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总结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总结，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发展史归入其中，并明确规定本专题的基础要求是学生通过学习掌握中国古代各时期儒家典型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而较高的能力要求则是教师运用各种教学手段和方式使学生理解儒家文化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并进而认识和接受人类文化、文明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基于课标要求，各种版本的《高中历史必修三・思想文化史》开篇即讲述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作为一线中学教师，研究多位历史教师的课堂教学之后，笔者发现大家更多的是被课本所束缚，注重单纯地根据课本孤立地讲解中国古代各时期儒家代表及各自的主要思想，忽视了其在历史长河中继承和发展关系的分析，导致学生了解的只是一部没有深度的、被割裂的儒家思想发展史，更说不上对人类文化、文明继承与发展关系的认识。换而言之，教师更多的只是完成了课标关于此专题教学的最基础要求部分，没有较好地完成较高要求部分。

二、解决问题的建议

儒家思想发展史专题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已经发现了，那么高中教师如何设计此专题的教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以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时期为例，笔者对自己教学课堂的实践进行总结，设计了一个由浅入深地解决问题的教学方案，这或许能为大家的教学提供一定的借鉴。

第一步，基于培养学生阅读和理解能力以及高考历史科的考题模式，教师提供简短的材料，以供学生研读，教师对少部分较深文字进行解读。

因为本文以儒家思想形成为例，根据课标要求，笔者提供了三组材料，涉及孔子、孟子和荀子这三位儒家代表，材料均为文言文。

第一组材料（均出自《论语》）

材料一 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材料二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材料三 子曰：“苛政猛于虎也！”

材料四 子曰：“有教无类。”（注释：不因为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等原因把一些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任何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

第二组材料（均出自《孟子》）

材料一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材料二 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

材料三 孟子对曰：“……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材料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第三组材料（均出自《荀子》）

材料一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不事而自然谓之性……人之生也固小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材料二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材料三 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材料四 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

材料五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

第二步，教师提供下面的表格，组织学生根据材料讨论并自主完成表格相关内容。

对于中学生来说，比较异同点类的问题解决起来相对困难，难点主要在于学生不知如何确定比较项。为逐渐提高学生在此方面的能力，教师可帮助选定比较项，并列出表格。

孔子、孟子、荀子思想主张异同比较表：

第三步，在学生充分讨论后由学生展示讨论成果（可由每个学习小组选派代表完成表格相关内容的填写），教师进行一定的评价和必要的修正。

第四步，在完成以上各项教学工作后，教师对本堂课的学习进行最后的归纳总结，以明确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各种思想文化、文明等在历史长河中的继承与发展关系：

篇2

关键词：儒家思想；普及经验；大众化

党的十七大提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十七大报告》）。所谓“大众化”，是指在当代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由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的语言，由被少数人理解掌握转化为被普通民众理解掌握的过程，从而使之深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内心，成为其言行的指导思想。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要重视和加强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

目前，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大众化的方式方法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即理论探索、实践创新、工作机制、队伍建设和经验借鉴。而在挖掘当代中国大众化可资借鉴的诸多经验中，学者们主要致力于对我党推进大众化的历史脉络、基本经验等进行梳理和总结；相比之下，对于如何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来推动大众化问题的研究，则很少有学者论及。换言之，现有的研究成果大多囿于对我党自身各个历史时期大众化经验的追溯和总结，还未及跳到自身之外去探寻和借鉴我国古代社会是如何进行思想理论普及的。笔者认为，各种思想理论传播的方式方法实质上是相通的，尽管它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存在明显差异。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及至近代社会则走向衰落。1917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它在中国现代直至当代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同样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二者在中国社会相遇的近百年中逐步融合共生，延续至今。笔者认为，儒家思想在我国传统社会得以普及的成功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推动当代中国大众化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经过一番讨论提出了儒家思想与的三种关系，即对立、并存和融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对“融合说”基本达成了共识。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在思想内容上具有诸多相通之处，从而为我们借鉴儒家思想普及经验、推动大众化提供了基本前提。二者间的相通之处，择其要者，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众所周知，中国历来是爱好和平的国家，这不能不说与儒家所提出的和谐思想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儒家主张“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论语·子路》），强调人应当顺应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合一。因此，“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便被奉为治理国家和处理各种事务的基本准则。同样，理论中也包含了和谐思想，认为和谐社会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1]81，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进而重视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社会和谐。在当代中国，我党则吸收了上述和谐思想的精髓，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旨在建设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美好社会。由此可见，崇尚和谐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基本精神。

第二，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是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共同倡导的治国理念。儒家主张“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第二》），提倡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这种教化方式可以渗透到人们的内心，使人有羞耻之心而变得善良，这不是法律制裁所能达到的效果。孔子所讲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即体现了儒家注重德治与礼治的思想。但与此同时，儒家认为适当的法治也是必要的，并提出“先礼后法”的思想。在当代中国，我党以为指导思想，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确立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这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儒家“德法兼治”、“礼法并举”（荀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第三，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发展和升华。在儒家那里，孔子提出要尊重个人的人格和个性，主张爱民、利民，即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荀子也曾提出：“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荀子·君道》），这些均体现了儒家重民、爱民、为民的民本思想。回顾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亦十分重视人的价值，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特别是的人道主义将人看作是最高价值和目的本身，主张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而在中国化的过程中，我党尤其强调“以人为本”，并将其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来看待。******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是对儒家民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和升华。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当代中国所倡导的“以人为本”与儒家所主张的民本思想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与其多样化的传播方式是密不可分的。儒家通过早期的游说诸侯、着书立说，到后来借助统治者的力量颁布教化纲领、广兴学校，以及通过民间的小说戏曲、家训家教等多种途径将其思想植根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无论妇女和儿童都可以通过上述传播途径知晓儒家思想所涉及的教化内容，可以说儒家思想的普及在历史上是成功的。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当代大众化，我们应当借鉴儒家思想的普及经验（当然，还须对其进行必要的现代转换），使从多层面、多角度逐渐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取得大众化的实际效果。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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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治；法治；礼法合一

