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再生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的再生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物化劳动力；智力劳动；价值；剩余价值

中图分类号：F014.2

杨沛英先生在《人文杂志》2010年第6期发表的《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一文（下称“杨文”），通过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提出物化劳动力与活劳动力一起创造了价值，剩余价值来源于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杨文”是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一个重要成果，对于推进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深入、对于进一步从基础理论研究的视域提升智力劳动在社会主义劳动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以及提升科学技术在现代经济中作用的认识，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但对于物化劳动力与抽象劳动力的关系、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是不是可以形成一种“智力价值论”的理论判断、能不能把剩余价值的来源归结到作为智力劳动凝结的物化劳动力上这些问题，笔者在多次拜读“杨文”后深存疑虑，因此提出下面几个问题，一方面向杨沛英先生求教，另一方面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以期把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由智力劳动凝结形成的物化劳动力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劳动价值理论关于抽象劳动是价值质的创造者这一重要观点。

“杨文”的整个研究是立足于通过对劳动过程中体力和智力的区分所提出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之上的。关于物化劳动力的内涵，“扬文”是这样界定的：“物化劳动力是在劳动过程中承担劳动手段和劳动工具的物。”但并不是所有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的劳动生产物都具有物化劳动力的性质，“只有那些替代和当作劳动力使用的劳动生产物，我们才能称其为物化劳动力。比如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利用，以及煤、油、电为能源的各种动力设备，各种各样的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等，它们的使用价值就是替代活的劳动力，并且像活劳动力一样重复地加入生产和再生产之中。它们和活劳动力一样，也有体力和脑力之分，也是一次性购买后任资木家支配，使用时同样可以延长劳动时间，增强劳动强度，他们和活动力一样创造着价值和使用价值。”[1]从这里的论述来看，物化劳动力具有与活劳动力一样的属性，而且随着劳动的发展，物化劳动力体现出对活劳动力的“复制”、“克隆”和替代。这里显然是要提升智力劳动在劳动进程中的作用，这一点无疑是确信的。但问题的关键却是，智力劳动或物化劳动力的发展，与抽象劳动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中，无差别的人类抽象劳动构成了商品的价值质。“如果把生产活动的特定性撇开，从而把劳动的有用性质撇开，劳动就只剩下一点：它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尽管缝和织是不同质的生产活动，但二者都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等的生产耗费，从这个意义上说，二者都是人类劳动。”“一切劳动，一方面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类劳动这个属性来说，它形成商品价值。”[2]57这就清楚地表明，分析商品的价值，要“撇开”劳动的有用性，把它作为抽象的人的脑、肌肉、神经、手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马克思讲的抽象劳动，其实并不抽象，就如同美国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威齐所分析的，抽象劳动“有一个直截了当的意义，即一切使这种劳动有别于那种劳动的特点都撇开了。”[3]47从这个意义上说，决定商品价值质的抽象劳动，其实质也就是劳动的无差别性。杨文中的“物化劳动力”这一概念，也是“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智力劳动是一种特殊的具体劳动，物化劳动力作为智力因素的凝结，撇开劳动的具体形式，完全从属于抽象劳动的范畴，只不过更加消耗人的脑力和神经。作为替代活劳动的物化劳动力在参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时，渗含在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中的并不是物化劳动力所表现出来的特殊的有用的劳动，如对畜力、风力、水能、太阳能的利用，或各种动力设备，工作机床，试验设备、计算器、电脑、自动化生产线等所体现的特殊功用，而是包含在物化劳动力中的无差别的抽象劳动。

“扬文”在对“物化劳动力”的界定中，实际上体现的逻辑恰恰是有用劳动、使用价值来决定价值和创造价值，这样就把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忽视了。此外，“扬文”认为，“马克思所指的劳动，不单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活的劳动，而且包括物理学意义上的物化了的劳动力。”这事实上很难成立。劳动是人的劳动力的消耗，正如马克思所比喻的，消化是人的消化能力的运用一样，脱离开了人，物理学意义上的劳动是不可能存在的，劳动是人的专有属性。

二、起着劳动工具和劳动手段作用的物化劳动力，在劳动过程中起着“机器”的作用，只是转移其价值，其本身非但不能创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少。

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杨文”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不单是劳动力创造价值，劳动手段也创造价值。”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智力参与价值创造和凝结于价值之中的部分大大增加，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他们代替了人力。而只要是能够代替人力的机械，它在转移消费自身价值的过程中也必然创造了价值。现代化时代的价值生产更多地体现出智力劳动作用不断加大的特点。”这里涉及到一个基础性的理论问题，即物化劳动力，或者说，体现为以智力劳动参与生产过程的机器以及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究竟是转移了价值还是创造了价值？

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作了至今看起来都非常有力的论证。马克思在论述价值生产中机器的作用时说：“如果说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那么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并不是靠增加另一方面的劳动消耗换来的，这一点却决不是同样一目了然的。像不变资本的任何其他组成部分一样，机器不创造价值，但它把自身的价值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就机器具有价值，从而把价值转给产品来说，这是产品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2]444这里的机器，在马克思的语义中，首先是科学技术的物质形式，在劳动过程中起着生产资料的作用，或者说是一种物化劳动力。其次，马克思在这里讲的机器，不是单个的机器，而是一个机器体系，即在生产的“整个过程中客观地按照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织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2]437虽然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已经发展到今天的高度，但就其本质而言，仍然是马克思这里所讲的。也就是说，马克思所分析的机器及其在价值生产的作用，完全适合于我们分析“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在价值生产中的作用这一问题。

如果从马克思关于机器发展的研究来看，“杨文”关于物化劳动力的表述，首先是混同了机器生产中的动力系统和工具机的关系。“杨文”所说的“革命化了的动力系统”，即包括电力支持下的电动机，能源即煤、汽油、天然气、太阳能、风力支持下的蒸气机、发电机，这些本身是动力系统的革命，但动力系统的革命并不必然会带来生产的发展。比如，“17世纪末工场手工业时期发展的、一直存在到18世纪初的那种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地，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2]432大量、普遍的工具机在劳动过程中的运用，加速了活的劳动力对劳动对象的改变，从而表现为生产力或劳动生产率的普遍提高，并最终表现为价值的增加。其次，“杨文”之所以认为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最直接的依据就是在机器取代活的劳动力后，社会生产的增加，即通过不断丰富的商品表现出来的价值越来越大。“机器不是经济范畴，正像拖犁的犍牛不是经济范畴一样。现代运用机器一事是我们的现代经济制度的关系一事，但是利用机器的方式和机器本身完全是两回事。”[4]19把取代活的劳动力的物化劳动力（机器或高科技），理解为推动价值增加的根本原因，在这里，混同的是机器本身和利用机器的方式。已经对象化在机器或科学技术上的劳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它只是不断转移凝结了过去抽象劳动的价值，而且在既定的机器磨损条件下，通过机器生产出来的产品越多，那么，机器在劳动过程中越是表现出利用自然力的形式，即一种无酬劳动。通过“利用机器的方式”，或者说，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才是价值变化的真正根源，这一变化并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是价值的增加，相反是价值的减少，因为通过这种利用，机器生产进入劳动过程后，其引起的最显著结果就是，在既定时间内工人生产的产品增多，也就是说，在既定工作时间内单个产品凝结的抽象劳动越来越少，表现在价值的层面上，商品中的价值量也就越小，这其实也就是现代一些机器生产品或高科技产品在价格趋势上总体上不断趋于下降的实质。因此，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在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利用物化劳动力的方式，非但不能创造或增加价值，反而会使价值量不断趋于减小。但在商品的价值量减小的现时，由于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包含在商品的剩余价值量却不断增加，从而就表现为利润的增加。

三、物化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取代工人的具体劳动，但绝不会具有与活的劳动力一样的性质，也就是说，不可能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如果把物化劳动力看作为剩余价值的来源，那么人或劳动者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通过对物化劳动力作用的研究，“扬文”在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认为，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来源于资本家对于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夺这一结论，“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此需要发展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这是因为，首先这一结论违反了能量转换规律。“按照马克思所说，价值是劳动的凝结，劳动是劳动力的释放过程，一个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生产它时的劳动力支出的量的总和。也可以延伸为，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就是全社会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那么，根据物理学能量守恒定律即物质能量等值转换的原理来判断，就人类总和的价值量而言，不可能有多余的价值产出，整个资木家队伍剥削全体工人剩余价值便不可能有物质基础。”其次，这种结论不符合历史逻辑。“如果说靠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就能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人类的祖先，原始公社的成员就不会受冻挨饿了。根据人类学家的研究资料，我们的祖先原始公社时期的公民，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远远超过了现代人。那他们为什么只能仅仅维持生存，而没有多少价值积累呢；奴隶主剥削奴隶的程度要比资木家残酷得多，而奴隶主剥夺的剩余价值为什么比资本家少很多呢。”根据这两个方面的原因，“扬文”提出，“剩余价值不是资本家靠延长劳动时间和增强劳动强度生产的，而是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重复使用过程中生产的。”对于上述观点，我们需要逐一分析。

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能量转换规律的问题，其实是混同了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整个劳动者队伍劳动力释放出的劳动的总和”并不是商品的价值量的总和，而是商品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的总和，也就是说，“劳动的总和”中本身就包含了剩余价值量，用不着在“劳动的总和”之外再寻找一个剩余价值量了。另外，关于剩余价值不符合历史逻辑的论据，也是不能成立的，这里混同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区别。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以生产和占有使用价值为目的，或者说，是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的基础上的，而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大规模的劳动力才开始受雇于同一资本，社会生产方式才建立在了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的基础之上了。从劳动过程来看，生产和占有交换价值实质是生产和占有剩余价值的生产。“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剩余劳动，这就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构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并且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起点。”[2]583由此来看，剩余价值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特定概念，把它放到一切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重复使用“劳动过程中智力因素和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能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前面已经分析了，劳动过程中的智力因素，作为抽象劳动力的一部分，其本身产生的是价值质，而不单单是剩余价值。至于物化劳动力中的科技含量，只能是通过机器运用到生产中时，才能对劳动产生作用，但这一作用也只是通过机器来转移价值，而不是产生剩余价值。显然，这里也把科技含量本身与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混同了起来。通过利用科技含量的方式产生的剩余价值，并不是科技含量本身产生的，而是由于物化了科学含量的机器在进入生产后引起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向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转变中的其他因素所产生的。这些因素主要是，第一，物化劳动力代替活的劳动力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劳动力开始贬值，劳动力成本降低后，劳动过程中弥补可变资本的劳动时间减少，而剩余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量就开始增加。第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内，通过物化劳动力，工人附加在产品上的抽象劳动减少，进而商品的价值量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却总体上不断地加大，从而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剩余价值。显然，在这里，物化劳动力本身并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它只是在劳动过程中部分地转移其价值。物化劳动力只有在劳动过程中改变了活的劳动力在既定劳动时间内的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后，才导致生产出来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事实上，如果物化劳动力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那么无论是单个商品的生产还是整个社会生产，在生产普遍机器化的条件下，即物化劳动力普遍替代、复制、克隆了活的劳动力后，劳动过程中将不再存在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再存在生产关系，也将不再存在社会关系，社会生产将表现为没有生产关系的单纯的生产力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沛英.智力价值论――剩余价值来源新解[J].人文杂志，2010，（6）.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

[3]（美）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M].商务印书馆，1997.

