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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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篇2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亚洲动物考古的研究进展

(一)西亚的领先地位与亚洲其他地区相比，西亚的动物考古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还是本土的专家，都非常重视现代动物考古学理论的应用，这一地区的动物考古研究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在某种程度上赶上了国际同行的步伐。从表2的统计不难看出，大多数动物考古学文章致力于方法和理论的探讨(82%)。其中生存对策研究文章占较大比重(33．7%)，其他方面比重较低，如驯化(14．5%)、宗教(12．2%)，埋藏学(9．6%)。有少量古DNA的文章发表(6．0%)。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18．2%，较高等层次的研究成果占3．6%，中等层次的成果占60．2%，基础性成果占18%，而且研究主题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与国际同行相比，西亚动物考古研究的主体处于中高等层次。

(二)南亚及东南亚的积极努力从对南亚和东南亚与动物考古相关文章的一般统计来看，高层次研究成果占20%，较高层次的成果占2．9%，中等层次的成果占50%，基础性成果占27．1%。中等层次研究中生存对策相关研究占较大比例，达到34．3%，研究主题涉及面较广，表现出较强的学术进步势头。总体上看，本区高等及较高层次研究略逊于西亚，研究水平要高于东北亚和北亚，处于中等略偏高的研究层次。

(三)北亚的保守性基础工作基于表2的综合数据可见，北亚动物考古工作的主体多涉及方法论和理论领域，调查与报告约占文章总数的1/3。在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将近35%的文章属于生存对策主题，其中近1/4与驯化有关。也就是说，将近72．6%的工作已经达到中等水准，但是基础研究所占比重较高(达27．4%)，而且缺少高层次研究。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涉及的主题与其所覆盖的空间地域和所经历的考古学文化变迁并不相符，涉及的主题比较有限，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总体上处于中等研究层次。

(四)东北亚的提升空间从表2中的数据不难看出，东北亚动物考古工作有一半以上处于基础性研究水准，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基本生物学信息(33．6%)以及基本鉴定过程(11．2%)的积累。在东北亚所有的研究领域中，1/3略强的工作与中等层次的研究密切相关。包括宗教宴飨、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在内的高层次研究成果仅占6．1%，较高层次的综述性研究占7．8%，而包括埋藏学、动物驯化、生存对策、环境学和适应行为时空分布在内的中等层次研究成果却占33．5%，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基础性研究成果足足占有52．6%。综上所述，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层次还很低，但是研究主题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多样性，却是本区动物考古活力和未来快速发展的预兆。总体上看，东北亚动物考古研究水平要低于除北亚外的亚洲其他地区，更不必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了，因此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五)亚洲动物考古的整体观察基于数百篇国内外动物考古文献资料进行的有关亚洲动物考古工作成果的简单统计分析似乎毫无意义，但事实上通过这种量化分析会使我们易于清楚地看到我们已经做了什么，处于何等研究层次，进而意识到为了与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步伐保持一致，如何尽可能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囿于篇幅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所有成果一一列出，只能抽选极少数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列入参考文献名录，在此深表歉意。上述统计表中所列数据，是建立在权威性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大样本量统计和分析基础上得到的，具有统计学意义。亚洲动物考古工作主要开始于20世纪晚期，但是大多数高水平的研究结果出自21世纪头十年。一般来讲，目前西亚动物考古已经进入全球动物考古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南亚和东南亚主体动物考古研究成果已经处于第二阶段，也有部分成果属于第三阶段的较高层次;北亚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北亚动物考古整体上却还停留在第二阶段，其动物考古理论与实践水平都有待大幅度提高(参见表1、表2的数据)。学者们对于西亚、南亚、东南亚和北亚有关生存对策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东北亚就这一主题的研究应当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这是达到更高研究层次的坚实基础。另外，东北亚在生物学和古代环境信息方面已经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为深入的动物考古研究搭建了很好的基础性平台。与亚洲以外的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已经开展的工作相比，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就诸如社会复杂化和国家形成等高层次的研究还很不够。但是在亚洲(尤其是西亚、南亚、东南亚和东北亚)利用现代分子生物技术开展的古DNA考古，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专家(如来自加拿大的杨冬亚等)和亚洲本土学者(如日本的奥村、石黑等)的共同努力下，已经取得了骄人的进展，为深入开展更高层次的研究奠定了较好的自然科学基础。

亚洲动物考古的未来之路

根据2010年8月23日至28日在巴黎召开的第11届国际动物考古会议的议题，结合上述有关动物考古研究层次的分析，可以将目前的主要研究议题归纳为下述几个不同层次的问题，这也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努力的重要参考。

(一)较高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与宗教活动相关的葬礼用牲动物研究，国家形成过程中动物资源的强化利用状况研究，就动物考古对人类社会探究所做贡献的综述性研究，鹿科动物、猪、马、牛、羊(绵羊和山羊)等对经济形态转型(如跨时代畜牧业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的影响和作用研究，动物考古的专业性研究，动物遗存所反映的人类社会地位研究等，是今后亚洲动物考古所涉及的较高层次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投入更多精力加以深入研究。

(二)中等层次研究所涉及的问题外来贸易与生物入侵研究，副产品开发研究(如副产品革命新标志、乳制品制法的发展等)，方法论研究(如形态测量与相似属种比较相关的动物资源管理水平研究、利用同位素和痕量元素生物地球化学的动物迁徙性研究、与现代人类起源研究相关的各个氧同位素阶段的人类狩猎行为多样性探究等)，古代人地关系研究(通过动物遗存开展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响应度研究等)，与遗址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埋藏学新探索，与人类迁徙问题相关的岛屿动物地理考古研究，更新世至早期全新世旧大陆古人类的生存对策研究，动物和人类食性与人类行为和食物加工技术相关性的综合分析，动物资源获取方式研究，地貌景观、环境及其变化研究，生存对策研究等等。这些是今后应当加强研究的中等层次动物考古学问题。

(三)基础性研究所涉及的问题按地域开展的动物考古研究(如全新世非洲动物考古，环极地动物考古，新热带区动物考古新进展，旧大陆各时段动物群时空分布总结与研究，中东欧动物考古研究)，按动物类别进行的专题研究(如旧大陆的骆驼、古寄生虫、软体动物考古，猛犸绝灭的环境与人为因素研究，鹿科动物与社会)，数字化动物考古，实验动物考古等成为未来应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研究。其他常规的基础性研究包括畜牧业基础信息、信仰系统食物加工以及食谱和营养性疾病状况、文化交流等。上述相关的基础性研究的加强，将有利于亚洲动物考古水平的稳步提高。四、结语总体上看，亚洲动物考古的发展在时空两个方面都还表现出相当的不平衡;来自不同国家的同行之间通过共享数据库进行的交流还远落后于快速发展的动物考古的需要;动物遗存基本鉴定的训练以及国际通用语言的运用也显得很薄弱。目前高校中动物考古知识的教育与技能的训练还无法满足该领域未来发展对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需求。这些不利因素都制约着亚洲动物考古的健康发展。鉴于拥有农业起源和动物驯化发祥地的重要地位，亚洲就经济形态转型为主题的动物考古研究应当以综合研究范式的方式得到进一步加强。为了进一步提高研究层次，我们应当结合对来自考古背景的文化遗存的分析，充分利用生物学和古环境重建信息的积累(其中富有遗址形成过程的大量信息)。在埋藏学研究方面，文化层和自然地层应当同时加以考察，并尽量配合成系列的测年数据，以便于在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下，更好地了解从生存组合到发掘所获材料经历的变化过程。中亚和北亚是需要我们投入更多努力的区域。在这样广大的地区，亟待就更广泛的议题开展国际合作性动物考古研究。尤其是从晚更新世到早全新世人类生存对策转型以及马的驯化这些重大考古学问题的探究，就更仰仗于结合与周边地区的大量比较所开展的多学科、多遗址、跨区域、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动物考古研究。鹿科动物遗存广泛出现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地区，在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很长时间里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无论是古生态环境重建，还是狩猎经济的主要狩猎对象，都离不开对这类动物的深入研究。中国的鹿科动物遗存的深入研究，必将有力地促进经济形态转型以及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高层次考古学问题的研究。

篇3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篇4

山东近代考古始于1928年章丘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如今经过七十余年的辛勤工作，山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已经基本建立，为深化这一区域的考古学研究创造了条件。伴随着山东地区考古发掘工作的开展，该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山东地区的农业考古研究起步很早，但系统的研究则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八十年代初，吴诗池概述了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2)，随后又系统地分析了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状况(3)。随着考古发掘资料的不断增多，吴诗池先生在九十年代初，对山东地区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4)。九十年代以后，关于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在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系统研究，如石敬东利用出土文物资料研究了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5)；房道国概述了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发展情况(6)。同时，这一时期的单个文化的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得到了发展，有学者在系统梳理海岱龙山文化生产工具资料的基础上，对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生产工具进行了类型学的考察，并进而对区域间的生产方式的差异进行了解释(7)。另外，还有学者综合研究了岳石文化的农具，认为岳石文化的农具较之龙山文化农具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不是像一些学者所认为的衰退(8)。至于其他的一些研究则散见于各类有关经济、环境等研究的文章中(9)。进入二十一世纪，山东地区的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文章鲜见于各类刊物之上，综合系统的研究略有述及(10)，而区域性的个案研究成果则未见发表。

从以上山东地区史前农业研究的发展状况可以看出，以往的研究多限于综合整体叙述分析，而缺乏深入的个案研究，尤其是生产工具的个案研究。区域性的农业研究虽有所涉及，但是研究的领域还有待扩展。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基础比较薄弱，方法还急需改善，因此，其研究的紧迫性较之其他领域更为突出。

二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存在的几个现实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发展。这些问题既有资料方面的原因，也有研究方法方面的原因。

