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事故处理规定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医疗事故处理规定，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关于构成医疗事故的损害赔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颁布的《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法[2003]20号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此条规定明确了《条例》与《民法通则》的适用关系。

2004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损司法解释）正式实施，那么，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而言，在该解释施行后，是参照适用条例的规定，还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实践中又产生了新的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应按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继续适用，即构成医疗事故起诉到法院的，赔偿问题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未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在具体处理确定赔偿项目及数额时可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对于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只是规定了参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下发时，人损司法解释尚未实施，现人损司法解释实施后，应当按照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所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而不应拘泥于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即不论医疗损害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都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确定医疗单位应负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否则有可能出现同样的损害后果而所获得的赔偿却大相径庭的现象，这对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是极为不利的。

之所以出现上述争议，是因为我国目前还没有侵权行为法或一部专门性的立法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一部行政法规来调整完全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作为行政法规应是对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整，而现实是对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也在实现干预，造成审判实践中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和适用法律的尴尬。而《民法通则》关于侵权损害赔偿的规定又过于笼统和原则，缺乏可操作性。最高院人损司法解释施行后，对于《民法通则》的有关赔偿规定进行了足够的细化，具有可操作性，并且该解释在确定赔偿项目和计算赔偿数额上充分体现了对于受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纵观世界各国医疗事故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民事赔偿问题采用的最基本的原则都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加害人承担因其过失侵权行为造成的一切损害，从而使受害人恢复到如损害未曾发生的状态”。这不仅是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更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对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人损司法解释的相关条款我们不难发现，《条例》在赔偿的适用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

（1）《条例》第49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应当考虑医疗事故的等级确定具体赔偿数额，但如何根据事故等级确定赔偿数额在条例中无具体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更是在实践中成为医疗单位与患者之间的争议焦点所在。现在的审判实践已经表明，在诉讼过程中经法院委托医学会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的，其结论为医疗事故的数目极为有限，在个别地区几乎为零。试想如果我们要执行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规定，按《条例》执行的话，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以此为由驳回患者一方的诉讼请求的话，显然是不现实的，通常我们又以“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不承担医疗事故赔偿责任，但仍然要承担一般侵权的民事责任”为由判令有过错的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可见我们在此适用了双重的标准，即一方面，我们既强调适用《条例》，另一方面，又不按《条例》的规定执行，从法理上是讲不通的。

（2）对于患者死亡的，《条例》只规定了丧葬费和精神损害抚慰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数额以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计算，赔偿的最长年限为6年，无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而人损司法解释第29条规定，死亡赔偿金是按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我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此项就涉及到患者一方的重大利益；

（3）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条例》只规定了造成残疾和死亡两种情况下方支付该笔费用，对于未造成残疾和死亡的一般医疗损害行为而又确给患者带来一定的精神痛苦，是否需要给予精神抚慰和抚慰的数额则没有具体规定。人损司法解释则在第18条专门就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问题明确规定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该解释中对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给付并非以死亡或残疾为条件。对于构成医疗事故而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上述通知规定，应当执行《条例》的规定，如患者主张精神损害抚慰金则很难获得保护，尽管患者一方可能存在一定的精神痛苦且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给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条件；与此相对应，不构成医疗事故也未有残疾或死亡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因只考虑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则有可能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这样就出现了：同样的医疗损害结果，因患者方是主张医疗事故赔偿还是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而导致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例如，原告黎某与被告某镇卫生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被告在为原告分娩过程中造成原告大出血，被告医生为原告用纱布止血时将一块纱布遗留在原告的体内，造成原告数年来苦不堪言，后经手术取出。该案如进行医疗事故鉴定确属医疗事故无疑，如原告起诉医疗事故赔偿，因原告无残疾也未死亡，则其精神损害抚慰金不能成立，如其主张医疗损害赔偿，则有获得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可能，此案中由于被告的过错行为导致原告精神痛苦是显而易见的。

（4）对于结案后确实需要治疗的，《条例》规定是按照基本医疗费用支付，而什么是基本医疗费用、基本医疗费用之外的合理支出能否得到赔偿等问题无法在条例中找到答案，这样的规定无疑有损于患者一方的利益；而人损司法解释这方面的规定要更科学、更合理、更人性化，在人损司法解释第19条规定了后续治疗费的赔偿问题，在第32条规定了超过确定的护理期限、辅助器具费给付年限或者残疾赔偿金给付年限后赔偿权利人请求继续给付护理费、辅助器具费或者残疾赔偿金的问题。对于医疗损害后续治疗的费用，国外大都规定应当以“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都具有必要性和适当性”为依据加以判断，也就是说，医疗损害后续治疗费用只是要在医疗上和社会普通观念上属于必要且适当的，就应当给予赔偿。

从《条例》的性质和目的上来看，《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侧重医疗行政管理关系，对于出现的医患纠纷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后构成医疗事故的，在行政上如何进行赔偿作出了具体规定，制定《条例》的目的在于强化卫生行政部门的职责，明确医疗事故处理工作的主管部门是卫生行政部门，“医疗事故”这一概念实际上是对行政责任的界定。当《民法通则》对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无具体明确的规定时参照其适用无可厚非，也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的权宜之计，当人损司法解释出台后，应当适用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因为对于普通患者来说，医疗单位的医疗过错或差错行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并非是患者关心的问题，他们所关心的和需要解决的是与医疗单位之间的民事实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能否获得赔偿以及赔偿多少的问题。

所以说，在民事诉讼程序中，《条例》并不能充分地保护患者一方的利益，医疗机构可以借口《条例》无规定拒绝患者的赔偿要求，法官也因《条例》无规定而不敢下判。制定和实施《条例》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在于预防和减少医疗事故的发生，如果说，构成医疗事故反而比不构成医疗事故获得的赔偿更少的话，我不敢说这会给我们的医疗机构传达怎样的信息？

综上所述，笔者的观点是，对于起诉到法院的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论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均应按人损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医疗单位应当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的大小及赔偿数额的多少，除非赔偿权利人明确表示同意按《条例》规定接受裁判。前已述及，在民事诉讼中填平受害人的损失是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对于按《条例》规定不能使受害人得到足额赔偿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不能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诚信、公平的原则规定作为补充呢？

篇2

一未成年少女因腹部疼痛难忍到某中医医院就诊，经大夫检查，被确诊为急性化脓性阑尾炎，于日施行了阑尾切除手术。在手术过程中，手术医师先行切除了腹腔里的一块组织，但取出该切除组织后，立刻怀疑这不是阑尾，于是立即请其他医师上台进行手术，最后找到阑尾，将阑尾切除。手术后，经验证确认，先行切除的组织竟然是患者的子宫，但双侧卵巢均完好无损。事故发生后，该市医学会对该事故做出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是二级医疗事故。后又经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鉴定，患者已完全丧失了生育功能。造成该事故的中医医院免除了患者住院期间的大部分医疗费，并决定一次性付给患者5万元赔偿金。但患者的父母和患者本人对此并不同意。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讼。

患者的父母在患者发生医疗事故后一直没有去上班，诉讼请求中有一项是要求赔偿误工费损失。中医医院认为患者的父母不能作为本案的原告，要求赔偿误工损失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患者本人应获得相应的赔偿。那么，患者的父母能否独立请求误工费损失呢?

