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以儒家重塑新加坡？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的平等与民主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教会组织，没有扩张性的传播机制，一神教的宗教基本都有异教徒的概念，一方面要让这些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异教徒，这也是宗教战争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是主动接受，比如朝鲜、日本等。没有武力征服，思想同样可以传播，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重要启示。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被知识分子研究的。士人的精神多少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些相似之处，杜维明先生对知识分子抱有很大的期待：“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有深厚的历史观，有长期的政治抱负。他们对政治深为关切，然而他们却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一部分责任，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儒家知识分子多是通识学者，而不会做专业研究，因为那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一种学问，儒家思想也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流行一时。基于韦伯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新教伦理的发掘，人们也在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为何不是“李光耀主义”？

文化热和经济热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用于解释东亚成功的原因。比如儒家强调纪律性、团体合作等等，这些都避免了组织内的虚耗，但这种解释并不靠谱，1997年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儒家资本主义也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

儒家思想尤其看重关系，一种被扭曲的关系必然带来社会的畸形结构，当时余英时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思想之所在传统中国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只有具有了那样一种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引进儒家思想，又不担潜在的任人唯亲的风险。新加坡引入儒家思想也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的，塑造新加坡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认同。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儒家思想被皇权驯服，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在汉武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侵蚀。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变成了人才吸纳的方式，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僚队伍成为读书人的理想。

的确，中国建立了一套官僚机制，但是它并非理性的，也不是非人格化的，而是夹杂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上皇权的专断性，儒家知识分子远没有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中立、客观、有骨气。本来儒家思想是由圣而王，也就是那些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做臣民们的道德典范，才有可能成为王。现实则有些颠倒，因为有了王的身份和权力，也就变成了“圣人”，其实是贼。

无论杜维明还是余英时，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都抱持警惕，余英时更是直言，任何“主义”不管构思得多么精妙，如果它是教条性的，它就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李光耀主义”，来访的儒家学者们多半是不同意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以“李光耀主义”来作为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许倬云则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全球文化的前沿，就像当年的希腊城邦一样。

富裕起来的新加坡需要身份的认同，这跟人是一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有文化的归属感。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试图将各种文化锻造出一种新加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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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文化建设

企业能否顺利、持续的发展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其中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企业的文化建设。企业文化的形成可以帮助企业提升市场竞争力，还能提高其自身的经济效益。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企业不仅需要结合当前自身的实际情况，还需要适当地借鉴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思想，从中吸取教训。其中儒家传统思想对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意义是非常大的，企业需要积极以儒家的科学思想为导向，进行文化的相关建设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促进自身文化建设向着更快更好地方向发展。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儒家思想文化博大精深，并且对我国当代企业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家思想也会有不太合理的一面，这些缺乏合理性的思想则会对现代企业带来不好的影响。因此，企业在学习借鉴传统儒家思想时，一定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盲目学习，否则会给企业文化的建设带来严重的恶果。

一、企业进行文化建设的意义

企业文化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其分别是精神层、物质层以及制度层，每一层次包含的内容不同，从而所发挥的作用也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构成企业文化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功能，具体包括约束功能、激励功能、导向功能、凝聚功能以及辐射功能等。所以基于企业文化的这些功能，企业文化对企业会发挥多方面的作用，以下对企业文化对企业所产生的各方面重要意义的具体分析。

1.有利于帮助企业增强竞争力。当今社会，企业品牌的建设对企业的发展起着很关键的作用，而企业文化的建设则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品牌建设。因为正确合理的企业文化代表着企业的经营理念、服务宗旨等，所以可以说企业文化是企业的一种名片，同时也是一种无形资产，也是促使企业在市场占用一席之地的重要法宝。企业文化的充分建设不但代表着企业的财富与智慧，而且还可以通过企业自身文化来吸引社会优秀人才的加入。此外，企业文化还能够促进对优秀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企业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所以在当前激烈的企业竞争中，可以说充分完成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就等于为自身企业的有力的竞争增加了砝码。

2.有利于使企业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得到增强企业文化是推进企业顺利发展的主要动力，它可以促使企业员工形成统一的价值观，具备正确的价值取向，以及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能够帮助企业在相关决策上尽快达成共识。此外，企业的优秀文化还可以培养企业上下员工的职业道德，能够引导各工作人员在企业深化改革、调整利益关系时，正确处理自身与企业的关系，从而保证企业全体上下关系的和谐、稳定，进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除此之外，企业通过自身文化的建设来实现对员工思想道德情操的界定，使员工的工作行为不断得到规范，还能够培养与增强他们的敬业精神，激励他们为企业的未来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最大力量。综上所述可以发现，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内部向心力与凝聚力。

