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穷达以时》所记，当有较确实的历史事实依据；关于其基本内容的记述，大略相同地被编入多种早期儒家文献中（有历史新引据被补入）。郭店楚简《穷达以时》整理者指出：“其内容与《荀子·宥坐》、《孔子家语·在厄》、《韩诗外传》卷7、《说苑·杂言》所载孔子困于陈蔡之间时答子路的一段话类似，与后二书所载尤为相近。”[2]此外，《吕氏春秋·慎人》、《风俗通义·穷通》等也编入了基本相同的内容。

魏明帝时李康著有《运命论》[3]，性质不同于汉前各种汇编的文献，但却是系统论述儒家运命论思想的专门研究著作；不仅如此，《运命论》采取的具体论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也完全扣合于《穷达以时》。《运命论》对一些基本概念的阐释较《穷达以时》本文更为详细清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孔子本人和《穷达以时》的运命论思想。

作为儒家重要的思想文献，《穷达以时》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更明确地概括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命题，其中的核心概念“时”，其实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在思想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今试以上述文献为基础对此概念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

《穷达以时》：“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分析整篇《穷达以时》思想，可以知道这里的“天人之分”，并不是《荀子》强调的“天人相分”。《穷达以时》的“分”不是“分别”之意，而是指天人各有其所承当的职分。《礼记·礼运》郑玄注：“分犹职也。”郭店楚简《语丛一》：“知天所为，知人所为，然后知道，知道然后知命。”“天所为”、“人所为”就是其职分，也就是天人之分。《鶡冠子·兵政》：“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物之然，而穷达存焉。”“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也是强调这种职分。《穷达以时》中的“天”既不是主宰之天，也不是自然之天，而是运命之天，《穷达以时》是儒家运命论思想的重要著作。

从商代到周末，主宰之天渐让位于运命之天，天命论思想渐为运命论思想替代。运命不同于天命，天命是有意志有目的的，而运命背后却没有明显的意志与目的。

商代人的观念为宗教信念所占据，他们认为，人的一切完全决定于外在的神，也就是天、帝。周人以蕞而小邦一朝克灭承继天命的商王朝，周公等分析其中原委，认定天命会有转移，如果得天命统治天下者不修其德，他人就会革其旧命，而另获天命成为新的天下统治者。周初人面对不久前的历史由此就产生了忧患、敬德、命哲的思想，终于在绝对信仰的宗教情感外，培养出了由人自己承当责任的人文意识。“天命靡常”（《诗·大雅·文王》）、“天不可信”（《尚书·君奭》）思想越益发展，到了西周末年，《小雅》诗中充满对天的诅咒，人格神的天的权威瓦解，主宰之天转向运命之天。

孔子对于天的态度比较宽松，他所说的天有主宰之天，《论语·八佾》：“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子罕》；“吾欺谁，欺天乎。”《雍也》：“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宪问》：“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孔子也说自然之天，《论语·阳货》：“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还说运命之天，虽然孔子对运命之天的正面解释可能并不多。《论语·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但孔子相信自己在五十岁之后已经“知天命”。《为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

运命之天落于人，就是死生、穷达。现实之人有生老病死，有富贵、贫贱，这是人的运命。人的运命和天的运命是同一的。孔子五十岁而知天命，他已经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了。

运命之天落于社会国家，就是统一和分裂，治理和战乱，社会国家的运命和天的运命也是同一的。《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这里的运、命、时其实都一样是指运命。

穷达以时，人的运命也称为时。对于人而言，运命既有死生绝对的存在方式，也有穷达变化之时。《庄子·秋水》：“贵贱有时，未可以为常也。”时也就是变动不居的时间；对于处于穷达变化中的人而言，是时机。《穷达以时》：“遇不遇，天也。”《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7大致相同的一段中表述为：“遇不遇，时也。”《荀子·宥坐》：“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韩诗外传》卷七：“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

《穷达以时》的“天人之分”到底是如何实现的呢？孔子的思想中，人又如何能够承当起自己的运命呢？

《论语·颜渊》：“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子夏所闻，应该还是来自于孔子，难道孔子真是听凭完全外在的运命而不主张人的努力修行的吗？当然不是，子夏这里仅仅是讲到了作为运命而存在的天、命，至于人对于运命的承当和把握，其实为孔子及其后学所特别重视。

“穷达以时”，生死只是表明人的客观存在状况，关系于此的“时”因此还是外在的运命。《运命论》：“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所谓贵贱，当然可以指社会阶级身份的区分，但也可以是指品德的区分，孔子困于陈蔡时向弟子强调的正是这面对困境时的人的品德力量。孔子用自身的品德修为来面对穷达之时，赋予了人对于运命的主动。

“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是人对于年月日夜变化的认识，因此“时”是个主客观相合的概念。孔子将流水比时间，《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时间如流水永逝不回，流逝而去的时间就是历史。

对当下“时”的判断因人而异，人因此做出自己对于时机的选择。孔子认识到，人的品德能够决定人对“时”作出的判断和选择，人的这种判断和选择反过来就决定了人自己的将来。时变动不居，人应时而动，这是因为天道和人道是一致的，天道以阴阳日月而变化，人道顺之变化。人的品德因为不断的修养而与时俱进，人不断反思自身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所以对变化之时就能不断做出新的判断和选择。因此如果人通过自身的修养努力，在变动的时间中能够保持品德，就能知时从而主动地把握运命之“时”，掌握自己的运命，成为命运的主人。这种能够不断修养品德而知时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是孔子说的君子。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地位而以人的内在品德区分人；并以人内在品德的修为作为人对于运命的主动进取。

孔子用君子、小人来区分人的品德。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因为孔子非常不满其时的世道，所以君子知时而不屑闻达于这种世道之中，只能“固穷”。

君子、小人是完全对立的品德区分，孔子从许多角度示例了他对君子、小人的区分。

《论语·为政》：“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里仁》：“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述而》：“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颜渊》：“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颜渊》：“孔子对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子路》：“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子路》：“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宪问》：“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宪问》：“子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卫灵公》：“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卫灵公》:“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君子、小人之分是对立品德之分，而不是社会身份之分，《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两种对立的品德有没有标准？这个标准是否客观？就现实存在的完整社会我们能够客观地根据一个人的财产、职位等来区分他的社会等级，但是区分人心品德的标准却无法做到客观。孔子所评判的品德并不是当下时的存在，而是历时变化的过程。孔子评判人的品德，区分品德完全对立的君子、小人，用的是来自历史的经验和知识。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弟子讲述就是历史，孔子以历史的经验知识解释运命。（这种做法被不断延用，李康《运命论》就有意识地大幅例举了孔子本人的例子。）但历史的举证总是被选择的，历史因为有无限的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具体事实，所以历史是永远无法自足证明结论的，对历史的认识始终建筑于个人当下价值观判断的基础之上。孔子以周代尊卑等级的礼制为标准，孔子对德的评判摆脱不了成王败寇的历史功利主义。孔子用过去历史作为校正自身修养的坐标，从而达到的君子知时而把握命运时机的设想因此是受制于历史主义的思想。

君子知时，君子能够判断并选择时，从而在变化之中把握自己的运命；穷达以时，君子因为知命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孔子认为，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做到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君子安贫之关键在于其所追求的是道。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君子应该保持其鲜明的态度。孔子不满于当时的社会，认为处于无道乱世的君子固穷。因为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所以孔子评判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

孔子说自己五十岁而知天命。君子知时，故能判断并选择时机，从而把握自己的命运，小人则不知时而行险徼幸。

《尧曰》：“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穷达以时》同样出自子思学派的《中庸》曰：“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因为知时，君子所以能够泰然对待穷达。

《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4]《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家语·在厄》：“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败节。”《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运命论》：“圣人处穷达如一也。”《运命论》：“然则圣人所以为圣人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

对于现实的贫富，君子能够泰然处之，贫而不谄，富而好礼。孔子对学生颜回在这方面的修养尤为赞赏。

《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述而》”：“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雍也》：“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安贫可贵，孔子强调君子之所以能够安贫关键在于其追求的是道。

《论语·里仁》：“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宪问》：“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泰伯》：“子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卫灵公》：“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里仁》：“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述而》：“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天道是和人道一致的，所以人的德应该顺应天道。君子修德，所以天道行则其命贵，天道废则其命贱。君子追求天道修德而知天命，君子的穷达运命因此是和道连在一起的。

