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治国的利和弊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治国的利和弊，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汉武帝那个时期是一种对政治，对统治极为有利的做法。那个年代，当时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人人都各有一套理论，人人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这种主张自家反对别家的观念在封建时期是引起对立与矛盾的根源。对统治者在政治上极为不利，所以当时只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是对统治最有利的唯一做法。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当时有其积极的一面，它让儒家思想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正统思想和几千年来思想的主流。是它使得大家族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社会牢固、安定的势力，并进一步推而广之，最终使之成为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

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有利也有弊，这套做法在当时那个时期可能是正确的，对统治者有利，但不代表在所有的时期都是正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否定了其他学派，每个学派都各有所长。如道家学派，创始人是老子，他善于从正反两方面思考问题，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人们与世无争，天下就能太平。后来，战国时期的庄子又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强调治国要顺应自然和民心。这些思想都是难能可贵的。再如墨家学派，创始人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要求人们互爱互利，反对各国相互攻伐兼并，残害生命。他还提出要选贤能的人治理国家，并批判贵族的奢侈生活，提倡节俭。这些都是非常优秀的文化思想。在当时，各学派相互抨击，而又相互影响，如果作为统治者能取长补短，不将其他学派一棍子打死，那更能让当时“百家争鸣”的思想文化繁荣昌盛。

因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其片面性，它对历史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像专制“大一统”的思想固然能够增强民族之间的凝聚力，但也将专制集权推向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家族的生活方式虽然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石，但同时也使得人治政治成为两千年不变的定式；汉武帝时代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了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后果，其间利弊得失，自是一言难尽。有人说“一个专制的时代必然是一个严酷的时代”，这句话置之汉武帝的时代也同样适用。事实上，在人治社会中，越是有作为的君王，其破坏力往往也会越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固然是君主常态，“好大喜功、黩武嗜杀”对于他们也不过只是一个寻常故事。为一己之私欲而大动干戈，帝王的个人好恶实际关系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所谓“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作为一代英主，汉武帝的确是中国古代极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英主也是凡人，是凡人就不可能十全十美。

篇2

教学目标

知识结构

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思想

老子《老子》；孔子“五经”

诸子百家

科技

天文

最早的哈雷彗星记录；十九年七闰

《甘石星经》

物理

《墨经》

文学

《诗经》

屈原《离骚》；诸子散文

艺术

《妇女凤鸟图》《御龙图》嵌错赏功宴乐铜壶、编钟

医学

扁鹊与四诊法

教学建议

复习课设计

第七节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在讲述本课内容之前，引导学生回忆春秋战国时期的时代特点，了解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思想

本部分内容包括老子、孔子和诸子百家的主要思想和成就。本部分知识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教师可以在学生回忆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并引导学生对各思想家的思想进行评析。

二、文学

本部分内容包括《诗经》、屈原和诸子散文。《诗经》、屈原这部分内容学生在初中已经学过。教师可以在学生回忆所学内容的基础上，对于初中课本未涉及的内容加以强调。

在讲述诸子散文时，教师可以结合学生已学过的语文知识了学习这部分知识。并让学生认识到诸子通过其散文向世人阐述其思想。

三、艺术

教师可以利用相关的历史图片讲述这部分内容。

四、天文和物理

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天文成就，学生在初中就已经学过，教师引导学生回忆已学内容。并强调天文成就的年代、比西方领先的时间。

战国时期物理学的发展是以前学生没有学过的，教师可以让学生通过阅读课文了解当时中国物理学取得的成就。教师可以进行适当的补充。

五、医学

本部分内容学生也已学过，教师引导学生简要回顾即可。

重点——对儒家、法家、道家思想的综合认识

在春秋战国这一历史巨变时期，代表社会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们从各自经济、政治利益出发，形成了各种学派，儒、法、道是其中重要的学派。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其中，儒家思想，构筑了传统文化中的人道主义精神；道家思想，构成了封建正统思想中的哲学基础；法家思想，成为历代进步政治家改革图强的理论武器。三者的综合，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重点——对孔子的评价

自汉代至清朝，被尊为“圣人”的孔子一直被尊崇。“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孔子被否定。建国以来，对其评价更是经历了一个大起伏过程。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其是誉毁不一，先是肯定其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又受到了批判。“”期间，孔子被全盘否定。在””结束以后，开始公正客观地评价孔子。综合建国以来对孔子的评价，主要观点如下：

关于孔子的阶级属性：一派观点认为孔子是封建文化的代表，也是新兴的地主阶层的代表，其思想保守多于进步，妥协多于反抗。这派人多数持西周封建说。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是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有人提出，孔子生活在奴隶社会，但顺应了社会变革的潮流，是奴隶主阶级中的改革派。