篇2

从社会再生产的理论来看职业教育，是把教育与生产联系起来的关键环节。职业教育具有生产性，是说教育所培养的劳动力对生产的作用。而同时，教育又具有消费性，就是指花费在生产劳动力上的费用，这种费用与生产有密切的关系，但不是生产费用，而是消费。从再生产的角度来谈职业教育的特征，就是从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衔接物或沟通物DD劳动力的培养与劳动力的质量对生产的作用来分析的。其具有以下特征。

一、从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来看，职业教育具有明显的消费性又有潜在的生产性。

要使劳动力获得一定专业的技能和技巧，就要花费或多或少的商品等价物。这种消费是为获得新的劳动力的补充而必须消费犹如抚育子女费用一样，是个人的消费。个人消费是恢复、保持、发展和繁衍劳动力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它要消费掉为满足个人生活需要的各种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即包括衣、食、住、行及日用物质消费，也包括书刊、电视、电影等精神消费。可以说职业教育是一种潜在的生产要素。教育消费的结束，就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教育消费的结果，就构成了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当这种消费的结果转化到生产过程中变为生产能力时，职业教育工作的过程才显示出它的经济意义。

说到职业教育是潜在的生产，而不是现实的生产，是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命题有关的。马克思称科学技术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知识形态的生产力并不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只有当自然科学技术的发现、发明被应用、合并于生产过程中，引起生产力物的因素与人的因素的发展变化时，才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自然科学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是通过两个途径实现的：一方面，自然科学通过技术发明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同时，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改变与提高了劳动对象的品质，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通过学习和教育，自然科学被劳动者所掌握变为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这种知识形态的生产力，或者转化为劳动者“知力”的生产力，只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只有在生产活动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二）从职业教育的经济效果看，教育是有限的消费，但又是“扩大”了的生产。其实，一个家庭教育费用的多少，一方面取决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也取决于社会发展的文化水平。因为“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律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首先的因素。”其定量数是有限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这一定量的教育费的消费，会在以后的生产中所产生经济效果。因而，有家长也说：教育投资，是家庭的最大储蓄。于是教育“投资”、开发智力资源的热潮出现了。许多工业较发达的国家，把教育投资的竞赛，当作生产竞争的重要内容。这种“扩大”了的量的效果，是劳动力智力素质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是专门的劳动力运作科学技术的作用，及这种作用在再生产中的反复而实现的。

（三）从积累与消费的关系看，职业教育是今日消费，但又是明日的生产。从社会再生产的环节上看，消费既是再生产的组成部分，又是与生产过程相对立的概念。在社会再生产中，有一个国民收入的分配的问题。为了扩大再生产，就要拿出一定量收入投入到扩大再生产中，即增加固定资金与扩大招工的名额。从目前经济效果看，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会很快地见到效益，它的回收期是较短的。用于消费多了就要影响经济发展。这之间是矛盾的。因为教育的费用，很难在短期内见到成效，教育的收效期是较长的。严格地说，职业教育的效能也是不能以回收期来计算的，因为教育不直接创造价值。这里就出现了扩大再生产的费用与教育费用之间的矛盾。职业教育费实际是今日的纯消费，但它确实是明日的再生产。所以，有眼光的经济界，从不把现在的职业教育消费与扩大再生产对立起来，而是把今日的职业教育看作是为明日再生产的准备。

目前，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提高财政收入的途径，职业教育可以改变劳动力的质量，由于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往往在不增加固定资金的情况下提高生产率，使企业和国家受益。所以它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有力手段。同样，现在面临着不少青年的就业问题，眼下看，将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从而增加社会就业率，这样就要影响教育费用。而从长远观点看，增加教育就可以为青年就业提供更广泛的适应性，一方面青年接受了职业教育后，在就业的门路上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另一方面，青年受教育后，可以发挥他们知识的作用，以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总财富。现在有人主张变招工为招生，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四）从职业教育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质规定与联系上看，教育是把“物”化为“智”的过程，但又是“智”转化为“物”的准备。职业教育过程和生产过程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过程。前者是培养人的过程，是改变人的体力与智力的形态过程；后者是创造物质财富的过程，是人在自身有用的形式上改变自然物质并占有自然物质的过程。两个过程之所以发生关系，就是因为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劳动力的智力与体力的规格问题，构成了两个过程相通的桥梁。从社会再生产上看，这两个过程是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与消费的两个环节。所以，从经济的观点来考察，职业教育是人力与物力的消费，消费了老师和学生的时间和精力，同时还消费掉了大量的物质财富。这一过程的全部结果集中在一点上，那就是发展人的智力与体力，是变可能的劳动力为现实的劳动力，是变一般的简单的劳动力为复杂的特殊的劳动力，说到底，它是将“物”的消耗转化为“智能”的过程。

总之，职业教育是具有生产性的，并且是与生产有密切关系的非生产性的活动。换句话说，职业教育部门是一个与生产部门有密切联系的非生产部门。职业教育活动不是生产性活动，它是生产部门当中不可匮缺的因素--人力资源重要的蓄水池。

篇3

关键词：二元经济；刘易斯拐点；农村空心化；劳动力；资本

基金项目：湖南农业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12QN34）；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2012年～2013年国家级课题培育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刘远风（1977- ），男，湖南安乡人，管理学博士，湖南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公共经济与社会保障研究。

中图分类号：F3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1-0032-06收稿日期：2013-01-15

农村空心化是农村劳动力、资本及其他生产要素大量流向城市，导致农村社会边缘化、农村经济凋敝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学界围绕农村空心化形成的原因和治理方略等进行了大量的论述。唐志军等（2008）以对湖南永州市的调查为基础，分析了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和治理之策，认为农村土地权利束不完整所引致的土地价值贬损是空心村形成的深层次原因，而治理空心村最根本的措施在于改革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还原土地真实价值。苏碧芳（2011）提出从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和农户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发展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和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等方面应对农村空心化。劳动力是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农村空心化产生与发展最重要的背景，但从城乡人口结构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的文献却相对较少。本文拟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角度讨论农村空心化及其治理，首先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即辨析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然后分析刘易斯拐点到来对农村空心化的影响；最后结合农村空心化的形成机理，提出治理农村空心化方略。

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刘易斯拐点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农村生产资料无法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因此，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算与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及农业生产效率的判断是无法分开的。根据民工潮产生以来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情况可以初步判断，除少数时点和局部地区外，农民进城务工尚未对基本农业生产产生消极影响，因而可以把农民工的数量看做转移出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笔者推算的农民工数量见图1。但农村生产资料所能吸纳和承载的劳动力数量是与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相联系的，此处的推算暂没有考虑体制变革的因素，因而此处数字仅仅反映一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趋势而不代表其精确的数量。

中国农民工数量在1992年以后迅速增加，并于1996年前后达到第一次高峰，随后略微下降，2003年以后又迅速增加。这一农民工规模变化的过程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相一致。1992年中国确定市场经济改革蓝图，非农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在城市的吸引下出现一股民工潮。1995年中国全面启动国有企业改革，产生大量的下岗职工，一些城市为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采取“腾笼换鸟”的措施，限制外来工的就业范围；另外，此番改革也释放一些过剩的产能，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有所下降，从而导致1996年到2002年期间农民工总体规模有所下降。中国加入WTO后不久，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急剧增加，大大扩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农民工规模也在2003年后迅速扩大。从农民工规模变动的这一总体经济背景来看，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鲜明的需求主导型特征，农村劳动力转移适应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处于被吸纳的地位。但2004以后出现了民工荒现象，几乎十多年没有增长的农民工工资也开始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一些沿海企业开始调整产业链，把部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甚至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移，这表明劳动力需求者开始适应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农村劳动力不再是简单地被吸纳。

民工荒与农民工工资上涨是否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呢？对这一问题，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现实与刘易斯模型的假定条件相差甚远，刘易斯模型不适合分析中国经济问题，因而应超越刘易斯拐点的争论，不能简单地用刘易斯模型分析中国劳动力供给的阶段性问题，应着力分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陶然等（2011）主张超越人口学意义上的劳动力供给考察，而更关注中国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主张通过户籍、土地和财税制度的联动改革来缓解中国目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并解决中国劳动力供给的结构性偏差，提高劳动者技能和国际竞争力。第二种观点依据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及人口红利即将消失、民工荒及农民工工资增长等认为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基本完成转移，中国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蔡等（ 2007 ）运用反设事实法，根据农业技术变迁、生产要素价格变化及比较劳动生产率等经验材料论证了中国农村已不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张丽宾（2011）代表的第三种观点以农民工工资增长幅度小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幅度、最低工资趋势线与农民工工资趋势线高度吻合等基本事实为依据，判断农民工工资增长不是由供给因素导致，认为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理论模型不可能等同于现实，任何模型处理和提供的信息都是有限的，不能把模型之外的信息植入模型本身的逻辑中。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并不处理制度问题和劳动力总量问题，而是集中关注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供给问题。劳动力市场本身是在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下运行的。劳动力供求关系既与市场有关，也与制度有关。分析制度问题是有益的，但对制度的剖析本身并不排斥也不能替代刘易斯模型提供的有益信息。因此，对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应回到刘易斯模型本身，那种以制度约束使农民工的供给无弹性来判断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的论点偏离了刘易斯模型。在刘易斯模型中，决定剩余劳动力是否转移的是保留工资，即现代部门是否能够吸纳到传统部门的劳动力是以农业社会平均产品为参照的。因此，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也不应该以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或最低工资水平为参照。回到刘易斯模型，家庭经营收入主要是农业经营收入，可以看做保留工资，因而此处通过研判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劳均农业产值三者的发展趋势（详见图2）来考察农村劳动力供给的机制。

从图2可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农村居民工资收入与劳均农业产值在2001年前基本上以同样的幅度增长或下降，特别是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率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两条曲线在2001年之前基本上是一种平行关系。这种平行关系完全符合刘易斯拐点之前无限劳动力供给下的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即现代工业部门往往以稍高于传统农业部门收入水平的工资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因而可以认定，在2001年之前，农村剩余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但2001年之后，3条曲线的平行关系被打破，特别是2004年之后，农村居民工资收入增长率曲线向上偏离了农村居民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曲线。由于拖欠工资、加班时间减少及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的加强，农民工待遇的提高远远大于其工资水平的增长，因此，现代部门的工资决定已经摆脱了农业部门保留工资的约束，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和地理大国，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地域性的本质差别，刘易斯拐点不是突然出现，而是表现为一个较长的时期（Garnaut，2010）。刘易斯拐点的到来首先表现在局部地区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的结束和局部的劳动力短缺，随后，劳动力短缺及相应的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区域不断扩大。

二、二元经济新特点与农村空心化

经济的二元性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即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并存：一种是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利润导向型经济，一种是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生存导向型经济。利润导向型经济由于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适应市场要求而能灵活处理，其效率相对较高；而生存导向型经济受到强大的伦理约束，不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资源配置、特别是劳动力的配置局限在既有的家庭结构和社区范围内，难以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形势，其效率相对较低。传统部门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之前即刘易斯拐点之前，由于两部门经济效率上的差别，现代部门的扩张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同时，传统部门由于释放了剩余劳动力，其平均劳动产品随之增加，直接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不平衡增长的反映，其最主要的后果是推动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现代部门不断扩张，传统部门亦因剩余劳动力的减少而提高平均产值，经济随之增长。此时，虽然有大量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作为劳动力蓄水池，农村仍然有充足的劳动力。总之，在刘易斯拐点之前，经济的二元性是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并以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为典型特征。

在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后即刘易斯拐点之后，以二元对比系数即农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和二元反差指数即非农产值比重与其劳动力比重之差作为度量经济二元性的指标，中国经济的二元性有所降低，即二元对比系数上升而二元反差系数降低（见图3）。

然而，二元性的降低本质上是经济的异质性降低即经济中两种生产方式的差异缩小。以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度量经济的二元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即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能够反映部门间经济异质性程度和生产方式的差异，但在刘易斯拐点之后，这一前提条件不再具备。首先，无限劳动力供给结束，现代部门以廉价劳动力为基础的效率优势逐渐丧失，因而即使生产方式的差异不变，现代部门的效率向下逼近传统部门，也导致了两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差距的缩小；其次，由于现代部门的工资向上摆脱了保留工资的约束，比较收益差距拉大导致现代部门吸收的农村劳动力超出了剩余劳动力范畴，农业劳动投入的减少和粗放经营，导致短期内在生产方式不变的前提下传统部门的效率向上逼近现代部门；最后，刘易斯拐点之后经济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经济可持续发展与解决社会问题在发展战略中凸显出来，以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代表经济的异质性无法反映经济问题的重点。因此，刘易斯拐点之后，需要借助新的二元经济理论，重新度量经济的二元性。

刘易斯等人的传统二元经济理论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分野作为既定条件看待，并没有充分论述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二元存在的原因。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的过程也是现代部门的扩张过程与经济发展过程。经济从二元性向一元化转变是现代部门的扩张、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日益减少和经济发展的内生过程。现代部门不断吸纳传统部门的剩余劳动力，直到传统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与现代部门相等，此时二元经济消失，两部门完全竞争。然而，中国的经验现实、特别是刘易斯拐点之后农村空心化的现状则表明，即便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现代部门仍不会停止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经济的二元性并未随经济发展而自动消失。在传统农业部门，农业具有干中学的典型特征，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农业部门本身难以从农村之外获得劳动力的补充，劳动力离开农村具有某种不可逆性。因此，只要传统农业存在，无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有多高，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都无法实现完全竞争，农业部门效率提高、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同时却伴随着农村人口外流、农村空心化，城市吸纳农村劳动力不仅不会消除经济的二元性，反而进一步加剧了经济的二元性（见图4）。