3.有利于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企业文化可以说是一个企业的管理经营理论与管理思想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企业对原有企业理论的总结与创新。因此面对日益激烈的行业竞争，企业不能仅仅依靠国家的相关政策的倾斜与保护来促进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一定要正视目前的严峻挑战。因为企业文化是促进企业进步的内部动力与必备要素，而企业的成功往往与自身优秀文化的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企业必须要准备好企业文化这一把利器，借助企业文化这一重要工具来推进企业经济利益的实现，以及企业自身未来的健康发展。

4.有利于促进企业育才型领导的形成与培养企业领导类型分为好几种，其中包括权威型的、师傅型的以及育才型的。前两种的领导类型具有高度集中的指挥权与领导权，责任与权力集中于一身。过于集中性的领导类型往往凭借自身来进行相关决策的制定，而不考虑下级员工的创造性与其他意见，只是一味的要求他们必须按时完成任务，几乎从不关心下属，或者很少顾及到下属的感受与想法。而育才型的领导与前两种恰恰相反，这一领导类型比较倾向于进行分权管理，自己与员工共同承担责任与风险，并且对下属也时常有很多体贴与关心。因此，育才型的领导类型能实现对员工的充分尊重以及激发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在现代社会中育才型的领导会比较受欢迎，因为这一领导类型更能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健康顺利发展。通过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帮助企业塑造良好的品牌形象，增强企业的竞争力，最终在同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5.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一般认为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应该以人为出发点与落脚点，人在企业所有资源要素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通过建立企业文化有利于企业关心与尊重企业员工，有利于充分体现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并保证企业全心全意为内部员工服务的良好宗旨。总之，通过企业文化的建立能够充分体现对员工的重视，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本管理。只有真正做到人本管理，才能最大程度地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激励他们为企业未来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最终通过企业内部的团结一致来共同推动企业的进步，铸造企业美好的未来。

二、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几乎是每个企业的必备工作内容之一，虽然企业文化的建立有着多方面的作用，但是由于现代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仍存在很多不足，所以企业文化还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自身的作用。以下是社会企业的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诚信缺失

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往往缺少诚信。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首先，企业经常对内部员工以及鼓励仅仅重于承诺而忽视落实。企业对员工不诚信，主要表现在企业很少兑现自己的承诺，言行不一，关于某些问题不能真诚地向员工解释，而是一味地隐瞒，这就不利于培养员工对自身企业的信任感。关于顾客，企业缺乏诚信主要体现在向顾客进行大肆的广告宣传与保证，但是却不能真正保证产品的质量，甚至很多时候产品质量或服务出现问题，并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这些行为很难使顾客信任以及喜欢企业的产品，更不能培养顾客的忠诚度。企业文化建设中忠诚度的缺失，会给企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据企业联合会，我国企业由于缺少诚信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近6000亿元。因此，企业诚信的缺失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需要引起顾企业的充分重视。

2.企业不能真正落实“以人为本”

人是企业一些工作的重心，人力资源是企业最为重要的资源。但是企业在进行文化建设时，往往并不能做到以人为本，这就很难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很难促进他们最高价值的发挥。企业不能落实以人为本，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员工待遇方面缺乏公平。我国企业的决策一般会集中在企业领导与管理层身上，而且普通员工与企业管理者间的待遇是存在很大差距的。此外，在很多私营企业中还存在不尊重企业员工权利的问题，这就导致企业员工对企业产生一种厌恶甚至仇恨的情绪，员工会与企业相关决策对立，不支持也不遵守企业的相关规定。以上这一问题则造成企业员工严重缺乏工作动力、有些员工甚至会选择辞职，这就使企业发展缺少向前发展的动力，最终阻碍企业的顺利发展。其次，很难满足员工的发展需求。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包含对制度层文化的建设，这就涉及到了企业员工参与机制以及创新机制、晋升机制的建立。但是目前企业文化建设中经常缺乏对以上这些机制的正确建立，这就很难实现工作人员主动性与积极性的充分发挥。此外，企业要想发展则离不开高素质高技能水平的工作人员。但是很多企业面对不够优秀的员工只是在抱怨，而从不给他们提供创造学习深造的机会。员工学习、提高的机会不够，则直接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提高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此外，员工的自我发展需求得不到满足，也会造成人才的流失。最后，企业管理者对待员工方面有待改善。目前企业很多管理者过多地将重点放在员工的日常工作中，但是常常对员工缺乏关心、尊重以及信任。他们只是关心这些员工为企业带来多少创利，但是很少用心与员工进行沟通，了解他们的工作以及生活困境。要想成为有人格魅力的领导必须要以关心员工为前提，通过与员工真诚地沟通交流，用心去关心体贴他们才能真正得到员工对自己以及企业的认可，才能为企业不断努力。

3.违背持续发展的理念

随着我国前几年粗放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生态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环境也受到了很严重的污染，其原因主要是企业缺少经济持续发展的理念。随着人们受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环境生态的不断破坏，维护生态平衡以及保护环境，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重要话题。但仍有很多企业为了谋取私利肆无忌惮地去破坏环境，这体现了企业文化建设中持续发展观念的缺失。这一问题导致企业不择手段的谋取私利，最终对整个社会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三、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意义