《宪问》：“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运命论》：“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道之废也，命之将贱也。”

对于国家的有道或无道，孔子坚持君子应保持其鲜明的态度。

《公冶长》：“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长》：“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泰伯》：“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宪问》：“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 《宪问》：“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卫灵公》：“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

《八佾》：“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孔子本人深深不满于其所处时代社会，以为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征伐僭越，他提出克己复礼，梦想的是恢复周初的礼乐盛世，他还四处奔走各诸侯国并广招学生以求宣扬自己的学说。孔子的国家社会学说建立在尊卑等级的西周礼制上，因此孔子认为的天下的有道无道以是否符合这套礼制为标准。《季氏》：“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春秋时人热衷于通过研究“数”来知道运命，孔子却从卜筮书《周易》中发掘出全新的内涵。孔子超越了他的时代，强调应该通过修德来把握自己的运命。马王堆帛书《要》：“子曰：《易》，我复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有仁囗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

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马王堆帛书《要》：“夫子老而好《易》，居则在席，行则在囊。”孔子的学说思想深受《周易》的影响。《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

《周易》贵时。《周易》是命运卜筮之书，讲的就是变化，变化也就是时，一卦有一卦之时，一卦之中又有初、二、三、四、五、上各爻的变化。所以王弼《周易略例·明卦适变通爻》说“夫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时”的观念即来自于人最初对天道的认识，即人对于年月、昼夜、晦朔变化的观念。《周易》对人的要求，一切以时为转移，没有绝对的吉凶悔咎。

孔子融会贯通了《周易》的思想，孔子思想的内在基础是对时的把握。吕绍纲先生强调说：“仁与义也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之一。不过，这个核心是第二位的，它要受前一个核心即时观念的制约。”[5]《易传》中有大量关于时的论述。《蒙·彖传》：“时中也。”《大有·彖传》：“应乎天而时行。”《随·彖传》：“而天下随时。”《遯·彖传》：“与时行也。”《艮·彖传》：“时止则止，时行则行。”《丰·彖传》：“与时消息。”《彖传》在解释《豫》、《随》、《颐》、《大过》、《坎》、《遯》、《睽》、《蹇》、《解》、《姤》、《革》、《旅》十二卦时特别强调了“时”之义，十二卦内容上都有反面性，但用《易》者如果理解其中的时，把握时之变化，就会有正面的效用。《彖传》即使不是孔子亲作，也是符合孔子思想的；孔子继承了《周易》变化的“时”的观念。

孟子认为孔子本人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把握“时”。《孟子·万章下》：“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孔子自己说五十岁而“知天命”。《论语·述而》：“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老而好《易》”，晚年终于把握了《周易》的精髓。孔子困于陈蔡是在鲁哀公六年（BC489），其时孔子63岁，有着丰富历史知识智慧的孔子，在这样的身处困境之际对《周易》的“时”已完全开悟了。

《说苑·杂言》在记述孔子困陈蔡谈穷达这个内容时，比《穷达以时》等其他文本多出这样一段：“夫陈蔡之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汤困于吕，文王困于羑里，秦穆公困于殽，齐桓困于长勺，句践困于会稽，晋文困于骊氏。夫困之为道，从寒之及暖，暖之及寒也。唯贤者独知，而难言之也。’《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圣人所与人，难言信也。”其他各种文本都不载这十分切合情景的一段，孔子困于陈蔡时或许并没有能真正说这话，这段话可能是刘向从与孔子所传《周易》相关的文献中抄入并放在这里的。但孔子困于陈蔡时的处境确实是“穷”，是“困”。另外，有证据表明孔子对《周易·困》确实有自己深刻的认识。

马王堆帛书《缪和》：

缪和问于先生曰：“凡生于天下者，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愿利达显荣。今《周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曰‘有言不信’。凡天之道，壹阴壹阳，壹短壹长，壹晦壹明，夫人道叴之。是故汤王，文王拘于牖里，〔秦缪公困〕于殽，齐桓公辱于长勺，越王勾践困于〔会稽〕，晋文君困〔于〕骊氏，故古至今，伯王之君，未尝忧困而能。曰：‘美恶不也。’夫困之为达也，亦犹其，故《易》曰：‘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此〕之谓也。”

《周易·困》讲的是“困”，但其结果是“大人吉，无咎”，孔子用阴阳变化的天之道来解释正反映了孔子对“时”的深刻把握。一阴一阳之谓道，也是孔子在《系辞传》中阐述的重要思想。

孔子深刻领悟《周易》贵时的思想，孔子的后学子思学派继承了孔子思想，并理论概括出了《穷达以时》，提出了“察天人之分，而知所行矣”，“穷达以时，德行一也”，“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等基本命题，明确确立了“时”这个儒家运命论思想的核心概念。

君子修养自身，保持品德，从而知时而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在穷困的境遇面前君子能泰然处之。《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君子致力自身修养，不顾旁人毁誉，听到毁恶之言，也不去辩白。《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德行一也。毁誉在旁，听之弋，毋之白。”君子时刻精进于修养以待时机。《荀子·宥坐》：“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韩诗外传》卷七：“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

《中庸》：“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

君子修养品德，分知、仁、勇三个层次。《中庸》所说的三达德完全来自于孔子本人。《论语·子罕》：“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

关于修养品德的知、仁、勇三个层次中的“仁”其实涵盖了孔子提倡的仁、义、礼。所谓仁，是解决己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就是从爱自己的亲人做起的爱人。所谓义，是解决己与人在社会中的阶级、政治的关系的。礼是仁、义的外部形式，是社会中尊卑等级的规定。知是对仁、义二者的深刻认识。《孟子·离娄上》：“孟子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

勇是君子修养品德的态度。《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 《中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

《穷达以时》“勇于反己”，从心从庸之字即是“勇”，不当释读为“敦”[6]。

孔子并非不言勇。《为政》：“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宪问》：“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阳货》：“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根据《论语·卫灵公》，孔子困于陈蔡时对子路等弟子所谈论的中心是君子、小人在穷困面前的不同。《卫灵公》：“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卫灵公》另外记载的孔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一语，和《穷达以时》提到的“君子勇于反己”相关，可能也是在当时情景下所说。君子之勇求诸于己。

君子勇于反己，勇就是不惧，君子的不惧特别就是对自己的反思，君子勇于反省自身。《论语·宪问》：“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颜渊》：“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子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孔子学生曾子日三省其身也就是勇于反己的功夫。《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君子勇于反己，所以行己有耻；君子勇于反己，所以决不文过饰非。《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中庸》：“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子张》：“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君子勇于反己，勇敢反思自身不断的修养对应过去之时的变化，从而能够知道当下之时，因为知时而能主动把握运命之“时”，成为命运的主人。《穷达以时》：“穷达以时，幽明不再，故君子勇于反己。”君子勇于反己，是儒家内求心性之路，子思、孟子在孔子、曾子开辟的这条内求心性之路上不断深入。“性自命出”、“人性本善”等命题的不断提出，人性论思想成为儒家最可宝贵的思想。因此，“时”的概念是儒家思想从天命论折入人性论的关键。

根据思想的演进，在孔子和孟子之间，我们找到了《穷达以时》的位置。比较《中庸》的前半部分，我们更相信，《穷达以时》确是孟子之师子思思想的真实反映。

《穷达以时》和《中庸》前半部分的思想吻合。但《中庸》“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大德者必受命”，却分明是天命论的命定思想。《中庸》：“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孔子是否真的可能有这样的思想呢？

答案是肯定的。《论语·季氏》：“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区分君子、小人之外，还存在其他概念。《礼记·礼运》郑注：“大人，谓诸侯。”《左传·昭公十八年》杜注：“大人，在位者。”《周易集解》卷一引荀爽注《乾·象传》：“大人，谓天子见据尊位，临长群阴，德施于下，故曰德施普及。”《春秋繁露·郊语》：“圣人者，见人之所不见者也。”大人之二说，郑玄主有位者，荀爽主有位有德者。邢昺、朱熹都以为大人是有位有德者，基本上，大人、圣人应该就是同一概念。在《论语》中此外并未出现“大人”，但有“圣人”，《述而》:“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又，“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季氏》的“三畏”只是强调了位、德的区分。

