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机构合作方案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机构合作方案，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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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检查考核原则

（一）做到客观公正、真实反映定点医院开展新农合各项工作。

（二）采取年度考核和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法，力求考核全面规范。

（三）统一标准，分级进行检查考核和上级抽查，合理确定考核结果和考核等级。

二、检查考核依据、内容和标准

（一）根据市农村合作医疗工作领导小组《关于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行中医药门诊优惠的通知》（江合医领组〔*〕17号）和《市工作制度》规定和要求，检查考核执行开展中医药服务和中医药优惠工作情况。

（二）根据市卫生局《关于印发*市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双向转诊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江卫〔*〕369号）规定和要求，检查考核定点医疗机构执行新农合住院双向转诊制度情况。

（三）根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承诺制度》（江卫〔*〕380号）规定和要求，检查考核定点医疗机构执行先抢救后交费原则和严格按规定收费等情况。

（四）根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江卫〔*〕158号）（以下简称《暂行办法》）规定和要求，检查考核定点医疗机构执行该《暂行办法》第十三条所规定的情况。

（五）根据《*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院工作制度》（江卫〔*〕247号）规定和要求，检查考核定点医疗机构设立管理机构和落实分管领导和具体工作人员情况；制定和完善医疗机构内部新农合工作管理制度和开展检查工作情况；执行住院管理制度、出院管理制度、信息公布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和宣传工作制度等工作情况。

（六）根据省、市卫生部门要求开展新农合住院即时补偿工作有关文件要求，检查考核定点医疗机构配备住院收费硬件（电脑、打印机等设备）、住院收费软件、新农合即时补偿软件（按省统一要求）和安装上网设施的落实情况以及实施新农合住院即时补偿工作情况。

检查考核内容和标准具体执行《*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工作检查考核标准》（详见附件）。

三、检查考核办法

（一）分级检查考核。各市（区）卫生局负责检查考核本辖区县、镇级及其他定点医疗机构；*市卫生局负责检查考核市直定点医疗机构，抽查全市定点医疗机构。

（二）检查考核形式。每年检查考核至少一次，采取定期或不定期进行，具体由各级卫生行政部门根据工作安排确定。检查考核要组成专门小组，抽调有关部门、单位的领导、管理人员和专家参加。

（三）检查考核方法。听取定点医疗机构工作情况汇报，查阅有关工作文件和资料，按照《*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定点医疗机构工作检查考核标准》现场逐项检查考核，向受检单位反馈检查考核情况。县级检查考核和结果要在本辖区通报并抄送市卫生局；市级检查考核结果在全市通报并抄报市人大、市政府等。

四、表彰与惩罚：

（一）等级评定。检查考核等级分为优秀、良好、较差、差。得91分以上评为优秀；得75—90分评为良好；得60—74分评为较差；得60以下评为差。各项等级作为对医疗机构年度工作检查考评依据。

（二）通报表彰（表扬）和批评。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对评为优秀的定点医疗机构给予通报表彰，对评为良好的给予通报表扬，对评为较差的给予通报批评。

（三）惩罚。检查考核中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批准机关给予撤销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资格，2年内不得重新申请：

1、检查考核评为差等级的；

2、将未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员的医药费用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

3、将应当由个人负担的医药费用变为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基金支付的；

4、为参合人员开假病历、挂名住院和假住院收费单据，冒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基金的；

5、擅自提高收费标准，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收费的；

6、采取其他不正当手段获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基金的；

7、经各级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机构检查，仍不按规定执行农村合作医疗双向转诊和承诺制度的；

8、按《*省基本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年版）和《*省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诊疗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自费药品、自费检查项目的使用占医药总费用的比例，乡镇卫生院、村卫生站（室）超过10%，县级医疗机构不超过20%，市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不超过30%（急诊和抢救除外）的；

9、违反医政、药政有关法律、法规的。

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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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实例分析

探索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已成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和商业保险机构近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一些省市因地制宜地开展了先期探索，现选取沈阳、天津、湛江三个城市与商保公司合作的方式加以分析。

合作方式一：沈阳市建立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对医疗保险范围内个人自负部分给予二次报销沈阳市职工补充医疗保险自2011年1月1日施行。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公司承保，保费从职工缴纳大额医疗费用补助保险费中，按37.5%的标准提取。补偿范围为职工当年发生的、统筹基金最高支付限额段内的、市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急诊留观转住院或急诊抢救死亡、转外就医、长期居外定点医院住院和探亲出差期间急诊住院等医疗费用，符合基本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个人自负部分按如下比例给予二次补偿（详见表1）。2011年，沈阳市符合职工医保“二次报销”政策的共计17.9万人次，参保人员就医报销比例与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前相比提高了约2至3个百分点。沈阳职工补充医疗保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完全通过市场方式运作，对医疗保险报销范围内个人按比例负担的医疗费进行二次赔付。通过合作，实现了与现行社会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全面衔接，用“活”了医疗保险基金，对提高参保人的医疗待遇具有积极作用。

合作方式二：天津市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进行医疗费用补偿及失能补偿天津市自2011年1月1日建立基本医疗保险意外伤害附加保险。由光大永明人寿、人保健康等商业保险公司承保，保费分别从职工大额医疗费救助金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金中按每人每年15元的标准筹集。商业保险公司对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人员因突发的、外来的、非本人意愿发生的意外事故和自然灾害造成非疾病伤害、伤残或者死亡的情况加以补偿（详见表2）。考虑到与《社会保险法》相衔接，对社保法中规定的第三人责任不予支付和特殊情况下需要由医保经办机构先行垫付的费用予以赔付。先行垫付后再由承保公司进行追偿，解决了第三人责任认定难和第三人责任先行支付的难题。截至2011年年底，商业保险公司实际受理33090件。其中医疗费给付32482人次，伤残给付80人次，死亡给付528人次，金额共计8292万元。天津市意外伤害附加保险在对6000元以下意外伤害医疗费报销时，不分医院级别，不区分门诊、住院，不设起付线，降低了参保者在意外伤害时的经济负担，又由商业保险公司代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行使“先行垫付、代为求偿”的权利。尽管国内对商业保险公司“代位求偿”的合法性提出过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一方式有效减轻了医保经办机构的业务压力，不失为可行的探索。

合作方式三：湛江市由商业保险机构直接经办医疗保险业务2009年1月，湛江市新农合与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并轨运行。为改善“并轨”后医保报销手续烦琐、医疗资源配置不均、政府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等情况，湛江市引入商业保险手段，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提供一体化的管理和服务。通过建立一体化咨询服务平台，商业保险公司向全市居民提供包括基本医疗、补充医疗、健康管理、商业健康保险等政策咨询服务；通过建立一体化支付结算平台，实现病人诊疗费用结算信息在商业保险公司、社保部门和定点医院之间的共享。由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湛江市分公司承保的大额医疗补充保险，经过3年多的运行取得了明显成效（详见表3）。2010年1—9月，湛江市住院36.7万人次，比制度并轨前增长69.9%；基本医疗范围内人均住院费用3019元，比制度并轨前降低628元；统筹基金人均支付1748元，比制度并轨前增长24.3%；平均报销率达57.9%，比制度并轨前提高19.3%。湛江模式的创新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借助第三方的专业优势、效率优势、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实现了参保人、政府、医院、保险公司四方共赢，成为商业保险参与新医改建设的典型样本。

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的前景分析

虽然商业保险在与社会医疗保险合作中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与人民群众对医疗保障的迫切要求还有一定距离，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仍有差距。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还较为滞后；在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中受到一些因素制约。两者的合作前景已成为现阶段社会保障研究者们普遍关心的话题。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需要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商业保险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合作前景广阔。

（一）引入商业健康保险，有利于满足参保

人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参保人对医疗保障的诉求也呈现多元化趋势。社会医疗保险主要起到“兜底”和“保基本”的作用，而商业健康保险作为基本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可用于满足参保人更高层次的医疗需求。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由基本医疗保险、大额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补助、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等诸多层次构成。公共医疗保障体系的发展为商业健康保险预留了生存空间，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将商业健康保险引入到社会医疗保险中来，进而推动社会医疗保险服务的外包，这种做法符合国际惯例。

（二）发挥商业保险优势，有利于提高社会保险基金利用率

在我国，商业保险公司在长期寿险领域发展较早，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应该尽快将商业保险公司具有的先进理念、机制和技术引入到医疗保险的经办服务中来。特别是商业保险公司在筹资测算时对所在城市的疾病的发病率、人口老龄化、人口余命等情况都进行过精确的计算和科学的预测。[3]与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将有助于在测算医保基金的筹资、待遇给付及基金抗风险能力等方面增强科学性，有助于医保经办机构的预算体系建设。

（三）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有利于节约管理成本

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充分发挥商业保险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功能，既节约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行政资源，又降低经办机构的经费和人员编制负担。特别是《社会保险法》在政策层面对医保经办机构提出了“先行垫付、代位求偿”的要求。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对第三方责任的认定主体由谁担任、责任如何分担、先行支付追偿期限多久及医保基金的核销程序等方面都没做出明确规定。基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管理中，引入商业保险的经营管理模式和监管机制，由商业保险公司代为解决意外伤害的赔付问题，以期提高医疗保障服务效率，实现资源配置最大化，最大程度增加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四、商业保险机构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几点思考新医改的最终目标是人人享有基本健康保障，现阶段的目标是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着力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使人民群众“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并努力实现“少得病”。在科学发展战略下，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目标和我国新医改的近期、远期目标是高度吻合的，商业保险机制及其效率优势恰好有助于“新医改”目标的达成。抓住新医改方案出台契机，鼓励商业保险公司与社会医疗保险开展合作，在合作中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科学进行角色定位，合理发挥政府与市场作用，不断完善政府管理机制。医疗保障领域各主体地位的合理定位，对于减少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医疗保障水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保险法》已确立了社会医疗保险的主体地位。商业保险机构则应定位为社会医疗保险的重要补充、多层次医疗保险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私合作过程中，要保证政府的主导地位不动摇。政府要制定相应的医疗保障政策，合理确定筹资方式、筹资水平、支付方式、支付范围；通过严格的资质审核和管理效果评估，对商保经办过程加以有效规范与监管，以保证基金安全、有效运行。

第二，创新金融服务体制，优化合作产业链，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实现共赢。借鉴国际经验，合理界定商业保险机构和社会医疗保险机构的合作领域。探索释放个人账户结余方式，委托商业保险机构经办补充保险，使社会医疗保险与商业保险在覆盖人群、目录范围、保障水平等方面紧密衔接。探索对社会医疗保险政策覆盖人群的空白点进行补充；对封顶线之上的部分加以补充支付；对服务程度加以补充（例如，为已参加社会医疗保险的社会成员患病时提供社会医疗保险以外的额外保障，使其能享受高档次的服务和治疗）。制定商业保险公司经办社会医疗保险业务的遴选标准，优先选择有资质、信用好、专业化的商业保险公司合作。在工作流程上，按照新医改意见，在服务等环节实行合理分工，按制度管理，细化支持专业健康保险公司参与基本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的实施细则和监管措施，进而有效整合社会医疗卫生资源，打破行业和部门间的利益，防止权力的渗透和腐败等问题滋生，进而建立起长效稳定的平衡和制约机制。[4]

第三，探索建立基础医疗保险数据共享机制。整合相关行业医疗数据资源，建立我国疾病发生数据库和医疗费用数据库。在合作中，支持商业保险与医疗机构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制约机制，有效解决医疗风险管控难题。探索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商业健康保险评价体系，对其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管理，对保险赔付水平、保险基金的使用效率等进行深入研究和评价，从而使商业健康保险走向良性循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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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珠三角；安大略省；中医药；国际合作

中图分类号：F7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1)01-0041-05　收稿日期：2010-09-07

