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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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论文摘要：礼被先秦儒家奉为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先秦儒家将礼视为人禽之别的主要标志，视为决定人的价值和意义的主要标准，是只发现了群体的人而忽视了个体的人；将礼视为人的行为为思想的准则，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及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将礼视为治国之本，而仁则是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是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儒家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儒家最重视的就是礼，所以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礼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礼不仅对中国传统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从生到死，从衣食住行到穿衣戴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形成民族的心理、性格、思想和社会风俗等诸多方面也产生过一定的影响。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进行比较深入的研究，对儒家所谓礼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春秋战国是人们常说的理性时代，当时的杰出思想家不仅对构成人类生活环境的宇宙的本质产生了一种理性认识，而且能站在理性的高度，把现实的人作为独立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在寻找人类自我的本质、人的价值和意义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把人还给了社会，认为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就是人的本质属性，这种道德属性的最高范畴就是礼。在他们看来，礼是人区别于禽兽及世间任何其他动物的标志。

孔子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亦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这里所说的“敬”就是礼的主要内容之一。“孝”、“悌”作为礼的重要内容，是通过血缘从纵横两方面把氏族关系和等级制度联系起来的，也被孔子视为人的本质：“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君臣父子、等级尊卑是礼所规定的，不守礼，无君无父，则和禽兽无异。如孟子所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下》)“饱食烂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妻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如果不懂得或不遵守礼所规定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诸种关系，人便是禽兽或近于禽兽。苟子也认为人禽之别就在于人是血缘人伦关系中的一员，能遵守礼所规定的尊卑等级，远近亲疏。“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苟子·非相》)和动物相比，人具有礼的规定性，这确实是人高贵的一面，但礼强调等级尊卑，所以对人又具有强制性和束缚力，而先秦儒家把这种具有较大强制性和束缚力的礼看成是人的本质，是人禽之别的标志，说明他们对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也暴露出他们对个体的人的认识上的弊端。

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人，是社会人群中的一员，个人完全被限制在血缘人伦关系的网络中，个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存在于这种礼所规定的血缘人伦关系中。所以，在先秦儒家文化中独立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每一个人都只不过是在人伦关系网络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而已。人只能向社会人群认同和皈依，脱离社会人群便没有意义和价值。但是，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向我们表明，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的社会化和个体化，即必须认识到作为个体的人，既不能与人类人群分离，又是一个与任何其他个体不相重复的完整而独立的世界，他有着独特的思想感情和创造性的才能。能够把人我区别开来，才是人的个体意识自觉的标志。

先秦儒家把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看成人的本质属性，使每个人无时无刻不是处在礼所规定的人伦关系网络中，处在一个固定的等级位置上；使人们从言谈举止、思想感情、衣着服饰各方面都必须以礼的规定为标志，严格恪守礼的规定，这无疑具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如孔子所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等等。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看来，人对富贵的追求，人的进退出处，都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以礼为标准。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笃信善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里的“道”就是礼所规定的一种和谐的上下尊卑、贵贱等级秩序，人不能突破这种秩序率性而为。君子就职与离职也必须看国君是否以礼相待而定。孟子说：“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钻穴隙之类也。”(《孟子·滕文公下》)意思是说，君子务仕，思播其道，达义行仁，须待礼而后动。非礼勿动，动则非。此言虽有局限之处，亦足体现出礼在先秦儒家心目中是高于一切的。

先秦儒家认为人的言行违背了礼，就没有意义和价值，就是不正当的。所以孔子说：“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人的言行应该“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孟子说：“非礼，无行也。”(《孟子·离娄下》)苟子说：“礼者，人也所履也，失所履，必颠厥陷溺。”(《苟子·大略》)所以礼是人们行为的尺度，是人的立身之本，人若不依礼而行，就元以在社会上立身成名。孔子在《论语》中的好几处都强调礼与“立”的关系说：“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日》)“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苟子也说：“人无礼不生。”(《苟子·大略》)

在孔孟的思想中，即便是“仁”、“爱”之类的思想行为也必须符合礼的规定。他们所谓仁爱都有等级性的。他们反对那种没有等差的，不符合礼的规定和仁爱。很明显，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所以孟子认为墨子不顾亲疏等级，一律兼而爱之的行为同于禽兽；孔子则认为违背等级的爱是一种不正当的“侵”的行为，①(《韩非子·外储说上》这种行为不仅无助而且有罪。

先秦儒家只允许人们在礼所规定的范围里思想和活动。他们希望通过礼对人的束缚来求得家庭关系的和谐，进而求得社会群体的稳定。但是这种和谐并不是平等的，而是恪守等级秩序的。所以孔子强调“克已复礼”，即尽量约束自己的思想行为，使之符合礼的规定。因为先秦儒家认为不对人的原始欲望加以约束和控制，天下就会纷争不已。如苟子说：“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无争。争则乱，乱则穷。”(《苟子·礼论》)要消除社会人群的纷争，改变春秋战国的混乱局面，使社会保持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就必须用强制性的礼来约束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和思想感情，使其符合礼的规定。在先秦儒家看来，不合礼的思想言行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

按照当代的哲学观点来看，人的行为不仅包括道德价值，而且也包括求知、审美、创造、奉献等多种价值。人作为社会中的个体，他的活动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家庭等各个层次和领域，而且人最基本的活动就是人对外部自然世界的改造，亦即生产活动。而先秦儒家过分强调人的行为应符合礼的规定，应符合道德，而忽视了决定人的行为和思想的价值和意义的其他重要标准。先秦儒家只强调人的行为价值作为社会群体关系调节手段的意义，而忽视了人的本质就体现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马克思语)忽视了人的行为的价值作为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的意义。秦秋战国之际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最发达、最辉煌的时期。这一时期，天下大乱，各家思想却蓬蓬勃勃，如雨后春笋，但各家思想的主旨都是为了寻找治国安民之道。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儒家虽然不完全反对法治，但认为礼治比法治更理想，主张以礼治为主，以法治为辅，将礼视为治国安民的根本大纲。

