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现在的意义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对现在的意义，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法律；古代；儒家思想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上下五千年悠久的历史，也留下了宝贵的史学资源，供后人考证研究，启人深思。在研究历朝历代能否长治久安，国家能否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发现，都印证了一个道理：国家的发展与当时的法治情况是分不开的。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但是当统一中国之后，沉重的酷刑已经让整片国土充满了暴力，血腥之气，于是，，秦朝历经二世便飞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随后，汉朝虚心汲取秦朝灭亡的经验，将法律做了重要的改革，将儒家思想倡导的“仁”和“礼”融入了当时的法律，从此，开启了我国法律儒家化的先河。又经过晋魏南北朝，隋唐以及明清时期，几次将法律儒家化发展强化，从此法律儒家化便在我国的国土上以着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影响了每个人民百姓的伦理道德规范。

一、秦朝苛政为我国法律儒家化奠定基础

商鞅是我国秦朝著名的法家带头人，在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改革便是颁布法律，施以轻罪重刑，在当时，人民连轻罪也不敢犯，于是商鞅变法的成功也为我国的法治奠定了基础。

秦朝的严苛法治虽然在战争时期让秦迅速走向了强盛，秦朝能成为诸国混战最后统一我国最终的胜利者，法治力量的支持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当天下统一，秦朝那只适用于战争时期，专门为战争服务的法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战争过后人民百姓渴望安定和谐，仍然采用以前严苛的法律，残暴的统治，注定使秦朝走向灭亡。

二、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高速发展

汉朝在经过前期以道家为主的修养，慢慢从战乱的破坏中缓和过来，到了汉武帝时期，他已经开始觉察无为而治的法治思想已经不再能适应逐步强大的汉朝了。因此，汉武帝刘彻开始采纳董仲舒的以德为主，以邢为辅的儒家思想，用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仁和礼的教化为主来，再用刑法以辅助，从这以后，法治思想就和儒家的思想紧密的结合。

汉朝用儒家的礼义教化与法治的相结合主要体现在刑法的不断减轻，刑罚的宽容化。在汉景帝时期就大大的减少了笞刑、肉刑等酷刑使用。此外，刑法的不断宽容化还体现在礼义的介入，尊老爱幼的思想。在汉武帝时期，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这都是根据儒家思想中的“尊老爱幼、衿恤老幼”的影响，武帝还曾经向古稀老人授予王杖表示尊重，王杖是皇权的象征，象征着老人在汉朝地位的变化。在当时，刑法上还规定如果有对老人不尊重，辱骂殴打者，以重罪论处，部分老人还享有一定的司法豁免权。

最后，在汉朝时期的“春秋决狱”也充分的凸显出了当时的刑法宽容化，这也是突出体现了儒家“仁德”的精神。“春秋决狱”指的是在当时，公开审理案件的时候当遇到争执，而对此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的时候或者即便有规定但是这条规定不符合儒家的经典《春秋》的思想的时候，就以《春秋》作为这个案件量刑定罪的依据。但是“春秋决狱”也存在着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在运用“春秋决狱”处理案件时，由于没有明确的条款，而且管理层也不可能对于儒家的经典完全的掌握，所以经常会出现人的主观意愿而来带的法治的随意性，例如两起案件相同而所判定的罪不同的现象，也容易滋生官宦大臣的腐败等。但是，总而言之，在汉朝，用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作为判定案件的主要依据，这个地位已经很明显了，说明儒家的经典《春秋》已经能凌驾于当时的律法之上，而律法作为刑罚的辅助。而且融入法制领域的儒家思想已经越来越多了，已经是法律的儒家化又重新上了一个新的阶梯了。

三、唐代仁政是我国法律儒家化的顶峰

在历经了隋朝君王的暴戾无道，唐太宗李世民也深刻的体会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世道理，因此他广纳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贤臣，励精图治，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唐太宗自己也清楚要想巩固政权，法治是必不可少的，只有法治才能使国家安定、和谐，因此法律的儒家化就是最好的做法。因此在其加强统治巩固政权的同时，也安人宁国，让百姓久安。因此将法律儒家化便是其最佳的选择。在中国古代法治儒家化中的法律作品《唐律疏议》就在当时诞生了，“依礼制律，引礼入律”的唐朝律法是我国古代法律的集大成者，也让我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发展到巅峰时期。

《唐律疏议》中的法律儒家化有下面几点体现：一是，《唐律疏议》对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有巩固和维护，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的旧贵族，因此在儒家发展初期，他的思想就对封建的统治阶级有着维护的内在含义。在唐朝的法律中，正好将儒家的这点思想与当时的《唐律疏议》这部唐朝律法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二是，在《唐律疏议》法律儒家化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用“仁”的思想来实施仁政。前文说到在汉朝已经出现了法治融入了尊老爱幼，刑事责任出现了对年龄上的规定，唐朝的法律在这基础上对里面的条文进一步细化，对老弱病残都有减免刑罚的相关规定，更加使得唐律走向文明化。三是，《唐律疏议》对于重刑的罪犯也有了限制和减免条款。《唐律疏议》是我国封建社会法治著作中关于死刑的条款最少的一部，另外还有流刑、徒刑等重刑条款应该有最高刑期，这相比于封建社会前期几个朝代的酷刑，简直是天壤之别。从这点可以看出，唐朝《唐律疏议》这部法律对于重刑法的限制也是充满了儒家“仁”的思想。

