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仁的含义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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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礼；仁；中国古代设计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7-0080-01

儒家思想在中国的丰富灿烂的思想藤蔓中可谓是最为粗壮的一支，其影响跨越朝代，跨越广阔的土地，同时也记录着中国人那种特有的精神与处世方式。“设计”一词虽然作为外来词汇传入中国不过30年，但“设计”的本质即为人造物，早在几千年前的中国就已经产生了，并且有着丰富灿烂的辉煌历程。影响着设计发展的，除了经济、技术、环境等的影响外，人文因素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这巨大的藤蔓网的那些种子中，就有儒家思想这一颗。

一、“礼”

“礼”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孔子之前“礼”只是一种宗教祭祀仪式，并不具有道德内涵，孔子赋予其道德含义，把它转化为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礼仪制度，用以“别贵贱”，使不同的等级各安其位，有序相处。但在漫长的封建统治者对于儒家思想的应用上，使其产生了很多非正面的影响。但统治者对于“礼”的追求给了匠师们更多发挥的方向与平台，推动着匠人们对设计品不断的精益求精。

例如在商朝最为重要的器具——青铜器。其按作用分类就可分为酒器、食器、水器、礼器。礼器虽然产生比孔子早，但其功能除宗教祭祀外，也具有孔子所提的“别贵贱”，使人们有序相处的重要作用。礼器作为商朝青铜器制造的重要品种之一，可集中体现“礼”这一思想。王侯将相对于青铜器的使用有着严格的规范，这就促使工匠们发挥其创造能力，根据不同的形制要求，创造出了让人惊叹的作品。后母戊鼎（2011年3月正式更名），因其腹内壁上有铭文“后母戊”而得名，是商王祭祀其母的纪念物。其制雄伟，重约832.84千克，高约133厘米。鼎身呈长方形，口沿很厚，轮廓方直，显现出不可动摇的气势。其腹光洁，只在鼎腹四面交接处装饰以云雷纹与饕餮纹。两耳的纹饰一样精美，外廓上有两只猛虎，虎口相对，中含人头。这种艺术表现的是大自然和神的威慑力。后母戊鼎作为礼器，无处不体现出帝王家的风范与尊严。青铜器的精美程度和恢弘程度都是由“礼制”直接决定的。比起后母戊鼎，大盂鼎、大克鼎等重臣使用的礼器都不及其气势。

因为“礼”的要求，所以这些能够表明等级礼数的设计品更是精致巧妙，充满韵味。虽然中国古代“礼”的有些内容不符合现代的一些道德标准，但是其对于古代手工艺的创作却提供了很大的平台与发展空间。

二、“仁”

“仁”作为儒家思想的另一核心同样在中国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仁”本指人所具有的美好品德，孔子将其丰富和发展处多种道德品质，其核心含义是“爱人”。由亲人家庭到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博爱。近现代世界范围内的设计工作者一直不断的探究探讨着设计的本质问题，出现了许多的流派与主张，实用主义、功能主义、现代主义、装饰主义等等。设计工作者们越来越发现，“人”才是设计的本质，“为人服务”才是设计的真谛。而中国的先人早已经将这道理更加精确的总结为“仁”。仁者，爱人也。这不仅是中国人设计的要求，而是对做人的要求。

中国的古代匠师们发挥着他们的“仁爱”之心不断的创造了让我们现在为之感慨的设计品。例如出土于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的长信宫灯，设计精妙。此灯外形为双手执灯的跽坐宫女，神态恬静优雅。宫女左手手执灯，右手衣袖向下垂照住灯盘，似乎在挡风，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及防止污染空气，又非常美观。灯罩有两片弧形板合拢而成，可活动用以调节光的照度及方向。另外，此灯的六个部分，宫女的头部、身躯、右臂，灯的灯座、灯盘、灯罩均可拆卸，方便于清洗。长信宫灯虽是为满足统治者的需求，这些细节的设计却是实实在在实践着“爱人”的追求。

不得不说“仁”“爱人”“博爱”的思想贯穿在中国人的血液中，也更加体现在中国人的设计品中。虽然时代变迁，现代社会中的丑陋不禁让我们唏嘘，但是观看我们的现代设计，一脉相承地继续着古人“仁”的精神。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但这一精神一直未变。

三、小结

儒家思想是先人的智慧，它不仅仅影响着我们祖祖辈辈的精神、生活方式、生活态度，也影响着中国人的造物思想、设计思想。我们需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要从我们生活环境中的实际出发，不断的改进探讨我们的设计。相信在这一个新的世纪中，有着深厚底蕴的文化的中国设计将会大放光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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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武德 伦理

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内涵

中华武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中华民族独有的社会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中，并从传统民族文化精神的土壤中汲取营养。作为中国传统文明和道德主流的儒家伦理思想，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武术伦理道德思想的各个层面，并从一定程度上规定其发展方向。武德，顾名思义，就是武术道德。这一概念最早始见于三千多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左丘明所著的《左传》一书，他提出：“武德：禁暴、戟兵、保土、公定、和众、丰财者也”。①在儒家思想背景下的武德概念，可以说是身体武术与思想道德的结合，是武术在长期的实践和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传统道德标准。武德隶属于中华传统道德体系的精神范畴，其本质可以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伦理价值凝聚与武术范畴的独特表现形式和结构格局”②。尽管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时代会以多方向、多角度和多层次的态势发生着各种嬗变，从而推动武德的内涵不断地补充和丰富，但其本质仍表现为七大方面，即“仁、义、礼、智、信、忠、勇”。本研究认为，“‘仁’、‘义’、‘信’是构成武德最坚强内核的三大支撑性要素”。③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所在，因此也是武德的终极价值依托。一个“仁”字几乎囊括了儒家思想对于人的道德修为的全部伦理责任的投射，自然也是习武之人所应具备和追求的最高层次的道德境界。“仁”的本质含义即用一颗广博宽容的爱心去爱一切事物和人。从价值伦理上讲，“仁”的核心是孝悌，这种孝道拓展到武术领域就是要求武林中人具有师慈徒孝、兄贤弟恭、朋亲友爱的道德伦理规范。而践行“仁”具有两种路径方法，那就是忠与恕。忠诚就是“要求习武者忠于师门，继而拓展为要忠于民族、社稷、正义与事业”④。宽恕，就是要与人为善，宽以待人，以爱人之心宽恕他人，求得人际关系的祥和宁静。