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出现以前的西周社会是以“周礼”来治理国家的，而“周礼”又是周代统治者损益夏商的礼发展而来的，周朝统治者通过“周礼”那种宗教性的约束力，将其社会群体组织起来，按一定的社会秩序和规范生产和生活，以维持整个社会的生存和活动。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以承继和恢复周礼为已任，极力维护西周以来的伦理道德和等级制度。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要改变当时天下“礼崩乐坏”的局面，就必须恢复周礼的权威，使上下都按周礼行动，使具有不同等级名分的人各安其位，各守其分。对于一个以伦理等级为基础维系着的封建国家来说，规定君臣上下的等级尊卑，分别家族、亲戚的亲疏远近是必要的，丧失了这些区别，破坏了等级和尊卑秩序，就会出现各种犯上作乱的僭越行为，国家便会大乱而不治。所以孔子主张“为国以礼”，“礼让为国”，(《论语·先进》)“齐之以礼”。(《论语·里仁》)孔子对不以礼治国是非常不满的，认为这是国将亡的征兆。

根据杨伯峻统计，《论语》一书中记载孔子讲“仁”的次数比讲“礼”的次数还多，所以学术家一直存在孔子恩想是以礼为中心还是以仁为中心的争论。孟子主张仁政，对仁的强调与孔子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是先秦儒家极力推崇的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礼的核心。它是先秦儒家在新形势下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是通过总结当时社会的经验和教训，而对周礼加以“损益”的结果。

孟子要求统治者行“仁政”，其实是先秦儒家以礼治国主张的一种具体作法。他认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粱惠王上》)要使国家治而不乱，实行仁政是必要的，所以他提出了一整套具体措施。如“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孟子·粱惠王上》)劝家蚕桑，薄其税敛，施教于民，任用贤者等等。如果统治者不行仁政，违背礼的规定，不爱其民，肆意残暴百姓，那么百姓也将背礼而不忠不敬，犯上作乱，使社会秩序混乱，国家不能治理。

为使民不僭越礼的规定，各安其位，各守其分，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与和谐，使国家能够长治久安，必须以礼治国，必须行仁政。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漫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滕文公上》)因为经界既正，从上而下，从尊到卑都在礼所规定的范围内生活，各爱其所爱，互不侵越，社会秩序自然稳定和谐，国家自然治而不乱。

苟子的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都是围绕礼展开的，他对礼治的强调比孔孟更甚。他认为君臣上下不好礼，国家就会衰弱，以至于危亡；以礼治国则“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辄有功”，“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亍：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苟子·王霸》)又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者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之所以损社稷也；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胜，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孟子·议兵》)认为任何坚利的武器，高深的城池，任何严刑酷法都不如礼更有利于治理国家。在当时科学技术还不发达的情况下，任何坚利的武器也没有今天的武器如此巨大的功能和杀伤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否和谐以及人的多寡便成为决定国家稳定、强盛与否的关键。超级秘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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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美学思想是中国美学思想的代表之一，同道家美学、楚骚美学和禅宗美学构成中国美学史上的四大思潮，儒家提出的的“美善统一”、“中庸之道”、“天人合一”、“怡情之美”等观点是中国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时代变迁，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王权政治土崩瓦解，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开始强调社会公平和对人权的保护，此时传统儒家美学思想所依附的经济政治背景产生变化，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势必会同这种转型的现代社会在某些方面产生碰撞，比如儒家美学过于强调艺术的社会性，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主观情感的诉求，这与注重个体情感表达和满足的现代社会有些格格不入。两者之间的碰撞衍生新质，也相当于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返本开新”，而这种衍生的新质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开创中国特色设计所需要的理论指导，值得探究。下面以儒家核心美学思想“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为例探讨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

“美善统一”是儒家核心的美学思想，整个美学思想体系都基本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论语•八佾》记载：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由于两者虽都是优美的乐律，但《韶》乐表现尧舜禅让之事，表达的是仁义礼智的理想，孔子评论其尽善尽美；而《武》乐表现战争，不符合道德要求，所以孔子评其尽美而未尽善。其中“美”是指外在形式，“善”是指内容，在最根本意义上是指高尚的道德品格。由此可见，孔子主张的尽善尽美，是表现形式和通过形式所传达的高尚道德能够统一，才是美的最高境界。但孔子的美学思想受其恢复周礼的最终目的的制约，有明显的保守色彩，过多的强调艺术的社会功能，“善”所传达的内容规定了刻板的社会的道德美，将个体情感赋予了太多社会性的意义和使命感，最终是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在现代社会人权的解放的大背景下，“善”衍生了新质，更强调在道德和法律容许的范围内个体情感的充分表达，不受刻板的社会道德美的限制，不会因为作品表现的内容是社会阴暗面而否定他的价值。同原来相比，现代的“美善统一”的善更多是指表达的内容通过贴切的表达形式带给人愉悦、启发、警醒等对人类和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有益的作用。因此，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将“美”和“善”作为独立的两方面来看：“美”，现代社会各设计流派杂糅，风格万千，不同的表现形式难以评定好与坏；而“善”，提供的服务、营造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友好的指向性很强，就是有益于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追求艺术的社会功能而是人类发展的更高层次，而这正是设计美学的真正价值。所以就现代设计艺术层面而言，从人和环境出发的“善”是“美”的前提和基础，而“尽‘善'尽美”也对设计的流程，消耗的资源，所用材料和工艺，人机交互和情感表达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美善统一”是孔子提出的美学的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美学批评的尺度——“中庸”。“中庸”以“过犹不及”为准则，强调情感的适度表达。孔子曾赞美《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认为艺术的情感表达如果超过适度，欢乐的情感就变成放肆的享乐，悲哀的情感表现就成了无限的伤痛，只有情与理的和谐统一才是最理想的，才符合“中庸”的原则。儒家中庸美学思想对我国传统艺术影响颇深，形成独特的“中和”之美。所以我国传统艺术基本建立在中和之美的基础上，形成传统艺术的特殊风格，艺术形象温柔敦厚，追求意境的恬淡宁静，表现方式讲究委婉比喻，讲求含蓄美。“中庸”之美之所以强调在艺术创作中避免走向极端和片面性，达到恰当而不“过”，力求温柔敦厚之美，是因为儒家认为欣赏者在喜、怒、哀、乐任一种情绪上产生“过”，就会损害身心，影响社会稳定和谐。但是这种对情感表达的度的要求使情感被牢笼、禁锢在一个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中，这对维持王权统治下的社会稳定颇有成效，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合现代社会更不适合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一方面，现代社会快节奏的生活使人们需要恬淡宁静的美来中和忙碌的疲惫和压力来放慢脚步享受生命，但并不是人人都要听《关雎》、观水墨画和用竹制品，来陶冶情操克制住情绪的度才能驱走疲惫纾解压力。很多人压力大时爱听摇滚乐或蹦极，疯狂的节奏和行为超出了“中庸”之道规定的尺度，但是却能让人抛开重压再次充满前进的动力。这就意味着传统的“中庸”之道单纯讲求艺术的“中和”之美和温柔敦厚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而是应当变换方式，追求艺术和生活的“中和”之美，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是活的，随时根据生活的需要来调整，两者达到中和才能化解不良的情绪，只有不压抑个人情感，才真正能达到个人情感的恬淡宁静，达到最终的和谐之美。另一方面，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而言，一味的追求和谐安稳就没了创造力，没有创造力就不能返本开新，继而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无法创造价值。这正是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中国设计缺少创造力的原因。因此，在对艺术的发展和创新方面，不能一味满足在相对安宁和谐的形式里，要有创新精神，要打破原本的形式去探索新的方向。