大人、君子、小人并论出自《周易》。《革·九五》：“大人虎变”，《革·上六》：“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孔子不以社会身份区分人，而以对立的品德作为评判人的标准。但是，孔子的区分标准却既如上文所论无法客观，又不是完全的绝对，在以德区分的君子、小人之外，还有着以位以德存在的大人或圣人。因此，孔子从对立品德上区分人的理论还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充足性，等级尊卑的礼制思想制约了孔子。儒家的人性论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历史上有大德的君王尧、舜、禹、文王。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子罕》：“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圣人观及其正朔观、夷夏观、兴亡观的背后都是成王败寇的正统论历史命定思想。

周初哲人借助历史的经验智慧推翻了神的权威，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从此兴起；但历史意义的评判是当下价值观的功利性评判，权力更替的历史意义的强调导致历史主义的正统论思想根深蒂固。儒家历史正统论思想本质上是历史主义的命定论。

儒家运命论思想继天命论而起，认为人有生死、贫富、贵贱的运命。人的运命也就是时。穷达以时，“时”既可以表现为绝对的存在，也可以是相对的变化。人的运命因此既可以表现在绝对的生死状态，也可以是相对的穷达变化。“时”即是变化的客观形式，也是人关于变化的观念。孔子由此提出人通过自身的品德修养的努力，能够知时而主动把握自己的运命。孔子以品德而不是社会身份区分人，君子、小人是对立品德之分。君子修养品德，勇于反求诸己，儒家思想由此折入人性论，《穷达以时》标出的“时”的概念成为这个转折的关键。但是，历史主义正统论思想背景下的周代等级尊卑的礼制观念制约了孔子，儒家从品德上划分人的理论本身既不充足也不客观。儒家的人性论因此也永远无法彻底摆脱命定论。

[1] 黄人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考释》，《古文字与古文献》试刊号，1999，台湾楚文化研究会。

[2] 《郭店楚简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

[3] 《运命论》收在《文选》卷53。李善注引《集林》：“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太平御览》586引《魏书》曰：“李康字肃远。性介立不和俗，为乡里所嫉，故官不进。尝作《游九疑诗》，时帝异其文，问左右：‘斯人安在？吾欲擢之。’因起家为隰阳长。” 姚振宗《三国艺文志》卷4：“案《魏书》康字肃远，选注引《集林》作萧远，未详孰是。隰阳长，选注作寻阳长，似非是。《隋志》引《七录》作隰阳侯，侯当为长。”吴士鉴、刘承斡《晋书斠注》卷49：“《书钞》一百《嵇康集》曰：康著《游山九吟》，魏明帝异其文辞，问左右曰：‘斯人安在？吾欲擢之。’遂起家为浔阳长。”

[4] 郭店楚简整理者连下断句“听之弋母之白不釐”，不作解释。（《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刘钊先生以“听之弋母之白”断句，释意为“听任其谗毁，不要辩白”，可从；但“弋”字，刘钊先生音转读为“慝”，解释为恶言。（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有幸承周凤五先生赐教，“弋”通“黓”，黓为黑色，正与白对言。笔者以为周说甚佳，故从周先生读。

篇2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从事丧葬行业的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它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

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儒学”、“儒家”、“儒教”这些概念要分清。儒学作为一种学说，儒家作为一个阶层，儒教作为一种信仰，三者相同也不同，需要区分开来。

（来源：文章屋网 ）

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艺术设计；影响

中图分类号：J505；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186-03

一、当代儒家思想的变化和意义

“儒道同源”是我们对儒家思想比较广泛的认识，然而，儒家思想的影响力和传播范围比道家思想要深刻和广泛得多。在中国，儒家思想长期占据社会统治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在新加坡、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儒家思想在其社会思想体系中也有不可磨灭的地位。我国在追求变革的途中，也曾经打出“打倒孔家店”的旗号，但随后，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进而使儒家思想得以再度兴起。而目前，受到西方文化等的冲击，我国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也面临着适应当代社会的境况，而经过一定阶段的探索和发展，现在的儒家思想已经具有较高的社会意义，取得了广泛的认可。

（一）儒家思想的要义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一种思想的主流要义是应该保持其独立性的。而儒家思想的要义中，贯彻始终的是“仁”，其次是“义”、“礼”、“智”、“信”。这“五常”始终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主流思想之中。而儒家思想的道德制高点则在于“中庸”。尽管随着时代的变化，其内涵和解释方式呈现出多样化、阶梯性的发展，但是其核心内容仍然在社会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二）当代儒家思想的意义

1.当代儒家思想仍是人们道德体系的基石。尽管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冲击，当代的儒家思想仍然在大多数人的思想中占据基础而又重要的地位，进而形成人们的思想道德体系和价值体系。而“仁”、“义”始终处于大众道德体系的顶端，经过其自身的理解和演变，形成独特的行为和思维模式，对其精神建设具有重要的影响意义。

2.当代儒家思想仍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儒家思想所设立的行为标准并非遥不可及，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其在保持核心思想的基础上，已经产生多重衍生意义，并且在保持其现实性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亲和力。因此，即使是普通的百姓，也能够在实际生活中应用或者遵循。例如，“诚实守信”的到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准则。

3.当代儒家思想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儒家思想一直保持着“兼容并包”的特征，面对异质文化的冲击，其更加能够“独善其身”。但是，儒家思想并不拒绝承认个文化主体之间的矛盾，而是使其能够并行，进而和谐相处。站在较高格局而言，这对解决民族文化的冲突，构建和谐中国以及和谐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形态及其特征

从五帝时代开始，中原地区的文明就一直带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并且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笔笔浓墨重彩，期间发展起来的广泛艺术形式，至今仍旧受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人民的追捧和探索，并且已经成为了中原地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原地区主要的传统艺术种类

中原文化博大精深，在我们的祖先努力与自然环境做斗争的同时，将自身朴素的审美观念与实际的生活需要相结合，并且就地取材，创造出具有一定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产物，甚至有的艺术种类直到如今，仍旧让人叹为观止。

1.中原地区的工艺美术资源。审美情趣的发展使依靠人民的实际生活体验为基础，并且使之与相应的技术结合，进一步产生精美的成果，继而陶冶人们的情操。中原地区资源丰富，文化发展繁荣，自然风光秀丽，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的祖先制造了许多的工艺美术产品。例如在瓷器方面，有洛阳的唐三彩、宇宙的钧瓷；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朱仙镇的版画，将传统的工艺设计与中国的丰富文化结合在一起，不仅具有很高的审美和欣赏价值，更具有较高的文化研究价值。此外，南阳的玉雕也是一门精美的艺术，并繁荣发展至今，据多方考证，开国玉玺“和氏璧”即出于南阳。中原地区也是青铜器的故乡，青铜器的历史比唐三彩更悠久，价值也更高，因而也越来越受到瞩目。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澄泥砚，其精品也出于中原，加之其上所雕刻的精美图案，具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除此之外，仍旧值得一提的还有淮阳的泥泥狗以及中原某些地区发展成熟的剪纸艺术、以及洛阳宫灯即彩灯艺术等。

2.中原地区的其它艺术形态。除了传统的手工艺品等艺术资源之外，中原地区还有较多的其它艺术形态。例如从夏朝开始即形成一门艺术的舞蹈形态，从仅具祭祀性的舞蹈逐渐发展成为兼具娱乐欣赏功能的舞蹈，不仅受到了宫廷的重视和支持，也引发了出儒家之外的道家、法家等各个学派对乐舞的关注和评价，促进了中原乃至全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如今已经自成体系。另外，中原的音乐发展也时刻与文化和政治历史等深刻结合在一起，具有是跟重要的地位。除此之外，中原地区在服装的装饰方面，也发展了良好的艺术审美形态，例如中国传统刺绣工艺中的洛绣和汴绣等技术，其款式和图案都被赋予了美好的寓意，另外，服装的饰品诸如“荷包”等，不仅体现了古代女红的高超水平，更变大了当时社会的审美情趣以及人们之间美好的祝福。

