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希腊的文化成就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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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古罗马；希腊；建筑；雕刻

古罗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六百多年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后，终于成为了强盛的伟大帝国。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而遗憾的是它的艺术比起他政治上的成就要暗淡许多。正如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所言：“被俘的希腊反使蛮族主人成为俘虏，她把艺术带给了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

由于古罗马艺术主要承袭了希腊艺术的风格，所以美术史常常把古希腊、罗马艺术并称。但它同时也受意大利土著文化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创造。古罗马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同点又在于：古希腊艺术追求的是理想的，简朴的，强调共性的艺术表现，给人以典雅精致的感觉。而古罗马艺术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享乐的，强调个性的艺术表达，给人以宏伟壮丽的气息。古罗马和希腊对于艺术表现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美。它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人像（包括神像）雕刻，特别是人体雕刻上。古罗马的雕刻，其成就集中体现在肖像雕刻上，其特点是既写实而又个性化。与古希腊相比，罗马艺术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内容上追求享乐与世俗，形式上追求宏伟壮丽，人物表现强调个性，与古希腊追求”和谐”不同，古罗马总的美学思想追求是：”崇高”。它的美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上。与希腊文化的开天辟地不同,罗马文化不是文明的奠基人,但它却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建设者,它把希腊文化的辉煌以及由希腊文化发展出的理性回归到质朴,这点当然与罗马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

首先，在建筑艺术方面，罗马人发明了由天然的火山灰、砂石和石灰构成的混凝土，在券拱结构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罗马人将券拱结构与希腊的柱式艺术进行了创新式的结合，在对希腊建筑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发展了自己的建筑风格。将古罗马更为华丽的艺术风格显现在了建筑物上。

其次，在雕刻艺术方面，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古希腊科学、文学、艺术的名家辈出成就辉煌。当时，一些统治者除致力于内部的政治稳固和对外的武力扩张外，还十分开明的提倡发展美术和文艺，所以雕塑艺术是这个时期灿烂的文化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希腊雕刻的题材大部分取自于对神话的膜拜或是对体育竞技的赞扬。求实的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敬神，那样神重于人，而是更重视自己在艺术中的地位。当罗马的统治者、贵族认识到通过肖像的传播可以炫耀个人的权威，制造个人崇拜的时候，他们变把肖像的雕刻变成了歌功颂德的一种最佳表现手段了,这是罗马肖像雕塑发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我们常会觉得古罗马雕刻艺术带有贵族气息，而希腊雕刻的题材大部分取自神话或体育竞技。虽然古罗马雕刻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了希腊雕刻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肖像雕刻方面却有独特的贡献，这与罗马人崇拜祖先遗容的传统风俗是分不开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虔诚的崇拜神明，不同的是，古罗马信仰多神教，相信祖先的灵魂常降临家庭享受祭祀，并保佑家庭成员。有地位的贵族家庭中总设置房间保存祖先的遗容。这遗容是从死者面部翻制的蜡模面具，或是根据面具制作的雕像。这种肖像酷似真人，没有艺术的创造性，不过它却奠定了罗马肖像特别注重人物面部细节刻画的特点。所以，罗马雕刻艺术带有贵族气息，人物雕像大多以贵族、帝王为主。缺乏希腊雕刻中那种丰富的想象力，对力量和动态美的刻划，人物大多陷于凝神沉思中。人物形象虽不及希腊生动、秀丽、而更多严竣、矜持的神情，但强调真实和个性。古罗马雕塑对西方的雕塑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实主义在雕塑艺术中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古罗马艺术和希腊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它们社会历史、民族特点和自然条件密切扣关。虽然罗马和希腊都是奴隶制国家，又都是半岛国家，但发达的航海技术和自由贸易的形成促使希腊社会发展成为不同于后来古罗马的和谐世界，使得希腊人的那种“外向型扩张”的浪漫主义气质得以被当时的艺术家表现的淋漓尽致。而罗马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培养了对客观事物冷静思考和求实精神，所以务实是罗马人的风格，这就决定了罗马人的艺术观是求实、写实，缺乏幻想和想像力。罗马人对于艺术实用性的看重，对于创造性的轻视，使它始终缺少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高精度的模仿希腊艺术，无意中也使的希腊艺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们常说古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除了对希腊文化的传承之外，罗马也同时接受吸收了埃及、伊特鲁斯肯、以及西亚文化等多种民族风格。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种族繁多的帝国中，其视觉艺术风格的复杂多样可见一斑，绝非风格单纯一致的埃及艺术或阶段分期鲜明的希腊艺术所能比拟。古罗马艺术与希腊艺术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古罗马艺术对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使得它们共同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参考文献：

[1]彼得·阿克罗伊德 (Peter Ackroyd)、冷杉、杨立新.古代罗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01出版

篇2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一、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二、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三、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四、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五、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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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瑛.建筑趋同与多元的文化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

[3]张彤.整体地区建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4]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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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志华.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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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钱承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9]金磊，李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篇3

一条大河孕育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精神、一种文明，构成了历史的篇章。就像巴比伦离不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印度离不开恒河、中国离不开黄河一样，埃及离不开尼罗河。对于尼罗河在埃及文明中所起的作用，无论如何评价也不过分的――正是尼罗河无比优越的自然条件造就了古尼罗河漫长而富于生命力的文明，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尼罗河被埃及人视为生命河、母亲河。每年6月份，埃提奥庇亚山脉融化的积雪汇合源头地区按期降落的山雨，使尼罗河水渐渐上涨，7月份河水溢出河床，淹没河谷两岸，9月份泛滥达到，尼罗河两岸变成一片沼泽地，11月份河水下落。这个过程周而复始，年复一年。尼罗河水有规律的上涨、泛滥、下落，每年在尼罗河两岸留下一片黑黝黝的松软、肥沃的泥土，冲积土含有大量腐殖质肥料，从而有效地改变了古代埃及的生态环境。农民把种子撒在厚厚的湿土中，秋冬季节适宜的阳光会使它们在3月和5月成熟，其间根本不再需要灌溉。夏收之后，大地干裂，土壤曝于空气中，抑制了水分和盐分在土壤中过多滞留。这样就构成了古代埃及日历上的三个基本季节，阿赫特(泛滥)、佩雷特(生长)和舍毛(干旱)。每年河水泛滥后，土地实现自然灌溉和施肥――尼罗河的定期泛滥给埃及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也带来了生命和繁荣。希罗多德曾记述了古埃及农民的生产过程：“他们要取得收获，并不需要用锄头锄地，不需要用耨掘地，也不需要做其他人所必须做的工作。那里的农夫只需要等河水自行泛滥出来，然后每个人把种子撒在自己的土地上，叫猪上去踏进这些种子，此后便只是等待收获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然后把粮食收入谷仓”。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为埃及农业文明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同苏美尔人不一样，埃及人当时已经可以预知每年洪水发生的时间和大小，欣赏洪水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好处，认为洪水之神是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神。一位古埃及诗人是这样描述给万物以生命的大河的慈善：“看，这位伟大的君主／既不向我们征税／也不强迫我们服劳役／有谁能不惊讶／有谁／说是忠于他的臣民／其能做到信守诺言／瞧／他信守诺言多么按时／馈赠礼物又多么大方／他向每一个人馈赠礼物／向上埃及，向下埃及／穷人，富人／强者，弱者／不加区别，毫不偏袒／这些就是他的礼物／比金银更贵重……”古埃及文明在农业的基础上产生，在农业的基础上发展。难怪这位历史学家说“古代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

统一的灌溉农业促进了埃及王权的加强，埃及法老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威严，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帝王谷等建筑就是法老权威的象征。如果说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象征四季交替，象征生命的复苏，法老期冀在生命的轮回中达到永生，那么通过金字塔，古埃及人的确创造了超越时空的永恒。过去，人们普遍认为修建金字塔是奴隶在承受极度压迫的情况下进行的，现在的研究正逐渐这种说法。因为修建金字塔总是在夏季农闲的时候，单纯依靠强制的手段，恐怕难以让几万劳工协作起来，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劳工们一定相信自己的福祉与法老的福祉有着不可分解的联系，才会在酷热的沙地中挥汗如雨地工作。集体协作性质的劳动也会给个体的劳工带来令人振奋的亲近感和集体成就感。发现于金字塔石块上的标记，如“充满活力小组”、“耐久小组”，看来也证明了这一点。近年埃及的考古学家在金字塔周围甚至发现了类似酒吧的遗迹，有相当数量的劳工接受过各种医疗手段的治疗，现存一些带有文字的草纸和石板上面，发现有类似假条一样的记载。这些现象，也说明修建金字塔的古埃及人是在一种较宽松的条件下进行的。

在古埃及语中，“尼罗河”是“不可能的河流”的意思。尼罗河发源于热带雨林地区，南北走向，这就决定了其下游必定穿越茫茫的草原与沙漠，有2000多公里是穿越了代表死亡的撒哈拉沙漠，其中没有接纳一条支流，以至于原本丰沛的水量到最终进入地中海时已经所剩无几。但尼罗河在不可能中实现了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最早的起点。由于尼罗河的基本南北流向，河水受地球引力的影响较小，河道顺直，水势平缓，加上尼罗河上游有大湖调节，每年泛滥水量比较稳定，不易成灾，这就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低投入和高回报的环境，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泛滥平原的某一条带。这种多元的地方中心并没有力的地理屏障，为建立统一的政体在地理环境上铺平道路。同时，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3000年，由上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同时，尼罗河水流由南向北流，上埃及国王可以清楚地预言向北灌溉的区域，奠定了埃及统一是上埃及统一下埃及的格局，也限定了埃及的官僚体制一开始就是内向型的，注重内部行政体和部门化建设。尼罗河狭长的地理环境，促使古埃及的文化选择了狭长带状、由南向北的多元一体化文明起源模式。

