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现实价值，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论文关键词：儒家  生态伦理  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宗教信仰，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日：“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日：“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日寸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刨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篇2

论文关键词：先秦儒家；政治伦理；人性预设；人皆向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激烈动荡的历史发展阶段。诸侯争霸，战乱频繁，物欲横流，善恶毕现。诸子百家纷纷从治世安民的社会需要出发，反思和探求人性，以期为社会治理寻找道德根据。对于积极人世、关注人生价值而又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先秦儒家来说，提倡“仁”，强调“礼”，追求德治和等级秩序和谐，势必要有一个合理而有力的人性依据。人皆向善的人性预设，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人性根基。

一

自从人猿揖别以来，人类就开始思索人的本性是什么，如何实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怎样维护社会的有序和谐等问题。先秦儒家的人性论，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探求。在人性假设上，善作为人性的价值或者说人的道德本质，人皆向善作为人的本性或者说行为趋向，理当成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建构的着眼点。从根本上说，先秦儒家的人皆向善，强调的是人的人性自觉和意志抉择，这既是礼制秩序建立的人性依据，又是政治运行的理想目标。孔子作为儒学的奠基者，他以“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的命题，开启了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研究。

虽然，我们一般都认为孔子对人性问题的关注程度较低，他的人性思想也不被人注意，甚至他的学生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但是，孔子的人性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正如唐凯麟指出的：“孔子是儒学的开创者，也是首先关注人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不仅在人性论上为后学奠定了基本的框架和思路，而且还蕴涵了其后儒学一切人性学说的矛盾发展的内在要素。

第一，“性相近”是指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虽对这个共同的本性是善是恶，孔子并未言明，但他的人性趋善的思想倾向是可以肯定的。他说：“子欲善而民善矣”(《论语·颜渊》)，“为政以德”(《论语·为政》)，“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等等都说明了孔子的性善倾向。第二，所谓“性相近”，也并不是指人性的彼此等同，而是在善的大前提下，仍有性质的差异，程度的高低。第三，“习相远”则指出了人性由于后天习染而产生的差异性。孔子认为，人性善的差异是后天的习染造成的。所以，他指出了后天学习和教育的重要性。

当然，孔子的人性论目的是为收拾人心归属，整顿社会秩序服务的。所以，他又特别强调“仁者爱人”的人性依据，最终又把人性归结到善的方面来。孔子认为，仁是一种人本来具有的共同特性，“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仁既然是善的，在社会关系中，就表现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仁心和善德。从仁出发，循善而行，才能达到修己安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博施济众的目的。在此基础上，仁和善还要符合构建社会秩序的“礼”的要求，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这就是说，礼是人们应该遵循的正道，避免行为脱轨而发生违礼的事情，就是克己复礼，也就是仁了。在这里，孔子强调了仁和礼的统一。仁是礼的内在根据，礼是仁的外推规则，个人言行符合公共生活规则与社会道德规范，就成了仁和善的伦理精神与政治要求。

孟子是先秦儒家人性论的集大成者，他从孔子的仁学出发，肯定人天生就具有善良的本质，能够以同情心去爱人，这种善良的本质，是植根于每一个人心中的仁义礼智。因此，他明确主张性善论。首先，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道德是只有人才具有的本质属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规定性。其次，人性善是人的先验本性，人天生具有“良知”、“良能”等善的品格和仁义礼智等道德理性。“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告子上》)。善良品德并非由外部灌输，而是人们内心先天就具有的，孟子从这种先验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类天生具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正是这“四心”，使人们天生具有仁义礼智四种“善端”。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再次，孟子认为，人们如果保存和扩充上述“四端”，就可以发展成仁义礼智“四德”，进而达到至善。在这个意义上，“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每个人都可以因具有仁心善德而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不可否认，孟子的性善论也是为其政治伦理寻求道德根据的。他认为，人性善与政治伦理具有内在的亲和关系，甚至是内在的一致关系。性善与不善对政治伦理行与不行，密切关联。因为，人的善性良心，不单只是支配个体行为的向善性，而且支配着个体在公共生活和社会关系中的向善性，对和谐政治与社会秩序至关重要。所以，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这充分表达了他对仁心善德与仁政德政紧密关系的高度关注，并告诫统治者，只有以仁心善德行仁政德政才能治理好国家。

苟子关于人性的思考，与孟子有明显的不同，他针对孟子的“性善论”，提出了“性恶论”的主张。他说：“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苟子·性恶》)，“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这表明，苟子是把人的自然欲望视为人性，这种欲望是天生的，不加约束，任其发展，就会对社会造成危害，故人性本恶。人的这种自然欲望或谓天性，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生理的层面，“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苟子．．陛恶》)。二是心理的层面，“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苟子·性恶》)。不论是生理层面的耳目口鼻之欲，还是心理层面的荣辱利害计较，都体现出人本性上对利的追逐，对害的回避。

既然，人性本恶，如果任其发展，就必然会导致争利避害现象的发生，社会也就会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所以．苟子认为，防止这种混乱无序的方法，就是制定礼义，对于这种人性本恶的自然本性，只有用礼义道德来节制和改造，才能引导人们弃恶从善。他把符合礼义道德的行为叫做善，把不符合礼义规范的行为叫做恶。由此，苟子一方面承认，人性虽恶，但经过道德教化之后，可以使“恶”转化为“善”。他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苟子·性恶》)，“人之性恶，其善伪也”(《苟子·性恶》)，“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苟子·礼论》)。苟子将“伪”与“善”相连，这个“善”无疑具有价值目标和政治意蕴；另一方面，苟子又特别强调礼义规范的作用。他说：“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苟子·性恶》)。这就是说，对于人的自然本性要用礼义去制约、改造，引恶向善，变恶为善。善是后天教化出来，善是礼义道德的基础，但善也要靠礼义来规范和践行。

二

表面看来，在人性问题上，孟子言性善，苟子道性恶，似乎截然相反，水火不容。但是，如果透过表象，二者并无本质的区别和原则的分歧。只不过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人性善的道德规范，是人天生具有的，是人的本性的逻辑展开；而苟子认为仁义礼智这些善良品德是后天才有的，是对人性改造的结果。因此，孟、苟最终从不同角度都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主张。分析孟、苟对人性善恶问题的关注与驳难，对于我们弄清他们思想本质的一致性及其作为政治伦理的人性基石，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人性善恶的问题上，孟子与同为儒家弟子的告子有过一场旗帜鲜明的论争。告子认为，人“性无善无不善也”(《孟子·告子上》)，并做了两个例证：一是“性犹杞柳也，义犹杯圈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杯圈”(《孟子·告子上》)；二是“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与不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告子上》)。对告子的人陛观，孟子是完全排斥和反对的。第一，孟子对告子的例举性人性诠释，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杞柳与杯圈，诚然有异，但杯圈的制作，却要循杞柳本性才行。而水的东西流向虽无定规，但水之向下流动，却是其固定的性质。因而人之性善，就犹如做杯圈的杞柳，也如必定向下而流的活水，是有定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才能确立，才不致于同禽兽混同。第二，孟子又将善的资质和本性，具体化作善之四端，并强调了它的重要性。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他特别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侧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如果将人性之善“扩而充之”，就会发展成为仁义礼智四种崇高、美好的社会道德。

孟、告二人关于人性之争，所关涉的问题，对政治伦理的人性依据和定位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一，政治伦理所依靠的德性权威，必须内植于心，才能保证它具有可靠的生长点。如果外悬于人，也就意味着人性善只是一种约定、一种后天习得的东西，改变它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二，假如人性善被设定为外在的东西，依托其上的政治伦理就缺乏坚固的基石。政治的协动、合作，也就只有依赖于人们自然形成的意愿。而人以好利避害之心，来确定个体自我行为的价值取向。’这样，强权与暴力就会成为支配人的社会行为，引导权力运作的力量，上下有定的社会秩序就会被打破，以下犯上和争权夺利的纷争混乱必定会发生。孟子认为，善植于人心而外推于政治，一切有序；善外悬于人心而落到政治层面，就一切混乱。人性善的背后，关系着国家的治理与社会的秩序。

如果说，孟子的人性论具有较强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的话，那么，苟子的人性论则更多的是道德现实主义。而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相契合，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也正是逐步由道德理想主义过渡到道德现实主义的。其目的都是人世为用，为现实社会政治生活服务的，旨在构建等级秩序，实现社会和谐。因此，孟、苟在人性善恶问题上的不同与孟、告论争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可相提并论。

苟子认为，孟子的人性善，一是导致了对“天性恶与后成善”的混淆；二是导致了对圣人“化性起伪”的必要性与重要性的抹杀。其结果是无法引中出普遍有效的人性引导方法和富有力度的社会规则系统。他说：“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矣”(《苟子·性恶》)，他认为，性恶是天成之性，性善是习得之善。苟子实际上是主张，人性善是后天习得和教化的结果，要成就善还得用礼义规范去节制和改造，强调了礼义在为善中的作用。可见，孟苟并不是在同一层面上讨论人性，前者关注的是人的特质和本性，后者把握的是人的本能和自然欲望。因而，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只是为了立论的方便，并不构成对孟子人性结论、价值取向的颠覆与逆转。同时，苟子对孟子的批评，对性恶善伪的划分，并不构成对人之为人的特质在于善的否定，倒是更加强化了人之所以为人在于善的论证。

在苟子的人性论看来，国家治乱的原因不在于人们欲望的多寡，而在于欲望被赋予的理性程度。因此，社会秩序的稳定与和谐，是人们对礼法自觉遵守的结果。苟子的这一思想，决定了他必然从客观物质生活上来关注天下百姓的利益，强调人们对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性，而不是像孟子那样更多地是从主观愿望出发来阐发其人性学说和民本主张。如果以所谓的“内圣外王”论，孟子解决的是“内圣”，苟子解决的是“外王”，前者是后者的根据，后者是前者的指向。因此，苟子以人性论政的主要支持根据及最后的归结点，仍然是一个善字。他说：“积善而全尽，谓之圣；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苟子·儒效》)。苟子最终也得隽恕巴恐丝梢晕怼?《苟子·性恶》)的结论，这与孟子“凡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的旨趣相一致。由此可见，孟苟关于人性善恶的不同，不是目的的差异，而是手段的区别；不是价值取向的分歧，而是方式途径的多样。这也表明，先秦儒家的政治伦理在理论上要能够成立，离不开善；在实践中如要推行，也必须以善为道德前提。

