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中的仁的含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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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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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工作作为从西方社会的历史、文化中脱胎出来的专业，它的价值和伦理都深深根植于西方国家的文化传统之中，社会工作专业本质的目标与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和人与人关系的和谐是相通的，同时，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婚姻制度、“天命”思想和“保民而王”都与人本主义思想相冲突。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应该吸收两者契合之处，借鉴冲突之处，达到稳定现有的社会秩序的宗旨。

【关键词】儒家思想；社会工作价值体系；社会工作本土化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文化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主要的观点是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自身的和谐，进而推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包括：第一，儒家的“仁爱”道德原则，这是从血缘关系中引申出来的，即一定血缘关系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的相亲相爱，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泛爱众，而亲仁”。“义”实为忠信诚义，既要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也要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第二，“礼”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思想，如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中国还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说法，若是爹娘不开口，不经过媒人介绍，和自己喜欢的人私会，那么，社会人士都会轻视他，认为他不遵守礼教。第三，孟子的“仁政思想”，简单地说是要保民、重民从而维护统治。其目的是为了调和阶级矛盾，稳定封建政治秩序，施政于民就可以得民心，就可以得到天下。他认为不能在贫富的关系上破坏既有的阶级制度，贫富状态要维持。第四，《礼记·礼运·大同篇》提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缘孤寡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其含义为：老人福利，就业服务，儿童福利，社会救助与残障福利。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曾经激励和引导着无数中华儿女为了民族的伟大复兴去拼搏和奋斗。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内涵

比斯台克在其1961年出版的The Casework Relationship（个案工作关系）一书中，提出了他的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他认为：第一，尊严和价值是至高无上的；人生而有不同的潜能，除了社会上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应被尊重之外，社会福利服务也应注重社会功能中人得潜能的存在；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人有与生俱来的动力和责任以实现其本能。第二，人文主义思想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它主张培养个性，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它坚持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和改变，人的潜能也得到发挥。第三，人具有选择的能力，并且由于其有自我实现的义务，他具有自我决定的权力，因而在完成自我实现义务的过程中，人应有自我抉择的权力。第四，社会与个人的关系。所有的人都有其基本的人性需要，自我实现必须通过潜能的发展和成长过程才能完成，基本人性需要的满足及和谐的成长，必须依靠社会所提供和保护的机会，才能到得到保障。

三、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之间的突出契合与冲突

（一）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契合之处。第一，中国儒家文化观念所强调的社会与人关系的和谐，与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力求促进社会整合的观念二者是契合的。社会工作的目的是修复和修补社会中一些难以调和的社会问题，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所追寻的目标。第二，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就是修复和修补被破坏的社会秩序或构建新的社会秩序。由此可见社会工作的目标和宗旨实际上与我国长期所推崇的“礼”是存在着互补作用的，都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和存在的。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大同”社会的理念，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中所主张的实现个人潜能的提升和推进总体福利进步是不谋而合的，社会必须建立和维持公正和和平的秩序，并且提供和自我实现有关的条件和资源，这强调的是社会对个体的责任。第四，儒家思想中的人世观所宣扬的人应该勇于承担各种属于自己的责任，为自己的国家和家庭做出一定的贡献，这和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社会通过其个体成员的贡献有权利变富是有一定关联的。

（二）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冲突之处。第一，儒家思想中的“礼”与社会工作的价值体系中注重人的尊严和价值相去甚远。中国自古就有着各种制度和礼节的约束压迫着人们的尊严，这种规约自我、顺应社会的道德原则与人本主义的个人自由意志可以决定命运，个人努力可以改造环境是明显相悖的。第二，儒家思想中男尊女卑， 我国封建社会妇女没有社会地位的，然而社会工作的理念中所宣扬社会工作的目标之一是要探索并消除社会中由于性别主义所造成的女性痛苦，有更大的能力去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第三，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女子无才便是德”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所说的人具有实现其潜能的天生的驱动力和义务是存在很大反差的，前者是对人的潜能的泯灭和扼杀，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接受教育和被关爱的权力。第四，儒家传统思想中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时，父母之命是最终决定因素。这与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提倡人具有自我选择和自我决定的能力和权力是冲突的，对社会工作的发展是有一定阻碍的。第五，“仁爱”与“博爱”。“仁爱”的道德原则和道德情感就是基于家庭血缘关系的亲亲之爱。然而社会工作中所强调的“爱”是一种“博爱”，无论是乞丐、、罪犯他们都有权利得到世人平等的爱和保护。第六，孔子宣扬的“天命”思想麻痹了人们的思想，让人们在遇到问题时不去勇敢的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是逃避和隐忍。社会工作是一个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专业，十分关注个人作为个体有权力用合适的手段去实现自身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流思想的儒家思想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关系是社会工作本土化要研究的主要内容。

参考文献

[1] 刘梦，张叶芳.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过程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1，13（6）.

[2] 史铁尔，高桂贤.论社会工作的价值观融合[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2007，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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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石涛；石涛画语录；儒家思想

中图分类号　J12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729(2008)04－0008－02

(一)

清初画家石涛(1642－1707)的绘画艺术实践和理论对后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其画论《石涛画语录》(又称《苦瓜和尚画语录》)更为中国画界所推崇。作为一个生长在以儒家思想为正统思想的文化环境里的画家，石涛的思想必然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并反映在其绘画作品和绘画理论中。但有学者把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中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作为其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之一，笔者不揣浅陋，拟对此作一辨正。

“吾道一以贯之”一句出自《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在这里，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讲的是为人处世的道理，其本意是：“我”的学说可以用一个道理(即忠恕)把一切事物之理贯穿起来。在此，“一”指“一个道理”，即仁、忠恕；“之”即指孔子所说的“道”，亦即“一切事物之理”。其中“一”是“以”的宾语，属于宾语前置现象。此话不能理解为：“我”对所有事理的学说一贯(全部或者自始至终)如此。

石涛在《石涛画语录・一画章第一》中指出：“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立矣。法于何立，立于一画。……盖自太朴散而一画之法立矣。一画之法立而万物著矣。我故曰：‘吾道一以贯之。’”这里，石涛“吾道一以贯之”所要宣扬的是他的“一画之法”，其本意应为：“我”的画学思想可以用一个道理(即“一画之法”)把它贯穿起来。在此“一”虽仍指“一个道理”，但这个道理的内容并非孔子的忠恕思想，而是石涛自己的“一画之法”。当然，也不能就此理解为“一”就是“一画之法”的简称，“一”只是相当于“一画之法”而不是等于“一画之法”，二者之间不能简单地划等号。“之”应指代前文的“道”即其关于画学思想的学说，而非孔子的“道”即“一切事物之理”。故此，对石涛的“吾道一以贯之”不能理解为：“我”对所有事理的学说一贯(全部或者自始至终)可以用“一画之法”来解释。否则难免陷入以哲学理论来解释画论思想的误区。