尼罗河就像一根天然的纽带，把整个流域地区连接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整体。尼罗河平稳的水流使北上的航行极为容易，而盛行的北风、西北风又使返航毫不费力。在埃及文明中，神庙和金字塔乃至方尖碑的巨石都是从千公里之外的南部阿斯旺开凿北运，一块几百吨的石头怎么运?这全是尼罗河的功劳，没有尼罗河，也就没有尼罗河文明的人类文化遗产。前年我到非洲，从尼罗河三角洲一直走到尼罗河的源头――埃塞俄比亚高原上的塔纳湖。我把尼罗河跟黄河稍微作了一下比较，发现早期的文明很明显受到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比如说世界上的大江大河中大多数是东西向的，所以地球的自转对于河流河床的形成，对于流水的侵蚀与切割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尼罗河基本是南北流向，所以尼罗河相对比较平缓，流向比较顺直，洪水比较规律，一年一度的泛滥成为尼罗河早期开发的基础。尼罗河上有六大瀑布，我到了其中最著名的第三、第四瀑布，所谓瀑布实际上水的落差只有90厘米，或者70厘米。正因为如此，尼罗河给古人的迁徙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今天我们看到的神庙，重达数百吨的巨石，就是当年用简单的工具在阿斯旺一带采石，然后顺流而下。而这样的条件黄河上面很难具备。当年黄河的漕运，从关东将粮食运到关中平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黄河流经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黄土高原，特别是黄河中游。而尼罗河两岸都是沙漠，在纳塞尔水库，也就是阿斯旺高坝的上面所见全部是的花岗岩的山岭，看不到一棵树，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尼罗河的文明完全聚集在绿洲和三角洲，不像黄河，从中游以下都是黄土高原或 黄土冲积的平原。也正是由于尼罗河的自然特点，造就了埃及文明中辉煌的建筑文化。从古埃及到希腊、罗马、腓尼基、拜占庭以及阿拉伯那些建筑，现在大多数我们还能看到，有的还非常完整，因为这些建筑全部是由大理石、花岗石至少是砂岩、火山岩建造的。我想这不是他们民族的特色，主要也是自然条件，阿斯旺一带有非常好的花岗石，还可以利用地中海把西西里岛、希腊、罗马出产的大理石运到埃及，却很难找到廉价的木材。然而在黄河流域，要在黄土覆盖下面采集优良的石材并不容易，相反早期还残留不少天然的森林，当然会以土木结构的建筑为主。所以中国古代的建筑无法长期存在，不用说秦汉的宫殿，就是唐宋的建筑也基本消失了。

篇4

【关键词】阿拉伯语 文化 特点 贡献

文化主要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等多种内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阿拉伯语文化是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广泛的课题。

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另外，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并将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等地，不仅包括从0—9等十个数字，还将这些论文翻译成阿拉伯文传播到世界各国。也就是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传播，对数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篇5

中国哲学的开端，在中国哲学史通史著作中，一般都会论及。人们或从中国先民思维由低至高之发展而引出中国哲学，或从宗教天命观念之衰落而讲哲学之产生。

有学者，分别借“巫史说”，申论中国哲学之开端，别开生面。深受启发之余，尚不免有惑：此两种说法如何折衷？何者更能圆融地解释问题？由于从事中国哲学通史教学和参加编撰相关教材缘故，不免就此问题反复思之，今结合学界一些已有成果，更引申之，冀求一解自安。

一、西方哲学的开端

《公孙龙子指物论》：“物莫非指，而指非指”，若将前一“指”称为“物指”，亦可反向言之，“指”非“物指”。后现代哲学舶入中国，中国哲学史学界所着意者，有其对于颠覆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中的西方哲学中心主义的资源性价值。重新审视所谓“哲学”，忽然省悟“指”非“物指”，“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并不是一回事儿。换言之，只有在“离坚白”之“离”的方法论下，才能从实存的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及其他哲学这些可以借用维特根斯坦“语言家族”说来把握，具有“家族相似性”的哲学家族成员中DD“离”出一个作为 “共名”的所谓“哲学”来。相应地，所谓“哲学”的开端，只能是就西方哲学之开端、印度哲学之开端、中国哲学之开端等具体而言。在此并非自明性地存在一个所谓“哲学”的开端在以往，正如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所树立的“典范”，将印度和中国排除在哲学之外，从而所谓“哲学”的开端直接就等同于西方哲学的开端DD而是需要在探求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等诸种实存哲学之开端后，来归纳“哲学”的开端，由“物指”而达于“指”。另一方面，探求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论者有无自觉，在当前的知识背景下，它都无可避免地属于比较哲学研究，即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提出中国哲学开端之假说，并从中国古代文献史料中去验证假说。

希腊哲学是如何起源的？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早期哲学家的历史时认为，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惊异”－－“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闲暇”“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由于哲学起源于“惊异”，人们探索哲学的目的在于求知；由于哲学产生于闲暇，人们探索哲学除了求知外，没有任何其他外在的目的，因而哲学“是惟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学者们还会引证西文中“school”一词导源于古希腊语的“闲暇”，来支持亚氏的说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说：“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这就如同美国记者和作家房龙在那幅名为《希腊社会》的漫画里所画的，古希腊“自由人”的宗教、法律、科学、艺术、戏剧等杰出成就，是在由底层的奴隶辛勤劳作所搭建的舞台上演出的。看来，哲学是满足生活基本需要之后“精神空虚”的产物，人们精神“空虚”了，才会去思考哪些脱离开生活日用的玄远的事物，例如康德头顶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令。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们完全满意。说哲学起源于惊异，那么在哲学起源之前，前哲学时期的人们，难道就从来就没有惊异吗？对任何事物都没有惊异吗？有人说在宗教里，惊异产生的是“敬畏”，对令人惊异的神奇事物的敬畏。那么，我们又有必要追问，为什么在此前人们产生的是敬畏，而在此时产生的却是哲学？对于哲学起源的另一个条件闲暇也一样存在着疑问：如果闲暇产生了哲学，那么古代宗教生活中的祭司们，难道就从未有过一些闲暇，使他们思考一点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在闲暇时思考出来的却不是哲学，而是神启？由此来看，我们可以肯定惊异与闲暇是哲学产生的条件，但只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要条件，它们还不能够圆满地说明，哲学为什么一定要产生。

据此，我们不免会推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哲学不得不产生，使得具有闲暇的奴隶主贵族在面临“好奇”或“惊异”的时候，不得不以哲学的方式去思考一些问题。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呢？哲学史家们从两个方面来解释这个问题：第一，一定是人类理智得到足够的发展，发展到足够使人们尝试运用自己的理性，可以摆脱对宗教的依赖，可以独立地进行思考；第二，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摆脱对宗教的依赖，独立地进行思考。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前者，有的哲学史家强调后者，但从逻辑上说，似乎只有将这两个方面必须结合起来，才能圆满地解释哲学是如何在希腊文化中开端的。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是从古希腊的宗教、政治、法律、制度、神话等文化样式和文化生活内容中，去找寻哲学的胚胎和种子，试图把它们作为孕育着哲学的土壤。哲学就是在其中被培植起来的，一旦哲学成为一种需要时，便水到渠成般从中破土而出。黑格尔在肯定了亚里士多德所讲的“惊异”和“闲暇”后，就补充了理智的增长这个必要条件。他说：“哲学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出发：即当一个民族的精神已经从原始自然生活的蒙昧浑沌境界中挣扎出来了，并同样当它超出了欲望自利的观点，离开了追求个人目的的时候。” 哲学史家们对被公认为是西方哲学创始人的泰勒斯之前的哲学先驱们的研究，表明了希腊神话对希腊哲学的培育是多么的重要，用他们的话说，泰勒斯不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哲学史家们重视神谱的作用，认为“神谱虽然不是哲学，却为哲学做了准备。”理由是“在神话的观念中已经出现哲学思想的胚胎。”这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在第一个方面，哲学家们的看法基本一致。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哲学史家们的看法有些不同。有的哲学史家意识到促进从宗教到哲学转变的那些要素。例如德国的E策勒尔在《古希腊哲学史纲》中，分析了宗教中群众性的祭祀到作为个人的祭司和预言家的出现、来自于小亚细亚甚至来自于印度的异质宗教思想对希腊人原有宗教的冲击、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及希腊城邦的出现等因素，对哲学产生的意义。从宗教与哲学的关系来看，宗教是文化的母体，哲学是从宗教中孕育出来的，但哲学又是对于宗教的突破，是对宗教的反叛，哲学与宗教有着鲜明的区别。梯利明确地把哲学与此前的神话和神谱学加以区分，认为神谱学和创世说比神话前进了一步，试图用理论来说明神秘的世界，解释被设想为掌管自然现象和人类生活事件的主宰者的起源。但是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只能满足含有诗意的想象，仍然求助于超自然的原因，而不能满足进行推理的理智的要求。“只有以理性代替幻想，用智慧代替想象，摈弃超自然的动因作为解释的原则，而以经验的事实作为探究和解说的基础，这时才产生哲学。”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非常精辟地指出：“我们可以说，当一个民族脱离了它的具体生活，当阶级地位发生了分化和区别，而整个民族快要接近于没落，内心的要求与外在的现实发生了裂痕，旧有宗教形式已不复令人满足，精神对它的现实生活表示漠不关心，或表示厌烦与不满，共同的伦理生活因而解体时，哲学思想就会开始出现。”近代以后的西方，科学异军突起，成为宗教、哲学之外最重要的一种意识形态。在原有的宗教与哲学关系的思考之外，宗教与科学的关系成了思考的一个重心。到了现代，随着科学确立在意识形态中一超独霸地位，哲学与科学的反宗教联盟开始出现裂缝，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则成为思考重心。罗素就曾用三者的关系来说明什么是哲学介于宗教与科学之间而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诉诸理性，而非诉诸神启，抑或诉诸实证，是哲学相对于宗教与科学的本质特征。

