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艺术文化范文
时间：2023-10-18 17:2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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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6）05-0260-01
一、中国古代文化对艺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家”文化，是一种封建家长制文化。在这种文化下所孕育的社会生活和法律，首先是人情的，是以“己”为中心向外推延的一轮轮关系。
儒家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具有主导的作用，他倡导人情人性的关注，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是一种儒家主导的人伦文化。这种人伦文化凌驾于政治法律之上，人们往往注重的更是道德的人伦关系。
伦理道德问题在中国古代社会中的重要意义，中国古代道德观念的特殊性，客观上必然地决定了情感在中国古代艺术本性观念中的重要性和特殊性，艺术在其本质上被认为是用来唤起、表现、培养和提高个体内在伦理道德情感的一种非常重要而特殊的手段。因而，中国古代艺术是一种以人伦为本体特征，以直觉体验为把握方式的情感体验。
二、中国古代艺术的基本特色
（一）以直觉体验把握世界
中国古代艺术以直觉体验作为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中国人与西方人在思维方式有着明显的不同：西方人长于严密的逻辑推理，中国人则往往简化思维过程而直奔主题。因此，中国人思维呈现出直觉性特征。中国古代艺术思维理论的直观性主要表现对对象生动形象的体味和描绘中，整个描绘的过程是非逻辑的，可感知的，然而又是有其自已的程序的，这种程序又无不体现理论的实在性，表现出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特色。
艺术中的这一直觉体验具有整体性特征，它贯穿于作者的构思、创作和读者的体验。它使艺术主体在艺术创作或欣赏中，从来都将对象视为一个与自己平等的具有生命的个体。在直觉体验中把握艺术对象的特点，并与之融为一体。这种直觉性体验讲求的是一种灵感，一种对于世界的顿悟和感性把握。
（二）以情感体验为基本特征
中国艺术中的情感体验特征不同于西方艺术中的逻辑、概念、推理。中国艺术中的情感体验则体现为抒情性的特征。这种抒情性则源于“中国古代文艺史抒情艺术的早熟及对于各种文艺形式的创生。”随着中国古代的“诗”与“乐”两大抒情艺术的逐渐成熟，它们呈现出强烈地艺术感召力，并不断地引发其他艺术门类的产生与发展。也正源于此，这种抒情艺术被封建统治者们所看重，成为了统治者们进行统治教育的手段，得以长久不衰地流传下来。
在中国艺术史上，儒家最先提出强调艺术与情感的关系。“诗言志”是中国古代伦理学史学观的纲领，也是中国古代文艺观的纲领。“言志”既与个人志向和理想的表达相连，同时也与个人情感的表达相连，而并非只是纯理智的不含感情的说教。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着主流意识，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和巩固其阶级统治的主要工具和手段。因而，儒家艺术情感本性观念，也就成为中国古代主流艺术观念，并经各朝各代之发展而逐渐成熟，显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与儒家相互补的道家也肯定艺术的情感体验。道家冲破了儒家“怨而不怒”的传统，敢于表现一种愤激批判的情感，以屈原、司马迁为代表的人物思想则体现了这一传统。道家给中华民族的艺术注入了一种桀骜不驯、慷慨悲歌、气吞山河的精神和情感。另一方面，道家对人们体现出一种人伦上的关怀，并开拓出一种平淡天然之美的艺术境界。当情感在社会中受到伤害时，道家为人们提供了自然的力量：在与自然的亲密无间的接触中，得到大自然的抚慰与爱护;陶渊明的“种豆南山下”可谓是对种传统的实践，“但使愿无违”则表现了诗人求得凡世安宁的愿望。
三、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本体特征
古代艺术关注的是现实的人伦关系，它体现为一种此岸关注。“知行统一”强调有用的知识必须践行于实际，注重对当下的、现实的行为的关注。在生活中，对诸如光宗耀祖、见义勇为等行为的提倡也是一种现实人伦关系的体现。在艺术上，这种人伦文化的体现也是非常明显的。儒家强调入世精神，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有利于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艺术在发展中便开始以儒家标准进行人伦教育，开始对圣人的追随。在差序格局的中，一切价值是以“己”作为中心的。儒家的“进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克己复礼”等人格标准也成为现世主体人格修养的标准。
总体来说，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本体特征表现为对现世的关注，是一种此岸的、强调现世价值的抒情性体验。艺术强调生命的时间感，关注一种时间即逝下的现实。从而对有限人生的珍惜则使古代文人有了一个共同的心理定位――修身齐家，这是一种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追求。这种追求体现了中国人伦文化中的“自我主义”，同时也体现了对古代社会的基本社群（家）这一组织的重视。而在这种追求之下必然产生一定的序位观念。因而，人伦序位也成为古代文人反映在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的人伦体验。
参考文献：
[1]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篇2
关键词：礼乐文化；以舞相属；兴衰
中国古代文明有礼乐文明之称。作为国家制度的礼乐文明，只完整地存在于西周，春秋开始“礼坏乐崩”，战国已经荡然无存。而作为历史文化的礼乐文明（我们也称之为礼乐文化），则在“礼坏乐崩”的时代及以后继续发展，影响至今不断。礼乐文化的中心主题是人伦。《礼记・乐记》说“礼辨异”、“乐统同”，是说“礼”的功能在于分辨社会各色人等身份地位的不同，“乐”的功能在于沟通身份地位不同的各类社会成员的关系。又说“礼节民心，乐和民声”，是说“礼”可以节制人们的心思，“乐”可以调合人们的声音。心思得到节制，没有非分之想，人与人便能够相敬；声音得到调合，没有不协调的声音，人与人便能够相亲。两汉时期尤以注重各种礼的运用，本文提到的“以舞相属”是始于西汉的文人宴集时的一种交谊舞的形式。我们可以将它作为礼乐文化具体到古代文人宴集当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一、道不同，不相为谋――“以舞相属”是不同政治立场的表达
“以舞相属”作为一种交际舞蹈有着严格的礼仪规矩，姿态仪容都有讲究，一切都要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进行，否则就是失礼。一般是由主人先舞，舞罢，以舞相属于客人，客人起舞为“报”（酬答），然后再以舞相属于另一人，以此不断传递下去。如果被属之人不起舞，便会被视为失礼不敬。属者，委也、付也，即邀请之意，前一个人舞罢，顺邀另一人起舞，此即为属。这种宴集邀舞习俗始于西汉时期，它虽然是一种宴请时的即兴表演形式，但是在当时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娱乐这么简单。在文人相处之间，“以舞相属”可以拉近彼此志同道合的人之间的距离当然，也可以表达各自不同的喜好特别是政治立场。这些在史书当中多有记载：《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为人刚直的灌夫约丞相田`一起赴魏其侯窦婴的家宴，但田以醉酒相忘而推脱未去，第二天前往时又故意缓慢行走，灌夫由此非常生气，“及饮酒酣，夫起舞属丞相，丞相不起。夫从坐上语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谢丞相。”①由于田不起舞为报，灌夫便不顾君臣之礼，当众责骂田`。《后汉书》中载：“（蔡）邕自徙及归，凡九月焉，将就还路，五原太守王智饯之，酒酣，智起舞属邕，邕不为报。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贵娇，惭于宾客；诟邕曰：‘徒敢轻我！’邕拂衣而去。智衔之，密告邕怒于囚放，谤讪朝廷，内宠恶之。邕虑卒不免，乃亡命江海，远迹吴会。”②蔡邕为汉末著名的学者、文人，他在流放地被赦之后，当地太守王智设宴为其饯行，宴间，王智起舞属蔡邕，蔡邕则因鄙视王智而“不为报”，并拂袖而去。由此，王智怀恨在心，向朝廷告密，说蔡邕诽谤朝廷，蔡邕不得不亡命江吴很多年。
到了三国时期仍然流行“以舞相属”。《三国志・魏书・陶谦传》裴松之注引《吴书》曰：“（陶）谦性刚直，有大节，……郡守张磬，同郡先辈，与谦父友，意殊亲之，而谦耻为之屈；……。常以舞属谦，谦不为起，固强之，及舞，又不转，磬曰：‘不当转邪？’曰：‘不可转，转则胜人。’由是不乐，卒以构隙。”东晋时期依然流行“以舞相属”，《宋书・乐志》中就曾提到谢安起舞属桓嗣一事。可见，“以舞相属”之习俗由来已久，只是在西汉时运用的场合较为广泛，但还并不是文士聚会中专有的活动。到东汉时，“以舞相属”渐渐成为文人宴集时重要的交流形式。古代士大夫之间心存歧见，往往会在交际舞中互示爱憎。在宴会上“以舞相属”并不仅仅是即兴娱乐的小事，而是文士之间交流与交往的大事。属舞时被邀者不仅要起舞，在舞蹈之中需要旋转的部分还得旋转。不起舞，是对邀舞之人的大不敬；起舞时规定部分没有旋转，也会被视为不恭敬，是一种勉强、敷衍态度的体现。由此文士之间会产生矛盾，甚至会遭来杀身之祸。“以舞相属”成为两汉魏晋时期流行于文士之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
汉画像石中的“以舞相属”：
二、与时相息――属舞的兴衰与礼乐的变化
