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辅导流程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心理辅导流程，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掌上“可种地、可营销、可追溯”小手机上有大农业

了解发现，第十二届农交会信息化味道浓厚：会场不仅专设智慧农业展区，还同期举行农业信息化高峰论坛、农业电子商务、农业云计算与大数据、农业物联网与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等农业信息化相关论坛。

记者走访了40个参展团的几十家参展企业发现，摊主在给观众介绍产品之后，一般会同时塞给一份企业宣传单：“请扫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用手机上网就可登录这些企业网站，他们的业务可谓应有尽有、五花八门：托普智慧农业提供农业整体解决方案，上海左岸芯慧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左岸芯慧）发展农业物联网，北京信城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搭建从田间到餐桌的“放心菜”追溯系统……“江浙一带的铁皮石斛种植大户给我们的反馈说，应用农业物联网能实时调控作物生长环境，亩均能增效20%左右。”左岸芯慧销售经理吴昊说。

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说，今年6月份，我国共筛选出310项农业物联网成果。在农业生产过程的精细管理方面，应用于大田种植、设施农业、果园生产、畜禽水产养殖作业，有效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智能化控制和科学化管理，提高了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

“登录我们网站就能了解我们的有机茶在各阶段的监测、抽查情况，茶的质量有保障、可追溯。”广西昭平县故乡茶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梁铭殷说，公司还开设了淘宝店和微信营销，其产品已经从南国一隅远销上海等华东地区大超市。

农业部的统计显示，2013年农产品电子商务交易额已超过500亿元。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农产品电商平台已逾3000家，农产品网上交易量增长快速，销售成本降低、便利便捷。

信息化“借脑开眼”提升农业统筹管理水平

农业部有关负责人在农交会上提出，对农业而言，信息化技术手段和数据收集、分析、共享，正日益有效指导各级农业主管部门切实减少决策失误，避免市场失灵，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

陈晓华说，目前，覆盖部、省、地、县的四级农业门户网站群已经基本建成，涉农网站已达4万多个。以12316三农服务热线为纽带，集语音、视频、短彩信、网站等现代信息传播方式于一体的12316三农信息服务体系初步形成，“已经成为农民和专家的直通线、农民和市场的中继线、农民和政府的连心线。”

同时，依托金农工程一期项目，国家农业电子政务支撑平台、国家农业数据中心已经初步建成，40余条部省协同信息采集渠道先后开通，一大批农业行政管理信息系统陆续上线运行，初步形成了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业务协同的农业信息资源采集体系和监测预警体系，农业行政管理水平和信息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此外，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局巡视员广福德等专家介绍，通过农业物联网等信息化技术应用，我国利用卫星搭载高精度感知设备，获取土壤、墒情、水文等精细农业资源信息，配合农业资源调度专家系统，提升了科学决策水平。利用传感器感知技术、信息融合传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正逐步扩大对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生态环境自动监测，以及对农产品生产、流通、销售过程的全程信息感知、传输、融合和处理，对农产品“从农田到餐桌”的全程追溯范围和力度不断提升。

北京市农业局信息中心主任王大山说，近年来，北京市建立了基于北斗卫星的农机智能调度平台，农机精准作业水平大幅提高，有效增加了机手收入，加快了农作物抢收进度，促进了粮食“颗粒归仓”。

信息化已成现代农业制高点

“信息化已成为现代农业的制高点。”陈晓华说，到2020年，农业信息化工作将实现信息化基础设施基本完备、信息资源开放共享取得突破、信息技术广泛应用，更好地满足现代农业发展需要。

篇2

    关键词: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职能;现代救助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2-0063-02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社会流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动过程,涌入城市的大量流浪乞讨人员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对我国的救助管理机构带来了诸多困境与挑战。于是,做好新时期的救助管理机构职能的定位,以救助管理站为依托,通过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流浪人员的正常回归社会就尤为重要。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流浪人员自身权益的实现、生活状态的改善,而且也关系到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社会的和谐稳定。