儒家思想作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它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两汉时期，儒家的独尊地位得到确立，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逐渐渗透进立法和司法领域，持续地影响着后世的法律制度。直至“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成熟和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

一、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念

（一）“礼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礼”的观念起源于西周时期，是有关道德、法律和政治等关系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规范体系。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调整着社会的绝大多数领域，后来的儒家学者都将“礼”推崇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断导致“礼崩乐坏”，原有的秩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借鉴西周的礼制的内容，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孟子同时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实行先礼后法。

“礼”的思想中蕴含的伦理观念是处理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儒家学者将伦理观念融合到法律中来，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并将违反伦理观念的行为直接规定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孔子倡导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秩序的强制力，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伦理精神后来经过董仲舒的发展与改造，成为古代立法的指导原则之一“三纲五常”的重要基础。

儒家学者继承了周礼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不孝的行为直接会被法律所处罚，但是只做到“孝亲”是不够的，在古代“家国一体”思想观念下，忠以孝为基础，儒家学者通过倡导“孝亲”进而“忠君”来使民众遵守法律、忠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意志，进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等级制度，儒家所希望的社会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严格区分贵贱的社会，体现在法律中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不平等，通过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来实质上达到维护宗法制度的统治的作用。

（二）“德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实行仁政，将德治作为首要的维护统治的手段，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实现“无讼”的目的，并可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对“不教而杀”，贤明的君主就应该实行德治、以德服人，使人们从内心里消灭犯罪的邪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虽然儒家重视德治的作用，但并不否认法律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孔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发挥作用的，而内在的感召力则是道德发挥教化作用的重要力量，因此儒家学者们更偏向于选择德治，先德后刑、慎用刑罚。正如荀子提出以礼义教化且以刑罚禁止、“治之经，礼与刑”，由此可见儒家学者们主张道德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思想。

二、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一）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两汉时期“独尊儒术”

先秦时期，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秩序，法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所忽视。秦朝的法律十分推崇重刑的思想，刑罚极端严酷，最终导致了暴秦二世而亡，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的教训，期盼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百姓休养生息，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经过七十余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却无力解决后力强大的诸侯王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此时，西汉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儒家学者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改造，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新的学说，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准则，突出三纲五常的地位以及“德主刑辅”的重要作用，使臣民自觉服从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所倡导的这种新儒学，符合统治者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很快在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思想逐渐衰落，儒家思想全面复兴，德主刑辅、礼律融合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由此开端。

两汉时期法律的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春秋决狱”，它又被称为“经义决狱”，是汉武帝时期的一种司法制度，即司法者在从事审判活动时，不根据已经颁布施行的法律条文去裁判，而是以儒家经义《春秋》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春秋决狱”使儒家思想贯彻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领域，“礼”和“法”结合在一起，伦理精神和道德准则作为裁判的依据上升到法律中。“亲亲尊尊”是“春秋决狱”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司法者根据这一原则来裁判案件、评判是非，晚辈尊敬长辈，以孝为核心的夫子之道在法律上的重要体现就是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即三代直系血亲或者夫妻之间如果相互隐瞒犯罪行为，视为其遵守了“亲亲”原则，一般不追究隐瞒犯罪行为的亲属的法律责任。另外，地位低的人必须尊重地位高的人，尤其要无条件服从君主的意志。“君为臣纲”是君臣之道中首要遵循的原则，对臣民侵犯君主尊严和统治方面的犯罪严加制裁。由此可见，“独尊儒术”是传统法律儒家化的开端，儒家经义的精神逐渐渗透到传统法律之中，儒法两家开始走向融合。

（二）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儒家化进一步深入，儒家经典逐步获得与法律同等的地位，礼律并重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儒家学者通过积极参与立法，使“礼”的内容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法律中，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不断推进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八议”制度和“官当”制度的入律。“八议”制度是指法律明确规定的八类人犯罪，可以依法减刑或者免刑，从本质上说就是以法律的形式维护贵族和官僚的利益，虽然这明显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但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却被儒家“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的原则赋予了合法效力。《北魏律》中明确规定了官当制度，允许以官抵罪，目的也让封建官僚贵族享有法律上的特权。这两项制度均体现出儒家思想中重等级、尊卑的观念逐步深入到法律条文中，对封建特权制度起到了强化作用。

2.“准五服以治罪”原则的确立。“服制“是中国古代以丧服为标志，规定亲属间亲疏远近的一种制度。晋律将“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确定下来，即在亲属之间犯罪的情形下根据服制的不同来确定刑罚的轻重，的核心是利用刑律的手段来达到维护封建礼教秩序的目的。“准五服以治罪”原则在晋律中的确立，标志着代表伦理观念的丧服制度在刑罚上得到体现，儒家礼治思想与法律进一步融合。

3.“重罪十条”的确立。《北齐律》将严重危害国家利益和统治秩序的犯罪规定为“重罪十条”，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即侵犯君主人身安全及利益、危害统治秩序的犯罪以及违反封建伦理纲常的犯罪。这十类罪名之所以作为法律严惩的对象，且不得适用“八议”制度的相关规定，正是因为其对儒家所极力维护的封建统治秩序、封建伦理道德的根本违反。

（三）法律儒家化的成熟――隋唐时期

唐朝的法律日渐成熟，代表着中华法系的最高水平，它对两汉以来的立法经验进行了总结，引用儒家经典解释法律制度与原则，并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礼”与“法”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一时期法律儒家化的主要特征就是“依礼治刑，礼法合一”，主要体现在一下几个方面：