（二）中原地区传统艺术的主要特征

1.传递情感、折射民俗。无论是荷包还是剪纸，都传递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朴素情感，至今看来，仍旧充满了弄弄的“人情味”。同时，这些传统的民间艺术，也承载着传播民俗的重要使命。其中的内同与神话传说、时令节气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其表达出来的形式则涵盖了飞禽走兽、花鸟鱼虫、人物山水等方方面面。无论是传递人与人之间美好而纯粹的情感，还是表达对自然和信仰的敬畏和折服之情，这些传统的工艺品无不向我们展示着曾在这篇土地上生活的祖先以及他们的勤劳品性、智慧以及朴素的审美。

2.结合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特征。中原民间艺术的形式种类繁杂，内容丰富多样，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主流文化都在传统艺术的表现形式上得以深刻的体现。仅仅以一个小荷包而言，就能体现出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的重要缩影。例如，荷包的形制千姿百态，颜色千差万别，皆因使用者的性别、等级不同而严格分类，这是传统儒家文化“礼”制中的尊卑、等级等的直观体现。再者，以中原地区的传统民间服饰而言，其中的装饰图案和款式设计都极力依照对称和均衡的形式美法则进行相应的设计，体现了传统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而具有美好寓意的各种装饰图案，则体现了中华文化中以善唯美的纯粹思想。

三、儒家思想对中原地区艺术设计发展的新影响

即使是在传统的中原艺术表达形式中，其所在时代对其艺术表达的方式、效果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甚至其文化特征、情感、民俗等都直接作用于艺术表达的过程和结果之中，继而展现出独特而又别致的审美情趣，为后世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范本和线索。而在当代，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推崇，儒家思想再次成为影响着大多数人的主流思想，尤其是对于中原地区而言，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儒家思想发展和传播的重要地区。新时代赋予传统儒家思想的新意义势必会对中原地区当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产生新的影响。

（一）对艺术设计理念的影响

设计理念是设计师对产品的概念等进行的构思，它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设计成果中，并直接作用于产品的风格形成等。而设计理念的形成与设计师所处时代和社会的文化都具有重要的联系。设计师灵感的来源需要丰富的文化熏陶作为沃土，而儒学思想中的美学观念运用到如今的社会当中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中庸”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中庸”亦称“中和”，是儒家道德体系中的重要标准，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要求产品的设计效果与其周围环境等具有较高的切合度，尽管设计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但是其产品不至于太过标新立异，从而导致与其应用环境格格不入。同时，产品的设计理念应当贯穿于整个设计过程当中，每个细节的考量都应该收到足够的重视，不偏不倚，从而达到完美的效果。另一方面，则是针对外来的先进理念保持平和的态度。在面对外来的优秀技术时，既不盲目追求其新意而导致忘本，又不过分拘泥于中国传统设计理念的限制进而使产品设计理念落伍，而是取两者之精华，并经过自身的感受进行一定的融合，使二者之间形成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有利状态，进而呈现出极致、完美的效果。

2.儒家“仁”学思想对设计理念的影响。“仁”的思想，其本意是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运用在艺术设计中，它主要体现于对设计理念的考量过程中人文思想方面的运用。一方面是“爱人”。无论是传统艺术还是现代艺术，都是为人类服务的，其设计目的在于增加人类生活的方便程度，或者提高大众的审美情趣。因此，在有关的艺术设计中，理应以人为本，充分考虑各个因素所能影响到的人文情怀，与细枝末节中展现“爱人”的良好品德，使其更好地为广大群众服务。另一方面，是爱自然万物，以现代的理论而言，即为艺术设计中的环保理念，这是对自然界中生命的珍视和爱护，也是对其保持怜悯情怀。

（二）对艺术设计效果的影响

设计效果直接体现在产品的运用过程当中，这不仅包括对产品的实用效果的影响，也包括对产品的审美效果的影响，体现在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其直接衡量标准就是大众的购买度和认可度。

1.“中庸”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大多数艺术设计面对的消费者人群是具有一定经济能力的中层消费阶级，其对产品的接受度和认可度直接展示了设计效果。中原的消费者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并且，由于自身购买力的限制，大多数群众会选择价格适中、质量适中的产品，既不愿承受更大的经济压力购买价格高昂的产品，又不愿降低自身的需求选择质量较差的产品，这就是儒家“中庸思想”的间接体现。

2.儒家美学对设计效果的影响。儒家美学包含的方面极广，传统的儒家美学，以“仁”为本，将文化的智慧与艺术的审美充分结合，大气而不标新立异，并于微小细节之处体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高度和谐。而中原地区的群众深受这一影响，对产品的审美需求既不停留在较为陈旧的审美观念中，又不盲目追求标新立异的方式，而是将智慧之美与产品的设计效果相结合，进而选择既适于自身又落落大方的产品。

（三）对现代设计师的影响

对中原地区的艺术设计师而言，他们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植根的这篇土地，其艺术设计的发展历程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和历史可以借鉴和引用，同时其艺术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的主导思想在这里兴盛和传播，每一件传统艺术品都充分体现着浓厚的文化气息，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压力也是十分重大的，资源的利用似乎已近极致，这对他们的创新性要求更高。

1.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保持平和心境。面对不同地区甚至不同国家层出不穷的艺术设计产品及其飞快的更迭和淘汰速度，如何抵抗这样纷乱的干扰，而是关注于产品设计的本身，同时，保持自身特有的审美观念，对设计师而言是一种重要的考验。在这样的大环境中，面对压力和诱惑，设计师保持自身的平和心境，专注于对设计的精确考量，不断积淀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修养，继而拿出优秀的艺术产品，才能取得最深层次的广泛认可，这也是儒学思想的积极作用真实的体现。

2.儒学思想帮助设计师形成自身的独特风格。一个成熟的艺术设计师，必然有自己引以为傲，同时广受他人认可的设计风格，这也是将自己及自己的成果与他人进行区分的重要途径。而自身风格的形成，必然需要不断的积累和创新。在保持自身风格稳定性的同时，追求其细节等方面的动态变化，并吸收相应时代和地域的特点，加以借鉴，进而使自己的成果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和更久远的流传。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在当今社会中经历了一定的发展变化，而中原地区的多种传统艺术形式深受其影响，二者的结合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封德平.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及其现代性转化[J].理论导刊，2014，（12）：37-41.

〔2〕王晓予.中原民间艺术的地域表征与社会意蕴[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2）：172-173.

〔3〕周冰.中原地区艺术形态的传播与传承[J].美术大观，2013，（11）：66.

篇4

【关键词】儒家美学思想 中庸 道德 美善 设计思想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儒家思想是作为古代的主流思想存在的，同时，道家思想和佛家思想也影响着传统的文化发展。在这样的融合下，中国传统美学成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美学系统。在这个相对完整的美学体系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的设计有了理论基础。

古代中国受儒家思想影响较大，因为其文官选拔制度考核的主要内容就是儒学思想，文官作为社会的掌控点，又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层次，所以儒家思想便成为了人们的文化信仰，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文士阶层又是当时设计的主要消费群体，导致文士阶层的审美取向最大程度地影响了设计美学的发展方向，所以，儒家思想对古代设计美学有着重要的、基础性的意义。

1 “中”之道

所谓“中”，其意义便是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论语・雍也》中有“中庸之谓德也，其至矣乎”的描述。“中庸”是儒家思想中非常重要的思想之一，它主张人在做事做人等方面不要太过，也就是不要激进，不能超出也不要不足，什么事情做到适中的程度即可，“无偏无倚”（《礼记・中庸》）。儒家思想中的“和”同样阐述了处事的原则，作调和之意，“执两用中”以求其和。这种“中”与“和”之道就明确指出了在艺术创作和设计中，避免出现极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才不失为一件好的作品。

“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迩而不逼，远而不协，迁而不，负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低，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圣德之所同。”《左传》中这样来描述形容《颂》乐的美好，说它把音乐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调和得恰到好处，让它们趋向于完美、和谐，既不过又无不及，恰如其分。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者，乐之过而失其正业；伤者，哀之过而害于和也。”孔子对《诗经》做出了“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审美评价。以上观点都是在儒家思想中体现中之道的文字表达。这种“中”、“和”的思想是一种美的体现。在艺术表达中，创作者在设计创作中不能片面、偏激，要在表现内容上给予作品温柔舒适的品质，让整个作品的每一处相和谐，相互融合，不让欣赏者产生在喜、怒、乐任一种情绪上的“过”。这种“过”不仅影响到作品的本身，同时也会影响到人、社会的稳定，“要发乎情，止乎礼义”，只有这样，“奔放的、本能的冲动、强烈的激情、怨而怒、哀而伤、狂暴的欢乐、绝望的痛苦能洗涤人心的苦难、虐杀、毁灭、悲剧，给人以丑、怪、恶等难以接受的情感形式便统统被排除了。情感被牢笼在、满足在、锤炼在、建造在相对的平宁和谐的形式中。即使作谓粗犷、豪放、拙重、潇洒，也仍然脱不出这个‘乐从和’的情感形式的大圈子。”（李泽厚《华夏美学》）

