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学说的思想核心，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孔丘 朝代 兴衰 历史 原因

一、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多年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究其深处，总的来说，还是以“仁”、“礼”的说法为主流，他的思想主要也是由“仁”和“礼”这两个部分组成。“仁”的意思是：做人要具备一切美德，要以仁义待人，要主动善待他人和“爱人”，摒除内心深处的恶念。“礼”的主要意思，就是做人要时刻记住约束自己行为，加强个人品德的修养，努力使自己言行、举止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在其思想中提出以“礼”来治理、管理国家，以“德”来教育、感化百姓。[1]

二、孔子学说为统治者统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说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所占的无与伦比地位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汉朝时期董仲舒对儒家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三次策问时，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也正是董仲舒的这次建议，在以后的的各个历史朝展中，儒家的思想体系成了统治者固有的主流统治思想体系。而董仲舒所阐述的“天人感应”、“神权与人权关系”的论调，也逐步融入了孔子学说的主体思想，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和大加推崇的主流思想体系。2

尤其是到了宋朝，大儒朱熹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学说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宋朝形成的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元、明、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可以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正是为了迎合统治者能更好的统治其子民，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产生、发展、完善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正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大儒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和修正，才更加使其“深和朕意”，但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巩固统治者统治地位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对稳定、和谐当时的社会环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深入到了民众的血液里，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不断的更替、变换中保持和延续了下来。那么，在每次的朝代更替、变换时，孔子学说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历史的潮流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样，随着日月的圆缺而陷入了一个固定的周期，尊孔和反孔就是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周期性规律。

三、中国古代形成“尊孔”“反孔”周期律的原因

纵观历史变迁，潮起潮落，我们不难发现，每个朝代的“始皇帝”，也就是每个朝代的创始人，一般都是“反孔”的，但随着政权建立，统治地位稳固后，又要“尊孔”了。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清两朝更是如此，就是杀人如麻，横行欧亚大陆的元朝都没能脱离此怪圈。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竖起了反隋大旗，次年，在长安建立唐朝，显然，李渊做为隋朝的臣子，起兵造反，反对皇帝，是违反了儒家学说的大义的，违反了“君君臣臣，臣臣君君”的儒家纲要，李渊在隋朝就属于乱臣贼子，这也证明李渊从内心是反孔的，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他心里是不屑一顾的。

但到了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却追封孔子为“先圣”。也就是说当唐政权巩固后，唐朝在经历了反孔的变革后，又竖起了“尊孔”的大旗，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唐朝的皇帝，不断的将“孔子”的地位提高，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赠孔子为“太师”，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无罪，怀璧其罪，历任皇帝之所以反孔是为了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之所以尊孔，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愚化民众的思想，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是从没看过论语、杀人如麻的元朝，也没脱离此怪圈。[3]

成吉思汗从1206年春天建立自己的帝国以后，为了扩大疆域，四处征杀，他的军队杀遍了欧亚大陆，连他曾经尊为君王的宋皇帝，也死在了他的刀下，显然，成吉思汗心里是没有儒家学说的地位的。

但等到元朝建立后，元皇帝能千里迢迢的跑到山东去祭孔，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的追封，是有史以来对孔子封位最高的，但元朝也是历史上寿命比较短的朝代，只有98年，这好像很有讽刺意味，杀人最多的朝代，对孔子的封赏又是最高，但王朝的寿命相对其他汉、唐、宋、明、清又是最短的王朝。

在元以后的明清两朝，也是在这个怪圈中翻滚，朱元璋起兵造反，能不反孔吗？他不反孔就只能做个顺民，顺从大元皇帝的旨意，安心饿死。所以，朱元璋理所当然也是反孔的，但等到位置坐稳了后，也是不远千里的跑到孔庙祭孔，竖起尊孔的大旗，以便巩固自己的皇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上“尊孔”“反孔”都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的，造反时，就反孔，竖起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造反成功了，自己当家做主成了皇帝后，就要尊孔，竖起“仁”“仪”“克己复礼”的儒家学说的大旗，讲求“君君臣臣，臣臣君君”。要大家都做顺民，皇帝就是一言九鼎，皇帝的话就法律，就是圣旨，不听话就要杀头、灭九族的。[4]

参考文献

[1] 王立群读《史记》P53DJ4

[2] 张丰君. 孔子死亡观分析[J]. 管子学刊. 2013（04）

[3] 伍振. 孔子与中国的教育[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03）

[4] 郭院林，焦霓. 孔子的生命观教育与当代启示[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10（05）

篇2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篇3

关键词：仁；和；儒家；管理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儒家学说在两千年来长期一直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如果将中国传统思想比喻成一棵树，则儒家学说就是主干，儒家学说以孔、孟两位圣贤的思想为主体，他们的思想不仅对中华民族的管理思想影响深远，而且对日、韩及其东南亚管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主张以人为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核心是“仁”。在德性上，它提倡仁爱，崇尚礼仪，推崇道德；在人际交往上，它主张以和为贵，以信取人，与人和谐相处；在义利关系上，它推崇见利思义，不唯利是图；在修身利己上，它提倡人们修身养性，提高素质。本文主要通过“仁” “和”两个方面来介绍儒家学说的管理思想及其现实的价值应用。