上文概述了“美善统一”和“中庸之道”的美学思想在艺术层面上同现代社会相碰撞所涌现的新质，这些新质对中国发展当代美学，构建中国特色设计风格，探索前沿艺术理论都有一定程度的推进和帮助。因此，从民族的长远发展而言，不断总结和汲取儒家思想的智慧，转而同发展现代美学，构建和谐社会相结合，研究儒家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新质涌现，是十分有开拓意义和重要价值的事情。

作者:范文洁 单位:华侨大学机电及自动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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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作用

所谓价值思维，是以创造价值作为决策依据和评价标准的思维方式，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长期、可持续地发展。所谓效益导向，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展开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权衡利弊，促进效益最大化。

价值和效率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是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树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明析效益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保证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保证企业经济持续发展，使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这是基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今年的管理效率提升年乃至今后的工作中的核心任务。笔者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对如何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正确认识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的内涵

首先，正确看待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不仅只是为提高经济收入，其根本目的是使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断扩大，使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最大化，进一步提高资金利用率、资本运作率，促使企业经济技术不断进步，在社会经济活动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方式。

其次，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企业发展以创造价值与效益为基础，通过科学调整发展结构，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强调全面统筹，协调好整体与局部，实现企业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有效统一，使价值最大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和核心内容。

第三，在新形势下，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内外部形势不断变化，由于国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内部缺乏负债制约机制等因素，使企业资产负债率逐渐增高，这对企业发展造成阻碍作用。虽然企业发展具有诸多难处，盈利基础不够牢固，发展能力不足，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完善，便要求企业必须以先进的思维方式，利用好有利条件，发掘新的经营理念，捕捉机遇，有效提高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2 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体现

人力资源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具有特殊性，被称作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是人类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有效结合，可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提高。

相对于领导层，人、财、物是企业管理的主要方面，人又是最为重要的第一资源，只有管理好了这一资源，才算抓住了管理的要义。对一般管理者而言，更多的应该是扮演一个引导、协调下属工作的角色。他不仅仅需要有效地完成管理工作，更需要培训下属，开发员工潜能，建立良好的团队。对一个普通员工而言，任何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自己适合做什么、企业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念是什么、岗位职责是什么、自己如何有效地融入组织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等，这是每个员工十分关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在这些方面为每位员工提供有效的帮助。

对于企业外部而言，企业所有员工的工作价值，主要以企业效益表现。对于企业内部而言，全体员工的工作价值表现为企业效率。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人”为主体的工作价值，构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内容。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有效整合、凝聚全体员工的创造行为，这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件与基础。

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确定岗位职责、价值贡献度，将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基础。企业每位员工均是价值创造者，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差异的。

员工从事某项工作，可获取成就感与参与感，作为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缺的因素。通过实践证明，企业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转向人性化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机制，注重团队合作，使每位员工得到自我发展，重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鼓励和指导员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员工创造更多参与决策、管理的平台，有效提高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重要性与地位。

企业必须按照市场变化，树立符合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要按照市场变化情况，制定长远的人力资源供需方案。按照员工期望，建立与时代步伐同步的激励机制。使用更为科学与先进的管理方法，有效降低人力资源在招聘、培训、配置等环节的成本。按照科学技术要求，强化人力资源技术培训，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业务素质，与技术发展要求相符合，为企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价值。

3 提高人力资源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策略

首先，注重人力资源规划。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必须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对企业内外人力资源实行综合协调，清晰管理核心，充分利用有限资金。例如，企业制定成本战略时，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必须考虑薪酬数量，招聘高素质员工。企业制定差别化战略，考虑对员工进行持续投资，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时，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到各环节的人员管理激励、宏观配置等方面的工作，有效激活人员效能。

其次，实行全方位激励机制。企业对员工进行绩效激励，除满足物质需求外，还需采用多样化激励方法，提升激励效果。通过职位晋升激励，设置多重职业发展通道，满足员工晋升欲望。同时，加强精神激励，为员工创造一个认可、信任、尊重的组织氛围，满足员工精神需求，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强化授权激励。针对组织内部，上级适度授权于上级，提高下级工作积极性与自主性，提高员工责任感与工作动力。

