传入中国后不断发展起来的。社会福利是国家向全体社会成员提供旨在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保障制度，这种制度从无到有的出现表明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更加以民为本，以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基础出发点。从简单的教育福利到复杂的医疗福利，从儿童福利到老年人福利，这些方方面面的完善更能证明政府清晰认识到自己的责任，也在努力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这些做法向着“仁政”方向进一步靠拢，并不断完善“民本”思想。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改变着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先行”思想。我国在古代就讲究“德治”，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形成法律先行的思想。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我国制定政策更多时候并没有做到法律先行。在吸收西方经验以及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中，国家开始注意到法律先行的重要性。尤其是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把法律的建立提到了重要日程上。在我国这个充斥着多元文化的社会中，现阶段法律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推动法律先行的思想也是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郑功成指出：“通过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50多年发展历程的简要考察，可以发现，前30多年是典型的国家－单位保障制，近20年则是逐渐在向国家－社会保障制演变，目前正处于国家－社会保障制的建设与完善阶段。”这种完善阶段也是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不断发展。目前乃至将来，我国面临着严峻的社会保障形势：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保障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凸显；城乡之间差别性取消，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问题亟待解决；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保障的公平性需更加普遍完善。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发展，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面临的重要难题。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在当前乃至将来面临着空前的养老压力。这种养老压力对当前的养老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年人口的增多，使得养老更为困难，单纯的靠“4-2-1”式的家庭养老似乎难以解决这个重任。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其他形式的养老模式，形成了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严格意义上的家庭养老与居家养老并不同，但是从目前发展趋势看，传统文化中的“孝道”思想影响下的家庭养老方式并不会完全消失，只是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程度的削弱。社会成员权利意识的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在今后的发展中更注重公平性。权利意识的增强是一种主观形态上的发展，这种主观意识的增强相对应的是客观存在的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责任的存在。社会成员权利意识增强强调的是社会保障公平性，强化客观存在则是政府认识自身责任，并不断完善，这种责任是在国家成立初期就存在的，是一种无法磨灭的自然责任。权利意识和国家责任的相互作用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会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传统文化中“众生平等”原则。城镇化的加快，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流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实现省内流动，今后要做的是全部实现省内流动和省际之间的流动。现在，社会发展迅速，人口流动性加强，社会保障制度自然也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社会大众需求。其实，这与文化之间的融合相通。每个地方社会保障的具体实施措施有所不同，在相互整合的过程中需要参考多方面因素，即调整过后的社会保障方式也可以具有某种适合当地需求的特征，并不全部是相同的。在大趋势下，求得生存和发展，与时俱进。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当然，在目前阶段，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不好的地方：总体经济水平低、制度不完善、法律依据不够等，这些与我国的传统文化有关。自古以来的小农经济和自然经济使我国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阻碍，再加上人口基数大，增长速度快，社会保障的经济发展自然受到限制；“德治先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的法律发展。而且，我国在处理社会保障产生问题的解决办法多是从政策法规入手，很少关注文化层面。规章制度是必要的，但是要根除问题，还是要从思想源头抓起，这样才能治标治本。首先，我国需要做的就是“法先行”。任何规章制度做到有法可依，这样才能使制度实行长久，执行顺利，减少或规避漏洞，更加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我国社会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比较晚，更是受到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在完善过程中结合了我国国情。但是，其在完善过程中应该做到法律先行，做到法律保障。其次，注重文化思想的影响。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的某些形式开始弱化，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更加关注平等思想，既看到社会保障过程中个人的责任，也意识到国家不可推卸的职责。我国需要摆正态度，正视自身职责，并利用有效的文化思想影响社会成员，使得社会成员在社会保障发展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减少社会上出现的“不文明”养老现象，同时也为其他的社会保障经济效果奠定思想基础，从思想上达到统一。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它不仅影响着历代统治者的统治和管理，也指引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无论是“孝道”、“仁爱”，还是“民本”思想，都在社会保障中得以彰显。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着社会保障思想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传统儒家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二者在一种相关的关系下得以发展。我们在解决社会保障问题时，应该吸收传统儒家文化的精华，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坚持以人为本，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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