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在当今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摘 要：本文介绍了儒家思想和中学语文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儒家德礼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的教学质量，为国家的发展培养出具有人文道德情怀的全方面共同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引言：语文教学大纲中曾明确指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说明了语文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特点。人文教育包括很多方面，但是就中学生而言，语文的学习是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的重要途径和手段。所以，文以载道，语文学科不仅肩负着传授学生知识的重担，还要努力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中学语文的教学不仅体现了人文教育，而且毫无疑问，在语文学习中传统文化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和起着不可小觑的作用。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首推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教育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经历几代人的传承后，儒家思想总结出了一系列的学习和教育学生的方法，对语文的学习，语文的教学，都有着极大的帮助和深远的意义。

一、儒家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文化集大成者，它代表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和成就，而且在政治、文化、军事中都影响了一代代的人民。众所周知，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其思想内涵讲究的是仁、义、礼、智、信、恕、忠、孝等。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始祖，也是我们国家私学教育的开创者。他的教育是以仁爱为主，提出在教育中要重视六艺，并且开创了一些列的教育学生的原则和方法，乃至现在，还深受教育家、语文老师等相关专家学者的支持。而孟子和荀子则在孔子关于德礼思想方面做了拓展延伸，孟子注重对士的培养，提出要把道德思想和意志结合起来，注重教育的系统化方法。荀子则提出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和我们现在的教育是不稳而和，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当今的教育中。

（二）中学语文教学：如今的中学语文教学随诊新课程改革纲要的实施，逐渐的有所改变，开始慢慢注意起对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培养，教师也不再简单的对学生只是传授知识，减少了枯燥的文字的学习方式。而且新教材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对语文的学习有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道德的培养和人文精神的教育，使学生能体会到教材中的人文道德情怀。

（三）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儒家德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是源远流长，首先，儒家的德育思想仍然体现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提倡学生的道德素质的养成，重视学生的人格培养和情感培养。我们现在的中学语文教学中就提出了除了重视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情况下，要提高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和与人良好沟通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要努力培养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和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其次，儒家的教育方法在现在的语文教育中也是经常使用的教育教学方式。最后，不仅学生要有一个良好的学习态度，教师也应该有一个正确的教学态度，这样才能在教学中实现真正的教学相长，教师学生都能得到共同的进步，教学也就更加有意义。

二、如何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发扬儒家德礼思想

（一）依附课本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教材中的内容都是相关专家学者精心挑选的，因此非常具有代表性，是进行儒家德礼思想熏陶的不可或缺的好的作品。当教师在进行一节语文课的教学过程中，首先要明确教学的目标，在教学目标中要体现道德培养的目标。同时，在教学的过程中，要结合相关的儒家德礼思想，去引导学生去思考，提升其感情的升华高度，教育学生如何做人。通过课前、课中、课后的合理安排和有意识的深入德礼思想，使学生得到全方面多层次的人文道德关怀，不仅学习到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道德情操，学会如何做事做人。

（二）学生动手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学以致用，就是学习到的知识要学会去合理的使用，才能体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学生们在课本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培养了思想道德，就要有一个方式让其得到展现。因此，作文课的设置是非常必要而且重要的。因为通过学生自己的比写出了东西才是真正经过他自己学习收获的东西，是学生对不同事物态度的真实感受和反应，同时也能看出学生自身的道德素养和人文情怀。所以，在作文课的教学中使学生融入德礼思想的内涵，才能不断修正学生的态度和观念。通过让学生自己体会思考，让学生明白老师的爱，得到文章情感的升华，这样不仅写出了好的作文，还能使学生明白老师的良苦用心，对其思想道德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熏陶，又把儒家的德礼思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渗透。

（三）拓展活动进行儒家思想的渗透。语文学习的外延就是生活的外沿，因此，除了重视课堂的教学内容外，还要鼓励学生参加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在与人的交流互动过程中，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文道德的重要性。儒家中的礼讲的是要使人们明白和周围的人事物的关系，在与人的相处中要谦虚，互相尊重，能正确真诚的和人打交道。只有通过课外的活动，比如做些义工工作，和同学共同参加一些比赛等等，这样，在一起工作的过程中，学生不仅能学会怎样与人打交道，如何与人沟通交流，还能无形中学习到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语文学习的重要性，因为这都是与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基础，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使儒家的德礼思想得到更好的发挥。

结束语：综上，儒家德礼思想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得到了人们的世代传承和继承。如今，儒家的德礼思想还能与时俱进，适应世展的需求，是我们不得不珍惜的宝贵财富。而且，儒家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也是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儒家思想与中学语文的融合是源远流长的。在语文的学习中可以体会儒家思想的精髓，儒家思想通过语文的教学得以很好的传承，二者互相促进，互相影响，相辅相成。因此，在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结合语文教材的特点，科学合理的从不同角度渗透儒家的德礼思想，提高语文教学的质量，为国家培养有用的栋梁之材。

篇2

关键词：先秦儒家理想人格；大学生人格培养；启示

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人格教育思想，先秦时期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其中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较早全面探讨了人格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思想包括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想人格、内圣外王的人格模式、注重内省的人格修养途径。先秦儒家把“人”推崇到很高的地位，重视人，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对“圣人”“君子”理想人格的敬仰和追求，希望通过教育达到人人“修身”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也体现了对人的终极关怀，这些思想和价值观念对于培养人的高尚品行和塑造完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大学生人格的培养和塑造有着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在国外方面，学者对儒学的研究一直有着很高的热情，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东方文化影响力的不断增强，对儒家思想的研究愈加热烈，随着汉语国际推广步伐的加快，对东方文化、对儒家特别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研究，都在不同程度地加深加大，学者的观点也愈加深刻。近些年来主要代表著作有美国当代杰出教育家托马斯・利科纳博士的《人格教育》、美籍华人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美籍华人杜维明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韩国学者金日坤的《儒教文化圈的伦理秩序与经济》等。

杜维明以东亚工业文明的兴起为背景，提出了儒家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并指出：“传统的儒家伦理教人做人，做一个完整的人，全面的、有价值的、有生活素养的、有抱负的人”。相关著作有：史密斯的《中国人的特性》，罗素的《中国人的性格》，迈克・彭《中国人的心理》，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韦政通的《儒家与现代中国》，杜维明的《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等。日本的西原春夫的《儒教与儒学在21世纪的意义》，永池荣吉德《儒教思想在现代的价值》，美国的Diane B. Obenchain《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在这一系列文章中论述了儒学思想并肯定了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在当今社会的作用，使儒学的伦理道德思想理论在当今社会展现出了新的价值。美国学者安乐哲在《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家与道家》《通过孔子而思》（与郝大维合著）等书中认为，儒家的君子人格不仅仅是一种健全人格，也是一种理想人格，同时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并得出人格的培育与社群的责任感是相互联系的。

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诸多流派都对人格问题进行了研究，涉及人性、人格类型、人格发展、理想人格的实现等诸多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人格思想。在古代诸多理想人格的构想中，先秦儒家的理想人格思想占有主导地位。认为：“循此时代之趋势，而集其理想之大成以为学说者，孔子也。是为儒家言，足以代表吾民族之根本理想者也”。孔子在儒家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柳诒徵认为：“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也认为：“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认为：“儒学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之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邓球柏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没有将伦理学、哲学、心理学上的人格理论截然分开”。孔、孟的人格论既包含了道德人格理论、哲学人格理论，又包含了心理人格理论的部分内容。他认为孔、孟的人格论是以爱人为核心的仁、智、勇有机统一的完美人格理论。

在先秦儒家看来，学就是学做人。学做人意味着道德上的完善、人格的确立及精神境界的升华，所关注的焦点就是人如何完善人格的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格理论和实践以伦理道德为中心，重视理想人格的培养是其一以贯之的精神主旨。“内圣外王”是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模式，仁、义、礼、智是其内涵，圣人、君子、士是其追求的目标，而修身立命、学思并举、反求诸己、积善成德是其理想人格的实现途径。陈来在《郭店楚简与儒学的人性论》中指出：“从先秦到明清，儒学所以为儒学的标准、宗旨和核心，简单说来，就是‘宗本五经孔子，倡导王道政治，挺立德性人格，强调家庭伦理，注重社会道德，崇尚礼乐教化’。”郭齐勇在《孔孟儒学的人格境界论》中指出：孔子把人格境界划分三个层次，即圣人是理想上的至上境界、贤人是现实的理想境界、君子是现实的道德境界，他还指出终极至上和经世致用是孔、孟儒学人格境界论的主要特点。孙实明在《先秦儒家道德修养论》中指出先秦理想人格修养的方法和实现途径分别为：慎独，立志思诚；注重实行，学思结合；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中庸之道；持之以恒，刻苦磨炼。

纵观上述的国内外的研究文献，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大学生人格教育和人格塑造问题进行了研究，各具特色。大多数是从现论的哲学角度、伦理学角度、文化角度等出发去研究人格塑造，主要是在其儒家道德伦理思想思想体系方面做出了详细论述并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针对理想人格之培养提出了许多极具价值的思想。

参考文献：

[1]赖万青.先秦儒家人格教育思想对当代大学生人格塑造的启示[D].湖南师范大学，2014.