        一、关于“仁”

        （一）何谓“仁”。

        在孔子之前就有“仁”的记载，最早的记载是在《尚书》和《诗经》中，孔子在吸取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西周的德治融汇结合，形成了“仁”的观点。

        “仁，亲也，从人丛二”（《说文》）解释道：“仁”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仁”的概念宽泛复杂，包括了孝悌，忠恕，诚信等德性。对于弟子的“仁”问，孔子也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仁者，人也” （《礼记•中庸》）认为“仁”的本质是人，“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认为“仁”的本质是爱人。

        （二）关于“仁”与“礼”。

        “仁”的内在核心是爱人，表现到外在的行为就是仁的实践，而仁的实践需要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礼”。  何为礼？在孔子心目中：“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没有仁爱之心，那么就不肯能有礼；而只有遵从“礼”的行为才是“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指一个人的言谈举止要符合礼仪的规定，这就是仁。

        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礼”是“仁”的外化，人的仁爱之心通过“礼”来表现；“仁”是“礼”的内容，徒有形式“礼”的不能称之“礼”，只有合乎“仁”的“礼”才是“礼”，才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起到约束作用。

        （三）“仁”的目标——“富民”“安人”。

        一切管理都有自己的目标，没有目标的管理是盲目的活动，是不可能取得预期目标的。儒家学也有自己的目标----“富民”“安人”。

         “仁”的目标之一是“富民”，孔子在《论语•子路》中的“庶之”“富之”“教之”的观点中认为：一个国家要想能够治理好需要三个条件：一是有一定数量的人口，二是人们要富裕，三是要对人民实行教育。孟子也曾在《孟子•梁惠王》中指出，要使黎民百姓“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就是实行“王道”的开始，所谓“王道”就是施行“仁”道，而“富民”也就是“仁”道的目标。

        另一个目标是“安人”，孔子在《论语•庸也》中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就是说有高尚品德的君主广施恩于众人，济度众人，使得人们安居乐业，礼乐兴，刑法中，上下有序，从而民富人安，天下太平，最终实现了君主对国家的有效管理。

        （四）“仁”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仁”应用于现代管理中，就是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企业的主体是人，只有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发开他们的智力，激发他们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是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胸怀“仁爱”，把人作为企业的一切管理活动的出发点。将员工当做企业的主人看待，尊重员工，满足其需要，实行柔性化管理，创造优良的生活工作环境。让员工积极的参与到企业的管理和运行。这样，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发展紧密相连，由“仁”产生出来的员工积极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关于“和”思考

        （一）何谓“和”。

        中国传统观念十分重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协调、和谐、有序，并把这种状态称之为“和”。在《说文解字》中，“和，调也”，和就是调和，协调之意。对于“和”，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界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荀子•礼记》）这些观点无疑展露了“和”的理念。

        “和”的理念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反映在思想上，“中气以为和”（《老子》）；反映在政治上，“协和万邦”（《尚书•尧典》）；反映在经济上，“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大运》）；反映在处事上，“和为贵”（《论语•学而》）。简单来说，“和”就是调节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一种关系，使其团结，治国，和能兴邦；治生，和能生财。

        儒家学说中，“和”是以自身和谐为起点，通过道德修养达到个人自身和谐，从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人的社会和谐了，人与自然才能更好的和谐。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理念就是一个“和”的演变过程。

        （二）关于“和”与“同”。

        在《论语•子路》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君子讲调和而不是盲目的附和，小人盲从附和而不讲调和。这里的“和”是指不同的东西和合统一，强调不同事物之间的有机结合，“同”是指没有差别，盲目的一致、同一。

        在《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乃尽弃矣”，就是说，只有参差不齐，各不相同的东西，才能取长补短，产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东西聚在一起，则只能永远停留在原来固有的状态，不可能继续发展。“以他平他”就是把不同的事物结合在一起，相互协调，相互影响，达到和谐同一，从而形成新的事物，这就是“和”。而“同”就是相同的东西无联系的机械组合在一起。

        （三）“和”在管理学的价值应用。

        “和”在“人--人”管理实践中，协调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协调高层管理者和低层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使二者达到和谐。这种以“人和”为目标的管理，就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体现管理的人本思想。在管理中，领导者通过身体力行，注重民主，关怀下属，创造良好的和谐气氛和环境，进而员工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努力工作，拼搏奋进。

        综上所述，“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是人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和”是儒家思想的价值目标。儒家提倡仁爱，通过道德教化，使人性不断升华，达到个人“和”的状态，继而推广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自然和谐。 