石涛借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吾道一以贯之”，在字面上虽然与孔子所言毫无二致，但意义上却与之大相径庭：他既不是对原话本义或思想内涵的引用，也不是对本义的引申与发挥，他只不过套用了《论语》的表达方式而已。因此，不能以此作为石涛画学思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证据。

(二)

杨成寅先生在《石涛画学》中认为，《石涛画语录》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既指宇宙万物的哲学的道理、规律和法则，又指绘画艺术的道理、规律和法则”，“一以贯之”指“石涛自己所主张的宇宙万物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绘画的一般规律与具体的规律的统一性，宇宙万物与绘画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笔者对此亦不敢苟同。

第一，石涛《画语录》中的“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本义仅是“绘画思想观念”或者叫“画学思想”，“一以贯之”也仅指“以‘一画之法’贯穿绘画学说”。显然，《石涛画语录》是谈具体的关于绘画的美学思想而非抽象的形而上学的哲学，否则书名就不可能是《画语录》而是《谈道录》或《说理录》了――第一章命名为《一画章第一》也同样证明此论。

第二，结合上下文理解也不难发现，作者本意只在于谈绘画之理，并非借以宣扬所谓“宇宙万物在规律上的统一性”的主张。尽管杨先生还引用了石涛的《画谱・资任章第十八》的末句“一画者，无极也，天地之道也”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我们绝不可以由石涛认为“一画”能代表“天地之道”而得出“吾道一以贯之”中的“道”就是“天地之道”的结论，进而断定石涛在借“一画”来阐述“天地之道”的哲学。不可否认，石涛在其著作中的确使用了哲学的逻辑，语言中充满了思辨性，但其本意还是在谈绘画，所以我们不可主观地发挥原著的内涵而把它作为一部哲学著作去解读，不能因为石涛借哲理表达自己的画学思想就由此逆向推理，认为石涛在宣扬自己的哲学或者借绘画来阐述自己的哲学观念。连杨先生本人也认为：“‘写哲学讲义’不符合石涛画学本义。”――当然，杨先生也不承认自己是把《石涛画语录》中的句子作为哲学语言来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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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包含的内容相当丰富，在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共同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道家注重“出世”，追求自身的精神完美；佛教注重“轮回”，解决人生生老病死的问题；儒家则是奉行“入世”哲学，以积极的态度强调人生生命的实践，儒家一贯倡导和追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儒家的人生观包含三个层次，即个人修养、建功立业和兼济天下。对于现实社会和个人的现实利益而言，儒家思想是最具有意义的。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儒家文化的源头，就是孔子的《论语》。学习传统文化，应该从《论语》入手。

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为了让纪念老师，追述整理了孔子及其学生的重要言论，这就是《论语》。《论语》集中体现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儒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西汉董仲舒向皇帝上《天人三策》，汉武帝听从建议，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以后，几乎历代帝王都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儒家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以及人们的生活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儒学几乎成了中华民族的国学，是我们国家乃至百姓最深厚的宗教和哲学。由于西方科技的迅速发展，国力日雄，“五四”以来，为了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一些有志之士引进西学，儒学与民族其他传统文化一样，被逐渐废弃，儒学式微。虽然“五四”大力倡导的“科学民主”的西学经过多年的移植、培育与生长，但是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西学始终不能成为文化的主流。在多元文化的共同作用下，中华民族的价值观更加复杂，产生思想冲突和不和谐。价值观没有认同感，中华民族的民族合力就会被消解。儒家思想和发展经济并不矛盾，儒家思想是为人处世的哲学，发展经济只是手段。在“经济全球化”的新时代，我们应该重读经典，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构建和谐社会，寻求思想哲学的认同感，凝聚民族的力量，加快经济的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的《〈论语〉心得》，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现在很多家长用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的《弟子规》教育孩子，也有不少学校让《弟子规》进了课堂。《弟子规》的内容就是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可见，人们并不排斥儒家思想，甚至渴望子孙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足见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在这里，合力也在这里。

我们要从传统中学习，当然重点放在《论语》上。这部古老的经典几千年来经久不衰，在新的时代也会绽放出新的光辉。我们必须弄明白《论语》的真实含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古为今用。如果我们只是盲从前人的各种解释，不真正分析孔子讲话的时代及其真实的意义，就是把经典背得烂熟也没有多大用处，这就不是读经典，是对圣人的不敬，更是对学生的不负责任，有悖学习经典的精神。

对于《论语》，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注本是朱熹的《论语集注》，后世许多对于《论语》的理解大多以此为基础，但是由于朱熹当时为了迎合皇上和当时贵族的统治，往往有不少地方有意或者无意地偏离了孔子的本意，为封建统治者服务。后世的许多人往往抱着这样的理解愚化人民，新时代更有不少人用这样的理解批评《论语》，这都是不完全正确的。中国当代诗文学家、佛学家、教育家、中国文化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的《论语别裁》对《论语》做了很好的解释，我觉得他很好地还原了孔子的思想，值得借鉴。

读《论语》，首先是个人修养。孔子特别重视个人修养，在书中的字里行间充满着立德、立言的言传和身教。他认为做人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仁”是孔子所讲的做人的很高的标准，不少人不容易达到，对于一般的人，孔子又提出了“君子”的概念，只要是在某一方面修养比较好，就可以成为君子。比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只要是心胸开阔的人，就可以称之为君子，当然这里的“小人”绝不是坏人，只是心胸狭小的人。孔子对人仁慈，在《论语》中从来不说坏人。又如“君子不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等等，这些都是人们比较容易达到的。在道德修养上面，孔子也是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但是对于自己却要求非常严格，他的学生颜回这样慨叹：“（夫子之德）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讲道德修养，注重修养本身，不像现在的教育，只关注学生的成绩。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我们教育中学生重读《论语》，首先就是要找回尘封已久的民族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道得之，不处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表现出对信念和对理想的坚守。现今价值失范，思想纷乱，教育中学生重读《论语》，找回丢失的理想和信念，是急需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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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休闲的概念

 

中国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是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休”从人、从木，《说文》解释为“人依木而歇”，可见休是人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辞海》中解释“休”为吉庆、欢乐;《五经文字》中提到“休，象人息木阴”。而“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指栅栏，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大德不逾闲”，此处又有约束、限制之意;但是“闲”通常同“娴”，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表现了一种心境的平和和宁静。所以休闲组合起来，就可知身体摆脱日常强制性的活动而获得的一种平静的精神愉悦状态。从上述阐述不难发现，古时休闲的定义与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一种精神的愉悦状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主要休闲理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仁、智、勇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当然，其中蕴含的休闲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三个方面中，古代的休闲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将其主要休闲理念概括为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和以“静”为主。

 

三、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

 