篇3

的茶文化，中国和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的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今天，2000多年前，它仍然对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思维和生活方式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对茶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是茶的故乡。饮茶的历史很长，但在最初的时期，人们对茶的需求只是为了解渴、解毒、治病。在汉晋时期，一些人开始将茶与精神文化联系起来。到了唐代，茶与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以陆羽、白居易和焦然为代表的众多茶人的努力下，茶文化已经形成，世界上第一本茶书《茶经》的出版标志着茶文化的形成[1]。陆羽本人倾向于儒家思想。正是儒家的积极理念促使他周游全国，认真学习，记录自己的积累《茶经》编纂多年，促进了茶叶的发展，为后世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儒家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茶文化的形成，而且在中国茶文化中也蕴涵着儒家思想。在儒家，和谐是程度，和谐是适当的，和谐是适当的，一切都很好。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喜欢和追求《和为贵》、《和谐》、《和美》和《祥和》。《论语》提到“礼仪之邦，你受尊重，先王道斯美”。这句话表达了仪式的基本含义，决定了“仪式”的社会功能。一个社会是由各个层次组成的，协调社会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和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和”是万物之源，体现在自然、社会、生活等方面。“和”是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中拯救社会的一条好途径。儒家思想注重人性的和谐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这一儒家思想在秦汉和宋明时期不断得到加强，并深深地进入人们的头脑，在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茶道的“和谐”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尊重，人与环境、人与工具之间的和谐，以及事物之间的协调。茶，作为一种饮料和客观物质，已经演变成一种生活方式。并且从生活方式到精神层面，它已经演变成文化，深深扎根于对传统文化“和谐”的记忆中，成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2]。茶的“和平”文化需要人们内心的平静。茶文化类似于儒家的思想，茶艺术文化类似于儒学的“和谐”和“和美”的思想有共同之处。因此，茶自然成为儒学思想的传承载体。由于茶艺术是一门高贵典雅的艺术，热爱茶道的人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在茶道，茶道人被要求端庄典雅，看起来平和，茶道一气呵成。应o茶文化博大精深，仪式众多，因此无论是煮茶、煮茶还是品茶，都要求茶道人必须展示茶道的动作要领，充分理解和体验茶文化的魅力，向人们展示美丽的视觉和宁静的氛围R

“和谐”体现了茶道的最高境界，充分体现了学者们对儒家思想的深刻钦佩和对茶协会的强烈响应。儒家重视“仪式”，这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按照礼仪精神对待他人，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非常和谐的状态，这就是儒家重视礼仪的原因。礼仪的基本精神清楚地写在《礼记》中：“有礼貌的人自尊心很低，尊重他人。”可以看出，礼仪是让人们处理与他人的关系以谦逊的精神，贬低自己，尊重他人。礼仪是对人的尊重，而不是对富人和穷人的水平的尊重。一方面，礼仪可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调节自己的情绪，从而做到开朗、宽宏大量、大方。由于儒家的倡导和重视，中国人也特别注重礼仪，言行规范礼貌。因此，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是一个讲究礼仪的文化大国。从古代孔融让梨，到现代林秀贞对孤寡老人的爱，再到全国劳动模范郭明义的爱与奉献，都充分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礼仪在中国古代的延续与不断创新与发展。可以说，主人和客人的礼貌以及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和谐是传统茶道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茶道的“仪式”是秩序、尊重、仁慈和友谊。“客来敬茶”是中华的优良传统美德。金代王蒙的《茶汤敬客》、恒温的《茶果宴客》和陆纳的《茶果待客》都流传至今。客人来到门口，喝了一杯茶，这不仅表达了以茶会友和续谊的真诚心情，也表达了他们对客人的尊重。“客来敬茶”的礼仪深深扎根于我国人民的心中。主人家提供茶水以示礼貌和文明。喝茶的地方干净整洁。精选的茶具干净卫生。茶也是家里的上品无论是茶道人的礼仪，茶道中的礼仪，还是茶道的过程，如开水、煮茶、买茶、品茶，每一步都体现了一种礼仪和每个人的风格。甚至客人举杯的顺序也很特别，比如先端茶向谁举杯等等。茶道中的仪式不仅是一种仪式，更是社会治理的缩影，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和谐和相互尊重。

儒家文化的礼仪在中国茶道得到充分体现。在孔子看来，礼仪应该是一种行为准则，从天子到普通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用自己的正直和道德去影响人们，用礼仪来规范和规范他们的行为。茶使人头脑清醒，因此中华茶文化也吸收了“仪式”的精神。茶道强调仪式，类似于儒家[4]。

。古往今来,有志之士始终提倡节俭,廉洁。他们赞美诚实的良好道德，献身于正义事业，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由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历代文人都选择了茶，这是一种干净优质的饮料。茶在保持整体性、启发性、雅志等方面的作用从古到今，清茶一杯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东晋贵族很奢侈，把它当作一种时尚。当时，儒家理论的实践者继承了晏子精致节俭的饮神，用茶来保持清洁，以抵制同时期的奢侈[5]。儒家非常重视茶的高贵和干净的品质，将茶视为自省、灵感和生命。帮助其他人维护“本我”，并在浮躁的社会中塑造自己的个性。在古代,，“茶宴地区”紧随着迄今为止演变的“茶话会”。一杯绿茶将在大都市举行各种活动，如庆祝和表彰、欢迎新老、接待、讨论和友谊。一杯茶配上适量的水果小吃，既庄重又清淡。其中，儒家一直倡导的是继承的清廉作风。

在茶道的“诚信”不仅是古代清官的诚信行为，也是现代人崇尚诚信的高尚表现。通过饮用清茶，礼仪茶中的人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审视和反省自己，了解自己，反省自己，了解他人。这样更方便生活在礼仪茶中的人们设身处地，了解他人的困难和痛苦，从而使自己对人和社会更加宽容，对他人和社会的心和事更加和谐宽容。一个干净的人意味着正直。“茶香缥缈清茶杯”影响深远，吸引了无数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解读。从中国历史上茶的发展来看，茶不仅是一种消暑解渴的饮品，更是饮茶者精神境界的体现。清茶让人们反思和提升自己，在卷曲的茶香中体会生命之美，寻找淡泊宁静和幸福的生活。喝茶能让人安静，在喧闹的市场上也能找到保持安静的好方法。茶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财富。茶是茶树的精华。绿茶散发出香气，散发出独特的生命力。茶树生长在群山深处，被群山所覆盖。他们崇尚天地之义，朴实正直。通过饮茶和品茶，我们逐渐了解茶的本质，并将茶与人们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在喝茶的过程中，我们陶冶情操，陶冶情操，提高品质，感受生活。

大多数人将茶与人格相提并论，称之为茶德比仁爱，它体现了儒家追求冷漠、诚实和优雅的绅士性格。茶道的“廉价”就是这样，在品茶中寻找淡泊宁静。茶道也是茶德。它用茶来滋养性和诚实。茶道人们向往茶的清净高贵，向往茶的绅士风度，向往茶的优雅气质和清淡绅士风度，

的儒家文化在先秦百家争鸣中散发出灿烂的生命力。儒家理念的创始人孔子在当今世界备受尊敬，他所创造的文化影响深远。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宝贵的传统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儒家思想与中国茶的融合与结晶是中国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众多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挖掘。研究儒家思想与中国茶文化，有助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交流。弘扬中华茶文化，复兴中华的茶艺术[6]。因此，儒家思想在茶文化中的体现具有重要意义。

[1]王芳，黄毅彪，中国茶文化中的儒家思想[J.三明学院杂志，2016，（01）.

[2]牛玉芬，“和谐”文化与中国茶道[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1）：47-49.

[3]吴玉冰茶的医疗本质与原因[D]湖南中医药大学，2010.

[4]方雯岚.从精神到形式——儒家茶道的创造[J]农业考古学，2008，（05）：68-71.

篇4

【关键词】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本土；外来

日本作为东亚的一个岛国，也是当今亚洲为数不多的发达国家，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众多领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日本之所以取得今天如此辉煌的成就，与其独特的思想政治教育是密不可分的。而研究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有必要先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做一个基本的研究，纵观日本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善于吸收和合理改造别国文化为自己所用的国家。其思想政治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显示出兼容并包、注重改造、为我所用的特点。所以，其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也不例外。为了便于表述，本文将其分为本土的和外来的，但是由于日本民族对外来文化这种独特的创新和消化吸收，因此其本土的理论可以说不是纯粹的本土，同样，外来的也不是纯粹的外来，而是一个不断融合和创新的过程。

一、本土理论

1、神道教理论。神道教简称神道，其核心是神国观念，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日本人的行为和习惯。神国主义思想对日本古代以及近代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很大的影响。从圣德太子开始，历代天皇都被看作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后代，神国主义思想被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不断的强化，日本以神国自居，鼓吹大和民族的优越性，日本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教育出一代代服从于天皇指挥，忠诚于大和民族，可以为天皇贡献自己一切的忠臣良民。神道教理论可以说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基础。

2、国民教育论。森有礼的国民教育论对于日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的核心思想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认为“精神的实体”高于一切，社会有机构成是神的化身，一切个人及个人要求都应从属于国家和国家权力。在教育上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品质。1885年森有礼掌管文部省以后，推行一整套国民教育制度计划，把其国民教育论变成实际行动，对明治中期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起了重要的作用。

3、武士道精神。武士道是指武士的道德及行为准则，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其作品《武士道》一书中将其定义为“武士的训条”，也就是随着武士阶层的身份而来的义务。武士道重视的是君臣戒律，尽忠是绝对的价值。武士道精神不仅要求武士信佛敬祖、崇尚武勇，而且还要求武士们忠于主君、忠于日本国，甘愿为主君和本家族的利益牺牲自己。因此武士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武士道精神不仅仅是对日本的武士的思想政治教育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整个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4、福泽谕吉的道德教育思想。福泽谕吉（1835-1901）是日本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明治时期杰出的教育家。他的代表作有《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基本的教育主张是通过教育来改变日本国弱民愚的社会现状，他主张通过道德教育培养民众，从而使国民形成正确的国家观念，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福泽谕吉认为道德是一个人内心的真诚，是一个人内心的准则，他主张道德教育应该在除了学校以外的多方面展开，家庭、社会都应该成为全方位进行道德教育。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对日本明治时期以后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二、外来理论

1、中国的儒家思想。公元3世纪左右，中国的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此后便一直受到日本历朝统治者的广泛推崇，儒学在日本的传播过程中，被深深打上了日本社会和统治阶级的烙印。但是日本对中国儒学的吸收并不是简单的照搬，而是在日本国情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本土化改造，中国的儒家思想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并且认为“仁”是人类本质的美德。儒家思想在日本经过改造后，变为把忠、义、勇、信、俭。忠诚被看做是日本最重要的美德，这种忠诚不仅仅意味着对自我良心的真诚，而是完全献身于自己领主的真诚，这种真诚可以达到牺牲个人生命的程度。因此，日本式的儒学完全变成了以忠诚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这种以忠诚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思想对近现代日本的发展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民主主义思想。1945年日本二战战败后，美军占领日本，为了保证使日本不再威胁美国及世界的安全与和平，同时为了建立一个“和平而负责任”的政府，美军在占领时期实施了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措施，教育改革也相应的在这一指导下进行。美国要求日本清除战前以《教育敕语》为指导思想的军国主义教育，要求推行民主主义教育。1946年，日本颁布了以和平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原则的新宪法，在1947年3月又制定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以个人主义、民主主义价值观否定了战前《教育敕语》所规定的整体主义、国家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转变成为二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