长期以来，如何进一步打开发达国家市场一直是困扰我国中医药国际化的一大难题。虽然目前全球每年中草药产品的市场销售额超过200亿美元，且以年均两位数的速度迅速增长(许铭、谢宁玲，2006)，但我国的中药在全球市场占据的份额仍然很小，这与中国身为中药发源地的地位非常不符。在国际市场上，一方面，中药面临着日本、韩国的汉方中药及美国、德国、印度、泰国等植物药及保健品的强势竞争；另一方面，中医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仍无合法地位。迄今，将中医纳入医保体系的只有新加坡、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省；虽有美国42个州、加拿大的卑诗省(British Columbia英属哥伦比亚省)承认中医合法化，但尚不允许其进入医保体系。尽管近年来同仁堂、三九、天士力等中医药企业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试水中医药国际化的道路，但是毕竟势单力薄，因而收效甚微。国家及地方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虽不断加强，但尚缺乏真正有影响力的交流和实质性的合作。本文立足探讨珠三角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中医药合作，通过多维度地对比两地区开展国际中医药合作的契机、合作方的现状以及在深入分析合作的基础与障碍的基础上，对两地区国际合作可行性的深度探讨，得出区域性中医药国际合作一些规律性启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以期为中医药国际化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参考。

一、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合作的契机

中国政府近年来将推动中药的国际化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强调要大力扶持和发展中医药，提出要保持和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2007年3月，以中国科技部为首的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在此推动下，不少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和国际化。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更是积极先行，2007年4月在广州召开的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一届四次理事会，将推动中医药进入各国医保体系确定为主要任务。广东省在2006年初召开的建设中医药强省大会上，颁布了《广东建设中医药强省实施纲要》、《广东省中医药发展“十一五”规划》。规划主要目标是：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中医药创新体系，研发一批大品种名中药；做大做强中医药制造产业及相关产业，形成若千家产值超百亿元的大型医药企业集团和一批制造技术领先、国际知名的中药产品出口基地。珠三角正力争成为全国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竞争力最强的巾药制造产业基地。

在加拿大，继卑诗省之后，2006年12月20日安省(Ontarion安大略省) 传统中医药法案”(Tradilinnai Chinese Medicine Act)，即“第50号法案(Bill 50)”正式获得批准。安省成为加拿大第二个对传统中医及针灸进行立法监管的省份。至此，安省中医立法在走了23年艰卒的路程之后，终获成功。与其他只承认中医合法化地区的区别是，这是迄今世界上唯一承认“中医药为整体科学体系”的地区。安省立法明确承认：传统中药学是数千年前起源于中国的一套全面的医疗保健系统；传统的中药学观视人的身体为一体，致力于研究疾病如何在病人身上出现，从而对病人做出整体评估和治疗，而不仅仅是治疗某一特定病症。虽然业界对“第50法案”的通过褒贬不一，但是善于把握环境变化的一些加拿大机构已经洞察先机，展开了一系列的活动。这使中医药有可能在安省进入主流医药市场和医保体系，为中医药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珠三角地区应抢先构建与加拿大安省中医药机构的战略合作关系，使安省成为珠三角中医药国际化的一个新的突破口。

二、安大略省中医药现状分析

2008年4月，加拿大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结果，华裔人口1，216，570人，较2001年人口普查时的1，029，400增长了18.2％，华裔人口成长速度远超过加拿大5.4％的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其中一半居住在安省。目前，加拿大已有近千名中医药从业者，却是以非医生称谓的个体经营者身份进行分散式小店铺经营。

根据加中药协会和研究机构分析，全加中医药针灸协会(CCTMA：The Canadian Society of Chinese Medicine and Acupuncture)在加拿大约有1800名会员，其中，安省会员约占80％，在加拿大中医药的地位举足轻重。该协会2006年筹办了第三届传统医药大会，参会者多达800余人。2007年庆祝中医药针灸立法成功晚会时，总理哈珀为协会寄来了录影演讲，省卫生厅厅长史密斯亲临晚会并高度评价了该协会为中医针灸立法所起的积极作用。目前，协会一直与安省府和卫生厅保持着密切联系，帮助详细解释法案的条文、消除尚存的忧虑。安省的瑞而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正力争开设北美第一个中医药学大学专业并成立北美首个巾医药天然保健品研究所。多年来，该校积极配合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安省政府研究制定中医药管理的有关政策法规、组织中医药学术交流活动，被誉为小医药通向加拿大主流医学的桥梁。瑞而森大学(Ryerson University)从2000年至今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2000年该大学委托其The G.Raymond Chang继续教育学院(简称：The Chang School)从公共关系、政治活动等方面人手，广泛与相关要人和机构接触、组织专业人士和团体进行交流沟通。该校成为安省的传统中医和西医社团成员；广泛接触安省健康医疗部(卫生及长期护理厅)和加拿大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代表，比如加拿大政府的植物药规范部门；通过全加中医针灸学会，聘请经验丰富的中医，于2000至2001学年开始招收传统中医注册学生；与此同时，广泛接触国外和外省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企业和大学，比如世界卫生组织，中医药已经通过立法的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大学和加拿大卑省传统中医与针灸学院，中国政府、国家和省市的医疗机构、医学院和医药公司和制药企业等。2001至2002年，与全加中医针灸学会合作，组织研讨会，参加

国际传统医药大会筹备委员会；2002年中医班正式开班；2003至2004年，与全加十医针灸协会合作，召开国际传统医药大会，160多位医学学者到会，与提供健康护理信息的机构FACT及康复心理健康协会合作赞助国际传统医学科学与艺术大会，有200多位专家和专业人士出席，世界卫生组织代表与会发表演讲并接待瑞而森大学传统中医团队，中国政府和专业机构也派来强大阵容参会，并由此打下了友好国际合作的基础；2004～2005年，中国卫生部邀请The Chang School承办英文版传统中医国际研究和临床学术期刊；应安省健康医疗部邀请为安省传统中医任务组提供学习讲座，从具有丰富中医药经验的澳大利亚、卑省和中国邀请了传统中医规范和教育等机构的专家；2005至2006年，合作承办了世界动物保护协会的研讨会，200多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出席了会议，该会奠定了瑞而森大学在加拿大中医药学方面的地位；主动邀请外部专家进行主题为“安省计划规范传统中医药行业为瑞而森策与条文制定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的作用。早在安省通过中医药立法之前，加拿大瑞而森(Ryerson)大学就采取了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创新活动，确立了草拟申报设立中医专业学位课程的意向书。2006年8月，当安省政府属下的医疗专业规管顾问局就中医教育资格和医生称谓等问题征求专业咨洵时，瑞而森大学校长办公室就及时提交了41页建议书，建议在原来的继续教育基础上独立成立学历教育中医系。该意向书指出了环境变化的复杂性和办学的紧迫性；分析了自身的环境适调能力以及整合外部资源、国际资源的能力；指出将多年来的非学历教育晋升为学历教育的必要性；提出了融教学、科研与实践三位一体的学科设置系统。力争实现目标是：以瑞而森大学为平台，争当安省政府中医药产业及专业资格审定的顾问，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建立教学科研基地，与知名大企业合作增加社会影响和营销渠道，与主流医院合作建立临床教学和实习点，以中国的中医药科研、教学、医疗机构及医药公司或中药制造商为依托，成立加拿大乃至北美领先的传统中医学历教育机构。

三、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国际合作的可行性分析

以上分析可见，珠三角与安省建立战略合作关系业已具有一定基础。合作的可行性分析可以通过LE：PEST C(Brooks and Weatherstone，2000)模型更加全面深入地展开。该模型揭示出加拿大方面安大略省合作的基础和有利因素。具体分析如下：(1)法律方面，加拿大安省中医药通过立法，中医药的合法性在安省得到官方正式承认；(2)环境方面，国际上呼吁环保和“返朴归真”，倡导食用草本植物药和保健品的热潮日益高涨；(3)政治方面，中加政治关系在加拿大保守党执政的头几年，因敏感的人权问题出现降温的局面，但已渐渐有所改善；(4)经济方面，与政治降温相反，经济活动在不断升温，中加经贸和科技、文化交流日益增长；(5)社会方面，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上升，华人在加拿大的社会贡献加大和政治地位日益提高；(6)技术方面，中医药独特的理论和疗效弥补了西药的缺陷。但是珠三角在制定国际化中药标准、要学习日韩技术、改善中药加工制造工艺等方面旗帜鲜明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7)文化方面，通过华人在加拿大开设个体药店及诊所的成功实践，使中国的医药文化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传播，越来越多的加拿大人认识到了中医的科学性并逐渐接受中药作为替代和辅助医疗。

运用波特(Porle，1980)的“五力模型”，可以进一步分析珠三角地区在中医药国际化方面的有利条件和可行性尝试。(1)供应方：珠三角的小医药机构是中医中药的提供者。珠三角的中医药机构应该认识到加拿大安省“传统中医药法案”和欧洲的中草药立法有本质的区别，面临不同机遇和挑战，因而要制定不同的应对策略、找准切入点，力争成为安省中医药的主要供应商。(2)买方：安省中医药机构和患者：安省华裔移民50多万，每年还以万计增加，他们已有的中医药文化背景使他们对中医药深信不疑，本土居民多年来饱受西医药副作用、治标不治本以及长时间轮候及缺少护理之苦，这些问题和烦恼会得到缓解。但是他们对中医药还缺乏深入全面的了解，甚至怀有偏见和误解，对药品质量及疗效尚存担忧。(3)替代品：植物药、汉方药及保健品。珠三角的中医药供应商应该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本质，国际流行的植物药及保健品是在用西医原理来使用中药做工具，采取西医一个药物分子只作用于一个目标，而假定对其他点无作用的原理下听取药物成分对病人施药，完全背离了中医整体治疗理念，其结果将会是：一方面使草药出口增加，但另一方面却在替代中医药科学诊断和处方理论，威胁着中国几千年的中医药文化的发扬光大和发展，更甚者会导致中医理论的弱化、扭曲或消亡。(4)潜在进入者：中外医疗和医药机构。中国全国各省都在建种植中药基地、制药厂。日本、韩国等不断以雄厚的资金注入，从中药加工制造技术、工艺和医疗器械的研发，口味、标准化和便利性等方面入手，结合现代高科技抢先注册我国的名医疗法和处方，进行改革提高。后来者居上的威胁曰益剧增。(5)同行业竞争者：中外其他医疗机构和医药供应商。不仅是日韩和东南亚的供应商，而且还有来自发达国家，如德国的植物药，竞争对手不仅在国际市场上与中医药角力，而且在中国的本土市场上连连扩大“洋中药”的市场份额。中国国内同行业低价竞争者更是层出无穷。这五种力量的动态变化显示出珠三角与安省合作的复杂性。

再次，有机结合SWOT(Learned et al，1965)和OLI(Dunnlng，1979)理论分析可以进一步剖析双方合作的优势和潜在的劣势与可能的障碍。(1)优势分析：根据所有权优势地域优势和内部化优势理论分析，珠三角具有四大相对优势：其一，广药种植基地多，药材品质好；其二，中药加工制造企业强大，合资合作企业多，国际化程度较高；其三，医药理论的科研和教学院校资金充足，学科齐全并相对集中，粤语和食药同源的独特习俗及文化，源远流长于港台和东南亚地区，而加拿大移民中这部分人比例很高，粤文化和粤语在加拿大极具交流优势；其四，发达的药材批发和物流配送体系及较强的营销渠道整合能力。(2)劣势：在国际上：除了相对于中西所具有的共同劣势之外，相对于港台、日韩的医术国际化水平和对药品的量化改良技术，珠三角的医生的国际化认知度及医学英语、药加工技术相对滞后；知名度不如北京、成都等中医药大学，国际化人才仍然有很大缺口；中药品类还不够齐全。(3)威胁：分别来自国内外两个方面：国内中医药生产基地过多，中药无品牌，低价竞争；港台和东南亚，特别是日本韩国韩方药的竞争以及发达国家的植物药的竞争；高级营销模式的开发和销售人才匮乏。(4)机遇：加拿大卑省和安省中医药

立法，拥有过百万的华裔居民，而且两省人口密度大，人数多的优势，又逢安省通过立法，因加拿大急需中国的医疗和医药机构的全方位支持。因此，珠三角以其市场经济发达和国际化程度高、海外人脉广泛和夯实的中医药实力等竞争优势而有可能成为安省的首选合作区域。