“义”在儒家思想视野中是“仁”的一个“执行性”概念，是行善之本。而在武德概念框架下，“义”可以理解为是“仁”具体化为人的表层道德行为所依赖的环节。也可以说，“义”是“仁”的实现路径、方法和策略。在武德这个特定概念所构筑的语境下，“‘义’还能够衍生出等级与秩序的含义，对于习武之人而言，也就是要求他们的言行举止、行事准则与自己的内在身份要统一”⑤。

“信”这一概念则更具有实践倾向，是对“仁”、“义”的进一步的执行和功能性表达。“信，诚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做人要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武林中也将诚守诺言作为最源远流长的传统，所谓“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诚实守信，不顾自身安危乃至牺牲个体生命奔赴险境，是中国古代侠客武者屡见不鲜的先进事迹，足见“‘信’是构成武德体系价值的一种重要概念”⑥。

之所以将“仁”、“义”、“信”作为儒家伦理思想框架中武德的主体内容，就在于这三点从一个系统的角度阐释了武德是习武之人所应具有的连续性和层次性的约束规范。“仁”体现了武德赋予习武之人最终极的价值境界，可以说是武德之魂。“义”在武术范畴内可以理解为“仁”的化现，是武德体系的中枢，是对“仁”的一种实践层面的体验。如果说“仁”是每一位习武之人所追求的那种“仁者无敌”的境界，那么“义”就是每个武者为了达到这一境界的必经之路。可以说，一次次行侠仗义都可以理解为是对“义”的执行并叠加积累，从而实现对“仁”的集蓄和靠近。而“信”是武德体系的动态组织，是对“仁”、“义”的一种更加可视化、具体化和常态化的履行，是反馈“仁”的神经信号和“义”的血液的肢体行为。因此，“仁”、“义、“信”彰显了武德体系中的神、气、骨三个层次，与武术精神所谓的“内外兼修”的意蕴不谋而合。

“仁”：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魂

武术中的伦理观念，武德的形成与发展，均以儒家“仁”为中心。“仁”最根本的含义是“仁者爱人”，它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宽、惠、恕，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指的是对人要忠，即待人诚厚，尽心竭力。“武”字从“止”从“戈”，即“止戈为武”。也就是说，武学的本质是阻止战争，彰显和平的精神。从这个角度来讲，尚武精神就绝不是简单的指身体上的杀戮和对抗，而是包涵着中国人独有的“以武收服人心”的伦理观念。武德之“仁”体现了习武之人的一种终极关怀和追求，它为习武之人的自身练武修习、以武会友、闯荡江湖、开门受徒等一系列武林行为铺上了一层底色，让每一个行为环节都充满着强烈的至善情结，使得武术这一原本具有暴力色彩的行为蜕变成为一种中国人独有的行为美学和价值美学。“仁”赋予武德以中国人独有的辩证法思想，即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对立与统一，身体行动与意识思考、武力对抗与理解共识、身体制服与心理征服等等。而这种对立与统一不是简单的互为因果，而是一种具有倾向性、循环性和发展性的陈述，即只有心存“仁”才能“无敌于天下”，心念不杀之心，才能真正俘获人心。

武术作为一种技击技术，特别要求练武之人必须具有仁爱之心，强调不仁者不教，不义者不传。张孔昭《拳经备要》云：“贤良秘授纡危困，邪佞休传害众生，大道等闲若轻授，须防九族尽遭刑。”“仁爱”理念投射到武术领域，还体现为尊师重道，恪守道义礼教，并在武林社交场合以谦逊谨慎的礼仪作风构筑交往规则。习武之人虽然“不打不相识”，但是在比武切磋、较量招法甚至进行实战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强调“点到为止”，即主要体验武术套路的发挥和技术的进步，体会武术方法，而严格反对搏命厮杀。这一伦理发展至现代社会，体现在散打等竞技赛事之中，往往要求竞赛选手手带拳套，身穿防护器具；很多竞赛规则中也都一直规定要害部位为禁打区域，如裆下、脖颈、耳后等位置，并且不允许有伤害对方的动作出现，其目的是确保运动员的身体安全。这些都是“仁爱”思想在武术中的体现。

“义”：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血

“义”是传统武德中的重要信条。在儒家思想中，“义”的内涵即事之适宜，是主持正义，思想行为符合标准的道德观念。孔子说：“义者宜也”。韩愈说：“行而宜之之谓义”。《论语》中有24处提到义，《孟子》有108处提到义。其中《孟子》有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取义者也”。这些来自儒家的千古名言所展现出来的“舍生取义”的气节，业已成为千百年来武林人士“肝胆相照、生死与共”的武德境界及追求目标，从而将这一道义发挥到极致，鼓舞了无数爱国武术家发扬其民族精神。血性是习武之人的价值标准，所谓血性男儿，就是要将天地之间的那股浩然正气灌注全身，让武术成为一种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的正义力量，去对抗世间的一切邪恶和不平。而“义”也成就了武德的价值个性，即行为的正当性，武德的框架内容也整体上发端于这种正当性和正义性。

从现代伦理的语境来说，“义”是武德的价值标准，是判断武德与杀戮的根本区别，是区分武林之中善恶荣辱的最高标准。通俗的讲，区分武林正宗与邪魔歪道的根本标准，就在于是否践行“义”，即是否践行对社会正义的信守和护佑。更深一步讲，武林中所尊奉的“义”还是对儒家所推崇的“大义”的一种践行。孔子曰：“君子以义为上，君子有勇无义为乱，小人有勇无义为盗。”自古以来，行侠仗义且保家卫国历来就是武林中人毕生追求的梦想和信仰。之所以成为“大义”，就是因为这种“义”不再是个体对个体的救济和关注，而是上升到为国家民族荣誉及关乎其生死存亡的至高利益的挺身而出，万死不辞。因此在大义面前，中国传统伦理中的“舍生取义”也自然转移至习武者对自身道德修养的基本构筑和培养上来。习武之人的言行举止按照传统武德的原则要求，就必须与自己的身份符合。“学拳以德为先，凡事恭敬谦逊，不与人争，方是正人君子，学拳宜作正大之事，不可恃艺为非，以致损行败德，辱身丧命”，这恰恰是传统武德对传统文化的伦理价值体系的一种承袭和集中体现。

