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古代文化的基本精神，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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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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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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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礼仪 现代礼仪 主旨 融合 政治意蕴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2）15－0073－01

中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素有“礼仪之邦”之称，中国人也以其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十分丰富。在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我们应立足于吸收民族文化中的精华，使传统文明礼仪古为今用，重建一套现代文明礼仪。

一 中国古代传统礼仪的主旨

中国的礼仪是传统文化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核心是礼。在中国人看来，礼是可以凝聚不同民族和地域人们的一种精神，是社会生活中一切行为的准则。因此，以礼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礼仪蕴涵着特殊的意义，涉及政治、道德和社会等各个方面。

1．礼仪的政治意蕴

中国的礼仪源于政治。古人认为，礼是“国之干也”“政之舆也”，是为政者“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的依据，是保持政令通畅的重要手段。倘若没有礼，再好的政令也不可能通达四方。

2．礼仪的道德意蕴

礼仪与道德的结合是中国传统礼仪的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礼仪也是一种道德文化，学习和遵守礼仪是达成善良人格的重要途径。“立于礼”是为人之善，即以礼为做人的根本；“行于礼”是处事之善，即以礼为做事的准则；“让于礼”是交往之善，即以礼为交往的准则。

3．礼仪的社会意蕴

在中国历史上，礼仪对于整个社会的治理和调控具有重要意义。礼仪调控社会关系的内在机理，主要是通过礼仪所具有的价值导向功能和价值评判功能来调节人的情感和意识，约束人的行为。

二 现代礼仪与古代礼仪的差异

1．相对于传统礼仪，现代礼仪的内涵和作用范围大大缩小

现代礼仪所表达的是人的一种外化修养和某种程式化的规范，是一种交流的“语言”，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过程，传递的是友好、尊重的信息，以快捷、简明、实效为其特征，力求表达人们真实的情感，其形式及传递信息被对方准确无误地认识和理解。而中国古代的礼仪包含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社会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国古代是一种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一种手段，因为用德和礼来治理国家要比用刑和政来治国优越得多。

2．传统礼仪讲求礼与法相结合，现代礼仪乃自我约束

在古代，礼之所以能在治理国家上发挥作用，是因为礼与法相结合。礼包含了法，为法的灵魂；法是礼的后盾，是法的具体体现，法与礼互为表里，互为补充，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两件法宝。现代的法制社会，礼与法是有严格区别的，违法则以刑律处之，违礼则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的范畴，最多受到议论或舆论的批评，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3．相对于中国传统礼仪的等级制度，现代礼仪注重平等

现代礼仪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向对方表示尊重、友好的惯用形式，是建立在平等、互敬的基础上的，对对方的尊重，也是一种自尊，也要记得对方对自己的尊重。中国传统礼仪则是建立在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等级之间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也享有不同的礼仪规格。

三 现代礼仪与传统礼仪的融合、矛盾

礼与俗的分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结果，前者渐行渐远，甚至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中为人诟病的对象，而一些淳朴的民俗也不可避免地被新的民俗或时尚所替代。要想在新世纪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就离不开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因此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化日显其紧迫性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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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高校开设人文课程的实际看，具有独特的客观条件。理工科院校人文课程相当少，更多是思想政治类课程，历史、哲学、教育、美术等是少之又少，而作为大多数理工科高校基本开设的大学语文则必然成为承担培养人文素质的重镇。再从当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排上看，古代部分占相当大的比重，而且背后的文化趋向鲜明，蕴涵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徐仲玉主编《大学语文》带有明显的“国学”色彩，钟情于培育学生的传统文化品位和情趣，共收录从先秦到现代65位作家(包括无名氏的《诗经》《汉乐府》)共96篇作品，其中的“文质兼美”的古代文学作品83篇，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十余篇，包含《诗经》《论语》《老子》等经、史、子、集的经典选文，与现代作品数量相当；唐宋诗词文多达42篇，占总选文量的一半，颇能体现“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可谓“提高文化修养，培养高尚情操”的范本。鉴于此，大学语文就成为传播国学的最佳课程。

（二）大学语文传承国学的学科优势及特征大学语文与其他课程相较，具有独特的学科优势。高校专业课以及基础数学、物理等颇带枯燥，而政治、法律等太实，大学语文则作为高校重要的公共基础课与人文课程，散发着灵光，洋溢着文学与文化双重魅力，人文色彩浓厚，可以陶冶思想情操、升华生活趣味。其特征还在于：1.文史哲涵摄、文理兼融、多学科交叉。内容主要是涵盖古今中外的典范作品，可以兼及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伦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艺术批评、美学等广泛的人文学科领域，乃至可与自然科学有某种联系；而且作者众多，亦包括科学家的美文，可以做到文、史哲、理秘响润通，特别是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的互渗融合。2.靠语言功能优势，且注重与心灵、生命对话。学生可与古今一流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军事家、小说家、诗人、散文家进行心灵交流与精神对话，倾听对人生万象、宇宙万物深邃的思考，对人的生存困境的透视，以及对真善美的恪求。3.以情感人。传授知识以及传扬国学精神时，不是靠灌输而是以细腻、丰润的情感潜移默化、寓教于乐地熏染，使学生获得更持久隽永的心灵陶钧和审美享受。4.归宿：人格培养。在闪烁着智慧和真情光芒的作品中，获得知识的熏陶，生活的情趣与人生真义的感染，激发其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和社会担当感，最终归于人格境界的提升。5.可通过感受画面美与领悟意境美传承国学。6.重视生命感悟，想象卓特，以激发学生的独特体验。

二、大学语文传扬国学的路径与方式

（一）提高认识，营造重视国学教育的良好氛围，从思想上认识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二）转变教学理念，微调教学目标，重新制定培养方案，将传统人文素质培养放在突出位置，并丰富国学教育内容。具体有：1.大学语文教研室专门成立国学教研组，或者大学语文教研室可改名为“大学语文与国学教研室”，或以大学语文教研室为基础建立国学教研室。2.本科通识教育中开设国学课。3.整合相关学科，设国学选修课。4.有条件的，可成立国学教研所。