第三，在做好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人力资源的成本控制与预算。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主要是在招聘、奖励与培训环节的成本花费较大。从招聘角度来说，企业必须通过不同渠道，分析人才数量、质量，通过开发测评方法，测评招聘岗位说明书，最大化企业收益成本率。对于企业预算而言，企业需实行有效控制，对成本效益给予及时评估，按照评估结果，实行周期管理预算。对于企业薪酬预算，实行弹性化管理，切实保证员工利益，有效提高可变薪酬比重，防止增加成本负担。

第四，加强员工的适度流动。要想提高人力资源效益，发挥人力资源活力，与部门与部门、岗位与岗位的适度流动分不开，企业通过岗位、部门之间的差异性、共同性，安排工作轮换，实现工作多样性，提高工作挑战性，使员工工作活力、兴趣得到有效提高。但如果优秀人才频繁向外流动，管理层必须提高警觉，寻找员工流失原因，并认真分析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员工。

第五，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对于员工岗位需求、知识技能要求，若在变化中逐渐脱节，必然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管理层必须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对员工绩效低下原因进行及时分析，通过培训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对培训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培训着力点，提升培训效果。培训时重视开发员工的潜力，若没有充分发挥员工潜力，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源闲置。企业通过员工素质测评，针对性的发展有潜力的人才，开发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层次项目，有效盘活宝贵的人才，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要想发展，离不开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价值思维能力，强化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人力资源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激励机制，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通过多样化的措施，提高企业人力资源使用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郑琴琴.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思维[C]//第一届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280-283.

[2]张华强.人力资源管理：“减负思维”何时休[J].人力资源，2012（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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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仁”“和”“义”“信”企业管理

一、儒家思想内容的精髓

（一）“仁”

“仁”是儒家思想德治的核心和最高范畴。“仁”即“仁者爱人”。“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精义所在，是儒家思想道德的基础，概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仁”是爱之源，本质就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在《论语》中，“仁”字出现的次数最多，也能体现“仁”字为《论语》之精髓，《孟子》中提到百余次。“仁”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他人，如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爱人”中既包含对人的尊敬、谦恭和亲热之情，也包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管理理念体现在管理原则上，即追求“修己以安人”的“内圣外王之道”。要求管理者既要“修己”或“内圣”，按“仁学”体系的要求进行自我修养，又要用“仁”的原则去“安人”或“外王”。

（二）“和”

“仁”是儒家思想核心，是人的相处，而“和”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和”指的是人际关系和谐，是儒家“仁”思想的延伸。“仁者爱人”，要求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无争”，“无讼”。“和”被视之为政、为人的基本原则之一，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之用，和为贵。”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在群体中，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则能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和”是管理活动的最佳境界。在管理中做到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关系和谐，最高管理者与各级管理者的关系和谐。

（三）“义”

“义”是最为重要的“义利”经济观。儒家非常强调义，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孔子承认求利之心人人皆有，但要“见利思义”，反对违义求利。“义”是指社会公利及个人合乎道德的行为标准，“利”是个人私利或局部利益，因而义与利的关系就是公与私的关系。对于“义”和“利”孔子有两层意思：一是二者是相通的，互相包含，“智者利仁”。从这个层面上讲，孔子并不反对个人获得正当的利益，而是反对个人见利忘义，先利后义这种行为。二是一个人面临义和利的矛盾冲突时，应“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把公利放在第一位，把私利放在第二位。

（四）“信”

“信”是“诚实不欺”，诚信乃人性之本、天道之源。“人而无信，不可知其可也”，即人在人际交往中守信用则别人愿为你服务、为你办事。《论语》的各篇中指出，言可以直接反映出一个人的德，“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乱德”。因此，“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仁者，其言也”。儒家思想向来讲求诚与信，这种诚信不仅应在言行中体现，更融入在人的血脉中，将诚与信融为一体，融于生命。在儒家思想中，诚信之道不仅是“立人之本”，更是“立政之本”“成事之本”。“儒商”，就是“仁”“义”“礼”“智”“信”的集合。

二、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

（一）“仁”——人本管理思想——以人为本

企业的核心和主体就是人，在管理中体现人本管理，形成人本管理理念，对企业提高劳动生产力、调动企业员工积极性和凝聚企业文化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儒家思想的精华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影响深远。1.“以民为贵”，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信念。儒家认为“人为万物之灵”，强调尊重人性，仁爱之心，挖掘人的智能潜力。只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应用“民为贵”，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重视人才”，树立以人为本的人才观。企业管理主要是对企业人、财、物的管理。企业的财和物都是由人支配的，从长久看来，最应关注的就是人才，人才创造企业的利润、财富，人才创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3.“为政在人”，主要是建立德才兼备的管理层。《礼记•中庸》篇载“为政在人”。这里的“人”指的是“贤人”，是企业的管理者。将“为政在人”的思想运用于现代企业管理中，着重强调领导层的德才兼备，强调领导应为“贤人”。在“贤人”的领导下，创建以人为本的企业信念。可见，建立“贤人”的领导层对建立现代企业文化起到关键作用。

（二）“和”——企业团队管理——以和为贵

“以和为贵”在现代企业团队管理中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儒家强调“以人为本”“以和为贵”协调人际关系，并指导企业的建设是一种“和”的理念，必将培养一支充满凝聚力的高效团队。在团队管理中提倡“人文关怀”，强调企业凝聚力。孟子更是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儒家思想提倡的人文关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信等观念，体现了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了人际关系中的爱和信任，促进企业内部组织和谐，使团队产生凝聚力，有利于提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团队精神培养中注重精诚合作，团队协作的培养，这种精神对企业的业绩、甚至是兴衰具有巨大作用。在企业管理中，主要培养“和为贵”的企业文化，利用文化熏陶企业员工，培养员工的团体协作“和”精神，鼓励员工全身心投入工作，确立员工的主人翁地位，将企业员工融为一体。同时，在团队培养中应注重“内求团结，外求发展”的战略，在企业内部主要注重企业团队培养，外部主要强调怎样去发展，这是企业经营的根本，和谐应该是全方位的。