图4所示的二元经济，在立论基础上与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一样，都是以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的并存为逻辑起点，但侧重点及运行机制有所不同。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强调传统部门蕴含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把现代部门吸纳传统部门的劳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阶段问题看待，适用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前的二元经济。图4回到二元经济的本源问题，即强调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与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经济之间的差异，不再把劳动力的转移简单看做现代部门经济扩张与经济发展问题，而是关注劳动力转移过程的经济机制与运行效果，适于分析刘易斯拐点之后的二元经济。劳动只有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才能创造财富。现代经济中，资本要素是除劳动力之外最重要、最活跃的生产要素。在二元经济条件下，传统农业主要从土地要收益，不使用或很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劳动力主要与土地要素结合，劳动力的价值无法充分实现，农村劳动力、特别是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青年农民纷纷进城谋求职业发展，实现劳动力价值。在刘易斯拐点之后，青年劳动力的输出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相对短缺，在农村的部分现代农业、特别是非农产业中有限的再生产性资本由于无法吸收到合适的劳动力而不得不转移资产，进入城市谋求资本增值，农村资本的输出又一进步加剧了农村再生产性资本的短缺，由此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与此相对，城市现代经济大量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因而能够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形式，从而吸引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谋求发展，农村向城市补充劳动力，城市劳动力充盈甚至有些许过剩，这又进一步扩大了资本投资增值的机会，而资本的增值机会和投资回报进而又吸引了农村资本进入，资本进城又有利于城市的扩大再生产，由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农村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输出的恶性循环与城市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输入的良性循环构成了一个功能互补的二元经济体系。农村生产要素不断流出，农村空心化日益加剧。因此，在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最典型的特征是农村空心化。

三、经济二元性的消除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农村空心化是刘易斯拐点之后二元经济的最重要表征，学界已从乡村聚落形态、土地利用、农村住宅与空间布局、村民年龄结构等多个方面规定其涵义（刘彦随 等，2010）。概括地说，农村空心化就是农村人财物流失、产业空洞、生活前景黯淡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农村空心化的最突出表现是农村青年纷纷进城，农村发展后继无人，导致土地利用低效。农村空心化是二元经济持续发展的必然后果之一。二元经济背景下，高效的现代城市经济与低效的传统农村经济并存，现代部门不仅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由于其相对的高效率，它也不断吸纳农村的资金等其他生产要素。当刘易斯拐点到来之后，经济的二元性尚未消失，现代经济部门开始过度吸收农村劳动力；不仅吸纳剩余劳动力，而且吸纳必要劳动力，农村面临着劳动力短缺与资金短缺的双重困境。大量的案例研究与调查报告反映出中国不少农村地区只剩“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青壮年纷纷离开农村，农村经济不断边缘化。农村劳动力短缺最直接的表现是农业生产主要由老人、妇女等机会成本相对较小的劳动者来从事和农业劳动投入减少。同时，它也会诱致农业雇工工资上升、替代劳动的机械或技术在农村扩展等。

在传统农业的性质和农村经济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之前，农业本身的效率提高并不能解决农村生产要素流失的农村空心化问题。劳动与生产资料有效结合才能创造财富，但作为劳动载体的劳动力要素则具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同的特殊性。每个劳动者都具有多项潜在的劳动技能或素质，这些技能或素质只有在特定经济组织中，通过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才能表现出来并实现其价值。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时面临着自身人力资本的选择问题，即选择开发利用自身潜在的哪种素质与技能。对于尚未有专项人力资本投资的劳动者，其选择主要由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效匹配的经济机会所决定。设有O1 、O2、 O3 、… On类经济组织需要普通劳动者的某项特定技能或素质，则劳动者有相应的S1、 S2 、S3、…Sn项潜在技能与素质存在。若作为劳动者个体，其潜在素质或技能不能与特定经济组织有效匹配的概率为P，则他不能有效实现劳动力价值的概率为Pn，则预期的劳动力价值为w（1-Pn）（w为既有的工资水平。此处不考虑各项技能或素质的差别）。设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或收入为wr，城市劳动者的工资为wu。在城乡二元经济中，农业效率的提高只是意味着农村的wr提高，但对预期劳动力价值起关键作用的（1-Pn）则并不能随之提高。二元经济下的农村经济仍然是以家庭为基本组织形式的不使用或极少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小农经济，劳动者的多项潜能并不能寻找到合适的经济组织得以发挥和利用，农村的预期劳动力价值接近wr（1-P）。而在城市，由于要素聚集所产生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经济组织形式日益丰富，劳动者的潜能有更多的实现机会，其预期劳动力价值不仅为wu（1-Pn），其n又有不断增大的趋势。只要wr相对于wu的增长速度不超过（1-Pn）相对于（1-P）的速度，农村劳动力流失的趋势就不会逆转。农村空心化与二元经济互为表里，治理农村空心化必须着力于消除二元经济。

城市本身就是要素聚集的产物，其市场密度远远大于农村，便于分工协作、资源共享、信息交流，具有相对于农村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因此，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现代经济首先产生于城市，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使用再生产性资本的传统经济则保留在农村。二元经济模型都把经济的不平衡发展作为二元经济的起源，但传统二元经济理论认为通过现代部门的扩张与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经济能够逐步实现一元化，强调经济发展过程本身是消除经济二元性的主要途径，而图4所示的新二元经济模型显示经济发展与劳动力转移过程本身并不能消除经济的二元性。传统二元经济理论重点关注现代部门的发展，传统部门仅仅作为劳动力供给方进入理论视野。新二元经济模型重点关注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的吸纳方进入理论视野。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仅仅把经济的二元性作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看待，二元性本身不是分析的重点；而新二元经济模型把经济的二元性本身作为分析的对象，经济发展却不是分析的重点。经济发展是一个市场机制、合作机制与政府机制等多种经济机制共同作用的过程，把特定经济问题严格地区分为市场问题、政府问题或社会自组织问题，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对经济问题的诊断关键在于把握各类经济运行机制相互作用的过程。城乡二元经济存在、发展及消除都不可能仅依靠市场或政府单方面发挥作用。农村非农产业发展需经过土地国有化渠道才能将农业用地转化成非农用地。农村的资本被牢牢地限制在农业或部分零售商业等有限的领域，再生产性资本运用受到极大的限制。户籍制度与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非农化转移不彻底，在收入格局上形成了农民非农收入补充农业收入的状况，不少农民不把农业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把农业作为城镇就业失败后的风险规避手段，从而使得农业对于许多农民而言是机会成本非常小的剩余产业，农业投入不以追求最大收益为目标，农业本身的再生产性资本使用因而十分有限，农业难以摆脱传统农业的束缚。

治理农村空心化，消除二元经济，就是要打破图4所示的两个循环。首先，应完善相关社会保障制度，剥离土地的社会功能，使农业从保障基本生存的剩余产业和边缘产业转变为利润导向性产业。完善制度与改进政策，使土地等生产要素能够在利润主导下自由组合，使再生产性资本能够在农业或农村寻找到足够的经济机会，从而打破市场机制下资本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其次，改造传统农业，引入农业新技术和新的生产要素，逐步推广生物技术与机械化操作，培育农村经济组织，丰富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内涵，使农业劳动力配置摆脱耕作经验的硬约束，让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甚至农村生活经验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一代能够顺利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从而打破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格局；再次，通过公共物品供给向农村倾斜等多种措施扶持农村经济，在实践中承认农业兼业化的现状和趋势，从增加青年农民农村经济机会着手，放松管制，绕开土地国有化过程，直接用城乡土地使用规划约束市场经济主体，使农民能够实行农地自主非农化，增强农村经济活力，从而使农村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农村内源性发展注入动力；最后，稳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战略，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制度，优先考虑城乡之间的物质交流与信息沟通，加强城乡之间的交通连接与信息传播，从而缩短城乡之间的空间距离，逐步在城乡统筹范围内实现专业分工、要素匹配、知识分享等空间聚集效应，从根本上消除农村空心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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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劳工标准的不同，劳动力价值的构成有很大不同，比如在工业经济时代，就是按能够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所必须消耗的劳动价值量去制订劳工标准的。一个劳动者能够持续出卖劳动力的前提之一是能够维持温饱，而社会能够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条件之一是所有劳动者必须在养育后代上进行劳动价值转移，以生产新的劳动力。劳动价值或劳工标准应该满足社会和劳动者的最低需要，以形成社会平均的劳动力价格。劳动力价值内涵的变迁

不能否认，我国长期以来就是按这个标准去制订最低（也是绝大多数）劳动力价格标准的。我们回忆一下，20多年以前，当我们领到工资后怎么安排：先买柴米油盐，交上房租水电费，赡养老人，这占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全部。能够有剩余的很少，能够有储备的更少，所谓节衣缩食，“忍欲储蓄、以备不测”。这个时代的劳动力价值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低廉，二是很少有教育费用的构成，三是劳动力价值的绝大部分必须立即实现价值交换；我们再看今天，当我们看到工资条后，单位已经为我们做了许多扣除，包括失业和养老保险（储备）、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等，这些不可随意支取的储备账户资金几乎占了工资总额的一半。另外的一半虽然是现金，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先买柴米油盐，因为柴米油盐的消耗在大多数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即使是劳动力的再生产也不是简单再生产，而是扩大再生产，要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创新能力的劳动力。

毫无疑问，对很多城镇劳动者来说，除了单位为劳动者储备的部分外，劳动者本人还要做另外的储备，以备养老、大病医疗、子女教育、高档消费等大项开支。显然，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与过去相比有很大不同：一是它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需要，虽然有很多人的储备仍然有忍欲甚至“强迫”的成分，但与过去相比有了本质的不同——储备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转换成为财产储备；二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不再以简单劳动为衡量标准，而应以受过基本教育的劳动者为衡量标准；更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劳动力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必须推迟价值交换，或者说，今天的劳动价值要储备起来并与未来的劳动价值进行交换。今天的城镇劳动者不仅要考虑，他们的劳动力价值中有多少储备能力，还要考虑转为储备的劳动力价值在将来会不会大大的贬值，当他们丧失劳动能力或劳动力价值不被社会所承认后，他们靠什么生活。显然，我们的农民工兄弟暂时不用考虑这么多。

在生产力高速提高的新经济时代，城镇劳动者的生存危机感更强，因为生理寿命的延长与就业时间的缩短成反比。失业保障与养老保障对城镇劳动者来说更重要。又由于社会对简单劳动的需要量大幅度减少，良好的教育背景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条件。因此，制订劳动标准或衡量劳动力价值必须包含教育费用和失业保险以及养老储备。当然，由于他们必须在城市生活，住房储备也要包括在劳动力价值以内。一味抹平差距反而影响农民工就业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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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可持续发展 影响 对策

Abstract: Population aging brings adverse impact on sustainabl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dding to burden on families, enterprises and society, weakening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affecting the social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stru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vernment should grasp the population aging trend, and take proper measures to realiz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or population aging.