参考文献：

[1] 丌名杰.管理思想史 [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8

篇4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的局面，迫切需要建立与朝代相适应的思想理论体系。董仲舒接纳了道、法两家等有利于封建王朝的部分，对孔子儒家学派进行修改，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便提出了“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文化根本，罢黜其他思想体系。从此以后儒家思想一步步地成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此后，中国思想领域发生巨变，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逐渐与儒术融合。儒术成为以孔孟思想为主，融会其他学说的思想综合体。汉代儒家主要任务是以读经、说经、注经、争论经书中的问题。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董仲舒，认为主宰自然和人世的人格神是天，然而天的德刑赏罚则是阴阳五行之变，其哲学思想是把儒家天命观和阴阳五行家思想进行了更进一步的融合。汉代儒学家则把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分为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两汉时期还有一些儒家学者诸如扬雄、桓谭、王充等，批判董仲舒等人的天人感应说和迷信学说。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儒家学派一统天下，处于霸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随着道教的日渐盛起。东西两汉经学弊端很多，形式繁琐及内容驳杂，已然被玄学取而代之。一般将玄学看做是道家思想的复兴，但是并不排除儒家思想在玄学理论体系中的仍然占有重要地位。玄学的发展借助于两汉经学，王弼注《周易》，释《论语》，何晏作《论语集解》等等，都是玄学家们为经学玄学化所作的努力。

儒家的主要经典《周易》与《老子》《庄子》被并称为三玄。玄学讨论的有无、本末问题，虽然来自老庄，但与《易传》思想关系密切。儒家思想在魏晋玄学时期有重要发展，如范缜提出“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的质用观。它一扫两汉经学的繁琐芜杂，剔除了经学的天人感应说等神秘成分。正因为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儒学成为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的重要发展阶段。隋唐时期，儒家文化体系庞大完整，具有开放性、亲近民众、重现实世界、不僵守古制的显著特征。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形成了包括日本、朝鲜、越南在内的“儒家文化圈”。隋唐期间文学、宗教、哲学等各个学科涌现出一些成就卓越的优秀人物。李白以他天才的手笔以及自由不羁的性格，而宣泄自己以及自己所处的唐朝的喜怒哀乐。韩愈掀起的古文运动，宣扬古文的写法应接近口语，其主要目的是使儒家学说能够被广大群众所接纳和认可，同时也使唐朝社会摆脱前汉文化思想束缚，自由抒发自我新的思想见解找到了突破口。儒家经学方面，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颜师古撰《五经定本》，结束长久的今古文之争、郑学王学之争等儒家学派的内部矛盾；陆元朗撰《五经定本》克服了使诸经因文字不同而解释各异的弊病。哲学宗教方面，天竺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后影响极大，但最终被中国本文化融合而中国化。汉族文化的重要部分儒家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训诫，作为理念形态的儒家文化以“和为贵”，有相当大的兼容并容的思想，这也体现了唐文化的开放性。当时唐朝的国都、具有超过百万人口的长安城为各国所向往。在《古兰经》中对他的穆斯林民众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日本、朝鲜、越南等这些“儒家文化圈”更是不断地把唐文化引进自己的国度。儒学在唐代还出现了汉学系统向宋学系统的过渡。

新儒学的兴起与发展，儒学的道统思想到北宋中期发展成为新儒学，也即理学。理学是儒家发展的新阶段，创始人是北宋的周敦颐、张载、经程颢、程颐等人，至南宋时朱熹为集大成者。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体系，朱熹认为理是：“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因此他把“理”同天命联系起来了。朱熹还把永恒的“理”应用到封建道德规范中，借以大肆宣扬封建的“三纲五常”思想。朱熹同时把天理同人性以及人欲统筹在一起，提出“存天理，弃人欲”，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要求人们都必须服从封建伦理纲常。其目的也是为了”至中和”，不过与孔子提倡的”至中和”相差甚远！宋明理学是儒学的一种历史表态，是在魏晋南北朝把儒学玄学改造以后，对儒学的佛教、道教化的一种改造；宋明理学是对隋唐之后儒家走向衰落的一种文化复兴。宋明理学是中国学术群体对当时现存的社会问题以及玄学、佛教、道教等其他文化挑战的一种积极响应，他们在积极消化吸收佛道二教思想的基础上，对佛道二教展开了一种凌厉的文化攻势，重在解决汉末以来中国社会严重存在的信仰和道德的缺失。然而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以及程朱学派的思想严密完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成为元、明、清三代的官方哲学，而使儒学重新走上正宗的地位。

篇5

儒家的“仁爱”讲究“爱有差等”，而“亲亲之爱”为之最，因为“亲亲，仁也”，“爱亲”到“爱人”，进而达到“泛爱众”，也就是它的最高境界，即“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墨子则把孔子的仁爱思想做了进一步提升，提出了“兼爱”思想，墨子主张的“兼爱”，则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彼犹为己也”。用墨子的话说就是“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