资料方面，目前山东地区史前考古发掘资料中，多数侧重于陶器的统计分析，对石器基本上是粗线条的描述，尤其是在考古调查资料中，鲜有对石器的全面系统描述（指文字、线图、尺寸描述齐全者）。资料的不足在发掘器物的数量上体现的十分明显，例如山东龙山文化发表的资料中陶器数以万计，而石器仅有几千件，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差距说明了学者们以往对石器的重视程度不够。当然，这可能是时代的原因造成的，因为过去学者们偏重于对文化分期的研究以及文化谱系的建立，而在这方面陶器比石器更具优越性。另外，山东地区史前考古资料还缺少植物、动物鉴定的资料，虽然发表的考古发掘报告和简报中有些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多是零散的、少量的，不利于综合系统的研究。

研究方法方面，山东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过去多从生产工具入手来研究农业的发展状况。这种方法上的单一化，不利于揭示农业生产发展的本质。在一些具体的研究上则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偏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侧重农业发展史的研究，缺乏农业发展动因的合理解释；农业起源研究略显不足。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存在上述问题，资料丰富程度不足是一个原因，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研究方法的改善才是关键。农业考古研究是一项综合的系统研究，多种方法的整体运用是必然趋势。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没有文献资料可供参考，只能采用考古学资料进行分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新考古学的理论不断传入，为综合系统分析提供了有利条件。如今，考古学研究领域中正呈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趋势，农业考古研究亦是如此。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方法，大大地提高了资料获取程度，同时也相应地扩展了研究的领域。农业考古学应该以此为契机，丰富自己的研究理论，改进技术方法。这其中民族学、经济学、数学统计分析的方法尤为重要、民族学中有关原始民族以及现代晚进民族的资料是进行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活化石"，这些资料可以为史前农业研究提供参考；经济学中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研究的原理，对史前农业发展进程的分析具有借鉴意义；数学中统计方法对史前农业进行量化研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正如上文所讲，过去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注重整体叙述分析，缺乏个案深入研究，而个案深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式就是量化研究。整体叙述分析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史前农业的发展进程，但要想深入了解各个时期的农业状况则必须采取量化分析的方式，因为量化分析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各种因素的比例关系，发现隐藏于实物资料背后的深层次动因。例如，我们过去将目光过多地集中于生产工具的发展变化上，从生产工具的变化角度寻找社会变化发展的原因，但是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春秋以前金属生产工具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11)。如果从量化的角度来分析，就可以更清楚的看到这一点。农业考古研究不仅要复原古代农业发展史，还要对此进行解释。既然农具不是农业生产的唯一"指示器"，那么就应该找到另外的"指示器"。从山东地区史前遗址的发现情况能够大致看出这方面的因素。山东地区史前文化谱系比较清楚，从早到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目前已发现的遗址数量中，后李文化为10余处，北辛文化100余处，大汶口文化500余处，龙山文化1300余处，岳石文化近300处。后李文化和北辛文化中打制石器还占一定比例，而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时期磨制石器已占绝大多数。在农业生产工具没有质的变化的情况下，社会如何支持大量增加的人口就值得深入分析了。山东龙山文化时期遗址达1300余处，表明此时人口已大量增加，要解释这一现象还需联系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龙山文化时期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址大量增加、文字出现、等级分化加剧，这一切又不同于西方的文明模式，只能从中国的历史实际进行分析。从综合大型工程，如城址、祭坛的建筑可以获知社会组织管理职能的加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管理职能也会反映在农业生产的分工协作上，从而提高了生产效率，扩大了农业生产。另外，农作物栽培技术的改善也会相应的增加产量，促进农业发展。因此可以说农业的发展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非单一变量的原因。可见，只有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全面而深刻地揭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因。

总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无论是从整体叙述上还是从个案分析上，都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法并转换传统的研究视角，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在多种因素综合量化分析的基础上，揭示中国农业发展的规律，阐释中国文明的本质动因。 三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虽然存在资料不足的现实情况，但是这并不妨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深化，而且这种情况在不久的将来会逐步得到改善。现在重要的是能够使广大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发掘者在意识上形成主动收集农业考古学资料的观念，带着科研目标去从事考古发掘工作。考古发掘是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而且也是获得科学资料的关键。近年来，有关考古学分支学科的确立使得考古资料的信息量大增，这与发掘者的主观意识是分不开的。在农业考古学研究中植物考古学、动物考古学等分支学科的确立，让更多的考古工作者意识到了资料收集工作的重要性，因为研究的深入对考古资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在传统考古学资料中有些是无法获得的。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中植物硅酸体分析方法的应用以及相关研究的开展(12)，为加强农业考古学资料的收集工作创造了条件。无疑新方法的应用扩大了研究的范围，也提高了农业考古学资料收集的精细化程度。

在资料不断丰富的条件下，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有望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首先是农业生产工具的研究，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能够了解个别区域乃至整个山东地区生产工具的特点和具体的生产方式，不同地区、不同地域的生产工具是不同的，这与土质以及环境有直接的关系，而只有深化个案研究，才能了解地区间的差异。其次是农业起源的研究，多种理论与方法的综合分析，是其取得突破的保证。农业是如何起源的问题历来为学术界所关注，山东地区地理环境较为封闭，其区域的系统研究必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这里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的理论与方法在分析过程中的综合应用，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最后是农业与文明的关系研究，在其他研究不断深化的前题下，能够取得长足的进展。农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保证，但农业的发展不一定就能导致文明的产生。这里任何单一的因素都无法解释文明的产生。因此，综合分析山东地区史前农业发展过程并结合相关领域的研究可以为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提供合理的解释。

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研究的问题还相当多，这些问题的解决还有赖于农业考古学理论、方法、技术的改进。国外的一些研究理论、方法、技术是在总结西方实践的基础上提出的，对于中国的考古学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还需中国实践的检验。因此，山东地区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在应用这些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总结中国自己的农业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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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陈文华：《简论农业考古》，《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

（2）吴诗池：《山东新石器时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3）吴诗池：《海岱文化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

（4）吴诗池：《综述山东出土的农业生产工具》，《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

（5）石敬东：《从出土文物看枣庄地区的史前农业》，《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6）房道国：《济南地区古代农业考古概述》，《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

（7）陈淑卿：《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生产工具的类型学考察》，《辽海文物刊》1997年第2期。

（8）任相宏：《岳石文化的农具》，《考古》1995年第10期。

（9）这类文章很多，主要有：

何德亮：《论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的养猪业》，《农业考古》1986年第1期。

刘俊勇：《试论东夷史前经济》，《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

何德亮：《山东史前时期自然环境的考古学观察》，《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10）佟佩华：《海岱地区原始农业初探》，《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何德亮：《试论山东地区的原始农业》，《庆祝山东大学考古系成立三十周年论文集》（待刊）。

（11）白云翔：《我国青铜时代农业生产工具的考古发现及其考察》，《农业考古》2002年第3期。

（12）有关山东地区史前植物硅酸体及其相关研究的论文主要有：

王克林、吴加安：《尉迟寺遗址硅酸体分析-兼论尉迟寺遗址史前农业经济特点》，《考古》1998年第4期。

靳桂云：《山东临淄田旺龙山文化遗址植物硅酸体分析》，《考古》1999年第2期。

孔昭宸等：《山东滕州市庄里西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考古》1999年第7期。

篇5

[关键词]美术考古；叙事特征；宗教美术；学科关系

美术考古学的学术概念来自于西方，郭沫若1929年翻译的《美术考古学发展史》首次将其引入到中国。之后，学术界并没有关注学科定义、学科归属等方面的内容。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中首次出现“美术考古学”的内容，以后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学》卷中也出现了“美术考古学”的词条。在专著中明确为美术考古学作定义的是刘风君1995年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和孙长初2004年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不过，这些学科定义上的工作还只是停留于浅尝辄止的层面上，并没有专门的讨论。

学科定义涉及学科的研究对象，同时，一个学科性质的准确认识，也需要涉及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通过学科之间的关系梳理，可以突出学科的特征，同时也可以完善学科自身的理论建设。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首先，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以我国西域龟兹石窟为例，在考古学的研究中，它是关于石窟的考古对象；而在美术考古的研究中，它就是石窟艺术的研究对象，研究者是将它作为美术现象来研究的，学者们从龟兹石窟感受到了多元化的艺术影响。比如，希腊艺术的影响:“在龟兹石窟的早期壁画中，人物显得非常突出，与后期山水鸟兽等附加景物的比例较大有明显的不同，这就是受希腊以人为本艺术思想的表现。有些形象与希腊神话传说似乎也有联系，如克孜尔石窟新1窟中的人面兽身的金翅鸟，荷马史诗中也有生动的描写。被学术界所注目的龟兹壁画，显然也是有希腊艺术影响的痕迹。希腊艺术是推崇的，认为这是健康、力量和美的象征。龟兹艺术家接受了这样的审美观点，而且也对小乘佛教的禁欲主义给予了突破。”[2](P137)这些研究内容，已经完全是在美术学的学科范围中进行。其他著名的敦煌石窟艺术、汉画像石墓葬艺术等，在进入美术考古视野后，都是作为美术发展史上的美术现象、叙事风格和艺术成就来研究的。

其次，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中国传统的田野考古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标型学、器物形态学)，这两种方法都借鉴于自然科学的手段和理念。自然科学是以物为研究标的的特性，这一基本点决定了田野考古学只能是“见物不见人”。美术考古如被作为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虽然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中的特殊对象——美术作品，但是它从属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决定了其在方法论上必然是以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为主要研究手段，在研究过程中强调过程的客观性，禁止运用描述性语言，从而忽视了这种特殊人工制品所具有的主观性内容。有学者认为:“许多考古人不做研究，将考古发掘报告当作研究成果，那是不妥的。任何学科都离不开研究，否则就不是什么学问了。而且，考古界禁止用描述性语言也是错误的。”[3]在强调客观性的制约下，美术考古归于考古学缺少可操作性。

