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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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6 ― 0091 ― 0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进展。随之而来的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环境污染、雾霾严重、资源耗竭、生态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类问题并非中国独有，世界范围内生态与环境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同样愈演愈烈。针对生态与环境问题，西方出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现以多丽丝・莱辛为生态女性主义的代表，同时中国也开始向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寻求理论支持与指导，两者融合，势必为今日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新思路。

1.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

生态女性主义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反对人类中心论的观念在西方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是一种政治与社会运动。蕾切尔・卡逊于1962年出版《寂静的春天》拉开了当代环境运动的序幕。麦茜特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自然之死》一书认为：要将“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开创对二元论的批判。在90年代至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蓬勃发展。这一观点批判人类中心论，反对男性中心论，希望维持生态平衡，建立和谐社会。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多丽丝・莱辛一直是生态女性主义思想的践行者。莱辛反对人类中心论和男性中心论。在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莱辛展示了生态困境、人类生存困境。多丽丝・莱辛生态女性主义观着重探讨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的内因，但在试图寻求解决途径之时，遭遇困难。要解决生态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或可在儒家思想中寻求理论支持。

莱辛关注人与自然地关系、关注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很多方面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契合，如非人类中心论，这为二者相融提供了前提。如何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摆脱困境，莱辛及其他生态女性主义者在解决此类问题时遭遇瓶颈，儒家思想或可为其提供理论支持与指导。

2.儒家“天人合一”思想

本文欲从三个角度说明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内涵。首先，儒家思想持有有机整体的宇宙自然观。“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体现了孔子把万物纳为一体的自然观。《孟子・尽心》里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强调以仁爱之心对待天地万物。张载的“民胞物与”观点表明其宗旨是和平共处、万物一体。

其次，儒家思想强调非人类中心论。虽然儒家思想关注人的主体性，但其也强调人与天地万物的整体性，强调万物平等。张载“乾坤父母，民胞物与”说明人与万物在天地中同样渺小。儒家思想虽要发挥人的主体性，但其目的非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只为人类能够尊重自然、养护自然。大禹曰：“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周文王曰：“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升网罟，以成鱼鳖之长；……是以鱼鳖归其渊，鸟兽归其林，孤寡辛苦，咸赖其生。”由此可见，儒家思想更倾向于非人类中心论。

再次，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在生态层面具有新价值。荀子提出“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对此，荀子提出了对待欲望的节制理论。荀子的节欲论，在今天人类为一己欲而大肆掠夺自然之时，无疑对人类的贪欲起到扭转、纠正与指导的作用。荀子的性恶论及控制自身欲望的观点体现了他的道德观、伦理观。荀子注重节欲、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儒家思想的整体观、非人类中心论与节欲论具有逻辑性、较为全面，这对“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领域中的新发现具有重大意义。

3.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相似性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可能性。生态女性主义思想近年在中国得以接受为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提供了先决条件，可以预测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趋势。2003年韦清琦在《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订的一枝奇葩》一文中介绍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现状与依据、方法和实践；2004年罗婷、谢鹏在《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中就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何以能成为文学批评、自然与女性的关系等加以述评。进入21世纪，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批评。中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生态女性主义理论的植入提供了先天土壤。多丽丝・莱辛作品及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到广泛回应表明中国对莱辛的研究是在自己的文化诉求中展开的。20世纪50年代，莱辛被译介进中国，近年向丽华《多丽丝・莱辛研究在中国》，胡勒《多丽丝・莱辛在中国的译介和研究》对莱辛做了综述。八九十年代，研究多数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切入，2005年，湘潭大学谢鹏发表的硕士论文《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一文说明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脉络及观点、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综观莱辛在中国的接受，其研究明显体现出生态女性主义价值取向，中西方在探讨道德修养、解决生态危机方面能够相互借鉴。今日尚需进一步挖掘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潜力，促进其在道德伦理修养方面的提升作用。莱辛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在中国得以接受显示中国呈现生态女性主义本土化趋势，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克服其局限性后与之碰撞与融合，必为解决生态问题与道德问题提供支撑与指导。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两个方面具有相似性。首先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二者天人合一的自然观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二者认为万物起源相同。儒家认为“天地者，生之始也”，即天地是万物之本源，万物皆以天地为父母，彼与此皆为天地之子，万物如兄弟姊妹，平等共处，皆因自然万物起源相同。莱辛在其作品《野草在唱歌》中，把自然与女性结合起来，认为自然与女性的相似处首先体现在二者为起万物源，女性为母，繁衍后代，是人类的母亲；大自然是万物的母亲，皆在自然中孕育成长。在世界本源的认识上，两种思想的观念是一致的。第二，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思想皆有整体观。《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儒家整体观的发展顺序是从个体出发，然后是家，然后发展至国、至天下，即从个体到整体、从人类到自然万物皆为一体，此为天人合一的核心。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针对自然资源皆提出可持续的发展观。儒家在自然资源的利用方面提出了可持续的发展观。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兀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由此可见，古代的统治者及思想家及其注重自然资源的及时养护，之后才是合理的利用，以利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儒家注重道德水准提升，可促进生态良性发展。

时移世易，人类以发展的脚步飞快走到今天，为满足人类的私欲，人类对自然资源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严重后果，莱辛在其作品中把生态问题作为重点向人们展示由此而带来的困境。莱辛在作品中描述自然对人类的反抗与惩罚，对人类的过度开发敲起警钟。生态女性主义者针对自然提出了合理运用自然资源的主张，当前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面对生态危机时，依然可以向古老的儒家思想寻求理论基础，使之成为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儒家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注重于防患于未然，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张是在自然资源遭到严重破坏之时提出，但二者的终极目的是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从而人类才能得以长久存在。

生态女性主义与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相融具有重大意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随着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与环境问题愈演愈烈，很多学者、作家试图向古老中国的哲学思想寻求理论依据。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的生态女性主义与有着高度的契合点，为生态女性主义的深化发展提供新向度。阐释莱辛作品中的生态女性主义观及其所遭遇的困境，揭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对之所提供的理论支持，将理论论证与实质论证科学地结合起来，使结论具有客观性，从而深化完善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的本土化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参 考 文 献〕

〔1〕傅华.生态伦理学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2〕李银河.女性主义〔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3〕齐丹.多丽丝・莱辛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D〕.济南：山东大学，2011.

篇2

【关键字】管理思想 德育管理 儒家学校

1前言

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信息化高度发达，国际社会、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各国各民族多元文化、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也将更加激烈，青少年的思想意识也将更为复杂多变，德育管理工作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学生的主流思想严重缺失，思想教育活动并没有实现应有的目标，教育目标没有真正的实现，思想教育效果不能真正体现，分析产生这些不良现象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的方式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探索改革的道路的过程中，发现

2.儒家管理思想概论

2．1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儒家管理思想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管理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孔子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管理伦理学说，即所谓仁爱、仁义、仁政等。如孔子提出为政以德，他用仁把所有的公共管理规则统率起来。仁的学说反对管理生活中的苛，宣扬人类之爱的管理思想。他用爱人观念加强血缘联系，消除内部冲突，同时也有差等地把爱人观念按宗法模式扩展到整个社会。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管理等级制度和秩序的伦理规范。也具有处理管理主体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管理群体团结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为管理式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管理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和的手段，达到消除管理矛盾，避免管理冲突，稳定管理秩序的目的。对于如何管理，儒家采取的是“仁、“德”和“礼”。”仁”是儒家理论的核心；“德”、“为政以德”是儒家的重要管理思想“礼”是儒家管理思想外在的管理规则。

2．2

3.当代学校德育管理的现状及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

3．1学校德育管理现状

德育是指教育者根据现代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受教育者施加一定的现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等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其品德内部矛盾运动，以使其养成与现代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及现代法制等现代社会相契合及所期望的品德的教育活动。

当前当代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和向上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应试教育的影响，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往往流于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学校对德育工作普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重外延，轻内涵。一些人把德育教育简单化、表象化，认为所谓主课学好了，有了好的考试成绩，道德自然会提升，一味强调的”素质”出现片面性，其结果往往是外延较大，内涵较浅，忽略了德育教育管理工作在促进人性境界提升和理想人格塑造方面的重要性。

(2)学校对学生德育教育的引导不够。学校德育教育的实效性不强，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不紧，教材滞后，缺乏吸引力和说服力

(3)学校的德育教育管理工作与家庭教育不能有机统一。

总之，学校德育管理的缺失导致学生在心理承受力，价值观念，自信心以及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缺陷：“受挫力不足、对物质生活追求畸形、自信心不足等等这种缺失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青少年学生的全面成长。

3．2导致学校德育管理缺失的原因

(1)学校对学生思晶教学缺乏足够的重视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一因素。从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课教学隋况看，课程教学基本上为学校行政管理人员或其他科目授课教师兼任。思品教学人员的配备隋况不难看出思品学科在学校学科教学中的地位是何等的低下。由于缺乏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科教学交流，思品教学自始至终都是学校教学中最薄弱的环节。思想品德教学时常被其他学科挤占、兼任领导误课现象屡见不鲜。期中期末考试前取消思品课的现象更是家常便饭。

(2)教学方法枯燥单一是影响德育教育的第二因素。学校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时，过分强调了其思想说教陛，正是这种思想性的语言上过分强调，反而限制了其思想性的真正作用。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逐步提高，小学生的心理成熟时期大大提前，逆反心理愈来愈严重，传统的枯燥乏味的、脱离学生实践的纯说教式教育已被孩子们所唾弃，使得严密科学陛的现代社会科学知识成为了不被人接受的说教工具，引不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失去了它作为日常知识的严肃性，也失去了它的思想的可信性。

(3)教育主管部门忽视德育教育成为致命因素。德育教育应该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史，思想教育都是从儿童时期抓起。而作为我们国家的教育管理部门却对德育教育管理的重视程度不够，先有人教出版社余桂元等发出否定岳飞、文天祥的言论，北京部分小学撤掉小英雄赖宁画像，后有上海市教材及人教版新教材删除了曾激励一代人成长《赖宁画像》。正是由于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不重视教材的德育教育作用，使得我们目前的学生德育教育管理不尽如人意。当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现状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4.