（三）“义”——企业价值观——以义取利

儒家思想主张“君子之财、取之有道”。将儒家文化中的“义利观”融入现代企业的价值观念中，企业要树立“以义取利”的现代管理价值观，强调义利并重，互惠互利。“义”和“利”不仅相互融合，而且还能良性的互动。即“义”和“利”是相互促进的，“利”能促进“义”的产生，“义”也能产生更多的“利”。在某种程度上企业要善于“利他”，在“利他”中讲求“义”。只有以义取利，企业才能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赢得同行和社会各界的认同和赞誉，提高企业的品牌。

（四）“信”——企业信誉管理——以信立业

诚实守信是企业的生命，有句古话：“人无信则不立，商无信也不立。”现代企业就是一种契约经济、信用经济，现代企业只有树立“契约意识、诚信意识”才能够维护企业形象，形成诚信品牌。重约守信、诚信为本是现代企业在竞争中必须具备的基本职业道德，同时要求企业确立道德理念，维护“至诚守信”的企业信誉。儒家的“信”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之间应该互相信任；二是强调管理单位内部各成员自身必须诚实。儒家思想倡导“重义轻利”“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思想，对处于市场经济中的现代企业，在其管理运营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儒家思想指导现代企业管理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篇5

现代社会中新的思想对旧文化的冲击，引发了儒家文化能否与现代社会相兼容的问题。我认为，他们之间不能简单舍弃，而因兼收并蓄。

儒家文化得以流传至今，其理论的正确性毋庸置疑。自从汉代的董仲舒推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国人，而历届君主对于儒家思想的重视与推崇也反映出儒家思想对于社会积极发展大有裨益。儒家思想能够在现代大放异彩，也证明了他完全可以与古代的社会发展所相适应、相兼容。那么，为什么到了今天却有了兼容的难题呢？

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儒家思想也必定有其缺点，不少学者也曾经批判过儒家思想的守旧与迂腐。的确，儒家思想能够兼容于古代社会，是因为他遵守了古代社会的原则。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的规章制度更新迭代速度变快，而这个速度是儒家文化自我更新周期速度所远不能及的。二者的差别越来越大，到了现代化社会的今天，现代化社会的制度与儒家思想不相适应，于是便引发了上述的矛盾。现代社会的规章制度与道德法律领先于儒家思想所规定的道理定律，所以就产生了矛盾。

因此不禁有人会问：既然两者处于矛盾状态，那我们应该抛弃传统、坚守现代社会制度，还是独尊儒术，继续奉行祖辈那一套呢？依我看来，这两者的矛盾并不像鱼和熊掌般不可得兼，找到了矛盾的根源，我们就能够对症下药。我们可以将现在的规章制度赋予到传统的儒家思想中，使其与现代社会相适应。比如说，挤公交车时，既然是要抢占座位，那我们就应该不惜余力地去抢；但当我们遇到老人、儿童时，我们又应遵循儒家文化中尊老爱幼的思想，礼让座位给他们。只有将传统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有机结合在一起，发挥它的作用，儒家思想才能够兼容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当中！

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兼收并蓄，才是应对儒家思想何去何从的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这样才能让儒家思想适应于现代社会，才能将其内涵发挥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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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思政教育 价值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我国思想文化体系中的璀璨明珠，它经受了历史长河的考验与洗礼，依旧在世界文化之林中熠熠生辉。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来讲，通过对儒家思想精髓的科学认知与合理借鉴，对于思政教育时效性的提升极具现实意义，是新时期摆在思政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n题。

分析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现代价值，集中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基于文化传承性对于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基所在，儒家思想的文化本性始终未发生改变，即通过文化来实现对人的“统治”。而现代思政教育衍生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二是基于历史发展对儒家思想现实发展的审视。儒家思想在时代的变迁中饱受经济、政治、文化的洗礼，在一次次的磨砺中塑造了其鲜明的应变性与融合性，在历史的演进中，儒家思想始终承担着“吐故纳新”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儒家思想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延伸与精髓所在。三是基于现实性对儒家思想价值的审视。就现实来看，部分企业以传统道德作为指导思想来谋求企业的更好发展，部分地区通过开展优秀传统道德教育和宣讲工作，提升了公民的素质，改善了社会风气。 儒家思想中值得借鉴与发扬的理论

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人的价值肯定与尊严的重视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天地之行人为贵”是孔子的一句名言，他认为人的生命力是这世间上最宝贵和最具价值的。孟子基于孔子的理论，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内在价值，内在价值即人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而道德意识便是这一价值的内在表现。孟子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禽兽，是因其具备了道德意识与做人的尊严。“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欲有甚于死者”两句名言便是对孟子“人本思想”的集中表现，第一句的意思是说人格尊严比生命更加的宝贵，第二句的意思是说人格的丧失比死亡更加的可怕，深刻地体现出对于人价值与尊严的肯定。中华民族在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影响下，行为模式与心理结构被赋予了鲜明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尊重自己，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学会自尊、自重和自爱，通过在道德修养上的不断完善，来实现对人的价值的开发与人的尊严的获得；二是尊重他人，将他人看作真正的人，通过对人的尊重、理解与关心，来体现出对他人人格的尊重。而这一思想如能够被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领悟，并运用于实际教学当中，便能够形成师生间良性的互动，这对于提升思政教育的教学效果可谓事半功倍。

国家为重、民族为重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整体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其中的“整体”指的是国家与民族，而“整体主义”则指的是个人需要服从国家与民族。正是因为儒家思想中对于“整体主义”的强调，才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特有民族精神，即轻小我，重大我，顾全大局，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贾谊的名句“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之所以为世人所广为传颂，便是因为其对“国家为重，民族为重”这一民族精神的深刻解读。正是在“整体主义”的影响下，在中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的仁人志士，他们乐于奉献，舍弃小我，而将生命意义体现在国家富强的建设之中，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得国家与民族在经受无数次的内忧外患后不断地获得新生。而“整体主义”恰恰也是现代思政教育的目标所在，由此能够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抛开传统文化来谈思政教育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对于儒家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发扬与传承，就成为历史与现实发展的双重需要。