3、杜威的“多元主义”思想。约翰·杜威（1859-1952）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其思想在大正时期传到日本以后，对日本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杜威主张与传统教育不用的民主教育，在思想道德领域应实行“多元主义”思想，他认为个体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元主义”，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只有通过自由的相互交流，才能使社会不至于僵化和静止，才能促进个体和群体的道德发展。“多元主义”不是道德教育的目的，而是其工具、手段和条件。此外，杜威的思想在美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日本在二战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美国，所以杜威的思想恰恰促进了日本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同时也成为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通过以上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其本土和外来的界限不是特别明。虽然本文为了便于研究将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分为本土和外来的两部分，但是我们仔细推敲就可以发现，本土理论中渗透有很多外来的思想，同样，外来的理论也在不断地被日本本土思想所融化和吸收，越来越趋向本土化；二是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在二战后变化较大。这是因为日本战败后先是被美国统治，独立后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所以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在二战后受美国影响下有较大的改变，这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候以二战日本战败作为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的原因。

时至今日，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仍然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一方面，本土的很多理论在当今国际化的进程中开始接受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的思想和理论；另一方面，各种外来思想和理论又在不断被打上日本本土文化的烙印。所以对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分析也要用一种总体和发展的思维，认识到其动态性。只有这样才能客观全面的认识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王荪瑞.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2]朱家存，徐瑞.外国教育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

[3]王友良，周勇.日本思想政治教育之剖析[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2）.

篇5

关键词：韩国 儒家思想 高校教育

一、儒家文化的历史背景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由我国先秦时期的孔子所创立，经过不断发扬光大，在东亚和东南亚广为流传，特别是韩国和日本。我们在平时韩语专业的学习过程中也了解到，韩国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崇儒家文化，《洛杉矶时报》曾报道说：“韩国比中国更儒家”。在韩国，虽然有多种宗教存在，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韩国人日常生活中可以体现出的儒家传统文化，而且通过种种细节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已经深深根植于韩国社会，在政治体制，经济模式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

但是现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我们对儒家思想的传承的意识越来越淡。科技发达了，人们更多愿意面对手机和电脑，甚至连几岁的孩子都心心念念着电子游戏，而对一些传统游戏完全不了解。很少有学校会为学习传统文化专门开设课程，这导致孩子们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少。当我们为圣诞节大肆庆祝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会包粽子、做汤圆，一到端午元宵，都去超市里买粽子和汤圆。这些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必须重视。

二、儒家文化对于高校教育的必要性

高校中开展关于儒家文化的系统性的课程较为合适，一来，大学生相对来说时间比较充足，没有特别繁重的学业压力，而且大学生对于理论知识的接受能力较强。高校中是学生学习多元化的知识的好时机，但我们不能忘本，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不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被人们淡忘，学习传统文化是每个学生都要做的。

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上千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学校人才教育中，更显示出其非凡的现实意义。重视儒学经典教育，让每个学生终身受益。学习儒学经典著作，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把握儒学经典精髓，培养学生健康向上的人格。弘扬儒学经典文化，增强学生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 因此，学校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结合社会现实、针对学生实际，把儒家经典教育纳入学生课程体系之中。

儒家思想本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化精髓，流传到韩国后也相当受重视。韩国现在从小学到大学都有专门设立有关儒家文化的课程，反观我国学校中开设的却少之又少。

我们要学会根据韩国的儒家文化来反思自己，并且在高校中开始着手。大学是提升学生综合能力的最后一个阶段，不仅要从专业知识技术的角度，更要是从人格素养的方面来考虑，一个学生是否能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才。

现在，中韩两国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很多人去学习关于韩国的历史文化，其中也不难发现两国的文化中有许多的相似点，当韩国把儒家思想十分推崇的时候，我们不能坐以待毙，毕竟这是我国的文化，大学生作为一代即将出世的新生力量，更应该把儒家文化发扬光大。

三、儒家文化在韩国高校的发展

细心观察，在韩国语的部分词语的运用上有很值得深思的现象，比如在汉语中通常会使用“我妈妈”或“我爸爸”等词，而在韩国语中，却用“？？ ？？”翻译成中文也就是“我们妈妈”，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语言现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对于韩国本土文化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早在1960？年，韩国就将儒家文化放入到大学、中学、小学的教育科目里面。在推行国民精神教育的过程中，韩国始终把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作为载体，通过传播儒家文化达到铸造韩国民族精神之目的。韩国初中道德课渗透儒家文化传统，要求学生要孝敬父母老师，尊敬师长，团结同学，与人要和谐相处。大学开设的国民伦理课吸取儒家文化的精华，并且进行自立自主思想方面的教育，以达到强国之目的。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又提出“文化立国”国策，充分挖掘儒家文化精髓，将其融入到现代生活之中。？例如，在高丽大学中设有“职业与道德、道德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和孟子著作导读、韩国的儒家等一些选修课程。而且韩国著名的成均馆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为了促进王室对儒家思想的进一步理解与研究。

韩国推行“文化立国”最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挖掘儒家文化的精华，把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发挥儒家文化的社会功能。儒家文化是值得我们乃至全人类都应该珍惜的精神财富，我们肯定其德育价值和弘扬儒家道德思想的同时，要正视其时代局限性。 由此看来，韩国相当注重儒家的发展，对我国高校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比如，上课前，见到老师说：“老师好。”下课时说：“老师再见。”这些都是我们平时比较忽略的东西，虽然说师生之间像朋友一样相处的模式有助于推动学习氛围，但是尊敬老师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牢记，而且要用行动来表示。或者还可以举办有关儒家的文化节、知识竞赛等一些有趣的活动，这样寓教于乐更加可以让同学们接受，因为有不少同学表示由于儒家理论课程比较枯燥，没有很大的学习动力。

通过对韩国高校人文社科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分析，我们一方面要看到韩国高校与我国高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解的差异性，要在承认两国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分析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特征背后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要清楚认识到韩国与我国同属于东亚儒家文化圈、同处于全球化时代的转型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解决好继承传统和坚持创新相结合、民族精神教育和世界公民教育相结合的问题是两国共同的任务。通过借鉴韩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以期能使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挖掘新的思路、找到新的方法。

四、韩国德育现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长期以来在韩国社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并通过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影响着韩国社会的政治、教育、法律制度及整个经济文化生活。而我们能够感觉到我国在保护传统文化方面也在加强，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华成语大会等，但儒家文化传承方面尚有不足，特别是韩国适时地发展儒家道德思想，在学校教育方面也采取行之有效的德育教育方式，这些对于提高和完善我国学校的德育水平应该具有一定的启示借鉴作用。

（一）家庭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礼治教育。辽宁省沈阳市的西塔地区是继美国洛杉矶以外朝鲜族第二大海外生活区。随着1988年中韩两国建交之后，越来越多的韩国人、朝鲜族人以及朝鲜人来到沈阳西塔地区，许多韩国家庭也随之来到中国定居生活。在韩国家庭中，父母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从儿时就培养他们按照韩国传统礼仪来尊敬长辈以及爱护晚辈。孩子们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礼仪习惯，如长辈再给晚辈倒酒的时候，晚辈一定要双手持杯或者右手持杯，另外左手放在右肘部表示尊敬，同时不能面对长辈饮酒，要侧过头饮酒;这些简单的礼节虽然简单，但是却反映了儒家孝、仁、礼思想在韩国家庭教育中的影响。？这一点也无疑是可以为中国高校生所学习的。

而中国式家庭教育，让人联想到的更多是“棍棒”或是“溺爱”这样的词汇。家长们望子女成才心切，然而却往往不知道正确的教育方式，很容易走上一个极端。例如现在的小孩子常常上补习班，为此失去了很多玩乐的机会，也很容易失去小孩子的意志、乐趣等非智力因素。另外，体罚又是一严重的社会现象。不仅家长，甚至学校里都会出现这种状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心智发展。

（二）学校教育的借鉴

在韩国教育观深受儒家尊师重道思想的影响，自古传承至今。今天的韩国人对教育的关注度丝毫不亚于国人。在韩国人的观念中，教师和学校对孩子的影响甚至堪比家庭。即使再年轻的教师，享受的礼节也遵照家长的形式。同时，在韩国社会中，教师的社会地位一直以来都受到全社会的认同。

所谓“尊师重道”，这正是儒家文化的精华所在。但据我们调查显示，中国大部分高校虽然都设置有中国文化相关课程，但基本为选修课程，而大学生往往会因这样的课程枯燥而放弃学习。这就导致了除了在学校的基本教育以外，大学生很难在学校内接触到儒家相关课程的教育。对此，我们建议部分有条件的高校可以设置一些儒家文化馆，并辅以多种表现形式来展示儒家文化的精髓。如观看纪录片，舞台剧表演，创新方式的导入也许会吸引一些高校生学习与了解。

儒家文化教育不仅对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更是可以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其人际关系的加强和集体意识的培养都是有极大的作用的。希望中国高校可以借鉴好的教育经验，并形成一种良好的教育的氛围，研究和发扬儒家文化，广泛地应用于我们的高校教育中，取长补短，使大家更好的接受德育教育成长成才，同时增强我们保护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意识。

篇6

一、儒家生命哲学概述

自儒家学说创立以来，其中蕴含的生命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生死观念与生活观念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关于人之生命的珍贵性、人之处事哲学及生命意义等问题，儒家思想都有这方面的丰富内容。

（一）天地之间人为贵

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这充分阐明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视域――天地人之统一体中“人”存在的重要性和生命的珍贵性。而人之所以“贵”，在于“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为万物之灵”。（《尚书?泰誓》）这说明了人与其他万物的区别和联系，即人是万物之灵。这种表达方式，实际上也就承认了人在天地间的独特地位。所谓“人者，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礼记?礼运篇》）这句话也直接说明了人是一个有感性、有道德、有创造能力的生灵。人区别于草木鸟兽的地方，在于人能够调和天地之间万事万物，把天地万物有机地联系成一个整体。

可以说，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生命观，应是以重视人的存在价值、珍爱生命、敬畏生命为特点的，这一点可以从其对待孝道、殉葬制度、战争等方面的态度加以验证。