律师解答：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1条规定：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近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参加丧葬活动的患者的配偶和直系亲属所需交通费、误工费、住宿费，参照本条例第五十条的有关规定计算，计算费用的人数不超过2人。

患者家属参加医疗事故处理、参加死亡患者丧葬活动也会存在经济损失，应给予适的赔偿。患者亲属的赔偿包括两种情况：

(1)赔偿参加医疗事故处理的患者亲属的损失。这种损失必须是参加医疗事故处理造成的。参加医疗事故处理是指应卫生部门、负责组织鉴定工作的医学会或者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的要求，参加医疗事故处理活动。例如与医疗机构进行协商，参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等。获得赔偿的主体是患者的近亲属，包括配偶、子女、父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

(2)赔偿参加死亡患者丧葬活动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损失。这种损失是参加因医疗事故导致死亡的患者的丧葬活动发生的。参加丧葬活动的必须是死亡患者的配偶或直系亲属。

篇3

关键词：医疗事故；民事责任制度；尸检条款

一、医疗事故民事责任概述

（一）医疗事故的内涵

按照2002年国务院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二）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性质

医疗事故中所指的民事责任，主要是指医疗单位与医务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出现诊疗护理过失，侵害公民的生命、健康等权利，从而对受害人负损害赔偿的责任。根据法律规定，医疗事故所涉及的损害赔偿责任分为两种，一种是侵权民事责任，一种是违约民事责任。

事实上，医疗事故本身就同时包含了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一个医疗事故的产生既符合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而且也符合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

二、我国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现行立法的不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于我们用法律规范来调整医患关系，解决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划分，从而确定损害赔偿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它在预防医疗事故发生，保障医疗安全，维护患者合法权益等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进步。但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某些方面的规定并不十分合理，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医疗事故认定中四级分类标准的不足

要确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事故中的民事责任，首先要解决的是医疗事故的分级标准，这是确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医疗事故民事责任的重要前提。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根据对患者的人身所造成的损害程度，将医疗事故分为四个等级。一级是指造成患者死亡和重度残疾的：二级是指造成患者中度残疾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三级是指造成患者轻度残疾以及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是指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

在四级医疗事故体制中，本来应该作为兜底条款而对其他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情形加以涵盖的第四级医疗事故，却被限定为“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该规定对患者利益保护范围不够全面。

（二）尸检条款的不足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8条规定：“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的，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小时内进行尸检，具备尸体冻存条件的，尸检应当由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相当资格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承担尸检任务的机构和病理解剖专业技术人员有进行尸检的义务。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可以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拒绝或者拖延的一方承担责任。”

该条规定只是明确了尸检的前提和时间，但没有明确规定出在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时，应当由谁提出尸检，如果其未提出尸检，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里所说的责任其实是举证责任，即不能通过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时所应承担的败诉风险。

三、完善我国医疗事故民事责任制度的建议

（一）完善医疗事故认定中四级分类标准的建议

针对在四级医疗事故体制中第四级医疗事故规定的不足，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只要行为人的过错行为造成了他人的人身伤害就要承担民事责任，并没有限定这种伤害究竟应该是明显的人身伤害或者不是明显的人身伤害。因此，将四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改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去掉“明显”的限制以扩大其保护范围，更能起到兜底条款的作用，切实保护患者的利益。

（二）完善尸检条款的建议

由于医疗机构负有举证责任，所以应该由其提出尸检。如果医疗机构未能及时提出进行尸检，就有可能因为缺少证据而不能证明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存在过错以及医疗活动与患者死亡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承担败诉的后果。如果医疗机构提出尸检，而死者的近亲属一方拒绝或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拒绝或拖延的一方应当承担责任的。医疗事故中的死因认定就应当依据医疗机构的主张来进行。同时，为了防止死者的近亲属拒绝或拖延尸检从而影响对死因的判定，也为了保全证据和采集证据的便利，应当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实施细则中做出明确的规定：由医疗机构向死者的近亲属提出尸检，提出尸检的法定形式应当为书面通知，死者近亲属的拒绝或同意尸检的意见的法定形式也必须是书面的，并且应当在病案中予以记载。

篇4

律师同志：

某患者进食的时候感觉食道梗塞，而且胸骨疼痛，于是到某人民医院做胃镜检查及病理化验，其结果确诊为食道癌。随后。患者到某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住院治疗。

该医院对患者在前一所医院所做的项目没有进行复查，只进行了手术前的常规检查，证实患者没有进行手术治疗的禁忌证后，便对患者实施了全麻状态下的剖胸探查手术。患者的胸腔被打开后，医生经过仔细寻找，没有发现食道、纵膈等部位有肿瘤存在，只好关闭胸腔缝合后把患者送回病房。此后，医院对患者又进行了反复的检查，确认患者为慢性食道炎并发炎性上皮增生，并非肿瘤。盲目的开胸手术给患者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损害。

律师解答：

本案属于手术前准备不足，没有进行彻底的检查，仅仅根据先前的检查结果盲目手术，造成患者损害所引发的医疗事故争议。患者可以请求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院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5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规定，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做出行政处理。”该条例第37条规定：“发生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申请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应当提出书面申请。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有关事实、具体请求及理由等。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1年内，可以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可见，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患者有权请求卫生行政部门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进行行政处理。

患者及其近亲属在申请卫生行政部门进行行政处理前应整理相关的资料和物品。病历是重要的资料，凡属自己保管的病历，患者及其亲属应整理清晰，如果是医疗机构保管的病历，可以申请复印或者复制。患者及其家属还应准备申请行政处理的申请书，申请书应当载明申请人的基本情况、有关事实、具体请求及理由等。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申请有时间限制，患者及其家属要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身体健康受到损害之日起1年内，提出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的申请。

卫生行政部门在处理医疗事故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应如何承担行政责任？

律师同志：

某患儿因为上呼吸道感染由父母带着到某医院就诊。医生检查后将患儿诊断为上呼吸道感染，给予输液治疗。在输液几十分钟后，患儿突然面色苍白、不停地打寒颤，家长赶快找来医生，医生看后给患儿盖上了一床被子。家长见患儿不停地发抖，就问医生是不是赶紧停止输液，但医生说这是正常现象。此时，患儿更加剧烈地打寒颤，出现了呼吸急促的症状，随即大叫一声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医生为抢救患儿要注射针剂，但所有的药柜都被护士上了锁，医生便开了处方，让患儿的家长去药房取针剂。在这段时间里，医生没有实施任何抢救措施，患儿的父亲情急之下为孩子进行人工呼吸，医生这才接过孩子进行抢救。患儿有了心跳和呼吸之后仍不停地抽风，医生要给患儿输氧时，却又找不到氧气瓶。患儿被送往抢救室，医生只是催促家长办理住院手续，交纳住院费，并未及时进行抢救。由于患儿一直昏迷不醒，医生们怀疑是痢疾，经过灌肠化验结果为正常；又怀疑是脑病，但经抽脑脊液化验也为正常。医生又认为患儿脑部有异物，做CT检查后，其结果只是脑水肿。