首先，有利于创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工作是一个有机的系统，包括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原则、管理模式、管理方法等。各个方面因为特定的内容和功能而自成系统，各个方面又因为相互作用而互成系统。我们既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孤立起来，更不能把管理的诸要素对立起来，而是必须使它们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这就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横向上相互作用，也要求管理的诸要素在纵向上发展变化，永远不能停止在～个水平上。只有正确把握管理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才能不断完善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体系。

其次，有利于创建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在学校，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融洽关系表现为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在认识上的高度统一，以及由感情融合、心灵相通而达成的行动上的配合默契。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虽然角色不同，地位各异，但处于这个统一的共同体之中。共同体融洽与否，关键取决于管理者的管理观和管理实践，《论语》强调“正己正人”，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设身处地地为被管理者着想。儒家的管理思想，如果能够内化为学校德育教育工作管理者的自身素质，那么，在德育教育中就更容易营造出一种融洽的人际关系。

最后，有利于提高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效率和水平。学校德育教育不同于学科教学，它具有德性教化的功能，所实施的是转变人的思想、提高人的觉悟的工程。因此，其效率和水平不宜单纯用数量标准来衡量，而应该以质与量之统一的“度”作为进行德育教育评价的一个重要尺度。德育教育的管理目标、管理过程、管理方法等需要掌握适度”标准。

另外，儒家十分重视人在管理过程中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的管理和施行管理的人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有了人才有管理，这种观点和儒家的哲学是分不开的。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治人而展开的。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以学生为核心，有利于激起学生的主人翁意识，从而增加责任感和使命感。

儒家在管理上偏重于礼和中庸，认为这是达到管理目的的重要手段。在中国几千年之前就明白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能群一一分一一义，群是建立组织结构，分是实行分工，而人之所能建立组织结构和实行分工合作的根本原因是人与人之间存着“义”。当群体建立起来后利用分来进行分工，再用礼来规范，用中庸来协调，使组织高效运行。将这种思想运用到学校的德育管理中，有利于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分工合作意识，杜绝自由散漫和小团体主义。

4．2对在学校德育管理中融入儒家管理思想的有益探索

儒家管理思想所涉及的主要是国家、社会等宏大的、抽象的范围，而其基本精神则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具有借鉴意义。在学校德育教育中运用儒家的管理思想，首先需要明确其适用范围，并联系实际，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思考。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出有助于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的新方法。

4．2．1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仁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仁爱作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有利于缓和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并在二者之间建立和保持一种比较和谐的关系“仁爱有利于在管理内部各成员之问形成亲密的情感联系，从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一句话，“仁爱有助于实现管理的目标。“仁爱管理是对管理主题提出的基本要求，即是说，管理者要具有一种“恕道精神。所谓“恕道”，从积极的方面说，是指管理者要立身于社会，在事业上成功发展，同时也要帮助别人立身于社会，从消极的方面说，就是管理者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也就不要强加给别人，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道”精神的特点在于，凡事都要做到推已及人，对人尊重。管理者具有恕道精神，管理就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儒家的“仁爱”管理思想对于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不无指导意义。学校德育教育的对象是人，其管理具有双重指向性：既要面对学生，也是面对管理者自己。管理者不但要管好学生，更要管好自己。为此，管理者必须有一颗“仁爱之心。“仁爱”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出发点，也是做好管理工作的前提条件。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管理者一要严于律己，二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如果管理者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这样的管理者在学生中就不会有威信。正人需先正己。管理者要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感化、教育和说服学生，成为带动和激励学生实现学校目标的榜样。正己，首先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自己，同时也要求管理者正确地认识和对待学生。管理者能严以律己固然好，但同时必须爱护学生、关心学生。对于学生身上存在的问题也要正确对待，如果一见学生的缺点和错误就指责、训斥和惩罚，缺乏与人为善的态度，那么，不仅学校内部和谐的人际关系难以形成，相反会造成师生关系离心离德、紧张疏远，甚至失去学生对老师或管理者的信任和支持。孔子说：“宽则得众”。待人宽厚，能赢得人心，也是营造融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条件。所以，学校德育教育的管理者，在严以律己的同时，还要有宽以待人的胸怀和作风，对德育工作中发生的问题，管理者首先要深刻检查自己并主动承担责任。

4．2．2儒家管理思想中的“礼”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有了“仁”的存在就可以成为人了，但是“仁还不能单独存在，孔子认为“仁的实现必须通过“礼”来表达和实现。《论语》中有载：有子日：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为人孝弟(悌)是孔子和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两个基本道德规范，孝是子女对父母应有的态度悌是弟妹对兄长应有的态度。“知孝悌”是孔子“礼”观念的核心内容。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以”礼”为核心理念，用礼制、礼乐追求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激发学生的逻辑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从理智上求真。其要旨是追求符合天时、地利、人和的规律性，以富于人文精神，合乎人性的礼制和札乐来规范学校秩序，用礼制约束人，用礼乐营造好学、敬人的氛围。孔子的治道强调”正名，要求做到”名正言顺，各司其职，做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体现在学校德育管理中也就是说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要各自与其色、职务相称，也就是其”实”与其名相符合。而且”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用完善的层级制度和制度的文化氛围约束各成员。礼乐的关键性作用在于形成一种敬的氛围，敬重自己的组织角色或职司，敬重老师，尊重学生，使组织秩序井然，能成大事。可见孔子治道之首，即制度化的组织治理。而决不是人们所附会的随意性极大的所谓”人治”。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实践也表明，构建完善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制度，以及营造好学氛围，具有基础性作用。

4．2．3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中庸”对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的启示

综观儒家管理思想，“中庸之道”颇具影响力。“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法，强调管理适当适度、恰到好处，主张管理范围合理、不偏不倚。孔子的中庸哲理，讲的是无不不及，它的实际应用，就在于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从实质上说，“中庸”就是“适度，就是要把“时中”与“权变结合起来。“时中就是原则性，“权变就是灵活性。“时中”与“权变的结合也就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正因如此，“中庸管理方法有利于实现管理目的它可以使人与物的管理处于合理的最佳状态，发挥最佳效益。与此同时，作为管理方法的“适度”并不是绝对的，它会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因此，要使管理工作合于“度”，在方法上绝不能一成不变，而需要根据时间和条件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调整。

“适度”是一种管理方法，更是一种管理艺术。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实践中，如何认识和掌握事物的“度至关重要。“适度”贯穿于学校德育教育的全过程，学校德育教育的正确决策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方法运用需要“适度”，学校德育教育的激励机制也需要“适度。现代学校具有开放性特征，其德育教育必须考虑条件的变化。学校面临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都经常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德育教育工作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变。在这里，能否适应条件的变化而改变德育教育的管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个适度的问题。可见，为了使学校德育教育达到预期目的，在管理实践中要特别注重对“适度”原则的正确把握。

4．2．4儒家管理思想中的“德、“义”在现代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的应用

《论语?为政》中开篇就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段话道出了强调伦理道德的巨大价值，一个人一旦有了仁德，就像天上的北斗星一样，满天的星辰都会围绕着你，听从你的指挥。所以“德”是建立管理者权威的关键所在。只有制度权力是不够的，必须要有道德感召力。

在孔子看来，“知”体现着个人对外在的道德要求和伦理规范的认识程度和水平。—个人对社会伦理关系和道德原则没有一定的认识，就很难具有高尚的品德。所以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和思想教育，首先从社会伦理方面人手。—个人有了较高的社会伦理修养，那么他也许不会成为—个对社会极有贡献的人，但是他起码不会成为—个危害社会和他人的坏人。

另外，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要以义”为核心理念，激发学生的价值判断的潜在能力，让他们能够自觉地在意志上向善。孔子说：惠则足以使人。这是说利益和好处能够驱动人去做事，在学校德育教育管理中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励措施，但要注意“度的原则。《中庸》日：”羲”者，宜也。”义”就是受道德制约而有度的”利，这样获取的利才是善的。因此必须以有约束的”利”，也就是”义”来替代毫无约束的”利”。这对于教育学生树立用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的价值观，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编辑 