经过上文分析可知，当前我国企业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当前企业文化建设却存在多种问题，因此，加强传统儒家思想的运用，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点是可以帮助企业解决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第二则是可以让企业文化建设中的其他方面得到完善。总之企业借鉴、学习传统儒家思想是非常有必要的，下面将对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建设主要意义进行简要探讨。

1.可以帮助企业树立以及落实“以人为本”的思想

“重民”是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同时也一直是我国进行国家管理与治理的重要思想。此外，“仁者爱人”也是儒家思想所提倡的一个主要思想，它的意思近似于“重民”，因为两者都是以人为本的意思。以人为本思想是指无论是国家统治者还是企业领导都必须做到以人为中心与出发点，人是一切工作的重心。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以国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来进行国家治理，如此才能得到人们对自己的爱戴，才能营造一种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样一个企业想要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在其行业占有一席之地，必须要做到以人为本。前面已经提到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缺乏以人为本理念的建立与落实，这严重阻碍了工作人员积极性的发挥。只有保证企业内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才能做好企业的相关经营管理活动。因此，当代企业要继承学习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并通过各项措施使这一管理思想得到真正落实。例如通过建立合理的工薪制度、晋升制度，为员工增加培训机会，增进与员工的沟通，尊重与关心员工等措施来使以人为本的理念得到落实，最终给企业自身的进步创造无限的发展动力。

2.帮助企业树立及落实诚信理念

诚信的缺失是当前社会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这造成企业员工的流失，很难吸引更多的顾客，也不容易得到社会的认可。因此诚信的缺失对一个企业来说是一个致命的问题，必须要引起企业的足够重视。企业只有认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正确看待诚信的重要性，并积极地改进自己，才能通过诚信来使员工服从，使顾客信任，从而实现企业的顺利发展。传统儒家思想中就很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成为一个高品质、高修养人的必备条件，同时诚信也体现了我国的传统道德。儒家思想还把诚信看作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立国的根本并不是粮食的充足、武装的丰富，而是人们对统治阶级的信任。同样，儒家认为对于个人来说，信誉可以看作是人的第二个生命，如果缺乏个人信誉，那么这个人就很难在社会立足，可见儒家思想将诚信看的多么重要。所以作为企业来说也需要特别重视诚信，在其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时刻遵守诚信原则，从而给自身的发展提供保证。例如企业在面对顾客时要做到童叟无欺，在面对员工时要信守承诺，在面对合作伙伴时要按照合同认真履行自身职责。

3.有利于促进企业的生态化发展

在生态被严重破坏，环境被污染的当今社会，企业要想取得社会的认可必须要摒弃之前传统的生产经营理念，而是要树立生态发展观念。儒家思想中也很重视对生态的保护，例如儒家一直提倡“天人合一”的思想，意思是指人与天地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措施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发展。此外，儒家把人看作是“万物之灵”，认为人类不可以违背生态平衡来实现自身的发展。所以社会企业应该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来进行生产，从而保证自身的盈利。例如企业可以通过树立绿色营销观念或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来指导自身企业的生产经营，这样有利于避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4.有利于企业仁义精神的培养

儒家传统思想中比较倡导“仁者爱人”，这一思想认为人只有具备了关心别人的能力才可以称为是一个合格的人，所以儒家思想中把“仁”看成是体现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体现。作为一个企业，假如想要真正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必须要正确处理自身与社会的利益。此外，当今社会很多企业都在面对“利”与“义”的取舍问题，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向来推崇“以义取利”，所以企业在借鉴儒家这一思想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企业应该树立正确的竞争观念，具有与其他企业合作的意识，决不能通过恶性竞争来对其他企业造成不利。其次，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话需要顾及社会整体的利益。企业仁义精神的形成能够帮助企业内部形成和谐竞争的工作环境，还有利于行业有序竞争的实现。

参考文献

[1]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02）.

[2]薛丽.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201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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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儒家化 ；礼法融合；影响

自儒家思想得到汉官方的承认，它就成为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道德价值评判。儒家思想是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土壤，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已成为人们的信仰。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特点

（一）引礼入法，礼法结合

在儒家精神内涵中，礼与法是相互融合与渗透。而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法的内涵中也融入了礼。之所以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礼法能够结合，正是因为礼的等差性和法的特殊性是一致，两者能够融合互补。

（二）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

古代礼法的制定都体现了皇帝的意志，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重罪十条”到“十恶”的确立，体现国家权力本位，维护皇权至上。这十种犯罪是：“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

（三）官僚贵族司法特权法律化

中国古代以成文法形式肯定了不同阶层在法律面前所处地位是不同的，由此确立了不平等原则，它代表的是贵族官僚的特权。如增加范围为官僚特权的“八议入律”和请、减、赎以及官当，更高权限随着地位的越高也逐渐增多。