“信”： 儒家伦理赋予武德之骨

“信”在武德体系中则更为具体，是在武林系统中最为直接的人际关系的体现，是习武之人对承诺、约定的信守。“信”是儒家伦理“五常”之一，强调的是做人诚实守信，不虚伪，不失信。在儒家伦理思想及其行为规范的框架之中，“信”既是儒家实现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又是实现“仁”这个道德原则的重要条件之一。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他强调做人要“信以诚之”，“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荀子亦云：“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荀子认为在交友上不守信、不讲诚是非常可耻的。在传统武德规范体系下，“信”与“仁”、“义”等一样，都是构成习武之人尊奉的终极伦理信条与道德规范。它通过一些传统习武者的历代拳谱、家训和训诫体现并且不约而同贯彻并执行，逐步渗透到武德修养中，从而成为他们追求武学乃至人生哲学的最高境界。“信”作为一种价值理想和行为规范，往往是在传统武德的有机体之中形成的，而教习武之人如何做人正是“信”的中心任务和整体精神，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这也恰恰体现了习武之人一直以来所坚信和坚持的最为根本的立身处世的原则和人生观念。可以说，传统江湖概念下的习武之人对“信”这一伦理价值的践行，就体现在对其自身伦理修养和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上，从而实现对理想人格的全面塑造和构筑这一目的。之所以称“信”为武德之骨，原因就在于武德正是通过习武之人互相之间对承诺的信守体现出来，是习武之人在行走江湖过程中通过武术对抗、武学交流、武术哲学探讨等一系列的碰撞产生的。也就是说，“信”往往发生于武林之中最为直接的层面，是标榜武德的最外层表现形式。

构筑儒家思想下现代武德的思考

现代社会文化发展有两大趋势：其一是文化软实力建设日益成为一种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其二，民族文化的振兴成为国家和民族崛起的一种精神动力。可以确定的是，首先，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极富道德感的民族，恰恰是靠其深厚的德育底蕴来构筑起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的。而儒家思想作为曾经的中国主流文化，其伦理价值必然会与时俱进，发挥构筑现代文化思想价值的作用。而当代习武之人，无论是武术运动员还是单纯的爱好者，都应该视自己为中华传统文化和武德的天然传承者和自觉弘扬者，不仅要勤于实修武术技能，同时还要通过对自我觉醒的思考和激发，使个体修为、宏大的民族文化和武学精神实现某种神性契合。其次，要从武术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体现和杰出代表的角度来确立武术德育的地位。究其原因，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亚文化形式，武文化与中华大文化具有天然的共通效应，这就决定了武术作为一种文化业态所必然具有的封闭专业性和长期稳定性，因此可以说，武术这一文化生态系统即便是在高速增长的经济社会也始终没有被社会世俗和文化大众化效应所侵染和解构，至少可以说，这种侵染和解构并非武文化所独有，而是整个大文化生态的现状。正如《黄帝内经》所言：“其次有圣人者，处天地之和，从八风之理，适嗜欲于世俗之间，无恚嗔之心，行不欲离于世，被服章，举不欲观于俗，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弊，精神不散。其次有贤人者，法则天地，象以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古合同于道”。武术自成为一种文化并彰显出来至今，在武术界和武林江湖中，任何一个觉悟到这一点的武林人士，往往都能够成功达到精神和躯体和谐统一的境界。在“我法不足法，唯古人是法”前提下，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将这种武德的精髓向下、向外生发，将之日常化、世俗化、时代化，呈现于世间和现实社会，调和自然文化和世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当然，在现代武德的构筑背景下，要深刻认识到作为武术修炼基础的武德既然是以儒家思想为理论背景，也就具有因其封建文化的两面性而呈现出精华与糟粕共存之状，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其中的一些内容已经不能适应当今社会的需要，甚至已成为武术发展的枷锁。我们要辩证分析传统武德学说中蕴涵的传统伦理，重构新时期的武德模式。

总之，武德来自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伦理范畴，但它横贯古今，至今仍然在为构筑当代的文明和价值伦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华文化概念下，武术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实用主义概念，它天然的与中国人固有的民族心理和人文精神交融在一起，因此更接近于一种艺术和哲学，即中国人特有的行为艺术和身体哲学，是用身体来达到大彻大悟的集中体现。因此，对武德的思考绝对不能脱离中华传统文化这个大的环境背景，而对武德的各个层面的思考和挖掘也就成为对中华传统文化及其现代性开发的某种积极的动力示范。

（作者单位：西安外国语大学）

注释

①朱红燕：“21世纪重构中华武德的必要性”，《武术科学》，2006年第7期，第27～28页。

②乔凤杰：“本然与超然论传统武术技击的诡道与圣道”，《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56～57页。

③程大力：“‘武德’是一个历史范畴兼沦‘武德’在现代武术界提倡之不合时宜”，《体育文史》，2000年第3期，第39～40页。

④杜舒书：“武术人文精神论释中国当代武德的失范与构建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34～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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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篇4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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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曾在《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映现。这与当时的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文化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

③高鸿均 《清华法治论衡》 清华大学出版社

④谷春德 《西方法律思想史》 中国人大出版社

⑤夏勇 《法治源流——东方与西方》 社会文献出版社

⑥与现在所讲的法治不同，指的是采用酷刑

⑦林端《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⑧《论语·为政》

⑨最早不是由孔子提出的 ，由孟子提出的。

⑩于向阳等 《法治论》 山东人民出版社

篇5

关键词：企业文化；儒家思想；市场经济；义利观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4月10日

一、引言

概括地说，企业文化是指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和管理的一些思想理念和基本原则，也是企业制定各种具体规章制度和实施各种具体经营行为的基本指南。企业能否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健康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企业文化是否先进与适当。然而，企业文化不是凭空产生的，每一种企业文化的发展、形成都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和背景。每个国家的企业都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那么企业文化自然也会受到这个国家传统文化的影响，脱离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滋养，企业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树，不可能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儒家文化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文化瑰宝，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在东亚一些国家也有着广泛的传播。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上曾经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精神品格和社会生活活动，而这种影响至今也或多或少地依然存在。如果将儒家文化的这种影响有效地运用于企业文化的建设，能够使我国企业形成既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又具有现代精神风貌的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另一方面儒家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和理念，即使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也仍然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行为对于社会发展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因此，吸收儒家传统文化中那些积极、有价值的内容，将其应用到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实践当中去，不仅有助于我国企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而且也有利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正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本文在此选择一些儒家文化中具有积极现实意义和思想价值的理念加以阐释，就是希望其能够从传统文化中为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当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这里很难将其进行全面地论述，所以本文只是选择其中的一些与企业文化建设相关的重要理念予以阐释。