5.结语

篇3

关键词：国学管理 儒家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

引言

“国学”一说，最初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当时提出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回应“西学”的挑战。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的“国学热”（李中华，2007）。20世纪80年代末，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面对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危机共同呼吁：“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到2500年前的中国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机会”。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一时的“文化热”。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华民族已经开始找回文化的自信，中国开始迈向文化复兴与注重软实力建设的时代。

近年来，借助于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易中天品《三国》，于丹说《论语》，王立群读《史记》及曾仕强讲《易经》得以迅速热播，出版的书籍也是数以万计，传播范围极广。时下，随着新《三国》、新《水浒》等四大名著的重拍、热播，在我们被先贤的智慧折服时，我们需要的更多是思考。或许新一轮的“国学之四大名著”又将在全国波及开来，当然这些还只是国学思想中的冰山一角。国学管理作为国学热的一个支流，现代在一些企业中已经得到重视，其对现代的企业管理的作用也在逐渐凸显。国内一些知名高校开办的企业国学管理培训班就反映了国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已得到重视。所以在我国进行现代化的建设中，尤其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除了学习现在较为流行的西方管理理论以外，还应充分认识到我国传统儒家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作用，充分利用我国儒家思想这一传统的文化瑰宝。

国学概念和国学管理思想

（一）国学的来源及涵义

“国学”一词，最早是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其最初见于《周礼》“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后来汉代的太学，晋唐以后的国子学、国子监等都是它的变形。四书五经中也有记载，但大多为同义，都是指我国历代王朝的最高教学机构。而以“国学”之名义专门命指中国文化学术之大一统系的特征 ，则始见于清末。有人说，章炳麟在日本组织“国学讲习会”，刘师培也有“国学保存会”的发起，或许他就是近代“国学”新义的最初使用者（武砺兴，2009）。因此《辞源》上解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由此可见，国学并不是一本书或几本书所能概括的，它是我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积淀。现代对于国学的理解已经和最初的意思截然不同，所以说，近代国学并非传统学术的简单延续，而是中国学术在近代西学影响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渡形态。

（二）国学管理思想的来源

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大多来自于对国家和军队的管理，多表现为注重“情”字，强调心“治”，重视精神鼓励，最终实现对民“爱之如父母，则归之如流水”的目的等。这些思想在现代管理者实施管理过程中，同样具有很好的应用价值（徐建中，2006）。当然古代管理思想只是现代国学管理的一种变形，国学管理的理论来源于著名文化学者张祖庸先生关于国学与管理的学术性理论论述，时下经大众媒体的传播，成为一种流行。

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一）儒家管理思想

管理就其理论而言是一门科学，但从方法来说又是一种艺术。国学管理思想博大精深，而“经世致用”的儒家管理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在现代管理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始创，孟子形成系统的理论，至二程（程颢、程颐）朱熹发展为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它包含政治、教育、人性人生、家庭等内容，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理论，认知求知、修养等方法论（刘海燕，2006）。儒家思想把传统文化的思维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把“天、地、人”，即自然、社会、人生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来认知。这种“天人合一”的统摄方法，以人为中心来考虑自然，以个人经验的合理类推去认知世界，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儒家提出了“仁政”的民本思想，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就是民本思想的真实写照。纵观由古至今的太平盛世，无不是以民本作为执政理念的：汉初统治者，提出了“无为而治”的思想，主张“与民休戚”，于是出现了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以“济世安民”之心，体恤民生，出现“贞观之治”；明孝宗“勤政爱民”铸就了难得的“弘治中兴”；清朝初年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迎来了“康乾盛世”。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以民为本一直是中国历史上开明统治者贯彻儒家管理思想的一条重要执政法则。

此外，儒家思想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四者统一起来，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倡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在充分发挥个人才能的基础上，强调群体意识与团队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与奉献社会相融合的理念，对于个人与他人、个人与企业、个人与社会、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因此，儒家思想从人的伦理道德、观念意识、行为准则、价值取向和管理哲学等方面为现代管理提供了有益的营养，丰富了现代管理理论。

（二）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的管理实践

第一，儒家民本思想在企业管理上“以德服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以“礼仪之邦”自居，既然如此，那么“德”是必须的。孟子曾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这也体现在现今的一些公务员招聘要求中：得才兼备，以德为先。这种主张对企业而言，就是主张用道德规范作为一种无形的动力为现代企业管理保驾护航。1995年，国内著名企业海尔集团就提出“员工犯了错误，其上级管理者必须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刘海燕，2006）。其目的就是要求海尔的管理者以身作则，通过自己的德行来感染员工，将制度规范内化为员工自身的道德规范，这就深刻地凸显了“以德服人”的管理理念，使公司上下级同心同德共谋发展。现代企业管理也强调法律与制度，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这是十分必要的。但儒家更关注人的伦理道德，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让人们心悦诚服地遵照道德准则去做事，这才是管理的最高境界。

第二，管理应注重“以人为本”。儒家遵从“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也即以人为本。在西方早期工业革命时期“人”的因素并没有得到重视，但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也开始强调“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比如，全球最大的连锁超市-沃尔玛将员工视为自己的“合伙人”，很少出现由于分工不同而造成的歧视现象；Google公司允许员工自己布置个性化的办公室等（刘海燕，2006）。儒家的“以人为本位”的思想，对现代企业的经营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企业要取得成功，首先要以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打破上下级的界限，视员工如兄弟姐妹般，使员工有一种归属感，员工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为企业创造出最大的财富。

第三，儒家“中庸”管理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孔子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捐呼！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及“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也极为重视“中庸”之道。中庸，中即是正，庸即是和。中庸就是把握适度，按合适公平的方式做事，包括公平正确对持自己，公平正确处理家庭，运用公平正确的方法治理国家，创造和谐社会。在企业管理中也是，作为管理者待人接物应采取不偏不倚，赏罚分明、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之道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可以作为现代企业进行管理的指导。尤其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情味儿较浓郁的国家，外方管理者如不深谙中庸之道，在企业管理中一味强调制度管理，在中国就是很难行得通的。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因为这就是我国的文化，反之，我们如果合理地运用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被称为“日本近代工业之父” 的涩泽荣一先生在回顾其创业生涯时说：“我的经营中虽包含辛苦和惨淡，但常遵孔子之教，据《论语》之旨，故使经营获得成功”（王恒，2010）。其实他遵从的核心也就是中庸之道。企业文化是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将儒家的中庸之道贯彻在建设企业文化过程中，将公平、公正内化为企业价值之中，才能创造充满生机活力的企业文化。

第四，“和为贵”的管理思想。目前，我国旨在建设一个和谐社会，现代企业管理也要强调”人和”。现代企业是一个综合系统，是多层次的有机结合体，怎样协调各种关系，怎样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儒家“以和为贵”的管理思想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是现代企业管理中极为重要的因素，要保持企业的和谐，就要从组织和个人两方面来加强。在组织方面，一是要建立一个优秀的领导集体，领导集体的思想品质、业务能力是保持组织内人际关系和谐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二是要建立合理的组织结构，分工清晰、责权明确的组织结构有利于改善人际关系。在个人方面，企业的每一位员工要真诚地待人接物，给人亲和感，关心别人。作为管理者要有博大的胸襟，敢于牺牲自己的利益，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特别要处理好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的关系。俗话说：家和万事兴，企业作为一个由不同部门组成的大家庭，“和”是必不可少的。

结论及展望

综上所述，儒家管理思想在现代管理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这些都还只是其中的冰山一角。从西方的现代管理也可看出，无论美式管理还是日式管理，其共同的特点都是首先把现代管理与自己的优秀文化结合起来。正如英国学者庄士敦所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地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申明等，2007）。

在过去的百年中儒学思想的发展起起落落，人们在迷失的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而今“国学”热火重燃，但愿不是昙花一现，也不能是单纯地埋首故纸堆。在当前物欲横流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对于已盈利的现代企业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和挑战，有的企业道德沦丧社会责任感淡薄、上下级关系不和、员工心理压力巨大，运用儒家思想来管理是非常必要的。

但是现在的国学管理仍是一种快餐式文化，被人们用于附庸风雅，在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仍未被提升到显著的位置。当然，西方现代管理理论和儒家管理思想并不是西学和国学的对立，二者完全可以相得益彰。虽然二者达到统一运用仍需很长一段过程，但毋庸置疑，只要我们能像西方管理学思想一样，集一大批学者之功将儒家思想理论加以系统化、数量化并深刻贯彻到现代管理之中，开发出适合现代企业管理的诸如儒家式-波土顿管理矩阵，儒家式-七S管理模型等，国学管理特别是儒家文化管理在未来企业管理中的发展前景将是不可限量的，中国式管理也将涅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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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海燕.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改革与战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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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管理哲学；核心理念。

关于儒家管理哲学在封建政治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界人士普遍认为，自儒家取得独尊之势以来，“历代封建统治者，不管他们个人有什么偏好，或尊法，或好佛，或崇道，但在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管理哲学为主流的”[1]317;“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从总体上看，还是‘治世’多于‘乱世’，‘稳态'