（四）维护宗法伦理道德

宗法制度源于西周的礼，在秦汉成为宗族制度，明清以后变为家族制度。以血缘为纽带，以亲属关系、等级制度为核心，由此决定了血缘的尊卑，身份的贵贱，权力和财产的分配。

（五）重和谐，轻诉讼

古人认为进入诉讼会破坏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对自己产生的不利影响大于通过诉讼帮自己解决问题带来的效益。由于中国社会是熟人社会，等级差序，天人合一思想而且宗法性强以及司法制度与司法黑暗等都为无讼，轻诉讼提供支持。在古人的眼中，任何行为都不能与天道相违。对社会秩序的和谐追求是与天道的遵循相一致的。

（六）重视孝道

自己的亲属犯罪允许其包庇藏匿而法律不予处罚的制度。在“孝”中五服制罪的观点以及在供养父母时的存留养亲。

（七）宽仁慎刑

亲亲得相首匿原则，允许包括父母子女、祖父母孙子女、夫妻甚至同居（同财共居）在内亲属间相互包庇藏匿犯罪者，且法律对其不予处罚。无论是从老幼犯罪可以减轻或免除刑罚，还是从自然伦常关系出发，对亲属的隐匿行为从宽处理，这些都是儒家思想中“宽仁”对法律的渗透。

（八）重刑轻民

这与汉武帝后“外儒内法”法家思想的主流地位是密不可分。儒家伦理约束着皇帝至百姓人群，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出礼则入刑”，很多本属于的民法，行政调整范围的内容也被列入刑法典中。

（九）德主刑辅，综合为治

法律儒家化后，更重视儒家“仁”的思想，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倡导德主刑辅，把法与道德结合起来，纳礼入律到礼法并重到礼法完全结合，治理国家的手段上已经不分彼此了。

（十）法律的不完全成文化，不规范化

礼是不成文、任意的、也没有严格的规范；而法律是标准化、成文化、强制性，自礼法结合之后就导致一个不成文的法律，又通过成文形式，非标准化效果呈现出来。

二、法律儒家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一）积极影响

（1）礼法的高度结合，使得存在于法律与儒学之间的矛盾得到调和，两者的协调发展得以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随着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渗透，使得人们更容易认可封建社会的法律。

（2）封建统治者借助儒家文化，发挥儒学价值在维护统治秩序方面的作用。在民间家族统治中，儒家思想的渗透不可不说是全面的。对民间适用的法大都以默认或肯定的形式予以确认，利用它来安定社会，以促进天理、国法、人情三者的最大限度地结合。

（3）儒家思想中“先天下之忧而忧”、重视气节、讲求修养、发愤图强等对增强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爱国节操，促进国家的繁荣具有重要作用。

（二）消极影响

（1）法律儒家化使得人情在司法审判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虽然法律往往是以强制性规范的面目出现，但其仍然要受到天理、国法、人情的约束，此现象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少见。甚至有时当天理、人情与国法发生严重冲突，官方往往会遵从人情，暂屈国法，法律就这样在人情的笼罩下苟延残喘。

（2）在封建社会产生的等级特权思想的影响下，使得法律明文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有时在现实中得不到贯彻，比如：因受到特权例外的影响，会出现有罪被判无罪，应判重刑的被判轻，应判死刑的被判无期。

（3）在儒家“无讼”思想影响下，造成了中国古代司法道德化。于汉形成的“无讼”文化，由于它强调对“无讼”的形式上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们对正当权利的追求。直至现在还有许多人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家丑不可外扬，放弃司法诉讼，使自己的权力得不到救助。

三、儒家文化对当今社会借鉴意义

（1）在中国证人制度改革方面，亲属相隐制度有其借鉴价值。现在强调犯罪嫌疑人亲属承担作证，一方面会导致亲人间感情的决裂，也容易背上绝情冷漠的舆论压力，使其无地自容，进而造成亲人间的不信任，影响家庭、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会使法律被束之高阁，降低法律的权威。现代许多国家的近亲属强制提供不利证据的义务已经被法律免除。

（2）在中国缓刑制度改革方面，存留养亲制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它所蕴含的“孝”的观念仍是现代社会所提倡，使人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依。一方面可以使孝的儒家传统的美德得到切实的落实，人人都能尽到孝；另一方面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减少一部分对社会上老年人的生活的补贴，使这部分的财务用于其它更需要的方面。而且它也使中国法文化更具有亲情味。

参考文献：

[1]陈金全，王世荣.中国传统司法与司法传统（上）[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2][美]德克.布迪，克拉伦斯.莫里斯.的法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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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日本民族音乐 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篇5

儒家思想是一种引领人类社会伦理道德的学说，它的最基本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人的本性是向善的，这种本性原本是相同相近的，只是因为后天生活和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各种行为的差异，导致了背离“善”的现象出现。