四、儒家思想对现代法治思想的借鉴意义

篇2

论文摘要：进入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并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人及唐代文学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杜甫，虽历代皆标其为儒家理想人格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也难免受到影响。文章从杜甫的身事、作品中探讨了这一问题，对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佛教传人我国以来，不断地适应当时的风俗习惯，并与主流传统文化相融合，在自身的不断调整中，得以在中土扎根、流传和发展。进人唐代以后，佛教得到了很大的繁荣，天台、三论、华严、禅宗等教派，在佛教中国化方面，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禅宗尤其如此，它已深深地契人中国文化之中，对唐代文学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对唐代文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文人的人生理想、生活情趣等反映到作品中，尤以王络、王维兄弟为典型代表，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是坚定的崇佛者，柳、刘以儒学佛，以佛解儒.同样，杜甫虽被历代评家标榜为儒家理想人格楷模和正统诗教的代表，但在唐代这样一个思想开放的大融合的背景下，笔者认为，杜甫的意识并未能跳脱佛教的影响，在其传世诗歌中痕迹多少可寻。厘清这一影响的脉络，了解佛教思想对于杜甫及其创作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这位伟大诗人及其作品是有积极意义的。

杜甫出身士族，祖辈的荣耀和言传身教，使其有着极大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热情。他在早年时就抱定“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理想，汲汲求政。而后，国家动乱变化、个人仕途失意、西南漂泊十年等，使其心态、思想及作品的题材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沉郁地关注世情、心系天下的同时，佛教思想给了他一定的心灵休憩空间。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以互补、融合的形态呈现在他的身上，也反映在他心灵畅快激扬时所创作的不朽诗篇里。

1杜氏佛缘寻踪

杜甫自幼深受儒家思想教育、熏陶，但也不乏佛教影响相伴。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曾与数名僧人交往，并留下了相关诗作。杜甫的姑母也是一位信仰笃诚的佛教徒。在杜甫为其所作的墓志(《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中载:

爱自十载已还，致契一乘之理，绝荤血于禅味，混出处于度门。喻筏之文字不遗，开卷而音义曹达.毋仪用亨，家相连行矣。

杜甫是由姑母一手带大，抚养成人的，而姑母信佛，并且令全家上下奉行.他从小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佛教信仰浓郁的家庭里，并被要求遵行。

除家人影响外，游宿佛寺、与僧人交往也是接触途径之一。唐人喜游历，寺院常成为文人的游历点、住宿点。在这一往一住之间，必然会和僧侣有所接触、交往。与杜甫交往过的僧人有:巳上人、赞上人(赞公)、上人、文公、高僧兰若、真谛寺禅师、间丘等。杜甫与佛教人物的交往，在长安时期和秦州时期较为频繁。

其中，杜甫与赞上人较为投契，过从甚密。赞公是一位高僧，曾为京中大云寺主。在杜甫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与僧侣交往相关诗作中，给赞公的就有九首，数量最多。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之一:

心在水精域，衣沾春雨时。洞门尽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开复闭，撞钟斋及兹。醛溯长发性，饮食过扶衰。把嘴有多日，开怀无愧词。黄鹉度结构，萦鸽下采思。愚意会所适，花边行自迟。汤沐起我病，徽笑索题诗.

这首诗是杜甫初过大云寺时所作，记其胜概。寺院深幽，地清气和，听着悠远浑厚的古钟声声，使人身心沉静其中。扉开复闭，正值斋时，与僧友切磋探讨，谈佛论经，如食醒酮然，开怀不已。黄耐紫鸽，深院春禽。《杜脸》:意适行迟，诗兴动矣.微笑索题，知己会心也。[3J足见其友情深厚.

如果说杜甫早期近佛、谈佛为顺势所趋，并未显见深刻影响，那么，漂泊西南时期则是他对佛教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感悟，甚至产生依赖、栖身想法变化的重要时期。

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时期，正值净众宗和保唐宗在四川积极弘法。据K历代法宝记》载，宝应元年(762年)无相门下发生了持续三、四年之久的继法之争，而与杜甫有密切来往的严武、高适等也曾深深介人此事。此外，与杜甫关系密切的友人岑参、韦有夏、狄博济、李布等，也与净众、保唐二宗弘法及法争有关.这些深人佛事的友人，对杜甫不可能没有影响。而人蜀后的杜甫，身历数年辗转流离、贫病交加，身体日渐衰弱，家庭生计艰窘。再强的爱国心、政治热情，也难免减弱、失落。“纹绮不饿死，儒冠多误身”的现实，让其深刻感受到了儒家理想的难以实现，感受到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悲凉。理想与现实的强烈反差、巨大冲突，使杜甫产生了不满，提出了怀疑，甚至写出了“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肠俱尘埃”的愤怒诗句。对现实的失望让其对佛教思想趋于关注，感到“漠漠世界黑，驱驱争夺繁。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想要更加靠近佛法的光明，沽染其温暖，引导达到至上真理。