我们还可以从一些考古学前辈和权威性的观点中得到旁证。比如，前辈夏鼐认为:“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由于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年代上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各历史时代，所以它既属于史前考古学的范围，也属于历史考古学的范围。又由于作为遗迹和遗物的各种美术品多是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中发现的，所以美术考古学与田野考古学的关系也相当密切!”[4](P9)目前，“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已经不能覆盖美术考古的全部研究成果，相反，“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则成为一个重要的内容，我国目前美术考古取得的学科影响主要是在美术学领域。其一，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丰富了美术史的研究内容。在美术考古发挥影响之前，我国美术史的研究依赖于传世的美术作品和相关文献，这些作品和文献在传播过程中指导创作，形成流派，后人由此而产生的理解也直接推动美术理论的发展。但是，在美术考古学科形成后，情况发生变化，大量的美术考古作品进入美术史的研究领域，不仅增加了传统美术的作品数量，而且美术史的理论认识也得到了普遍提高。在目前流行的美术史教科书中，美术考古的内容已经进入到了所有朝代美术发展的认识中。其二，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提出了新的美术史研究模式。对于传世美术作品的研究，美术史更多的是依靠传统的文化研究模式，比如知人论世的考释，比如师承关系的梳理，等等。对于美术考古作品，考古学的地层学方法和类型学方法则被学者们热情地引入，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也被学者们广泛地运用，目前甚为流行的图像学、叙事学等，皆为美术考古研究常用方法。其三，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首先，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这样的关系与全同关系不同，具有反自返性、对称性和非传递性的性质。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学术界并没有注意到它们之间存在的紧密联系。实际上，在它们的研究对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同时，它们的研究对象基本上是通过考古手段获得的，因此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许多相同的地方。

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宗教信仰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这两部分作品中，从目前的研究条件看，宗教信仰原因的考古对象占有着极大的比重。这一现象，也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延承有关。自三代开始，人们就将与自然、先人有关的祭祀活动和与自己有关的埋葬活动作为了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以后的各类宗教思想发展不仅没有降低这项活动的重要性，而且还从生命的价值、生命的不灭和生命的转化等方面予以丰富和细化。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宗教信仰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也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第二部分则是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而保存、流传的传世作品。与美术考古一样，宗教美术的第一部分占有极大的比重，而且第一部分的作品与美术考古的第一部分作品完全重叠，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这些美术作品都是通过考古的手段而获得，这就使得这两门学科有了更加紧密的学科关系，我们因此而可以提出这样的关系命题:对于这部分作品，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是主项，“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活动”是谓项，主项之间的关系是对称性的性质。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所具有的对称性关系，虽然是有条件的，不能覆盖两学科的所有内容，但是考虑到这部分重叠的内容具有很大的比重，而且这部分作品中优秀作品的比重也很大，所以这样的对称性关系使得两学科的共同性有了特别的意义。在建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关系命题之后，我们就可以从许多共同性的方面来深入思考它们的学科性质了。

其次，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我们则认为，作品的埋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角度，这是一个关于作品本体的角度。当然，作品埋葬和作品发现都是属于作品存在的范畴，作品发现也已经反映了作品的部分埋葬情况，但是埋葬的角度是一种直接性的观察，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收集和反映相关信息。另一方面，就作品的流传而言，作品的埋葬是一个主动的行为，原作品所有人的主观愿望可以得到最大可能的实现；而作品的发现，则可能是一个被动的行为，其中的一些环节是原作品所有人不可预期、不可掌握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与原作品所有人的愿望是没有关系的，极端情况下还可能是完全相反的。如果作品的发现不考虑这些因素，那么认识原作品所有人的创作就有了一个信息损失、甚至歪曲的可能。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比如汉墓壁画，墓主人将反映自己社会地位、日常生活和对另一个世界想象的绘画作品置于自己的墓室之中，他的目的是表现自己的长生思想。对他而言，长生思想的表现是一个长生行为，是对长生信仰的体验，同时，这一定是一个个人的行动。他绝对没有考虑到这样的现象:考古学的发掘活动，发现了他的行为或研究了他的思想。也就是说，墓主人墓葬绘画行为的目的只是后人理解中的一部分内容，另外的内容为后人所加。墓主人的内容和后人的内容之间的叙事结构完成，在新信息得到的同时，也可能会因为叙事结构的转化而损失了一定的信息，比如误解，比如疏忽。所以，作品的埋葬与作品的发现，是一个存在一定意义差别的不同角度。

作品的埋葬涉及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作品为什么存在?关于宗教信仰创作的美术作品，其创作是在信仰的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的所有人相信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个人的魂魄并不随着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结束，而是在另一个世界能够继续，所以他要为那个世界的存在而作这个世界的准备，因此他的行为就涉及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研究对象——具有宗教色彩的美术作品。这样的美术作品又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创作而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石窟中的造像和壁画；一种是之前创作而间接参加宗教行为的作品，如墓葬艺术中的一些帛画、雕塑、冥器等作品。这两类作品就创作过程而言，有着不同的创作性质，第一种是宗教行为性质的创作，完全是在宗教信仰的指导下进行，为宗教体验服务是它的唯一目的；第二种是世俗行为性质的创作，在创作过程中并不一定接受宗教信仰的指导。这两类作品能够有叙事上的同构，是因为埋葬活动提供了条件，为宗教信仰服务是作品完成整个叙事过程之后才得到的创作意义。这两类作品在考古学的活动中，都是以历史遗存的形式出现，就作品的发现而言，它们是以相同形式的遗存出现的，它们的主题也都是为墓主人或供养人的宗教信仰服务的创作行为。但是，宗教行为的创作行为和世俗行为的创作行为是存在着区别的，世俗行为成为宗教行为必须有一个结构演变的过程。

从逻辑关系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有着部分对称性的关系，其意义是肯定两学科的共同性，从共同性的角度出发认识它们的优秀作品；而从埋葬角度出发，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被考虑的则是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当然，这个差异性是部分的，而且是在共同性的前提下展开的，目的是从两学科的关系层面上思考学科性质。但是，如果我们在了解、分析埋葬美术作品时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学科之间的差异，那我们的认识必然是不全面的，甚至是有错误的。

再次，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5]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其一，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宗教信仰指导的必然结果。如我国最早的黄帝图像就出现在山东武梁祠的画像石中，与他同时出现的还有孔子等先秦圣人，他们之上就是西王母的图像，墓主人用这样的构图说明西王母对世界的控制和自己对西王母无所不及的期待。无所不及是一个多么大的结构，墓主人能够在有限的画面上和有限的手段等条件下完成这样大的结构吗?显然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要求，但是宗教美术可以很轻松和很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叙事主题的单一，或叙事主题的集中。在所有的宗教美术作品中，作品的主体都是至上神或主宰这个世界的神灵。在构图上，这个主体占据着作品的最重要位置和最大的比例，甚至是唯一的形象，比如我国四川和北方河南、山西的一些大型石窟中，常常主体就是一尊佛的造像。以单一的形象反映丰富的世界，在世俗美术创作中是非常难办的，似乎有悖于一般的艺术创作规律，但是这在宗教美术创作中却是普遍的现象。在宗教美术创作中，至上神与其所代表的世界表现的是终极关怀，艺术审美感来自信仰经验。如此，净化的世界也同时产生了简化的世界，叙事主题自然就显得单一，显得集中。当美术考古的作品涉及宗教美术的范畴时，相关的叙事同样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的，丰富的世界可以作为创作的背景存在，但就作品本身而言，其主题是单一的，是集中的。宗教美术作品的叙事主题单一、集中的特点，可以充分反映、同时也充分论证了宗教行为的性质和影响的存在。

其二，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在我国神话传说中，女娲是一个大神，有着极高的地位。我国早期的历史书籍中，几乎都有关于女娲的文字记载，在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女娲也有着极为丰富的资料。关于女娲神话的发展，学者们的研究是将女娲的神格分为始祖母神格和文化英雄神格两大类。为什么女娲在这两方面作出贡献?因为她是女神，这一点充分表现在艺术形象中。她能够如现实世界中的女性一样造人，而且她有着许多神奇的造人方法。主要有三种造人法，即化生人类、抟土作人和孕育人类[6](P29)。就神话的流传而言，女娲的这些情节都是真实的。汉画像石中，女娲所拥有的与生育有关的情节也是真实的。在汉画像石里，女娲的形象一般被描写为人首蛇身状，有着非常浓郁的原始气息。因为在原始社会，女性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生育，蛇是卵生动物，生育力特别强，女娲蛇身就有了这方面的思想寄托。在原始神话中，蛇的生育本领往往要被移植于造物的神话里，许多造物的大神因为本领大、功劳大而与蛇产生联系。在造物的神话人物中，烛龙是个大神，他就有着蛇的形态。

因此，在宗教美术和美术考古的作品中，情节的真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叙事特征，这一点与世俗美术有相似的地方，但它们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即宗教美术并不是依靠写实来达到真实的，也不一定是依靠夸张来达到真实的，更多的依靠联想，依靠联想来获得情节的真实，联系最直接的说明，就是物象的符号化。

其三，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一是因为宗教美术有着强大的象征体系，天边的云气是象征仙界的符号，飞翔的鸟是象征使者的符号，地面行走的神兽是象征宗教行为某个过程的符号，每一个物象都与象征体系有着对应的关系，有了符号化的运用，物象的意义不仅更加明确，而且接受也有了流畅的表达过程；另一个原因是宗教美术所包含的宗教仪式内容，仪式支持宗教美术，但对艺术创作有约束的要求，这个要求并不是生硬的，而是通过符号的联系来实现，这样的联系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就产生了艺术的联想。当然，我们也同时注意到，世俗与宗教有着并不完全相同的象征体系，所以宗教物象与世俗物象是有区别的。比如蟾蜍，在宗教的象征体系中，它是长生的物象，使信徒联想到与长生有关的美好事物，于是蟾蜍就可以与嫦娥有了联系。特别是在汉代，画像石中有将嫦娥与蟾蜍联系在一起构图的现象，而且这种图像非常普遍。但是在世俗世界，因为形象的问题，嫦娥和蟾蜍是被分开的。如白居易的《虾蟆》诗，不仅对嫦娥与蟾蜍作了区别，而且还特别提出害怕将虾蟆拿来联系嫦娥，认为这样会玷污嫦娥的美名:“常恐飞上天，跳远随妲娥。往往蚀明月，谴君无奈何!”因此，物象的符号化不仅反映出宗教美术的叙事路径，而且也可以很好地说明宗教美术区别于世俗美术的艺术特征。