Key words: population ag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mpact measure

中图分类号： O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曾经有人认为，人口老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口再生产模式发生转变的必然产物，是人口发展的必然阶段，人口老化也即意味着决定人们生育行为的社会经济因素现代化，因此，提出了要加速人口老化进程。实际上，不管是老年人口的相对比例上升或者绝对数量增加，人口老化只是一个人口现象，它可以折射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反映人口再生产模式动态变化的结果，在外生因素的影响下，西方发达国家所经历的人口再生产模式转变和人口老化进程不一定在发展中国家重演。

一、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带来的主要影响

1、提高老年人赡养系数，加重家庭、企业和社会的负担

人口老龄化，无论是从老年人口数量增加还是比例上升的角度，都意味着家庭和社会负担的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的负担大致可以分为经济赡养、精神慰藉和日常护理几个方面。没有建立社会统筹的养老保障体系情形下，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医疗卫生和娱乐等负担将主要依赖家庭。在家庭规模越来越小的条件下，养老将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家庭负担。即使是建立了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家庭成员在日常护理和精神慰藉方面也会增加一定负担。而且，在人口老化程度不断加深的条件下，为了维持养老保障体系的顺利运转，政府往往不断提高社会保障税费的缴纳比例，这将直接影响到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企业的竞争能力。据统计资料预测，未来20年，美国80岁以上，高度依赖政府福利和医疗保障的人数将从目前的不到400万增加到超过600万，而新生劳动力比重（20-29岁人口）将下降约10个百分点。1970年，每4个劳动者负担一个退休者，1990年，每3个负担一个退休者，到2030年，不到两个劳动者将要负担一个退休者。

为了支付这批“灰白头发的劳动者”退休后的福利和医疗费用，政府税收不得不增长40%，这对下一代劳动者将是一个沉重负担。

2、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产生影响，削弱企业和社会的创新能力

人口老化一般伴随着新增劳动力数量的绝对减少和劳动经济活动人口年龄结构的相对老化，这样将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对社会劳动力产生影响，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生产力。在既定的经济结构前提下，不断减少的劳动力供给，会造成企业劳动成本上升，影响竞争力。欧洲和日本在20世纪后期经历的劳动力短缺，是造成其经济成长乏力，陷入长期低迷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不是通过从人口年龄结构年轻的发展中国家移民和引入外籍劳工缓解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其经济社会问题将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劳动力的老化，将导致劳动者知识技能老化，创新精神疲乏，企业活力不足。在知识和信息成为企业创新能力主要源泉的时代，老化的劳动力明显不利于企业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3、影响社会消费和投资结构

人口老龄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家庭和社会消费和投资的方向，从而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抚养少年儿童的支出主要是集中在基本生活、教育和娱乐等方面，它可以看成是为了培养新生劳动者的一种生产性投资。而对老年人口的赡养支出，则相对集中于基本生活消费、医疗卫生和日常护理等方面，基本上是一种消费性的支出。一项对美国的研究表明，赡养一位老年人口的平均费用是把一个婴儿抚养到18岁青年的3倍。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和比例的提高，将会使家庭和社会把收入更多地投向纯消费性领域，从而相应地减少社会生产资本的积累，最终对社会长期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应该及早把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采取相应的对策措施，平稳地实现人口老化过渡。这些措施包括：

1、适时调整人口政策，优化人口再生产模式。人口老化，既然与人口再生产模式有关，特别是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相对变动有关，人们就可以适时调整人口政策，调控人口老化的程度和老化的时间进程，使人口再生产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

2、利用人口年龄结构地区差异削峰填谷，熨平人口老年化影响。现实生活中，人口老化总是呈现区域之间不平衡的格局，如发达国家人口老化出现较早，程度较深，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则相对年轻。在一个国家之内，区域之间人口老化的发展趋势也很不平衡。为此，应考虑结合城市化发展和经济结构升级的进程，鼓励和促进人口流动和迁移，通过削峰填谷，以空间换时间，延缓人口老化过快地区老龄化发展的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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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积累；个人知识积累；社会知识积累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1-007-06

“知识积累”，可以说是一个崭新的话题，因为以往乃至现在，人们研究《资本论》，研究积累，大都是探讨关于资本或财富的积累，却很少涉及“知识积累”这一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学研究的一大憾事。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的过错，而是我们今天研究的不足而造成的遗憾。其实，只要我们深入挖掘与探讨，就能发现，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手稿中早就给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方面的许多宝贵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深入研究。

一、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几个基本问题的阐释

在《资本论》及其一系列文献资料中，马克思首先对“知识积累”的一些主要范畴和基本问题作了规定和阐释，为我们准确理解和研究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

1.“知识积累”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所说的“知识积累”本身是一个专属经济学领域的学术范畴，具有特殊的含义。至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知识积累”，是近似于“知识储备”或“知识积蓄”的概念，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要注意写作或其它学科的知识与技巧的积累，或者领导者要求下属要认真实践、用心积累工作经验，等等。这里的“知识积累”区别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知识积累”，其在概念和内容上是完全不同的。这是马克思在论及“积累”与“知识积累”问题时所特别强调的一点。他指出：“这里应防止两种看法：（1）防止把积蓄和积累混为一谈；（2）防止把资本积累过程和单纯进行货币贮藏时所形成的积累混为一谈。”

作为经济学科学范畴的“知识积累”是与资本积累相对应的，主要是指知识的量的增长与质的升华，以及结构的优化。而资本积累是指把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资本来使用，使生产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马克思指出：“这个新创造的、与资本具有同一性质的价值重新投人生产过程，……作为具有更大价值的资本发挥作用，……现在又以增大的规模重新开始同一过程。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类似于资本积累，“知识积累”作为一种现实运动，也是“螺旋形”的循环，只不过它是人的知识、智慧、能力、技巧等的“螺旋形”运动。

资本积累和“知识积累”是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甚至一切文明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最看重最强调的是“知识积累”。因为，它直接涉及到整个社会以至每个社会成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而这正是构成社会生产力的首要因素，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讲积累只知道社会财富这种形式的积累，然而，有一种积累却被忽略了。这种积累，它是社会“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他还指出：“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可见，“知识积累”是比一般财富或资本积累更为重要得多的一种积累。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能在自己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创造出超过以往人类社会全部生产力的社会财富，就足以让人们相信这一道理。

2.“知识积累”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知识积累”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或“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以下简称为“社会知识积累”——笔者注）；二是“工人本身的技能与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以下简称为“个人知识积累”——笔者注）。所谓“社会知识积累”，是指整个社会或国家的科学技术在更高形式上的升华，它体现为整个社会或国家在科学理论、科学精神（求实、民主、创新等）、科学思维及其发展战略、转化机制与管理体制等观念形态和制度方面的内容。而作为“个人知识积累”，是指人的劳动力在高级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它是劳动者新科学知识的获得、科学思维方法的改善、科学创新能力的提高、科学行为方式的提升以及科学生活方式的养成等各方面的发展。对劳动者来说，这是其劳动力的一种质的巨大飞跃。

在“知识积累”的这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个人知识积累”。之所以如此，首先是由马克思经济学的特殊性质与特殊使命所决定的。众所周知，马克思经济学是以揭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为宗旨，以实现人、尤其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与发展为目的的科学体系。因此，在马克思的经济学文稿中处处充满了对工人阶级的人文关怀，对工人阶级处境及其命运的关心与关注。所以，在马克思研究“知识积累”问题时，首先想到的自然就是它与工人阶级的关系，与工人阶级的命运的关系。

其次，“个人知识积累”较之“社会知识积累”更具能动性和创造性。“个人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已经是一种人格化了的知识，早就融入了人的血肉、筋骨与大脑，变成了人的智慧、能力与技巧，是一种活生生的创造力，只要与一定的客观条件相结合就可以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和现实的物质财富。而“社会知识积累”中所包含的知识，大多不过就是一种抽象的观念形态的死知识，没有人的作用，只能深藏于浩瀚的书海，与书一起发霉生虫，永远形成不了生产力，永远创造不出物质财富。

最后，“个人知识积累”，还是实现“社会知识积累”的基础或前提。“社会知识积累”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东西，是一种抽象。从逻辑上讲，它同任何事物一样都是由无数的具体提炼和抽象出来的，因此，没有具体的“个人知识积累”就没有抽象的“社会知识积累”。另外，个人还是构成社会的因子，只有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实现了“个人知识积累”，才能形成“社会知识积累”。所以，“社会知识积累”必须以“个人知识积累”为基础或前提。只有当社会所有成员（至少是大多数成员）的“个人知识积累”都进步了发展了，才会有“社会知识积累”的进步与发展。否则，“社会知识积累”就变成了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

3.“知识积累”与社会生产关系

“知识积累”作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和社会精神财富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必然会受到一定生产关系乃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与制约，从而具有一定社会的特殊性质。马克思联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明确指出：“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到发展。……在机器体系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于独立发生作用的物化劳动。”“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料而加入生产过程。”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消灭，事情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景象，即劳动者就会成为劳动过程的真正主体，成为自身命运的把握者，人们就会在劳动中自觉地运用知识、智慧、能力与技巧，使之成为劳动的一部分。这时“知识积累”便可获得一种新的社会属性。

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知识积累”的典型分析与批判

如前所述，在“知识积累”的问题上，马克思更重视“个人知识积累”这一形式，因而，在庞大的理论文献中，他研究得最多的自然也是这种形式的“知识积累”。然而，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资本主义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这个时期的社会，可以说是最不利于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因而，也是最不利于“知识积累”的。于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一系列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1.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马克思指出：“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在当时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就是资本家的奴隶。作为奴隶，资本家根本没有把他们看作人，只是将之“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格化的存在物”，即使是把他们当人，也不过是“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规定的人。”作为奴隶，工人由一根看不见的线，即雇佣劳动制度这种关系系在资产阶级的手里，被资产阶级紧紧地钉在资本的柱子上而为他们终生驱使与世代雇佣。因而，这就使工人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与做人的尊严，乃至做人的本性，从而也就失去了从事“个人知识积累”的任何可能。

2.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存在使工人丧失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的必要条件。失业与贫困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痼疾，尤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发展阶段更为严重。资本家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必然会以工厂外洪水般的失业工人的存在为筹码，加强对在业工人的剥削。而大量失业工人的存在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本性所决定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在业工人不断地遭到机器的排挤而成为失业人口；同时，由于大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降低了生产对人的体力、乃至在一定范围内脑力的要求，致使大批儿童与女工也涌入劳动力队伍，与在业工人争夺就业岗位。这样就使大量的劳动人口长期处于失业与半失业状态。而失业必然会带来贫困化的进一步加深，工人即使不失业，也会经常处于贫困状态。虽然在理论上，工人的工资是由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费用决定的，但这只是一种理论存在，而社会现实则是工人的工资经常遭到资本家人为地压低。马克思指出：“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也有象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因此，本来就很低的工资变得更低，最终势必使工人陷入贫困化状态。工人的这种贫困化状态还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而变得越来越严重。马克思指出：“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即“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因此，随着资本积累的加速和贫困积累的加深，工人只能在原有水平甚至是更低水平上进行生产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而无法实现个人的“知识积累”。

3.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贪欲使工人他们失去了实现“个人知识积累”所必需的自由活动时间。马克思认为，赚钱或发财致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他指出：资本家不过是人格化的资本，资本的灵魂就是资本家的灵魂。“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因此，尽可能地延长工作日、占有工人更多的剩余劳动、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自然就成了资本家的神圣天职了。为了追求更多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如狼一般的贪婪，“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为了延长工作日，资本家在当时除了利用经济的手段外，还利用国家的强制与法律的权威予以保证，即使是对童工也不例外。正如当年英国《工厂视察员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雇主除了搞钱以外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而工人除了劳动以外也再没有时间做别的事情。”至于接受教育和发展智力更是痴心妄想。工人终生不外就是劳动力，因此他的全部可供支配的时间，按照自然和法律，都是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应当用于资本的自行增殖。至于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以至于星期日的休息时间（即使是在信守安息日的国家里），——这全都是废话！”

4.资本主义的工厂制度使工人失去了自由发展的资格和可能。所谓工厂制度，就是那种“发达的、同资本主义基础上的机器生产相适应的劳动组织”。事实表明，大机器生产在当时不仅无限制地延长了劳动日，侵吞了工人的全部自由活动时问，加重了对工人的剥削，而且还极大地强化了资本对工人的统治，把工人变成了资本的附属物乃至机器的片面肢体。马克思指出：“虽然机器从技术上了旧的分工制度，但是最初这种旧制度由于习惯，仍然作为工场手工业的传统在工厂里延续着，后来被资本当作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在更令人厌恶的形式上得到了系统的恢复和巩固。过去是终身专门使用一种局部工具，现在是终身专门服侍一台局部机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人死机构。”所以，工人失去了独立生存的能力，而只能终生依附于资本，依附于机器。工人对资本乃至机器的这种从属关系，使他们不仅成了资本家的奴隶，而且也成了机器的奴隶，他们只能终生侍候机器，依靠机器来生活，从而失去了独立和自由，失去了进行“个人知识积累”和自由发展的可能。

5.资本主义的强制性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工人终生、乃至世代从事雇佣劳动，完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强制。众所周知，雇佣劳动是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相分离的一种必然结果，只要工人与劳动条件处于分离状态，他们就不得不听命于资本的驱使，接受它的强制。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劳动者的劳动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作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却更胜一筹，即除了具有以往奴役劳动的那种残酷性外，还具有其特殊的隐蔽性与欺骗性，即“那些还在奴隶劳动或徭役劳动等较低级形式上从事生产的民族，一旦卷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那就会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野蛮灾祸之上，再加上一层过度劳动的文明灾祸。”雇佣劳动造成的这种“野蛮”的与“文明”的灾祸，不仅剥夺了工人“道德和身体上的正常发展和活动的条件”，而且还给他们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与伤害。首先，强制性劳动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恩格斯指出：“如果说自愿的生产活动是我们所知道的最高的享受，那末强制劳动就是一种最残酷最带侮辱性的痛苦。”马克思也指出：“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其次，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使劳动变得过于单调与乏味，这对工人更是一种直接的精神伤害。马克思指出：“机器劳动极度地损害了神经系统，同时它又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因此，劳动不仅扼杀了工人正常劳动的体力与智力因素，而且还扼杀了他们劳动的精神因素，使他们无法进行正常的“个人知识积累”。

