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义利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义利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 中和文化管理

一、管理与文化

管理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美国管理大师彼・德鲁克曾这样论述，“管理是一种社会职能，隐藏在价值、习俗、信念的传统里，以及政府的政治制度中，管理是――而且应该是――受文化制约……管理也是‘文化’。它不是无价值观的科学。”任何一种管理理论和技术都是建构在一定社会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管理制度或体系要起作用的话，必须要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载体。

现代管理源于西方，根植于西方文化，然而，其中许多基本哲理都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至深的渊源和高度的暗合，当然也有很多显而易见的差异。如果我们在吸收西方先进管理理念、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考虑到承载该理论与技术的社会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之间的共性与差异，那么这些管理理念或管理技术在实践运用中，其效能就会大打折扣。因此，从文化的视角去审视现代管理理念与技术尤为必要。

中华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本文主旨在于探讨儒家文化中的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之间的关系。

二、中和思想的文化内涵

要理解“尚中贵和”的中和思想，首先要理解“中”与“和”的含义。从“中”字起源上，通常认为:“中之一字，本义为射之命中”。也就是说，中是人们对射箭“中”的认识派生，应为狩猎经济见长的部族观念，它是夷殷所形成。因而，理学家程颐在为“中”下定义时，就作出“不偏之谓中”的解释，反映了“中”即“正”的含义。而“正”有“不偏”之意，即不左不右，不上不下，恰到好处，无过而无不及。

“尚中”作为一种原则是孔子提出来的。在孔子看来，“过，犹不及”，凡事叩其两端而中便是正道。《礼记・中庸》将“中”概括为处理万事万物的根本:“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通观儒家文化，“中”一般有中礼（或中道）、时中和适中之意。其中，中礼反映了循道的思想，主张遵循合理的制度和规律，讲的是“中”的标准或尺度；时中是“行权”的表现，即具体问题要具体对待，强调要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要随时变通以合于中。至于适中，强调的是“执两”、“用中”，即不偏执、不走极端，它是“中”在行为层面上的具体体现。

在某种意义上，“中”是手段，“和”是目的，也是衡量“中”的最终标准。“和”的内涵主要是指和谐，它包含自然界内部、人与自然、人与己、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循道”思想是“中礼”的外在表现，这里的“道”就是“和谐”之道。在中华文化中，贵和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末年，周太史伯就得出了“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著名论断。春秋末年，齐国的晏婴也表示对“和”的重视。到孔子那里，对“和”的重视更变成了一种重要的原则：“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大小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自孔子之后，中国的思想家几乎都重视“和”的思想传统。

事实上，“和谐”是事物存在的本质。在宇宙生命的流变中，任何现象即存在，都是一个生命的过程；每一生命的过程，都是由无秩序均衡结构的状态，到秩序均衡结构状态的完成与解散，而重新建设新均衡结构之过程。一切存在都有“求生的意志”，“总要求继续存在，总不愿意死，……既然存在即生命过程，这一生命过程无论如何长久，终归是要死的、要结束的，因此所谓的“存在”，就是某一现象或某一事物相对保持一定的质、自产生到突变所持续占据的时间和空间，也即事物相对同一、和谐的发展状态或过程。换言之，只有和谐，万物才能生存；和谐的缺失，必然会导致事物的灭亡。因此，和谐是存在之道，维持和谐，也就是维持事物的存在。

三、中和思想与现代管理

1.中和思想与目标管理

目标管理是组织的决策层根据上级的要求和本组织的具体情况，在广泛听取组织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出整个组织的总体目标，然后逐级展开并落实到岗，变成每一个成员的个人目标和实施措施，形成一个全组织、全过程、多层次的目标管理体系，以达到激发和动员组织全体成员参与目标并为目标实现而奋斗的目的。

显而易见，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要义。有效的目标管理，在制定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执两”、“用中”。“执两”就是要准确认识到目标之于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的价值的差异，“用中”就是要均衡“两端”的矛盾、兼顾各方面的利益。

而有效的目标管理，其实施的过程则需要“行权”。目标规定了总的方向，以及具体实施的步骤与方法。然而，组织环境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要能够有权变的意识与胆略。

而“和谐”则是衡量有效性的标准，更是目标制定的原则。所谓的“和谐”原则，就是要促使组织外部与组织内部、组织整体与成员个体、上级与下级均衡、有序地、可持续的发展。矛盾两端的失衡，必然会导致组织的动荡与混乱。因此，现代目标管理深刻地体现出了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2.中和思想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是指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地域内的具有正常智力，能够从事生产活动的体力或脑力劳动者，它与物质资源、信息资源共同构成组织的三大资源。然而，人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生理心理素质与经验上。正是这些差异，造成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劳动能力。而不同的岗位对人的劳动能力要求也是有差异的，因此让有用的人到合适的岗位上，让每一个岗位有一个合适的人，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在人才招聘、任用与激励的过程中，这一原则无不贯彻其中。而这一原则即人职匹配原则。人职匹配原则是中和思想的内在要求。

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和谐”就是要使个体所具备的能力与岗位所需要的能力保持一种平衡。如果个体的能力不能满足岗位需求的话，那么就是“不及”，可能就会影响到工作的完成；而如果个体的能力大大地超过岗位需求的话，那么这就是“过”。这样的话，一会造成人才浪费，二会影响人才的积极性，造成工作效率的降低。因此，人才的选拔与配置必须要做到岗位与人的匹配，做到无过无不及。“过”与“不及”是矛盾的两端，我们必须要“执两”而“用中”，以达到“无过无不及”。

人才的任用一方面要遵循人职匹配原则；另一方面，要做到“和”而不同。管理的实质就是使各种管理要素和谐有序。在组织管理中，和谐的员工关系意味着企业有一种在各个方面都能够真诚合作的气氛，而这种合作表现出来的信念和力量，共同作用于企业的最高目标，是使企业具备最大活力的源泉。除此之外，和谐的员工关系也有助于满足员工对人际关系的需要、相互尊重的需要，并有助于增强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的承诺度，从而极大程度地提高组织的创造力和竞争力，从而使得组织获得持续的、稳定的和健康的发展。因此，和谐的员工关系是组织致力于达成的目标之一。但是，“和”并非等于“同”。正如，孔子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和”与“同”异，不同的东西和谐地配合叫做和，和的方面有所不同；相同的东西相加或与人混合叫做同，同的各方面之间完全相同。人才的任用，是将不同的人和谐的搭配，以产生最大的效能。

人员激励是整个人力资源管理的重心，其实就是如何用好人才的问题。人的差异性，决定了激励差异性原则的重要性。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有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爱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人在不同的阶段，有着不同的优势需要。不同的人，其优势需要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激励的首要原则就是对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务，要制定有不同的激励政策；对不同的人，要实施不同的激励手段。这一思想既体现出了中和思想“行权”的主张，也体现了中和思想“执两”、“用中”的内涵。“行权”对于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激励手段；“执两”就是要根据个体的需要，把握住激励“过”与“不及”的两端；“用中”即是激励手段符合个体的需要。“过度”的激励是资源的浪费;“不及”的激励达不到最大的效能。

3.中和思想与信息管理

信息贯穿于管理活动中的全过程。决策、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都离不开信息。准确性、及时性、经济性是信息管理的基本要求。

准确性是信息的生命。只有准确的信息才能保证分析和判断的正确性。经济性就是要考虑信息处理与效益的问题。获取信息需要成本，应该在确保管理者决策需要的前提之下，用最少的钱，获取最大的信息价值。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经济性，必须要遵循“执两”、“用中”的原则。“执两”是一种全局的、系统的视野，就是要寻求到矛盾的两端:过与不及。过量的信息是“过”，其搜集的过程必然会损伤经济性原则，既耗时又耗力。过少的信息是“不及”，无法达到准确性的要求。因此，“用中”是解决信息管理准确性与经济性问题的根本手段。

及时性就是要迅速把握环境的动态变化，迅速地校正或调整管理策略或手段。组织环境瞬息万变，因此管理策略和手段必须要及时更新。如果环境变了，而管理策略和手段不能及时更新，就会滞后并阻碍组织的发展。因此，及时把握信息的动态变化，是确保管理持久有效运作的根本。事实上，尊重环境的变化，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策略和手段上的调整，这是“行权”的基本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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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作用

所谓价值思维，是以创造价值作为决策依据和评价标准的思维方式，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竞争力，更加注重长期、可持续地发展。所谓效益导向，即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必须以企业效益为中心展开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权衡利弊，促进效益最大化。