三、结语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宗教信仰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4]夏鼐，王仲殊.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篇6

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联合举办，广西博物馆、广西民族博物馆、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广西民族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承办的“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越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12月9～13日在广西南宁举行。本次年会是继1981年在桂林举办的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后16年，在广西的考古学、民族学调查研究取得一系列重大收获的背景下，再次回到西瓯、骆越故地广西。来自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海南、湖北等十多个省(市、区)和香港、台湾等地，以及美国、越南等国家的92名专家、学者与会，除了会前收到论文中精选50篇编辑成67万余字的论文集《百越研究》(第一辑)，由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10月正式出版外，会议期间还有十多位境内外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精彩的民族考古调查研究新发现。老、中、青三代学者共聚一堂，缅怀百越先民，重温东南历史，大兴学术争鸣。这些成果既有百越民族文化的总体研究，更多的是百越各支系文化的深入探讨，还有百越民族与其他系统民族文化关系、百越与当代华南民族文化关系的探讨等专题，将百越民族史的学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

一、百越民族的总体或跨地域研究

近10篇论文是从全局或跨地域的角度对华南、东南百越文化的总体研究，不乏创新之作。如江瑜在《古代铜鼓社会功用再考察》中，认为古代铜鼓上的太阳纹和青蛙装饰，并不代表对太阳神和青蛙的崇拜，太阳纹的作用是分散铜鼓受敲击的力度和传播的声音的，青蛙是人们对农业丰收的向往，是人们对自身居住环境的观察思考，而且不同时空的铜鼓涵义、功能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很有新意。周幼涛《论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越文化研究》主张百越虽支系繁多，但又存在四个相对集中的地域文化系统，即江浙地区句吴、于越所在的“北系”，闽台地区东瓯、闽越所在的“东系”，两广地区杨越、西瓯、骆越等所在的“南系”，云贵地区夜郎、滇所在的“西系”，体现了对百越文化谱系结构的深入思考。钟《吴越水乡地域古城形态之“夹城作河”构造初探――东南百越地域原生文化型式探索之一叶》，从淹城、苏州、绍兴、嘉定等城市平面中外濠、内堑两重河道的“夹城作河”构造，不同于中原城市规划传统，是百越水乡原生态的筑城形式。黄启臣《先秦岭南古越族土邦小国的社会性质》一文，全面钩沉历史文献记载中存在于岭南地区的骧头国、缚娄国、阳禹国、儋耳国、雕题国、西呕国、骆越国、伯虑国、苍梧国等九个土邦小国社会，主张它们多是生产力水平低下、国多无君的部落社会。Barry Rolett在《中国东南与南岛语族航海术的出现》一文中，认为东南史前航海术的出现、史前人类移民太平洋的主要原因，是全新世中期的海平面上升、沿海农耕地的较少所致。此外，高蒙河在《百越民族考古遗存考辨》、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陈山漫《吴越竹文化述论》、盘立《百越文化区域中的“道缘”文化》等文也都有类似的全局角度。

二、百越各支系文化的调查与探索

西瓯、骆越、夜郎、滇、南越、闽越、东瓯、于越、句吴、干越等百越各支系的民族文化与考古发现、研究，占本次年会提交论文的半壁江山，其中西瓯、骆越及相关的广西考古研究自然是重头戏，有不少新的观点。

在西瓯、骆越的关系与性质上，覃圣敏《西瓯骆越新考》系统回顾西瓯骆越研究中“同支说”、“异支说”之学术史的基础上，主张两说没有矛盾，先秦时期两族各自独立，秦汉时期结成联盟，他还把武鸣马头作为骆越古都、瓯骆联盟的中心，把越南河内的“古螺城”作为败退南迁的新都。蓝日勇的《骆越无国论》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元龙坡和安等秧山等墓地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城防设施的缺乏等角度，论证骆越族还没有建立起国家组织。

在西瓯、骆越的文化方面，蒋廷瑜《西瓯骆越青铜文化比较研究》首次以青铜器资料为据，系统论述“西瓯文化”、“骆越文化”的内涵特征、两支青铜文化的异同，反映了广西青铜文化研究的新高度。李珍在《贝丘、大石铲、岩洞葬――南宁及其附近地区先秦骆越文化的变迁》研究中，主张8000～5500年前的贝丘遗址、起于5000年前左右的大石铲文化、起源4300年前左右的岩洞葬-文化，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不同阶段，是骆越人文化的三个阶段。陈远璋、熊昭明《广西贺县河东高寨四号墓及其文化因素分析》则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河东高寨四号墓所出的陶器、铜器、玉器等所反映的秦、中原、越等文化因素组合。梁旭达《广西瓯骆文化浅析》系统描述了骆越的大石铲、稻作、干栏建筑、铜鼓文化、图腾崇拜等文化内涵。此外，谢日万、何安益《桂南大石铲应是骆越先民的文化遗存》、韦江、杨清平《广西武鸣河流域先秦墓葬的初步研究》、林强《广西都安北大岭遗址出土的玉器及其族属的初步探讨》也就考古资料中骆越的大石铲、墓葬、玉器等文化分别展开论述。

在西瓯、骆越的社会习俗与经济上，覃芳《广西新石器时代葬制与古越族食人埋骨的关系》则根据广西新石器时代屈肢葬、二次葬、肢解葬中的资料，结合文献与民族复原古越人的食人埋骨习俗。彭书琳《广西古代拨牙风俗》则收集研究了广西岩洞葬的人骨标本，分析了起源商周时期、盛于宋元明清时期的广西古代拔牙习俗的源流、分布与性质。陈桂芬《秦汉时期瓯骆社会经济发展述论》一文，阐述了文献记载的秦始皇统一岭南后，瓯骆道路建设、郡县设置、军人与移民实边、城市与商贸发展等。杨清平《略论东周时期岭南越人的农业经济》则更多从考古出土实物来说明类似的课题。

此外，也有一批论文涉及百越的其他支系。彭长林《滇文化族属再探》运用考古学文化因素分析法，深刻分析了滇文化中濮、越、氐羌三大因素的构成，是迄今研究云贵高原越文化最深入、清晰的成果。郑超雄《夜郎国的文化渊源及社会文明》一文，也以考古材料出发，分析夜郎国的文化渊源，主张濮就是越，并研究了夜郎的王权政治与社会文明。邱立诚《香港早期历史――百越族群中的地缘与文化关系》，分析了上起万年前后的打制石器时代，下迄秦汉南越与南海郡时期，香港考古文化与珠江三角洲的同源一体关系。蒋炳钊在《闽越的都城与“冶”》中，论证了史、汉所记闽越“二王二都”分别在崇安汉城和福州北郊汉城，而余善所都崇安汉城就是无诸王城“冶”。是闽越都城研究中的一个新看法。王炜在《试析虎林山遗址的文明因素》一文中，依据虎林山墓地出现的高等级墓葬、牙璋礼器、戈、矛武器、刻划符号等，分析外力作用下的闽南早期文明进程。陆建芳在《江苏无锡鸿山越国大墓发现的玉器》中，介绍了吴国地域范围发现的越国大墓玉器内涵。

陈元甫《汉代东瓯国的发现与研究》则介绍了浙南温岭塘山大墓及大溪古城的考古新发现，主张大溪古城就是东瓯国都。徐长青在《江西靖安县李洲坳东周墓葬》中，首次披露了这座重要的干越墓葬的考古新发现。张崇根《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初探》则提出了台湾大坌坑文化来源于黄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新看法。连照美在《从考古学论古代百越时空分布上的台湾》，在总结台湾史前文化与大陆关系之研究史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台湾新石器文化谱系中东南沿海的卑南文化内涵及其与大陆史前文化的异同关系。

三、百越民族与周边民族的文化关系

楚越关系历来是百越民族周邻文化关系研究的重要方面，朱燕英的《楚文化对江南百越文化的影响和融合》一文，运用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方法，比较系统地论述了楚文化对湘资流域杨越、长江下游吴越、赣鄱流域干越、闽江流域闽越、岭南的南越与瓯骆等百越文化的影响。丁兰《纪南城周边楚墓地出土青铜越式鼎现象初探》则谈到了越文化融入楚文化、成为楚文化有机组成部分的考古证据。此外，石奕龙《两周时期句吴与邻族的经济、文化联系》，则从传世文献、铜器铭文、考古器物的角度，分析了句吴与邻族的产品交换、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关系。熊传善《论中原民族与南方民族的战争与融合》依据文献记载，比较全面描述了五帝、三代、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南方民族间的和战关系。漆招进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洞庭湖农业文化的南传》中，分析了湖南洞庭湖地区稻作农业文化通过越城岭山区及湘桂谷地传播到广西地区的考古证据。

也有学者分析了百越文化的跨界(国)关系，如蒋远金在《史前日本列岛与百越先民文化传播与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提出新本列岛的旧石器、细石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与农耕源于华南百越地区的看法，从而证明两地的海洋文化交流。西村昌也《从民族史的观点来理解越南北部的铜鼓》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越南北部出土铜鼓的类型、年代与使用民族，并分析这些现象背后的民族间战争、馈赠、交易等民族关系史问题。邓聪在《岭南与北越弓形格铜剑文化圈》中，提出了弓形格青铜剑的时空分布所反映的岭南地区与越南北部的先秦汉初文化交流。

四、百越后裔及现代南方族群的文化变迁

现代南方壮侗语族、苗瑶语族、南方汉人族群是百越的后裔或与百越源流关系密切的族群，是百越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冯孟钦在《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中，以洛湛铁路沿线、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南等地墓葬考古资料为据，讨论东汉至唐代广东、海南的越人后裔――俚人的陶器、铁器、铜鼓、居址、墓葬等文化内涵。王献军在《黎族早期的物质文化》中，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论述了黎族的食物形态与饮食器具，服饰、耳饰与文身文化，船形脚屋等居室文化的内涵与特点。李勃《黎族来源新探》、王逍《畲族传统文化禀赋述论――兼论畲族经济转型》，董建辉、林宏杰《族群认同与民族身份的确认――以金竹畲族乡的成立为例》，也属于类似的研究。

