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文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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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藏书家；典籍；贡献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2-0247-03

在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留下了无数弥足珍贵的历史典籍。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是兼有经济价值和精神力量的物品，即一般人所称的物质和精神的结合体。我们将视角固定在图书典籍方面，追溯古代藏书家所承载的厚重的藏书文化，不难发现，藏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对中国历代典籍的保存、传播及推动学术发展等方面。

一、典籍的保存

中国古籍浩如烟海，很难举出一个确切的数字。对这些历史的重要典籍的收集与保存，藏书家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应该看到，在古代的中国藏书不易。一是政治的原因，数千年漫长的封建统治，历代统治者常视文化典籍为异端，害怕读书人一旦掌握知识，会动摇其统治，故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摧残藏书事业。肇其始者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继之者有隋之焚纬书及两宋时蔡京、秦桧等权臣禁书；至明清时，文字狱迭起，藏书家为藏书甚或有性命之虞及灭族之祸；二是由于兵燹战乱，自汉晋而隋唐五代，迄至宋之明清，长期兵祸战乱，史不乏书；近代由于帝国主义武力入侵，《永乐大典》蒙受英法联军之劫即是一例，余皆历历可按。三是私家藏书还要有充足的资金保证，时常面临家道中落，后世子孙不能继其业以及天灾人祸、水火灾害等毁灭性打击。可以说，藏书家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经千辛万苦，历百难千劫，矢志不变初衷，犹如传递接力棒一样出现了一幕幕藏书家购置、传抄、互借、收藏图书的画面，痴心护藏着中国传统文化。

典籍的保存始现于秦汉时期。综观历代藏书之损毁，往往皇帝内府藏书要比民间私家藏书的损毁更为惨重，因为集中性收藏更易遭集中性损毁。私家藏书由于收藏的分散性，其损失相对来说较小一些。比如，秦始皇当年“焚书坑儒”，活埋儒生数百人，取缔私学和采取严厉禁锢政策，结束了“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使古文化典籍遭受第一次大规模损毁，而“……《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史记・八国年表》）。因了民间私人藏书的私密度藏，将大量禁书藏于夹墙、地窖、山洞等处，才为古文化典籍的流传保存了至为宝贵的火种。汉武帝时为充实宫廷藏书和政府机构藏书，广开献书之路，收罗天下图书，征集的主要对象，便是这批民间藏书。“百年之内，书积如丘山。”正是这批珍贵的先秦遗藏，奠定了汉王朝国家藏书的基础，并由此繁衍出以后历代无数的典籍。

再以宋元刻本为例。今天保留下来的数以千百计的宋元刻本，它们中的每一种每一册都是历经众多有名无名的藏书家之手，一代又一代藏书家的努力层层递传下来的，尽管在传递过程中因种种天灾人祸可能损毁惨重，但这恰恰又说明了藏书保存的极大不易与艰辛。

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兵部右侍郎范钦所建的宁波天一阁，可谓单一藏书楼典籍保存的范例。万历十三年范钦谢世，其长子范大冲继承天一阁藏书，自此时起确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严格族规，限制天一阁文献的使用，开始了一种封闭的家族共同管理的管理制度。这固然遏止了天一阁文献信息的利用，但客观上却使天一阁藏书，特别是大量明代地方志、登科录等珍善本比较完整地得以保存下来，这在当今世界仍是独一无二的孤本。当公元16世纪前后建立的著名藏书楼，如祁氏澹生堂，赵氏脉望馆等纷纷衰落后，天一阁却为时人所重。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设四库全书馆，向全国各地采访遗书，开始《四库全书》编篡的浩大工程。天一阁族人范懋柱积极行动，概然进呈书籍641种，共5 762卷，率先在藏书人当中做出了表率，是私家藏书楼中进呈底本最多的一家。在他的影响下，进献一百种以上的近十家。如果没有藏书家呕心沥血、日积月累的收管保藏，就不会在当政府需要时，能够如此慷慨地应诏进书呈献阁藏，为《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篡作出巨大贡献，受到乾隆皇帝的直接关注和褒扬奖励。

清末社会动荡不安，战乱兵燹不断。《四库全书》的江南三阁中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均毁于战火，唯杭州文澜阁虽遭战乱，却因丁申、丁丙二位藏书家“不避艰险，每夕往返数十里，摭拾文澜阁残编”，经钱恂、张宗祥等学者抄补缺帙，终使文澜阁《四库全书》得以恢复原貌。现今的南京图书馆就收有丁丙“八千卷楼”的全部藏书。

此外，为保护藏书的完好，更多的藏书家还从民间汲取智慧、良方，采取各种办法保护所藏，有些方法一直被沿用到今，如古籍的曝书及中草药防虫等。早在宋代，藏书家赵元考即采用寒食面与腊月雪水调和粘书，据说此法可以使书不蠹。明代的天一阁及其他一些书楼则一直采用芸草夹书以防虫。凡此种种，着实荷载了藏书家太多的辛苦与磨难，更折射出聚书的不易与艰难。藏书家大多嗜书如命，出于对书的痴迷和热爱，也许藏书家苦心收藏的目的是为了“子孙宝之”，也许是为了自己学术研究和出版图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书籍是宝，是人们不可或缺之资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书籍是人类知识的宝库，这种共识，往往是促使藏书家长期坚持藏书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点，洪有丰在《清代藏书家考・引言》中有着最好的表述：“各藏书家之经营网罗也，或费手抄之勤，或节衣食之费，得之艰而好之笃，情壹志专，珍护逾甚。储藏、装修一切整理、保管之法，无不加意考察，力求至善。虽聚散无常，而楚弓楚得，苟非绛云之炬，及裹物代薪之不幸，其他大抵转相售购，仍多归于好而有力者之库，其爱昔保护一如前也……故今日之珍藏，实幸往昔藏书家，互相保留，以迄于今也。”

二、典籍的传播

抄录和刊刻流布，是中国古代藏书家传播典籍文化的重要手段。

首先，典籍的借抄、互抄。古代的通讯、交通俱不发达，历代几乎所有的藏书家都有过借抄史。借抄既是聚书方法，也是私藏的利用，很多藏书家都将其藏书借人抄录，互相借抄之风甚盛。他们或亲自动手，或雇人代劳，或抄自官府，或源自私家。通过许多人的碾转借抄，一本书不仅可以化作千百本，而且可以跨越时空的阻隔四处传播。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梁人袁峻“家贫无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不止”。北周裴汉“借人异书，必躬自录本”，这不仅推动书籍流通，而且也丰富了公私典藏。