虽然两汉魏晋时“以舞相属”曾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北朝时期这种现象开始逐渐衰竭，虽然唐代宴会时仍有这种“以舞相属”之风，彼时已经是作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娱乐形式出现的了。唐太宗就经常在宴会上邀请群臣同乐，还说跳舞只是“抒情怡乐”，无须过分循规蹈矩。《宋书》的作者沈约认为：“魏晋以来，尤重以舞相属，……近世以来，此风绝矣。”以“尤重”一语强调魏晋继承两汉“以舞相属”的传统，风气所盛之情形。“近代”指沈约所处的南北朝。“以舞相属”现象在两汉魏晋的盛行以及到南北朝时的绝迹背后，有着深刻的时代因素与文化意义。
“属舞”现象体现出汉魏时期歌舞自娱的普遍性，上至帝王大臣，下到贫民百姓都喜欢以歌舞自娱。正是在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一下，魏晋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文人音乐家。这些文人音乐家大多是士族子弟，从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更有机会系统的学习关于“礼”“乐”方面的文化。不仅如此，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教育体系中歌舞音乐是贵族子弟的必修科目，很多人就此成为了著名的音乐家或者是音乐爱好者。东汉时就有杜夔“邃于声律，聪明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正是因为这两个方面的原因，这一时期的音乐家除了拥有很好的音乐素养外还非常注重“乐”的教化作用。而宴集作为文人交往的最经常的方式自然成为传递这种教化，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最佳场所。当文人们想要表达自己的政治喜恶，传递一些想法的时候在宴请当中出现“属舞”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么一大批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文人，才有了“以舞相属”在两汉魏晋时期的盛行。
与它的兴盛一样，“以舞相属”现象的衰竭也是有着必然的原因的，是和礼乐文化的变化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中国传统的乐舞表演从原始社会开始，所具有的主要是宗教祭祀的性质，求神媚神的巫舞是中国舞蹈最初的主要形式。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使得礼乐制度的逐渐健全，乐舞开始注重教化与政治作用，在朝廷上，大臣可以利用歌舞表演的机会向君王进谏。在对敌斗争中，还经常为了麻痹敌方，瓦解敌方斗志而赠送“女乐”。 西周时期，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制定的礼乐制度”，也就是以“乐”从属于“礼”的思想和制度，这是一种颇为完备的典章制度。乐有“房中”、“雅”、“颂”之分，舞有“大武”、“勺”、“象”之别。礼、乐、刑、政四术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乐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立的一种等级制度，而刑、政则是对下民的。礼可以区分贵贱等级，乐可以使“人”互相敬和。礼、乐的结合不仅能维护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等级秩序，更能有效地统治人民。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到了魏晋时期“以舞相属”只在文人士大夫中流行了。所以，“礼”是“乐”的内容，“乐”是“礼”的表现。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此时“礼乐” 具有极为强烈的教化作用，是统治者用来加强封建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手段。孔子的弟子宰予曾经说：如果君子三年不讲究礼仪，那礼仪就肯定会败坏了；如果君子三年不演奏音乐，那音乐也一定会被荒废掉。孔子自己也说：社会政治上了轨道的时候，天子就来制定礼乐制度，诸侯有不遵守这个制度的，天子就来发号施令进行征伐。这一时期的“乐”政治意味远远超过其本身的艺术意味。
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乐舞表演渐渐向日常生活中的俗乐舞方面发展，民间乐舞越加流行。但是，直到两汉魏晋上层士人以舞作为交际的重要手段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出，此时的自娱性舞蹈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艺术性舞蹈，它含有更多的礼节交际内容，这与先秦时期以舞作为政治教化的手段这类功利上的趋向还有着一定意义上的联系。也正是因此“以舞相属”才被用来作为表达不同政治立场的方式。
中国的礼乐文化发展到两汉已经跟西周时期有了一定的区别。汉代，出现了乐府机构，使得人们接触“乐”的渠道更加多样化和规范化。至此，对“礼”“乐”的重视也得到了更加广泛的接受和认同。虽然，这时的“礼”“乐”仍然承载着礼制教化和政治上的影响作用，但人们已经开始更加注重艺术的欣赏性和审美性“以舞相属”开始向具有艺术性的方向发展。到南朝时，“以舞相属”现象在文士集会场合便不再流行，代之而起的一方面是文士的自娱歌舞。《南齐书》中记载了一次宫廷中的文士宴集活动，士人各自施展自己的音乐才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拍张”是一种上身拍击身体各个部位的民间健身舞。南朝时的文人在乐舞表演中自娱自乐，把乐舞表演看作是一种纯粹的艺术享受。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乐舞表演更多的是将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南朝时“女乐”的乐舞表演水平十分高超，士族文人对这种高水平的表演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与浓厚的兴趣。何逊《咏舞妓诗》中写舞者形象：“管清罗荐合，弦惊雪袖迟。逐唱会纤手，听曲动蛾眉。凝情眄堕珥，微睇托含辞。日暮留嘉客，相看爱此时。”③这些诗歌不是对舞蹈动作的技巧描述，而是用审美的视界来观察，用艺术的触觉捕捉对象的情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南朝文士已不再将属舞表演看作是交际与交往的礼节性手段，而是逐渐将其作为纯粹意义上的艺术作品来看待，这种视角的转换是以南朝文学与艺术追求形式之美为前提的。这时的“乐”开始显示出其独特的魅力，也开始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继往开来――“礼乐文化”与现代的对接
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
“以舞相属”做为古代的一种社交性舞蹈发展到今天已经变换了形式。我们现在所能接触到的“以舞相属”往往已经成为一种具体的舞蹈形式或者说以它为题材，而不再作为一种宴会上的礼节出现，其艺术的审美性和欣赏性就变得更为突出了。但是这并不是说，“以舞相属”做为一种自古就有的礼仪就没有了教育的作用。只不过我们说它以一种更加艺术化的方式继续着教化育人的作用。《乐记・乐论》当中就有“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述”意思就是说凡事懂得礼乐性质的人就能制礼作乐，懂得礼表现形式的人则能传承礼乐。制度，规则的生命应该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会变成僵死的桎梏，只要保持基本的原则和精神不放可以不拘泥于外在的表现形式。现在我们所能欣赏到的“以舞相属”已和它最初的形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它作为礼乐文化所具有的教化性志的内涵。古之圣贤非常注重乐对人心的影响，以乐辅礼，祭祀神明，善化民众。传统礼乐能够涵养人的行为，使人内心受到道德光辉的感动，纯正的理性表现在外，通达神明的恩泽，顺应天地并关爱他人。其教化功能使民众明辨善恶，归于天理正道。礼乐文明正体现出了人们这种对天道真理的追求渴望和对道德正义的推崇。而这种追求正在被我们渐渐忽视，礼乐相伴而生，相辅相承，共同造就了中华人类文明行为整体的文化修养。虽然礼乐最初是为统治者设计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礼乐仪式被推广开来，圣人“制礼作乐”，“以礼入乐，以乐颂礼”。礼就逐渐成为“作乐”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而乐则通过宣扬、传播礼，在意识形态领域潜移默化地感染和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而且，乐的发展也进一步丰富了礼的内容和形式。礼乐文化是提高人们文化修养和道德修养的极好形式，在当今社会发挥的巨大作用所以它不应该作为一种陈旧物被淘汰。我们要汲取这些传统中尚有生命力的因素，使之与现代化相对接，转化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的积极因素。
【注释】
①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1：609.
②[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2003.
③[梁]何逊.何逊集[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80：41.
【参考文献】
[1]周何.礼记・乐记[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2]司马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1.
[3][宋]范晔.后汉书[M].[唐]李贤等注.北京：中华书局，1965.