儒道思想体系虽然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但是两者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主张不同而造成的。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人人世，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儒家想构建积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休闲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儒家所谓的“天” 是指一种社会大同的秩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要达到的休闲的状态，必须是与“天”相互融合，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大同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生活状态，正因为如此儒家将休闲与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进而达到建功立业，建立大同社会的真正休闲状态。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是与大同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了一种束缚和限制。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中核心思想是“仁”，并且极为重视“礼”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并告诫弟子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远游是对父母的不孝，远游就设置在了一系列社会之“礼”的限制之下，也即只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天，才能够达到自由的情景，享受休闲的状态。但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包含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孔子也曾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的思想，虽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为己任，但是在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会选择暂时的隐逸，回归大自然，这是的天人合一的“天”与道家的思想又有些许的相似。

 

道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也即以老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强调自我的超脱，其所谓的天人合一即指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修养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心境的超脱物外的状态。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表现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而为之。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尚境界。这样人便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休闲状态，获得心性思想的提高和升华。虽然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的“天”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两家思想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达到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不同是儒家要求要在一定社会秩序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休闲;而道家则是达到个人思想和修养的整体升华。

 

四、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单从休闲二字的表面意思来看，休是一种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而闲则是代表着内心的娴静和平和，侧重是人的感觉和思想的纯洁安宁。这个字的组合表现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休闲是通过身体的放松，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平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中人，内心也一定是无法得到平静祥和的，所以古人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认为劳作与休息都不可偏废，要中和为度。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至理名言都包含有一种中和为度的中庸思想，例如《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极为准确的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理念。中国古人不仅强调动静兼修，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作用。所以和西方的休闲不同，中国传统中休闲向往的一种“神的境界”，故多趋向于“静”。中国古人倾向于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在静谧遐想的过程中得到思想的解放和升华。但是诚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表述的那样，“静”往往以“动”为前提，“动”为 “静”提供遐想的先决条件。

 

作为与“忙碌”相对应一种生活的状态，“闲”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静”。在这方面儒道两家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思想也追求一种“静”的状态，这种 “静”仍然离不开儒家核心思想的影响，是一种“仁者静”，是一种处于自身情感，但是又在“礼”的限制之下的道德与情感的调和的状态。孔孟都要求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坚决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不因外界的得失变化而或喜或悲，最终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恬静平和。道家追求的“静”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他强调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净，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超然于物外，保持内心的绝对宁静、平和。所以儒道两家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虽然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这更表明了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追求内心的宁静，超然物外的休闲理念，它们不重视物质的享乐，只在意内心世界的真正平和安宁。

 

这种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在古人所从事的休闲活动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中国古人在欣赏美景之时是用创造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诗歌创作便是文人墨士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数不清的游记诗歌，文人们欣赏山水之时，总是静思遐想，寄情山水进而创作出不朽的诗篇。除诗歌创作之外，琴棋书画也是古人休闲的主要活动，通过从事这些安静的、怡情养性的活动，暂时脱离现实的世界，达到释放自己的感情，升华精神世界的目的休闲目的。另外赏花、品茗、饮酒等都是古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在平和的状态的中达到内心的安静祥和。

 

五、结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因此对于其中蕴含的休闲理念的探讨，不仅能够丰富现代社会的休闲理论，也能够为寻找中国特色的旅游休闲道路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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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提到的“用世精神”，其一般展现在修身和治国以及平天下等方面。其表达的含义就是人生于世应该为社会做出贡献，并且展现自己的价值。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核心是提醒世人应该以及积极的心态面对社会与社会，对人生充满了激情，要勇敢面对生活中遭遇的挫折和磨难，时刻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从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另外，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还警示人们，虽然社会生活中人类的作用力十分小，难以改变人世间存在的不幸和磨难，可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不懈奋斗与努力，就算无法改变现状可以能够做到无怨无悔。孔子是儒家思想中“用世精神”的代表性人物，其一生都在为社会和治国之道所奋斗与奔波。尽管未能实现自己远大政治理想，可是其成为了圣人。在某个方面而言，在古代若想实现从政的理想，就必须受到君主的赏识。对此，在政治方面而言，大部分文学作者只有利用文学创作方式，才可以使世人知道自己用世才能。通过分析我国古代的所有历史文学发展流程，不断是李白、范仲淹或是苏轼等，其创作的文学作品在各个程度方面都展现出“用世精神”，并且在文学作品表达时因为作者处于用世的阶段存在差异，所以表达的文学情感也就不同。

二、古代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一）文学载体中展现的儒家思想

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具备各种各样的载体方式，在各种载体方式中所展现的儒家思想也存在一定差异。从儒家思想中的“用世精神”方面进行分析，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若想展现出儒家“用世精神”，就要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呈现文学性和服务性与一身的精神思想，对此该过程形成了大量的文学体裁类型。同时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者在各种程度上都展现出了作者“用世精神”。而有些文学作品不仅充分表达的了自己的个性和思想，深刻呈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还展现出自身的独特性。例如李白的文学作品，具备独特的个性，其是豪放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再如陶渊明，其展现的是田园风情，是田园派的代表性人物。这些人都有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治国用世之道，尽管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可是也存在比较浓厚的个性与人格特征。另外，从文学发展史方面而言，文学发展在时代变迁和朝代的更替下，形成了各种文学风格与体裁，比如说诗歌和小说，而唐代传奇是十分辉煌的一页。我国唐朝传奇小说的初期创作目的具备比较强的实用性，关注创作文学作品的验证和文学作品创作人员的诗文以及写作造诣等。同时传奇小说具备的特点就是创作过程给连贯和情节跌宕起伏以及创作时间比较长等，尽管在儒家思想表达方面不如诗歌方便和快捷，可是表达的意义更为深远，同时比较通俗易懂，有利于百姓阅读。经过对两种体裁文学作品进行研究与分析，其中诗歌的表达方式更容易受到君王的赏识，然而传奇小说比较关注的是百姓生活过程，对实现自我理想完成警示。比如冯梦龙《喻世明言》和《警世通言》等，都在向百姓传导为人处世的道理。

（二）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崇德重情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注重人伦和秩序，儒家对人类塑造主要体现在仁义礼智等方面，还有三纲五常的秩序等。虽然有效思想已无法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可是部分思想依然是社会所需求的。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大部分诗文都展现出儒家精神，比如说鲁提辖和金氏妇女并未谋面，但是听说父女俩受到镇关西的欺负，就教训了镇关西一顿。再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表达出难分难舍之情，还有李白《赠汪伦》中的“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仅安慰了朋友，还安慰了分离而无法相见的朋友之情。在许多的文学作品中都展现出了儒家思想。另外，建立于人生理想追求和自我完善以及消极淡然的思想，在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实现了奇妙的融合。比如《屈原》作品中，充分展现了上述的几种思想。在这个方面而言，古代创作的文学作品一般表达的是对祖国和乡土以及友人的热爱，也表达对封建统治下一些黑暗势力的恨，其是质朴和单纯的观念。