1. 德主刑辅、礼法合一的立法指导思想。唐代统治者们吸收秦朝和隋朝的历史教训，注重通过道德教化来维护统治秩序，提出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的思想，将儒家思想中的“三纲五常”作为首要的准则，法律的作用就是惩治违反“三纲五常“的行为进而维护封建统治。在这种指导思想下，法律的内容被确定为礼，儒家的纲常伦理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2. 宽仁慎罚、立法宽简的刑罚制度。在刑罚制度方面，唐朝提出简化法律、明法慎刑、以宽仁治天下的思想，建立了完善且不繁琐的刑罚体系，减少关于死刑的条款，严格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明确规定了疑罪从轻；刑法中体现儒家思想仁爱的精神，对老幼、残疾人、精神病人等从轻或减轻处罚。

3. 亲疏有别、贵贱有序的身份法体系。唐朝更加注重亲疏、贵贱之间的等级差别，将社会划分为贵族、上族门阀、官僚、平民和贱民五个阶层，每个阶层的人犯罪后所受的处罚都有所不同；另外还规定了“八议”、“请”、“减”、“赎”、“当”等制度，贵族阶层和官吏在犯罪时，可以通过上述制度来减免自己应受的刑罚，这就赋予了他们很大的特权，这都是儒家礼治原则直接入律的体现。

唐律运用高超的立法技术，将儒家思想中“礼”的内容完全地融入到法律之中，礼与法结合在一起，使整个法律体系都体现着“礼”的色彩。儒家的伦理道德获得法律上的效力，法律也成为统治者运用纲常伦理巩固统治、安定民心的最好工具。法律儒家化的影响波及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为这些国家的立法提供了借鉴，至此，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过程最终形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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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使我有点措手不及。面对学生的质疑，我努力镇定下来，对同学们说：“老师在备课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问题，所以一时也不可能给大家作出科学的解释，请同学们互相讨论一下，我们一起探讨答案吧。”

同学们活跃起来，很快有同学提出了假设：

伏尔泰推崇的儒家思想，不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应该是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吧？

学生的发言把我的思路打开了，我及时引导学生分析儒家思想中积极的一面有哪些。学生通过讨论，总结出以下方面：

“仁政”“民本思想”“为政以德”“民为贵、君为轻”及伦理道德的思想内容。

我又引导学生思考伏尔泰推崇这些思想主张有何目的？

有的学生谈到：伏尔泰生活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当时的法国在波旁王朝统治下，封建统治腐朽，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阶级矛盾尖锐。伏尔泰认为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实行的是开明专制，希望法国的封建统治者用儒家的理性价值观来治理国家，借此来反对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

还有的学生认为：儒家思想主张修身养性、宽宏大量、乐善好施、仁恕之道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启蒙思想家希望当时的法国能够借鉴这些思想，缓和社会矛盾。

经过师生的共同对话交流，我们得出了如下结论：

当时整个欧洲处在天主教会和封建专制制度的统治下，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壮大，渴望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获得相应的地位，但现有的制度成为其继续发展的重大障碍。在这种背景下，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启蒙思想家发起了一场旨在反对封建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高举理性、自由、平等旗帜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有力的支持，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寻找理论依据，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等人发现中国可以作为他们的楷模。中国儒家思想中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成为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反对当时法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理论来源。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启蒙思想家认为儒家要求人们达到的这一境界无需求助于神的启示，依靠个人的修行就可以达到，借此反对天主教神学的统治。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凭学问、凭才干，不世袭、“选贤任能”的教育制度和选拔官吏的制度，与18世纪欧洲的知识界、启蒙学者们尊重个人价值，反对中世纪的封建世袭制度，通过自由、平等、竞争攀登仕途高峰、梦寐以求的理想一拍即合。正如1987年11月10日，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所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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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资料排比，著者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气”与天文学已经结合;到唐代李淳风时期，“气”与天文学密合无间，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气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曾振宇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气”范畴的研究，在以前的专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学对于境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著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相当于明朝时期的朝鲜著名学者徐敬德的思想，发现徐敬德是张载的忠实信徒，他将中国古代气学和朝鲜气学融合起来，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例证。著者在比较与发展的视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气学的特质，将视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畴，“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87页)。著者以考古资料作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尔雅》对于“孝”的本义作出解释，继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对“孝”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作出探求，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却没有回答“孝说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说明“孝”内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经》只是对于儒家的孝论作出初步论证;最终完成“孝”这一哲学论证的还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则将古代中国孝论进一步深化。上世纪初的，西方的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反观中国儒家的“孝”这一核心伦理。著者发现，在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认为，诸多发难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主要是没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区别;此外许多论者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孔子与儒家的内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对于“孝”的内涵及演变过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现出著者的学术敏感性。至于“法”与“德”孰重孰轻，儒家和法家观点不同。