价值和效率是企业永恒的主题，一个企业成功的标志是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而企业的经济效益与人力资源开发管理是密切相关的。通过提高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树立以“人”为核心的管理理念，明析效益与人力资源管理的关系，保证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从而保证企业经济持续发展，使企业创造更高的效益，这是基层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在今年的管理效率提升年乃至今后的工作中的核心任务。笔者根据自身多年的从业经验，对如何发挥人力资源管理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1 正确认识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的内涵

首先，正确看待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不仅只是为提高经济收入，其根本目的是使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不断扩大，使企业与员工的利益最大化，进一步提高资金利用率、资本运作率，促使企业经济技术不断进步，在社会经济活动扮演重要角色的发展方式。

其次，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企业发展以创造价值与效益为基础，通过科学调整发展结构，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提升，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落实，强调全面统筹，协调好整体与局部，实现企业与社会、资源与环境的有效统一，使价值最大化，是“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和核心内容。

第三，在新形势下，价值思维与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随着内外部形势不断变化，由于国家金融体制、宏观调控、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内部缺乏负债制约机制等因素，使企业资产负债率逐渐增高，这对企业发展造成阻碍作用。虽然企业发展具有诸多难处，盈利基础不够牢固，发展能力不足，企业管理机制尚不完善，便要求企业必须以先进的思维方式，利用好有利条件，发掘新的经营理念，捕捉机遇，有效提高发展效益和发展质量，进而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

2 企业发展中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体现

人力资源作为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具有特殊性，被称作第一资源。人力资源是人类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有效结合，可有效促进社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提高。

相对于领导层，人、财、物是企业管理的主要方面，人又是最为重要的第一资源，只有管理好了这一资源，才算抓住了管理的要义。对一般管理者而言，更多的应该是扮演一个引导、协调下属工作的角色。他不仅仅需要有效地完成管理工作，更需要培训下属，开发员工潜能，建立良好的团队。对一个普通员工而言，任何人都想掌握自己的命运，但自己适合做什么、企业组织的目标、价值观念是什么、岗位职责是什么、自己如何有效地融入组织中、发挥自己的能力、如何设计自己的职业生涯等，这是每个员工十分关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在这些方面为每位员工提供有效的帮助。

对于企业外部而言，企业所有员工的工作价值，主要以企业效益表现。对于企业内部而言，全体员工的工作价值表现为企业效率。从这个角度而言，以“人”为主体的工作价值，构成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最为重要和关键的内容。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以核心价值观为导向，有效整合、凝聚全体员工的创造行为，这是建立人力资源管理的条件与基础。

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的建设过程中，通过制度建设，确定岗位职责、价值贡献度，将其作为人力资源管理基础。企业每位员工均是价值创造者，由于不同部门、不同岗位，对企业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差异的。

员工从事某项工作，可获取成就感与参与感，作为企业发展、生产经营活动必不可缺的因素。通过实践证明，企业管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通过人力资源管理促进经济增长、社会发展。

在新时代背景下，人力资源管理已经转向人性化管理模式，建立民主管理机制，注重团队合作，使每位员工得到自我发展，重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有效鼓励和指导员工参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中。为员工创造更多参与决策、管理的平台，有效提高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重要性与地位。

企业必须按照市场变化，树立符合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要按照市场变化情况，制定长远的人力资源供需方案。按照员工期望，建立与时代步伐同步的激励机制。使用更为科学与先进的管理方法，有效降低人力资源在招聘、培训、配置等环节的成本。按照科学技术要求，强化人力资源技术培训，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业务素质，与技术发展要求相符合，为企业创造更多经济效益、价值。

3 提高人力资源在价值思维效益导向中的策略

首先，注重人力资源规划。企业在制定经营战略时，必须制定科学的人力资源规划，对企业内外人力资源实行综合协调，清晰管理核心，充分利用有限资金。例如，企业制定成本战略时，制定人力资源规划必须考虑薪酬数量，招聘高素质员工。企业制定差别化战略，考虑对员工进行持续投资，培养员工的创新能力、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制定人力资源规划时，必须从长远角度，考虑到各环节的人员管理激励、宏观配置等方面的工作，有效激活人员效能。

其次，实行全方位激励机制。企业对员工进行绩效激励，除满足物质需求外，还需采用多样化激励方法，提升激励效果。通过职位晋升激励，设置多重职业发展通道，满足员工晋升欲望。同时，加强精神激励，为员工创造一个认可、信任、尊重的组织氛围，满足员工精神需求，有效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另外，强化授权激励。针对组织内部，上级适度授权于上级，提高下级工作积极性与自主性，提高员工责任感与工作动力。

第三，在做好激励的同时也要加强人力资源的成本控制与预算。对于人力资源管理而言，主要是在招聘、奖励与培训环节的成本花费较大。从招聘角度来说，企业必须通过不同渠道，分析人才数量、质量，通过开发测评方法，测评招聘岗位说明书，最大化企业收益成本率。对于企业预算而言，企业需实行有效控制，对成本效益给予及时评估，按照评估结果，实行周期管理预算。对于企业薪酬预算，实行弹性化管理，切实保证员工利益，有效提高可变薪酬比重，防止增加成本负担。

第四，加强员工的适度流动。要想提高人力资源效益，发挥人力资源活力，与部门与部门、岗位与岗位的适度流动分不开，企业通过岗位、部门之间的差异性、共同性，安排工作轮换，实现工作多样性，提高工作挑战性，使员工工作活力、兴趣得到有效提高。但如果优秀人才频繁向外流动，管理层必须提高警觉，寻找员工流失原因，并认真分析后，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员工。

第五，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对于员工岗位需求、知识技能要求，若在变化中逐渐脱节，必然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工作效率降低，企业管理层必须具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对员工绩效低下原因进行及时分析，通过培训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对培训需求进行认真分析，确定培训着力点，提升培训效果。培训时重视开发员工的潜力，若没有充分发挥员工潜力，必然会导致人力资源闲置。企业通过员工素质测评，针对性的发展有潜力的人才，开发一些生产经营管理方面的高层次项目，有效盘活宝贵的人才，为企业战略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储备。

4 结束语

总而言之，企业要想发展，离不开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提高价值思维能力，强化效益导向，是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必须注重人力资源规划，实行全方位的激励机制，重视员工开发与培养，通过多样化的措施，提高企业人力资源使用率，降低人力资源成本，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郑琴琴.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思维[C]//第一届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9：280-283.

[2]张华强.人力资源管理：“减负思维”何时休[J].人力资源，2012（2）：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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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儒家 义利观 社会责任 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 B82-0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13）02-0147-05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物质不断丰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目前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经济效益而忽视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家道德这些“无形”的素质要求，成为制约社会永续发展的不和谐杂音。

一、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概念、内涵及发展

企业家社会责任（entrepreneurs’social re—sponsibility）是源自西方的理念，经过了近百年的实践已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思想体系。相比之下，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研究起步较晚，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这个问题才逐渐受到重视。

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Joseph A.Schumpter）在“经济增长模式理论”中提出：“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谢尔顿于1924年明确提出，企业家社会责任是企业家的第一要义。1953年霍华德·博文（Howard R.Bo—wen）出版《商人的社会责任》一书，明确提出企业家应为社会承担相应的责任。此书标志着社会责任思想之现代研究的开始，霍华德·博文因而被后来的学者推崇为“企业社会责任之父”。到20世纪80年代，企业家社会责任概念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这意味着企业行为的目的不能仅仅是为了追求更多的企业利润。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最大追求必将会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环境恶化、贫富差距加大、劳工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等。强调企业的社会责任，就要顾及整体利益，这至少要包含三部分的整体利益：一是企业的股东、债权人、员工、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二是政府部门、当地居民；三是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这些利益相关者都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注入了一定的专用性投资，为此，企业的经营决策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并给予相应的报酬和补偿。

经济学要求企业家实现利润最大化，管理学要求企业家对企业进行合理高效的管理，伦理学则要求企业家作为“经济人”在满足以上的要求外，能够对社会责任、伦理道德做出贡献。这就是说，企业家作为“经济人”与“社会人”的双重角色，要承担多项社会责任，至少包括经济责任、道德责任、法律责任、慈善责任等。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虽只有一字之差，但却经常被混淆。在我们看来，作为一个企业，其社会责任是一种可以外显化、制度化、量化的价值观。而作为一位企业家，其社会责任更多地依赖于企业家精神以及自身的修为和综合素质。

