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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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包括外八庙之外的文庙、武庙等其他救建寺庙)在空间分布上各自独立，建筑风格上对比强烈，虽然如此，它们之间仍然能够达到交相辉映、和谐统一，显示出高超的整体布局水平。其布局遵循着主从与对比关系，避暑山庄是中心，周围寺庙是从属于山庄的，整体上形成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一种分散的形式表现的;对比是另一个原则，避暑山庄与外八庙无论是在思想内涵上，还是在外在风格的表现上，都有着巨大的反差，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

这种分散布局其实是很符合当时承德府的实际情况的，我们可以从主观与客观两方面的因素来看这个问题:

首先，从城市规划上讲，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采取这种大分散、大统一的布局是符合当时承德府的城市定位与城市功能需求的。承德是先有避暑山庄，后有城市的，城市的功能主要是为避暑山庄服务的，这也就决定了承德的规模并不求大，这种布局有利于城市建设，使城市按不同的性质分成了几个区域，同时只有分散才有主从与对比的关系。

其次，外八庙之中的各座寺庙都有其蓝本，多系仿建，当然这种仿并非照抄照搬，是舍其细节、取其神韵，为能够达到这种效果，是需要借助一些特定的地形的，如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就很好地借助了山势，营造出了恢弘雄伟的气势。这种布局也是客观条件的要求。

分散是外在表现，而内在的精神气质上，避暑山庄与其周围寺庙却表现出高度的统一，且这种统一是一种主从关系，即避暑山庄是中心，外八庙要围绕着它来运转。外八庙所有寺庙的朝向原则是都要朝向山庄，显然，这是皇权至上的一种体现。

避暑山庄与其外八庙最大的区分在于其功能上的差异。避暑山庄是为皇帝的办公和生活而建，山形水系，亭台楼阁，都是依皇帝本人的需求和审美取向而决定，追求的是雅致与舒适，较多地表现一种文化品性。正宫区前朝后寝，对皇帝本人的生活来说舒适方便，湖区、山区是园林景观，大多依皇帝本人的兴趣与意愿，和谐优美;外八庙是清朝皇帝为特定的政治目的而修建的宗教建筑，较多地表现为政治与宗教权威，宗教建筑一定会体现其宗教属性，在这里着重的是神的权威，追求的是气势与威严，这是一种反差很大的对比。山庄之外其他的寺庙如文庙、武庙在功能上与之差异更大。

以上谈的都是客观层面的关系，如果超越这一层面，进而来探究避暑山庄与外八庙之间在文化层面的关系时，可以发现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生动地体现了当时的文化发展局面，即中国文化的统摄与包容性。

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共存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在多样性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中发展的，形成多元汇聚的过程和多源一体的结构。清朝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其本民族自身文化落后于汉族，对于这一点，清朝皇帝是很清醒的，所以，他们很注意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甚至到了倍加推崇的地步。从避暑山庄各殿堂内书籍的陈设情况也可窥见一斑。各殿堂内有相当多的书籍陈设，其中儒家经典陈设得最为广泛，特别是在正宫区、勤政殿、万壑松风、如意洲等处陈设最多。书籍有《诗》《书》《礼》《易》《春秋》《周易注疏》《左传注疏》《论语》《孟子》《尔雅》等。

避暑山庄的营建可以说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一山一水、一亭一榭无不散发着儒家正统思想的气息，透射出儒家的中正人和、天人合一的观念。纵观儒家的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它本身就是在各种思想的冲撞中逐渐形成的。这就是中国文化多样性品格的基础。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这种多元开放的理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形成兼收并蓄的传统。中国社会对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包括外来宗教，都相当宽容，各种宗教都能够在这片土地上得到正常的存在和发展。

山庄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朴野，就是那种城市里最难享受到的山野远村的情调和塞北山乡的泥土气息，包括山、水、树、石、林、泉和野生动物在内的综合自然环境。最具人功的建筑在设计者对全园综合的考虑 中，与承托它的自然环境非常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主持工程的人确定了戒奢尚朴、宁拙舍巧，以人为之美人天然，以清幽之趣药浓丽的原则和澹泊素雅、朴茂野奇的格调，更加突出了山庄风景的特色。避暑山庄不仅仅是宫殿和古建筑，其主要成就在于创造了山水与建筑浑然一体的园林艺术。设计者根据不同的地势和环境，运用巧思，合理布置，真正做到花间隐榭，水际安亭，深山古寺藏，将建筑的布局、体量、尺度进行因地制宜地安排，做到最为合理的布置，以求最大限度地与环境相契合。这是避暑山庄最为成功之处。

避暑山庄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在其564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西北为层峦起伏的山区，具备了造园家对山高远、平远、深远的诸种要求;北部是地广草柔、林木苍郁的平原区;地势低平的东南则为湖天一碧、洲岛错落，有塞北水云乡之美誉的湖区。而在山庄之外的东部群山之上，一赤色危崖状如村妇捣衣的棒褪，倚天而立，这就是见诸帝王诗文中的磐锤峰，成为避暑山庄造景的极好对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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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企业发展

一、中华文化特色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形成了以血缘宗族、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同时，等级观念深入各个阶层，权力意识远大于权利意识；价值观方面，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形成了“内儒外法、济之以道”的国家统治思想和个人修养原则，强调内在中庸修身，外在尊重权威，并要求顺应自然天道；集体生活时则注重礼法道德的约束。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强化了集体互助、和谐包容等优秀文化品质，为中华文化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中华文化以更自信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为中国企业参与世界竞争提供了文化支撑。

二、文化分析

本文采用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分析，具体如下：

（一）权力距离

中国长期保持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等级制深入社会各阶层和民族文化内涵中，君臣父子尊卑间的不对等关系体现了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个体权利意识，这一方面有利于集中控制，另一方面却不利于分工和效率。

（二）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取向

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作为基本单位构建了复杂的社会关系网，促使人们注重人际交往和集体协作，这使得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倾向远大于个人主义，这一方面体现了团队合作的偏向性，利于内部团结，另一方面也增加了搭便车和不重个人绩效的风险和弊端。

（三）男性化与女性化取向

中华文化一方面表现出掌控权力、追求工作成就的男性化特征，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注重培养人际关系、关注生活质量等女性化特征；中庸之道使中华民族文化表现出独有的中性化取向，但在现代中国企业中更偏向于男性化。

（四）不确定性的规避

中华文明强调以“和”为贵，使人们在选择异于其他人时会降低安全性感受；同时，中华文化蕴含的包容性提升了国人对环境的适应力，因而不确定性较低。这促进了稳定，却也可能压制创新。

（五）长短期取向变量

儒家思想长期占据中华文化的统治地位，影响着社会关系和管理决策，引导其重视长远目标，因而中华文明注重长远规划，并以之为集体愿景长期奋斗。

三、中华文化影响下的企业发展

（一）中华文化视角下的人力资源管理

中华文化的社会关系网、集体主义取向及和谐包容的文明内涵深刻的影响了中国企业的组织文化，也影响了人力资源管理战略及实施。具体而言：

首先，在集体主义取向引导下，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实施不仅要以人为本，还要重视员工关系，强化团队管理而非仅管理个人；在以个体差异确定个人绩效的同时也需奖励团队协作以提升效率；在强调奉献精神之外也需关注员工福利。