宁波范氏天一阁之藏书最初也是通过借抄方式来保存传播乡邦文化的。天一阁藏书的借抄始于范钦，其藏书的一大来源便是向其他藏书家借抄。比如他曾向同里丰氏万卷楼借抄，又与江苏藏书家王世贞订立藏书互抄之约，“以增益之”。据天一阁研究员骆兆平先生《天一阁明抄本闻见录叙》考证，有据可查的天一阁明抄本有1 147种之多，其抄本除少量得自故家旧藏外，主要通过借抄、互抄而得。在范氏族人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时，为充实府学藏书而抄录天一阁经部类典籍百余部，供士子们阅读。能够完成如此数量的传抄活动，的确反映了藏书家对阁藏文献的使用和传播的慷慨态度。或许借抄的目的是为了丰富自己的著述，亦或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庋藏，但藏书家孜孜以求、经年累月地抄写，其积少成多、聚沙成塔的威力是何等之大！凭无数双抄书的手生产出无数的抄本书，以至当许多刻本毁灭绝迹时，唯赖抄本的存在而得再续流传。

其次，典籍的刊刻、流布。藏书家刻书应该说是古代中国的一个特色和好传统，它对于中国历代典籍的延续与传播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印刷术发明之前，所有的书籍均靠手工抄写，费时又费力，一种书复本很少。雕版印刷发明之后，刊刻书籍便也在私家宅塾流行，历代藏书家中多有热衷于书籍刊刻者，他们既是藏书巨擘，又都是出版大户，利用各自丰厚的藏书，富足的资财刻印了品种繁多、质量甚佳的图书，广为流布。

明代一些藏书家，为了增加收藏、传播典籍文化，他们利用传统的抄录和编纂，更多地运用自宋以来印刷术方面的优势，大量刊刻传播古籍。如胡震亨刊布传播唐诗；臧懋循、赵琦美刊刻传播元杂剧；洪木便刊刻宋元明话本等。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藏书家还大量刊刻了丛书。据统计，中国历代所刻印的丛书，总数约在5万种以上，几占中国古籍的1/2以上。因此，明代的藏书家刊刻丛书功不可没。再如，明末藏书家毛晋的汲古阁更是以刻书名闻天下。毛晋三十岁时，为要经营印书业，把田地、质库一时尽售去，以作买书和刻印书籍的资本，陆续买进的珍本书达84 000册之多，建汲古阁、目耕楼以储之，为日后校勘书籍之用。他“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地勤奋工作，直到“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忙忙不休”。其刻书流布活动昭示着汲古阁藏书之丰富，所校刻《十三经》、《十七史》、《群芳清玩》、《津逮秘书》、《宋名家词六十一种》等，多以“汲古阁”名义刊行，为历代私家刻书最多者，“于是缥囊缃帙，毛氏之书走天下”。

清代的黄俞邰、周雪客为使珍籍得到广泛传播，在自己无力刊刻的情况下，精心挑选了家藏中罕见流传的珍秘之书96种编成书目，联合向社会公告征求刊刻者，表示愿无偿提供家藏珍本为刊刻底本，有意者可任意选刻一种、数种或数十种，“各随所好，共集大成，不但表彰前贤，抑或嘉惠来者。”这就是著名的《征刻唐宋秘本书目》的由来。该书目自后，响应者众多，纳兰性德刻《通志堂经解》取其22种经书刊行，鲍延博《知不足斋丛书》也选其9种珍本刻之，甚至连皇家英武殿聚珍版丛书也慕名前往，按书目选取了不少史子类珍籍刊刻。确实，在许多的藏书家心目中，刊刻古籍是流布藏书的最佳形式，也是服务社会、流芳百世的至高境界。

三、典籍的完美

为了一种古籍的完美，许多藏书家往往需要埋首故纸，昏天黑地耗费数年的光阴，正是对典籍负责，对子孙负责的崇高的使命感支撑着无数藏书家默默无闻地沉浸于陈编烂简中，从事着这种“为人作嫁”的苦差。明代赵用贤为校五卷本的《洛阳伽蓝记》，先后用了八年的时间，以五种不同本子的校雠，共改正误讹增补遗漏860余字，方使这本不算太厚的书成为完本，其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藏书家的心血汗水。同样为了一种残缺不全的图书能够配成完书，藏书家往往不辞劳苦，遍访各家、书肆，或于杂书中拾遗补缺，或从面铺、街头抢救出被当作废纸的断简残编，使无数珍本能够破镜重圆，完美再现。这种搜访集全、拾残惜书的精神同样值得称道。

四、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历代藏书家在藏用结合，推动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上有着明显的成效，这主要表现为藏学家在治学探索的基础上，以著述、选集、汇编等形式创造出新的典籍，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容，提供更多积累。仅以魏晋南北朝为例。史学方面，魏晋两代私家写史成风。魏史私作，除陈寿《三国志》外，尚有郭颁《魏晋世语》，孔衍《汉魏春秋》、《魏尚书》、王隐《蜀记》、环济《吴记》、阴澹《魏记》，孙盛《魏氏春秋》等七种。晋史更多有十几种。著述方面，南北朝的藏书家，利用私藏编纂了颇有影响的巨编大著，像南齐藏书家萧子良“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南史》卷四四《萧子良传》）。梁昭明太子萧统“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梁书》卷八《昭明太子传》），特别是《文选》一书，这是一部推重文华、精选流别、在中国文学史上深有影响、基本概括了唐以前诗文精华的文学选集，成为百千年来士人必读的文学范本，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人。

除以上类书、选集外，像刘义庆的《世说新语》、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勰的《文心雕龙》、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等学术名著，也都是藏书家利用藏书的显著成果。

五、典籍的捐公

中国封建社会，私家藏书风气推崇个人私藏和藏家世守。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藏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传统的守藏观逐渐为藏书家所舍弃，尤其在公共藏书成为近代藏书文化发展的主流时，一些藏书家以出售、捐献或寄存等方法将私人所藏转归公藏。特别是进入现代，以范氏天一阁、刘氏嘉业堂、孙氏玉海楼、黄氏五桂楼等数以百计的私家藏书乃至自家藏书楼的百川归流，说明着中国藏书家钟爱典籍，化私为公的恢弘文化胸怀。

建国之初，范氏后裔公推范若其、范盈笙代表范氏家族将天一阁藏书和房地产捐献给国家，宁波市人民政府接受这一文化宝库，并成立天一阁文物保护所，配备专职人员加强管理。如今的天一阁是一家藏书和学术研究单位，其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而成为研究的对象。

