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表现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表现，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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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韩剧，孝道；表现模式

最近几年来。电视剧领域韩潮滚滚，韩剧不仅占据了大多数人的业余时间，而且也成了公共场合最容易切入的谈资和话题。韩剧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有成功的商业包装、优美的背景音乐，剧中的主角都很英俊、漂亮。从内容上看，剧中的故事情节都很贴近现实生活，容易使观众产生共鸣，爱情故事浪漫唯美，符合大众的口味。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韩剧对于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孝道思想的肯定和宣扬，切合了中国观众怀念传统文化、回归民族经典的心理情结。单从儒家传统文化的视点来看，可以说，韩剧中的孝道叙事无疑给广大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韩剧中的孝道叙事从表现模式看具有如下特质：真诚、顺从、和美。下面分而述之。

一、孝道植根于血浓于水的真诚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根本是孝道。但是，儒家对孝道的倡导，特别侧重于内心的真诚，而不是外在形式的作秀。这一点，孔子在《论语》中论述得很清楚。《论语’为政》：“子游问孝。子日：‘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於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孝敬父母，不能是仅仅提供优裕的物质条件，否则，无法区别于犬马。韩剧中的孝道之所以感人，真诚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大长今》中，长今的妈妈已经死了，长今还喂她吃果子，还说：“你嚼不动吗?我替你嚼。”然后这样徒劳地嚼着果子，再塞进她的嘴里，直到再也塞不下，才流下泪来。而后面她一边埋葬母亲，一边画外音复述她母亲的遗言，希望她入宫做御膳房的宫女，当上最高尚官，在最高尚官有权写的碑文上书写自己的冤屈。从此长令听从她母亲的遗言和教导，为她实现所有的事。观众看了无不为她的孝心所深深感动。

在《人鱼小姐》中，雅俐英对瞎母予以了精心照顾，后来嫁到婆家每天忙于厨房，把厨房收拾得干净利落，想尽办法打动婆婆，还给奶奶写信，改善公公婆婆的关系，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以及她的婆家。观众看了，无不对她这样的媳妇心生敬意。在这部剧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老奶奶，在家中的地位也犹如太上皇。让电视机前的老人看了心生羡慕。

这一切都折射出韩国人非常信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尤其深受儒家文化中“五伦”思想的影响。韩国人重视家庭和人伦关系中长幼尊卑的定位，对父母要孝顺，对朋友要守信，对师长要尊敬，夫妻要职责分明。而在“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当中，他们认为 “父子有亲”是第一要义，孝是人类一种生生不息的亲情之爱，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

二、孝道崇尚恭敬谨慎的顺从

儒家的孝道，十分讲究一个“顺”字，《论语・里仁》：“子日：‘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在这里，孔子强调，侍奉父母要轻微地谨慎小心地去进谏，如果自己的意见不被父母采纳，仍然要做到顺从而不违抗，辛劳而无怨言。这一点，在韩剧中是通过具体的故事情节来表现的。

在《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中，有以下一段对白：

秀京：妈妈，今天我不回去了，打算在敏基家过夜。

英子：你在说什么疯话呢你?

秀京：不是的，妈妈，敏基的父母都去美国了，他家的保姆本来说好了今天回来。可是因为临时有事，回不来了，晚上家里就敏基一个人，多寂寞啊。妈妈。

英子：少废话，快回来。

秀京：妈妈，敏基说他怕黑，晚上不敢一个入睡。

英子：你懂什么呀，他哪是害怕，那是骗你呀，你了解男人多少啊，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千万不要相信男人。快回来!他要是怕黑，让他来咱们家睡。