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受到企业家自身的价值观、素质、能力、态度的影响，也受历史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和制约。那么，如何提升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更好地承担社会责任呢？学者们认为有两条途径。一是从社会大环境的视角，建立社会责任的量化标准。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实现的外在环境体系。盘国际标准化组织有关社会责任指导性标准IS（）26000就要求政府、企业等不同组织全面履行社会责任；SAI（Social Accountability Internatio—nal）组织则定期企业在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和业绩。二是从企业家个人的角度，提升企业家的人生境界、伦理道德修养，构建企业家内在的伦理道德风险防范机制。

正如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法律、法规的制裁建立在强制的基础上，人们可以想办法钻空子免于处罚，但没有知耻之心；道德伦理的教化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人们会自觉地从思想上约束自己的行为，可以起到自觉自律的效果。

长久以来，奸商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极坏的印象，这种印象被无限放大，以致中国民间有“无商不奸”的谚语。而企业家社会责任的内在诉求正是要求重新塑造企业家的道德人格魅力。那么，中国企业家道德人格的塑造，到哪里去获得精神的食粮和营养呢？

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企业家道德人格塑造的最重要的精神食粮和营养，本文拟从先秦儒家的文本出发，探寻先秦儒家“义利观”对于构建当代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的重要现实意义。先秦儒家把义利观同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责任联系在一起，倡导人们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成长道路来处理义利关系，反映的是一种积极的伦理追求和社会责任意识。本文将在概述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三个主要层面的基础上，阐述先秦儒家“义利观”对我们今天构建当代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体系的重要启示。

二、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三个层面

朱熹曾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子全书·与延平李先生书》）儒家的“义利之辨”这一著名命题是儒学对于社会责任理论的最大贡献。先秦的孑L子、孟子和荀子对“义利”问题都给予了充分关注，其中孟子对此论题讨论尤多，也更为典型。孟子提出：“义，人之正路也。”（《孟子·离娄上》）“义”是一种引导人们正确行动的规范或准则，是有利于社会、国家、人民的最高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义即道义、公正和正义。而“利”是指物质价值，如社会财富、地位等。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分别有“先义后利”、“见利思义”、“舍生取义”三个不同的层次。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先义后利

翻开《孟子》，就可以看到孟子与梁惠王围绕义利问题的一场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

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

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

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

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

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

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

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

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日利？”（《孟子·

梁惠王上》）

这段文字被置于《孟子》的开篇，绝非偶然。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人们趋“利”若鹜，这正是当时“义利之辨”大讨论的历史背景。孔子对当时人们追逐利欲颇不以为然，《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对于“利”的态度——“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孔子曾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在义利观上，孟子同孔子的观点是一致的，但说得更为透彻。当孟子来到魏国，梁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时，孟子直陈：“先义后利’，方为治国之本。孟子认为动辄言利势必造成“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的结果。君王如带头讲利，就会带动人人言利，引起相互争夺，天下大乱。只有“先义后利”，一个国家才会有正常而良好的社会秩序，统治者也才能因此而得到好处。义利之辨的第一个内涵是说，首先要建立一个有道德原则、法律秩序、公平公正的大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前提，人们一味地追求利益，那么诸侯就会想着取代天子，大夫就会想着去取代诸侯，士就会想着取代大夫，天下就会永无宁日。而这也正是孟子那个时代的写照，孟子的“义利观”首先就是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孟子告诫人们，在一个无序、混乱的社会中，首先应该想到的不是如何追求利，而是如何建立秩序和公正，建立人与人之间的良善关系。孟子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孔孟“先义后利”的义利观运用到企业的社会责任方面，就要求企业家从长远战略的高度，为了谋取企业的根本利益而必须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意识可以使企业获得更大更长远的利益。否则，所有的企业都将在无序、非理性的相互竞争和倾轧中受到伤害。

（二）肯定“利”是“义”的物质基础，主张“见利思义”

先秦儒家“义利之辨”的第二个层面是：孔孟除了强调“义”先之外，也充分肯定了“利’’的作用和价值，即利是义的物质基础。无论在任何社会、任何时候，人们都不可能完全排斥物质利益。孔子对此也是认可的。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在此，孔子认为“富”、“贵”这些物质欲求是人人都想得到的，“贫”、“贱”是人人都想避免的。孟子则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己。”（《孟子·滕文公上》）“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善之，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他看到精神追求与物质条件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物质条件是精神追求的基础，一个和谐而稳定的社会是由丰富的物质条件所构成的。当物质条件得到充分满足，即“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时，人们才不会铤而走险、犯上作乱，从而知廉耻、知礼义，这样社会就能达到不治而定了。

复旦大学杨泽波教授指出，孟子在讨沦义利关系时，存在民、土、君三个不同的向度，是有很有道理的。孟子认识到民、士、君由于身份、地位的不同，其需要、表现是不同的，所以在利益的分配上需要区别对待。民众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他们具有了固定的“恒产”，才能有为善的“恒心”。如果没有“恒产”，生活陷入困顿，人民也就没有了“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所以先王、明君施行仁政，首先要“制民之产”，设计相应的经济制度，使民众上足以奉养父母，下足以养活妻儿，丰年一年到头温饱，荒年可免于死亡，然后驱使他们向善，这样百姓就很容易听从。在满足物质生活的基础上，“设为庠序之教”。所以对于民要先制“恒产”，很好地解决人民的衣食，亦即物质利益问题，在此基础一卜通过教化改善人民的道德状况，社会才能长治久安。由此可见，孟子所讲的“义”是以“利”作为基础的。

《孔丛子》中载子思与孟轲的一段“对话”，对义、利的这种关系讲得更为清楚。

孟轲问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

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义.固所以利

之乎？”

子思曰：“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

下乐为乱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

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此皆利之大者也。”

此段文字中的“利”是指民众的物质利益，故“子思”主张“先利之”。在早期儒家学者看来，执政者本来就是要为天下百姓谋划“利”的，执政者若奉行仁，遵守义，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此皆利之大者也”；执政者若放弃了仁，违背了义，百姓的生活得不到保障，流离失所，甚至铤而走险，“此为不利大矣”。所以，义和利实际是统一的，或者说应该是统一的，这里“义”是指道义原则和公正、正义，“利”则是指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百姓民众的物质利益a强调义利的统一是“义利观’’的第二个层面。

（三）舍生取义：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这仅有的一次生命是十分珍贵的，在“义”面前，孟子认为，我们应当做一个有道德感、有使命感的人。但是面对这个充满了诱惑的世界，我们怎样才能使人具备“舍生取义”的品德呢？孟子认为，最根本的是应当培养人的完美人格，“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孟子·尽心下》）。他认为减少物质欲望是一个人得以修身养性的方法，如果减少了欲望，人的善性就能得以保存，反之，如果一个人内心充满物质欲望，他就会迷失在欲望的泥潭中无法自拔。他的善性也就会因此而丢失。义利观的第三个层面是指实现个体生命的价值。孟子认为，人生存在世界上，固然离不开物质条件，然而谋取物质利益并不是生命的唯一目的，甚至不是人生的主要目的，人活着应当不断提升个体生命的境界，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实现理想人格就是孔孟成人之道的最终目的。

孟子“义利观”所体现出来的层次性对于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构建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从人的生存上讲，人是先利后义，利是物质基础，先要满足物质生活，然后才能追求道德、伦理生活，但从人之为人、从生命的本质意义上来讲，当利与义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时，应把义（道德价值）置于物质利益之上，这样才能显现出人之为人的价值与尊严。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不同层次可以分别视为中国企业家通过个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内圣外王”的过程来完成社会责任不同层次的构建。

儒家管理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天下大同的至善社会，达到这一目标的方法和手段就是首先要对义利进行区分、辨别，区分出长远利益与短期效益，区分出国家、民族的大义与个人的一己之利。也就是要把个人人格的完善与社会责任、社会义务相连接，以承担社会、家庭责任义务为己任，以国家与人民之“大利”为“义”。个人的私利是国家人民“大利”之一部分，要服从于大义，义利不仅是相对待的，更是统一的。儒家强调作为君子不能见利忘义，而应以义为利，舍生取义。这一思想体系正是当今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源头活水。