孝道是维持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纽带，孝道思想展现了人们珍爱生命的态度。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也”。（《孝经?开宗明义章》）对父母最大的孝顺是保持身体的康健，使父母不为之担忧。儒家思想将珍爱生命与社会最看重的孝道联系在一起，凸显了珍爱生命的重要性。除此之外，在人殉制度方面，孔子曾这样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 梁惠王上》）强烈批判了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生命的践踏。

由于孔子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春秋末期，故他对战争的反对态度无疑是明确的，因为战争必然伤及无辜百姓。《论语》曾记载卫灵公请教孔子战争一事，孔子反感地拒绝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并且立即离开了卫国。从这里可看出，儒家反对战争，尤其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提倡保护民众、体恤民众。即使必须要发动战争，也要最大限度地不伤及无辜，不破坏民生。不仅理论上强调珍视生命，而且在实践中更是身体力行。如《论语?乡党》记载：“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面对突发的马厩焚烧事件，孔子只问人员伤亡情况，不问马的状况，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对人的生命的关爱程度。

总的来看，从孔子创立儒家思想开始，“天地之间人为贵”的思想是其理论的起点，其他思想都是在“珍惜生命”的观念上衍伸而来。在当时落后的社会观念中，孔子能注重普通百姓的生命安危，提倡孝道，反对无谓的战争，反对人殉制度，同时能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支持着自己的观点，这是难能可贵的。

（二）舍生取义，死而后已

儒家对个体生命颇为重视，其生命意识融入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儒家极其重视人的可贵生命，但在某些不得已的情况下，儒家主张人们应为实现道义而献出生命，即“舍生取?x”，以自己珍贵的生命践行“仁义”等道德价值。从这个角度来看，儒家已然将人的生命划分为两个层面，即“肉体生命”和“道德生命”。“在儒家看来，肉体的生命并不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为道德属性才是人的基本属性”[1]。人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物种，在于人有道德，讲道义。当一个人为了个人利益而不顾道德底线，从而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和原则的时候，他也就沦为了“小人”。

先秦诸子对生命两重维度的关系有着精辟的解释。从孔子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到孟子的“舍生取义”，即“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二者无一不体现了在对待生死与大义的问题上，儒家选择赴死就义，只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类之所以高于水火、植物、动物等物种的原因在于人类有其他物种不具备的属性――“义”。“义”是人类的独特价值，是“人最为天下贵”的根由。“义”实际上就是道德生命的支撑点。

由上可见，儒家学者流露出的是“道德生命高于肉体生命”的强烈观念。儒家的最高理想追求不是肉体生命的万寿无疆，而更在于道德生命的永垂不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在儒家思想中，人的本质不是他的物质生命，而是他的道德生命。一直以来，追求大义凛然的崇高道德境界在我国传统生命观中居于显要位置，这与儒家对道德生命的推崇和后世对儒家思想的尊崇有密切的关系。

（三）死生有命，乐以忘忧

当“义”与“生”无任何冲突的时候，即当个人处于正常的生活状态中，儒家提倡死生有命，不必过分关心死亡问题；而当个人遇到不幸事件时，儒家提倡要时刻铭记生命的珍贵性，乐观地生活下去。

对待死亡，孔子秉持顺其自然、顺从天命的态度。如关于鬼神和死亡问题，孔子有“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的经典表达。在这句话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其对于鬼神和死亡问题的回避态度。而孔子之所以采取回避态度，主要在于其重视现实生活而不愿探讨死亡的积极入世思想。从儒家思想体系的发展历程可看出，自孔子开始，经历代儒者的传承，生与死应顺其自然的思想已深入百姓的心中。

不过即使能够自然地对待生死问题，但生命终究是短暂的。孔子也曾感慨时光流逝，光阴不再的残酷事实。面对滔滔东去的江水，孔子不由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论语? 子罕》）面对短暂的生与瞬间的死，宋朝大儒张载也在其《西铭》中这样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的时候，一个人努力做好分内的事情，积极负起责任，即使有一天他离开人世的时候，也是安宁的。既然生不由己，死亦是命，那么，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应该乐天知命，努力奋斗，寻找梦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孔子本人也是这样践行着自己的人生处世哲学的，可以说，他就是君子自强不息的典范。他“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2]。作为一个普通人，孔子是乐观主义者，他不为身旁的小事而烦恼，表现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他曾鼓励人们：“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子罕》）每个人都需要具备仁爱之心、智慧头脑、坚强意志等品质，只有这样才能胸怀宽广、心地善良，积极乐观地生活下去。对于孔子来说，积极奋斗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给予了他无限乐趣和智慧，其痴迷的程度甚至已达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述而》）的地步。

总的来说，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时，人们对于鬼神的看法莫衷一是，对死后之事存在妄想推测，孔子的见解和作法无异于一种理性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儒家思想激励人们重视现实生活的改变，乐观地面对生活中的忧虑和困境。

二、现代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

在我国，生命教育属于舶来品。生命教育活动开展得比较晚，目前仍仅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内地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已经相继推出了生命教育的实施纲要和课程计划，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教育实践领域对于生命教育理念的重视。结合目前我国生命教育理论和实践领域的研究和发展，一般认为，“生命教育以捍卫生命的尊严、激发生命的潜能、提升生命的品质、实现生命的价值为核心，它的起点是保全生命并拥有一个健康的生命”[3]。生命教育无疑更好贴近了教育的本质与主旨。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是把自然人培养成社会人的过程，教育的终极价值“使人成为真正的人”。每个学生都是有生命的个体存在，“生命是教育之本，是教育的内核，是教育安身立命的依据”[4]。然而，一直以来，教育者从社会本位的视野中去考察个体的作用和价值，这往往会造成对个体生命质量的漠视。生命教育则更能体现人文关怀，它直面个体的生命，进一步关注生命，力图提高生命的质量。

（一）生命整全

在传统教育的视角下，功利性教育压抑了学生的主体性，导致学生产生迷失、困惑、焦虑等生命困境。针对这种情况，生命教育倡导者以“个体生命的整全性”为基本出发点，即个体的生命应完整地包含着两个维度――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这两个维度是整全统一的，偏离了任何一个维度都会使生命个体丧失生命的平衡感，甚至引发不堪设想的教育悲剧。

第一个维度是自然生命。人首先是作为自然生命而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是一种肉体性的自然存在。人虽然是一个自然的存在物，但他是一个特殊的自然存在物。人的自然生命与其他动物有着很大的共性，但是人的自然生命又有着本质的特殊性，这就是人的自然生命的非特定化和可塑性，它使得人能够超越束缚，达到其他动物所不能达到的境界。由于人所具有的自然生命的基础性，生命教育理念认为，教育首先必须保全人的身体。因此，学校教育中的一切行为都必须按照学生的身体规律来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不能伤害学生的身体、戕害学生的生理发展。对于学生的肉体的不正当惩罚或鞭打是不被允许的，对于只关注学生的智力发展而漠视学生身体发育的教育模式也应受指责。

第二个维度是社会生命。人在自然生命上是未定化的，具有超越本能的能力，而人在精神上的超越性更加显著。人是有精神、有心灵、有情感、有记忆、有认知的社会生命。人在社会中的生存，不是动物式的肉体生存，而是具有知识、道德和精神的社会式生存。

生命整全理念强调教育的基本使命是保护和培育学生的身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品格。因此，生命教育者倡导在保护自然生命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命。在学校教育中，要培养学生优秀的智力、健全的精神、健康的心理，同时还要培养学生完善的品格，使学生能够成为一个“整全的人”，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为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生命自由

如果说，生命教育奠基于生命整全理念，那么追求生命自由、个性独立就是生命教育最响亮的口号，因为要想学生身体健康，精神舒畅，就得给他们一个自由舒适的教育环境，给他们的自由个性以合理的承认。

根据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地方在于自由自觉的劳动，若非如此，人就会被异化。因此，只有自由的学习才是真正属于人类的学习，强迫式的学习和教育是教育的异化，也是人的异化。诚然，在探索真理的过程中，自由也会使我们犯错误，但自由同时赋予了人们最大限度地纠正错误的可能，而强制或压迫学生则无助于他们获得新知和纠正错误。

生命教育思想倡导个性解放、生命自由。生命教育对于自由的追求，首先就是把儿童从成人的控制之中解放出来，让儿童在教育活动中、在课堂教学中能够获得自由的教育环境。20世纪初，由杜威引领的进步主义教育活动，就是在批判传统的教师中心、成人控制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思想，主张给学生一个自由、宽松的学习环境，从而进一步解放儿童的心灵和手脚，回归生命的自由和个性的自由。

生命教育表?F在对生命自由的重视和追求，也表现在对学生人格尊严和自然天性的尊重。生命教育不是用成年人的价值观来控制和约束儿童或青少年学生，而是引导他们通过学习自主选择合理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生命观，让青少年学生在学校当中获得生命的自由、个性的自由和选择的自由。最?K，使整个教育活动凸显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命尊严。

在个人身心和谐的基础上，儒家思想倡导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相处，即所谓“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5] 246。从学生教育的角度来看，在当今的信息时代中学生活跃于各种媒介传播体系中，这种交互机制给予学生以极大的自由，激活了学生的主体意识，使学生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导致个体意识极度膨胀，从而给教育带来了难题。这种宣扬个人自由、个性解放的做法充斥于西方生命教育思想中，然而在我国，应当考虑中国国情，不能照搬西方模式。我们应当充分发挥儒家和谐思想的重要影响。儒家和谐思想在于传递这样一个观念，即个人不能因鼓吹个性自由而忽视社会影响，也不能在起伏不定的社会潮流中失去自我。孔子提倡的“和而不同”思想，应当是当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发挥生命价值的一条重要规律。我们也提倡“不同”，但一定是在个人与社会“和”的基础上去发展自己的个性、发表自己的见解。

所以说，在儒家生命哲学的视角下，自由是建立在群体关系的和谐相处基础之上的，这种和谐来源于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而在现代生命教育中，儒家生命和谐理念既符合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追求，又独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能更好地适应中国国情并解决当代社会生命危机问题。

（三）设定人格范型，引导受教育者对生命整全的追求

自儒家学说创立之初，其关于生命个体的终极价值追求就离不开“成人”二字，即成为一个理想的、完善的人，这与现代西方生命教育的追求――“整全的人”不谋二合。不过，与西方不同的是，儒家思想为“成人”设立了“君子”“圣人”等具体化、差异化的理想人格，这是我国当代生命教育可以借鉴的理念。