关于孔子的思想结构：第一种观点认为“仁”是孔子的思想核心。第二种观点认为“礼”是孔学的核心。还有人认为“仁”与“礼”组成孔子的思想核心。

关于孔子思想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有人指出，孔子是国际性的历史人物，其影响远及世界。也有人指出，孔子思想是中国长达二千余年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与思想基础。孔子学说成为历代统治思想的基础，但又是封建时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

关于孔子与当代及未来社会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历史的产物，只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另一种观点认为，孔子及儒家思想不仅有研究价值，而且作为一种精神资源，有着实用价值，对现代化建设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则从知识经济新特点角度，抛弃了过去一贯尊奉儒学的观点，认为儒学不符合当代社会的实际。

难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繁荣局面形成的原因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高峰，出现了文化繁荣的局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大解放。其原因如下：第一，生产力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第二，阶级关系的变革、奴隶制的崩溃、封建制度的建立等一系列社会变革，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政治前提。第三，激烈动荡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变革，使得思想异常活跃，迫使人们去思索，众多思想家从不同角度发表见解，从而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第四，各国统治者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和政治要求，纷纷网罗人才，优待知识分子，让其为争霸战争和社会变革出谋划策。这种宽松的环境和优越的地位，有利于文化繁荣。第五，私学的兴起和讲学之风的出现，造就了一批有知识、有才干和敢于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思想家。第六，民族融合的加强，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丰富了华夏文化，有利于思想文化的繁荣。

典型例题

例1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蜂出并作，各到一端”、学派众多，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有（）

①社会大变革使思想界非常活跃②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纷纷养士③学在官府局面的改变，贵族对教育的垄断被打破④科技生产迅速发展，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

A．①②③④都正确B．①②③④都不正确

C．①正确，③③④不正确D．①②③正确，④不正确

答案：D

例题分析：此题旨在培养学生对照材料观点解决问题的能力。由于该题是一道复合选择题，只有经过了①、②、③、④项的首先筛选，才能在A、B、C．D四项中得出正确答案；经分析理解可知：①是背景，②③是史实，唯有④项中科技生产“迅速”发展不妥，唯物主义“战胜了”唯心主义更不对；因此D项是正确答案。

例2阅读下列材料

“欲天下之窗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又说：“（战争）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落敛，……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

请回答：

（l）上述思想是我国战国时期_____、的思想，这一思想的核心是_______。

（2）从哲学的角度分析在阶级社会里，上述思想能成为现实吗？

（3）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上述思想有何积极的进步意义？

例题分析：本题提供了墨子有关战国时期兼并战争的一段材料，主要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考查对这段材料的理解。回答时，在读懂材料的基础上，联系先秦时各派思想家的主张，提炼出材料的“兼爱”“非政”思想。回答第二问时，主要从矛盾论和阶级矛盾等观点进行分析。要联系墨子代表的阶级利益、有关战争观等，评价墨子思想的进步意义。

答案：

（l）墨子；“兼爱”、“非攻”

篇3

[关键词] 嵩阳书院；河洛文化；精神契合；现代性转换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独特而丰富的文化存在，它是历史久远、丰富复杂的河洛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地域上河洛文化指古代黄河、洛水交汇地区的文化；时间上指以前河洛地区的传统文化。河洛地区“即指以洛阳为中心，西至潼关、华阴，东至荥阳、郑州，南至汝颖，北跨黄河至晋南、济源一带地区。”[1]《河图》、《洛书》是河洛文化的滥觞，中华第一经《周易》源于河洛地区；河洛地区是道家文化生成与发展的重要源地。[2]

1 嵩阳书院文化的特质与河洛文化精神的契合

河洛地区是河洛文化的起源地，儒学、佛学、道学三者均起源于此地。《易经・系辞上》载：“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相传伏羲氏根据“河图”、“洛书”做八卦，即为后人所说《周易》。后有周文王做卦辞，共同构成了《易经》。《周易》为周代重要典籍，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周公曾营建雒邑，周公在雒邑地区“制礼作乐”，洛邑地区成为中国最早的礼乐文化发源地，春秋时期有孔子“入周问礼”之说。周公制礼，辅国理政，为一代楷模，成为后世儒家奉尊的“元圣”。道家元老老子曾长久居住洛阳地区，做过周朝“守藏书史”，即管理图书的官吏，《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3]