    一、苏州市救助管理站及救助现状

    苏州市救助管理站的前身为1954年组建成立的“苏州市收容遣送站”,2001年6月经市政府批准在站内设立“苏州市流浪儿童保护教育中心”,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模式。2003年8月响应国务院废除《收容遣送办法》的号令,收容遣送站更名为“苏州市救助管理站”,原来的儿保中心也在2006年的8月更名为“苏州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

    中心按照“自愿求助、无偿救助”的原则,以“爱心、真心、热心、耐心、安心”为救助服务理念,按照《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基本规范》等要求,救助管理站主要提供以下7项服务,分别是: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基本的衣、食、住、行服务,保障其基本生存;根据导致流浪乞讨发生原因给予受助者相应的帮助,这主要体现在协助那些因遭遇临时困难的主动求助者返回居住地,或对能查明其亲属和户籍所在地的特殊受助人员进行跨省接送工作;对流浪危重病人、精神病人的甄别工作;对未成年流浪儿童的保护、教育工作;针对流浪乞讨人员的上街劝导、主动救助工作;对突发事件中人员的安置与分流工作;对受家庭暴力危害的妇女儿童的维权、庇护工作。中心不仅为流浪人员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还为他们提供心理矫治、文化辅导和一些相关的技能培训,以期通过这些措施来帮助他们更好地回归家庭和社会。

    二、苏州市流浪人员救助模式优势与不足分析

    (一)苏州市救助站救助模式的优势

    1.积极主动为受助流浪人员提供全面的生活照顾、医疗服务和心理咨询

    为入站人员首先提供“五个一”的服务,“喝一杯热水,洗一次澡,理一次发,换一身衣服,做一次体检”。针对入站身体不健康的人员,小毛病在站内医务室处理,大毛病送至合作医院治疗。站内设有心理咨询室,与专业心理咨询机构保持长期合作,配有相关的专业心理咨询师,定期与不定期为有行为偏差的流浪人员进行心理矫治。

    2.对部分回归家庭的流浪儿童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

    对那些因为家庭重组、家庭暴力等原因被忽视的儿童回归家庭后进行电话回访或实地回访,了解他们回归家庭后的生活学习情况和心理动态,鼓励孩子要自强自立自信,告诉孩子遇到事情可以打电话向当地公安、民政求助,站里会协同当地机构共同处理好相关事宜。同时对来站接孩子回家的监护人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法规,给孩子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享有受教育权是监护人的义务,避免孩子再次流浪,巩固救助效果。

    3.积极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推进救助工作专业化发展

    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内容之一,亦是建立在公平正义、促进社会进步与福利水平提升的基础上,两者具有共同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取向,因此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工作中积极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法,有助于更好地开展救助工作,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服务。

    (二)苏州市救助站救助模式的不足

    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是一项临时性社会救助措施。这项救助不是对救助对象进行长期终身救助并使其生活达到一定水平,而是帮助其临时解决基本生存困难。但现代救助的要求不仅仅是穿暖吃饱,更应该从生活救助到注重能力救助、从消极救助到积极救助、从单一性救助到多元化救助、从补救性救助到注重预防性救助、从救助管理到救助服务的转变,相对来说,苏州救助站救助模式面对新形势下的要求做得还是有些不够。

    1.救助管理机制不完善、实施细则不明晰

    救助力量比较单一,缺乏联动机制,没有发动社会民间力量,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搞好救助管理工作,光靠民政一家肯定不够,政府部门起主导作用,官方硬性的力量可以强制一些问题的解决,剩余的政府不太擅长的,就要有民间机构力量来完成。针对轻度智障、无法核实原家庭地址等一些原因长期滞留站内人员没有其他相应的转介或安置的详细措施。

    2.救助对象单一、救助方式“机械化”