这种美的思想体现在设计上，就要求设计作品不能让使用者生理上和心理上感到不和谐，不能在作品的任何一方面走向极端。如若过于强调某一点，就会打破这种平衡，而工艺品在本质上就需要达到一种稳定、和谐以及节制，以意为先，意韵所到，即谓之美。例如古代精美的工艺品――马踏飞燕，对于马和飞燕的刻画并没有完全表现出其各个细节，像鬃毛、羽毛等，都是将细部特征进行一笔带过，即展现了美的结构形态，又没有给人一种繁琐的视觉效果，马与飞燕的动态生动地描绘出来，极富张力。精炼的曲线线条将马踏在飞燕上的状态映射到人的视知觉中，点到即止，准确地传递了马踏飞燕的意味，既不“过”又不“空”，恰到好处。又例如中国印章中的汉印，从印面来看，多呈规则的几何形状，再从印章中的文字来看，文字的结构又是那么均匀对称，但其中所包含的方圆兼备又使整个印面不失灵动。过多的规矩修饰则使印面显得呆板，所以适当加入了一些细微的变化。正是由于这种既不“过”又不“空”的创作思路，才成就了汉印独特的端庄肃穆、气势沉稳的、平衡的、美的艺术风格，经久不衰。

2 “美”与“善”

儒家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主张美与善的高度统一，孔子的所有艺术观点都建立在美与善的基础上的。孔子认为，善就是一种美，是美的内容，是美的体现，所有不“善”都是不“美”的。《论语・八佾》中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认为，“未尽善”是因为武王伐纣用的是武力，而在孔子眼中的至德是“以天下让”的泰伯、文王二人。所以可以看出，孔子眼中的艺术也是要符合政治教化和倡导高尚的伦理道德的，否则不管在艺术上有多完美，依然是欠缺的、不完整的。

从设计上来讲，功能为设计的第一原则，即只有满足使用功能的东西才可称之为“善”，而这样具备“善”的特征的作品，在古代中国的设计当中才是美的。在儒家思想中，“善”与“美”的关系非常密切，甚至有时还是等同的，不善则不美，善的概念主要体现在道德、伦理纲常上。春秋的伍举认为，“夫美者也，上下、外内、大小、远迩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以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力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他将“无害”认作是“美”的，而将“瘠民”这种道义上的“不善”认作是“不美”的。孔子将这种观点借为己用，强烈要求将自己所推崇的“仁”、“礼”、道德、伦理态度当作“至善”，渗透到各种艺术和设计的审美价值判断中，并希望以此来“美教化”（《毛诗序》）。

孔子以古代圣王的礼乐传统为基础，加之对社会各个方面的思考得到“仁”的道德准则，建立了一套完整、成熟、系统的美学理论体系。对于“善”的理解，体现在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生活上大至建筑，小至日用物品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儒学上以礼治国、人人以德自我约束，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器物、建筑的设计就会最大程度蕴含“德”的思想，道德的善也就成为了美的评判标准。其讲究井然有序，主次分明，注重规整不乱，是一种大气稳重的价值观，是善的体现。

在各个建筑中，外观布局倡导的是规规整整，房屋排列井然，四四方方，这就是一种道德的善的体现。例如紫禁城，是最具代表性的，整个城墙以规整的方形为基本外观构架，四平八稳，宏伟壮观。在城门与内部主要建筑的排列中，以中轴线为设计思路，居中十字形建造，强烈呈现了伦理教化准则。这种“善”正是当时的美的表现。

古代的家具也是如此，几乎所有的家具都以方形为主，在古代设计中的圈椅，四腿为方，椅靠为圆，但各处的比例都相互制约，达到一种明确的秩序，不失为一种美善。而这也是中国传统设计中一个重要的儒家美学特征。

结语

不管是在古代的设计中还是现代的设计中，我们都需要持续地将这种传统美学思想贯穿运用，在继承传统美学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对设计作品进行审视，避免其走向极端、片面。在人的社会性方面，多多借鉴“美善”以及“中和”的思想理论，将我们的设计及设计思想得到深层次的提升，这也是我们弘扬新时代民族风格的理论支撑。

参考文献

[1]王宁.《中国文化概论》.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尹定邦.《设计学概论》.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

[3]李泽厚.《华夏美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篇5

 

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休闲的概念

 

中国先贤们对“休”和“闲”二字的创造和使用，可谓是别具匠心，至今耐人寻味。“休”从人、从木，《说文》解释为“人依木而歇”，可见休是人劳作之后的短暂歇息;《辞海》中解释“休”为吉庆、欢乐;《五经文字》中提到“休，象人息木阴”。而“闲”从门中有木，本意指栅栏，通常引申为范围，多指道德、法度。孔子在《论语》中曾指出“大德不逾闲”，此处又有约束、限制之意;但是“闲”通常同“娴”，具有娴静、平和的意思，表现了一种心境的平和和宁静。所以休闲组合起来，就可知身体摆脱日常强制性的活动而获得的一种平静的精神愉悦状态。从上述阐述不难发现，古时休闲的定义与现代社会休闲的含义相差不大，都是指一种精神的愉悦状态。

 

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主要休闲理念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的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仁、智、勇等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内容。当然，其中蕴含的休闲思想也是极其丰富的。在传统伦理道德的主要三个方面中，古代的休闲理念主要受到儒家思想和道家老庄的哲学思想的影响。本文将其主要休闲理念概括为两个方面：天人合一和以“静”为主。

 

三、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

 

儒道思想体系虽然都蕴含着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但是两者却具有本质的不同，这是由两种伦理道德体系的核心主张不同而造成的。儒家思想主张积极的人人世，努力创造生命的价值。儒家想构建积极安定的社会秩序，在安定繁荣的社会秩序中寻求休闲的生活的状态。所以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中，儒家所谓的“天” 是指一种社会大同的秩序，也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和“礼”。要达到的休闲的状态，必须是与“天”相互融合，只有实现了社会的大同秩序，才能真正实现休闲的生活状态，正因为如此儒家将休闲与自身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进而达到建功立业，建立大同社会的真正休闲状态。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休闲理念是与大同的社会秩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多了一种束缚和限制。孔子主张的社会秩序中核心思想是“仁”，并且极为重视“礼”的重要作用，他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并告诫弟子们对父母“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远游是对父母的不孝，远游就设置在了一系列社会之“礼”的限制之下，也即只有遵循儒家思想的天，才能够达到自由的情景，享受休闲的状态。但是儒家思想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并非完全不包含与自然合一的状态，孔子也曾提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的思想，虽然儒家强调积极入世，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为己任，但是在事业不顺利之时，也会选择暂时的隐逸，回归大自然，这是的天人合一的“天”与道家的思想又有些许的相似。

 

道家主张人要活得自然、自由自在，心性尤其要悠然散淡。也即以老庄学说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要是强调自我的超脱，其所谓的天人合一即指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修养自己的心性，最终达到心境的超脱物外的状态。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段话表现的是道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也即道家思想的核心是遵循自然法则，自然而然而为之。不违背自然的法则，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达到物我两忘的高尚境界。这样人便达到了一种至高的休闲状态，获得心性思想的提高和升华。虽然儒道两家对天人合一的“天”有着不同的界定，但是两家思想最后达到的结果是一致的：达到一种精神的放松和愉悦。不同是儒家要求要在一定社会秩序之下，实现整个社会的共同休闲;而道家则是达到个人思想和修养的整体升华。

 