（三）推进教材的改革，彰显国学意味。当前教材传统文化篇章已较多，但还需加推进教材改革，使其更加彰显国学意味，既体现了中华民族五千年辉煌的文化成就，也传递优秀的传统文化精神，同时也增添了大学语文课的自身魅力。内容择取上，加大国学容量，一方面精选最有代表性的国学经典人文佳作，尽可能涵盖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心理、教育等各个方面；另一方面形式上要文质兼美、多种多样，包括诗文、著述、演讲、随笔、日记等，还可包括哲理故事、名人传记等，以激发想象，启迪智慧。结构上采取全新方式，如可根据国学整体特点与时代要求，进行内容的分类整合，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确立“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四个维度，在每一维度之下，含摄丰富多彩的内容。附录部分，不仅有常用工具书简介、古代汉语常用句式例释、古代汉语常用虚词例释、常用修辞格例释、诗词格律简释、文学欣赏技巧以及历史朝代简表等，还应有国学基本知识与国学发展史，如古代典籍体系（经、史、子、集）、古代目录学体系、儒释道典籍常识、传统节日文化知识等，特别是国学的基本特质、基本分类、基本精神等。

（四）教学上，创造性地展开探索，以提高学生的国学文化素养。1.讲授内容上，有意识、有目的地精讲最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传统的国学精品文章。2.讲授时重视文化分析，充分挖掘作品背后的国学内蕴与精髓。如渗透儒、释、道深层文化；挖掘异彩纷呈、宏富博大的人格魅力，包括爱国情结、自强不息精神、济世情怀、独立自由人格、现实关怀意识等；贯穿天人合一的文化观；讲清中国最高的文化理想：和谐。3.利用课堂和作业，熟背经典，守住自己的精神家园。如《诗经》《论语》《庄子》《孟子》《离骚》《史记》唐诗宋词等。4.教学方法与手段上，可采用课堂讨论、启发探究、自主研习等多种方式，并充分运用现代教学手段，增强教学效果，使教学凸显图像化、传媒化、多样化，并逐步实现全程多媒体教学和网上教学。

（五）加强师资队伍建设。1.教员首先要不断拓宽知识面，敢于当“杂家”，通过多种方式丰富自身的国学视野、国学知识与国学素养。2.整合资源，引导文史哲教师参与大学语文教学。3.组织大学语文教师参加著名大学国学院的定期国学培训。4.聘请校外名家做兼职国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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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世界。文化是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媒介。设计活动是一种综合性创造，它要把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进步有机地结合起来，凝结在物质形态的产品之中。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解析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建的、改造的、享受的、传承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称，它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它是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是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诸多内容，而且表现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那么，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首先，是“人文”精本文由收集整理神。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主张人们通过自身的修养与学习，成为高尚的人、有理想的人。因而古代的“人文”精神非常重视礼仪形式，提倡德治，力求使社会各个等级和睦相处。正是有了这样的“人文”精神，才培育了中华民族积极进取、坚韧不拔、敬老爱幼、救济孤残、勤俭持家等美德。

其次，是“自然”精神。道家经典《老子》将“无名”作为天地的始原，“有名”作为万物的根本。它们是外延很大的名词，如果要从哲学上加以概括，都超越不了“有”与“无”的外延范围。《老子》一书还提出要如实地去认识自然，不要附加人的主观想象，因为天、地、宇宙来源于“道”，而“道”则是自然。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精神的出发点。

再次，是“奇偶”精神。当人们探索自然地奥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时从“五行”的“五”去看事物的构成和变化；有时从“偶数”的相对相生去把握自然和人生变易的道理。这种“奇偶”精神浸透于中国古代的哲学、自然科学、古建筑、古代都城布局，甚至连古器物的造型美，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归结为“奇偶”精神的体现。

最后，是“会通”精神。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是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文化，她善于学习各种文化体系的长处，又能加以吸收，用以丰富自己，这就叫做“会通”精神。

二、现代艺术设计教育

现代艺术设计在中国只有二十几年历史。我国的艺术设计，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产生的，是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兴起而兴起的。有些艺术家和设计师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急匆匆地紧随商品经济这趟末班车，追逐潮流、赶超世界，却无法冷静下来，审视自己的理论，研究自己的教育。

各高校大幅度增设艺术设计专业，扩大办学规模和招生人数，一时间，艺术设计成为国内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虽然各个高校在教学改革方面一直不断深化，但由于我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历史较短，艺术设计教育体制和体系也都基本上取自西方，至今仍然未能建立起自己的语言与特色教学，造成了现代艺术设计教学盲从西方，却又因文化积淀与西方迥异而无法达到与西方相应水准的矛盾现状。

三、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中的重要性

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对现代艺术设计产生着巨大影响。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发展与成熟更离不开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缺少了本土历史与文化底蕴的支撑，照搬西方模式的教育方式，是不能适应我国当今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艺术设计既要与世界接轨，又应具有民族传统文化的特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仅要培养具有现代化创新能力的设计师，还要求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一个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深刻了解的设计师是不会有深层次的艺术作品呈现给国人的。因此，培养具有中国特色的新一代设计师是现代艺术设计教育工作者要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艺术教育应在培养学生基本功的同时，增加对学生的基础理论知识，尤其是传统设计理念的总结。在具体的艺术设计教育过程中，应有目的地、有针对性地将中国传统文化渗透到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去，增开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基础理论课程， 强化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应将设计教育引向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之中，摒弃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粗浅、狭隘、偏颇的认识，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传统文化形式上的简单嫁接和盲目照搬， 要引导学生理解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灵魂；应在设计教育中提倡将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融合，将现代人的审美情趣与思维方式相结合，保留中国本土设计的艺术本质和民族审美特征，设计出真正具有民族气息的高水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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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李春青先生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一书，通过一个典型的学术个案，为北师大文艺学学科近年来力倡的"文化诗学"，在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两方面作出了具体的演示。