四、珠三角与安大略省国际合作的对策

根据以上多维度的对比和分析可见双方极具合作基础。但是要建立双方实质性合作关系，中加双方既要树立改革创新的精神，又要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就双方所处的地位看，加拿大是买方市场，合作伙伴选择余地大，在如今买方市场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条件下，虽然加方的安省在总体环境因素上占有绝对优势，但是在不同层次却不均衡：制度层次(立法通过)最强，管理层次(正筹建中医药管理局)次之，技术层次(中医理论、中医的培养、中药的供应)最弱，尤其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而且加方不同的组织机构的力量和能力也存在差异，比如，瑞而森大学具有先行者的战略视野，但是加拿大中医药的各种协会仍然纷争不断，没有形成合力。即使是非常支持立法的全加中医药针灸协会，打江山时立下汗马功劳，但是对坐稳江山和建立起符合中国和在加拿大合格的中医利益的具体条款，比如，祖父权、过度期和考试标准等问题尚缺乏战略思考和战术能力；中医药器材和药材的销售渠道更是鱼目混珠，毫无标准和监管，无论是安省政府管理机构还是已有中医药机构都急需借助中国的力量和支持。而作为中国的医药领头羊的珠三角，也迫切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把握组织和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集中相关力量，对珠三角中医药国际化直接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抓住机遇，指引不同机构和不同层次积极寻找合作目标，把握时机、利用优势，选择和创新合理的营销模式，尽快制定中医药相关标准，大力弘扬中国中医药文化，使其认知、认同、认可，同时积极学习和引进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以及加工工艺，迅速介入安省市场，打通国内和国际的中医药市场价值链。根据在安省的调研和结合国际市场营销理沦，笔者为珠三角相关政府和组织机构制定战略提出三方面参考：

首先，与加拿大安省的高校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加拿大高教系统做准备。安省立法申明确指出：“传统中医的立法将帮助确保安省人民从获得一定技术水准和训练的从业人员处得到安全和有质量的医疗护理服务”。因此安省政府将支持有条件的大学和学院开设中医药专业，培训和培养合格的中医药专业人才。“缺医”，中医药就会“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合格的医生，才能运用中医学理论为指导，通过“望闻问切”和病患的交流，发现病因判断病情，制定解决方案，开出正确的处方，收到高质量的疗效，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和扩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因此，抓住了与相关高校的合作就抓住了中医药国际化的源头。

其次，与加拿大或其他国际医药营销渠道和销售行业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主流药房和流通渠道打通关节。中药是中医治病救人不可或缺的载体。高质量和符合标准的中药产品供应是至关重要的环节，只有保障充足的药材货源，建立起患者随处可得的渠道，患者才可能随时随地获得药品以及时治疗和消除病痛。国外的渠道建设最经济快捷的方式，是借用当地有实力的渠道。而且，国外有了畅通的渠道，中国国内的中药种植和加工、制造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也因此会进一步增强。

其三，与加拿大安省的正规医院和医疗机构建立合作关系，为进入公共医疗体系铺路：安省居民均享有OHIP(Ontario Health Insurance Program安大略省卫生保险计划)免费医疗。以前的病人只有西医治不好时，才寻求中医药的治疗。由于免费医疗机构的超负荷，造成有病候诊难医和自己负担不医的局面，市民怨声载道而且越演越烈，才促使政府重视中医药并进行立法和归管，以缓解困局，实现其造福安省人民和保障安省人民健康的承诺。力争使中医药利用法律保护和政府的支持，进入和西医学共同生存的社保医疗系统将是一次革命性的变革，这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医药在加拿大的商业生态系统，将彻底改变中医诊所和药店在加拿大的“地下和游击”式的卑微地位和小规模零散经营(包括同仁堂，999国内知名的企业)的尴尬局面，并促进中医药科学的健康发展。

五、结束语

篇4

“这是黄石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里程碑！”谈起这次改革的初衷，总院长张杰如是说：“就拿下辖的市中医医院来说，这几年，医院各方面建设有点像‘温水煮青蛙’，不知不觉落后了；其他医院，也各有各的‘病’！”

在市委、市政府主导下，以资源整合、横向联动、优势互补、错位发展、格局特色为目的，鄂东医疗集团应运而生。

集团包括三个三甲医院：以市中心医院为核心，市中医医院和市妇幼保健院成建制划入，有中心、普爱、黄金山、团城山等七个院区。从集团成立的当天起，张杰就带着“一班人”布局谋篇，最终形成共识：建成与鄂东特大城市相匹配的、医教研全面发展、辐射鄂赣皖‘具有国际水准的区域医疗中心’的战略目标，全面实施“五化同步”发展举措，3年内进入湖北省医疗领域第一方阵。

实施“后勤保障一体化”，实现集团资源共享。按照资源共享、集约服务的思路，建立鄂东医疗集团后勤保障集约化服务平台，成立信息中心、消毒供应中心、健康管理中心、物资采购中心、物资配送中心、洗涤中心、财务结算中心、运营管理中心。集团内各医院大型设备、药品的采购以及物资配送、医疗设施的建设采取集中方式，实行统一的管理和服务，提升资源和设备的利用率，避免了重复投资带来的浪费。

实施“医技学科区域化”，降低患者就医成本。在区域一体化医技平台的建设过程中，集团以信息化平台建设为基础，成立功能更加完备、技术实力更雄厚的区域一体化医技共享平台。今后，各个医院患者的影像检查、标本检验等，将在一个统一的平台内完成，集团内各医院实行检查项目结果互认，让黄石市民不论在哪家医院做检查，都可享受到同质化的医疗技术服务。

实施“临床学科整合化”，提升学科竞争力。重点支持普爱院区的发展，强化普爱院区放疗平台、激光美容平台、手术平台建设，加快学科融合；市中医医院将部分临床科室拆并，后勤保障部门和医技科室与集团进行对接，以收治常见病、多发病为主；团城山院区以收治老年病、慢性疾病为主，同时提升区域急诊救治功能，加快“120”和危急重症项目的建设力度；市妇幼保健院加快临床科室的整合，打造优势专科的平台，理顺管理体制。医疗集团内各家医院通过学科整合，建成公益目标明确、职责明晰、功能完善的公立医院服务体系。

实施“院区发展特色化”，提升医疗服务能力。集团按照“大专科、大综合”的发展定位，使三家医院合并后依然保持各自的特色，同时使专科更具实力和竞争力。其中，中心医院将在危急重症的治疗上继续发力，妇幼保健医院将建成高标准的集团妇儿保健治疗中心，中医医院将建成为集团未来的慢性病治疗和康复中心。在各个医院之间建立双向转诊通道，给市民更大的实惠和优质服务。

篇5

［关键词］卫生信息化;社会资本;内涵;分类;参与特征

卫生信息化是集先进卫生管理理念与现代信息技术为一体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不断投入、创新技术、完善系统和培养队伍的长期而渐进的过程。卫生信息化建设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资金、技术、服务资源等。据原卫生部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统计，2010－2012年间，我国国家层面总投入95．754亿元支持全国卫生信息化建设［1］。《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估计，实施全民健康信息系统工程，预计需要中央累计投资611亿元，加上地方配套及医疗机构自筹，实际投资将超过1000亿元［2］。然而，各级政府对于卫生信息化的财政投入有限，筹资渠道单一，卫生信息化软硬件的投入、运营和维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同时卫生信息化专业管理和技术人才的缺乏也造成其对卫生事业改革发展的支撑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卫生信息化后续系统升级和运行维护经费难以到位，卫生行政部门仅靠自身的资源难以满足卫生信息化的需要。因此合理利用社会资本，明确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内涵、分类与特征，创新卫生信息化建设模式，推动卫生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是亟需解决的问题。

1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内涵

1．1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学中的社会和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综合而来。最早提出社会资本一词的是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格林•洛瑞(GlennLoury)，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促进或帮助获得市场价值中有价值的技能或特点的人之间自然产生的社会关系［3］。随后，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Putnam)等学者将社会资本全面引入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并建立了社会资本的理论框架［4］。此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展社会资本研究，并将其运用到各个领域中［5］。目前关于社会资本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朱炜提出社会资本是除政府资本之外的所有物力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行动力资本的总和［6］;我国民间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相对于政府投资资本的概念，是指政府投资资金以外的社会资源［7］;财政部印发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操作指南(试行)》中将社会资本定位为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境内外企业法人，但不包括本级政府所属融资平台公司及其他控股国有企业［8］。本文主要探讨社会资本和政府的合作问题，而社会资本是不同于政府的概念体，将其界定为区别政府资本以外的社会资源，分为智力资本、物力资本和财力资本。1．2卫生信息化为充分反映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不同内容和不同阶段的特点，我们深入分析了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内涵。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就确立了国家信息化体系六要素［9］，包括信息技术应用、信息资源、信息网络、信息技术和产业、信息化人才、信息化法规政策和标准规范。也有学者认为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信息化软件系统建设、信息化的组织体系建设、信息化系统安全体系建设、组织的信息化与业务连续性管理意识的培养和强化［10］。2013年，《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人口健康信息化的总体框架，明确了卫生信息化建设主要包括数据资源、业务系统、区域平台、基础设施网络等内容［11］。综上所述，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核心要素主要包括政策、技术和资源三大类。政策包括为规划、促进、完善卫生信息化建设所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分析、评估和监测;技术包括卫生信息化建设必需的标准规范、软件系统、硬件设施等条件，根据其技术属性以及与卫生业务的相关程度又可以分为基础工具、核心服务和延伸服务3类，基础工具是指不具备业务特异性，适用于所有卫生信息化服务的建设内容，如网络基础设施、信息传输介质、标准规范等，核心服务是指与卫生服务紧密相关的业务信息化建设内容，延伸服务是指有别于传统卫生服务的其他卫生服务所需的信息化建设内容，如健康咨询平台、健康管理服务、就医流程优化服务等新生业态;资源包括保证卫生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人才、资金等外部资源。

2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分类

本文以用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社会资本物理属性为划分依据，将社会资本分为以下三类。2．1智力资本包括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咨询机构等提供的各类卫生信息化政策、规划、标准规范、业务需求分析、数据分析与利用等。这类社会资本是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基础，通过知识、管理等为卫生信息化建设和服务提供方向上的指导和信息利用服务。2．2物力资本包括信息技术类、信息服务类企业提供的各类卫生信息化软件、硬件、基础设施、互联网服务等。这类社会资本是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实体，通过提供卫生信息系统、信息设施、信息服务等产品为卫生信息化建设和服务提供实物环境。2．3财力资本包括金融机构、投资机构、社会组织提供的卫生信息化建设资金以及相关金融服务。这类社会资本并不直接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而是通过与智力资本或物力资本合作提供卫生信息化建设的资金支持，通过对卫生信息的运营管理、基于卫生信息服务的衍生服务等实现资本的升值。