三、基于先秦“义利观”的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体系的构建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为构建我国企业家社会责任体系提供了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学习儒家的义利观，有助于人们从新的视角去理解企业的效率目标与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义”、“利”的辩证关系是社会经济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义”因“利”而设，“利”因“义”协调。无“利”，人类将无法生存；无“义”，社会将变得无序。孟子义利观的三个层面从宏观上指导人们建构公正、有序的经济秩序和社会责任体系，从中观上塑造企业家精神和企业文化，从微观上提升企业家的人生境界和企业员工的道德品质。追求经济利益和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统一体的两个侧面，儒家“义利观”强调在谋取利益和伦理行为之间寻找恰当的平衡，这与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它为中国企业家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合理性与知识合法性提供了本土化的哲学依据，现代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儒家义利观理念。它对提升中国企业家精神境界，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二）儒家“义利观”不仅是完善自我修养的理论，也是企业家提升自我境界、完善个体人格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企业家是企业的精神支柱，是企业的灵魂和核心，其价值观、世界观及其言行深刻地影响着员工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企业家作为品牌拟人化的象征，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家精神的外化，其价值观与社会责任的理念将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孟子义利观作为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价值观，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它不仅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和重要作用，也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它既有行为准则上的“见利思义”，也有价值判断上的“先义后利”、“义以为上”。这些思想可以帮助企业家注重、关心企业、国家的长久之利。所以企业家除了制定和执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标准外，必须从道德、人生价值取向上继承和弘扬儒家的“义以为上”的义利观。儒家“义利观”有助于提升企业家的人生境界、道德伦理素质，为现代企业家社会责任的构建提供正确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

（三）儒家“义利观”是企业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心理契约”

心理契约是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化的一个重要变量，它强调企业家与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着一套未明确写出的相互期望，包括利益相关者之间未言明的相互义务、约束、保证、信任、理解、信念与期望。儒家“义利观”通过强调利益相关者之间互尽义务的契约关系，为企业家提供了一幅理想行为关系图，使企业家将“义”、“利”统一起来（也就是将价值准则与经济行为相结合），考虑到社会责任体系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共生共赢。企业家将义利准则纳入生产、经营、管理行为中，做到“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不违背道义的基础上追求自身的物质利益，可以有效地避免企业外部的不“义”行为，守住底线。

（四）孟子的义利观对实现中国企业的基业长青具有战略指导作用

篇4

中国有着悠久的慈善传统。早在周代,就设立司徒“以保息六养万民:一曰慈幼;二曰养老;三曰振穷;四曰恤贫;五曰宽疾;六曰安富”,这就是所谓的“惠政”。其中所蕴含的救人济世、福利民众的理念和准则,与慈善的内涵是完全相同的。

与此相应,中国的慈善文化也源远流长。先秦诸子对此都有过精辟的阐述,这些思想对中国慈善传统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国慈善风俗的形成。

而其中影响最大最深远的,首推儒家思想。

【一】

先秦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所谓“仁者人也”,就是从道德、理性上来解释人的属性。

“仁”就是“爱人”。《论语》全书贯穿的“仁者爱人”思想,是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内在价值。

《论语・学而》中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这里的“本”,就是“仁心”;这里的道,就是“仁道”。“仁心”的本质在于人对人的善意和关爱;而“仁道”是与人相处中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态度与方法。只有拥有爱人之心,充满对人的关爱和善意,才可能最终形成人与人的和谐。

在后来孟子的理论中,这种思想被进一步强调。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这是将“仁心”看作隐藏于人之中的生命本质,是人善性的发端。所以,人具有善性,仁爱之行都直接来自人们内心。

由此推论,善行是无条件的,没有功利目的,或者说,行善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德国哲学家康德提出的“人是目的”。这实际上就是先秦儒家对于慈善的动机解释。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的意义来解说,“仁”是一种体谅和包容,是人之为人的底线。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仁”是一种责任和义务,是一种推己及人的利他、助人的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扩展。这就是先秦儒家对于慈善的要求。

【二】

钱穆先生曾说:先秦儒家是“淑世之学”,宋明理学(儒家)是“自淑之学”。先秦儒家思想的着重点在于社会事业,更多着眼于“为政”。所以,儒家的慈善思想,首先表现为对中国政治的影响,这也就是“民本论”。

孔子在解释“仁政”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所谓“其养民也惠”,意思就是施惠于民。到孟子那里,更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强调“为民制产”。孔子还提出过理想社会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这样一个社会强调的是财物的平均分配,要求物同一体,无贫富差别,从而使人和睦相处,最终世界大同。

这些思想对于后世各个朝代的施政影响极为巨大,各朝政府常常致力于“力行仁政,敬德保民”,每有天灾,统治者都通过施粥、赈谷、调粟等多种慈善救济措施来赈恤灾民,以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另外,还兴办或扶持各种慈善机构,以尽可能维持民众生活的安定。

可以说,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时代政府的慈善事业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先秦儒家的思想不仅影响于君王,更影响于民间。民间“济贫弱、助危困”,以期“天下一家”的理想,直接体现在先秦儒家的“义利观”中。

所谓“义”,实际上是“仁”的外在体现。把义与利联系起来,是儒家的创见。先秦儒家主张敦诚信义,重义而轻利。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追求“利”,而是主张追求“利”的过程中必须把“义”放在首要和核心的位置,并且作为分配“利”的原则。当义与利发生矛盾,不可兼得时,宁愿舍利取义。所以,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正是受儒家义利观的熏陶,古代的儒者大都重义轻利,致力于开展救困扶危的慈善事业;普通民众亦纷纷效仿,最终形成一种乐于助人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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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有云：“夫天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这不就是我们常说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吗？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圣地，德育工作在众多工作中具有统帅地位，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核心。而德育工作的首要目标就是教会学生 “学会做人”，即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一个能为人民大众谋利益、能效忠于社会主义祖国的人”。而这种“以天下为己任、关心社会、奋发有为”的思想正是儒家思想的精华。

在当今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下，由于人们过分追求个人利益，这难免对我们的青少年学生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我们的学生中，只知报酬和索取，而不顾回报与奉献的不良倾向时有发生。说谎、欺骗家长、欺骗老师的“诚信”危机也在不断加强，这些事实无不证明应试教育带来了悲哀。针对这一现状学校又如何增强对学生价值观的教育实效呢？历史经验和许多国家的成功事例告诉我们，在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工作的过程中，采取和风细雨般的寓情于理、以情动人教育方式和态度，用儒家“仓廪实然后知荣辱，衣食足然后礼义兴”的义利观去教育学生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学生明白在当今市场经济下把追求利益与服务社会结合起来，强化儒家正确的“义利观”教育，对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很好的促进和帮助作用，对扫除社会上的不良风气也大有裨益。

没有良好道德品质的人必然对社会没有爱心、没有责任心，所以教育绝不能只看智育而必须强调以德育为基础，要把德育放在首要地位。儒家既强调制度管理，又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主张培育人的美德和良好的社会风尚，使人们高兴地按照道德准则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显然与我们当代教育的主张是吻合的，也与我们今天进行的素质教育在某些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不妨可用孟子提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修身方式对学生进行挫折教育、生存教育；用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理论对学生进行洁身自好和健全人格教育；用儒家的“自省”“克己”和“慎独”的修养要求来加强对学生进行修身养性的教育；用儒家“忠恕”理论教育学生学会尊重他人，与他人和睦相处。总之，只要我们学校正确运用儒家的道德观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就能促进学生不断朝着“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活”的方向发展，从而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德育工作任务。

在儒家思想里，“礼”是治国的根据。荀子说：“礼者，政之挽也。为政不以礼，政不行矣。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无礼不宁。”可见，重“礼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也是使中国成为闻名于世的礼仪之邦的源泉。目前我们许多年轻父母不知如何“教儿育女”，只是一昧的溺爱子女，特别是祖辈对孙辈的溺爱早已成为普遍现象，从而导致娇生惯养、独尊傲慢、任性骄纵的所谓“小皇帝”“小公主”随处可见，学生道德水准不断滑坡。因此，加强对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的教育应当成为目前我们学校德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现代教育同样需要建立自己的“礼”，如，建立良好的学校人际关系、精神风貌、行为准则等，这些对学生的行为养成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而借重民族文化优势，发扬中华民族重“礼”的思想，深入挖掘其合理内涵，引导学生遵守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这对学生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遵纪守法，切实做到讲文明、讲礼貌，帮助他们更好地做人、更好地生活，争做文明公民必将起到积极作用。

学校德育工作需要儒家思想“润物细无声”的影响，学校管理者的运营同样需要儒家思想“锦上添花”的助力。

孔子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市场经济时代的校长，应该准确称为“学校经营家”，首先应当是教育战略家，具有独特的办学思路；其次应有组织和协调能力；第三要求既要能把握学校全部复杂工作，又要能超脱对外，大胆放手给教职员工施展才华的机会，当出现问题或者风险时，领导者要敢于承担责任。学校领导要得到教师拥护必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凡要求教师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禁止教师做的，自己首先不做，以实实在在的行动给教师树立榜样。