三

在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视域中，人性与政治有着内在的关联性，归根结底，等差级别和社会秩序的构建，才是其讨论人性善恶的目的所在。“先秦儒家讨论人性问题的思想旨趣在于如何处理‘为政者’与‘民’的关系，进而建立起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以善为道德基础，先秦儒家政治伦理的理想路向，必然走向为政以德，也即为政以善。

基于自己的人性思想，孔子直接把道德建设同政权建设联系起来，认为道德建设可以带来政治上的清明和爱，并由此而能实现天下大治。他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当政者自身搞好了道德修养，为政以善，就能赢得百姓归顺，做到国泰民安。孔子还认为，引人向善的道德教育所产生的社会功效，也是行政手段所不能比拟的。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是说，用刑法行政手段去制服百姓，虽然百姓可以免除犯罪，但却没有羞耻之心；而用道德礼教去感化老百姓，那老百姓既有羞耻之心，又能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这是对道德价值的深刻认识。

篇3

论文摘要：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之中，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以及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等对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促进科技发展和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文关键词：儒家；科技伦理；当代价值

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积淀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群体智慧，是中国传统科技发展的主导因素，并且逐渐渗透在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儒家科技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对科技的伦理性认识为当代中国科技伦理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借鉴。

一

有关中国古代有无科学技术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上的作用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备受瞩目。在长期的研究和争论中，大致形成了两派观点：一派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可言，并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儒家思想的理论特质上。这一派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他认为：“儒学的中心思想，我认为最主要的是关于人生价值的观点。

儒家肯定人的价值，肯定生活的价值和道德的价值由于重视人贵于物的价值，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问题，于是对物的问题有所忽视这种贬低关于物的知识的态度，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儒学没有能够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更没有为自然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的指导，儒学各派都表现了这一严重欠缺。另一派学者认为，儒家思想同样有自己的科技观，在大的儒家伦理框架下形成了自己的科技伦理思想。他们认为我国古代科技伦理形成于先秦时期，同时科技伦理范畴、科技伦理观念对后世科技伦理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虽然“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只有一些并不系统的科学思想和知识成果，然而中国古代有相当发达的经验层面的技术，中国古代的科技伦理主体是技术伦理”，其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以道驭术”，即强调“技术行为和技术应用要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笔者也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相应的生产水平，正是先秦时期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分工的扩大等因素，为儒家科技伦理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在众多研究科技伦理思想的学者中，他们的研究方向又各不相同。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先秦时期的儒家先贤们，在关于自然和农业等诸多的科技思想之中表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显示出了先进的伦理意识，注重人在科技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而有的学者更注重研究科学技术、自然与人的关系，认为在科学领域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同一性，人类的科技行为要尊重和关爱自然。这些观点的伦理意义在于，人不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不但有自身完整的科技观，而且蕴涵着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完备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着极为丰富的科技伦理思想。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大体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经世致用的科技观念

儒家讲究现实性，提倡经世致用，这也体现在儒家的科技伦理思想上。在对待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问题上，儒家格外重视和强调“六府”(水、火、金、木、土、谷)、“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在儒家看来，“六府”、“三事”是经世致用的“正经技术”，或者说正统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之外的东西，才是儒家抨击的所谓的“奇技巧”，即那些容易使帝王“玩物丧志”、或使黎民百姓耽于享乐而不做“正事”的技艺。《尚书》中说：“不役耳目，百度惟真。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志以道宁，言以道接。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显然，“玩物丧志”、“贵异物”的“物”不是有用之物，而是“奇技巧”之物。有人说，儒家学说鄙视、排斥一切科学技术，将科学技术统统称之为“奇技巧”，事实并非如此，儒家对“六府”、“三事”这样经世致用的技术是非常重视的。孟子日：“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

 

由此观之，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特点就是注重道德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运用，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这种思想从现实的角度提出要维护社会稳定，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必须使他们基本的生活需要得到满足，而物质生活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有赖于生产技术的改进。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技术科学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因此，在儒家思想的指引下，能够发展起来的科技都是为人服务的，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天文学、农学、医学等这些学科之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学科与社会稳定有关。总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非常注重现实的、形而下的问题的研究，注重人世，强调经世致用。

(二)严谨求真的科学态度

儒家要求对待真必须严谨，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儒家认为：“知勇仁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礼记·中庸》)在儒家看来，“知”是与人的智力活动有关的智力与智慧。子夏说：“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也就是说“仁”存在于“知”中。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知就是仁。对于真理性的认识，儒家强调要有执着的追求精神，“(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并说“朝闻道，夕死可也”。

儒家伦理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通过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我们可以看到儒家对于学问的严谨和求真态度。朱熹所说的“格物”，既包含人世伦常之事，又包含天地自然之物。朱熹认为，宇宙间统一的理分至各具体事物之中，所谓“理一分殊”，只有在“物物上穷其致理”以后，才能做到对宇宙问统一的理的豁然贯通，亦即达到“致知”的境界。因此，朱熹反复强调要在人世间与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上穷理：“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朱子全书》卷十五)由此也可以看到，儒家学派反对拘泥师说、照搬书本，主张善于思考、勇于质疑、敢于创新的学习态度。

(三)以德化知的知识理念

中国古代科技伦理中关于以德化知、知德统一的思想是非常丰富的，其中以儒家尤为突出。儒家高度重视道德价值、道德自觉和人格完美，主张人们在寻求科学知识的同时，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把道德理想的实现看作人生诸种需要中最高层次的需要。科学技术本身并不是恶，但也需要一定的限制，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要遵循科技伦理规则。否则，如孔子言：“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没有相应的约束，滥用科学技术，也就违背了科学技术的最终目的——造福于人类。孔子认为：“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知者当然是智慧的化身、科技的承担者，仁又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知者利仁”，是指在仁的指导下，在仁的环境中知者才能成为真正的知者，科学技术才能健康发展。否则，就会出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的后果，科技发展就会失去后劲。因此，道德的发展与科技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有序的，人类在应用科技知识的时候需要以德化知。

孔子重视学习，一生以追求真理为己任，奉行“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学术精神。孔子重视学习的一个原因，是他看到了知识对人的德行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知识、真理是德行的前提。“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而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好的品德都是应该喜好并加以修养的，但是，如果不通过学习而明白事理，通权达变地把握其实质，便很容易偏执一隅，造成危害。换言之，道德缺乏知识、真理的基础，行为就会走向反面。反之，任何知识的运用都需要道德价值进行约束，没有了这个屏障，其目的性也不再单纯地是为了造福于民，很可能成为工具的滥用。

(四)天人合一的整体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表现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就是主张“天人合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源远流长，在儒学经典《易传》中就有“大人与天地合其德”的说法；孔子也讲“天生德于子”(《论语·述而》)；董仲舒则进一步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宋明理学又把人世间的理上升到“天理”的本体论高度，尤其强调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是相一致的，都是由存在于天地问的唯一“天理”所决定的，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最高的理，即“理一”，而人与万物所衍生出的理只是这个最高的理的分支而已。剔除“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可以发现，自然和人、自然规律和人的道德规范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

 

儒家强调“至善”，儒家所说的善不仅表现在人性本善，因而提出人与人之间的和善，还包括自然生命的本善，更深层次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善。人来自于自然，正是自然宇宙的本善赋予了人类，人类才有了“性本善”，自然与人类在生命的起源过程和目的上具有内在的、同一的、统一的共性，在共同的善本性的蕴涵中，达到了真正的合一与感应、协同与和谐。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日：“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日：“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种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想是儒家科技伦理特有的。

尽管孔子、孟子、苟子的思想各有差异，但是都不约而同地表现出了相同的科技伦理观念。孔子对于科技的直接论述相对较少，但是他开创了“知”必须要“仁”的思想，成为孟子、苟子的思想来源依据，孔子、孟子、苟子三家最为一致的观点即求真严谨的科学态度，这也成为后世儒家学派秉承的理念．特别是被朱熹发扬光大，影响至今。运用科学知识的前提需要道德标准的界定，脱离了这一点也就无法将知识转化成实用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人类终于领悟到科学技术造福人类与用科学技术保护环境是一致的，共同统一于“善德”之中。如果科学技术的发展不顾生态环境，必然会破坏生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天人合一”的“天理”。儒家先贤们对人的福祉的巨大关怀，决定了其科技思想必定是以“仁”等伦理主张为指向的，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深思索的，也留给了我们无穷的启示。

三

综观儒家思想，我们发现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深深植根于儒家思想的宏观系统中，具有鲜明的理性主义特征，孔子关于技艺的一些论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儒家科技伦理的形成具有奠基作用。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巫医”、“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等语录，都表明他对技艺有独到的见解，为后世儒家学者的研究提供了素材。全面研究儒家科技伦理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和认识科学技术、规范科技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这种现实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秉承“以人为本”理念，尊重自然规律。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儒家认为技艺之学不过是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科技的价值体现在人的具体应用上，它是人类适应自然的一种存在方式、一种选择，此种生存、生活方式的认知标准在儒家看来就是“善”。儒家科技伦理观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认识之上，人的发展不能脱离自然，必须尊重并遵循自然规律，尊重与遵循规律的目的在于使人得到全面发展。儒家认为，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在于完善人的心灵，在于把握人在大地自然中的地位、作用，最终掌握自身的命运。这是一种深层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也可以看到，科学技术从一开始就是为人所用的，科学至上、唯科学主义不是人类认识并掌握科学技术的基本原则，儒家科技伦理思想所具有的以人为本理念更加重视人的主导性地位。今天，树立并弘扬这种科技伦理观，有助于人们在科技化时代把握人与科技的关系，从而有效地发展并利用科学技术，把握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方向。

 