多于’无序‘，’常态‘多于’变态‘。因而，反映农业社会常态（稳态）运行规律的’治国之道‘———儒家管理哲学，就无可争辩地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思想”[1]321。还有不少人认为，中国儒家管理思想在我国的管理史、哲学史、社会史、教育史和文化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欲富国强兵，实非儒学莫能为。这些对儒家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评价，是符合中国两千多年封建政治管理实践的基本事实的。的确，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上，基本上都是以儒家的管理哲学为主流；历朝历代的先贤，不管他们从什么立场和角度对儒家的管理思想作出选择、补充、阐释和发挥，基本上都是围绕儒家圣贤所提出的几个不变的中心理念来进行。正是这几个一以贯之的理念，规定并指导着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体现出儒家管理思想与其他学派管理思想的本质区别，代表了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本文试图对儒家管理哲学的核心理念作一探讨，以期对当今的政治管理实践提供思想借鉴。

一、为政在人：以人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

儒家认为，造成天下治乱的根本原因在人。正由于人心不古、人心不仁，故乱臣贼子纷起，整个社会陷入“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之中。既然“天下无道”的根本原因在人，那么要使整个社会回复到“天下有道”，同样也离不开人。因此儒家十分重视人在政治管理活动中的地位与作用，把人视为全部管理活动的中心，围绕人这个中心来展开他们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实践。儒家学说的开创者孔子首倡以“仁”为中心观念的管理思想，主张“仁者爱人”。按《说文》解：“仁，亲也，从人从二。”可见“仁”实际上是“二人”的复合字。这表明孔子将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自己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里的“人”，既包括管理者即统治者，也包括被管理者。

关于管理者如何“爱人”，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2]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颜渊。这就是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看来，“仁”的方法不过是以本人为尺度，来调节本人与他人的关系，这里就包含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首先，孔子要求管理者把与自己相对而言的被管理者当作人来看待，主张关心人、爱护人，重视人的价值，反对“始作俑者”，反对“不教而杀”，认为这只是作为管理者的最起码的条件和要求。其次，孔子进一步主张管理者对被管理者要“富之”而后“教之”[2]子路，要“修己以安人”、 “修己以安百姓”[2]宪问，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2]公冶长。可以看出，孔子是将管理活动视作己立、己达进而立人、达人的活动过程来加以阐释的。

孔子这种“贵人”思想，率先确立了人在管理活动中的中心地位。此后儒家的管理哲学始终沿着这个方向，把人作为管理的主要对象，一切管理活动都是围绕着“安人”和“安百姓”来展开的。生活在战国后期的荀子，以天道自然为基础，把天道运行和人事区分开来，认为人处于与天、地并参的地位。“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3]天论。人的职责是“制天命而用之”，利用天时地利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文明和文化。人之所以能“自求多福”，能与天地参，是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3]王制。荀子认为人之贵，在于懂得利用道德制度建立起各级管理组织，懂得分工协作把大家的活动协调起来，将单个人的力量加以放大，懂得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的和谐发展。

在儒家思想家中，对孔子“贵人”思想作出重大发展的是孟子。孟子的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仁政”学说中，而“仁政”学说的基础是“贵民”，即重视广大民众的力量对维护封建管理制度的作用[4]197。孟子一反西周时期一切政治经济制度都为贵族而设，贵族是国家管理的中心的观点，大胆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为天子”[5]尽心下的思想。这一“民本”思想可以说是孟子管理思想的出发点。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对于维护政治决策权来说，人民才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力量，要取得民众的拥护才有国家最高决策权，才有君位；而失去人民的拥护，就失去政权，失去君位。因此对于维护整个国家最高决策权来说，人民的力量是首要的，政权是次要的，君主就更其次了。

孟子以“民本”思想为基础，发挥孔子的“富之”“教之”的管理思想，提出了自己的“仁政”管理思想。首先，孟子对“仁政”何以能够推行作了论证。他以“性善论”为出发点，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5]公孙丑上。“仁政”并非什么特别难的事情，管理者只需要从自己固有的“不忍人之心”出发，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梁惠王上，这就是“仁政”。其次，孟子对“仁政”的管理模式作了严密的设计。第一步，他抓住人民的生产生活这个国家管理的中心问题，站在“民”的立场对西周的井田制加以改造。在他看来，“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信心，无恒产者无恒心”[5]滕文公上。民有恒产是整个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本保证。为此，孟子设计道：“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5]滕文公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5]梁惠王上孟子认为，管理者如能把这种蓝图变为现实，就是王道的开始，然而也仅仅是开始而已。因国家的管理制度，不但要使人民有恒产，生产生活有充分保障，还应重视教化民众，使其“明人伦”。所以孟子接下来又对“仁政”管理模式作了第二步的设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5]梁惠王上也就是说，在“富之”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用道德理想来“教之”，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5]滕文公上这样才能使全体民众都获得全面的健康的发展，造就出一个和谐完满的社会，才算是王道的完成。

总之，“人”在儒家管理哲学中始终是一个中心话题，全部儒家管理思想都紧密围绕着“安人”、“安百姓”来加以展开。故《礼记·中庸》有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6]一句话，“为政在人”[6]。

二、为政以德：以实施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

作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治道的主流，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一直倡导“为政以德”，主张用道德教化来感化百姓，从而达到有效的治理。孔子明确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政，有耻且格”[1]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教化来感动人心，要比一味的惩罚效果更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为政。孟子则更加明确地主张“贵王贱霸”，提倡以德服人的“王政”，反对以力服人的“霸政”。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5]公孙丑上。当齐宣王问及齐桓公、晋文公之事时，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5]梁惠王上。齐桓公、晋文公都是春秋霸主，孟子却声称“未之闻也”，其原因乃在于“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为其先诈力而后仁义也”[7]梁惠王章句上。汉儒董仲舒也强调：“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8]。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虽然强调“为政以德”，但并不一味排斥“礼治”和“法治”的作用。

“礼”是西周时期用以调节“君子”即贵族之间的关系的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其作用介乎于“德”和“法”之间。孔子就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认为在实施道德教化的同时，也要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卿更是进一步主张德与礼、法、刑、赏并举。但是儒家始终强调“礼”、“法”的外在控制一定要与内在控制结合起来，并且以德治为主，辅之以礼治和法制，才能真正有效。礼与法必须通过道德教化最终“内化”为人们的自觉的信念和习惯，才有长久的稳定的效果。如果释德治而一味任法制，最终必定走向粗俗和野蛮，而粗俗和野蛮的管理是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儒家所倡导的道德教化所以能行，是有一定的人性理论作为基础和出发点的。如前所述，人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思想、理论都是以对人的本性的认识和理解作为前提的。在儒家那里，人性问题不仅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儒家的思想家们在人性问题上都持“人性可塑”的主张。人性可塑，则道德教化能行。孔子率先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2]阳货的观点，认为人人所禀受的天性是大体一致的，没有很大的分别，但是经过后天的习染，人与人之间便渐渐地拉开了差距，不再相近了。孔子虽然没有言及人性的善与恶，但是肯定了人的本性是可以通过后天的环境和教养来加以改变和塑造的。以后的儒家，虽在人性的善恶问题上有较大的分歧，但是人性可塑，相信人的本性经过塑染之后能达到善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孟子以为人性中有仁、义、礼、智“四端”这四种根本的善，是人性所固有的，是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能良知，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基本特征。仁义礼智之所以叫做“端”，是因为仅处于萌芽阶段，论其数目不过是“几希”，有待于放大和扩充。因此，道德教化的主要任务就是：“存其心”，“养其性”[5]尽心上。在孟子看来，性犹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若能扩而充之，则为君子；若丧失之、遮蔽之，则沦为小人。如果人人皆能扩充此四端，则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的性善论在儒家中占有很大优势，后来李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人对人性的看法，与孟子十分相近。

在人性问题上另一有代表性的观点便是荀子的“性恶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3]性恶人性都是好利多欲、自私自利的，其中并无仁义的成分，所有的善都是经由后天的教化和训练获得的。人性虽本为恶，然而人有相当的聪明才智，可学而能，去恶返善，“化性起伪”。普通的人只要通过学习积累善的东西，达到“全之”、“尽之”的程度，也可以成为圣人。如果说孟子的观点代表了“性善可塑论”，那么荀子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性恶可塑论”。

此外，在儒家的阵营里还有以告子为代表的“性无善无不善论”，以世硕为代表的“性有善有恶论”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性未善论”等观点。无论这些观点之间的分歧有多大，它们都把理论的落脚点放在了如何塑造人性这个核心的问题上。在儒家看来，作出某种人性的判断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如何改造和塑造人性———去恶扬善；管理活动不仅是对人性的顺应过程，而且是对人性的塑造过程。道德教化之所以能行，是因为人性是可塑的。