儒学的思想家们把任用贤能之士看作是治国之首要任务，使 “贤者在职，能者在位”。“贤”，主要是指人的道德品质，修养境界；“能”，主要是指人解决问题、完成任务的本领。在学校管理者选拔和提升人才也要任人唯贤。在任人时，要注重从个人能力、修养、个性、责任心等诸多方面考虑和考察，其中最重要的是考虑任用者的能力和水平，使他们能在适宜的位置上充分地发挥作用。管理者在起用教师时，一定要辨证分析，合理开发，把他们放在最佳位置，才能作到“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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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经济思想的精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这里的“仁”有两层涵义：（1）对人要有爱心，即“爱人”，由“爱人”演绎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因而对老百姓要“富之”、“教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2）对己要做一个完美的人。儒家理论强调重视个人的自觉，重自我约束，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而且“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要见利思义。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以“仁”为基石的，追求一个和谐完美的社会。它重视个人修养，强调在国家和个人之间寻求一种平衡，从而达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百姓的富足。

1.“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在经济社会中，个体和整体经常发生利益冲突，在传统文化中表现为义利之辨。对于此，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某道不某食”、“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这是儒家最基本的义利观点。

儒家并不反对人们追求物质利益，也没有为贫穷辩护。儒家认为追求富贵是人的正常要求，“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孔子也承认一个人如果安于贫困而没有怨言是非常难以做到的，“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论语·宪问》）。但是，儒家强调一个人的利益和财富的获取要通过正当的途径，“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论语·里仁》），要合乎于“义”，“义然后取”，这也意味着通过其他非正当渠道取得的利益是不“义”的。儒家思想告诫人们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先义后利”，还强调以国家、百姓之利为义，“博施于民，而能济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等，甚至当生与义发生冲突不能两全时，宁愿“舍生而取义者也”，充分反映了儒家经济思想中关注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原则。

看今日之中国，可以发现，在享受改革所带来的收益时，许多“忘义”之人私欲膨胀，他们无视国家的法律法规，通过非法的手段来获取自己的利益。目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政府官员和国有垄断企业，以经济市场化为借口，将部门的权力和利益相结合，扰乱国家的经济秩序，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之一。

2.“均无贫”的利益分配观。儒家主张社会财富的分配要合理调均。孔子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表明了儒家在国家分配制度方面的观点：强调财富分配的均衡；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社会的贫困现象就会减少，则天下太平，国家无倾覆之忧。对此西汉董仲舒补充：“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春秋繁露·度制》），强调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社会动乱的根源。

长期以来，对儒家的“均无贫”观点一直都有异议，认为儒家的分配观点就是吃大锅饭，就是平均主义。这是对儒家学说的误解，人人收入都相当、没有差异，是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忽视效率。宋代朱熹对孔子的“均无贫”思想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朱熹：《论语集注》），虽然他的观点有明显的封建意识，这是其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但抛开其局限性，用现展的眼光来看这个观点，可以看到朱熹对儒家经济思想的“均”的进一步解释，即每个人得到他自己所应该得到的那一部分，得到他真正的劳动回报，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社会将是“上下相安”的。这里，他明显地强调了效率，而不是人们所说的“平均主义”。针对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国家的宏观分配体系，还是微观分配体系，都存在严重的问题，忽视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已经严重地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家经济思想中的“均无贫”观点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3.“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发展观。儒家经济思想以“仁爱”为基础，认为统治者首先要爱民，爱民就是以富民作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孔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政理》），孔子希望统治者要“养民”、“富民”、“惠民”，要遂民之愿，足民之求，兴民之利，使百姓能够“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养生送死无憾”。孔子认为，民富与君富是统一的，他强调“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对于富民，孔子在提倡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还要求统治者减轻赋税，实行轻敛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

联想中国的改革历程，通过放权让利，降低赋税，释放出被长时间压抑的生产力潜能，国家、企业、家庭的财富存量都有了显著的增长，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根本原因是政府采取了正确的富民政策，这是与儒家的“养民”、“富民”、“惠民”观点不谋而合的。但自80年代末期开始，政府机构的膨胀，促使地方政府利用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通过乱收费，弥补机构的扩张所需要的经费，同时还满足了某些部门的部门利益。

4.“富而教”的教育观。儒家经济思想中对国家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说苑·政本》）。说明儒家思想已经意识到在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之后，首先应该是注重全民教育的发展，同时主张“有教无类”，要打破教育的界限，“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论语·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论语·公治长》）等教育思想，有助于对全民实施普及性教育，提高民族的素质，建立全民学习、终生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的“先富后教”的教育观对现代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放眼世界，可以看到教育发展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事例。比如，二战后的日本得以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地崛起，成为世界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国家实施全民教育战略的成功，国民素质的提高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国家富裕后应该如何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尤其对现代中国有着现实意义。我们认为，应该着重研究教育和教育发展的特性，关注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性，教育的真正内涵等，防止和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损失，提高教育的效率。

二、儒家经济思想与中国经济发展方略的融合

1.以“富民”和“均无贫”的思想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构建和谐社会。从历史上看，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二元”结构，即“官”与“民”的利益之争，可以说民富则国安，民穷则国乱。而富民政策的实质就是合理地分配国家和百姓的利益，因此说如何协调两者的利益冲突是国家稳定发展的重要课题。

儒家经济思想中关于利益分配与国家稳定与否有“抑兼并”和“不抑兼并”之说。“兼并”的含义是“两极分化”、“大鱼吃小鱼”之类。主张国家严厉制止这种事态的为“抑兼并”，而主张国家放任自由的为“不抑兼并”。“抑兼并”与“不抑兼并”其实是体现国家的宏观分配与再分配制度，采取什么样的制度显示了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国家的经济环境。

可见，制定正确的国家分配制度，建立相应的再分配体系，保障人们得到应有的物质利益、自由和个人尊严，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是非常之重要的。结合中国目前现实情况，我们认为中国首先是采取“富民”政策，然后建立完善的分配制度、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使民富的同时，做到“均无贫”，利用财政转移支付来赈济和帮助社会的弱势群体，调和社会各阶层的矛盾，以达到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目标。

2.以“见利思义”来建立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观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所有人的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维护公共利益和经济秩序，合法地获得收入。而中国现实的市场状况是：（1）目前经济活动中存在大量的欺诈、偷税漏税，更有甚者为一己之利，不惜违法乱纪，损害他人的利益的现象，除了在道义上进行谴责外，还需要运用法律的手段进行制裁；（2）一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实施地方保护主义，极大地扰乱了市场秩序。

因此，除了在社会上树立儒家的“见利思义，重义轻利”、“义然后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竞争理念，反对“见利忘义”，使之成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所必须遵守的基本道德规范。同时，进一步用市场的方法替代行政权力，并且健全法律法规，用法律来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

3.以“先富后教”的思想来发展和普及教育。儒家的“先富后教”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教育观。中国现在的教育发展状况可以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状况来比喻，也就是说经济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的比较快，教育质量比较高；而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不但没有保持以前的发展趋势或跟随全国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反而呈现逐步下滑的状态。全国的教育发展水平同样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表现为各地教育的发展状况好坏与经济发展有着很高的相关性。

篇7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思想政治理论课 信仰 教育教学

一、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必要性

（1）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大学生成长成才的学习生活实践中，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塑造中，逐渐地理解和接受，并由思想上的相信转化为确信，从而就可以升华为社会的信仰。

（2）教育教学的内在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才不至于形同虚设，才能为高校学子提供一种精神家园，才能为社会转型期间社会的发展提供方向和精神动力，并以动机的形式来指导高校大学生的行为，从而引领社会转型期间复杂多样并相互冲突的价值观念。

（3）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在国内外各种思潮影响下，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多样多变，大学生思想活动状况的选择性、多样性和差异性明显增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应对非思潮威胁，巩固指导地位的有效途径。

二、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的原因分析

全面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中，研究高校各层面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状，有利于针对性地提出融入途径。

（1）师资队伍的建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由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自身的特点和性质，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对教师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师资队伍素质参不齐，部分教师综合知识缺乏，专业知识落后；部分教师政治立场不够坚定，政治敏感性不强；部分教师爱岗敬业精神不强，对教学工作热情不高；部分教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缺乏表率作用，总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2）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人生发展逐渐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他们“三观”逐步确立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个重要阶段和关键时期的大学生，体力和精力处于最佳，独立性逐步增强；认识能力全面增强。但部分大学生存在政治信仰迷茫、价值标准混乱、功利主义盛行、困惑与压力加大、道德水平下降等现象。