虽然，杜甫在内心苦闷、矛盾的冲突斗争中最终找到的，仍是秉持儒家的社会理想和价值观念，但是在这一回归过程中，有了对佛教思想的交流和认同。佛家的慈悲、劝善，对弱者的同情，与儒家的“仁”产生了某种契合，使得他能够在精神层面上完成儒释融合，使之作品更显博怀。

2作品品读评佛味

杜诗中与佛教相关的作品，相当部分是与佛教建筑和艺术有关，也有与僧人交往诗作，晚年作品才多表现出对佛教思想明显的兴趣和认同。

杜诗最早表现佛教内容的，是其青年时游东都洛阳时所作的的《游龙门奉先寺》:

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天阅象纬退，云卧衣装冷.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那时的杜甫年少轻狂，意气风发，对人生和社会都充满希望。这时期的佛教相关诗，多为游历之作。庄严肃穆的寺院，是唐代普遍而又重要的人文景观。据统计，东晋造佛寺i7ss所，后魏造寺30000所，而唐代则造寺44600所。寺院数量如此之多，规模空前。星罗棋布的寺庙、精妙的建筑和雕塑……在博大精深的佛学思想之外，也拥有着独特的魅力。佛教思想对杜甫来说，并不陌生，但在这个阶段对其思想的影响还是淡泊的。裘马轻狂的青年，怀抱理想，只盼达济天下。但佛教独特的艺术魅力还是很吸引他的，是种新鲜的刺激.从其诗句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喜爱的心情。又如《龙门》: 龙门横好断，异树出城来。气色皇居近，金银佛寺开。往还时屡改，川陆日悠我。相阅征途上，生涯尽几回?

再如:《题玄武禅师壁屋》:

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沦洲。赤日石林气，青天江海流。锡飞常近鹤，杯渡不惊呜。似得庐山路，真随惠远游。

这些诗句中，对佛寺壁画艺术的精彩描绘，对佛典故事的熟悉，在佛教肃穆神秘环境下闻钟深思，等等，虽只是一种特定环境下的审美心情，却也足见其对佛教艺术的喜爱和尊重。

随着年岁的增长、世事的变化，杜甫的心境和宗教情怀也有所改变。如在杜甫与僧人的交往诗作中，上文提到过的与赞上人的诗，从“把臂有多日”，“晤语契深心”的惬意、温馨，转而到“杖锡何来此，秋风已飒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莲。放逐宁违性，虚空不离禅。相逢成夜宿，陇月向人圆”的感慨。京城相识的两人，因各自的坎坷在此偏僻的秦州相逢。世事的难料，命运的不可知，使得杜甫对宗教观照心灵的作用有了更深的认识。

对佛教更加关注，还可以从在其《赠蜀僧间丘师兄》诗中可以窥见一斑:

小子思疏阔，岂能达词门。穷秋一挥泪，相遇即诸昆。我住钵官城，兄居抵树园。地近慰旅愁，往来当丘樊。天涯歇滞雨，粳稻卧不翻。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软。景姜步修库，而无车马喧.夜阂接软语，落月如金盆。澳澳役界黑，驱驱争夺繁。帷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

诗中“漂然薄游倦，始与道侣敦”、“惟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等诗句，都显示着杜甫的心境变化，展示他的宗教情怀，以及对佛教的关注。

更明确表达出他对佛教向往的，是其晚年所作《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诗中写到“……行路难何有，招寻兴已专。……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本自依逸叶，何曾藉馒侄。……晚闻多妙教，卒践塞前愈。……勇猛为心极，清蔽任体屏。金蓖刮空眼，镜像未离锉.……”诗中表达出自己本倾心佛教，对神仙之说不太感兴趣。晚年更多接触佛教教义、佛学思想，感到佛法精妙，力实践之，以改正自己过去的缺失。但是，虽然决心很大，奈何身体屏弱，只好任其自然。因此，离悟道境界还有很远的距离，就现在的认知而言，还只是空刮盲眼之膜，只捕捉到镜像一样的虚妄。这里既表达出自己对佛教真谛的向往、尊敬，希望自己有所收获，又表达出自己难以进人佛教世界，成为信徒。这种感叹，还可见其《渴真谛寺禅师》:

兰若山高处，烟霞峰几重。冻泉依细石，晴雪落长松。问法看诗妄，观身向酒墉。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杜甫有太多无法割舍的东西，诗中虽只言“妻子”，只道亲情难舍，但实际上，不光是家人，他还心系百姓，担心着国家、朝廷的前途，热爱现实生活，因此，无法完全抛弃一切“俗念”，真正饭依。一方面向往，另一方面难舍，诗中的折中打算是:把家在离真谛寺近一点的地方。虽然没法人空门，却仍希望接近。虽然看似矛盾，但佛教的慈悲心、博爱情怀和儒家“民为贵”、“仁”的根本有一定相通，因此，杜甫在经历内心冲突斗争而回归儒思时，佛教思想以融合、互补与其中。