患儿的家长带着孩子先后到几个医院诊治，某医院的专家诊断后认为：患儿是过敏、中毒、脑缺氧时没有及时对症医治，导致脑细胞坏死。已成为残疾。患儿的家长要求当事医院查明事实，承担责任，但医院总是推诿。无奈，患儿的父母只好向医院上级主管部门反映，但上级主管部门也迟迟没有解决该事故。

律师解答：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4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有下列行政违法行为的，由上级卫生行政部门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1）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后，未及时组织调查的；（2）接到医疗事故争议处理申请后，未在规定时间内审查或者移送上一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处理的；（3）未将应当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移交医学会组织鉴定的；（4）未按照规定逐级将当地发生的医疗事故以及依法对发生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行政处理情况上报的；（5）未依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审核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的。

篇5

【中图分类号】d919．4；r541．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9297(20__)01一ooo4—05

案 情

20__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原告柴某、杜江峰的陪同下，前往

某市某村卫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治，经被告高某诊断

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况给杜某舌

下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0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冷

丁50 mg、利多卡因100 mg，2、3分钟后，杜某心脏停

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诊断有误为由

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杜某死亡后给原告造成的损

失。从就诊到死亡，前后共十余分钟。

一审判决

一

、双方争议

原告柴某等诉称，20__年农历正月16日，凌晨1

时30分左右．原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

的陪同下前去被告诊所就诊，到被告诊所后，被告让杜

某躺在床上翻起杜的眼睑看了看，递给杜一粒白色药

片，让杜压于舌头下面含化，被告人杜注射了5毫升的

白色药液，打完针后，杜的脸色速变，身体剧烈抽搐，约

四、五分钟后死亡，从杜某到被告诊所看病至杜死之

后，被告一直未对原告等讲杜患的什么病，其用的什么

药，被告的行为剥夺了原告的知情权，客观上也导致了

杜的死亡，故被告应对杜某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其依

法应向三原告支付杜某的丧葬费5 00o元及精神抚慰

金72414元，从而以维护原告合法权益。

被告高某辩称，20__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

杜某的妻子和儿子将杜扶到诊所就诊，来时杜某胸前

剧痛，大汗淋漓，呼吸急促，经检查为急性心肌梗塞，

立即予以施治，数分钟后，患者心跳停止，在此过程中

答辩人无任何过错行为，也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二、法院判决

经审理查明，20__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

告柴某之夫杜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

往某市某村卫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治，将被告高某诊

断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被告高某按病情给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肌注杜冷丁(50mg)，二三分钟后

杜某心脏停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原告以被告诊

治有误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承担杜某死之后给原

告造成的损失。

本院认为，原告柴某之夫因病去某村卫生室让高

某为其诊治，经治疗无效死亡，以上事实清楚。由于没

有经医疗部门确定医疗事故责任，因此，原告要求被

告承担丧葬费5 000元及精神抚慰金72 414元的诉

讼请求，本院无法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64条第1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诉讼证

据若干规定》第4条第8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原

告的诉讼请求。受理费40元，由原告负担。

二审判决

一

、患方上诉理由

1．原判认定事实不清。原判认定“经被告高某诊

断杜某所患急性心肌梗塞”明显错误，从一审时被上

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杜某能确诊为急性心肌梗

塞：另原判没有对被上诉人主观上是否存在过错，是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否具有合法行医资格及采取的医疗措施是否违反卫

生法律、法规等事实做出认定。

2．原判以“没有经医疗部门确定医疗事故责任”

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属适用法律错误。根

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6第之规定：发生医疗事

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

事事诉讼，因此，医疗事故责任鉴定并非前置程序。

3．～审判决结果不公正，不合法。依《民事诉讼证

据若干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

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

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而被上诉人所举证据并

不能完成举证责任，更不能证明其主观上无过错，而

一审判决以此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显失公正 综

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明事实，依法改判被上诉人承担

侵权责任

二、医方答辩意见

杜某突患病来我所诊疗，我根据其病情诊为急性

心急梗塞且尽力治疗，并无任何过错，故对上诉人的

上诉请求应予驳回。

三、法院判决

20__年2月16日凌晨2时许，原告柴某之夫杜

某感觉胸部疼痛，在家人的陪同下，前往某市某村卫

生室并由被告高某诊治，治疗过程中．高某给杜某舌

下含硝酸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一次性肌注度

冷丁50 mg、利多卡因100 mg，2、3分钟后，杜某心脏

停止跳动，经抢救无效死亡。后双方对杜的死因均未

提出异议

另查明：某村卫生室系高某个体经营，该卫生室

持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20__年山西省居民平均

生活费为4 123．o1元／年，晋劳社养[20__]310号丧葬

费标准为20__元。

本院认为：上诉人柴某之夫杜某到被上诉人高某

经营的个体诊所就诊，双方之间形成医患关系。杜某

在高某为其诊断过程中死亡，由于未进行医疗事故鉴

定，没有确定为医疗事故，所以本案应属非医疗事故

侵害的医疗侵权赔偿纠纷。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情

况下，双方都应预见到可能发生医疗事故或事件，积

极查明死因，明确责任，妥善处理纠纷。依《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第14条第2款之规定，发生导致患者死亡

的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

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而被上诉人未履行其报告义

务。致死丧失鉴定条件，死亡原因无法查清，故对本案

纠纷应负有主要责任．上诉人在杜某死亡原因不明的

· 5 ·

情况下，亦应在杜死亡后48小时内提出尸检．而未提

出，也负有次要责任。关于上诉人主张的精神损害抚

慰金 ，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之人死亡的．死

亡赔偿金实属精神损害抚慰金．对死亡赔偿金的数额

参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有关标准计算：对于死

者丧葬费，参照山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财政厅晋

劳社养[20__1310号通知标准计算。综上，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第11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1款第3