从上面所述的“仁爱”和“兼爱”思想的内容中，可以看出，二者差异甚大。首先，儒家提倡“修身、治国、平天下”，使得其出发点重“私”，进而推己及人，最后达到“泛爱众”；而“兼爱”则是“兼善天下”，注重“公”，即“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其次，“仁爱”是“爱有差等”，它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先满足个人私心的等级爱，要求以对父母兄弟的爱为中点，层层外推，逐渐扩充到对宗族、国家和社会的爱。“兼爱”则是“爱无差等”，视人若己，爱人利人，即“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因为墨子认为博爱无私、没有亲疏远近和贫富贵贱是兼爱的保证。再次，儒家和墨家均重视“义”，但却有极大的差别，例如，在对待爱与利的关系问题上，二者就呈现出不同之处：儒家认为爱与利基本上是相对立的，因此，倡导人们应以“义”来规范利，进而约束自身的行为，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墨家则认为爱与利是统一的，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再次，墨家认为天有意志，人顺之得赏，违之得罚，天志是衡量人间善恶的唯一标准和最高依据，而儒家不仅关注天，更重视人，注重人的修养即道德意识的苏醒和自觉，儒家的仁爱除了以天作为外在的保证外，更有一套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环环相推的可循之路。在这一点上，墨子显然是有欠缺的，他只注重人的超越层面和现实性的探讨，而忽视了对人的内在本性的研究。

“仁爱”与“兼爱”也有相同之处。一、在对待人的问题以及处理社会关系上，两家均以“爱”为出发点，在墨子看来，“爱”可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显而易见，两家对于“爱”的道德之力过于夸大。二、两种观点都代表着自身阶层的需求。“仁爱”学说的提出与所处的社会状况有极大的联系，当时贵族宗法社会虽然开始衰落，但仍占据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它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础；而墨家学说所处的环境则发生了变化，新兴地主阶级即将取代贵族宗法社会成为统治者，而墨子正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他的学说代表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了人们期望通过平等互爱进而走向共同富裕的美好理想。

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都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在承认既定的统治秩序以及阶级身份的前提下所提出的思想，实质上，他们所爱的对象和最终理想的境界是没有根本区别的，只是在具体的思想中所呈现出的见解不同而已。

当然，儒家的“仁爱”和墨家的“兼爱”在处理如何对待人事的问题上以“爱”为出发点，对目前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当今这样一个“各扫门前雪”的冷漠的社会，我们需要有更多的爱来爱自己以及爱他人，只有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更加幸福快乐。

（节选自《群文天地》2013年第5期）

〖请你参与〗

1. 请简要概括“仁爱”与“兼爱”的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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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

汉代大理是“蜀身毒道”必经之地，印度、缅甸人到过大理。唐代，印度僧人到大理传教游览，有的还成为南诏王的“国师”；唐初，唐将梁建方率兵讨松外蛮，招降河蛮首领杨敛，在大理地区游历考察，他将耳闻目睹的大理地区的部落、特产、风俗等内容写成《西洱风土记》；唐贞元十一年（公元1287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大理旅游，著有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元末明初，有几个日暗本僧人到大理旅游居住，有四位日本僧人圆寂后，还葬在苍山龙泉峰，并修建了著名的“日本四僧墓塔”；元代十七年至二十年（公元1280-1283年），西台御使部松两次到大理游览，调查了大理的山川、风俗、物产、社会生活，写出了著名的《大理行记》。民国初，英国人弗茨杰罗德到大理旅游考察，著有《五华楼--对大理民家族之研究》一书；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被贬到云南的翰林修撰杨慎，与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结伴漫游苍洱名胜，写了《游点苍山记》，明末清初，著名诗画僧人担当，走遍苍洱之间，留下许多赞美大理的诗名；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6年），地理学家徐霞客来大理旅游，在他的《徐霞客游记》中对大理的苍洱名胜、传统的三月街等均作了翔实的记述。清代，大理的苍洱风光业已驰名，来大理游历的人更多，陈鼎在他的《滇游记》中，对大理三塔、一塔、感通寺、三月街等名胜古迹都作了详细的描述；清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剑川州牧张泓游历大理，在《滇南新语》中记述了大理的龙女花。大约在四千年前，大理便进入了新石器时代。战国时期，有大批移民从中原来到大理。早在汉代，大理就是古西南丝路的交通要冲。公元七世纪初，洱海地区出现了六个较大的民族部落。在唐五朝中央的支持下，蒙舍诏逐步吞并了其他五诏和许多小部落。公元738年，南招把政冶中心从巍山迁到了大理，筑太和地为都。同年唐玄宗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设"云南安抚司"，从此，大理成为云南的政治中心。公元937年，段思平联络滇东三十七部进军大理，建立了"大理国"。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十万大军乘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大理国相传二十三王，共318年。元朝在云南设立了中书行省，并将行省的治所东移到昆明，才结束了大理五百多年一直是云南政治中心的历史，公元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改大理国为大理府，称太和县。清沿明治，民国二年改太和县。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原大理县、下关市建制撤销，组建为大理市。大理白族的风情浓郁，民族文化多姿多采，至今仍保留着独具特色的语言、服饰、风俗。还有许多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成会，如本主节、绕三灵、耍海会、三月街等。白族民居"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华丽典雅，别具特色，"家家养花"的美好环境令人流连忘返。