杜甫同情、关心贫苦百姓，也怜悯自然界中的弱小动物，在诗歌中为他们鸣不平。即使他自己也处于贫病交加的痛苦中，仍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号呼、誓言。这种宽容与悲悯、博爱与温情、利他与献身的情怀，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虽然没有大幅谈禅论佛的字句，但佛教意味也显其中。

篇3

在道德精神和艺术精神中，艺术精神是为道德精神服务的，道德精神又是为政治服务的。唐氏认为儒家的基本目的是要保持和维护文明社会的正常秩序，而维护这种秩序的根本途径，儒家认为是保持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系统和文化教化系统的二元化，以道德教化引导政治治平。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儒者的命运要么屈服于政治，成为统治当局的帮凶;要么为政治所不容惨遭迫害。中国古代文化主要以个人生活问题和社会生活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文化对象，导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视要比西方知识分子浓得多，他们很少关心自然界的现象，关心和进入社会政治生活成为他们为学的目的和生活的依靠。又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最终导致他们想改善政治又受制于政治，他们所倡导的儒学也一样是这种命运。可是，儒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作为一门特殊的人文科学，既重政治又超政治，所谓“治国平天下”是为了保持和维护阶级社会中集体、个人、统治阶级利益平衡，这种文化功能不是哪个朝代和哪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是有其历史的恒久性，因为没有哪个朝代不需要和平和安定。所以，儒学既是个人安身立命的学问，又是一种古典的政治学、社会学。儒学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的文化价值即在于此。唐氏尽管高扬和推崇儒学，但是他并不认为儒家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他认为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底蕴的是儒道两家的“相激相荡，相错相综”。他说:“大率儒树之则以承天，道明自然之用以辅之。儒重常，道观变。言治道者多本于儒，言治术者多本于道。儒畅性天之机，以成己成物;道养心气之虚，以静明无求。治世之能臣多崇儒，乱世之隐逸多崇道。道主宏纳主因势，故开国之君多崇道;儒树纲常以立本，故中兴之君臣恒近儒。立本故畅经常，因势故重史学。然归本而言之，则儒重刚性以建立，道重柔性以建立。”［6］关于西方文化，唐氏认为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在宗教和科学，就是贯穿于希腊文化、罗马文化与中世纪文化的那种追求超越、追求普遍必然的精神，就是那种“求扩张生命力量于时空中之现实世界，并实现普遍者于时空中现实事物，以改造世俗，而不惜精神之物化之精神。”［7］104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希伯莱文化共同孕育了西方近代文化。希腊文化是科学之母，这是人所公认的。研究希腊文化，从两种精神入手:一为阿波罗精神即科学艺术之精神;一为狄阿尼萨斯精神(Dionysius)及阿菲克(Orhic)教精神。唐氏指出希腊精神之可贵之处就是“能透过时空中之流转，而获得安身立命之地”的精神。［7］105这就是说希腊文化将生命建立在对时空物质世界关切的基础上，在其中发现运动的恒久性及其客观性来建立自身的信念。希腊文化以包括人类生活在内的整个宇宙自然为对象，重视对自然规律及其动因的探索。罗马精神在唐氏看来，它是人类“普遍纪律之强制的实现与普遍人性之自觉”。［7］107罗马法体现了罗马精神强制性的规律，而斯多噶哲学体现了人性的自觉。斯多噶哲学肯定自然理性的客观普遍性，肯定人类社会必须有如同自然秩序的社会秩序，这样就产生了强制性的纪律与法律，人类的理性就在于按照社会的普遍规律规范自身的生活。这样，希腊文化求普遍求超越的文化理性，就转化为罗马文化“主宰生活，条理化生活之实效”［7］109的生活理性。客观地说，罗马法就是斯多噶哲学精神的实现。基督教精神，唐氏认为这种精神是“绝对的普遍精神之肯定———内心之仁之自觉”。［7］110唐氏认为，斯多噶精神只认识到自然理性，并以此理性肯定人与人的平等。这是识义不识仁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分别也在于此，犹太教知义不知仁，而基督精神就是仁爱精神，不仅爱朋友也爱敌人，耶稣为人类赎罪而上十字架，是至仁之表现，耶稣之爱不特是理，且是情，不重外表而重内心，不仅通于他人之心，而且通于上帝。因知上帝之爱无限，而自觉有罪，由知自我有罪而重忏悔、信仰、圣洁和祈望。“所以耶稣之精神乃是一种求绝对超越现实自我，忘掉自我，而破除一切人与人间之界隔，而向往一纯粹的绝对的‘天心’、人心、我心之通贯的精神。”［7］111这种精神与儒家的精神不同，基督教的仁爱和儒家的仁爱分别代表着东西方道德精神的最高境界，以忘我实现自我，冲破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界限，而实现天心、人心、我心的贯通，这是二者的共同之处。但是，唐氏认为，基督教的仁爱在实现贯通的同时，天心与人心是遥遥相隔的，天心高高在上与在下之有罪的我心相对峙，有罪的我仰天膜拜、信仰、祈祷，这种信仰与崇拜一方面联系着天心与我心，一方面又推远两者的距离。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都可追溯到古希腊，但真正典型的科学和宗教形态则分别出现在近代和中世纪。唐氏认为科学精神追求的是发现和实现普遍者于现实时空的特殊事物中，这本身就体现了对绝对普遍者的信仰，这就是说宗教精神和科学精神是密不可分的。宗教从本质上讲是排斥理性实证的，宗教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代“证”，而科学则相反。如果只有对上帝及其宇宙秩序的信仰，而没有要求实证的理性精神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欲望，没有社会经济生活的物质需要，近代科学是不可能产生的。这从另一面说明了科学精神和宗教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且两者密切联系、彼此消长。概而言之，唐氏认为，“西洋文化之中心在宗教与科学”，“中国文化之中心在道德与艺术”。［7］61“道德艺术精神与科学宗教精神之不同，即主观我与客观物之和谐融摄关系与上所谓主观与客观之紧张对待关系之不同”。依据这一观点，唐氏认为，中国文化是“自觉地求实现”的文化，西方文化是“自觉地求表现”的文化。唐君毅在道德理性的层面上对中西文化整体的“人文”价值趋向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西方文化的价值趋向于超人文和非人文，而中国文化的价值正在于指向人文。“所谓人文的思想，即指对于人性、人伦、人道、人格、人之文化及其历史之存在与其价值，愿意全幅加以肯定尊重，不有意加以忽略，更决不加以抹杀曲解，以免人同于人以外、人以下之自然物等的思想。”［8］因此，人文精神“成为唐氏哲学思想的一条闪光的主线，实现着唐氏的哲学精神”。［9］唐氏论中西文化，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基础就是“中心观念”。他说:“盖文化之范围至大，论文化最重要者，在所恃以论文化之中心观念。如中心观念不清或错误，则全盘皆错。”［10］1这一中心观念便是他所强调的“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表现”。唐氏对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和根本缺陷的分疏比较，正是他对二者相融互汇、协调发展所作的积极探索。他一再强调“文化是道德理性的分殊发展”，道德理性既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出发点，又是其落脚点，在这种至高精神的统摄下，中西文化应首先承认彼此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以平等的眼光、平等的心态互视对方，增进相互了解和尊敬，互相欣赏和学习，互相批评与提携，真正使中西文化相容、相感、相通，从而形成独立与融合并存、多元与统一共居的、动态的、有机的发展格局，这样才能永葆整个人类文化的生命力。