秀京(捂住话筒)：我妈说男人都是肚子里有三十头豺狼和十条蟒蛇的东西。叫我不要相信你，让你到我家睡。

秀京是典型的时髦女孩，不会煮饭，不会做家务又时常忘记对未婚夫说敬语，在和母亲的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还是建议男朋友到自己家去睡。由此可见。韩国人的家庭观念是很强的，青年人处理自己的恋爱关系时，不时地要咨询父母，如果长辈们反对这桩婚事的话，问题可能会很复杂。这便是韩国家庭中长辈们的绝对权威地位，如果儿女敢和父母顶嘴，便是不敬不孝。做爸爸的极可能是不问青红皂白，一巴掌就过去了。

韩剧中对父母的孝顺还体现在日常行为的细节之中，在《看了又看》中。朴家经济可以说是很富足的，但是，两个儿子结婚后，全部在家里居住，他们不是没有钱购买房子，而是觉得孝敬长辈是第一的，搬出去居住是对长辈的不孝。

三、孝道的最高境界是礼乐合一的和美

儒家提倡孝道，有着境界上的追求。最高境界的行孝。不但行为上符合孝道的各种外在礼仪，行孝者的内心应当是愉悦快乐的。《论语・为政》：“子夏问孝。子日：‘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在这里，孔子认为，行孝时要做到和颜悦色是有难度的。如果行孝者内心愉悦，那么和颜悦色并不难，可见，孔子所说的“色难”，实际上是指世人的行孝难以达到既符合孝道礼仪又心灵快乐的礼乐合一的最高境界。在韩剧中，我们发现，剧中人物的行孝并不是一种苦不堪言的负担，而是一种乐在其中的精神上的追求，因而在气氛上能达到礼乐合一的和美境界。

在《加油!金顺》中，金顺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和奶奶相依为命，刚结婚三天丈夫就出事故了，一个人带着孩子和公公婆婆生活在一起，刚开始婆婆百般刁难，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孝顺公公婆婆，早早起来给家人做完早饭才上班，勤奋工作。终于感动了公婆全家。更难得的是，在得知亲生母亲身患重症的时候，把自己的肾脏捐献给了母亲。金顺的孝是内外合一的，她的结局也是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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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结合

引文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法制古国，我国古代的法制在儒家化的影响下有其独特的意蕴，儒学中的传统法律思想从西汉时期开始引入到后期的逐步渗透，最后到基本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及其法律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说法律儒家化是我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点。古代儒家化的法律理念对于封建专制也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其根本上还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文章主要介绍其积极意义。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之概述

古代的法律儒家化，指的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引入到立法或司法中，从而使整个法律体系具有儒家思想的性质，或者说是在立法、注释、司法实践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原则。

自汉代春秋决狱、引礼入法时起，我国古代法律开始了儒家化进程，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主张用大一统的儒学统一思想，因此西汉汉武帝大力支持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融入到统治思想和法律中，如司法原则上确立春秋决狱，为维护“礼”，汉代确定了“亲属相隐”。“引礼入法”成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所谓儒家的“礼”即是指维护宗法血缘和等级秩序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准则。

魏晋时期，儒学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曹魏后期的人们也常将礼与刑相提并论，达到了礼、律并重的程度，推动了魏晋律学的发展、儒学法律化及法律解释经学化，出现引经入律的，比如“准五服以制罪”、“八议”、“请”、“减”、“赎”、“十恶”等制度都是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也是礼法逐渐融合的过程。

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在经济上有了全面和快速的发展，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有开明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继承前人律学的基础上，唐朝律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更新的完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历法结合的典范，它的颁布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它以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思想，强调宽仁慎刑。《唐律》充分体现贵贱有等、亲疏有份的伦理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确立的君权、父权、夫权”。总的来说，《唐律疏议》的制定与颁布标志传统律学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历史进程的完成，礼与法的结合成熟，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观念法律化，所以《唐律》全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分析

随着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儒学伦理纲常的思想也深入到政治统治及法律中，进而造就了我国古代法律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礼法结合，对于古代一些著名的律法，如《北齐律》、《唐律疏议》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是融礼于法，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融汇于法律，例如将“德主刑辅”、“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原则，使律法从根本上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利益及社会稳定的作用。道德礼教与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相融，使得实践中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变成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往往也被人们理解为违反道德礼教，所以一定程度模糊道德礼教和法律规范。