1950年整整一年，是中国私家藏书捐献最为踊跃的时期。江苏常熟铁琴铜剑楼藏书传人瞿济苍、瞿旭初遵其先父瞿启甲遗志，先后将其家藏宋、元、明善本书籍72种、近2 000册，通过文化部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浙江杭州余翼将其父余绍宋所遗寒柯堂遗书和碑贴13 000余册捐赠浙江省图书馆；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将其在杭州的存书1 944册，捐赠浙江大学图书馆，其中包括稿本、抄本和明刻本90余种；许广平将位于北京宫门口西三条二十一号的鲁迅故居及宅内所藏书籍5 195册、拓本4 030件和其他文献274件全部捐献，后由文物局接受。

此外，像胡朴安、叶景葵、徐行可、李子廉、李文汉、蔡敬襄等人的藏书分别捐入了上海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和江西省图书馆等。当然，这只是众多藏书家中的光荣代表，藏书家以自己慷慨无私的壮举为中国私家藏书的历史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六、结语

藏书家的历史作为是一种客观存在，对中国藏书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中国文化光辉灿烂的一部分，也是世界文明的结晶。如果没有私人藏书家的无私奉献，近代以来各类型图书馆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今天各图书馆引以为荣的古籍善本几乎全部来自私人藏书家的收藏。如若不是私人藏书家的历史贡献，我们又谈何历史与文化的传承？如果没有历代藏书家的劳绩，丰富的典籍文化绝有可能与时俱灭，那么人类就有可能在黑暗中不知要摸索多少年！我们祖国拥有的古籍之多，举世第一，而这些典籍端赖藏书家千辛万苦的护藏而后加以传播，才使中国历史不断，文明始得延续。这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文明古国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在这里，引用程焕文教授在“铁琴铜剑楼与中国藏书文化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存藏书楼联谊会”中的发言词作结语也许最为合适：“历史上的藏书家是中华文化的真正守护者，没有藏书家的世代相守和薪火相传，中国文化与藏书想要传承到今天是绝无可能的……因此，我们应对私人藏书家表示崇高的敬意。”

参考文献：

[1]肖东发，袁逸.中国古代藏书家的历史贡献[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1991，(1).

[2]牛红亮.试析魏晋南北朝的私家藏书[J].图书馆杂志，2003，(6).

[3]徐良雄.天一阁文献信息输出的历史渊源[J].江苏图书馆学报，1999，(5).

[4]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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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心理定势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3-0230-01

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地理环境的影响，家在社会中的地位较为突出，具有很高的稳定性和社会根基，体现为以人伦关系为文化特质，甚至达到了高度模式化的程度。儒家所推崇的礼、义、仁、智、信等道德规范，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人伦关系模式化的理性表述，这种人伦关系和以其为基础建构的思想道德准则成为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圭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的全部文化信息几乎都已经凝缩到基于人伦关系的家文化之中，乃至“国”与“家”已高度同构化，国家上层统治集团之间、统治阶层与民众之间、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以家庭关系为基型。这种以自给自足的经济为主体的模式不仅影响到社会的经济结构，并且连同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分配方式和日常行为方式都深受其浸染。

中国古代家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从民族文化走出后，经历了漫长的宗族制时期，使得氏族公社的家长制逐渐延展为宗族制社会的家长制，宗族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发挥着建构与承继社会文化的作用，中国古代家文化的宗族文化特性就这样得以长期保留和传承。其突出特征在于以血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为纽带的家长制习俗，宗族家长在家族（或家庭）中占据统治者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秩序问题便必然和盘根错节的血亲关系紧密相连，这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使得中国古代家庭伦理规范更加细致化、严格化、规范化。这种严密细致的家庭人伦规范有力地控制着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使整个社会和每个家庭都在它的既定准则下按部就班，循规蹈矩，从而使家文化和这种人伦秩序得以历史地延续和传承。与此同时，它又使得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规矩地各安其位，顺利地完成社会大家庭关系模式的心理建构。正如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的架构具有明确而清晰的指向，中国古代家文化的充分模式化也为中国古代文化观建立了现实依据和心理基础，它内化为主体的心理结构，构成文化主体的生命过程，形成其了基本的生命体验。

可以想象，当中国古人陷入困顿、颠沛流离之时，中国古代文化观中凝聚的那种强烈的家文化的归属意识，那种对父母、兄弟姊妹、至亲好友的强烈情感，其文化内涵自然而然地凸显出厚重的历史关系、割舍不断的亲缘情感、传统的家庭伦理模式，折射出整个古代中国社会的文化根基。这也正是漂泊异地、羁旅思乡之作在中国古代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原因，它构成了基本的回归母题。“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千载共鸣，“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期盼，“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的慨叹与欣愉，“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沉痛，“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惆怅……都是中国古代艺术中反复咏叹、说之不尽的永恒文学主体，反射出中国古代文化观中的家文化心理定势。

这种家文化的心理定位与对家的依属感又外延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依附感和情感诉求。尽管各民族对国家的性质和内涵理解不尽相同，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具有一定地域疆界的空间，其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和民俗文化都是建立在其文化观的传统心理定势的基础之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规定着其不同的文化定位。如前所谈，家文化的同构放大是中国古代社会关系的特征，整体上是建构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这也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根基。正如近代国学大师钱穆所说：“家庭的传袭几乎是中国人的宗教安慰。”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文人的忧国爱国之情正是从爱家庭、重人伦的民族心理中延伸出而来的，很多爱国而又无力为国尽心尽力的文人墨客就常常在文学中表现他们渴望施展才华抱负，而又无可奈何的矛盾爱国情怀。

著名学者高凯征说过：“国对于中国古人还有世俗性的内涵，它现实地唤起人们的责任感和生命投入热情……它给已然栖居其中的人们一种仍然有待入住的期待……这种期待历史地说是来于中国古代人伦特质的循环性与序位阶梯性。而现实地说，则来于人们历史地形成的道法意识。”这种见之于人伦关系和民俗民风的实践经验确证着古代中国家文化的强大的潜意识作用，它不断地日常化，进而深深地潜藏于中国古代文化观之中，形成对中国古代文化（乃至于现当代文化）影响深刻的心理定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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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环境 生态环境 生态文化 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保护自然的思想和制度，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生态文化。它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协调人与自然的作用。中国古代建筑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兴有替，先秦的生态状况良好，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已破坏很严重。这种现象是自然变迁的结果还是社会文化作用的结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能够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国策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中国古代建筑生态环境的历史兴替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前，因为人的活动范围狭小，生态系统的存在与进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过程。人类社会进入古代文明以后，自然生态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时期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奠定时期，西周的凤雏宫殿、召陈宫殿进一步将“茅茨”演进为“瓦屋”，奠定了中国建筑的土木、瓦石为基本用材的悠久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台榭建筑，把简易技术建造大体量建筑的技能发挥到极致。这时期夯土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木构榫卯已十分精巧；梁柱构架已在柱间用阑额，柱上用斗，开启运用斗拱之滥觞；组群空间的庭院式布局已经形成，既有体现“门堂之制”的廊院，也出现了纵横串联的合院。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许多特点，均已初见端倪。也就在这一时期，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化并且形成了实际操作的具体制度。

