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范文

时间:2023-10-18 17:2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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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对儒家思想的认识

篇1

一、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价值体现应该是建立在思想政治工作基础上的,应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自己的光荣事业去做,走好“树正身”、“提素质”、“精沟通”这三步棋,不断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适应新时期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要求,认清各种转变,不断创新工作手段和能力,有效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的重要作用。

(一)树正身,身体力行求实效

作为一名思想政治工作者,树正身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前提和保证。思想政治工作是说服人、教育人、激励人的工作,要取得实效,一靠真理力量,二靠人格魅力。如果自身不正,而去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也不能从根本上“服人”。所以,平时就要从点滴中树正身,建立起良好的信誉,热爱生活,认真工作,诚实守信,这样在做思想工作的时候才能够见到实效。身教较之言传更能收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效果,“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这种示范作用的力量是无穷的,其本身就是非常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

(二)提素质,提升素质保实效

员工队伍整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对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工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坚持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企业等重大战略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要善于在日常工作中对实际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使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起来,从而不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要具备较强的文字表述能力,这可以凝心聚力,稳定队伍,也可以准确地上情下达,下情上传,是机关与基层紧密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一名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还要有根据客观情况和环境的变化,及时反馈、随机应变的能力,善于处理经常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突发事件,做到沉着应对,果断处置,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预见性、创造性,增强对事物的感知力、洞察力和应变力。

(三)精沟通,真诚相待促实效

在世界上,不论你有怎样高的地位,思想是平等的,是不受强制性限制的,思想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断变化的。因此,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出发点是平等,交流沟通是保障。要树立平等的意识,时刻从工作角度出发,不卑不亢,如果喜欢“摆架子”,必定遭人厌恶,但事事无原则,也不利于威信的树立,关键是要把握好度。随着员工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一味灌输的教育方式会导致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在强调灌输的同时,更要注重思想交流,要从过去的单向灌输向双向交流转变。要从积极向善的原则和角度出发,采取对话、谈心、家访、座谈、换位思考等形式沟通思想、交流感情,使思想政治工作更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二、运用恰当的方式方法,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

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要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注意研究员工群众的需要、员工群众的思想行为以及所处的时期和环境,并按照规律及客观实际做思想工作,确实把“经营人心”的这项艰巨工作做细做精,不断提升自身业务能力。

(一)调查研究,未雨绸缪,心里有数不慌乱

不深入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清楚提前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理顺员工情绪,化解各种矛盾都必须要提前做好深入调查,提前了解各种矛盾的起因,知己知彼方能遇事不慌,妥善处理。特别在公司实施创新变革、出台各种新的政策过程中,作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要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摸清员工思想底数,了解员工群众所思、所想、所忧,找准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真正从思想上帮助员工正确理解改革等各项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确保队伍稳定,氛围和谐。

(二)潜移默化,因人而异,有序推进见真功

“尽小者大,慎微者著。”思想政治工作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耐心和细致,容不得浮躁和粗暴。一个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应当是“细心人”,有细心分析,细心观察的良好习惯。要坚持从大处着眼,从小处着力,力求把工作做实、做细、做好、做精。遇到各种问题能够通过耐心说服和积极疏导去解决,把大道理转化为小道理,做到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形成共识,将思想政治工作潜移默化于日常工作之中,于无声处听惊雷,于平凡琐事中见真功夫。每名员工不仅在岗位上有脑力、体力、干部、工人的差异,而且在文化素质和年龄、性格特征等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应根据具体情况,有选择地确定思想工作的内容和方法,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比如对于性格内向、爱面子的员工应含蓄的予以点化;对于性格外向、直爽的员工可以开诚布公地交流;对于青年员工,由于其社会经验不足,在批评时要显示出长辈般的慈爱;对中年员工则可以采取推心置腹开导的方法,使其感到受人尊重,并努力改正自己的错误。

(三)实时掌控,脚踏实地,动态管理落实处

任何工作都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付出艰辛努力,思想政治工作更不例外。一名出色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工作中必须做到“五要五避免”:一要多做正面宣传、教育和引导,避免以权压人、仗势欺人;二要经常深入基层,深入一线,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反映问题,避免工作漂浮,沉不下身子;三要多听取员工群众的呼声、心声,掌握真实情况,避免道听途说,不去了解真正的民情民意;四要真心实意动手帮助员工群众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避免动口不动手,作壁上观;五要经常思考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法和途径,不断总结经验,避免本本主义、形式主义。企业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面临更多严峻的挑战,随之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员工群众的思想出现了许多热点、难点、疑点,如果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教育工作不能用新理论、新观点,有针对性地答疑解惑,就只能是形式主义,而要向员工答疑解惑,并且能说到点子上,这就需要思想政治工作者不断学习,提高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同时,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掌握员工的情绪变化,关心员工疾苦,了解员工利益诉求,帮助员工解决问题;要把讲道理与办实事结合起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企业的理念、方针、政策深入人心,成为每个人的共同责任。

三、营造氛围,创新载体,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做事需要创新,做人也需要创新。面对企业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适应新情况,创新工作方法,发挥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软实力的作用,统一思想,凝心聚力,营造和谐氛围,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一)营造和谐的舆论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要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应多通过报纸、电视、网络、宣传栏、条幅、黑板报等各种方式和手段扩大思想政治工作的覆盖面,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和谐氛围,开拓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通过加强对企业文化理念、各级会议精神、先进典型事迹等的宣传工作,有效疏导消极的、情绪化的因素,使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

(二)不断丰富和创新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载体

要改变传统的单一的教育模式,开拓创新,讲究思想教育的艺术性,对员工反映的思想认识问题,寓教于学、寓教于做、寓教于乐,要善于把思想政治工作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结合起来。要组织经常性的专题讲座、知识竞赛、征文演讲比赛等一系列主题鲜明、生动活泼、喜闻乐见的活动,吸引员工群众参与,使思想政治工作借助活动载体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凝聚人心,增强效果。要做到活动常年不断、内容常变常新,以陶冶群众情操,提高修养,在寓教于乐、潜移默化中提升员工群众的政治理论水平和积极向上的思想境界,实现和谐稳定。

篇2

关键词:人性 善 恶

引言

基督教作为希伯来文明和希腊文明的结晶,是西方文明之源,构成了西方社会两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其“教义的核心是挽救人类,使人类免于邪恶”(麻天祥,2004:92)。而儒学或儒家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在中国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和起主导作用,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仁者人也”(《礼记・中庸》转引自刘玉明,39)、“仁者爱人”(《论语・中庸》同上)。所以对于基督教和儒家的研究就构成了中西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尤其是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对于人的研究。本文就以早期的基督教和儒家对于人性的研究为中心,谈谈基督教和儒家两种不同文化的异同。