6.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扼杀了新生劳动力的正常生产与再生产。资本主义大机器的应用给工人阶级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将大批的儿童提前赶进了劳动力市场，成了一代未成熟的雇佣劳动者。这样，就使他们过早地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可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根据资本主义人类学的说法，儿童时代到10岁，或者到11岁就结束了。”这就是说，在当时的英国，工人的后代只有在其10岁或11岁之前才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而一旦超过这个年龄就不可能再接受学校教育了。这种对新生劳动力的扼杀使劳动力无法在更高的形式上得到生产与再生产，无法实现个人知识的初级积累。进入工厂后，情况会变得更加糟糕，“现代工厂和手工工场雇用的大部分儿童从最年幼的时期起就被束缚在最简单的操作上，多年遭受着剥削，却没有学会任何一种哪怕以后只是在同一手工工场或工厂中能用得上的手艺。……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识字，他们通常都是非常粗野的、反常的人。”当他们成年之后，自然就成了“无知、粗野、体力衰退和精神堕落”的社会怪物。

上述可见，资本主义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形成了对“个人知识积累”的最大障碍，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如果说，资本主义积累在物质上带给工人的主要是贫困的积累，那么，在精神和智力上带给工人的就是“愚昧”和“无知”的积累。这是对工人阶级精神世界与灵魂深处的侵蚀，是一种最大的伤害。

不过，有必要指出，上述情况是马克思就当时社会的雇佣劳动大军中的绝大多数而言的，而不是对个别现象来说的。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看，仍有不少为资本家阶级所中意的高级劳动力，甚至包括造诣很高的科学家从工人队伍中产生。对此，马克思指出：“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造就出一小批具有较高熟练程度的工人，但是，他们的人数决不能同‘被剥夺了知识的’大量工人相比。”

三、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的当代启示

以上是笔者对马克思“知识积累”科学原理所作的一种尝试性说明，虽不够系统化，但从中仍可洞见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卓越智慧与开创性贡献。自《资本论》问世至今，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但马克思关于“知识积累”的科学原理并没有过时，它对于我们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启示性意义和指导作用。

1.认真贯彻“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加速“知识积累”，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由于“知识积累”直接涉及到整个国家以至每个社会成员的科学文化水平，并是推动社会财富增长与积累的决定性条件，因而，在社会财富积累的两种形式中，马克思更看重更强调“知识积累”这一形式。然而，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却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为人所知，从而也未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导致我国一直以来唯GDP是尊，而忽略了知识的积累、储备与更新，忽略了人才的培养与提高。因此，我国GDP的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高消耗，而忽略了科学知识与技术的应用。结果所得到的GDP虽说数量可观，但其效益较差，并带来了高排放与高污染。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切实贯彻执行“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增进社会与个人的“知识积累”，进一步加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竞争力、文化软实力与国际影响力，为国家长远发展积蓄后劲。

2.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确保劳动者在企业的主人翁地位。在“知识积累”问题上，马克思最重视劳动者的“个人知识积累”，即劳动力在其更高形式上的生产与再生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尤其是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工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之所以只能在原有的、甚至是萎缩的状态下维持，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私有制使他们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与做人的尊严。因此，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想实现马克思所强调的“个人知识积累”，就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使劳动者拥有充分的独立人格和完善自我的自由时间，确保他们有权利并有能力发挥其在企业的主人翁作用。

3.调整和完善现行分配制度与政策，提高劳动者报酬，确保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收入分配不公是我国目前需要急待解决的问题之一，从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角度考察，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劳动者收入在整个GDP中所占的比重过低，并且越来越低；二是劳动者收入在企业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小，并且逐年呈下降趋势。由于这种分配的不合理，使国民财富一方面向政府倾斜，这在一定程度上诱发了一些政府部门乱作为、瞎作为与部分公职人员的腐败堕落；另一方面向少数富人集中，导致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形成两极分化。鉴于当前状况，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调整和完善现行的分配制度与政策，改变不合理的分配格局，增加劳动者收入，使之有足够经费投资教育，发展与充实自己，以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4.大力发展生产力，大规模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自由时间。马克思指出，人们获得自由时间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节约劳动时间。劳动时间的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同时，“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二是缩短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缩短劳动时间，可以“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不论是节约劳动时间，还是缩短劳动时间，都必须以一定的物质基础为前提，以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质财富的增加为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在劳动时间得到节约与缩短的情况下，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不受影响，并且还可能有所改善。另外，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也要给劳动者更多的自由时间。这不仅需要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大力提高企业劳动效率，尽量不加班或少加班；同时还需要改革企业劳动制度，倡导和实行灵活的工作日制度，在不影响生产经营全局的前提下，使劳动者能集中较多的时间用于学习、研究、考察，或参加企业外的业务培训，以扩大视野、增长知识、提高技能，实现“个人知识积累”。

篇7

【关 键 词】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公有价值；理论体系。

【作者简介】曹 建（1957-2009），生前系中国土地制度史专家，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成人教育学刊》编辑部编辑、东方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资深编辑。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问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问题。几十年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成果丰硕，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形成共识。本文的任务是努力以基本原理为指导，对这些成果进行比较研究，力求对各家各派做出科学评价，求得共识。

（一）

矛盾特殊性原理告诉我们，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其核心问题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指出：“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1]进一步说，事物的实质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决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成为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这一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具体表现。在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生产社会化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要求废除封建私有制，确立资本主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以后，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由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取得支配的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的决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资本对雇佣劳动，即资本家阶级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关系，它集中体现为资本家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经济关系。而这一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则是资本增殖，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2]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追求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目的和决定性动机，是资本主义社会全部经济活动赖以运行的轴心。马克思正是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剩余价值，并以剩余价值为核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其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轨迹和必然命运。所以说，剩余价值范畴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的核心范畴。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是由一定社会经济关系中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是揭示社会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反映了一定社会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的基本经济范畴；并且是对整个社会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基本经济规律的科学规定和在此基础上所确立的科学范畴。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中，核心范畴是一个纲，纲举才能目张。因而，在社会经济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系统或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有其一系列存在条件（或者说前提条件）和运动条件（或者说实现条件）。因此，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中，必然有一系列范畴相互结合起来，以揭示其矛盾运动。我们把关于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存在条件、前提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前序范畴；把处于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的运动条件、实现条件的理性认识，称为后序范畴。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是由以核心范畴为中心的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范畴体系。

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剩余价值。它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资本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也必然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直接体现着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且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的范畴是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标准，有两个标准：直接体现一定社会生产实质和生产目的，并直接揭示一定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准确的语词表示是确立核心范畴的主观标准。是否符合这两个主客观标准，是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是否科学的基本依据。本文就依据上述标准对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研究的成果进行比较和述评，并以核心范畴为中心，以一系列范畴（前序范畴、后序范畴）为，初步构建一个互相联系、互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

（二）

在政治经济学发展史上，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即“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3]。这无疑是斯大林的重大理论功绩。然而，中国学术界有的先生指出：斯大林“没有提出一个中心范畴来概括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中心内容”[4]。这“是关于社会主义产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并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机计划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5]。我们同意上述评价。然而斯大林在理论上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下面，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文献，对中国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问题的研究成果分为五类进行评述。

第一类：关于“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这类观点认为，“公共必要价值”“净产值（净产品）”“公共价值（社会价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我们原则地同意这一观点。

早在1961年，卓炯先生提出了“公共必要价值”范畴。他提出：“一个社会主义的商品价值构成的公式：W=生产资料价值的补偿部分+个人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价值。”“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矛盾，就是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必要价值的矛盾。”“公共必要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因为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劳动人民掌握了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才能不断再生产、不断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6]卓炯在中国经济理论界首次提出“公共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是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的。然而，到20世纪80年代，卓炯先生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没有沿着上述思路做进一步的研究。他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存在剩余价值”“出路只有一条，承认剩余价值。”[7]“社会主义扩大商品生产的目的，也有二重含义，一是作为扩大商品生产，追求剩余价值，二是作为社会主义特征为社会追求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公共必要价值。”[8]这一观点我们是不同意的。

宋涛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 [9]以后，他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是资金和净产值。”[10]“社会主义企业职工的劳动，是为自己和为社会的劳动，他们在劳动过程中创造的新价值为自己和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所以，对为企业及社会主义国家所占有的这部分价值，我认为应叫做净产值，我所以叫这部分价值为净产值，是因为它是职工超过企业成本所创造的为公共占有的价值。”[11]宋涛先生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了“净产值”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企业职工所创造的超过企业成本而为公共占有的价值，而且比“净产品”更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经济性质。这是宋涛先生作为老一代经济学家的杰出与可贵之处。但是，我们不能同意宋涛先生把资金和净产值并列为社会主义社会公有制经济的两个基本经济范畴。我们认为，同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核心范畴只能是一个范畴，即剩余价值范畴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也只能是一个范畴。此外，净产值范畴在语词表示上虽然体现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这一形式特征，但没有充分表达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

刘永佶先生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就是社会价值，它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本质规定的剩余价值的转化，也是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矛盾系统的概念体系的核心。”[12]以后，他把“社会价值”改称为“公共价值”，提出“新价值按劳动者所付出劳动的质和量分配其生活资料；新价值中其余部分为公共价值，即个人劳动创造，但用于公共的生产资料与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的价值。”[13]在这里，他提出了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概念，并且也把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看作是相当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这是我们所同意的，但是，他没有明确表述社会价值或公共价值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反映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一重要理论规定，却提出用“提高人的素质技能”来规定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观点[14]。我们不能同意之。

第二类：关于“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等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王珏先生提出，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即必要价值分割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资，即劳动者的个人劳动收入，用以维持劳动者的生活和满足他自身发展的需要。这部分价值称为“个人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另一部分表现为劳动者的国家和企业的收入，被用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和发展公共福利。这部分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价值”，创造这部分价值的劳动称为“社会必要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来说，这两部分同样是必要的，他的全部劳动都是必要劳动，他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都是必要价值。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15]。必要价值规律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16]。“必要价值”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运动“轴心”的中心范畴[17]。

雍文远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所进行的劳动也要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两个部分。个人必要劳动构成劳动者的个人收入，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个人必要产品；公共必要劳动构成社会基金，这部分劳动产品，称为公共必要产品。个人必要产品与公共必要产品之和称为社会必要产品[18]。与之相应，直接生产者在劳动过程中所创造的全部新价值，对劳动者来说都是必要的。全部新创造的价值，称为“社会必要产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价值也要相应分为个人必要产品价值（V）和公共必要产品价值（M）”[19]。“为满足社会及其成员日益增长的需要而生产尽可能多的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20]。“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可简称为‘社会必要产品规律’”[21]。“社会必要产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经济范畴[22]。

巫继学先生提出：“自主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归结为必要劳动。”“必要劳动又有其内部划分。”“劳动者直接为个人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个人必要劳动；劳动者为公共集体付出的必要劳动可称为公共必要劳动。”“与此相应，必要劳动在产品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产品和公共必要产品；在价值上表现为个人必要价值v和公共必要价值m。”[23]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即必要价值（V+M），“在量上，它是全部产品价值减去转移的旧价值而余下的增加的新价值”“新增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客观目的”。“进一步的结论是，自主劳动从量上说整个地表现为必要劳动，作为社会主义客观生产目的的新增价值也就全部表现为必要价值”[24]。“必要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基本经济规律[25]。

马仁典先生提出了“公本价值产品”范畴，即“社会公本总产品扣除用以补偿耗费掉的生产资料后的公本新创产品，其价值形态是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包括两部分：“即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26]。“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叫做个人价值”“由社会公共占有的、超过其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上的价值”叫做公共价值。“个人价值与公共价值之和”“即公本价值产品。公本价值产品乃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社会生产目的”[27]。“公本价值产品规律是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基本经济规律”[28]。

以上观点有两个共同特征：第一，认为他们所提出的“必要价值”“社会必要产品（社会必要产品价值）”“必要劳动（必要价值）”“公本价值产品”都直接体现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目的，直接反映和规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这与我们关于确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一致的；第二，这些范畴，都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产品”范畴，即V+M。这是他们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在性质和量上的基本规定。这个观点我们是不能同意的。我们认为，应当以相当于马克思所说的商品价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即C+V+M中的M部分的新价值来规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性质、内容和量的界限。我们将在本文第三部分详尽论述之。