其次是封建统治阶级特权优势明显。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儒家思想来说，尊卑贵贱必须制定不容侵犯的等级制度，只有通过律法加以规定和保护这种等级制度，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冒犯，例如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八议”也规定八种特殊人物犯罪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也无疑是地主阶级以及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贵族的特权法。所以伦理纲常的律法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特权阶级开辟通道。

再次伦理法制的特征鲜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受儒家“君臣父子关系”理念的影响，如汉代立法体现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将亲亲首匿得相隐作为刑事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推崇家族利益，《北齐律》及《唐律》都明确规定危害父权、夫权及家庭伦常关系的违法行为，如恶逆、不孝等。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影响

首先在立法上有以下影响：一是封建君主专制保障皇权在传统法律中表现为“尊尊君为首”，隋朝时谋反、谋大逆视为“十恶”中的第一、二大罪；唐律“十恶”中谋反、 谋大逆、 谋叛、 大不敬就是保护专制皇权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将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 而给予严惩。二是“父为子纲”在律法中的表现，如唐律规定：父祖有经济上的所有权和处断权及 “存留养亲”制度。用减刑或缓刑来处理行孝与司法的关系，既尊孝道又兼顾法律可见孝道伦理在传统法律中的地位之重。三是“夫为妻纲”是古代男尊女卑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礼制对妇女的婚姻十分严苛，如“七去”的规定。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对于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不断强化，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有根本作用。

其次，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体现在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司法。如汉代的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要求司法官员在遇到律无明文或疑难复杂的案子时，可以根据 《春秋》 经义断案，使《春秋》间接具有法律效力，这是司法儒家化最突出的表现，如董仲舒著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此外司法执行方面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秋冬行刑以及死刑复奏制度体现恤刑慎杀的儒家理念；对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从道德立场出发，强调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相对忽视犯罪客观事实，确立了原心定罪原则。（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管学辉.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J].《法制与社会》，2008.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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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时期兴起，到元代时，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文化，而且封建统治者都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国家管理。可以说，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学说。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数民族创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传播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关键词 ：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主权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3〕闫玉志.从元杂剧看元代儒家文化的传播[J].文史常识，2013，(7):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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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和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珍贵的瑰宝之一。孔孟儒家思想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孔孟儒家思想；中国道德教育；适用度

一、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

孔孟儒家道德教育思想产生于“礼崩乐坏”的社会动荡时期。在这个时期，作为奴隶主贵族意识形态的表现，“礼”和“乐”已经很难发挥其应有的道德教育功能，导致出现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会现象。面对这样的社会思想变革，先秦儒家思想家开始思考重新构建社会主导意识形态体系，主要包括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关系，统治阶层如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社会如何才能稳定地发展等问题。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先秦儒家学者认为应当从道德教育出发，并从多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一）以人为本，德教为先

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思想，为先秦道德教育思想体系的确立奠定了理论基础。“仁”的本义其实就是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孔子提出的“仁”第一次强调要尊重人的权利和尊严，关注人的利益和需求，进而突出重视人的能力和价值。

孟子提出“仁”与“义”的结合，以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孟子认为：“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就是强调人要学会“爱人”，但要学会爱什么人，在学会爱人的同时也要懂得憎恶应该憎恶的人，否则就是背离“仁”的精神。

（二）塑造人格，内省自求

孔子提出了“君子-仁者-圣人”这样逐步推进的理想人格。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圣人”居于最高哟危“君子”居于较低层次。他强调把“君子”看作品德高尚的人，是塑造理想人格的首要标准。

在塑造理想人格方面，孟子把孔子作为自己的道德榜样，继承了孔子君子人格的理论，深入阐释了“大丈夫”理想人格。孟子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正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认为，大丈夫要能够“泽加于民”“兼济天下”，要有正直的气节，要能够做到身处逆境不动摇信念，能够在困难中锤炼自己的品德，积蓄自己的能量。