    救助站的救助对象主要以未成年人为主,其他流浪人员救助工作开展得不够深入。救助方式主要还是以提供住所、食物、医疗、车票等物质帮助为主,按照《救助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和条款机械实施,管理者和工作人员将救助工作视为一件具有固定流程的工作,按照公安送达或者自投——入站登记——提供食宿等服务——查询家庭地址——接回或护送的这一套救助流程,由于大部分流浪人员留站时间短,还没等工作人员去了解受助者流浪乞讨的深层原因就要离站了,导致对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等情况进行分析少,满足不同受助人员的特殊需求少,缺少对求助者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就业指导等等连贯,救助产生的社会效果较弱。

    3.物质资源利用率不高、专业工作人员配备不足

    为了满足留站人员多方面的需求,救助站建立了多媒体教室、技能室、电脑室、阅览室、心理辅导室、健身房、音乐室、投篮机等,但这些设施资源利用率并不高,长期处于空置状态,未能发挥其有效作用。出现这种现象和缺少相应的专业工作人员是有关系的。目前救助站负责这些设施开展活动的工作人员,远远低于存在的设施资源数量,经常是一个工作人员身兼数职,忙东忙西,导致不能按时按质开展活动,面临“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尴尬局面。

    4.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少,社工理念普及不到位

    站内现有中级社工师一名,助理社工师四名,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机构设置的岗位要求。机构专业社会工作者的多寡会直接影响到救助管理的质量。新时期的救助管理应是以“以人为本”为宗旨,以维护保障流浪人员的生命健康权、生存权和发展权为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而大部分工作人员的意识形态还停留在收容遣送的层面,未能体现现代社会工作的要求,在助人的过程中,只严格遵守规范流程,而未能注重方法手段和沟通技巧。在方法的选择上,没能依据受助者的问题特征、个性特点区别对待,社会工作视角下的各种专业方法的使用更少之又少,这阻碍快速实施救助和提升救助的效果。

    三、现代救助管理机构职能定位的可行性路径探讨

    我国以临时解决求助对象基本生存困难为主体的社会临时救助制度成为保障流浪乞讨群体基本生存需要、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制度安排。然而,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面临的新问题,这种仅仅以维持基本生存为理念,以经济补偿为主要方式的救助管理制度已经面临严峻挑战。现行救助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救助群体需求多样化的要求,难以应对被救助者流浪乞讨的诸多复杂因素,难以实现助人自助的根本目标。所以迫切需要对现代救助管理机构的职能进行重新的定位。

    (一)制定详细实施细则,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

    流浪乞讨成因具有复杂性特点,影响流浪乞讨人员发挥自身职能获得独立生活机会的心理因素、生理因素和环境因素相互交错、相互影响,针对不同个体的需求,对症下药,制定实施细则。流浪乞讨是社会问题,单靠救助站本身的力量不足以完成这个宏大的主题,救助站应扮演好资源筹措者的角色,积极引导慈善机构、民间社团组织等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救助参与到救助主体力量中来。

    (二)扩大救助对象范围,丰富救助方式

    按照《实施细则》中确定的4个救助条件必须同时满足的规定,执行救助必定会将一些确实需要救助的人员排除在外。救助管理站应根据求助者实际情况,适当扩大救助的范围,在实践中要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对那些遇到应急性困难或特殊性原因而生活无着的其他人员实施救助,防止他们沦落为流浪、乞讨人员。

    (三)充分发挥志愿服务力量,提高物质资源利用率

    志愿服务是志愿者自愿且不图物质报酬参与社会生活、促进社会进步、推动人类发展的社会事业。在流浪乞讨人员社会救助过程中,志愿服务能发挥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向大众宣传救助管理办法,在日常生活中劝导流浪乞讨人员,还能组织、发动广泛的社会资源来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物质帮助、工作机会、法律援助。同时,拥有各种职业、知识、经历、观念和技能的志愿者还能为受助者提供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教导,补充救助站人员不足无法开展各项设施的缺陷,促进受助者认识与观念的改变,帮助救助管理站实现社会救助的最高目标——“自助”。