(二)坚持“以道驭术”原则，约束科技行为，促进道德与科技的和谐发展

从科技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在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上就必须“以道驭术”。没有伦理道德的约束，其后果必然会破坏人类社会生活的有序化。这种“以道驭术”的理念早在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就已存在。不过，先秦儒家的“以道驭术”的理念是直接针对技术应用的社会效果而言的，目的是力求限制和消除不适当的技术应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以道驭术”的理念影响之深远，甚至成为后世认识和处理技术与道德关系的基本范式。孔子云：“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意思是说，道德是一切社会活动的思想基础，科学技术必须受伦理道德规范的驾驭和制约。在儒家看来，真理、知识是德行的前提，德行又能约束人们掌握并使用真理、知识的行为，这是儒家科技伦理的一个重要内容。“智，所以知此也；仁，所以体此也；勇，所以强此也。谓之达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N诚而已矣。达道虽人所共由，然无是三德，则无以行之；达德虽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诚，则人欲间之，而德非其德也。”(《礼记·中庸》)因此，知是德的基础，没有知的存在，德也是不完整的。总之，科学技术的伦理状态从总体上看是目标与过程的统一，即统一于儒家的善。善首先是人的一种德行。科学技术最终发生效用要靠人来完成，因此科技行为或科学工作者的行为是科技目标与过程能否统一于善的关键。儒家思想强调人的德行优先，这是道德与科学技术和谐发展的前提，道德与科技和谐发展则科技行为必然指向善的目标。

(三)弘扬“天人合一”思想，关怀生态价值，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宏大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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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近十几年来出现了“国学热”。亿万儿童、成人学习、背诵“四书”及一些蒙书，许多企业家不远千万里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山东曲阜学习儒家思想，争做儒商。在国外，孔子学院、孔子学堂已有600多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6年起设立了“孔子教育奖”……正是在国内外“国学热”的新形势下。立起了这尊孔子像。

中同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有丰厚的文化。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民族的根。中国文化博大宏富，历史上的儒、道、墨、法、兵、农等各家的思想，还有一些被中国文化接纳后中国化的外来文化，几千年来均铸就中华民族魂。一般说来，形成文化的有三个层次。其表象层次是各种有形物质，进一层是各种制度、规定习俗，最高层次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哲理、思想。多年来。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儒家思想多少年已深入到各族人民心中，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及主要代表。这尊孔子像在作为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国家博物馆前矗立，正顺理成章。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孔子曾被尽量抬高，尽量贬低。从古到今，孔子思想一直受到争议，一再被人批判。但却一直打而不倒，批而不臭，甚至越批越香。为什么?

因为孔子思想中，有这么一些体现人们思想中永恒的东西，即列宁所说属于“永恒的范畴”的思想。可以把这些思想概括为三大学说。

第一个学说是社会生产、发展和稳定的学说。首先，孔子重视社会生产，尤其是社会生产的主体――人。《论语》中记马棚里失了火，孔子下朝回来，问“伤人了没有”，不问马。当时一匹好马能买四个养马的奴隶和一束丝。他不关心马却关心人，十分难得。《孟子》中记孔子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什么孔子连像人的俑的出现也深恶痛绝呢?因为他认为人有独立人格，应屹立于天地之间，不应埋进坟墓里殉葬。这都是难得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绝对正确。人是社会的主人，但人际间要团结，人际关系要协调。孔子“忠恕”的思想“一以贯之”。他主张“仁者爱人”，“和为贵”之说道出了他的心声。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要人们重视团结、和谐、联合、配合，而不是凑合、无原则的妥协。人们之间应求大同，存小异。为此孔子思想历代被当作治国之道。他又认为这种仁爱、和谐的主张的主要执行人是当权者，即“为政以德”。当权者仁政德治，社会便能够做到和谐、稳定、发展。反之不和谐，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第二个学说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学说。孔子不迷信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在回答弟子伸由关于鬼神、生死的问题上说“未能事。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他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保护生态环境，爱护自然。他认为人应该发现事物的规律，掌握事物的规律，让规律为人服务，而不是让规律牵着人的鼻子走，更不应违背规律，让规律惩罚人。即“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认为人在社会上，做什么事情都要凭自己的努力，“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他主张从政治国时应“无倦”、“居之无倦，行己也忠”。这一切都体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及儒家特别强调学习、修养。通过学习、修养，使自己由无知到有知，由无能到有能，由道德水平差到道德水平高，这种自我努力，也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表现。

第三个学说是继承和传递文化的学说。孔子“祖述尧舜，文武”，用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的方式整理古代的“五经”，并结合鲁国历史、灌输以自己的观点，撰写《春秋》。通过这些活动，将中国自夏至春秋时期的历史记录下来，不但将传统文化前期的内容予以接续，更使国人养成一种重视历史、重视文化、重视传统的好风气。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古籍最丰富，与此大有关系。孔子不但总结、追述了前人的文化，更结合当时的社会实践，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与主张。如管理社会，使社会规范化的“礼”，重在协调人际关系的“仁”，以“无过无不及”为代表、高明的思想方法“中庸”，以及统帅上述一切思想、作为他思想核心的“和”，等等。这些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实现，但对日后人们治国安邦、社会管理却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直至今日仍有其现实价值。孔子特别重视文化的传递。这位中国乃至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有大量精华部分。如好学、乐学、学思结合、学贵笃行及教学中的循循善诱、启发性、因材施教的原则及亲密的师生关系等，都是教育科学的宝贵遗产。这位终生从事教学活动、教育理论与实践结合最好的教育家，广招弟子，重点培养，其后学代代永传，使儒家思想薪传不息，对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及思想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国学大师张岱年教授在历述儒家思想中许多可取处之后，把孔子为《周易》作“传”中“乾卦”、“坤卦”的“自强不息”及“厚德载物”说作“中华民族精神”。上述孔子思想三大学说九方面的内容，正体现这一精神。孔子这些思想不受任何时间、空间限制，许多人都能用，许多人都应用。可以说孔子思想永远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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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人格教育 君子人格 大学生 思想道德教育

随着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新潮流和新思想不断冲击传统道德观念，使当代大学生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发生显著变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对大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道德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已经成为高校亟待解决的问题。先秦儒家思想有着深厚的道德传统，其人格教育思想理论丰富、效果显著，磨砺出一代又一代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著名学者。高校大学生人格教育应从传统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新时代人才。

一、当前大学生人格教育中突显的问题及原因

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主流是好的，表现出开拓进取、自立自强、竞争创新、平等公正等优秀的道德品质，但是，在大学生人群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人格危机，如胸无大志、唯我独尊、自私自利、诚信缺失、纪律淡薄、功利主义等。具体表现有：

（一）漫无目标，行为懒散。

没有远大目标，或者说，只把能顺利毕业作为最大的目标。他们对专业无兴趣，对学习无热情；当学生干部太累，参加社团活动没兴趣，考试本着“通过就好”的原则，哪怕期末考试前也悠闲逍遥，以颓废散漫的态度对待大学生活。此外，有的学生还特别“清高”，不屑像其他同学那样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或者出去找兼职。

（二）不守诚信，恬不知耻。

部分学生平时不听课，一到要交作业就想到抄袭。考前希望老师漏题，考试时想方设法作弊，丝毫不以为耻。旷课总有各种理由，如痛经、发烧感冒、家里有事情等，利用老师的善良，撒谎不脸红。

（三）目无纪律，妄自尊大。

在这方面，有的学生甚至到了离经叛道的地步。课堂上睡觉、玩手机，早晚自习迟到旷课，节假日以“已买好车票”为理由提早回家，又以买不到车票为理由不按时回校。有的学生经常旷课，对老师与同学的提醒毫无触动，或者矢口否认自己的违纪事实。

（四）自私自利，不知感恩。

放大自己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经常使唤别人帮自己做事，把别人的关心视为理所当然，把别人的劝告当做恶意，不懂得感恩人、尊重人。

大学生人格缺陷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社会因素的影响。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以追求经济利益为最大目的的社会，把利益这一经济价值观念渗透到人生的各个方面，使大学生道德人格形成重功利性、重实用的倾向。如在人际关系交际对象、范围、程度上，取决于交际是否带来好处；在处理社会与他人的关系时，以是否有利于自己为尺度，至于对他人、对班级、对学校是否带来好处冷漠不关心。传统道德力量受到冲击，父辈推崇的利他主义、吃苦精神、无私奉献、利人利己的价值观念逐渐被利己主义、享乐主义、自私自利、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取代，使得一部分学生面对个人与集体、大我与小我、他人与自己利益冲突时失去把持方向，做出一些有悖道德之事。

二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错误观念的影响。传统儒学崇尚君子人格，把修身放在首要的地位。现代社会，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没有把学生人格发展作为首要任务，这是对传统儒学的背离。对中小学来说，升学率与学校办学水平画等号，在唯分数论的观念影响下，教师忙于研究题海应试，没有很好地顾及学生道德教育和健全人格培养，学生面对来自成绩排名的无形压力，会产生一些负面情绪，从而导致道德人格缺失。大学关注更多的是招生、就业和课程改革，而对学生健全人格的培养问题依然没有得到重视。家长层面上，职场就业竞争激烈，让孩子成为佼佼者是首要任务，而作为社会未来公民的素质培养却被忽略，不仅如此，一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在学校里“吃亏”，会以一些负面思想教育孩子，传统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思想不再受到重视。

二、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的内涵

儒学提倡以“君子人格”培养社会公民，无论是《大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孔子所说的“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十五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执耳，七十顺耳”，都可以说明，儒家知识分子穷其一生的努力就是与理想的人生之道谋合，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致力修身、奋发读书以求立足于社会，光宗耀祖，显亲扬名。先秦“君子人格”教育理念比起现代社会急功近利的教育现状更理性，更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更重视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社会公民。“君子人格”的内涵主要概括为：

（一）诚信重义的道德规范。

“诚信”是立身处世、自我修养的基本原则，也是做人的道德基点。儒家强调为人处世要符合诚实守信和道德正义的标准，说出的话必须履行，做事必须讲究道德规范。孔子告诫弟子“谨而信”，要求言语谨慎，一旦承诺别人的事情就必须做到，“信以成之，君子哉”，以诚信去做事，才是君子的人格。儒家提倡“先义后利”，反对见利忘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儒家把是否重“义”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为了富贵去做不义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样的富贵就好像浮云一般不值得留恋。孟子提出“舍生取义”，在正义面前，生命都可以舍去，这是一种多么了不起的浩然正气。汉代大儒董仲舒也坚持“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他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不谋其利，不计其功”的处世观，正是儒家对义利观的最好诠释。