第三类：关于“使用价值”“资金”“公本”“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的观点。

有些先生认为：“只有使用价值才能表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不同意采用价值范畴。”[29]我们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生产目的必然采取价值形式来表示；同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范畴也应当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因此，我们不同意这一观点。

陈典模、刘锦棠先生提出：“资金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范畴。”“资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类似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30]宋涛先生认为，资金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价值形态”[31]。

马仁典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公本阶段的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能够科学地反映这一经济实际的基本范畴就是公本。”[32]关于公本的定义，他认为：“公本是能够带来公共价值的价值。”[33]

巫继学先生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从属劳动的雇佣劳动转化为自主劳动。”[34]“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财富的普遍形式。”[35]“自主劳动是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36]“它的地位相当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范畴──资本。”[37]

我们认为，上述观点没有揭示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没有揭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不符合我们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客观标准，是我们所不能认同的。

第四类：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存在剩余价值范畴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初，卓炯先生提出了“社会主义剩余价值范畴”[38]。逄锦聚等先生提出：“剩余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剩余劳动必然要表现为剩余价值。”[39]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我们认为，剩余价值范畴是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剥削关系的特殊经济范畴，只有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从而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才表现为剩余价值。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已经消灭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了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包括劳动者个人的需要。劳动者的劳动不再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此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也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和剥削关系的范畴，不是反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的经济范畴，也绝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五类：关于公有价值范畴。曾昭禹先生提出了公有价值学说，并论述了“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40]。我们认为，他实际上提出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我们完全赞同这个学说，在本文第三部分将展开评述。

（三）

曾昭禹先生的公有价值学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41]：第一，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其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在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劳动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形成必要价值，即社会主义工资；公有劳动形成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作为工人的工资，是补偿给工人的劳动力消耗的那部分价值；公有劳动创造的公有价值，即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总价值中去掉工人的必要价值后剩余的那部分价值，由国家代为占有，国家以保障工人根本利益的形式补偿给工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被去掉，从而获得了必要价值（社会主义工资）和公有价值、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二，确立公有价值范畴，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决定的。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下，剩余的劳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的，是公有劳动，它创造的价值，即公有价值，与剩余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特点在于：（1）公有价值是由工人自主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劳动创造的；（2）公有价值是由工人的公有劳动创造的，而剩余价值是由剩余劳动创造的；（3）公有价值是由人民委托的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而剩余价值是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第三，公有资本（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生产资料），是能够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公有价值是公有资本的增殖，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企业的利润──公有利润，是公有价值的转化形式。第四，社会主义生产不仅是商品生产，它实质上是公有价值的生产。参与公有价值的创造的劳动，都是社会主义生产劳动。第五，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应该把生产公有价值作为直接的生产目的。只有使用公有制的生产资料的劳动，才是社会主义劳动。这种劳动的目的是取得公有价值。第六，公有价值体现了国家对集体、劳动人民的代表和服务关系，揭示了国家和工人、劳动人民在政治上一致的经济根源、经济基础。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价值（工资）和公有价值的矛盾关系体现了工人和劳动人民自身的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的矛盾、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使公有价值不断增长。第七，社会主义本质在公有价值不断增长中实现，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核心。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和高度先进科学技术基础上以及先进体制（社会主义计划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简明地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公有价值。这一规律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着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规律，并且在整个社会主义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第八，公有价值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确立公有价值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这实际上阐明了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这些观点互相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正如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一样，公有价值学说深刻论证了马克思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观点，使马克思以这三大支柱为主要内容的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成为科学理论。因此，我们认为公有价值理论为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下面，我们对公有价值学说做若干补充和展开。第一，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公有价值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满足自身的、也是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而创造的价值。它相当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社会扣除”的主要部分。马克思说：“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42]因此，公有价值用来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最终仍归结为满足每一个劳动者的需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每一个劳动者谋福利。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就是生产公有价值。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客观经济范畴，它最典型、最集中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因此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在经济学中，“公共”一词使用得比较广泛，如西方经济学中有“公共物品”“公共政策”和“公共财政”等概念。“公共”一词不能反映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本质。一些先生提出的“公共价值”“公共必要价值”“公共必要产品价值”等在语词表示上也不能反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的特殊性质。因此，我们认为，对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中相当于M的部分，在语词表示上用“公有价值”更为准确。社会主义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同体商品经济，“公有价值”的“公有”在词义上表达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含义；而“价值”，则在词义上表达了商品经济的含义。因此，“公有价值”在语词表示上清晰地、明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经济关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确立为公有价值范畴在语言表述上是准确的。

第二，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划分为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生产过程，包括旧价值的转移和新价值的创造。新价值则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社会主义商品的价值（Gp，p为“public”的英文缩写，意为“公有的”）由三部分构成，即：Gp=Cp+Vp+Mp。其中，Cp是生产资料转移的旧价值；Vp是必要价值；Mp是公有价值。

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一方面，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社会主义产品，并且把生产资料的旧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并且使价值增殖。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劳动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公有劳动。必要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作为具体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作为抽象劳动，创造出公有价值。必要产品是必要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公有产品是公有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必要价值是物化的必要劳动，公有价值是物化的公有劳动。

第三，必要价值生产与公有价值生产的社会经济条件。巫继学先生认为，必要劳动所以划分为个人必要劳动和公共必要劳动，根源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所有权的二重性。劳动力个人所有权决定个人必要劳动的存在，劳动力公共集体所有权决定公共必要劳动的存在[43]。马仁典先生认为，公共价值产品分为个人价值和公共价值。一方面，在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个人价值；在劳动力社会公共所有权的意义上，劳动者的劳动耗费创造公共价值[44]。我们不同意上述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抛开了个人价值（或个人必要价值）和公共价值（或公共必要价值）生产的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因而是片面的。刘永佶先生提出：“在联合劳动中，不仅劳动者个体的劳动力可以创造其价值，而且会由协作形成集体劳动力的价值。这种集体劳动力的价值及从劳动者个体创造价值中扣除一部分，构成公共价值。”[45]我们不同意这种关于公共价值的来源的观点。我们认为，劳动者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或者说结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都是劳动者集体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是分配给劳动者个人的。因此，不能因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划分与分配上的不同，而把二者看作是由个体劳动力和集体劳动力分别创造的。

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力所有权不存在两重性，劳动力所有制是劳动力个人所有制[46]，劳动力所有权是劳动力个人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的结合，决定了必要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其中，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采取按劳分配方式）的前提和必要条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必要价值生产及其归劳动者个人直接占有的充分条件（实现条件）。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从性质上和总体上不再是商品，因而必要价值不再是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关系。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提供了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又是公有价值再生产过程运动的结果。既然公有价值实质上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关系，那么，公有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公有价值不再是剩余价值。

第四，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生产的客观目的和主观目的。劳动者从事生产劳动的目的，分为客观生产目的和主观生产目的。劳动者通过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是劳动者的生产目的。其中，满足需要是客观的，即客观生产目的；劳动本身则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为满足需要提供劳动，即劳动者的主观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决定主观生产目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的客观生产目的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创造出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并且最终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方法反哺于每个劳动者。由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这一客观生产目的所决定，社会主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为满足整个社会需要而提供的劳动。其中，劳动者提供的必要劳动是为满足个人需要的劳动，即为自己的劳动；公有劳动是为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的劳动，即为社会的劳动。劳动者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观生产目的。客观生产目的引出主观生产目的。为己劳动和为公劳动作为主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出发点，而满足整个社会需要作为客观生产目的是社会主义生产的落脚点，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结果，达到社会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

第五，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用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其中，必要价值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公有价值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为达此目的，就必须对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进行合理分配。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是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得以实现的。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包括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按劳分配；国家、企业之间对企业纯收入的分配。因此，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结果，形成工资、国家税收和企业税后利润；个人收入采取税收形式（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上交国家，国家运用税收收入和其他财政收入进行财政支出，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对象是企业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包括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必要价值的分配是通过按劳分配实现的；公有价值的分配（即企业纯收入）的分配通过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其他环节（国家税收与企业留利）以及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的。

在社会主义企业中，按劳分配的对象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必要价值形成劳动者的工资，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也可以作为奖金，对先进劳动者给予奖励。这也属于按劳分配。劳动者通过按劳分配获得劳动收入，用来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企业劳动者的劳动收入的一部分，采取个人所得税等形式上交国家，则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

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之按劳分配是建立劳动者个人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形式，也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有人对此加以曲解，认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的形式，这就是股票”即股份制[47]。有学者指出：“‘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生产资料的公有制；2、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3、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这三个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决定了按劳分配的客观必然性，而只有以按劳分配方式为基础，才能建立消费资料的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指出：“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转化为个人的财产。”[49]所以说，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按劳分配的前提，而按劳分配则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实现的途径。

公有价值的分配，则划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即企业纯收入（公有价值）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分配。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以税收形式上交国家。另一部分是企业税后利润，分为企业扩大再生产基金、奖励基金、福利基金及后备基金。扩大再生产基金用于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奖励基金采取按劳分配形式奖励给企业先进劳动者；福利基金用于企业劳动者的集体福利；后备基金则用于对企业意外事故等非正常的物质损耗进行弥补的支出以及其他一些特殊性的必要支出。

公有价值的分配的第二个环节是公有价值的再分配（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经过公有价值的初次分配，形成国家税收等财政收入后，国家必须通过财政支出，形成下列社会基金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社会共同需要：（1）社会积累基金，用于社会范围内的扩大再生产需要；（2）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基金，通过按劳分配方式满足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的个人需要；（3）社会消费基金，用于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公共消费需要；（4）社会管理（包括国防）基金，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社会管理需要以及国防支出；（5）社会保障基金以及社会准备基金等，用于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需要以及国家后备需要等。

第六，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从分配形式上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必要价值归劳动者个人占有，公有价值分别由国家和集体代为占有，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似乎是国家、企业、个人三个主体，但这是一种误解。实质上，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主体是同一个主体——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

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社会）、企业、个人是融为一体的。首先，个人与企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是社会主义劳动者组成的集体，企业劳动者不仅是企业生产资料部分所有者，而且是这部分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运用者和收益者。企业的劳动方式是集体劳动方式，实质上是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方式。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是劳动者的集体劳动创造的，只是必要价值分配给劳动者个人，公有价值的一部分由企业代表企业劳动者占有之。因此，作为企业生产和管理主体的劳动者，他们既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亦是直接生产者和管理者，这三种身份是合一的，他们是社会主义企业中当之无愧的主人。其次，劳动者与国家（社会）融为一体。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一种公有制形式。国家则是组成为统治阶级的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共同体，政府是其代表，代表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总和。因此，全民所有制生产资料的最终所有权、处置权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这是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的前提。也就是说，政府代为占有生产资料是建立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授权和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享有最终所有权、处置权的基础上的。而社会主义劳动者则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家作为生产资料代为占有者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融为一体的。再次，国家（社会）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经济管理根据生产需要划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管理的主体分别是国家和企业。但是，由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具有整体性，即由国家代表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行使所有权，并根据整个社会需要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包括实行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在这一前提下，国家根据生产和管理的需要把生产资料即公有资本“交回”企业劳动者，由企业劳动者自主管理并进行生产活动。企业在国家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经营下为社会需要进行生产，并把所生产的公有价值的一部分交由国家代为占有。因此，一方面，全民所有制下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合一的，不可分割的，最终合一于由国家所代表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另一方面，国家的生产资料代为占有权、计划和经营权与企业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管理权和运用权即从事生产，是既有分工又相互联结的，所以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是结合在一起的。

综上所述，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条件下，国家、企业、个人虽有利益上的差别，但三者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因而三者是融为一体的。巩固、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是国家、企业、个人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国家、企业、个人只是职责分工不同，没有什么根本利益的对立。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自主结合而成的社会是整个社会生产、占有和分配主体，是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占有主体及分配的同一主体。

第七，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的国家调节。当社会主义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国民收入）总量为一定时，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数量上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因此，在国民收入（必要价值+公有价值）的分配中，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生产的发展和劳动者的实际需要，在不同阶段科学地、有计划地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从而正确调节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的关系，使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两种生产、劳动者个人需要与社会共同需要两种需要得到和谐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在论述“自由人联合体”时指出：“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50]马克思还提出，社会产品经过“社会扣除”之后，“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各个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51]。因此，在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分配中，我们既要考虑到满足劳动者的个人需要，又要根据“社会扣除”原则，充分保证全社会的共同需要。统筹兼顾，合理安排是社会主义国家调节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比例关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第八，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关系上看，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具有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是由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决定的。一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归属性，即这两部分都属于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所有、占有和使用；二是两者具有同一的目的性，即这两部分都用以满足整个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三是两者具有同一的发展趋势，即在社会主义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中，这两部分在量上都是绝对增长的。