从战国末到西汉，是古代生态环境开始衰坏的时期。其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战争对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造成的破坏。秦灭六国，大兴土木，集中了全国巧匠、良才，起到了交流融合各地建筑技艺的作用。秦代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但对整个生态文化失去了继承性与连续性，使西汉时期自然生态的衰坏与自然灾害增多。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多年都未能堵塞。西汉的儒学大讲天人感应，除了政治的动因以外，还表现了从生态的角度的一种哲学反思。人类的错误行为会招致大自然的灾异谴告，在其神秘主义的形式里蕴涵着对当时的生态状况的关注，它为以后的生态恢复做了一定的贡献。

从东汉到唐初，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又有所改善，出现了黄河的第二次安流时期。而这个时期，中国建筑发展进入第一个，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类型，包括宫殿、陵墓、苑囿等皇家建筑，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坞壁、邸宅、中小住宅等居住建筑，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佛教寺庙建筑。这时期抬梁式、穿斗式的木构架形式都已出现，多层重楼兴起并盛行，建筑组群已达到庞大规模。所有这些，显示出中国木构架建筑到两汉时已进入体系的形成时期。

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又进入泛滥时期，黄河的安流与泛滥，可以说是黄河流域生态状况好坏的标志。五代时期，黄河流域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其他地区先后建立几个地方割据政权，中国又陷入破碎的分裂战乱局面，只有长江下游的南唐、吴越和四川地区的前蜀、后蜀战争较少，建筑仍有所发展。

从唐末到宋元，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再没有恢复，而从明清开始，黄河流域的生态恶化日益严重。明代在北方大量屯田，用军队开垦荒地，整个黄河流域的森林迅速减少。湘江流域的森林，清初曾有所恢复，但到近代，由于战乱和不合理开发，又使得湘江两岸到处是童山濯濯。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成员，他不该是生态系统的入侵者。人类因独有的智力使他与其他生物不同，他在生态系统中占统治地位，所以他既可能保护生态也可能破坏生态。从历史来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态状况，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导向，也就是说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的生态状况。

二、生态环境变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西周春秋是生态环境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保护生态文化最繁盛的时代。夏商以至更早的古代，生态具体状况知之不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流传，说明那时确有一个洪水泛滥时期。周初的作品《洪范》中曾有提及，它用神话的形式表示了周初人们对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视。最早的天人感应论的思想也出现在这篇文献里，天人感应论的合理内核是人的行为应该和自然保持和谐。

形成于东周时期的《月令》继承了这种思想，以天子明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制定一个包括自然、社会、生产活动各种活动一体化的活动模式。儒家把《月令》收入《礼记》，《月令》的生态思想成为礼――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因此能够落实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日常行为中。

法家以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最终目标，但在保护自然的立场上，春秋时代的温和派法家与战国后期的极端派法家却有很大差异。在春秋时代的管仲那里，保护自然和发展生产是统一起来作为富国的根本。到商鞅变法，把开荒垦草作为一种重要的富国战略。而且招来流民开荒，必然是以粗放式为主，这种大规模的开垦唯冠龙地区的植被破坏开了端绪。秦国的垦荒只是端绪。战国末年的大规模战争，秦统一以后的大规模兴造以及接着而来的楚汉之争，都在继续这种破坏。

汉初政治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际“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获得一些恢复。此时，汉代文化奠定了以后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以五经为文本，儒家文化对于先秦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得以继承和发扬。魏晋玄学以道家思想取代儒家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法自然、人自然成为社会的时尚。在六朝的战乱分裂中，中原人口大量南迁，黄河流域人口减少，一些开垦的地方重新变成草原。人们认为这是从东汉到魏晋生态改善、黄河安流的原因。

隋唐定都长安，重新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兴建都城、宫殿，加上人民日常生活所需，又使黄河中游的森林迅速减少。从南末五代到宋代，对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明清两代至近代，则是黄河中游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代。这种破坏一方面是人口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封建政治的腐败，导致社会生态的失衡、社会行为的失范。

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从15、16世纪开始。封建制度的衰落，官僚政治的腐败，思想的僵化于文化的禁锢，扼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明清时代自然生态的恶化，可以说是与社会生态的恶化同步的。社会文化习俗对自然生态在某些方面也起着重要影响，明清时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掠夺式开发往往造成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以至沙漠化。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文化过程中，错误地把征服自然的人定胜天作为现代化的方向，而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则完全被人忽视。

中国文化从先秦就形成了系统的保护自然的生态思想与文化制度，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中国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不断，并在中世纪成为世界闻名的高峰，应该说与这种传统的生态文化密切相关。从明清到近代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时期，二者的同步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现代的生态文化和绿色运动兴起在西方，因为西方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是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标志。甚是中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和生态文化的兴替，我们可以为现代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利的借鉴。

三、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它由最初的酝酿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可，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指导方针，只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这说明现代人类对关心自己命运前途的世界存在的样式已经开始进入科学与理性的认知时代。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关注与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希望子孙后代繁荣昌盛，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古代文化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

现代的生态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生态基础上的，再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是建立在有机宇宙论基础上的，它把对人类存在的道德人文关注扩展到自然的世界，因为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现代的生态文化或古代的生态文化，他们关注的方向是在自然，而目标或落脚点是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社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自然生态体系，如果缺乏科学的、民主的决策与管理体系，很难不造成失误。而最大的失误就是生态失衡与破坏，如人口的过量增长、土壤的沙漠化，它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改变文化而不是改变遗传来影响自然。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演变与其社会文化生态兴替的变迁，为我们今天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略的实施提供了一面镜子。人类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中发展与前进。

参考文献

[1] 王尔敏.先民的智慧[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 赵载光.天人合一的文化智慧[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3] 潘谷西.中国建筑史[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篇4

关键词：科举文化；古代文学；研究意义

中国古代科举制是选官制上的新发展，是中国封建政治的一项伟大创举。科举制作为制度文化现象，确实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积极作用。这正如余秋雨先生所说：“科举制度给过我们一种远年的浪漫，一种理性的构想，似乎可以用一种稳定而周全的制度长年不断地为中华民族选拔各级管理人员。尽管这种浪漫的构想最终不成样子，但当二十世纪的人们还没有构建起一种科学的选拔机制，那就还没有资格来嘲笑它。”[1]这无疑是一种较为客观而通达的认识。在我们已经谙尽以嘲讽和批判一切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虚妄与创痛之后，在以理性精神和科学态度重新梳理、认识和借鉴传统文化的同时，认识、研究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其必要性已无可置疑。