蛋民形成也与古代百越民族的海洋文化活动有关。黄向春在《福建闽江口“蛋民”研究――兼论百越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中，阐述了闽江口越人后裔蛋民的分布、姓氏、生态与生计、习俗与社会组织、神灵庙宇、口传记忆等，并提出闽越物质文化的民族考古学研究与蛋民认同“闽越”的符号意义之认知考古学研究同等重要。兰达居在《百越海洋人文与福建区域人文模式》一文，在论述百越海洋文化内涵的基础上，综合了两广、福建、浙江、海南、台湾等沿海作为百越海洋人文传承者的水上蛋民文化，并提出福建百越海洋人文在当代传承的三种模式――福州模式、湄洲模式、惠东模式。

此外，还有学者重视百越与南方汉人文化的传承研究。吴春明《东南汉民人文的百越文化基础》着力钩沉当代东南汉民人文中的土著文化因素积淀，如海洋文化精神、土著宗教与惯习、越式聚落与丧葬、原始制陶与无纺树皮布、汉语方言的越语底层等，并从文献与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越人汉化、汉人越化中寻找民族考古学的解释。彭维斌《闽南民间信仰的文化分层与汉越文化融合》一文，将历史层位分析法引入闽南民间社会文化研究中，探讨了以天公、土地、星辰、龟、蛇、狗、虎等自然崇拜为代表的百越先民“万物有灵”崇拜的底层特征，以吴本、妈祖、临水夫人、清水祖师、三平祖师、王爷等救生神灵为代表的百越土著巫鬼信仰的核心，汉式佛道为代表的表层特征，并从民间信仰层位的形成过程研究汉越文化融合。林汀水则在《也谈闽方言的形成与发展变化》中，提出闽方言源于江浙的吴方言、吴方言与古楚语是闽方言的底层、唐宋以后随着中原汉人的南迁又重叠着上古中古汉语，这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上的全新观点。

五、多学科协作、多层面探讨与国际性视野的学术盛会

在这次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围绕百越史研究的不同专题，从多学科、多层面和国际性的角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表现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1　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历史地理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的参与、协作。考古学是百越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和知识源泉，考古学者的大量参与、考古资料和方法的全面运用是本次会议的重要特点。多数与会考古学者不再是简单列举考古文物资料，对历史问题作出粗浅的说明和解释，而能通过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探讨百越族群文化的谱系、关系、性质，甚至还将考古类型学方法运用到当代民族文化的分析、研究中，体现了考古学研究在百越史研究中的深入和提高，象西瓯与骆越青铜文化的区分、滇族的三种文化因素构成等研究都是这方面的成功作品。百越史的研究离不开历史学，传统百越史研究主要仰仗史、汉的若干篇章，这次会议上纯粹历史学的研究不多，但也不乏深度，如对先秦岭南古越族九个“土邦小国”的历史钩沉，就是代表。民族学的研究成果是本次会议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壮侗语族的民族文化的调查研究成果有限，但也有突破，尤其是将南方汉人的社会文化纳入百越史的研究范畴，就是一个新的尝试和亮点。在历史地理学方面，从江南城市布局的地理变迁中，找寻吴越城市的“外濠内堑”的底层特征，很有新意。语言学方面，关于南方汉语的越语底层、闽方言的吴语特征等，都是对传统语言学理论的挑战。

2　多方面、多层面的探讨。本次会议除了民族与文化性质、族群源流、文化谱系、文化因素分析与区域文化关系等基础性时空关系研究外，还有百越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多层面的探讨。在物质文化层面上，吴越城址、建筑聚落、崖洞墓葬、航海舟筏、铜鼓、大石铲、竹器与玉器等，都有不同程度的专题论述。在精神文化层面，百越的海洋精神、万物有灵与巫鬼神灵等、图腾崇拜、南方汉语方言与语言、婚姻习俗、拔牙习俗、食人埋骨习俗等内容，都有学者涉及。在社会与经济层面，骆越的建国、南越的土邦小国、商代闽中的文明因素等国家文明问题，百越同秦汉王朝、荆楚文化的战争与融合问题，以及农业生产与经济生活等问题，也都有争论或讨论。

篇7

【摘 要 题】比较研究

【关 键 词】李济/苏秉琦/邹衡/考古类型学

【正 文】

在近八十年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考古类型学研究，这些各具特色的类型学研究不仅记录了重要的考古资料，而且反映了学科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从社会学的视角看这些类型学研究在认识和实践方面存在的差别，一方面和研究者所处的学术环境以及考古学科发展状况有关，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是研究者本人的学习经历和知识体系结构。本文拟选择三位在中国考古学史上产生影响但学习经历不同的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试图从个体社会化差异方面探讨造成学术研究方面差别的原因。

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参见表1。

表1 所指容器 所用名称

的部位

全部 体

重要部分 口(或)口部 身(或)身部 底(或) 足(或)足部

各部分段 唇 纯缘 颈(或)脰 肩 腹 底部 上部 中部 下部

周壁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依据这样的分类方法，他将76件青铜容器进行了分类，分类系统见上页表。

表2 目 序数区间 个数比例％ 序数 器形 型

圜底目 000—099 1.31 092 斗型器

平底目 100—199 2.62 102 锅形器

192 罍形器

203 盘形器 G

242 尊形器

248 觚形器 P Q R S T

250 方彝形器

圈足目 200—299 44.74 256 甂形器

273 觯形器

277 卣形器 R F

279 壶形器

283 矮体圆肩瓿形器

290 高体方肩瓿形器

305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10 爵形器 A B C D E G H J

313 圆底圆柱状实足鼎形器

318 圆底圆锥状实足鼎形器

325 分裆曲底原顶状实足鼎形器

368 圆底圆锥状空足鼎形器

三足目 300—399 47.38 342 圆底，双鼻，圆柱状实足，盉

形器

375 空心透底，扭角羚角尖状

足，斝形器

376 不透底，扭角羚角尖状足，

斝形器 F H G

386 甗形器

410 似三足目爵形器结构

四足目 400—499 3.95 476 似三足目斝形器结构

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是以北平研究院1934年和1935年第一、二次发掘所得的瓦鬲以及同时期在陕西采集购买的瓦鬲为研究对象的论著。其中的第二章“斗鸡台墓地所出瓦鬲的研究”是斗鸡台40座墓葬出土以及当地民间收集的59件瓦鬲的类型学研究。

该文对于墓地出土的瓦鬲，首先根据南北向仰身葬和东西向屈身葬将瓦鬲分为两组；与此同时依瓦鬲的领、足等等外形特征，纹饰特征， 制作所需的工艺手段分为三种类型：南北向仰身葬的墓中出土的瓦鬲，包括三种类型，分别用字母A、B、C表示；而东西向屈身葬的墓中只出土一种类型，用a表示，与前一组的A类型相比虽然造型风格不同但制法基本相同，因此作者认为二者属于同类型的不同支派。墓葬依瓦鬲的分类分为四组。

在此三个类型的分类基础上，作者加入斗鸡台村征集的一件瓦鬲，另辟一类，共四个类型的瓦鬲，与瓦鬲分类与墓葬分组相互对应关系如表3所示。在类型之下，作者又对部分类型进一步分组。

表3 瓦鬲类型 符号 墓地分组 葬俗

第一类型 A 第一组 南北仰身

a 第四组 东西屈身

第二类型 X - -

第三类型 B 第二组 南北仰身

第四类型 C 第三组 南北仰身

表4 器物命名 《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 《瓦鬲的研究》

得瓦鬲的研究》类型符号 类型符号

袋足鬲 A A

联裆鬲 X B

折足鬲 B C

矮脚鬲 C D

第一类型A种鬲，根据有无附件、附饰，分为A[，1]、A[，2]、A[，3]三组。

第三类型B种鬲，根据高阔比例和高低顺序，分为B[，1]、B[，2]、B[，3]三组，以表明B种鬲“主要变化倾向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第四类型C种鬲，根据袋足占通高的比例由大到小分为C[，1]、C[，2]、C[，3]三组，用以区分制作年代的差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表5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图一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RFB02″型鬲，其中的R代表人字裆，F代表柱足，B代表侈领，0代表无肩，2″代表下胀圜腹，因每一编码都有一定形态的含义，所以当见到RFB02″型鬲时，就可以得知这鬲是人字裆、柱足、侈领、无肩、下胀圜腹鬲，器型编码传递了器物形态的信息。

表6 底或裆 足 领、口或沿 肩 腹

A凸圜底 A直领 1圆肩 1直腹

A′凹圜底 1′溜圆肩 1′下收直腹

B平底 B侈(或折)领 1″广圆肩 1″下胀直腹

B′凹平底 B’内折领 2方(或折)肩 1[]内斜直腹

C尖底 B″高侈(或折)领 2′窄方(或折)肩 2圜(或鼓)腹

C撇领 3圜凸(或耸)肩 2′下收圜腹

C′高撇领 3′方凸(或耸)肩 2″下胀圜腹

D袋足 D卷领 3圜凸腹

D′高卷领 3′方凸腹

E圜涡下陷底 E锥足 E束领 4折腹

F柱足 4′下收折腹

F′锥柱足 4″下胀折腹

F″扁足 5内凹腹

G外凹沿 6曲腹

G′内凹沿

H弧裆 H环足 H敛口

H′圜敛口

H″方(或折)敛口

J角足

L流口

M马口裆 M圈足

M′高圈足

N假圈足

Q曲裆

R人字裆

S兽足 S榫口

S′蹄足

T凸裆 T独足或柄纽

Y圈足+兽足

Z圈足+弥垂耳

0无 0无 0无 0无 0无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X未定

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邹衡最先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两年后转入史学系，之后又学习考古学并取得硕士学位。他的类型学研究强调层位依据，即客观证据，型式的逻辑严谨、结构清晰，很明显同他最先学习法律有关系。从他的《我和夏商周考古学》（注：邹衡：《我和夏商周考古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编，《考古学研究》（五），科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中了解到，他学习考古学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解决史学问题，因此依然带有强调因果过程研究的史学特征。他最先用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铜器，进而延伸到商文化的分期。他的类型学研究体系清晰地表现了分类和排序两种思维模式，在以类型学研究为基础的年代学研究中，他把考古学文化理解为由各种遗迹、遗物为元素组成的结构，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元素以及元素不同的结合方式，元素及其结合方式发生了变化，文化也随之变化，这种以器物组合变化为依据进行文化分期的方法和李济的类型学研究法反映了不同研究层次的同种思维模式。