    (四)推广社会工作理念,实施社会工作技巧

    社会救助服务需求的深化大大扩展了社会救助管理的内涵,使社会救助工作愈来愈趋向专业化,要求由专业人员运用专业技巧向流浪乞讨者提供各种物质和精神帮助。有鉴于此,救助管理站应加强对现有工作人员的社会工作理念与专业技巧方法培训,并逐步吸收专业社会工作者进入救助站。“平等、尊重”是社会工作的重要理念之一,它要求社会工作者必须以平等的姿态、尊重的心态与受助者接触,这样,社会工作者才容易被受助者所接纳。现代社会工作有一套完整严密的工作流程,从接案到评估到干预到结案,要求必须做到环环到位,节节不少,这样专业方法的规范性确保了救助环节的完整性,提高了救助效果。

篇3

一名挂“专家”胸牌的心理援助者正与一名学生交谈。

“有，是我的妈妈。”

“那你想妈妈吗?”学生低头不语，眼中已有泪光。

“你给妈妈写封信吧。”学生趴在地铺上，默默地书写，“专家”看上去很着急，不断催学生“快点”。10多分钟过去，学生的信写完了。“专家”拿起学生的作业本，看了一下，把信撕了下来，夹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一直在旁边观察的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高岚此时发现，“专家”接下来的动作，居然是一转身，走了。

“疼吗?”高岚跪下身来接近这名悲伤的学生，孩子受伤的手臂有感染的痕迹，高岚拿出碘酒为他擦拭。学生回答说：“不疼，妈妈要是被救到什么地方的话，那么她会更疼的……”一个多小时过去了，高岚的耐心陪伴让这名学生与她越来越亲密，周围几个学生慢慢围过去……

终于，站在一旁观察的北川中学校长刘亚春点头了。彼时的刘亚春对心理援助已经烦不胜烦，太多心理援助团队涌向北川中学，走掉一批又来一批，“乱枪打鸟”。有一支“心理专家”团队为该校做问卷调查，撕开学生伤疤后没有抚慰就收起问卷走人，这让刘亚春非常愤怒。

北川中学的2900名学生中只有1300多人幸存，其临时教学点设在绵阳长虹培训中心，高岚和她的丈夫、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分析专业博导申荷永教授试图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救助站时，刘亚春挡住了他们。但交涉过程中发生的这一幕，令刘亚春对他们产生了好感。

临时教学点的空地上已经架起一排排供师生学习生活的军用帐篷，空地旁边高一点的地方有一块草坪，草坪后有条臭水沟，申荷永主持的心理援助站就扎营在那里。三顶帐篷，最大一顶下面有很多学生在玩沙盘。沙盘是心理治疗最常见的一种道具，为了不触及学生内心伤痛，申荷永特意不带棺材等沙具，只带小动物、天使、人、花草、车子和贝壳等“正向符号”沙具。

沙盘治疗一开始并不太吸引学生，都是低年级学生，后来高二、高三的学生都来了，玩得很投入。有一次，学生们集体摆了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房子被摆在非常安全的高地上，却在沙子中埋了20多个小动物，而上面有很多花草、乌龟和小天使。

“这是孩子们在对遇难的同学和老师们表达哀悼。”申荷永说。

学生的青睐，以及专业和持久精神让申荷永团队获得了长虹培训中心的认可，分得两套专家公寓住宿。申荷永说，这个心理援助站将陪伴北川中学师生3年。

心理治疗缺方法

申荷永的团队是目前灾区心理援助团队中较为专业的一支，但由于缺少大灾难背景下的工作经验，台湾心理治疗学会理事长王浩威医师对他们的评价是“有点松散”。

王浩威是台湾“5・12川震服务联盟”心理援助5人团的领队，是目前全台湾最贵的心理治疗师，也是申荷永和高岚的老朋友。队员则有社工李开敏、心理咨询师吕旭亚、精神科医师鲁中兴以及行政统筹白彦瑛，其中3人会讲四川话，这一多专业背景团队被内地同行称为“梦幻组合”。