历史上的嵩阳书院曾经是佛教、道教场所，又是新儒教重要发源地之一，儒、佛、道三教合流、交汇一体的特点，正是河洛文化精神的缩影。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登封境内嵩山南面，位列宋代“四大书院”之首。公元48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始建成嵩阳书院，当时名为嵩阳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我国盛行，寺庙建造蔚然成风，嵩阳寺为生禅师所建，是一个佛教活动的场所。据记载：“大德沙门生禅师，以此山，先来未有塔庙，禅师将欲接引四生，卜兹福地，创立神场。北背高峰，南临广陌，西带浚涧，东接修林。于太和八年岁次甲子创造伽蓝（寺院），筑立塔殿。”[4]嵩山寺碑文记载了嵩阳寺的初建情况：“禅师构千善灵塔一十五层，始就七层，沙门统伦、艳二僧成之。”[5]嵩阳寺建成之后，佛事活动频繁，寺庙香火繁盛，“梵宇之胜，甲于中土”[6]是对当年嵩阳寺盛况的生动描述。“北魏司空裴衍隐居嵩山，继生禅师之后主持建造嵩阳寺，曾为寺主，僧徒多至数百人。”[7]唐代道人韦善俊曾在嵩阳观修道，《唐书本传》记载：韦善俊“京兆人，在嵩阳观。事黄元颐，参佩道法。”[8]

公元255年后周世宗柴荣将嵩阳观改名为太乙书院，并建有藏书楼、斋房等，成为文人读书讲学之所，一批文人聚集于此，读书授课，如郑遨、种放曾授学于此，吕蒙正、滕子京则受学于此。此时太乙书院兼容并包，既有倾向佛道的人士，又有肩负儒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治国之士。北宋理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二人曾讲学于此，此处成为新儒教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除了“二程”在此讲授理学、著书立说之外，司马光与范仲淹等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亦讲学于此，司马光曾隐于此修著《资治通鉴》，可见嵩阳书院文化积淀之深厚。

此外，嵩阳书院居中原之中部的“五岳”之一的嵩山之阳，紧邻多代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优越性，曾被道教称为“第六小洞天”，受到名士们的青睐。《说嵩》中记载：“室之为言，藏也。嵩当土中，天地所合，阴阳所会，四时所交，风雨所和，故称室焉”。[9]又载：“少室。亦嵩也，一名季室。与太室接趾。有十八叠，周百里，高十六里。胜在西南。望之如莲花亭亭，唐人石淙序，有少室若莲之句。又若忠靖冠，宋人谓之冠子山，元杨奂有‘方若植巍冠，森若削寒玉’之句。汝阳道上瞻视，峰峦层叠，如千叶舒萼，两肩削直，耸出云表，华秀之色目不暇给。”[10]

2 嵩阳书院的儒学承创为河洛文化注入了新质

宋学大师程颢、程颐二兄弟曾在嵩阳书院著书讲学十年，入其门的求学者最多，成名者亦很多，“渊源所渐，皆为名士”。[11]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讲授与讨论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各派学说、各方观点的包容互鉴，丰富充实了各自的学术见解与学术思想，对于新儒学的形成与传播起到了促进作用。“来此听讲学者佛道人士亦有不少，这为程颢和程颐研究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修正、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有利条件，为以后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2]程门弟子杨时，曾两番求教于程氏兄弟，杨时回到福建后潜心研究与传播程学，对于闽中理学兴起功不可没。

程颢、程颐传承了儒家文化，并加以改造，对于佛教与道教进行了批判式吸收，将佛教中的“心性”学说与“道教”中的“宇宙本源”理论加以改造利用，融入自己的理学体系之中，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二程理学”，即宋代新儒学，为河洛文化增添了新质，促进了河洛文化向前发展。

程颢、程颐二人曾师从周敦颐。《宋史・道学传序》载：“至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推阴阳五行之理，命于天而性于人者，了若指掌。”[13]周敦颐融道于儒学的作风，对于程颢、程颐的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如程颢提出“有理而后有气，有气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数”（《二程集・经说》卷一）之说，正是对于周敦颐“无极而太极”之说的变通，又与老子《道德经》中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之说相通。程氏的“理气说”是理学的宇宙观之说，“理”即“天理”，是天地自然万物之理。“天理云者，这一个道理，更有甚穷已？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二程遗书》卷二）“气”即阴阳之气，《周易・系辞上》中说“精气为物”，是构成万物的原始因子。与世界本源的状态“无极”与构成万物的“太极”相对，是对宇宙本体的阐述。