从儒家经典作品中可以看出，儒者追求的最高理想人格集中于四个字，即“内圣外王”――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的一致与和谐。然而，由于圣人的境界难以达到，因此在?F实中，他们追求的理想人格范型则集中在“君子”身上。君子以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为途径，先实现“成己”，再达到“成人”的目标，在整个生命过程中，都追求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境界，从而最终促成生命的精神性超越。对于儒者来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就卓越的完美人格，进而实现对社会的责任”[6]。

君子无疑是古代中国文化的理想人格范型，在现代社会仍然可以继续发挥人格范型在传统社会中起到的示范作用。因为在君子身上，我们几乎可以找到所有人类美好的品格，可以激励人们积极进取，向其靠近，引导受教育者对生命整全的追求。虽然“在儒家信奉者那里，理想人格是植根在心灵中的偶像，是现实生活中的权威”[7]。然而事实上，士人在进行理想人格选择时，并非仅仅依据理论上的抽象标准，而是根据现实的可能性与自身的需要相结合的情况来选定的。例如“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就是士人对儒家理想人格标准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应用。这种应用也成为士大夫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为后世众多民众所笃信不疑。

因此，在我国的生命教育领域中，应完善“君子”等理想人格的现实社会意义，并加深学生对于“君子”概念的认知，使其引导学生对生命整全的追求。这样做，就更好地为不同生命状态、不同生命阶段的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理想人格选择，或可激励他们斗志昂扬，或使他们保持达观的心态，从而促使其更积极地面对生命困境。

四、结语

篇7

关键词：古琴　传统文化　大学生　素质教育

古琴又称为七弦琴，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它在中国教育史中曾经充当重要的角色。《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孔子删留的“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作为儒家教典之一——《诗》是以古琴为配乐而传播的，那么琴乐作为教学手段也相应得到了传播，同时琴这件乐器自最初即被赋予了深刻的儒家思想。从孔子到师旷，从嵇康到陶渊明，“士无故不撤琴瑟无”，可见古琴艺术曾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琴自2003年申遗成功后，逐渐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识，随即兴起了古琴的学习热，其艺术价值在今天逐步得到了理解。

当今高等教育中，在不断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过程中，我们却忽略了曾经在中国教育中承担重要人格塑造功能的礼乐之教。我们能否通过对古代乐教价值的重新梳理、呈现来获取新的可能性呢？那么，古琴艺术教育在当今大学生素质教育中到底有哪些价值可以被发掘并应用呢？本文笔者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以上问题做一些初步的探究。

一、古琴自身所包含的人文象征，可以传达传统文化的认知功能，增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情怀

古琴的斫制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严谨过程，取材、形制上都有严格的制度与要求。这些制度与要求除了有发音学上的合理性外，也被赋予了一定的人文象征意义。

1.古琴取材

古琴在取材上以桐木为面板，梓木为底板，以竹根为琴轸，所以也称“丝桐”。用桐木和梓木制琴有一定的科学道理，桐木松透，敲之铿锵有声，是发声的好材料；梓木坚硬，可以产生共鸣并在一定程度上有抑制声音的作用。我们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去解读，桐木为祥木，有“凤凰非桐木不栖”的高贵品质。《太音大全集卷之三》记“伏羲见凤集于桐，乃象其形，立高三尺增六寸六分，制以为琴”。 汉代恒谭的《新论》记载：炎帝神农氏“始削桐为琴，练丝为弦，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焉。”《诗经》有“树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的记载，都将古琴的制作材料“桐”“梓”等制琴材料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涵义。

2.古琴形制

古琴的形制多种多样，每种形制都有其来源或意义。有些琴式却被后人假以传说推到更古的时代，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融进其中，如神农式、伏羲式、仲尼式、师旷式等均传为古代圣人所造。还有一些古琴样式取意于诗意化的物象，如此君式，模仿“四君子”中的竹子；蕉叶式，模仿“雨打蕉叶”诗意中的蕉叶形状。还有更多的琴式，如聚云式、蝉翼式、四峰式、灵机式、秦琴式等，或从地域，或从意境，或从感悟等等，如细细考证，无不具有一段历史佳话，又都是源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审美取向的表现。

3.古琴制度的法象含义

所谓法象，也即效法模仿。《易经·系传》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即“圣人”通过对事物概念的模仿与附会，达到表达某种更深层次涵义的目的。古琴构造法象有：面圆为阳，底平为阴，象征天地秩序；额宽为尊，尾窄为卑，象征君臣尊卑。琴体名称法象有：琴额、琴项、琴肩、琴腰，取象于人体；凤舌、雁足、龙垠、龙须，取象于古代吉祥神兽；岳山、龙池、凤沼，取象于自然风物。古琴尺寸法象有：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征三百六十五天；额阔六寸，象征六合；尾阔四寸，象征四时。其他，再如十三个琴徽象征十二个月和一个闰月，七弦中文武二弦象征君臣，余五弦象征五行。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在琴制度法象上的反映，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

古琴不同于其他乐器，因为它在历史的长河中浓缩了太过丰厚的人文象征，最终成为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器物。通过对古琴文化的学习，不仅能够扩展大学生的传统历史文化知识，还可以增加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增强爱国主义情怀。

二、古琴曲所蕴涵的美学价值，可以正确引导大学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

1.古琴音色独有的韵味，可以给大学生带来丰富的审美体验

古琴的发音原理主要是弦的震动通过坚硬的岳山和龙垠带动整体琴腔的震动，并将声音留着腔内，造成绵延不绝的效果，形成了古琴特有的音色。古琴的有效弦长一般都在110厘米以上，在弹奏过程中通过左右手指法的变换，形成不同的音韵，一般我们将其分为泛音、散音和按音。泛音是古琴区别于其他乐器的重要特征，它使古琴表现力大大增强。按音也称走手音，是古琴独有的。按音是造成古琴音乐具有独有韵味的主要因素，刘承华先生将按音的美学成因归纳成以下四个方面：其一，走手音使点状音延长为曲线音，产生由点到线的变化，使人产生一种空间上的遐想。其二，走手音的逐渐弱化给人以深远、无垠之感。声音的延续可以让人有足够的时间去品“味道”，发泄演奏者的文人情怀。其三，走手音的弱化往往持续到无声的地步，使音与音之间出现空白，造成空灵的意境。 古琴曲一般以一段散板的泛音开始，泛音与泛音之间的长短可以由演奏者自由表现，两音之间的静有如国画笔墨之间的留白。清代郓格在《南田画跋》中说：“古人用心在无笔墨处”“气韵自然，虚实相生”。国画的韵与留白有直接的关系，这种音与音之间的空白也可以看做是古琴曲曲韵之所在。其四，走手音的音色近于人声，使得琴曲情感表现更为真切。

篇8

关键词：犯罪研究；犯罪学；犯罪理论

中图分类号：D9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4-0197-02

中国先秦时期的犯罪研究，在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的思想有着代表意义，虽没有呈现体系化，但是对犯罪的研究有着重要贡献。先秦时期，正是这个时代的大变化，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典故。在诸子百家中儒、道、墨、法最为突出。

一、儒家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派

孔子是其创立者。因为他处在“礼崩乐坏”的历史变革时期，于是“克己复礼”、“日三省吾身”便应运而生。提出了做人的道理，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这些观点中虽然没直接说明犯罪的问题，但却包含了对犯罪的成因、治罪、防罪等种种问题的看法和主张。

而孟子比孔子却直接得多，提出“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因无恒产而陷于犯罪的，“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他主张“为民制产”的政策来消除犯罪和防止人民造反。孔孟的这些思想，开了儒家直接研究犯罪的先河。

孔孟之道深入于中国人的血液，这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最好的法律是人民能接受的法律，比如法国大革命期间不多的法律，但是人民不愿意接受，这就是个问题，儒家奉行“仁”，教化人民日三省吾身，不奉行重刑，人要洁身自爱，在自身上杜绝犯罪。可是要做圣人是不容易的，所有人不可能是圣人，都有犯罪的原始冲动，人也是“动物”，只不过是高级动物，自私、贪婪、嫉妒等。在犯罪的根源上，儒家思想是有独到之处，要“慎独”，不靠外力的监督，自己监督自己，自己杜绝犯罪。从犯罪主体上就排除了犯罪。这也是防治犯罪的良好办法。荀子认为性本恶，人生下来就是向恶的，犯罪的根源在于此。和龙勃罗梭“天生犯罪人”相互呼应。

二、道家的代表人老子主张“无为而治”

老子主张“无为而治”、“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和小国寡民思想，老子主张愚民政策来治理犯罪。老子的思想在犯罪防治上也有其优势，小国寡民，在现在的中国农村，就有这样的写照，一个小村子，人也不多，也没有城市里的各种国家管理人员，自己种田，自足自给，熟人社会，犯罪相对于城市少之甚少，不管是犯罪类型还是犯罪手段，都是没法比的。在广大的农村，“无为而治”就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不用争辩的事实。但是老子用愚民的思想是不可取的，就像鸵鸟遇到急事，就把脑袋地下，这对于犯罪学这门学科没有太大借鉴。古罗马有句名言：“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正如老子思想“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当今社会离婚率急速升高，为什么离婚率会这样。1980年左右人们物质生活也都不高，信息传播也慢，离婚这个词语在好多人心里就没有这个概念。而现如今连小孩子都知道离婚，愚民的不可谓完全错误。对犯罪的防治是有借鉴意义的。

庄子认为明、聪、仁、义、礼、乐、圣、知八者是乱天下的祸首。还提出：而且说明邪？是于色也；说聪邪？是于声也；说仁邪？是乱于德也；说义邪？是悖于理也；说礼邪？是相于技也；说乐邪？是相于也。对于以上观点直接表明了他的犯罪观和防罪、治罪的对策方略，虽然大部分是消极的，落后的，甚至是不和谐的。但也有借鉴意义。庄子曾经装死变为另外一个各方面比自己强的人来验证自己的妻子，这些我认为是不道德的，道德相对于法律，渗透的更深，一个有道德的人会不会犯罪，答案是不确定的。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古代先哲们都是善于学习的人，学习就是在教育自己，反之自己变为魔鬼。在罪与非罪上，每个时代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用现在的法律来评价庄子时代的法律，但是可以知道的是，道德好的人不轻易犯罪。