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

、撤销某市人民法院(20__)河民初字第289号

民事判决：

二、被上诉人高某赔偿上诉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

杜某丧葬费总计43 230．1元的60％，计为25 938．06

兀。

评议与讨论

孙东东(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卫生法专家)：

本案二审判决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审判中

法官将本案的案由确定为“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

的医疗侵权赔偿纠纷”是恰当的，因为没有经过医疗

事故技术鉴定．没有判定该医疗争议是否属于医疗事

故，当事人有权选择以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侵权纠纷

作为诉讼案由。但是，法院在判决中，自己陷入了一个

逻辑怪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规定：发生医

疗事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向所在地卫生行政

部门报告：发生下列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医疗机构

应当在12小时内向所在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1)导

致患者死亡或者可能为二级以上的医疗事故；(2)导

致3人以上人身损害后果；(3)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

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

其他情形。即只有发生了“医疗事故”、“重大医疗过失

行为”．才需要向卫生行政机关报告，并非只要发生死

人的后果就要报告。如果医院死人就需要报告，那么

每天卫生行政机关要接到多少报告，这是可想而知

的。本案审判中也已经确认没有经过医疗事故鉴定，

不考虑医疗事故的问题。但是最终法院在判决中又适

用了“医疗事故”的条款，即《条例》第14条。这是一个

明显的逻辑错误。

综合本例的有限医疗资料，患者就诊过程非常短

暂，提供的患者信息也非常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急诊

医师做出“急性心急梗塞”的诊断，并予“舌下含硝酸

甘油2片、救心丸1o粒，后又～ 次性肌注度冷丁5o

· 6 ·

mg、利多卡因100 mg”，这样的处置和诊断并无不当，

即使在大医院．也只能如此。在大医院急诊，患有心肌

梗塞的患者死于做检查的过程中也是常见的事情，在

缺乏进一步辅助检查资料支持的基础上，医师的临床

处置并无不当

再有就是鉴定启动问题．法院认定本案由于不做

鉴定难以明确死因。但是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法

官有根据案件情况自行启动鉴定的权利，这属于法官

的不作为。

综上，我个人认为本案二审存在事实认定不清，

适用法律不当的缺陷。

沈洪(中国人民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医师，

教授，心内科专家)：

根据本案提供的情况．死者杜某因胸痛前往被告

高某处救治，当时患者表现为“胸前剧痛，大汗淋漓，

呼吸急促”。按乡村卫生室所具备的医疗技术水平和

条件，被告做出“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是与当时患者

的病情相符合的，采取含服“硝酸甘油救心丸”，注射

“杜冷丁、利多卡因”等救治措施也是适当的。此后，杜

某脸色骤变，身体剧烈抽搐，约四五分钟死亡。从症状

分析，十分符合急性心肌梗死并发致命性室颤的临床

表现。据统计，心肌梗死早期室颤发生率约18％，室颤

如不及时行电转复，死亡率为100％，心肌梗死现场死

亡也多由室颤而导致。故杜某死亡是由致命性急症所

致。但原被告双方均未提及病情骤变后，被告是否采

取心肺复苏措施，如实施复苏后不治身亡，整个诊疗

过程中被告不存在医疗过失行为。

法院判决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

本案二审判决结果看，核心是事实不清，涉及专业问

题，应当注重专家对事实本质的判定，真正做到依据

科学，裁决公正。

马军(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员，主

要从事医疗纠纷案件审判)：

本人提出以下3方面的意见，予以探讨。

第一，法院审理何种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民

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规定了两种与医疗行为有关

的案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

纷。但在实践中由于医疗事故概念界定的争议和长期

以来医疗事故一直由医疗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故对

基于侵权提起的诉讼，法院审判实践中常有用人身损

害赔偿、医疗损害赔偿、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案由，一

般则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来定该类医患侵权诉讼的

案由。案由的认定直接关系到法院对该案审理法律关

系范围的 认定，对此应当结合案情予以分析。本案中，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一审受理时没有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方面的鉴定，但

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在该案中医

疗行为是否有过错是重要的待查事实，依据证据规则

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应当由医疗机构举证或申请

鉴定，也可以由法院依职权委托鉴定，在确认是否存

在医疗事故或医疗过错后，再确定该案的判决案由。

第二，医疗行为鉴定或举证责任分配不可缺少。

查明事实是法院做出判决的前提．通常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证据充分，事实可以查清；第二种情况

是双方陈述不一致，通过双方举证难以确认事实。在

第一种情况下，法院可以依据查明的事实做出判决；

在第二种情况下，法院则依据证据责任分配的规定，

让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和承担因举证不

能的败诉风险。本案审理中，没有委托鉴定部门对医

疗行为进行鉴定，属于没有查清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

错这一事实。笔者认为除非在委托鉴定时，鉴定机构

认为鉴定时机已过不足以鉴定．否则应当进行鉴定，

通过鉴定结论判断分析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和是

否与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在不进行鉴定的

情况下，应当告知负有申请鉴定的义务一方，在其不

申请鉴定时判决其承担举证不能责任，在其拒不申请

鉴定的情况下，法院可依职权鉴定，也可以因负有举

证责任一方的举证不能而判决其承担败诉责任。本案

中对死亡原因负有举证责任的应当是医疗机构．因为

患者在医疗机构治疗后死亡，医疗机构实施了医疗行

为，诊断的病因、治疗方法手段、抢救措施、死亡原因

均应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

第三，适用法律问题。医疗事故纠纷处理可以参

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在认定法律关系和适用法律

上应当统一．但该案中已认定为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

权案件，却又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存在法律逻

辑上的矛盾。另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属于行政法

规，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时，应当参照适用其中属于

民事规范部分 而避免适用行政规范，本案二审引用

的报告制度，就属于行政规范部分，报告制度如有问

题引起的是行政处理，而不是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

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

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明确规定“条例施

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

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

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该案二审既然认定为非医疗事故的医疗侵权案件．则

属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不

应再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审理，而应适用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民法通则的规定。

法院审理医疗侵权案件，属于民事审判，其审理

的是医疗行为，而非交通行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中，相

关权利义务均不一样，即使同一法律中，也不能错误

引用不同的规范。如果法院考虑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

而适用特别性规定，应当适用国务院、卫生部与《道路

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同级别的医疗方面法规，法院却

要参照行政部门针对交通事故处理而制定的《道路交

通事故处理办法》，属于适用法律不当。

何铁强(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医务处副处

长，法学硕士．卫生法专家)：

第一，本例诊断上是否存在问题，处置是否合适?

从“胸部疼痛”的症状到“急性心肌梗塞”的临床诊断

到相应的用药构成了本案医方的思维线索。或者根据

描述，还可以看出医方采取的措施应为急诊急救状态

的临时性处置。因为这些药物的作用都属于扩管、止

痛的对症处理。一方面，还没有更多证据显示，患者出

现了心肌梗塞，无论是相应的症状和体征以及有关的

辅助检查结果；另一方面，也没有证据显示，患者的心

肌梗塞发生了严重的进展．由于大面积梗死影响到心

功能或者合并／并发严重的心律失常，导致死亡。

所以，单纯从上述处理上看，医方还不构成误诊

误治，但是，还没有更多证据支持他们的一系列诊断

治疗的原因。同时，误诊误治本身并不能构成对医方

的指控，而是要明确“过错”．直白地说，就是做了不该

做的，没做应该做的。从诊断到处置，有没有明显表现

为过错呢?从公布的材料上看是没有。所以医方的处

置可以说是“表见”适当的。

第二，法律适用是否得当?二审法院先后引用了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

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及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二审法院的法律适用实际

上和前述一样，存在着法律适用的一致性问题。但是，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

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及《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就

会存在法律冲突。

第三，二审法院判决医院承担主要责任的理由是

没有及时履行报告义务，违反《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

14条的规定，法院的认定是否合理。假设医院违反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14条规定，医院所应承担的