二十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中国大陆学术界对李济大都回避甚至批判。但是现实中许多考古工作者的类型学研究，又往往不自觉地袭用李济式的类型学模式，称为“某式某型”，将李济的“序号”和“类型”混同苏秉琦的“顺序”和“类型”，这样一来，在一个适用于器物形态元素的分类系统里，导入器形演进的思维方式，其结果必然导致很长一段时间内类型学思想和概念的混乱。虽然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发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才将分类思想和排序思想协调起来，并逐渐规范了类型学的研究模式和语言范式，但是至今还没能彻底摆脱类型学研究中强调历时过程和因果关系的史学影响，而李济那种人本主义精神的考古学研究依然很难看到。

篇8

对古钱币的研究自南朝刘氏《钱志》和顾垣《钱谱》就已经开始，但是社会文化背景会制约一个学科的产生和发展，古钱币学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之前，对古钱币的研究停留在最基本的描述摹绘和考据两大方面，所以直至清末对古钱币的研究还停留在传统金石学的范畴。这段时期的成果，是产生了很多古钱币的谱录和对古钱币字、形、色、质、声及出土地点的研究。

自近代考古学的方法和技术传入之后，中国钱币学界不再满足于“忽略制作，偏重文字，斤斤于色泽肉好，戚于珍常多寡，范围狭隘”的简单的经验型研究。1936年，由叶恭绰、吴稚晖、丁福保等组织成立中国古泉学会，其创办的会刊《古泉学》第一期中提到了其宗旨，“以阐明古泉学识，研究古泉制作，鉴定真赝，辨别年代，启人好善之心为宗旨”，这反映了当时古泉学研究的对象有所扩展，已经开始注意钱币的制作了。1940年，丁福保组织成立中国泉币学社，提出研究钱币须“按诸货币原理，以究其制作沿革，变迁源流，利病得失之所在，治乱兴替之所系”。（张N伯《本刊发刊词》，见《泉币》第一期）尽管民国以来考古学已经传入，对古钱币的研究的认识有所突破，但是古钱币研究仍然比较沉寂，此时期出版的书籍，如《古钱大辞典》、《历代古钱图说》等，仍然具有图谱的性质。直到1954年彭信威先生的《中国货币史》问世和1989年后中国钱币学理论体系的提出，对古钱币的研究才更加科学，中国钱币学逐渐成熟、繁荣。

从1954年至1989年之间，有一本著作不仅在考古界影响重大，被誉为有“中原汉墓编年可资借鉴的标尺”，同时在钱币学界的影响也非常重大，是考古学与古钱学结合起来的经典，那就是由蒋若是先生主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于1959年出版的《洛阳烧沟汉墓》。

在《洛阳烧沟汉墓》一书，以科学的考古学方法，解开了号称历史货币研究的“谜团”――五铢钱分期断代，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对五铢钱的断代基本都沿袭此书的方法，并且被多次证明结论的正确。那么《洛阳烧沟汉墓》何以能够解决这一个千百年来的谜团呢？这就需要仔细阅读一下此书了。

《洛阳烧沟汉墓》一书是1953年洛阳烧沟区发掘的255座汉墓的报告，报告分为序言、第壹编、第贰编、第叁编、第肆编、结论和编后记，着重研究了汉代墓葬的墓室结构和陶器、铜器、铁器、铅器、玉石器等等器物类型的发展演变及分期依据，建立起中原地区汉代墓葬的年代标型序列，给汉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也提供了宝贵资料，其中就包括对255座汉墓出土的11267枚钱币的分析、研究。

《洛阳烧沟汉墓》在第叁编第十章专门对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研究，从钱币的形制、年代、与墓型的关系三个方面展开。在这些钱币当中，从时代上看有秦、西汉、新莽及东汉的钱币，种类有半两、五铢、新莽钱及杂钱，除了一枚铁质、一枚铅质外，其余都为铜质。

书中对半两的分型比较简略，分为三型（图1），根据墓葬年代、文献记载及大小轻重关系，认为第一型为秦半两，第二型为吕后半两，第三型为文帝半两，但是在第四、五型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半两第三型出土，即是说第三型半两是东汉晚期的。但是在书中227页的表五五中，没有分型说半两的年代，而且表中表示的半两流行时代只有武帝、昭帝、宣帝及桓帝、灵帝时期，在武帝、昭帝、宣帝时期是非正式通行期，在昭帝、宣帝时期虽非正式通行期但是流通仍很多。这样的结论是客观的，只是没有对半两的类型与时代对应起来有一点遗憾。

但是对于五铢的分型分期却是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洛阳烧沟汉墓出土的五铢钱，最早的起武帝中、晚期，下限到东汉末，数量众多、差别微小的钱币，非下一番苦功夫不能够完成这样艰巨的任务。书中以墓葬及遗存的年代（包括墓葬结构、共存遗物及出土情况）为主要的判断依据，结合文献、类型学、图像学方法进行分析（包括对钱币的文字、形制及钱范的考证），综合考察并确定随葬五铢钱的历史年代。先对五铢钱类型的相对年代考察，再分别对五型的绝对年代进行判定，客观严谨。

将五铢分为五型（图2）：第一型为武帝到昭帝时期，“五”字中间相交两笔为直笔的是武帝时期的，昭帝时期的稍弯曲，“铢”字“金”头为镞形，多不清晰，“朱”字头方折；第二型为宣帝至西汉末，“五”字两笔弯曲（越晚的越弯曲），“铢”字同前无大的变化，但字划清晰；第三型为东汉前期，字体较宽大，金字头较前为大，如三角形，“朱”字头圆折；第四型属于东汉中晚期（桓帝及以后），各种特点基本同于东汉前期的三型，只是较薄，文字轮郭更浅平，并带有阴文或阳文符号；第五型为灵帝时期，背有四道内外郭相连的四出文是其主要特征。

“前人定五铢钱年代，说多无据，惟“四出”为有据，有由据者推之，知无据者尽臆说矣。”清代戴熙若是看到蒋若是先生提出的五铢分期断代，定不再有此感叹。此外还有一些地域或时代特征的五铢钱币。（图3-1、2）

这一成果概括了各个时期五铢钱的基本特征，让行用时间长达700多年的五铢钱分期断代有了科学可靠的根据，历经半个世纪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所以说，这是一本将考古学方法应用于研究古钱币、将古钱币研究纳入考古学范畴的重要著作，在古钱学和考古学中都意义重大。

当然在五铢钱的分期断代研究上，《洛阳烧沟汉墓》也有不足。但是这是由于非钱币学专著，没有深入探讨，由于烧沟汉墓墓葬时代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洛阳烧沟汉墓》提出的分期标准不能面面俱到，它对早期五铢钱的类型认定有些不足，例如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上林三官五铢。

《洛阳烧沟汉墓》得出的结论并非不准确，其结论仍然是可用的，只是有一些片面，没有能够涉及到西汉前期五铢的特征。满城汉墓的发掘，则填补了五铢钱分期断代研究的这个空白。1968年发现的满城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的墓，墓主刘胜死于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其妻窦绾卒年可能稍晚，在这座规模宏大、随葬品丰富的墓葬中，出土了保存完好的五铢钱4200余枚。从墓主入葬时间断定，满城汉墓五铢钱基本或多数为上林三官铸钱之前的郡国五铢钱，其特点表现在钱文、记号、质地的多样性上，在满城汉墓中发现的就有十余个品种之多。在《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中，作者对四千余枚五铢钱逐一进行了测量重量，将五铢分为三型，对“五”、“铢”两字及记号等特征又作了分析，取得了准确的资料，充实和订正了《洛阳烧沟汉墓》的成果。蒋若是先生还写了《郡国、赤仄与三官五铢之考古学验证》，以其慧眼对郡国、赤仄、三官五铢进行了系统的区分，功不可没。

篇9

三教图像所见明代三教观

赐服在明代的作用与影响

《甘露祖师行状》研究

青铜器夔纹与器形的对应性研究

商周铜器双身龙纹图像辨析

清代金银首饰的名称与样式

乾隆朝宫廷纪实花鸟走兽画研究

试论规矩的符号化和神秘化

敦煌石窟中佛教圣迹图内容考证

仇英《清明上河图》中的商业文化

《洞玄灵宝真灵位业图》研究

郑州地区新公布韩国兵器汇录

《史记》所载秦二世史事辨疑

从伯懋父簋墨书蠡测商周书法

伏波将军马援的南国民间形象

“商山四皓”形象的塑造与演变

陆羽《茶经》的历史影响与意义

西周早中期青铜器上的收翼龙纹研究

唐五代宋初敦煌女性出家申请的审批

试探敦煌佛教理想世界中的衣食住行

日本九州现存的宋风石塔——萨摩塔

奇冠异服:杨维桢谪仙形象的雅与俗

中国考古学景观与卫星图片的利用

契丹大字《耶律祺墓志铭》补释

唐人宴饮程序概观——以《游仙窟》为中心

蒙元前期佛道之争下全真教图像志的建构

从项元汴的鉴藏生涯看晚明社会的收藏世情

甘肃省白银市平川区黄湾汉代木椁墓清理简报

汉阙与汉代政治史观——汉阙研究之一

英藏敦煌文书S.2199《尼灵惠唯(遗)书》解析

北宋雪窦重显生平及德藏《祖英集》研究

知白守黑:《中山出游图》的视觉性考察

胡貌异征:魏晋南北朝考古图像中的胡人外貌

洛阳历史文物中含绶鸟美术遗迹的文化学考察

祠祀与庙祭——台湾的祖先祭祀与越南的“立后”