重义贵和的思想。在以往的义利之辩当中，重义轻利备受儒家学者推崇，但要想在生活实践中贯彻这一价值观，“贵和”思想就至关重要，其能够提供道德层面上的保障。所谓“贵和”，强调的是在矛盾处理中谦忍与恭敬的态度，在人际关系的协调上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在儒家思想的认知中，“和”并非是无原则的一味调和，而是一种亲和，受到道德制约是其典型特征。儒家思想中讲求的是“和而不同”，即强调的非同一，而是统一，且这种统一是具有差别性的。而“重义贵和”恰恰是儒家思想的价值追求，其属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内容，对于现代思政教育的价值取向极具借鉴意义。 挖掘与探索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上述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主要，也是最基本的内容，其作为对庞大儒家思想体系的集中表达，是现代思政教育能够借鉴的理论源头。在对儒家思想现代价值的挖掘与探索过程中，可依靠对儒家思想的理论借鉴，来支持现代思政教育原则的确立。

立己立人。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道德，核心是仁爱，“亲亲之爱”是其强调的重点内容，但显然，“亲亲之爱”绝非目的，而是由此作为基础来实现推己及人，“泛众爱”便是对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仁爱不仅体现在“亲亲之爱”，还体现在“立己立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意思就是人既要爱自己、立自己、达自己，还要爱他人、立他人、达他们，且对于自己厌恶的东西也不要强行施加于他人。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真正领会“立己立人”的含义，并将其作为自身工作的基本原则，带着饱满的热情，积极地投入到教育事业当中，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成效。同时，教师的这种状态与承载的思想，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到学生，这种超脱于课本、说教的教育形式，往往能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总的来讲，将“立己立人”的原则贯彻于现代思政教学当中，有利于师生间良性互动的形成，对于确保教学成果极具现实意义。

修己安人。“修己”在儒家思想中备受推崇，将其视作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前提。所谓“修己”即修养身心，从本质上说是长期同自己薄弱意志和恶习进行斗争的过程。古人圣贤，很多都将“修已”奉为一生的事情，为之孜孜不倦。对于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来讲，“修己”同样十分重要，“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便讲的是“修己”是“安人”的重要前提。思政教育工作者作为学生在思想政治上的传播者与引路人，首先要做的就应该是“正其身”，只有做到这点，才能够形成榜样的力量。而相应的，如果现代思政教育工作者不能做到“正其身”，那么其要想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就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讷于言、敏于行。儒家思想中“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便是对于“行”重要性的强调，告诫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少说大话、空话，多用实际的行动，这对于现代思政工作来讲亦是如此。在现实生活中，思政工作会给人一种相对空泛的感觉，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内容。面对这一现实情况，我们必须从自身找原因，来就现行工作方法进行有效的改进，而这一过程中，“讷于言、敏于行”便是极具借鉴价值的儒家思想。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一致、以身作则，通过与孩子的沟通与交流，来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学校中，教师应具备良好的品质素养，结合实际情况，来选择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如实地教学、网络教学、多媒体课堂等等，充分发挥学校这一思政教育主阵地的作用；社会中，思政工作者也需要采取生动、多样的宣传方式，适时通过榜样人物的影响来形成对学生较强的思想冲击，从而使社会教育的作用得以发挥。总的来说，现代思政教育只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摆脱僵化的教条与说教，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 【参考文献】

①李立国：《儒家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与当代价值》，《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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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儒家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D64；B222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者儒学，在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儒家思想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部分，儒学中有很多值得学习和传承的地方。它是一种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如果能够很好地吸收和借鉴，并将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对于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从孔子、孟子、董仲舒到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发展都非常注重通过“教化”来提高人的素养，于是形成了儒学“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以及注重言传身教等教育原则。这些内容对于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儒家思想非常注重人价值的实现和个人需要的满足。首先，儒家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提倡“天地之性人为贵” 。认为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肯定人的地位，重视人的能力；其次，儒家思想主张“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注重人际关系的和谐，强调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来看待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爱护、信任他人，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最后，提倡“和为贵”的理论主张，这种思想在历史上对于维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促进民族融合入、加强民族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的人本理念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本思想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树立以人为目的的理念。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因为教育者从事的是培养人的思想品德的工作。其工作对象是人，是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因此，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简单地视为管理人、约束人的活动，而应该把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教育与其自身的自由、尊严和幸福感等紧密结合起来，重视人的价值实现，发挥人的个体生存功能、个体发展功能和个体享用功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真正起到全面提高人的素质的作用。

（二）注重内在性的教育方法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提出了“内圣外王”的重要方法，内修圣人之道，外施王者之政。也就是内以圣人的道德为体，外以王者的仁政为用。“内圣”是指个人心性修养，追溯道德价值的源头，以求达到仁、圣的境界。为了达到“内圣”的目的，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方法，有学思结合、知行统一的方法；有内省、自省、反省的方法；还有谦恭谨慎、正心诚意、见贤思齐、慎独等方法。儒家思想所提倡的这种自我反省、自我提高的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可以采用诱导、内化的方式启发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帮助其提高思想道德水平，而不是动辄嗤之以鼻。很显然，这种方法更容易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二、培养“圣贤”、“君子”的教育目标为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历史依据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 。儒家思想把培养“圣人”、“君子”作为教育的根本目标。孔子曾把尧、舜、禹等视为圣人，充分肯定了这些人所具有的高尚的人格品行。君子相对于圣人来说，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立德修道，不为穷困而改节。”作为君子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良好的品德，要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孟子也有类似的观点，比如他那句著名的“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以及他对士的品行要求“士可杀，不可辱”都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在道德教育方面所追求的价值目标。

儒家思想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确立提供了有益借鉴。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不难看出，这一目标的确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虽然儒学所追求的“圣人”、“君子”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其中的很多合理成分已经并且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而且在当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们更需要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胸怀远大理想抱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儒家思想的教育原则对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提供借鉴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指“人们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客观规律，在总结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而制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准则” 。儒家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富有实践性的原则，这些原则一方面为维护当时社会的稳定、为国家培养人才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为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确立和完善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