[4]陈寿.三国志・魏书・陶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篇3
本文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代陶瓷装置上的表现为例，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艺术特性进行研究，分析和整理出可以在装置艺术上运用的中华文化中的造型元素和蕴含的民族精神。古代文学传承了深刻而灿烂的中国文化，但其在现代社会中想要深刻的理解古代文学，对受众要求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内涵并且对于向非亚洲地区传播业具有很大的困难因素，使要其发展和发扬，就需要一种更直观、更大众的艺术方法。而当代装置艺术是一门兴起不久的当代艺术门类，尤其在国内，装置艺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将古代文学与装置艺术结合不仅为古代文学开辟了新的发展传承的思路也为装置艺术提供了更具内涵和民族特性的课题，无论对古代文学还是装置艺术都值得对此课题进行研究和创新。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陶瓷装置；民族特性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研究目的所以本次研究的目的集中体现在如下两点点；1）弘扬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代文学在现代设计上被应用广泛，但在陶瓷装置艺术上还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本次研究的目的在于丰富古代文学在当代陶瓷装置艺术上的表现形式。2）陶瓷装置艺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在材料的使用上丰富多样，但在陶瓷材料使用的形式上，和传统文化结合上都有很大的发展创新空间，所以第三点目的是丰富艺术创作的内容和形式。2、研究意义1）用当代陶瓷艺术的语言作为载体来演绎和再现古代文学中的精神内涵和主题意义，增强民族自豪感。2）当代艺术拥有无国界的特性，陶瓷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具有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通过陶瓷材质作为载体让中国文学和陶瓷以更当代和更直观的方式走向世界。
二、考察研究
概念的界定：1）中国古代文学广义上指先秦至清代末年的中国文学，。按照文学史的划分可以划分为先秦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宋金元文学、明代文学、清代文学。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形式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2）装置艺术装置艺术实际上是指艺术家在特定的时空环境里，将人类日常生活的已消费或未消费过的物质文化实体、进行艺术性的有效选择、利用、改造、组合，以令其演绎出新的展示个体或群体丰富的精神文化意蕴的艺术形态。
三、明确设计立意和设计目标
此课题设计定位主要为了将中国古代文学这种文学形式中所展现的时代审美和民族精神进行学习研究和分析提取。将其作为作品创作时的思想来源和形式来源融入陶瓷装置中，丰富陶瓷装置的思想内涵和陶瓷材质的运用思路，同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四、设计考察的整理和分析
1、中国古代文学中美学意境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的的重要特点就是用文字传达出一种意境，所谓意境，刘禹锡曾经这样定义意境，即“境生于象外”，在古代文学中，意境是作者将客观事实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加入主观情感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的一种艺术境界。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境可以从两方面入手进行研究，一是从作品的角度出发，读者从阅读文字的过程中，能够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影子，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头脑中构建出作品中的意境世界。二是从作者出发，通过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体验，从主观意识上分析出作者想要构建的意境内涵。
2、当代装置艺术中文化内涵的传承前文中多次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境，装置艺术作品虽然是一种新兴的艺术表现形式，但并不阻碍其在思想内涵、意境表现上的最求。将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意境巧妙的运用在陶瓷装置艺术中对于传统文化的当代性的传承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当代艺术有着比文字丰富很多的表现形式，当代陶瓷装置艺术的思想内涵和意境构造上可以借鉴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内涵和意境能够深刻当代陶瓷装置艺术的的内涵也能够将经典的中国古代文学以另一种视觉感受和更为现代人接受的一种直观感受进行传达和推广。
五、作品创作过程
1、作品创作特质1）造型形态特质通过前期的调研考察和文献研究，对本次设计的造型特质提出来几个关键点，即当代性，极简感和有中国古代文化的显著元素和意境内涵。所以在作品中贯穿的造型就是从伯牙子期的故事中提取出高山流水、清风明月的意境元素进行实体化，几何化的演变和再设计。2）色彩形态特质本次设计重点在“清风明月”中，以几何形演变的基本型为造型，将夜晚的黑色和一轮明月的光亮的黄色为色彩形态的创作来源，将伯牙子期相互欣赏的纯粹之感以颜色的碰撞而又清晰的的颜色分界表现。
2、《鹿月之夜》创作过程1）草图确立在草图绘制的过程中，清风明月中的一轮明月成为了笔者的灵感来源，月亮并非一直明亮悬挂于夜空，月有阴晴圆缺，作品可层层叠加，表现出月亮的变换，也可合盖起，只露出微弱的光色月光，但揭开便是一片皎洁的月色，笔者旨在通过作品与观者互动的过程中传达笔者想要表达的作品意境，将清风明月下的伯牙子期的故事的跌宕起伏用月亮的阴晴圆缺。2）效果呈现最终效果以一种重复的平衡有光亮的形式体现，大大小小的月圆月缺亦是代表着众多人的人生起伏，每个独立体都是半圆合并在一起成为一个完整的圆，但尺寸大小不同，镂空也不同代表着知音难觅的含义。
六、结语
通过这次课题项目的研究，初步实践研究了中国古代文学在当代陶瓷装置艺术中的应用，笔者在创作过程中，通过当代陶瓷装置艺术的研究，以中国古代文学为创作的题材和灵感来源，实现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元素在装置艺术上的多元应用。该课题还有继续研究和拓展的空间，即如何巧妙地，更具现代设计感地把中国古代文学与当代陶瓷装置艺术相结合，使装置艺术更具有中国美和意境。
参考文献
[1]装置艺术在在展示设计中的应用——碰撞之美郭云齐鲁工业大学2014.
[2]中国汉字在装置艺术中的运用崔慧慧山西师范大学2015
篇4
关键词：“古风”文艺创作；古典意蕴；现代时尚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06-0021-02
2008年的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为世界呈现了一场美轮美奂的视觉盛宴，古老的中华文明、现代高新技术、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一起打造了一场视听奇观，也引发了现代人对古代不断的幻想和探索。长期以来，古代文化通过史书记载、文学作品等媒介得以流传，继而影响着现代的文艺创作。新世纪以来，在艺术创作手段和形式日新月异的社会条件中，这类“古风”文艺创作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潮流，并日益扩散开来，形成一种古雅的文化氛围。大量古代题材和具有古风特点的文艺创作即是这种潮流有力的表现。总体而言，这类文艺创作立足在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之上，将我国古代特有的元素符号在文艺作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与新时代的艺术创作手法有机结合，呈现出历史底蕴与时代气息交织的特点。
一
古代题材和具有古风特点的文艺创作自然而然会打上历史文化的烙印，留下古典印记。古代元素符号在文艺创作中的展现，首先表现在文艺创作形式上对古代元素的运用和传承。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的服饰、建筑、饮食、工具、语言文字、风俗习惯、行为礼仪等是古代文化的典型表征。而古装剧可谓是古代文化信息容量最大的艺术形式，如根据古典名著《红楼梦》改编的电视剧，给观众全景式地展现了古代封建王侯钟鸣鼎食的生活场景。鸿篇巨制的宫廷剧《甄传》同样将古代文化符号运用的淋漓尽致，在这部剧中人物语言充满古韵，复古之风非常明显，被大众定义为“甄体”。其实“甄体”并不是《甄传》的剧作者先创，汉代时汉赋最终成型并开始流行，其特点就是韵散结合，辞藻华丽，极尽夸张铺排之能事。又有另一种文体――骈文，形成于魏晋南北朝，在隋唐时盛极一时，也称为四六文、骈体文，其特点就是以四六字相间定句，堆砌辞藻，讲究对仗工整、声律和谐。编剧流潋紫在作品中也大量借用古代典籍、唐诗宋词等，如甄出场时自解名字蕴意“一袅楚宫腰”，可见编剧饱览诗书。除了历史剧、宫廷剧，古装武侠剧也是这类文艺创作的典型。武侠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最早形成的影片类型之一，有着浓郁的民族特征和文化底蕴。此外还有网络游戏这种新世纪以来新媒体革命的产物。除了从欧美日韩引进的网游，国产网络游戏中古代题材的网络游戏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像赤壁、天问、封神榜、梦幻西游、武林外传、三国杀等都取材于我国古代某段历史或者文学作品。另外，具有古风特点的音乐创作也值得一提，它将中国特有的古典语言元素运用到音乐创作中，周杰伦被称为现代流行乐中国风的开创者，他的《东风破》是现代流行乐纯粹中国风与古典中国风的分水岭，此外《发如雪》、《台》《青花瓷》等也很典型。中国风是“三古三新”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它将“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有机结合。方文山所作歌词积极借鉴诗词曲赋，不仅注重押韵，而且采用量词修饰抽象名词的方法，使抽象事物具象化。如“繁华如三千东流水/我只取一瓢爱了解”（《发如雪》），给听众带来一种新奇的古典体验。渗透着古代元素的“中国风”音乐创作在现代流行乐坛上越来越重要，除了周杰伦、方文山的歌曲外，还有李玉刚的《新贵妃醉酒》、林俊杰的《醉赤壁》《曹操》、许嵩的《清明雨上》、李宇春的《蜀锦》等作品。在此，中国古代诗词曲赋的语言及内蕴与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碰撞交融，生发出了独特的审美效果。
古代符号不仅体现在优秀的文艺中，许多通俗艺术也积极借用古代元素，以其通俗和炫目的艺术形式吸引着大众的眼球。近期拍摄的一系列穿越剧《宫》、《宫锁心玉》、《宫锁珠帘》等就是借用宫廷生活的元素来赢得收视率。这里，需要警惕一种现象，即现代元素、古代元素肆无忌惮地被安插在艺术创作中来迎合大众的猎奇心理，这显然无助于产生高质量的文艺作品。