在该书"引言"中，春青先生介绍自己的研究方法是将诗学话语与学术话语平行置于普通的文人心态之上进行对比，看一看二者之间有哪些共同之处，在各自的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它们又有这样的内在联系。并言之所以如此，目的是为了揭示宋代诗学观念所蕴含的丰富的非诗学的社会文化内容，以及梳理这种诗学观念生成的学理轨迹，最终借助于对宋学基本旨趣的阐释，寻觅出宋学与宋代诗学共同矗立其上的深层的意义生成模式。笔者以为，这实际上体现了春青先生欲从文化史和学术史两个维度来审视、阐述宋代诗学的意向，而从该书作为《文化与诗学丛书》之一种，以及从宋代诗学观念生成的历史语境两方面来看，这种研究视角的选择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首先，"文化诗学"之用意，即就是意欲通过文化与诗学之间的互动关系析解出一些更加深层次的东西来，用春青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个东西就是"深层意义生成模式"，而这正是理论研究所必然要求的一种品格，庸浅的历史现象复述与深刻的历史意蕴析解之区别正在这里。其次，宋代诗学的"文化"含量确实非同一般，宋代诗学话语是在与这一时期的哲学、史学、宗教、伦理话语的交融、互渗、相互转化和彼此触发的过程中展开的，如果割裂宋代诗学与宋代学术文化的共生关系，仅仅就诗学而谈诗学，则所见者甚微少，便担当不起"文化诗学"这一名目。于此，笔者完全同意春青先生关于古代文论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文化研究的看法。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基本观念和范畴体系与其它文化学术话语之间是一种共时性展开的关系，如果离开了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整体把握，便无法准确地体知古代文论的观念和范畴的精神、义理。而这样一来，春青先生所进行的"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研究，在一定意义上便成为对宋代诗学观念的一种原生态描述和整体性解析。我们之所以肯定春青先生的研究方法，正在于他的方法论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要求之间，确实押韵合辙而无比妥帖。

我们注意到春青先生所使用的"宋学"这一范畴，实际上涵盖了与宋代诗学有牵涉的宋代的文化、思想、学术等诸多门类，而在对此的观照中，又紧紧扣住"宋学"影响宋代士人文化精神特征形成这一关键点，并以为在"宋学"影响下形成的宋代士人的以儒家的修身养性之学为基点、格物致知而辩言入理、经世致用而关心世事，以及坚守思想学说的自信原则等精神特征，完全贯彻到了他们的文学观念的建构之中，并由此而决定了宋代诗学的价值旨趣。应该说，这一结论之得出，是春青先生长期精研宋代思想文化和艺文典籍，以及长期浸沉于宋学、宋艺之中的结果，正因其平实，方为体贴入微，与那些新讹的命名式言说不同，在于其中充盈着学术诚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说所谓人文学术方法无所谓新旧之别，有学养根柢，有学术诚信，酿造到火候，左说右说，横说竖说，皆成学问，否则任啥也不是。此为题外之言。

在研究工作的具体展开中，春青先生将宋代的文论与宋代的学术文化视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成机制与深层意义结构的彼此相连的整体，因此在析解文论观念和范畴时注重从"宋学"话语中寻找其根源与演变轨迹。同时又扩展研究的疆域，除诗文评论之外，又将整个宋代的文化学术纳入视野，对这些非艺文类的话语系统中所潜藏着的诗性话语或影响着诗性话语生成和展开的因素亦高度关注和精心理会。这样，便形成了该著以总论与分论结构成篇的特点。在"总论"篇中，先阐述宋代士人的文化心态，以及"宋学"的诸如"心"、"性"、"诚"、"敬"、"思"等基本思想旨趣和核心范畴，然后讨论宋代诗学的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并进而梳理出了"宋学"对宋代诗学的的一般影响的若干重要方面。在"分论"篇中，对各家各派的体知，一般也是先描述他们的文化精神特征，然后分析他们的学术旨趣，然后探讨他们的诗学观念。这实际上就是认为，宋代士人的文化精神和学术旨趣是他们建构自己的诗学话语之前提与基础存在。这样的经营，不但有助于研究工作在指述和阐释功能方面向对象之更隐秘微妙处延伸，从而强化学术研究的解蔽功能，而且又保证了这一研究的性质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以及春青先生目中的研究对象既是文化的，又是诗学的。在文化的与诗学的之过程中，实现文化与诗学的圆融自洽，是该著的最大成功之处。当然，如果在"分论"篇中将欧阳修之前的宋儒们的话语也予以论析，应该说也是"宋学与宋代文学观念"的题内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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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和合文化、天人合一、诗性智慧、和谐基调

美籍华裔学者成中英先生在检视和反省中国儒道形而上学与本体论后认为，中国式因果律首要特质在于“一体统合原理”（“整合性原理”）。即：“世间万物由于延绵不绝地从相同的根源而化生，因而统合成一体。换一种说法：万物通过创生的过程得以统合。于是，在道或天的形象覆盖下的万物实为一体，万物都共同分有实在的本性。此外，万物之间莫不交互相关，因为万物皆同出一源。……万物所共同分有的一体（道），既维系万物之生存，又孳生化育万物”。①成氏进一步认为，“因为万物间莫不交互相关，而形成各种过程间的变化网络，于是运动力的传送就被视为生命活动的表现”。②由此构架出“内在的生命运动原理”（“内在性原理”）。复次，“由于‘一体统合原理’之故，世间恒有和谐与平衡存在”③，形成中国因果律之“生机平衡原理”（“生机性原理”）。此因果律的三大基本层面衍生出中国式因果律模型：串连式思考（整体式观照）和辩证法则④。成氏的上述分析实是对中国“和合”文化之特征作了精辟的理论提摄。重视万物间的整合关系、辩证运动关系、有机性联系正是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这些理论精髓不仅是东方文化中的瑰宝，更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和审美运思的源头活水。

笔者认为，在中国“和合”文化中，以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和人与天地万物的视同对等或异质同构为基础进而在此二者间确立一种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其次，“和合”文化中的整体直观思维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审美体验论，它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在内缘已心、外参群意的审美体验活动中获得对生命终极意义的瞬间感悟，从而实现审美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合一。再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而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篇8

关键词:中国书法；文化符号；能指；所指

中图分类号：J292文献标识码：A

“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假如没有符号，便没有人类。人类的婴儿只有当他被导入和参与文化活动时，才成为人类个体。文化世界的关键和参与文化世界的方法是――符号。”［1］中国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毫无疑问，它也具有符号的功能。