三、墨家的代表人物墨子的学术思想是兼爱、非攻和尚贤

墨家认为儒家的信鬼神弦歌鼓舞，足以乱天下。并认为天下之害、一切祸乱的根源都在于人们不能“兼相爱，交相利”。如说：“盗人，人也。多盗，非多人也。无盗，非无人也。奚以明之、恶多盗，非恶多人。欲无盗，非欲无人也。世相与共是之。若若是，则虽盗人人也。爱盗，非爱人也。不爱盗，非不爱人也。杀盗人，非杀人也。”对于罪与罚的论述是：“罪，犯禁也。”“罚，上报下之罪也。”墨家是小手工业者劳动阶级的代表，从他们的立场出发，反对统治阶级的残暴压迫，认为统治阶级“暴夺民衣食之财”，造成了“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自然也是犯罪产生的一种原因。

墨家坚持人们要互相爱护，相互帮助，向贤明的人学习，认为统治阶级奉行“只管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统治阶级太过于残暴，到处压榨百姓，所以百姓才会奸邪。从唯物论上说，外因是不能起决定作用的。内因才是起到关键作用的。外内是通过内因起作用。人民受到朝廷的残暴统治，自己就奸邪。夸大了外因的重要性。犯罪时行为人自己干出来的，把犯罪归结于外因是不对的。笔者认为每种思想又有其弊端。墨家思想也不例外。

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这是禁止杀人伤人的必要措施，它符合“天下之大义”，还是坚持把自己的儿子杀了。从“杀人者死，伤人者刑”中看到仍然体现着现在我国刑法的要义。从犯罪构成上来说，主体适格，客体失去了生命，主观方面没有现在分的详细，故意还是过失，有没有行为能力，客观方面肯定运用犯罪手段杀害被害人。墨家的思想，在量刑上是进步的，犯罪有轻重，有伤和死之分，一定不能一概而论。在犯罪之后处罚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犯罪的防治上能不能起到警示作用，答案是肯定的。伤到人和杀死人处罚是不一样的，行为人是有辨别能力的。墨家在犯罪治理、防治方面还有很大借鉴的。

四、法家关于犯罪和治罪的学术思想

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政治上要求变革，推行法治。法家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商鞅、慎道、管仲等。后期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他们用法治作为推行政治变革的手段，所以他们的学术思想中，对犯罪和法律的研究比儒、墨、道等诸子百家的每一家都多很多。而且，比他们还更直接。李悝所著的《法经》，内容是“盗”、“贼”、“囚”、“捕”、“杂”、“具”。他认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管仲认为，治国需用法。他们在犯罪对策上，主张“以杀去杀”、“以刑去刑”的重刑主义。在重刑主义之下，人们必定在恐慌之中。谨小慎微，终日不得安。当时正处春秋时期，诸侯各自称霸。社会动乱，非重刑无以治世。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每一时期的法律都不一样，管仲时期的犯罪事件在现在不一定就是犯罪，在现在看来是小罪，而在当时就得以严刑以是之。所以在研究先秦犯罪时，不应墨守成规的去思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商鞅认为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在犯罪原因上，前期法家认为，贫穷是导致人民不知礼节和荣辱，引起犯罪的根源。管仲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法家这些思想家对于犯罪和处罚上都有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思想是在治国基础上的，他们认为要有法治，无规矩不成方圆，用制定严酷的法律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前期法家认为只有人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有吃的和穿的，才能知礼，才能遵守法律；反之，是不能如愿以偿的。

前期法家所说的人民只有吃饱穿暖才能知礼，便不会轻易犯罪，盗窃为什么会发生，试问百姓安居乐业谁愿意去盗窃。盗窃是会被惩罚的，触犯法律，心理产生了矛盾，如果法律严苛，会在内心彷徨，偷还是不偷，对于普通人的心理来说，一般人都不愿意当小偷，不愿去犯罪，当基本的生活保持不了，会不会落草为寇，成为犯罪人。

后期法家最著名的是韩非，他是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他对于犯罪和防治的观点很是丰富。在犯罪的本源和原因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是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他认为人性是恶的，且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并将这种恶概括为“八奸”：“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女子则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而驰。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利所加也。古舆人成舆也，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受，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认为犯罪既是社会方面的物质资料供应不足造成的，又是人性的自私自利驱使的。在治国思想中包含着治罪思想。强调法是治国的唯一标准。当今中国也是依法治国。人治显然没有法治好。为了公正，我们允许的不是人治，而是法制。因为人会让自己变成暴君，后期法家认为人性恶，自私自利，当自己得不到物质基础，便会犯罪，犯罪是这么产生的。

五、结语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是先秦时期的代表，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他们的思想源远流长，其中对于犯罪学是有重大意义的，儒家开创了中华犯罪学的先河，道家、墨家虽然没有儒家、法家对犯罪学影响大，也有借鉴意义，法家对于犯罪的惩罚是建立在维护统治上的，但是对于犯罪的防治、惩罚、原因上，有其独特见解，对犯罪学的研究有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张燕婴,译注.论语——中华经典藏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傅佩荣.孟子的智慧[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9

品牌经历了孕育期、成长期进入成熟期，即迈入社会品牌塑造的阶段。成熟期品牌面对新的管理控制要求和风险防范，如何保持住成熟期的状态而不进入衰退期，是所有企业所希望和追求的最佳状态。品牌是一种文化，文化的精髓是哲学；品牌时代，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研究品牌管理，已是大势所趋。

一、成熟期品牌管理的特点及问题分析

成熟期品牌管理控制的重点取决于该阶段的品牌特征、战略目标以及外部环境等影响因素。品牌步入成熟期，即表明其在市场上，已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并占有一定的市场份额，故可称作“名牌”。从20世纪80年展至今，很多名牌最终都消逝在消费者的视线中，成熟期品牌的骤然崩溃，不乏许多致命的品牌管理弊端与缺陷。因此，围绕成熟期品牌特征与问题的品牌管理与控制探究，变得尤为重要。

1.成熟期品牌：物化的社会价值观

成熟期的品牌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体。以产品为载体的品牌彰显精神价值，精神价值是品牌的核心本质，产品作为一种物质价值是承载精神价值的外在形式。处于成熟期的品牌，其精神价值的功能作用已远远高于其物质价值，消费者的购买行为，超出基于生存、生理需求的产品消费，该阶段的品牌消费属于发展性消费的范畴。消费者的品牌消费行为，源于自身对品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是其自我价值的表达与实现的方式。从这个角度讲，品牌消费者并没有将品牌作为一般的消费品对待，而是将其视为自身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可以说，消费者以独立的精神个体的形态存在于品牌消费过程中。

成熟期的品牌，已步入社会品牌塑造的阶段，只有将其核心价值与社会价值观整合，才

可以保持长久的品牌生命力。品牌从核心价值出发对社会价值观进行整合的过程，就是价值整合，笔者认为，价值整合是品牌传播的最高境界，它意味着品牌价值的追求超越了精神层面而上升到社会价值层面。

价值整合后的品牌，其核心价值观已融入到社会价值中，进而言之，成熟期的品牌，应该是对某种社会价值观的物化和象征，它最终成为某种社会价值的特定符号。

2.管理问题：品牌危机

纵观近十年，处于成熟期的品牌，危机频发。继2005年的“十大品牌危机”之后，品牌危机事件不断曝出：2008年，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则引发了整个乳业危机，2009年品牌危机进入高发期，王老吉“夏枯草”事件以及农夫山泉“砒霜门”等一系列品牌危机充斥着消费者的视界，敲响了品牌管理改革的警钟。

与高露洁、强生、可口可乐等跨国品牌相比，我国成熟期品牌抵御品牌危机的能力较低，一旦遭遇品牌危机，通常以惨败收场，变危机为商机的预想更无从谈起。品牌危机以其突发性、蔓延快、影响范围大等特点成为品牌发展不可忽视的限制力量，并关系着国内成熟期品牌的生死存亡。我国本土品牌的危机事件，可分为几种常见类型，即产品质量危机、公关危机、商誉危机；究其原因，大体涵盖为以下几方面：品牌核心价值定位错位、产品质量把关不严、漠视消费者利益、欠缺对市场环境的把握、急于求成盲目发展等。总起来说，品牌危机暴露出品牌管理中的劣势，促使品牌危机爆发的因素存在于品牌的内、外部管理过程中。

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品牌危机存在的本质原因在于对品牌“内容”与“形式”的错位与割裂。具体来说，品牌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品牌本质是内容，即品牌核心价值，而品牌规划、品牌营销是形式；两者的功能是不相等的，“内容”驾驭着“形式”，“形式”是实现“内容”的途径。品牌管理中常存在两种错误，一是对“形式”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内容”，即两者的错位，二是将“形式”与“内容”分割开来，也就是两者的割裂，造成协同关系的断裂。品牌管理要兼顾“内容”与“形式”，即以品牌核心价值为核心和灵魂，并在以产品为物质载体的品牌定位、规划、营销过程中将其实现。

3.管理目标：价值保持与协同关系维护

综上所述，成熟期品牌的管理控制重点在于，将品牌核心价值与其物质载体始终保持着协同关系。成熟期品牌管理，以产品管理为基础，以品牌核心价值彰显为目标，既要牢牢把控好产品质量监管等基础工作，又要做好品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化传播，防范以产品为基础的品牌与核心价值的断裂与脱离。因此，成熟期品牌管理是增强品牌物质载体、强化价值联系的重要环节。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讲，品牌危机发于外而起于内，外部的危机无一不是内部的缘由引起。在品牌的内部管理中，文化是管理的根本所在。品牌是无形资产，文化、哲学的作用亦是潜移默化，品牌管理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品牌管理的动力、支撑来源于品牌的文化内涵，文化的精髓是哲学，中国传统的古典哲学思想为现代品牌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管理借鉴。

二、理性与超越：基于“儒道互补”结构的品牌价值取向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多元的动态体系，儒家与道家的思想渗透最深、流传至今，“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涵之一，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它不仅表现为一种传统思想结构和文化机制，亦彰显出古代文人互相平衡、调剂的双重人格特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可谓“道中有儒，儒中有道，自为而相因”。