宗教观

唐君毅从发生学的角度对宗教的产生和宗教意识进行了疏释。当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和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发生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使人产生一种以求上达的意识，即有罪苦的意识时，最后才有可能逼出有神的信仰和宗教意识。而且，只有当欲望中的自我和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的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是宗教意识，否则就是道德意识。其区别是，在道德意识中，人虽然感到有两个自我的冲突，但如果还可由协调的办法得以解决这种冲突，或者说两个自我的冲突在自己的身上还没有达到统一体的破裂时，人虽有痛苦和罪恶感，他还会认为痛苦和罪恶是我所当受，是磨炼自己人格的好机会，如此，他还是生活于道德的境界中，而不是宗教的境界中。只有当他的欲望自我和自欲望中求解脱自我矛盾十分尖锐，以至无法达到协调和消解，两个自我陷入了分裂，而人的统一的自我不能形成时，或者勉强形成，过后又发现这种统一两个自我的努力并无实效，从而痛到绝望时，这时人才由道德意识转向宗教意识。在这个时候，两个自我陷入了完全的碍裂，人不能同时感到两个自我都是我。他如以欲望中的自我为自我，就会感到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另一精神实体而为神。如他以求自欲望中的自我为我，那么认为欲望中的自我不是我是魔。由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我乃是欲望之我，所以人们通常都以欲望之我为基点，而求超越其欲望以实现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这样，就表现为人对神的信仰。人们越把欲望之我视为卑微不足道，人们对神的信仰也就越强烈，对神的崇拜也就越虔诚。而当欲望之我被全部否定超化时，人就全感到他是生活于神的国度，成为神的化身。在唐氏看来，这就是宗教的真正根源和本性。宗教意识是人类从自然生命求解放或解脱的意识，是一种独立意识，是比求真求美意识更高的意识。它与求真求美意识不同的地方在于:在求真求美中，人的精神倾注于客观的真美而耗费自己的自然生命。故求真求美要受自然生命律则的支配，而宗教意识则不同，它不受自然律则的支配。唐氏把人区分为陷于欲望中的自我和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陷于欲望中的自我是指现实生活中的自我，或者说是有着自然生命的当下的自我，是具体的自我，形而下的自我。求自欲望中解脱的自我是指从欲望中超的自我，或者说是从自然生命中解脱出来的自我，这是精神的自我形而上的自我。这也就是前文所述及的“现实自我”和“道德自我”。由此看来，唐氏认为宗教意识是从心理上产生的两个自我冲突的结果。在此基础上，唐氏把人的宗教意识区分为十种:一是信仰自然神，向它祈求满足自己欲望的宗教意识。二是信仰有限的人神民族神或超自然的无限神，而同时向它表示欲望的宗教意识。三是求神满足自己来生愿望的宗教意识。四是求神主持世间正义的宗教意识。五是求灵魂不朽以完成其人格以及以苦行求灵魂解脱的宗教意识。六是信神以克欲的宗教意识，是一种崇拜皈依神以克欲成德的宗教意识。七是不信神亦不执我的宗教意识。不信神也不执我的宗教意识，如佛教能对我执破除净尽，将自己同一于超越自我，既无人我之执，也无神我之执，而视一切皆空。八是担负人类苦罪，保存一切价值于永恒世界的宗教意识。九是对先知先觉的崇拜，以担负人类众生苦罪的宗教意识。十是包含对圣贤、豪杰、个人祖先、民族祖先的崇拜皈依的宗教意识。唐氏认为，第十种宗教意识是最高级的宗教意识，原因是在高级的宗教意识中所信的神如基督和佛菩萨，都是以担负人类的苦罪为己任的。而人类的圣贤豪杰，在实际上就从事担负人类苦罪的事业。显然，唐氏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划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道德味道重的要比道德味道轻的宗教意识高，不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要比夹杂欲望的宗教意识高。