虽然耶稣和孔子都没有在理论上抽象地提出人性善或人性恶的问题,但是他们却都提到了如何使人行善的问题――究竟是通过礼教弘扬人固有的善的本性,还是通过礼教启发(原本性恶)人的善?(秦家懿、孔汉思,1990:110)此外,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都承认人有善有恶,只不过两者对善恶的侧重点不同。但基本上可以断定“人性有两个侧面:一面是善的神圣的‘本质的’人性,一面是可善可恶的物质的‘存在的’人性”。(孙尚杨,1992)本文就先从这两个方面进行比较,然后再从人性的完善方面进行比较,谈谈它们的异同。

1.原初之性

基督教关于人的学说是从神人关系的角度来谈的。按照基督教的说法,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上帝用尘土创造了人的身体,并把自己的气息吹进人的鼻孔,所以就有了人的身体和灵魂。根据《旧约・创世记》的故事,亚当是上帝创造的第一个人,接着上帝用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创造夏娃是为了不让亚当感觉孤独,让他们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所以上帝是善的。假如没有后来的夏娃被引诱偷吃了智慧果,人类的始祖将永不知善恶,没有生死,在混沌状态中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伊甸园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人之初并没有恶的根源,可以说是向善的,此外,“人类始祖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并赋予的人性,所以说原始之初的人性是善的”。(孙善杨,1992:81)

从这一点上来讲,儒家的思想和基督教的思想是非常相近的。在中国儒家的思想中虽然没有上帝造人这一说法,但却谈到了人和万物是怎样“化生”的问题。在儒家最重要的经典《易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一段话:

“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系辞下》转引自张庆熊,2003:197)

在《易经》中也可见到用父母来称呼天地的句子,但并没有明确的人格神的意思。“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说卦》转引自同上)这里的“父”和“母”也被称为男和女。“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系辞下》转引自同上),用更抽象的术语来说就是阴阳,即人和万物都是由阴阳化生的。在儒家思想中虽然没有提及上帝造人,但却说人禀阴阳、五行之精纯、灵秀之气而生。所以儒家也承认人有身体和灵魂。此外,儒家认为人心和天心相通,相信天理和人伦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按照《中庸》的看法,人的本性就是“诚”。“诚”即是天道,也是人道。对儒家来说,“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中庸》转引自刘光耀,2003:69)既然儒家主张人的本性为“诚”,而“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故可以看出儒家认为人之初的性为善。当然无论是基督教还是儒家,这里所说的人性善是指善的神圣的“本质”的人性,即人的原初之性,在这一点上,两者是相同的。

2.现实之性

在基督教中,虽然有人类始祖的混沌状态,但它并不是基督教教义的核心,而强调人的堕落,即原罪,以及人的罪与恶,还有人如何赎自己的罪以达到永生,才是基督教教义的重心。奥古斯丁尤其强调人类始祖由于滥用自由意志而堕落,人性自此腐化了,人类丧失了以自由意志选择善的能力,此后的自由意志只是选择恶的自由意志。这种神学理论极易使我们认为基督教主张人性恶。(孙尚杨,1992:81)罪和恶相伴而生,是值得辨析的两个概念。在基督教神学中,“罪”不仅是指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且还意味着人与上帝的一种疏离状态。“恶”包括道德上的恶和自然的恶,前者指道德上的恶的动机和行为,后者指造成人类痛苦的自然秩序上的偏差,如地震、风暴、瘟疫等。罪和恶联系在一起;恶即被理解为罪的原因,也被理解为罪的结果。神学家试图从恶的势力和倾向中找到人犯罪的原因,并把人受苦受难的恶果归因于人犯罪。(张庆熊,2003:227)人犯的罪包括原罪和不同程度的本罪。原罪的观念是通过对《圣经》中亚当故事的反思而形成的,指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中不听上帝的告诫,在蛇的引诱下,偷吃智慧果,从而一方面获得了识别善恶的能力,被上帝惩处,从此过着艰苦的生活。造成了人与上帝的分离,这便是人性中原罪之初的意义,也就是说,原罪说最初主要还不是道德意义上的人性善恶论。当然,后来人们认为原罪使人性腐化了,原罪说便演变成了人性恶的道德命题。(孙尚杨,1992:81)此外,原罪不仅仅是指亚当和夏娃个人的罪,他们的子子孙孙将继承这罪及其恶果,原罪的一个严重恶果是死。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一句话中判断出:“这就如原罪是从一个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人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书出5:12转引自同上229)那么,亚当和夏娃冒死犯原罪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和上帝一样有智慧,希望自己成为上帝”,(同上)这就是罪的本源,即人类的恶,“人不信上帝而信自己,人相信自己能像上帝一样全知全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幸福的生活,然而,人的这种傲慢态度和固有的脆弱性,更容易使人受到邪恶势力的引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污秽,犯下更大的罪行而更深地堕落”(同上229)。本罪指“违背上帝的律令”(同上),行不义之事,知善不行,本罪同样是起源于人性的恶,即人性的腐败、堕落。中国儒家的主要思想也并不否认罪和恶的存在,如孔子在《论语》的“尧曰第二十”第一章中,有一段关于商汤在战胜夏桀后,回商之国都亳时,对来朝觐的诸侯的公告,其内容如下: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臣帝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转引自张庆熊,231-232)。

在这里出现的“罪”与基督教圣经中的“罪”基本相似,指人对天即人对上帝所犯的罪。天(或上帝)对此一清二楚,并通过降下灾害等方式加以惩罚,但儒家思想里没有原罪的概念,也不用原罪来解释仁善之人也会受苦的问题,为了解释人犯的罪,也说到了恶,但儒家的核心并不是强调人的恶与罪。而是强调人的“仁”。仁学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谈“仁”最多,一部《论语》讲到仁的就有109处。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仁”的解释往往不同(钱逊,1992:26)。关于人性,他只说:“性相近,习相远也。”没有与仁联系起来,也没有对人性做出他的说明。但他实际认为性是善的。“在孔子,善的究极便是仁,则亦必实际上认定仁是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97-98转引自杨适,183)。“对于孔子而言,仁以外无所谓天道”,“性与天道的贯通合一,实际是仁在自我实现中所达到的一种境界”(同上)。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以心善言性善,提出了人性善的命题,所以他说:“仁,人心也。”实际等于说:“仁,人性也。”(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99-100转引自杨适,183-184)孟子认为人性中有着道德的萌芽――善端,善端与生俱来,扩充则为道德,因此,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善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3.人性的完善

不管是基督教倾向于人性恶的说法还是儒家人性善的说法,都没有完全否定恶的存在,当然基督教和儒家对恶的理解各不相同。基督强调人道德上的恶,儒家强调人政治上的恶而非道德本性上的恶,这就使得两家在对如何使人去恶从善上有不同的看法。