二、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

儒家的“义利观”在历史上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产生了很大影响，其重义轻利的理念也曾经被认为是抑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因素。但是如果加以全面的理解和认识，我们就会发现在儒家学说里，义与利并不总是全然对立的，也并不总是非此即彼的排他式选择。它提倡的是人们在面对“义”和“利”的选择问题时，应该先“义”后“利”，需要首先考虑公众的利益而不是只顾及自身利益。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尽管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是孔子同时也说，“富而可求也，虽持鞭之士，吾亦为之”。由此可见，即使在非常强调义的重要性的孔子看来，义与利也是可以并行不悖，统一结合的，合理的利也是应当求取的。所以义与利，在儒家学说里并不总是冲突和矛盾的，只是在获取利益的过程中始终要把义放在优先的位置加以考虑，需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认为追求富贵是大众的天性，没有人想要过贫穷的生活，因此人们才会努力去追求金钱与利益。追求利益在孔子看来是人的正常需求，但是如果用不正当的方法去获取，这种利益就是不应当获取的，不要也罢；贫困卑贱的窘况是每个人都厌恶的，但是如果以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不去也罢。所以在儒家思想里，“义”和“利”可以是统一的，只是想得到的东西应该用正当的方法获得，自己讨厌的东西也不应该用不正当的方法去除。也就是说，君子取财，要取之有道。无需否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发展是以追求利益为目标的，但是不能为了获得利益而不择手段，无所顾忌，不能因为受到利益的驱使，对社会道义不闻不问。企业只是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一个社会公民，所以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而有悖社会公德，对社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造成损害。一个有责任心、有道义感的企业，应该是把“义”作为企业行为的基本准则。企业在赚钱实现“利”时首先要考虑“义”这个基本准则，在不违法、不失德的前提下，以为顾客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的方式，实现自身的利润。这才是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取财之道，也是实现儒家思想中义与利的结合与统一的取财之道。不义之财、不当之利，在任何情况下，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都是不应当谋取的。因此，儒家文化中义利统一，先义后利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应当成为指导所有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基本行为准则。

三、重诚信的理念

诚信的理念在儒家的学说中是经常提到的，它也被称作“修身之本”，因此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由此可见，诚实守信在孔子看来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失去了诚信，一个人将一事无成。因此，诚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基本的道德规范，一个人只有讲诚信，才会得到别人的信任，也才能够建立起自己的事业根基。同样诚信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也是不可缺少的，市场经济大规模、高效率地运行是建立在有效的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如果完全依靠面对面的钱货两清的交易方式，那么无论是交易的规模数量还是交易的地理空间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这样商品交易可能就只能停留在较小的数量和较小的地理范围内了，也就不可能产生规模化的现代市场交易体系了。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世界愈发成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交易的规模和范围早已超过地理空间的限制。那么怎样才能让企业和企业之间便捷高效地进行交易和合作？其中的答案就是讲诚信。一个不讲诚信的企业，很难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当然就更谈不上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因此，“诚实守信”是企业必须遵守的经营信条。企业要取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就需要在合作伙伴和顾客中建立良好的信誉。这样对方才有可能将企业视为长期可靠的交易对象，企业也才有可能获得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而如果企业不讲诚信，弄虚作假、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轻则损害个体顾客和消费者的利益，重则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良性发展，甚至引起系统性的经济风险。据国家统计局相关统计资料显示，每年在我国因为合同双方毁约或诈骗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多达五六百亿元，而每年因为企业不讲信用而产生的不良贷款坏账更是高达上千亿元。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交易信息公开透明、市场竞争也日趋激烈的时代背景下，重诚信、守信用，更成为企业发展壮大的立业之本。一个失去了消费者信任的企业，将会失去在市场中的立足之地。因此，儒家文化中重信义、守信用的理念，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应当成为建设现代企业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仁爱的理念

儒家文化强调“仁爱”的理念，一部《论语》共一万多字，“仁”字被提到了一百余次。可以说，整部论语都是以主张和宣扬仁爱为宗旨的。尽管对于“仁”的含义，在不同的论述里，有不完全相同的解释。但是如果加以全面、概括地理解，孔子所说的“仁”，其本质含义就是“仁爱”。在《论语》中孔子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儒家的另一位先贤孟子也说，“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儒家学说中所强调的爱人、敬人的理念，使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很早的先秦时期就突出了人的重要性和对人的尊重、关爱，这也是中华文化进入到一个新的文明高度的重要标志。尽管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远去，但是不论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中，关于仁爱的理念，始终是各种伟大的文明中一个居于重要核心地位的主题。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断向前发展，人的地位在进一步地上升，人的重要作用也在进一步地显现。在一个现代企业里，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有的人是管理者，有的人是普通员工，但从基本的文明理念来说他们首先都是人，因此只有工作职位的区别，并没有尊卑贵贱之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许多企业也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但是却少有企业真正地理解以人为本的实质含义。如果要真正地做到以人为本，就需要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理念真正贯穿到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去，真正地做到仁者爱人，真正地从内心去关心和爱护企业的员工。企业也是一个大家庭，企业的员工就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如果企业把员工当作家庭成员一样对待，企业员工也就会把企业当作自己的家一样，愿意为它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企业应当把“仁爱”的理念融合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去，对企业的员工施以仁爱，真正地关心和爱护员工，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期健康的发展。在后工业化时代，人才对企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很多公司的竞争其实追本溯源是人才的争夺。企业如果要留住人才，首先就需要怀有“仁爱之心”，从员工的切身利益出发重视对员工的人文关怀和心理需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样才能让员工觉得在企业里工作是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从而更加充分地发挥员工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此外，也应该在企业大力提倡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互助精神，这样才能让员工有对集体的归属感，因此也更加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之中，共同促M企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因此，儒家文化中强调的仁爱观念，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五、反求诸己的理念