3卫生信息化建设中社会资本参与的特征分析

3．1各类社会资本已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随着卫生信息化建设理念的创新，各类社会资本均已参与到卫生信息化建设中。在智力社会资本参与方面，如江苏省卫生计生委从2001年依托江苏省标准化研究院长期从事标准信息研究和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开展卫生标准规范研究［12］;在物力资本参与方面，如浙江省卫生信息中心租用中国电信网络建设卫生系统业务专网［13］，崇州市政府引入第三方软件公司共同注资成立合资公司开展崇州智慧医疗建设项目［14］;在财力资本参与方面，如福建省卫生计生委引入银行及企业的支持开展市级平台及县级以上公立医院信息系统接入平台建设［15］。3．2社会资本已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各领域通过对国内卫生信息化建设中社会资本参与案例的分析，在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政策机制设计、网络基础设施、信息传输介质、标准规范、各类业务信息系统、健康管理服务等方面均有社会资本参与。在政策机制设计方面主要以智力资本参与为主，主要体现为规划、促进、完善卫生信息化建设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分析、评估和监测等;在网络基础设施、信息传输介质、标准规范等方面，以银行、通讯公司等大型国企的物力资本投入为主，如北京怀柔、平谷等试点区县的医疗机构通过与银行合作，为广大居民发放健康就诊卡［16］;在各类医疗卫生业务信息系统的开发部署方面，目前参与主体仍是传统信息技术公司，如国内大多数医院所使用的医院信息系统(HIS)主要是购买软件供应商提供的成熟产品;在健康咨询平台、健康管理服务、就医流程优化服务等新生业态方面，发展迅速，各互联网巨头们也纷纷参与其中，如宁波市卫生计生委与第三方公司共同开发的全国首家云医院实现线上线下同步运营的健康管理［17］;在保证卫生信息化建设可持续发展所需的人才、资金等外部资源方面，参与主体以银行等财力资本为主，大量金融企业通过提供风险投资等金融服务参与到卫生信息化项目建设中，实现了对信息化建设资金的有效补充。3．3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合作的方式多样化目前国内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合作方式多样，主要可归纳为三类:一是外包模式，即政府卫生部门将其信息化规划、建设、监理、运维和信息资源管理、业务管理等工作中的部分内容通过市场化机制或授权委托交给专业机构完成，主要包括技术咨询、系统建设及运维、数据传输、数据采集加工、设备托管、数据备份、业务执行、项目筹资等［18］，一般通过政府付费实现收益;二是特许经营模式，即根据使用者付费原则，社会资本部分或全部投资卫生信息化建设，并通过一定的合作机制与政府部门分担项目风险、共享项目收益，政府根据项目实际收益向特许经营公司收取一定的特许经营费或给予一定的补偿，项目的资产最终由政府保留，如崇州智慧医疗建设项目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建设，同时，崇州市政府每年拿出上年GDP的2‰购买服务，为合资公司提供盈利渠道［19］;三是多元合作模式，这种新型模式中不仅有公共部门与私有部门的合作，还可有社会组织或公民个人的参与，各合作主体以完成公共服务的供给为目的，发挥各自优势，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形成以双赢或多赢为理念的相互协作模式，如邵逸夫医院、杭州市江干区卫计委和第三方软件公司等联合，共同建设“邵医健康云”平台［20］。3．4新技术应用助推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近年来，移动医疗、健康物联网、健康云服务、医疗大数据等新兴概念与技术引起了医疗卫生行业和信息通信行业的普遍关注［21］。如利用可穿戴设备和物联网进行健康管理的理念得到广泛共识，预计在未来5年中，将会产生约200亿元的健康管理服务市场［22］。移动医疗产品正在走向智能化、个体化、轻便化和连续化，以“北京健康云”为例，它包括三层架构:底层是“感知设备层”，通过dulife可穿戴设备、百度健康平台等产品，用户可以实时监测到自己的健康数据;中间是“健康云平台层”，当健康数据上传到云，健康云平台层负责对所有数据进行存储、分析和计算;上层是“健康服务层”，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为用户提供专业化、个性化的健康服务，如减肥瘦身辅导、健康管理咨询、远程心电监测等［23］。同时，随着居民对生活方式和健康保健的日益重视，互联网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获取健康保健知识和信息的来源，各种健康资讯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些新技术的应用为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3．5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发展态势良好在国家转变政府职能的大背景下，公私合作模式在各行各业得到推广应用。大力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是适应信息时代、开放时代的必然选择。2013年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探索建立政府统筹、部门主导、社会参与、便民惠民、合作共赢的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模式”，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陈啸宏在2014中国卫生信息技术交流大会上指出:“卫生信息化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部门联动、社会参与”［24］。近年来，伴随智慧城市的发展，地方卫生政府也积极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以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如浙江《关于促进健康信息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中提出引入社会资本搭建健康信息服务基础框架、开发健康信息服务普惠项目、拓展健康信息服务新型业态等。在国家政策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国内社会资本参与卫生信息化建设的整体发展态势良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地相继开展了多个公私合作项目，参与主体涉及政府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公私合作模式项目公司、信息软件公司、互联网企业、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高校科研单位等，项目的投资金额也屡创新高，如财政部已经公布首批30个PPP示范智慧城市项目，总投资规模约为1800亿［25］。辽宁省卫生计生委借助银行及电信运营商，2014年累计引入社会资本3．64亿元开展居民健康卡建设［26］。

4结语

篇6

关键词：PPP模式；人口健康信息化；思考

人口健康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战略的重点内容，是深化医改和服务群众的有力支撑、健康政策和全面监管的基础保障、模式转变和现代治理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和经济新增长的潜力领域。国家卫生计生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关于加快推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探索建立政府统筹、部门主导、社会参与、便民惠民、合作共赢的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模式。”信息技术将改变传统的医疗模式，催生新型健康医疗、促进培育新业态。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科学界定参与方权界和权责应是创新“十三五”信息化建设规划的新理念。

1PPP模式

1.1PPP模式的概念

PPP模式即公私合作制（public-private-partnership）简称，是指政府部门与私人组织或者私营公司之间的一种合作，这种合作通过双方签订特许权协议，让非公共部门参与基础设施项目或者其他公共物品或服务的提供，目的是为了拓宽项目融资渠道，提升融资利用效率，实现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利益共赢[1]，官方多统称“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已是国际得到普遍应用的一种合作途径，它不仅使民间资本进入社会公共事业领域成为现实，还通过政府与企业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行长期持有和经营，有效地平衡了短期收益和长期收益，较好地解决了基础设施短期回报差的问题[2]。卫生领域应用PPP模式就要求政府部门破除行业垄断，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卫生行业的特定领域。

1.2PPP模式的本质

1.2.1作用PPP模式是由政府发起的、在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资本方之间针对特定新建公共项目所形成的长期性合作伙伴关系，作为公共产品和（或）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增长最快的一种融资方式，PPP模式能够减轻政府财政压力、满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提高投资管理效率。1.2.2关系PPP模式政府方不占控股地位、不具有实际控制力及管理权。PPP模式的合作伙伴关系是关系性的契约形式，契约实现的是公共需求目的，而非单纯的商业利益关系，是PPP模式区别于其他项目融资模式的关键点。1.2.3规则应用PPP模式就要求政府部门要建立公平透明的交易规则和法律体系，长期的、有效的公共政策或制度的规范，严格监管，鼓励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提高公共产品和（或）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和效率。1.2.4权责规范的PPP模式要求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加强双方协作，强调在利用社会资本高效专业运作的同时，发挥好政府的规划、引导、监督的主导作用，明晰政府部门和社会资本合作基础是基于共有产权关系以及合作期间的资源配置、风险分担和利益共享，实现公共项目理想的政策结果[3]。

1.3开展PPP模式的政策环境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与社会资本合作。自2005年以来，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性文件，强调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社会事业、公用事业、基础设施和垄断行业等领域[4]。特别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5-6]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国家相关政策密集出台，从国务院到财政部、国家发改委等部委，再到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鼓励PPP模式发展的政策性和指导性文件。天津市人民政府也出台《关于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津政发〔2015〕10号），确定了坚持利益共享、坚持风险分担、坚持平等互利、坚持诚信守约、坚持长期合作的五项原则，明确了适用范围和操作模式、规范项目管理、完善监管制度、强化组织保障等管理方式和措施。在法律层面上，《招投标法》及实施条例、《政府采购法》、《行政许可法》和《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也成为开展PPP模式的法制保障。

1.4PPP模式的实现途径

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PPP模式均是以项目来实现，是当前政府力推的一种吸引社会投资的投融资管理模式。可以归纳为公私合作、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4个方面。在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必须要紧紧围绕这4个要素来设计筹划项目、编制方案、招商洽谈、选定合作伙伴、项目实施并制定退出和移交机制。1.4.1PPP的基本模式一个完整的以PPP模式运作的项目可以划分为8个阶段：项目发起、项目准备、协议编制、竞争性程序、签署协议、建设、运营和移交[7]。PPP模式的典型做法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共同组成特殊目的机构（英文简称SPV，SpecialPurposeVehicle），针对特定项目或资产，与政府签订特许经营合同，并由SPV负责项目设计、融资、建设、运营，待特许经营期满后，SPV终结并将项目移交给政府。该合作模式的项目运营风险转移给了社会资本，激发了社会资本活力，减轻了医疗机构的财政压力。1.4.2应用PPP的主要程序PPP模式最常用的程序是：政府部门通过公开的方式进行采购或者招标与中标人签订特许权协议合同，依据合同规定建立项目公司，该公司主要负责项目的建设与融资以及后期的经营。合同中的费用由政府向金融机构提供，使得公司与中标人有资金进行项目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PPP模式，完善投资回报机制，强化政府监管职责，促进合作双方诚实守信，充分有效地利用公共资源[8]正是PPP模式参与医疗改革，优化医疗资源，弥补财政投入不足，缓解公众医疗服务需求最合适的选项，也是政府和社会资本以项目合作方式，实现政府职能供给侧的管理模式，优化公共服务产品，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最好契机。

2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中的PPP模式

PPP模式在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中应按照安全为先，责权清晰的原则，优先整合利用现有资源，建设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4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部门、区域、行业间数据开放融合、共建共享。在积极争取政府投入的同时，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创新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投融资机制。

2.1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主要内容

开展健康中国云服务计划，积极应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可穿戴设备等新技术，推动惠及全民的健康信息服务和智慧医疗服务，推动健康大数据的应用，逐步转变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能力和管理水平。到2020年，实现全员人口信息、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3大数据库基本覆盖全国人口并信息动态更新。全面建成互联互通的国家、省、市、县4级人口健康信息平台，实现公共卫生、计划生育、医疗服务、医疗保障、药品供应、综合管理等6大业务应用系统的互联互通和业务协同[9]。健康管理中心服务平台建设，建立个性化健康管理、健康干预、教育咨询、疾病康复等方法，为居民提供全方位精准的健康管理与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个性化、差异化的需求[10-11]。

2.2应用PPP模式需解决的关键

2.2.1科学制定合作框架PPP模式是由政府对银行承诺给予投资方相关费用，而使投资方顺利获得银行贷款用于公用事业建设的方式[12]，也是当前首选的模式[13]。重点应考虑：①要由社会资本提供信息化设施或卫生服务，由卫生部门购买；②必须在合同的基础上进行长期合作并约定各方权力与责任；③卫生部门的责任是依法依规科学界定参与方权界和权责，制定清晰、全面的标准；④明确引入社会资本的资金和专业技能；⑤要有基于产出的支付与回报；⑥合理分担风险与转移。2.2.2合理配置社会资本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范有序”的总体思路，积极稳妥地推进PPP模式，完善投资回报机制，强化政府监管职责[4]。充分发挥政府部门总体规划、基础建设、标准规范、行业监管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服务机构和参建企业的主体作用，促进合作双方诚实守信，有效利用公共资源。人口健康信息化主体是公益性项目，延伸公共服务领域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开展合作。卫生机构要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开展物有所值评价工作。主要是对项目的定价调价机制、责任风险分担、产出质量与效益、绩效目标实现、运营维护成本、融资方案和中长期财政补贴等进行重点评估，必要时可借助中介咨询机构、顾问单位等第3方专业机构力量[14-15]。

2.3应用PPP模式的主要问题

人口健康信息化是深化医改的重要支撑，将推动卫生计生管理和运行机制改革的深化和惠民服务的提升。应用PPP模式助力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面临3个主要问题。2.3.1专业人才短缺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需要信息技术和卫生专业复合型人才，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对这类复合型人才的高度依赖，将成为在应用PPP模式助推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瓶颈”，而PPP模式只能解决其资金与管理模式层面的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人才资源问题[16]。2.3.2发展理念滞后“公益性”长期被公立医院的组织属性“垄断”，认为民营医院都是趋利和不公益的理念随着政府多元化办医而被打破。但是对“公益性”的传统认识仍会影响到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理念，认为针对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的资源配置、管理机制、运营机制等问题，应用外包、运营管理、租赁承包、建设转让经营、合资新建等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应用政府购买服务、市场机制补偿等经济手段仍然面临着“公益性”的考验。2.3.3技术创新不足IT技术日新月异，如何前瞻性地应用IT技术，合理构架人口健康信息平台，按照“一数一源、最少够用”的原则采集人口健康信息[17]，最大限度地节约开发成本；如何实现业务边界的划分。在人口健康信息化建设中，应该对基础的网络设施买单，对区域平台中基本数据采集买单，对再生信息可以实施PPP模式。2.3.4法律制度不全虽然我国加大推行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力度，加快完善关于PPP模式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但是在PPP项目的立项、建设、运营、管理、质量、价格、项目排他性及争端解决机制等实际市场化运作中，还会面临涉及财政、投资项目管理、招投标、融资、价格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多方面的法律和制度的专门支持。此外，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精神”也是影响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环境因素和发展空间[18]。