基督教认为,人深陷于罪孽之中,心性败坏,靠自身的力量不能自拔,正如豹不能改变它的斑点一样,习惯行恶的人,也不能自觉行善了。沾满了罪污的人,无法用自己的手把罪污清洗干净。但是上帝仍然怜悯人类,“上帝是热爱世界的、人类的,为了拯救人类,作为上帝的一个位格的圣子化成了人,这就是耶稣基督”(张庆熊,2003:14),耶稣为了替人类赎罪,解除令人类受苦的根源,被钉十字架流血牺牲,用他的身体和血救赎人类,洁净了我们的罪。所以在基督教中,赦罪不是靠人的善行和功德、吃斋修道、祭祀或放生等做法换来的,而是上帝的恩典,所以基督教认为人只有靠耶稣的拯救才能克服罪。

在儒家中,也有类似耶稣赎罪的说法。如上文商汤在战胜夏桀后的文告中说:“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在此,商汤认为自己是天子,并认识到,君王有罪非民所致,而民有罪实君王治理无方所为,现在自己掌握着管理天下万方的大权,权重者责任也重,因此自己要承担最大的责任。但他是出于责任感,而不是出于“赎罪”的意识。(同上,234)所以,正是由于儒家没有“原罪”思想,孔子把去恶的重点放在人的努力上,即放在道德修养和政治修明上,而不是放在对天子祈祷上。因此孔子说:“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未见力不足者。”强调了仁的修养全靠自觉修养,只要自觉努力便可达到仁的境界。(钱逊,1992:85-86)

结语

综上所述,早期基督教和儒家在人性论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这些相同之处使得西方基督教与儒家有可能在道德领域中的善恶问题中寻找早期基督教和儒家的最佳结合,而那些不同之处又可表现出中西文化的特色。这就使得中西方文化在相互融化的过程中保持各自的特色不断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刘玉明.孙、孟、荀义观之我见.孔孟之比较[M].中国孔子基金会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刘光耀.诚基督宗教与儒家的一点比较[J].宗教教学研究,2003,4.

[3]麻天祥.中英文《圣经》翻译中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文化差异[J].世界宗教研究,2004,1.

[4]钱逊.先秦儒学[M].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5]秦家懿,孔汉思著.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M].三联书店,1990,12.

[6]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M].东方出版社,1992,5.

[7]王殿卿.儒家伦理与政治的文明[M].伦理学会研究,2003,1.

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职文化;建构

中图分类号:G7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2)06-0154-02

进入21世纪,现代文化以其非常迅猛和汹涌之势涌进高校,这既为大学生吸收先进文明和现代科技成果创造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大学生思想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加快发展现代文化的同时,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高职院校的必然要求。笔者从文化氛围、价值取向、现代儒学、前沿阵地、政治环境和主体素质等六方面入手,谈谈创新高职文化的思路和有效途径。

国情与文化交融相结合,

营造高职文化的良好氛围

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实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

经济全球化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各种文化之间发生猛烈的碰撞,在碰撞中逐渐被人们接触和认识,融合范围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形成文化冲突中有文化融合,文化融合中有文化冲突,共生共长,相辅相成。

构建高职文化的前提是要找到传统伦理精神、人文精神的现代转换点,牢牢把握国情与文化交融相结合,把握我国特有的生态环境、西方现代的文化思维以及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三者的融合与运用的定向概念,贯彻理性与感性、个性自由与集体自由、师生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工作关系和社会关系统一的原则。一是营造良好的集体氛围。倡导形成一种有利于师生员工得以创造和发展的校园环境,追求一种学校整体优势和良好的集体感受,把激励的理论和方法落实到树立学校整体共同价值理念上,以塑造优秀的群体意识为落脚点。二是创设良好的个人条件。从“使用员工”提高到“发展员工”、从“管理学生”提高到“服务学生”、从“传授知识”提高到“开发知识”的层次,正确认识和处理师生与其他产学研要素之间的辨证关系,注重学生的个性自由与解放,开发学生的潜在智慧与创造力,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理想,把高职教育的培养过程引导为实现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要充分尊重师生的主人翁地位、价值和尊严,并创造条件把学校意志变成师生的自觉行动,在更深刻、更广泛的领域里协调高职文化二重性的关系,实现传统文化思维与现代科学管理相结合、文化理念与组织形式相结合,培育高职文化生存的肥沃土壤,创设高职文化发展的良好氛围。

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相结合,

更新高职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

人的独立性和普通性必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这是大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经阶段和重要环节。大学生在刻苦学习、努力创造的同时,去争取一些评优评先等政治荣誉和奖学金助学金等经济利益是合情合理的。而中国传统文化只讲政治之义不讲经济之利,其实是不切实际的。

在定义高职文化的价值取向时,应强调在主体道德培植的基础上凸显功利的追求、知识的探索、力量的培养,从而实现义利、德智的紧密结合。高职院校管理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法在不同的经济原理作用下运行:科学理性的世界以计划、控制和等级分层为特征,它是物质的世界、加工的世界和最大化的世界;人本主义的世界是以观察、定位、组织平等、使命、团队为特征,它是心理的、认知的和适应的世界。为适应当今世界知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高职文化的构建必须实行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相结合,更新高职文化观念的价值取向,整合高教历史中的“古代”与“现代”、校园文化中的“东方”与“西方”、管理精神中的“科学”与“人文”这些一度对立的理念,体现人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的本质,以发展为前提、以创新为动力、以自我教育为模式、以民主为形态,面对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不断推动高职文化的创新与进步,促进办学质量和办学效益不断提高和学校的可持续发展。

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相结合,

打造高职文化实用的现代儒学

儒家思想,是中国封建时代逐渐形成的一种以“仁”为最高道德标准和完美道德品质的思想体系。它强调“天人合一”,要求人们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它重视人的作用,讲究礼乐教化,倡导和谐。这些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代大学生人生观的形成也会产生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创新高职文化,要把儒家思想与现代管理结合起来,打造实用的现代儒学,承担起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之责,把义和利、索取和奉献、竞争与合作、自强与自律统一起来,自觉地付之于行动。根据儒学成功的经验,结合时代要求和高职特征,儒学治教的理念就是:“保护生态,相生共存”的环保观,“善抓机遇,科学决策”的治校观,“突破现状,推陈出新”的发展观,“求贤若渴、知人善用”的人才观,“以生为本,和谐校园”的管理观,“工学交替、校企合作”的培养观,“质量第一、就业至上”的质量观。

继承精华与扬弃糟粕相结合,

巩固高职先进文化阵地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并以其独特风姿和巨大魅力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这种精髓与相结合,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自强不息、艰苦奋斗,以人为本、和谐稳定,道德仁义、精神境界,整体思维、辨证分析,勤劳务实、爱国奉献等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辉煌的历史,它的精华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渊源和内核,而且将永远是中国文化的“基因”。但是,传统文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受到历史局限和科技落后的制约,一些糟粕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发生冲突。如纲常名教、尊卑等级,宗法观念、小农意识,好古复旧、封闭保守,人身依附、压抑个性,贬利禁欲、轻视科技,独断专制、抵制民主等封建残余,严重阻碍着法治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自由、权利的实现,严重阻碍着高职教育活力的发挥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应坚决予以批判和摒弃。