中国哲学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论说。儒家主张先德后刑，首先实行教化，然后以法规制约，主张将“仁”作为“法”的内在精神。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时对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过了亲情和伦理。汉初黄老学说占主要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响了汉代法律制度。著者经过资料排比发现，许多深刻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实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汉代儒家思想;而两汉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论的影响;至于《唐律》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儒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它总结了历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成为有效调节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编纂法律与诠释法律的规范。著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清代结束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学术研究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学者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史领域的“语言学”概念方面。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眼界大开，对西方哲学投入了很大热情，很多学者喜欢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学说。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研究者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著者发现有些学者对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文本或某一具体人物;也有学者对某些概念作纵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学概念内在的逻辑性线索没有梳理出来。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中，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在甲骨文已出现，但是“气”在什么时候由一个普通的词汇上升为哲学概念，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气”学为什么会与阴阳五行学说“牵手”，研究者重视不足;而“气”的范畴有几层内涵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论证;对于为什么说张载的“气”学达到了中国气学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气”学论说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论证。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才能梳理出“气”这一哲学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发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线索;才能勾勒出“气”学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的脉络。著者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针对研究现状，著者对一百多年来学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论与治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其目的是力求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据已有学术研究基础，将主干概念的起源、特点与演变轨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与研究。他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语源学考察，然后阐微发隐，以每一时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为线索，梳理每一个概念的内在逻辑性演变轨迹，进而与西方哲学范畴进行比较，阐发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的独创性人文品格。在每一个概念的研究上，以历代思想家的文本为基本线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逻辑演变。在纵向梳理的同时，又兼顾横向比较，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强调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与哲学齐头并进，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个概念的研究内容能够互相说明与印证。著者在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史每一个主干概念的内在逻辑性发展线索的同时，又将观念史与精神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综合分析，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创新。著者撰写《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深感中国学者多用西方哲学原理和概念体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著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中，逻辑世界、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体之内的，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命题来表述，就叫“道不离器”、“气兼有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自己的哲学概念，故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统，有其自身独创性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内蕴。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文化形态当中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他希望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让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从《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的内容来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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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典籍众多，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它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和洗礼，至今仍被人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管理的需要，管理者们又把儒家思想加工成管理思想，继续发挥着它既有的光芒。本文主要从“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克己复礼”，“尽善尽美”，“君子务本”五个方面探析儒家的管理思想。关键词：儒家思想；管理；仁；德；礼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22-02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典籍众多，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指导思想，它是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和洗礼，成为一部经典，至今仍被人传承。随着社会发展对管理的需要，管理者们又把儒家思想加工成管理思想，继续发挥着它既有的光芒。中国儒家思想应用到管理当中成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本文主要从“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克已复礼”，“尽善尽美”，“君子务本”五个方面探析儒家的管理思想。这五个方面中“仁”的思想又最为重要，形成管理的核心内容，以“礼”次之，“礼”的思想体现在管理规范以及制度方面，其中中庸思想为儒家所独有，形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循环，以自我管理为起点，逐渐辐射到家族管理，国家管理，最后实现了大同的管理思想，以此奠定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一、“仁者爱人”与管理中的和谐因素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在儒家思想里是使用最广泛的，也是儒家核心思想，在《论语》中出现的不下几十处。“仁”的思想主要是体现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有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从以上可以看出儒家“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有一种爱心，而且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用“仁”的方式，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使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能够相互理解配合，这也是现代管理中倡导的人本管理。在管理中合理满足员工的需要就是仁，反之对员工猜疑霸道，动则惩罚员工，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就是不仁，“仁”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治病救人”才是其最终的目的，即使存在一定的惩罚，那也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二、“为政以德”与管理中的形象《论语・为政》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为，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所以“为政以德”阐述的思想仍然是“德治”，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同样在如今也能把企业治理好。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归附者心悦诚服，管理者就要“为政以德”。要想使管理者的品质达到德的境界，就必须要做到“智，信，仁，勇，严”，具体如下：“智”即智慧，作为一个管理者，尤其是企业的领导者，直接掌握着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命脉。“智”同时也有知识的意识，所以管理者的“智”也就是知识能应用到管理中，并将之转化为力量发挥能量，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能引领企业走向辉煌，一个无智慧的领导者则会引领企业走向深渊。“信”即信誉，子曰：“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信乃儒家管理思想之根本，求财利也应立足于“信”。企业之间的竞争，靠的是优异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只有坚持“信誉第一”的方针，方能赢得顾客的信赖和认同，也只有以其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取信于顾客，方能谋得长远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企业竞争的根本所在。“仁”即“爱人”，前面已作陈述，不作过多解释，在企业中如何用人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着重强调一下在企业里如何用人，管理者要独具慧眼，不能大材小用，也不能小材大用，在企业中要做到人岗匹配，这样每个人才能各尽所能，人尽其才，在合适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勇”即勇敢，这里有“胆识，气魄”的意思。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决策至关重要，既要着眼长远利益，又要照顾眼前的发展。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机会也是稍瞬即逝，使企业走向失败。“严”即纪律，执行力。在管理的过程中严格的纪律和高效的执行力是必须的，领导在下达一项决策时要上行下效，要有高效的执行力，不然企业将是一片混乱，效率低下。三、“克己复礼”与制度的重要性《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也是儒家早期对“仁”的回答，其意思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礼”实际上是社会各项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的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控制与西方的控制有所不同。“克己复礼”的“礼”强调的是一种制度，制度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只无形的手，它能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约束，“礼”重在个人修养，对企业来说就是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礼”运用到管理当中有如下功能：（一）“礼”有约束与规范的作用。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员工之间可能不务正业，消极怠工，使企业走向末路。（二）“礼”有正身与自律的作用。“礼”在儒家思想中指的是个人修养，个人修养的高低关乎自己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个人修养的好坏也是自己外在形象的体现。如果用“礼”的思想来教化自己起到正身与自律的作用，这无疑对管理有很大的帮助。（三）“礼”有自尊和尊重他人的作用。“礼”既然强调个人修养，那么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控制，对他人也会敬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礼”有和的功能。“礼”对自己强调修养，对他人又有行为的约束。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就会融洽，有利于同事之间的沟通，创造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五）“礼”有传递组织信息，传播组织形象的功能。对管理者来说，个人素质的提高，对企业的形象是一种宣传，对员工来说，就是团结一致，共同进步。四、“尽善尽美”与员工的自我进取精神在儒家思想里对美和善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深远的看法。《论语・八佾》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未尽善也。”这里孔子首次将美和善区别开来，看到了美与善的矛盾性，他认为美不同于善。因为从善的观点看是完美的东西，从美的观点却可能是不完美的，尽善不等于尽美，但孔子认为美同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以感官的愉快，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才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既要“尽美”也要“尽善”，美与善要实现完美的统一。