他的这种宗教形态论，表现出他要建立宗教道德一体的思想，他开始探索将儒学和宗教加以结合。唐氏认为，人类受苦难多而无法自拔，受冤屈多而无处申诉，从而容易趋于相信神与灵魂之不朽，这可以解释西方宗教中的一部分事实，但人类的本性除求一般之幸福快乐，求客观社会上的正义实现之外，还追求德性之完满。向上精神强的人，必定想去除人格中任何一点点的过恶，以达到至善，而且也愿意看到一切人都去除任何微小的过恶，同达到至善。但是，人所向往的至善人格却是人今生所不能达到的，也不是只凭个人之力所能达到。于是人们寄希望“人之精神生命能存在于死后”，以使死后仍有继续向上，以达到所期望的至善的活动;同时，又寄希望于师友或其他人的帮助，甚至当他人的力量仍不足以助其去恶，或发现他人都陷于罪恶中时，就不免产生肯定有一至善的、有无限力量的神力的存在，以帮助自己以及他人拔除罪恶。唐氏认为，这种追求德性至善的愿望，是人类求神与追求灵魂不灭的宗教意识背后更深刻的动力。人一旦具此动机以信神或灵魂不灭之后，又会转而对于人的苦痛、幸福及罪恶与正义问题作一通观:认为人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受苦，乃由于人的罪恶。人有罪而受苦，即表现为宇宙的正义原则，而苦痛反过来又使人获得超越罪过、超越欲望的“善”，或者又成为磨炼人格，帮助人去除过恶的动因。可见，唐氏是用人类追求德性之完满的愿望来说明的产生，来解释世界上其他宗教的起源和一些宗教理论的。作为新儒家的杰出代表，唐氏认为儒家思想包含着宗教精神，可是也不同于一般的宗教，儒家思想作为宗教有它自己的特点。他认为宗教有它不同于道德和艺术世界的特征，就是它有一个超越者的存在，同时也认为儒家思想对于超越者的信念也是存在的，不过不表现为人格神的上帝，而是另一形而上的绝对实在———天。对于中国儒家来说，天和地并非只是自然界的存在，而是具有精神生命性的存在。在他看来，对于超越者的信仰而言，中国儒教和世界上其他宗教是相同的。但在如何肯定或证明超越者的存在方面，儒家思想和世界上其他宗教又是不同的。在论证天的存在方式上，唐氏得出了天(超越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在于人心。他说:“就其内在于我，而为我之仁心仁性仁德，使我之生命、我之精神、我之人格之得日生而日成之言，则天心、天性、天德之全，又皆属于我而未尝外溢，以成就我之特殊性与主观性。”［11］88他认为基督教、回教与儒教的最大不同，就是基督教、回教皆重视上帝之超越性，而忽视其内在性，而儒教是超越性和内在性的统一。在他看来，宇宙间唯人能以人德继天德。人之以人德继天德，即其尽心知性以知天之事。人知其性即知其天所赋之性，天所赋之性为明德，此明德亦即天性;人知其性即明明德，而能继天。在儒家思想中，人不仅有所依赖于天，天亦有所依赖于人，无天道，人道固无所自始，而无人道，天道亦无以成终。这种天与人的交互作用关系就是儒家思想中天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中国儒教思想尤重积极的肯定与保存一切有价值事物，“重在积极的培养一崇敬而赞叹爱护宇宙人生之善美福德之情，并以求有所增益于宇宙善美、人生福德，使之日益趋于富有日新为己任”。［11］90唐氏这种“融宗教于人文”的理论设想，是基于他对现实社会问题的深刻认识，而为寻找中国未来文化出路所作的有益探索。唐君毅说:“孔子融宗教于道德，神即人。宋明即道德以为宗教，而人即神。吾人今即由道德以转出宗教，而人建立神，人造神。”［10］390由于这种宗教精神是由人的道德文化精神自身所建立的，是从人的人伦关系中，从人之家庭父子之相处，朋友之交谈、群众之聚会以及一切社会文化活动，历史文化精神之延续的客观自然物文化物中见神之存在，并与之相沟通，因此，它又是与中国人文精神相一致的，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唐氏宗教观可以说是一种人文的宗教观。他一生所孜孜追求的，是所谓真正的宗教精神。他幻想建立一种以儒教为基础的，又吸收世界诸大教之长的未来新宗教，以消除古今中外的宗教的纷争和冲突，使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得到安身立命之所，以满足人对精神价值的需要。