三、正己正人：以“修、齐、治、平”为管理的基本途径。

儒家既然主张以道德教化为管理活动的首务，不以外在的强行控制为重点，就必定带来一个相应的问题，即管理者怎样才能营造出一种人人向上，个个向善的社会效果呢？人性可塑，则后天的习染既可导人向善，也可导人向恶，那么在管理即在人性的塑造过程中如何排除可能的恶（包括先天的恶和后天的恶）？儒家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有效的也是最好的途径莫过于“正己正人”，也就是说，管理者要管好他人，首先得管好自己；要引导他人为善，则自己首先应当成为道德上的楷模。在这里，“正己”是“正人”的前提条件，“正人”是“正己”的扩充和自然延伸。“正己”就是修己的内圣功夫，是己立、己达；“正人”就是安人的外王功业，是立人、达人。欲达成理想的功业，“正己”即修身的功夫是根本，儒家始终把管理者的修身功夫视作治国安邦的根本。

《论语》记载：季康子曾经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2]颜渊这就表明为政之道，关键在于正己，正己才能正人。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2]子路管理者只有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能够以身作则，才能够感化、影响和带动被管理者，取得上行下效的效果。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2]颜渊。管理者自身的品行和作风会对被管理者产生重要影响，是被管理者效法的榜样。正因为如此，孔子对管理者自身的德行修养作了非常多的阐述，比如“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2]子罕，“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2]宪问；比如说君子有五行：“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任人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阳货。

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这些思想。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5]离娄上；又说“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5]尽心下。荀子也同样重视修身的作用，以修身为治国之本。他说：“请问为国？曰：闻修身，未尝闻为国也。君子仪也，民者景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民者水也，盘圆而水圆。”[3]君道儒家经典《中庸》有曰：“知斯三者（仁、智、勇），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6]

尤其可贵的是，作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将上述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系统的总结，对修身与平治天下的关系以及修身的次第顺序都作出了严密的阐释和论证，使《大学》之道成了经典的管理之道。《大学》之道的主要精神体现为“三纲领” “八条目”。其中“三纲领”指“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人生最高的理想追求；“八条目”即指“格物”、 “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体现了达到人生最高理想境界的顺序与步骤。在“八条目”中，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谈的是个人的身心修养，是内圣的功夫；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将修身的功夫应用、延伸到治国安邦的大业上，是外在的功业。《大学》的作者把这八个环节环环相扣，八个步骤步步推进，使其构成了一个前后贯通的逻辑结构。在这个逻辑结构中，《大学》强调“物有本末，事有始终”[9],修身是一切的根本，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反之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家不齐不可以治其国，国不治不可以平天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矣。”[9]

关于“格物而后致知”，按朱熹的理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有不理，……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7]大学章句按朱注的意思，作为管理者，必须在已知的管理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具体的管理实践活动去探索和把握那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体会各种道德原则的意义和作用，认识道德修养与治国安邦的关系，从而提高修身与治国的自觉性。

关于“诚意”，《大学》指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9]诚其意就是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以保持意志的纯洁专一。相反，“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9]。小人的“善”是伪装出来的，只能徒增虚伪。所以君子要做到表里如一，内不自欺，外不欺人，要特别注意“慎独”的功夫。因此，诚意者，就是要求管理者自觉把客观的道法准则内化为个人的自觉的道法行为，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而不是徒有其表的作秀。

关于“正心”，《大学》指出：“身有所忿懥，则不及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及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及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及其正。”[9]此言忿懥、恐惧、快乐、忧患，是人的四种情绪，如果任其放纵不加控制，就会使管理者失去判断是非善恶之能力，因为“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9]。故“正心”，就是要求管理者要稳定和克制自己的情绪，才不至于偏离正确道德原则和管理目标。

关于“修身”，《大学》指出：“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9]这里的“辟”即“偏颇”之意。由于人们主观认识上的偏颇和主观情感上的好恶，在“修身”之中无法做到不偏不倚，就容易流于偏颇。因此，“修身”就是要求管理者要行为端正，真正以身作则，成为部属的表率。

关于“齐家”，《大学》指出：“所谓治国必先齐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9];“一家，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9]。此所谓“孝”“弟”“慈”乃立家之根本，能真正实践孝、弟、慈之道的人，才算真正懂得了“齐家”。而治国之道不过是齐家之道的延伸：事君需孝，事长需弟，使众需慈，如此而已。

关于“治国平天下”，《大学》指出：“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9]。这实际上就是要求管理者发扬孔子一贯倡导的“忠恕之道”，自觉地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9],推己及人，以崇高的道德风范来影响、感召一般民众，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以上八个环节，层层紧扣，步步推进。但核心的环节是“修身”，是前提和基础；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目的和归宿。《大学》一再强调：修身为本。所谓齐家治国平天下，不过是修身功夫的自然延伸和扩充。管理者自身的道德水平提高了，思想品行端正了，自然可以做好民众的表率，把国家治理好。这种思想正好与《中庸》之道所主张的“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6]的精神完全一致。无怪乎台湾学者、著名中国管理哲学专家曾仕强先生认为：所谓《大学》之道，实际上就是管理之道；中国的管理哲学，就是《大学》以经之，《中庸》以纬之。《大学》和《中庸》以其微言大义集中体现了中国管理哲学的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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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 1983.

篇5

自从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的管理思想就在历史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其理论体系和内容框架，在汉代已经以经学的方式定型。后代的发展演变，主要以解经方式展开。到了唐代，人们更为关注的是如何在现实中推进儒学在国家与社会上的运用。而魏晋以来的清谈玄学和外来佛教的广泛流传，对儒学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一定的挑战。儒学除了继续解经外，还需要对其核心理念进行重新诠释，并赋予其更为细密的学理说明以及更为可行的实践方法。韩愈提出的道统说和李翱提出的复性说，实际上就是要再塑儒学的价值理念，把“内圣外王”的儒学思想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理论化。道统为外王设计出新的治理结构，复性为内圣提供了新的修炼路径。《大学》和《中庸》在儒学中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奠定。这对儒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仅是儒学的哲学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的实践化。所以，尽管道统不是为管理而提出，却成为管理原理中的原理。正如近代西方韦伯的理论本来不属于管理学，但后来的管理学却离不了韦伯思想那样，道统说为士大夫在政治体系中进行了定位，复性说为养成士大夫人格提出了学术化路径。韩愈与李翱并不属意于管理，却影响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发展方向。

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以载道”，所以，他们的文学实际上是应用文学，从此，纯文学在中国失去了意义。而纪实、议论、小品、杂说，都成了指点社会、参悟人生的工具。古代的管理思想，也随之而弥漫在各种文体之中。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潮州韩文公庙碑》）韩愈思想对儒家管理思想而言，是从汉代经学到宋学的转折点。

柳宗元与韩愈不一样，他没有承担起儒家管理思想的转折定位重任，却发挥出以文论政的智慧光芒。他的各种议论，偏激而又深刻，出人意料而又在情理之中，不是专门论证管理而又处处谈论管理。除了前面提到的篇目，柳宗元的各种论、议、辩、状、说、传、对、答、箴、戒，乃至墓志碑铭、来往书启，总会时不时地迸出一段振聋发聩的社会感悟，说上几句发人深省的管理格言。笔者在翻阅《柳河东集》的过程中，看到柳宗元的种种议论，不由会联想到当代的种种管理学说。尤其是他的纪实和寓言，似乎总能提出某些超越时空的卓越识见。柳宗元的灵光乍现，往往与现代管理的某种理论相吻合。限于篇幅，本文所提到的仅仅是柳宗元思想火花的吉光片羽，如果深入发掘，仅仅柳宗元的管理智慧一个主题，也足可以写出长篇大论。不过。柳宗元的管理思想，悟性极高却不成体系，需要进行梳理归类。他的管理思想，是古代文学与管理交织的成就典范。

篇6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注重以德为先。儒家管理思想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代表，而道德文化是儒家思想代表。古代管理国家讲究的是以德治国、以理服人，管理思想要求人们德才兼备。因此，以德为先是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最鲜明的特点。

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2.1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影响

现代企业遵循以人为本的传统管理思想，将人才作为企业的核心和宝贵资源，有充足的空间发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人发挥最大的人身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和为贵的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有积极的影响，企业大都公平竞争、和气生财，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十分讲求和谐，力求做到内外均和谐。受儒家传统管理思想的影响，很多企业在管理中十分注重以德为先、任人唯贤，统筹协调发展，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2.2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消极影响

受封建思想的影响和制约，儒家管理思想已经在人民心中形成固有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使得现代企业管理普遍存在形式化、利益化的现象，进而忽视了企业的最大利益。企业在日常经营过程中，上级或者政府部门控制着企业的管理思想、竞争方式以及经营理念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业内部结构变革的难度，企业的管理思想和经营理念无法得到优化。由于受到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独权专制现象依然存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导致企业内部缺乏民主性，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掌握在领导手中，进一步制约着企业的发展。过于受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的影响，现代企业管理过于注重人情，将企业规章甚至国家法律法规置于不顾，导致企业涣散，人心不服，影响企业可持续发展。