（三）文学作品创作方式展现的儒家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方面而言，从诗大序阶段的“言志”思想慢慢发展至“情态”思想，再从“写意”思想发展至“传神”思想，一系列思想方式使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在创作方式方面，更加注重对创作人心理状态的强调以及表现，并且实现内在精神和神韵的统一，而此过程主要沿着浪漫主义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受到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影响，我国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基本上全是表现型的创作人，并不是再现型创作人类型。比如杜诗一般比较少提供现实主义的细节，就算在“三吏”和“三别”而言，依然是将主观情怀抒发作为主体，其在很大程度上展现出了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创作人所揭示的现实，一般建立于积极入世情感与态度上，在本质上而言，其是具备部分写实成分的抒情诗。另外，例如孔子周游列国，不断游说各路诸侯，希望可以得到君王的重用。虽然孔子最后并未实现人生理想，可是在后续文学的创作过程中，并没有提及用世追求的有关事迹，主要表达出了孔子的自我感受和感悟。由此表明，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创作人儒家思想的“用世精神”，在文学作品相关表达方式中得到应用。

三、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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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作为外源型法的国家，在中国法的现代化进程中参照了大量西方法律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了从模仿民法法系到建立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变革，这其中必定包涵着对儒家法律文化的探究，“仁学”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理念，其核心价值应当为我们所珍视、利用和发扬。

关键词：法律思想；仁；礼；孝悌

荀子云：“故可以有奇人国，不可以有奇人天下，可以有窃国，不可以有窃天下也。夺之者可以有国，而不可以有天下，窃可以得国，而不可以得天下，是何也？曰：国，小具也，可以小人有也，可以小道得也，可以小力持也，天下者，大具也，不可以小人有也，不可以小道得也，不可以小力持也，国者，小人可以有之，然而未必不亡也；天下者，至大也，非圣人莫之能有也。”[1]通过对这段论述的探讨，许多学者提出儒家法律思想是“国家本位”或者说是“天下本位。”实则不然，孟子曰：“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2]由此可见，荀子心目中的“圣”是对孔子“依于仁”之圣的最好辉映。孟子又有言曰：“仁者，人也。”[3]据此可推断儒家思想是以民为本的。《荀子·正论》中言：“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4]这句话反映了荀子的“天下”理论中，除了有“德行”、“民心”之外，“百姓”、“民本”思想也蕴育其中。这句话与我们熟知的孟子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大意相同，孟子的高深之处在于将“百姓”、“民众”放在了首位，更加彰显了儒家思想“重民”思想，体现了以人为中心、重视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儒家立足现世，以积极务实的态度关注人身并促进了民本主义思潮的发展，成为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闪光点。

儒家法律思想的民本法律观在历朝历代的立法、司法、执法中均有体现。历代开明的统治者都以“王政本于仁恩，所以爱民厚欲”[5]相标榜。以下仅举几例，予以说明。如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北魏孝文帝时期废除“门房之诛”，其出发点都是为了强调“民命尤重”，借以昭示宽仁慎行。隋文帝时规定了严格的死刑三复奏制度，同时规定了严格的复奏程序，以示对生命的尊重。唐太宗也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得出结论：“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6]贞观元年，唐太宗还首创：“九卿义刑”制，这些都是在儒家仁义治天下思想的具体体现，比较注意恤刑慎杀。宋初为了消除五代十国以来武人主持狱讼，肆意乱法的弊端，规定了“法史寝用儒臣，务存仁恕”，[7]同时颁布了“折杖法”。历史表明，这种宽仁的治国策略，不仅缓解了社会矛盾，而且促进了国家统治的稳固。

由上述简要分析，我们不难得出，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是“仁”。 仁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本源和逻辑起点，是隐藏于人的生命本质的大本大源，是人的善性的发端，是一切美德和道德范畴的集中体现，其结构宏大而又细微，其内容博大而又精深。[8]具体而言，儒家的仁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仁者爱人

论语中有关仁的论述就达109此之多。“仁”的基本精神就是“爱人”。《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学而》：“泛爱众而亲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具体来说，“仁”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相爱的感情，是内心的一种自我修养，也是人情世故的相处之道。“爱人”是指一切人去爱一切人，特别是统治者对民众的爱。故孟子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9]“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10]《论语·述而》篇中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儒学家钱穆对仁的经典论述道：“仁道出于人心，故反诸己而即得。仁心仁道皆不远人，故我欲仁，斯仁至。惟求在己成德，在世成道，则难。”钱穆所论述的孔子之仁表明，仁心仁道是发自于内心的道德和美德，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这是孔子仁存于心观点的表现。《孟子·离娄下》中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由此可见，孟子认为是否明于人伦，施仁义之举；是区别人与禽兽，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准。

如何去实践“仁”呢？这就关系到儒家思想所讲求的忠恕之道。据《论语·里仁》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汉代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中说：“忠，敬也，尽心曰忠。”“恕，仁也，推己及人。”朱熹所著《四书集注》有训：“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意思就是说，“忠” 就是尽心尽力，用自己的心去爱人，而”恕”则是推己及人，我不欲别人强加于我，我也不要强加于别人，同时强调将心比心以爱人。忠恕之道是“仁”的具体运用，也是实现“仁”的前提和基础。“忠”在《论语》中多次出现，如《论语·学而》中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述而》篇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八佾》篇中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强调的都是尽心尽力。“恕”字在《论语》中出现了两次。《论语·卫灵公》篇记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儒对家忠恕之道精神的最佳表述。

法治应当拥有一种博爱的精神，去爱护民众。儒家“仁者爱人”的精神，正是当代法治建设所急需的“最高的理性”、“善良与公正的艺术”，英国法学家莱兹指出，“法治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们应该受法律的统治并服从法律；二是法律应该让人们能够受其引导。”法治建设必须以“仁”为目的和归宿，才能让人们自觉接受法律的引导、构成人们守法的理由。

篇8

关键词：鬼谷子 儒家 思想

《论语》《孟子》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之作，在先秦文学史、思想史上都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政治、文化有了“独占鳌头”之势，因此不可避免地对其他思想派别产生影响，其他诸子派系都从中汲取过营养，以此建立自己的学说，在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之下拥有立本之据。以《鬼谷子》为代表的纵横家虽受到过很多不公正的评价，包括儒家代表，例如明朝“开国文臣之首”宋濂在《鬼谷子辨》中指出：“揣摩也，是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则家亡，国用之则国偾，天下用之则失天下。学士大夫宜唾去不道”。胡应麟《四部正讹》有曰：“《鬼谷》，纵横之书，余读之，浅而陋也。”[1]但是《鬼谷子》与儒家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外也有很多借鉴和吸收，亦有相同之处。