创新高职文化,要把继承精华和扬弃糟粕相结合,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挖掘、吸收、借鉴、改造和升华,创造出具有高职特色的新文化、新思想,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时代要求以及高职培养目标的需要。要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完善和塑造大学生的理想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和思想品位,增强大学生的智慧与能力,培养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大学生改革创新的进取精神。要批判其过时的、消极的东西,以保持传统文化的传承性,使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文化之中,更好地适应高职教育的需要。

教育改革与推进民主相结合,

篇4

 

关键词:“儒、道”思想;山水画;审美精神;静穆玄远;中庸柔和 

不同的民族、地区,必然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艺术是民族文化中最突出、最活跃、最深刻的表现形式。作为重要画科之一的山水画,蕴涵着丰富、深刻的民族文化精神,根深蒂固的儒、道思想可谓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髓,两千多年来,它对中华民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影响,之深之广是不言而喻的,山水画固然不能例外。 

首先谈谈中国山水画和儒家思想的关系。中国古代先贤们早就认识到“比”、“兴”的艺术魅力,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大意是说:诗中的比、兴手法的运用,使人可以通过形象的比喻,更深刻而又直观地感悟到有关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生的哲理。通过对比、兴的艺术形象的审美,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自然、社会与人的某些相通的本质来,从而与作者产生共鸣。 

文学艺术和造型艺术有着很多相同之处,可以说孔子“比德”观点予山水画以深厚的思想内涵。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孔子是说聪明智慧的人爱水,因为聪明人活跃、乐观,正像水一样川流不息,富有生命的活力。有仁德的人爱山,因为他沉静、高大、宽厚而长寿,故有“福如东海水,寿比南山松”之妙比。先贤们通过漫长的社会实践在认识上终于冲破了人与世界的纯物质的联系,而上升到了精神层面的高度。 

“孔子在高扬人格美的同时,取山水以喻仁、智,正是要把人的这种内在的、视而不见的品格,与经验中的山、水的特点相比,赋予这种内在美以具体可感的形式。”这种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融合的审美观点和道家提倡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共通性,或者说在道家思想中表现得更为彻底。正如庄子所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宗炳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像。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夫圣人以神法道,而贤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于此,宗炳认为:山水之形象中蕴含着“道”,体现着“道”。道映于物,需要贤者静气、净心去体味。与宗炳同时代的王微也说:“本乎形者融灵……止灵亡见,故所托不动。”王微同样认为,神和灵是与形不可分割的整体,神无所见,所以托于山水之具体形式上。这里“灵”其实就是指的“道”。看来山水画在萌芽时期就和“道”结下了不解之缘。也正是受“道”的深刻影响,中国山水画才没有把追求形、色、体、光的逼真放在首位,而是把“澄怀观道”作为终极目标。 

那么“道”为何物呢?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客观存在之物形,而是宇宙万物自身存在之因,是无所不在,不可言说的至理。正如老子所释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意思是说,可以言传的则不是永恒不变的规律,可名状的也不是恒常不变的事物,但“道”又的的确确存在着,正如老子所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老子的“道”在美学上的体现就是一种含蓄、玄远的朦胧之美。也正是这“大象无形”之美赋予了山水画以无限生机。 

从山水画的图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山水不像人物、禽鸟那样结构严谨,比例精确。山石树木等的形体造型可以说不受太多束缚,无“常形”的山水画,正有利于完美体现“大象之美”。恽南田的一段论说更能帮助我们对山水画与“道”之亲和关系的把握和体悟,作为画家,“须知千树万树无一笔是树,千山万山无一笔是山,千笔万笔无一笔是笔。有处恰是无,无处恰是有,所以为逸。”不是树不是山也不是笔墨,是什么?是“道”的化身。

即使是最工整细腻的中国山水画,也是“写意”的,正所谓“妙在似与非似之间”也。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是直接或间接地受儒家“中庸”思想之影响所致。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他还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孔子本意是强调做人要把内在本质的人性,与外在言谈风范文采巧妙配合恰当、协调,才能成为君子,不可偏执一端。这对文艺创作更是影响至深至广,对中国山水画来说亦颇有启示:过分追求自然山水之形质,就会走入“媚俗”之自然主义的极端;相反,丝毫不顾自然山水之形态,一味追求笔墨技巧,搞表面游戏,势必陷入“欺世”的形式主义之窘境。这在音乐艺术上主要体现在对“中声”和“中和”的追求上,此不赘言。“中庸”作为美学思想强调的是“中和之美”、“敦厚之美”,“这不仅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国艺术的内容;而且也影响着我国艺术的风格:偏重于柔美者多,偏重于壮美者少。” 

另外,从中国山水画的整体面貌来看,还有一个明显的审美特征,那就是呈现出一种静穆、浑茫的阴柔美,极少有浮躁不安、剑拔弩张的火气与刚猛之感。就是五代末北宋初代表山水画家荆浩,关仝及范宽之作,那大山大水的构图,虽有“远视则不离座外”之宏大壮美感,但它所真正展现出来的还是一种平和的静态之美,因为它所蕴含的运动及张力是内敛的而非张扬的,可以说是寓动于静的。这在范宽的《蹊山行旅图》中,我们能更清楚地感到这一美征。这大概也和儒、道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大家知道,儒家讲“仁”与“德”等等,“仁”与“德”都是建立在“中庸”平和,甚至是“谦让”基础上的。可谓谦逊有加,这在整体心理上无不表现为无示张扬、不露锋芒而倾向于平静的。 

篇5

一、新乐府诗之“得”

首先,白居易的诗歌十分强调现实精神与社会功用,而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是和古代再现的诗美观紧密联系的。诗歌发展到元和时期,白居易、元稹等人取儒家思想之精华,形成了新乐府。之后,元、白等人便大量创作新乐府诗,白居易不但创作新乐府诗,还形成自己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

白居易关于新乐府诗的讽喻理论大部分得益于传统的儒学理论,并继承了孔子对于文学社会功用的认识。《论语・阳货》篇记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孔子的“兴观群怨”说的是孔子对诗歌艺术性的独到见解,也给后世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则尤为突出地继承了这一文学的社会功能。“兴”是指诗歌的生动具体艺术形象可以激发人的精神之兴奋,感情之波动,从吟诵、鉴赏诗歌中可以获得一种美的享受。白居易在充分强调诗歌内容现实性的同时,也十分注重诗歌形式方面的要求。他要求诗歌最终达到老妪都能理解的地步,那么诗歌必然得语言质朴,言简意赅,直陈其事,进而广泛流传,最终达到作者与读者的共鸣。“观风俗”可以说是白居易新乐府诗的客观效果。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包含着“重礼教以归化人心”与“尊贤能以澄清吏治”的思想内容,践行了孔子观风俗的诗歌理论。白居易的诗歌有着考政治之得失的社会功用。由此可见,白居易的这种功利主义文学思想必然会达到文学观风俗的社会功能。