3现代企业管理思想

3.1以人为本

通常情况下，现代企业管理主要包括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其中，企业制度和文化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对于现代企业来说，一般是借助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约束，用企业的文化来熏陶思想。在日常的管理中做到双管齐下，企业文化和规章制度互相作用。对于员工的行为，通过规章制度可以进行有效的约束，而企业文化是对人的思想进行长期的熏陶，这是企业追求持续发展的基础。企业的文化和制度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十分重要，因此真正出色的企业是将以人文本的思想融入企业文化和管理制度中，做到人性化管理，让企业各层次人员都全身心投入到为企业的发展做贡献。

3.2目标性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管理把实现企业目标与实现员工需求结合在一起，将以人为本作为根出发点，以控制作为基本管理方式。经营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基础，而项目管理是企业成功经营的关键。企业在对项目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由于目标不明确，进而使得管理具有战略性。现代企业目标性管理思想使各个部门都能找到自己的目标定位，更好地发挥了员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3信息化管理思想

篇7

关键词：儒家文化；人本管理；“仁”学；以人为本的思想；管理



1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基本内容

从人性出发来分析、考察人类社会中任何有组织的活动，就会发现人类社会中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以人性为中心，按人性的基本状况进行管理，这就是所谓的“人本管理”。“人本管理”本质上是以促进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的管理理念与管理模式，而人自身自由、全面发展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心理目标结构的发展与个性的完善。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仁、义、礼”三学就反映了人本管理的要求。具体表现在：

(1)突出人的主体性。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弘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而这也正是儒家所津津乐道和汲汲追求的东西。儒家从人性的普遍性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社会性的类存在。同时，儒家立足于人的家庭血缘关系，以人伦世界、人伦社会为人的生存发展的根本依托，故而人的社会价值较之人的自我价值或个体价值更重要。

(2)注重管理的道德性。如何激励人，调动人的积极性，使之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有效地、顺利地实现组织目标，始终是管理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儒家运用“道之以德”的管理方法，来实现其管理目标，最根本的目的在于通过文化教育和道德的教化，使人性不断的升华，保持人格的完满，树立建功立业的价值观。

(3)创立知人善任、选贤任能的用人机制。儒家在用人标准上，提倡德才并进；要修身立德，要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任人之道就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德才二者中，首先是德行，其次是才能。同时，儒家还认为，在举贤时，要不论贵贱，要不分亲疏，唯贤是求，有才必举。在用人时，要因能授职，量才授官，扬长避短，用其所长，不要求全责备。

2儒家文化中人本管理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位管理学家和企业精英在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得出结论：“修炼企业，人本为大”。无论是什么样的企业，只有从人入手，充分考虑人的社会性，实行人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管理才能够有效实施；企业的经营目标才能够最终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搞好企业管理实现效益上之最大化，不仅要改造设备、改进技术；更重要的是要努力创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优秀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鼓舞员工，使员工能够以主人翁的精神投入到企业的发展之中，提高管理效益；既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方法，更要充分发掘和利用祖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管理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儒家思想中所蕴含的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即对我们今天建设精神文明、创造企业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作用。

(1)有利于形成反映时代要求的人本管理新模式。纵观人类发展，人本思想贯穿于管理学的历史。西方管理文化中的人本思想发端于古希腊的人文精神。近代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基于古希腊独立人格基础上的人文主义得以恢复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文艺复兴所宣扬的人文主义思潮和宗教改革所兴起的新教伦理所体现出来的追求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解放和个人成就需要的价值取向，到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经济人”的思想。20世纪初以来，人际关系理论、“参与管理”即Y理论以及“权变理论”先后出现，他们提出的“经济人”、“社会人”和“复杂人”等假设，都反映了人本管理思想的新成就和进步。随着日本在二战后经济上的迅速崛起，美国企业界及管理理论界人士在挖掘日本企业的管理的奥秘之后，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表了大量的以人本管理与企业文化为主要内容的论著，从而把西方人本管理推向了文化管理阶段。在这一阶段，提出了人是最重要的资源、最宝贵的财富，提出了更多依靠员工的自我指导、自我控制以及顺应人性的管理等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可以说，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是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2)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有重大借鉴作用。作为贯穿于儒家文化人本管理的“仁爱”思想，它在经营管理中的功能，一是实现企业最有效的价值选择这一宗旨。产品上乘、良好的售后服务，生产者对消费者付出的爱，消费者也会以爱回报生产者，这样企业必将获得很好的效益；二是企业加强企业的团结和凝聚力。在企业职业道德建设中，将儒家的仁爱思想与现代的人道主义相结合，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尊重人、信任人、爱护人的氛围，有利于创立一个以爱换取被爱、以奉献换取感恩的良好人际关系环境。从而使全体员工不断增强无私奉献精神、知恩报德精神、热心服务，真诚奉献。仁爱思想要求管理者坚持仁爱、仁义、善待下属。要求企业员工之间精诚合作、相互爱护、乐行善事。只有在企业内部形成一种相互尊重、友好融洽的工作环境，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潜能和组织的活力。

(3)适应了企业经营方式的转变，有利于企业学习型组织的建立。人本管理适应了信息化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从工业制造业企业生产方式的演进过程中可以看出，人本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信息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企业所处环境、生产方式、组织形式发生变化，经营管理方式也将随之变化，企业越来越认识到知识信息和人才是企业战略资源。在新的生产方式下，企业迫切要求统一使用企业所拥有的各种资源，简化流程，优化组织实体，强调“人”是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以人为中心，实现人与技术相互结合的路线，这就把人本管理摆在了首要位置。在学习型组织中，管理的重心是发挥员工的创造力，要按照员工的特长将其放在最适宜发挥创造智慧的专业工作岗位，这正是人本管理的精髓。所以，人本管理是关键。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可以和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相适应，焕发出新的生机。

(4)可以培养员工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提高企业绩效，实现企业目标。现代社会最需要的人才是那种既有创新意识，又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我们知道，人本管理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情感是影响人们行为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任何人都有渴求各种情绪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领导干部不断地关心群众的生活，要建立起正常、良好、健康的人际关系、个人与群众的关系；要营造出一种互相信任、互相关心、互相支持、的同志氛围、朋友氛围。所有这些都需要在儒家文化的人本管理思想中寻求智慧，以调动企业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有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

“悠悠管理，人本为大”。如果我们能够对儒家文化去粗取精、兼收并蓄，充分发掘人本思想的内核，让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扬光大，为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这必将会对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1］王慧明.儒家文化与中国当代管理［M］.北京：言实出版社.

［2］亚伯拉罕.哈罗维德马斯洛（Abraham.H.maslow）.人本管理模式［M］.呼合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篇8

关键词：论语 企业管理 对标管理 标杆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5）09（a）-0111-02

企业对标管理是指企业以行业内或行业外的一流企业作为标杆，从各个方面与与标杆企业进行比较、分析，学习他人的先进经验来改善自身的不足，从而赶超标杆企业，不断追求优秀业绩的良性循环，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开展企业对标管理，无论是体系构建还是组织实施都需要依据企业现状、竞争环境、人员素质等多方面因素进行考虑。如何选择合适的方式充分发挥对标管理成效，是每一个企业管理人员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通过分析中国管理思想的发端与进展，在儒学典籍《论语》中得到了许多启示。

1 《论语》管理思想

1.1 《论语》简介

《论语》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共20篇，以语录体和对话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教育理念等。

1.2 《论语》管理思想

纵观中国管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儒家学派始终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而儒学最为核心的典籍莫过于《论语》，无论是前期的《孟子》《大学》《中庸》，还是后来的宋明理学，究其源头，都脱不开《论语》。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中国管理思想的源头，也正是中国式管理的本质。《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看似复杂多样，其实总结一下可以用宪问篇中“修己以安人”简要总结。管理是一个过程，中国式管理强调的便是“修己以安人”的过程。“修己”是方法，“安人”则是目标。“修己”是自我提升的过程，《论语》中给出了系统完善的“修己”方案，比如“学而时习之”“见贤思齐焉”“过则勿惮改”等；“安人”亦可为“惠人”，应用与企业管理中是对内是惠及企业员工，对外是体现社会责任，所体现正是现代企业管理重要的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2 《论语》管理思想与对标体系

2.1 对标管理

结合我国企业实际，对标管理就是通过比较，不断发现企业行业内外最佳理念和实践，不断解析卓越绩效产生的重要因子，将本企业的结果指标、过程指标与标杆企业持续进行对照分析、寻找差距、改进提高的过程。开展企业对标管理首要任务是建立对标指标体系，指标体系是否科学、合理对对标管理效果至关重要。

2.2 《论语》与对标体系构建

《论语》的核心管理思想体现在“修己以安人”，而企业管理“安人”的前提，就是保证企业成员们能够获得稳定且较为丰厚的收入，而丰厚的收入是企业经济绩效的体现，也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综上，对标体系构建过程中首先要设置反映企业内部经济绩效类的指标，以下简称内部业绩指标。

《论语》子路篇有云“必也正名乎”，“正名”是孔子对“为政”的论述，对于企业管理便是企业品牌建设，体现的是企业对外服务能力和品牌对外社会形象。对外形象是企业在激励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障，故对标体系构建需设置品牌形象类指标，简称对外服务指标。