（3）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考核方式与方法有待改进。现行的考核方式均以知识测验为重点，对学生能力的考核多是一带而过，而对于学生是否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真正形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文化素质的考核，却是流于形式、办法不多。

（4）重视理论层面的考核，对于实践层面的考核却比较欠缺。现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对学生学习的引导侧重于知识的讲授，对于实践能力的评判则几乎没有一个成型的测评体系，与此相对应的，在考核环节只注重理论知识层面，忽视学生实践、行为层面的考核，这就势必出现学用分离、知行不一的情况。

（5）仅注重课程的终结性考核，忽视了对学生的成长性和过程性评价。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考核只重视学生的期末成绩，对学生平时的表现和进步考核得不够，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与学、评价与被评价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促进。这样的考核方式并不能够动态地反映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科学理论素养的提高，从而导致学生只重视最终的考试结果不重视平时的学习过程，只看重分数高低而不重视素质提升，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

三、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信仰教育教学的路径

（一）不断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综合素质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和性质决定了教师必须政治信仰坚定，具备良好的政治素养和较高的政治鉴别能力；必须理论修养较高，具备扎的专业理论素质和广阔的知识面；必须具备出色的教育教学能力。只有对自己宣传的意识形态坚信不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身体力行的教育者，才能真正完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任务。

（二）不断发挥教育教学对象的主观能动性

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要达到人才培养目标，必须认真分析研究学生，树立“一切为了学生”的思想，准确掌握他们的实际状况、心理承受能力和理解接受能力，科学地设计教学计划、安排内容、有的放矢，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培养他们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力性。

（三）不断增强教育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科学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不断结合时代特征和实践的需要，把富有时代气息和创新精神的内容传输给学生，与其他各类课程同心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才能真正起到统一思想、激励斗志，约束行为的作用。

（四）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方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面对新情况和新特点，必须探索有效教育教学的新形式和新方法，增强教育教学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不断强化大学生的思想、提高他们的觉悟，解决他们的各种实际问题；有效利用影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把丰富的教育教学内容寓于其中，生动而直观地展现给学生，增强教育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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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儒家的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的人本思想，由孝敬父母，友爱兄长，进而推己及人到关爱众人的仁爱济世思想，认为加强道德修养是做人的根本的修身思想以及重义轻利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源远流长，在其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影响，特别是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儒家人本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生命观强调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应高度重视。《孝经》中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易经·系辞》云:“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是天地给予人类的最高恩惠，应格外珍惜。儒家重要代表人物荀子也认为:“……人有气有生有知并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可见，儒家生命观认为人是最灵杰、最宝贵的，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关切。儒家思想中还包含着对人在生死问题上的普遍本性的揭示。孟子、荀子都肯定了人“欲生恶死”这一天赋的本能。儒家这些思想对传统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成书寸战国时期的我国第一部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明确指出:“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唐代大医学家孙思遂在其《备急千金要方(以下简称要方)·治病略例》中指出:“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在《要方·序》中他更明确提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由上可见，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传统医德提出了生命神圣观念，并由此观点引申出了医学的社会职能及存在价值。《黄帝内经》从生命神圣观念出发，要求医学承担起“济群生”的职责。孙思邀也在《要方·食治》中引用扁鹊的话说:“人之所存着，形也;乱于和气者，病也;理于烦毒者，药也;济命扶危者，医也”。在此，他很清楚提出医学应当承担起济命扶危、保卫人类宝贵的生命和维护人类健康的崇高职责。孙思邀进而深刻指出，解除患者疾苦、保卫神圣的生命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志存救济”，以治病救人为己任。这种高度重视人的生命价值，主张用医学知识保障人的生命和健康，解除患者痛苦的医学人道主义思想正是建立在生命神圣论基础之上的。在儒家人本思想的影响下，中医伦理思想始终涌动着强烈的人道主义追求。

2、儒家仁爱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家仁爱思想的影响下，传统医德提出“医乃仁术”，这一思想成为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核心。

    首先，“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最亲近的莫过于父子、兄弟之血缘关系。孝，即孝敬父母;梯，即友爱兄长。在孔子看来，孝梯是仁的最基本要求。孟子也说:“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儒家孝亲思想对传统医德产生了重要影响。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谈到学医的动机时就将“上以疗君亲之疾”放在首位，足见其对孝道的重视。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说:“若不精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针灸甲乙经·序》)。这种以医为孝的观念成为医家的一种传统，也是许多儒生攻医的重要原因。从历史上看，因孝知医进而以医为业者甚多，其中不乏有著名的大医家，如南北朝时期的医家许道幼因母疾而习临经方，遂精医术，成为名医。他认为:“为人子者，当善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

    其次，“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在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时，儒家强调要时时为他人着想，处处乐于助人。自己想有所成就，自立于社会，也帮助别人自立于社会;自己希望事事成功，也创造条件让别人事事成功。另一方面，儒家又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要将心比心，推己及人。这一思想对传统医德也产生了深刻影响。传统医德认为，医家在处理与患者的关系时要设身处地，这样才能对病家的疾苦感同身受、深切同情。孙思邀曾说:“……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恰”(《要方·大医精诚》)。元代朱丹溪诊治病人“虽雨载途，亦不为止”，并教育弟子“病人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字里行间洋溢着侧隐之心和深厚的情感。清代名医费伯雄也说:“我之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所以“易地而观则利自淡矣。利自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医粹精言》)。推己及人，换位思考，这样才会对患者深切同情、真诚关爱，处理医患关系时注人浓浓的情感。这正如清代名医喻昌所言:“医，仁术也。仁人君子必笃子情，笃于情，则视人犹己，问其所苦，自无不到之处。”(《医门法律》)。

    第三，“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儒家强调仁爱首先爱亲，进而由爱亲推及到爱非血缘之亲的众人。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韩愈在《原道》中对仁的定义是“博爱之谓仁”。儒家由“泛爱众”、博爱进而主张以济世为怀，提倡积极人世、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在儒家博爱济世思想影响下，中医传统观念中素中“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说法。《黄帝内经》中谈到医者的职责是“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子孙无忧”(《灵枢·师传》)。儒医将行医视为实现其济世理想的重要途径，北宋范仲淹就曾有“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名言，充分显示出行医以济世的观念已深人人心。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中亦云:“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于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3、儒家修身思想对中国传统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

    儒家不但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规范体系，而且总结并提出了一套关于修身的理论和方法。所谓.修身，即克服自己思想上行为不符合道德规范的东西，努力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社会成员。儒家设计的通向圣贤的仁学之路是由近及远，由小及大，其中修身是根本。儒家四书之一《大学》中明确提出:“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所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孔子也一再强调这对于个人、家庭、国家都是根本。

    儒家认为道德修养的标准即为“仁”，“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也就是说，仁是一个自我修养的长期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不断克服自身的利欲和不足，让自己的言语行动都合于礼的规范，让自己充满仁爱之心，力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仁”虽然要求很高，但并非高不可攀，“为仁由已”，每个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下定决心，持之以恒，努力实践，都有实现仁德的可能。“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追求仁、实践仁的过程需要一点一滴地做起，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一个“恒”字，孔子曾引述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论语·子路》)，来说明“恒其德”的必要性，因为德对于医家来说，尤为重要。

    受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传统医德十分强调医家加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认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杨泉《物理论·论医》)，从医者应首先学会的是一种道德观念和做人行医的准则，然后才是学习掌握医术，主张无德不可学医，无德不可为医。如《小儿卫生总微论方》中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已，然后正物。……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一要，先知儒理，然后方知医理。”宋代林道在《省心录·论医》中说:“无恒德者，不可以作医，人命死生之系”。孙思邀也指也:“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善救含灵之苦”，(《大医精诚》)。这些思想都强调为医者应高度重视自身道德修养，经常进行自省、自律、克己和自我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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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黄英》　儒家思想　商贾文化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近70篇与商业和商人有关，数目仅次于写狐仙的篇章，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黄英》即是其中的名篇，它表现了儒家思想与商贾文化的冲突，表现了重义轻利与重利求利的冲突，表现了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交锋。