孔子所讲的“群”是就文学作品的团结作用而言的,“怨”则是就文学作品批评社会的功用而言的。孔子认为文学作品不但可以把人们团结起来交流思想,提高认识,更重要的是能够怨刺上政,可以对社会“不仁”的现象加以揭发与披露。在这一点上,白居易是十分赞同并在其诗歌创作中严格实践的。他积极呼吁“先向诗歌求讽刺”,并且极力提倡以《诗经》为代表的美刺比兴的传统与精神。在白居易看来,诗歌创作一定要有寄托,并且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人人知诗书之旨,识礼乐之情。

其次,白居易主张“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一语道出他诗歌的政治功用之所在,可以说白居易的这一主张为诗歌的创作及发展开辟了一片新天地。白居易明确提出诗歌创作一定要“惟歌生民病”,并且诗人也始终恪守着这一创作原则,为百姓喊冤,为生民控诉。诗人在生活中饱含为民的满腔热情,并时时用锐利的眼睛洞察世间不平,进而用诗歌代其口指斥时政弊端,如《卖炭翁》。诗人心中始终明白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并且也时刻提醒着统治者,希望他们能真正看到“民”的作用,从而执政为民。这也正是其新乐府诗“惟歌生民病”的根源之所在。

二、新乐府诗之“失”

首先,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常在诗前题以小序,显然是为了使读者快速领悟其诗歌主旨。然而这种题解式的做法却束缚了读者的思维,诗歌的意蕴原本是通过语言媒介传达的,读者从诗歌的每个字眼来领会诗人的意图。而且不同的读者必然会对同一首诗歌有不同的理解,如若诗人硬要在这种理解前对读者加以限定,那么势必会影响诗意的传达。文学作品的创作主要是为了读者的接受,如果作者过多地去限定读者,那么势必会影响到诗文的表达效果。

其次,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语言过于浅白,缺乏韵味,“元轻白俗”就是对白居易诗歌过于直白的评价。白居易诗歌语言的浅白与其诗歌“补察实证”“泄导人情”“救济人病”的现实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因为诗人要竭力做到妇孺皆知,其诗歌创作才会尽量通俗化,语言明白化。但这种浅陋直白的语言大大削减了其诗歌的艺术性,使得其诗歌缺少诗情,流于说教。同时,诗人新乐府诗的说理性过强,使得其诗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形象性,诗意太露而缺少了诗歌创作所固有的含蓄特点。有些语言甚至一览无余,没有读之而令人回味的余地。

再次,诗人新乐府诗的形式有程式化的倾向。白居易一再强调新乐府的创作目的是“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为了达到这一点甚至不惜牺牲诗歌应有的艺术性。有些诗作为了“卒章显其志”而给诗篇添一个议论的尾巴,发表感慨以警示后人。这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是在吟诗,而是在受教育。此外,诗人在句式上几乎形成了一个创作模式,五十首新乐府诗好似有一个固定的框架,框出了诗歌的形体,从而使作品失去生机和灵性,缺乏一种鲜活而感人的力量。

总之,诗歌的含蓄与意蕴是其必不可少的特征,语言的多样性、内容的丰富性都会为诗歌意蕴的形成增色添彩,反映现实,指斥时政固然是诗歌的一个良好的功用,但若为了实现其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忽视其文学性则得不偿失。当然白居易新乐府诗创作特色与缺陷并存,我们既要看到其“为时”“为事”的人民性的一面,也要看到其平俗浅易的一面。其诗歌的缺陷不仅仅是其个人创作的遗憾,更是唐王朝封建时代的遗憾。

(选自《语文学刊》2011年第2期,有删改)

篇6

关键词:高中历史;情境教学;情感共鸣;成才

随着历史课改的不断深入,对学生的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像自主探究能力,分析归纳能力,知识迁移能力等,都要在教学过程中培养、提升。作为历史课教师,要不断尝试和改变教学方法,整合与优化教学内容,更新与提升教育观念。我认为情境教学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

历史教育是以历史知识的教与学来实现对人的教育。通过历史知识所包含的人文知识、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来提升人文素养,把知识、能力、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有机结合,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全面发展。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以历史课程资源为依据,创造性地组织教学,从教学需要出发创设与教学内容相适应的具体场景或氛围,以引起学生的情感体验。让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既掌握历史知识,又能认识历史知识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能够解决什么问题,可以引起怎样的思考和如何思考与借鉴,达到育人的目的。

历史是过去时,与当代中学生的生活有遥远的距离。而且,现有教材内容大多是历史结论,缺乏生动的历史细节,很难引起学生的共鸣。加上眼花缭乱的娱乐文化的强烈冲击和诱惑,学生对历史课堂不感兴趣,对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其原因,在于历史课所讲内容较多都脱离学生的生活,学生无法理解当时的历史氛围,也就无法体会当时的人物感受,无从认识历史现象的深刻内涵。同时在历史课堂上,学生总是站在历史发展旁观者的角度来听、来看已有结果和已有定论的人与事。让学生被动接受,这无法激起学生内心波澜。前苏联教育家赞可夫说:“教学法一旦触及学生的情绪和意志领域,触及学生的精神需要,便能发挥其高度有效的作用。”因此,情绪教学可让学生在和谐有趣的学习气氛中主动参与,积极互动,可提高课堂效果,提高学生的能力。

首先,创设宽松的情境氛围,让学生积极主动参与,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角。例如,教材中的重大历史事件,表述比较简略,学生没有完整的认识。可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再现历史事件原貌。学生可利用网络、历史书籍、人物传记等,查阅整理相关历史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可分组协作,展示成果,互相评价,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这样就激起了学生求知的欲望,他们很愿意走进历史事件,走近历史人物,尽可能还原历史真实,然后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事件,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再让学生谈谈自己的看法和认识,该从历史人物身上汲取什么优秀品质,从历史事件中吸取什么经验教训。学生在参与中感知与思考,明白以史为鉴的道理。还有教材的内容涉及久远的知识,可给学生足够的空间,体现历史知识的现实意义。例如,谈谈我国古代宗法制对今天的影响,清明节扫墓祭祖的传统,海外赤子的认祖归宗,华夏一家亲的观念等,一下子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再如怎样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每个学生都有话要说,要做讲诚信、懂礼仪的人;要养成尊老爱幼的美德;要构建和谐人际关系;要培养社会责任感等,这样既传承了优良文明成果,对主流价值观形成非常有益,又使学生以历史这面镜子来对照自己的所作所为,弃恶扬善。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乏味,不会感到历史遥不可及,反而会通过自己的认识、自身的感受了解历史,借鉴历史,启迪人生,指导实践,从而领悟历史教育的真谛。