3结语

篇7

一、云南省金融社保卡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

（一）基础难点

1.云南省社会保障卡系统应用模式问题。云南省是最早实施社会保障卡推广应用与银行合作的省区之一。1999年12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首先在上海市进行了社会保障卡工程试点，2000年，云南省、北京市成为第二批社会保障卡应用试点地区，在全国形成了两种应用模式，较为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模式体现了“大保障”的概念，社会保障卡的应用领域涵盖劳动就业、社会保险、民政、公积金、公安、卫生等各种公共服务事务领域；云南模式应用领域目前主要集中在社会保险业务上，特别是集中在医疗保险应用上。加之，社保部门与银行的合作，又是银行出钱，社保自成体系运行，银行卡激活率非常低，银行参与金融社保卡的积极性大打折扣。随着数据集中、资源整合、联网通用等信息系统建设趋势及社会保障应用范围的扩大，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了上海模式为最终的发展方向，金融社保卡的推广应用也建立在此之上，造成云南省社保卡系统需要全面改造和解决与银行合作的难点问题。

2.云南社保各险种统筹层次不一致问题。目前云南省五个社保险种统筹模式不一，省级、州市、县级统筹都有，也未实现数据集中，按照社保部门“全省集中、五险合一”的建设目标，势必需要对原有社保系统进行全面改造（“金保”工程二期），投资巨大。如下表所示：

险种统筹层次表

3.云南省社保系统数据分散功能不全问题。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在“十一五”期间完成了“金保工程”一期工程建设任务，建成了省和16个州市数据中心，州市级和区县级联网达到100%、乡镇级联网达到70%，6000多点接入信息网络，基本建成养老、工伤、生育、医疗、公务员考录、劳动力市场等管理系统和人事人才数据库。但存在数据分散、系统结构复杂、系统功能特别是卡功能不全、维护成本高的问题，尤其是现有系统涉及不同的经办机构、不同的开发商，系统改造时各涉及单位之间的协调和统一也是难点。如下面两个表格所示：

云南省社保系统建设情况表

可用卡系统情况表

4.新老社会保障卡并行使用及换卡问题。存量社会保障卡更换是云南省推广金融社保卡的一个难点问题。2000年，云南省就成为全国3个人社部门全国发行社保IC卡的试点省市之一，2012年已经实现累计发卡900多万张，并完成了大量定点医院、药店的受理环境建设。由于已发行的社保IC卡，既不符合新的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社会保障卡（个人）卡规范》，更不符合金融规范，一方面需要换卡，带来成本高的问题，另一方面涉及到社会保障卡的新老并用，从而要求新老系统长期兼容、平稳过渡，更对系统改造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5.云南省金融IC卡发卡进展缓慢问题。由于云南省处于“老、少、边、穷”一体经济欠发达地区，各家银行并不把云南省作为金融服务创新的重点扶持地区。所以，与全国相比，云南省各商业银行金融IC卡发卡进度处于落后状况，主要原因在于除本地性商业银行外，各发卡行系统均实现了总行级数据集中，各总行金融IC卡系统建设进度不一，且发卡计划倾向于发达地区机构，各行业务、技术都依赖各自总行，处于被动状态，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在云南本地正式发行金融IC卡的商业银行还只有工、中、建、交四家，本地性商业银行中，只有曲靖市商业银行、富滇银行通过了金融IC卡发卡技术审核，发卡也只处于试用阶段。

（二）政策难点

1.两种不同业务相互融合问题。金融社保卡形式上是社会保障卡与金融IC卡在介质上的合二为一，似乎只是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实质上需要的是两个行业在技术层面、业务层面、管理层面、应用层面上的有机协作和高度协同，其业务流程和应用范围已经超越了原有的社会保障卡和金融IC卡，技术路线、管理制度也不是简单的叠加，在其制作、发行、使用、维护过程中，势必会对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商业银行现有的制度、流程造成影响。因此，合理考虑制度设计，降低对双方固有流程的冲击，是保证金融社保卡在云南省落地、使用的重点要求，也是最大难点。

2.顶层设计与基层落实问题。人民银行与人社部开展了行部合作，形成了“顶层设计、总体规划”的战略共识，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政策文件，特别是2011年人社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社会保障卡加载金融功能的通知》（后称“83号文件”）对金融社保卡的推广应用框架进行了规定，但针对每个省的不同情况，具体的技术路线、合作模式、业务流程、运行管理、服务要求等直接影响后续金融IC卡使用的问题并未在文件中明确，尤其是云南省社保系统的复杂情况，更需要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确定适合的推进路线。如果在金融社保卡的运营模式不明确，社保部门、发卡银行、银行的职责、义务、权利不清的情况下单纯强调发卡，将为金融社保卡后续的顺畅使用带来隐患。

3.现有政策界限难以突破问题。由于国家对社保资金管理使用有明确的政策规定，现有的社保资金财政专户开立、资金归集分配格局很难突破，给合作银行的选择带来难度；按照人社部和相关政策、有关会议精神，目前金融社保卡主要满足社会保障业务要求，仅仅开通借记应用，原则上不能增加其他行业应用，也不开通电子现金功能，给金融社保卡中的金融应用拓展带来了困难，从而直接影响金融方的卡片激活率。

（三）实施难点

1.项目投资规模过大问题。云南省社会保障厅计划在“十二五”期间，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标准统一的金融社保卡2800万张，根据省发改委批准的收费标准，每张卡发卡成本22元，总卡片投入成本约为6.16亿元，加之“基础难点”中所述问题，云南省社保系统、社保机构网点机具、医疗机构终端机具需要进行全面改造，以实现“数据集中、五险合一、新老并行”的目标，不考虑后续的运行维护、卡片更换成本，全省的项目总投资规模就接近10亿，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存在投资规模较大的问题。

2.应用范围面向落后地区问题。目前云南省已发放的900多万张社会保障卡全部集中在城市，覆盖城镇居民80%以上，主要解决换卡及叠加其他险种应用问题，相对容易组织实施。与其他发达省市相比，云南省70%以上的人口集中在经济非常落后，也是金融服务极端薄弱缺失的农村地区，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为例，云南省参合人员多达3400多万，许多居住在金融服务网点、社保服务网点覆盖不到的行政村、自然村中，加上农村居民对传统银行卡的接受程度非常低，只习惯使用存折，如何在农村地区普及金融社保卡，同时安全、便捷地为持卡人提供社保、金融服务是最大的难点。

3.基础性制度方案滞后问题。83号文件中对金融社保卡的技术实现方式、应用领域、应用管理、产品选择等制定了框架式的总体方案，但要在云南落地，必须在充分研究社保、银行两个不同行业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制定出双方共同认可的指导意见、推广计划、业务流程、技术方案，特别是明确双方各自职责、合作方式、运维模式，否则单纯追求发卡速度，忽略可持续发展，会直接影响金融社保卡的声誉，把“好事”办成了“坏事”。

4.合作银行难以确定问题。“隔行如隔山”，社保部门与银行在传统业务上基本是“知己，不知彼”，虽然云南省社保部门曾与云南省农村信用联社、富滇银行等本地性商业银行进行过合作，但合作程度不深。金融社保卡推广应用对双方更是新生事物，所以一方面社保部门不清楚参与银行应具备的条件，业务需求不明确，对银行的要求也就不明确，出现想合作的银行不具备技术条件，具备技术条件的银行在网点设置等方面又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对该项目的复杂程度认识不清，面对较大投资，在投入产出“经济账”算不清，不但银行之间不能达成共识，甚至同一个银行的技术、业务、财务部门之间都还存在分歧的情况下，就盲目参与竞争。

二、对策建议

经过对上述难点的分析，归纳起来，要稳妥推进云南省金融社保卡应用需要解决四个关键问题：一是尽可能降低投资成本；二是解决农村发卡和受理环境问题；三是合理选择合作银行，拟定可行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

（一）分步实施、资源共享、责任分担降低投资成本

一是试点先行，逐步铺开。从银行方面，昆明、曲靖作为全国金融IC卡试点城市，相对云南省其他地区，在政策理解、技术准备、受理环境改造、人员准备方面都有明显优势，可以选择作为具有代表性地区进行试点，成熟后再扩大范围。

二是一次发卡，先易后难。不再考虑隐性磁条卡过渡方案，直接采用“一芯两用”社保卡，同时统一规划，先将条件成熟、需求紧迫的险种和服务纳入社会保障卡“一卡通”应用平台，再逐步建设、实现所有险种和服务的集成，从云南情况看，可在昆明、曲靖城市区域先在新金融社保卡中实现“医保”应用，在农村地区试发行“新农合”应用金融社保卡。

三是集中采购，降低成本。IC卡推广初期，由于需求量小，所以成本较高，但随着人民银行推动磁条卡向金融IC卡迁移战略的实施，IC卡需求已成几何倍数增长，规模化生产已大大降低了卡片成本，据向发卡银行了解，IC卡成本已从几十元减低到十几元，如果全省4000多万张卡片集中采购，成本可以大幅降低。

四是整合资源，充分利用。银行业信息化建设一直处于领先水平，2003年，云南省就实现了所有银行银行卡、所有ATM、POS机具的联网通用，2012年，在人民银行统一组织领导下，截至第三季度，全省近20万台POS终端、近5000台ATM终端已能够受理金融IC卡。在金融社保卡推广应用中，社保部门、银行应充分整合双方网点、积聚资源，尤其是充分利用银行已有的较为先进、规范的信息化建设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造成浪费。

五是惠民工程，各担责任。金融社保卡推广应用是一项重大的民生工程，政府部门、商业银行、人民银行有责任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具有强大的资金优势，理所当然要尽到应用的社会责任，承担主要的投入。同时政府部门也应把该项工程当作自己的“形象”工程，在财政、税收政策上予以扶持。在卡片成本上，建议针对实际情况由多方承担解决，例如城镇职工首发卡卡费由职工所在单位承担；低收入人群和农村地区居民首发卡费用由银行承担；换卡费用由个人承担，农村居民可以进行适当补贴。

（二）机构网点与惠农支付点结合覆盖农村应用

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已建成6125个惠农支付服务点，服务惠及109个县的1119个乡镇4956个行政村，加上社保部门经办机构，已基本满足县一级以上金融社保卡应用服务需求，全省1373个乡镇，15300个社区行政村的应用问题可以通过机构网点和惠农支付点相结合的方式解决。

一是通过“惠农支付点”解决网点覆盖问题。2011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的通知》（银发〔2011〕177号），明确在2013年底前，实现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在全国范围内农村乡镇的基本覆盖。目前云南省十六个州市已全部开通了惠农支付服务业务，截至2012年3月31日，全省共建成6125个“惠农支付服务业务点”，预计年底网点数量将突破10000个，基本可以覆盖行政村。作为支持“三农”创新农村金融服务的新举措，惠农支付服务业务破解了乡镇金融服务缺位的难题，进一步改善了农村地区金融服务环境。实质上，惠农支付点已作为“代银行网点”延伸到了广大农村地区。

二是通过拓展功能解决用卡问题。云南省惠农支付服务业务

具有的借记卡小额取款、小额转账汇款、刷卡缴费、查询、刷卡消费等五项功能已能够满足金融社保卡的金融应用需求。建议人民银行牵头组织相关成员机构，会同社保部门共同探讨在惠农支付点POS机上添加社保应用功能的可行性，把“惠农支付点”同时也发展为“社保服务点”，既方面农村居民的用卡又可以减少重复投入。

三是督促重点银行加快金融IC卡推广进度。目前农业银行云南省分行、云南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云南省分行、建设银行云南省分行、中国银行云南省分行（及上述银行的分支机构）和银联商务云南分公司是云南省已审核确定的惠农支付服务收单机构。截至第三季度，建行、中行已正式在省内发卡，而农村地区网点数最多的农村信用社发卡系统尚未建成，农业银行、邮储银行已具备条件但还未正式发卡，必须督促这些重点银行加快进度，以满足金融社保卡的发卡、资金结算需求。

（三）合理选择合作银行，拟定可行的管理制度和实施方案

人民银行李东荣副行长曾在金融社保卡推广应用工作会议上强调要从“建设民生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和领导这项工作；要从“利为民所谋”的角度来组织和落实这项工作；要从“把好事办好”的尺度来协调和管理好这项工作。