（二）修己安人的人生目标。

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主张温良恭俭让，严己宽人，通过自律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荀子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灾然必以自恶也。”（《荀子修身》）告诫人们要反省修身，见贤思齐、防微杜渐。孔子是这样看待“君子”人格的：“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要做一个君子，首先就要不断地修养自己。修养自己是为了安人、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实际上就是平天下的意思，按现在的语言来说就是建设一个大家都过得幸福的理想社会。后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理想追求都说明“君子人格”不只是个人修养，还包含社会理想，即“天下为公”的理念，并为此努力，确实任重而道远，这也成为后来的志士仁人的最高追求。

（三）忠孝节义的感恩思想。

“忠孝节义”四个字，指的是子女孝敬父母、臣子忠诚君王、弟子敬重师长及朋友之间重情重义等内容，强调君子应感恩他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是人类最自然的、本真的情感，是儒家”君子人格”的基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首先要珍重生命，爱护自身；“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孝还表现在成人成才，以报答父母，显亲扬名。“忠”是“孝”的进一步延伸，在封建社会，忠诚于君王就是忠诚于国家。臣子要像孝敬父母一样忠诚于君主。“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孝慈，则忠”都体现了先秦儒家的忠君报国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忠”则体现为爱国主义的朴素情感。先秦儒家主张“尊师重道”，老师是学生的第二任父母，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教会了学生做人的道理、传授给学生成长的知识，为此，学生理应感恩老师，“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儒家把“天地君师亲”并列，告诫读书人要懂得感恩。我国自古就是一个人情社会，先秦儒家感恩思想主张朋友间重情重义，他们认为一个贤人应该懂得感恩朋友的相识、相遇、相知之恩。

（四）内外兼修的修养方式。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方式主要有外在熏陶和自我反省两个方面。先秦儒家认为，人的思想道德是可以通过教育改变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即“君子人格”除了人们本身的善良本质外，主要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引导，这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外在熏陶对人格教育的作用，教育能感化人，能改变人向善。除此之外，儒家还强调“君子人格”的养成应注重自我反省。孟夫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善的品性的获得应反求诸己；荀子也曾说过，君子应“日叁省乎己”，才能做到“智明而行无过”。自我反省是思想道德升华的关键，通过外在环境与内在思想相结合，形成一个内在道德水平提升的过程。

三、先秦儒家“君子人格”的教育理念对当代大学生道德教育的借鉴作用

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是未来国际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状况直接决定了整个民族的道德水平。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内容丰富、体系完整，在中华大地上传承了数千年，对中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要想提高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水平，就必须汲取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思想的精髓。首先，可以把传统文化中“君子人格”内容搬入大学课堂，儒学非常强调知识分子应从“修身”开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不修身无以立足于社会。大学课堂可以开设修身类课程加强人格教育，比如，可以把《弟子规》、《论语》、《荀子》、《孟子》等人格素养类内容引入课堂，让学生在经典阅读中感受伟大人格的魅力，教师在课堂上讲解这些内容时不能用灌输式教学法，可以采用演讲式、辩论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通过对现状的认识，让学生自己去体味、去感受、去思考，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社会，审视自身，从而树立远大的目标，培养社会责任感，进而培养合格的社会公民。此外，要丰富“君子人格”的教育内涵，改变大学生“君子人格”缺失的现状。

（一）弘扬“诚信守义”的道德规范。

诚实守信、恪守道义是为人之本，是当代大学生必须遵守的最基本道德规范。当代大学生应有诚信自律意识，在学习诚信、交往诚信、就业诚信、经济行为诚信等多方面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同时，高校应该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力度，精心组织大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如举行诚信演讲比赛、设计诚信文化黑板报、开展诚信征文、组织诚信为主题的网页制作、编写传统文化诚信小册子，诚信在人宣誓仪式、定期公布校园中不诚信行为等活动，推进校园诚信文化建设，倡导校园诚信之风。大学生通过开展明礼诚信活动传承儒学中的先进思想，努力使自己做一个诚信重义的人。

（二）树立“修己安人”的社会理想。

“修己”才能“安人”，只有自己的品德修养好了，才能够为别人做表率，建立权威，使他人安于本分，各得其所。正如日本“经营之神”士光敏夫先生在《经营管理之道》这本书里所说的：“对管理者最大的要求，在于管理好他自己，而不是管理别人。”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德鲁克也说过，“人们不会由于你的说教而行动，如果你身体力行了，人们就会立即行动起来”，“一个有能力管好别人的人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的管理者，而只有那些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人才能成为好的管理者”。当代大学生代表的是未来的中国，肩负着时代的使命，要立志修身，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的合格公民，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三）培养“忠孝节义”的感恩意识。

感恩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基本道德素质，是做人的起码修养。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大学生，更应懂得什么是感恩。高校教育应重视学生知恩、感恩思想的培养，让学生懂得唾弃现实生活中那些“知恩不报”、“恩将仇报”的行为，培养感恩父母、感恩师长、感恩同学、感恩社会、感恩祖国的意识，为国家尽力、为父母尽孝，做个胸怀坦荡、光明磊落的人。

（四）借鉴“内外兼修”的修养方式。

先秦儒家君子人格教育有两种教育方式，一是外在熏陶，二是自我反省，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模式应该借鉴先秦儒家感恩思想教育这两种传统方式。环境对一个人的性格养成十分重要，人的道德水平可以通过外在教育提升，因此，高校应当开展弘扬先秦儒家感恩思想的宣传活动，以营造良好的感恩教育氛围，从而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自我反省取决于自身的自觉性，是一个人内在自我修养提升的过程，当代大学生的道德教育要求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学习，通过日常生活的点滴积累提高自身的品德，从而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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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西方；文化背景；价值观；差异

近些年，伴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问题引起了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关注。众所周知，价值观寓于人的思想当中，并影响着人的具体行为。价值观不同，人的思维方式与行为选择也会有所不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是其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受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历史传统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具有很大的差异。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在现实中，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差异容易激发矛盾，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于对立甚至是剑拨弩张的状态。这种现状，严重背离了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加强对不同国家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的研究，以缓和国与国之间的紧张态势，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发展。基于此，本文以中国与西方为研究对象，对其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问题作了详细地阐述。

1.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主要表现

在现实中，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在很多方面。对其进行系统地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形成对相关问题的正确认识，既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为此，本文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表现作了如下概括：

1.1行为模式差异

众所周知，思维模式决定行为模式。思维模式不同，行为模式也会有所不同。在中国，人们提倡“三思而后行”，做事谨慎小心，考虑问题细心周到，对人要以诚相待。而且，中国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不可取的行为。而与此不同，西方人将有野心视为一种积极的行为模式。在西方，孩子从小就接受自信与自立教育，使人们养成了“进攻”意识，这种意识表现在行为上就是果断、直接、有野心。

1.2家庭观念差异

在现实中，中西方的家庭观念差异很大。而且，这种差异表现地特别明显。在中国，人们特别重视亲情，自觉地遵守三纲五常。对待父母，人们要孝敬，尽量做到百依百顺；对待兄弟姐妹，人们要同心协力，互帮互助，共同克服一切困难。在中国的家庭中，亲情的氛围异常浓厚，家庭成员之间缺少隐私。此外，中国人对待客人，视如家人，讲究一团和气。

而在西方国家，家庭观念就稍显淡薄。在西方人的眼中，家是一个私人领域，各自卧室未经允许不得擅自出入。而且，在西方家庭里，长辈与晚辈间可直呼其名。再有，西方家庭的孩子成年以后，就会搬出去自己住，过独立自主的生活。此外，在西方，亲人的概念划分地较为明确，有的家庭在就餐时还会各自付款。

1.3人际关系差异

在不同的民族文化的影响下，中西方的人际关系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特别重感情；而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更重视实际。具体而言，在中国，儒家思想对人际关系的影响较大。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中国人提倡“仁”与“礼”。其中，“仁”是指做人的基本标准，向人们提供了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与方法；而“礼”阐述了人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在规范人的行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仁”与“礼”的有机结合，实现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和谐。进一步讲，“仁”主张尊尊亲亲的人际关系。而且，受封建思维的长期影响，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特别重视社会与情感因素，“长幼有序”与“朋友有信”是他们一贯奉行的人际关系原则。

受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影响，西方人还养成了自由、独立、直率、冒险的民族性格。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西方人提倡人人平等。即使是父母与子女之间，也可以为追求平等而进行竞争。与此同时，西方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不去过多地考虑情感因素。与中国相比，他们更加注重公事公办。在处理问题上，即使双方存在亲属与朋友关系，也可以不讲任何情面。在物质分配的问题上，他们秉承公平与公正的原则，不会因为一些特殊关系而偏袒一方。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绝对的。在这里，我们只是以中国为参照物，相比中国而言，他们的人际关系更加单纯而已。绝大多数西方人不会拿“人情”去交易，去谋求各种不正当的利益。在西方，他们也爱好交友，对人热情大方，为人处世上重视礼数。因此，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辩证地看，考虑问题要全面。

1.4语言表达差异

语言表达是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表现形式。这里所说的语言表达，主要包括口语表达与书面表达两个方面。首先，在口语表达方面，中国人显得既含蓄又排外，而西方人却表现地直接与简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思想观念差异导致的。在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根深蒂固，而儒家思想又以“礼”与“仁”著称。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口语表达就表现的谦虚而谨慎。而在西方，人们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更大，再加上自身果断与直爽的文化特性，使得他们的口语表达显得开门见山。例如，同样是获得别人的赞扬，中国人会说“哪里！哪里！”，而西方人却说“非常感谢！”这充分说明，直接与含蓄是中西方口语表达的最明显差异。

而在书面表达方面，汉语非常重视用词，强调用词的严谨与含蓄。而相对来说，汉语对句式的要求就显得比较宽松。与此不同，西方语言特别重视句式，强调以形统意。此外，受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喜欢从整体上把握事物。而汉语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与模糊性，这正是这种习惯在语言上的表现。同时，汉语讲究隐性连贯，在造句上少用甚至不用连词。这说明，与西方语言的以形统意不同，汉语注重以神统形。而在西方，人们却喜欢从个体上把握事物。在逻辑分析的基础上，实现认识与理解事物的目的。以英语为例，它强调句子的结构。一个句子只有符合主谓结构，才能满足句子的基本结构要求。我们通常所说的简单句，就是只有主谓语的句子。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复合句，是在主谓结构的基础上添加一些附属结构，如连词、介词、副词等等。与英语不同，汉语有些时候可以省略某个主语或谓语。即使如此，它也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1.5知识获取方式差异