科举是一种制度，但更是一种文化，我们把它称之为“科举文化”。对于科举制度，当然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但我们在更多地对它作制度方面的关注和析说的时候，却相对忽视了对它的文化关注。以往的一些学人由于重在科举制本身的研究，或兼及与文学的关系，但并未对科举的文化意义作足够的理解和拓展，而往往出现许多偏狭的认识。科举文化包容了内在与外在的两种文化属性，并由此对文学产生影响，而于林林总总的士人精神存在与文学现象中得以表见。所谓科举文化的内在属性，指的是科举考试内容具备了儒学的与文学的性质，即狭义的文化特质；而科举文化的外在属性，指的是由科举而形成的政治导向性与社会、文化等价值观，即具有了广泛的文化特性。科举文化的内外属性的凑泊，构成了科举文化的整体。这一整体又营造了文人及文学赖以成长的文化氛围与环境。

科举制度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政治、思想及文化背景下逐渐产生、发展、成熟的，并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内涵与形式特色。它所显示出来的精神观念和特异色彩，又深刻地影响乃至再造了中国文化。世界上还没有哪一种制度造就了如此庞大的文官队伍。黄仁宇先生曾经把秦汉以降“二千年而弗能改”的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作了一个通俗而又形象化的比喻，说是好像美国的所谓“潜水艇加肉面包”，“上面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此即是‘文官集团’；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大而无当，即成万上千的农民，其组织以纯朴雷同为主；中层机构简单，传统社会以尊卑男女长幼作法治的基础，无意增加社会的繁复。上下的联系，倚靠科举制度。”以文官集团为核心的文官政治的形成，使得统治机构中集中了一大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化人。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化代表的知识分子的面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科举制度塑造出来的。因而，从科举与文学关系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人及文学现象，就无疑会更能鲜活和切实地贴近文人及文学本身，把握他们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感情形态，展现他们赖以活动的文化背景，从而在更深广的范围来认识古代文学及其发展状貌。

科举文化与文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不管古代的文人是出入于科举，抑或是远离科举，甚至否定科举，但最终都无法逃离这一文化氛围的笼罩。归属与反叛其实都是一种“影响”，虽然其价值评判大相径庭，但“对象”毕竟是同一的。由此，我们想到文学研究上应该建立一门“影响学”，来进行科学的理论探讨或实践批评，以避免文学研究上的简单、片面。

我们觉得，从科举文化的视角来审视文人及其文学现象，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首先，可以突破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价的板块格局，揭示创作主体与作品的直接联系。

在文学研究领域，方法与观念的更新转变，显得愈来愈重要。以往的时代背景、作家小传、作品评析的研究格局，固然有它的意义，也解决了文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但划界太清，使三者之间的关涉令人有悬隔之感，失之于笼统汗漫、游谈无根。时代、作家、作品究竟是怎样紧密联系起来的，恐怕这在实际上是非常复杂的。而文学的文化研究方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文化的科举，它是联系世风、士习的最佳中介，也与文学创作建立了较为切近的联系。如杜荀鹤，为了科举及第而积极行卷，几乎行遍天下，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再如蒲松龄，他一生科场失意，到老乡试未能通过，其孤愤狂痴寄寓笔端。可以说，《聊斋志异》所展现的就是这位落魄秀才眼中的世界。当然，科举只是研究古代文学的切入点之一，并不能说它是打破时代、作家、作品板块格局的唯一途径。然而，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它确是一种最切实、最重要的文化视角。

其次，追索营造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时空，透视作家的整体精神风貌。

中国古代的作家都生活于特定的历史文化时空当中，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时空中思考、创作。由于时代的睽隔、历史的变迁，白云千载，哲人其萎，我们想完全置身于那一时代的现实中以古人特有的情感去感受周遭的一切已成痴想。我们已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唐朝，去繁华的长安街上领略磊落唐风；我们也无法完全复活一个宋朝，去不夜的汴京城里观赏万家灯火。然而，这一缺憾可以通过对当时的历史文化的考察及对文学作品的文化说解获得一定补偿。科举制度驱动无数文人负笈远游、求学应举，这无疑造成了文士的大量流动。譬如唐朝举子纷纷来到长安，穿着白麻衣行走在长安街市上。他们的大多数带着强烈的科举仕途欲望聚集到这里，怀着新奇与激动打量着这座繁华雄伟的帝都，登第的喜悦与落第的沮丧形诸歌吟，春风得意与铩羽还乡决定了他们人生的不同去向。唐诗中即反映出这些文士的情感潮汐，颇堪吟味。这不是文学的悬想，而是历史的真实。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理性演绎，认真切实地把握每个作家的生活空间，这无疑会更能充分了解和发掘作品的思想内蕴与情感内蕴。

如上所说，科举不只是一种制度，它更是一种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度文化塑造出了不同时代的文人的精神风貌。唐代科举制度初创，这一新的选官制度刺激了广大庶族寒士从政入仕的强烈欲望，使唐代文人昂扬奋发、豪迈奔放；宋代科举几乎成为文人唯一的入仕之途，且出路更优，使宋代人饱读诗书、博雅风流；元代科举几经废立，且极不平等，使元代文人整体沉沦，他们充满绝望、愤懑，与倡优为伍，以浪子自命；明清科举以八股取士，科举成为牢笼志士、驱策英才的****工具。这时的文士多在一灯如豆下写作或背诵八股时文，空疏而迂腐。当然，这里所描述的只是某一时代的总体倾向，但一代文学风貌，莫不与此相关。

第三，可以深入拓展对作家群体、诗派及文派的研究理路。

现代文学理论为我们研究古代作家群体及流派提供了宏观方法，给予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其作用不容抹煞。然而，如果一味作架空的分析，而不结合中国古代作家群体或流派的特殊生成状态来考虑问题，就不免空泛，或得出不合文学实际的错误结论。科举制度的建立，在一种新的方式上加强了文人队伍的聚合。如座主与门生的关系、同年关系、师弟子关系，等等，这些关系都有可能导致文学集团或文学流派的衍生。这是具有原生态的文学现象。它可能在某些方面不合于现代的文学理论模式，但确是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