二
新世纪以来，经济、文化、社会都有了许多新的变化，而文艺创作的形式技艺也更加灵活多样。高科技的发展不断给人类带来全新的艺术灵感，提供新颖的表现技法和手段，随着电脑、互联网以及数字媒体的应用和普及，高新科技与文艺的结合带动了新兴媒体艺术的创作。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包括古代题材和具有古风特点的文艺创作都被注入了新时代的新气息。然而就在这样一种自由、创新、独立、活跃、时尚的时代氛围中，古典内蕴仍然在文艺创作中不断隐现，这颇堪玩味。
《尚书・舜典》云：“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音乐创作不仅要求形式上的美，更要表达创作者的心声。当下流行音乐大部分是表现现代人的爱恨情愁，而中国风音乐创作则不仅仅是古代诗词曲赋的外在元素的“复古”，更是一种古色古香内蕴的呈现。方文山为周杰伦所作的《娘子》，其歌词“我马儿有些瘦/天涯尽头满脸风霜落寞近乡情怯的我/相思寄红豆/相思寄红豆/无能为力的在人海中漂泊/心伤透/娘子她人在江南等我/泪不休/语沉默”，短短几句歌词却包含了我国古代诗歌中关于游子主题的大量典故和陈句，承续了游子乡愁的浓浓情愫，既有“古道西风瘦马”“夕阳下，断肠人在天涯”的凄苦苍凉，也有“近乡情更怯”的无奈。有“红豆生南国”“此物最相思”的乡愁，更有“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的感伤。而整首歌的意象可以追溯到《古诗十九首》里的游子之歌，像《涉江采芙蓉》《明月何皎皎》等一样表现了游子思妇的复杂思想情感。此音乐作品在创作题材、意象选用、意境营造、音韵设计等方面自觉复古，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化深厚的诗歌积淀，古代诗歌的意蕴与现代流行音乐表现形式相互融合，可谓相得益彰。
中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古代文学对当代文艺创作仍然有着深远影响。除了古典诗歌外，神话传说也以其广博精深的意蕴隐现于各类艺术作品中，不仅为文艺创作提供素材，而且影响着它们的思维方式、表现手法和欣赏效果。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众多，现在许多神仙道话剧都取材于斯。除了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红楼梦》《西游记》《聊斋志异》《封神演义》等，近年热播的《钟馗传说》也很有代表性，它演绎的是中国民间传说中能打鬼驱除邪祟的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赐福镇宅圣君”。《钟馗传说》在第一部的基础上，融入了新潮网络热门语言、炫尚的动画特技，产生了更具震撼力的视觉效果。而武侠剧《仙剑奇侠传》及其系列网络游戏则是活用了中国历史上广为流传的女娲神话，根据有关记载稍加改造，将女娲神话谱系表现于故事当中。人妖之恋是此剧的另外一个主题，人妖相恋的爱情母题可追溯至远古神话，它深深潜藏于中国人的集体潜意识中，在文学作品及其他艺术作品中曾多次出现，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聊斋志异》及《白蛇传》。并且《仙剑》系列通过电视剧和游戏两种媒介的传播，使其接收率达到了叹为观止的境界。网络传媒等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相结合，再加上新兴的艺术创作手段，这都使中国古典内蕴在现代文艺创作中表现得更有活力，更易于接受。另外中国古典哲学也对“古风”文艺创作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家和儒家思想为基础。武侠剧《仙剑奇侠传》充满了道家文化思想，侧重表现的是道家的降妖济世，修法炼仙的神仙文化。而另外一部武侠片《怪侠一枝梅》则更多体现了儒家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达天下”的处世思想。只不过现在的武侠剧为了给观众以视觉冲击力，采取了别出心裁的拍摄技术或者电脑制作技术，通过种种技术手段营造出了高清、逼真的艺术奇观。
古典内涵蕴藏于新的艺术手段中产生了各种带有古典意蕴的文艺表现形式。古典意蕴在“古风”文艺创作中隐现，使得文艺作品笼上了浓浓的历史文化气韵，民族特色浓郁。古典意蕴在此类创作中隐现，除了文艺创作者对于我国历史、文化的心仪和自觉传承外，显然还得力于我国古代历史文化自身强劲的生命力。在新世纪，我们面临着各种文化观念的挑战、冲击，在文艺创作中自觉保护和光大文化传统显然是极为必要的。
三
鉴于以上对“古风”文艺创作特点的分析，我们应该对“古风”文艺创作进一步反思。更优秀的“古风”文艺显然应该将古代元素符号有机、有效的运用于现代的文艺创作中。文艺创作对大众的审美导向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创作者只有创作出真善美有机结合的文艺作品，才能培养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健康的美感。古代符号元素可以在文艺创作中为人们尽情所用，这原本无可厚非，但是此类创作毕竟有着“古代”以及“古风”的时代和意境限制，而且它们内部蕴含着中国古典文化，表征着中国特有的古老文明，所以在创作中现代艺术手段的运用、创作心理的掌控以及创作功利性的把握都应该适“度”。在消费主义盛行、商业机制无孔不入的情势下，中国古典文化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审美取向格外应该被推重，文艺创作不能完全成为迎合大众趣味以谋取商业利益的手段。如何把握艺术的功利性与无功利性之间的度，是“古风”文艺创作应该思考的首要问题。就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剧而言，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历史题材的电视剧来了解我国的历史，如何在追求艺术效果和商业利益的同时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有机结合，显然不仅是艺术的要求，更关系到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文化传统的维系。对于古代文化中带有民族性的元素理应保留并使之在艺术中得到传承和光大，像汉服作为汉民族的象征，很有必要植入文艺作品中，以使之被传承，现在很多地方都在举行各种形式的汉服仪式，汉服表演也理应成为文艺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
同时，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更应该以现代的眼光和新的视角去审视、诠释古典文艺作品。由于我们同古人处于不同的社会形态，时代变了，看问题的角度当然也会不同。比如对 “潘金莲”评价，在《水浒传》原著中和在影视改编剧作中，在魏明伦的新编川剧中，理解各不相同。站在当代文化的视点，潘金莲作为封建礼教禁锢下的古代妇女，她要求人性解放，追求爱情幸福本无可厚非，她显然是一个悲剧性的形象。可见，与时俱进不仅是一种应有的文艺作品鉴赏态度，更应该是文艺创作的自觉追求。
篇5
关键词：敦煌艺术；现代纺织艺术设计；应用
敦煌艺术是我国古代伟大的艺术形式之一，就算在科技极度发达的今天，敦煌艺术还是为世界人民所称道的。现代人对敦煌壁画的喜爱不仅仅表现了世界人民对古代人民智慧的赞叹，同时也是对敦煌艺术的一种认可的态度。由现代的一些艺术看，敦煌艺术在其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本文主要对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的应用进行了探索，力求能促进我国纺织艺术的发展和进步。
1 敦煌艺术对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意义分析
敦煌艺术在世界上占据了相当高的地位，来自世界的考古及美学专家千里迢迢的从世界各国赶来，只为了研究敦煌艺术。在我国，敦煌艺术被视为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对我国的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有着深远的意义。首先，提高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艺术审美；其次，提高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文化内涵；最后，加深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设计的设计美感。
1.1 提高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艺术审美
敦煌艺术是极为独特的，也是极为高深的，对于艺术有极为深刻的表现，最艺术有着生生不息的追求。现代纺织的起源相对较晚，在纺织手法上沿袭了我国古代的纺织技术，即使经过了长期的发展，现代纺织艺术设计还较为单一，难以满足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在敦煌壁画中，对色彩有极为复杂的运用，其配色表现出了古代人民审美，在现代纺织中加入敦煌艺术的内容，无疑是为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插上了一双翅膀，使其在敦煌艺术中领悟出现代人的审美，加深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艺术审美，将我国的纺织艺术发展得更好。
1.2 提高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文化内涵
我国古代的敦煌艺术表面上看是一种艺术，但在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文化，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敦煌艺术的文化性主要体现在其数千年的历史上，历史的沉淀，赋予了其文化的内涵。文化是艺术的根本，有了文化的本质就相当于有了不竭的发展的动力。现代纺织艺术设计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选择了从敦煌艺术中汲取营养，将敦煌艺术的文化内涵融合在纺织艺术设计中。可以说，是敦煌艺术给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使其在文化的支撑之下，发展得更好。综上，敦煌艺术提高了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文化内涵。
2 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的应用
现阶段，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有极其广泛的应用，甚至于渗透于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的方方面面。对于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来说，敦煌艺术在其色彩搭配、文化表现及美学内涵等均有非常的作用。
2.1 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色彩搭配方面的应用