“文献名邦”一词在云南，常被人们作为历史悠久、文化发达地区的称誉。“文献”二字的含义为：“文，典籍也；献，贤也。”用现代的话说，文指的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的是熟悉典故的人才。因此，文献名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能够反映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二是要有精通典籍的人才。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历史根据，就是高悬在大理古城南文献楼上的匾额。匾额是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云南提督偏图所写。偏图是汉军正白旗人，原姓李。康熙十九年（公元1680年），偏图以督标别将随云南总督赵良栋征讨吴三桂，第二年被提升为云南随征够兵。平定云南后，康熙三十年（公元1691年）偏图任云南提督。云南提督府衙门就设在大理。偏图身居大理15年，深感这里的人文兴盛故报请清政府颁发了这块匾。大理被誉为文献名邦的依据，在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根据大理文献村而来的。建于康熙年间的文献楼楼上有一副长联，为大理近代文人周仁所撰：“溯汉唐以还，张叔传经，杜公讲学，硕彦通儒代有人，莫让文献遗风暗消在新潮流外；登楼台而望，鹫岭夕阳，鹤桥小路，熙来攘往咸安业，但愿妙香古国常住于大世界中。”这幅长联道出了文献村的来历。联中的张叔何许人也？乃汉代大理文献村先贤。据传，汉武帝时，文献村名叫南山村。当时，大理地区还不开化，特别是文化方面更处于迷蒙状态。天资聪颖的张叔与同村好友盛览一块放牛时，深感不识文字的缺憾和痛苦，于是二人商议出走学习。他俩历尽千辛万苦，到处寻师访尊，终于寻访到了汉代大学问家司马相如，拜司马相如为师学习经文。司马相如授其经文，张叔、盛览学成归来，教化乡人。因张叔、盛览被后人尊为精通学问、精通典籍的人才，故将南山村改名为文献村。明著名白族学者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人物》载：“张叔，叶榆人，天资颖出，过目成诵，俗不知书，叔每疾之，思变其俗。元狩间，闻司马相如至若水造梁，遂负笈从之，授经，归教乡人。”

二、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为春秋时期孔丘所创，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儒家学说经历代统治者的推崇，以及孔子后学的发展和传承，使其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文化的深层观念中，无不打着儒家思想的烙印。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文化所拥有的地位，是由于儒家在产生以后，在从古到今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所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独占大一统思想地位后而形成的。儒家主张礼治，强调传统的伦常关系，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等。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是因为儒学植根于中国固有的价值系统而又能随时自我调整，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且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今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与主体。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大理“文献名邦”的形成，与儒家文化的影响有着根本的联系。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所传授的不外.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我们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儒家思想对中国政治、经济的影响：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孔子门下弟子三千，因而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怠”等。孔子更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某些地区更将“孔圣诞”定为“教师节”。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其缔造的儒学，自春秋起就开始书写她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随着社会的发展的历史的演进，儒家学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得到了不断地丰富与发展，其社会功能也在与时俱进，并逐步形成了自己别具一格的文化内涵。孔子通过其经历以及理论为后世的教育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其后，宋学家朱熹对儒学文化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继承与发展，不仅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与终身性，更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观点，如他所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不仅要认识，更应该去实践。这种思想对于解决今天的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相矛盾、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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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家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与儒家并立、具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学说。古籍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不可胜数。”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学说即遭统治者排斥，日渐衰微，直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尤其是清末民初之际始有复苏，但终未成气候。时至今日，墨学研究仍著述较少，影响不太。墨家学说中包含许多富有价值的治国安邦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思想财富。司马迁曰：“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墨学研究的衰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大损失。

墨家的理论学说和墨家子弟的行为举动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爱民、助民、利民的救世济民精神。可以说：“墨家精神，就是以奉献为核心的救世精神。”古人赞道，“墨翟之徒，世谓热腹”，“墨家之徒，专务救人”；“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今天，弘扬墨家救民济世之精神，对于我们培育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墨家始祖墨翟(世人尊称“墨子”)出身微贱，他自称“鄙人”或“”“比于宾萌”。“宾孟”是指春秋战国时期往来诸侯列国之间的游士说客，属于社会下层的士。据史载，墨子可能出身工匠家庭，他常与小生产者交往，学会了不少手工业技艺。墨子能制造载重五十石的车的车辖，能牵引三十石的车的车鞔以及能空中飞行一日不落的木鸢，可见其手艺之高明精湛。墨子在经常与社会下层民众交往中，还学会农耕。他曾说：“翟虑耕而食天下之人矣。”正是在这种与贫苦大众的交往以及自己亲身劳动过程中，墨子深知社会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和劳动的艰辛，使其思想和主张能“为代表下层之庶民”，有一种强烈的救民、济民、爱民、利民愿望。起初，“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因理念不合，决定另立门户，“背周道而用夏政”，效法大禹天下为公，“为万民兴利除害”。墨家门徒也大多出身工匠之类的贫苦百姓，他们“昼日讽诵习业”，其思想、行为也深受到其劳动职业、社会地位的影响，能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的呼声。