适合云南模式的金融IC卡推进策略应该是按照“服务民生，稳中求进，基础先行”的工作思路，坚持不求快、但求好；不只顾眼前，而注重长远；既考虑社会利益，又兼顾经济效益，探索合理科学的解决方案。

一是要从“设门槛，定规矩，让合格者参与”入手选择合作银行。一方面鼓励更多的银行积极参与，另一方面明确所需的发卡条件、机具条件、网点条件、资金条件、技术条件，根据金融社保卡总体推进计划，对于第一批试点银行，必须在项目计划要求的时间内，达到提出的要求，同时优先考虑其他省市已参与，具有成功经验的银行，以保证项目资金的到位、技术的先进、顺畅的实施和长效的发展。

二是应建立合作银行退出机制。金融机构在成为项目合作银行后，对于有严重阻碍项目进度、无法承担项目投入资金、未能履行协议中合作银行需承担的义务等情况时，人保厅和人行将给予警告，并限期整改，如在规定时限内，仍未能有效解决问题的合作银行，将责令其退出项目，并取消合作银行资格。

三是要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面对金融社保卡项目较大的投资规模，一方面该项工作的推进既是商业银行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举措，也是对商业银行承担社会责任和企业责任的全局观和大局意识的充分考验；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毕竟是企业，应从尊重市场规律、遵循金融活动规律的前提下合理有序开展此项业务，否则盲目竞争、不计成本投入、低价倾销、随意减免费用，很可能带来卡片虽然发出却用不好、不可用的严重问题。所以，应从社保卡中金融功能的激活、社保资金的分配、应用行业拓展方面来探索提高金融社保卡整体运营效益的办法。

例如，对于社保资金的分配，在政策可以突破的情况下，可以考虑按照资金投入大小，将社保资金收入、支出账户开立在合作银行，同时将农村养老保险、工伤、生育保险、机关养老保险的财政专用账户按照出资比例开立在合作银行；在政策不能突破的情况下，项目资金投入和社保资金沉淀不挂钩，但建议通过财政给予合理的补偿。同时，由于城镇和农村卡片使用率存在差异，给银行带来的利益不同，可按照一定的权重予以区分。

篇8

在总人口为13亿多的中国人中，中国高血压人口有1.6～1.7亿人，高血脂的有将1亿多人，糖尿病患者达到9240万人，超重或者肥胖症7000万～2亿人，血脂异常的1.6亿人，脂肪肝患者约1.2亿人。有研究数据显示：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癌症，平均每30秒就有一个人罹患糖尿病，平均每30秒，至少有一个人死于心脑血管疾病。

中国医疗大数据现状：压在百姓身上的3座健康大山

第一座健康大山

――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触目惊心的数据结果，根据德勤最新的《2020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中国的老龄化趋势严重。

到2012年止，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人均寿命预期为80岁，相比1990年呈现大幅老龄化现象。

其中日本最为严重，平均寿命预期为84岁，英国为81岁，美国79岁，中国75岁，而印度为66岁。

预计到2018年，超过65岁人群数量会达到5.8亿，占全球人口10%，也就是说，其中每10个日本人中就有一位超过65岁的老年人。到2020年，我国正式进入老龄化严重阶段！

在发达国家，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DP在5000～8000美元，2014年健康医疗支出占总支出77%。

相比在中国，从2003年开始我国未富先老，人均GDP为1000美元。2014年的健康医疗支出占总支出23%，预计到2020年，健康医疗支出占总支出上升到32%。

全世界痴呆病人已达2400多万，平均每7秒增加一个，中国老年痴呆患者约占全世界病例总数的1/4，平均每年增加30万的新发老年痴呆病例。

骨质疏松症已跃居常见多发病的第七位，60岁以上的人群患病率为56%，女性发病率为60～70%。其中骨折率发生率接近1/3，每年医疗费用按最保守的估计需要人民币150亿。

第二座健康大山

――癌症年轻化

根据统计数据：2005～2015年间中国因疾病而导致生产力丧失将累计给中国造成55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其中中国一年用于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经费达到3000亿人民币元人民币；中国的肝炎的直接经济损失达3600亿。2013年到2014年，35～46岁死于心脑血管病的人，中国是22%，美国是12%。

目前我国主流城市的白领亚健康比例高达76%，处于过劳状态的白领接近六成，真正意义上的健康人比例不足3%。白领女性更容易受到妇科、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男性则面临猝死、过劳、癌症等问题！

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平均每个月都有报道较为年轻的企业高管、影视明星患有癌症或者离世，最高个人资产可达14个亿，包括百视通COO吴征、德尔惠股份创始人兼原董事长丁明亮、兴民钢圈董事长王嘉民、成都百事通总经理李学军等12位高管，均因疾病离世，比例高达63%，其病因主要是癌症和心脏病，其中，像吴征、李学军等近半数为突发疾病逝世。

2013年，慢性病患病率已达20%，死亡数已占总死亡数的83%。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慢性病例接近了2倍。心脏病和恶性肿瘤病例增加了近1倍！

美国《保健事物》杂志报告，中国人的腰围增长速度将成为世界之最。肥胖人口将达到3.25亿，未来20年将会增长一倍，腰围只要增长一英寸(2.54厘米)，血管就会增长4英里，患癌风险高8倍！

在中国人群中，糖尿病或许成为最为常见的慢性病，全球糖尿病患者将达到3.82亿，而每四个人中有一个是中国人。总患病人数将比德国和葡萄牙人群总数之和还要多。

从2014到18年，全球药品支出将以每年6.9%增长，从2014年的1.23万亿美元到18年的1.61万亿美元。其中肿瘤疾病花费最高。

医疗支出上，基因工程将占有最大比例，从26.1亿美元(2012年)上升到42.1亿美元(2017年)，涨幅36%。

第三座健康大山

――新生儿生命 "先天缺陷"

每年的9月12日是我国“预防出生缺陷日”，2009年监测显示，每隔30秒就有一个缺陷儿出生，相当于每小时30个，每天720个！

导致出生缺陷的因素非常多，最常见的就是遗传有关，此外还有环境因素和感染因素。一些问题我们可以通过预防来解决，比如积极治疗基础病、避开危险环境、避免滥用药物和防止病毒感染等。但是还有些问题我们是很难阻断和改变的，例如遗传因素，我们只能做到尽早发现异常、尽早采取措施，因此必须采取规范的产前检查。

遗传代谢病很多人觉得陌生它是导致儿童夭折或残疾的主要病因之一。我国婴儿患病病例较高，每年约2000万的出生人口中，有40万到50万名儿童患有遗传代谢病。可怕的是，患儿在新生儿时期常没有特别的临床表现，一旦出现异常，孩子已经造成智力和身体的终生残疾。一般地，每当一个普通家庭出现了患有“先天缺陷”的新生儿，这个家庭将永远被压在健康大山之下，难有出头之日。

除此之外，2013―2014年度，北京中小学肥胖检出率为19.5%，其中10%出现脂肪肝，而全国肥胖儿中脂肪肝发生率40～50%。Ⅱ型糖尿病发病率20年间增长了11～33倍。

教育部《2013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报告》显示近年来小学生近视率32.5%；初中生59.4%；高中生77.3%；大学生80%；沿海城市高中毕业生视力低下率85%，高度近视率呈急剧上升趋势。

面对严峻的健康挑战怎样压在身体上的“三座大山”？

2014-2018的年平均医疗支出预计将从西欧国家的2.4%增长到北美的4.9%；从亚洲和澳大利亚的8.1%到中东和非洲的8.7%；全球医药支出总额预计将从2014年的1.23万亿美元以每年6.9%的速度增长到2018年的1.61万亿美元，而肿瘤将成这个领域的主要贡献者；仿制药将占取全球药品消费市场更大的份额，从2012年的27%(261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的36%(4210亿美元)；内服药领域销售预计将从2013年的3638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的5135亿美元，体外诊断将达最高；2013年，纵观七国(G7)市场，几乎每个工作日都有226个伴随诊断协议交易，而2009年每天仅有8个交易。

在中国，每年卫生资源消耗6100多亿元，因疾病、伤残造成的损失约7800多亿元。总计一万四千多亿元。这是个惊人的数字，因为“三峡工程”十五年的总投资才是2000亿。

面对越来越称重的“三座健康大山”，我们应该尽早改变意识，未雨绸缪，认识到“预防大于治疗”才是健康的真谛。

在此，德勤咨询也预测了2020年医疗服务可能发生的变革。

1.实现患者、医疗机构、企业之

间的互动

医疗机构与患者通过社交媒体接触，根据预算和医疗要求定期评估需求和向他们推荐合适的产品与服务；在线病人社区呈指数级增长，并且成为众包数据的丰富来源，也成为药物和医疗保健的评级系统；通过分析社区病人的聊天信息，提供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案，允许实时截取药品信息和服务。提供疾病早期警报，如流感；企业和政府部门与社区的病人、医院和纳税人一起找出最佳实践和具有高效益的治疗方法；新的供应商和行业模式，包括互助组织和其他形式的协作与合作方式，帮助降低成本，改善护理。

2.建立医疗新观念

消费者学会主动，对健康更加关注，更加坚定良好行为如锻炼，从降低支付到减少税收(例如，不吸烟)；

数据的隐私和安全仍然令人担忧，但有一个好处就是数据共享了；

纳税人和提供者能接受复杂的患者，找寻通向治疗新途径的分析方法和项目；

医生们从不愿意参与电子健康信息到积极参与并发展和改善技术；

在发达国家，大多数病人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子健康记录，并分享在社交网站。

3.新的商业模式和概念

在未来，新的商业模式和概念会大面积在移动健康领域爆发，病了都有APP。举个例子：玛丽知道她有患乳腺癌的风险，在她母亲死于这种病后，基因测试显示她携带相同基因。然而，更令她担心的是最近飙升的体重意味着她的糖尿病越来越难控制，并附带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这一切都始于她不得不放弃工作来照顾重病的母亲，于是“吃”成了她主要的安慰方式。她手机APP上的数据暗示她的健康恶化，包括记录健康的家庭秤。更重要的是，她的糖尿病护理专家已经在三个月里每两周来检查她的身体。

她也知道她没办法既控制体重又能降低血糖水平。如果她没有让她的BMI指数降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她希望在线支持组织和APP“Be the Local Loser”能帮助她减肥和降低风险。

4.健康数据化，市场对相关器具

和计算模型需求增加

根据《2020年健康医疗预测报告》，初级保健医生如何充分利用新技术的在线互动课程推出，他们中许多人往往比医生更了解；且医学模型逐渐向“4P”医学（预测性、预防性、个体化、参与性）迈进。到时候会有针对“P4-Medicine”医药新规范出台，以及将会出现一些类似于的新兴互动平台，在病人中宣传运动具有极高的影响力。

5.相关监管会更为完善

从2014年开始，病人越来越像消费者，然而就目前来说，虽然大多数行业已经接受了“客户第一”的意识，但医疗行业还远远落后。才意识到医疗服务提供者今天遇到的挑战是，他们仍停留在把顾客放在做事上，而要从根本上改变家长式的管理方法，重塑患者、供应商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伴随着人民对健康要求的越来越高，相关监管会更为完善，特别是针对新的技术和研究成果。

就像2014年10月，沃尔玛开了一系列诊所，在那儿人们有没有买保险也有一个高效率的医疗治疗，而且在那有大量员工，不用担心拥堵，并推出了在诊所看病仅需40美元的诊治服务(是目前行业标准的一半左右)，且沃尔玛美国雇员和家属看病只需要4美元，怀孕检验只需3美元，胆固醇检验仅需8美元。

6.新进入者们正在改变医疗健康

篇9

“我们的定位就是高端口腔医疗。我们做的是别人没有做过的市场，搞的是别人没有搞过的口腔医疗连锁模式。”刘佳说。

历经21年的发展，北京佳美口腔医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由一家默默无闻的小医院发展成了全国口腔医疗行业的知名品牌。刘佳以先行者的姿态闯入一个起初他陌生的行业。经过考量和摸索，他大胆舍弃了原有的其他投资项目，聚焦医疗，又在传统的医疗业务领域锁定口腔医疗，继而找到与传统医院不一样的目标客户群，并针对性地调整业务比例，主攻口腔美容，通过连锁模式把佳美打造成口腔医疗行业的“星巴克”，从而在传统医疗行业里开辟出新的市场，成为行业佼佼者。他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这就是我们要讲的故事。