（三）明晰价值，权衡义利

孔子提倡“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义”主要是指社会成员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利”则指的是人的私利。他认为，道德高尚的人，面对私欲时首先想到的是是否符合道德法则，一切行动以道德法则为自己的准则。没有道德的人，在面对道德法则和私人利益时往往为了私利背离道德法则。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孟子继承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对义利关系做出了进一步的阐释，强调“重义轻利”。他认为，处理人际关系重要的是讲“义”，如果人们都关注“利”，就会造成私欲膨胀，破坏人伦关系，危害社会的稳定。因此，孟子主张用仁义道德来教育人民，引导人民弱化对物质利益的关注，根据道德准则行事。

二、孔孟儒家思想本身存在封建残余

孔孟儒家思想与现代文化既相互契合又互有冲突，中华民族传统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些先进的精华、鲜明的民族特征文化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在孔孟儒家思想中仍有部分封建的思想糟粕值得我们去甄别和舍弃。

（一）重自律轻制度

孔孟儒家思想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的管理模式上明显地表现为“重自律轻制度”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现代思想道德教育应该抛弃孔孟思想中重自律轻制度的糟粕思想，建立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在管理实践中，建立政府、社会、媒体、个人四个层面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模式，强调政府对思想道德教育管理的政治引导，注意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媒体舆论监督导向功能的发挥，继续维持对个人修身养性的基本要求。

（二）倡尊卑鄙平等

在孔孟儒家思想中最被现代文化公认的诟病便是封建性的、崇尚尊卑等级的纲常思想。儒家思想自孔子开始，就始终坚持尊卑等级观念，“三纲五常”的思想树立了绝对的父尊子卑、夫尊妻卑、男尊女卑、老尊幼卑、师尊生卑的天理“伦常”。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整个封建时期个人权利不平等、人格不平等，因此只能服务于当时的统治阶级。这种尊卑思想甚至在当代中国仍有残留，它导致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严重的权威主义、家长作风、师道尊严等与现代民主格格不入的特权思想和做法。对于儒家思想中的封建糟粕，我们必须大力清除，坚决抛弃。

（三）有臣民无公民

由于所处的历史背景原因，封建时期的孔孟思想只能培养和塑造“臣民”，而非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公民”。在臣民思想的教育下，个体成为“无需享有政治权利，只要履行守法义务”的观点，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当朝堂之上奸佞当道时，忠臣谏言的第一反应不是依法处办，而是劝谏君主，这样的表现反映的是臣民思想的局限性。现代中国道德教育要提倡公民教育，抛弃孔孟思想中对于依附性人格、忽视主体意识的臣民思想教育，积极培养受教育者的公民意识、权利意识，引导和鼓励受教育者勇于维护自己和他人的自由权利、尊严和价值，勇于向国家和社会提出尊重自己合法权益，满足自身愿望的要求，使受教育个人成为具有独立人格、自由、平等、权利与义务关系对等的现代公民。

三、社会转型中的孔孟儒家思想

（一）市场经济的冲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上层建筑提出了新要求。诞生于两千年前的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国农业社会的思想精华，是为中国封建统治集团服务的。如果把这份文化遗产原封不动搬到今天，是绝对行不通的。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孔孟儒家思想必须结合新时代的新特征，完成自身的改造。在义利观方面，对于重“公义”轻“私利”的“重义轻利”思想，我们要借鉴和吸收；对于个体的正当私利，我们不仅不能“轻”，反而要“重”，要树立“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科学发展观念。唯有如此，才能让孔孟儒家思想真正为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思想政治教育的完善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保证。

（二）民主政治的博弈

民主化、法制化进程的加深，使得我国开始更加注重政治的民主发展。在我国，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新时展民主政治的新要求。