墨家宣传、实践其思想学说的最高目标是“为万民兴利除害”，即“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视之为“仁人之所以为事者”。所谓“兴天下之利”，从宏观来说是指“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社稷之定”，从微观来说是指“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乱者得治”。所谓“天下之害”是指“大国之攻小国”，“大家之乱小家”，“强之劫弱”，“众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敖贱”；“为人君者之不惠”，“臣者之不忠”，“父者之不慈”，“子者之不孝”，“今之，执其兵刃毒药水火，以交相亏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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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外经济增速下降，出口减少的国际形势下，通过扩大内需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成为了我国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导向。我国政府将投入4万亿的资金来拉动内需，这些资金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施工建设，因此施工企业的管理是当前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纵观国内研究，目前的施工单位管理的研究多从制度、资金和技术的角度来展开（宋福渊耿冬青刘晓辉，2005；赵辉，2007），很少关注人的管理，忽视了人的因素。目前施工单位的实际工作中，对人的管理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当前频频爆发的施工过程中的和恶性事件也暴露了目前施工企业管理的不足。我们认为，施工单位的管理既要重视制度、资金和技术等非人的因素，也要重视人的因素。

本文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结合施工企业的具体情况，来探讨施工单位的管理。

1.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

中国文化的形成受到各派学说的影响，包括道家、儒家和法家学说的影响，但儒家学说占据了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是儒家所强调的一些内容，概括起来可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1中国文化强调以“仁”为本

在儒家学说的经典典籍《论语》中，曾多次提到“仁”的概念，而孟子作为孔子思想的继承者，也把仁作为他的学说的重点，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以“仁”为本的（潘承烈虞祖尧，2001）。孔子说：“仁者，人也”（《礼记•中庸》），可见仁的本质和核心是人。西方的人本主义文化也强调人的重要性。康德指出，在任何时候人都要作为目的，而不能是手段，因此西方的人本主义和儒家的“仁”本主义是有相似的地方的；然而两种思想也有不同的地方。“仁”不仅强调人，还强调关系，儒家所有关于“仁”的论述都是在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而西方的人本主义则强调抽象的单个的人。仁的字形结构也可以看出它强调关系的一面，“仁”字由“二”和“人”组成，表明仁所指的不是孤立的人。孔子赋予仁以丰富的内涵，包括了孝悌、忠恕、宽惠、克己等。仁的目标包括修己和安人。修己即从个人的角度去追求君子式的理想人格，安人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实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治长》）的目的。

1.2中国文化强调以家为中心

家是中国国家结构的基本组成部分，西方则以团队为基本组成部分（，1998）。中国人对各种人际关系的描述也是“家庭化”的，例如皇帝叫天子，而大臣叫臣子，老百姓则称呼当地官员为“父母官”，关系很好的男性朋友之间互称“兄弟”，亲密无间的女性朋友之间则互称“姐妹”。中国的一切重要关系都可以看做家庭关系的推衍，君臣是父子的推衍，所谓君父一体；朋友是兄弟的推衍，所谓四海之类皆兄弟（张宏宇，2002）。对于中国人，家的概念并不仅仅局限于父母和孩子，中国人家的范围可以因时因地变化和伸缩。

2.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施工单位管理

2.1当代中国企业管理双手段双目标模型的建构

中国文化背景下的企业管理，应该兼顾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当代企业管理的新的潮流和趋势，应该使得施工单位的发展既能与中国文化相契合，又能融入国际化的浪潮；因此当代中国的企业管理应该结合东西方管理的精髓。我们根据中国文化的核心特征，和西方管理思想的重点，建构了以下双手段和双目标模型。在西方管理思想中，是以任务为导向，以制度为手段的。在中国企业融入国家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要适应这一管理思想。当今企业任务的内涵包括绩效和品牌两部分，也就是说企业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创造出它们的产品，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打造企业的品牌。施工单位的建设和发展也需要有品牌意识，不能仅仅是完成建设任务，而要把每次的施工作业都当作是提升企业品牌的机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我们建构了新的管理思想体系，即以人为导向，以情感为手段。上文提到，仁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而修己和安人则是仁的目的，因此我们将修己和安人整合到企业管理的思想体系之中。作为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首先要通过自我管理提升自己，才能很好地管理下属，这就是所谓的修己；所以修己是管理的前提。另外一方面，在管理实践中，领导的个人素质也会不断提升，因此修己也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修己既是管理的前提，也是管理的目的。中国式管理另外一个目的就是安人，这里主要指让员工获得一个和谐温暖的工作环境。在中国，领导者对员工的影响非常大，而组织对员工的影响较小。高日光和孙建敏（2009）研究发现，在中国组织背景下，效忠主管比效忠组织对员工行为绩效的影响更大；效忠主管对周边绩效、任务绩效和偏差行为都有显著影响，而效忠组织对这些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因此，作为领导者，不光要激发员工对组织的忠诚，还要培养员工对自己个人的忠诚；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培植自己的个人势力，而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在中国文化背景下，领导对下属施加影响，需要重视情感的力量，这和中国社会的特征有关。（1998）曾说：“在西洋社会里争的是权利，而我们却是攀关系，讲交情。”为了明确每个人的权利大小和范围，严厉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而为了培养和谐的人际关系，情感则是基础。在中文中，“关系好”和“感情好”的内涵基本上是一样的。另外一方面，中国人的责任也是以感情为基础的。在好朋友之间常常会听到这种说法，“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几乎是中国人最负责任的承诺了。当下属和上级关系很好的时候，他就会有强烈的责任心去把上级布置的任务完成。因此领导者不仅要关心员工的工作，也要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注重和员工的直接交流，建立上下级之间深厚的情感。领导者对下属情感上的关怀最终会得到下属的感应，上司对下属的珍惜和关怀将换取下属的忠诚和努力，这就中国式管理所产生的“士为知己者死”的效果。孟子就曾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制度和情感的双重作用才能达到最佳的效果。