1.儒道互补：泛爱众·法自然的处世哲学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老子认为“道法自然”，道的本性是自然而然，即顺其自然。可见，老子哲学的中心价值是“自然”，一种状态价值，即对一种向往的和谐状态或行为效果的客观描述。“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在孔子看来，“仁”的精神就是“爱人”，即“泛爱众”（《论语·学而》）。“仁”是孔子哲学的中心价值，它是一种道德价值，即对人的道德修养的要求和行为的规范。

从本体论角度讲，儒、道两家均将道视为宇宙万物之根本、生命之原质，且都认同以道为践履实现生命价值的终极境域。从价值论角度讲，老子的“自然”与孔子的“仁”存在一定的相通性：孔子推崇内心自发的行为，体现出孔子仁学中存在着“自然”的行为标准；老子追求的自然和无为而治，都以百姓和谐的生活为目标，两家思想没有本质的区别。儒、道两家思想的根本分歧，在于价值取向及实现方式：以自然主义精神为价值取向的道家，视道为生命本身，故只有回归自然生命的本真状态，才能真正通达于道；以人文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儒家，又将“道”作为道德的本体，只有通过道德践履才可以充分实现生命价值。

进而言之，不同路向的儒、道两家，是具有本质同一性而又存在实践差异性的两种思想体系，然而，儒、道两家思想在价值论角度的相通性，为“儒道互补”格局的形成奠定理论基础，使儒、道思想存在互补和协同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价值新标准：物质与精神的同构

许多学者在有关中国管理智慧方面，对儒家、道家思想中的管理价值，进行过深刻的阐发。如刘云柏先生则在其著作《中国管理思想史》中认为，儒家管理思想是一种伦理型哲学，代表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在表征的宗法管理文化；道家管理思想“法自然、求超脱”，且在经济管理事实上具有理性思辨，从而进升为中国管理文化的灵魂。儒道思想互为补充，极大充实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文化不竭的精神资源。

品牌时代，以产品管理的为基础的成熟期品牌管理，既要做好产品质量把控等基础性工作，又要维护、保持好品牌核心价值，防止价值与物质载体关系的断裂。因此，“自为而相因”的儒道思想，若应用到品牌管理中，可以兼顾起品牌“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秉持着物质与价值世界同构的新标准：既理性，又感性；既追求社会责任和使命，又不乏超越世俗而无争；既强调“修己”、“内圣”，又注重 “自然无为”；既寻求管理秩序的井然，又推崇价值实现的顺其自然。简单地说，基于“儒道互补”结构的品牌管理思想，理性中寻求价值超越。

三、“儒道互补”模式与中国成熟期品牌管理

品牌管理视阙下，“儒道互补”模式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具体诠释为，以道家思想为根柢的“内道外儒”文化管理体系，品牌管理主要包括以道家现代价值为管理思想的价值管理，及以儒家现代价值为管理思想的产品管理。

1.道家思想在成熟期品牌价值管理中的现代诠释

在美国学者埃德加·沙因看来，文化是一个集体在其整个历史学习中获得的、所共享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假设的总和。品牌文化是品牌领导者和组织者，在实践中获得的成功经验和价值观的沉淀。

道家推崇“道法自然”，万物任其自然、严格按照自然而然的规律办事，不妄为、不胡作非为、不为所欲为。对于品牌价值管理，品牌文化的培育和建设须立足于品牌诊断与分析的基础之上，妥善设计“合乎自然”的品牌文化建设方案，切勿以品牌领导者的喜好盲目做决定。品牌价值是品牌文化的精髓，品牌价值管理是品牌的核心价值管理，是品牌管理的核心任务。在品牌价值管理中，道家现代价值具有以下启发意义：

（1）“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与品牌价值定位

“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恍兮惚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子·二十一章》大德的样态，能随着道为转移，道：恍恍惚惚，其中却有迹象、实物、精质，是可信验的；从当今上溯到古代，它的名字永远不能消去，依据它才能认识万物的本始。

在品牌文化系统中，存在这样的“道”：品牌核心价值观，即品牌价值。它是品牌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品牌文化精神的凝炼。品牌价值是品牌管理过程的基础，从品牌价值的解读中，可以得知品牌发展的真谛；品牌价值对品牌发展起着决定的导向作用，不同的品牌有不同的发展轨迹，一切都由品牌之“道”所决定。美国学者詹姆斯·科林斯在其著作《基业长青》中提到，在大多数高瞻远瞩公司的发展历史中，存在一种超越经济因素的核心价值理念，他们拥有核心价值理念的程度远高于其他一般的公司。而这种核心理念，也就是品牌价值，无疑在品牌发展中指引和激励着人们。

因此，品牌价值的定位，变得格外重要。品牌之“道”，应是一种共享的价值观，只有得到内部员工的认同，才可以逐渐内化为自身价值观，并通过员工行为表现出来。如何拥有一个具有认同性、引领性、激励性的品牌核心价值，是品牌领导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2）“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与品牌价值整合

《老子·三十四章》说：“大道氾兮，其可左右。万物视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大道广泛流行，无所不到，从某种角度说明：道的内涵广大，可以将众多的事物统一起来。本章体现了“道”的作用，万物归顺而不为主，万物依赖生长而不止息，不自以为大，因此成就其伟大。

“道”的包容与整合，落实在品牌传播中，具体表现为价值观的“整合”作用。价值观整合，简单地说，即品牌以核心价值为中心整合社会价值观，具体来说，它是以品牌核心价值为纽带与消费者进行互动沟通，借助网络媒介这一价值整合与沟通的平台，设置与品牌核心价值相关的话题性，依托于口碑传播、品牌运动等价值传播载体，促进热点话题的快速分享，最终使以话题为载体的品牌核心价值成为社会热点整合到社会价值中。

（3）“辅万物之自然”与品牌价值传播

“是以圣人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自然”与“无为”涉及的是价值领域的问题，老子反世俗、反传统的价值取向，与孔圣人和其他人的都不相同，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行为上，即所谓的“辅万物而自然”，因任万物之自然。

从品牌价值取向的角度看，品牌所有者通过各种传播手段与目标受众交流，以增加品牌资产。而在品牌价值实现的过程中，大多数品牌盲目追求经济效益，其传播行为属于“刻意而为”范畴，媒介在消费者生活中的支配作用越来越明显，其干涉性、强制性愈发严重，而侵犯式广告最为典型。除媒介滥用现象之外，品牌过分追求知名度，传播信息庸俗化也日趋明显。被广告包围的生活枯燥难耐，“逃离广告，自然生活”已是大多数人的内心渴求。在这种情境下，老子反世俗的的价值取向，在当今品牌塑建与传播中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标准，“辅万物之自然”、“不加强制力量而顺应自然”等思想正是对品牌传播的过度行为给予的揭示与批判。

步入成熟期的品牌，已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如何保持品牌物质价值和无形资产的稳步增长，避免衰退期的到来，是每个品牌领导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从品牌价值传播的角度看，品牌价值实现过程中的“无为”，是一种寓“有为”于“无为”之中的作为，其价值在于“有效而无形”、“有序无迫”、“和而不僵”，是品牌领导者有意识而采用的方法。品牌传播中的“无为”，其目的在于消解消费者品牌行为中的外界力量阻碍，排除在意志上的干扰，主张品牌传播应顺任消费者内在已形成的价值取向，从消费者的信仰及处世原则出发，实现品牌的精神渗透与意义共享，从而建立、维护与消费者的价值关系。

2.儒家思想现代价值对成熟期品牌的产品管理借鉴

“圣有所圣，王有所成，皆原于一（道）”。（《庄子·天下篇》）儒家思想追求“内圣外王”的境界：内圣，即注重讲究修身养德，外王，追求齐家、治国、平天下；内圣、外王之间，存在过程的逻辑性关联，内圣是通达于外王的前提与基础。

品牌尤其注重“内圣”的建设，产品管理是达到“内圣”境域的重要环节。从品牌的角度考虑，产品质量的把控与产品管理体系的完善，是一切品牌价值实现与超越的前提和基础。

从产品管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来看，儒家思想现代价值在管理伦理、管理原则、活动准则等方面存在借鉴意义。

（1）“仁者爱人”的人性化管理

孔子哲学思想的核心范畴是“仁”，其思想中都贯穿着“爱人”精神和朴素的人道主义品质。孔子是从价值理性和群体交往的角度，而非工具理性，来探讨人的本质。“仁者爱人”、“仁者，人也”无一不体现一种理性的平等观念，一种自觉的人本主义精神。所以说，“仁”既是对人的内在规范，又是评判社会的价值尺度。

从管理的角度讲，管理除了实现其特定的经济目标外，还存在一般性的目标，即建立社会秩序、促进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促进人的自我实现。管理行为已不再是单纯的营利活动，而步入追求物质利益与人的发展相促进、相结合的阶段。从这个角度讲，现代管理与儒家“人本精神”相吻合。从品牌的角度看，人性化管理是通达品牌“内圣”境域的重要途径。人性化管理中的人本精神，落实在工作实践中，除了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关爱以外，还会提高员工的自主表达性、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性化管理过程中，品牌领导者与组织者形成以道德为纽带的价值共同体，“互爱”、“诚信”的美德，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为团队追求共同的价值目标而凝聚力量，更好的致力于产品管理的各项工作中。

（2）“仁礼合一”的规范化管理原则

孔子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克己复礼为仁”。在孔子看来，“仁”和“礼”是不可分的：仁是内在本质，礼是外在形式；通过礼的外在约束，才使得仁真实流露。

从管理角度讲，管理目标的实现，还需要制度和规范的保障。以仁学为核心的人性化管理，并不等同于单纯的人性化管理，它在注重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的同时，还需要规范典章的约束。在孔子看来，管理的实质在于得人心，因此，“礼”的设置不同于“法”，不宜苛刻和强迫，应体现道德的内涵，即“宽则得众”。从品牌的角度看，“仁礼合一”的规范化管理原则是价值实现的重要支撑。品牌领导者在保证规范化原则实施的过程中，应做到关心和尊重下属、诚信待人，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员工在实践中通过规范化原则的约束，逐渐将行为美德或价值观念，内化为自身价值观的一部分，并通过行为影响其他员工。据此，“仁礼合一”的规范化管理原则为品牌价值的实现塑造良好的管理环境。