是行政责任。其次，医院的报告对象是卫生行政部门，

报告原因是存在重大医疗过失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然

而前者尚未认定，后者尚未发生。报告目的是卫生行

政部门对重大医疗过失或者医疗事故争议的“知情”．

· 一7 ·

也许也有调查、核实、认定、处理的作用，但是，这些可

能的作用并不能“致使丧失鉴定条件，死亡原因无法查

清”。

第四，本例中，谁对死者的死亡原因负有举证责

任?举证责任倒置的要求明确，医方就医疗过程的无

过错和过错与损害间的因果关系负举证责任。那么，

“死亡”在此是一个什么问题呢?逻辑上看，应当是“损

害”。那“死亡原因”就是对“损害”的确认。在医疗过程

中，有理由对“死亡原因”进行确定，可能来自客观证

据，也可能来自推理。问题就出在来自推理的这一部

分，还有就是连推理依据不足的部分。

就现行法律看，实际上还没有明确划分这其中的

举证责任。现实操作中，有沿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

则，有对“举证责任倒置”进行扩大解释的方式 其间

确实有待进一步规范。

张宝珠(中国人民总医院法律顾问处主

任，律师．卫生法学专家)：

第一．关于案由。本案案由依法应当是医疗事故

损害赔偿纠纷而不是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

其他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更不是知情权纠纷。医

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和医疗侵权损害赔偿纠纷

案件是医疗纠纷案件中两个审判规则不完全相同的

案由，尽管他们都属于侵权案件，具有完全相同的侵

害人身权民事责任构成，但案件性质不同，适用法律

不同，具体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争议的事实主张不同，

举证责任均不同，因此明确医疗纠纷案件案由是医疗

纠纷审判的关键。本案中，原审确定本案案由是医疗

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正确的。但二审擅自改变案由为

“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

是错误 的．一是违反案由法定原则：二是擅自改变一

审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上诉人具体的上诉请求，也

未在判决书中说明“以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这个原

因侵害了上诉人的什么权利。违反了民事诉讼“不告

不理”的基本原则，曲解了有关司法解释的立法精神。

第二，关于法律适用。《条例》14条是为医疗机构

设定的对发生医疗事故或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向卫生

行政部门报告的义务性规范。医疗机构违反规定应当

承担的是《条例》第56条规定的行政责任，而不是法

院裁判当事人承担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依据。同

时，二审法院认定“未履行报告义务，致使丧失鉴定条

件，死亡原因无法查清，应负主要责任。”报告不是鉴

定的前提条件，二者之间没有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

果关系。

第三，认定事实与判决结果前后矛盾。判决认定

· 8 ·

“双方对杜死因未提出异议”，没有异议就是对死因的

一致认同。那么．双方一致认同的死因是什么呢?这是

本案争议的焦点．而判决书恰恰没有说明。被上诉人

的事实主张是医疗无任何过错．专家也认为，上诉人

的诊疗行为符合诊疗常规．不存在过失行为。说明患

者死亡就是病死结果．而不是损害结果．医疗行为与

损害结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如果是这个意

义上的“双方对死因没有异议”．据此判决赔偿当然是

错误的．否则．就是认定事实不清。如果认定死因是由

· 医事法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__年第12卷(第1期)

非法医疗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双方无异议”的话，

依据《条例》第14条判决也是错误的。因为医疗机构

报告义务是卫生行政义务．该义务是否履行与死亡之

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不构成死因。根据《条例》第ll

条、18条规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义务告知病

人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未明确医疗机构负

有告知尸检义务．是否告知尸检与死亡之间也不存在

篇6

问：为什么要制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

答：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我国人民的医疗条件和健康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单位，为防范医院事故发生，保障病员医疗安全，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也有少数医疗单位，由于管理不安全，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也有少数医疗单位，由于管理不关善，一些医务有员责任心不强或技术过失等原因。致使医疗事故时有发生，造成病人死亡、残废或严重功能障碍等情况。在医疗事故处理中，多数医疗单位能本着既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医学事业发展的原则，定性准确、处理适度。但也有个别医疗单位，对事故不作认真追查，对事故责任者不作严肃处理。同时，也有少数病员及家属借口医疗事故而提出过高的经济赔偿要求，甚至打人闹事，长期占住房，拒绝处理尸体，以此进行要挟，严重威胁医务人员的人身安全，影响医疗工作的正常进行。为了保障病员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工作秩序，有降要制定一个处理医疗事故的全国性法规。

问：怎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

答：医疗单位发生医疗事故或可能是事故的事件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真调查，及时妥善处理。凡对医疗事故调查处理有争议时，可提请鉴定委员会作出技术鉴定。医疗事故的鉴定是一项科学性、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鉴定结论作为事故处理的依据。鉴定结论，应当以事实为依据，符合医学科学原理。如医患双方对鉴定结论及处理不服时，有向上级鉴定委员会、卫生行政部门申请重新鉴定、复议，或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法院受理的医疗事故案件，应以发生事故的单位为出庭的法人代表，卫生行政部门一般作为被告出席。凡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鉴定委员会作出技术鉴定结论为，为最终结论。

问：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疗单位是否应当给患者以经济补偿？

答：医疗事故发生后，医疗单位要积极采取补救措施，以减轻伤害程度，挽回不良影响，并根据医疗事故等级、情节和病员的情况，给予以一次性经济补偿，而不是赔偿，同时病员因医疗事故而增加的医疗费用由责任单位负责支付。由于医院是福利性质的事业单位，卫生事业经费有限，医疗尚未按成本收费，事故保险金也未解决，又无专项补偿经费拨款，因此医疗单位不能全面承担病员医疗事故的损失。为了保障病员及其家属的合法权益，弥补医疗单位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之不足，《办法》还规定，病员及其家属所在单位不得因给予了医疗事故补偿而削减病员或其家属依法应该享受的福利待遇和生活补贴，关于补偿费的标准，因全国各地情况不一，群众生活水平差异较大，所以未作统一规定，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

问：对医疗事故责任者的处理依据是什么？

篇7

    原告：巫翠云，女，1965年5月6日出生，汉族，福建省连城县人，连城县造漆厂工人，住连城县环保局宿舍。

    被告：连城县卫生局。

    法定代表人：罗柏秋，局长。

    1994年10月22日，连城县医院对原告巫翠云施行剖腹产手术。1995年11月，原告以下腹部闷痛一年余为主诉入住龙岩地区第一医院。龙岩地区第一医院对原告行部腹探查术，发现切口右侧腹壁筋膜下肌层内遗留有一略有腐烂的纱布。1996年8月4日，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基于原告的申请对上述医疗事故进行技术鉴定，并作出医疗事故鉴定报告书，结论为三级乙等医疗责任事故。该鉴定报告书于1996年9月2日被送达原告。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于1996年9月9日直接向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1996年10月3日，被告连城县卫生局在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进行鉴定期间，依据《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第三款和第二十五条的规定，作出连卫（1996）63号关于对连城县医院1994年10月22日医疗责任事故的处理决定：（1）巫翠云1994年10月31日起至连城县医院通知其出院之日止，在龙岩、三明及连城县医院等处诊治的医疗费用凭正式发票由连城县医院负担。（2）连城县医院应给予巫翠云一次性经济补偿600元。（3）连城县医院给予巫翠云人民币2000元的一次性困难补助。（4）对连城县医院有关事故责任人员另作处理。巫翠云不服该处理决定，于1996年11月8日向连城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请撤销该处理决定。1996年11月27日，巫翠云不服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的岩地卫鉴（1996）002号鉴定，在法定期限内向福建省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原告诉称：1996年9月2日，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作出三级乙等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结论。原告不服该鉴定结论，于1996年9月9日向上一级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符合《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但被告于1996年10月3日对原告作出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该处理决定系原告在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作出，也未告知诉权诉期。因此，被告的处理决定违反法定程序。诉请判决撤销被告对其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