四、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单从休闲二字的表面意思来看，休是一种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而闲则是代表着内心的娴静和平和，侧重是人的感觉和思想的纯洁安宁。这个字的组合表现了特有的文化内涵，休闲是通过身体的放松，来最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和平和。一个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中人，内心也一定是无法得到平静祥和的，所以古人强调动与静的辩证关系，认为劳作与休息都不可偏废，要中和为度。很多古代哲学家的至理名言都包含有一种中和为度的中庸思想，例如《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极为准确的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理念。中国古人不仅强调动静兼修，而且更进一步强调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作用。所以和西方的休闲不同，中国传统中休闲向往的一种“神的境界”，故多趋向于“静”。中国古人倾向于进行创造性的活动来达到休闲的目的，在静谧遐想的过程中得到思想的解放和升华。但是诚如“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表述的那样，“静”往往以“动”为前提，“动”为 “静”提供遐想的先决条件。

 

作为与“忙碌”相对应一种生活的状态，“闲”的明显的特征就是“静”。在这方面儒道两家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思想也追求一种“静”的状态，这种 “静”仍然离不开儒家核心思想的影响，是一种“仁者静”，是一种处于自身情感，但是又在“礼”的限制之下的道德与情感的调和的状态。孔孟都要求人们能够克制自己的感情和欲望，坚决抵制外界的种种诱惑，不因外界的得失变化而或喜或悲，最终达到自己内心世界的恬静平和。道家追求的“静”是一种虚静的状态，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之。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日静，静日复命。”，他强调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净，才能够让自己的心境超然于物外，保持内心的绝对宁静、平和。所以儒道两家都追求内心的平静，虽然方法不同，目的却是一样的。这更表明了古代传统伦理道德追求内心的宁静，超然物外的休闲理念，它们不重视物质的享乐，只在意内心世界的真正平和安宁。

 

这种以“静”为主、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在古人所从事的休闲活动中也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中国古人在欣赏美景之时是用创造的活动来表达内心的愉悦和快乐，诗歌创作便是文人墨士们主要的休闲活动之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数不清的游记诗歌，文人们欣赏山水之时，总是静思遐想，寄情山水进而创作出不朽的诗篇。除诗歌创作之外，琴棋书画也是古人休闲的主要活动，通过从事这些安静的、怡情养性的活动，暂时脱离现实的世界，达到释放自己的感情，升华精神世界的目的休闲目的。另外赏花、品茗、饮酒等都是古人喜爱的休闲方式，在平和的状态的中达到内心的安静祥和。

 

五、结语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因此对于其中蕴含的休闲理念的探讨，不仅能够丰富现代社会的休闲理论，也能够为寻找中国特色的旅游休闲道路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和文化根源。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幼教；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对民族凝聚力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生命系于民族文化生命，振兴民族必须振兴民族文化。所以，在当今国人对传统文化淡漠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唤起全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从而塑造新人格，树立民族的自信心。教育始于根本，这一切都应从幼儿做起。

一、教育中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一）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三）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在当代幼教中的渗透作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现以来，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高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应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众多思想的综合影响，这些丰富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当代幼教中的渗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

学前阶段的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当中不同的场所、接触到的事物以及内容都会对学生影响至深。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性格特征，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内容进行相关的学习，让全体学生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及家长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希望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到达的高度其他学生同样可以达到，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利益，这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二）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其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名门望族接受教育的守旧思想。虽然目前关于有教无类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见解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有教无类儒家思想在教育行业当中的重要地位。如今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强调了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内容。但是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一现象在村镇学校教育中表现的格外明显，此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当中，要秉持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的学习活动中，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知识性人才。

（三）师生平等

儒家思想当别重视“礼”“仁”的教育，这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仁”为中心的平等思想，经常会处于互相争论的境地。而实际上师生平等的观念，并不仅仅只师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视的是师生所处学习氛围的平等，强调了师生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并不是学习活动主宰者，而是教导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师生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语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师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应该以教师为引导者，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房，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可以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感情支撑。

（四）启发教学

启发教学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同时也强调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想象。目前启发教学的主要概念为教师通过采用启迪式、激发式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敢于、勤于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无论教师是否进行教学活动，学生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学生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自学能力是启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学互动的核心内容。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与到了启发学习的研究当中，详细的阐述了启发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启发教学的具体应对措施，并且还整理出丰富的启发教学实践资料，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三、教师如何把儒家思想更好地渗透到幼教中

（一）加强幼儿对生命的敬重意识

幼儿处于人格培养形成关键期，对生命的敬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需要具备的基础道德。因此，儒家教育思想在幼教中的渗透首先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重视提高幼儿对生命的敬重。具体来说，对生命的敬重需要幼儿能够做到懂得生命的可贵，懂得基本伦理（《为政》中“父母为其疾之忧”可以看出孔子对家庭关系中生命的敬重），面对风险能够理智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积极教导幼儿保护弱小生命，对同学、家长、朋友友好，禁止学生接触危险的事物以实现自我保护。

（二）以引导的方式促进幼儿的发展

教师教学中应该要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为基础，并以启发引导的形式促进幼儿学习效率的提高。例如，教师在向幼儿进行数的教学中。以数字5的加减教学为例，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准备好教学工具如带有卡通人物的卡通积木或者卡通玩具等。利用卡通积木和卡通玩具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借助卡通玩具教幼儿1和4相加的方法，当幼儿掌握了这种方法后再让学生进行其他数字的加法，最后再以同样的方法教授学生数字相减等于5的方法。

（三）因材施教，重视实践教学

新课程指出，教师要重视幼儿的差异性，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此外，孔子在教育中经常“入太庙，每事问”，让学生在实际的情况中进行学习。这种教育教学方法实际上就是实践教学。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要重视幼儿的差异性发展，以幼儿为中心，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教学中则应该尽量提高幼儿的实践能力。如在数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幼儿数一数自己组内有多少成员。

儒家思想在现代幼教中的渗透，不仅表现了儒家的文化素质和知识，还能够使幼儿在生活和学习中处处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儒家思想在幼教中被应用和借鉴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表明儒家思想也会一直被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1]朱红.我国古代蒙学的发展述略[J].文学・历史研究，2013（04）.

[2]黎红雷著.儒家管理哲学[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篇7

2012年初，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出版。这是一本着眼于自三皇五帝至秦帝国一统的文明史。在孙皓晖的笔下，这浩荡的三千年正是孕育中国文明的原生阶段。在书中，孙皓晖将这段历史的演进归结为七次文明的跨越，及至最后在秦帝国时代使中国古典文明登顶巅峰。

振兴中国文明需要追根溯源，而“根”就在这三千年中。孙皓晖说，没有文明的自信也就没有民族的自信，而自信正是来自对“文明之根”的重新理解。

“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

孙皓晖出生在陕西三原县，那里正是古老的郑国渠的所在。有关于郑国渠以及数千年前的久远记忆，曾相伴着孙皓晖一起成长。若干年后，发生在这一广袤地带的历史与文明，成了孙皓晖研究的领域。

1992年，经年积淀的孙皓晖开始构思写作秦帝国的历史。此后的近五年时间内，他就此写成了一部长达136集的电视文学剧本，即近年上映的长篇历史电视连续剧《大秦帝国》。

同时，孙皓晖应邀将剧本改成小说出版，引发追捧。

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几乎延续了同样的套路。一开始，这仍是孙皓晖为一部历史纪录片写的脚本，只是与文学作品相比立论已经有了明显不同。在见诸报端的书评文字间，这套书被称为《大秦帝国》的理论版。

于孙皓晖而言，这是系统展示其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机会。

《望东方周刊》：什么是原生文明？

孙皓晖：在我之前有人提出过“原生文明”，但意义局限在“土生土长的东西”，并没有赋予它一个明确的概念。而我试图从理论上解释，原生文明就是一个民族的文明经过成长、沉淀、升华到成熟，能够传承下去的一种长久的文明。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说，要“明确我们的文明根基”。我们的文明根基是什么？

孙皓晖：作为对中国原生文明的深入透视，仅仅有《大秦帝国》是不够的。中国文明史对历史事件的记载、研究、考证最详细，但我们对中国文明状态的总体解析和分段研究基本上没有。

当前，我国文明正处于转折期，社会上出现各种文化思潮。我们应该站在文明史的高度去思考中国文明。

秦前三千年的历史文明可以牵扯出中国文明的所有脉络。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秦及其之前的源头思想都是我们的财富，我们应该利用好每一笔财富。

《望东方周刊》：你在书中讲到，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的两千年，中国文明就呈现颓势。你的主要理由是什么？