是黄花，黄英蕴含菊精之意，傲霜挺立的向来是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黄英》中的文人马子才极力维护的就是的这种符号价值和价值理念。当听说陶氏姊弟要以卖菊为生时，他立即嗤之以鼻，他不愿让经济价值和使用价值来破坏所内含的文化理念，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科塞所说：“知识分子是理念的守护者”，在马子才看来，种菊、养菊是一种精神娱乐，“纯粹是为了玩味”。这种“娱乐是可有可无的，无关利益的和自由的活动。它不属于‘寻常’生活，处在直接需求和欲望的日常满足之外，它不是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是在自身中求得满足”。所以这种精神娱乐决不能和买卖联系起来，不能和钱这个孔方兄结成连理，否则就“有辱黄花矣”。马子才站在传统儒家观念的立场上来衡量商业行为以及商人，因此他对陶生 “心中甚鄙之”。在他看来，文人本应有“东篱”即文人雅士的代表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安贫守道的高洁生活态度，要“有所执守”。就这样，传统的儒家思想牢牢占据着马子才的头脑。而陶生反驳马子才：“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的观点反映了新时代潮流：经商不“贪”，也不“俗”，是“自食其力”的正当事业。陶三郎还说：“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务求贫”，陶三郎的话显示出鲜明的商人意识，认为过去传统文人以“祝贫”而自安，已经不适应如今的商品经济发展的时代了，人们从商经商，靠自己的克勤克俭，来致富养家，是顺应社会的自然选择。后来陶氏姊弟以“种无不佳，培溉在人”的育菊绝技富甲一方，他们靠经营从过去靠马子才接济，到“享用过于世家”，从过去借用马子才的荒园，到自己盖起讲究的楼房。马子才丧妻以后迎娶了黄英，马家所用的东西，都由陶家供应。几个月后，马家的东西都是从陶家拿来。然而此时的马子才仍不乐意忍受卖菊亵渎东篱，不乐意过仰仗妻财的华贵生活。他埋怨黄英：“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到这时马子才还是在守护着自己的文化理念。黄英回答马子才：“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这是一番令人耳目一新的东篱经：陶渊明之所以穷，并非没有能力，而是没有把精力放到求取财富上，这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马子才和陶家姐弟之争，是新旧思想的交锋。马子才表现的是传统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的困惑和对传统理念的固守，陶家姐弟卖菊为业并向跨省区发展，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反映了新兴的商品意识和新的人生观。这个故事有力地说明了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受到的巨大冲击。

原始的印度佛教本是一种极端出世型的宗教，把“此世”看作绝对负面而予以舍弃，中唐惠能（638―713年）这位新禅宗的创立者的“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之说透显出佛教精神从出世转向入世，后来禅宗的南岳一派的百丈怀海所创立的“清规”中“节俭”和“勤劳”是新禅宗经济伦理的两大支柱，百丈怀海所提倡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句话从宋代以来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俗语”，一直流传到近代，它以简易的教理和苦行精神渗透至社会的底层。宋代的新儒家“以天下为己任”和“普愿众生同我愿”的先觉精神入世苦行，他们的“天下”和“众生”是指社会上的所有的人而言，包括所谓士、农、工、商的“四民”。士自然仍是“四民之首”，其社会地位高于其他三民，但至少不存在南北朝以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那种情况了，但宋代程朱的“读书穷理”针对的仍只是“士”和士以上的人，在士阶层中求发展，最终程朱成了新儒家的正统。直到明代王阳明出现后，陆王才真正和程朱分庭抗礼，四民关系在明代中叶后已发生了实质上的改变，传统的理欲观、义利观正在瓦解，一种新理欲观、义利观正在形成。在王阳明看来，“治生”这样的与维持生计相关的各种经济活动与“讲学”之类的学术活动可以并行不悖，只要摆正位置，动机、手段正当，“心体无累”，良知不昧，两者便可统一起来。这和不少传统儒者轻视、贱视治生，将治生看成对心体绝对有害的观点有很大的区别。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承认包括欲在内的七情是人心固有的，默认了存在的事实、合理性，这就把长期以来被“天理”禁锢的人心搞活了。但是王阳明的理欲观仍是以伦理哲学为基础，直到李贽时才真正建立起以生存哲学为基础的新型理欲观。李贽彻底抛弃了天理的掩饰，直截了当地指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这一变化反映了人对自我价值的认识在深化，而这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紧密关系。

明代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中叶之初成化年间开始启动，嘉靖时期速度加快，万历之时出现大变。思想文化之嬗变与之因应，基本上是同步的。随着经济和城镇的繁盛，市民阶层日益壮大,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见重要，而令世人刮目相看。在市民阶层中，商人在经济生活中地位日见重要。嘉靖以来，商业人口激增，在东南沿海，长江中游，西北、西南地区都出现了弃农经商，所谓的“舍本逐末”的社会经济现象，有些地方的居民甚至十之七八从事经商活动，这一奇特的现象前朝未见。在全国各地声名显赫的商帮中，有陕商、晋商、徽商、苏商、粤商等等，他们经营的范围涉及各个行业。在这样经商风气盛行的社会中，士大夫的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情理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轻商的传统观念在改变，商人与士人的关系由疏离而密切。社会上同情商人，为商人鸣不平，为商人作传撰碑献上美词的人多了。人们对经商活动重新给予评价，不认为是小道末技，而认为其中也包含大学问、大智慧，卓越的商人可与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理财家、思想家并肩。钟惺引述一个商人的话：“货殖非小道也，经权取舍，择人任时，管、商之才，黄老之学，于是乎在” 。商业行为如贱买贵卖等等，也不能一概斥为卑污行径，经商牟利与修身行善并不矛盾，从事金钱交易活动，同样可以表现为高尚行为，士与商的区别只在择业不同罢了。李梦阳说：“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利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利与义，商与士并行不悖。或由士而商，或由商而士，士与商的身份转换常常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说：“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士商身份相混的现象在明代中后期相当普遍，身份相混会引发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相识，于是明清有许多商人对儒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由于他们相信儒家的道理可以帮助他们经商。在商业活动中，他们利用儒家的知识，接受儒家的道德规范。以“诚信”、“不欺”来作为商人伦理的中心位置的德目。他们发展了高度的敬业和自重的意识，对自己的“名”、“德”看得很重。就这样，他们以高尚的商业伦理道德使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取得了庄严神圣的意义，从来用来形容开国帝王的“创业垂统”这四字现在竟用来形容商人的事业了，而“幼负大志”这四字也从士人身上转移到商人身上了，他们墓志中频频出现的“良贾”、“善贾”、“廉贾”的美词是由当时的文坛、学苑、政界名流献上的。商人们也自信以自己的商业道德和立功、立德、立言的大人物一样，是可以“不朽”了。明清之际出现的大量的商贾小说可谓是时代的产物，这使得文学从此有了一片崭新的天地。《金瓶梅》是中国古代第一部以商人为主人公以商人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长篇小说。《三言》、《二拍》塑造了不少“德商”、“义商”、“情商”形象，他们正在取代读书士子而成为时代的宠儿。小说描写的这些，表现了晚明时代的鲜明特点，反映了一种新的价值取向。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影响下，蒲松龄这个其父弃儒从商的清初作家，在《聊斋志异》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写了商人和商业活动，《黄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每部作品都是作者“自我”的一次显现，是作者“心声”或“情态”的表露。蒲松龄对商人经商的态度也表现在《黄英》中，显得非常复杂。可以说作品中那个自命清高，带“贱商”思想的马子才就是蒲松龄的化身，蒲松龄借其口道出了自己对商人及商业行为的态度。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蒲松龄这个传统的知识分子在商品经济面前是困惑乃至于不知所措的，在《黄英》中对陶氏姐弟靠经商过起了“享有过世家”的生活，主人公马子才也是羡慕不已。但值得深思的是，在作品中蒲松龄安排了这样的结局：黄英嫁给马子才后“然遵马教，闭门不复业菊”，和贩菊为业一刀两断，马子才无意中杀死了妻弟陶生，马子才和黄英的女儿“待女长成，嫁于世家”，来提高自己的门第。这些描写都反映出蒲松龄坚守传统儒家思想的决心，蒲松龄的一生，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岁考上秀才，72岁成为贡生，75岁与世长辞，真是“倔强老兵，萧条无成，熬场半生”（蒲松龄《醉太平》）。而这正因为，在他的思想中，尽管有孔孟、程朱、老庄、释禅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他的主导思想仍属儒家范畴，他自已也以“吾儒家自居”，因此他与当时的许多读书士子一样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要“为圣人徒，怀君子泽”（蒲松龄• 会天意序）。为实现这一理想和抱负蒲松龄做了不懈的努力，这也正是他参加科考的原因之一。现在想想，蒲松龄的一生可怜、可悲、可叹，但反过来想，正因为蒲松龄的固守着自己的阵地，维护着儒家理念，在贫困的生活中，在科场的失利中，艰难地创作出了一部伟大不朽的《聊斋志异》，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又怎样地令人可敬！而我们从这部作品中，也窥见了蒲松龄作为一个正常人在理欲观上的复杂思想和矛盾的心态。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蒲松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