其次，中国企业通常注重团队合作以避免分工带来的职能分散，以奉献精神激励员工多做贡献，但却忽略了因不注重个人绩效激励而可能引发的员工积极性下降、团队低效等问题，出于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也可能导致个体创新意识流于从众心态之下。因而，企业发展既应当发挥文化优势，以客观公正的态度分析每个成员的能力、潜力并将其配置到团队中合适的位置；讲信修睦，构建和谐的员工关系；同时，树立个体差异化管理理念，以统一公平而又尊重差异的绩效评价体系为标准，促进员工和团队组织的同步发展。

最后，企业在塑造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时，不仅需要完善绩效管理制度，以公开透明的内部晋升和外部竞争为基础提升效率，还需要重视员工福利及其精神追求的满足，以保证公平和稳定。

（二）中华文化视角下企业管理的其他方面

第一，中华文化中较大的权力距离使中国企业大多采用直线型的权力结构，当往往陷入层级过长内耗严重的困境。因而企业发展需要适当分权以降低权力距离，采用扁平化结构，以任务目标分工于工作团队，以职能完成情况为标准进行控制，构建一个纵向压缩权力距离，横向强化职能控制的组织体系，在保持模糊层级控制的基础上，以分权分利提升绩效。

第二，中华文化注重长期规划，企业发展根植于环境和文化中，以其目标为导向进行战略规划和市场选择，然而当前中国企业的发展瓶颈在于无法将长期规划转换为短期计划以增加其可行性。因此，企业需要依照各职能部门的实际情况，权变的进行人事管理和任务目标管理。

第三，中华文化中对不确定性的规避一方面让企业能够稳健的执行发展规划，降低风险，另一方也压制的创新和可能的跨越式发展。同时，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让中国企业能适应多变的国际竞争环境，在当前改革开放，各民族文化大交流的潮流中，中国企业应凭借其较大的市场影响力改善全球供应链格局，凭借中华文化强大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参与到全球竞争中，适应世界市场的竞争规则并宣传中国的文化价值。

第四，中华文明中，法家强调规范制度而理学强调伦理，这也将成为建立维护新的市场秩序的精神支柱。未来中国企业发展一方面要完善内部的规章制度，另一方面在市场规则不完善的情况下需谨守市场道德，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健康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余建年.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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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篇4

历史上，永定的客家先民为了躲避战乱，流离失所，举族南迁，正所谓“群雄战中土，黎庶走南疆”。本身是大汉民族的他们，由于客居他乡而被称作客家人。南方峰峦叠嶂的大山，让他们迷茫不已，好不容易来到了闽西这块人烟罕至之地，却又饱受周边土著的偷袭侵扰，对安定家庭的渴望愈发强烈，于是凭着他们的聪明智慧，以及中原的文化底蕴，客家人夷地除草，就地取材，用生土搭建起一座座形状各异的土楼。聚族而居或者聚寨而居，依然恪守着故土的生活习俗和方式，自此他们有了安身立命之地。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家园，并希冀能安定居住下去。

影响建筑的因素是方方面面的，似乎一切都在决定着它，同时又决定不了它。换句话说，住屋的形式并不是实质的力量或任何一个因素单纯作用的结果，而是最广义的社会系列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到土楼而言，在那个年代的先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及技术不发达等条件下，建造出这样一种神奇的居住形式，事实上受风俗习惯、宗教制度、风水与安居需求等文化因素作用，因此，土楼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统一体与总和。

土楼楹联是土楼的文化凝结。土楼楹联的特色首先是形式简洁明嘹，通俗易懂，对仗工整，修辞手法多，读来琅琅上口。宇数不多，少的像福裕楼里海幅楹联就四个字，左右对称，引经据典，干净利索，多的也只有三四十字；其次在内容上，基本上有着鲜明主题，如有的激励后人，有的反映富行规范，而表述，都精辟独到，内涵深厚，无不给人启示。土楼的楹联具有普遍性，每座土楼都有自己的主题楹联，走进去就如伺走进了一个主题公园一般，有修身养性为主题的，有励志型的，也有抒情型的。

从楹联的内容上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1．写景抒怀型：

对于客家人来说，从中原来到举目无亲的山野里，“择栖而居”尤为重要，良好的生活生产环境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渴求，所幸的是大自然没有令他们失望。这儿有河有溪，有山有岭，是崇山峻岭中的一块盆地，这无疑是一种“优待”。于是，他们用发自心灵的语言表达着这份感激。这份欣喜，从一些楹联中活脱脱流露出来。如“活水有源归宿至，好山当户送青来”；“满眼青山呈秀色，一溪绿水活天机”。

当他们以一种强势姿态生存下来后，开始了新的创业，在适应新的生活过程中，一方面在生活习惯和风俗上有点“本土化”倾向，另一方面，他们开始有了新的期待和新的愿望。于是很多楹联表现出了抒怀和希冀的景象，像“贻孙只望承其祖，翼予还期裕后昆”；“仁宅安居天赐福，本门吉庆地生财”等等。人们能从这样的简单楹联中，看出客家人定居后文化“萌芽”的迹象。

2．忠孝仁义型

与现代性的高楼大厦比，土楼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一以继之地传承着传统文化，而没有在现代化的浪潮中实现大变革。就像玛雅文化一样，这种不间断的传承本身就蕴含着一种神秘。传统文化的影子在土楼里时时得以体现着。不妨来看几则楹联：“希圣希贤唯上品，谟深谟远是良图”；“士农工商各执一业，乃是我家肖子；孝悌忠信能四全者，方为世上完人”；“世德铭朱墨，家风式纪湛”；“文章须报国，忠厚可传家”；“读圣贤书，干国家事”……

土楼文化的创造者是客家人，而客家人又是汉族的一个民系，在他们没有迁来之时，受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更深，像强烈的宗族意识、儒家思想的传承、风水观等等。这些思想直接表现在土楼兴建上，尽管有因地制宜的部分改良，土楼文化的核心仍然是儒、道的文化观念，当然也包括其中很有意味的风水观，而儒家文化时时处于优势的支配地位。

3．耕读为本型

“有功文字留心领，无税书田用力耕”；“书读草庐承旧业，由耕莘野效前贤”。

“裕国先兴家，务必各专一事业；后人宜立学，至少须读十年书”。

“步期至善，高在读书”；“书成旧史河渠志，力辟耕田教悌科”。

“存心不外和而忍，德业无违读与耕”。

受中原重教的古风影响，客家人十分注重兴学和教育，对知识分子极其尊重。来到闽西后，他们依然把读书当作自己求得更大生存空间的一条路子，这也反映了“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思想。这其中不泛成功人士，像振成楼的楼主林逊之等。很多土楼里都有一些牌匾，历史悠久尽显沧桑，几乎都是皇帝所赐之匾。但是封建科举时代，通过科举走上去的人毕竟是少数，而客家人并不以此为悲观，他们把耕作当作后路，继续其他门路的发展，如出洋，或者经商等。