把“尽善尽美”应用到管理当中，就是让员工把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行为结合起来，能给管理带来高效的环境。使管理内部工作环境轻松愉快又高效率。在组织管理中员工的行为可以分三类：一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者；二是能混就混，能少干就少干；三是有上进心，按时按量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在管理中让员工学习儒家的“尽善尽美”思想，能使一个组织团结一致，高效运转。让管理中的员工成为第三类人员，管理中的组织才能有长足的发展。五、“君子务本”与企业管理中核心问题《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关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宋朝的朱熹曾作过解释，他认为这句话是“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谓“孝弟”，就是“为仁之本”君子着力于此，根本确立，那么仁道就此而生了。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应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本”就是组织中的发展的战略，“道”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或称为战术。一个企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一长远的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是否周详以及优劣直接关乎一个企业的发展。要想达到长远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正确实施战略发展的方法。这就要考虑“道”，“道”就是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君子务本”就是关乎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企业发展也需要谋略，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谋略就是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有四个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基本性，四是谋略性。整体性是相对于局部性而言的，长期性是相对于短期性而言的，基本性是相对于具体性而言的，谋略性是相对于常规性而言的。企业发展战略必须同时具有这四个特征，缺少一个特征就不是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灵魂与纲领。企业发展战略指导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落实企业发展战略。前者是纲，纲举目张。总结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将其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能胡乱吹捧，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3]赵靖.中国管理思想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5]黄河.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综述[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6]张芹.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小企业管理的启示[J].中国集体经济，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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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反思；分析；新

说来巧合，笔者本科期间曾粗读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当时只是听老师推荐，说是一本好书。刚好图书馆也有此书，因此得以拜读。那时懵懵懂懂，读来不求甚解。而冯先生写的举重若轻，侃侃而谈，比较简便，对于一些重大哲学思想往往一笔带过，蜻蜓点水，如此便很令笔者费心，当时也未予深究。现今老师期末作业让写一部读书笔记，而我也想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哲学思想，于是再次阅读《中国哲学简史》，期待获得更进一步的认知。

冯友兰先生此书不可不谓之章节丰富，共有28个章节。从此书的前三个章节和末尾章节来看，写出了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价值与内涵。同时也可读出中国哲学的多样性，兼有中国经济、地理环境等对其的影响等观点。他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哲学进行反思，使得《中国哲学简史》这本书具有较高的价值，至今仍发人深思。

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主脉络来看，中国哲学源于感性认识，却最终超越感性上升为理性而又超越了理性。它令我们不断反思自己，不断的追求内心的平静后上升到“天人合一”的完美“善善”境界。冯友兰先生向我们提出了中国哲学并不是什么可以抓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它的终极奥义存在于我们的内心，通过自我的不断追求，不断砥砺，而最终达成“圣人”的要求与标准。他也告诉了我们为什么要研究阅读中国哲学，他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以前说了什么，具有的意蕴是什么，而这种意蕴是当时的意思，并非我们现在所认为它应当是什么的意思。历史需要的是求真，哲学也是如此。

本书的4～27章应是冯友兰先生所论述的主题部分。同时也分成了四个板块――先秦板块，汉魏板块，唐宋板块，近现代板块。分别占据了4～16章，17～22章，23～26章，27章。之所以这样划分中国哲学。是冯先生认为，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的启蒙阶段，汉魏时期是中国哲学兼容并包阶段，唐宋时期则是属于一种“更新”的阶段，而近现代则是中国哲学的走出去与获得发展新纪元的阶段。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待冯先生当时对中国哲学的划分，仍旧觉得十分正确和明确。

《中国哲学简史》中对中国古代哲学的论集中提到了佛道儒法等教，通过对它们相互之间对立兼容思想的分析，得出了自然而然的结论――或融合或退隐。而后的“理学”“心学”等则是得益于对儒道佛等思想的兼收并蓄，通过对于这些哲学思想的阅读运用，可以逐渐明晰各个朝代的统治模式，并且可以移用到个人生意义上面。而冯友兰先生在文中将人生意义划分为四个阶段，分别是自然阶段，功利阶段，道德阶段，天地阶段。这包含了现实与超现实以至于理想的连接，同时也是从此岸到彼岸的飞跃阶段。

此书的重点之处在于论述儒家、道家的思想活动。鉴于篇幅，笔者此处仅对儒家思想进行简短分析。儒家思想十分重要，甚至在各家思想排名中位居第一行列。相信冯友兰先生也是如此认为，否则不会在文中运用了10章的篇幅来写儒家思想。他将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逐一点评叙述了一遍，包括孔孟荀、董仲舒、韩愈、周敦颐、程颐、程颢、朱熹等。它的哲学思想可谓是变化了两千多年，实伴随中华文化的萌芽到兴盛的全过程。为了达到此种所言的“至仁至圣”的目标，儒家的一代代人都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努力。先是孔子的“仁”，孟子的“义”，荀子的“文化”，继而到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孔子的全面“神话”过程。而后到兼收佛道精华的唐宋，使得儒学焕发出了不同以往的生命力，如“理气论”、“心性轮”“致良知”等耳熟能详的思想，这些都丰富了儒学，使得儒学长兴不衰。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与政治权利的紧密结合，才使得儒家思想能有长久不衰的影响力和浓厚的入世特征。儒学是实现人生意义的大学问，通过对儒学的把握，可以使人达到理想中的“完人”境界。而这种“完人”不是自私自利的，他应是为苍生立言立命的代表，是要“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就是否定之否定的思想，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思想，这与西方哲学思想有着共通之处。

古代朴素的中国哲学是与经济方式一致，慢慢发生渐变的。但是它并没有产生突变，而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渐渐改进和改良，使得其能够进一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冯友兰先生的这本书中，笔者虽然读出了这种渐进式的温和改进，但是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儒家思想还是缺乏一种较为彻底的创新动力在里面。而这种哲学的根基大都是过去式的产物。就像当今研究阐释中国的哲学，一直需要从古老的时空里去寻找智慧。

通文观之，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较为晦涩，离彻底理解尚有很大难度，其精华或许笔者不得要领，但以笔者自身的现有阅读而言，中国的哲学尚需要得到很大程度甚至是彻底的反思。唯如此方可更好的为指导社会发展奉献其该有的普世价值与智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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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数字广告；传播途径