其次,运用直观生动的材料,再现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和好奇心,激发学习兴趣。教学实践中,我常用历史事件相关的图片,例如,八国联军侵华和。常用物品,如粮票、布票、历史遗留的古文物、古钱币等,辅以具体讲解,使历史课堂更直观,更生动。学生对历史知识既有具体的表象认识,促使学生在仔细观察、图文联系中深入思考,探求新知,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尊重历史,又感知了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还有大量的影视作品、纪录片、百家讲坛、国宝档案等等,学生能接触的实在太多。实际教学中,大量情境材料的再现,有时结果并不理想,走形式的情况比较常见,学生看时兴高采烈,看后头脑一片空白,需要我们有针对性,仔细选用,做到史论结合,发挥材料的作用。例如,我在讲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教材只有一节,可需要展现的日本侵华罪行的历史图片有很多,而展现中华民族抗战的影视材料更多。如何有效筛选使用既典型、有说服力,又不能走马观花,只看热闹的第一手材料,最好让学生走进情境材料,用好情境材料。在播放图片时,让学生准备一段与图片内容相符的旁白或解说词,学生就会很投入,展开想象,声情并茂地讲解,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情感,激起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影视作品展播也如此,要先设置题目,让学生写观后感,学生就会有目的地观看,自然会有感而发,写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启示。这样,把空洞单调的教材内容变得更丰富、更生动,最重要是引起学生深入思考,打动学生的心灵,既掌握了历史知识,又发展了能力,更培养了学生的良好品质。

第三,充分挖掘我们周围带有乡土气息的情境,让学生通过亲身接触,切身体验,去拓宽历史视野,深化社会史观。今天的历史课不再只讲政治史、经济史,也讲芸芸众生吃穿住行的社会生活史,还有与我们生存息息相关的生态文明史。教学过程中,如果我们照本宣科地讲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学生会觉得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不会有兴致。不如让学生关注自家的、关注家乡的生活变迁,这样更容易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现在的学生善于交际、思维活跃,他们自然会想办法了解情况,如查阅地方志,收集家中老照片,访问当地的长者,了解过去,整理资料,对照当下,生活变迁的情况一目了然。学生了解前辈生活的艰苦,知道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珍惜和感恩。

篇7

关键词:新课改;问题情境;先学后教;分层教学

历史是一部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优秀文化,记录了世界变化历程的不朽史书。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要改变以往单纯的知识传授,要打破传统课堂的灌输式教学,要将枯燥的课堂变得有生机,要从多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历史课堂的价值,从而让历史课堂在师生之间的交流中找到学习历史的兴趣,最终为高效历史课堂的实现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本文就从如何打造新课程背景下的高中历史课堂进行简单介绍,以促使学生在历史课堂的学习中获得更好的发展。

一、创设问题情境,导入新课

良好的导入是成功的一半。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可以让学生在思考问题、探究问题的过程中找到学习历史的兴趣,而且对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授课的时候,教师要认真贯彻落实新课程基本理念,以促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如在教学《与的传播》时,为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也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快地将精力集中到历史课堂当中,在导入课时,我引导学生思考了以下材料:近年来,数以千计的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相继建立,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各地得到广泛的传播。儒学,在当今世界再次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

材料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孔子

材料二:2010年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于9月26日至9月29日举行,2010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以“游孔子故里、品孔府家宴、观儒乡风情、学圣人智慧”为主题,举办了精彩纷呈的五大主题活动和一系列相关活动。

请回答:

材料一反映了孔子怎样的财富观?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什么?

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谈谈近现代人们对儒家思想的态度?

引导学生结合教材内容思考上述的材料,打破传统导入课的直奔主题,而采用简单知识传授的模式,使学生更快地进入到课堂历史课堂当中。当然,也为高效历史课堂的实现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二、开展先学后教,活跃气氛

先学后教模式是一种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它不仅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还可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在授课时,教师要搭建自主学习的平台,使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找到自主学习的乐趣,从而使学生在获得新知的过程中感受成功的喜悦,以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例如:在教学《宗教改革的历史背景》时,我采取的先学后教模式,首先,我让每个学生明白本节课的学习目标:①识记:基督教及其分裂;天主教在社会各方面的地位;法国“异端”运动、威克里夫和胡司的思想主张;资本主义萌芽、西欧民族国家发展、文艺复兴冲击了教会;②理解“两个原因”:天主教占据支配地位的原因;宗教异端的概念和形成原因;③分析: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促进了西欧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接着,我引导学生自主进行学习,并将自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我,经过足够的自学时间后,我针对学生自学过程总存在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点拨,以确保自主学习效率的大幅度提高。除此之外,我还设计了当堂练环节,一方面可以巩固学生的学习知识,另一方面也可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信心,以促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

三、实施分层教学,因材施教

所谓的分层教学是指在授课的时候,教师根据学生现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和潜力倾向把学生科学地分成几组各自水平相近的群体并区别对待,这些群体在教师恰当的分层策略和相互作用中得到最好的发展和提高。这也符合新课程理念下的将课堂面向全体学生,以促使全体学生获得大幅度提高。因此,在授课的时候,教师要根据实际教学内容进行因材施教,以促使学生都能在原有的基础上获得大幅度提高。

在授课的时候,我们可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层次,之后,对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评价模式等等都选择不同的形式,以促使学生在属于自己的平台中找到学习的乐趣,进而促使每个学生都有施展自己的空间,都能获得相应程度的

提高。

总之,新课程改革下的历史课堂,不仅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而且要让学生在教师多样化的教学模式中轻松地掌握基本的历史知识,以促使学生获得全面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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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史料,修补教材缺陷

1.中学历史教材的观点相对滞后

历史虽然是客观的,但历史认识却是主观的。由于新史料的发现、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价值观变迁,历史认识也必然随之变化发展。因此教学中不能仅用史料论证中学历史教材中现成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历史上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经历了变化发展的过程。在古代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以《宋史》为代表认为王安石变法是“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灭亡;近代梁启超在《王荆公》中称“三代下求完人,惟公(王安石)庶足以当之矣”,“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建国以来对王安石的评价有肯定说、否定说和不完全肯定说。可见,人们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认识与评价难免会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制约。我们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真实的史料,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

2.中学历史教材有些内容表述过于简单

这就要求我们要查阅原始资料和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加以修补完善。例如:关于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人民版和岳麓版教材都只是说赎买后土地归农民所有。这种表述容易使师生误以为赎买后土地归农民私有。为此本人选择了如下史料做补充说明:(1861年改革后)“农民的份地,并不是归个别农民或农户所有,这些土地是交与农民协会管辖,农民协会按会员的人数平均分配;公共的农地(如:牧场,草地等)共同使用。”(选自朴希加廖夫,吕律译《俄罗斯史》)由此可见,改革后农村土地是归“农民协会”(即农村公社或村社)公有。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要尽可能选择描述和记录生动形象历史事实的文字、图片和视频史料,再现鲜活的历史情境,以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的欲望,活跃气氛,营造轻松、活泼和民主的教学环境,提高教学效果。

二、选取典型和可靠史料,论从史出

高中历史课堂教学所引用的史料必须是第一手史料和经考证后的史料。如:北宋《交子》是历史文物,属于第一手可靠的实物史料。它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在北宋时期的四川开始使用纸币。在历史课堂中使用这类史料,既能充分说明问题,又生动形象,激发学生学习和探究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教师讲解使学生认识不同类型史料的价值。