儒家思想，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颗璀璨耀眼的珍珠，由孔子创立的儒学，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雨，最初的儒思由一本《论语》很好地保留了下来。后来，中国人民通过智慧和文化传承，保留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民族精华。

文字倒是保留完好，只是保留的，单单只是文字而已。在如此灯红酒绿的年代，似乎很少有人将“儒”字铭在心间。

一些丧心病狂的商家，为了钱，为了利，不顾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在食品中违规加入便宜的“毒药”。他们一边看着自己的同胞在生死边缘挣扎，一边阴冷地笑着继续伤天害理，发疯似地谋取财富利益，泯灭了老祖宗留下的精神财富。

儒思，在哪里才找得到？莫不是在河边纳凉品盖碗茶的老生？那只是安宁罢了。亦或是纯真的丫丫孩童？那只是天真罢了。真正的儒思，应该活在人类的一举一动中。但是，如今的儒思，早已被漫天的谎言取代，早已被贪婪与诱惑吞噬。所谓的儒思，仅仅活在了学生的课本里、人们的交谈中。

儒思，对于古人来说的确“飞扬”了。人们将儒思运用了，发挥了，只是在传承的过程中没有添加“防腐剂”，使得这种“向善性”没有在今天得到以往的运用，变味了，变质了。

戏说起来，儒家思想在当下也是在“飞扬”，从未停止地“飞扬”。若是把时间比作风，那它是将人类心中的儒思吹起来了，随着风，儒思“飞”走了，“扬”走了。这种“飞扬”方式绝对是对国人的一种嘲讽，我们不仅没有使用好儒思，反而将它荒废了、遗弃了。儒思的陨落，无疑对民族精神的发扬是一种影响，对中国发展的进程是一种阻碍。

重新翻开角落里被你遗忘的《论语》，细细品味它，或许，你会发现，它没有任何被你飞扬的理由。

篇6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 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 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 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 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 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 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 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 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 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 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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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仁义礼智信” 价值评估 现代转换 【中图分类号】G120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念，在中国文化特征的形成、民族品格和精神培育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由于一些封建糟粕的存在，“仁义礼智信”与封建宗法等级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封建统治者的“利器”，因而又表现出消极、保守及落后的一面。同时，“仁义礼智信”又有着人类共同的价值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道德上的积极、文明、进步，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智慧。所以，针对儒家“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进行内涵分析、价值评估以及现代转换，能够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入挖掘和现代社会主义道德发展提供一定的价值借鉴。

“仁”代表着“博爱、厚道、忠恕”的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仁”是儒学思想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其本质在于研究人的伦理道德，教给人如何做人、待人以及成人的道理。“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含义，广义上的“仁”指的是全德之根源、全德之总纲，代表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最高境界；狭义上的“仁”指的是“爱”人，从爱亲人开始，逐步扩展到爱路人，进而到爱世界万物。“仁”要求我们“立己立人”，不仅要“立己”，主动按照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还要“立人”，积极按照“仁”的道德标准去关爱他人。不管是“立己”还是“立人”，都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家仁道思想的首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价值原则。

从伦理的角度来看，“仁”代表着“博爱、厚道、忠恕”内涵，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仁”发展到今天，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对我国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非常有利。比如说，“仁者爱人”可以转换为“爱人民、为人民服务”；“仁”中的“忠恕”内涵可以有利于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等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义”更为积极的内涵

“义”是我国古代一个内容丰富的道德范畴。从“义”的本意上看，指的是一种礼仪或者是风貌，而从“义”的另一层含义上看，有适宜的意思。孔孟之道都将“义”作为一种判断准则，从而对某个人的思想言论或者是行为是否合宜进行判断，并指出恪守道义是处理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治国立身的准则，是儒家道义思想的关键点。纵观历史，人们对“义”的理解往往集中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思想认为人们所遵循的所有道德规范都是“义”，“义”保护的是整体利益，“利”指的是个人利益。“义”是第一位的，孟子说“舍生取义”，应当重义轻利，反对见利忘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义”更为积极的内涵，促使其价值转换。首先，社会主义发展要求“义”和“利”的统一，鼓励人在“义”的合理范围内追求物质利益；其次，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公私并重，重视整体利益、集体主义道德与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一致，因此传统的“义利观”中所强调的维护整体利益应予以发扬，同时还要保证个人对正当“私利”的追求；最后，“义”的内涵中的“公正合宜”，能够促进全民道德规范的形成以及精神文明素质的提升。

古代的“礼”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礼”在人际交往中应用广泛，是约束交往行为的道德规范。在儒家思想中，道德仁义的形成与“礼”有着直接关系。“礼”的内涵同样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礼”指的是全德的统称，代指最高的道德规范，而狭义的“礼”则指的是作为礼、义、廉、耻“四维”之首的“礼”。它又有外在礼仪和内在礼义之分。外在礼仪指的是外在的礼貌、礼节等，内在礼义指的是礼的内在精神。