孙皓晖：夏、商大体上是邦联制时代，周进入了联邦制时代。在这个过程中，各诸侯之间的联系不断紧密。春秋时王权开始衰落，诸侯们开始不断改革、创新、竞争，最后认识到板块分裂不利于我们的生存。到了战国中期，天下一统的趋势逐渐清晰。

秦的统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秦统一了中国的疆域，也统一了中国的文明。汉高祖对秦各方面的制度进行了继承和发扬，但这种状况持续到汉武帝时开始发生变化，汉武帝在社会制度上继承秦制，而在统治思想上则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从汉武帝至，虽然科技方面有些成就，但这两千年的中国文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因为在这两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治制度沿袭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越来越趋向于僵化。

客观、公正看待儒家思想

数年前，全套《大秦帝国》出版，规模达到空前的六部11卷，超过500万字。其中，第一部《黑色裂变》已拍成电视剧播出，叙述主题是商鞅变法。

这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法治文明的起点。只是，秦人的开拓没能维系太久就迎来了秦二世灭亡，继之而起的是统治中国思想史的儒家学说。孙皓晖对儒术独尊的批评有些激烈，他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荒唐。而这一观点经由电视剧传播后，让他招致诸多非议。

在三卷本的《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中，孙皓晖依然试图拨开中国文明源头的迷雾，再次论证重现文化多元的重要意义。只是，他被论者戴上了“扬法抑儒”的帽子。

《望东方周刊》：为什么会有这种批评？

孙皓晖：我并不承认是在“扬法抑儒”，我只是客观呈现历史原貌。在原生文明时代，法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而儒家思想并不被看好，秦的大一统也是得益于法家思想。所以当我把这种客观事实呈现出来的时候，有人会对我有误解。

《望东方周刊》：怎么认识一些人主张尊孔的现象？

孙皓晖：当前社会思潮多样化，儒学热也兴盛起来。由于受两千多年儒家思想统治的影响，大家本能的向儒家思想附会，比如一些学校让学生们背“四书五经”而不是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等等，有再一次把儒学推到“独尊”位置的倾向。

我的观点是，儒家思想有很多精华，但也不能全盘接收它或再次让它“独尊”。儒家不是中国文明唯一的思想体系代表，而是我们百家思想之一。不能独尊也并不是说它就要被彻底否定或废除。所有原始思想并无高低贵贱之分，应以宽容的心来接纳，把中国多种文化思想体系融合，实现文明的多样化。

也有人认为，从汉朝开始，历代统治者都大力推崇儒家思想是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这种说法我也是不同意的。对儒家思想应该客观、公正的看待，把它向有益的方向引导。

近现代历史上，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彻底排斥儒家思想。五四时期倡导“打到孔家店”，这种彻底否定儒家思想的做法太偏激。儒家思想虽然保守，有它的局限性和不足，但也有很多精华值得继承和发扬。“”时期“打倒孔家店”也是一种极端做法。

中国的独特表现是文化信仰

在孙皓晖的治学生涯中，他原本长时间倾注于法学领域。转向对中国文明史的研究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事情。

孙皓晖对当年曾经占据一定市场的黄色文明落后论、中国文化酱缸论不以为然，在他眼里那是一种文明上的自我矮化。孙皓晖说，这正是促成他转而研究中国文明的原因所在。

“中国文明的强大和不朽，在雄厚的原生时代。”孙皓晖坦言，他希望能通过揭示中国原生文明在前三千年历史实践中的强大生命力，进而明确中国文明的根基、确立国家的文明话语权。在他眼里，这是实现民族复兴与文明跨越的必备历史条件。

《望东方周刊》：如何认识当今时代的知识分子？

孙皓晖：当前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个特点就是精神分裂，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崇洋”，他们崇尚西方的自由民主，认为西方的所有思想都是好的，全盘西化。其次，他们在对待中国文明遗产的时候，又主张儒家独尊。

民主是每个国家、每个民族的共同追求，中国也追求民主。但是，民主需要的是相互协商和彼此退让，如果主张“独尊”，又怎么能够建立起民主呢？

在英国，莎士比亚只是代表一种文化而不是代表一种思想，而中国孔子的儒学成了我们两千多年“独尊”的文明，这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理论趋势。

学习西方，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方法论，而我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一直没有完成方法论的革新。比如，五四时期很多学者外在打扮等方面学习西方，出门西装革履，可是回到家里奉行的仍然是儒家思想的家庭伦理观。

《望东方周刊》：有种观点认为，当今一些人缺少信仰。你这样认为吗？

篇8

关键词：汉文帝 史记 汉书 儒学 仁政

历史上素以为汉文帝崇尚道家的无为而治，但其实不尽然。文帝并非只尊一家之言。他不仅重视儒家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将之运用到了治国策略之中。

一.经济上农本思想――劝农桑

在经济方面，文帝在奉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同时，将儒家以农为本的思想运用到了治国方略之中。在《史记・孝文本纪》记载，文帝多次下诏提及劝农桑。三年正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

十三年五月，上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毋以异，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一再强调农业是国家的根本，为了表示农业的重要性。文帝亲自带头耕作，而且还考虑到繁重的租税使得务农与商业手工业没有本质的区别，本末不分。所以，为了进一步鼓励农耕，文帝下令免除了农田的租。这一系列的诏令，无不是围绕鼓励农业发展这一核心思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汉书・文帝纪》比之《史记・孝文本纪》，较多记载了文帝的诏书，且增录的诏书内容多与农业、农民、农税有关。况且儒家一再提倡先富后教，出于民本的立场导民务农。班固也以数则诏书来显示文帝劝农耕桑这一举措是完全符合儒家思想的。二年九月，“赐天下农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导民务本”，又一次强调了农业是天下之根本。而且，从这十多年的耕作情况来看，还有很多的田野得不到开垦。以至于每逢年景不好时，百姓就处于饥饿状态。究其根源，依旧是从事农业的人尚且不足。汉文帝又看到“且吾农民甚苦”，从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农民的利益，“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九月诏中提及“力田，为生之本也”，十三年春二月，文帝“亲耕具礼仪”等等，文帝多次下诏的内容无不围绕着“劝农耕桑”这一中心思想，恐怕这并非基于道家无为而治的立场。况且，文帝还要为耕桑立礼制，这些显然出自于儒家的思想学说。

二.政制上选贤用能――察举制

在选贤用能方面，汉文帝也遵循儒家尚贤取能的思想。广开言路，采纳雅言，因此开创了新的选官制度――察举制。文帝二年十一月，下求贤诏：“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在诏书中首次提及要选用敢于进谏的贤能来纠正自己的错误。三年五月，以古有“诽谤之木”与今法设“诽谤妖言之罪”作对比，又以当今众臣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导致“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的结果。同时，为了广纳贤能，文帝最终废除了“诽谤”之罪。

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孝悌”，本就称得上是社会最高尚的风气，此举也是表明文帝已经将“孝悌”提升到了治国这一层次。他对孝道的重视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对儒家思想的肯定，其对维护宗法社会秩序起着很大的作用。再者，文帝又将“孝悌”这一概念运用到选拔官员之中，成为察举制的重要标准之一。

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直接提出了以面试的方法来选拔贤能，并且按着对策的高下来区别授官。所以，从文帝开始的察举制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举措，同时也为儒家学士们提供了有利的为官途径。

汉文帝时期，对年轻儒生贾谊的任用具有典型性。不满20岁的贾谊因才能突出被河南郡守吴公召致门下。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汉文帝登基，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才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贾谊为文帝贡献了许多谋略，如“重农抑商”、完善礼制、诸侯就国等等。因贾谊杰出的政治才能，汉文帝打算直接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但是在汉初军人贵族把持朝政的形势下，文帝无奈地在贵族对贾谊嫉妒和诽谤下，贬谪了贾谊。贾谊是荀子的再传弟子，从现存文献可知贾谊的基本思想肯定是倾向于儒家的，而汉文帝对他的欣赏与破格提拔，可以看出文帝潜在的儒家思想倾向。

三.政策上施行仁政――轻刑薄赋

在治国方面，文帝较大程度上肯定了儒家提倡的“仁政”思想，并且将之运用到了实践之中。以孟子为代表的“仁政”理念，可谓是儒家思想的一大亮点。“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御也。”（《孟子・公孙丑上》）“孔子曰：‘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今也欲无敌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犹执热而不以濯也。”（《孟子・离娄上》）“仁政”一向是儒家提倡的治国理念，君主施行仁政，以仁得天下，仁爱万民，才会受到万民的爱戴。