（3）“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准则

“义利观”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价值论，对此，孔子指出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以生利，利以平民”。儒家推崇的“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即一方面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持肯定态度，另一方面，强调追求必须符合道义。

著名实业家涩泽荣一（日）在儒家义利观的基础上，提出“义利合一”的企业经营理念和“《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即谋求正义的富，反对唯利是图。他的经营思想深谙儒家管理哲学的精髓。从管理的角度说，“义以生利”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

首先，利是义的基础：价值实现的最低层次是物质价值。价值包括经济价值、顾客价值、企业价值，以及最高层次的社会价值。所谓价值的超越，即实现品牌价值由经济层面上升到社会层面的高度，该过程讲求的是品牌核心价值的社会化。品牌，首先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以具有功能性的产品为载体，获得盈利是其价值实现的第一步。而价值的超越，只有产生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具体的经济活动中，才有实现的可能性和现实意义。

其次，义是利的约束：品牌信誉塑建是物质基础之上的更高要求。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品牌追求物质价值的同时，必须承担对社会的责任与义务，既要维护群众的公利，也要推进社会的公益。义对利的约束，在品牌管理中对品牌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提出较高的要求，它要求品牌领导者“罕言利”、“义以为上”，即克服私欲、不与下属争利、不见利忘义，以身作则来消除内部危机与动乱的隐患。

从品牌的角度看，“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准则是品牌价值实现超越的重要保障。品牌价值的超越以雄厚的物质价值为基础，“义以生利”的管理活动使得品牌铸就起担责任、守义务的品牌公民的良好社会形象。进而言之，“义以生利”准则约束下的品牌管理，为品牌价值的实现与超越，打造了和谐的内部氛围和稳定的外部环境。

参考文献：

[1]段淳林，程宇宏，晁罡.中国管理哲学与现代企业管理[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

[2]孙夕龙.品牌建设的哲学之道[J].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3）

[3]陈鼓应.老子注释及评价[M].北京：中华书局，2012

[4]段淳林，林泽锟.“内圣外王”的品牌建设之道[J].新闻爱好者，2009（10）：180-181

[5]刘笑敢.道家式责任感简说[J].中国道教，2007（5）：28-32

[6]刘笑敢.道家式责任感与人际和谐[J].文史哲，2008（6）：5-17

[7]刘笑敢.孔子之仁与老子之自然—关于儒道关系的一个新考察[J].中国哲学史，2000（1）： 41-50

[8]董平.“儒道互补”原论[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5）

[9]赵建永.从价值系统看道家自然主义的现代意义——兼论儒道互补的普遍和谐观[J].学术交流》， 2012（4）

[10]吴重庆.论儒道互补[J].哲学研究，1993（1）

[11]牟钟鉴，林秀茂.论儒道互补[J].中国哲学史，1998（4）

[12]姜涛.Web2.0下的品牌危机管理探析[J].商品与质量，2010（3）：94

[13]李燕，罗莹.本土品牌与跨国品牌危机管理的比较分析——以三鹿与高露洁为例[J].经济与管理，2009（9）：28-29

[14]李付梅.产品生命周期与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09（9）：64-66

作者简介：

篇10

关键词： 中西方建筑；装饰文化；差异；特点

中图分类号： TQ174.6+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前 言： 通过对传统建筑的研究我们能够发现粉刷、雕饰、彩绘等不但是对建筑的一种装饰，同时也反应出了当时人们的审美、文化、思想等特征，所以不同地方的文化对于建筑装饰的发展有着十分巨大的影响力。在中西方不同的发展历史当中我们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建筑装饰体系，中西方社会和历史背景的差异也决定了建筑上不同的风格。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不管是文化还是建筑上中西方都在相互的渗透和影响着，所以充分的对中西方建筑装饰文化进行了解和研究对于我们更好的借鉴西方文化中的优秀品质有很重要的意义。

1.中西方传统建筑文化的各自特点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西方的建筑在发展中都呈现出了不同的特点，这对于研究中西方装饰文化的差异性至关重要，同时在研究当中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文化在建筑上的影响效果和体现方式。

1.1 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特征

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在数千年的发展当中我们的建筑也自成了一套独特的派系。而在建筑装饰上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历史上的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封建社会会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而道家思想也同样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所以在其中对于哲理的一些阐述当中也就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了建筑的风格。

纵观我国的古代建筑，大多呈现出自然之态。另一方面对于楼宇的高度甚至和台阶的级数又都有着很严格的要求，甚至是装饰物上也有着鲜明的等级区分。这就和当时社会的主流思想有着莫大的关系。

儒家的思想中提出了‘中和’这个概念，而道家也有‘自然’的概念。这种顺其自然的思想体现在建筑上就是一种趋于自然的状态。我们能够看到不管是亭台楼阁还是廊间小道我国的建筑风格都力求与周遭的自然环境相得益彰，而非是让自然配合楼宇的建造。在建筑装饰上也追寻着整体的统一，着从建筑的漆色和图纹的描绘上就能可见一番。而在建筑的规格方面，由于我国长久的封建体质，导致等级观念十分分明，对于官员和平民的住宅甚至是庙宇等多方面都有着很严格的建筑要求。

1.2 西方传统建筑文化的特征

谈到西方传统的建筑文化就不得不说到古希腊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平，希腊不管是建筑还是哲学的发展都曾经在西方文明的发展中有着浓重的一笔，而且也造就了西方文化的发展顶峰！古希腊文化不但造就了绚烂的西方文明，同时也给世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与中国古代文化在建筑上产生的影响一样，古希腊文明的发展和各个时代的哲学思想也在建筑上有着很明显的体现。

奴隶制是古希腊文化发展中的政治制度，基于落后的政治制度以及当时生产力的地下导致了社会思想上广泛流传着对于神的崇拜，在思想和文化的发展当中，古希腊文化将人与神进行了思想上的融合，其中‘人神同源’的思想在建筑和雕塑等体系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种人本思想造就了古希腊哲学的爆发性发展！也让人们对自然充满了探究性，体现在建筑和装饰领域，我们不难看到古希腊的建筑装饰当中对于诸神的雕塑、绘画以及神庙的建造是众多的，这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思想。而在细节方面，西方的建筑艺术描述与中国的谢意大不相同。西方的建筑装饰追求的是力量和写实，所有的建筑装饰都趋于真实。而且在建筑上也都极力的彰显着强大的力量感和协调感。中规中矩的几何形建筑以及被精雕细琢过的草木装饰和建筑内部的绘画、雕塑等真实和反映内容相似的装饰都能看出西方建筑装饰文化的发展底蕴以及彰显的思想。

2. 不同的文化当中中西方建筑装饰的表现形式

虽然中西方的文化和历史都有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在建筑装饰上的传承方法却有着很高的共通性。建筑装饰不管如何变化和发转都会与当时的建筑风格以及思想相统一。建筑装饰不但对建筑起着修饰和装点的作用，更容纳着思想的发展。中西文化的差异在对其建筑装饰的研究中可见一斑。

2.1 中西方建筑装饰在空间上的不同表现

中国传统的建筑装饰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周围事物的一种精神上的感触和领悟，在创造和应用当中以人们的心态为基础，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意境的传递而非对某一事物的故意刻画和表达。

中国传统的建筑当中对于空间的表现手法上多以含蓄和深沉为主要的基调，在建筑装饰让极力的让人们有一种移步换景的感受，也就是说在每挪动一步时周遭的精致和韵味也会跟着起变化。让人有一种游步画中的感觉是我国传统建筑中普遍追求的，也是十分常见的一种建筑变现形式。建筑装饰的树木、花草、雕刻在每个方面都相互配合，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西方的建筑体系就与我国建筑的理念有所不同。西方的建筑和文化思想继承了古希腊的模式，通常表现的是壮丽和挺拔，想要彰显的是人驾驭于自然之上，而不是如我国一般追寻一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西方哲学当中的人本思想是密不可分的，建筑方式上也都极力的要表现出人在自然面前的强大和无畏，对于建筑装饰当中的自然景观和雕塑方面也大都经过了认为的改造和修饰，让自然屈从与人类的喜好是西方建筑装饰的一个典型特征。

2.2中西方建筑装饰在造型手法上的不同表现

中国的建筑张氏在表现手法上有着自己的特色和思想表达方式，在具体的形象上我国的建筑装饰并没有刻意的追求，而是努力的进行夸张和突出只为将其中的内涵和精髓彰显出来。这在我国古代的龙纹雕刻和绘画上可见一般。为了凸显出皇室的威严，帝王家的龙纹往往十分夸张，色彩上也比较绚丽和醒目，能够让人一眼就产生出敬畏感。

而在建筑材料上不管是主建筑还是附属建筑我国的建筑结构大多以木质为主，这不但给建筑装饰提供了更大的塑造空间，平雕、浮雕等手法的灵活运用给建筑装饰添了几分灵气，同时也进一步发展了与自然合二为一的思想体系。

西方的建筑装饰与我国不同，主要以追求真实为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自然的一种崇拜，但却更多了一些征服和探索的韵味。不管是在绘画和雕刻上，建筑装饰都已‘模仿自然’为准绳，巧妙细致的的装饰物虽然逼真，却少了些自然独有的灵动。在我们的学习和接触当中可以看到西方的建筑立体感和层次感都是十分强烈的，而且有着个性十足的刚毅感。在我们熟识古希腊建筑风格、哥特式建筑风格当中虽然形式上有着种种的发展和变化，但是整体的思想和建筑理念却从没有改变。

在建筑材料当中西方的建筑材料多以石制为主，刚毅切富有力量感，但是岩石同样与木质一样有着一定的雕刻和再塑的潜质，但在雕刻上也大都以神像等宗教有关联。而且相较于中国的木质雕塑也少了几分柔美而多了几分张狂之感。

总 结：中国和西方的建筑各有千秋，在不同的社会体质和历史文化底蕴当中各自的发展着。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之下，各国的建筑装饰风格和手法也有了与以往不同的发展。在纷杂的文化体系当中去芜存精成了我们相互借鉴进步的必要手段，建筑方面也是如此。我们要看到西方建筑装饰体系当中我们所没有的优势和手法，并且加以研究和发扬，这样才能使其适合我们的发展、成为我们自己的文化。

参考文献：

[1]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从伊甸园到天然公园》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