在永定民间被尊重人的有三种，即当官者、教书者、行医者。三类人都是有文化的人，基于这样的传统认识，他们非常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出类拔萃，光耀祖宗。于是兴学办教育之风兴盛，一般的土楼都配有学馆，贫苦人家的孩子上不起学，寨子里用公田的收入供他们继续学习。

4．励志处世型

楹联究其实质，是人们思想的外化，是人们精神世界的延伸，也是人们情绪的总结。土楼在岁月的风霜里，已经远远不是“居住的机器”了，实际上俨然内化成一种精神与传统，成为历时性的历史积累。所以它显露出来的是一种积累的文化，一种期望，一种心情。

“世间财，求之难用之易，当勤当俭；天下事，是可行非可耻，宜省宜思”。

“裕从两手得，源自千山水”；“深居安无逸，远大勤有功”；“振纲立纪，成德达材”。

“振刷精神，担当宇轴；成些事业，垂裕后昆”。

类似这样的楹联不计其数，它是客家人对生活、对社会认识基础上的经验总结，这些都可以作为一种家训遗传于后代，以保持其精神的统一性和处世哲学的稳定性。

从楹联、公祠、家庙等这些承载着社会文化因素的客体来看土楼的文化，直观而客观。从上面列举的楹联类型来看，再细分凝聚一下土楼的主题文化的话，应该归结到儒道传统文化思想。不论是写景抒怀，还是耕读为本，甚或励志处世，都继承着儒家文化中注重优良品德，微言慎行，三思而后行，走中庸之道，忠孝仁义，恭谦礼让，修心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光辉思想。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土楼的文化十分强调如何做人，如何成为有用的人。而人又是传播的主体，对人进行良性的教化，关注人的发展，势必能够形成一体化的文化模式。所有这些，使得土楼人具有了一种坚韧不拔、开拓进取、爱家爱乡爱国、团结互助的精神。儒家文化中合群、和睦相处、服从权威等，都具体地细化到了土楼的文化中。

土楼又不是孤立的儒家文化的具象化，它还有极强的包容性，楹联中一些豁达的心态和抒怀与客家人处在深山野林里的现实形成强烈的对比。土楼与建筑学、地理学、民俗学、教育学、风水等息息相关，是其包容性的另类注释。此外，从楹联中也能洞察道家学说对土楼的影响，明晰土楼客家人的宇宙观。道家强调自然、人与社会的协调，所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皆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像振成楼只有三个大门，分别代表天地人，其中的八卦阴阳五行思想，更是对道家思想的直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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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商业；伦理；儒道思想；管理哲学

中图分类号：G40—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4156（2012）10—127—02

一、“商人”的出现与商业伦理的萌芽

中国的商业萌芽出现在商周时期，周灭商之后，“商人”这一名词从商朝遗民的代称演变为从事商品交易和商业活动的人员的泛称。《周易》曰：“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也明确指出：“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在它以前发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

商业是沟通生产与消费的媒介和桥梁，中国的商业具有浓厚的伦理气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先秦商业思想的精华和商业的发展状况，其中以计然和白圭的商业理论和商业实践最为著名。春秋时期，伴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出现了更多的自由商人，商业获得较好发展。谋士计然总结其中的规律性内容，指出“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他敏锐地捕捉到商品的供求关系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变化规律，十分重视金钱的流动性，鼓励通过贱买贵卖来谋求更多的利润。战国时期的白圭则在计然的基础上提出“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商业思想，他主张通过把握供求关系的变化来吸纳商品，获取利益。白圭重视商业伦理，反对唯利是图，他以智、勇、仁、强等品质作为商人的职业品质，重视勤俭耐劳的精神。

二、《周易》与管理哲学

《周易》中的思想记录着先民的管理经验，对于商业运作和商业管理具有启示意义，极具包容性和解释性，许多学者将其视为预测学、决策学和管理学的经典著作。中国历代的管理者都能够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和个人经验对其进行阐释和发挥。《周易》中的平衡之法，变化之道和顺应之理已经成为商业管理中的重要内容。《周易》指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这种思想对于商业管理目标的认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谓“保合太和”，即通过主观努力，以保合的态度谋求动态中的平衡和发展。在商业管理中，“保合”表现为从主客观统一的角度对于矛盾进行的调整和控制。商业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管理者需要随时随地根据变化的环境来解决矛盾，始终保持良性的循环，不断取得进步，从而实现管理目标。《周易》重视变化，体现出鲜明的忧患意识。人类的社会组织是处于动态的结构中，阴阳之间的彼此对立和联系，不断互相渗透和转化，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和发展，实现了互补与和合。《周易》中的阴阳刚柔概念被引入现代商业管理，二者的作用虽然不同，却都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只有阴阳与刚柔处于协调并济的状态，管理才能稳定而有效。在阴阳和刚柔的影响下的变化，容易导致阴阳易位、刚柔失序的不和谐的状态，从而引发新的矛盾。《周易》主张尊重阴阳、刚柔之间的转化，以破解冲突，获取稳定。在管理中，阳刚、阴柔有着不同的作用，阳刚表现为统御和主动，阴柔则表现为顺从和配合，只有彼此处于和谐并济的状态，才能实现有效而健康的管理。

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革新精神是商业实践的重要内涵之一。管理者通过“革故鼎新”，顺应新形势，捕捉新机遇，实现新目标。这种具有开放性和创造性的精神是商业发展中所不可缺少的。“革故”是改革旧事物，使之适应新形势，“鼎新”是建设新事物，实现良性发展。商业管理者若蹈袭陈规，思想僵化，将使管理陷入困境之中。

郑玄认为易有“三易”之说，易是变易，人道和天道都在变化，商业决策必须依照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调整；易是不易，宇宙之间自有其规律和法度，只需识变、应变、适变；易是简易，掌握了变与不变的法则之后，一切的矛盾都可以驾驭和解决。《周易》可通古今之变，作为古代的决策管理著作，它以阴阳哲学为核心，对管理目标和管理方法施加影响，对现代经营管理的组织、调控等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有助于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体系。同时，现代的商业伦理应突破《周易》的历史的局限，从商业管理、企业文化的实际出发对其普遍意义进行阐释。

三、《论语》与商业伦理

《论语》是我国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中蕴含的管理哲学对今天的商业伦理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理想。孔子把它视为最高的道德原则和境界。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以人为本，仁者爱人是商业文化的根本。“仁”的实现应以妥善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对于商业伦理而言，“修己”是手段，“安人”是目标。现代商业伦理重视《论语》，看重其中对于人的重视，以及“仁”所产生的强大的凝聚力。《论语》指出“为政以德”，在现代的商业伦理建设中，我们同样应该重视“德”的作用。中国的商业伦理建设，必须把儒家的“正己”思想用现代化的方式注入到商业文化之中，使其成为中国商业伦理的一大优势。《论语》中展示的“义利”观为中国商业伦理发展指引了方向。儒家思想并不否定“利”，但是它认为“利”的前提是“义”，追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理想方式，认为商业经营和管理必须恪守法律与道德。