理学本身的产生、发展及与佛、道的融合都契合了河洛文化的包容与融合精神。程颢、程颐说：“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灭私欲则天理明矣。”与佛教的“世界别无法，唯是一心作”（《法华玄义》卷二）有相同旨意。“理学所要去除的‘人欲’并非像现代文学家过敏地理解的那样特指，更不是指人的一切自然生理欲望。因此把理学叫做禁欲主义是完全不恰当的。”[14]《河南程氏粹言・论道篇》中记载了关于程氏原话：“子曰：天下之害，皆以远本而末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伐。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王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人欲以复天理，圣人之教也。”这段话可以清楚看到程颢、程颐二人要灭的人欲是后代君王们热衷的“峻宇雕墙、酒池肉林”、“酷残忍”、“穷兵黩武”等浮糜奢华的欲望和人性中的残暴欲望，存的天理是崇尚质朴、远离浮华、固本去末、不穷兵黩武、远离酷残忍的“理”。可见“损人欲”，“复天理”是对君主的劝诫，是让君主遵循的有利于平民百姓的道德法则，是儒家思想“仁”的一种具体体现。这种道德法则的实现是靠“心性”来完成的，“只心便是天，尽之便是性”，“能尽心，则自然知性知天矣。”（《遗书》卷2上）程氏不是引导人们对社会进行客观分析认识，认识社会的根本性质，掌握社会的规律，而是把人们引向内心，面对社会进行内心的自我调整，做出适合社会道德人伦的价值观调适，进行内心的精心修炼，即所谓的“明理”，和佛教中的“明心见性”有相同的旨归。禅宗六祖惠能说：“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识心见性，即悟大义。”[15]与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巧妙暗合。二程在先秦儒学提出的“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提出了“诚敬”，程颢说：“义、礼、智、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二程集》）即要做到真实无妄，不欺人，不自欺，诚信乃做人之根本，“不信不立，不诚不行。”（《明道语录》卷一）程颢又说：“学者不必远求，近取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二程集》）“诚者天道，敬者人事支之本，敬则诚。”（《明道语录》卷一）这些是对于先秦儒学的继承与创新。

理学与以往儒学所不同的是由儒家的三纲五常之说，转而到太极与无极等哲学本体论上来，由汉儒的“神意”转变到了“天理”，把儒学由汉代的谶纬神学转到了哲学化的儒学上来，这是对于两汉儒学拨乱反正，同时也发展超越了先秦儒学。理学由过去的神是一切的主宰变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是无神论的。它摆脱敬神的愚昧落后状态。

嵩阳书院所坚持的知识分子独立自主的治学精神、民主自由的学术气氛，也为河洛文化精神注入新风，这种精神至今仍是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

3 嵩阳书院与河洛文化转型发展

以嵩阳书院观照河洛文化，一方面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深情回顾，另一方面也是对于河洛文化的无情审视。河洛文化是中原文化（取狭义中原文化，指河南地区文化）内核，研究河洛文化有解剖麻雀以代整体之义。通过对河洛文化的深度剖析，探讨其生成规律及发展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中原文化的内质，发现中原文化之美，也观察中原文化的积弊，找出其新的生长点，使它在这个不断变幻的时代面前焕发新的生机，这是研究河洛文化的重要价值之一。

任何地域的文化都是经过了继承与变革的过程，后代人总是在前代人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有所取舍，有所增减，这是文化的变革。而前代的文化无论做出多大动作的变革，总是有主导因素遗留下来，传之后代，这是文化的承继。河洛地区文化悠久是不争的事实，但河洛地区的发展在中国并不处于前列，也有目共睹，原因何在？河洛文化是中原人民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产物，反之，河洛文化又深深影响着中原人民的精神气质、思维方式、行为特点等。这些在河洛作家刘震云、阎连科与张宇等人的创作中都有所揭示，如刘震云在《故乡相处流传》里，对于河洛地区人民的坚韧的生活态度与顽强的生命力都有所描述，而对于河洛地区人们的从众心理、唯上心里则又描述得入木三分。阎连科的瑶沟系列作品与耙耧山系列作品，对于洛阳地区的人们那种在日常生活中顺天安命、在灾难面前又自强不息的性格描述得也比较充分，同时对于人们那种官本位心理、奴性心理也刻画得入木三分。可见，地域文化对于一个地区人们的文化性格影响深远。