陌生人入行

最初，除了牙不好，刘佳跟这一行没多大关系。

早在80年代中期，北大法律系毕业后，刘佳进入了一家国营单位，没过多久转投到美国通用电气旗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当时投资行业风头正盛，不过刘佳只做了三年便拿着有限的回报迫不及待地下了海，开始涉足实业。在十多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后，刘佳对选择行业有了清晰的思路。依照他心中的标准，“有足够大的市场空间，有先发优势，模式可复制，且有一定的进入门槛”，刘佳把目光投向了医疗和民办教育领域。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1993年刘佳在家乡大连开办了第一家佳美专科医院。同时，他还开了一所民办学校。然而不久，政府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政策壁垒降低，行业进入者越来越多，逐渐陷入同质化竞争。办学的利润越来越薄，刘佳最后不得不退出这一领域，全力投入口腔医疗的事业。长期以来，医疗行业的政策壁垒一直居高不下，直到最近几年医改才得以真正推进。刘佳因此赢得了20多年的宝贵时间，此乃后话。

在开第一家诊所时，刘佳还在为办理牙科诊所的许可证而四处碰壁。那时，民营医疗机构得到的政策支持是非常有限的。与公立医院相比，民营机构无法享受到相同的税收政策和土地政策。更重要的是，这类医院不能纳入医保定点范围，因而无法吸引有医保的客户。而且，即便在非医保群体中，它们也未见得有优势，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与公立医院同等的职称政策来留住人才，而病患者往往愿意追随良医。

刘佳最终艰难地拿到了许可证。在困难面前，他看到的更多是机遇和希望。“门槛越高，挡住的潜在竞争对手也越多。”刘佳回顾说，当时很多有闲钱的商人纷纷挤进一些容易来钱的行业，不想后来行业竞争越演越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举步维艰。

在佳美的第一家专科医院，口腔业务占到全部业务的七成。五年后，刘佳才建立了第一家口腔门诊。1993-1998年，中国经济飞速向前，相比之下，佳美的扩张速度显得有点缓慢了。由于没有实现预期中的收益，眼看钱就快烧光了，股东心里没了底，开始陆续退出。至今刘佳手里还保存着一张1998年股东退出时写的纸条，上面写着“我对佳美的未来看不清楚，自愿退出”等字样。

其实，在缓慢发展的背后是一个沉淀和积蓄的过程。在做市场调查中刘佳发现，相对于外科和内科，牙科的投入要小得多，每家店的投资约一两百万元。与其他科目比，口腔医疗的市场尚未充分发展，大多数患者还停留在拔牙补牙的层面，不疼不看病，而且普遍缺乏基本的保健知识。同时，牙病患者人数众多，公立医院根本无法满足患者需求。此外，非公有制医疗机构常有医疗纠纷，患者不太愿意到这类机构去“冒险”。牙科的医疗事故率不高，后果也没那么严重，所以人们对诊所是公是私不那么敏感。“只要他们能走进来看病，佳美就有机会。”于是，刘佳开始有条不紊地进行业务调整，将其他科目悉数砍掉，聚焦于牙科。

当然，要让客户进门也不是想象的那么容易。1993年第一家专科医院开张后一个月，门可罗雀，无人问津。刘佳只得尝试推出义务诊断，普及护理牙齿的知识，小范围地扩大品牌知晓度，同时组织团售，给大企业的员工免费发洗牙卡。就这样“慷慨”了五个月，到第六个月，终于有了五千元的利润。利润虽小，却让刘佳看到了希望。“一般来说，办医院至少有3-5年的积累期，干这一行就得沉住气。”刘佳说，“这是事业，不是简单的生意。”

与客户一起“升级”

佳美的市场定位，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

起初，佳美的业务以治疗为主，约占八成，其余两成是美容。当时，佳美的竞争对手主要有三类：公立医院、为数不多的民营口腔医院以及成千上万的私家牙科诊所。刘佳认为，公立医院是自己的头号竞争对手，因此他把第一间诊所开在大连口腔医院对面，希望能捡到人家“剩下”的客户。为此，佳美推出有别于公立医院的差异化服务，在差时服务、提高效率和服务品质三个方面下功夫。公立医院平日开放到下午五六点钟，周六、日休息，佳美则营业到晚上十点，而且没有休息日，随时就诊;在提高效率上，病人带牙在公立医院要等七天，在佳美只需等一天;最重要的是服务质量，佳美的服务态度和医疗环境都对患者有更大的吸引力。总之在佳美，挂号、排队、低效、欠佳的服务态度等一系列麻烦都没有了。

当时在牙科患者中，老年人占到了很大的比例，但显然，这部分群体对价格敏感，而且多有医保，也有时间排队挂号，并不是佳美的差异化服务能准确满足的对象。仔细考量后，刘佳将目标客户群定位于工作繁忙且对服务质量有更高要求的中青年群体，包括商人、技术人员、都市白领、干部、艺人等等，这些人成为佳美最初锁定的“中端市场的高端客户群”。

显然，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是佳美的目标客户群的汇聚地，特别是在北京，外来人口多，城市的包容性强，并不排斥佳美这样的“外来”医院，而且在外来人口中，技术人员、专业人员和艺人等并非少数。2001年，佳美在北京开设了第一家门诊，标志着以北京为中心的全国战略正式启动。

进入北京之前，佳美已经在大连和沈阳开设了八家分店，积累了一些连锁经验。刘佳迅速将其复制到北京的诊所。北京地大人多，市内交通拥挤且生活节奏快，小型且能就近问诊的牙科诊所恰能解决患者之急。佳美诊所很快在北京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

“迅速复制是因为要跟着客户的需求走。”刘佳说，首先是跟着客户走，客户在哪里诊所就在哪里。当差时服务、缩短等待时间已经不再能满足客户对时间的要求，就近问诊就变得更加迫切。佳美此前积累了详细的客户资料，得以迅速判断客户的流动方向。

“跟着客户的需求走”不仅意味着“跟着客户走”，还要“跟着客户的感觉走”。一开始佳美就在治疗环境上下了不少功夫，采用欧式格调，大气考究，其温暖柔和的色系与洁白冰冷的医院主调相去甚远。所有的门店设计刘佳都亲历亲为，一丝不苟。他希望让来到佳美的客户找到像在家里的感觉，温暖、安全、舒适，是治疗的地方，也是让身心放松下来的地方。

不过，佳美最初提供的也只是经营性的差异化服务，这种模式易被复制，无法真正甩开竞争对手。作为一个牙科老病号，刘佳深知，真正好的感觉是上了牙椅不紧张，所以要想彻底改变服务体验，必须采用“无痛”治疗，比如无痛拔牙、无痛种牙。刘佳曾目睹一位技艺精湛的德国医生用了十几分钟就把牙种植好了，患者毫无疼痛之感。深受触动的他下决心要引进先进的设备和技术以及熟练掌握这些技术设备的人才。他三顾茅庐，请这位德国医生加盟佳美。对方被他的诚意打动，但提出了合作条件：第一，必须做高端;第二，由对方指定医生来做。

从中端到高端，首先要迈过价格这一关。刘佳赶上了好时候。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私人财富的不断增长，佳美原有客户群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开始晋级为高收入高消费且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三高”人群。近些年来，佳美的收费标准每年上升10%，收费已经比最初增加了六倍，却仍然能维持近九成的品牌忠诚度。佳美的客户群构成在不断升级，佳美也在跟随着用户不断升级。

为契合定位，佳美将业务比例由原来的八成治疗、两成美容调整为四成治疗、六成美容，其中包括洗牙、种植、烤瓷、铸造、美白等。这使得佳美更贴近目标客户群的需求，同时，由于美容的医疗事故率比治疗低，业务调整也降低了经营风险。

在与客户一起升级的过程中，佳美由最初提供中端口腔治疗服务向高端口腔美容服务成功转型。佳美与其大部分竞争对手明显区分开来了。公立医院主要提供基础医疗服务;由于资金短缺，大部分私人诊所也只能停留在中低端服务上;能够提供高端医疗服务的私人口腔医院为数不多。这样一来，佳美得以在一个相对空旷且利润较高的细分市场上掌握了主动权。

连锁经营

从一开始，佳美就选择了连锁模式。刘佳发现，口腔诊所的特点投资小、见效快、容易操作、事故率低且拥有就近消费群，非常适合做连锁。采用连锁模式还基于中国的税收制度。在美国，开牙科连锁诊所的税费是单个诊所的三倍，但在中国却是一样的。所以，欧美国家鲜见口腔医疗连锁经营模式，佳美也并无先例可循。

其实，早在1995年刘佳就开始对麦当劳、肯德基等连锁企业进行研究。但他最终发现佳美更适合星巴克的直营模式。佳美的主要客户群之一，即来自商业办公区的客户群，也与星巴克的主要客户群相吻合。

开始，刘佳也试图接受加盟模式。2002年，天津的加盟店在缴纳一定费用后使用佳美品牌，却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而不愿使用佳美统一采购的高档材料。刘佳最终出资购买全部股权退出天津。在公司对品牌控制力不强的时候，据刘佳估算，管理一个加盟店的成本是管理一个直营店的三倍。他只得放弃加盟，坚守直营。

直营也有两条路径摆在面前，一个是自我增长，另一个是并购。佳美两手并举，结果在并购上吃了大亏。

2007年6月，由于实现了连续十年零医疗事故，佳美拿到了国内医疗行业第一个连锁经营执照，成为行业的领跑者。很快，投资者闻风而至。他慎重地选择了英国马丁可利投资管理公司和美国海纳亚洲创投基金两家老牌基金。刘佳开出的合作条件是：投资方必须直接参加管理，帮助企业更好地摆脱风险，同时面向国际化，突破高速发展中的各种制约瓶颈。他渴望通过此举把佳美的企业实践与西方的成功管理经验结合起来。

很快，两个外方董事加入到佳美的管理团队。在拿到巨额投资后，佳美开始大举扩张，计划从2007年到2008年底，将全国连锁门诊数量从100家提升到300家，并在若干中心大城市开设大型口腔医院。通过并购实现快速增长势在必行。刘佳虽坚决反对大规模并购，但迫于投资方的压力，只能配合。外方管理人员只看到了连锁行业的规律与共性，希望以连锁企业的经验来帮助佳美实现扩张，却不想佳美作为口腔医疗连锁经营的先行者，并无同类案例可循。与其他行业相比，医疗行业的连锁经营有其特殊性，无论是客户资源的积累还是医务人员的到位都需要时间。而且，佳美的独特定位更使其需要一定的时间对潜在客户群进行培育。此外，大量并购还会触及到企业管理、文化兼容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佳美最终没能平衡好扩张速度和公司管理资源之间的关系，加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所有中国概念股因信用风险被波及，原本打算进军纳斯达克的刘佳只好放缓步伐。

在与外方管理者合作的过程中，刘佳有了深刻的教训。对方非常勤奋敬业，而且有成体系的管理经验，这值得国内的创业者学习，但是，总的说来，职业经理人往往比企业主更在乎短期利益，在得到投资后，更是急于建功立业。例如，即便并购一家诊所比自己开设一间要多花20%的费用，在热钱的催化下，他们也在所不惜。

并购受挫后，刘佳只得稳扎稳打，自己搭建直营店。他尝试委派自己信任的人员下去管理，结果发现这很不接地气，转而采用“众筹”的方式，当地的合作方投60%的资金，占40%的股份，大的决策权依然在佳美。入股后，各地诊所有了更多的积极性，主动去调查当地市场的价格承受力以及对不同服务的需求量，并制定出相应的产品和定价策略。而且，地方合作者在与地方政府和媒体打交道时，也更加游刃有余。

在与地方诊所合作的过程中，刘佳有收有放。一方面放权，把销售业绩压给各个直营店，自负盈亏;另一方面收权，加强统一管理，拥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规范，以确保医疗质量，提升品牌资产。