与儒家思想相适应，儒家的伦理规范对商人群体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商群体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和重义慕德的品质，他们的伦理准则和经营理念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使得两种不同的人格和职业得以融通和并存。当商人具有了儒家的文化修养和道德品质，他们不仅谋求赢利，更关怀国家、社会和公共事业，因此，他们不仅成为“经济的人”，更是具有了“社会的人”和“道德的人”的内涵，从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人们对于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构建起具有儒家思想的商业伦理体系，为现代商业管理提供了借鉴和经验。

四、《道德经》中的管理之“道”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人法地，地法天，大法道，道法自然”。“道”被视为宇宙的本体，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得以形成的最终根源，宇宙问的万事万物，都是由它的不停运动而产生。因为一切事物的变化都是“道”的自然，所以道家主张“无为”，“无为”是稳定的基础，它有助于实现秩序的和谐与平衡。

商业的发展需要“有为”，然而又应从“无为”的原则出发。商业伦理的发展需要顺应“道”，以无为的方式管理人、使用人。过度的干预往往会遏制生机，加速衰亡。无为的管理能够尊重员工的自身价值和自主性，具有民主的色彩。《道德经》富于辩证思想，能够看到转化的力量，在无为中赢得主动。《道德经》认为“治大国，若烹小鲜”。管理需要遵循客观规律，以顺应的态度、适当的方式实现变化和发展。管理是对人的管控活动，管理者应该抓住管理的关键，化繁为简，让员工各司其职，从而在“无为”中创造效率。“无为而治”的思想有助于调动员工的自主性，充分授权，主动信任，促进发展。《道德经》中指出：“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露锋芒、消除纷争、蓄敛光耀、混同尘世。道是规律，这种规律在现代商业管理中体现为合作创造高效率，在合作基础上的竞争。新型生产方式是一种强调合作的生产方式，合作把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竞争水平推向了极致，合作精神因此也就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中充满着厚重的人文底蕴和现实关怀，既有刚健的精神又有自然的方式，体现出强大的实践性和穿透力，对现代商业伦理的发展具有启示意义，为商业管理的科学化和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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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茶文化的德育教化价值体现在三方面———价值观方面：取德尚义，臻于至善；世界观方面：善礼与互让；人生观方面：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茶文化切合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的几个主要面向包括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化。基于茶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策略可以从生活化教育策略、自我教育策略、交互主体性教育策略方面寻找到答案。

关键词：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模式深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是一个老生常谈、历久弥新的课题。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到如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可以获得一些不同的经验和认知，例如从组织行为学、教育环境、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技术等不同的渠道切入到这个过程中就会获得一种不同的教育实践导向，但是，本质上都因循着教育规律发展的基本路径。“茶文化”某种程度上是我国古代传统文化、伦理体系的一种智慧结晶和生活浓缩，代表了农耕文明时代我国社会道德在人们日常生活世界的一种具体表征。在当前这样一个大众化、全球化、虚拟化环境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回归传统、重温国学、回到经典是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新尝试，基于茶文化这个国学传统的视角，有助于我们体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真、善、美和创新的全新内涵。

1茶文化的德育教化价值挖掘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茶文化在我国最早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神农尝百草时期，古蜀茶作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中代表了上古时期古巴川地区的人们在饮食方面的讲究和追求。随着战争、文化传承的加深，道家思想、儒家思想、禅宗思想将“茶文化”赋予了形而上的学术认知理念，至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为止，我国茶文化正式从一种形而下的实践，经过文字的描述和体系化的理论建构成为了一种体系化的学说。无论是从茶文化的“本性”来讲，还是从茶文化的“表达之道”、茶文化的“道德寄托”来讲，茶文化都具有很强的德育教化功能与价值。

1.1价值观方面：取德尚义，臻于至善

茶文化作为儒家、道家、禅宗等思想互相交融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产物，集中承载了这些思想流派的核心价值观。例如儒家倡导的“义利观”、“君子观”、“和谐观”和道家倡导的“道法自然”、“淡泊宁静”、“无为而治”以及禅宗的“导人向善”等都是在认识“价值”方面给人们释放一种积极的“德义观”。正如荀子所讲，“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河在涅，与之俱黑”，象征君子正者自正、清者自清，将君子应然的一种基本生活态度和立场作为茶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2世界观方面：善礼与互让

在多种思想流派互相交融、激荡的背景下，茶文化吸收了儒家思想倡导的“情景合一”、“中庸之道”、“内自省也”、“和谐交往”、“君子和而不同”等对待客观世界的基本态度，同时也继承了道家“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五行阴阳协调”的理念，这些体现在社会交际方面就是一种“社会尊礼”，是“礼义”在交际层面的表达。例如茶文化中的“茶道”、“茶戏”等都将互尊互让、和谐对话、包容性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交礼仪，所谓“客来不敬茶，不是好人家”就是指的一种“尊礼”状态，传承了儒家思想中的“有客自远方来，不亦悦乎”的世界观和社交观。在茶道中，“倒茶要到七分满，留下三分是人情”更是将这种尊礼和互让展现得淋漓尽致，这对于当前以独生子女构成的大学生主体来讲，具有很强的教育价值。

1.3人生观：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结合起来

德育教育的基本构成是德性，代表了一种伦理和教条体系，是人们在交往当中应当遵循的一些起码的规范，属于韦伯所讲的“价值理性”的范畴。相比较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教育观念和人生观念趋向于“工具理性”（一种物质享受、工具主义的导向）这种状态，我国的传统伦理教条都采取一种明显的大陆国家导向的“价值理性”，同时将工具理性置于价值理性的框架性约束当中。比如说在看待“茶”的价值功能方面，我国茶文化持有的基本立场是要重视茶的物质功效（比如养生保健、生津解渴等），当然更为重要的是要超越这种工具理性去自觉地寻求一种修身养性、尊礼互让的道德实践，将茶文化作为一种修行模式来看待，而不仅仅是将茶作为一种饮料看待。对于当前大学生们基于市场经济形成的一些短期物质享乐主义来讲，茶文化这种教化功能值得我们挖掘。

2茶文化切合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实践的几个主要面向简单地来讲，茶文化指的是我国基于种茶、饮茶等过程形成的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等体系化认知的一种伦理体系、物质财富和交往规范的总和。重德、尚和、崇俭、贵真是我国茶文化在教育教化功能方面给我们的重要启示。就当前我们所处的环境来讲，重用茶文化、弘扬茶文化、创新德育教育与当前的社会格局是紧密相关的。

2.1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

“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命题是马克思的发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大众化”的主要实现形式是灌输式教育和单向传播教育，因循的基本思路是“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这样的“灌输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众化”体现在教育内容上就是要“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要能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满足广大群众的需要”。在这方面我国茶文化的大众化途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茶文化中能够体现出我国国民性的一点就是其“大众化”，无论是基于经济交往还是战乱洗礼、文化交流，茶文化之所以广泛地成为一个从上到下全社会阶层都持欢迎态度的文化，根本原因在于其尚和、修身养性、怡情的重要社会价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道理真的是科学的，即便是不去灌输传播，人们也会主动地、内在地去追求它，这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德育大众化”过程。