一方面，古代中国以“礼”管理国家，形成了闻名中外的“礼仪之邦”；另一方面，封建礼教形成了绝对服从、压抑个性的桎梏，近代中国的一些文学家甚至发出了“礼教吃人”的言论。对“礼”的认识与理解应辩证地看待，既要肯定“礼”带来的道德修养提升等功绩，又要认识到“礼”在封建社会中展现出的局限性。因此，将“礼”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首先，以“礼”所蕴含广义道德规范来提升社会民众修养；其次，摒弃传统“礼”中的等级尊卑之礼，发扬社会不同分工应具备的道德素养；再次，继承内在礼义，讲礼貌、有礼让，创造和谐的社会关系；最后，保留传统的谦让、敬老、尊贤的礼仪，从而提升人的道德意识。

儒家思想中倡导的“智”，逐步成为选拔用人的标准

在我国的古代文学中，“知”为通假字，一般代替“智”来用，指的是战争中的智谋，与道德并没有关系。而后来“智”出现以后，“智”的内涵中融入了道德的元素。所以“智”有“知智”和“德智”之分。前者指的是对外界事物认知和把握的能力，后者是指由道德认知上升到道德理性所拥有的智慧，即能够明辨是非、知仁达义。儒家思想中倡导“德性之智”，墨家思想中倡导“认知之智”。自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中倡导的“智”逐步成为选拔用人的标准，经过荀子、孟子的推崇与发展，“智”在培养人的道德品性、维持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但是却在认知理性方面有一定的缺失。

“智”发展到今天，儒家贵智传统依然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传统的贵智文化使得在新时期我国发展依然重视对知识的学习以及人才的培养；其次，“智”中包含的“德智”关系要求我们通过“德”与“智”的共同发展，从而达到“尊德问学”的目标；再次，德智要求人在语言和行为上得当适宜，做到当言则言、当行则行；最后，“智”在当代应更上一个层次，达到对天地自然、世间万物的“明智”，在对人、对物方面体现出“大智慧”。

“信”对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都有所涉及

“信”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范畴，一般人们习惯“诚”和“信”连起来使用，意为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真诚无欺。“诚”与“信”相比，“信”更具有作为道德规范的标准，对人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精神都有所涉及。《左传・僖公十四年》中说：“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援必毙”，这里指明了“信”的重要性。在儒家思想中，“信”往往被定义在朋友之间，定义上较为狭隘。但不可否认的是，“朋友”更具有平等性，这也是为什么在“三纲五常”和“五伦”受到抨击的时候，“朋友”一伦反而得到了宣扬的重要原因。尽管“朋友”一伦来自封建思想，但是却表现出平等的交往模式，从而推动“信”的产生。将其转换到现代社会，应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推动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程中注重“诚信”，以“诚信”作为政府、企事业单位、个人发展的原则与切入点；其次，注重“诚信”是培育个人优秀道德品质的重要路径；再次，以“诚信”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准则，从而避免出现一些有违诚信的行为；最后，将“诚信”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相结合，以法律规范和制度建设来保证“诚信”的实现。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核心内容，既有积极和进步之处，又有与封建社会相关联的消极与落后之处，因此在继承与应用“仁义礼智信”的过程中，应当对其价值进行评估，从而实现“仁义礼智信”中有益部分的现代转换，推动我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作者为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

【参考文献】

①龙倩：《仁义礼智信”的现代转换》，《理论导刊》，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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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上的满足不应该是也不能是我们有理性的人类的最终目的。因为天堂绝对不应该是“猪”的世界。物质上的满足对于自我乃至人类的解放只能是一种最基础的铺垫，因此绝非人生目的所在，而神的话语才是我们最终的方向。

当代中国对于“神的话语”最大的挑战莫过于科学主义。什么是科学主义？这个问题未免过于庞杂，但了解科学主义我想得首先知道科学是什么？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描述科学的话，可以说科学是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通过实证的方法所得岀的一系列知识，其本质在于其实证性。由此在科学的语境中知识之所以“真实”就在于其可以被实证，能够被实践检验，而除此之外的知识的“真实性”将都会被无情的排除在外。回过头来看，可以说科学主义乃就是以站在科学的“高度”或者自认为站在科学的“高度”“藐视”一切，“藐视”从一般的人文学科一直到哲学一切“非科学”的一种态度。科学主义有时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信仰，一种“准宗教”。从历史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现代化的产物，对它的反思则是现代之后的事情。为什么要反思科学主义？原因是自明的。乃就是历史的实践－这个具有科学性的事实－告诉我们以科学主义为灵魂的现代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的“黄金时代”，带来的只又一次大战与二次大战无数冤魂的呐喊！虽然不可否认科学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方便了许多，但是现代人在享用科学所带来的对物质世界的改造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对自己的处境有所思考，而不要在“欲望”的陷阱当中无意识的走入地狱的烈火之中？反思它我想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科学主义能否解决一切？能否拯救我们的灵魂？能否真正解决灵魂的“缺失”?因为科学主义经常会否认灵的存在，而原因只是因为它无法证明祂。历史已经早已在诉说真理，科学不是万能的。人类最终完善的计划，科学只能做其基础。而在反思并批判科学的道路上，我想我们必须竖起属灵的信仰的大旗。为什么要是属灵？什么是属灵的信仰？为什么要信仰？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自省到“个体的欠然”这个概念。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2：17）但是男人没有经受住女人的诱惑，因为“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创3：6）女人也没有经受住蛇的诱惑，因为“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创3：6）因而我们人类虽然“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创3：5）甚至如神一样能够创造万物。但是“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我便隐藏了。’”（创3：10）看啊！人在父的面前竟然不能坦然，灵魂在被腐蚀，腐蚀使得人害怕父严肃的爱，使得人开始隐藏自己的灵。如上所言，个体的欠然就是因为我们的“原罪”，这是认知的代价，代价就是我们必须承受灵魂的拷问。这样的灵魂乃就是缺失的。