儒家文化非常重视自省、自强和自律对于提高个人修养的作用，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主要从自身的角度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另外还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儒家所主张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源自于自身的修养和德行，而不应当依赖于外界。企业的发展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但很多企业管理者在分析挫折的原因时，往往把责任归咎到外部环境，而没有意识到自身原因往往是根本症结所在。有些企业负责人认为企业停滞不前、缺乏创新是员工水平低、人才平庸导致的。结果企业管理者就对已有员工不加重视，另外又大量招聘新员工进入公司。然后又由于新员工对企业业务不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进而导致公司业绩发生下滑，由此产生了企业经营的恶性循环。最后原本公司的人才流失了，也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管理者没有发现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企业没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制度实现物尽其才、人尽其用，这样企业就会遇到一些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问题。企业发展过程中也肯定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这种问题是经常性、反复性出现的，企业管理者就应该先思考自己身上或企业制度是否存在什么问题，而不是一出问题就去责怪外部环境、怪罪企业员工。这样非但于事无补，而且可能会使问题恶化。如果出现问题时采取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遇事多从自身寻找原因，从改善自身因素和制度设计的角度采取相应的解决办法，将会更加有助于问题和矛盾的化解。而且由于上行下效的影响，员工在自己平时的工作中也会学习上司“反求诸己”的做法，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由此可见，“反求诸己”不仅是一种引导我们正确地认识问题的方式，也是一种指导我们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法。因此，儒家文化中反求诸己的理念，对于建设现代企业文化和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也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

六、结束语

从对儒家文化中一些重要理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儒家传统文化对于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仍然是具有非常有益的现实借鉴意义的，本文只是选择了其中几个基本的理念进行了阐释和分析。儒家文化源远流长，是历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和演进过程中的重要精神力量。当然其中某些部分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明进步是不相适宜的，尤其是其中强调封建专制部分的内容。但是同时也应当看到，儒家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即使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具有普遍实用价值的有益成分。只要我们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扬弃的方式，择其有益成分而用之，择其无益成分而弃之，就能够发挥儒家传统文化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积极促进作用。文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优秀文化的指引，文化的发展也需要现代经济的载体。在企业文化的建设和形成过程中，如果能够有意识、自觉地吸收和利用儒家传统文化中对于企业经营有着积极作用的有益成分，不仅可以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而且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延续。而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并不仅仅是全部依靠其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同时也需要依靠其精神文明的发展程度。儒家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内容，是我国几千年文明史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文化标志。如果能够很好地运用儒家传统文化这个宝贵文化资源，将儒家思想中符合现代文明的有益成分，比如重道义、重诚信、重仁爱等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建设之中，将会使我国企业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单纯谋取经济利益的工具，而且也成为一个造福于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贡献者，进而使我国企业成为真正令人尊敬的企业。这样不仅有利于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也会让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找到现实的传承载体，进而重新找回其原有的文明价值，让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之林中再次显示出绚丽的光彩。由此在伴随物质文明进步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我国在精神文明领域的软实力，最终实现国家综合影响力的全面提升。

主要参考文献：

[1]王文松.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1.22.

[2]牟浴.论儒家文化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的启示[J].经济研究导刊，2013.13.

篇6

儒家思想柔性精神中国舞蹈中国舞蹈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遗存，是我国丰富的文化中蕴含民族精神最明显的一项，并且有着各个区域之间的舞蹈都具有着共通的神韵和风貌，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形式。在中国舞蹈文化的发展中，儒家文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儒家文化思想的“柔性精神”对中国舞蹈的影响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

一、在舞蹈中追溯文化源流和背景的重要性

在对舞蹈的学习中，对其文化源流和文化背景的追溯是十分重要的，虽然舞蹈是一种以肢体语言来传达精神的一种方式，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但是，对舞蹈理论的探讨也是不容忽视的；理论探讨，是使舞蹈者领略舞蹈内涵的重要依据，能够使舞者对舞蹈文化的形成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从而将舞蹈所要表达的思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

几千年来，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谓是博大精深，虽说历年来出现了很多争议，但是不能否认，儒家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而儒家文化思想中的“柔性精神”对舞蹈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可以说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比拟的。在儒家文化中，无论是仁、义、礼、智还是忠、孝、廉、耻，都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柔性思想。

从儒学文化的基本理念来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阐述，其核心思想和文化精神都是围绕着伦理本质和守诚观念来展开的，追求和谐的理想境界、中庸的心理结构和以“仁”“礼”等思想构造出来的社会秩序，以上所提到的内容，都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这种柔性精神可以说贯穿在了整个儒家文化思想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

柔性精神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项主线，并且在中国古典舞蹈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古典舞中所展现出来的外柔内刚、刚柔相冲，以气韵为中心，就是儒家柔性精神的具体展现。通过将柔性精神结合到舞蹈中，从而使舞蹈的表现达到线条柔和，同时也包含了内在的力量，使我国古典舞蹈能够表现得更加唯美。可见，中国的舞蹈文化离不开中国儒家文化中柔性精神的影响，在舞蹈学习的过程中，要对舞蹈中存在的柔性思想进行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对提高舞蹈的表演效果有积极的影响。

二、舞蹈与儒家思想

舞蹈，是一门综合了多种艺术而产生的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凡是能够借着肢体动作来抒发内心情感的都可以称之为舞蹈，当人们的情感达到极致的时候，已经无法用语言或者其他形式来表达的时候，舞蹈就成为了最好的表达方式。由此可见，舞蹈源自于生活，并且能够反映生活，提炼生活，已经成为了一种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是我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项组成部分，占有显著的地位，儒家学说经过历代 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上儒家思想的烙印。同时，在我国舞蹈文化中，儒家思想也起着重要的影响，从我国舞蹈的发展中看，无论是舞蹈的外在形式还是内在的含义，无一不透露了人对美的意境的追求，同时也展现出了深层次的思想，因此可以说，我国的舞蹈文化从起源上就与儒家文化有着某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也随着儒家文化的深入而打上了儒家的烙印。由此可见，研究中国舞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很有必要的。