基于秘篆文的《灵宝五篇真文》合校及研究

李商隐撰书《王翊元暨妻李灵素墓志》及相关问题

传承与分立: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中所见胡人形象

“千春永如是日”——泸州宋墓石刻中的生活故事

经咒·尊神·象征——对白伞盖信仰多层面的解析

“胡人礼佛”模式与汉代佛教图像的本土化进程

宗教艺术与传播模式试探——以中古三夷教等为例

史实考索与模拟复原:敦煌莫高窟第61窟供养人画像的史学研究

从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看中国古代叙事画释读的方法论问题

“拟古”与“溯古”——论隋唐两京空间设计中的文脉意识

从“碎片化”到“形象化”——简论全球化视野下的文化史观

敦煌石窟与龟兹石窟供养人画像比较研究——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

篇10

关键词：音乐艺术；图谱学；图像学；书籍学；文献学；相互补充；互为关联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近现代以来，伴随着历史文化的转型和学术思潮的风起云涌，各种学术思想、方法和学科概念不断翻新变化。如以科技文化为唯一标准发展阶段，所有学科层层剥离，新学科概念汗牛充栋，而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相近的学科嫁接交融、合而为一等，又成为一种全新的时代风尚。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关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的古今关系与现实意义问题，就是这一时代文化背景下不得不重新提及和需要认真探讨的学术命题，要分辨二者长期以来的互为关系，及至和相关学科理论体系之间的关系，有必要从我国历史文化、学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脉络与接续关系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梳理与分析。

一、历史文明接续关系

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发展的进程中，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的形式，相互接续，相互映衬，形影相随，不离不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又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征。笔者将其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即图像文明时代、图文接续时代、图文并存时代、文盛图衰时代和图像时代的回归。

其一，图像文明时代。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曾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形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漫长的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时代，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语言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语言文字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则又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形式，并在学术文化研究的平台上得以绵延传承。如《通志》说：“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1]

伴随着旧石器、新石器、青铜器时代等历史期的变迁，图像文化的形态也不断地发生变化，如青海大通出土新石器时代彩陶盆上的舞蹈纹[2]，江苏省苏州市中吴区江陵山出土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墓葬的透雕冠状舞蹈纹玉饰[3]，包括分别见于甘肃大地湾、云南沧源、广西花山、内蒙古阴山、新疆昆仑山等地的岩画、地画图像，以及全国各地出土后世各个时代的各种图像，足以反映出这种图像文明永恒的生命活力。

其二，图文接续时代。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象”在汉语中最初是名词，以后才引申和转化出“现象”、“象征”、“想象”等意思。[4]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到了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5]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6]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关于中国文字（汉字）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考古发现最早的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约公元前14世纪）已初步定型的文字――甲骨文。这种“象形”的文字，应是我国图文接续时代的有效见证。

其三，图文并存时代。世上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形式的出现，都要经过人们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磨砺和体悟的过程，而一种文化形式取代另一种文化形式，也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渡时期，包括一方的渐兴、二者重叠和另一方减退等过程，图像与文字两种文化形式的交替，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渐进的接续关系，而且二者之间肯定有着一个较长时间的并存期。

关于我国古代的图谱图像与书籍文献长期并存与发展的历史，在先秦时代的古文献中也有相关记载。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7]这段在古人长期的口头文化传播基础上的文字记载，将图像文化和书籍文化这两种先后生成的文化形式并置为同一源头，虽有一些夸饰、捏合的成分，但却并非子虚乌有的凭空想象或神话传说，而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简约而又翔实地记述了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曾经并存发展的历史信息。

其四，文盛图衰时代。随着自汉以来我国古文字的逐步简化和定型，人们渐渐地用简约的文字文献取代了图谱图像的实用功能，以至于逐步呈现出文字繁盛、图像日衰的发展趋势。如《通志》说：“……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1]上文十分清晰地描述了“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即“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及至汉代文字通行，著书立说只用文字不用图像，导致“图谱日亡，书籍日冗”现象，预示着文盛图衰时代的出现。

其五，图像时代回归。20世纪以来，鉴于古文献记载已不能满足现代学术研究之需的原因，图像研究再度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在世界范围内兴盛蔓延，西方国家较前一步完成了作为现代学科属性的图像学学科理论与方法体系。作为一名哲学家的睿智与敏查，海德格尔于1938年就宣布到了“世界图像时代”[8]的到来。

通过数十年来的发展蔓延，海氏预言已经在学术实践中得到了有效验证，世界各国、各民族及其诸多相关学科，都广泛地运用读图、说图和研图的方法，从而全面呈现了图像时代历史性回归的壮观景象。当然，图像时代回归的另一含义，是指以现当代科技文化高度发达为标志的视频、视像，以其直观、逼真和富有色彩的生动画面，再次撼动了以文字为载体书籍文献之学的一统地位。

二、史学研究互为关系

对于古代历史学、文化学的研究，我国学人长期以来探索实践了多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最具影响力的是自汉以来以书籍文献为主体史学研究的方法，其次是以图谱图像和北宋时代肇始的“金石学”，以及近现代引入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等以实物考据为主体的研究方法，它们之间形成了密不可分的互为关联。

1.书籍文献史学研究

书籍文献史学研究，在我国学界素有文献考据之说，指对古代文字记述的史料进行考证、辨析和阐释解读的一门学问。由于文字记述有着比图形图像简便快捷的突出功效，自汉以来它逐步发展演变成为著史和进行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孔子《论语》。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之故也。”[9]在古代，文，指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记载；献，指见多识广，熟悉历史的贤人。

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中说：“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认为“文”是经史、会要、传记等书本，可以互相参证史事；“献”是学士名流的言论纪录，可以用来考订典故、史传的是非。[10]简言之，文献是指典籍记载与学士名流的言论。

我国古代将古文献整理和研究工作叫做“校雠”，故有校雠学之称谓。传统文献学正是在校雠、目录、版本诸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即指研究古典文献的源流、特点、处理原则、方法（如分类、目录、版本、辨伪、校勘、注释、编纂、辑佚等）及利用的一门学问。其宗旨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关于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11]这充分反映出，作为我国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尊重史实、重视传统的优秀品质，也为后世学人治史、证史和论史提供了有益的思想理论基础。

总之，采用古文献考据的方法，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经”、“史”部分，它们构成了历代史料文献的主干，“证经补史”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核心任务。其优长和不足之处分述于下。

其一，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优长。

自《史记》作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部国家史典问世以来，之后的每个朝代都有以此为例的官修史书，其中多有《礼乐志》《乐志》《艺文志》《音乐志》等记录宫廷乐文化发展状况和具体活动的部分。历代官史文献中的内容，分别以记述帝王之事、王侯及特殊人物、年代世系和人物、典章制度、人物民族及国外诸事等为主体，是在所谓国之大事即时性在案记录基础上的编纂整合，故被尊为“国史”、“正史”，其余私人著述的此类书目则被称作“野史”。后世学人一般认为，“正史”中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可采信度，故历代“正史”中关于音乐方面的记载，即成为古代音乐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

其二，书籍文献史学研究的不足。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学人们不断发现古代书籍文献中存在着较多的遗漏、不实和自相矛盾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如著名音乐学家黄祥鹏先生所举《乐问》[12]百题，就是由于官史文献的不详或自相矛盾，造成后世学人的困惑和无所适从，以至于逐步形成了许多千年死结。“正史”文献中的不足之处，大概有如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古代文字记载的简约和多义性特征，致使后人无法读懂其意；二是同一历史事象，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会留下不同的信息；三是同一事象在口口相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演绎夸饰成分，形成一些虚假信息；四是基于王权文化一统地位政治的诉求，有计划和有目的地虚捧抬高或诋毁打压某一历史文化主体，造成盖棺论定的虚假历史信息；五是鉴于古代文字记述方式的单一，包括甲骨文、金文、木牍、竹简等文字载体，传承和流通都存在着较大困难，极易丢失和损毁，造成史料文献遗失现象严重；六是历代官史中主要记述宫廷乐事，广大社会的音乐生活则较少涉及，这对于中国音乐史的系统研究来说，无疑存在着较多的问题。

2.图谱图像史学研究

所谓图谱图像，最初仅指人类文明肇始以来通过绘画、雕塑等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的图形图像和铭文等，近现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图像学，渐渐地把研究范围扩展至出土相关实物的照片等。

在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艰涩与语义不详等原因，我国历代学人一直十分看重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肇始于东汉时期的“古学”就包含有图像研究的成分，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渐盛，至北宋时期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并在清朝成为显学。关于金石学，朱剑心认为：“‘金’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那么，‘金石学’则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13]可见，金石学研究包含有音乐的器物和图像；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的内涵和外延。关于金石学的学术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13]（p.20）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其一，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优长。

遗存不同时期丰富多彩的艺术图像，有着直观展现古代社会历史文化基本形态与风貌的突出功能，尤其是如和人类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并在上古时代建立起崇高地位的乐舞文化，本身具有瞬间即失的令人遗憾的属性，历史上所保留下来的只有文字的表象述说，而无乐舞艺术本体的东西留驻于世。在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的地下遗存中，见有大量以乐舞为主体的综艺图像和一些乐器实物，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我国古代乐舞艺术包罗万有的形式形态，以及一些乐器当时的形制规格、放置与演奏方式、组合方式、艺术表现等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些弥足珍贵的带有直观性的图谱信息，相对于十分简约的古文字记载来说，具有更大的实用性参考价值，而且这种艺术的图像既有着长久持续传播的纵向连续性，又有着广布于社会的横向普及性，形成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的宏大体系，从而受到众多研究者的密切关注，成为古代艺术发展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二，图谱图像史学研究的不足。

图谱之学及现代的图像学作为一种学术的方法并非完美无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有限的，而且有着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比如对于音乐形态的研究，它只能有效展示演奏、演唱与表演的形式形态，却无法准确证明乐器的具体规格，不能还原音乐的乐调和声响；另如自汉以前的艺术图像，虽被学界誉为写实性艺术，但毕竟存在夸饰、想象的成分，需要通过其他资料予以互证；再如因当时图像载体材质和表现手法等的局限，画面细节漶漫不清，或由于画工常识欠缺或技术失误等原因，造成画面上乐器形制的失真、变形或演奏形态的不一；特别是即便我们通过深入细致地考证研究，理清了其所有的环节之后，这种研究依然不能够复原古代音乐的本体形象，故图谱图像的研究也和书籍文献的研究一样，存在着先天的局限和不足。