哲学在宗教中慢慢成长，并获得最终从宗教中突破所需要的必要能力，从神话、宗教文化中突破出来的哲学，仍不免带有宗教文化的某些色彩，但它在总体上是对宗教文化的否定。马克思在论说哲学与产生了它的宗教之间亦此亦彼的关系时，认为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消灭了宗教本身，另一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的宗教领域内活动。只是，这种否定的具体过程究竟是怎样的，特别是这一过程的必然性何在，所看到的一些哲学史著作中，对这些问题的说明仍然不够充分。如果把哲学从宗教分离的过程，比作一个成长中的幼儿开始断奶的过程，那么哲学史家们似乎更强调成长的一面，而对“断奶”则关注的不够。一些哲学史家们更愿意强调古希腊人的精神世界在从宗教到哲学转变中的主动性，这种主动性首先来源于希腊中的探索精神。这种探索精神，或采取一种文化追因的叙述策略，从古希腊的早期文化中去寻找母体，或从由地理环境影响的社会生活着眼，强调古希腊人面对海洋的冒险和求知精神。这种主动性还来源于古代希腊民族的理性精神，它同样可以从更早的文化中去寻找源头，或者干脆被认定为希腊民族的特有天赋，像策勒尔所认同的那样。的确，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思想展现的方式，惟独希腊人的思想采取了“哲学”的形式，它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特性的表现，也确实可以理解为希腊民族的天赋。

二、中国哲学的开端

从哲学史家们对于西方哲学起源的论说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个哲学如何“孕育”并“突破”的假说。实际上，受西方哲学史研究成果，尤其是作为德国古代哲学代表人物的黑格尔影响的中国哲学史界来说，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达的对哲学起源的理解，已经作为主要参照物，渗透到对中国哲学开端的解释之中。

人们或把哲学看作是人类思维由低到高的发展，由原始思维中去发现迈向哲学高台的级阶，例如万物有灵、图腾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到一元神之出现，来说明古代中国人智力水平的成长。相较于西方的哲学史家，中国学者似乎更有文化追因的热情与执著，在甲骨、金文中寻找古代文化母体中所包含着的哲学胚胎，不断出土的考古发现为这种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和论据。在这个论证方向上花工夫是十分必要的，说世界本原是水的泰勒斯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中国哲学的早期代表也同样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西方哲学产生的一个条件是“闲暇”，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也不会遇到矛盾。最早的哲学先驱们，大多是天子或诸侯的大夫或史官，属于“劳心者”，不会有不暇思索的情况。

西方哲学产生的另一个条件是“惊异”，这在讨论中国哲学产生时，同样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历来被哲学史家们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性事件的一些事例，文献大多记载了它们源起于回答他人之发“问”：周大夫伯阳父论“地震”是答周幽王之问，周内史叔兴论“阴阳”是答宋襄公之问，周太史史伯论“和同”是答周宣王之问，晋太史史墨论“陪贰”是答赵简子之问。上述诸人之问，正是由“惊异”而有所问：周幽王惊异于“三川（泾水、渭水和洛水）皆震”，宋襄公惊异于天坠陨石及“六^退飞宋都”，周宣王和赵简子之问来自于对人事的疑问。正是在回答这些惊异或疑问时，这些大夫或史官，以哲学的方式回应了问题，使得这些事件成为中国哲学开端的标志性事件。

智力的发展固然为哲学的突破创造了条件，与西方哲学的产生相对照，也还应当有另外一些条件，促成中国哲学不得不从早期的宗教文化母体中产生出来。这些条件是什么呢？哲学史家们几乎没有例外地提到了“天命神学”，天命神学即是中国哲学突破的对象，这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哲学何以要从天命神学中突破出来？其必然性何在？

哲学史家们提到了“绝地天通”。《国语楚语》记载楚昭王问于楚大夫观射父：“《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观射父解释说，“古者民神不杂。……及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A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根据哲学史家们的解释，这个事件的意义是多元的，也是重大的。帝颛顼或帝尧，都委派司天之官和司地之官，禁止“民神杂糅”，垄断了人神交通的权力。“绝地天通”的结果，自然是强化了巫史的作用和地位，只有他们才有与天神交通的权力。同时，它也打破了民神之间无有间隔的局面，在人神之间设立了中介，拉大了人神之间的距离，所以，它也被一些哲学史家们解释为产生人文性的一个事件。

从上述解释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哲学”的成长，但还不是突破。不过，如果我们把“绝地天通”和天命神学的衰落联系起来考虑，这一事件对于中国哲学产生的意义将不止于上述解释。我们可以反问：如果没有“绝地天通”会怎样？如果仍是“民神杂糅”会怎样？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不能假设，但并不妨碍我们去做此遐想。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绝非来源于天命之自身。“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大雅文王》）“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自不言，巫史是天人的中介，故天以巫史之言为言。天命神学的动摇与衰落，只能是来自于对巫史之言的怀疑，即人们相信巫史，但不相信巫史所代言的天命。假若“民神杂糅”、“家为巫史”，那么导致的将是对天命的多元解释和理解，每个人都会从自己的意愿来解释天命，而不会因为对某一种解释的怀疑而导致整个天命观念的动摇，甚至崩溃。从这个意义上，“绝地天通”一方面是宗教自身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另一方面也为自身的崩溃埋下了种子。

另一个被认为导致天命神学衰落的重要事件是武王克商。商人笃信天命，以为天命在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以为自己可以无所不为。商纣王就曾慨叹：“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尚书西伯勘黎》）周人则与此有别。周乃小国，却能庞大的商王朝，革替天命，这给周之开国者带来无比强烈的震撼，迫使他们严肃地思考。“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 周人一方面强调自己承受天命，“不（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大盂鼎》），另一方面，他们又觉得“天难忱（信）”（《尚书大诰》）、“天不可信”（《尚书君]》）、“天命靡常”（《大雅文王》）。他们总结商亡的教训，在于“惟不敬厥德，而早坠厥命”（《尚书召诰》），在于不能保民，故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

周公的制礼作乐，是否是哲学的开端呢？是否是哲学对于宗教的突破呢？周人虽然认为“天难信”、“天不可信”、“天命靡常”，但周人并未怀疑和否定“天命”。他们只是怀疑对“天命”的商人式的理解，从武王克商的历史经验中，他们发现了“天命”与“敬德”“保民”之间的关系。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左传》僖公十五年引《周书》）、“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换句通俗的话说，上天是要考核有国者的，考核的标准是“敬德”与“保民”。“天命靡常”，打破的是“终身制”和“铁饭碗”。故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天命观念的演变，并非是天命观念的衰落。周公的制礼作乐，包含有浓厚人文性的气息，但并非是对天命观念的否定或抛弃。它仍属于“成长”，而不属于“突破”。

直接导致天命神学动摇和衰落的历史事件，应当属西周末年的怨天尤人思潮。怨天的理由，恰好来自于周人对于天命的理解。既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上天为何选择无德之人禀受天命？既然“天命”在于“保民”，那么对于不保民的统治者，上天何以并不夺去他的天命？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小雅节南山》）、“浩浩昊天，不骏其德！”（《小雅雨无正》）可是，怨天骂天，毕竟对天还抱着期望，认为上天未尽到自己的责任，可谓恨铁不成钢。再往前走一步，人们会认识到上天根本不管用，根本决定不了人间的事情，“下民之孽，匪降自天。g沓背僧，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到了这个时候，上天已不可信赖，人们失去了依靠，除了依靠自己的理性外，再也没有其它选择了。而此时，理智的成长，恰好为人们提供了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这时，哲学就真正地破土而出了。

在一般中国哲学通史著作中，被当作中国哲学开端标志的事件，基本上都体现了哲学对于宗教的否定或突破，即往常被史官们采用天命神学解释的地方，现在则采用自然哲学DD阴阳、五行、和同DD的解释。例如，伯阳父论地震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当伯阳父说“周将亡矣”时，他并不是把“三川皆震”当成一个体现上天意志的事件，而是先说明了地震对百姓生活的影响，继而解释了地震的自然成因。“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矣。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A，于是有地震。”（《国语周语》）其余与此同类，不再一一剖析。

以上所论，是以西方哲学开端为参照，形成一个哲学在宗教母体中成长与突破的假说，然后以此来验证中国哲学之开端。无论是从黑格尔，还是从梯利的哲学史中，我们都可以根据他们对哲学起源的观念，来形成这种假说，并用于探讨中国哲学的开端。帕森斯和雅斯贝尔斯关于“哲学突破”的说法，对中国哲学之意义，在于西方哲学史家突破长期以来固守于欧洲文化经验来理解哲学的局限性，看到在对人类文明产生了最重要影响的几大文明中，不约而同地孕育出一种脱胎于宗教而又突破于宗教的人类哲学，肯定了人类文化的发生和思想的演进具有某种共同性。这对于理解中国哲学在人类思想中之重要地位，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