文帝遵循着“仁政”这一宗旨，关爱百姓，关心弱势群体。在继位之初，文帝就下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遇“天下旱、蝗”之时，“发仓庾以振贫民”。同时，考虑到“方外之国或不宁息”，以致“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畿之内勤劳不处”，文帝在忧苦万民之时，也为了国家的安定，万民的利益，提出与匈奴和亲之计，这一举措未尝不是“仁政”的另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文帝主张宽刑减罚，废除了一系列的严刑峻法。《史记・孝文本纪》中就详细记载了缇萦上书救父，文帝废除肉刑这一事迹。其中提及“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究其原因，从儒学方面来看，在于民众没有得到很好的教化。再者，对犯人施用这样的刑罚，割断肢体，刻伤肌肤，使其终身不得治愈。从“仁”的角度来看，这是非常不道德的，所以废除肉刑合情合理。元年，除相坐律；二年五月，除诽谤妖言之罪等等，莫不体现了文帝不株连无辜，并不摧残肉体的人道主义精神。

四.个体上责己宽人――罪己诏

文帝本人也受到了儒家思想的熏陶，责己宽人，仁爱待人。多次下诏罪己，宽待一般罪人。在他的诏书中，多次出现“朕既不明”、“朕甚自愧”等自省之语，从自身找原因。每逢天灾之时，他往往先检讨自己，认为人主不得，则“天示之以灾”。二年十一月、十二月出现两次日食，上曰“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以养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以灾，以诫不治……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以告朕。”（《史记・孝文本纪》）其中，一再强调“人主之德”的重要性，可谓谦德并存。

崇尚节俭也是文帝优良品质之一。“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也正是文帝“以德化民”，也成就了“海内殷富，兴于礼义”的局面。，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文帝的仁德与自律。司马迁与班固也在论赞中以“仁”来称赞他，可谓仁德之帝。

汉文帝与儒学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受着儒学影响，汉文帝的治国方式或多或少有多改变，形成了儒道结合的局面，无为之中也有为。另一方面，由于汉文帝兼收儒学思想，也使得儒家一改汉初被道家压制的局面，逐渐蓬勃发展。两者可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极大程度上为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篇9

关键词：儒家文化 德育 道德

作者简介：罗志佳，女，汉族，1983年8月出生，新疆昌吉学院社会科学部教师， 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4-0183-01

面对大学德育建设的问题，我们从儒家精髓中抽取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论述，希望能为寻求建设途径的工作者提供一些参考。先秦的儒家德育思想对现代德育有很高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内外两个方面。

一、内在价值

我们所说的内在价值主要体现在对自身理想人格的塑造和对心性的修养上。在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特色分析中，我们可以看见儒家思想讲求自身的修为，强调要以“君子”、“圣人”为理想人格的规范，不断地以“自省”、“克己”等修为方式，沿着“道”走向“仁”，完成对自身的塑造过程。

1理想人格

孔子在对理想人格论述的时候，把理想的典型定义为“君子”，他认为的“君子”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十分高的，“大丈夫”就应该有“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品格。这对于大学生来说，可以说是一种很深刻的启迪方式。当代青年人就应该具有这种刚健有为的理想精神，应该从古代成功人士的经历中总结经验。古往今来，没有一个成功的人是偶然成功的，没有预先的设想和计划，就不会有后来的收获。很多大学生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整天在迷茫和郁闷中度过，那么何不给自己树立一个远大的目标去奋斗呢？

2仁爱诚信

“仁、义、礼、智、信”是先秦儒家思想家统一信奉的五种品德，其中仁是核心，而其他品格也十分重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种道德品质就是指恭、宽、信、敏、惠。可见，“信”是“仁”的体现，而“仁”是“信”的核心。关于“仁”的论述有很多，例如“不仁者不可以久处月，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在之前的德育内容中我们也有相关论述。所以大学生及大学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让儒家的“仁义”和“诚信”观念被教育客体接受并成为他们内心自觉的规范。这两个问题不仅是道德层面的问题，还是包含着经济利益因素的法律问题。大学生在走向社会的时候，他们的道德观念往往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能让他们经受得住考验呢？我想，深厚的民族传统将起到一定的作用。事实也证明，成功人士都有仁爱和诚信的品质，想靠一时的贪心和手段成功是不可能的。

3内省自律

在先秦儒家的德育原则和方法中，很重要的两条就是内省和克己。孔子等思想家把内省和自律看成是主要的修为方式，认为只有从自身寻找原因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其实事实正是如此，我们从辩证法角度来看，内因起决定作用，而外因只起影响作用。现代的大学生正是欠缺了对生活的思考和对自身的严格要求，导致了他们生活上的散漫，并且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不能虚心改正，不能认识到错误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正是说给学习的学生听的，大部分的大学生只是在死读书、读死书，而不知道去思考书本背后的人生哲理。孟子重视通过自我发现的方式改过自新，所以提出“反求诸己”，“求放心”的思想，我们大学生应该学习这种自我批评的方法，在批判中改良。

通过这三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文明在对个体塑造上有很系统的借鉴价值，它是一个从目标到内容再到方法的理论。如果能把儒家文明中的优良传统同学校的德育结合起来，将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效果。

二、外在价值

1仁者爱人

在樊迟问到“仁”的时候，孔子说“仁”就是爱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都应该相互仁爱，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等级来说，爱人尤其重要。在将“仁”这个概念具体化的时候，就出现了“孝悌”和“忠恕”的两个分支。在家庭内部要对长辈合同辈秉持应有的伦理观念，做到“孝悌”，而对他人，尤其是君主的时候要做到“忠恕”。这样的思想品德也应该值得我们当代大学生学习。社会中出现的对父母不孝，拒绝履行赡养义务的比比皆是，针对这样的社会现象，高校德育更应该加强这方面的思想教育。把“忠”的观念引申一下，我们可以联想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含义，那就是尽心竭力。其实“忠”就是对别人实实在在的一种作风。大学生在面对即将走上社会的事实，必须要有这种精神，不管是对自己，对同学，对老师，还是对社会，对国家，都要有一种踏实求实的作风。这样的人才是社会需要的人才。脍炙人口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对大学生的相处有一定的启示。

2重义轻利

这是儒家思想在大学生社会交往中的价值之一，儒家学者强调“重义轻利”并不是反对人们追求利益，但是这种思想有的时候被现代人曲解，说儒家压抑了人们的合理利益追求。儒家思想中的义利观是值得借鉴的，“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孟子的“舍身取义”思想更是鼓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祖国的理想抛头颅、洒热血，成为很多名人志士的座右铭。现代很多大学生的口头禅都是“良心值几个钱？”这不禁让我们把传统道德中的利与义的关系重新提上来。可以说，“仁义道德”还是很重要的，人与人的交往总要以一定的人格品质作为前提，而没有人际交往的人就等于被社会隔绝了。

3普遍和谐

先秦儒家思想家都向“复礼”，他们认为这是达到和谐社会的唯一方式。所谓普遍和谐指的是三个方面，即是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表现在“孝悌”和“忠恕”上，因为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才是真正的和谐状态。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以孟子位代表追求“天人合一”，人的修炼和学习都是为了存心养性，最终与自然和谐融为一体。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儒家是入世的思维方式，他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优秀的人当然要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可以看到，先秦儒家思想从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都对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这些思想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思想空间，对大学德育建设提供的新的视角。大学的德育建设可以从儒家文明的研究入手，复兴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大学德育提供文化素材。

先秦儒家思想中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掘的“闪光点”，正是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如果大学的德育工作者能够将先秦儒家文化作为一个考察的视角，从中找到积极的教育因素，然后提取出有效的教育方法及原则，那么大学的德育工作首先就具备了丰富的理论基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实践。”所以，先秦儒家思想将对大学德育建设发挥巨大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孙丽颖，《论儒家传统文化的现实教育意义》，《学术交流》，2004年11月

[2]李爱良，《论儒家文化的泛道德性》，《伦理学研究》，2005年3月第二期

[3]祁新荣，《论儒家文化在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价值》《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05年第7期

[4]杨杰，《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现状的分析与对策》，《辽宁大学学报》，2002年11月

[5]《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与基本特色》，文艺出版社

篇10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