符号学认为，一个符号由“能指”（形象）和“所指”（概念）两方面组成，作为文化符号的书法，也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书法形象，也就是以物态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汉字字迹，包括字迹的点画、结构、布局，也包括汉字字迹在特定材料上所显示出的各自不同的色彩、形状、质感等视觉内容。它是书法这一文化符号所借用的符号代码，属于符号学上的“能指”系列。第二层含义是由书法的诸种形式和风格所传递的信息，属于符号学上的“所指”系列。所以，对书法进行文化解读时，以物态化形式呈现出来的汉字字迹只是一个基本的参照系数，是人们认识中国书法这一文化符号“所指”的文化内含的媒体。

那么，作为文化符号的中国书法的“所指”意义究竟是什么呢？文化学家指出：

文化存在于思想、情感和引起反应的各种业已模式化了的方式当中，通过各种符号可以获得并传播它。另外，文化构成了人类群体各有特色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的各种形式；文化基本的核心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即从历史上得到并选择）思想，一是与他们有关的价值。［2］

就书法而言，它是古代中国人所创造的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至少包含有三个因素，其一是书写者所处的历史时代，其二是书写者的书写活动，其三是书法风貌。这三个因素互为因果，交互影响。不同的历史时代会养育出不同的书家，书家的书写活动产生了不同的书迹，不同的书迹再现不同时代的精神及书者的心态。这种关系，既构成了书家书法活动的基本反应链，又形成了书家生存的基本文化环境特征。因此，从文化学方面解读，就将从这三点着手，分析其独特的文化特质：第一，书法家，行为主体；第二，书迹――他们制造的具体文化形式；第三，价值――历史遗传和现实选择的价值。

一

书法家是书迹的制造者，对书法家的研究应该成为书法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但尴尬的是，在古代中国，书法家一直没有非常固定的称谓。汉代有“佣书”一业，且一直延续至明清，它是一种代人抄书的工作，从事这一行业的，都是家庭经济不良者。从严格意义上说，“佣书”人在古人眼中不是书法家，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书法家。今天谈论的书家，几乎全是名士词客。由此，我们不得不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在古代的中国，书法虽然也是一个有一定技术性的专业，但它却没有固定的从业者，任何一个文人，都有可能成为书法家。换句话说，我们应正视中国古代“书法家”作为一种“文人”的社会存在，而不是仅仅把他们视为“艺术家”，甚至不能首先把他们视为艺术家。因此，本文中的书家，基本上可以等同于文人。书法家不仅是书迹的制造者，同时又是生活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存在。在文化学理论中，作为文化存在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作为文化创造的主体而存在的，他的生存过程，是一个文化创造与自我创造并存的复合过程，文化是人通过文化创造而对人自身的创造，人的存在有三个基本特征：“第一，人的文化可能性，即人的自我创造性，自我设计；第二，是人的自由解放性，自我实现的超越性；第三，是具有自我文化生存过程独立存在性。从时间性结构来讲，人是面向未来的‘感性地’生存着的。”［3］上述三个特征，揭示了人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创造性能力以及这种种能力实践的形式和目标，它告诉人们，人的文化特征不是天然的，抽象的，而是在具体的生存环境中自我生成的。就中国古代书家而言，他们的“感性地”生存也显示出三个特征，即能明确确立自己的活动目的、具有适应现实的能力、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中独立存在，也就是目的性、适应性、独立性。

不管愿意与否，古代文人都无法与书法绝缘，他们使用汉字，就介入到书法中。而且，书法是古代文人科举出仕的必修之课，对书法精通与否，会影响到他们的前途。因此，熟练地掌握书写技艺是中国古代文人为社会服务、实现自己人生价值所必需的技能，是其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方面，是其基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古代文人而言，修习好书法是为了使自己在仕途上具有更强的竞争力，也是使自己更好地适应社会需要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并不是“为艺术而艺术”，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文征明和董其昌会因书法拙劣而在科举考试中失败，又因科举失败的刺激而努力学习书法，这正好说明了古代文人参与书法活动的目的性与适应性。

文化学家特别强调文化整体与个体的关系，早就注意到了个体在参与文化创造过程中的情感倾向：“参与一种文化或文化的一部分，在情绪上根本不可能是中性的。参与文化的态度可以表现为一个系列，可以在热烈接受到坚决反对这样一个系列中表现，甚至那些看上去似乎很协调的参与，也会有情绪的色彩。”［2］（p.119)用这一理论来评价中国古代文人参与书法活动的特点是完全合适的。中国古代书家独立性的文化品格从何而来？构成因素很多，但至少有一点很明显，即来自于他们参加文化过程中所秉有的强烈的情绪色彩，这种情绪色彩体现为积极的参与意识、强烈的情感表现。他们带着明确的目的去设计自我，满怀热情地实践自我设计；而当他们自我设计无法实现，他们的人生追求受到挫折时，他们的情绪表现也是相当激烈的，其表现形式是将自我解放的自由意识引入书法中，在书法中寻求自我设计的转移与再实现。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以张旭为例对此作了极为形象的说明，篇中，韩愈以积极入世观肯定了张旭因为“有道”，所以“利害必明，无遗锱铢，情炎于中，利欲斗进，有得有丧，勃然不释，然后一决于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古代留传下来的各种书迹作为书家文化品格的载体，将书家们在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解放等文化行为中的情感活动记录下来，构成了书家文化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家书写汉字的过程和结果，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创造活动和文化形式的一部分。所以，“中国书法”作为文化符号的“所指”内含之一，就是自我创造与自我超越并存，优越的自我设计与强烈的情绪表现并存。