总结了中西哲学在开端问题上的共性之后，我们还有必要探求中西哲学在开端上有何不同之处？毕竟中西哲学有着如此之大的不同，以至于西方哲学史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和我们所谈论的事物并不是一回事儿。有比较才有鉴别。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是在与其他哲学在此仅与西方哲学相比较DD的开端相比较而言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哲学的开端，对其后哲学的展开，有着重要的影响。我们也可以籍着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把握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之特质。

在中国哲学起源、开端的过程中，哲学从宗教中突破的环节，相对而言是较为清楚的。通过“绝地天通”、“武王克商”及“怨天尤人”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我们可以整理出天命观念如何为自身准备了崩溃的条件。早期的中国人曾经是如此虔诚地笃信昊天上帝，当先民们第一次对“上天保佑”感到有疑问时，他们通过对人类自身的反省来维护上天的尊严；当昊天上帝再次令他们失望时，他们只是对它抱怨。正如爱的反义词不是恨，而是冷漠，报怨意味着期待。可是，最终他们明白了昊天上帝是无法依靠的，人只有靠自己。从这点看，宗教母体中虽然培植了人文的力量，但中国人走上哲学之路，是因为宗教神学之路再也走不通了，他们是被动的，是无可奈何的。在西方哲学史家那里，他们在理解和说明古希腊哲学开端时，他们更愿意把哲学的产生看作是一种主动性的过程，更强调希腊人的自由精神和探索精神，这种精神一直以来就弥漫在希腊人的精神世界中，即是在神话中也是一样。正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爱好神话的人也就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都在探索“惊异”，只是采取了两种不同的方式。

古希腊的哲学是伴随着城邦发展起来的，哲学的最初创立者是一些能够消费得起哲学这种“奢侈品”的贵族，他们爱好哲学的目的就是为了“爱智”追求知识，没有什么实用目的。古希腊最初的哲学家，一般都归为自然哲学家，他们关注的对象首先是自然。在这一点上，早在亚里士多德就为此定了调：“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他们当作哲学家的原因也很简单，他们只不过说出了“世界的本原是水”，或者认为不是水而是火，或者说是原子，或者说是nous，或者说是logos。当然，在那个时代，提出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绝不简单。他们喜欢把自己的著作称作《论自然》，无论是把宇宙还是人自身，都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

中国哲学的创立者不同，他们也有闲暇，但他们不是把哲学当作“奢侈品”，而是当作“日常消费品”。他们的身份是大夫或史官，他们探讨天人物我不是出于“爱好”，“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尚书洪范》），而是职责使然。他们是天子或国君的官员和顾问，是帮助出谋划策和执行政策的人。看看中国的哲人们，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和解释自然，例如地震、陨石，但他们关注的重心、关注的目的却在于人事。同时正是由于他们出身巫史的缘故，他们在解释人事时的特点，就总是联系到对天的理解，“即天道而言人事”，习惯于为日伦日用寻找形而上的天道依据。“礼崩乐坏”，更使“道术为天下裂”（《庄子天下》），“诸侯异政，百家异说”（《荀子解蔽》）， “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淮南子齐俗训》），至“百家争鸣”汉志所录“成一家之言”者达189家。诸子的旨趣在于“道术”，即“治道”，正如司马谈所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即使是离坚白、合同异的名家，也同样认为“论坚白异同，以为可以治天下。”（《汉书艺文志》注引刘向《别录》）总之，中国哲学之特质表现在始终以治道为核心，以天人为主线，这是可以由中国哲学开端之特色来说明的。

篇6

关键词：细密画；中世纪拜占庭；艺术风格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5-0084-02

一、中世纪拜占庭细密画的概念和范畴

（一）细密画

细密画定义：一种精细刻画的小型绘画，最早作为《古兰经》的边饰图案，也有人认为它起源于欧洲的手抄本和小型木板蛋胶画。主要作画于书籍的插图、封面、扉页徽章、盒子、镜框等物件上。题材多为人物肖像、图案、风景，也有风俗故事。材料上大多采用矿物颜料，以珍珠、蓝宝石磨粉作颜料。

（二）细密画的制作语言方式

细密画最早出现于两千年前埃及的卷物上，中世纪的手抄本、基督教的物件上都有细密画的身影，现代的中东阿拉伯地区、俄罗斯、中国的新疆都还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画种。

材质上：细密画早期的颜料多为水性颜料或不透明的颜料绘制在羊皮或茧纸上，绘制颜料多取自磨碎的珍珠、蓝宝石。使用的画笔多为小笔，笔毛多是狼毫、羊毫。

绘制方法：分纸上作画、板上作画两种。先在磨光的纸上用微细的墨线勾出轮廓，用胶和颜料画出实在的细密画，在必要的地方着金，再对完成的细密画抛光。中世纪的手抄本所用的材料及其昂贵绘制，要花费很长时间，是一种贵族的艺术，不在普通人手中流传。

形象方面：表现手法古拙天真，可回溯到古埃、古希腊墓穴宫殿的废墟残画；树木枝叶排比有序，视角一致，物象于层叠之时丰富浑厚起来，苍郁如生；建筑则不解透视，栉比成列，如梦境般虚浮山水之间。一切华丽的物象和音乐般的节律都统一在了精细谨严的单线平涂中，极具装饰效果。

（三）中世纪早期的《圣经》抄本插图“细密画”

中世纪的人们大多没有文化。基督教为了教导他们，认为绘画有助于提醒教徒想起他们已经接受的教义，可以保证那些神圣事迹被牢记。在早期的圣经插图中，人物是按照装饰的需求进行塑造的，寻求高度的对称和平衡，完全用正面来画。画家追求的是中世纪对信仰的绝对执着。工匠们都缅怀着敬畏的心情去制作，不少手抄本被牧师收藏于礼堂中，作为布道和研经的辅助物，才使手稿得到流传至今流。

二、中世纪拜占庭细密画艺术风格分析

艺术风格：指艺术家、艺术团体在艺术实践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艺术风貌、特色、作风、格调和气派。艺术风格可分为艺术家风格、艺术作品风格两种。由于艺术家世界观、生活经历、性格气质、文化教养、艺术才能、审美情趣的不同，因而有着各不相同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形成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艺术作品风格是作品内容、形式的和谐统一，是艺术家的思想倾向。它有时指某一艺术作品的风格，有时指一系列艺术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格调。艺术作品的风格直接根源于艺术家的风格，主要特征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稳定性与变异性相统一；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艺术风格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在阶级社会里，还可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的艺术，提倡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和艺术风格的多样性，鼓励艺术家在“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的指引下，发展不同的艺术风格。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风格，比如：汉代崇尚简洁浑厚的艺术风格，18世纪的法国流行装饰味极强的洛可可风格等。

在中世纪的细密画作者大多是不署名的，我们无法从中考证哪个人是哪种风格，对于中世纪细密画艺术风格只能从时代整体的艺术风格、地域、民族、不同时期的风格来评断。

三、拜占庭艺术风格的传承及背景

（一）人文环境的变化是拜占庭细密画形成的客观条件

拜占庭起源于一座靠海的古希腊移民城市，公元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此建城，在文化上承袭了古希腊文化，皇帝是教会首脑，教会附属于皇帝。形成政教合一的政治背景，促使教会文化与世俗文化共同繁荣。在比较全面系统的接受了古代文化的过程中，从简单的照抄照搬，加进了东方神秘主义的因素。在罗马帝国晚期绘画里，把人物的真实性和透视法降低，在作画中运用炫丽的色彩，以此来表达神圣的光芒和宗教的情绪，拜占庭艺术家将这些很好的融入到自己的作品中，在继承中发展了自己艺术表现手法。

（二）复杂的地理环境为拜占庭细密画形成提供生长的土壤

公元3000多年前希腊就有了细密画，早期的拜占庭细密画具有浓郁的古希腊风格特点，罗马帝国分裂后，他继承了罗马艺术的风格特点简朴、严谨、均衡。

四、拜占庭细密画独特艺术风格的形成原因

（一）地理因素

公元330年，在黑海到爱琴海的甬道处，拜占庭建了一座新城君士坦丁堡，它的版图包括了当时的希腊，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等地，地理因素影响它汲取了波斯两河流域等东方文化，使拜占庭的艺术染上了东方色彩。

（二）宗教因素

基督教文化成为政教合一体制的意识形态，是宗教和王权控制的艺术，宣扬基督教的同时炫耀帝国的强大、帝王威严，这使拜占庭绘画艺术在严格的程序化中体现出威严、稳固、永恒、动人心魄的感染力。

（三）政治因素

帝国出于自身的考虑使古典文化很好的保存下来，深入完善古典传统，帝王反对宗教圣象崇拜，不反对君王圣象崇拜，这使细密画一直按塑造圣象的方法来画帝王的形象，经久不衰。风格受到当时镶嵌画和壁画影响，形象平面化，二维空间、人物没有透视，色彩上使用大量的金色，帝王的喜好使这时期的拜占庭细密画有奢华恢弘的气质。

（四）题材因素

细密画风格多样，不同的风格表达不同的内容。宽容的创作环境使细密画蓬勃发展。

（1）宗教题材为表现内容的细密画不再追求人物的真实性，取而代之是抽象的、纯粹的对精神的追求。（2）生活的描述为细密画的表现内容，世俗读物的发展也让艺术家有更多的创作源泉。这时期艺术家的绘画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表述，在拜占庭细密画中可以看到文化艺术的倾向。