（一）注重言传身教，身正为范的原则。

儒学非常重视榜样的力量，注重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在思想、行为等方面所产生的示范作用。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认为教育者自身素质和品行的提高至关重要，受教育者会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其影响。孟子也有相似的观点，而且他将榜样力量的重要性延伸至国家治理层面：“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他认为统治者本人的道德品质会对整个社会群体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统治者（尤其是君主）要自觉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水平，为社会成员做出一个良好的表率，进而促进整个国家的发展进步。这种思想启发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坚持“示范原则”，即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断提高。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是使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强大道义力量的重要因素。

（二）注重因材施教

作为一位教育家，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他曾注意到学生有不同的兴趣爱好，于是指出“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幼，任者静。” 他的弟子中，颜回好仁，子路好勇，子贡好商，冉求好政。孔子根据其不同的兴趣爱好分别设立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使他们的特长都得到充分发挥。正如朱熹所言：“孔子教人，各因其才。”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方式启迪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坚持“层次原则”。层次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应从实际出发，承认差异，根据教育对象不同的思想情况，区别对待，因材施教，分层次进行教育。既鼓励先进，又照顾多数，将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阶层不断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生活方式更加趋于多样化。所有这些都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客观上存在着复杂的层次性，因而思想政治教育也必须分层次进行，以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社会生活越复杂，社会发展越快，教育对象的层次性就会越突出，就越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坚持层次性原则。

（三）注重启发式教育。

《论语》中有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学生充分进行独立思考的基础上，再对他们进行启发、开导，即要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以达到举一反三的教学效果。这是符合教学基本规律的，而且具有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他告诉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该坚持“主体原则”。主体原则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开展教育活动时，应充分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注意调动其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行为准则。”

主体原则要求提高受教育者自我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自觉性，着力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培养能力。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过：“教是为了不教。”其意是说通过教育使受教育者具有主体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后，他们就可以通过自我教育而自我发展，达到教育目标。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原则的核心内涵。

参考文献

[1].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4.

[2].张耀灿，郑永廷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3].邵宝龙.全球化语境下的儒学价值与现代践行[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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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凯麟，曹刚.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6].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7].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篇8

新加坡已经打上了浓厚的李光耀烙印，李光耀本身也代表了新加坡构建一个现代国家的努力。李光耀自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政绩，是在新加坡推行双语教育，让西方的技术理性与东方的伦理道德相互融合，以让新加坡可以在现代性的浪潮中保持自己的特色。

上世纪80年代，也就是东亚经济奇迹被普遍关注的时候，新加坡宣布在中学三四年级开设儒家思想选修课，邀请全世界知名的儒家学者前往新加坡考察并提出建议，杜维明教授就是其中之一。《新加坡的挑战――新儒家伦理和企业精神》就是这次考察的成果，其中既包括演讲稿，也有与新加坡各界人士的交流，通过观点交锋，我们能感受到30多年前的新加坡社会，尤其是思想界的状态。

在东西之间左右逢源，是新加坡或者李光耀的高明之处，将多元文化锻造成新加坡的世界视野，这是新加坡在国家建设中给世人最大的启发。在世界秩序剧烈变迁的今天，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东亚国家面临着文化价值选择的难题，如何将本土的思想资源融入到世界现代性的潮流之中，依然让很多国家困惑，犹如30年前新加坡的困惑与挑战一样。

以儒家重塑新加坡？

当新加坡时任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吴庆瑞博士将把儒家思想列入中学三四年级学生的选修课之后，还是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质疑。新加坡是个华人国家，接受儒家思想，似乎也是天经地义，但事实并非如此。新加坡并不是个华人国家，而是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李光耀缔造这个国家的时候，就没有界定其种族或者文化的归属，其实这是新加坡走向成功的关键条件。

为了融入西方的现代工业体系，英语变成了最重要的语言，李光耀认为，新加坡要融入世界，就需要接受英语作为第一语言，等到新加坡基本实现了现代化，母语，也就是华语就变得重要。如果在一个英语世界里推行儒家思想，会有很多困难，语言可以相互翻译，但是思想有不可翻译性。另外，需要一提的是，儒家思想只是六门选修课之一，即便如此，新加坡人还是对儒家思想是不是包含着文化沙文主义抱持戒心。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吗？这个问题伴随着杜维明先生在新加坡讲演的始终，这也反映了当时整个东亚局势的特征。儒家文化源于中国，但是并非中国独有，一种堪称文明的文化必然包含着普世性，就像没有人追究基督教是哪个国家的一样，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国界，变成了东亚文明的思想资源，至少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儒家思想被普遍接受。之所以担心儒家思想的“中国性”，也源于人们对中国历史的认知，等级性的皇权政治体系与儒家思想绑定在一起，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很难区分清楚，而这种政治体系并非新加坡想要的。

何为儒家思想？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作为一种伦理的儒家，作为一种学术体系的儒家，以及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儒家。人们可能最关注的是作为意识形体的儒家思想，新加坡要推行这种思想吗？并非如此。儒家思想更深刻的内涵在于它是一种伦理体系，关于学做人的学问，儒家思想最核心的概念是“仁”，也就是如何让一个人做好人。

这正是新加坡想要推广的，就像杜维明先生所说，“儒家传统中的自我观念，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甚至也不是一个可以孤立的实体。相反，自我被看做各种关系的一个中心。这个中心不是静止的，它是一个能动的发展中心。”

儒家的平等与民主

儒家思想中非常关注人在群体中的成长，个体的发展是按照同心圆的结构不断扩散的，从修身开始，齐家、治国、平天下，个体的成长是与群体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相比西方的个体主义，东方的个体更具有团体的色彩，但理想的儒者是开放性的，同心圆最终包括的是整个世界，因此，儒家思想并不是封闭的，而是有终极关怀的。