但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在具有一致性的前提下，也有各自的特殊性。首先，必要价值是公有价值再生产的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量的增长又是必要价值不断增长的前提条件。因为，必要价值（工资）是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而无论是在每一个工作日后，还是在每一个生产周期后，劳动者都要通过获得工资以进行个人消费，使劳动力得到恢复即再生产，才能在下一个工作日或下一个生产周期中继续再生产出新的必要价值，同时创造出新增的公有价值。然而，在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公有价值（Mp）一部分通过积累形成追加给劳动者的工资基金（ΔVp），投入下一个生产周期的扩大再生产，从而转化为在量上扩大的必要价值（Vp）。所以，只有公有价值量的不断增长，才能带来必要价值的不断增长。其次，劳动力再生产与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用途。劳动力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又分为数量上（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质量上（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必要价值主要用于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其中一部分也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如劳动者用于养育子女的费用，以增加劳动力的数量，并通过个人消费及其家庭消费，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公有价值则用于劳动力扩大再生产。其中，公有价值的一部分形成积累基金中的ΔVp部分，用于追加劳动者的工资基金，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则转化为必要价值（Vp），从而实现劳动力数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公有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社会消费基金，用来满足全体劳动者的物质文化需要，以丰富劳动者的自由个性和推动劳动者全面发展，从而实现劳动力质量上的扩大再生产。第三，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商品生产的共同规律。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还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劳动者都要通过生产必要价值，用来满足个人或低或高的消费需要。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公有价值的生产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经济规律。因此，必要价值是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公有价值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特有的、特殊的范畴。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则具有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公有价值生产的根本性表现为，公有价值的生产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不断扩大提供现实条件，公有价值的积累和不断再生产是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个人需要不断获得满足的充分条件；公有价值生产的主导性表现为，它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主导的推动作用，因而它的发展程度也就成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性质、方向、水平、规模的基本标志；公有价值生产的整体性表现为，它客观上形成整个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基础，在整个社会主义生产和价值创造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关系到社会主义全体劳动者的整体需要和整体利益的最终实现；公有价值生产的长远性表现为，它和必要价值生产相比较，必要价值反映了一种短期的经济效果，而公有价值对劳动者需要的满足是通过长期的经济效果表现出来的。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全体劳动者长远利益的实现。

总之，必要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前提条件（必要条件）；而公有价值的生产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满足整个社会需要的实现条件（充分条件）。指出：“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52]所以，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更加具有重要性。从公有价值的生产的根本性、主导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看，与必要价值相比较，公有价值的生产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它才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整个社会主义生产过程的关键，发挥着主导作用。

既然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是追求公有价值，那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我们把这一规律称为“公有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社会确立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由此决定该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是生产公有价值。作为揭示社会主义生产实质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由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所决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是这一矛盾的主要方面，由这一主要矛盾方面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53]。而生产公有价值，用于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则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面之核心。公有价值的生产与再生产，一方面是公有产品即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只有公有价值的生产与不断再生产，才能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完善提供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才能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程度得到不断增长和充分实现。因此，公有价值的生产，或者说公有价值规律，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基本联系。它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主要过程，因而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集中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规律；因此，最大限度地生产公有价值，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公有价值学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公有价值范畴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

第九，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是由其核心范畴与前序范畴、后序范畴构成的。我们认为，应当以公有价值范畴为核心，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必要价值与公有价值范畴规定了社会主义的直接生产关系（狭义的生产关系），即社会主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社会主义劳动的总产品包括生产资料补偿产品、必要产品和公有产品；社会主义劳动既是物质生产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其中，必要劳动生产出必要产品，并创造出必要价值；公有劳动生产出公有产品，并创造出公有价值。公有价值的矛盾运动，直接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公有价值的生产，是社会主义生产的实质和生产目的，公有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前序范畴，按照逻辑顺序排列，包括以下五个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公有资本、劳动力个人所有制、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生产资料归社会主义劳动者共同拥有和占有的所有制形式。包括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资本主义制度后，在无产阶级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公有资本，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资料的价值形态，是带来公有价值的价值，它体现了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一种劳动力所有制形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劳动力也归雇佣劳动者个人所有，但那只是形式上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分离的。雇佣劳动者的劳动力是商品，雇佣劳动者通过劳动力商品的买卖方式，把劳动力的占有、支配、使用权转让给资本家，从而听任资本家的剥削和奴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不再是商品，因而不存在也不允许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生产资料公有制企业是劳动者组成的集体，生产资料和劳动者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劳动者集体）融为一体。因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所有权与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是合一的，即统一集中于社会主义劳动者本身。

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是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的性质本质。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企业范围内直接结合，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劳动首先是自主劳动：劳动者自己当家作主，自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自主进行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自主实行按劳分配，自主占有自己的劳动成果。在自主劳动中，充分体现了劳动者的主人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主人；是生产经营过程和劳动过程的主人；是生产经营成果和劳动成果的主人。这种自主劳动，一方面，由劳动力个人所有制所决定，是自由劳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择业自由、消费自由和个性自由，从而也使劳动者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增加，逐步获得自由全面的发展；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公有制所决定，劳动者的自主劳动是自主联合劳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是一种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控制生产过程、共同享有生产成果的经济关系。在社会主义联合劳动关系下，劳动者个人与企业和国家融为一体。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直接结合的，所以，劳动者的自由劳动和联合劳动是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的结合是以自主劳动为前提的，是以社会主义民主为前提的，所以，我们把这种劳动的社会主义形式称为“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

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54]。它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以公有资本和自主的自由联合劳动为依托，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下，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根本利益一致，劳动者之间、企业之间合理分工、合作互利和平等竞赛，以实现劳动者自身需要和整体需要的商品经济形式。马克思认为：“商品生产从而商品流通也能够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或者在同一共同体内部不同机构之间产生。”[55]从国际范围内讲，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而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即同一共同体内部，公有制企业的不同机构之间即全民所有制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之间也可以产生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在全民所有制范围的经济管理分为两个层次，即分为国民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两个层次，相应地，社会经济活动也分为国民经济活动和企业经济活动两个层次，这是全民所有制内部也存在商品经济形式的主要原因。由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管理分为国家和企业两个层次，从而客观地存在着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共同体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在这一矛盾运动中，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与整体（社会）劳动的差别性所决定，相对独立的局部（企业）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形式而相互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局部（企业）劳动和整体（社会）劳动的根本一致性所决定，从而使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调节成为可能和必然。

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中，公有价值以及必要价值范畴的后序范畴，主要有：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包括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必要价值和公有价值的实现，社会主义积累和再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方式即资源配置方式──社会主义有机计划市场经济即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包括按劳分配、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社会主义消费关系和消费方式；等等。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由公有价值这一核心范畴、生产资料公有制等前序范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形式和运行机制等后序范畴，互相联系、互相结合而构成的理论体系和范畴体系。

本文初步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体系。希望理论界同仁提出宝贵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任重道远，希望先生们共同努力！

注释：

[1]《选集》（第1卷）第3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资本论》（第3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斯大林选集》（下）第5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16][17] 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90、4、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5][40][46][48][54]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2、130、190、190、12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6]卓 炯：《试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载《学术月刊》1961年第12期。

[7][8]卓 炯：《〈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扩大商品经济论》第37、91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

[9]宋 涛：《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范畴是净产品》，载《经济学周报》1982年1月25日。

[10][11][31]《资本和剩余价值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通用的经济范畴》，载《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7期。

[12][14]刘永佶：《主义·方法·主题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基本》第399、410-412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13][45] 刘永佶：《中国经济矛盾论——中国政治经济学大纲》第304、305页，[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

[15][29]参见王珏主编：《必要价值论》（第1卷）第80-81、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8][20][21]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56、78、8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参见雍文远主编：《社会必要产品论》第61-62、“导言”第10-1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3][24][25][35][36][37]参见巫继学：《自主劳动论要》第271-273、265-266、381、168、176、175、19-20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6][27][28][32][33][45]马仁典：《公本论》第155、4、219-220、3、4、1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0]陈典模、刘锦棠：《资金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性范畴》，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1期。

[38]卓 炯：《对剩余价值论的再认识》，载《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

[39]逄锦聚等：《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第346、341页，[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41]参见曾昭禹：《社会主义新论》第121-131页，[香港]银河出版社2004年版。

[42][49][5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3、304、30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47]谢 涛、辛子陵：《试解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与中国改革》，载《炎黄春秋》2007年第6期。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2]《文集》（第8卷）第1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篇8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技术培训在企业发展中愈来愈重要。技术培训是人才培养的绝佳途径，是企业智力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技术培训能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并能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在企业现代化背景下，技术培训已然成为最好的长线投资。

关键词：

技术培训；企业；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08009501

在企业现代化背景下，技术培训是企业高技能人才掌握最新技术的平台之一，是一项长期有效的投资。技术培训须结合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合理定位培训人员的培训目标，采取行之有效的培训方法和手段，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以前沿技术为主要内容，符合企业发展要求的培训机制。

1技术培训是人才培养的绝佳途径

在决定企业发展及竞争优势的各种要素中，人才资源是优于资本等其他要素的第一要素，起着决定性作用。当今世界竞争激烈，说穿了是技术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技术培训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注入了持久的动力。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和扩大，人才培训开发在企业的生产力、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成就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人才的质量在现代化发展中比任何其他因素都重要，人才的培训理念已由“培训是一种费用”向“培训是最大的投资”转变。

2技术培训是智力投资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一部分

建立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上的企业扩大再生产，对员工不付出巨大的智力投资是难以实现的。马克思扩大再生产理论指出，“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按照此理论，社会的持续扩大再生产离不开劳动力的再生产，而劳动力的再生产，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又离不开智力投资，即离不开技术培训。美国权威机构监测，培训的回报率一般在33%左右。在对美国制造业公司的分析中，公司从培训中得到的回报率可达20%-30%。企业要应对经济危机的挑战，要走出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对员工的技术培训，提高员工的整体技术素质，来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管理的现代化和科学化。

3技术培训能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技术培训是推广新技术的绝佳平台。长期以来，科研成果与推广应用在某些部门或地区脱节，新产品长期停留在样品、礼品、展品阶段。不少新技术长期存有储备，立档案等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是没把新技术，新成果中的技术关键问题交给实际操作运行的技术人员，科研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妨碍新技术的促进与转化。通过技术培训能将最新成果中的关键技术传授给企业技术人员，从而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

4技术培训能不断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高素质的企业队伍是企业最重要的竞争因素，是企业长线发展的关键力量。通过技术培训，一方面可以提高员工的知识水平，使员工及时掌握新的技能，提高员工的首创精神和创新能力，确保企业在现在和将来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另一方面可以营造出鼓励知识学习和技能创新的良好氛围，提高员工工作绩效从而提高企业效率，促进企业员工个人全面发展与企业可持续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优势。

5技术培训能降低企业的服务成本

人力资源成本已经成为企业成本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很多企业都已创建人力资源成本管理预警体系，加强员工技能及综合素质方面的培训支出。企业员工通过有效的技术培训，再生产商品或服务时，能减少所需的工作时间，从而降低人力及推销成本。减少材料的浪费和不良产品的产生，从而降低了供应成本。改进由企业将产品服务输送用户手中的方法，因而降低了服务成本。

6提高技术培训的途径

当前，我国企业技术培训存在一些问题。企业“只用人，不育人”的现象较为普遍。为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实现企业效益的持续增长，企业应不断加强员工的技能培训，从而实现其长远的发展。提高技术培训的质量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6.1培训开展前，深入调研

培训开展前，深入了解企业培训需求，并与培训对象进行积极的沟通，清楚培训对象的需要、组织要求与愿望。课程内容设置应将企业员工的技术长处、兴趣爱好和他们未来职业生涯的发展相结合，以提高员工对技术培训的兴趣和积极性。

6.2加强培训教材的编写和培训师资队伍建设

研究确定培训内容，制定培训计划和大纲，编写培训教材。聘请国内外知名企业、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专家和高级管理人员担任培训教师，建立一支较为稳定且教学水平较高的专家教师队伍。