人生哲学

篇4

关键词：传统；遗留；原因；个性

引 言

随着经济文化的全球化，我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也越来越快。在这种充满了多种内文化和思想的环境中，如何寻找传统在现代设计中还剩下些什么，以及它能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中存留下来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在现代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能够保留住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及如何去利用传统来创新。

一 寻找“传统还剩下些什么”的实用意义

在我国城市的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建筑业发展迅速的情况下寻找传统在现代设计中还剩下些什么，以及它能在现代科技高速发展中存留下来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在现代经济、文化日益全球化的今天，能够保留住我们自己的独特性，及如何去利用传统来创新。

二 国内外现状综述

（一）过去

1. 中国传统园林中的设计风格和特点

我国的传统园林可以说是反映了古代文人的思想形成过程，中国园林的设计，因文人的介入，而造成了特殊的风格和悠远的意境。南方的园林追求的是朴素的自然美。而北方的园林大多规模交大，富丽堂皇。但庭园的风格可以用4个字来形容，为畅、幽、灵、雅。而体、宜、因、借则是庭园设计的原则。体―得体，庭之端正也。宜―合宜，物与景配合得宜。因―景到随机、因地制宜，依地形情况。借―借景。

《园治》夫借景、园林之最要者也。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①而在古代园林的设计中，受到了道家思想的影响。道家的“道法自然”“意境”的概念在中国的艺术家和园林设计师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以老子为代表的自然观强调自然至上，使一些建筑特别是园林，表现出利用自然而不完全循规蹈矩的局面，使人超越礼数，回归自然，求得片刻的松懈、宁静、欢愉，在传统建筑装饰中追求个性的无拘无束、妙肖自然、‘丰富完满之美’‘空灵脱俗之美’‘天人合一’之意境美，讲究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注重理想浪漫的‘神似’及‘情’与‘理’的交融。

2. 中国传统民居文化

中国民居所表现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各异的特点，显示了许多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各地民居明显的差异是由于地理气候条件的不同，地方材料和传统的构造技术与方法的不同环境的不同防御要求带来的特点。经济条件的差别宗教因素对建筑形式的影响等等，在中国民居中可以看到很多民族的特征，蒙古包以及藏族苗族、福建广东的客家民居……等等，都强烈地表现出各民族的传统风格和风俗习惯。也影响住宅的平面形式空间安排和方位。

（二）现在

1. 民居的演变

如果一旦物质条件与社会方位改变了，民居原有的那些特点就不复存在了，但适合后人生活需要的传统形式却会继续传承下来。

中国传统建筑体系以住房为主，其类型都以此为基本形式，中国传统建筑为木结构，都是以院落为单元。

现在材料的创新发展使传统建筑材料受到多方面的挑战，各种各样的结构框架材料，都影响到了远离城市的乡村，在新建的农宅中已很少见到传统形式的住房，能见到的只是些“古宅”。这些年，由于建筑业的发展，农村与城市的联系也极为密切城市的建筑发展改变了多年遗留下来的传统建筑风格，取而代之的是砖混结构的“方盒子”组合成的“新宅”，这样的民居失去了建筑的精神和文化性。这样也就抹杀了传统的民族文化。

三 在现代景观中传统的遗留

（一）国内：北京香山饭店

由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在决定旅馆的风格时，建筑师们在考察了中国传统建筑和园林后决定，既不能照搬西方的建筑形式，也不能原封不动的套用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中的某些要素诸如大屋顶之类。于是设计中就将中国园林建筑和民居中院落式布局结合起来，把它们不可分割的相互渗透，园林设计中的借景，被非常好的运用到了贝聿铭的设计里。手法的协调一致、符号的重复出现等一些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显著特点都被运用到设计中。在平面布局上，设计了一系列大小不一的院落组合，此外，对称也是中国传统建筑艺术不容忽视的原则之一，旅馆的入口和中庭仍然具有一条明显的轴线，但在一些具体的处理手法上并不完全收对称原则的制约。这种存在于对称性之中的非对称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传统手法的发展。