2.2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

当前学术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活化还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和分歧，但是“生活化”的一种主要内涵就是倡导德育工作要广泛地借助于生活世界开展教育创新，而不是理论导向、应试导向、课堂教学导向、校园导向，因为当前大学生的学习环境已经逐步地被“新媒体”这种工具分割为无数个碎片化的生活情境，我们要密切地关注到这一点。在这方面茶文化对人们的生活细节具有明显的渗透作用，因为茶文化本身就是生活化的、本身就是生活的一个部分。积极挖掘茶文化的德育教育功能值得我们把握。

2.3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化

实践哲学认为，教育工作的实践应当被放在第一位，理论是灰白的，而实践之树常青。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将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地从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教育模式、教育技术等方面推向“大众化”、“生活化”的过程本质上也是一个“实践化”的过程。这种实践教育哲学因循的基本逻辑是“以学养人”，而不是纯粹的“以理服人”，也就是说这种实践化的教育转向开启了一个“知识被信仰”而不是“被消费”、“被考试”的一种新的阶段。由于茶文化经过深刻的历史实践已经深刻地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细节中，它背后的一些伦理教条也借助于这些实践在人们的脑海中得到了巩固，因此，我们的德育工作如果能够和茶文化结下某种关联，十分有利于提升教育的效果。

3基于茶文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策略建议

传统茶文化塑造出来的“和”、“义”、“德”之国民性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在我国得到了恒久的传承，体现出了一种伦理教育体系的延续。德育工作的创新离不开大众化、生活化和实践化的支撑，以茶文化为视角我们可以尝试采取这样几点教育创新策略：

3.1生活化教育策略生活化

教育所超越的是“应试教育”，其精髓在于倡导通过各种丰富多彩的生活化素材、生活化情境、生活化载体等创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此，我们建议可以在课堂教育中增设“茶道与德育”模块的主题，可以分茶系、茶的品种按照学生小组开展茶道表演比赛，重点考核学生在茶道表演中的团队协作、礼仪风貌、道德表现力等，借助于这些学生参与的活动丰富教育内涵。

3.2自我教育策略

在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模式下，德育教育的创新面临着“学生回应力不足”的问题，教师的单向灌输制约了学生的发问精神、参与精神和创新精神。在一种茶文化的视角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尊礼”、茶道交往等都是在“自我教育”中完成的，并不是一种外在强制性灌输的产物。德育工作吸收这种理念可以采取“学生自我对自我的教育”、“学生之间与学生之间的教育”、“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的教育”的学生自我教育策略。例如可以在高年级同学中选拔德能勤绩廉优秀的学生充当低年级学生的兼职辅导员，从学习、生活、就业、婚恋、网络、心理素质等方面对其进行辅导，拓宽教育的渠道。

3.3交互主体性教育策略

交互主体性指的是两个主体之间基于平等交往形成的一种对等关系，这种交互主体性贯彻了儒家思想的“和而不同”、“中庸之道”理念，具体到德育教育工作中这种交互性可以体现在德育教师和学生之间，也可以体现在学生和学生之间，指的是教学过程的对话、沟通、提问、质疑，通过这种交互的过程实现学生对于知识的求索和正确认知。在此，可以在各种形式的德育教育工作中，让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方案设计等都由学生来完成，教师主要负责知识指导、资源保障和评委点评，让学生走向讲台和舞台的中央，给学生一个发挥自身优势的话语权机会。

参考文献

[1]邹跃光，余玉荣.试论中国茶文化的德育功能[J].农业考古，2006（6）：203.

[2]邹明华.养生•修性•怡情•尊礼———论中国茶文化的内涵[J].农业考古，199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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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传统美学基本内涵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审美历史悠久。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众多朝代，大小国家起起落落、明明灭灭，民族在碰撞中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民族的审美情趣。中国的瓷器、刺绣、绘画、书法、雕刻、建筑等都融入了本民族独特的审美内涵。平面设计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审美“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融合成为今天的雅俗共赏，兼容并包。中国的平面设计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1]。从历史上留下来的艺术品都是中国审美趣味的承载形式，中国传统审美的真正内涵是对“意境”的追求。中国“意境”式的传统审美是现代平面设计汲取的精华成分，但“意境”是中国审美最求中最难达到的玄妙境界。这种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平面设计在传统审美中的最求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传统审美是以文人群体为主导的审美，这种审美理念与文人自身的矛盾相重合。道家审美理念与儒家审美理念相互冲突相互融合，形成蕴含人文与自然的审美内涵。现代平面设计从传统审美中吸收到了追求意境，注重情境交融，需求精神境界的审美情趣。将传统的中国“和谐自然”的审美标准与西式的审美标准相融合，注重兼容并包的传统儒家审美理念，力求设计和谐。

（二）中国传统美学基本特点对平面设计的影响

中国的传统审美注重意境与和谐，是中国古代审美的核心特点。这两种审美基本特点对中国的平面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意境审美特点对现代平面设计影响

情境交融是意境的最基本表现，追求的是形神兼备，“形”主要是针对器物的外部特征而言的，如桌子的外形是长方形。“神”是指精髓如明清家具，其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独特的文化历史内涵，使人见之就了解其价值。中国审美意境是形与神的统一，从设计中可以看出该设计承载着怎样的历史文化内涵，设计出见之忘俗的精品。现代的设计中这种理念逐渐正在回归，这种理念暗合了西方人所说的“冰山理论”，人们所能看见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只是一个小的部分，真正的主体都在水面下，神秘又深沉。现代平面设计从中国意境式审美趣味中汲取的审美理念也是如此，形有尽，意无穷。这种审美和西方的平面审美完全不同，西方最求的是线条、力量与美，西方平面设计理念给人的感受是更加直观的。

2、和谐自然特点对现代平面设计影响

自然和谐这一独特的审美趣味源于古代文人对于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探索。道家崇尚自然、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思想更加具有包容性，这一思想流派讲究“和”在不同种寻求相同，同时包容差异。将不同与相同相统一，将矛盾调和。这种美学思想给平面设计带来调和将西方的审美理念与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相融合。注重平衡、对立、统一，将东西方美学思维互相调和，在不同种寻找相同，在对立中寻求统一[2]。将“自然”这种道家的审美理念引入到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数字化时代是一种有益的创新。人们对于钢筋、水泥、混凝土的工业变革已经出现了审美疲劳。平面设计通过自然理念的引入走出了当代社会过分追求高效快捷的误区。中国传统的审美注重对整体布局和整体效果的把握，西方对审美更多的最求个体对美的一种极致的展现，这是一种对线条、结构、色彩、力量的绝对追求。中国的审美相对来说比较柔和，中国的审美会展现出一种温润的气韵。中国传统审美将现代化的平面设计带入了新的格局，这种审美趋势将使中国的平面设计展现出独有的魅力

二、中国传统美学对平面设计影响具体表现

中国传统审美理念在当代的平面设计中已经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应用，在传统审美的指导下现代平面设计迸发出新的光彩。中国传统的色彩运用、书法结构、布局结构、雕刻技法等在现代平面设计中大放异彩。