一、《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同点

（一）积极入世

面对大变革的时代，积极入世还是消极避世是百家争鸣所有思想派别的抉择。儒家积极入世，为了国家的稳定、为了人民的安危，圣人聚徒讲学，奔走呼号，游说诸侯，振兴王室。孔子本人是提倡积极入世的，所以他的很多弟子都是春秋诸侯间的外交大使和纵横辩士，史记文献记载子贡就有很重要的三次外交活动，而最为人称道的是救母邦鲁国，他的游说之辞、纵横之术足见其智慧。《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传》赞曰：“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子贡一使，使势相破，十年之中，五国各有变。”孟子曰：“子贡善为说辞。”[2]更有将子贡推举为纵横家的，如《韩诗外传》。另外有子思之门人孟轲，儒学亚圣，其本身反对纵横家思想，却先后用“德治和人治”的思想奔走游说齐国与魏国，希望两位君主统一全国。他长于论辩，逻辑严密，说服力极强，常常使对方无以言对。《鬼谷子》代表的纵横家是儒家积极入世的继承者。鬼谷子弟子苏秦，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归至家，妻不下纴，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于是悬梁刺股，后博取功名，挂六国相印，衣锦还乡之时，父母郊迎十里，妻侧目而视，嫂匍匐而行，前后对比如此鲜明，终成“合纵连横”，不费一卒一兵。鬼谷先生的另一高徒张仪先游说于楚国不成，反受鞭笞之刑，其后积极开拓进取、坚持不懈，最后凭三寸不烂之舌在秦国艰难进取，终究获得了秦王的赏识和重用。而道家面对周室衰微，朝纲败坏，诸侯异政，天下纷争的风云时代，选择了消极避世，明哲保身。老子愿望功成身退，然而“今之从政者怠而”，前路漫漫；庄子一生浪漫逍遥，大智若愚。

（二）“仁”的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仁”是他们思想体系的核心，“仁”的具体表现是爱人与推己及人。《论语·颜渊》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认为为政者首先是仁人贤君，要“以民为本”，必须“重民”“爱民”“惠民”，以“德治”和“仁政”创造大同社会，然而，孔子并没有提出可以实行的具体政策或措施。孟子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也主张对人民施行仁政，“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 修其天爵以要人卿。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告子上》）通过比较《鬼谷子》与《论语》《孟子》，我们不难发现，《鬼谷子》所体现的思想是继承了儒家以四书五经为纲、以忠信仁义为中心的思想。《鬼谷子·内楗第三》：“故圣人立事，以此先知而楗万物。由夫道德、仁义、礼乐、忠信、计谋，先取《诗》《书》，混说损益，议论去就”，这就是说，进行游说时遵循“道德、仁义、礼乐、忠信”的准则，尽量使言辞中蕴含的计谋产生正面的效应。因为这样更容易被君主所接受。[3]这里还提到《诗》《书》，我们都知道，儒家很是推崇这两本著作，在春秋战国时期，在外交场合往往要引用《诗经》《尚书》里面的一些诗或者话来委婉地表达双方的含义，这样的例子在《春秋左传》中不胜枚举。《鬼谷子·谋第十》：“非独忠信仁义也，中正而已矣。”可见《鬼谷子》并不排斥仁义忠信的思想，然而它又说要“中正”，意思就是不要过了，这个思想又与儒家的“过犹不及”不谋而合。

二、《鬼谷子》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不同点

（一）价值观

春秋战国之乱，诸侯并起，宗法制度遭到破坏，世人找不到赖以依靠的圣主贤君，内心凄惶无比。一些有志之士，纷纷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如此便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他们也从以前单一的从政生涯中得以解脱，有了个人的自由和选择。但是在那动荡的岁月中，积极入世的诸子派别对于从政又有着不一样的选择。儒家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他们有自己兴邦的政策和理论，在《论语》中孔子和弟子这样的谈话俯拾皆是，政治清明就去从政，期望实现自己的主张，而把权力和地位放在了后面。“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如果政治昏暗，便脱身而去。孟子也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天下有道甚至可以为道而牺牲自己，“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同上），无道的时候也只能独善其身。《鬼谷子》所代表的诸子同儒家一样是积极入世的，但是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却与儒家有区别，“是以圣人居天地间，立身、御世、施教、扬声、明名也，必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国之所多所少，次先以知之，与之转化”（《忤合第六》）。纵横天下的策士们，必须在社会上站得住脚，取得一定的社会地位，能够掌握天下的大权，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教化群众，发扬声威，使天下人及后世人都知道自己存在的价值意义，重要的是观天象时机之所宜，预先知晓事物的变化，而学会随机应变地处世。[4]《中经》篇中又说：“盖士，当世异时危，或当因免阗坑，或当伐害能言，或当破德为雄，或当抑拘成罪，或当戚戚自善，或当败败自立。故道贵制人，不贵制于人也；制人者握权，制于人者失命。”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那个战争频仍的岁月中，环境险恶，生命是那么脆弱，这些纵横策士们想要“扬声明名”是何等困难？想要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也是何等艰难？因此才有了权术，才有了谋略，才想在希望渺茫中寻找机遇，不论什么样的机遇，一旦把握住，便将从政与自己的人生事业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去建立不朽的功业，所以他们积极入世的态度和价值观相比较儒家就显得更坚定。这种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背后，像苏秦、张仪等大批纵横家游说各方诸侯，希望在历史变革的大潮中成就一番功绩，除了纯粹的名利争夺外，还隐藏着浓烈的自我肯定的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个人价值的认可。[5]

（二）教育思想

鬼谷子与孔孟在聚徒讲学、积极入世和门人弟子整理著述等方面是极为相似的，相同之中却各有差异，我们就拿教育来看，在教育的内容、方式以及结果方面的不同。

一说到儒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温柔敦厚、中庸之道。孔子是一位改革家，他首次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兴办私学，“有教无类”。他想要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那么就要培养出自己理想中的学生，他们必须是符合儒家规范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如何才能把他们教育成理想中的君子，就要看所教育的内容了，它是关于“人性”“天道”“仁”“礼”“中庸”等的学问，如何学做“君子”的问题，这些学问又有主次之分。孔子教育的首要内容是“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注重德育，然后才是知识。孔夫子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特别看重，并做过高度的评价，涵盖的内容很广，所以儒家用这些典籍来教授学生。除了《六经》作为专门的理论知识外，他还开设了“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培养学生从政以后战争中的本领，也可以说是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我们都知道孔子“三月不知肉味”的故事，是因为他很欣赏音乐，很重视音乐，所以音乐也在教授之列，等等。儒家采用“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启发诱导”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把学生打造成很精致的商品，不仅有华丽的包装，而且很有使用价值，其中就有著名的七十二贤人。然后，他们走向市场，寻找能让自己发光的地方，可历史告诉我们，虽出现了像冉求、子贡这样的出仕者，但是儒家的思想与春秋晚期礼崩乐坏的现实是不相适用的，其政治理想也根本不会实现，这是因为他们只考虑自己的政治理想、伦理道德理论等，自说自话，不了解游说国家及其有关人员的具体情况，不考虑其国君、主政卿大夫的真实想法。[6]