台湾“5・12川震服务联盟”目前正在向全台募集心理援助志愿者(1万名)和督导(2000名)，计划源源不断派遣专业工作团体赴川参与心灵重建，“长期认养，至少1～2年”。

6月1日中午，王浩威等人飞抵成都后，便直接乘车去北川中学临时教学点。那天下午，王浩威一直在观察。申荷永团队的帐篷里，有的志愿者在跟个别学生谈话，有的等学生摆完沙盘后做分析，比较随意，看不出创伤心理疏导流程，团队之间缺少配合，而且还没有组建多专业背景团队，专业志愿者基本上是申荷永自己的学生。

与大陆心理援助工作水平相比，台湾在心理援助方面的经验较为成熟。6月3日，记者观摩了台湾心理援助团在德阳市区一所幼儿园针对25名当地中学心理老师进行的“种子教师”培训。9・21地震后，台湾曾发展出“种子教师”作为访员，关心自己班级或邻近班级的学生，乃至学生家长，进一步筛选出高危险群的家庭，然后转介给专业团队的服务模式。

这25位老师中6位有亲友去世，其中一位有14个同事离去。这是一场培训，也是一场团体哀伤心理治疗。由社工李开敏带领，大家围成一个“同心圆”，首先，李开敏请不是德阳的“伙伴”往前跨一步，请他们用一句话介绍所在城市的特色。心理师吕旭亚说：“我喜欢台北的人，那里的人很温和，有很多的爱。”台北、北京、海南，几个外地“伙伴”的介绍带来一片片欢笑。

第二个环节，当地“伙伴”介绍自己的城市，一位绵竹的老师说完“满目疮痍，家园变色”8个字就抽泣起来，情境一下子由喜转悲。“请大家深呼吸，让同伴把眼泪流在同心圆。”李开敏的声音变得温柔，“有眼神的接触，让伙伴不要失去联络。”低头抽泣的女老师开始抬头接纳“伙伴”们投来的关切目光。

情绪缓缓平静。接着发言的是一位绵阳的女教师，原先工作过的厂房、同事都没有了，“这是我最有感情的一个地方……”欲语泪先流。“陪着伙伴深呼吸。”李开敏又温柔地说。所有的“伙伴”介绍完后，李开敏总结说：“灾难重组生命，让我们看到什么比什么更重要。有人说，地震，能动的东西都被震动了，而震不动的是感情、爱情。”

接着，李开敏请没有结婚的人前跨一步，有3位“伙伴”站出来，“你不是对方的太太，但是对方的伴侣，责任不用付，好处照样享受。”行政统筹白彦瑛和其他两位“伙伴”新潮的婚姻观念博得大家的一阵阵笑声。接着，婚姻中的“伙伴”向前跨一步，与大家分享婚姻的好。“在灾难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在一起，没有牵挂。”掌声、欢呼声，言者一脸的幸福。

这个环节，李开敏把大家从沉重引向了欢乐。

紧接着，李开敏又把情境引向悲痛深处，半年内有亲友过世的“伙伴”被请向前跨一步。几位“伙伴”向大家哭诉了亲友离世的悲痛，有的春节时婆婆因病离世，有的关系非常好的同学在地震中去世，有的母亲半年前去世，有的地震中一下子失去14个同事……地震发生时的各种场景被描述出来，现场气氛无比沉重。李开敏再一次请大家深呼吸，让悲伤“伙伴”感受到同心圆的支持，她示意给悲伤的“伙伴”递纸巾，让他们的眼泪尽情地流，让悲伤尽情地宣泄。

接下来的环节叫“冥想”，为揭开的心灵伤疤包扎。

所有人的眼睛都闭上，“想象宇宙间有一道白光，最迟的一道光，最纯净的一道光”，一片深呼吸中，耳边传来李开敏低缓的声音，“每个人对死后的想象是不一样的，那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辞别世上劳苦得到安息”，李开敏一边请大家深呼吸，一边不断提供各种正向信息，“在光里面，是自由的生命，重生的生命”。