河洛文化因其源远流长而积淀深厚，却也因此积累了更多的尘垢，这正是事物发展的两面性。重塑河洛人的文化人格，重树河洛人在全国人面前的形象是中原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因为文化性格，对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从文化上寻根溯源，找出文化性格形成的关键因素，利于采取针对性措施。嵩阳书院凝聚了河洛文化精神，儒、佛、道相交织，儒家文化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佛教文化中的宽恕忍耐精神、道家文化中的天人和谐精神给了河洛人深厚的精神滋养，同时，这些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性格发展。儒家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官本位思想，佛教文化中的无限度忍耐、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容易造成人的精神麻痹，从而形成封闭、惰性、缺乏变革力等消极性格，这种性格往往成为社会发展的阻碍。因此，今天我们需要对河洛文化精神进一步挖掘整理，根据时代需要对河洛文化做出清理与审视，并进行现代性转换，去除其消极因素，大力弘扬与激发这种文化中富有活力的东西，清除阻碍文化发展的东西，坚持开拓、开放精神，坚持人文精神的与时俱进，为中原地区文化进一步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朱绍侯.河洛文化与河洛人、客家人[J].文史知识，1994，3.

[2]史善刚.河洛文化源流考[J].河南人民出版，2009（12）：339.

[3]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J].求是学刊，1980，3.

[4][5]中岳嵩山寺碑[M].公元535年即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刻立.

[6]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嵩岳文献丛刊・第3册.说嵩[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0（47）.

[7]宫嵩涛.嵩阳书院[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5）：2.

[8]郑州市图书馆文献编辑委员会.嵩岳文献丛刊・第3册.说嵩[M].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10）：427.

[9]（清）景日畛撰.说嵩・三十二卷[M].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

[10]（清）景日畛撰.说嵩・六卷.少室山[M].齐鲁书社影印本，1996.

[11]宋史[M].中华书局，1977.

[12]张国臣.中国少林文化学[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8（212）.

[13]孔令宏.道教新探[M].中华书局，2011（11）：128.

[14]陈来.宋明理学[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1）：2.

篇4

文化是由人创造的，文化也反作用于人的思想和行为。会计是人造的信息系统，反过来又向社会提供经济信息。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国家的会计都是为适应该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它必然会受到该国文化的影响。为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会计准则国际趋同已是必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和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在国内的广泛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公允价值的应用，一方面增强金融市场透明度和问责制原则，确保金融机构对其财务状况进行完整、准确的披露。另一方面，公允价值计量资产负债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报表编制者、投资者、审计师和监管机构等利益相关者带来风险。公允价值计量对我国而言是作为会计准则国际化的外来文明，对于外来文明，英国史学家汤因比说：“一种文明系统一旦跳离其原有的框架去参与另一种文明的发展，就有可能对被渗透方产生致命的危害。”我国在应用公允价值时，还须考虑到我国特有的文化环境对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影响。影响公允价值运用的因素有很多，就文化对公允价值运用的影响的研究还很少见。文化环境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必将对一个国家的会计管理体制产生重大影响。笔者就文化差异角度来探讨人类社会文化与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运用之间的关系，并结合我国特色的儒家文化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公允价值会计提出一些建议。

二、传统文化对会计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以资本民主共和政体为基础，实行完全市场经济体制的移民国家，其文化是高度多元化、自由化的，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制基础上的根植于土地、家族、国家的封闭儒家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会影响到对会计准则的具体制定与应用。

（一）价值观念 世界观方面，在对自然的看法上西方世界一般认为是主客二分的，人与自然不断进行抗争，对世界的看法偏重客观、物质、理性，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最高境界的世界观是“天人合一”，注重内在与外界的联系与融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价值观方面，在对社会的看法上，西方尤其在美国把个人利益看的很重，认为国家利益是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形成了个人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平天下作为最高追求，天下是整体概念，也即是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形成了一种集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人生观方面，在对自我价值的评判上，西方注重自我奋斗，尤其在美国，民众对自我奋斗格外关注，这就形成了一种敢于冒险、追求自我价值的人生观；我国从古至今一直强调“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为人民服务”，“政通人和”，侧重集体的义务与权力，形成了一种追求整体价值的人生观。

将中美的三观应用在中美会计制度与会计人员上，不难理解，美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以企业为主导型的，在谨慎性方面与别国比较相对弱化，会计人员对会计准则差异的容忍度高，愿意接受新事物，注重个人的专业判断。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以政府为主导的，会计准则较为保守谨慎，会计人员满足于按照有关规定完成本职工作，相对缺乏开拓精神和竞争精神。

（二）意识形态 方面，西方社会信仰基督教，主张性恶论，相信原罪的存在，认为通过不断地忏悔，可以进天堂。中国社会严格意义上讲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过坚定的，对中国人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儒家的哲学思想。教育方式方面，古代中国始终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忽视教育与实践、创新的重要关系。古代中国将教育作为选拔人才的基地，教学内容多为“四书五经”等传统人伦道德方面陈旧的知识，缺少带有创新思维的内容和与实践相关的内容。