二

中国古代文人在进行自我创造的同时创造着古代中国文化（其中包含着中国书法），他们的社会生活与文化创造都离不开相应的文化环境。古代书家作为文化存在，他们首先是文化的创造物。他们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和人文风尚，引导和制约着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自然而然、自觉不自觉地遵从该时代特有的主导文化模式，进而创造出符合该主导文化模式要求的书法风格。正是魏晋玄学的盛行，催生了以畅逸秀美为整体特征的王氏书法；同样道理，以颜真卿为代表的盛唐书法也是在当时崇尚刚健峻拔、“筋骨精神”的整体文化氛围中诞生的；而明初馆阁体的流行无疑也是肃杀血腥的文化环境酿制出来的恶果。为什么大多数书家，在大多数时候，都遵从一定的文化模式？文化学家认为，“有两个原因是很显然的。首先，由于习俗相袭，一个人对自己的群体的团结一致是抱着肯定态度的，他避免产生孤独之感。其次，如果要有社会生活，要有随之而来的分工，那么就很有必要有一定的文化模式。”［2］(p.121)个体生存与社会模式的关系是很深刻的：“个人的文化背景给他提供了谋生的原料，原料是贫乏的，个人就要受苦；原料是丰富的，个人就有了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每个人的个人兴趣取决于文明时代的积累是否丰富。”［4］ 很明显，生活在明初的书家，其幸运程度是无法与生活在魏晋或盛唐时书家相比的。书家们所生活的文化背景会给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化原料，这些文化原料对他们的心智、思维、人格都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所以从书家的人格特征上来看，他们所具有的目的性、适应性和独立性的共性特征，便是其所处时代主导文化模式引导的结果，因为在文化主导模式的引导下，文人们总是依照时代文化的需要去设计和塑造自我。在文化主导模式的作用下，书家们的生命价值投入也常常表现出优化的特征，也就是在生存过程中追求一种符合主导文化模式要求的生存价值，以求得理想的生存状态。这种优化的价值投入使书家的精神风貌和个性气质显示出与时代文化精神相一致的特色，这也是人们总是将王羲之书法等同于魏晋风度，将颜真卿书法等同于盛唐气象的原因。

但是，书家与文化环境的关系，并不全是一种单向作用，文化与人是互相创造的，因此，书家与环境的关系也多表现为相互作用，相互完善：“由于人们无法实现超越个体生命之上的整体生命的完整，便建造了对象化的人的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是人的存在须臾不可分离的一种生命形式。但是，人的状态不是一经生成就不再变动的。作为多种规定性的统一体，人是一种可调系统，即通过调整自己而适应任何环境；通过调整活动过程而促使之能够更顺利和更大程度地实现目标。文化与人相互创造，文化环境与人的存在相互作用，相互沟通，在主体性活动的价值性、效应性以及信息流通等诸层次上，形成一种日益合理、不断完善的自稳自组的系统，并且由此而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使人与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达到优化的程度和状态。”［3］(p.134)人与环境的这种相互作用，给中国古代书家的自我建构带来诸多灵便。书家们在遵从主导模式的文化驱力的作用下，确立了自我书法风格的方向，给自己的文化生存以长远的目标定位，这种优化意识给书家们提供了生存的强大精神能量。但是优化价值投入的目的性并不等于其现实性，在书家的现实人生中，生存环境的现实性往往远离书家优化价值投入的目的性，使主体投入与现实阻力发生强烈反差，导致严重的价值悖离。在这种情形下，人与文化环境的“自稳自组系统”往往使书家们进行一番艰难的价值调整，从优化价值转向适性价值――适应现实环境与心境的生活需要与感情满足，在主导模式之外，选择另一种文化模式，进行书法风格的重构。在自我重构过程中，优化价值投入退居次要地位，而适性价值成了书家的首要选择。徐渭书法对点画狼藉甚至有失散乱的笔墨效果的追求、傅山书法对“宁拙毋巧，宁丑毋媚”的美学主张的实践及郑板桥“六分半书”对真意、真趣的崇尚，可以说就是书家经历了艰难的内心搏弈之后向适性价值转变的最好例证。如果说在优化价值投入阶段，书家的主导性动机是崇高的自我设计与实现，那么，在适性价值选择阶段，书家的生存动机则是适性的自我设计与实现。中国古代书家的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经历了这两种生存动机的艰难转变，都有过从崇高人生的设计到适性人生的建构的过程。书家们将这种转变的人生感受寄托在书迹中，用书法表达他们的人生理想，描绘他们的人生设计，其留下的书作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自上而下的动机转变及人格设计转型的见证。正是在这种不断的转变中，中国书法才逐渐衍变出多姿多彩的局面。因此，中国书法的文化“所指”之二，即体现了书法文化创造主体和文化环境的双向作用下书家们人生设计的转变，蕴涵着适性人生建构的自由与生存的艰难。

三

中国书法的“所指”之三是，在用笔墨线条制造的“虚幻”世界中，客观程式化因素与主体性设置因素并存，心灵的永恒性结构与能动的目的性结构并存。克乃夫・贝尔曾指出，艺术本质上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中国书法有丰厚的意蕴，广泛地体现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思维，积淀着一定的理性内容，因而是一种“有意味的形式”，是一种艺术。符号学美学家苏珊・朗格认为，一切艺术符号都具有“奇异性”即“他性”，所谓奇异性或他性，就是指艺术符号能与现实分离。那么，艺术符号如何与现实分离呢？朗格认为，第一，要创造一个虚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形式只是纯粹的表象，而无现实的功能；第二，要使艺术形式（符号）具有可塑性，以便能够在艺术家操作之下表现什么而非指明什么。朗格说：“达到这一目的也要靠同样的方法――使它与实际生活分离，使它抽象化而成为游离的概念之上的虚幻之物。”［5］可见，在朗格看来，艺术是以特定的形式去表现现实世界的质（抽象），艺术世界较现实世界更具有目的性、情感性，因此它较现实世界而言是一种“虚幻”。中国书法的艺术美也是一种“虚幻世界”之美，但书法世界的“虚幻度”体现何在呢？

书法世界中的虚幻度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其一，是客观程式因素――由历史传承而来的成为一种遵从对象的物象形式或情感趋向、审美情趣。“它具有为整个整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的部分所分享”。［2］119这种物象形式或情感趋向、审美情趣已不再具有现实生活的性质，它作为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客观存在着，书家们在欣赏这种物象或情感、情趣的同时，也用笔墨线条去表现这种物象或情感、情趣。中国书法所展示的汉字的点画部首及整个字结构和字的排列组合并不摹仿什么，但在中国古代书家们看来，既然汉字的创造经历了一个“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过程，客观物象就一定能迹化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因此古人常用天涯初月、河汉众星、飘风骤雨、迅雷惊电、落花飞雪、奔蛇走虺、鸿飞兽骇之类的画面让人领略造化的神奇，领悟书法的美妙境界。这些“物象”所引发的情感，往往也具有一定的程式化现象，这是由于他们共享文化的结果，此其一。其二，主体性设置因素――书家特有的情感活动、人格追求、价值评判等。书法世界中或许有某种客观程式化的东西，但更多的则是书家主体性设置的因素。海德格尔认为，艺术的本性是“存在者的真理将自身设入作品”［6］。也许海德格尔对“存在者的真理”另有解释，但在我们看来，这里将它解释为艺术创造者自身的生命体验和情感寄托也是很合适的。书法家的书法创造是一种个性化的活动，尽管他们共享某种文化，但在这种文化中所引发的情感及用以表达这种情感的形式，则不尽相同，愈有个性的书家，愈善于在文化的共性中“设入”其自身的“真理”。古代书家在这一方面是很成功的。例如同样的飘逸，王羲之与王献之就各有特色。其所以如此，关键是古代书家在书写汉字的过程中恰当地把握了艺术世界的“虚幻度”。