然而有些教师在选用史料时,不够严谨,对材料未加甄别;或者没有认真校对原文就直接使用互联网上的资料,结果错误百出。例如网络上流传一则这样的材料:傅斯年先生说“历史学便是史料学”。查阅原文应是“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选自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可见,如此引用材料是对傅斯年先生原意的严重歪曲,据此得出的结论自然是错误的。再如,有的教师用《废井田开阡陌》图,来证明商鞅推行土地私有制度。这是不科学的。该图中文字是楷书,而楷书形成于汉末。由此可见,这不是战国时期的原始史料。是后人画的,难免带有个人主观认识。因此,使用史料前必须进行甄别。

高中历史史料教学要引用能充分说明特定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的典型图文和视频史料,引导学生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得出正确的历史结论和认识。许多教师引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史料来说明康有为的维新思想的特点,其实,从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很难选取到精炼的史料来说明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如果引用《孟子微》中的史料就很容易说明问题。康有为指出:“《春秋》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公羊》最明。……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矣。”这说明康有为将儒家的“公羊三世说”与达尔文进化论和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理论相结合。进而概括为康有为维新思想的特点是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

三、选用史料适度适量,合理设计问题

高中历史课时十分有限,过多过难的史料,学生阅读要花太多时间,留给思考和讨论的时间就不足,课堂效率太低。因此,课堂教学中要适当控制史料的数量和难度。对于太难的文言文要注析,不能人为制造阅读障碍。一节历史课使用的文字史料一般不超过10则1000字,若使用视频史料,则播放时间一般不宜超过2分钟。视频的信息量较大,过量则学生难以接受。

课堂上要用文字、图片、数据表格和视频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来教学。一节课可能做不到,但在教学中可交替使用各种类型的史料。让学生学会不同类型史料的阅读理解和处理能力,提高学生多方面的素养。近年来,福建省高考文综历史大都使用文字、图表数据等多种类型的史料来考察考生多方面的历史学科能力。因此,在教学中使用多种类型史料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教师选取史料的要注重问题的合理设计,提升学生历史学科的思维能力。

1.利用史料设计问题要科学。问题设计必须从所给定的史料出发,问题不能与史料脱节。所提供的史料要能充分有力说明问题,切忌以偏概全,主观臆断。例如:中学历史教师常引用张謇的大生纱厂、福州“电光刘”等个别近代中国企业史料,设计问题是:“依据以上材料,概括近代中国工业发展历程并分析其原因。”这些史料是可以用,而且也很生动形象,但是,要说明“近代民族工业曲折发展历程及其原因”还要结合该时期全国统计数据图表史料来说明。

2.问题设计要有梯度。用史料探究历史问题时,所设计的问题难度要适当;应依据史料、教学目标和学生的思维能力来设计;要有梯度,使不同程度的学生均能积极参与历史课堂活动,调动全体学生积极性。高中三个年段学生的知识与能力有很大的差异,问题设计要有程度区别。一般原则是分三个层次设计问题:即史实、史论和史识。第一层次的要求是掌握基本史实,解决是什么的问题;第二层次的问题是为什么,使学生学会应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来理解和阐释历史;第三层次的问题是史识,从历史中获得的经验教训和认识启示等,以指导当今的社会实践(工作、学习和生活等)。

在《欧洲宗教改革》教学中,本人利用史料设计如下问题:

材料一(1555年罗马天主教与德意志新教派达成协议)允许路德教派在(德意志)帝国范围内合法存在,充分保障所有路德派诸侯的仪式……以后信仰的改变将按“在谁的国家信谁的教”的原则处理……这就是著名的奥格斯堡和约。(选自〔英〕托马斯・马丁・林赛著《宗教改革史》)

材料二现代宽容产生于欧洲宗教改革时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各方的立场都是水火不容,欧洲在宗教名义下饱受战争的屠杀和暴力的蹂躏……宽容是为了缓和教派冲突,在不同信仰者之间谋求和平共存之道的一种权宜之计,它最初体现在几个带有停战协议性质的法令中,如《奥格斯堡和约》和《南特赦令》等。(选自瞿磊《论宽容观念的演进与民主的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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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堂导入环节要创设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一般来说,一则经典的寓言都会留下一些经典的名句,我们在授课时不妨合理引用这些经典名句作为导入新课的引子,这样会在学生的头脑中留下一个良好的第一印象。寓言课的重要目的在于教给学生一个人生哲理,而这个哲理一般是由生活中一个令人捧腹的小故事得出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给学生讲一个同样富含哲理的故事来导入新课。此外,在寓言课中,一般有几个插图来配合文本,这时,教师不妨另辟蹊径,通过观察插图开始导入新课。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上综合实践类的课程时,我们应当适时地提出寓言教学的重要性,顺势导入寓言教学在本学期中的主要内容及分配篇目情况。导入新课时还应当注意教师情绪的控制,一定要在情绪控制上和寓言故事所流露出来的情绪保持一致,以给学生创造一个合适的氛围。

二、寓言教学要紧扣三维目标教学

寓言比较通俗易懂,因此要扣住一些“关键词”,既要让学生掌握必要的知识,又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如在教学《自相矛盾》时,要紧扣“夸口”这个词的含义,什么是夸口?卖矛又卖盾的人怎样夸口?透过字里行间,引导学生自己读懂故事内容。这样,扣住关键词就落实了对知识与能力的要求,对理解文本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在教学寓言的过程中还要注重方法的传授,如复述故事的方法。复述不同于朗读、背诵,它要求学生综观整个故事,用自己的语言来组织。低年级学生有赖于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如二年级的两则寓言《揠苗助长》和《守株待兔》,其中的故事情节虽简单,但学生年纪太小,寓言表达的确存在障碍,但教师可以试着慢慢引导。而六年级的《两小儿辩日》就可以放手让学生按照故事的“起因―经过―结果”这一流程自己去复述,教师只需稍加点拨。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寓言故事,切实帮助学生去认识生活,认识社会,得到发展。

三、学习和运用寓言作品中的表现手法

为了塑造具体生动的角色,使深刻的寓意通过故事表现出来,作家们常常会在寓言中采用拟人、比喻、象征、夸张等表现手法,以达到比较强烈的教育性和讽刺性。在寓言作品的教学中,首先,教师应该充分运用这些表现手法,以绘声绘色的语言再现寓体生动的情节,让学生仿佛看到了活生生的角色,对寓体有了较全面的感受,对寓言的学习有了较强烈的兴趣。如寓言中常用的拟人手法,也就是把事物“人格化”,寓言故事《乌鸦和狐狸》中,贪婪、狡猾的狐狸,贪慕虚荣、被花言巧语所欺骗的乌鸦,这些形象都被赋予了人的性格和思想,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善于抓住角色的特点,并总结其表现手法。