敦煌艺术是我国历史上极为伟大的艺术之一，其色彩的作用极为考究。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色彩搭配也是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色彩搭配对于表现纺织艺术的文化，以及表现纺织艺术的内涵都是极为重要的。在敦煌艺术中，色彩的应用极为复杂，尤其对各种颜色的搭配，是极富艺术价值的，众所周知的敦煌壁画――飞天，色彩艳丽，惟妙惟肖，所塑造的各个仪态万千，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敦煌壁画中的内容频繁的出现，尤其是其中色彩的搭配，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应用广泛。
2.2 敦煌术在现代纺织文化内涵方面的应用
文化是艺术的根本，对于艺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我国现代的纺织艺术设计起源于我国古代的纺织艺术，对古代的纺织艺术有所传承。我国是一个文化的大国，在文化的根基之上，生长起开的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是富有文化特色的。我国的现代纺织艺术设计在敦煌艺术中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将敦煌艺术中的很多文化的内涵为己用，譬如敦煌艺术中的壁画大多表现的是我国的文化内容，从画风、色彩等都处处体现着中国的文化，而现代纺织艺术设计现阶段也是对我国的文化进行了总结，而后大力加以运用。譬如，在敦煌壁画中，最具特点的就是其壁画飞天，敦煌艺术中的飞天壁画有三个时代的特征，完整地再现了三个时代历史演变的过程，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其独特的文化内涵，使其在数少年后的今年仍被世人所喜爱和赞叹。现代纺织艺术设计同样是顺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变化的，尤其到了现代，纺织的技术不断地提高，同样也越来越精细，这样的变化，使其在艺术设计方面的要求更高，同时对文化也有了更多的要求，为了增加其文化的内涵，敦煌艺术就是其首先选择参考学习的。
2.3 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美学内涵方面的应用
现代纺织是美学与艺术的结合体，对于美术的要求极高，尤其是现阶段较为精致的纺织品中，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对于敦煌艺术来说，同样也是美学与艺术的结合体，两者有着天然而本质的联系。现代纺织很大一部分美学的内容都是对敦煌艺术的利用，也就是在通过对敦煌美学内涵的研究，在现代纺织中加以利用。敦煌艺术作为一种在我国极为出色的美学内容，使我国美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此，以美学为基础的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也在敦煌艺术中找到了设计的灵感，同样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之上。譬如，敦煌壁画飞天中，不借助翅膀，不借助云彩等内容，仅仅依靠飘舞的丝带就能将人物的姿势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同样在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同样也有对这个美学特征的应用，尤其是在高档的纺织品中，通过对人物飘逸的衣裙和飞舞的丝带进行着重修饰，从而表现出人物的舞动的姿态。
2.4 敦煌艺术在现代纺织人物设计方面的应用
中国的纺织品多种多样，对我国的花鸟鱼虫等均有相应的表现，但是最重要的内容还是人物的表达。人物设计在现代纺织中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与此同时也是最难的一个部分，而人物的设计不仅仅要注意人物的着装，同时也要注意人物的表情。我国敦煌壁画中，对人物的刻画是最成功也是最完整的，还囊括了三个不同时代对于人物刻画的不同特点。敦煌壁画中所刻画的人物，神态端庄，栩栩如生，着装清新艳丽，裙装多飘逸，色彩浓艳，姿态万千，所见之人无不惊叹于我国古代的艺术。现代纺织艺术设计在敦煌壁画中学习对人物的刻画，对神态的把握及色彩的运用，在不断的研习过程中，现代纺织艺术设计深得敦煌艺术之精髓，对人物刻画把握的非常精准，甚至还保留了敦煌艺术中古代的风格。由此可见，敦煌艺术对于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人物的刻画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甚至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国现代纺织艺术能对敦煌壁画进行完美的再现。
3 结语
敦煌艺术在我国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深刻地影响着现代纺织艺术设计中的发展脚步，甚至对其未来更好的发展也有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高山，袁金龙.扎染艺术在纺织品设计中的创新与发展[J].丝绸，2016（01）：48-53.
篇6
中国古代文论具有形而上之品格，是儒、道、释思想深入渗透的结果。著者认为，“中国形而上之艺术理论，氤氲着道家、禅宗的玄远灵动的精神；重‘体悟’的艺术精神与庄禅之道，可谓脉脉相通，息息相应。”[2]13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中艺术直觉的研究，只有从道、禅思维方式切入，才有可能接触其本真。著者在严羽《沧浪诗话》中拈出两组看似矛盾的命题，以此入手仔细甄别道禅致思方式的特点及其在诗论中的运用，对艺术直觉的整体性、直入性、非理性、模糊性等诸多特征作了透彻的分析，形成最终的结论，“所谓艺术直觉就是指审美主体高度浓缩推理过程，超越理性思辨，对审美客体所作的模糊整体性的直入本质的审美观照”[2]26。这一结论无疑凝聚了著者对庄禅智慧精神的深切体悟。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儒、道、释不是截然相分，而是相互融合的。如魏晋玄学就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也是印度禅学和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宋明理学虽号称“新儒学”却也整合了道释之观念。它们对不同时代的审美理想、艺术风尚的形成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并通过对主体心灵的作用渗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各个命题、范畴以及审美趣味中，左右其流变。如著者在《从山水到美人的艺术变奏》一文中深入探讨了玄学、佛学与南朝诗风的演进关系，揭示了南朝诗风流变的深层原因，即玄学、佛学对诗人审美心理的深刻影响所致。儒、道、释之间相互融合使得中国古代文论意蕴极为深厚。同一命题、范畴在深受三者影响的文论家或著作里其内涵各个不同，面目各异，故在研究时既要别异，又要合同，更要深溯它们之间的历史联系。著者在研究《乐记》中“遗音遗味”说时就是循此思路，溯其源流，考各家同异，认为本于儒家礼乐文化而产生的“遗音遗味”说，其影响在于东晋以后形成“以味论艺”之风气，而其渊源则是受到古代饮食文化和儒道释思想的共同作用[2]177。这一研究，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艺审美观念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诗书画乐相结合。中国文学草创之初就是诗乐舞一体，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端也是以诗论乐论相通。汉魏六朝之际，诗书画乐在表现和功能等方面相通的特性更为人们所重视，入宋之后，在理学“理一分殊”思想影响之下，人们更是自觉注重诗书画乐等各门艺术的相互贯通，以画论诗、以书论诗等现象纷纷出现，至清代，桐成派后学中坚方东树在遍阅诸家诗话的基础上予以总结：“诗书画乐理一”①。可以说，注重各门艺术相互影响是中国古代文论重要特征之一。著者尤为注重中国古代文论中诗书画乐之间的贯通研究。前文论及《乐记》中的“遗音遗味”说，即是从乐论的角度来研究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中的“以味论诗”的现象。著者认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主要的两大特征就是画意与乐感”[2]51，并分别从“画意”和“乐感”来探讨中国古代文论中关于视觉审美意象和听觉审美意象的生成和表现，对诗与画，诗与乐之间的关系等作了系统的研究。著者从视觉、听觉等审美感官来研究古代文论并提出“感官诗学”这一课题，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对揭示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精神及古代文学所具有的艺术美无疑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方式。如其在《画意：视觉审美意象生成表现论》一文中，对中国诗歌的画意问题从视觉这个感官角度进行了讨论，提出“直视”、“悬视”、“内视”三个视觉审美范畴并以之作为切入点，对中国古代诗学审美意象的营构方式及其过程进行论究。“直视”是“物沿耳目，临景结构”，“悬视”是“登高远眺，笼罩全景”，“内视”是“视境于心，物在灵府”，诗歌创作是诗人借助“直视”，“悬视”或“内视”来观物取象（境）而创作出来的，由此得出“中国古代诗歌的鲜明“画意”性与诗人的视觉审美经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49的结论。这就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古代艺术追求“远”的创作精神及中国古代诗歌的“画意”性特点的根源。著者认为，“书画艺术创作的不同，与文学创作差相近似，并且又是共同影响、相互贯通、并生激荡的。”[2]136据此，著者常将古代文论置于哲学、宗教、绘画、书等组合成的文化背景之下进行综合研究。如在研究文学地理学时，就充分注意到禅宗的南顿北渐之别对中国画论、书论的影响，认为：“以南北宗派来区别画学的南北流别，这种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文学创作及其理论批评。”[2]132六朝文论向来是著者治学的重点，与之相关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研究特点，尤其在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上，著者认为，“从《文心雕龙》创作论方面，我们最能看到其受到六朝时期玄、道、佛思想的深刻作用，也能看到其对书、画、乐等艺术理论观点吸取和包容的特点。”[2]209故对其进行研究，也是本着这一研究理念的。在《文心雕龙》与《六朝审美心物观》一文中，著者将乐论、画论和文论结合在一起，以《乐记》、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宗炳的《画山水序》及陆机的《文赋》为主，对六朝审美心物观演变过程及其对刘勰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该文将诗书画乐与儒道玄释融为一体，堪为著者治学理念的典范之作。