总而言之，在中国数千年历史文明和文化发展衍变的过程中，图文两种文化现象从无到有，续断蔓延，盛衰起伏，变幻无常，既分别从不同角度为后人勘验历史提供了大量重要的佐证，又分别显示出其难以逾越的不足之处。我们现在所要做的是，不要拘泥于某一局域或某种单一的学术方法，而应放开眼界，破除禁锢，从“多元文化”的宏观视野入手，把所有的可资利用的学术资源汇集到一个平台上，全面实现传统与现代学术文化的接轨，方能在多种资料和成果的互证下，全面揭示古代艺术文化发展史的面貌。所以笔者认为，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在中国古代艺术史、文化史研究的平台上是一种互为的关系。

3.学术网络体系关系

如前所述，自汉以来我国进入文盛图衰和以文字著述为主体学术文化发展期，而由于历代学人并未放弃“图谱之学”在学术研究中不可取代的可视性作用，使得图、文两种学术方法得以并存互惠，相得益彰。面对全球性图像文化回归的历史潮流，二者顺其自然地复原其本元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网络体系。

三、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鉴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元文化属性。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和“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学术习性，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通志・图谱略》：“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图谱之学不传，则实学尽化为虚文也。……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14]这充分说明，历代学人在学术理论理念的天平上，从来没有放弃“图谱之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总会将“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进行必要的比照研究，从而也就自然地形成了二者之间牢不可破的本源性学术网络关系。

1.本元性学术网络关系

在我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中，从北宋“金石学”的勃兴，到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考古学、考据学、古器物学、图像学等相关现代学科的确立，学术研究的视角得到了有效的拓展，学术的理论和方法也随之得到升华。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理念不断翻新。从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论”文化发展理念的质疑，到后现代诸多新理念的问世，学科交叉理论成为一种新趋向，致使杜威的“多元文化论”形成一股强大的国际性浪潮，并成为国际学界教育与学术研究领域最具前沿性的新理论、新视点和共同的学术取向。

目前，多元文化理论及学科交叉的理论和方法在我国日渐盛行，如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和艺术学诸学科之间产生密切交融，生成了许多种交叉学科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展示着新时期多元学术文化的繁荣景象。诚然，这种在学科切块基础上的学科交叉并非绝对完美，甚至于某种程度上仍存在着“远交近分”的特征，即仅在远距离间的学科之间寻求接合点，而对于本来就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各姊妹艺术之间的关系，尚缺乏应有的眷顾。然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多元糅杂、兼容并包是数千年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精神传统，如上古至中古时期融歌、诗、乐、舞、杂技、武术、幻术、绘画、田猎、宴飨等为一体的“乐”文化体系，近古时期以来包容更多文化形式的戏曲艺术的精神理念等，至今依然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审美价值与取向。历经近百年来的学科切块分割而理念尚存，足以反映出这种民族文化根脉深邃隽永的存在价值。随着多元文化理念的回归，必然形成多元交织的学术网络体系，历经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音乐文献学，与在“古学”、“金石学”学术文化传统基础上吸纳西方考古学精髓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必将在这个网络体系中起到骨架作用。

2.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

如前所述，兼容并包是中华文化的悠久传统，它所呈现的是多元文化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谐状态，彰显的是中华泱泱大国海纳百川、吞吐四方的文化精神。在数十年来学科分割的状态中，较多呈现的是各学科、各专业之间的奇风异彩，甚至于在同一专业领域也会出现轻重量化的差异，比如音乐的史与论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在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却曾出现“重史轻论”或“重论轻史”的选择，提出过“以史代论”、“以论代史”或“论从史出”等不同主张。

故笔者认为，学科交叉仅为表象上的一个环节，学术交融才是实质性的进展，而有效地打破原有各相关学科（或曰专业方向）之间的森严壁垒，方是实施学术交融的基本要件。如音乐史与论的研究，本来同属音乐学的范畴，一味地细分彼此，极易陷入你高我低的内耗之中，学术创新将受到影响。同时，过多的强调特殊性，就等于陷入了局限性。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自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神坛破碎之后，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传统均得到了应有的尊重、保护与弘扬，人文社会学科再次受到应有的重视等，均为全球性学术文化的实质融营造了相对平等与和谐的氛围，在此种大文化背景之下，书籍文献之学与图谱图像之学二者形成良好的交融性学术网络关系势所必然。

四、结语

在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与学术文化传统中，“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一直成为著史与论史的两大支柱，作为具有现代学科定义的图像学与文献学，仍应是史学研究多元学术体系的主干。而由于当今的学术观念异彩纷呈，许多时候会构成学术角色的转换与互融，许多新问题、新关系都需要我们一一关注和妥善处理。

1.学科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所谓不同学科，实际上仅是殊途同归的学术研究的不同方法，它们之间往往会形成较为复杂的关系。如传统的音乐考古学将音乐文物的实物和图像作为一体研究对象，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构成了其共同的研究目标，而由于这两种材料的研究侧重点有所不同，渐渐地又形成了两类各有所偏的研究成果和学人群体。音乐图像学在西方国家的异军突起，等于从整体上打破了原有的学科结构和形成了学理关系上的新矛盾，而音乐图像学不断地拓展其研究的范围，如旅美学者韩国介绍说：“凡举一切和音乐有关， 可以用图片呈现出来的都能作为研究对象， 这就包括了乐器、人像、手稿、文件、建筑（如音乐家的生活及表演场所）、风景（和音乐家之创作和文化背景有关者）及一切含有音乐主题的美术作品等等的图像或照片，可以说是包罗万象。”[15]这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当代学术肢体细化分解之后再度交融的新趋势。

2.古今关系

从图谱之学到古学、金石学、考古学、图像学，形成了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系统链条，具有上千年学术发展史的金石学，应该说既是现代考古学、图像学的前身，又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坐标。然而，实际情况如有学者说：“由于西方新学科的引入与中国教育制度的变革――从科举到办学堂，金石学的发展反而越来越离开主流学问而日趋边缘化……在这种学术分类的转型过程中，综合的金石学遇到了意外的窘境。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的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①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则必须在“金石学”中找到立身之本。

3.中外关系

1997年初，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命题，该主张启发引导了我国学界开始了寻找逝去的珍贵文化传统的努力。如有学者将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16]与中国“金石学”传统范式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7]另有学者针对音乐图像学领域里的偏颇指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不同，所以我们在音乐图像学研究方法方面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洋，更不能将西洋学者的说法当成标准，否定自己的成绩。”[16]同时，许多学者极力倡导金石学的现代学科价值，认为金石学与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在研究目标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如果只强调西方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影响，而忽视传统金石学的传递作用，中国考古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如有学者在美学领域提出颠覆性新主张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美学，只有心性文化体系中‘天人一体’、礼乐交融的乐学。”认为“近百年来中国美学误入歧途，忽视了中西美学在学科形态上的根本区别。所谓中国当代美学，应称为‘西方认识论美学在中国’。”[18]此观点虽有待于学界进一步切磋认定，但其历史的、现实的和学术的价值已经昭然彰显，且对于中国艺术学诸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来说，亦不无启示性、建设性意义。

4.图文关系

《周易》关于“河图”、“洛书”之说看似荒诞，实则铭心刻骨地记录了古代学人对待图、文两种华夏文明遗存的深厚情结，从一个侧面呈示展现了我国图文并重的学术文化传统。虽然从表象上自汉以来文字文献渐成为著述主体范式，而图像作为延绵古今的传统文化形态，足以弥补国史文献特别是社会文化生活记录的空白和不足，二者还可以起到互证与互补的作用。同时，我国不同时期的图像遗存，有着量大面广、持续传承的典型特征，形成了自成一体的独立学术系统。如有学者说：“图像决不是文献的视觉化，图像的象征内涵和意义也不是文献的意义可以包容的。图像本身构成一个完整的世界，确定图像本身的意义就是图像学要达到的目的。”[1]

总之，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是一个密切关联的文化振兴的系统工程，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可能产生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不可能出现文化自强，而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和构建和谐发展新理念是第一要务。故无论是在我国数千年历史文明传承接续的文化传统中，还是在多元交织的现代学科与学术文化网络体系中，各种不同的学术理论和方法，既有着各自的独立性意义，又同时反映出本源性、多元性和交融性学术文化特征和密切关联，由来已久的图谱图像之学与书籍文献之学将永远是一对相依并存、和谐发展的互为关系。（责任编辑：帅慧芳）

① [ZK（#]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著作，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ZK）]

参考文献：

[1]郑樵.通志・总叙[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3、365.

[2]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J].文物，1978，（03）.

[3]董锡玖、刘峻骧主编.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7.

[4]陈政.字源趣谈[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40.

[5]梁启雄.韩非子浅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5.158-159.

[6] [汉]许慎撰，[宋]徐铉等校.说文解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474.

[7]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70.

[8]海德格尔全集（上卷）[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6.885-923.

[9]孔子著，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八佾[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6.

[10] [元]马端临撰.文献通考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3.

[11]孔子著，孔颖达正义、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论语・为政[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3.

[12]黄祥鹏.乐问[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0.

[13]朱剑心.金石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3.

[14]郑樵.通志・图谱略[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837.

[15]陈振濂.金石学研究的当代意义与我们的作用[J].艺术百家，2008，（03）.

[16]杜亚雄.应该正确评价中国音乐图像学的成就[J].艺术百家，2010，（01）.

[17]朱存明.汉画像研究的图像学方法[A].中国汉画学会第十届年会论文集[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360.

[18]吴高泉.中国没有“美学”只有“乐学”――评《中国古代美学（乐学）形态论》[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11-03.

Illustrated Iconography and Literature Philology

LI Rong-you

（Department of Musicology， Zhejiang College of Music， Hangzhou， Zhejiang 31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