但缺失的灵魂这样的理念也许对于西方人不算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就像为什么要吃饭一样早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生命之中。而对于中国人却很难明白这样的“欠然”是怎么一会事情，这样的问题也让西方人在看待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个问题时产生了困难。“叔本华已经晓得，传教士们没有搞懂中国的Glaubenslehren（信仰学说），因为‘因为他们受的是乐观主义教育’，无法理解中国人把Daseyn（生存）理解为Uebel（不幸），将世界看作Jammer（受苦），‘最好不要生在这个舞台上’。”〔2〕中国人在1840年之前，是在一个“伦理天下”生存着。中国遍是天下，天下就是人生目的之所在，之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前由于大一统的定局早已形成，几千年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之最高目的乃就在于怎样使这个状态传之于万世。不论天下纷争时起时落，大一统的定局还总是乐观的实现了。因而中国人思想当中现世的思维总是占上峰，是受着一种现实而乐观的教育。但有人或许会发出疑问，就算总体的大人生是乐观的，但小个体在历史的某一个时间段中总还是无助的，那时怎么办！难道中国人就没有一点类似“宗教”的东西？答案是有的，且这就在中国独特的古典文化当中。一般我们说中国古典文化乃是由儒、释、道三部分组成。儒就是指得释儒家思想，释是指得是佛家思想，道是指得是道家思想。这里面首先就儒家思想来说。如果按照西方的术语解释儒家思想的话，则其乃就是一种伦理理论。此种理论就个人来说讲究个体与天下的同一，人生的意义不在于个体的完善而在于平天下。也就是说天下平了个体也就自然而然的到达了最终目的。就社会（群体）来说，儒家思想是以宗族生活为基础的，个体的经济生活、“宗教情感”等等一切无不在宗族生活当中得到体现。因而宗族生活在中国古代乃是此一个社会的核心。这不单单体现在经济领域，更是精神生活的现世寄托之所在。在上有皇室这个大宗族，在下有公、候、伯、子、男、士等等小宗族。大宗族与小宗族唯一区别可能就在于其势力和政治、经济权力的大小不同而已。就其思想、其架构也都是同一的。所以儒家思想在中国如果概而言之：可以说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个体伦理与宗族生活的社会伦理相结合的伦理体系。其次就佛家思想而言。佛教自从汉末陆续从印度传到我国，可谓是历经诸多的风风雨雨，最终其在唐时正式在中国站稳了脚跟，得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佛学犹如浩海一般，无所穷尽。但是研读历史我们知道，中国的佛教自从天台宗、法华宗乃至禅宗以后，佛学便渐渐脱离了印度时期浓厚的“论理”色彩而“中国化”了。这也许是因为论理性的东西对于王道乐土的我们未免太过沉重。总之佛学在中国渐渐与儒学相互渗透，并渐渐由原先极强的论理性转变为“一切诸法，依此心有，以心为体。”〔3〕，转变成为一种把自我寄托于来世的心性信仰。最后就道家思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道家思想不等于道教思想。虽然两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但是道家思想严格上讲不应该称其为是一种宗教，而更应该是一个人生哲学。道家讲究出世，讲究无为，讲究顺其自然。道家对于现世不如儒家那么积极，它是一种被动的顺从。之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思想如果从“庄老”开始，恐怕可能比孔子的历史还长，至少也是同时代左右的人。所以道与儒应该是最早相互影响的。两者就像天平的两端，互相的调节能够使一个人保持一种心性的平衡以面对现世的残酷。而反观后来的佛家，也许是因为在五胡乱华的年代佛教被认为是胡人的宗教，是外来的，所以长期以来自然受到了传统中国伦理思想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反弹。魏晋南北朝时期几次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以及“神灭神不灭”的争论都可以佐证此点。但是正如我提到过的，佛学后来也心性化了，其被一定意义上同化了，被儒和道感染了。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儒和道本身也没有“逃脱”被佛家感染的命运，道教的形成就是一个证明。如此儒、释、道三家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而其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历史在人类思想史当中也算是个奇迹。到此我想可以说也许是中华这种独特的人文环境因而产生了此种独特文化思想，其并承担了古代中国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各个社会职能。因此在一个宗族生活当中一切人事都能被消融，而个体偶尔的“无助”也能同样被佛家与道家的联合力量所调节，之所谓“去之则行，舍之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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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商 儒商文化 企业发展 意义