三、柔性思想在中国舞蹈中的教育理念

在对舞蹈的演绎中，所要突出的不仅仅是肢体动作的美，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撞击所产生的美，而这种美就是中国舞蹈中所突出表现的柔性之美，是一种以和谐、均衡、协调统一为特点的一种美的感受，是舞蹈中最为常见的一种表现形态，是内容美和形式美相结合的产物，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使人感觉柔和、愉悦、舒适，从而给人以美的感受，使舞蹈的本质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

从中国古典舞的角度来看，中国古典舞是在各个民族传统舞蹈的基础上，经过不断的创造和整理，并且加上长期艺术实践的检验，流传下来的具有一定典范意义的舞蹈。在我国古代的文论与画论之中，就有所谓的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之分，这二者同样也适用于古典舞的艺术表现中，在柔性的飘逸动荡中，将内在的气韵和生命力充分的展现出来，如掌上舞的赵飞燕，在对古典舞蹈演绎的过程中，将柔性之美表现的可谓达到了淋漓尽致。正是将这种柔性之美恰如其分地融合在舞蹈的演绎中，才能使舞蹈起到震撼人心的效果，实现其艺术价值。

柔性之美对中国舞蹈文化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的古典舞蹈，在民族舞蹈中，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在我国民族民间舞蹈中，也存在着对柔性美的标准，如人们常用描述自然形态的那种柔美来形容舞者高超的舞蹈技巧和优美的舞蹈动作，柔性美在舞蹈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一直贯穿其中，并且对民族民间舞蹈同样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舞蹈文化的重要特征就是传统文化中的“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将柔性精神合理的运用到中国的舞蹈文化中，能够在很大意义上将舞蹈美充分地展现出来，给人以美的感受。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舞蹈中，“柔性精神”的渗透和表现已经成为了一种重要的特征，鉴于其对中国舞蹈起到的重要作用；在今后的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柔性精神充分地融入到舞蹈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把握舞蹈学科的核心思想，并将其思想内蕴贯穿在教学的过程中，使柔性精神在中国舞蹈中的作用充分地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李玉.浅谈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对中国舞蹈的影响[J].科技创新导报，2012，（11）

[2]黄葶.中国舞教学中的柔性精神探析[J].当代教育论坛，2010，（9）

篇7

关键词：护士长；管理；“仁爱”；应用探讨

护士长的在管理工作中，一方面要指导护士的业务技术和护士与病人的沟通及宣教，另一方面协调满足病人的需求，不断反馈病人的感受。作为护理管理者怎样才能满足这形形又不断提出新需求的人们呢？不断爆发的医患纠纷、护患矛盾，如不久前发生的温岭杀医案等，据文献报道，有77%的护士长认为护士普遍存在心理困惑，其中最重要的是护患关系的紧张。护士的心理困惑与她们自身的应对能力有关，更与护士长的管理、帮助、指导和协调有关。如何正确地引导护士处理这些人际关系，护士长在管理上就要转变意识---“以人为本”，用一种仁爱的行为去和患者以及医疗工作人员进行沟通协商。因此，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提升自己的管理服务水平也显得十分重要。

1.儒家仁爱与护理管理的联系

护士长的管理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对人力、财力、物力、时间的合理有效管理运用。护理管理是一种行为模式，同时也是一门艺术。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始终把人作为研究对象，明确的说明管理、治理的核心是人，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也是人。然而“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它实际上是一门研究人际关系的学问[1]。

2.仁爱内涵与护理管理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理论的创始人孔子就十分注重“仁”，在著作《论语》中就有一百多处出现“仁”字。“仁爱”思想的内涵十分丰富。孔子曾说过，仁者人也，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曾说过：“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可见，儒家明确认为，仁的本质就是爱人。因而，基于这种仁爱思想，就要求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互帮互爱，只有这样人际关系才能和谐，一些社会矛盾才能消弭于无形。仁是对灵动、澄明、清净、良善的自我本心的守护与向往。仁爱思想促使我们反观自我本心的恻隐之端，进而生发向善的冲动，激发自我对生命自身的尊重和爱恋。是建立在人的“仁爱”之情的基础之上的。 “仁者爱人”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一门研究如何调节人际关系的学问。其仁爱的本质是人与人的相互之爱 [2]。

随着护理工作领域的日益扩大，现代化的护理管理的要求，以及社会对护理服务需求的不断提高，使护理管理者面临新的挑战，对护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李秋洁等人认为管理能力是一个管理者所必备的，在广泛的管理工作中需要具备的一系列知识、技能和态度，是管理者体现有效管理行为的前提。因此，现代护理管理的最新观点认为，一个合格的护理管理者，其管理的能力和知识比临床经验更重要。对护理管理者来讲以人为“本”主要以患者为本。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的高度真正把他们当作生病的人而不是利润的增长点。站在尊重和重视人的高度，帮助他们与疾病作斗争[3]。如果护士长用儒家仁爱思想管理护理人员，就会将这种仁爱思想及时传递给护理人员，从而使护理人员在护理患者过程中，能够发自内心的关心、关爱患者，急患者之所急，想患者之所想，从而有助于护患之间的理解和沟通，减少护患之间矛盾爆发的机率。

3 管理方法

3.1管理理念

在管理过程中要，必须重视人的因素，承认人的价值和主体地位，护士长在管理中要转变意识，积极运用“以人为本”的管理方法，一切管理活动均以调动人的积极性，关爱护士，发挥护士潜在的能力，努力营造积极向上的工作氛围，重视部属，使本部门的所有成员都能感受到工作的快乐与自信。在管理过程中护理管理者应该首先树立“只有首先关爱护士，护士才能关爱病人”的推已及人的仁爱管理理念，改变过去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多以行政命令的管理方式，营造和谐和充满爱心的工作氛围，从而使护士主动关心病人，减少护患纠纷。同时护理管理者也要充分理解护士工作忙，责任重，身心压力和困惑，在工作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尽全力为护士排忧解难，正确协调护士、护患之间的各种冲突，并重视护士的身心需要，积极寻求上级领导的理解和支持，为护士争取合理的待遇。