新加坡要接受的也是这种伦理，包括儒家的礼仪，当然，一种思想在现实中必然会出现扭曲，比如父慈子孝，这是双向的要求，但是在现实中很容易变成父权优先，父子之间变成了非常有压制性的等级关系，百善孝为先，这种说法里面的孝已经变成完全的服从。这与西方的个人主义是有很大差别的，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东亚社会，多多少少都会存在着这种等级性。杜维明、余英时等各位儒家知识分子都强调了儒家思想内涵的平等与民主，比如说孟子的“革命思想”，如果君主做得不够好，那就失去了天命。

儒家思想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一种文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这一文化圈中的人的行为模式。在言谈举止上，各种文明之间有时候很难趋同。新加坡有70%以上的华人，他们的文化基因中就有儒家的成分，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寻根也就变得越来越热切了。

儒家思想区别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征就是没有教会组织，没有扩张性的传播机制，一神教的宗教基本都有异教徒的概念，一方面要让这些异教徒皈依，另一方面可能会消灭异教徒，这也是宗教战争的根源所在。儒家思想的传播更多的是主动接受，比如朝鲜、日本等。没有武力征服，思想同样可以传播，这是儒家思想带来的重要启示。

儒家思想的传播也经历了一个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最初是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被知识分子研究的。士人的精神多少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有些相似之处，杜维明先生对知识分子抱有很大的期待：“知识分子和学者应当有深厚的历史观，有长期的政治抱负。他们对政治深为关切，然而他们却不是官僚阶层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一部分责任，是有系统地持续不断地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事实上，他们的责任就是当人民的喉舌。”儒家知识分子多是通识学者，而不会做专业研究，因为那是匠人的事情。

作为一种学问，儒家思想也引起了很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尤其是随着东亚经济的崛起，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也流行一时。基于韦伯对资本主义模式中的新教伦理的发掘，人们也在关注儒家伦理对东亚经济的影响，研究儒家思想也就有了现实的依据。

为何不是“李光耀主义”？

文化热和经济热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用于解释东亚成功的原因。比如儒家强调纪律性、团体合作等等，这些都避免了组织内的虚耗，但这种解释并不靠谱，1997年金融危机就印证了这一点。儒家资本主义也变成了裙带资本主义。

儒家思想尤其看重关系，一种被扭曲的关系必然带来社会的畸形结构，当时余英时教授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儒家思想之所在传统中国失败，恰恰正是因为传统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律体系和法制。只有具有了那样一种基础，我们才有可能引进儒家思想，又不担潜在的任人唯亲的风险。新加坡引入儒家思想也是服务于国家建设需求的，塑造新加坡的思想传统与文化认同。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层面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儒家思想被皇权驯服，许倬云先生也认为在汉武帝之后，儒家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受到很大的侵蚀。在唐宋之后，科举制度变成了人才吸纳的方式，学而优则仕，进入官僚队伍成为读书人的理想。

的确，中国建立了一套官僚机制，但是它并非理性的，也不是非人格化的，而是夹杂着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加上皇权的专断性，儒家知识分子远没有杜维明先生所期望的那样中立、客观、有骨气。本来儒家思想是由圣而王，也就是那些道德操守很高的人，才有资格做臣民们的道德典范，才有可能成为王。现实则有些颠倒，因为有了王的身份和权力，也就变成了“圣人”，其实是贼。

无论杜维明还是余英时，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家都抱持警惕，余英时更是直言，任何“主义”不管构思得多么精妙，如果它是教条性的，它就不可能在一个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对于当时有人提出的“李光耀主义”，来访的儒家学者们多半是不同意的，也可以理解为什么新加坡没有以“李光耀主义”来作为治国理政的意识形态。许倬云则希望新加坡能够成为全球文化的前沿，就像当年的希腊城邦一样。

富裕起来的新加坡需要身份的认同，这跟人是一样的，解决了温饱之后，就需要有文化的归属感。新加坡在上个世纪80年代试图将各种文化锻造出一种新加坡文化。

篇9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在传入日本以后，对日本社会方方面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之一便是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本文从儒家思想传入日本入手，结合日本企业文化中儒家思想的具体体现，分析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

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影响

企业文化也被称为企业精神，它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业及其成员在长期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都包含在其中，他具体体现了企业的凝聚力，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是成功企业的体现.文化是与民族分不开的，在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中，日本企业文化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也就代表了日本国家、民族文化的特点.而追根溯源，日本文化在形成过程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中国儒家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

1儒家思想的传入及发展

公元5世纪左右，儒家思想传入日本，据《古事记》、《日本书纪》记载，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是百济的阿直岐和王仁，他们不仅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还曾为当时的皇太子讲授儒家学说.平安时代末期，圣德太子高度重视儒学，编制了许多以儒学为基础的典籍，如“冠位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等，基本上所用词汇和资料，都来自儒家典籍.7世纪开始，中日两国互派使者，打开了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来自中国的使者、留学生和僧人大量涌入日本.日本历史上有名的“大化革新”，其指导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他们的制度建立都是以中国的政治机构为蓝本，确立了以儒学为基调的律令政治，使日本社会全面发展，儒家思想也由初期传入进入到实际应用的阶段.13世纪，日本开始流行起宋学，以“明经训诂”为主的旧儒学逐渐的被以“义理”为主的新儒学取代，“新儒学”成为日本儒家思想的主流学说.德川幕府建立后，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被逐渐建立起来，而最适应这种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名分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由此形成.从近代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西方先进的文化和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代替了老旧的儒家思想，但日本文化依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明治维新以前，“四书五经”基本上是日本学校的必交课程，日本知识界甚至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和掌握情况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而且，日本社会也把儒家思想的“忠、孝、仁、义”之道都吸收进来，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在当今日本社会仍然保持着.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发展，与日本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是相伴相随的，儒家思想更是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对日本民族和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蔓延开来，其中就包括日本的企业文化.

2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2.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什么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

2.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爱”、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

2.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

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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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智鑫.试论日本企业文化的儒学情结[J].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1（8）.

〔3〕刘乃成.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与启示[J].边疆经济与文化，2004(02):77-80.

〔4〕官文娜.日本企业的信誉、员工忠诚与企业理念探源[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0-149.

〔5〕安萍.大连中日企业文化比较[J].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02):4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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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