（一）传统色彩理念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色彩理念在中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在古时人们就有其独特的色彩审美体系开始时人们使用单一的色彩，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可以接触的色彩逐渐增多。在石器时代人们主要用黑色、红色等颜料进行绘画记事和审美装饰。古代黄色自秦朝之后一直是皇家的代表颜色[3]。人们使用色彩代表身份地位。现代平面设计对色彩的最求一直处于不断创新阶段，人们多了一种原生态的审美追求，这种审美理念更加亲近自然。平面设计也走向设计与色彩的新一步探索。现代设计中黑色、紫色被视为神秘、深沉高贵的象征。金色、白色、被视为圣洁、干净、华贵的组合。米色、粉色、被视为温馨的表现。色彩以一门语言艺术。中国传统民间的色彩明暗变化多样，搭配随意自然。

（二）传统书法理论在现代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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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中国园林；和合精神；道家；儒家；佛家

1、“和合”概念

“和合”观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广泛而久远的影响。

关于“和”的概念，早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提出。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晏婴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这就是说“和”是一种由不同要素所构成的和谐状态，就像鱼、肉掺和水、火、盐、梅等，经过厨师的烹调与加工而成为另一种新质的食品存在状态。同时，晏婴还指出“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其意是指：如果以水加水，仍然是水，构不成佳肴美食，谁愿去吃呢？同之，琴瑟如果只弹奏一个音符，没有其他音符相配，终不能组成悦耳动听的乐章，谁又愿意去听呢？可见，“和”不是相同要素的相加与聚合，更不是单个要素的存在状态。

晏婴之后，思想家史伯进一步地深化了“和”的概念。史伯说：“夫和实生物，……，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可见，“和”这一概念包含着矛盾的对立与统一，也就是说“和”是矛盾多样性的统一，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源泉，是万物存在的基础。

随后，先秦时期的“和”被赋予了“合”的含义，从而出现了完整的“和合”概念。《国语。郑语》最早出现“和合”一词：“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该文记录了殷商朝官员——契为使平民百姓安身立命。遂将五种不同的人伦之教加以融合，实施于社会。契之所以能流芳史册，就在于他能和合五教。由此可见，“和合”表明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和”、“合”联用，不仅突出了不同要素组成中的融合作用，强调了矛盾的事物中和谐与协调的重要性，而且从此以后，“和合”成了不同要素融合最为理想的结构存在形式，普遍受到各派思想家的推崇和重视。“和合”这一传统哲学概念，从此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广泛而深入地融合于中国文化之中。

如中国文化奠基初始时期，孔子创立的儒学就是对殷周时代礼乐文明的“和合”；隋唐时期，禅宗的出现，便是佛教与老庄理论及魏晋玄学相“和合”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是”和合“的产物”，惟其如此，中国文化才能如此地源远流长，充满活力。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儒、道、佛等历经诸多历史阶段的流变，成为三股宏大的思想文化洪流，有力地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与民族性格，给中国一切文化科06学艺术，包括园林文化以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2、中国的园林具有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背景

历经三千年的不断发展，中国园林能形成在世界园林史上十分独特的艺术形式，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园林文化能以道家思想为底蕴，融合儒家礼教、佛家禅宗等多种思想流派的精华，即始终贯穿和合文化的精神。

2.1道家与中国园林

中国园林是自然式山水园林，其山水艺术风格形成于魏晋南北朝道家隐逸思想盛行的时期，所以在儒、道、佛三大思想流派中，以道家思想对中国园林的影响最为深远。

道家思想的渊源复杂，“可以说是混合汉族各种原始的思想所成的宗教”（许地山，《道教史》）。在道家的发展史上最能体现道家思想的当推老子及其《老子》（唐玄宗时代，尊称它为《道德经》）、庄子及其《庄子》（唐玄宗时代，尊称它为《南华经》），《老子》的“道论”是其全部思想的根据。“道”的中心含义就是“无为”，即任其自然的意思，即“治人事天莫如啬”、“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道德经》），也就是指一切都取法自然的意思。

魏晋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政治最混乱、思想最活跃的时代。由于战争的频繁、政局的动荡、门阀制度的实行，以至中央集权瓦解、权威信仰动摇，儒家经学逐渐解体，道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人们开始推崇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观念，开始崇尚隐逸、隐居山林，希望过着陶渊明笔下所描绘的“桃花源”式的生活。由此，人们通过接近大自然、欣赏大自然，进而喜爱大自然、摹仿大自然。于是，山水诗、山水画的艺术形式涌现。这时期，人们“不专流荡，又不偏华上；卜居动静之间，不以山水为忘”（《洛阳伽蓝记。城东。正始寺》，引姜质《庭山赋》），为了时时享受山林野趣，社会上掀起了构筑庭园的热潮。在这种艺术氛围里，中国园林初步形成了自然山水式园林的艺术格局。这时的山水园林一改过去“单纯地摹仿自然山水进而至于适当地加以概括、提炼，但始终保持着'有若自然'的基调”，以山水为园林的基本构架，将对山水的欣赏提高到审美的高度。可见，我国古典园林初步确立再现自然山水的基本艺术原则，是与魏晋时期道家隐逸思潮的流行有极大的关联。如果按照规模、数量以及艺术成就划分，中国园林大致可分为四类：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观园林及风景名胜区园林。然而，无论这四类园林如何风格迥异，它们却大都属于自然或人工山水园林。正如明代造园大师计成在《园冶》中提出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这即是中国园林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家的“师法自然”在造园中的精妙体现。不仅如此，中国园林的许多艺术手法都和道家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

老子说：“道常无为”（《老子》第三十七章）。无为是道家根本的人生态度，它要求人们要因循事物的自然状况，顺应万物的本性及其内在规律。“无为”观念折射到政治上，便是“无为而治”，便有了汉初“文景之治”的历史佳话。“无为”观念折射到造园中，造园手法中便有了“宜亭斯亭，宜榭斯榭”、“高方欲就厅台，低凹可开池沼”等。“无为”观念折射到生活态度上，便导致文人们退隐山林、淡泊冲和的出世人生观。中国造园历代都大有文人参与，于是园林文化中渗透着许多道家情怀。从景园的题名上，有“拙政园”、网师园“，甚至皇家园林中都有暗示隐逸的”濠濮间“；从造园的要素中，舫或舟这一构景要素的重复出现等等，无不在营造园林的隐逸氛围。因此，中国园林”虽由人作“，其哲学与美学底蕴却在于道家的无为思想。

老庄哲学的另一重要思想是贵柔、尚静。老子多次强调“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另一位道家重要人物王弼说：“动起于静”，认为静是动之本。反观我国园林，无论是平面布局、空间造型还是叠山理水，均以曲致为上，甚至连人工味极重的建筑也可以达到“如翬斯飞”（《诗经-小雅-斯干》）的效果。与道家之虚静观相对应的是中国园林文化主静，以水景的营造最能充分说明。在我国古典园林中多以静态的水面作为园林布局中心，以形成质朴淡雅、含蓄深沉的园林氛围；而西方规则式园林以“动”水为美，注重水法的千奇百态，多以喷涌、流动的水体为构园重心，以形成热闹、活泼的园林环境。中国园林的这些构图手法无不印证着道家思想，其中，尤以私家园林为最。