在提倡民主政治的今天，孔孟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政”法治观念面临严峻挑战。首先，孔孟思想中包含丰富的德主刑辅、礼法结合的观念。“导德齐礼”和“仁政王道”是孔孟思想在政治方面的典型代表，然而这两种政治思想却由于服务于封建统治的本质属性而造成了相当缺乏民主法制思想的客观结果。即便是孟子主张的“民贵君轻”思想，依然不会也不可能达到政治民主化的高度。其次，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孔孟思想所提倡的社会是分等级有尊卑的社会，“三纲五常”和等级尊卑显然不能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r代特征。为了适应现代政治民主化的潮流，孔孟儒家思想应该批判地吸收民主、平等、人权、法制等现代文明价值，再结合自身的民本思想，从而实现孔孟思想的更新升级。

（三）多样文化的碰撞

改革开放后，文化逐渐开始多元共生，文化的多样化成为时代文化的特色。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以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化，加上西方工业文明所产生的工业文化共同交织作用，冲击着现代社会思想。

多样的文化给孔孟儒家思想提出了新的挑战。伴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坚持指导思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体共同理想，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来塑造个体品格的观念逐渐被中华民族所认同。孔孟思想结合时代的改造以及为现代思想政治服务迎来了新的契机。而孔孟思想本身便是一种“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思想，不论是唐朝的儒、释、道三教合一，还是宋明理学、心学，都能从中看到孔孟儒家思想的包容精神。儒家思想应该继续加强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交融，做好面临多种文化冲击的准备。

四、结束语

孔孟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为中国道德教育提供了丰富的教育内容，对现代道德教育理念的提出、教育结构的优化以及教育方法的运用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以及多种文化的冲击下，孔孟儒家思想面临自我完善、实现转化和创新的时代任务。我们应当站在时代的角度，有选择性地继承和发扬孔孟儒家思想的精华，摒弃糟粕，为现代中国思想道德教育的完善提供价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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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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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论推行，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仁”学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义”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义学，讲求权宜之变。《易经》上有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即为此理。日本企业管理，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晚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筒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该公司始终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礼”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孙子兵法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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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创立。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围绕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提出各自的主张，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学派。学术与言论的开明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理想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敝，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离世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汉武帝在位时期，国家十分强盛，这为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巩固儒家思想。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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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张振玉译. 坡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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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初，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这是一本着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国一统的文明史。在孙皓晖的笔下，这浩荡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国文明的原生阶段。在书中，孙皓晖将这段历史的演进归结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国时代使中国古典文明登顶巅峰。

振兴中国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这三千年中。孙皓晖说，没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没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来自对“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

孙皓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那里正是古老的郑国渠的所在。有关于郑国渠以及数千年前的久远记忆，曾相伴着孙皓晖一起成长。若干年后，发生在这一广袤地带的历史与文明，成了孙皓晖研究的领域。

1992年，经年积淀的孙皓晖开始构思写作秦帝国的历史。此后的近五年时间内，他就此写成了一部长达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即近年上映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同时，孙皓晖应邀将剧本改成小说出版，引发追捧。

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几乎延续了同样的套路。一开始，这仍是孙皓晖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写的脚本，只是与文学作品相比立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在见诸报端的书评文字间，这套书被称为《大秦帝国》的理论版。

于孙皓晖而言，这是系统展示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

《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孙皓晖：在我之前有人提出过“原生文明”，但意义局限在“土生土长的东西”，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原生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过成长、沉淀、升华到成熟，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长久的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要“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孙皓晖：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研究、考证最详细，但我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总体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没有。

当前，我国文明正处于转折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文化思潮。我们应该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国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可以牵扯出中国文明的所有脉络。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利用好每一笔财富。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讲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中国文明就呈现颓势。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孙皓晖：夏、商大体上是邦联制时代，周进入了联邦制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春秋时王权开始衰落，诸侯们开始不断改革、创新、竞争，最后认识到板块分裂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到了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趋势逐渐清晰。

秦的统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也统一了中国的文明。汉高祖对秦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时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在社会制度上继承秦制，而在统治思想上则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武帝至，虽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这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为在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越来越趋向于僵化。