由中西方不同的意识形态所带来的会计教学、会计实践的差异也是巨大的。以当前社会现实为例，西方教育重视理论与实践、与生产力结合，注重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我国会计教学中对创新性教学方法的实际采用远远低于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和认知水平，亟待需要推进各种创新性教育方法的实践应用，以提高会计毕业生的综合能力。根据一份对会计人员基本素质、会计在中国企业中地位的调查报告，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倾向，用人单位认为会计毕业生应该具备的工作能力依次是实际操作能力、协调能力、创造能力、组织能力、交际能力和善辩能力，只有32%的被调查单位比较看重会计人员的创造能力。这一调查结果与其所接受的文化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三）德法风俗 西方社会遵循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重法不重情。法律成为维护利益的最好手段，所以较早就形成了法治社会；西方社会崇尚功利，注重实用，尤其是美国，在为人处事上不喜欢拐弯抹角，处理问题态度坚决、敢冒风险，自我表现欲望强，以自我为中心。我国古代社会以宗族为根本，崇拜祖先，重视人伦感情，所以延续了几千年的的人治社会，以至于今天，人治现象仍然比较普遍，在处事风格上向来遵从中庸之道而不走极端，做事力求稳重，不偏不倚。

由道德风俗带来的中美会计上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由于法律制度的完备，美国的会计准则制定历史较长、较完备，中国会计准则制定起步相对较晚、较不完善。且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观点的影响，我国会计人员习惯于按照既定管理稳妥地进行工作，对一些激进的会计核算方法和程序的接受通常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较少根据新情况和新业务进行探索创新。

三、不同传统文化导致会计文化差异

荷兰学者Hofstede通过一项对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余名在跨国公司工作的职员进行的问卷调查，用统计方法归纳出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权距大小、不确定性规避意识的强弱、阳刚和阴柔。不同的民族文化导致会计文化的明显差异。

（一）美国传统文化对会计文化的影响 在价值观念方面，美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偏重客观、物质、理性，以追求个人利益和自我价值实现为最高目标，形成了个人主义强的会计文化。在法治人情方面，重法不重情，较早就形成了法治社会，进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会计制度。在处事习惯方面，崇尚功利，注重实用，处理问题态度坚决、敢冒风险，较易形成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弱、阳性的会计文化。个人主义强，使得美国会计行业比较发达、自制程度较高，政府对会计准则制定和会计实务管理等事务介入较少，容易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权距小，集权程度较低，分权较为普遍，上、下级之间协商共事，管理理论的重心在雇员，而非管理者，通过造就一种“公认”的途径，来规范会计实务的模式，相对比较灵活。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弱，一般表现出较强的冒险主义和信息公开程度高。阳性，会计计量倾向于公正性、财务揭示倾向于公开性，文化成员赞扬成就、雄心、物质、权力和决断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会计文化的影响 在价值观念方面，中国文化注重内在与外界的联系与融合，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较易形成阴柔的会计文化。同时中国文化追求集体利益至上，使得中国社会集体主义强，政府的统一会计规则比较完善并且有很高的权威性。在伦理道德方面，中国社会以宗族为根本，崇拜祖先，重视人伦感情，人治现象严重，形成了权距大，集权程度高的会计文化。在处事习惯方面，不走极端，做事力求稳重，在会计文化上一般表现为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强。在意识形态方面，受儒家哲学思想的熏陶，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形成了政府主导的会计文化。集体主义强，政府的统一会计规则比较完善并且有很高的权威性，实务中较少运用职业判断，会计职业作用相对较弱，容易形成有限市场。权距大，一般是选择统一的会计制度，集权程度较高，等级结构严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管理理论的重心在管理者。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强，一般表现出较强的稳健主义和较强的保密倾向。阴柔，会计计量倾向于保守性、财务揭示倾向于保密性的会计亚文化观，阴柔型社会的文化成员则强调生活的质量、服务、关心他人和养育后代。

四、会计文化对公允价值应用的影响：基于谨慎性角度

谨慎性主要指企业对交易或者事项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应当保持应有的谨慎，不应高估资产或者收益、低估负债或者费用。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在计量资产和负债时，资产和负债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也有可能是作为一种或有事项而存在，根据市场现行价值，在未实现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中，对资产计提资产减值损失符合公允价值计量的谨慎性原则，对于收益部分的计量与谨慎性相矛盾。