（五）审美因素

在不同的思想指导下，艺术作品有不同的风格特征，前期的拜占庭细密画继承发扬了古希腊、古罗马艺术风格，具有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特点；后期的拜占庭细密画又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装饰性、平面性、华丽的色彩。

五、拜占庭细密画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表现形式

中世纪拜占庭细密画可分为以下几种：

（一）具有古典样式的拜占庭细密画

中世纪古典主义指的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典主义，它集成的是一种古典主义的样式，这种风格在细密画中有几个特点：强调空间感、具有写实性、人物形象和现实很接近。

（二）具有东方样式的拜占庭细密画

这种东方元素在拜占庭细密画的特点体现为：

（1）强调平面感：人物形象是脱离现实创造出来的，平面化、没有层次感，很少出现自然景物。这种细密画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镶嵌画的影响，最后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形式。

（2）抽象性：没有对空间、质感的描绘，抛弃了肉体的实在性，注重内在精神的表达。

（3）装饰性：在形象和色彩上具有装饰性，画面色彩绚丽工整，形象图案化，多繁杂装饰。

（三）程序化和写意化

（1）在拜占庭艺术风格中程序化是一大特点，艺术创作被纳入固定的图像模式，创作主题、表现手法向程序化发展。这体现在镶嵌画壁画上。在基督教义的影响下，拜占庭绘画强调人物的内在精神，赋予某种超自然的、神秘的象征意义。

（2）在拜占庭几次的文艺复兴下，艺术家开始表现出一定的人间感情。对世俗艺术和古典晚期艺术发生了新的兴趣。题材处理更加自由，人物形象有了更多的性格特质，表现出了更多的绘画语言。

六、中世纪拜占庭细密画艺术风格成因的意义及影响

（一）探析拜占庭细密画风格多样性的意义

作为拜占庭艺术中的小型画种，国内目前对拜占庭细密画的研究还较少，对它的认识限定在书籍插图上，本文探讨界定了细密画的范畴，通过探析拜占庭细密画风格形成的原因，对这这门艺术门类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

（1）正确认识拜占庭细密画，在深入了解其深刻性和根源性的同时，了解了中世纪艺术风格的多样性。

（2）对细密画的寻根溯源，从绘制方法到画面呈现，为今后的艺术创作做了很好的理论基础。认识到他和坦培拉油画的相承关系。

（3）探究细密画的演变历程，对周边国家细密画探究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

（4）拜占庭细密画所表现出来的艺术手法，风格特点，取决于拜占庭独特的地理位置。

（二）拜占庭细密画艺术风格多样的艺术影响

（1）对周边国家和远东地区所产生的影响：拜占庭细密画通过东正教的传播在近东远东国家悄然生根发芽，结合当地的艺术特点并形成自己的风格。

（2）对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风格的影响：拜占庭细密画的分割直接影响到文艺复兴早期的绘画风格，以尼德兰画派为忠实代表。

（3）对东正教艺术风格的确立和基督教的传播起了关键作用：罗马拜占庭的石造建筑技术、圆顶式的教堂技法，是影响俄罗斯文化发展、生活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建筑、艺术、珠宝设计方面，尤其是俄罗斯的圣像画，还保留了拜占庭时期圣像的画风。

参考文献：

[1][英]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2]鲁仲连.在拜占庭精神的沐浴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3][英]兰伯特.钱乘旦.剑桥艺术史.译林出版社.

篇7

艺术南北分流，这在中国艺术史上是一个不容回避和忽视的地域现象。早在史前艺术的萌芽时期，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母土里孕育起来的艺术事象，就明显地存在着风格和气质上的南北差异。同为稚拙天真、原始狂野的史前岩画，北系岩画多以动物、狩猎和放牧为主，其作者多为巫师兼猎人，对动物有敏锐的观察力，风格写实，追求逼肖物象，画风粗犷、质朴而生动，生活气息较浓。南系岩画则密切围绕宗教祭祀，大量表现人自身的形象，但突出的是宗教的神秘感，人物有符号化、装饰化和半抽象的特点，画风简约，具有浪漫的精神倾向。艺术源头上的地域差异成为艺术南北分流的决定性基因，这基因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和积淀，在中国上古时期的奴隶社会中晚期，再次显示出强劲势头。此时作为南北艺术的突出代表，它们分别是代表北方文化的中原艺术和代表南方文化的楚艺术。楚美术灵巧、清奇和俊逸，中原美术谨严、雄浑和庄穆，一南一北的两大艺术事象竞辉争妍，成为中国艺术史上交相辉映的双子星座。

从上古时期本土艺术的南北对比来看，北方的中原艺术与南方的楚艺术可以互为参照。北方中原艺术的形成和成熟，并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是来自上古时期中原本土的东西文化的融合。中原的东部地区是殷文化，西部地区是周文化，这两支文化虽然同处于北方，但却有着明显的差异。殷文化是重感情、富有宗教情绪的原始文化。殷人崇拜自己的祖先，并把祖先与天神相混合，祭祀频繁而隆重，他们创造了媚神敬祖的乐舞，这种文化以狞厉为特征，并通过青铜器上的饕餮纹饰表现出来。其艺术图式于沉静中透出巨大的威严，仿佛要创造一种超凡的力量，可以对那些想象中的事物和精灵施加魔法，用非理性的精神、情感震慑统治无理性的身心。殷艺术气质沉静、写实、繁缛、工整，但却是玄想的产物。周文化则以理性为特征，虽然沿袭了殷人的某些风貌，但却是吸收和消化了殷文化之后，根据自己的个性而进行的创造，并很快就显示出了自己的独特气质。周人的青铜器造型浑圆、饱满、舒展，纹饰和谐、亲切、大方，大块的空白显示出质朴、开朗的气息，有着安详而富有秩序的理性精神。随着世俗化的加快，周人不再像殷人那样在原始宗教的迷狂中焕发阴森而深远的想象力；他们似乎天生富有理性精神，他们也崇巫，但不如殷人那般迷狂，他们也崇拜祖先，但却把祖先置于天神之上，以孝治天下代替神道设教；他们的政治不是原始残酷的拼杀，而是等级森严的理智化、伦理化的政治。这样一个冷静、理性的民族，其艺术图式自然有着理性的沉静与质朴，并超越殷人成为中原文化的主流。

地缘上居于江汉流域的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明显地拉开了距离，它有着极其复杂的构成而又自成一体。它既吸收了北方殷周文化，同时也吸收了南方蛮夷文化，但在气质上更接近于殷文化，与周文化相比有着更多原始宗教色彩和天真的自然气息。这种文化气质决定了楚艺术图式不是偏向理性的、写实的，而是偏向情感的、想象的。它既不像周艺术那样凝重、庄穆，又不像殷艺术那般狰狞和威严，它是狂放而奇诡的。那些神秘怪诞的复合造型，充满了无拘无束的想象，完全是一个充满了原始野性活力的世界；那些飞扬流动的纹饰，洋溢着浪漫的激情和充沛的生命活力，完全是一个富于抽象意味的动态世界；那些繁富艳丽的色彩，浓烈鲜明，和富于装饰性的配置相结合，产生了极为热烈而又神秘的效果，使原始野性世界笼罩在一片神秘、绚丽、热烈的氛围中。这一切显现出了楚人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艺术智慧。

中原艺术崇尚刚健、笃实和辉光的美学原则。楚人则崇尚刚柔相济，既肯定刚健自为、自强不息精神，又随顺自然，与“天”合一。楚人在开疆拓土的创业过程中，奉之为精神法宝，同时，楚地浓厚的文化底蕴和形形的宗教崇拜使其艺术更加恣肆灵动。庄子那飞扬恣肆的浪漫情怀、个体的主体意识和博大的、宇宙意识也充分地体现在楚美术中。因此，我们看到的楚器物造型，无不体现出轻巧、灵动、清奇和俊逸的美学特征。

对自然的信仰和亲近是楚艺术精神的又一体现。楚人从来没有把人和自然分离开甚至对立起来，总是把自己当成宇宙的公民，总是怀着一种泛神论的自然观，就连中原人在理性意识支配之下认为绝无生命的对象，往往也被楚人纳入到自己的宇宙生命意识之中，这是具有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的意识。然而正是在这里面蕴含了楚人孜孜以求的诗意，包孕了真正的眷恋、激情、冲动和哲理。基于这种意识，楚人常常往来于天上、地下、人间、神界而无碍，诗意地栖居在浪漫的艺境里。他们的信仰是诚挚的，感情是充沛的，思想是深远的，想象是灵动的，对自己、对自然也是熟谙于心的。他们充分尊重自治，不仅如此，还在更大程度上超越自然，以此来表态他们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生的看法。

中原人艺术精神的衰弱，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理性意识的抬头。进入封建社会后，中原人社会意识日趋世俗，宗教意识也日趋淡泊。他们抛弃了鬼神意识，对于社会人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对于自然、哲理的追求却越来越失去热情，他们的艺术激情日渐消溶在“成教化，助人伦”礼乐文化中。比之楚人，中原人的确是越来越清醒了，但也更世故、更世俗了。自然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消失了原有的生命性、精神性，自然不再有神灵，也不再有具性灵。这种疏离自然的倾向，致使中原艺术在意象上的生命感、精神感日渐减退。