客观、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数年前，全套《大秦帝国》出版，规模达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过500万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拍成电视剧播出，叙述主题是商鞅变法。

这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起点。只是，秦人的开拓没能维系太久就迎来了秦二世灭亡，继之而起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史的儒家学说。孙皓晖对儒术独尊的批评有些激烈，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而这一观点经由电视剧传播后，让他招致诸多非议。

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孙皓晖依然试图拨开中国文明源头的迷雾，再次论证重现文化多元的重要意义。只是，他被论者戴上了“扬法抑儒”的帽子。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孙皓晖：我并不承认是在“扬法抑儒”，我只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时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统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当我把这种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有误解。

《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一些人主张尊孔的现象？

孙皓晖：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儒学热也兴盛起来。由于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影响，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会，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们背“四书五经”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学推到“独尊”位置的倾向。

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华，但也不能全盘接收它或再次让它“独尊”。儒家不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思想体系代表，而是我们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独尊也并不是说它就要被彻底否定或废除。所有原始思想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以宽容的心来接纳，把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融合，实现文明的多样化。

也有人认为，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对儒家思想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导。

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彻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时期倡导“打到孔家店”，这种彻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虽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时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种极端做法。

中国的独特表现是文化信仰

在孙皓晖的治学生涯中，他原本长时间倾注于法学领域。转向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孙皓晖对当年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不以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种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孙皓晖说，这正是促成他转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的强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孙皓晖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明确中国文明的根基、确立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在他眼里，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望东方周刊》：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

孙皓晖：当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分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崇洋”，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盘西化。其次，他们在对待中国文明遗产的时候，又主张儒家独尊。

民主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协商和彼此退让，如果主张“独尊”，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国，莎士比亚只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种思想，而中国孔子的儒学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独尊”的文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趋势。

学习西方，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方法论，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完成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学习西方，出门西装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观。

《望东方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这样认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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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思想 山东高校 艺术设计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Exploration on How to Integrate Confucianism into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of Shandong Universities

YIN Yunchao

(Academy of Fine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Shandong 273165)

Abstract Currently, the way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Shandong University is built on the platform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to establish a corresponding education system, th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culture and Shandong to build a unique art design education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need to explore Confucianism into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in a variety of possibilities, this article from the coordination of curriculum, elective courses and seminars related to increase, the new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and organizations with Confucian characteristics the art and design practice areas for research.

Key words Confucianism; Shandong universities; art and design education

当前中国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出路就在于突出特色教育。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而山东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发源地，所以对于孔孟之乡的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对儒家思想继承发展的文化选择成为必然。儒家思想作为哲学思想，欲将其融入到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需要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力求在新时期将二者协调统一。

1 课程设置的协调

艺术设计的专业性质决定了艺术设计教育体系的文化性。面对新时代的要求，设计教育需要培养的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创新是设计的灵魂，而创新的来源便是文化的积淀，文化底蕴是设计教育的灵魂。将儒家思想的文化底蕴融入到艺术设计教育体系之中，是培养艺术设计人才综合素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时代性与文化性的结合对于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课程结构体系需要不断优化，在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上突破传统的“求职型”人才的培养模式，造就二十一世纪所需求的具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业精神的新型人才，就要培养学生自主获取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艺术设计专业有着艺术类课程的特性，是一个非常灵活、时尚的专业，在教学模式和课程设置上都无法过分强调统一化和标准化，教师的作用是引导学生思维的拓展，而不是绝对的权威，教与学是非常灵活的互动关系，最终的目标是挖掘学生的创造性，展示他们的个性。

根据这样的培养目标，我们要试图寻求一个适合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发展的课程体系，既能体现艺术设计行业对自身功能的要求，又能反映社会对一个设计师基本素质与能力的认同标准。这就需要我们在课程设置的协调上，在遵守艺术设计教育一般性规律的基础上，适当融入具有山东地域特色的民族文化。具体来说，在课程设置时，考虑到儒家文化的精神内涵，协调不同学科间、相近学科间、学科内部的课程关系。