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中西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通过观察事物，在观察中发现事物的联系与区别，进而形成较为系统的认识。也就是说，中国人是通过演绎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

而对西方人来说，他们将事物看成个体，通过对个体联系与区别的分析，实现认识事物的目的。换句话说，西方人是通过分析的方式来获取知识的。此外，在认识过程中，中国人注重整体观察、审美情趣、直观经验。而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与伸缩性。而西方人在认知过程中更强调理性，其思维方式则具有直线性分析的特点。总之，演绎与分析是中西方在知识获取方式方面最显著的区别。

2.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成因分析

国与国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这是毋容置疑的事实。但是，这种现实的产生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社会经济、历史发展与思维方式是三项最为重要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这三项因素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价值观念。

社会经济因素。在现实中，社会经济发展不仅带来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且也引起了文化观念的变化。在工业革命之前，西方社会经济还远远落后于中国，这是客观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在封建经济高度发达的时代，中国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文化成就，并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阶级开始加强文化统治，并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统治工具。长此以往，人们逐渐变得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思想文化出现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的局面。而与此不同，经过工业改革的洗礼，中西方的社会经济地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这种差距还越拉越大。在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的影响下，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质的飞跃和发展。而中国长期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再加上外来侵略带来的文化腐蚀，使得中国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呈现出严重的落后态势。由此可见，中西方社会经济的差异，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历史发展因素。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发展历史。对中国来说，它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尤其是二千多年的封建历史，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文化烙印。例如，中国人尊崇尊老爱幼，强调安分守己，重视个人身份。在这种文化底蕴的影响下，中国形成了一些特定的价值观念，并得以传承与发展，影响着人们的日常行为。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它们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三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地提高，思想也得到了极大地解放。在这种历史发展的影响下，它们形成了倡导自由平等与个性解放的价值观念。可见，中西方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是造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思维方式因素。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思维方式不是凭空产生的，而要受到民族哲学基础的影响。在中国，儒学、道学与佛学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地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续性，在短时间内很难消除或者根本无法消除。从这三种哲学思想的角度看，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非常重视悟性。在此影响下，中国人在处理问题上显得比较含蓄，需要经过思考才能真正领悟他的本意。而与此截然相反，西方人在处理问题上却显得比较直接，其要表达的意思也是通俗易懂。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奉行亚里士多德严密的形式逻辑以及弥漫欧洲的理性主义。特别是理性主义，其注重形式论证，对西方人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总之，思维方式是形成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不可忽视的因素。

3.结束语

国家和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总体而言，中西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差异巨大。中国讲求“利他”精神，注重群体意识；而西方却讲求“利己”思维，重视个体意识。出现这些差异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经济因素、历史发展因素、思维方式因素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全球化背景下，为了尽量避免国与国之间不必要的文化冲突，我们必须对中西方文化背景及价值观差异的表现、成因、研究对策等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易顶强，艾超.中西方宪法文化的价值观差异比较—以近现代中国的立宪运动为视角[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08（03）.

［2］周义龙.中西方人格特征差异成因的文化背景分析[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2）.

［3］陈静.从冲突走向融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西方价值观[J].新疆大学学报，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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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活教育理论；初中历史；陶行知；应用实践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661（2020）26-0091-02

陶行知先生被誉为“万世师表”，他所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经过了历史和实践的考验，至今仍有高度的指导和应用价值。在初中历史教学中，不少学生历史学习兴趣不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年代久远和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不够明确，所以学生在历史知识的理解、运用中存在一定困难。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入生活教育理论，能够建立起生活和历史学习的有机联系，让学生在生活中发现历史的变迁痕迹，在历史学习中领悟生活的真谛，以此促进学生历史核心素养的发展。生活教育理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制定生活化的教学目标

陶行知先生提出：“一切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才有效。”所以，初中历史教学目标的制定要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联系，以生为本，结合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明确教学目标，让历史教学更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用更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兴趣爱好的方式进行，这样才能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到历史学习中。初中历史新课标强调了学生的教学主体性，以学生为中心要求教师发掘更有利于教学的要素，强化学生的历史认知能力。

例如在讲解“宋代社会文化”相关知识前，教师要结合教材提炼生活化的教学目标，了解宋达的经济文化状况，并且与现代社会文明进行对比。主要知识点锁定“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分化，理解阶层关系，对当时的农业、城市发展有所认识，找出宋代的城乡差异，了解当时的建筑风格、文化活动以及传统节日等。把这些内容与现代社会的文化生活相对比，在衣食住行方面比较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找出宋代的哪些民俗节日一直流传至今，这样更容易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在这一探究过程中，学生能够体会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使命感，在生活教育理念引导下，更利于培养学生的历史人文精神。

二、挖掘历史教材中的生活化教学内容

教师要熟读历史教学，发掘其中与学生生活相关的内容，理解教学的编写用意，认识到历史与学生学习生活的密切联系。通览学习各科内容，就会发现历史课本中出现的一些知识点，在政治课本、语文课本、美术课本中也有出现，从这一点也能看到知识的融汇交叉特点，学生要学习全科知识，而这也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教师可以把这些内容进行提炼整合，引导学生认识到历史的学习价值。同样，生活方式也改变着学生的学习方式，历史课堂涉及不少史料，通过互联网学生可以搜集到更多、更全的相关史料，这一点有利于学生开展深入学习，在生活化的历史学习中了解过去、展望未来。

例如在“先秦文化”的知识点学习中，虽然这些百家争鸣的文化巨匠已经有千余年历史，但是他们的思想、精神、主张、境界仍然有积极的现代价值，比如儒家思想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能够在儒家思想中获得相应的启发。如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点，能够让学生懂得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要学会换位思考，为他人考虑。这些知识学生也会在语文课本中学到，但是，语文和历史有不同的教学切入点和侧重点，而这也正是历史教学的特殊之处。教师要善于发掘与学生生活相关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从已经掌握的知识中拓展探究，温故知新，感受到历史知识对现实生活的影响，这样才能进一步加深学生的历史知识记忆，让学生在生活中受益。

三、依托生活教育理论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引入教育生活理论能够有效拓展学生的认识空间，深度发掘“学科育人”作用，在历史中感悟现实生活，给予学生更多的成长教益和启发，让历史学习和学生生活真正结合在一起。通过历史知识的讲解，能够让学生“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在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育，学习先贤的高尚品格，感悟其中为国为民的高风亮节，学习其中为人处世的智慧，这一过程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三觀，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生活观，鼓励学生主动探究、主动思考，能够将生活中的实际经历与历史观点、历史经验相对照，从而提高历史学习的现实价值。

例如在关于“秦朝统一”的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从学生熟悉的“破釜沉舟”这个成语典故入手，为学生讲解关于项羽杀宋义、称将军，带领部下渡过黄河营救赵国的故事。他在渡河之后和士兵们一起把做饭的锅砸掉，把船沉入江底，烧掉军营，仅带上三天的口粮，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必战必胜的决心，让战队没有退路，最终营救成功。这个历史故事能够让学生懂得有了正确的目标一定要坚持，当机立断不能瞻前顾后，在学习先贤精神品格的同时，也有利于培养学生正确的生活态度，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有更多感悟和收获。

四、为学生创设自主体验的教学情境

陶行知先生曾说过：“若是别人代我解决问题，纵然暂时结果，经验却也被别人拿去了。”新课改精神强调了学生要全面发展，尤其需要关注学生的学习和体验过程，这就需要教师为学生创设自主体验的教学情境，结合学生的兴趣点、知识点来设计教学内容。在情境教学引导下，学生能够主动参与、主动思考、主动交流，这样的效果往往优于教师的理论灌输式教学，情境探究的过程和结果也会更加理想。

例如在北宋初叶的知识点中，“杯酒释兵权”是需要学生理解记忆的一个重要知识点，宋太祖为了强化权力统治，用君臣饮酒的方式削去了开国功臣的兵权，加大中央集权力度。这些知识点可以用课堂短剧的形式来表现，教师为学生创设表演情境，师生一起编写历史小剧本，学生可以自导自演，通过表演的形式理解历史事件，表演的过程也是学生形象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能够加深学生的知识印象。表演结束后，教师可以顺势提问：“你理解宋太祖这样做的原因吗？这次事件和陈桥兵变有什么关系？这一举措对宋朝的发展起到怎样的影响？”通过情境探究学生能够主动建立起这些知识点的联系，用时还能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从历史学角度去看待、分析问题，这样的教学效果也会更理想。

五、实际参观，加强与现实生活的联系

在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中，“教学做合一”是其中的重要思想，“实际生活向我们供给无穷的问题，要求不断解决。我们朝着实际生活走，大致不至于迷路（陶行知语）。”可见，“教”和“学”都是为学生“做”而服务的，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也要重视教学做合一，让学生在实践中受到启发，所以，在教师教学中，教师要将历史课堂从课内拓展至课外，通过丰富多彩的社会活动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构建起“家校社”三位一体的历史学习空间，利用课余时间、节假日等机会到历史古迹参观，这样的形式能够拉近历史和学生现实生活的距离，近距离地接触历史，让学生感受到“从历史到今天”的变化轨迹。

例如在关于“第二次”的学习中，英法联军烧毁了珍贵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这样的历史暴行是不可原谅的。如果学校具备相应的条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到圆明园废墟参观，身处其中、破壁残垣，这样的情境能够让学生联想当时英法联军烧杀抢掠的场景，加深学生的历史記忆。历史可能会在人们的印象中变得浅淡，但是，写在史册上的一笔笔屈辱和迫害却永远不会消失。教师可以抓住这样的机会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观，比如教师提出“前些年有人提议要重修圆明园，把它按照原来的样貌重建，你对这样的建议有怎样的看法？说一说理由。”教师可以把圆明园被毁前的图片和现在的废墟做对比，学生看到之后纷纷表示：“如果是我，我不会同意重修圆明园，因为历史的罪恶不能被掩盖，这里时刻提醒我们不能忘记被践踏、被欺辱的历史……”由此可见，实地参观对学生来说更有震撼力，教师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选择参观目的地，让学生获得更生动的历史学习体验。