在这方面，历史研究似乎走在了文学研究的前列。何冠环先生有一本小书，其题目为《宋初朋党与太平兴国三年进士》。作者从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胡旦榜进士这一角度切入，析论了他们与宋初朋党的关系。这一视角颇为独特，也颇具眼光。这种考察符合北宋朋党的真实面目，这种切入角度对文学研究也有启示意义。由此，我们来看古代的文学集团或流派，有些情形就与科举密切相关。就唐宋古文运动看，它在文学史上的巨大贡献和作用，已为许多学人注目并加以研究。那么，唐宋古文运动何以能够兴起，其组织方式是什么，原因可能很多。但我们觉得，一个最直接的因素就是科举。韩愈不顾流俗的排侮非笑，而以师道自任，成就了一批“韩门弟子”，这些人大都成为古文运动的中坚。所谓韩门弟子，就与科举行卷之风相关。以师弟子关系为组织形式，是韩愈倡导古文运动的关键。他着《师说》要恢复古代从师之道，其用心也就十分显明。有意味的是，这一组织方式为北宋文人所承继，宋代的许多古文家都强调师道，就是一个明证。此外，如明清科举的乡试、会试与文学集团的形成也有着一定的关系，这方面已有人做出研究。这种视角与取向，无疑会促使我们以更为切实的态度，拓展思路，获得学术的新视野与新思维。

第四，有助于加强对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的考察及以科举文化为题材的文学作品的系统研究。

傅璇琮先生就一再强调要加强古典文学研究的文化意识，提出了历史文化研究方法。他指出：“人们认识到，不能孤立地研究文学，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把社会概况仅仅作为外部附加物贴在作家作品背上，而是应当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个时代的总的精神状态，研究在这样一种综合的‘历史——文化’趋向中，怎样形成作家、士人的生活情趣和心理境界，从而产生出一个时代以及一个群体、个人特有的审美体验和艺术心态。”（《日晷丛书》总序）傅先生自己也正是这样进行学术研究的，他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是采用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范例。他有意识地沟通历史与文学，在充分考察那一时代的文化背景上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以及相联系的时代风貌与社会习俗。这种研究实际上是以人为轴心的文化研究，它所关注的是作家的生活方式、文化心理、情感状态，并使这种生活方式、文化心理与情感状态在某种历史文化背景上得以凸显。科举制度是切入文人核心的最佳视角之一。“科举制度产生于7世纪初，一直存在到20世纪的头几年，足有1300年的历史。有哪一项政治文化制度像科举制度那样，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长久地影响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貌和感情形态呢？……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特别是研究其文化形态，如果不着重研究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那将会遇到许多障碍。”知识分子的历史变化与科举制度的联系如此紧密。通过科举制度，可以考察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想面目和感情形态，这确实是历史文化研究的一种最佳方式。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的认识、态度中，又可以看出创作主体的自我文化关注，以更进一步透视文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自我文化关注，主要表现在科举文学当中。对这一大宗文学作品，我们以往似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作品除表现士子功业意识、济世情怀外，更重要的是由此可以窥见士人的自我情感体验及对自身的文化思索。譬如唐代落第诗很多，有自陈落第的，还有慰人落第的，情调大多黯然，由此可透视唐代文人情感世界的另一面。戏曲小说中对士人自身的展示更加充分。如唐传奇中，往往表现士人“婚”与“仕”的矛盾，揭示出当时进士阶层普遍的悲剧心理，是士人意识的集中体现。明清时期，对士文化的描写与反思之作出现，其思想内蕴更为深刻。总之，如果对科举文学系列进行全面清理，有一完整认识，那么，我们对一些文学现象本身的研究可能会更为深刻而切实了。

参考文献：

[1] 余秋雨，《山居笔记》，文汇出版社，1998年。

黄仁宇，《放宽历史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篇5

[关键词]鄂州;历史;人文

引言

鄂州作为我国湖北省管辖的城市，它不仅仅是我国发展的主要城市，同时也是古代文明古城之一，在鄂州里面记载着许多与历史文明有关的经典事迹，历经孙权在此称帝的三国时代，鄂州的命名起源于春秋时代，楚王为他的小儿子取名为鄂王，因此也就有了鄂州一说。

一、关于古城鄂州的历史发展

在华夏文明的影响下，古城鄂州成为了中国历史历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近五千年的文化带给我们不仅仅是历史文明，同样重要的是它的发展与变化。追溯它的发展与演变，鄂州又称之为“古武昌”，也就是在当时的年代里面，它与如今的湖北省武昌区重名，在春秋时期，楚王为儿子封号为“鄂”，这也成为当今的鄂州。鄂州在古代时期就是闻名于世的商业地带，里面居住着许多商家与达官贵人，也是曾经湖北省的经济核心地区之一。

我们追溯到鄂州地带的历史初期，这里还是有人类生长居住，从当时的古遗址来说，华容村落是如今考古的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参考点。我们在当时的庙岭大山地区也发现过当时人类生存的古遗址，从这其中探索起源距今也已有很多年历史，因此以历史古城来为鄂州命名再合适不过。就在楚国时期，楚王开始筑造鄂王城，取名鄂城，到了三国时代，这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构建了著名的凤凰台，其后也为三国的统一与战争埋下伏笔。在鄂州的历史发展方面，我们不仅仅惊叹于它拥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同样数不胜数的名人也在此地一展抱负，如著名的孙权、周瑜、曹丕均在鄂州驻扎及管理统治。因此鄂州的历史发展经历过著名的三国时期，同样也是不少文人激发灵感的地方，陆游的那句“烟雨凄迷云梦泽，山川萧瑟武昌宫。”恰如其分的描绘了当时的鄂州，鄂州那个时候又称之为武昌，可以说，鄂州经历了著名的三国时代，到明、元、清后也仍被不同时代的帝王给予重视，它至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历史文化基地与国家旅游景点。

二、历史发展下鄂州人文精神研究

1、古城文化下的人文特点

在经过历史洗礼的发展下，鄂州的人文精神有着许多特别之处，同样它也具备一定的传统观念，我们不难发现，鄂州是不少文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聚集体。因此在鄂州的人文特点同时也具备一定的智慧、传统和人文理念，这种人文理念的发展起源于历史文化带来的影响，它一方面处于高端的发展中，一方面又在历史的影响下保持着古城的风范。鄂州是一个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散发着儒家思想及古代时期留下的传统文化，它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失去最值得保留的东西，反而向我们呈现出古代的美好。他的人文特点包括思想的高度觉醒、传统文化和历史发展的文化特征，这种人文精神不仅仅体现在传统习俗上，还体现在礼数礼教中。