史、论、考相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艺学的发展面临转型的问题。人们提出诸如语言学转向、主体性转向、文化学转向等诸多观念，体现了当代文艺学研究在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努力姿态。其实，无论怎么转向，都离不开对历史文本正确解读。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来说，应该向文献学转向可能更为合适。中国古代文论虽有形而上精神之追求，承载着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却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是对文学创作活动进行总结而形成理论体系。中国古人追求天人合一、泯灭物我的审美心态，以及观物取象、立象尽意的致思方式，反映在中国古代文论上就是诗性话语这一特征。随意性的、体悟式的意象批评到处可见，这使得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不像西方文论那样思辨严密、概念明确，往往难以确解。因此对古代文学作品和理论文本进行历史还原，最大程度地接近文本本真是研究古代文论不可或缺的功夫。著者即是如此，或侧重于“史”，或立足于“论”，或致力于“考”，并力求做到史、论、考相结合。著者尤精于考，每立一说必考之有据，而不是一味追求理论自身的逻辑性，自足性。这使得本书立论尤为平实，公允。如在《司空图“味外之旨”说新论》一文中，著者对古典诗学中的“味”、“韵”、“境”等范畴，既从“史”的角度进行梳理，探其流变，又作“论”的剖析，寻其真义，并对“味外之旨”说与禅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考证。大致说来，著者精于考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以考证为主的研究，如《司空图家世、信仰及著述问题综考》、《司空表圣诗集辑佚考述》等；二是寓考于论，考论结合。前者自不待言，自是精于考证。后者又有两种情况，一是论中带考，析论之中，凡所征引，务求真解。如《〈乐记〉“遗音遗味”说及其审美观念之发展》一文，先就《乐记》编撰问题进行一番考证，既为论题“遗音遗味”说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又解决了其渊源问题。在探讨《文心雕龙》中的儒学思想时，对其古文学派的立场及其对今文学派的统摄与汲取，既对《文心雕龙》本身之观点进行辨析，又考征他说予以支撑。二是注中有考，以考证释。注释是对论证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说明，其本身就是论证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著者极其注重注释的严谨和规范，并常加按语予以辨析。例如，著者在指出“玄言诗的首要意义就在于，它是后代诗人妙悟自然，寻觅本体意义的山水诗的先声”后，所加注释就引《世说新语》之《文学》第85则刘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评孙绰、许询诗，以及评价东晋玄言诗之说对此作进一步说明，并结合《文心雕龙》相关篇目加以辨析，认为：“檀道鸾只是说玄言诗风，‘谢混始改’，但开始逐步向山水诗写作过渡。就此而言，也可以转而说是玄言诗孕育了山水、田园诗。”[2]95这种注中考的方式，既强化了论证的力度，也强化了研究的深度。
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宏观研究时，需正确处理古与今、中与西的关系，使自己的研究避免流于庸俗类比、庸俗阐释，当为研究者所重视。著者曾从文化传承和学科建设的高度给予思考，“当我们在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传承和建设当代文化时，我们应该更多地深入思考中西古今之通的问题，并将之切实贯注到我们文艺学研究和建设之中。我国当代文艺学的建设，不仅要注意古今之异、中西之别，更要考察古今之同、中西之通”[3]。其研究途径是，“我们应该立足于‘古’与‘中’，究明其本来意；而又要放眼于‘今’与‘西’，阐释其现代性，区别其差异，也注重其会通”[3]。那种过分地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难免会产生强加古人的流弊，最终会导致传统文论“个性”的丢失。鉴于此，著者在研究时，立足于古代文论本身，博考诸文，以究其实。又贯通古今，察其流变，在中西对话中彰显其民族性、发掘其文化精神、阐释其现代意义。如对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的研究，著者从严羽提出的诗要“妙悟”而又“不假于悟”以及“别材”、“别趣”与“书”、“理”相关而又不得不相关这两组“悖论”入手，认为其“既指出了‘妙悟’非理性的特征，但也不排斥其理性的作用，就较为接近现代文艺哲学中的‘直觉’范畴内涵”，因而“比司空图更具有现代意义，他的两大命题已点到了艺术直觉最主要的特征”[2]14。这一见解显然是以现代艺术哲学中有关艺术直觉理论为参照，旨在分析以该命题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直觉理论的现代意义，从而把古代文论与现代艺术理论贯通起来，使得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直觉理论的现代性及其特征得到充分揭示。
篇7
关键词：古代文学教学；人文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G42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对当代中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崭新模式。而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主要载体和传播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模式。由于这种主流文化模式与人文素质教育模式的深层次契合，使得中国古代文学教学成为联系中国传统文化宝贵资源与当代中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纽带。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中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提升中学生人文素养应在以下两个方面下功夫：
一、注重人文知识，关注情感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是人文知识的宝库之一，有着丰厚的人文知识。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核心，以社会伦理和道德修养为主要内容，尤其注重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形象鲜明，感情强烈，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教学中，一方面，教师要重视向学生传授传统的人文基础知识，把人类已积累的人文知识传授给学生。教师还要注意把本学科领域的最新学术成果、最新思想引入教学内容，引导学生开拓新的知识领域，让学生在学科研究领域中以现代观点去进一步理解把握传统的人文知识。另一方面，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其优势非常明显，因为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要注重通过情感教育，不断地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内化为中学生相对稳定的内在品质。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白居易的“但伤民病痛”，“唯歌生民病”，等等，古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对苦难劳动人民的同情，对劳动人民反抗斗争精神的赞美，以及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精神之源。
尤其是爱国情感教育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尤为突出。爱国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经久不衰的传统主题，历代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精神与深厚的民族情感，对培育现代中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素质显得极为重要。如“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屈原是令后人最为敬仰的爱国诗人，他忠君爱国、为国殉难的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的灵魂，为后世有识之士所效法。像曹植、陈子昂、陆游、文天祥等等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民族前途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同样也能够陶冶中学生的性情。他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以上这些均能够感染中学生的心灵，拨动中学生的心弦，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故而，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系统、深入地讲解与传授，有针对性地培养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二、培育人文特性，提升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人文素养的核心，是人文素养的内在支撑，它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以人为中心的精神，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以人为本是完全契合的。利用古代文学教学可以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健康的审美心理、积极的进取精神等人文素养，逐步完善中学生的人文特性，提升中学生的人文精神。
首先，培养中学生正确的人生观
其次，培养中学生健康的审美心理
审美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感受艺术的美而产生情感的共鸣，使学生在审美的愉悦中受到教育。可在现实中，当代中学生的审美标准却往往注重外在美，而忽视了内在美，在审美情趣上更多倾向于接受通俗艺术而偏离高雅艺术和民族文化，忽略了高雅艺术、民族文化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的独特作用。文学作品是作家审美意识物化的产物，是美的集中展现。古代文学作品大多生动地再现了社会现实生活，传达了作家内在普遍性的深沉情感，展示了对人生命运的终极关怀。鉴赏作品时，能够直接感受到作品艺术的形式美，感受到文字所传达的情感美。如屈原的《离骚》强烈的执著美，展示了诗人峻洁的情怀、执着的追求以及追求失败所带来的痛楚，《庄子》散文中浪漫不羁的想象，对哲理人生的诗意表达，呈现出作家艺术化的人格美；唐诗中开阔的胸襟，昂扬的意气，高蹈的胸怀，呈现出豪迈奔放的阳刚美，等等。这些作品往往能够荡起人的生命激情，使人产生心灵上的震憾、情感上的共鸣，获得审美的愉悦。因此，古代文学教学应当充分利用古代诗、词、曲赋、散文、戏剧、小说所具有的音乐性、情感性、形象性、故事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他们在对文学作品的阅读和欣赏中，理解事物的真、善、美，理解文学作品的形象美、意境美、语言美，在获得精神享受和情感愉悦的同时，得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升华境界，同时使他们的审美感受、审美判断、审美鉴赏和审美创造的能力得以提高。