篇8

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和德育教育的任务，在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时必须要做到这几方面的内容，以保证青少年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高尚的品格的形成。其一，坚持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坚持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培养青少年学生对祖国成就的认同和对祖国文化的自豪感、对集体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加强其对祖国同胞的热爱，这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和祖国的和谐统一。其二，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自觉自律，坚持做到理想信念教育和自觉自律教育有利于他们坚持对未来的追求和向往，这对于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其三，科学的“三观”教育，这是青少年德育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其四，坚持民主法制观念的教育，深刻他们对于宪法和法律的认识，树立青少年学生正确的民主法制观念。其五，坚持社会公德教育，促使青少年学生将社会公共道德的内化在自身的行为当中，为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做好基础。

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尤其重要。首先，可以从本质上完善青少年学生的内在品质。哲学家康德说过：人的天和目的是向善以完善人性，使自身成为道德的存在。所以，加强德育教育对青少年学生来讲就是对其进行一种质的规定，使其具备做到的属性。其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青少年也越来越关注社会问题和改革举措，但由于他们对社会共同理想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还缺乏一定的认同，导致他们在做出一些价值判断时,多数会以他们自身经历的事实为依据。所以加强德育教育可以使其具备正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一定的价值观念。最后，现在的青少年学生，生活条件和学习条件越来越好，接受新事物的渠道越来越广，接受意识和接受能力也越来越强，但多元化的社会实况总会对他们的价值判断和选择产生影响，许多学生喜欢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和行为来引起关注,甚至有时候还具有较强的攻击性，这就急迫需要德育教育的大力推进。

二、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现状呼吁德育教育

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和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中华民族也正在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而来的是我们的社会变迁、经济结构、文化发展都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局面。在这种趋势下人们的价值观也开始由以前的一元化状态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在这种科技充斥和价值观多元化的局面下，现阶段我国青少年价值观发展的状况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于传统文化价值的迷失。我国五千多年的文化传统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有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其中“主德”的传统文化精华对于人生修养和价值观培养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但当前这种独特的价值文化资源在青少年价值观教育中却被束之高阁，依然不被重视，青少年对传统文化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也就不会树立起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科学态度。第二，对于价值观主体的迷失。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社会所呈现的是一种思想和文化相互交错的多元的社会，在这种多元化的背景下，广大青少年学生的生存与发展也面临着多重文化价值观念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下人们面临着多种信息渠道，接受着不同文化和思想，其思想意识也变得更加开放，这有利于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但是伴随着不同文化的交汇，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文化意识等也逐渐失去了主流价值观的统领，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被随之而来的文化虚无主义和价值相对主义所取代。第三，价值观教育方法迷失。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并没有把青少年价值观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其授课教师基本上是一些难以胜任“主科”教学的老师担任，这种明显的不被重视造成教师教学和学生上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是加重了价值观教育的低效率。

三、以德育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价值观

（一）传统文化“主德”思想的影响我国传统文化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其中“主德”思想是现阶段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渊源和积淀。首先是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原则。“仁爱”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以孝悌为本的一种对人处事的原则，其基本思想是关心人、爱护人和尊重人。在各种思想文化多元发展的社会，用这种思想来指导青少年学生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关系，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次是“贵和尚中”的思路。“和”和“中”的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其在待人处世的过程中主张“中”与“和”，反对“过”与“不及”，即运用辩证统一的方式来判断。对青少年学生的价值观教育而言，有了这些精神和品质，就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地吸收和利用各种文化思潮和先进科学，早日为民族振兴贡献力量。最后，是传统孝文化的传承。中国传统孝文化的合理内核，对加强青少年德育教育，促进青少年正确价值观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传统孝文化的正确传播和传承，有利于青少年健康而全面的发展，所以在青少年价值观教育面临的这种现状背景下，挖掘传统孝文化的现实价值并传播和传承这些价值，对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培养和自身成长，以及社会和谐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位一体”共建青少年正确的价值观教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现实社会充斥多元化的思想和文化，青少年的价值观时刻受到这些文化和思想的影响，这已经是学校教育所不能单独承担的了，所以对于青少年的教育必须实现家庭、学校和社会的“三位一体”共建模式，这是青少年价值观教育的重要特征，也是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价值观教育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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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中国哲学,这一问题在近代西方学术东渐中凸显。在西方强势背景下,有的人怀疑、否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判断中国有无哲学,就看哲学如何定义和确定哲学的标准是什么。中西哲学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不可因为不能完全对应、符合,而否认中国哲学的客观存在和独特价值。牟宗三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

西方著名学者承认中国哲学的存在,对其独特价值进行了赞扬和研究,他们认为中国哲学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是人类文明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的著名哲学家罗素、美国的中国文化研究专家史华慈和安乐哲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西方之智慧》就暗含了对东方中国哲学的肯定。史华慈认为中国的哲学智慧价值很大,“中国儒家、道家和墨家兴起,都有‘一种高瞻远瞩的倾向’,‘一种追问和反思’,‘以及出现了新的积极的视野和通见’”。史华慈在他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中说:“和古希腊的思想一样,中国古代思想并没有对古代文明所提出的问题提供单一的回答……我们仍然可以看到有可能出现某种普世性的属于整个人类的论域。”安乐哲作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大家,他的《自我的圆成:中西互镜下的古典儒学与道家》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和对世界哲学的贡献,在接受记者访问时他谈到:“儒学对于人类经验有其独立的视野,儒学最重要的贡献是提供了西方伦理学传统之外的另一选择。西方绝大部分伦理学是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儒学中的‘个人’是处于关系中的‘个人’,强调人的关系性、共生性。这个理念非常健康,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图景”。

当代美国学者承认中国哲学并出版了大批研究著作,例如顾立雅的《孔子与中国之道》、孟旦的《早期中国“人”的观念》、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牟复礼的《中国思想之渊源》、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列文森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安乐哲的《和而不同:比较哲学与中西会通》、狄百瑞的儒家的困境境》等,积极推动了中国哲学在西方的传播。如果中国人不承认有中国哲学,是奴性和败类的表现。由于中国近代长期作为殖民地,西方哲学有霸道的话语权,使一些人产生了自卑和崇洋心理,丧失了文化自信、自觉、自强,甚至自甘堕落,失去了学术和人格上的独立和尊严。牟宗三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时至今日,东西方都应互相尊重平视,藉以调整、充实、并滋润其文化生命……中国人少数不肖之徒,若再抵死糟蹋自己,不自爱重,那只可说是其买办之奴性已成,自甘卑贱,这只是中国之败类。”

二、中西哲学的差异

中国哲学的学术(学问)有自己关注的话题、重点、体系、内在标准、研究方法,有自身的特殊性,不能按照西方哲学的模式来衡量。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服务对象差别很大。西方哲学是在古希腊上层贵族大雅之堂的“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家则面向社会大众,试图“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造福芸芸众生;西方哲学强调严格的形式逻辑和数理逻辑,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掌握和领悟,中国哲学则强调日常生活,关注世俗层面的接人待物、“洒扫应对”的感悟和智慧运用,认为“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语)、“满街都是圣人”(朱熹、王阳明、王艮都有此说法)。例如,惠能从舂米、种菜、扫地等打杂事务中脱颖而出成为禅宗六祖,就是典型代表。在谈到中西哲学的差异时,梁启超说得好:“所谓西洋哲学,那才真是贵族的、少数人爱智娱乐的工具。研究宇宙来源,上帝存否,惟有少数贵族,才能领悟得到。晚近虽力求普遍,渐变平常,但是终未做到。儒家道术,因为笼罩力大,一般民众的心理风俗习惯,无不受其影响。所以研究儒家道术,不单看大学者的著述及其理论,并且要看政治上社会上所受他的影响。”[5]18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侧重点差异明显。西方哲学讲究知识论、逻辑学、真理观,中国哲学强调人生观、为人之道、处世哲学。中国哲学面向人生和社会,希望能够指点迷津、安心立命,西方主流哲学则在逻辑上十分讲究,强调纯粹知识的推演,不甚干预世俗的生活。梁启超考察西洋文化,对此有深刻认识:“西洋哲学由宇宙论或本体论趋重到论理学,更趋重到认识论。彻头彻尾都是为‘求知’起见。所以他们这派学问称为‘爱智学’,诚属恰当。中国学问不然。与其说是知识的学问,毋宁说是行为的学问。”[5]4对中西哲学的差别,不同角度的概括一直持续,各有千秋。

李艳辉认为:“西方人讲‘用脑’,中国人讲‘用心’;西方人的思维方式重理性和逻辑,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直观和体悟;西方人讲天人二分,中国人讲天人合一;等等。”[6]中国哲学的三大派别儒释道都关注生命之学,成为中西哲学差异的又一个方面。中国哲学历来一直主张“生民为本”,《周易》强调“生生之为大德”。儒家提倡君子之道在于利于苍生,墨家主张兼爱之道在于利天下,道家探讨自然之道希望人生自在、浪漫、逍遥,都着眼于生生不息。牟宗三认为:“中国哲学以‘生命’为中心。儒道两家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加上佛教,亦还是如此。儒释道三教是讲中国哲学所必须首先注意与了解的。二千多年来的发展,中国文化生命的最高层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表现。对于这方面没有兴趣,便不必讲中国哲学。对于‘生命’为中心的学问没有相应的心灵,当然亦不会了解中国哲学,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在中国哲学里选择合乎西方哲学的题材与问题,那将是很失望的,亦是莫大的愚蠢与最大的不敬。”[1]3中西哲学研究的内容不同点甚多。梁启超和傅斯年认为将西方的philosophy翻译为“哲学”,并且移植、界定“中国哲学”,是简单地将西方学问搬到中国,缺乏对应的内容,实在不妥,值得反思。傅斯年1928年所作《战国子家叙论》略云:“‘斐洛苏非(philosophy)’,译言爱智之义……像苏格拉底那样的爱智论,诸子以及宋明理学是有的;像柏拉图所举的问题,中土至多不过有一部分,或不及半;像亚里斯多德那样竟全没有……拿诸子名家理学各题目与希腊和西洋近代哲学各题目比,不相干者如此之多,相干者如此之少,则知汉土思想中原无严格意的斐洛苏非一科,‘中国哲学’一个名词本是日本人的贱制品。”[7]中西哲学的文化背景、侧重点等差异,要求我们注重中国哲学的特殊性,采取独特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研究,用中国语言,突出中国风格,讲究中国习惯。例如,中国古代的书信、游记、对话、会谈等,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现在看来仍然属于珍贵的学术成果,起码是重要的学术线索,按照今天西方严格的学术论文、著作规范要求,它们肯定被排除在学术领域之外。现在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往往固定化、“八股化”,例如:论文要求有“引论———正文———结论”,排除了“文无定法”的独特的、多样化风格;哲学硕士论文一般要求在2万字以上,即使言之无物也要拼凑达标。