《鬼谷子》这本书所代表的思想和内容不像儒家那样单一，它融合了道家、兵家、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的思想，还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这是一部以纵横家为主体的集大成的思想著作。它和儒家一样有积极入世的思想，但在看到先前各个派别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他们进行了总结，成就了《鬼谷子》这样一本影响深远的理论著作。就其内容来看，涉及面非常之广，有哲学、文学、政治学、军事学、心理学、社会学、情报学等，直到现代它还是很多行业的必修书。从篇目名来看有捭阖、反应、内健、抵巇、飞箝、忤合、揣篇、摩篇、权篇、谋篇、决篇、符言，都是纵横家游说的技巧和方法，是教授一个人如何择主共事，“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忤合第六》），不会像儒家“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也不会像屈原那样固执于楚国；而是考虑如何利用这些方法和策略建功立业，可以说《鬼谷子》及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只有运用这样的思想和策略才能参与政治，说服人主，统一六国，谋官取爵。

相传鬼谷子在教学中极善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其方法别具一格。[7]和孔子一样，鬼谷子也有很多弟子，其中就有我们熟知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兵家孙膑、庞涓，道家茅蒙、徐福，谋略家毛遂和尉僚。鬼谷子的这些弟子在当时入相出将，坐而议论风生，起则叱咤风云，是战国诸子百家中直接对当时社会释放能量最大的一家：张仪相秦，诸侯震恐；苏秦合纵，六国亲附；尉僚谋略，六国统一。无怪孟子感叹他们是“一怒而诸侯恐惧，安居而天下息”[8]。

三、《鬼谷子》思想的影响及后世的评价

孔孟思想在当时的时代没有得到很好地应用，也没有得到很高的重视，然而自汉代始，儒家思想居统治地位长达两千多年，而在战国时期起到“对症下药”作用的纵横家思想在后来却销声匿迹，还受到过不公正的评价，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

主要原因在双方的价值观上，儒家“忠君”“舍利而取义，杀身而成仁”等思想，符合封建统治的要求，而鬼谷子他们受时代所迫，以自我为中心，择君处事，有很大的自由性和灵活性，没有儒家的那些准绳规矩，在后来大一统的朝代自然成了被批判的对象，说他们“朝秦暮楚”“品行卑劣”，唐代柳宗元《辨鬼谷子》：“七术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惬，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险坠”。[9]《鬼谷子》一书中确实有些地方应该摒弃，比如利用对方的缺点来实现自己的目的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先秦其他各家著作中没有的思想资源。[10]比如心理学、辩证法思想、写作技巧等，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宋代的高似孙、清代田雯都对之有高度的评价，所以我们应该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对待它独到的品格、思想、内蕴和智慧， 把它放到时代应有位置去评价，并取其精华。

注释：

[1]梁伟伟：《研究》，山东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2]杨天才：《与战国纵横家之关系》，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3]许富宏：《鬼谷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

[4][5]黄森：《鬼谷子文本研究》，广西大学研究生毕业论文，2011年。

[6][10]赵逵夫：《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中国古籍与文化，2007年，第1期。

[7]梁言顺：《鬼谷子与创新式教育》，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8年，第1期。

[8]刘海文，刘海诗：《战国时期的使用谋略教育家鬼谷子》，史学月刊 ，1996年，第4期。

篇9

关键词：中职教育 育人机制 孝悌 礼 仁爱

儒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本源，丢掉这个本源，中华文化将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仁爱”“孝悌”“礼”等儒家仁学思想赋予新时代的含义，为新时代的中职德育工作注入动力，这成为中职德育工作的一大特色，并对学生的伦理素养、人生智慧、精神价值、道德信念、健全人格的培养都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一、90后中职学生的明显特征

一是缺乏远大目标、远大理想。由于初中阶段学习基础较差，学习动力不足，不少中职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学习效果不明显，对学习无具体要求，看不到长期的发展目标。二是缺乏爱心和正义感。不少学生注重自我，个性强，对周围的人和事漠不关心，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甚至不懂得感恩父母。三是社会公德意识淡薄。部分学生不能以礼待人，自律能力差。

二、构建中职德育育人机制的主要内容

教育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做人和做事。做人是做事的前提和基础，做事是做人的目标和归宿。因此学生立身成才，首要的就是学会做人，即道德素质是学生的立身素质。儒家的仁学思想传承中华文明，它使中华文化生生不息，不论在知识、道德领域，或在待人处世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中职学校是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必须重视传统道德教育对学校德育的优势作用，使学生的知、情、意、信、行发生变化，进而达到知行统一。

1.培养学生“孝悌”的责任意识

“孝悌”教育是传统伦理道德的根本和核心。孝悌之道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它根源于人类纯真的亲情，它是充满着人性和人伦色彩的传统美德。在中职德育工作中，学校引导学生在家庭生活中，弘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美德。“孝悌”是起点和根本，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孝悌”品德，推己及人，他们就会以事父母之心事国家，构建和谐家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这就是一种对自己、家庭、社会的责任意识，这是德育的根本。

2.培养学生“讲礼”的良好习惯

“礼”是人行为的外在礼仪规范。仁学思想中的“克己复礼”就是约束自己使言行符合礼的要求。这是一种信仰、一种情怀、一种社会担当。修身养性，学会讲礼，做好自我就是起点。孔子很重视日常生活中的礼节，他尊礼、守礼、行礼，并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种自我修养。“敬人者人敬之”，心中有礼，能尊敬别人，别人就能尊敬你。学校在德育建设工作中要使学生学会抑制自己的利己之心和膨胀的贪欲，学会克制自己的不良言行，学会用“礼”来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各种关系，推行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开创校园和谐新时代。这能让德育工作更贴近生活，更人性化。

3.培养学生“仁爱”的高尚品德

“仁爱”蕴含着对他人、对自己负责的道理，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它强调人与人之间要有爱，从“孝悌”到“爱人”，从“修己”到“安人”，强调对人要温、良、恭、俭、让。“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心中有仁，就能爱人，能爱人，别人也能爱你。儒家思想一直力图破除世人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确立仁义对社会人生的最高价值。“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因此要培养学生的仁义之心，践行仁义的原则。“仁爱”将道德情感变为道德行为，将道德情感上升为道德义务，营造一种将心比心、互相宽恕、忍让、友爱的和谐氛围。这是中职德育工作的目标。

三、构建中职特色德育机制的意义

播种什么样的思想，就收获什么样的行为；播种什么样的行为，就收获什么的习惯。学生的职业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等，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其职业生涯的成败，甚至人生的成败。职校除了重视对学生专业技能的训练，更应重视培养学生的德育教育，实现学校“低进高出”的办学举措，从而提高学校的办学声誉。