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大儒，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他所倡导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行为。随着一些深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跨入“商”之行列，儒商概念、儒商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尚和普及。

到底何谓儒商？有学者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企业经营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商就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把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入企业管理中，深悟“仁义礼智信”和“以利统义”之精髓的商人们。儒商，正新兴崛起为中国的智慧型商人。儒商与传统商人有何不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因此，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正是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

时代变迁，大浪淘沙，无数事实证明，儒与商的结合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而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更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和儒商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成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儒商文化给今天的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都带来十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重“信”、重“义”、重“人”、重“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念，都成为今天企业管理的重要理念。

重“信”，就是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据说“诚信”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五常之一。诚信既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也是立国兴邦之根本。在现代，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

“义”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是理想的人格境界。企业重“义”就是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

重“人”，就是“以人为本”、“仁爱”、“人和”等儒家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情”，就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企业亲和力。在这一点上，企业管理者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赢得被管理者的依赖、信任，从而激发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和生命力。

二、中国企业长远发展，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儒商文化是原动力

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崛起，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亚洲经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却非常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亚洲国家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认为，随着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走向世界，逐渐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儒商文化同样也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可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双赢”、“多赢”的哲学，比如“诚信”、“中庸”、“和谐”、“仁爱”、“立人”、“达人”等儒家理论是儒商行事的准则。因此，儒商文化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盟主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

三、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儒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家智慧和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鲜活强劲的现代价值，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1.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义利关系引申来说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

2.诚信观念。孔子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4.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总之，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对我国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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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制 法治 人治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416

文献标识码：A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史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已经基本形成共识：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足够的理论支撑。各个历史时期的中央政府都不遗余力的利用国家宣传机器向民众灌输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主流价值观。笔者试图从历史学和教育学的双重角度，跨学科分析我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二元制”模式。

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教育，是意识形态领域最主体的实施方。一直受到当时国家政治思维的影响。教育实际就是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投影。在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使用过“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但它作为历代统治阶级进行思想文化统治方法，却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只不过其表现形式、名称及其功能与今天有所不同而已。从原始社会的祭祀活动上的献祭和规范开始，礼法就开始它的发展。经历了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衍变，“法治”已经褪去血亲复仇的野蛮色彩，“人治”也突破了西周以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礼法；经历了先秦诸子对理论的系统化和汉初的儒家强化，基本形成了看似为儒家礼法为主体，法家制服为辅助；实则以礼法教化为表面，以强制规范为实质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即所谓的“人治”和“法治”。《汉书・元帝纪》中记载：“孝元皇帝，柔仁好儒，见先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这种外儒内法、心照不宣的政治思想经历了宋明理学的进一步掩盖，进一步淡化了“法治”的色彩，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种政治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呈现的是外儒家内法家，“人治”、“法治”并举的特点。笔者将其称为“二元制”思政教育模式。

中国自诩为“礼仪之邦”。“由于‘礼’的形式是规范，它具有对人的行为进行强制和约束的功能，是社会生活秩序不可缺少的工具，因而礼教一直是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可见从一开始，“礼”就包含了强制和劝化两层属性。以往思政领域的研究者往往注重于儒家“人治”思想主导下的中国古代文化对我们当今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却忽略了法家“法治”带来的另一股内动力。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中的有识之士大都善于利用“二元制”的思想政治教育来推行官方认可的主流思想，也是各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的反映。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引起动荡：萧梁末期的侯景之乱和赵宋面对外族时的知识分子的末世悲鸣都是“人治”思想过于理想化酿成的苦果；而“三武灭佛”和唐末五代的斯文扫地则是“法治”思想极端化的例子。因此无论哪个时期，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都不仅左右着当时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影响着当时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

我国古代统治阶级历来就十分重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教育。在“人治政治”思想下，儒家强调对民众的“自省”、“克制”，即自我反省，自我克制，强调把自身修养和社会规范相融合。曾有学者将“人治”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我国古代思政教育分为五个方面：“第一，学思并重是指学习道德知识，掌握道德理论。在孔子那里有这样的阐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也指对行为的思考。学必须与思结合，因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第二，省察克治。是自我反省，自我检查。即自我纠正，自我改过。第三，因人施教。这是针对不同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侧重点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第四，身体力行。这既包括与言行相对的行，也包含道德规范、道德观念的实行。第五，改过迁善。这是古人修养德行的一种重要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