随着直营店面数量的增加，规模效应日渐显现。刘佳认为，规模效应不仅需要通过连锁经营来获得，具体到各个直营店，一千平方米的大店比三百平方米左右的小店更有优势。最初由于资金有限，带着试水的心理，刘佳不敢投大店。但是，小店吸引不了好的医生，更吸引不了专家，客户甚至还会讨价还价。而大店有好的地段，好的医生和设备，因而更容易吸引高端客户，投诉率也更低。目前，佳美半数的直营店都是大店。

连锁经营为佳美大大降低了成本。一方面，各诊所能够共享财务、市场、法务、人力资源等支持部门，运营成本降至最低;同时，还能享受到原材料大规模统一采购的议价优势。实际上，虽然服务于高端人群，但具体到同类产品的价格却并不高，性价比优势明显。例如，做一颗烤瓷冠（超透二氧化锆全瓷冠）佳美是9800元，相当于国内市场的平均价格。

此外，连锁经营还推动了后台资源共享。例如，知识库的共享，各连锁诊所的医生都可以查看其他诊所对同类患者的医治方案，同一个病例也可以获得不同地区的多位专家集体诊断，以确定最佳治疗方案。医生由此能够在更大的平台上行医，患者获得的服务质量也大幅提高。而且，昂贵的高端技术设备也可以在各诊所实现共享。

留住人才

一家好医院的核心价值在于它的医生。在创业初期，要吸引优秀的医生是非常困难的。刘佳挖角的方式也很简单，把对方现有的薪资乘以二，并把其一年的薪水全部付清，他甚至不用支票，就是把一叠叠的新钞放在桌上。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像个开煤窑出来的大款”。就这样花重金签了六位名医，结果由于患者来得少，不到一个月就走了五个。唯一勉强留下来的医生还是因为分了股权。

当时医生不准兼职，刘佳就把诊所开到大连口腔医院对面，给偷偷兼职的医生行方便。但是招到好医生仍然很难。好医生都喜欢大平台，或者自己干。连锁模式解决了平台的瓶颈问题。“在开第三、第四家分部的时候，我们发现是医生的‘品牌’效应在创造绩效，而当开到十家分部以后，佳美的品牌效应就超过了医生。”刘佳说，好的品牌反过来又吸引好的医生，形成了良性循环。

一时解决不了职称问题，刘佳就在激励机制和优化平台上下功夫。佳美的薪酬制度采用的是无底薪、15个点的提成归医生的做法，并根据考核结果浮动提成比例。对医生有包括工作业绩、服务态度等五项考核指标和客户打分参照，具体包括医生实际贡献和创造利润、投诉率以及为佳美带来多少新医生等等。此外，还有医生承包的做法，即借助佳美的品牌效应，在达到一定收入指标的情况下，医生与佳美总部五五分成。与此同时，佳美还在努力建立医生对企业的归属感。在佳美工作超过一定年限的医生，都会享受赠车乃至赠房的待遇;老员工还会得到期权。当然，对于业绩不好的员工，也有相应的绩效考核机制进行末位淘汰。近年来，佳美的员工离职率一直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优化平台就是要继续做大店、做高端。在佳美的大店，一个牙医一年接触的病例可能相当于国外一间诊所的一个医生一辈子做到的案例。大店的案例生成的大数据则有助于佳美的平台资源。做高端就是要请最有经验和技术能力的医生。为此，刘佳邀请了来自美国、法国、韩国、新加坡等多位顶级专家，同时在国内也邀请到一线专家加入佳美，并与北京大学医学院等多个有实力的医学院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强大的医疗团队既能吸引病人也吸引到其他优秀的医师。

在刘佳看来，与国外牙医相比，国内医生最欠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服务意识和服务态度。因此，刘佳更倾向于把合格的口腔医师定义为高服务意识的医师。在佳美，招聘来的医生无论资历多深，学历多高，都要接受为期3-6个月的操作规范培训，严格的培训往往只能留下1/3的应聘者。

即便如此，佳美的优质平台和颇具竞争力的薪酬制度仍然吸引了众多的优秀医师。“医生的储备已经完全不成问题。”刘佳信心满满。

复盘与展望

我问刘佳，如果可以重来，他希望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他说：“如果可以重来，还干口腔医疗这一行。但是我会早一点到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早一点横下心来开大店，早一点与医学院合作，哪怕他们要分走很大的利益。”也就是说，当年步子虽然迈得很大，但还可以再大一点;胆子虽然不小，但也还可以再大一点。

如果医生的储备是制约扩张速度的一个关键因素，那么今天的技术革新已对此产生了影响。若能跟上技术发展，对医生的依赖程度就会降低。对此，佳美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引入外国先进设备，并获得了技术先行的优势。同时，规模效应摊薄了平均每次治疗的成本，相同的服务质量，价格更具优势。

篇10

【关键词】设备投放 财务处理方法 利弊分析

一、设备投放的战略的意义

随着社会市场压力的加大，企业之间竞争愈加强烈。设备投放战略在企业的发展中占据着一定的作用，它的实施不仅可以为需方提供方便，使经济上得到缓解，也可以使供方得到一定经济效益。

企业的发展要求不断更新设备，不断提高技术工艺水平，不断提高各种人员的素质，提高经营管理水平。说到底，就是要不断地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使企业规模、产品质量、管理水平等在原有基础更上一个台阶。简言之，就是要实施一定的经济手段。当然这部分的经济的获得就要从财务处理上得到。因此，设备投放这种新的经营模式给企业带来了发展空间也给财务部门的账务处理带来的新的问题。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需求变化频繁，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必将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生存就会出现问题。企业只有发展中才能求得生存。设备投放是一种经济手段，有的厂家为了打开自己的销售大门，将生产的有耗材的设备以很低廉的价格或者免费赠送的形式供应给需方，然后同需方签订几年的耗材合同，持续提供耗材，让需方一直使用你提供的设备所需的耗材，仅收取耗材费，等到耗材合同期满，设备使用权归需方所有。企业在方便需方的同时，就靠收取这种耗材费赢得利益，这就是设备投放战略的意义所在【1】。

二、设备投放三种财务处理方法的利弊分析

1.按存货处理，不计入销售，也不摊销成本，但耗材用量达到合同规定的数量后直接一次性计入销售。

这种设备投放财务处理方法的优势是：在设备投放的过程中，可以在短时间内少计成本，使得需方暂时在资金上没有压力，增加企业的信誉度，使企业在良好的信誉度下等到更多需方的亲赖，获得一定的经济利润。

这种设备投放财务处理方法的弊端是：会导致企业的存货量过大，过大的存货致使企业不能在经济市场上稳步的站立，也不能从实际上反映企业的销售状况，财务处理比较延后，可能会造成存货大于需求的状态，使得企业账面反映存货量较多，企业在资金上不能得到缓解。存货处理是状态，不计入销售，也不摊销成本是条件，但耗材用量达到合同规定的数量后直接一次性计入销售是决定性条件。只有达到最后一个条件时按“直接一次性计入”方式进行处理。如果按存货处理，不计入销售，也不摊销成本，当耗材用量达到合同规定的数量，需要将投放的设备直接一次性计入销售，这样企业就会增加销售收入和利润，同事增加销项税金，给企业带来税金支付押金。销售利润一下子反映出来不能很好的去过渡、缓和。

2.直接计入销售。这种处理方法是：设备投放到被投放单位时就做销售收入。直接计入销售的财务处理方法的优势是：财务处理能够直接反映公司的销售状况，可以增加企业的销售额，能够比较合理的反映企业的销售业绩。没有资金风险，只是在一种稳定的环境中计入销售。以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因为利润是增加所有者投资收益的来源，也是形成资本公积和扩大经营规模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

直接计入销售的财务处理方法的弊端是：一次性摊销成本，当期成本过大。要想对设备投放用这种财务处理就必须限制条件，需方在资金上不存在困难，这是种理想的处理方法。另外应收账款过大，会导致财务报表中现金流量状况出现异常，影响外人对公司经营状况的评价，从而影响设备销售。倘若达到利润最大化了，也会造成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端：首先，利润最大化中的“利润”是一个绝对数，它不能反映利润额与投入设备资本额的比率关系，也不能科学地说明企业经济效益水平的高低。其次，利润额是特定时期内实现的利润，它没有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更没有反映风险等因素。最后，过分强调利润额的增加，可能迫使企业管理者一味追求短期经营利益，导致利润虚增和资产高估。由于现金流量并没有增加，一旦环境发生不利变化，企业就会陷入资金短缺的困境[3]。

3.按固定资产处理，分期摊销成本。这种处理方法是将投放的设备作为本单位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按固定资产处理，分期摊销成本的优势是：分期摊销成本，成本的摊销、收入的确认和现实比较符合，能够客观反映企业的销售经营状况。比如：一个医疗设备企业给医疗机构投放30万元的医疗保健机械设备，规定每个季度返回医疗设备企业15%的成本费用，在一年半内就全部可以收回成本，再加上耗材费用，医疗设备在投放的过程中价格一般要比平时的价格稍高一些。因为平时维修的费用也要算在其内，再加上自身产品的优势，可以适当的调整价格。每期的折旧费用及其维修费等被销售耗材的利润所弥补，每期的报表利润能够真实的反映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

按固定资产处理，分期摊销成本的弊端是：财务处理比较复杂，当设备在使用的过程中，有一些无法估计到的风险，比如设备维修、意外事故等，这些都会掺杂在里面，这就对财务处理到来了一定的麻烦。这种方法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需方必须在规定的时间里资金不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才能完成的[4]。

三、设备投放合理的财务处理方法

经过对三种财务方法处理的利弊分析，无论采用哪一种，首先要看的是标本量的大小，标本量要是大的话，可以在耗材合同期满之前适当的提高耗材费用，比平常价格稍高一些。如果标本量不是很大，就按中标价供应产品。

从事一切事业都离不开钱财，大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小到一个企业、一个家庭，无不如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有关钱财的事务，我们一般称之为财政；一个企业、一个家庭有关钱财的事务，我们一般称之为财务。企业财务在我们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与资金的筹集、设备的投放和分配等有关的事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拥有一定的经济资源，是企业开展经营活动的基本条件。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通过经营活动，利用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以及对其设备的投资，一方面为社会提供各种商品和劳务；另一方面取得盈利，使其拥有的资金不断增值，并从中酬报投资者和其他提供资源的人们。

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其资金总是处于运动状态。企业财务管理，就是企业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资金运动的规律，做好资金的筹集、利用设备做好资金投放和资金收入、分配的管理工作，以及正确处理企业与各方面财务关系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设备投放的财务处理方法上，各个公司的处理方法是不尽相同的，要因地适宜，这也要根据自身状况合理采用。大多数企业都采用第二种方法，简单方便。但要是设备比较昂贵的话，可以采用第三种方法【5】。比如：有家医院，具体情况如下：医院想购置一台1000-1500万的放疗设备，合作期限10年，0投，如果企业想对其进行设备投放，则可以从以下几点考虑方案：

第一、严格考察被投医院的治疗量，也就是该医院每天或每月大约有多少患者需要做这种治疗，能承担该费用的患者群有多少，这是计算合作方案的基础。然后、依据你公司进货价格、市场售价、预计利润、合作期限内的资金的利率、售后设备的维护费用等条件，来计算与医院的分成比例。

第二、通常按1:9、1:8的分成比例递减，每天比例可一年或几年，这得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计算。最后一点是，约定双方责任，比如水、电、人、办公设施等，由院方承担；设备维护保养、培训、市场开拓等由你公司承担。要是能够采用这几点，我们在设备投放的过程中就会占有优势，从而得到经济效益。

四、结语

经过对设备投放不同财务处理方法利弊的分析，每一种方法都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我们应用一种严谨的态度去分析，看到其实质，根据企业不同的自身环境采取合理、有效地财务处理方法，尽最大可能的为企业创造效益，减少成本。

参考文献

[1]王群予.中小民营企业筹资渠道的构想[J].中国论文期刊, 2007（07）.

[2]刘爱东.公司理财[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罗晓春，企业会计准则与企业会计制度在借款费用核算上的差异[D].2007年

[4]孙建华.分期付款方式购入固定资产账务处理探讨[J].《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