“说，在我心里永远有一个你的位置。”李开敏教大家在心里感谢那些在地震中逝去的生命，并把祝福送给生者，“祝福

的光芒无远弗届，扩大到全世界受灾难的人类”，然后回到自己，“叫自己的名字，对自己说：终于离苦得乐，感谢我的生命!”至此，“冥想”结束，刚才泪流满面的“伙伴”已经恢复平静。

最后一个环节，李开敏带领大家做平衡体操，现场气氛又轻松愉悦起来。

虽然参加培训的老师们都受过专业心理学教育，但他们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一个完整而专业的团体辅导流程。在这个流程中，李开敏筛选出了“高危人群”，并利用团体的力量抚慰他们受伤的心灵。团体辅导可以为心理创伤者把力量感带回来，并为其建立新连接，其痛苦有“伙伴”分担。一位“伙伴”当场告诉李开敏，感觉心理压力减轻了许多。

中科院心理所心理援助团志愿者张慧萍告诉记者，目前在四川灾区的心理援助团队最缺的正是团体辅导技巧和经验，“有人在做，但比较生硬和做作”。

被忽略的官员、家长和志愿者

6月2日，由中科院心理所安排，台湾心理援助团来到绵竹体育中心――这里刚开工修建，地震后被用来安置受灾民众近3万名。前一天，心理所在这里成立了心理援助工作站，由于缺乏专业志愿者，尚未开展服务，王浩威等人的到来正是时候，心理所请他们给学生上心理辅导课。

有的班级设在帐篷里，有的班级设在修了半截的一个高大的水泥架子里，都是各学校幸存学生凑起来的“临时学堂”，有的班学生来自10所学校，学生互不认识。“临时学堂”在安置点贴广告招募教师，还没有固定教师授课。

辅导课上下来，王浩威发现大家都不约而同从班级建设做起，帮助选班长，帮助学生们互相认识，建立新关系。社工李开敏问学生喜欢听四川话还是普通话，学生们齐声回答：“四川话!”她便从头到尾用四川话。而鲁中兴的开场白“我是一个不吃辣的四川人”，则令学生们捧腹大笑。

下午，部分被挖出来的课桌被运过来，一些民众跑过去搬椅子坐，不料被看管的志愿者厉声斥责。鲁中兴见状，对志愿者说，要温柔。“这个时候，民众最讨厌官僚作风。”

鲁中兴特别希望有机会为忍辱负重的干部和管理者们做心理安抚和辅导，给他们讲“安心四宝”――温柔、美德、智慧、持久。他特别强调干部在救灾中要有美德：“社会养你长大，人民在养你，灾难发生，正是社会需要你的力量的时候，这种服务不是管理，更不是施舍，是回馈。”

目前，对奋战在一线的干部和管理者，有关方面仍停留于表彰、给荣誉，营造英雄主义氛围等做法，还不习惯使用心理抚慰和价值引领等新手段。

灾难之后，受灾民众必须和政府机构打交道，以得到协助，因而经常会被一些规定、繁琐的手续、争论、拖延、失望所烦恼。因此官员的一些不当做法，在救灾中被心理学者视为“二度灾难”――官僚作风意味着在社会关系中的非人性化、墨守成规、威权而僵化的规则及过程……因而提醒心理援助者，“必须协助人们找到宣泄愤怒及挫折的积极管道”。

在绵竹，张慧萍曾经试图去安抚那些抱着孩子遗像请愿的愤怒家长。这位北京师范大学的心理老师给记者讲述了一些经历。“你行吗?”家长们瞪大眼睛，张慧萍感觉自己好像在被质问，而她除了听他们哭诉，“不知道做什么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太有挫败感了，”她说，“家长们情绪非常不稳定，说什么都不听，他们只要孩子。”