    被告辩称：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有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为依据；原告对被告认定的事实也没有异议；原告于1996年9月2日收到鉴定书，被告直至同年10月3日才作出处理决定，期间，被告不知原告申请重新鉴定；该处理决定适用《福建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五条正确。请求判决维持其对原告作出处理决定。

    审　判

    连城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连城县卫生局未经了解原告巫翠云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是否有争议，而在原告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依据该鉴定报告作出处理决定，违反了法定程序。被告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报告在有争议的情况下不能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主要证据不足。原告的诉讼请求合理合法，应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和第3目的规定，该院于1996年12月6日作出判决：撤销被告连城县卫生局1996年10月3日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

    宣判后，连城县卫生局不服判决，向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诉称：根据《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上诉人有权对该起医疗事故作出处理；上诉人作为处理依据的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与龙岩地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重新鉴定，结论是一致的；原判认定上诉人违反法定程序和主要证据不足是错误的。诉请撤销原判，维持其作出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被上诉人巫翠云辩称：上诉人未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对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有异议；在被上诉人对该鉴定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下，上诉人以该鉴定为依据作出行政处理决定，显属错误；原判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龙岩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连城县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对连城县医院1994年10月22日医疗责任事故作出三等乙级医疗责任事故的鉴定结论，既不是法定的最终鉴定，又因被上诉人巫翠云申请重新鉴定而存在争议，依法不能作为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因此，上诉人连城县卫生局以该鉴定结论为依据作出的连卫（1996）63号处理决定，不能成立。且该处理决定既没有依法告知巫翠云诉权诉期，又属巫翠云申请重新鉴定期间作出，违反法定程序。原审以主要证据不足，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判撤销上诉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并无不当。原判认定事实清楚，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上诉无理，诉请不予支持。据此，依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一条、第十三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该院于1997年3月2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　析

    1。关于本案性质问题。

篇8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确有过失,但经及时纠正未给病人造成严重后果或未造成任何后果的医疗纠纷。

    医疗事故的后果必须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如残废、伤残、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对于没有达到事故程度的医疗过失,均应认定为医疗差错。换言之,医疗差错与医疗事故的特征基本相同,两者之者的唯一不同是损害后果程度上的差异。

    认为只有造成严重的医疗损害后果才能主张损害赔偿的说法源于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该《办法》现已废止。该《办法》将医疗过失行为分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造成严重后果的为医疗事故,而对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一般医疗损害后果以医疗差错对待。医疗差错不属于医疗事故,所以也就得不到医疗事故损害赔偿。

篇9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正确处理医疗事故，保障患者和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维护医疗单位工作秩序的有力武器，也是确认医疗事故的法律依据。针对医疗纠纷发生原因，开一个行之有效的方子，对维护医疗工作秩序和保障患者及医务人员合法权益是有重大意义的。

1 医疗纠纷的概念与特征

医疗纠纷是医院或医务人员在没有直接过失(责任的、技术的)情况下，患者或家属对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没有正确认识，而对医院或医务人员进行情绪发泄(包括感情失控)，采取损伤对方(语言方面、行为方面)的行为，以达到其精神上平衡和经济上的补偿。医疗纠纷的特征有以下几个方面。

1．1 无过失性。医院或医务人员没有直接过失(责任方面的、技术方面的)，但是，存在医德缺陷与技术水平方面原因。医务人员服务态度低劣，语言粗暴，解释不耐心以及医务人员之间不合作，常是医疗纠纷发生原因。技术水平有限，病情变化，病情危重致使出现的后果，患者家属完全没有准备，将不良结果误推给医院。

1．2 无准备性。患者或家属未预料的事发生了，患者在医院诊治过程中，要求获得身体康复，经济损失最少的目的。医学模式转变的今天，患者与家属不仅要获得疾病的康复，而且要得到最佳的服务，付出代价(经济上、时间上等)最低。而对出现了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致功能障碍等，甚至付出巨大的损失(如经济、痛苦等)完全没有想到。

1．3 无认识性。患者家属对患者出现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功能障碍完全缺乏科学认识，把不可逆转的结果看成是医务人员的过失。

1．4 有目的性。患者或家属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向医院或医务人员情绪上进行发泄。以求得精神上、心理上平衡，同时向医院索取经济赔偿。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可根据事故的等级、情节和患者的情况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把医疗中出现服务态度方面不可预知、不可抗拒方面等问题与医疗事故挂钩，以达到经济赔偿之目的。

1．5 进攻性。患者或家属在医疗纠纷过程中，以语言刺激医务人员，甚至用粗暴行为干扰医疗工作秩序，侵犯医务人员人身权利，具有进攻性，患者或家属是主动进攻，成为医患之间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医院或医务人员处于被动应付的局面，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2 医药科普教育是解决患者或家属的认识问题

患者或家属对所患疾病的医学知识往往了解不全面，或一知半解；对疾病病理机理、诊治手段、药物治疗作用与不良反应知识甚少，对疾病临床经过及预后没有经历或不认识；对疾病诊治过程出现的变化、意外没有准备。从而把药物不良反应、诊治过程出现并发症、疾病发展与变化、不良转归以及医疗意外等统统认为不应该发生，住进医院就保险了，医生就能治百病了，医务人员应该能够挽救临床上各种危重病症，都能对一切疾病作出明确诊断。于是疾病不良转归与患者或家属的不认知和良好愿望形成明显矛盾。

普及医学知识是我国人民的现实需要，有统计全国有70％的人不大懂医学知识，就更不能说对疾病有深入的了解了。通过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医学普及教育，使人们初步了解人体、了解疾病、了解诊治方法，从而达到自我认识，自我诊断，自我治疗。当患者来医院诊治时，就对自己疾病有初步的认识，这既能配合医生诊治，又能理解某些诊治手段。在医院期间，医务人员向患者及家属进行医学普及，疾病临床经过、预后分析、治疗手段利弊等进行不断地、深入地讲解。这既解除他们思想顾虑，又对医疗意外、疾病出院不良后果有思想准备，使他们能解释这些不利患者身体健康的现象，从而达到理解医疗诊治措施，同情医务人员，使患者或家属做到自我解脱。