杨善群在《孙子评传》中提及孔子与朝鲜、日本乃至西方国家的关系；李启谦、姜林祥主编的《孔子思想与当代社会》中论述了孔子思想对国内外的影响；姜林祥的《儒学在国外的传播与影响》分析了孔子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的历程与所产生的影响，资料较翔实，分析到位；崔英辰的《韩国儒学思想研究》被称为“系统研究韩国儒学思想发展的扛鼎之作”，不仅对孔子儒学的思想本质有所分析，而且重点对孔子文化在韩国的发展进行详细论述；韩国儒学者柳承国在《韩国儒学与现代精神》中探究韩国儒学思想形成的渊源、韩国儒学的特性与社会功能及韩国思想的现展等。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便于人们了解儒学的海外传播状况；另一方面为当前研究孔子文化怎样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依据。儒家文化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其对东亚诸国文化的影响有目共睹。四川师范大学政教学院的蔡方鹿教授通过考察儒家文化在中、日、韩交流与发展的历史指出，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一部分，主导了起源国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对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孔子文化研究在欧洲具有重要的地位，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翻译了《史记》，并对《礼记》《周礼》等颇有研究。他曾来华周游齐鲁故地，瞻仰了孔孟庙堂，凭吊了太史公陵墓。德国一些学者也对孔子文化研究兴趣浓厚，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几位著名的汉学家卫礼贤、佛尔克、福兰阁等所研究的中国哲学史都包含孔子思想。1964年，德国出版了施唐格翻译的《论语》。此外，德国大学选读课中有《孟子》。英国学者和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也比较活跃，牛津大学偏重于中国古典文献的研究，公共课科目为《左传》《孟子》中的篇章，选修课为《孝经》和唐宋传奇等，诗词主要讲《诗经》和唐诗。此外，英国还有讲授中国文化史等方面的专著，这些著作也涉及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内容。在美国，除了传教士热心于翻译和传播孔子文化以外，政府和很多学者也对儒家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与传播中的地位达成了共识，充分肯定了儒家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贡献和儒学的现代价值。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在各领域的传播，是当今国内研究者需要站在一定高度审视和思考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一、儒家文化的传承

儒家“天人合一”世界观的传承。中国人一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敬畏和保护自然。“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儒家思想提倡由家庭之爱推及社会之爱、天下之爱直至对世间万物之爱。贯穿仁的精神的儒家思想具有生生不息的生机活力，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使人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礼”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该思想在当今中国对外策略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传承意义深远。其一，通过系统研究数字广告语言、传播渠道和传播策略的创新方式，以儒家文化为源泉，根据历史变迁打造当前社会所需的广告风格和特点。其二，以儒家文化为创作背景，为中国创意产业经济发展模式提供参考，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广告领域的理论建设，积累创意产业的发展经验，为我国数字广告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优秀范本，这对中国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二、儒家文化思想价值导向

在传播学、广告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以儒家思想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成员养成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的内在品质和行为习惯，积极继承儒家思想重德行、重社会规范的理念和思想，与时代接轨。通过数字广告的有力传播，使民众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一心。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的应用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开展儒家文化与数字广告产业的研究，既符合党和国家对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精神的要求，又增强了广告传播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其二，儒家文化通过数字广告的广泛传播，拓展了中国文化的传播途径，培养了人们的人文情怀。其三，中国文化对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利于提升我国的文化影响力。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应该坚守我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便是儒家文化的思想价值导向。

三、数字广告的传播途径

数字媒介促使广告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现象。其一，广告传播信息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如，网络广告使用电脑制作，通过互联网在线传播的方式各类广告，向全球范围输送图像和文本。网络广告把文字、动画、视频等结合在一起，表现形式多样化，并且功能完备，受众可以在网络上发表评论、进行互动等，极易被具有趣味性的广告吸引。其二，数字技术促成的互动广告，可以使目标客户与生产商实时互动，产生一对一的营销效果。目前，基于数字技术的手机电影、手机电视、手机动漫、手机音乐等艺术形式十分常见。数字广告在网络媒体发展背景下形成了手机广告、游戏植入式广告、富媒体广告、网络广告等形式。其中，网络数字广告还包含关键词搜索广告、横幅广告、分类广告、富媒体广告、赞助式广告和电子邮件广告等形式。数字广告通过应用多媒体制作技术，对文字、图片进行编排、嵌入，最终形成数字广告传播文件，使儒家文化的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四、儒家文化在数字广告中应用的具体策略

我国中央电视台通过公益广告宣传以诚实守信、尊老爱幼、遵纪守法、爱岗敬业等核心思想为主题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使广告传播取得了可视性、科学性、有效性的效果。商业数字广告紧跟时代需求，传播效果不错。如，五粮液的数字广告在中央电视台播映后，给人们留下了唯美的深刻印象。该广告选择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纸扇、竹筏、水车等，再现了酿造五粮液的工艺，传达了如梦似幻、充满诗情的广告画面。广告中突出了青山碧水、翠竹林海、青衣飘飘、唯美柔和的古典之美，荧幕上的片片竹叶仿佛透出醇厚的酒香，突出了五粮液的回味悠长，更蕴藏着中华数千年的酒文化。这则数字广告以人、情、景三者交融的方式体现出儒家文化中的礼让、和谐精神，更凸显了酿酒的精湛工艺。日本近年来重视旅游经济的发展，所拍摄制作的旅游宣传片中包含了浓郁的日本文化，如相扑、富士山、佛寺、北海道等，拍摄取景极具传统特色，配以轻快的音乐节奏和编舞，展现日本的旅游资源，以此提升日本的形象，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日本旅游宣传片中体现出了日本文化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如中国的碑刻、建筑、园林、民间艺术等都是儒家文化的物质载体。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极具代表性的旅游资源，如通过数字化影像传播，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如，一些东南亚国家以本国文化为数字广告的创作根基，进行数字化广告创作与传播。我国文化复兴之路任重而道远。我国数字广告传播者需要仔细分析中西方文化差异表现，从价值观念、艺术审美、、风俗习惯、语言符号和法律制度六个方面，深刻而透彻地阐释文化因素对数字广告传播的影响，立足于儒家文化特征，对本土性和国际化进行考量，总结出独特的中国数字广告传播策略，不断创作出含有儒家文化的数字广告，并促进其在全世界的传播，以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

参考文献：

[1]丁成际.论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与相通.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2]刘舒.儒家文化与我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中国化研究.沈阳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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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史永亮.中国国家形象广告片的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2.