最后，培养中学生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为”精神，主张人生要有所“立”，即有所创造，有所作为，有所建树。现代经济社会里，伴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全球化局面的形成，各方面的竞争日趋激烈。一个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要想在这个世界立足，就必须有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古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中，有不少充溢着一种高度的责任心和积极的进取精神；《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论语》中的“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孟子的“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荀子的“人定胜天”，“制天命而用之”，等等，古人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精神对于培养中学生自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独立人格是极有启迪作用的。因此，教师要注重利用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优势，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和进取精神。
总之，古代文学只有不断变革、创新，给予学生更开阔的探索空间、认知空间、思维空间、创造空间，才能帮助他们实现梦想，才能真正担负起培养中学生的重任，让中学生真正成为文化和文学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成为知识型社会跨世纪的挑战者和优秀的接班人。
参考文献：
[1]陈旭光.21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艺术的意蕴[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2001年8月。
[2]叶朗.重视人文学科的教化作用[N]人民日报，1997年4月18日。
[3]岩.关于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2）。
篇8
关键词：传统建筑；装饰；雕塑
1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的木雕艺术
1.1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梁架木雕艺术
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的骨架形式，梁架包括柱、梁、檩、枋、椽以及附属构件等，其独特的结构形式和精湛雕刻不仅满足了结构功能的特点，而且具有深刻的审美意义。梁架上的木雕一般是在梁、檩、天花和藻井中体现。古代中国建筑天花和藻井的装饰复杂而华丽，尤其是宫廷建筑中常用浮雕、线雕的工艺手法装饰龙纹或雕刻倒悬盘龙，用来营造宫廷建筑的华美之气。
1.2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的檐下木雕艺术
檐是屋顶向旁伸出的边缘部分，由于檐下的结构异常复杂，其下的斗拱、额枋、雀替等构件也成为了能工巧匠们关注的焦点。
斗拱是传统建筑中以榫卯结构交错叠加而成的承托构件，到明清时期演变成了一种纯粹的装饰构件，匠师们常将其雕刻成龙头、凤首、象鼻等各种形象。额枋是用于建筑物檐柱柱头间的横向构件，具有承重的作用，浮雕、镂空雕、线雕是额枋部位的常用雕刻手法。雀替在传统建筑中位于柱头与梁、枋交搭处。其雕刻工艺以镂空雕刻为主，雕刻题材多选用花卉鸟雀和卷草龙凤。
1.3中国传统建筑装饰中门窗上的木雕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中，窗隔往往以拐子龙纹、菱花、直棂作为主要纹饰，而门上雕刻艺术最常出现在垂花门的“垂花柱”上。圆形的垂花柱多为莲花、摆柳等雕饰，而方形的垂花柱通常四周以“鬼脸”装饰，做四季花之类的雕饰。
不难看出，中国传统建筑上的木雕艺术不仅是宗教精神与哲学文化的融合，更加体现了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的崇敬。
2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的石雕艺术
虽然中国古代建筑始终以木为主，砖石为辅，但对于古代建筑的台基、塔座、柱头、等石构件常施以装饰性的雕塑，以达到美化和突出建筑物的政治、宗教主题的目的。早在汉代瓦当上就出现了文字以及动植物的纹样，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带来丰富的素材，佛教雕刻艺术开始遍及全国，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均为中国建筑雕刻史上的绝世珍品。唐代以后，石刻艺术进入了蓬勃发展的阶段，这时的石刻分为立体雕和平雕两种，立体雕多为雕塑品，常见于屋脊上或建筑前方的动物雕塑，平面雕刻则多出现在建筑的外墙或石窟壁画中，造型生动、惟妙惟肖。宋辽时期建筑雕饰可分为雕刻和彩画两种。这一时期的雕刻柱础雕饰最多。元代砖石建筑发展迅猛，雕饰更为繁缛，内容丰富，天王像和各民族文字、经文咒语也成为了元代建筑石刻雕饰的题材。明清佛塔建筑以砖石结构为主，建筑雕刻达到了颠峰，牌坊、石柱雕饰精彩绝伦，线条丰富而流畅，构图相当完美，曲阜孔庙大成殿的蟠龙石柱是明清建筑石刻的典范。
石雕艺术在历史的长流中不断的吸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展现着中国独特的美学文化，成为建筑历史上独特辉煌的一笔。
3 中国古代建筑装饰中的砖雕艺术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砖雕是在青砖上雕刻出人物、山水、花卉等图案，雕刻艺术手法主要有浅浮雕、深浮雕、圆雕、镂雕等，主要用于装饰墓室、寺塔、房屋等建筑物的构件和墙面。由于南北地域和文化的差异，各地的民居砖雕在风格、手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就造就了风格迥异的砖雕流派。
3.1徽州砖雕
因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封建礼法的制约，徽州民居不追求建筑的对称、工整和恢弘的气势，而以典雅、精工和秀逸见长。因此，徽州建筑在雕刻装饰上极尽工巧之能事，尤其是门楼、八字墙对砖雕运用，更是别具地方风味。徽州建筑的建筑立面常以浅刻、透雕、圆雕、捏塑等手法雕刻出独幅或成组的画面，在灰瓦粉墙的映衬下画面尤为突出，无论是立体化还是平面化的门罩这种雕刻艺术都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徽州门楼砖雕、马头墙、深宅、天井共同构成了独特的徽州民居建筑文化。
3.2扬州、苏州地区砖雕
篇9
【文章摘要】
自古以来，蒙古族就有“音乐民族”的美誉。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历经千百年的乐脉传承，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和表演价值，充分展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善良、豪放、爽朗、热情的性格特征，是我国民族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主要探讨和分析了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促进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关键词】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继承；发展
1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阶段
蒙古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长期生活在草原上，使得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带有草原气息。可以说，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是在马背上发展起来的，历经千年，最终成为北方游牧民族草原音乐形态的代表。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历史阶段：
1.1 狩猎音乐文化时期
古代蒙古氏族部落曾经盘踞在额尔古纳河流域，长期过着山林狩猎的生活，创造了独特的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比如狩猎歌曲、集体踏歌、萨满教歌舞等等，这是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雏形。
1.2 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开启了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草原化，在草原游牧的过程中创造了典型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蒙古族的长调、牧歌、民歌等都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为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3 半农半牧音乐文化时期
以后，内蒙古边缘地带受汉族影响较大，部分地区开始了半农半牧的生活，这时期的音乐风格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并且产生了大量的新的音乐文化，如短调、叙事歌、说唱音乐等等。
2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典型代表
为了更好的了解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就要了解其典型代表。下面主要以呼麦、长调、民歌为例，探究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
2.1 典型代表之一：呼麦
呼麦，又叫潮尔、浩林等，是一种喉音艺术。呼麦的演唱者一人同时唱出两个声音，运用闭气技巧，使气息猛烈冲击声带，形成低音声部，同时调节口腔共鸣，形成高音声部，从而发出美妙的声音效果。
呼麦艺术是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瑰宝，我国中央音乐学院将其作为重要的音乐研究对象。然而，呼麦在内蒙古草原已经绝迹100多年，在新疆阿尔泰地区蒙古民族中，也濒临失传的危险，拯救呼麦艺术已是刻不容缓。
2.2 长调
蒙古族长调是蒙古草原文化的代表，体现了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特色。蒙古长调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到“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保护项目。