《论语》以一“学”字开端，喻意深藏，体现的是人员素质提升。作为企业管理如何激发员工潜力、提升员工素质对于提升企业核心业务水平至关重要。故对标体系构建需设置人员管理和核心业务类指标。

3 《论语》管理思想与对标实施

企业对标管理实施的过程所体现的正是《论语》管理思想“修己以安人”中的“修己”的过程。

3.1 “见贤思齐”瞄准标杆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是《论语》中的著名论断，这一观点与企业对标管理中的标杆管理不谋而合。对标中的标杆企业便是“贤”，通过合理的评价方式选出“贤”，那么下一步的重点工作便是“思齐”，即为如何瞄准标杆、赶超标杆。

如何赶超标杆，《论语》中给出了具体方案，那便是“学”。在《论语》中“学”出现的64次，孔子认为“赶超标杆”的根本在于学习。一是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认真研究标杆企业先进做法，总结提炼先进单位的典型经验，结合自身企业特点加以推广应用。二是要“学而时习之”。在今天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市场竞争环境中，企业管理应该注重“时”的重要性，知识更迭、企业更替，昨天的先进管理模式今天可能就已落伍，今天的标杆企业明天可能将被淘汰，瞄准动态标杆，时时学习才能顺应潮流，争当标杆。三是“学而不思则罔”，强调学思结合，勇于探索。对标管理中仅仅靠学习是不够的，在学习先进的过程中结合企业自身特点思考自我优势，勇于创新实践，方能在日益激励的竞争洪流里立于不败之地。

3.2 “三省吾身”分析短板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论语》里关于修身正己的重要论述，所述内容“为人谋”“与朋友交”“传不习”等虽然是为人做事的内容，但是这种时常自我剖析、自我提升的方式是现代企业管理不可或缺的。自省是“修己”的一个重要方式，对于对标管理更是如此。企业对标管理的本质不是对标结果的排名排序，而是对照先进反思自身不足，通过“三省”查找自身的的问题和缺陷，从而制定改进措施。

3.3 “过则勿惮改”改进提升

《论语》学而篇中有云“过则勿惮改”，在孔子看来，知错应能改，有错应必改，才能实现自我提升。这一点在企业对标管理上给予了我们重要启示。现代企业对标管理往往存在重结果、轻改进的问题，将目光紧紧盯着对标结果排名，而忽视了对标结果所反映出来问题的整改提升。通过“三省”，企业管理者已经发现了企业自身与标杆的差距，下一步的重点工作就是改进提升，对于短期问题应立行立改，对于长期不足则应制定计划、明确措施、规划改进，逐步缩小与标杆企业的差距，进而赶超标杆。

4 结语

笔者深挖《论语》中的管理思想，将这种管理思想运用到现代企业对标管理中，探究对标管理体系构建和实施过程。将“修己以安人”的核心管理思想，“见贤思齐”“过则勿惮改”等修身之道有效运用到企业对标管理，同时分析论述《论语》管理思想与对标管理之间的关系，实现了将中国儒学典籍与现代企业管理有机融合。下一步，笔者将继续深入探索中国经典名著，为企业对标管理寻求新的更大思想财富。

参考文献

[1] 孔杰，程寨华.标杆管理理论述评[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4（2）：3-7.

[2] 杨蔚，许茂增.标杆管理在项目管理中的应用[J].重庆交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3）：130-132.

[3] 张成考，高爱华.21世纪企业管理的新方略标杆管理[J].工业技术经济，2002（5）：30-31.

[4] 彼得・德鲁克.管理的实践[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篇9

    关键词:中庸之道;组织文化;应用;人力资源管理

    0 前言

    儒家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传统,具有规范社会风俗、促进相互关系、加深彼此信任的作用。儒家文化的核心之一是中庸之道,中庸思想作为历代圣贤相传的道统谱系,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人生哲理,对生活、工作具有导向作用,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企业通过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在实践中形成内外部广泛认同的组织文化,达到人力资源管理的目标。中国式管理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现代企业管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以人为本、中庸之道这种和谐的思想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具体应用,符合当今世界的潮流。个人要进步要发展,企业要成长要做强,要在新时期的激烈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庸之道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接,无疑会对企业的发展创造动力。

    1 中庸之道的内涵

    《现代汉语词典》把中庸解释为“儒家的一种主张,待人接物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中的态度”。《中庸》第一章提出:“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1.1 慎独自修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在自我修养的过程中,坚持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自我约束。《中庸》第一章就提出了这一原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要求人们必须严格地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尤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应该谨慎地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坚持这一原则,其乐无穷,其用无穷,其功无穷。

    1.2 忠恕宽容

    这一原则要求人们将心比心、互相谅解、互相关心、互不损害、忠恕宽容、体仁而行、并行而不相悖。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中庸》提出了“以人治人”,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真诚忠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

    1.3 至诚尽性

    至诚尽性的原则是施行中庸之道的重要原则。“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1]”只有坚持至诚原则,才能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能够充分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就能感化他人、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能够发挥一切人的善良天性,就能充分发挥万物良天性;能够充分发挥万物的善良天性,就可以参与天地化育万物。便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达到了至仁至善的境界,就可以同天地并列为三了。

    2 中庸之道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

    2.1 中庸之道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价值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是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中庸之道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在企业中有其独特的应用价值。中庸思想、中庸之道在企业中的应用,即形成一种以中庸思想、中庸之道为指导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对企业人力作资源管理工作具有导向、约束、凝聚的作用。一方面,企业文化能对企业和员工的价值取向及行为取向起引导作用;另一方面,企业文化对员工的思想、心理和行为具有约束和规范作用。同时,企业文化把个人的目标同化于组织的目标,把建立共同的价值观当成管理上的首要任务。企业文化使得组织长远固守在群体内,员工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团结,齐心协力,乐于参与组织的一切事物,从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组织目标也为个人目标的实现做出贡献。

    当前我们国家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的着眼点是“以人为本”。在现代社会,“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核心,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壮大都离不开人的努力工作。可以说,没有企业中所有员工的努力工作,就不会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的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管理得有效就能充分发挥组织每个人的作用,从而推动企业的发展。现代管理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善待下属,为员工营造一个安心的工作环境是每一个企业必须慎重对待的重大事情,谁忽视它谁就会受到它的惩罚。要为员工营造和谐的人际关系氛围、宽松的职业发展空间、舒适的工作环境,消除影响员工任务实现的障碍,制定合理的工作目标,关心员工的工作和生活,以增加员工的工作乐趣。这就要求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将“爱心”激励到“同心”,以此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2.2 中庸之道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对接

    (1)授权的权责设置原则。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得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1]”这告诉我们,在人力资源管理中,上司要适度授权,让有能力的人才担当一定的职权,让他们在各自适合的岗位发挥作用。

    在很多企业虽有人事、营销等部门经理,但有职无权,其权力往往为董事长或总经理大权独揽。这严重挫伤了员工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必将造成管理紊乱、决策失误,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按照中庸“过犹不及”的原则,有权不授或完全放权都是一种极端,应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做到因需、因德、因信、因能授权。

    (2)德才互助的用人原则。历史上的德、才之辩由来已久,儒家推崇“以德为先”,这是基于儒家的建立仁义社会的理想;法家主张“唯才是举”,这基于实用的目的。从中国历史来看,总体上是乱世用才,治世用德,儒法互用,外儒内法。在楚汉相争中,刘邦不计陈平小恶而用其大才;在三国演义中,曹操对人才是来者不拒,而诸葛亮选将时则是德才兼虑。儒家思想中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这是对员工个人的要求,要注重学习提高,以满足企业的用人标准。

    (3)视合理的情感激励。

    几千年的儒家思想积淀使得中国人形成了以情感为主体的心理特点,情感在维系中国伦理社会的和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设计企业激励办法时必须注重情感激励。

    企业的各项激励政策要融情于理,“诚心诚意”,而且言行一致,要在“诚”字上下功夫。只有企业能真诚地关怀人、尊重人,员工才能心领神会,整个企业才会情意融融;企业把员工发展列入企业的目标,员工把兴企作为自身的任务,两相促进,企业与员工形成共同体,互利共荣。今天越来越多的社会单位、企业重视情、义、利结合,着眼于人企和谐,人心和谐,这就体现了儒家的中庸原则。

    (4)和而不同的沟通策略。儒家中庸思想要求人们用爱自己的心去爱他人,用责备他人的心来责备自己,用自己的忠恕之道去感召人、感化人。只要坚持忠恕之道,人们就会相安无事、和平共处,人们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的思想境界。

    沟通是企业员工完成任务履行职责必备的能力,合作需要沟通,处理矛盾需要沟通,各方面都离不开沟通。实践证明,强制高压、一言堂、妥协、退让都不是最理想的办法。理想的办法就是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中庸哲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它强调“贵和”。和而不同是一种可以选择的艺术化的沟通策略,和而不同意味着,意味着要取长补短,意味着时时处处持宽容的态度。在合作时采取共赢而不是抑此扬彼的主张,在纠纷处理时采取调停的办法而不是一定要分出青红皂白,在学习与交流时采取兼收并蓄而不是唯我独尊的态度,等等,不一而足。