与此相应，古代书家情感中所抽象出来的“质”也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永恒的心灵结构――体现人类普遍特征的结构形式。维柯将这种特有的结构形式称为各民族共有的“精神语言”：“在人类制度本质中，必定有一种为任何民族所共有的精神语言，它毫无例外地抓住人类社会生活中可能出现的种种事物的实质，而且以形形不同的变化来表现这种实质，一如这些事物本身可能具有形形不同的方面一样。”［7］詹姆斯说得更明确，他认为结构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明确地寻找心灵本身的永恒结构，寻找心灵赖以体验世界的，或把本身没有意义的东西组成具有意义的东西所需要的那种组织类别和形式”。［7］古代中国书家当然没有这种明确的概念和追求，但中国书法则具詹姆斯所说的那种永恒心灵结构的特点。如，古代书家书写过程中遵循的“物象生动可奇”的基本原则，要求书法的“形”与“象”均有所本，并最终归结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杜甫用“锵锵鸣玉动”来描写张旭的草书，说明中国书法中蕴含着人类对音韵节奏的体验；从蔡京不入选宋四家，以及世人对赵孟\人格的卑视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书法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等等。从书法中，我们能概括和抽象出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结构形式，能传达出人类生存的基本情感体验。因此，中国汉字虽几经更迭变迁，但并不因为有了隶书就废弃之前的篆书，也不因有了楷书就不再使用隶书，而且各种书体都凝结成了相对稳定的“有意味的”符号形式。也许，中国书法就是一种象征着中国人生存特征的精神语言。其二，能动的目的性结构――体现主体特定情感特质的结构形式。卡西尔认为，“艺术并不是对一个现成的即予的单纯复写。它是导向对事物和人类生活得出客观见解的途径之一。它不是对实在的模仿，而是对实现的发现。”因此艺术活动具有“心灵的能动性”［8］。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书法是古代文人心路历程的符号表征，是文人解释自我与社会、自我与自然的手段，是文人发现自我优势、展示自我优势的途径。在古代中国，书法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权力话语。其中，技巧性、神秘性、表现性、修养性、文化性都依附于权力话语四周，起到支撑和肯定的作用。中国古代文人不论是身处高位，还是退隐山林，都须臾离不开书法的事实，表明了他们对自由生命的执著追求，对失意坎坷的合理补偿，对有限自我的超越意愿等等，更将他们的文化创造力充分发挥出来，展示了他们的探索欲望、自制能力、独立意志、自由风范。所以，中国书法时常被当作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引导人们去认识和理解古代中国文化特色和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

参考文献：

［1］［美］E.B.怀特.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37.

［2］［美］克鲁柯亨.多维视野中的文化学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118.

［3］李燕.文化释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3.

［4］［美］露丝・本尼迪克.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95.

［5］［美］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71.

［6］［德］海德格尔.诗・语言・思［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7.

篇9

关键词：中国传统法律；基本精神；人伦属性；礼法结合

回顾中国法律近代化之历程，自清末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始，风云一百多年年，其间几多曲折。时至今日，中国法律传统并未如日耳曼法传统在英美或罗马法传统在法德一样得到继承改造和更新，而是被逐渐疏远和废默。当前的法学研究或法治建设，我们多指望着从西方的经典中寻找模式和答案，但探寻中国本土传统法律的声音少之又少。中国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过分“西化”而激进反传统倾向，导致了社会大众对既有法律传统的疏离和对新型法律的隔膜。虽然近代化的法制已建成，但中国社会大众的法律观念近代化远未完成。法律与社会生活、大众观念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隔阂。

《中国法律传统的基本精神》——中华法系寻根之作，正是范忠信针对这一尴尬局面而作，一针见血的把住了中国法治症结之所在。其并未局限于晦涩难懂的陈条旧令，讲述中国古代法律之历史，而是得抽丝剥茧，去其躯体，得其精神。

以此，当前要建立起合乎法现象之内在规律，合乎中国国情，适应国民民心趋向的良法体系，必须酌采中外法理法治之精华，追求中西会通，才是惟一正途。那么，中华法律传统精髓何在？本文亦是跟随范忠信思维进路一同追寻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精神。

一、强烈的人文地理农业特征

首先，中国法律传统有其独特之处，即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受东亚这块相对与外界隔绝的大陆上独有的文化气候、土壤的影响。东亚大陆的自然地理，东临浩瀚的太平洋，西有茫茫沙漠、戈壁和雪山，北是寒冷多风的荒原、冻土，南向猛兽出没的崇山峻岭。这使得中国的传统法律具有封闭性和排外性。表现如下，重视“华夷之防”。如孔子云；“夷入中国，则中国之。”其次，法典的编纂体例和观念具有封闭性。从《法经》的6篇体例、《唐律》的12篇体例，直到明清律的7律20门体例，都是不开放的体例。每朝每代都特别强调自己的法典是本朝最好的、是“一成不变”的，正文不能修改，顶多只主张通过“例”、“诏”等对法典加以补充。

然后、中国传统法律文明有着非常典型的农业型特征。第一，中国最初的国家政权就是在古代农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有着明显的农业性。第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农业型土壤导致了重季候，重应天时的政治、法律思想的产生，如重视“法自然”、“法天”、“畏天”、“天人感应”等。第三，国家职能的“公共工程”特性。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关于水利工程的法典或其他法律文件相当丰富；中国古代繁重的徭役主要使用在治水等公共工程方面；兴建公共工程也常为罪犯的服刑方式之一，而且，与逃避工程征役有关的罪刑相当严重。第四，传统政治法律思想的小农经济特色。从国家体制看，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社会基本国家体制支柱的社会理想或政治理想是以小农经济为蓝本或终极目标的。