1.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儒家把“仁”概括为道德的最高原则，“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仁者爱人的主张，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这些与学生守则中的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遵纪守法等内容是一致的。儒家所倡导的这些人生观，用来教育当代学生，既能医治少数学生存在的麻木心态，又能唤起生命意识，拓宽其精神空间，催其奋进，促其进取，形成积极有为、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2.有利于学生树立积极的奋斗目标

人的智力有高低，对社会的贡献有大小，成就的概念是很难确定的。如果树立一个统一的很高的成就目标，对大多数人说是很难达到的，这只会打击人的积极性，使人产生挫折心理。儒家思想就考虑到这一点，它既鼓励人们积极进取，以顽强的精神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同时也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提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困境中能遵循道德的原则，做好自身的本职工作，也是对社会的一种贡献。

3.有利于培养学生良好的仪容仪表风貌

不雅的仪容仪表会直接影响学生的精神面貌，影响校园和谐、文明、健康向上的气氛，影响学生的求职和就业。现在很多用人单位，特别是服务行业对工作人员的仪容仪表要求非常严格，如果中职毕业生不能达到相关要求，就不能给用人单位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更不用说得到录用了。因此，中职学校有必要重视仪容仪表教育，使学生毕业后能顺利地融入社会。

4.有利于塑造学生的人格

现在很多父母都很溺爱自己的孩子，让孩子变得冷漠、脆弱，所以学校要学生崇仁爱、讲孝悌。孝悌精神是中华民族道德人格塑成的始点，孝悌精神是保持社会稳定团结的助动力，对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由于社会的和谐包含多个不同的要素，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牢牢抓住最根本的道德伦理，只有这样才能使和谐社会的建设走上康庄大道。

四、构建中职特色德育机制的创新之处

儒家仁学思想有许多精华，是许多中职德育工作迫切需要的内容，更可为中职学校德育工作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中的“孝悌”“礼仪”“仁爱”思想赋予新时代的含义，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大特色，通过学校“时时育德，处处育德，事事育德，课课育德”的德育培养方式，实现德育育人的飞跃。

1.注重拓展仁学思想在特色德育工作中的育人功能

追求崇高的思想品德，涵养美好的精神情操，是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特色德育工作中，学校不仅培养学生自强不息、奋发向上的创造精神，而且培养学生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爱人如己的博怀。学礼的立足点和归宿是修身，修身的根本标准或规范是礼。

2.注重发挥仁学思想在特色德育工作中的浸润作用

仁学思想经过几千年的积淀，为生命主体生命精神的展现提供了正确的途径，可以激发师生的爱国热情，提高文明道德水平，强化民族精神。“一个人有了仁义的怀，他的内心无比仁厚、宽和，所以可以忽略很多细节不计较，可以不纠缠于小的得失。”

3.注重弘扬仁学思想与现代意识的结合

篇10

【关键词】生态 文明 伦理 节制

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从渔猎文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信息文明，人与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一直是根本性的……经世世代代的积累，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当代全人类最紧迫的、最严重的问题”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日益严重的现代文明对生态的破坏，国内外学者提出了生态文明的范畴。

为此，我国也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资源环境保护压力不断加大的新形势而做出的战略决策，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这是顺应世界文明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进程中，我们可以在先祖的思想宝库中汲取许多营养。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节制思想，对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倡导节制思想

节制是伦理学中的重要范畴。西方伦理学高度重视节制，把节制和智慧、勇敢、正义一起列为“古希腊四美德”。关于节制的含义，古希腊的柏拉图有一个经典的定义：“节制是一种好秩序或对某些快乐与欲望的控制”②。柏拉图阐述了逻辑严谨的“四元德”学说，他认为，灵魂进入人的肉体之后，就成为肉体的囚徒，经常被激情特别是欲望所支配，因此被分割成理智、激情、欲望三个部分。人的德性来自于灵魂的作用，灵魂的理智部分的德性是“智慧”，激情部分是“勇敢”，欲望部分是“节制”。激情和理智听众理智的指导，使灵魂全体和谐一致，灵魂就拥有了“正义”的德性。在古罗马，节制也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西塞罗称：“人是唯一能感知秩序和礼节并知道如何节制言行的动物”。③

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倡导节制的思想。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必须满足吃穿住行等各方面需求。一般认为，满足人们的需求只有去发展生产。因为人的需求是日益增长的，人们就只能生产、再生产。但过度地生产和消费已经带来了严重的问题，使我们所处的地球无法承受人类无限增长的生产压力了，这样，人们开始反思，我们的每一项需求、每一个欲望都是必要的吗，是否应该放弃或降低我们的一部分欲望呢？其实满足人们的需求也可以通过节制欲望来实现。这也许不符合当今发展经济的主流思路，但资源有限是事实，人的需求和欲望如果不加节制，人就不可能实现持续的生存。当然人们倡导节制人的欲望并不是让人安贫乐道，而是不要让无限膨胀的物质欲望超越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过去，伦理学讲节制主要是说人作为社会的人必须在风俗习惯、道德、法律的约束下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在当今生态环境压力如此之大的情况下，伦理学必然倡导作为自然派生物的人也必须在自然规律的约束下节制自己的行为，唯其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儒家的节制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

儒家思想高度重视节制问题。在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周易》中就有节制思想的萌芽。《周易》第六十卦就是“节”。这个卦下兑上坎，兑为泽，坎为水。泽有水而流有限，多必溢于泽外，因此要筑堤坝来节制，故称节。引申为“君子以制数度，议德行”，“节：亨。苦节，不可贞”（《周易·节》），意思是有节制就亨通，以节制为痛苦就不吉祥。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节制观，以节、克、俭等概念出现，主要是出于道德的要求而限制人的欲望，或出于个人追求心灵的中、和而控制过激欲望。孟子曾经详细论述过类似柏拉图式节制定义的问题。

《孟子·告子》载：“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这里孟子的“大体”指“心之官”，相当于柏拉图的理智；“小体”指“耳目之官”，相当于柏拉图的欲望。眼睛耳朵这类器官不会思考，所以容易被外物所蒙蔽，一与外物相接触，便容易被引入迷途。心这个器官则有思考的能力，一思考就会有所得，不思考就得不到。这种“小体”服从于“大体”的道德就是节制。

儒家的节制思想博大精深，对后世人们的道德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时仍然可以在儒家的节制思想中得到思想指导。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儒家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在节制思想的影响下，儒家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论语·述而》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孔子反对竭泽而渔、覆巢毁卵的行为，认为对生物的获取要有度。朱熹说：“物，谓禽兽草木。爱，谓取之有时，用之有节” （《孟子集注》卷十三·尽心章句上）。中国古人的朴素生态伦理观念不仅仅停留在这些儒家名人的著作中，也体现在具体的政治实践当中。比如唐代名相陆贽在给唐德宗的上疏中就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不节，则常不足。”④这些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节制地使用，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可持续利用。儒家的节制道德要求，对于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约束世人的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强本节用—儒家的节俭思想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节俭是节制的重要内容，节俭的道德规范要求人们珍惜人类有限的资源和人类自身的劳动成果，限制物质欲望。崇尚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墨家、农家，都非常重视节俭的美德。