    3 对人力资源管理中运用中庸之道的进一步思考

    中国式管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实践进行无缝对接,怎样将中庸之道与人力资源管理实现无缝对接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正如林语堂所指出的,中国科学虽然没有笛卡儿的理性,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是整体哲学的,但是能够想到深埋在本质的问题,自有它的伟大价值。中国人的明智比西方人的理性高明,西方式的公司规则愈是讲求科学合理,愈是不成功。中国的企业管理者,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不寻求简单的答案。从他们成功的经验中,可以证明这种方法更适合当今世界的复杂性。这也告诉我们中庸之道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自有其应用的价值所在。然而仅靠中庸思想、中庸之道是不能解决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所有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在中庸之道以外寻求更多适合的管理思想与中庸之道相结合,共同为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在过于制度化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调和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之处,增添更多的灵活性、合理性元素,让管理更有柔性和弹性,更富人情味;同时还要改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弊端,吸收现代优秀管理思想,与中庸之道相结合,使之更适应现代社会与现代企业。实现管理思想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把外国的管理经验“移植”到中国来,所以我们要面向21世纪,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不断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既充分体现时代精神、又继承优秀历史传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充满活力的、不断发展的管理思想,才能更好地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服务。

篇10

[关键词] 中国传统文化企业管理企业

树无根不活，企业文化无根不立。企业文化又是企业的灵魂，那么，中国现代企业的根在哪里？当人们吃着麦当劳，喝着可口可乐，穿着西装时，是不是企业文化也全球化了?事实并非如此，文化是有民族性的，企业文化也概莫能外。中国现代企业文化也必须植根于中国文化这块沃土，才能长出参天大树。因此，在外来企业管理思想长驱直入的今天，中国现代企业仍然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以义为先” ，重视社会效益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主要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因此，中国文化的价值取向必然是以义为先的的价值观。孔子著名的论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的就是以义为先的经营之道。《大学》中说“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生财要取之有道，仁者“生财”是用来发展“仁”的事业，“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生财”是实现“仁”的事业的手段，通过他们以财行仁的活动而得民心，故曰“以财发身”，这其中体现的是儒商精神；不仁者见利忘义，损人利己，为富不仁，他们把“生财”作为最终目的，为赚钱而赚钱，甚至不惜作奸犯科，以身试法，乃至亡身以获利，故曰：“以身发财”。这是儒家一贯反对的。儒商就是“以财发身”，是仁者。他们有超功利的最终目标，有对社会发展的崇高责任感，有济世救民的抱负。

企业追求利润是其天职，有利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但企业又是社会中的组织，不可能离开社会、他人、组织独立生存，因此，企业追求的利润必须是在“以义为先”的基础上获得的。就像孟子所言，不符合道义的东西，即便是把整个天下都给我，我也不要，但是如果是符合道义东西，哪怕是一文小钱我也要。儒家思想认为，追求富贵与追求道义并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体，关键是出现矛盾的时候如何抉择取舍。“儒商”是中国封建经济社会中产生的企业主代表名词，今天，这个名词仍然非常有现实意义，许多企业主仍然希望别人称他是“儒商”。所谓“儒商”，用最简明的语言表达，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是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在企业经营活动中，经常不可避免地面临“鱼与熊掌”的抉择，作为有发展眼光的企业管理者，不会“竭泽而渔”，而是“以义为先”，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取得企业长远的大利。再则虽然现代社会不再用重义轻利的道德去约束以自利性和竞争性为基本特质的纯粹市场经济行为，但是，社会有时也要求市场经济主体为了社会公义而牺牲某些利润，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会为了社会效益放弃企业的经济利益，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企业主体来说，更应该做到义利兼顾，“以义为先” 。因为企业的一切决策和行为，是在关注公众利益的基础上争取自身利益。让他人先得益，最后自己得益，这种互惠互利的原则体现了现代企业发展的儒家的义利观，强调了企业利益与公众利益的平衡协调，在双方利益的共同点上发展企业。自古以来，道德文章与功利追求、儒与商、伦理人与经济人是可以有机统一的，大量儒商的产生，即是明显的例证。可见儒与商的结合，才能相得益彰。

二、“以人为本”，注重人本管理

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为代表的重人道、轻天道思想对社会影响很深，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强调万事万物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儒家思想是一个以“仁”为核心的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孟子曾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民本”“人本”的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固化为我们的民族性格特征。

企业文化的优劣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现代企业文化仍然应该继承发展儒家思想“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企业的最终发展也必定是为了人。这个“人”便包括了消费者、雇员、和企业主，也就是讲企业的发展要为这三种人的利益考虑。这三种人的利益在日本的公司依次排序为：雇员第一、顾客第二、股东第三。我国企业现在大多信奉的是“顾客是上帝”、“消费者利益第一”。不管企业坚信的是雇员第一还是消费者第一，都说明要追求企业的利益必须形成“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核心，以消费者为本、以雇员为本。

近年来，我们受西方管理思想的影响，将“人”视为资源管理，其实在中国员工的眼里，“人力资源管理”的观点是非常可笑的。既把我们当‘资源’，就没把我们当人，这是中国员工普遍的想法。如果我们没有仔细辨清西方“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真正内涵，盲目地用该观念来看待、处理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甚至妄想以此理念来调动中国员工的积极性，那无异于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所以企业管理者，凡事先考虑到“人”，考虑到这件事情会给“人”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想法，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者要深知儒家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即每一个中国人都非常自尊、自重，“人活脸，树活皮”、“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中国人这种对人性的理解、尊重、关怀和西方人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在中国企业，管理者要真正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关键是要真正尊重员工，真正“看得起”每一位员工。如果上级领导非常器重某位员工，信任他，放手让他开展工作，该员工一定会知恩图报，拼命工作，以不辜负上级对自己的信任。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没有高薪，只要企业管理者真正关心员工，做到“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员工也会努力工作的。这是我们中国人“以人为本”的激励之道。

三、“贵和持中”，转换经营理念

“贵和持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注重和谐、坚持中庸，是浸透在中华民族文化肌体每一个毛孔的精神。孔子倡导“和为贵，忍者高”。强调人在交往中对他人要有包容的态度，“和则两利、仇则两伤”。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孔子还讲道：“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人和”（《左传昭公二十年》）。意思是讲政府要营造上下和谐、左右通达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化解社会矛盾。

现代企业管理用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推崇的和谐理念去调控人的经济行为，有利于构建良好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其一和气生财，企业提倡和气生财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可以提升企业的亲和力、感染力和吸引力，和谐不仅是儒商精神，也是一种管理原则和管理艺术。企业之间倡导开展良性竞争与合作，反对目前社会上流行的“商场如战场”等过激口号。竞争中应“化敌为友”、“化对手为协作伙伴”，建立起广泛联系、彼此协作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就是市场，就是财富之源，就是儒家思想和气生财所揭示的共存性和开放性的道德价值所在。其二和谐稳定，是在企业内部培植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创造充满和睦亲情的家庭式的温暖内环境；其三和蔼可亲，既为顾客提供和蔼可亲、细致周到的微笑式服务，与消费者之间建立互惠互利的社会关系，又给企业带来滚滚财源。目前在国内外不少现代企业中，许多企业家遵循“和为贵”的儒家古训，将心比心的“羁矩之道”转换成“角色互换”的管理范式，成为一条成功的管理艺术，借以实现企业和谐的目标。

四、“诚实守信”，树立企业信誉

中国古代商人不泛唯利是图的奸商，但廉贾也很多，而且后者体现了中国古代儒家伦理的“诚信”德目，更受到社会的认可。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诚信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

“诚信之道”对于一个企业的经济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良好的企业信用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内在要求。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经济，它要充分发挥资源配置作用，必须依赖于公平、公正和平等的等价交换。而这种交换又必须以双方诚实守信为基础，这就要求各个市场主体必须遵守“诚信立商”为重要内容的市场企业规则，像信守合同规则、平等竞争规则、货真价实规则等。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规则。其次，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减少融资成本和增加贷款信誉。因为可靠的诚信信誉可以使融资者或贷款者通过各种渠道筹集资金，加大投资力度，扩大资源配置空间，更好地组织自己的经济活动，促进经济发展。再次，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提高企业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率，加快企业经济的良性循环，减少企业负担。如果各个企业之间的经济往来，都能做到“诚信立商”，及时还清欠款，就不会形成三角债，进而达到经济的良性循环。第四，良好的诚信信誉可以节省经营者和企业经营成本，企业遵守诚信、才能带来企业的兴旺发达。明清时的晋商、徽商正是以守信重信赢得了顾客，使得生意兴隆。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制鞋业一度失信现象十分严重，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国内市场，引发了全国性的信用危机。后来，温州制鞋业加大诚信建设，从制假到打假，以经济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温州制鞋业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学会了自己的生存之道，保证产品的质量，逐渐恢复了社会信誉，为其经济发展提供了长远战略资源。

由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管理积极的一面，我们要继承发展。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因为，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

参考文献

[1]李蔚:也谈儒家文化与企业文化建设[J].山东电大学报， 2006，（2）:3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