2.2“家”的观念与施工单位管理

中国人习惯用“家”的概念来描述人际关系，很多企业也提倡爱厂如家的观点，而企业本身也力图给员工以家庭般的温暖。在施工单位的企业管理中，也要很好地利用这一点，要爱护员工就像爱护家人一样，要使员工有回到家般的归属感。除了上述的措施之外，企业还可以把它的关怀拓展到员工的家庭。台湾著名管理学家曾仕强（2004）认为，企业应该兼顾员工的家庭生活，使其家庭和乐，教养有成。很多中国人工作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家庭，企业对员工家庭成员的关怀可以使他们的工作更有动力。另外一方面，当员工的家庭成员感受到来自企业的关怀之后，也会更加支持员工的工作。在组织行为学中有一个大的研究主题叫做工作家庭冲突，这是西方企业所面临的一个普遍的问题，而我国企业则可以通过把员工的小家庭纳入企业大家庭的做法来化解这种冲突。那么施工单位如何通过具体的活动来关怀员工的家庭呢？其他行业的一些做法值得我们借鉴。我国西部民营企业家，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之一、四川铁骑士事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雷文勇，就很重视“家”的观念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他把“家和万事兴”的观点推广到员工子女身上，每年逢年过节，都给员工放假，让员工回家和亲人团聚。他们还举办“好媳妇贤内助”、“好儿童”的评选活动，让员工家属也融入企业的大家庭。他们公司甚至还设立了“家属培训基金”，资助员工家属上大学深造。在这样一种企业文化之下，雷文勇的企业取得了飞速发展。我们施工单位也可以结合实际的情况，塑造一种“家和万事兴”的企业文化。例如，可以适当地调整施工时间，让员工节假日的时候可以陪伴家人；也可以举办一些活动让员工和他们的家属一起参加，增进员工家庭的感情以及员工家属与企业的感情。另外，对于一些辛苦在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提供一些房间供前来探望的家属居住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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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每一种文化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糟粕的部分,需要后人果断的加以剔除,丢而弃之;精华的部分,需要后人合理的继承,扬弃新生。继承绝不是抱残守缺,率由旧章,而是在守住其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素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先秦儒家正是在继承周的礼乐文化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的,而正是在这种传承创新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担当意识。

关键词 儒家 创新 担当

先秦儒家文化创新中的担当意识,是指以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士人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所体现出来的文化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在特定的文化转型和社会心理失衡时期,由于人生与文化的困顿,一些先知先觉的儒家知识分子怀抱忧患意识,对自身所处的文化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发掘出旧文化的病症所在,努力用自身的努力创造、迎接新文化的到来。

孔子之时,周室衰微,纪纲凋零,名实混淆,旧章紊乱,周礼何以能行,其依据何在,又怎么去行,其何以延续下去,孔子面对这一问题,奋而担当,勇于创新,提出了“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理论。即以道、德、仁为本,以艺、礼、乐为用,赋予周礼以形上的根据,把礼的形式充实化,立于人心之中,并与天道相接续,形成儒家基本的架构格局。

孔子在继承和发展周人关于“天命靡常”、“敬德保民”思想的同时,提出了“轻天命,重人事”的着力方向,把认识的对象从天命转向人本身。在人本身的内在依据上,提高了“仁”的理念。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以“仁”为核心建立起了儒家的学说。首先把“仁”作为自我修养的基本道德取向,以成己。为此孔子提出一系列修养美德,如仁、义、礼、智、信、诚、勇、恭、敬、恕、敏、刚强、果敢等。二是以“仁者,爱人”为核心,以成人成物。“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泛爱众,而亲人”“钩而不网,弋不射宿”等理论。三是以“仁”为基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理论,提出了“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惠民利民”、“富之教之”等思想和主张。四是在思想方法上,孔子提出“中庸”思想,其中又以“尚中”为逻辑起点,以“时中”为中心,以“中正”为标准,以“中和”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中庸”思想体系。