（一）美国会计文化导致公允价值缺乏谨慎性 美国个人主义强、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弱的阳性会计文化导致了美国会计行业的谨慎性比较弱。在以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条件下，当市场出现波动时，公允价值会通过“顺周期效应”加大市场波动，加大潜在的系统风险性。Khan指出，公允价值会计会引起银行净资产的大幅波动。金融资产，尤其是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一旦发生变化，公司必须及时、准确地在利润表中反映这种公允价值的变动损益。以次贷危机为例，其实质是恶性循环的过程。当与次贷相关的交易性金融资产的价格大幅下跌时，各金融机构立即在本财季的利润表中大幅撇账，大幅撇账形成巨额亏损，巨额亏损导致市场的恐慌，而市场恐慌又进一步引发金融资产的抛售，致使金融资产价格进一步下跌。资产的迅速减值导致权益的巨幅缩水，进而导致金融机构破产。用范德霍夫理论来解释：这就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强、不确定规避意识弱的表现。在市场前景看好时，经营者为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超额度使用公允价值变动带来的潜在收益粉饰会计报表。华尔街的众多金融机构滥用公允价值这一计量属性，使金融资产严重偏离其原本的真实价值，从人性的角度说，他们有一颗“贪婪”之心，为追求利益不择手段，这实质与美国历来的个人主义文化强、冒进意识强、不确定规避意识弱的会计文化有密切关系。

（二）中国会计文化下公允价值趋向谨慎性 我国的会计文化中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强，偏向阴性主义文化对公允价值应用的谨慎性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较完全的市场条件，我国目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自由度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新的会计准则考虑到公允价值计量带来的风险性，采取了较为谨慎的规定。一方面公允价值只是作为计量属性的一种，与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并存；另一方面，对于公允价值的应用限制条件较多。如，《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公允价值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第一，交换具有商业实质；第二，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再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指出：“在有确凿证据表明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情况下，可以对投资性房地产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第一，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第二，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做出合理的估计。”

（三）不同会计文化下公允价值的应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对财务报告披露的可比性要求更加严格，既要满足本国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也要符合外国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允价值会计的国际趋同。伴随着人们对文化与会计关系的日益关注，基于各国财务计量地位及财务报表披露的相关性角度来研究会计文化对公允价值计量的影响逐渐受到关注。

（1）美国会计文化下公允价值计量历史及计量地位。在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弱、阳性的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公允价值计量历史早，并已逐渐成为企业的主要计量方式。美国公允价值计量历史已有四十多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允价值的应用范围已逐渐从仅限于某些金融工具扩大到针对大部分金融工具、某些投资性房地产甚至无形资产。目前，FASB已经提供了一个统一指导公允价值会计实务的理论框架 （SFAS 157和SFAS 159），充分指导公允价值的运用。阳性会计主导下的美国大范围地应用公允价值计量，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公允价值的披露提高了信息的透明度，为投资决策和企业间资源的优化配置带来一定参考价值。对财务报表使用者而言，公允价值是最相关、最有用的计价基础。因此，按公允价值进行计量所提供的信息能为企业管理人员、债权人、投资者的经营、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持，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2）中国会计文化下公允价值计量历史及计量地位。在不确定性规避意识强、阴柔性的中国会计文化中考虑到市场的局限性，公允价值计量引进较晚，1998～1999 年由财政部颁布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中《债务重组》、《投资》、《非货币交易》准则首次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念，此后公允价值计量在中国的应用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目前在应用上考虑到公允价值未能如实反映金融资产的风险和收益，在公布报表时采取公允价值计量和历史成本计量混合应用，大多数企业在披露报表时仍以历史成本计量方式为主，以公允价值计量为辅，单独增加“公允价值”一列，从而更确切地反映企业的经营能力、偿债能力及所承担的财务风险。对于受市场环境波动影响比较大的资产和负债，我国采用了公允价值后续计量模式。阴柔型会计文化主导下的我国会计界较为谨慎的使用公允价值，会计计量倾向于保守性，财务揭示倾向于保密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减弱了财务信息的相关性。