传统的文化思想对建筑的影响显而易见的保留到了现代的设计中。

1.南通更俗剧院

更俗剧院的历史渊源和积淀使剧院的设计者不能无视历史和传统，留在人们记忆和情感中的场景并不因为实物的消失而逝去，有时反而会更加强烈的激起人们的怀旧心理，产生不同的看待事物的观念和方法。所以，设计者从过去的信息中寻找可以因借的东西，以达到延续历史，延续传统的作用。

2.室内的装饰中传统的影子

现在，当我们踏进某家餐馆、酒吧、商店或宾馆，甚至是朋友家，可以发现满眼都充斥着中国传统古典装饰风格的陈设品。隔扇窗、八仙桌、红木塌依序排开，经过主人精心的布置，别有一番格调。但是，有些人盲目的照搬、照抄，完全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也就丧失了设计艺术本身。

（二）国外

1. 日本《MIHO》博物馆

位于日本滋贺县的《MIHO》博物馆也是贝隶铭的名作。在这座建筑里，贝隶铭很好的把日本传统和现代风格结合在一起。日本传统风格的建筑形式使这座掩藏在深山中的博物馆给人以深厚的怀恋的情绪，仿佛在咀嚼日本那过去的历史。但大面积玻璃材料的使用，使这座建筑又有了新的定义，让建筑又充磁了现代的气息，让人又转回到了科技发达的现代都市。

2.日本目黑雅叙园

目黑雅叙园是开业于昭和初期1925年左右的老建筑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它是一个具备多功能的建筑综合体，集办公、宴会、集会、美术展览等于一体。传统的风格和文化在这里被赋予一定的新意。目黑雅叙园把代表把桃山时期文化的日光照宫、江户时代的歌伎的“雅序园日本风格”和经过洗礼的“现代”风格融为一体。但是整座建筑还是非常具有现代感。在景观设计中还是引用了传统的日式的庭园，枯山水，假山等等。

四 传统能剩下的原因

（一）传统的定义

对于传统的含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人类学家豪泽・朔伊布林（Hauser Schaublin）在有关与新几内亚的书中写到：建筑传统就象语言或音乐一样，是一个种族的非常特殊的文化遗产。这种对于传统的阐释，着重说明文化和建筑之间的互相影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沃特森（Waterson）ZAI 《居住建筑》一书中也曾说过究其根源，传统意味着“留传”。传统就象历史一样，是目前仍在继续地重新创造和重新塑造的某种东西。②

（二）传统还剩下些什么

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传统可能是一种符号（形式），也可能是建造技术，但最重要的是精神。不管时间怎么流逝，存在于传统中的精神是没有办法消失的。人类社会实践活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对于现在来说，都是传统文化，都对现在的社会行为活动产生一定影响，它蕴含着丰厚、灵动、整体的精神因素，可谓是博大精深，包容万象。前文所讲的道家思想一直到今天都对我们的艺术家有着极大的影响。再如美国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赖特就吸收了老子《道德经》中的空间观念，设计出《流水别墅》这样与自然融合为一，依山傍水的建筑精粹。再如中国古代的堪舆风水学中许多科学的观念也为现代室内设计注入许多有价值的创意与构思。

传统文化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连续过程，但是任何发展带来的变更形式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积淀在人们意识中的思维方式。儒道互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特征，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观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建筑形式。

（三）这些传统思想能剩下来的原因

1. 人的心理因素

在中国，从小就开始起接受的教育里，容纳了中华5000年来的儒家思想，从小就受到传统思想的熏陶，随着年龄的成长，传统思想中的精华并不会被抛弃掉。骨子中国人里有一种对传统依恋的‘传统’，就建筑和绘画这两种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形式而言，中国传统建筑源远流长，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它的基本体系没有大的变化，也没有消亡，直到封建社会末期，都能满足国人的建筑需求。世界别的地方也有过一些古老的建筑体系，而它们不是后来一变再变，就是早早灭亡，。为什么中国的传统能保持那么就不变呢～～就是因为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历史。

2.经济的发展及地域的发展不平衡

由于清代两百多年间的闭关自守使中国社会发展停滞是一个原因，当西方发达国家方方面面提升发展的时候，中国社会却如同进入冬眠状态。这样中国看不见世界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经济发展缓慢使人们的经济上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建筑设计及材料的发展落后使得很多的传统的装饰方式和思想被遗留了下来。我国是个人口大国，资源分布不均，有些地区还保留了很原始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但是，我们决对要避免盲目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忘却了自己的特色，保持自己的个性。

3. 传统价值的存在

传统之所以还能保留下来一部分，更是因为其价值的存在。具有价值才有可能被沿用，而其价值的存在是因为经由在时间、环境、人文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只要它的存在对社会可以有经济的价值存在，它就肯定会被人们所流传开来。

五 结语

我们应当正确的运用传统中剩下的精华，去其糟粕。在跟上经济的发展的同时而又不失去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色。

参考文献

[1]《建筑师》――“传统建筑文化与当代建筑的创新――创造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建筑新风格”

[2]《国外著名建筑师从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3]《建筑学报》，2003年第11期

[4]《旅馆建筑》，吕宁兴 徐怡静 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