[2]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中华书局20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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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西医结合

作为“准医务人员”，医学生在完成医学教育之后，即将走上岗位，进入社会，亲身实地面对病患，面对诸多的社会敏感问题。而在医学教育阶段，医学生不仅要具备一定的医学技能，还要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观、职业价值观、义利观，明确应秉承的医德理念，熟悉应遵守的医德规范。而这些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医学教育中的职业道德教育。

一、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现状

目前，我国医学生的职业教育主要以课程学习为主，涉及课程为《医学伦理学》、《卫生法学》、《医学心理学》和《医患沟通学》，学时为35学时左右。课程安排多在第二学年第四学期，其中《医学伦理学》为主干课程。

从课程设置上，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课程都属于西方医学伦理学范畴，西方医学伦理学强调社会价值，对个人价值关注不够，强调他律，对自律关注不够，未能将医学与医德进行有机结合。更为关键的是，医学与哲学密不可分。中西方医学，医学伦理学的差异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自于中西方哲学的差异，比如元气论与原子论的差异，天人合一与天人对立的差异，而基于哲学的这些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的差异也直接导致了中西医对疾病、自然、社会三者关联上认知的差异。中西医也因此各具特色，也各有自身的局限性。目前，在临床实践中，“中西医结合”已成为独立发展的学科，在慢性病诊疗、亚健康、肿瘤诊治等方面取得了较好的临床效果。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以西方医学伦理学为主，如果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发挥各自优势，充实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内容，实施“中西医结合”，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加强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内涵

1.医乃仁术为核心的价值观

医乃仁术是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命题。最初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无伤也，是乃仁术也”。随后，医乃仁术的观点得到了普遍的共识。在许多医学著作中，多有提及。如杨泉的《物理论》中提出“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1］意为医生，如没有仁爱之心，则就不可托付于他。而在徐春甫的《古今医统大全》更首次提出了医乃仁术的提法：“医以活人为心，故曰医，仁术。”［2］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价值观，即一个“仁”字。而在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基本理念中，仁始终列在首位。医乃仁术的命题，体现了中国传统医德对于医学目的和本质的看法。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医德主张医德与医术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结合体。仁是术的前提，而术是中性的。即医德是医术的前提，依靠医术来实现其宗旨和归宿，而医术是中性的，衡量医术的善恶标准是医德。

2.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是万物的本源，中国传统医德形成了“贵生”的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最宝贵的。《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3］，意为天地万物，唯有人的生命最可贵。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以为名也。”［4］中国传统医德对生命价值的关注，在行医理念中，体现出惜生的养生观，在行医的过程中，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敬畏。对生命的热爱，对维护、提高生命价值的关注，对生命的敬畏构成了中国传统医德“人命至重”的生命观。

3.普同一等的医患观

普同一等的医患观首先是博爱，泛爱众，对待患者不应贵贱有别。如《后汉书方术列传》“仁爱不矜，虽贫贱斯养，必尽其心力。”［5］其次，一视同仁。治疗患者不应贵贱有别。治疗原则应根据具体病情而定，而不应尽遣珍贵药材。如《肘后备急方》“周甘唐阮诸家，各作备急，既不能穷诸病状，兼多珍贵之药，岂贫家野居所能立办。”［6］在行医过程中，想患者之所想，急患者之所急，学会换位思考。“我之有疾，望医之救我者如何？我之父母妻子有疾，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利则利自淡矣。利心淡则良心现，斯畏心生”以及“凡有请召，不以昼夜寒暑远近亲疏，富贵贫贱，闻命即赴。视彼之疾，举切吾身，药必用真，财无过望，推诚拯救，勿惮其劳，冥冥之中，自有神佑。”［7］

4.大医精诚的职业观

大医精诚，精即医术精通。孙思邈认为疾病的内在病因和外在症状千差万别，有时病因相同而体现不同的症状，有时相同的症状又有不同的病因。所以在具体的诊疗中，一定要通过诊脉来具体判断，然而病人有个体差异，诊脉的方法也各不相同，其中道理，只有用心精细的人才能明了。所以，孙思邈提出，学医的人一定要广泛深入的研究医学资料，勤奋刻苦，孜孜不倦，而不能道听途说，在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就自以为掌握医学，如果那样，就是害了自己。“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4］大医精诚。诚在于诚心救人，重义轻利。孙思邈认为品德医术俱佳的医生行医，必定排除私心杂念，安定神志，对患者怀着同情慈悲之心，决心拯救大众的疾病之苦。“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4］不论患者贵贱，长幼，疏亲，智愚，都应一视同仁，能够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推己及人。“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4］行医不应以谋利为前提，而应秉承解除患者痛苦的思想。“所以医人不得侍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4］。

5.审慎行医的诊疗观

如前文所述，中国传统医学属于经验医学，对疾病的诊断，治疗方案的确定都要凭借行医者的经验。而疾病的表现千差万别，加上病人的个体差异，使得中国传统医学在疾病的诊断方面十分强调谨慎行医。孙思邈在

三、中国传统医德的主要特点和局限性

首先，从“医乃仁术”的核心命题可看出，中国传统医德强调医学与医术的相得益彰，相辅相成。主张精良的医术来自于高尚的医德，两者密不可分。主张先有德后为医，正己为先，正物为后。

其次，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从个体医疗实践出发，多见于医家的医学著作中。从医德与医术的关系，到修养医德的重要性，以及具体行医规范。这些具体的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第三，中国传统医德理念重视医生职业道德的自律和修养。强调医生应在不断的医学实践中完善自身的医德理念，强调自爱、自省、慎独。

最后，中国传统医德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具有美德规范性。如同儒家思想中近君子、远小人的思想，中国传统医德以“大医”为行为准则，主张大医精诚。

但不可否认，中国传统医德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受到儒家思想“君子不器”的影响，对医疗技术的关注不够；从个体人格完善出发，对外部制度的约束关注不够；在医患模式上，对患者自关注不够；并且还受到历史、技术等方面的制约，有些方面有宿命、迷信等因素。

四、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作用

首先，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弘扬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丰富了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与现有课程相结合，起到古为今用、优势互补的作用。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主干课程为医学伦理学，主要内容为功利论，人权论，公益论。主要以理论学习为主。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来自于具体的医学实践，有较强的实践性，具体到医德的自我修养，从医的行为规范，对今后医疗实践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其次，在文化认同、心理认同上，中国传统医德理念更利于医学生理解、接受。中国传统医德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传承，已经融入到我们医学生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文化的传承一定是建立在心理认同基础上的。中国传统医德理念也因此更利于医学生理解其内涵，接受其思想，进而将中国传统医德理念融入其职业观，职业道德中去。

第三，在医学人文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加强人道主义精神。现代医学依赖医疗技术，在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医学人文。而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强调人格追求和人文关怀，强调行医要有恻隐之心，推己及人，感同身受。这些具有强烈人文精神的医德理念将有助于增加医学生的医学人文精神。

第四，在职业观方面，更有利于医学生树立仁心仁术、重义轻利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医疗卫生行业也面临着经营体制的转换，在保持原有公益性的同时也需要增加市场收益，节约运营成本。由此而带来的医疗行业追逐利益，医德意识淡漠，医患矛盾增加等问题。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倡导重义轻利，主张医学实践的动机和目的不应为追逐名利，而是通过医学实践起到自身道德修养，进而改善生活境界。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灌输中国传统医德关于义利的理念，可使医学生在进入工作以前，形成正确的义利观，从而在今后的工作中能够平衡义利的关系。

五、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实施“中西医结合”的建议

第一，建立以医学人文为基础，职业教育为重点的课程体系。在原有开设课程《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和《卫生法学》的基础上，增设《中外医学史》、《中国传统医德简述》等选修课程；第二，在医学生实习阶段，结合具体医学实践，加强中国传统医德理念的灌输。最后在校园文化方面，开办《中医文化大讲堂》系列讲座，介绍中医医德、中医文化、中医名医。

可以预见，在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中引入中国传统医德理念，实施“中西医结合”，可以对当前医学生职业道德教育起到加强促进作用。进而在医疗行业医德医风建设中起到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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