2、鄂州的人文精神的体现

鄂州是一个非常注重礼仪的城市，在这其中我们仍可以感受到当时古代所遗留下来的礼教与礼数，这种素养与行为体现在人们的待人接物与日常表现当中。鄂州人习惯与人交流当中保持着当时古代的一些特点，如茶礼、客礼及亲友相处之道等等，这些习惯的形成与其多年的历史文明有很大的关系。目前我国保留许多历史遗址在鄂州地区，它所呈现的精神也不仅仅是城市地区的人文理念，这种人文精神也同时深入到当地的居民当中，鄂州地区的居民素质较高，并且保留很多传统习惯，他们人文精神体现在礼貌待人、传统以礼，这种行为习惯的养成与地区性的教育及传统文明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

3、鄂州所保留的人文习俗

鄂州为我国著名的旅游景点，同时它也是古城人文习俗保留最好的城市之一，在这里我们可以随处看到属于鄂州人们的传统习俗，如正月初一的舞龙灯，传统有名的“五辛菜”，元宵佳节的逛花灯，花朝节的吟诗作词，这些都是当地的传统风俗。从这其中我们不难看出，鄂州人喜欢热闹，并且更加的注重人文思想，哪怕是当地的一位小孩子也能够对某句诗歌朗朗上口，这与期初的历史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受到文人的影响，这里面的人更注重文化的培养。在历史的演变下，鄂州人的习惯一直保持，他们更加喜欢研究古文化，并且对饮食、诗词有很大的考究，同时它也是中国古文化地点的标注，提及鄂州，许多人可以马上想到它的魅力之处，它是古城里面的一座怀旧标记，也承载着许多年的传统和文明。

结语

总的来说，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古城鄂州的历史发展与人文精神，同时它带给我们的人文、地理及民俗都是世界研究的宝藏，因此在探索其中的发展溯源与风俗民情时，人文精神成为了这座古城这些年来遗留下来的文化精髓，同时在它的发展当中也经历了历史的成功洗礼，成为文明世界的城市。

参考文献

[1]刘玉堂，陈绍辉.三国文化资源与湖北文化产业发展[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06）

篇6

关键词：历史教学；多元文化意识；实践

历史课程标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但文化的多元性，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统一性早已渗透进了历史教育，因此帮助学生理解自己、尊重他人，在交流合作中创新发展，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值得我们去探讨。本文分析了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多元文化意识的实践。

一、正确对待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

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重在引导学生在认同主流文化的基础上，学会尊重和欣赏多元的文化，认识到非主流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能够对各种文化进行比较、选择，寻找文化的共性，学会与不同文化价值观进行友好相处、取长补短。由于历史教科书中表现非主流文化部分的内容比较贫乏，对该部分的教学笔者认为可以在重视主流文化教育的同时适当补充非主流文化的知识，让学生能够接触到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

文化具有多元性，不同的学生可能对不同的文化内容感兴趣，利用探究式教学法可以让学生对自己感兴趣的历史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在探究过程中，逐步建构学生对该部分知识的认识和理解，同时培养学生对不同文化进行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二、了解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多元文化意识教育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而体现在历史教学中就是通过历史教科书中民族文化部分内容的教学让学生认识了解本民族文化和外民族文化，认识到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存在个性差异。一方面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同时认识本民族与其他民族在历史文化方面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开放意识；另一方面让学生学会在与不同民族、文化的交往过程中设身处地地理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

以必修三专题二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中《中国的古代艺术》这一课的教学为例，中国古代的艺术有不同的类型，汉字文化、书法、绘画艺术、音乐舞蹈艺术等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多元智能理论，每个学生的智能以不同的形式组合并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或者学生所擅长的领域进行分组合作学习，充分发挥学生艺术方面的潜力，利用讨论、分组表演、自由创作等形式，给学生提供发挥和展示才华的平台，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自信心。首先将本课分解为三个探究主题：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要求学生介绍汉字的由来，探究中国古代书法发展的过程，对我国古代著名书法名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赏析）；中国古代的绘画艺术（要求学生探究中国古代绘画形成、发展的相关内容，对我国古代著名画家的代表作品进行赏析）；中国古代的音乐舞蹈艺术（要求学生介绍中国古代音乐、舞蹈、戏曲的发展历史，了解我国古代的乐器，对著名的乐曲、舞蹈、戏曲进行赏析），有条件的还可以以表演的形式向同学即兴展示。其次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主题，每组选定一个组长组织该组成员围绕主题进行学习，组内成员各有分工。最后由各组派出代表展示小组劳动成果。通过分组合作学习，一方面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担，另一方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自主性，发展了学生的兴趣、爱好和特长，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学生的观察能力、思维能力、操作能力和创造能力。此外学生之间进行互动交流，有助于学生的合作意识A培养，还可以提高学生合作学习、取长补短的能力。

三、体验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从一个地方的建筑特色、风俗习惯、饮食文化、地方方言等方面了解一个地方的文化。因此对地域文化的教学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如体验式教学法、实践教学法、比较教学法都可以用来帮助学生体验感受、深刻认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

后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情境性和对事物的多元化理解。对地域文化的教学应着重于真实生活情境的运用，强调体验的重要性。因此教师可以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地域文化，采用体验式教学法，用语言、图像、声音或者带领学生参观游览的途径来营造情境，帮助学生学习和理解地域文化。如学习历史必修二专题五《开辟文明交往的航线》一课时，可以让学生扮演航海家，体验航海的艰辛，还可以让学生扮演哥伦布及其随从的船员刚登上美洲时，与当地土著人交流过程中遇到问题，体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交流沟通遇到障碍时要急切让对方了解自己的心情。通过角色扮演这种体验式教学能够让学生学会理解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站在对方角度思考问题，学会相互尊重、理解、合作，使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力、交流合作能力得到锻炼和提升。

高中历史教材中蕴涵有丰富的多元文化素材，如果教师不仔细挖掘就很容易忽视这些资源，学生眼中的历史就是不完整的、片面的，所以在今后的教学中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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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叶县县衙；明代；建筑风格；建筑艺术

身为一个叶县人，以前我并没有深入了解学习家乡的点点滴滴，直到一次巧合的机会，源于我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我又重新回到了家乡，开始了对叶县县衙的相遇、相知、相爱……

叶县县衙是国内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为数不多的古代县衙之一。据清同治《叶县志》记载，明初洪武二十九年（1396）在县城东街路北建县衙，主持其事的是主簿蔼文昭，“时天下初定，诸事草创，文昭参赞政务，昼夜勤劳，县署学舍，悉所经理，治县渐张，皆其力也”。明朝县衙经明末战火，破坏十之七八，仅馀大堂五间。清朝开国，旧县衙不堪使用，便于十字街东另辟新址，建新县衙，以示万象更新。经不断增修，到同治年间（1862—1874）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叶县县衙坐北朝南，大堂为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所在，巍峨壮观。