[7]廖秉宜.大数据时代数字广告产业的发展模式与战略.广告大观（理论版），20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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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和谐社会 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3.23.218

和谐是儒家文化的特征，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要义，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观念系统中起到了非常深远的意义。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与自然和社会的矛盾冲突越来越多，经济、政治、文化甚至道德领域都出现诸多不和谐现象，在整个民族处于伟大复兴的重要阶段之时，势必要求我们借鉴和吸收我国儒家经典的和谐思想，追求儒家“和而不同”的思维方式，达到修身养性、与自然和社会相处和谐的目的，为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提出理论指导与帮助。本文将对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做出阐述，结合当前社会中常见的不和谐现象进行分析，总结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与局限，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1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和谐旨在使各种要素配合得当，互相统一，是一种不散的精神，“和”的本质在于将不同事物协同起来，孔子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就是以“和”为目标的和谐的理想社会，天下为公、公平公正、和睦相处的完美社会。儒家和谐思想具体的内容主要有：一是“己和”，即人自我身心的内外协调，通过修身养性提高自身素质和高尚人格，为“治国”、“平天下”打好道德基础；二是“人和”，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包括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的多重和谐关系，每个人各司其职，安于其份，遵守各种道德秩序；三是“天和”，即人与自然共生共荣达到天人合一，接受自然的法则和支配，合理利用资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当前社会中的不和谐现象

我国社会各种关系基本和谐，但人民内部仍然存在一些不安定和谐的隐患，主要包括人身心不和谐、社会不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处理不得当等。首先，人的身心不和谐主要表现为道德缺失问题，尤其存在利益的矛盾冲突下，人们的价值观扭曲，认为经济可以改变一切，导致社会上经常出现拜金主义不择手段的黑暗面，这对于构建和谐社会都有着负面的影响。其次，社会中不和谐的现象主要有分配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等导致了社会矛盾越来越复杂和紧张。最后，人与自然关系出现失衡表现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对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资源的减少、物种的灭绝、空气的污染都是人与自然关系失去平衡所造成的。

3 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的价值

3.1 修身养性，实现人的身心和谐

和谐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没有个人的自我身心和谐就很难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要求个人崇尚道德、重视智慧，结合儒家和谐思想“道德至上”的主张，教育人们形成健康的价值观，不被金钱利益所左右，遵纪守法，以“中庸之道”“乐道精神”为标杆，宁静、平和地对待物质财富。所以说，儒家和谐思想中的培养自我道德修养能力是和谐社会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实现人身心和谐的道德标杆。

3.2 和而不同，实现人与人的和谐

人是群居动物，是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的，在人际关系日渐冷漠的今天，儒家和谐思想更应为人与人的和谐、社会的稳定发展发挥其作用，启示人如何做到与家人、社会和谐相处。和而不同理论指的是正确把握人际关系的和谐，均衡和统一人与人的矛盾，尊重个体的差异，追求整体的和谐，最终建立和平有序的安定社会。儒家和谐思想认为实现社会和谐需要施仁政、民为贵、均贫富，正是当今社会处理政府与公民关系中应该秉承的原则，为人民服务，在互相监督中达到和谐。

3.3 天人合一，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乱砍滥伐、破坏环境使得我国资源严重减少，荒漠化增大，物种的灭绝也在加剧，这些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发人深省。儒家思想对天人关系非常重视，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社会在大生态环境中与自然息息相通，和谐一体。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就是主张尽物之性，防止人类过分索取自然资源，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

4 儒家和谐思想的主要局限

“和谐”思想是一种理想，我们若想实现儒家和谐思想最终构建的“大同社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原因是现实社会、经济基础的匮乏，个体的生存权利得不到充分的保障，就根本谈不上所谓的真正的“和谐”；还有一个原因是儒家和谐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缺乏合理的制度保障，必须建立在开明的法律和人人平等的基础上。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来说，儒家和谐思想的意义和价值是十分重大的，有着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巨大力量，但是要真正做到建设和谐稳定的理想社会，还是要对儒家思想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兼顾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善。

5 结语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古至今都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当今社会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有效手段。儒家和谐思想主要分为“己和”、“人和”、“天和”三个层次，通过修身最终实现人人和谐、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拓宽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道路，为我们化解当今社会中的许多矛盾提供理论依据。总之，和谐社会的构建取决于合理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对于儒家和谐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也为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参考文献：

[1]刘一.儒家和谐思想的当代价值[D].山东大学，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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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琴音乐文化始于先秦，其中包括了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早在夏商周时期，古琴只作为一种宗教祭祀伴奏乐器出现，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它被赋予了更多人文艺术价值和美学意义，这让它所表现出的音乐特性更加丰富。

一、儒家与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分析

作为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春秋战国无论在艺术造诣、文学思想还是审美观念方面都是中国历史的巅峰，所以古琴艺术也深受其感染，在文化思想表征方面表现出较高水平。在这一时期，社会思想大家当属儒家与道家，他们在古琴的乐教思想传播方面最为积极，所提出的理论成就也最高。

1.儒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乐教思想是儒家音乐文化思想的核心，它对于古琴早期的音乐文化体系形成产生了极大作用。儒家曾经提出过“心平德合、知行合一”的乐教思想，可见儒家乐教思想是建立在人文道德理论基础之上的，他们强调音乐必须要体现“仁”、“德”本质，认为音乐之于人心是存在教化作用的。