3 普法教育是约束患者或家属的行为在法律范围之内

国务院颁发的《医务事故处理条例》是医疗事故处理的法律依据，它规定医疗事故概念、分类、等级。规定了医疗事故的处理程序，医疗事故的鉴定，医疗事故的处理等，这就明确了医疗纠纷与医疗事故事件是两类不同性质的事件，有着本质的区别。医疗事故事件要通过鉴定来确定，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医疗单位要进行经济赔偿，而医疗纠纷则让患者或家属认为是医疗事故，患者或家属对医院或医务人员的意见有的是正确的，通过教育方式处理，不正确的通过对患者或家属进行解释。医院不予经济赔偿；因此，对患者和家属进行这方面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事件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了解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程序，尤其明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既是保护患者合法权益，也保护医者的合法权益，从而减少进攻，避免干扰医疗工作秩序和不侵犯医务人员权利，而按正常途径来反映问题和解决问题。普法教育应加强《刑法》等法律教育，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提高了，人民群众会自觉维护法律尊严，遵守法律。患者或家属与医院对事件认识是有分歧的，只有通过协商来解决。

医院和医务人员要利用法律来保护自己，(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九条规定，“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4 改善医患关系是使患者或家属能理解，谅解

良好医患关系是治疗成功的关键，也是减少或避免医疗纠纷的关键。在诊疗过程中建立平等的、同志式的、友好的医患关系，一切从患者出发，为患者着想，做到不分肤色、不分民族、不分老幼、不分性别、不分职业、不分地位、不分亲疏，都一视同仁，一样尽职尽责，而不为私欲，不谋私利，不徇私情。尤其要尊重患者，爱护患者，使他们感到医院是家，医务人员就是亲人，从而认识医务工作是真正为他们服务，医务人员竭尽全力的，即使出现意外，他们也感到没有什么意见，认为可以理解。相反紧张的医患关系，医务人员恶劣服务态度、粗暴语言，则常常是引起医疗纠纷的导火线，患者或家属又抓着不放，造成纠纷。

在医疗纠纷发生后，正确处理好医患关系是十分重要。如果患者家属一来医院询问、质疑，我们就认为他们“心怀鬼胎”，给予不理睬，冷落他们，往往使纠纷升级，闹得不可开交。只有认真听取意见，耐心从医学知识上去解释，对医院存在的不足进行诚恳自我批评。患者或家属了解了疾病的诊治经过，疾病转归过程等，从而达到理解医院、谅解医院。

4．1 改善服务态度。“良言一句三冬暖”，充分利用语言在医患交往中的作用，语言可亲，答询认真，解释仔细，在医疗原则下满足患者心理上、医疗上、生活上的需要。

4．2 增强医疗效果。好的治疗效果是增进医患关系的基础，只要解决患者的痛苦，患者就能信任医生。

篇10

笔者认为，目前对于医疗纠纷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误区：

一、关于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

医患双方在提供和接受医疗服务的过程中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争论。以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为代表的民法学家从医患双方的地位、权利、义务出发进行分析，认为医患关系应该是民事法律关系［1］。而众多卫生法学界人士对于医患关系的法律性质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在医患关系中，由于患者对于医学知识的缺乏，治疗方案完全由医生单方面制定和实施，患者仅仅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因而“完全不符合民法的平等。自愿原则。”。因此，双方的法律地位并不平等，医患关系不是民事法律关系，医患关系不应受民法调整，而应由《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为代表的卫生法来调整［2］。甚至有的司法工作人员也认为“医事法律行为与民事法律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应当按特殊的卫生部门法来调整”［3］

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直接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归责和赔偿原则，也决定了医疗纠纷的处理模式，因此，对于医事法律而言，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医患关系中，医患双方就医学知识的掌握而言肯定是不平等的，但是否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平等就必然带来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可以说在民事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不对等性乃是一种常态，但是不能因此而认为当事人在法律地位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当事人一方利用自己在知识和技术上的优越地位而主张其在法律地位上的优越性，是法律所不容许的。正是由于医生掌握了医疗技术，构成了患者给付金钱购买医疗服务的基础，双方在此过程中，医务人员掌握了医疗技术，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患者给付一定的金钱购买这种服务，双方是一种典型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虽然在治疗过程中，患者相对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性。医生在制定和实施医疗方案时，一般情况下要向患者进行说明，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操作常规，并且须对患者尽到谨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医生的行为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为患者的利益尽到最大的善，否则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手术、特殊检查和特殊治疗时，尚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方可实施。在目前医疗体制改革的形势下，很多医院推出了患者选医生的制度，患者在医院、医生和医疗方案的选择方面享有越来越多的自主权。

在我国，医事法律关系仍未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其法律关系分属不同的部门法来调整，如卫生行政法律关系归属行政法调整，医患关系由于主体之间法律地位的平等性，难以纳入行政法的体系。从上述分析可知，医患双方在医疗服务合同的订立、履行和终止上，完全体现了民法的平等和自愿原则，符合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特征，因此应该纳入到民法的调整体系。在国外，医患关系基本都是归属民法调整，有的国家从保护患者的利益考虑，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患者的消费者地位，如在美国，患者作为消费者早已成为现实。

二、关于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

医疗事故鉴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历来是一个影响医疗纠纷诉讼的关键问题。目前仍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认为“医疗行为经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鉴定后认为确实构成了医疗事故的，才可以要求赔偿”。［3］这个观点在卫生界有相当的代表性。

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这一点，最高人民法院付院长李国光在《突破民事审判新难点》讲话中对此作过专门阐述：“是否构成医疗事故，不是认定医疗过失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条件”，“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只是人民法院审查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是否作为确定医疗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的依据，应当经过法庭质证”。［4］

之所以有人认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是处理医疗纠纷的唯一依据，其根本原因乃是将医疗侵权简单等同于医疗事故，认为如果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则同样不构成医疗侵权，完全混淆两者的界限，实际上两者在法律上存在重大区别。

按照1987年6月月9日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医务人员的责任和技术上的原因，造成患者死亡、残废、组织器官的损伤、功能的障碍等严重不良后果的行为。按其发生的原因，又可区分为医疗责任事故和医疗技术事故。按该“办法”第六章的规定，医疗事故的等级按其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相应地分为三级：

一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死亡的。

二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严重残废或者严重功能障碍的。

三级医疗事故：造成病员残废或者功能障碍的。

从上述办法的规定不难看出，构成医疗事故的，必须是医务人员在客观上造成患者死亡、残废或功能障碍（一般而言是永久性的障碍）的严重侵权后果，同时在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方可能构成，否则属于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不属于医疗事故的范围。因此，只有构成严重的医疗侵权时才可能构成医疗事故，而一般性的侵权行为被排除在“办法”之外。