而此时，楚人却直接从原始社会走来，依靠神话和宗教来弥补知识和经验上的不足，其宗教生活不能不散发出浓烈的神秘气息。同时，南方恋荒的自然生态环境又给楚人的艺术想象以无穷的滋养。大江芳泽、鸟兽野林、风雨雷电、水火星云这些充满无穷生命活力的自然意象，激活了楚人丰富的想象力，同时也熔铸了楚人乐观、奔放、好动的性格。这种想象力又点燃了楚人神话和原始宗教的野火。在这民神杂糅、人神相通、神人相近的现实和想象世界里，楚人无法不对自然怀有一种宗教性的崇拜与亲近。楚人甚至认为万事万物都有神魔般的生命和力量，这种古老的意识像遗传基因密码一样一直积淀在楚人深层心理和艺术之中。

在楚美术中，我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系列神秘古怪的意象组合，镇墓兽、鹿角立鹤、虎座凤鸟、帛书上的神怪、帛画上的时空一体、漆绘上的人神杂糅、织绣上的龙蟠凤逸、青铜器上斑驳陆离的色彩和攀附兽等等，这正是楚人精神上“无碍于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大自由、大解放的生动体现。

这便是由个体精神所体验到的宇宙融合境界，是艺术的人生和宇宙的合一。因此，楚人的自然观实际上又是一个人格化、精神化了的自然观。楚美术中所表现出来的自觉的人性，同时又是一种群体化的生命感，是将自我融化于任何事物、环境之中，与一切众生往来的泛我精神。这种泛我精神，归宿于天，归宿于自然，其审美理想自然是“自然而然”。所以，后来庄周有“依乎天理”、“应其自然”之说[1]老子也有“顺自然而行”、“顺物之性”、“应物自然，不设不施”之说，[2](P.15)这种对自然美的主张和不设不施的审美思想，也内含了对于自然的亲切、崇敬、和顺的态度。鉴于这种态度，楚人在艺术创作中，总是以一种积极参与、主动投入的精神，把自然放置在心中，并以充沛的想象力去重塑一个个生命力焕发的世界。所以它貌似主观，实际上也很客观，因为客观世界不仅是充满生命力的，而且是与人的生命力相通的。这种艺术精神对于后来中国艺术意境的开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艺术强调的所谓“道”的表现，对太虚之体的描绘，对生命节奏和气韵的形象性表达，奉“气韵生动”为绘画之大法，奉和谐为艺术最高审美境界，均可以在楚美术中找到情感因缘和文化渊源。

美术是情感要素和观念要素的结合，是一种直观性的表意文化，它最富于独创性，是一个最具有自由变化的领域。同时它又是视觉艺术，本身有很强的吸附性、变异性、融合性，当它以物化方式出现的时候，它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在时空中不断扩散流动的创造和积累过程。人类本性是交流的，精神的本性也是交流的。由于楚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心态，中原艺术和楚艺术在楚地的交汇不可避免。处于上升时期的楚文化就具有很强的吸附性、开放性和兼容性，特别是随着楚人的势力一步步增强，在与中原文化不断碰撞、渗透、交融过程中对中原艺术的吸取、兼容、融通，表现出一种恢宏豁达的开放性气度。它像一个急速飞旋的圆盘，以不断更新的活力向四周扩散，这种现象已被当时先秦诸子著作所注意。荀子《王制篇》就提到过这种现象，并把它称为“大神”气魄。这种“大神”精神是伴随楚人在民族进程中出现的，其高蹈胸怀、飞扬精神、开拓意志日益旺盛，艺术主体人格、主体意识日渐上升，并且有纵向深入和横向拓展的特征，楚美术时空一体的图式，无不显示了楚人博大的胸襟和宇宙观。

与北方诸夏为先秦理性精神所笼罩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与乐舞旋律的国度，是中国浪漫主义艺术的肇源地。这一时代精神反映在楚美术中，其风格特征是恢宏雄奇的意象和浪漫豪放的激情。楚美术常常以浪漫神奇的表现手法描绘自然物象，不拘于物，不滞于心，形态奋激跃动；又以崇拜和追求的神思表现楚民族的生活特征，天地人神，共时古今，格调浪漫诡谲。大凡楚器物，其纹饰无不线条飘逸流畅，色彩富丽辉煌，其题材遍及神话传说、自然景观、人类社会，有变化纷纭、繁富典雅、雄奇奔放之美。楚美术是自由的艺术，也是真情的艺术。楚人较多地保存了氏族社会自发的自由精神和对自然生命充满热爱的意绪，所以，楚人能将无羁的想象、浪潮的激情和奇妙的手法糅合在一起，使楚美术表现出一种神妙的形象美感，创造了一种与中原美术迥然有别的美学新视界。转贴于

二、上古艺术的东西对比

如果拿楚美术和上古时期西方美术相比，我们发现楚美术的特点也是至为鲜明的。楚美术是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3世纪末这50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不断吸收、消化了来自北方中原、淮水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以及西南部的四川等相邻区域的华夏、吴越、巴蜀等文化圈中的一些艺术因素，终于熔铸了自己的文化品格。而此时期，西方的古希腊文化也正进入发展的盛期，中西方这两大文化体系遥遥相对。两相比较，希腊文化以其技艺超拔的雕塑艺术闻名于世，为后世留下了无数闪光的艺术珍品，在世界美术史上放射着永不磨灭的光辉。这一时期，希腊美术开始“走向自由的伟大觉醒”，英国著名艺术史家贡布里希曾经描述过这一艺术景观，他说：“到公元前五世纪临近结束时，……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赏识他们作品本身的诱人之处，不再仅仅赏识它们有宗教作用或政治作用了。”[3](P.35)这实际上是西方开始确立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时期。而此时期，楚美术则以多功能的青铜器、漆器、丝织品、绘画闻名于世，这些艺术品虽然以器物的形式出现，但已开始了对于当时意识形态超越的尝试和努力。它们大多融实用与审美于一体，既是沟通人类与神权的信物，又是区别等级名分的标记，是楚人精神历程的物化形式，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心理容量。它的造型意识和审美追求，是人神交融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生动写照，它独特的艺术智慧和超乎寻常的艺术想象力，源于楚民族乐观的生命态度，源于他们对精神生命的执着与热爱，以及对神秘的未知世界和自由精神境界的忘我追求。作为“情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形式”，楚美术线条流畅、色彩瑰丽、情感外向，富于抽象的形式美感。与希腊美术开始确立西方审美型艺术的历史地位一样，楚美术也开始努力突破精神性实用目的艺术历史类型的框范，向着审美的、形式化的方向靠近，出现了新艺术历史类型的萌芽。

因此，与古埃及、古希腊美术相比，楚美术一点也不逊色。古埃及美术是神权政治和宗教相结合的产物，往往以严格规范化、程式化手法来创造具有神性的美术图式，这些图式只不过是神性的象征物；古希腊美术是严格的写实艺术，对人体的比例、结构的精确的追求，使它成为一实艺术的典范。楚美术既不像古代埃及美术那样，让步芸芸众生战战兢兢匍匐在至高无上的神的脚下，也不像古希腊美术那样重视表达个别具体对象独特轮廓，那样拘泥于得之直接观察的对象的形体特征，而是强调天人合一、“神人以和”。西方的人文思想从最初开始就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其特征正如罗伯特生所说，一是无间的奋斗，二是现实主义，三是美的崇拜，四是人神的崇高。其实不然，希腊时期的“神”应是人的放大。表面上看来，神处于宇宙的中心，而实际上是人处于宇宙的中心。在希腊的思想中，人生的最终目标是征服自然而获得人世的幸福。这种天人相分的观念，深入西方人心中。希腊人强调以人为本，人是万物的主宰，所以在艺术上人体成了主体，人体艺术在希腊取得了空前繁荣，并获得了伟大的艺术成就，成为人类艺术的三大高峰之一。希腊人运用概括和准确写实的理想主义手法，赋予人体以单纯和静穆的理想美，它超脱了具体与有限的个体，把人的形象提炼成最纯粹、没有任何附加标志的人。正如黑格尔所说，希腊人“把人的形象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最美的形象来欣赏”，[4](P.158)正像中国人把自然山水看做高于一切其他形象是由于古老的原始宗教意识一样，“根源在于希腊宗教本身”。黑格尔这样解释：“一种精神性较强的宗教就会满足于收心内视和虔诚默祷，把雕刻作品只看成奢侈多余的事。但是像希腊人所崇奉的那种陶醉于感性观照的宗教就必然要不断地进行创造，因为对于这种宗教来说，艺术的创造和发明，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的活动和宗教的满足；而对于希腊人民来说，观看这类艺术作品并不只是看看而已，而是他们的宗教和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4](P.158)怀着原始宗教感的希腊艺术家在其进行人体创作时，充满信心地认为自己可以穷尽世界之美。这种心境恰如古希腊悲剧中的主角，是在最发达、最强盛时期的轮廓清楚的人格，处在平生只有一次的伟大动作中，他对一切都十分了解，对一切都毫无畏惧，他已经越过了许多死亡的危险，现在他的态度是安详的，不矜不惧地应付一切。

希腊人在对待自然物象上，采取了一种近似于科学实验的眼光和态度，他们对物象的观察，是以绝对的视觉印象作为本质而给予表现的，没有掺杂任何理想的成分，不受历史、传说、神话所左右，力求以客观的方式直接再现生活。

西方人这种客观再现精神在空间结构的追求中也显露出来。古埃及人空间意识，是建筑上的直线甬道式；古希腊人的空间意识，是雕塑上的圆形立体式，他们对物象的观察都是站在固定的地点，由固定的角度透视空间，他们的视线消失在无穷深远的天边。这种逼真的空间表现，正因为它如镜中影，反而越幻越真，越真而越幻，逼真的假象只能使人产生更多的令人恐怖的空幻感。对于人的心理来说，这种绝似的幻想空间，从有限到无限，一往而不复返，是远离人心的。