2.2儒家与中国园林

儒家发源于华夏上古文化，确立于孔子。儒家思想一直被尊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又被称为官方哲学，给予了中国历史以最深刻的影响。相对于道家的“无为而治”，儒家采取的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推崇“学而优则仕”，主张以礼制来维系社会。所谓的“礼”主要是指社会的等级制度、法律规定以及伦理道德规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礼是无所不在的，礼渗透于一切人生领域。

周朝是重“礼”的时代，讲究“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其时，诸侯城、都城与王城的规模各不相同，据《考工记》中记载：“天子城方九里，公盖七里，侯伯盖五里”。不仅如此，周朝还规定了囿（园林的最初形式）的等级，天子之囿百里，诸侯之囿四十里。这些，正是恪守礼制的具体表现。

园林建筑的体量与用材，也应依礼而定。《明史》中记载：“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三品至五品厅堂五间七架”、“庶民庐舍不过三间五架”。在园林装饰艺术上，礼制也有很多约束，《礼记》中有“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主”，至明清时期建筑装饰用色按等级来定，明黄最为显贵，为皇室所独有，而黑、灰、白则为民居的专用色。此外，在非寺庙园林及建筑的整体布局中，为体现森严的礼制观念，自古以来便存在着强调“尊者居中”、皇权至上的作对称均衡布置的中轴线，比如明清北京紫禁城的城市中轴线、颐和园仁寿殿建筑群中轴线等。在中轴线上，儒家重礼之倾向体现得最为充分。

同时，作为官方哲学，作为封建统治者所推崇的思想工具，儒家思想在皇家园林中较之私家园林等其他类型园林有更充分的体现，如苏州的拙政园、留园等庭园平面布局中很少有中轴线的存在。而避暑山庄，作为现存的最大的皇家园林，虽在整体上是自然式山水园林，但其宫殿区由于是皇帝理政的要地，均采用中轴对称、数进院落布局，以此体现皇权独尊。

2.3佛家与中国园林

佛家文化对中国园林的影响不仅在于形成了一个园林类型——寺观园林，更在于佛家最主要的宗派——禅宗对中国园林艺术的兴发。

禅宗是佛教传入中国，与中国本土的老庄思想及魏晋玄学相和合而形成的宗教流派。唐高宗时期，以慧能呈偈为标志，禅宗正式形成。禅，在梵语中是沉思的意思。中国的禅宗既保留有印度佛教“梵我合一”的世界观——“本心论”，又发展了一套自心觉悟的解脱方法，即通过直觉观察、沉思冥想、瞬间顿悟达到“梵我合一”、物我交融的境界。同时，禅宗文化还宣扬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学以及自然澹泊、清静高雅的生活情趣。禅宗在传承教义时提倡“以心传心，兼不立文字”。故禅者在谈禅论道时或拈花示众、或羚羊挂角，起谛听者在清静本心中寻觅真意。

禅宗追求的是自我精神的解脱，通过直觉的静默观照与沉思冥想，达到“梵我合一”、心物交融的境界。深得禅宗之妙的苏轼有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可见，禅宗的思维方式已深入到文人的创作境界。在这种空心澄虑、心物交融之际，心海中万象奔腾、联想万千，所有的象外之意、景外之致尽悉陈列于前。于是，中唐以后尤其是宋代的中国艺术，重内在情感的表现而不重物象的再现，重主观情感与客观景物的交融互滲，即重意境的表现。于是，就有了宋代文人写意园的产生和兴盛。这是继魏晋南北朝之后，造园风格产生了又一大转变——注重完整“意境”的营造。

篇9

摘 要：中庸是儒家的道德准则，是儒家所追求的为人处世的最高规范，在中国思想长河中有着其特殊的位置，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保护人类生存的家园，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理论、普遍和谐、持节而中思想，对于改善生存环境，提高人类素质，构建和谐生态社会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中庸 可持续发展 和谐生态 天然合一

一、中庸思想概述

宋代黎立武在《中庸指归》中断言：“《中庸》者，群经之统会枢要也。”中庸思想影响着中国的文化思维和人们的处世行为。关于“中”的涵义，一般认为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东汉郑玄释《礼记 中庸》篇名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用，就是实践。如果说“中”是世界观，那么“庸”就是在把握了度――中这个世界观的核心之后，所需要践行的方法论。

“中”是中，“庸”是用，“中庸”即是用中。因此中庸是不急不缓，不骄不馁，它不是折中调和的路线，而是在不偏不倚中寻求恒常之道。它要求在现实中能够做到始终，无过无不及，始终合乎“中”的原则。“中庸”强调在天地的发展化育中以人为本的中庸之道――“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中庸”重视万事万物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强调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遵循天地万物规律而生生不息，在平衡、有序、适度、和谐中获得生命的延伸和文明的延续。

二、中庸之道所体现的环境和谐发展思想

（一）作为改造对象的“天”

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有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措施。俗话说毁树容易种树难，生态平衡的建立是千百年来历史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中庸》开篇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即包含着体用的道理、天人的思想。夫教修乎道，道率于性，性命于天，可见道之大原出于天者矣。即遵循天理之本然。《中庸》指出：“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这是说要效法自然界的运动规律，顺应沙土变化的机理，也就是要人们遵循客观规律，研究事物之结构、机理，以便在和谐的良性循环中运动发展。环境保护，任重道远。敬畏自然，既不是敬而远之，也不是不讲科学盲目前行。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的发展，这是我们推进环境环保科学化的前提，必须始终坚持。

（二）作为改造主体的“人”

中庸思想强调理想人格的修炼，要求人们在待人处事、治国理政等社会实践中时时处处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从而实现人格的完善、人与人的协调和整个社会的文明与和谐。

“执其两端，用其于民”，就是我们看问题做事情，要坚持全面的观点，达到“中和”的状态，不能只从自然中掠夺资源，还要懂得保护自然。“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指人要随着事物、环境、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使之适应事物的发展，而非一成不变静止地看问题。要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精神，“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我们构建和谐生态环境要充分运用“中庸之道”的思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无情无欲称为中，有情有欲但有所节制称为和。作为自然界中有思想、能思考的人类，我们要有意识的节制自己的私欲，不能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不加节制的向自然伸出双手。

（三）天人合一理论

儒家思想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中庸之道追求天人合一、中正和谐的理想境界。“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由真诚而能领悟自己的生长兴衰规律，进而领悟人之生长兴衰规律，进而领悟万物之生长兴衰规律，进而领悟天道造化，领悟天道造化则成大道。随着人类生产力的提高、文明的发展，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破坏着自然，而只有顺应自然规律，“赞天地之化育”才能够达到与自然共生共荣，即“可以与天地参矣”的境界。中庸思想不是把天、地、人孤立起来考虑，而是把三者放在一个大系统中作整体的把握，强调天人的协调，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和谐。

“天人合一”的思想就是生物（人）与环境（天）相统一的思想。因此，“天人合一”的思想理念与可持续发展观是有着相一致的地方，把“天人合一”的主要思想推广到保护自然环境的理论与实践中，必然是具有可行性的。

三、中庸思想对构建和谐生态环境的启示意义

科学发展，构建和谐，就是要求我们在发展过程中要有“敬畏之心”。全面协调可持续，就是要求我们要“尊重自然规律”，不能杀鸡取卵，只满足于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更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要走与自然和谐的发展道路。还要学会统筹兼顾，妥善处理人类群体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而中庸思想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在牢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坚持中庸和谐发展的思想的同时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实践活动中践行中庸“致中和”思想。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发展，建立生态的和谐。中庸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中正平和，对于指引我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走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启迪意义，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构建“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的和谐生态环境，从而走向具有生态文化意义的“诗意的栖居”。

参考文献：

[1]张继禹主编.道法自然与环境保护[M].华夏出版社,1998年.