3.2以人为本

荀子说“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医院是人的集合体，作为管理者必须以人为本，在态度和意识上尊重他们，而不只是把他们看作创造价值的人力资本。护士长要做到关心、爱护、尊重、理解护士，对每个护士进行正确的定位，充分挖掘每个护士的潜力，扬长避短，使每个护士对自己有认同感和满足感。同时由于护士大部分是女同志，来自于工作及家、社会、孩子等方面的压力使她们伤感生活的艰辛给她们以同情以及力所能及的帮助。用自身的品格、能力、知识、感情使下属信服你。用“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就能让管理工作就会更上一个台阶。

作为护理管理者，要强化护理安全管理措施。要加强护理风险预防及应急预案的掌握。针对科室的工作性质及特点，每月对科室护理人员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及操作的考核，督促护理人员认真学习各种急救和应急知识。可适当的充分授权，让护士主动参与到管理工作中，让护士弹性排班，自主选择班次，弹性排班是满足患者需求的保证[4]。在工作和学习上，护士长可给予个体化的指导和帮助，为护士争取外出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帮助她们实现职业发展。经常组织科室的集体活动并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使护士有归属感，最终使他们形成对集体的忠诚和责任感。对护理人员采用精神激励和物质奖励，物质奖励上要做到按劳分配，奖罚分明，并与评选先进、晋升、物质奖励相结合，调动护士的积极性，增加自我成就感和对工作的满足感。

3.3增强职业素质、提高服务质量

在儒家思想中，“仁”的主要含义一方面是重视人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出“仁者爱人”，主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落重，建立爱和信任的关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在护理管理中，提高护士职业素养使护理人员在实践中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精湛的护理技术，保持良好的心里素质和人文素养及自我完善的自觉性。正确处理“零度宽容”与“人文关怀”的能力。二十一世纪，我国护理工作已进入以每个人健康为中心的阶段，始终把病“人”摆在最主要的位置上，尊重病人的人格、权利以及隐私，只有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切实的提高护理服务的质量。

4 体会

“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仍然能够为当今社会提供丰富的生命智慧和价值理念。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是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开发，在现代化医院的护理中，儒家仁爱这种以人为本的重要思想，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护理管理者应学会用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去管理护士，引导护士的职业价值观，才能很好的落实卫生部优质护理的各项工作[5]。因此，在护理管理中，护士长应学习并重视仁爱行为，对护士实行人性化管理，构造一种轻松、和谐、团结向上的人文氛围，增强护理队伍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提高护士整体素质，促进护理质量的全面提高。当前，以儒家文化仁爱思想为核心的管理理念已经普遍被许多现代企业所接受，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探索了一定的有效方法，但这种管理方法目前还尚未在医院护士长管理中推行开来，新时代的护理管理者应该转变观念，认真汲取有益精华，用仁爱之心管理队伍，用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调动每一个护士的积极性，从而达到整体效能的作用，最终为了改进医患关系，提升医院整体护理质量。最后，经营“人心”才是事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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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重庆400047)

［摘要］中华民族是热爱色彩同时也善于使用色彩的民族,在众多的色彩中,“红色”无疑是一颗闪亮的明星,是我们的祖先传承给我们的,包含了中国文化心理的色彩精华。“红色”在我国拥有重要的地位,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运用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深厚的文化传统,本文通过研究“红色”在中国的文化背景,探讨红颜色在我国重要的人文地位及国人“尚红”的原因。

［

关键词 ］红色；中国；文化背景

［DOI］10.13939/j.cnki.zgsc.2015.04.098

1前言

世界上爱“红色”的民族很多,但只有中国人将“红色”全面运用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红色”对中国人来说,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生活中重要时刻的点点滴滴：是外婆为保佑我们平安长大给我们戴的红虎帽,穿的小红鞋;是过年时响彻天际,怪兽“年”也要闻声而逃的红鞭炮;是新婚时身穿的红礼服;是节庆时全家团聚,围坐着共同分享的红色的吉祥食物;是远古时期,原始人端起的第一只红陶罐;也是满清王朝,康熙大帝使用的精美的“郎窑红”。这些中国人共同的记忆将这种热烈华丽的色彩“红色”根植在了我们民族文化的血脉之中,并最终使“红色”成为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色彩表征。

2“五色体系”确立了“红色”在传统文化中的“正色”地位

“五色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色彩理论体系。人类色彩意识的萌发,大概是在距今15~20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当时的人民已经开始在器具上涂抹红色,显示出了最初的色彩意识。到周代,冠服制度已经比较完备,不同阶级的人们要穿不同颜色的服装,出席不同的场合,也要穿戴不同的颜色,色彩开始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了尊卑、等级的象征。此外,不同的时代也有各自崇尚的颜色,如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等,这些色彩观念都为“五色体系”在西周时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五色体系”的形成是继承了远古人类的单色崇拜,再结合中国人自己的宇宙观——“五行说”,逐渐发展而来的。中国的古代先哲将世间万物划分为五种构成元素,称其为“五行”,即金、木、水、火、土。“认为这是天地万物的物质构成元素和运行法则”,这五种物质统摄时令、神灵、服色、音律、方向、食物、道德等,以至于帝王的系统和国家的制度”,它们之间又相生相克：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木剋土、土剋水、水剋火、火剋金、金剋木,组合成庞大的五行体系。五色就被认为与五行是一一对应的,如“春为木,位在东方,其色青；夏为火,位在南方,其色赤；季夏为土,位在中,其色黄；秋为金,位在西方,其色白；冬为水,位在北方,其色黑”(班固《白虎通》)。这种五行与五色的对应赋予了中国传统的“五色体系”更多的哲学意义和文化内涵。

“五色体系”提出了“正色” 和“间色”这两种色彩概念,“正色”就是“红、黄、青、白、黑”,“正色”以外的其他颜色称为“间色”。“五色体系”认为“正色” 是尊贵和权力的象征,而“间色”是卑贱和下等的象征,色彩作为等级贵贱的区分标志是“五色体系”在中国古代运用的一个重要特性,在当时,正色只允许统治阶级使用,下层民众只能穿“布衣” 、“皂衣”,因而被称为“白丁”、“黔首”,说明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用色的等级观念始终是非常严格的,使色彩赋予了尊卑等级的文化内涵。