儒家古琴乐教思想以道德为首，这在荀子的《乐论》中就有所体现“君子以钟鼓导志，以琴瑟乐心。”在这里，荀子的《乐论》是继承了孔子儒家的乐教道德思想的，他也为古琴赋予了乐教的重要使命。他认为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它必然的优越性，它能仪节人礼、教化人心、导正人情、定人心志，可见在儒家思想中，古琴所承担的乐教文化使命是相当重大的，它所体现的“德”正是统治阶级的主观修养，“礼”则代表了统治阶级配合自我角色而实施的客观行为，古琴音乐艺术则为这二者服务。因此在古琴发展历史的初期，它就是服务于政治文化上层建筑的重要艺术形式。

2.道家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道家是我国的本土宗教，其所流传古曲也甚多。道家强调古琴艺术的琴学文化和琴道内凝性，这种“琴道”与儒家的“琴学”是互补的，但道家对于古琴的理解偏向于音乐本身，因此道家就有“大音希声”、“至乐无声”的古琴乐教文化思想。

“大音希声”体现了道家对世俗音乐与传统乐教的反省态度。庄子认为，世俗音乐之于“五音”令人不聪、令人耳聋、乱人心志，它严肃指出人如果陷入对世俗音乐的追求，必然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大音”不同于“五音”，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它拥有“道”之特性，强调对人主观修养的培养，能够透过人的“无为”来看到人心境的提升，最终达到“与道合一”的至高境界。老子认为“以道为本体的无声音乐，才是最完美的音乐。”由此可见，与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不同，道家更强调音乐本身，强调音乐之于美学特性发挥的重要作用。就这一点，后世三国魏国王弼在他的《老子指略》中就有“停止不闻名曰希，不可得闻之音也。”这一句就充分体现了“大音希声”的高尚境界，它指代一种人心有为的音乐实践过程，是道心无为的最高精神境界。这种境界也感染了后世文人，陶渊明就在其宦海失意后自然将老子的思想灌输于当时的古琴音乐艺术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社会道歪政邪的不满与愤慨。而且它常常以古琴来聊以慰藉，可见古琴在道家音乐文化思想中更强调音乐本身，它希望传达的乐教思想更加生活化，随意性更强。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大音无希”更强调了一种无为自然、朴素虚静之美，这种美是永恒的、绝对的音乐艺术美，在美中也体现着老庄思想的“道”，二者结合就是一种“至乐无声”的音乐精神，它强调在不改变事物规律的基础上与“道”相和谐。这种基于道家的乐教文化思想也在在后来被传入魏晋，对传统儒家哲学思想进行了改良，它主张人们利用已有条件或亲自创造条件来改变现有事物规律，这样才能让万物与“道”相和谐，这其中就包括古琴音乐艺术本身[1]。

二、儒家与道家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古琴都是我国古代文人教化思想传播、追求审美观念、体现人文价值境界的精神寄托，形成了古代人文独特的文化审美价值观，在每一个朝代改变着古琴的艺术风格表现。

1.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儒家乐教文化思想赋予了古琴“中和”的审美观要求，儒家认为它们能够实现自我生命的提升，最终达到渐浸默化的目的，这也是儒家思想之于古琴艺术独特的文化审美观念。

所谓“中和”就是“中正和平”，它是我国古代雅乐的重要审美观标准。在《左传》中，“和”就被视为是建立在事物相辅相成的思维之上的审美标准。古琴艺术以“声”的变化来主导人们心志、心理情绪，进而达到提升人德行生命的目的。在儒家思想看来，“和声”与“和心”是相互统一的，而且它们都归属于“政道平和”，即“和政”[2]。

古琴音乐艺术拥有“大声不振华而流漫，细声不湮灭而不闻”的独特特色，这也迎合了儒家乐教文化思想中的“雅乐审美观”。因此，“中和”就成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凭借。也正是古琴的存在为后世建立了琴乐审美的核心价值观。当然如果从辨析的角度来讲，古人的音乐审美观还相对单调，因为这些说法多建立于当时文人对古琴的直观印象上，其中夹杂更多象征性表意因素。但无论如何，它也是古代文人对于古琴雅乐表现的主观思维，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对古琴音乐艺术的理解[3]。

另一方面，“口传心授”所呈现的是我国古代古琴教学方法的基本思路，它根据琴曲节奏、指法进行句句斟酌，以便于学习者默识于心，再加之古代文人对琴曲意境的升华演绎与想象，其?刃亩怨徘僖帐醪呕嵊兴?感悟，外现于古琴的弹奏形式及技巧表现方面。所以说“移情”也是古琴琴乐实践中的重要表现手法，它也是基于乐教教化前提下所形成的人心渐浸默化功能，这种对音乐艺术的审美价值观体现更值得现代人借鉴[4]。

2.道家思想影响下的古琴文化审美观分析

“物我两忘”是道家琴乐境界的最高审美意识体现。道家讲求“物我”思想，他们更沉浸于对古琴音乐艺术的鉴赏，将其融入到自我生活当中、大自然风景当中，形成一种逍遥神游的“物我两忘”状态。在这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文人就深受道家该思想影响，他们对于古琴音乐的审美价值观表现更为开放，他们借琴诗自乐，聊以忘忧，拥有一种与音乐共同融入大自然的“澡雪精神”，这也是道家思想之于古琴音乐艺术难能可贵的地方。它体现了古琴的“游心自然”之美，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古琴艺术审美价值观，为后世各个朝代的古琴艺术风格流派建立奠定了本质基础。相比于儒家相对严肃的“乐教文化思想”，道家的“琴媒抒情”思想就相对更加自由、洒脱，希望人们能够将心灵与自然和谐融合，真正实现“物我两忘”的精神状态，这也被后世许多文人所热衷和推崇[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