孔子在周礼不行之时,担当起文化传承的重任,开启传承不息的儒家之学,非大担当、大智慧、怀不能至此。

孔子虽将天道与人道相连续,但语焉不详。如何把天道和人道的连续架构起来,把天道加以具象化落实于人道,便摆在了后来儒家士人的身上,把这一重担担当起来的是孟子。孟子在继承《中庸》形而上理论架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作为天道的“诚”内化于“心”,并且由“心”推出“四端”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并指出人性皆有“四端”,只是由于人沉沦于物欲,而迷失本性,只要人们存心养性,发挥自身良知良能,寡欲、求其放心,不但可以知性、知天,而且可以成为尧舜一样的圣人,达到儒家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理想追求;而诸侯如果能够从自身先天存在的“四端”出发,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实行仁政,不但可以统一天下,而且可以达到古先圣王的境界。

孟子在基本遵循孔子论述的前提下,努力提升儒家学说的精神品格,使儒家思想保持了自身的活力,从人作为生命的主体和人的生存的意义的角度,强化了孔子“仁”的理论的思想内涵,使之成为具有生存价值的一种理想与信念。也正因为此,孟子被尊为“亚圣”。

继孟子之后,战国又一位儒家大师是荀子。在荀子思想中,“天人相分”和“人性恶”是他的独创。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性恶”,须要由圣王及礼法的教化,通过“化性起伪”使人格提高。在天人关系上,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认为天有“天职”,人有“人分”,人能制天命而用之。“天人相分”和“人性恶”是荀子和孟子的不同之处。总的来说,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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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学；道家美学；古典美学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7-224-01

儒家美学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一种美学思想。“仁”是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是孔子关于人生和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他的审美理想和美学体系的核心，孔子美学体系的实质和核心，就是要解决如何培养“仁”的心灵，道法品质和人生境界的“仁人”。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对周礼的改造，在对传统礼乐的反思中，礼乐并重，礼乐相成成为儒家主体。

天道和人道，人和自然是相分的。一切事物都是“天地之变，阴阳之代”的产物，在对人性探索中，它从另一个侧面，主张“性恶论”，重视人的自然属性，改变人性之恶，他还主张依靠礼、义、法律、教育等人为手段去节制、改变人的自然本性。从他对人格美、社会美的论述，更充分说明了他的合理性；看到了孔、孟的思想。

《乐论》和“虚静”说的影响，对艺术内容、艺术形式、艺术水平以及艺术形态的存在，对社会影响有着指导作用，特别是“虚静”说就是感与受的统一、一与多的统一。荀子的“虚壹而静”是儒道思想的结合；从

思维科学上看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对艺术构思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是认识审美创造前所具备的一种良好心态。进一步完善儒家美学思想。

老子是先秦时期的道家创始人，他的哲学是道家美学的基础，道是道家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老子的道是不能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客观存在、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儒家以“天”或“天命”思想论证封建制的合理性；而道家学派却以“道”的观念否定这种合理性。这促使对本质、规律的把握和启迪人们自我意识说有着重要意义，老子“道”范畴的形成增强了人们的本体意识和规律意识，把人们从对“天命”的信仰中解放出来，这是一种觉醒，是理性自觉，不论对科学，还是审美都产生巨大影响，对于审美和艺术来说，它启迪人们对美的本质认识，对美与丑相互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审美意象的本体的认识。

孔子以“仁”为美的内在根据，以“美”为仁的表象，主张美善统一、强调艺术社会效益，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美学思想。老子否定儒家仁义论，否定传统礼乐。从“道”出发提出了知美即恶，从美的对立面去认识美与丑，美与真，他认为美与善是分开的。这与儒家思想完全相反，充分体现了道家的思想本质。在老子美学中真实的美学根本条件，他说的真实，主张返朴归真，以道家契合，使精神进入恬静，愉悦的境界。这对现代朴拙、天真、平淡、执着――的审美影响最深。

“有无相生”是老子“道论”法思想的精髓，老子是从“有”与“无”的辩证关系去思索宇宙的究极原因、探索有限与无限的相互转化，从他对‘大音希声’的意境要求，到虚实之美，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时空意识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

由于艺术对人格的完善是有着重要意义，所以孔子还提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进一步推行“仁政”的理论。“中华之美”是先秦儒家的审美标准。是他的艺术和谐论。在对自然审美中，提出了美善统一，真善，真美的思想。但是他偏重于善。孔子对自然也有很高的欣赏能力，提出了“仁智之乐”。秀丽壮美的自然景色，也成了“仁”的意识的一部分，奠定了中国古典美学人与自然的审美观念。

后来，孟子的“性善论”是对孔子的“仁”的思想的论证和发挥。“性善论”就人性的探索和心灵的探索。他认为人的天性是“善”，力图从人的心灵上找到了人的本质。孟子对美感共性，对人格美的高扬更进了一步。特别对艺术的影响更是深远。但是，荀子的美学在两位圣人的基础上，汲取众家之长，提出了天人相分、性善论、全粹之美，提倡“中和之美”等美学观点，既与前面两位圣人有不同，但却进了一步。他说，把人的思想引向宇宙创幻的本体，付以道、以形象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