国务院之所以仅仅将严重的医疗侵权行为定义为医疗事故，主要是因为医疗事故鉴定的目的所决定的。医疗事故鉴定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行政部门依法要对医疗部门及相关责任人员进行行政处罚，包括医院的降级，直接责任人的降职、记过、开除等。构成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主要是医务人员承担行政责任乃至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不构成医疗事故，则医务人员免除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因此，从性质上而言，“办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至于除医疗事故以外的医疗差错和一般侵权行为，因其不涉及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因此不在“办法”调整之内。

医疗侵权行为从性质上而言属于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按照民事侵权行为的概念：“不法侵害他人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因而行为人须就所生损害负担责任的行为”。［5］医疗侵权行为，是指医务人员在治疗、护理过程中侵害了患者的非合同权利或者受法律所保护的利益的不法行为，不仅包括医疗事故，还包括因诊疗、护理过失使患者病情加重，受到死亡、残废、功能障碍以外的一般损伤及痛苦的医疗差错，以及既不属于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的一般侵权行为。因此，医疗侵权的内涵和外延均大于医疗事故，两者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也许有人会有疑问，医疗纠纷既然不是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怎么可能构成医疗侵权呢？这是因为患者权益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生命权和健康权，而且还包括财产权、知情权、隐私权等一系列权益，而《医疗事故处理办法》并未将后者涵盖在内，所以医疗侵权的范围是也是相当广泛的。只要是医务人员侵犯了患者受法律保护的权利或利益，造成损害后果的，在具备主观过错和因果关系时，便可能构成医疗侵权。例如，精神病医院在对精神患者进行电休克治疗前，按卫生部的《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一第规定，应在术前向患者家属进行解释，征得其家属签字同意后才可实施。如果医院未征求患者家属同意，擅自对患者施行电休克治疗，患者因并发症而造成死亡。尽管医院在诊疗、护理中并无其他过失，电休克的操作完全符合医疗常规，患者出现并发症时抢救措施正确及时，但因为医院未在治疗前对患者家属说明并征得其签字同意，侵犯了患者及其家属对于病症的知情权，同时造成了患者死亡的损害后果，因此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家属承担赔偿责任。再比如某性病患者到某医院就诊，诊治医生未注意遵守保密义务，擅自将患者的病情向外界散播，侵犯了患者的隐私权。或者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由于过失造成患者治疗费用增加，或治疗时间的延长，造成患者精神痛苦和财产损失的，就可能要承担精神损害赔偿和财产赔偿责任。上述例子中，医疗单位的行为按照“办法”的规定均没有构成医疗事故，但按照民法有关侵权的法律规定，都构成了医疗侵权，应对患者及其家属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所述，医疗侵权和医疗事故在法律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法律概念，两者各有不同的构成要件，一起医疗纠纷未被鉴定为医疗事故，不等于不属于医疗侵权，医疗侵权的构成应该完全按照民事侵权的要件来比照，只要是具备侵权的要件，即使不是医疗事故，医疗单位同样须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医疗纠纷诉讼中的唯一证据。 三、关于目前医疗纠纷现状的几点思考

医事法律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在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和争论是必然的，但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上述两个误区对有些人而言并非完全是认识上的错误，而是为了维护医疗单位的不正当的部门利益。

部分卫生界人士之所以坚持医患关系不属于民法调整，主要是因为民法关于侵权的赔偿范围和数额都远远高于《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医疗事故处理办法》没有对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做出规定，各地制订的补偿标准从1000元到8000元不等，但总体上维持在3000元到4000元左右。例如按照《江苏省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一级医疗事故（造成患者死亡）的补偿标准仅为3000元。而如果按照民事侵权的赔偿标准，医院须赔偿患者及其家属的所有直接、间接财产损失以及精神损失费，赔偿数额动辄上万元甚至数十万元。医患关系若不归属民事法律关系，则医疗纠纷自然就可免受民法调整，医疗部门就可以大大降低开支了。

由于我国医疗事故鉴定体制上的缺陷，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由当地医院的医生组成，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使他们在进行技术鉴定时产生偏袒心理，相当一部分原本属于医疗事故甚至是一级医疗事故的医疗纠纷被鉴定为医疗差错或医疗意外（按照《医疗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这两种情况均属于医疗部门的免责事项），如果确立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在医疗纠纷中的唯一证据性，则不构成医疗事故自然就不构成医疗侵权，从而使得患者及其家属在随后的索赔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医疗部门同样可以降低赔偿的数额了。

以上两种错误观点，从短期上看，医院似乎可以降低赔付数额，而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疗服务的改善和提高上，但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医疗事业的发展和我国法制社会的建设。

1、不利于规范医院的服务。虽然我国对于医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特别是在去年在全国各地开展患者选医生的活动，旨在提高医院的服务质量，但是这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医院存在的医务人员的服务质量低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有理顺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提高患者在医疗服务中的自主权，健全医疗侵权的赔偿制度，真正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使那些不负责任的医院和医务人员承担起相应的赔偿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否则，对于医疗侵权行为没有有效的制裁机制，难以彻底改变目前医疗部门的服务问题。

2、对国家的法制建设和医院的正常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由于医疗技术事故鉴定程序上的暗箱操作，很多患者在出现医疗纠纷后不申请做医疗事故鉴定，直接到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法院处理此类诉讼颇感困难。由于医学知识的专业性很强，法官对于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失以及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难以做出判断，一些法院不得不求助于司法鉴定。一些患者由于对医疗技术事故鉴定委员会的不信任和对法院诉讼在时间和金钱上的恐惧，往往采取自力救济的方式，出现医疗纠纷后，患者家属就纠集一批亲戚、朋友到医院大闹，对医务人员进行人身威胁或人身攻击，扰乱医院的正常工作，直到医院拿出钱来么私了才就罢，有些医院每年用于私了的钱已经远远大于正常医疗赔偿的数目。

众所周知，医疗行为是一项高风险性的工作，由于医学上仍有很多未知领域，以及患者本身存在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死亡、残废和功能障碍并非是由于医务人员的过失所导致，而是由于无法预料和避免的并发症所致，完全属于医疗意外的范围，医院无需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目前医疗赔偿的现有体制下，患者家属出现医疗纠纷不再由有关部门按照法律程序和规定处理，医院承担赔偿责任的前提不是由于自身的医疗侵权，而是由患者家属人数的多少和吵闹的程度所决定，这不能不说是目前医疗纠纷处理的悲哀，也是与那些维护医院的部门利益的人的初衷相背离的。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不可能象西方国家那样动辄赔偿数十万元，过高的赔偿数额无疑将制约我国医疗事业的发展，最终会损害患者的利益。但是象目前各地所规定的那样，医疗事故的补偿标准最高不超过8000元，根本不足以弥补患者及其家属的实际损失，在法律上是显失公平的。

上述法律误区，是靠牺牲法律的公正和患者的合法权益来达到减少医院负担的目的，这样最终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与我国建设法制国家的目标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梁慧星，医疗赔偿难点疑点剖析，南方周末，1999年1月8日第8版

［2］ 张赞宁，论医患关系的属性及处理医事纠纷的特有原则，医学与哲学，2000年第4期

［3］ 胡志强，论医疗行为的法律界定，中国卫生法制，2000第8卷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