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中，课程设置的协调是第一位的，有了优化的课程结构体系，结合各高校自身特点，可以把二者很好的融会贯通起来。

2 增加相关选修课和讲座

在课程设置上增加儒家思想相关课程的选修课和讲座是有益的补充。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思想有着深邃的意境，要引导学生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的研究上，在学习传统文化和现代艺术设计的同时，体会“融会贯通、博大精深”的深刻内涵。

适当增加选修课的分量，给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择课程的机会。现代高校的教育，尤其本科阶段，是通识教育。需要学生加强相关学科的学习，融合多学科知识与信息的收集，增进各学科的交流。进行学科渗透，我们应将这一文化内涵作为课程建设来进行，建立与儒家文化相关的课程，将己有的地方文化研究成果，进行内容归纳、整合纳入我们的课程体系，强调文化理论对艺术设计教学的指导意义。

艺术设计是一门对动手能力要求很高的专业，即便是科技超级发达的今天，很多事情都由电脑来完成，但是仍有电脑无法替代的专业技能，所以要多增设一些手绘方面的课程，加强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艺术设计专业又是个时代性相当鲜明的专业，在很多领域中是时尚的引领者，所以前沿信息的及时更新是非常必要的，而讲座对于艺术设计教学是非常有益的。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山东高校在前沿信息上不及北京、上海等政治经济发达地区更新快，与国际艺术设计的交流机会相对少，世界顶级的艺术设计作品展也不多。邀请本领域顶级专家到山东高校进行学术讲座，或者派遣本校教师外出进修访问，回校做讲座，对于学生和本校教师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和开阔视野的机会。但是由于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如果这样的讲座一年只有一两次，前沿信息的补充就很难有保障，这就需要学校之间、学校与专家之间建立一种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对山东高校的艺术设计教育是有很大帮助的。

3 对师资的新要求

在新时期，教育多元化的发展，只具有单一的知识背景的教师很难适应时代的要求。因此，在新时期对师资提出了新的要求。教师的知识面需要不断的拓宽，并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综合设计与教学能力。

艺术设计教育的师资不仅需要有较高的专业水平，还需要有多学科的知识和跨学科的综合素质。尤其对于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师来说，对儒家思想的学习应当作为一种习惯。学习儒家思想并不是要求艺术设计专业教师成为儒学专家，而是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研学，领悟其中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神，结合山东独特的地域特色，在教学过程中将儒家思想自然的融入到具有民族性与时代性兼具的艺术设计中去。在思想上给学生以引导，引导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学习和思考，并从中汲取养分与现代艺术设计相结合。

无论从何种角度讲，师资水平的提升对艺术设计教育都有好处，对儒家思想的学习非常有利于在教学中传统思想的融入，有助于山东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特色的建立。

4 组织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艺术设计实践活动

艺术设计专业的特殊性要求学生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要逐渐有设计作品产生，设计作品需要一个展示的平台，各高校可以组织或者联合组织一些相关的艺术设计活动。对于山东开设艺术设计专业的高校，可以更便利的举办以儒家思想为主题或者与儒家思想内容相关的设计比赛活动。曲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的宋润民副教授就曾于2007年初策划了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首届儒家文化国际视觉设计大展”。本次大展作为2007年孔子文化节的一个重要活动，以“走近孔子，感受中国”为主题，以视觉艺术设计为表现形式，突出“和谐意识、人本精神、忧患意识、道德伦理”等中国传统人文色彩，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旗帜下，依托“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这个孔子故里著名文化品牌为活动平台，通过视觉艺术的方式，多角度、多层次的诠释与解读孔子思想及儒家文化。

这次以儒家文化为主题的设计大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在课堂内外，我们都可以通过类似的方式组织学生参与，引导学生在进行艺术设计创作时对传统文化有所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