仅以字数标准,古代孔子的《论语》、老子的《道德经》,仅仅五千言,现在很难符合本科毕业论文字数要求,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样的做法,似乎是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但却忽视、取消了学术生态的多样化,更奢谈中国特色了。假如小说、电视剧等文艺作品也严格按照这样的统一规范衡量对待,更无所谓“百花齐放”,也许就没有读者和观众了。目前学术刊物的发行危机和读者的流失,不能说与此无关。中国哲学的独特性告诉人们,不应该与西方哲学简单比附或者生搬硬套,更不应该唯西方哲学和学术规范为尊。石峻认为,中国哲学不同于西方哲学,要有独特的研究方法,他评论黄子通的《儒道两家哲学系统》一书,指出中国哲学“研究基本概念或基本名词的时候,切不可用外国的概念或者外国的名词来比附……用西洋的套子去套,或者把中西绝对不同的名词,活剥生吞地等同起来,于是乎对于中国哲学生了许多误解”[8]。

余纪元认为:“通常当我们说不要把西方的哲学概念强加于中国的古典思想时,其实是指不要把西方的某种哲学概念(一般是指占统治地位的分析哲学)做框架。……中国哲学的自身理性虽然与西方主流哲学传统相悖,却与后现代诸多流派的视角相吻合。”[9]34-35其实,西方学者承认、尊重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调“中国式”了,他们进行中国哲学研究,开始尊重中国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了。例如,美国的“君子”一词的翻译就有10多种,争论不休,常见的gentleman的翻译以西方“绅士”为参照,方便了理解,但这是以西方来解读中国,有不少不恰当的地方,例如孔子心目中的“君子”纯粹是以道德情操作为衡量标准的,不是以“绅士”的地位、爵位衡量的;中国传统的男尊女卑,“君子”讲究男女有别,不像西方“绅士”那样要为女士献殷勤、做奴仆。为还原中国哲学并进行地道的表达,避免歧义,现在流行的一种翻译,就是按照“君子”一词的汉语发音翻译成junzi或者Chun-tsze。近年来,西方“汉学”到“中国学”的概念演变,也表明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研究方法的转变,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平等地进行研究和交流。柯文认为,“西方中心论”实质上是一种“种族中心主义”,而“种族中心主义”必然导致对儒学的歪曲,应该从“西方中心论”转变到“中国中心论”,这样一方面是尊重,另一方面的确是研究主题、对象与方法的需要。他说:“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研究西方冲击之后中国历史的美国学者,最严重的问题一直是由于种族中心主义造成的歪曲。”[10]53针对这种弊端,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上述三种儒学观的“中国中心观”。对于这种新的研究模式,柯文指出应该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中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柯文解释道:“我使用‘中国中心’一词时绝对无意用它来标志一种无视外界因素,把中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探讨这段历史的取向;当然我也无意恢复古老的‘中国中心主义’,即含有世界以中国为中心的意思。我是想用‘中国中心’一词来描绘一种研究中国近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力图摆脱从外国输入的衡量历史重要性的准绳,并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段历史中发生的事件。”

三、中西哲学的共性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应该也必须交流与对话,从而才能推进中西哲学的互动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中国哲学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哲学与文化,这是中国哲学研究者应该承担的责任。承认差异,同时寻找共同点,是东西哲学沟通的需要。我们不能因为学术上存在差异和学术生态的多样性,而放弃比较研究和相互沟通、交流。不同的学术生态的呈现是正常现象的反映,显示了不同国家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和魅力。近代西方的学科分门别类,强调分析,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文化世界化的大趋势。即用近代学科观念来看待中国经学、史学及诸子学,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近代的阐释:“是故《书》为历史学,《春秋》为政治学,《礼》为伦理学,《乐》为美术学,《诗》亦美术学。而兴观群怨,事父事君,以至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则赅心理、伦理及理学,皆道学专科也。《易》如今之纯正哲学,则通科也。”[11]应该将中西哲学的共性和个性加以分别,进行综合、贯通研究,避免过分极端、自说自话、各自为政的做法。在全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大趋势下,如果过于强调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不主动与西方哲学交流,就容易孤芳自赏,中西哲学对话就可能出现障碍,西方主流分析哲学就会更有理由不把中国哲学当作真正的哲学看待。德国的中国学家罗哲海指出,中国哲学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在现代西方进行整合,加以思想的中西贯通、重建和利用,这样才能有利于中国和世界。“中国哲学具有一种不仅对于中国本身、而且对西方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无论对中国人或西方人而言,古代中国的伦理学并非只是文献学上的课题,而是一个与伦理学本身关系重大的议题。这样一种议题需要一种特殊的方法论———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可以称做‘重构’”[12]。对待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中西学者殊途同归,已经成为共识。学界大多数人主张应该一方面切实地按照中国文献的经典进行诠释,认真对待原始文本,另一方面需要站在当代的理论高度进行审视,挖掘、发现其现实价值和问题,加以合理运用。刘笑敢在《诠释与定向:中国哲学研究方法之探究》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哲学诠释传统和中国哲学研究方法的研究,是注释、诠释,还是创构?是“六经注我”还是“我注六经”?是“以中释中”还是“以西释中”?值得深入反思[13]。依据经典进行认真研究,挖掘其价值,是应有的正确路径。

美国学者郝大维和安乐哲在《通过孔子而思》中指出,客观地再现孔子哲学的真实情况,才能发现儒家的重要价值,促进世界哲学研究的活跃:“我们希望,通过展现孔子思想最具活力的那些层面,我们的工作会推动某种思想过程的形成,该过程不仅对于孔子思想来说是真实的;而且,对于重新体认哲学活动本质与功能这两个层面的价值也将会有所贡献”[14]。中西哲学的互动,其路径可以由西到东,也可以由东到西。即是说,可以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分析儒家思想,或用中国哲学的范畴来分析西方思想,从而发现两者的相似、相同之处。例如,分析哲学家赫尔伯特•芬格莱特的《孔子:即凡而圣》可谓其中的代表,他用西方哲学来解读孔子;而用东方儒家思想来反思西方哲学,从而发现两者的差异的著名汉学家郝大维和安乐哲的《通过孔子而思》,就是这一方法的典范。他们的目的,都是在中西哲学之间架通桥梁。仅仅从单一的、固定的西方维度看待中国哲学,是片面的和危险的。在西方哲学强势的情况下,中国哲学目前在世界上显得弱势,但是中国哲学作为浓缩的中国精神对复兴中华文化有独特的意义,应该得到比较多的关照,特别是方法上应该更新,尤其是打破“西方主宰论”。刘笑敢认为机械地照搬西方哲学体系和方法,甚至全盘西化来研究中国哲学,是生搬硬套,会带来很多问题,即“借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定义和解释中国传统思想之术语所难以避免的枘凿不合的现象”[15]。中国文化背景和文本,需要还原其真实的场景才能再现鲜活的内涵,儒的含义理解就应该这样。美国学者齐思敏在其《物质道德:古代中国的伦理和身体》一书中指出,要认识中国哲学思想,文本应该回到中国场景,运用中国语言,才能真正明白。例如,就“儒”来说,用“Ru”来指称先秦的儒,比用“Confucian”更加准确。在他看来,先秦时期“儒”指的是一群以使用古代礼仪文化知识为生的人,孔子虽然是这群人的最杰出代表,但是这些人并不一定就是孔子的直接追随者,不同的儒生有着不同的礼仪传统,所以才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16]。中西文化需要认识差别、、加强对话沟通。作为哲学,中西都有共性,强调宇宙观、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探讨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引导人类精神,追求价值理想。“形上学的途径,也就是哲学的途径”[17]。方东美指出:“中国哲人乃自辟畦径,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格之形上学体系。”[18]西方哲学传统在于二分法,强调主体与客体、人与我的两极对立,进行分析、细化、解剖,不适合中国哲学的境界。“中国哲学一向不用二分法以形成对立矛盾,却总要透视一切境界,求里面广大的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藉《周易》的名词,就是要造成一个‘旁通的系统’”[19]。这样的见解,不仅仅适合于我们认识中外哲学的差异,而且也是我们寻求中外哲学联通的妙计。

篇10

【关键词】冲突；融合；价值观念

1.东西方管理理念对比

1.1 注重文化与伦理引导的东方管理理念

东方管理理念是以中华传统管理文化为主要内涵的管理理论。非常注重文化和伦理的引导。在17世纪之前，这种管理思想给东方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的繁荣和昌盛。但近代东方的衰落与西方的迅速崛起，使管理学理论成长的落脚点一直停留在西方管理理念体系之中。

东方管理理念：基于文化与伦理的约束和激励。东方管理理念是在中华管理实践与理论探索的基础上形成的一整套理论体系。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

这些思想包括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人性之善”、“修己安人”；以道家学派为代表的老子“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以墨家为代表的“兼爱”、“利人”；以法家为代表的“唯法为治”；以兵家为代表的“运筹定计”、“知人善任”；以《周易》为代表的“刚柔相济”、“崇德广业”；以佛家为代表的“以善为本”；等。

东方管理理念有其独特的思想魅力，具有极高的现实价值。其主要特征表现为：

（1）通过文化和伦理引导人性，从而规范个体行为

东方对于人性假设在初期就有不同，但以人性本善为主流思想。以儒家为代表。儒家文化认为人生有性善的一面，孟子在《告子上》中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他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礼、智这“四心”是人皆有之的善性。并且认为人的善性可以通过教育、修养和德化保持，因此主张德治，强调教育的作用。人的管理是可以通过保持和发展这种善端而达到的，是可以通过人本身的内在的而非外在的制度和刺激而达到的。