蒙族长调一般为上下各两句歌词，演唱者根据生活积累以及自身感悟自由发挥，一般说来，蒙古长调的演唱内容一般为草原、牛羊、蓝天、白云、江河等等，具有广阔嘹亮的特色。长调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要数歌王哈扎布，他代表了长调的最高艺术境界。我国著名诗人席慕容曾经赞美哈扎布的歌声：“他的歌声横过草原，天上的云忘了移动，地上的风忘了呼吸；毡房里火炉旁的老人忽然间想起过去的时光，草地上挤牛奶的少女忽然间忘记置身何处；所有的心，所有灵魂都随着他的歌声在旷野里上下回旋飞翔，久久不肯回来……”
2.3 民歌
蒙古族古代民歌题材广泛，涉及到狩猎歌、思乡歌、礼仪歌、儿童歌、叙事歌等等。蒙古民歌节奏自由欢快，装饰音符多，曲调细腻悠长。蒙古民歌的主要特点是声音宏大，曲调悠扬，内容丰富。
以思乡曲为例，思乡曲是蒙古民歌中比较普遍的，比如著名的《母子歌》、《阿莱钦伯之歌》就是典型的蒙古思乡之歌。蒙古族思乡民歌主要涉及到两方面，一是妇女思乡，远嫁他乡的妇女思念故乡的亲人，如《诺恩吉亚》，二是战士思乡，在外从征的战士思念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如《旷野中的莲松树》等。
3 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事业获得了飞速发展，各作曲家结合时代特色与蒙古古代音乐的特点，纷纷创作出各自治区纷纷建立了歌舞团和文工团，不定时的到广大牧区宣传表演蒙古族音乐文化的经典。在新的历史时期，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3.1 加大政府扶持力度
政府的扶持对于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政府对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专门用于扶持和保护蒙古族音乐文化，包括蒙古音乐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扩大宣传的费用等等；二是设立专门的保护机制，设立蒙古音乐文化研究院校，鼓励人们学习和发扬蒙古音乐文化的精华，改变口头相传的传承历史，促进蒙古音乐文化新发展；三是加快立法保护，出台相关法律法规，运用法律形式严惩一切破坏蒙古音乐文化的现象，使各级政府与人民共同参与到科学的保护行动中。
3.2 开办蒙古音乐文化学习班
第一，组织对于蒙古音乐文化书籍的整理，对于整理成册的精品可以出版成书，供广大市民学习和阅读。第二，开办蒙古音乐文化学习班，聘请专业的蒙古音乐人才进行指导，组织蒙古人民学习蒙古音乐文化，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第三，将优秀的蒙古音乐文化纳入学校音乐课程体系中，使学生认识和了解蒙古音乐文化，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传承。
3.3 利用传统节日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
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有旧历新年、那达慕大会、敖包节、马奶节、剪羊毛节等等，每逢重大传统节日，蒙古人民都会聚在一起，或庆祝、或祭祀、或哀悼。促进蒙古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可以充分利用蒙古传统节日促进蒙古音乐文化的继承。比如，在蒙古年节的时候，农牧区蒙古族在除夕之夜一般都要吃手扒肉、点篝火，唱传统民歌，以示合家团圆，辞旧迎新。初一凌晨晚辈向长辈敬“迎新酒”，亲朋间互赠哈达，恭贺新年吉祥如意。在整个正月里，在草原上常会看到穿著节日盛装的牧民带着酒香和歌声，和着马蹄或汽车摩托车的伴奏，结伴走亲访友的热闹情景。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向蒙古人民普及蒙古音乐文化的知识，欣赏蒙古古代音乐文化，增进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向心力。
3.4 注入现代化元素，打造蒙古民族文化品牌
多年来，蒙古族作曲家们结合时代特点，创作有大量的声乐、器乐作品，其中声乐曲《各族人民心连心》、《绿缎子草原啊！我爱你》（德伯希夫作曲），《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美丽其格作曲），《请喝一碗马奶酒》（阿拉腾奥勒作曲）等，在各族人民中广泛流传。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蒙古族古代音乐文化必须与时俱进，才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郑开元.蒙古族原始音乐及其形态研究浅谈[J]，华章，2013（07）
[2]李健.一位植根于蒙古族音乐语言的开拓者——斯仁那达米德钢琴曲《夜牧》创作手法探究[J]，文艺生活·文海艺苑，2013（03）
[3]李冬梅.浅论蒙古族音乐元素在中国创作歌曲中的运用[J]，华章，2013（08）
篇10
关键词：中国 古代园林 设计
1.引言
无论什么风格的园林，都是来于自然，也是对自然的模仿和提炼，对于中国古代园林，整体的风格似乎更强调对自然地提炼和概括。中国文化背景中“得意忘形”哲学思想，有“写意”重于“写实”的传统，表现在园林艺术上，重视对自然山水的提炼和概括。
2.中国古代园林的魅力
中国古代园林有如此魅力、独特的审美境界打动着从古自今的人们，我认为中国古代园林有三点内容吸引着我们。
中国古代园林精湛的景观所蕴含的艺术理念、美学境界和艺术手法。古代园林有非常丰富和谐而又具有自然韵律的景观体系，我们都可以真切地感到中国古代园林特有的景观魅力：各具风姿、江南私家园林的小桥流水，不同于北方宫苑中的苍岩深壑、碧水浮天。
中国古代园林作为一种大空间尺度的综合性文化艺术的载体，含纳或者联系着丰富众多的艺术文化门类，包括：绘画、哲学、文学、园艺、各种工艺美术、室内装饰、陈设等等。同时，他不仅仅是包容展示作用的博物馆，他与这些文化艺术门类融汇交织在一起，成为了解中国文化艺术发展的精神内核。
优秀的古代园林作品不仅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惬意优雅的居住和游览场所，也不仅为中国文化艺术提供了相互组合映衬的空间，进一步的层面上，园林景观还被赋予了深致的精神内涵。中国文化中人格精神、哲学理想、宇宙观念等原本最具思辨色彩的东西，最后都在园林中通过丰富和谐的艺术方式体现出来，所以也就是人们精神寄托和超越性追求的艺术化载体；古代园林以鲜活的艺术方式，构筑了能够引领人们进入中国文化的精神通道。
3. 四大书院之岳麓书院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睢阳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四大书院对传播发展文化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朝代更替和社会变乱，四大书院中，嵩阳书院才修复，睢阳书院早已湮灭无闻，白鹿洞书院虽遗构尚存，但办学早已中止，唯独岳麓书院不但建筑屡毁屡修，从创建到现在的湖南大学，一直学脉不觉，延绵千载有余，故称“千年学府”。这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国外亦相当罕见。
岳麓书院位于长沙西郊的岳麓山山下，为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冠。岳麓书院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由官府捐资兴建岳麓书院。宋真宗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召见书院山长周氏，并赐书“岳麓书院”四字门额。宋氏南迁后，湖南安抚史刘珙于高宗绍兴元年（1165年）重建书院。宋代著名理学大师张轼主持讲学，著名的理学大师朱熹也两度来书院讲学，这一时期是岳麓书院全盛时期，学生达一千多人，当时有民谣“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并且称书院为“潇湘洙泗”，将它与孔子在家讲学的地方并称。
岳麓书院由多代山长的努力，建院有章，治学有方，故此在历史上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经世济民之才，成为湘楚人才脱颖而出的摇篮。从朱熹、张轼、吴猎、王守仁、王夫之、罗典、王文清等大儒到的老师、知名教育家、伦理家杨昌济（岳麓书院著名的学子之一），可以清晰的看到岳麓书院学术思想发展的轨迹，对湖南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
书院坐落在风景胜地岳麓山清风峡口，三面环山，前临湘江。从湘江西岸的牌楼口，直往山巅，早有古道联通，形成一条风景的中轴线，岳麓书院就建在中轴线中间。书院现占地2.5万平面米，其中建筑面积7000余平方米。前院有天马、凤凰二山分峙两旁，俨若天然门户，院后沿中轴线而上，有爱晚亭、舍利塔、古麓山寺、白鹤泉及近代修建的蔡锷墓、黄兴墓等著名景点相托。书院为对称性的布局，中轴线上有前门、赫嬟台、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依次而建。文庙、专祠及半学斋分建中轴线的北侧，教学斋、百泉轩、园林、碑廊等分建于中轴线的南侧。整个学院，大小院落，交叉有序，亭台楼阁，古朴典雅，佳花名木，姿态各异，碑额诗联，比比皆是。
书院大门朝东向开，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门额上“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为宋正宗手迹。大门两旁悬有对联：“于斯为盛，惟楚有才”，上联出自论语，下联出自左传，源出经典，点出了岳麓书院人才辈出的历史事实。进大门之后，里面为一小庭院，点缀有湖石花草，显得十分雅洁。过庭院则为二门。此门宋元时为礼殿所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讲堂的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为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所撰。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这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面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讲堂璧上还嵌着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讲堂旁边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办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讲堂的左侧有湘水校经堂，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
结语
中国古代园林式一种综合的艺术形式，它是人们休憩游览的重要形式，穿行于园林之中，会带来没得感受，它不仅仅带给人们山水之美，而且他是艺术，文化，内含着中国古代人那种超越世俗、隐于江湖的精神人格。古代园林对我们现代研究人居环境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继承古人给我们留下的这些遗产，对我们人居环境的改造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1]李敏，中国古典园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2]，翳然林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