其实，关键是要为家长们找到“宣泄愤怒及挫折的积极管道”，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便认为，家长们的告状，政府可以接下来，然后快速调查处理，给出合理解释，平民愤，这便是很好的心理疏解管道。可惜那些生硬地拦住家长们的人，“不懂心理学”。

台湾心理援助5人团还到两所大学做了培训。6月4日，他们前往彭州市西华大学音乐系的音乐厅，为团中央组织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第二批)和西华大学的学生进行讲座式辅导。6月5日，飞赴北京，在中央民族大学为即将出发的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第三批)培训。

李开敏告诉志愿者们，每一个助人者都是血肉之躯，都有可能受到“二次创伤”。台下第一排坐着第一批青少年心理援助志愿团，他们刚从灾区回来。这个讲座对他们来说，便是一次团体督导。李开敏把话筒交给鲁中兴，他很快从他们当中筛选出一位“二次创伤”者，并对其进行现场督导。

他叫傅志勇，虽然已经回到北京，但是他的整个情绪还停留在灾区，他的老板很高兴公司的一个项目经理回来了而不是一个志愿者平安归来了，这让他很愤怒。回到家，他发现孩子惊诧地看着他不知道说什么，这同样让他很愤怒，因为孩子不理解他的心情。

接着，心理咨询师吕旭亚在现场进行了一次“艺术治疗”培训。

她请大家拿出纸和笔，请大家用一个颜色来形容地震――黑色、灰黑色……用一个动物来比喻地震――狼、猩猩……再写下地震的象征――天地不仁、生命重生……她又请大家分别用2～3分钟展开书写，诠释它们。

一位从灾区归来的志愿者被邀请诵读她对地震“颜色”的书写，她把地震描绘成红色，“鲜血染红裂开的大地”，描述了自己在灾区看到的一幕幕触目惊心的画面，声泪俱下，最后一句，她大声质问：“亲爱的大地啊，你到底要问我们要什么?”听者动容，泪眼模糊。“二次创伤”之深令人触目。

话筒交给李开敏，由她收尾，这个环节名为“我欣赏我”，请灾区归来的志愿者与大家分享心得。有的志愿者自豪地说，我欣赏我做到了陪伴，而不是干扰。有的志愿者说，我欣赏我得到了信任。有的志愿者说，我欣赏我不是过渡涉入，而是以服务对象为主……这个收尾环节，李开敏轻松地把现场气氛从沉重中带出来。

李开敏点评说：“知道自己的界限，怀着一颗平常心去助人，不要让心理援助神秘化，也不要神圣化。”她特别强调多专业背景团队的必要性，既能像他们一样互相配合为他们作团体辅导，又能互相支持，避免志愿者变成创伤者。

乱枪打鸟需整合

台湾9・21地震之后，组合屋里出现过酗酒、赌博、等案件，前车之鉴，历历在目。灾难程度更甚的汶川地震会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危机?最后会不会演变成集体社会心理创伤，破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感，破坏人在社会中的安全感?如果那样，“付出的社会代价会很大”。

台湾的经验是，构建三级同心圆心理重建体系。

第一级外圆纳入公共卫生体系，政府出面，100％覆盖，发动志愿者一一登门走访所有受灾家庭，安抚幸存者，发放问卷，“当年台北市政府第一次做到这么细时，民众非常感动”。通过筛选，会有近45％的民众因心理创伤被纳入中圆，由专业团体追踪服务。最后会有15％左右进入内圆，需转诊给专业医院，常规治疗。

依据以上比例，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估算未来四川可能有30万人发病，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遗憾的是，心灵重建仍未真正

纳入灾后重建体系，各级政府和民间组织的心理援助团主要把精力投向学校，投向青少年，至于服务成年人幸存者，尚缺乏整体规划和安排。

与王浩威交谈时，申荷永感慨地告诉这位好友，“北川中学太有新闻价值了”，不仅领导、明星、媒体争着来，心理援助团队也争着来。

申说，中国科学院心理所和科技部官员已经过来“打招呼”，希望他们挂到心理所名下，他拒绝了。理由是，对方是做研究的做不来临床，另外自己是志愿者不愿受任何单位雇用。反过来，记者听到心理所对申荷永团队的评价是：“太草根，没有政府支持，无法整合资源，长期运作会很艰难。”