二、浓厚的宗族色彩

宗族制度是中国古代以家长制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特殊的社会体制，是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先生曾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是家族本位的政治。”这种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几千年的宗族制度，本身寄生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体系中，依托于农耕生产方式而存在，同时又构成了传统社会正统价值体系、政治制度的基础。

宗法伦理原则，是中国古代一切社会组织的最大精神维系纽带。它是在周代宗法制形成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其核心内容是“亲亲”、“尊尊”。封建国法必然要把巩固宗族制度、维护封建宗法伦理道德、保护宗族势力的统治，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一方面，封建统治者在立法时就把反映和维护宗族制度的宗法伦理思想作为其指导思想，甚至把一些宗族制度的内容直接吸收成国家法律，以达到保护宗族制度，强制推行纲常名教、确认亲族势力统治的目的。另一方面，宗族制度积极与封建国家法律相配合，维护基层社会的封建统治秩序，以达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目的。宗族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宗族制度中的家法族规实际上是整个封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宗族色彩还表现在，从国家的基本体制与行政看，国的家化、君的父化；官民关系的“父子”格局；师生关系、社会中的关系和宗教关系的宗法化及为宗法化服务的分封制、推恩制、恩荫制和养老制等其他行政制度的存在。从诉讼制度和司法选择看，宏观司法诉讼体制构思上的宗法性，“父母官”兼理“司法”，使他们象家长族长一样任意惩戒不消子孙。从汉代就有的议亲、议贵、议贤之惯例，到曹魏的“八议”入律，再到唐朝的“八议”、“上请”、“减”、“赎”等荫庇减刑制度，都对官僚功臣及其亲属在法律上予以减免刑罚的优待，几乎成了中国法律传统中的“宪法性”原则，都体现出中国古代司法和诉讼较强的宗族色彩。再从民事方面的规定看，严惩违反“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立嫡、继承原则的行为、特别打击收养异姓人为子孙以乱宗族的行为、严厉打击“同居卑幼将人盗己家财物”的行为、法律不承认亲子关系能合法解除、法律对婚姻家庭的宗法化规定，并依此对妻妾的地位名分问题和夫妻关系的相应规定无不透射出中国传统法律浓厚的宗族气息。

三、明显的伦理属性与人伦精神

中国法律人称伦理法，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特别体现和保护伦理亲情。这就直接指出了我国法律制度的伦理化性质。家本位观念成为法律思想的基础。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对每个社会成员在家庭中的地位、权利、义务的基本界定，成为人们在立法、司法诸方面衡量人们的罪与非罪、罪刑轻重等问题的根本尺度，被当成法外之法、法上之法。“皇权至上”成为法律思想的最高原则。“明刑弼教”是一切法律活动的基本指导思想，在立法活动中表现为把“三纲五常”、“十义”等血缘宗法伦理变成法律条文，强制人们遵行；在司法活动中就是遵循“礼之所取”、“出礼入刑”、“春秋决狱”、“原心论罪”等。

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礼治’，一再强调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且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创设了一套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礼’的秩序的伦理法体系。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中国古代法律可以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法律伦理性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

四、礼法结合，道德与法律统一

伏尔泰对道德在中国的地位曾作过如此评价“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过程是一个“礼”与“法”不断融合的过程，自西周周公制“礼”起，经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经数千年的演化、渗透和融合，至唐代终于实现了“礼”与“法”的合一、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统一。于是便出现了“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出礼则入刑”的局面。

古代的中国人认为法律应该符合道德，道德是法律的法律，法律应是道德的实现。所谓的“天理人情”，实际上不过是“三纲五常十义”那一套封建道德。古人常以“何其不德”来批评人定法，从未有人以“何其不法”来批评某种道德，他们认为道德是比法律更崇高、更应该遵守的东西。因此，中国的传统法律越来越家族化、血缘伦理化，即“礼法结合”不断加深至“礼法合一”。如“亲亲相隐不为罪”和“刑不上大夫”的血缘主义道德自汉至清一直是法律上神圣的制度。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制度由于其形成的特殊的人文地理、经济政治及历史文化条件，表现出了明显的人文农业特征，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带有强烈的人伦化、伦理化倾向以及高度的礼法结合，道德与法律统一的基本法价值理念以及基本精神。

篇10

关键词:天人合一;传统文;服装

中图分类号:TS941.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09)11-0162-02

一、中国传统文化之“天人合一”思想

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是中国文化,二是印度文化,三是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伊斯兰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是肇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这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划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前三者属于东方文化, 第四个属于西方文化。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 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 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究其本质,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的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 注重整体概念, 普遍联系,而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精神。无论是儒家哲学,还是道家哲学,都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推崇“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钱穆先生晚年曾以天启之感,澈悟“天人合一”“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也强调:“这个代表中国古代哲学主要基调的思想,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天人合一”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所在,作为全民族共有的思想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而且也深深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美学和艺术。它渗透到审美和艺术领域之中,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华夏艺术精神的形成。“天人合一”的思想源于易学中的“阴阳五行”观念,“它贯穿于中国文化从诞生至今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中国审美文化之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释义,但大体上可归结为两个方面――自然方面的“天”和精神领域的“天”。当“天人合一”的思想与造物活动联系在一起时,“天”就着重指的是自然之天,代表的是大自然和存在于其中的万事万物。人们在造物活动中效法天地之道,遵照自然运行的法则来创物、造物,在遵循客观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的统一。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服装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是一种大宇宙生命模式,它强调天、地、人、万物都处于同一个生命系统中,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西方传统文化强调“天人相分”、主客二分。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总是把自然作为客体、作为与人之精神相对立的对象来看待来思考。人总是充当认识主体站在自然、世界之外去观察它,去研究它,倾向于对客体之真的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则不同,它是以素朴的有机系统观来看待宇宙,认为自然与人本为一体,二者不可须臾分离。它强调自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人也并非外在于自然的主体,人与天之间相通无碍,彼此交融。它不是把重点放在对自然客体的研究上,而是更倾向于体验自然与人契合无间的一种精神状态。“整体意识”一直贯穿于中国传统美学的始终,因此,古人在审美上,很少将注意力放在个体局部和细节上,而是尽力保持“整体的和谐”。表现在美学上就是尚清、尚淡的审美追求,比如象征性的色彩、集中简洁的构图和不重写实重传神的艺术美学理念。另外,传统的服装行为规范也影响着中国人的着装生活。人们在着装上注重伦理内容,服装注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神韵之美,用服装掩盖人体,竭力超越人体的局限,以达到儒家的道德要求。