生活在蛮荒之地的楚人，他们往往从自己周围的环境、农业生活和劳作中来获得时空观察。居中的地理位置和四季分明的气候变化，使时空在楚人的意识中紧密相联。东西南北四向配合着春夏秋冬四季，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率领着东西南北的方位，空间感觉随着时间的变化而节奏化了。所以楚人的艺术时空是音乐性、心理性的时空，体现了人与自然相亲的意识。在创造中，他们不受时空的限制，而是把时间、空间结合在一起，用一种流动的眼光、移动的立场摄取世界。这种散点透视是楚人的独创，给后世中国山水画的构图以极大影响。中国山水画家们以心灵之眼笼罩着全景，随着上下四方的游动观察，使画家流动的情感伴随着时间的节奏演化成空间的节奏，从而获得有情有势、情势结合的效果。中国山水画中的以大观小、步步移、面面看的观察方法以及“三远”的构图法都可以在楚美术中找到渊源关系。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楚美术发展到中晚期，器物的造型和纹饰日益走向精致和绚烂，其感性美成分逐渐增多，超越实用功能的、审美的成分逐渐增多，这样的量变的积累，必然导致质的飞跃。实际上，此时期的楚器物开始挣脱出礼器的藩篱而朝日常生活用器发展，除了实用之外，对形式美的追求意识日渐抬头，如楚漆器上那些婉转飘逸的云纹、卷云纹，规矩匀称而又萦回连贯、变化无穷的三角形纹、菱形纹等，大多是出于美观悦目的目的。此外，像反映贵族生活的系列绘画也在漆器上出现，成为美术史上一种全新的艺术趣味和艺术主题。虽然这一类艺术在整体上尚未成为主导的艺术历史类型，但它是数百年后魏晋时期艺术真正获得自觉的必不可少的先声。

参考文献

[1]庄子·养生主，诸子集成（第3册）庄子集解[M].中华书局，1954年

[2]王弼.老子·二十七年（注文），诸子集成（第3册）老子道德经（上篇）[M].中华书局，1954.

篇8

    一、中西方传统文化概况

    (一)中国传统文化概况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中华民族为创造主体,在中国大地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影响了整个社会历史的,较为稳固而又具有动态特征的物质文化和精神观念文化的总和。[1]中国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中华民族在区域位置上比较独立,但在文化上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具备内聚性,与此同时,中国辽阔的地域又使得各种文化的构成因素有较大的回旋余地。从地理环境来看,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使得中国文化呈现出多元化和互补性;从物质生产方式来看,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固有的特征,即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具有相对封闭性特点的文化;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无论战乱纷争,政权更迭,其主流仍是中华民族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使得中华文化具有了稳定性和延续性。但是我们也必须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进行的,被深深的打上了封建社会的烙印,既厚重、质朴、进取,也包含着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的弱点。

    (二)西方文化概况

    西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作为世界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其源头主要有两个: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具有世俗精神的文化,在思想、科学、艺术、历史等各方面取得了令后世侧目的成就。中世纪以来,以希伯来宗教理想为核心的基督教文化占据了主导地位,标志着西方社会开始从古典奴隶制向中古封建社会迈进,影响了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当时宗教神学占据主导地位,控制着思想文化领域,后来,世俗精神和宗教精神相互冲突和融合,文艺复兴阶段形成。文艺复兴后的两百年间,世俗文化与宗教文化始终处于矛盾的冲撞之中,彼此相互撞击和融合的结果就是形成了西方近代文化。

    二、中西文化的差异

    (一)儒道两家的思想传统与基督教的宗教情结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与中国古代传统社会的历史状况和文化特点相适应,对国民的思想渗透非常深刻,给予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的影响。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其核心仍是一脉相承的。先秦儒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的理论架构,其核心是“仁”,包含极为丰富的政治和伦理内涵。在政治上,主张实行“王道”和“仁政”,要以德治国;在自我修养方面,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传统教育中,德教为先,育人重德。另外,儒家的其他思想诸如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民本思想和君权至上的思想也对我国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以老庄思想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也对于中国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道互补,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多个世纪以来,作为西方文化主流的基督教一直左右着西方人的道德理念,使其成为一种人道主义精神,起到了一定的道德作用。宗教精神则是以信仰为基础,以神人合一的人格精神为指导和召唤的道德使命。西方文化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宗教精神渗透到西方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特别是与西方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密切联系。基督教文化首先是一种信仰体系,代表着一种道德价值观念,其核心是拯救意识与博爱精神。[2]这种精神境界作为宗教精神的真谛和精华渗透于西方文化的血脉中,使得宗教作为一种信念去培养和启发人的感情,协调了人际关系,稳定了社会秩序,营造了良好的道德风尚,在历史上起到了积极进步的作用。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教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宗教禁锢了科学、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到处充斥着愚昧和野蛮,文化成为宗教的附属品。文化的发展缓慢又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世纪社会历史的发展进步。

    (二)天人合一与驾驭自然

    中国文化相对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天人合一”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总体上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包括人的道德观念与自然理性的一致,人的行为和自然运行的统一两个方面,体现人与自然界万物的息息相通、和谐交融,强调天、地、人、物各安其位, 融洽相处。[3]尽管不同的思想家和哲学流派对天人关系的理解和追求不甚相同, 但它们在相对互补、融合与发展中所呈现的天人合一思想的主导倾向是清楚的, 其终极观点都是一致的,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作为海洋文化的西方文化形成了一种谋求驾驭自然、征服社会的精神。西方文化也认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认为自人类出现以后, 人不仅应当独立于神,而且独立于自然,人与自然分为两极并且被严格地区分开来,主要从人与自然对立的立场来考虑人与自然的关系,把人看成是主体,把自然世界看成是客体,认为提倡认识自然世界,并改造、征服自然,从而发展出科学理性精神。即使是宗教与神学统治下的欧洲中世纪黑暗时代,也遏制不住伽里略、布鲁诺等科学家对大自然、对知识和真理的探索。

    (三)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与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相适应,产生了家族本位意识,强调个人的存在与发展必须同整个社会、整个家庭的存在与发展统一起来。从家族本位出发,中国文化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个体的利益和需求通过整体的发展来满足。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伦理本位和道德至上具有两重性。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于我国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人们认识到家庭是社会关系的纽带,由家而国、家国一体,进而重视个人对家庭的职责和对社会的义务,这对于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有积极的作用。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泯灭了人性,束缚了人们民主思想的发展,压抑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忽视了个人的权益,萎缩了民族的进取精神。

    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个体的人作为社会的核心,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注重人的人格和尊严。这种个性开始于古希腊时代,经过文艺复兴时期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成为西方国家一种典型的文化形式。其个人本位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在西方文化中有着具体表现,正如美国的《独立宣言》所讲的,人生而平等,上帝赋予他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以及对幸福的追求。[4]

    三、中西文化的交融

    (一) 中国文化的西传及影响

    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种开放型的文化,不是保守的、封闭的,其发展过程本身就证明了它的开放性。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融合的过程,也是与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它对域外文化具有强大的兼容力,以汉族文化为主体,融合了境内各少数民族文化,又兼容了外来的文化。中国文化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向四周扩散。中国文化向西方传播最早的是物质文化。从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正式开辟通往西方的道路,经过东汉时期班超班固父子的苦心经营,丝绸之路成为连接中西方的陆路通道。大量的物品沿着丝绸之道,经过安息、埃及等地,源源不断流向西方,直至罗马。随着中国丝货等物品长期大量的流入,中国的养蚕、丝织技术也开始向西方传播。唐宋时期和元代,由于中西方海路的开辟和蒙古军对西方的军事征服,中西人员往来频繁,中西关系更加紧密,形成中西文化的交汇。[5]这个时期西传的中国文化,除了物质文化外,主要是中国的科学技术,特别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了西方。马克思就曾经说过:“在欧洲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开辟的历史性的航行对中西海路交通产生了突破性作用,使中西文化交流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个时期传入西方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理论观念。中国文化的西传,使许多欧洲人认识到西方文化并非世界上唯一最早的文化,特别是中国哲学思想传入西方,成为西方某些启蒙思想者同基督教文化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

    (二) 西方文化的东渐及其影响

    与中国文化西传和对西方的巨大影响不同,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完全取决于中国文化魅力和西方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但是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西方文化传入中国除了加速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也不可避免的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和挑战。

篇9

 

关键词：传统政治文化　中国早期现代化　影响

作为前现代时期的先进大国，中国的农业文明长期领先于世界，并曾经一度成为许多国家争相仿效的楷模，其社会内部也曾萌发了许多现代性的因素，西方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曾经预言，中国将是首批迈进现代化之列的国家之一。但是,当西方世界以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掀起现代化浪潮之时，这时的中国却依然夜郎自大、封闭保守，并渐趋衰落腐朽。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外学者为这个中国历史发展之谜发表了许多仁仁智智的见解。作者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阻碍是其中原因之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长期熏染出的保守心态，影响了政府的决策，阻碍了现代化的启动与进展。现代化需要具有现代性取向的政治文化的大力支撑，尤其在后发国家现代化初期，现代文化短期内大量输入，必然导致与传统文化的剧烈冲突，带来价值困惑及价值真空现象，甚至造成社会混乱。政府在进行现代化动员时，必须使用传统文化的符号系统，但又必须进行现代文化的移植，在二者的取舍程度上政府又面临着两难窘境，当朝政府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缺乏世界性视野与危机意识，在彷徨中错过了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的良好际遇。