整合不了申荷永团队，心理所干脆自己设站，6月2日，“四川省抗震救灾‘安置安心’心理援助绵阳北川工作站”正式挂牌成立，这个工作站“目前的工作重点是北川中学1300名师生”，与申荷永团队的服务对象一致，形成一锅饭两家吃的局面。

心理所的工作站比较强势，它有四川省科技厅和中科院成都分院的支持，设站过程基本没有遇到阻力。两家争饭吃会导致重复服务等扰民问题，整合是必由之路，但心理所的官方背景又让申荷永望而却步。

后来，王浩威等人在德阳和彭州为两支心理援助团队提供培训，令他惊讶的是，这些团队也互不隶属。眼下，近100支心理援助团队基本上都是散兵游勇，有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有的已经占地为营，中科院心理所有心整合一些专业性可靠的团队，但目前对方却不一定看得上它。王浩威等人便是心理所邀请过来的，他们被心理所安排为其他团队培训，心理所的目的是借由培训服务整合一些团队，形成合作。

其实，四川省有意统一协调管理，规定心理援助团队到团省委报到，由团省委协调安排。根据团中央部署，各省官方心理援助团队由其团省委动员和组织，并到四川团省委报到。一家成都精神医院的负责人对记者介绍说，各省组织的团队鲜有长期规划，多是临时性援助，因而被批评为蜻蜓点水，半途抛弃服务对象，很可能造成“二次伤害”。

与此相比，团中央亦组建了一支专业团队，记者在彭州碰见这支队伍时，他们告知，这是一支打长久战的队伍，而他们并不受四川团省委管理。

并不是每一支团队都向团省委报到并由其统一协调安排，类似中科院心理所和团中央这两支中央级团队，他们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展工作。另外，由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组织的心理援助体系亦不隶属四川团省委，而且教育部门与卫生部门之间亦不互相隶属。

至于草根心理援助团队，很多队伍因为不喜欢与官员打交道，根本不向四川团省委报到，而是自己深入乡镇山村提供服务。中央与地方，地方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草根，各自为战，目前基本上处于乱作一团的局面。

“政府间整合很难形成，团委不听卫生局的，卫生局长也指挥不动团委；志愿者更不好整合，有的志愿者做两天就走了，招呼都不打，根本不听话。”成都一家精神医院的院长抱怨说。而这家医院的党委书记认为，心理援助最可靠的两支官方队伍，一支是教育系统，一支是卫生系统，两者都有一套从中央到乡镇的管理体系，这样的组织基础才有可能保障长久服务。

一个事实是，教育系统的心理专业人才最多，从大学到中学都配备有专业心理老师。教育部反应也最迅速，第一时间在成都开会部署，“哪些人可以提供服务，谁是主要服务对象，怎么开展工作，一个晚上就拿出一套长期运作方案”。相比之下，卫生部门反应慢得多，到现在还在思考如何建立长效机制。与教育部门合作，直接享用他们的平台不是很便捷吗?当地一位卫生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教育部的部署会议请卫生部门参加了，但待其服务体系建立起来后，再也没有请卫生部门参与，“合作还是很难的”，条块分割的政府管理体系让这位负责人无可奈何。

当年9・21地震之后，台湾心理援助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混战局面，但后来慢慢整合，形成一个“跨部会”平台――横跨政府各部门与民间团体。首先是民间团体自我整合，经由社会活动家的登高一呼结成联盟，然后与政府合作，形成半官方的整合平台，统一分配责任期，长期认养。

“大陆缺乏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民间自我整合比较难。结束当前混战局面，可以成立一个跨部门的中央级委员会来制定规则和整合资源。”王浩威说。对此，中科院心理所所长张侃介绍说：“中央已经表示要管一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