孔子主张生活俭朴、节用资源，讲究内在的道德修养，不追求外在奢华生活的。孔子曾专门论述了节俭美德，他说：“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论语·述而》），认奢侈是越礼的行为，而节俭尽管看起来简陋，但是与其越礼，宁愿寒酸一些。孔子非常赞赏弟子颜回生活的节俭，他赞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孔子很重视礼，但他并不看重礼的外在形式，不主张使用高贵华美的礼器，穿戴许多制作复杂而且过于讲究的服饰，正如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对荣华富贵之类孔子也相当鄙薄，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荀子也认为，节俭顺应天地的自然规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带来的灾害，他说：“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民间普遍养成节俭的风尚。在民间的家训中，教育子弟节俭是重要内容之一。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成为千古名言。

明末清初朱柏庐所著《治家格言》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⑤也广为人知。倡导这种节俭的美德对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是无疑非常有益的。

厚德载物—儒家道德规范中的节制观念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意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这是孔子为《周易》写的《象传》中的名言。儒家一直把人的道德修养与天地联系在一起。儒家的 “道”、“义”、“礼”、“和”、“仁”、“爱”等道德规范，这些节制思想或节制观念，站在效天法地的高度思考人、社会和自然，对于当前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道义节欲。儒家的“道”、“义”都是节制思想，强调要用道义、理智来节制人们追逐利益的欲望。荀子详细论述了道和欲的关系，他说“虽为天子，欲不可尽”（《荀子·正名》），又讲：“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不可去，求可节也”（《荀子·正名》）。认为人的欲望不可能全部满足，也不可能消除，但可以节制。他认为应该用“道”来节制欲望，“道者，进则近尽，退则节求，天下莫之若也”（《荀子·正名》），认为人们如果按照“道”行事，则进可以近于尽欲，退可以节其所求，所以他认为对于不可去也不可尽的欲，必须加以引导，从而提出了“以理导欲”的主张。北宋程颢、程颐则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重要命题，把私欲和天理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端。南宋朱熹进而提出了私欲与天理对立统一的思想。他说：“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⑥朱熹讲明了道德与欲望的关系，他要人们时刻保持道德自觉，不为欲望所左右。除了理欲观，儒家还有义利观。

在中国伦理学史上有“义利之争”，儒家重义轻利，法家重利轻义，墨家义利并重，道家义利全抛。儒家的义利观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主流，以义节制人们对利益的无限追求，是儒者的道德理想。儒家的义利观在孟子的思想里表达得淋漓尽致，他为后人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关于义利观的论述，即后人熟知的“舍生取义”。

对于开展生态文明建设而言，“道”、“义”就是自然规律。孔子曾提出“畏天命”（《论语·季氏》），这里的天命不是宗教迷信，而是指自然规律，孔子认为，对于大自然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应当有敬畏之心。孟子说：“顺天者存，逆天者亡。”（《孟子·离娄上》），认为人只有顺应天命，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存在和发展。在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中，我们应当弘扬儒家的理欲观、义利观。对于人们向大自然无限制地索求“利”的这种“欲”，要用自然规律的“道”和“义”去引导。当然，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从自然界中开发生活必需品，这是理所当然的，是“天理”；但人们如果为了满足无限膨胀的欲望去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求，就是“人欲”，就应该克制。

礼遇自然。儒家的“礼”是一种节制思想。礼是节制人们欲望的工具。礼作为一种仪式，是作为一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对于节制人们的行为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这里的“克己”，指的就是节制自己的欲望和言行。儒家的礼处理的是人与社会的关系，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去服从礼这种社会秩序。我们可以把这一思想引申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要求人们克制自己的欲望去顺应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礼貌、友好地对待自然，这也是人们常说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伦理学依据是环境伦理学或生态伦理学，强调处理好人与自然环境、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伦理道德关系，要求尊重自然，赋予自然环境以人的礼遇，只有人对自然友好，自然才会回报人类。而如果人不能礼遇环境，到头来遭受惩罚的还是人类自己。

天地人和。儒家的“和”也是一种节制思想。《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主张人应该节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不能大喜大悲，更不能无度。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和”提高到了“天下之达道”即天地万物的普遍规则的地位。儒家认为人与自然共为一体，实现天、地、人的和谐是儒家伦理的最高理想。自然环境中的万物，包括人、人类社会，都各自有其发展的规律，他们应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⑦，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

以天地人和为目标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但是儒家的哲学基础，而且已根深蒂固地植入中国传统文化和古人的思想、行为之中。《周易》要求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如果人诚能如此，又怎么会有今天各种各样的生态环境问题呢？《中庸》说“万物并齐而不相害，道并齐而不相悖”，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正因为此，现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钱穆认为“天人合一”论将对人类的未来作出重大贡献。

仁民爱物“仁”、“爱”是儒家最重要的道德规范，其中也有节制的观念，就是让人们出于良心的需要去主动节制自己的行为，从而达到一种互相仁爱的高级境界。当然，儒家的“仁”一般指的是对人的道德，正如《论语》说的：“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对于物，儒家讲的是出于仁心的“爱”，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仁民爱物”是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再从社会扩展到自然万物，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北宋大儒张载发展了传统儒家思想，提出了著名的“民胞物与”的泛爱思想，要求爱一切人如同爱自己的手足同胞一样，进而扩大到爱自然万物，这也符合现代生态伦理学要求人类对要自然有道德责任的观点。

长期以来，面对环境问题的严峻挑战，人类只是过分看重科技和法律的作用，却忽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道德关系，没有发挥道德的重要作用。现实生活中，对各种破坏环境的行为，如果不唤起道德良心，光靠处罚办法去解决，就会形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而倡导像儒家这样的“仁”、“爱”思想，就会使破坏自然的人对自己的行为有负罪感，认为自己有悖良心。只有全社会树立起对自然要有“仁爱”的道德责任感，才会自觉地保护自然。这就是儒家“仁爱”思想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启示意义。

综上，儒家的节制伦理为我们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人类不能再坚持“人是万物的灵长”、“人定胜天”的信念，肆意地向大自然索取，毫无节制地开采。我们应该弘扬儒家的节制伦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为河北建筑工程学院社科部副教授）

【注释】

①⑦张立文：《和合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页，第477～480页。

②[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150页。

③[古罗马]西塞罗：《有节制的生活》，徐奕春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④（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377页。

⑤翟博：《中国家训经典》，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第6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