四、自表入里,概括寓意

篇10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顾黄初先生在《语文教学要贴近生活》一文中就指出:“要谋求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老是把思想封闭在四壁合围的教室里,把眼光死盯在篇幅有限的课本上,恐怕很难求得突破性的进展。语文是在生活的广阔天地里频繁运用的重要工具,要教学生掌握好语文工具,我们的思想要向广阔的生活审视。”①他同时强调“语文教学的改革,关键在贴近生活。这是‘根’”。这番话提醒我们:语文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引导学生认知生活、感悟生活。身在教学第一线的语文教师往往不可避免地受到高考指挥棒的影响,语文教学过程中往往出现急功近利的情况,反而导致了语文教学迷失了本来的方向。其实语文教学若能做到返璞归真,抛却急功近利的思想,把心态放平,把步子放慢,将语文的学习放回到日常的学习生活中,如闲庭信步般“信步走”“随心聊”“做闲事”,往往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一、语文课堂多点“闲聊”

语文课堂是学生获取语文知识、形成语文能力的主要平台,语文教师们重视课堂的教学是理所当然的,一堂课四十五分钟教师讲解分析,惟恐传达不全不透,除了课文知识外,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愿说,久而久之,语文课堂极易变成内容单一、方法固定、学之无趣的事物,教师教得很累,学生学得很苦,到头来双方都一无所获。其实我们的语文课堂不妨多些闲聊。如课堂的开场白可以同学生聊聊天气,聊聊教师昨天的所见所闻,通过“闲聊”拉近师生的距离,让学生感受到老师并非都高高在上充满神秘色彩,而是同他们一样的有血有肉有情感的普通人,如此易于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提高课堂听课效率。同时也可以向学生传达他们困于校园中而无法获知的多样信息能接触到更多的生活。并且,教师在闲聊中所融入的个人对生活的体会,也能帮助学生认知生活。如入春时,聊聊校园里的第一朵木棉花开,聊聊第一声鸟叫,聊聊第一声春雷,聊聊什么叫“惊蛰”什么叫“清明”,这些都是学生生活的一部分,只能他们平时没留意而已。通过“闲聊”,教师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引导学生了解了文学在作品中所创造的意境都来源于生活的道理。

阅读课上,应当寻找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的最佳结合点,使课文内容走进学生的生活,如上《陈情表》一文,可以跟学生聊聊 “子欲养而亲不待”的话题。农村学生离家寄宿,思念亲人是常有的事,但年轻的他们不会想到父母有一天会离开他们,也不会想到及时尽孝。笔者在谈这些时,结合了自身经历给学生讲述笔者父亲发病不到两个月即突然离世给笔者带来痛苦与打击,动情处毫不掩饰自己的真情实感,当场声泪俱下,学生也深表理解、认同。之后学生位谈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部分学生获得了在语文课堂表达对逝去亲人怀念,更认识到“尽孝要尽早”这句话现实性。作为教师笔者在闲聊中认识到当一个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时,周边人的经历亦能使我们加深对生活的认知与感悟。当上到《祭十二郎文》时,前面一番“闲聊”的效果显现出来了,学生很快理解了韩愈在文中反复哀叹既痛且悔的心情。在师生的“闲聊”中,不仅充实了课文的内容,还拉近了课文与生活的距离,拉近了学生和教师的距离。学生不仅获得了课本知识,还积累了生活经验。

需要的强调的一点是,笔者所说的“闲聊”与我们平时所说的拓展不尽相同,笔者更强调的是闲适的气氛,师生发自内心毫无距离的情感对话,如此方能不露痕迹地将生活与语文课堂有机融合。要使“闲聊”达到“悠闲”而不“无聊”的效果,需要教师课外下功夫查阅资料作好充分准备。

二、课余闲暇读点“闲书”

阅读对提高学生阅读理解能力的作用自不待言,虽将这些书冠以“闲书”,其实都是与语文有着密切关系的书籍,令笔者感到痛心的是部分班主任常常因学生在自习课或午休时间阅读《读者》、《意林》一类的杂志,而将这些书没收,故将此类书称为 “闲书”。之所以特别推荐学生看此类书刊,主要是因为这些书大多是人们对生活小事的一些感悟,显得真实可感,也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如果学生能利用课余时间多看这些书籍,是非常有利于学生认知感悟生活的。

三、年节假日做点“闲事”

所谓的“闲事”是指与语文常规作业训练截然不同的有些教师不屑于组织的语文活动,如组织学生与“特殊”学校残智障孩子们的联谊会;走上街头收集纠正店铺广告使用错误汉字的活动;返乡考证诸如壮家人春节包粽子、端午洗草药等民俗真正的意义等。这些活动表面上看起来与学生语文考试没有直接的关系,但通过这些活动可以为学生提供探究、体验生活的机会,让学生了解什么是平等与爱,了解语文其实就在生活中,了解我们的祖先是多么智慧,让学生感到语文与生活是多么密不可分,最终认同学习语文是一件十分有用,而且有趣的事情。

笔者曾布置了一个很特殊的作业,要求有机会参加葬礼的学生一定要走完农村两天葬礼的全过程,在参加的同时思考这些丧葬程序除了所谓“迷信”之外,到底有什么作用,以前参加过葬礼的学生也回忆那些过程并思考这些问题,希望他们通过讨论后得出共同的结论。当然这样的作业不是谁都有机会来完成的,笔者只是想通过这样的实验来考查中学生的对事物的认知理解能力达到怎样的程度。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笔者所任重点班的几个同学向其它同学传达了他们的研究结论:(1)葬礼程序严格有序,规定哭的时候一定要哭得四邻皆知,规定不能哭时要一声不闻,这就制定了一个张弛有度的程序,既让让悲痛有释放的空间,又能有效控制悲伤的度;(2)整个仪式过程非常繁琐,让所有参加的人都疲惫不堪,但这使得人忙于应付仪式,亲人逝去的痛苦也会暂时忘记,不至于悲痛至极伤害身体;(3)仪式过程中那些“道公”“师公”们所念的某些经文,如“二十四孝”等非常具有教育意义,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要孝敬父母的道理。这真是一个让人惊叹的结论。由此可见,学生老师的指导下到用心对生活进行体验,能促进其心智的成长,有了较为成熟的心智,理解能力也会相应提高。那以后,笔者又布置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求全班同学注意体会参加每一个仪式如升旗、捐款等仪式的感受,最后进行交流。待上到《先秦诸子选读》中,学生应很理解儒家思想对礼的强调及其作文作用。

以上所谈及的“闲聊”“闲书” “闲事”,其实都是引导学生认知、感悟生活,最基础的方法,但在语文教学中运用这些方法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且它的效果显现得比较晚,这也是许多教师选择忽略它们的原因,笔者也不得不无奈地冠之以“闲”字。而从切实培养学生的理解能力的角度出发,这仍不失为让能学生学得轻松又乐于接受的方法,因而笔者继续带着孩子们信步闲庭,做好“闲事”,于信步闲聊中找到语文最真最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