“五色体系”的建立不仅推动了我国古代色彩艺术的繁荣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色彩观的形成。它赋予了“红色”在传统色彩文化中的 “正色”地位,使“红色”逐渐确立其尊贵的象征。

3儒家色彩观为“红色”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

儒家思想是中国流传数千年的主流思想,对中华民族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形成与发展都起着无法磨灭的作用,“仁” 是儒家思想的政治纲领,“礼”是儒家思想的等级标志。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儒家思想大兴“礼乐”,从表现官职等级不同的礼,到祭祀天地山川,社稷宗庙的礼;丧事的礼;个人生活准则礼以及人格修养礼等,制定了一整套的生活法则,以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至汉代,“三纲五常”更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人生活礼仪规范的准则,色彩作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也不可避免地打上孔孟之道的印记,为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服务。

儒家的色彩观念是极为维护和推崇周朝建立的色彩制度“五色体系”的,把“红、黄、青、白、黑”五色定为正色,把其他色彩定为间色,并且赋予了正色尊贵,间色卑贱的等级意义,分别代表君臣上下关系,在礼教社会,色彩就是身份的象征,是绝不能混淆的,一旦错用,就是重罪。《后汉书·服志》也载:“尊尊贵贵,不得相逾,所以为礼也。非其人不得服其服,所以顺礼也。”可以说,儒家思想在伦理道德上加强了红色的正色地位。

儒家思想不仅赋予色彩以社会伦理道德的意义,同时也肯定了色彩的美学价值，“比德”就是儒家美学思想的一大特色,所谓比,即从不同的角度联想和想象自然,德,即政治,伦理,德行,品格等,“比德”就是以自然事物比拟人的道德品行,孔子所谓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就将自然界山水的不同特性与人的不同思想个性联系起来,是“比德”思想的代表,儒家虽然没有色彩“比德”的直接描述,但也给我们以启示,“比德”是自然特性的人格化,道德化,那么作为自然特性之一的色彩当然也可以用来表现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事实上,儒家思想认为色彩之所以美,正是因为它暗示了人的美德和品格,这也符合孔子在《论语·雍也》中说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即文采,指外在表现,“质”即实质,指内在的仁德,“彬彬”即配合得宜，孔子认为文胜质不美,质胜文也不佳,外在表现要与内容实质搭配得宜,方为“君子”,正因为儒家这种对内外表现一致性的要求和“比德”的类比思想,中国传统文化才常用外在的色彩来表现人内在的品格,这使中国色彩观形成了独特的象征意义,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产生很大的影响。例如我国京剧脸谱,不同色彩都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暗示人物不同的性格和品行,如:黑色表示刚直不阿,所以在戏曲中包公就是一张大黑脸,红色表示忠勇,如关羽、姜维、岳飞等都是其中的代表,关公的“红脸”正是暗示其忠诚勇敢,品德高尚的个性品质,“红色”外在色彩之美暗示了人物内在品格之美,而人物内在品格之美又反衬出“红色”外在色彩之美,儒家“比德”的美学思想在赋予“红色”美好的象征意义的同时也就肯定了“红色”的美学价值,使“红色”在中国不仅仅是尊贵的象征更是美的象征,“红色”的美在儒家思想中不仅仅是外在的表象,更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中华民族偏爱红色,正是因为对“红色”之美的认同,所以结婚要穿红色的礼服,过年要用红色装饰,人走运了,是走“红运”;受上级重用者是“大红人”;美丽女子为“红颜”;小姐住的是“红楼”,这桩桩件件都反映出“红色”在中国人心目中具有特殊的情感和美的象征意义。

儒家思想不仅维护了“红色”的正色地位,更肯定了“红色”的美学价值,为“红色”在传统文化中重要的地位提供了理论基础,使“红色”在传统文化中地位更高,应用更广,更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事实上,若要选择一种颜色来代表儒家思想,似乎也没有比“红色”更适合的了,因为红色有积极向上的象征意义,同儒家的入世思想吻合,特别是紫禁城宫墙的那种“红色”,其“沉着而不失艳丽,温暖又带着正气”的色彩效果某种程度上与在封建社会里长期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十分契合。

“红色”如同中华民族一样,承载着沉厚的文化背景,又不断的努力向前发展,这使它不但没有被时代抛在身后,反而在与时代的共同发展中通过影响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影响着时代的发展进程。在当代社会,“红色”已不仅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喜爱,更成为中华民族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成为中国精神和文化的直观展现,对“红色”的探索、整理、继承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课题,其拥有广阔的研究空间和巨大的发展前景,值得我们所有人共同的关注与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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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黄芳芳.“中国红”色彩的文化意蕴及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J］.包装工程,2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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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儒家思想把个人的成长同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以天下为己任”（《南史・孔休源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责任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的爱国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腾文公下》）的英雄气概等，都是思想品德教育的绝好教材。这些教材有助于树立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培养他们积极向上，努力为国家、为民族、为社会做贡献的社会责任感。

二、培养学生的良好品格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爱人”，就是将别人看作是与自己一样的人，有了这一前提，才能超越利己的天性，关爱、同情、尊重他人。这种良好的品格正是我们的教育所追求的：使学生通过学习，学会关心他人，为社会履行责任。

三、培养学生的刻苦学习精神

孔子说“学而不厌”，强调学无止境。他告诫学生，“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为政》），“数十年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述而》），“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为政》），并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教师要让学生理解这些语言所蕴含的深刻含义，了解古人做学问的精神，使学生能有所感悟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刻苦学习，努力追求。

四、促进学生学习质量的提高

孔子在学习方法上提出学思并重的原则，强调在学的基础上发挥思维的作用，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意思就是说，只注重学习而不注重思考，就有可能被知识的表象所蒙蔽；只注重思考而不注重学习，就有可能因疑惑而更加危险。这一学思并重的原则使学生认识到在知识获取的过程中思考的重要性，使他们在进行科学研究时敢于创新，敢于质疑。

五、学以致用

孔子认为：“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读了诗文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不能完成；派他出使四方各国，也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隐含的意思就是，教给你诗文三百篇，目的就是要让你有能力去完成政治任务，有能力去出使应对四方。由此可见，他认为学习要学以致用，教育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在现代教学中，课堂外的航模、电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兴趣小组活动，暑期的社会实践考察等都体现了这种思想。因此，教师要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知识、适应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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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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