县衙的修复工程巨大，县委、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整个修复工作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较好地保留了明清风格。修复后的县衙由大堂、二堂、三堂及所属的东西班房、六科房和东西厢房以及监狱、厨院、知县宅、西群房、虚受堂、思补斋、南北书屋、后花园、大仙祠等，共41个单元、153间房屋，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衙署。叶县县衙作为我国古代的地方政权组织，它不但在那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它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县衙建筑

县衙大堂前的卷棚，主体采用天沟罗锅椽勾连搭连接的作法，是高级别县令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在我国古代的木作技术中更是罕见，对于研究古代建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县衙戒石铭

叶县县衙的戒石铭，是县衙内唯一一座碑式官箴。碑高2.1米、宽1.28米，厚20厘米，坐落在大堂前甬道正中。明嘉靖《叶县志·公署》有“戒石亭在仪门内”的记载，而叶县县衙正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所建，作为明代县衙，戒石亭在甬道正中，与史实记载吻合。“戒石铭”碑正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碑背面则是由北宋著名书法家、曾任叶县县尉的黄庭坚书写的官箴，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为官警句。

三 县衙楹联

叶县县衙卷棚中间的楹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卷棚两梢间的楹联为：山色壮金银唯以不贪为宝；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大堂有楹联曰：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二堂有楹联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三堂楹联曰：一尘不染邪思永退；两袖清风正气长存。叶县县衙的楹联其实就是叶县县衙的人文历史，代表着叶县县衙的古往进来。这些楹联已成为叶县县衙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包蕴了社会对执法者的官德渴求。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官风决定民风，官风正，民风淳，官德好，百姓就会起而仿效。

叶县县衙建筑群中轴稳健，两翼开张，主次分明，布局严整，堂楼祠宇，错落有致，既能体现地方政治核心的威严，又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实用，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群具有其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它打破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采用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东”的独特建筑群体布局手法，同时，整个建筑群融南北风格于一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深邃森严，变幻无穷。整个叶县县衙古建筑群甬道相连，庭院衔接，一步一院、一院一景，相映成趣。回到家乡，回顾和整理作为一笔重要政治遗产的县衙制度文化，特别是通过考察和解读所存较为完备的河南叶县县衙这一历史缩影，了解它的历史原貌和历史发展，探寻其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历史渊源，借鉴其优秀的设计手法，对于今天我们从事建筑设计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看过一句话，说是在21世纪的建筑设计中，人们特别重视建筑设计所包含的文化要素，因为建筑设计的核心是一种灵魂文化设计，一个没有蕴含文化的设计至少是一个不成功的设计，因为“建筑文化”是“建筑艺术”的内涵，“建筑艺术”是“建筑文化”的外现，没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内涵，建筑顶多只能达到美观，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真正的建筑艺术作品，必须具有深蕴的文化内涵。从建筑的最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文化，建筑是文化之魂，因为建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时代的面貌，它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更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的高度统一体。如河南叶县县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是目前我国现存的古代衙署中唯一的明代县衙建筑群。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是一座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库。

总之，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文化；中国古建筑是我们聆听中国历史韵律的绝好媒体，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有让“怀旧”演变为一种“时尚”，才能使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情感建筑、文化建筑展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才能使中国古建筑（如叶县明代县衙等）唤回它应有的历史、文化和灵魂。

参考文献

[1]《叶县志》.河南叶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

[2] 王建辉，易学金主编.中国文化知识精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 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1月第5版.

[4]《县衙楹联与官德修炼》，《政策瞭望》，袁浩，王晓杰.2009年第6期.

[5]《明清时期衙署建筑制度研究——以豫西南现存衙署建筑为例》牛淑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80页.

篇8

“书是知识的源泉。”这句话一点也不假。读书，确实可以获许多知识和道理。在成长过程中，是书陪伴着我。

书上的知识数不胜数。如:记载了中国历史的《上下五千年》，讲的是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我越看越有劲。我贪婪的读着，如一只饥饿的小羊闯进芳草嫩绿的草地。

我看的津津有味.如醉如痴。我看的书很多，有：...........有了这些书的帮助，我写作文就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一样。

篇9

可以选择到漓江，阳朔，大榕树，世外桃源，钟乳石，龙脊梯田，象鼻山，七星公园等。这儿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有美丽山水。

2、湖南凤凰古城

这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这里风景秀丽，历史悠久，非常多的名胜古迹，有特色石板小姐，有古代的城楼，有明清的雇员，有蜿蜒的沱江，具有宁静安详，是一座旅游的小城。

3、海南三亚

三亚拥有醉伊人的气候，最清新的空气，最和煦的阳光，最湛蓝的海水，最柔和的沙滩，最风情的美女，最美味的海鲜，最美味的热带水果，海上非常多的娱乐活动，夏季还很适合潜水，这里有海底世界，森立公园，总之，走起吧，决定让你忘却在城市的烦恼。

4、厦门鼓浪屿

篇10

“充闾”，王充闾先生也。王先生是中国当代散文大家，曾官至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年轻时曾做过老师、记者，可以说，这些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经历，都为其历史散文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充足的养分。

近期，王充闾出版了一本新書：《国粹：人文传承书》。看到书名，相信充闾先生的很多老读者都会竖起大拇指。当然，有些读者也会大摇其头———什么人这么自信，自称是“人文传承书”，不读来验证怕是说不过去的。这一读不要紧，只会“越陷越深”，怎一个酣畅淋漓了得。

正如作者所说，历史文化传统是一座精神富矿。读人通心，与古代的传统对接，与古人的心灵撞击，就能传承一颗永远的中国心。

也难怪作者有这样的野心。作者认为，读历史，主要是读人，而读人重在通心。读史通心，才可望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与生命的对话。如作者读“”的视角可谓别出新意。在曾公家书、传记、诗文被炒得热火朝天的时候，作者认为“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可亲，倒是十足的可怜”。他是一个“终身置身炼狱、心灵备受煎熬、历经无边苦痛的可怜虫”。所谓“功名两个字，用破一生心”。他自从背负上从儒家那里承袭下来的立功扬名的沉重包袱后，便坠入一张密密实实、巨细无遗的罗网，他既是道德观念的“人质”，本身也是矛盾、悖论的化身……这无疑是对那些盲目崇拜的人的一声棒喝。

同时，作者又说，在读人、通心过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历史人物身上，也可用于对作史作文者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心迹，探其隐衷，察其原委。作者写李白，“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享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而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作者将我们对于李白的热爱、膜拜，归结于“千古文人心”，因为解读李白人生和作品的典型意义，在于他的心路历程以及其际遇所带来的苦乐酸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