翻阅中国历代传统服装不难发现,东方文化中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并在长期的封建文化中忽视人的本体,故在服饰中有意弱化人体,掩盖人体,模糊性别差异。比如中国的春秋时期的深衣和汉代的袍,都强调对人体的遮盖。

中国的服装造型深受传统的东方文化的影响, 不注重三维空间的立体塑造,而注重服装象征性和寓意性的表达。中国传统的服装造型上往往体现出儒家风范,优雅、大方、中庸、天人合一的特点,常用下垂的线条,多为宽衣大袖的造型,使人体显得修长、别致、自然。从结构特征看,中国传统服装采用平面直线裁剪方法,无论袍、衫、襦、褂,通常只有袖底缝和侧摆相连的一条结构线,衣片平直,没有省道,领型多为交领或立领,上下装、肩与袖、前片与后片没有接缝地连在一起,整件衣服可以平铺于地,结构简单舒展。

比如清代的旗袍,清代妇女的袍褂形式繁多,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八旗女子日常所穿的长袍,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旗袍的真正的鼻祖。清朝后期,满族女子的旗袍,外轮廓呈长方形,衣服上下不去腰身,宽大平直,造型线条硬朗,下长只足。清代旗袍继续沿用直线裁剪方式。采用后衣身相连,衣身、衣袖相连等整体感很强的裁剪方式,只在前后中心拼缝。服装的整体造型肩袖平直,不收腰身。

三、“天人合一”思想在服装中的体现

对于现代服装来讲,服装的造型分为外造型和内造型,外造型主要是指服装的外轮廓剪影,可归纳成A、H、X、Y四个基本型;内造型指服装内部的款式,包括结构线、领型、袖型以及零部件等。中国传统文化之“天人合一”思想在服装中常表现为,服装的总体外造型趋向H型、X形,上装纤长、窄小,下装宽松;内造型表现为多无明显的收腰痕迹,胸、腰、臀的“围差”不作设计重点,注重穿着状态设计,旨在通过双肩的支撑,依附于人体变化产生悬垂或堆积效果。这与中国传统服装在造型上的特点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服装不注重用服装表现人体的曲线,在服装结构上采取平面裁剪的方法,人体与衣料之间的空隙较大,显得宽松,具有一种自然、飘逸的效果。比如“例外”、“天意”品牌的服装,其造型以H型和X型为主,总体相对宽松,没有过多的装饰线,给人个性潇洒的视觉感觉。再比如日本设计大师三宅一生的作品,其是以和服的感觉和服装空间交织为基础,在设计中,顺着身体的曲线而设计,但并不是在模特身上创造“第二层皮肤”。他在造型上力求摆脱以往的形式,采用非构筑式结构,在身体和衣服之间留空间。

面料是表现服装的载体,选择适当的面料并通过挖掘面料自身的材质美和肌理美,用来传达服装个性精神是至关重要的。在面料的选择上,以棉、麻、丝、毛这几大纯天然质地面料,也是中华服饰的主要用料为主导,因为取材的天然性,衣服呈现出自然的肌理感;同时,每一季品牌也会尝试一些新型设计面料来丰富产品,比如表面做各种特殊效果处理的面料,以满足消费者对新异的追求。比如品牌“天意”使用的面料――莨绸,至少拥有500年历史的莨绸也名“香云纱”。它的正面是黑色,泛出幽幽光泽,质如黑陶,反面是棕色,有着不规则的龟裂肌理,像商周甲骨残片。莨绸的制作过程长达半年,前后经过浸染35次薯莨汁,过河泥、摊雾等工序,最后需放置3至6个月之后水洗才可以卷绸入库,这些使得莨绸成为丝绸里价格最昂贵的一种。莨绸的制作没有现代化的机器生产,全过程均为人工,并采用纯天然的原料。整个过程充满了原始创作的灵气和传统文化传承的厚重,正因为此,莨绸当选为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服装设计中,色彩的搭配组合形式直接关系到服装整体风格的塑造。中国民族传统的日常着装色彩一直比较节制,没有过于鲜亮的色彩,这与中华民族不事张扬的个性有关。“例外”在色彩处理上,特别渲染“素”的意味。比如“例外”产品以各种层次的白为主,如本白、米白以及纯白等,另外,低明度、低纯度的暖色系色调也经常出现在服装中,如浅咖、熟褐、冷灰以及藕紫等。“例外”的色彩以低明度的暖色调为主,同时辅以少量亮丽色彩丰富产品层次感。再比如“天意.梁子”2007春夏以“濡”作为主题的系列服装,其产品以黑、白、灰为主色调来展示另一种宁静致远的生命强度,会的主题“濡”寓意深刻,是中国书画艺术中纤毫、墨水和宣纸之间发生的一种物理关系:柔性接触,渐进吸收,适宜渗透,于湿浓淡恰到好处,借用国画水墨渲染的效果,使用抽象的图案和渐变或晕染的色彩,一气呵成无法复制的形式美和神韵美。

四、结语

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为人类文明史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其中的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是人类服饰文化学上具有特色的东方文明。中国素有“衣冠王国”之称,但在东西文化交流频繁的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服饰文化由古老的东方时尚的引领者沦为了现代西方的跟随者。而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影响下许多本土服装通过所运用的中国元素来体现中国文化,但仅仅将目光锁定在文化符号的形式上,中国文化的内涵是不能恰当的表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弄清符号背后的传统精神的本质与内涵。本土服装设计师需要真正把握中国的传统文化,运用现代设计语言,表现出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参考文献

[1]袁仄.中国服装史[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5

[2]刘晓刚,崔玉梅.基础服装设计[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