一、中国早期现代性因素的滋生

中国在前现代时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一度是世界各国争相模仿的楷模。尤其当欧洲中世纪末期，其社会精英企求文明振兴时，对中国备加推崇。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2000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1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比拟的[1]。这是一个外国学者对中国古代先进的文明比较公正的评价。

在农耕文明时代，中国社会内部已经滋生了许多现代性因素，到宋代已经接近“亚现代”的水平。中国的政治制度具有精密的专门化和职能区分，并由职业官僚遵照高度理性化并有案可稽的成规及先例进行管理。在很多方面中国非常具备向现代转变的条件[1]186。在经济结构中，货币的广泛使用，具备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十分频繁，个人具有流动性选择职业的自由，这些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现代性因素。在社会整合方面，前现代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和成就取向的社会，创造了一个具有秩序性的社会环境。由于不存在等级农奴制或长期世袭的贵族制，中国社会形成了流动性的社会阶级制。社会的城市化程度也很高，在1800年前后，世界上只有十个城市的人口超过了50万，其中的六个就在中国，这六个城市共占中国人口的5%-6%[1]193。在文化教育方面，罕见的民族高识字率和文化水平，向全国颁布政令的网络拥有共同的价值信念都是向现代社会转变的有利条件。所以，罗兹曼认为：“从现代纪元发轫之初的情形来看，似乎除去欧洲诸国及其繁衍地之外，倘使有哪个国家将走向现代化的话，那无疑就是中国”[1]。

然而，作为前现代时期世界楷模的中国，在近代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形势下，依然盲目陷于传统政治文化熏染出的保守心态，囿于“文化中心主义”、“崇古主义”的桎梏，封闭保守，阻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启动与进程。

篇10

摘 要：在诸多工艺美术品的表现内容上，牡丹的形象非常突出。原因就是牡丹花造型雍容华贵，能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色彩艳丽的牡丹以其优美的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享受。无论是在古代建筑、绘画、陶瓷、染织、装璜还是雕刻工艺品中，都有大量的牡丹元素。尤其是白瓷艺术品中的牡丹造型，因其更易于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的情感，尤其受到民众的青睐。

关键词：白瓷 牡丹瓷 牡丹文化

陶瓷是陶器和瓷器的总称。我们的祖先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埃及、印度、希腊、波斯、西南亚的先民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陶器。人类自从开始懂得制作陶器，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野蛮时代的最低级阶段——是由制陶术的应用开始的”。在制陶技术不断发展和提高的基础上，中国人发明了瓷器。陶瓷器的发明不仅解决了人们生活问题，如生活用具、建筑材料等，还提供艺术的享受。

陶瓷材料大多是氧化物、氮化物、硼化物和碳化物等。常见的陶瓷材料有粘土、氧化铝、高岭土等。陶瓷材料一般硬度较高，但可塑性较差。除了在食器、装饰的使用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亦扮演重要角色。陶瓷原料粘土的性质具韧性，常温遇水可塑，微干可雕，全干可磨；烧至700度可成陶器能装水；烧至1230度则瓷化，可完全不吸水且耐高温耐腐蚀。

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有着悠久而灿烂的历史，在整个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文化史、美术史、设计史中，陶瓷艺术是贯穿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古老的瓷器文化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如今，陶瓷更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以日用陶瓷为主，兼制工业陶瓷、建筑卫生陶瓷、艺术陶瓷等百花争艳的格局。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文化艺术交流、设计艺术、手工艺交流的频繁，随着公共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变化与丰富，随着设计审美与观念的演化更新，随着新材料、新工艺的大量出现，传统的陶瓷艺术终于开始了向现代形态的转变过程。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和现代艺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速度，影响并促进不同行业的艺术家、工艺师相互学习和交流，以及不再单纯地以材料为类别加以分类，这些观念的转变也反过来影响到陶瓷艺术的发展，使得陶艺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了现代或后现代的文化烙印。其原有的概念在相互影响融通中悄然变化发展，形成具有自身特点的艺术媒介。

我们虽难以确定英文中指称中国的“China”一词和标示瓷器的“china”一词的渊源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欧洲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认识，是与当时中国瓷器制作业的辉煌和中国瓷器在世界上的广泛传播分不开的。毫无疑问，这其中当然有德化白瓷的一份功劳。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称为“海上瓷器之路”。在沉睡海底800多年、2007年被打捞出海的“南海一号”古船上，有着数千件完整的中国宋代著名窑口的瓷器，其中当然不乏德化白瓷精品。

白瓷是我国传统瓷器的一种，以含铁量低的瓷坯，施以纯净的透明釉烧制而成。湖南长沙东汉墓已出现早期白瓷，但成熟的白瓷要到隋代才出现。陕西西安郊区隋大业四年(608)李静训墓出土的白瓷，胎质洁白，釉面光润，胎釉已不见白中闪黄或泛青的现象。唐代北方地区生产白瓷的窑址有河北内邱邢窑、曲阳窑，河南巩县窑、鹤壁窑，密县窑、登封窑、郏县窑、荥阳窑、安阳窑；山西浑源窑、平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萧窑等。其中以邢窑白瓷为代表，与南方地区越窑青瓷相匹敌，世称“南青北白”。 明永乐时期的甜白釉是白瓷史上的最高成就。但由于青花瓷器和斗彩、彩的盛行，纯素白瓷的制作已渐趋低落。除景德镇外，福建德化的白瓷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其特征，色泽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在光照之下，釉中隐现粉红或乳白，因此有“猪油色”、“象牙白”之称。

白瓷的施彩工艺通常分为釉下彩和釉上彩。釉下彩是指在已经成型好的坯体上作画，接着上釉入窑烧制，最终得到成品；釉上彩则是在烧好的白胎上进行彩绘，再去烘烤，使彩料发生玻化作用，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牡丹瓷艺术就是在传统的白瓷工艺基础上，将牡丹花卉的造型以白瓷工艺进行艺术加工后呈现出的艺术种类。

陶瓷的艺术创作要继承传统，但继承传统不能拘泥于传统，不能搞简单的复制和拷贝，更不能一味地回归和复古，关键是要在继承传统精髓的同时，从传统中走出来，赋予作品浓重的现代气息。一件作品要提升自己的价值，除了要在材料上做到精致、高端外，还必须有文化的附加，让文化成为作品的灵魂。洛阳的艺术家们设计、生产的所谓“牡丹瓷”，是一个宽泛的瓷种概念。“牡丹”一词并不仅限于牡丹花，它是诸多花卉形象的代名词。除了牡丹花，还可以有月季花、荷花、梅花、桃花、水仙花等诸多花卉种类，以及禽鸟、虫鱼、树木、蔬果等形象。

翻开中国美术史，首先出现的是彩陶，继而是青铜器，其后是帛画和画象砖等，可见当时的很多绘画是从属于工艺品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绘画艺术的分工越来越精细，使得绘画同宗教、音乐、文学、舞蹈逐渐地结合，进而从工艺美术中分离出去，成为以笔及颜料为工具的独立的、纯粹的艺术种类一一绘画。在品种丰富的白瓷作品中，绘画性也是它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白瓷（包括牡丹瓷）花卉的表现手法相当丰富，它既可以是写实的，也可以是写意的； 既可以追求中国画的意蕴， 还可以展现油画的丰富色彩和明暗体积的塑造。

陶瓷艺术的创作不仅需要创造精神，还要善于在制作过程中发现偶然的效果。与绘画追求纯粹的视觉效果和雕塑对多种媒材的综合实验不同，白瓷的物理特性不仅决定了它的形式美，也决定了它与其他媒材的根本区别。 陶瓷的基本要素水、土、火在材质上有着全球化的共同语汇，但是不同的形态与样式有着较为相异却明确的文化针对性，这种状况也正显示了中国的当代陶艺在世界现代艺术语境中的话语权，是一种突破和飞跃。 凡是优秀的陶瓷作品，都要经过从生活中提炼素材、严谨构思、造型设计与塑造、入窑烧造等步骤，进而完成思想性与艺术性俱佳的作品。

在诸多工艺美术品的表现内容上，牡丹的形象非常突出。其原因就是牡丹花造型雍容华贵，能体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色彩艳丽的牡丹以其优美的品性和生动的形象，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美的享受。所以无论是在古代建筑、绘画、陶瓷、染织、装璜还是雕刻工艺品中，都有大量的牡丹元素。尤其是陶瓷工艺品中的牡丹吉祥物，因其更易于表达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的情感，历来受到民众的青睐。牡丹瓷就是在传统的白瓷工艺的基础上，结合洛阳特有的牡丹花卉设计、制作出的独具洛阳文化背景和地域特色瓷器新品种，是中国悠久的瓷文化与瓷工艺延续发展过程中的创意成果，是中国陶瓷工艺衍进历史中一脉相承的技艺产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肖木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陶瓷艺术的发展和跨越，是中国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增强和跃升的重要标志之一。”当今时代，科技已成为陶瓷产业和陶瓷艺术创作的重要支撑，科技含量的高低是我国陶瓷产品和陶瓷艺术品能否在世界上赢得竞争的重要因素。创新是科技的本质所在，也是陶瓷技艺和陶瓷艺术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洛阳的牡丹瓷的问世，不仅丰富了洛阳的特色旅游商品市场，同时也为实现牡丹文化多元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示范。从变革中去寻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交融点。牡丹瓷造型艺术，只有在这样的文化艺术环境中才能健康发展。

作者简介 李学武 洛阳牡丹瓷研究院院长

参考书目：《陶艺设计》作者：孙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