五、我国传统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公允价值应用

在2012年全国会计管理工作会议上，时任财政部副部长王军提出从会计大国向会计强国迈进的目标，并强调“实现这一突破和跨越，必须以培育中国会计文化、树立中国会计精神为支撑，提升中国会计行业的精气神，要努力将会计文化建设成为社会尊重的先进文化。”会计文化是人类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分支，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历史、文化、道德风俗和个性，培育中国会计文化、树立中国会计精神，离不开传统文化的土壤和养分。中国作为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文化底蕴源远流长，其中以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为主要代表，在国民心中根深蒂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对公允价值的影响，其主要就是研究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公允价值运用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与会计教育 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强调君子依靠自身修养，后天学习，施行仁政，造福百姓。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就目前全球范围来看，其对会计信息的计量也是有利有弊，很大一个弊端就在于识别市场中的非有序交易，需要经验丰富的会计人员基于市场环境变化、交易规则和习惯、价格波动幅度、交易量波动幅度、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对手信息、交易原因、交易场所和其他能够获得的信息，运用专业判断对交易行为和交易价格进行分析。所以对非有序交易的确定存在很大的主观性，需要较多地运用会计职业判断，这对会计人员的专业素质和道德水平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儒家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天学习”、“慎独”思想不谋而合。在未来会计人才的培育和继续教育方面结合儒家文化，为提升会计人员的自我道德修养和职业素养提供了借鉴，从而有利于会计人员对公允价值估价做到更公允、公正、合理。主要教育途径可以通过：第一，学校会计专业教育结合儒家文化。儒家强调修身，修身的含义有两层，一是加强自身道德素质的提高，从学生刚踏进会计专业学习时就对其进行儒家文化的引导，培养有良好道德情操的会计人才。二是加强自身职业能力的提高，成为专业化人才。只有通过道德素养的规范和专业知识的培养，才能达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第二，充分利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这一强制性教育平台，向会计人员大力灌输传统道德观念，让传统道德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会计人员的内心，使会计人员始终把道德放在第一位，作为约束、指导日常会计行为的规范。第三，加强会计道德与儒家文化相结合的宣传活动。

“当前进行会计文化建设，会计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与讲授内容要动大手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会计学院会计研究所所长郭道扬将会计文化教育上升到“培养新一代人才，弥补会计断层”的高度。加大文化的教育力度，使新一代会计人员在具备先进的知识结构的同时，结合古今中外的传统文化和会计文化，从而积淀更深厚的专业素养和道德素质，使理论研究建立在正确、坚实的基础之上，从而更好地结合本国自身特点将公允价值运用于会计理论和实务中。

（二）儒家的集权思想带来的公允价值应用冲突 “大一统”的儒家思想模式，成了亚洲儒家文化圈国家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理论基础，这对现阶段的中国政治体制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传统的政治文化影响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社会。政治文化决定经济文化，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了千余家上市公司，但国有经济仍占主导地位，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明显，因而在会计目标的定位上，会计主要还是为国家服务。我国目前的市场特征包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市场处于发展阶段，市场体系不完全，交易品种有限；部分市场活跃度不高；市场参与者成熟度相对较低。因此中国政治主导下的市场必定是不完全、不自由的市场，公允价值作为自由政治文化下的市场经济产物，要求其运用环境是在较为自由而完全的市场。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允价值计量在中国市场的广泛应用。

（三）儒家的中庸思想对公允价值应用的积极影响 中庸之道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要且独具特色的观念。孔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儒家的中庸之道提倡“不偏不倚，不走极端”，“过犹不及”。孟子也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其中的“当”有“适当”之意。公允价值计量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潜在的损益，不同国家、不同企业、不同的会计人员对公允价值损益估计的标准也会有所不同。有失分寸的“损”和“益”，用中庸之道的理论来解释就是“不及”和“过”，“不及”和“过”都会对社会经济产生不良影响。企业应当将公允价值计量所使用的输入值划分为三个层次，并最优先使用第一层次输入值，其次使用第二层次输入值，最后使用第三层次输入值。第三层次输入值是相关资产或负债的不可观察输入值。以生产性生物资产为例，生产性生物资产不存在市场活动或者市场活动很少导致其缺乏相关可观察输入值，因此生产性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计价属于第三层级。生产性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获得需要借助于专业会计人员或是具有良好信誉、市场影响力较大的第三方报价机构。报价机构在报价时要做到公平、公正、公允，这也就符合朱熹对中庸之道的“中”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孟子所说的“当”，中庸提倡的“扣其两端，允执其中”这就给评估第三层次公允价值提供了依据，即在估值中做到不过分高估收益，不低估风险，做到价格的公允。

六、结论

在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形势下，中国作为一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下的、可持续发展的新兴市场经济实体，在建设过程中将会出现许多自身特有的经济现象，也会相应产生许多新的会计问题。加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会计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程度有助于培育中国会计文化、树立中国会计精神，更好地解决中国自身的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

[本文系浙江农林大学科研发展基金（编号：2012FR033）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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