[2]尚玉昌.生态学及人类未来[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1992年.

[3]王岳川著.大学中庸讲演录[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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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艺术设计 本土文化 融合统一

一、本土文化与本土化

本土文化作为东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主干，有着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的文化基石和内容，在价值观、审美情趣等诸方面有着与西方巨大的差别性。在艺术设计领域，以庄子的虚静思想为基石经魏晋、宋元，我们祖先最终发展形成了和谐而独特的东方审美哲学体系，在对色彩、图形、表达方式的认识上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审美习惯与观察角度。与审美哲学相对应，我们祖先在各个历史时期同样缔造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数量众多的艺术作品，例如：古朴原始的彩陶艺术、狰狞威严的殷商青铜文化、带有浓厚楚汉浪漫主义色彩的汉墓艺术、漆器艺术、超脱逸然的魏晋、宋元山水艺术、丰满华丽和谐的唐代艺术等等。与主流艺术形式同步发展，在民间同样出现了许多根植于乡土生活，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希望、信仰、喜怒哀乐的众多质朴自然的艺术形式，如：山东、两陕的剪纸艺术，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艺术，山西的皮影艺术等等。这些截然不同于西方艺术形式的主流、非主流的艺术形式无疑是设计本土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对这些本土艺术形式进行提炼与再创造的探索与研究将在促成平面设计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东西方文化在设计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因而，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在熟知本土消费者的价值趋向的基础上，研究本土的审美哲学、研究在各个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容和表现手段将是平面设计“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所有本土平面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无论从何种角度出发，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在各个层面的巨大差异性是平面设计本土化存在和在未来发展的必要前提。同时，在博大精深的本土文化背景下，平面设计本土化的实现存在着有着广泛的现实基础。在我们的东邻日本，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平面设计界花了近二十多年的时间逐步摆脱了对西方设计一味“描摹”，形成了建立在“和魂洋材”思想基础上，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日本本土设计风格。伴随着日本的本土设计风格的成功，日本本土设计师在成功推广本土文化的同时亦获得了国际设计界广泛的认可。

从八十年代起，平面设计的“本土化”进程也在大陆、港、澳、台众多平面设计师的共同努力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许多优秀的具有鲜明本土特征、时代特征的设计作品涌现在平面设计的各个领域之中，如靳埭强的系列招贴设计，陈幼坚的标志、包装设计，吕敬人的书籍装帧设计等等。在可以预计的将来，本土化趋势在设计领域必将得到设计师和设计主更广泛的认可，本土设计的繁荣也一定会在众多本土设计师的努力中实现。

二、本土文化艺术精神在现代艺术设计研究中的意义。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哲学思想的基础之一，是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最大影响的哲学思想，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对天道、人道和天人关系的探索，包含着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和谐”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天人合一”这一中国儒家主流哲学观念是古人针对人的心灵境界和政治问题提出来的，但“天人合一”观念的发生毕竟关联着古代中国人以“生”“为”天地之大德”(《周易・系辞下》)的人文意识，而这种人文意识所推崇的乃是“大生”、“广生”、“曲成万物而不遗”(《周易・系辞上》)――宛转地成全宇宙万物而无所遗弃。

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即在人道的统一性中见出天道的统一性，以人性为中介将天和人沟通和统一起来。也就是强调主客统一的“整体意识”，认为万事万物都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都遵循同一个本质规律，因而中国古代的艺术家始终致力于“以整体为美”的创作，将天、地、人、艺术、道德看作一个生机勃勃的有机整体，把人的感情赋予物的形式，借物抒情表现在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通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形式表达内在的人文价值、精神关怀和共鸣意识。

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也称“中和”、“中道”，是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所谓“和而不同”，是说对一件事情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所谓“过犹不及”，是说凡事都有一个界限和尺度，达不到或超过这个界限和尺度都不可取。“和而不同”与“过犹不及”的实质乃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因此，“和”不仅体现包容性，也衍生多样性。把“和”的观念应用于艺术设计上，多样化体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造型与装饰的多样性以及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结合的多样性。

三、道家哲学思想对中国艺术设计的启示

道家思想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也是统治宇宙中一切运动的法则。强调超功利的无为的审美关系，强调突出自然、突出个性和艺术的独立；追求浪漫不羁的形象想象，追求情感抒发，追求个性的表达；追求内在的、精神的、实质的美；大巧若拙，言不尽意，达到立象尽意，以象载道之目的。在艺术方面，道家思想强调“师法自然”，这种自然一指非人为造作的物质本体；二指自然环境，山水花鸟。古往今来的中国艺术家主张师法自然以至师心，便是道家思想的力量。而这种对待自然的心境正是影响艺术设计的一大因素。

当下的许多现代平面设计片面强调对西方流行艺术的追逐，使许多人失去了民族意识。瑞典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说：“如果人类要在2l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过头到二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那么，中国现代平面设计要立足于“本土文化”，首先要从本质上挖掘中国哲学思想的内核，研究和借鉴博大精深的国学思想，将本土文化的精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渗透到现代的设计理念中，进而在作品中体现出来，才能不断提升中国设计的本土特征。

我们祖先在各个历史时期同样缔造了形式多样、风格各异、数量众多的艺术作品，例如古朴原始的彩陶艺术、狰狞威严的殷商青铜文化、带有浓厚楚汉浪漫主义色彩的汉墓艺术、漆器艺术、超脱逸然的魏晋、宋元山水艺术、丰满华丽和谐的唐代艺术等等。与主流艺术形式同步发展，在民间同样出现了许多根植于乡土生活，反映广大劳动人民的希望、信仰、喜怒哀乐的众多质朴自然的艺术形式，如：山东、两陕的剪纸艺术，杨柳青、桃花坞的年画艺术，山西的皮影艺术等等。这些截然不同于西方艺术形式的主流、非主流的艺术形式无疑是设计本土化的重要研究对象，对这些本土艺术形式进行提炼与再创造的探索与研究将在促成平面设计表达形式的多样化发展的同时，促进东西方文化在设计领域的进一步交流。 因而，在民族文化的背景下，在熟知本土消费者的价值趋向的基础上，研究本土的审美哲学、研究在各个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的内容和表现手段将是平面设计“本土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所有本土平面设计师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1].屈梅：《融合本土文化意蕴的中国现代平面设计探寻》，《美术》2003.10。

[2].户晓辉：《中国人审美心理的发生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严波：《本土文化是设计的基石》，《设计在线》，2001.0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