（2）强化道德观和责任感的约束与激励

东方管理理念在人性本善的假设前提下，其管理方法表现为“仁政”、“信民”和道德感化。更关注个体的情感需求，强调心治，重视精神激励与精神塑造，主张通过教育来造就有理想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

约束和激励更多的表现为正向性、侧重于“软管理”手段。

（3）东方管理理念的现实意义

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人”是东方管理哲学的核心，包括两大层面：一方面要求管理者为他人着想，重视人际关系的协调，通过自身的道德威望感召和示范，在无形中影响被管理者，从而使社会与人际关系处于最佳状态，达到最佳的管理绩效。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作为东方管理文化的本质特征，“人为为人”揭示了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激励与服务的综合体现，强调自身行为的激励和修养，控制和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和激励环境，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够持久地处于激发状态下工作，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人与人互相联系，并且可以转化。对任何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有一个从个人行为逐步向为他人服务转化的过程，即从“人为”向“为人”转变的过程，从而达到群体和谐。

随着柔性管理时代的到来，东方管理中的人本管理和群体和谐思想必然是未来管理的重点与方向。

对冲突的态度存在着文化差异。在中国特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组织冲突管理存在着其特有的问题。

1.2 强调科学与效率的西方管理理念

（1）人性假设与科学管理

人性假设对于管理理论和方法有重要意义。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涉及和措施的采取，都是以对人性的一定看法和理解为基础，可以说没有对人性的理解就没有对人的管理。多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了关于人性的各种看法，其中泰勒、薛恩、波特、麦格雷戈等学者的人性假设最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这些人性假设成为不同时代背景下管理者采取措施的必要前提。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对人与组织的研究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对以人为本的研究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西方管理理念代表着当时时代的需要，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提高工人的劳动效率，采用“任务管理”的方法，制定恰当的工作定额，这一定额是通过精确的“时间―动作”研究而确定的，这是一种制度化、标准化、定量化的科学式管理，热衷于追求管理的数字化、模型化和计算机化。即使是以“社会人”假设为基础的Y理论时期，或者以“文化人”假设为基础的超Y理论时期，这种制度化的、标准化的、定量化的方法论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员工自我发展的价值、管理员工方法的差异性等作为辅线发展，而科学管理一直是西方管理理念的主流，也是西方核心的管理方法。

（2）西方管理理念的发展与创新

西方管理原创建立了一整套管理科学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使管理学成为一门科学，并成为今天管理发展的基础。无论管理学如何发展，都抛弃不了它的基本框架体系和概念范畴，以及一些根本性的管理理念和思维方式。

西方管理理念对管理的理性分析格外重视，企业依靠严密的组织机构、健全的控制手段实施管理。随着管理思想的不断完善，企业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人本理念兴起，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建立虚拟企业动态协作团队和知识联盟理念，建立知识型企业的理念，重视知识管理的理念等。

2.管理理念冲突融合的措施

2.1 运用有效的沟通策略化解冲突

2.1.1 对不同价值观引发的冲突融合

加强沟通。最简单的策略就是通过与发生冲突的人聊天，了解对方的立场和观点，避免因为自己的价值观的差异产生不必要的偏见，使得双方都对对方有一个和以前不一样的认识。

保持距离。这种策略是用于冲突双方实在是无法化解之间的矛盾，价值观的差异确实是无法消除，就只有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矛盾激化，不能将两个势不两立的人放在一块工作。

官方命令。这种策略往往是用于无法自己化解冲突，但又不得不需两个人之力来共同完成工作，这就需要管理者用强制的命令方式或权威来暂时缓冲双方的冲突，保证工作的继续进行。

2.1.2 如何化解由于沟通问题引发的冲突

和当事人直接沟通。这是最直接的方法，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也有利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因为如果管理者对每个冲突都要过问，这样的管理工作会很大，所以让员工自己解决是最好的也是最省事的方法。

培养沟通能力。其实很多情况下，冲突双方不是不愿意自己化解矛盾，而是由于缺乏必要的沟通技巧以至于事情越弄越糟糕，造成矛盾的停滞甚至激化，因此企业就要为员工开展必要的沟通能力的培训。

2.1.3 如何化解由于不同认识引发的冲突

换位思考。运用“同理心”，尝试着从别人的角度想想“如果我是她，我会怎么想”，这样会很容易看到自己平时看不到的问题甚至是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的观点。

尝试接受他人的看法。这个策略和上一个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俗话说得好“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要自己放开胸怀，用公正的态度去接受别人正确的、好的看法，就会很容易化解双方的冲突。

2.1.4 如何化解由于个人主义引发的冲突

提倡员工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作为管理者最不喜欢遇到个人色彩很强烈的员工，他们所希望的是以团队为重，乐于奉献的员工，因而遇到个人主义型的员工，管理者一定要在组织内通过培训，培养与他人的合作并大力宣传奉献精神，让员工以和企业荣辱与共而自豪。如联想集团，其内部提倡的是一种亲情文化：平等，信任，欣赏，亲情。这种文化激励了多少联想人的忠诚和奉献，激荡了多少联想人的心，为了联想的成功，联想人愿意付出他们的青春、汗水、鲜血和生命。由此可见，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是企业成功的关键。

加强合适人员的选拔。如果一个团队里面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冲突，那么作为管理者一定要设计好相应的甄选程序，严格把关以保证所甄选的人才是具有合作精神和奉献精神的人，以避免那些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人进入企业。

2.2 立足本土借鉴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

西方经营管理造就了另一种文明，它是一面镜子，可以折射出我们自己的优劣。但是不学习古代文化，我们就没有自己的根；不学习西方智慧我们就不能真正进入现代化。西方管理随着信息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展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理论体系的完整、思维严密、逻辑性之强，都令我们叹为观止。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西方经营管理成果已深入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西方经营管理的科学成果，对于刚步入市场经济的中国企业，有着非常宝贵的知识和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借鉴。中国企业向西方学习，要学习西方经营管理的内在精神，其内在精神就是科学精神―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独立，造就了西方近代的科学。然而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相比较而言，西方管理的内在精神偏于科学，而缺少艺术；中国式管理则更偏向于艺术，而缺少科学。

2.3 健全管理制度、规范业务流程

企业依法制订规章制度是企业内部“立法”，是企业规范运作和行使用人权的重要方式之一。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利用和行使好法律赋予的这一权利，聪明的企业都看到了这一点。

成功的企业制度，其效果是使企业运作平稳、流畅、高效，并可基本上防患于未然，使企业不战而屈人之兵，不得不战时则也可使企业尽作有准备之战，胜券在握。由制度规范程序，在程序中建立体制，在体制中形成习惯，这便是一个企业制度健全，流程规范的结果。

西方文化则以制度为基础，企业管理讲究原则追求效率。公司应根据自身特点不断改革分配办法，建立合理的工资、奖金等物质分配机制，使员工的精力集中到努力工作、提高工作业绩上来。有条件的企业还可以探索建立股权、股票增值权等长效激励机制，以达到稳定管理人员和骨干员工的目的。

在分配物质利益的同时，合理运用精神分配模式。精神分配是针对员工心理上的行为动机而进行的工作，虽然精神分配表现是隐性的，但却是企业管理者调动员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工作热情持久性的有效方式。

要尊重员工。这是一种基本的精神分配方式。企业领导者要尊重各级员工的价值取向和独立人格，尤其要尊重普通员工。尊重是加速员工自信力爆发的催化剂，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尊重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它有助于企业员工之间的和谐，有助于企业团队精神和凝聚力的形成。

2.4 树立冲突管理的权变思想

西方近20年来管理理念的新发展，至少给我们以下几点启示：

（1）在管理中要重视人的作用。在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中，无论是非理性主义思潮，还是学习型组织、虚拟组织、知识型组织等理念都高度强调人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标志着西方管理又重新回归到以人为本的轨道上来，因为人毕竟是管理的关键，而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为人的利益服务。这与东方管理文化强调的“以人为本”思想是相吻合的。

（2）在管理中极为重视文化的作用。无论从西方比较管理研究，还是从企业文化研究都可以看出，西方最新的管理理念极为重视管理文化对管理的巨大影响。根植于企业文化的软约束在管理中作用并不比来自企业制度的硬约束小。企业文化往往成为一个企业的无形资产，并使其他企业难以模仿。从更大的层面看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长期形成的文化对管理的影响。西方在对日本企业管理的研究中认识到东方古老的儒家思想在企业成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3）在管理中更加重视文化的融合。正是基于对文化在管理中重要作用的认识，西方最新管理理念中出现了重视文化融合的趋势。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越来越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韩国、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经济高速发展之后，更为突出。东方管理文化对西方管理学者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例如彼得・圣吉提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理念就深受东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从西方管理理念的新发展，我们也可以得出新世纪是“东方管理文化复兴的世纪”的结论。东西方管理文化的融合发展是新世纪管理学发展的主流。

2.5 进行有效的组织沟通

信息经济与信息化企业、组织的运行和管理，其关键是信息采集、掌握与信息加工处理。而信息采集、掌握与处理，都必须以信息交流即沟通为前提、手段和内容。信息的采集、传送、整理、交换，无一不是沟通的过程。沟通交换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各种信息，交换和传播了知识、思想、意见、想法和科技，从而使团队合作、组织协调、目标完成、资源优化组合、组织文化形成、发展、企业战略制定等等企业组织功能得以实现。而且由于沟通加强了企业、组织对所有能利用的各种资源的组合和优势配置，从而使相同的资源得以发挥出更高的效率、效能和效益。

相应的，在企业管理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现代信息社会，企业管理的本质和核心是沟通，管理的难度和难题也就是沟通的难度和问题。许多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由于沟通的不足和失误，普遍地存在管理沟通的问题，因而使企业有限的人力资源和其他资源无法实现最佳配置，不仅产生不了合力，反而互相牵制，严重影响企业日常正常运行和发展前景。沟通的问题现在变得如此的多样和突出，以致在现代信息化企业，离开沟通我们甚至无法谈论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