6.3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

改善传统的教学模式，将传授本领域新知识、新技术和提高员工的上岗能力和技术操作技能相结合。运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实例教学方法、现场教学方法以及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技术培训的教学质量。将讲演、示范、操练、参观、程式化教学、个案研究、辩论、角色扮演、多媒体教学和模拟等方法有机结合，使学员快速清晰明了的掌握培训内容。鉴于培训对象多为有相关专业背景的人员，在培训过程中应发挥学员内部的力量，创造学员互相交流经验的机会和平台，使学员彼此间能资源共享，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6.4完善技术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估体系

完善技术培训效果的考核和评估体系，以提高技术培训效果。培训评估是了解培训效果和界定培训对企业贡献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教师的评估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对学员的评估是为了对其有相对制约，以保证学习效果。

6.5完善培训效果后续跟踪考察工作

培训效果转化率的高低与员工培训后返回工作岗位的环境密切相关，包括上级领导的支持，同事间的沟通、配合、互助，资金，配套设施，相关政策的扶持和时间等因素在内。完善培训效果后续跟踪能促进培训效果率的转换，提高企业的效益。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发展，技术培训在企业长远发展中愈来愈重要。技术培训的整体水平和培训效果将不断提高。技术培训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技术培训已然成为企业最好的长线投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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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关键词：失业理论；马克思失业理论；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4―0073―06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的比较

(一)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

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认为，如果工资自由伸缩，就不会存在失业；如果存在失业，一定是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的结果。但是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工资具有充分弹性，故而失业问题从长期来看并不存在。但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能不存在失业；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时，随着积累的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亦增加。“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和积累齐头并进，资本的可变部分就至少会按照总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增长。在这种条件下，积累的不断增长迟早必然导致工资的逐步提高。”马克思认为，随着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上升。这样，积累的进展就会减少可变资本的相对量，但这一趋势并不排斥绝对量的增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资本积累、积聚与集中加速进行，资本有机构成会进一步提高，对劳动者的需求会更小，进而形成产业后备军。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的根本分歧在于：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认为，只要工资具有伸缩性，失业并不具有必然性。而马克思失业理论认为，由于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获利的内在动力，资本有机构成必然提高，资本主义必然存在失业。“由积累提供的追加资本，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等等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旧资本一旦达到全部更新的时期，就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劳动资料和原料。经历这种技术变革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增长，这种变革所引起的对劳动的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明显。”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以及由这一矛盾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波动，甚至出现经济停滞，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大量工人失业。显然，古典失业理论认为，存在失业与否的关键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是否具有弹性，而且假定劳动力市场工资具有弹性，故而市场能实现充分就业。而马克思失业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才是存在失业的关键，而技术进步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市场竞争的必然结果，故而失业是资本主义的常态，并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另外，马克思还认为，一般而言，工人的工资下降有一个最低阀值，即工人的工资不能低于劳动力自身的再生产，否则会造成对资本主义自身的损害，尽管这一最低阀值可能被突破。“总的结论是：‘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这说明，资本主义市场自由调节可能导致现实工资低于生理与道德底限，这样资本主义市场机体在现实中自然经常遭受损害。

(二)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失业理论

马克思失业理论与凯恩斯失业理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都相当明显。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工人的工资基金相对下降，而资本家的利润则相对上升，在竞争的外在压力与赚钱的内在动力下，资本家会促使投资不断上升。这样，一方面消费需求因工人的收入不断降低而下降；另一方面，供给却又会因投资的不断扩大而增加，结果是供求缺口越来越大，出现经济萧条与经济危机，从而导致大量失业，这说明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典型的萧条经济”，马克思分析的失业很大成分上是“萧条性失业”。

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必然导致经济萧条，经济萧条必然产生大量失业。显然马克思与凯恩斯都承认：失业问题都因经济萧条而必然存在，而且经济萧条主要是需求不足所致。在消费需求不足这点上，二者的分析基本一致。但关于消费需求不足的原因，二者存在分歧：马克思认为，消费需求不足是工人工资基金下降的结果，或者说是工人的工资基金没有适应积累增速的结果。而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递减，进而导致消费需求不足。

对于投资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进而影响失业的分析，马克思与凯恩斯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仅仅包括消费需求，还存在投资需求。如果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人们的流动性偏好、投资边际效率不断降低导致投资需求不足。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在市场自行运转的情况下，可能双下降，所以有效需求不足在所难免，经济萧条势必周期性爆发，失业随之加剧。

其实马克思也进行过类似的分析。马克思认为，信用与竞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强有力的杠杆，竞争加剧了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进而伤害了资本积累，刺伤了资本家投资的积极性，造成投资需求不足。

但马克思与凯恩斯对投资需求的分析各有侧重。马克思认为，投资是需求更是供给；而凯恩斯认为，投资主要是现实的需求。显然，投资既是需求又是供给。从短期来看，投资形成了对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以及劳动力的需求；从长期来看，投资又是供给，它会形成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因此，马克思侧重从投资的长期效应(形成供给)来分析问题，而凯恩斯则主要从短期效应(形成需求)分析问题。凯恩斯十分重视短期分析，他认为“长期我们都死了”。从更为科学的角度看，长短期分析法应该有机结合，不可偏废。如果从综合分析法的角度来看，应把凯恩斯与马克思的分析结合起来。在短时期内，是消费需求不足与投资需求不足共同导致了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导致失业；但在长时期内，主要是总供给过大(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由于长期是由短期构成，长期需求又制约短期投资结构，而短期的投资需求结构应与长期的最终消费需求结构一致。否则，可能在短时期内，需求与供给在总量上一致，但在长时期内，即便总量上一致，也可能存在严重的结构性失衡，导致严重的结构性失业。

另外，凯恩斯著名的乘数原理说明，如果满足乘数原理发生作用的条件，则经济可能倍数地扩张与收缩，从而就业也随之多倍地扩张与收缩，乘数原理说明，经济收缩期间，失业会更加严重。这一点马克思经济学不曾分析，但乘数原理确实是重要的现代经济规律。

(三)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货币主义失业理论

货币主义学派的代表弗里德曼认为，即便消除了周期性，也存在失业。也就是说，即使实现了充分就业，也存在一个“自然失业率”。自然失业率的特征就是“自然性”或客观性。自然失业率存在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寻找工作需要时间、金钱与信息。但信息具有不完备性，搜寻工作的时间与成本又必然存在。

这样，搜寻工作存在“摩擦”成本，“摩擦失业”不可避免。而随着技术的进步与需求结构的转换，总有人难以适应或总有组织难以适应，进而出现结构性失业。自愿失业、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就构成了“自然失业率”的主体。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萌芽着“自然失业率”理论。马克思认为，产业后备军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而且队伍会越来越庞大。产业后备军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大量工人被排挤成为“外部人”。显然产业后备军的规模取决于两个十分重要的力量：一是新增人口与直接进入产业后备军的人口比率；二是旧产业与新产业的排斥率与重新就业率。如果重新就业率高于排斥率，那么后备军的规模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但无论如何，产业后备军中有一个稳定的人口规模，这一规模占就业人口的比重就是典型的“自然失业率”，这一比率并非固定不变。如果后备军中稳定性的人口规模比较大，自然失业率就高，反之就低。自然失业率比较高的原因可能是排斥率高于重新就业率，新人口中直接进入后备军中的人口比较多。就如同蓄水池原理，如果进水多于出水，则蓄水池中的水会上涨，自然失业率自然也就较高。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蕴含着“自然失业率”这一重要思想。

马克思的产业后备军理论蕴含着“自然失业率”这一重要思想。图1中A、B、C分别表示新增劳动力进入新产业、旧产业与产业后备军的人数；D、E分别表示旧产业被排斥入产业后备军的人数、产业后备军中重新进入旧产业中的人数；F、G分别表示产业后备军进入新产业的人数、新产业中被排斥入产业后备军中的人数；K、I、J分别表示从未有过旧产业、产业后备军与新产业中退休人员数。

马克思认为，积累过程会伴随不断增长的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过剩人口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对于工业周期性波动中的资本存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套用西方经济学术语就是自然失业率会不断上升，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甚至直接使用“后备军”这一术语。

(四)马克思失业理论与新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

目前流行的新古典失业理论主要研究失业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效率工资、最低工资、内部人优势、保险过度、通胀预期等的关系。并把失业的类型分为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与周期性失业。其实，马克思失业理论也重点研究了失业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一方面推动了一国经济增长，但同时又导致经济出现明显的周期性，进而对失业产生明显的周期性影响。从长期趋势来看，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尤其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导致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就会同资本自身的量成比例地减少，导致产业后备军的规模越来越大，自然失业率越来越高。

同样研究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新古典失业理论得出的结论与马克思失业理论分析存在着差异：随着技术进步，新兴部门不断产生，尤其是在技术进步日益成为一国或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时，围绕新技术的部门便大量兴起。这些部门或是市场化部门，或是半市场化部门，或是非市场化部门。显然，这些部门不断产生，而且不断专业化，受雇于这些部门的人将越来越多，技术进步虽然产生了失业，但同样增加了就业，二者作用相抵，技术进步对失业的影响就具有不确定性。事实上，经济发展进程表明，当一国教育越来越发达，经济水平越来越高时，围绕技术进步的部门与人口比重越来越大；传统产业部门由于利润的微薄而逐渐迁出发达国家。这样发展中国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产业领域，农业成分下降，工业迅速发展且产业工人迅速增加，世界范围内就业人口因技术进步而增加，而且这一趋势因技术进步的加速而加速。

而马克思认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生产部门为劳动提供了补充市场。但是，不管这样雇佣的工人人数有多大，他们的相对人数同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量相比，一开始就显得微不足道，一旦这些工业部门扎下根以后，他们的相对人数就会立即减少。所以，新兴部门的吸纳力有限。马克思还认为，在资本所吸收的工人人数达到最大限度的同时，产品会变得如此之多，以至于这些产品一遇到一点障碍，社会机制就会停滞下来，资本就会以最大的规模和最粗暴的方式排斥劳动。显然，马克思也分析了新兴部门对就业的吸纳力，但吸纳力有限。

二、从马克思失业理论与西方失业理论比较中得到的有益启示

(一)以“最低阀值”制度替代“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充分就业

西方经济学为失业理论分析提供了基本工具，而马克思失业理论阐明的最低工资为失业理论分析提供了工资波动最低阀值。比如，弗里德曼失业理论与产业后备军理论为分析自然失业率理论提供了基本分析思路；凯恩斯、马克思失业理论以及经济增长与新兴产业部门兴起理论为分析劳动力需求变动提供基础；效率工资理论、最低工资理论、内部人与外部人模型等为分析自然失业率上升提供了新的视角；如果把这些分析思路进行一次新综合，就可以看出失业的本质，并能对我国解决失业问题提供有益启示。

如图2所示，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N10与劳动力供给曲线NS相交，对应的均衡工资是W0，均衡就业量N1；如果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当工资为W1时，则会出现失业量N2-N0。当现实工资高于均衡工资时，存在失业，而当现实工资越来越远离均衡工资时，则失业愈加严重。如果替代技术发展越快，则结构性失衡与摩擦失业就越来越严重，自然失业率也就越高，根据西方失业理论，增加的新兴产业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增加的就业量。根据马克思失业理论，一个经济体良性运行，则现实工资不能低于马克思的劳动力正常再生产的低工资水平。市场上人们就业的最低条件是能维持自身及家人生存的最低工资，如果现实工资低于该工资水平，受雇佣者在长期不会接受。显然，均衡工资可能高于，也可能低于或等于马克思所说的现实最低工资水平(最低阀值)。如果低于该阀值，则必然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解决这一难题的有效办法是政府规定一个最低工资(最低工资能保证工人正常的再生产)，但不强制企业执行，而是政府参考最低工资(阀值)对未达到最低工资者进行差额补贴。这样既不增加失业，又可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一制度不同于最低工资制度，因为最低工资制度中的最低工资，企业必须执行，而且如果最低工资高于了均衡工资水平，企业执行的结果必然是失业的增加。我们可以把这一工资制度称为“最低阀值”工资制度，该工资制度中的最低工资，由企业自愿执行，如果企业所给工资低于“最低阀值”，则由政府弥补，这样保证了通过均衡工资实现劳动力市场出清，又能保证工人自身正常的再生产，防止对市场机体进行损害。

(二)通过发达的教育体系消除劳动力市场二元分割，降低自然失业率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失业工人将会越来越多。但西方失

业理论证明，技术进步可以在长期缓解失业，但这需要失业工人能迅速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为条件。马克思失业理论给我们以警示，西方经济学失业理论给我们以启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劳动力的供给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分割)。具体情况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上，低层次劳动力数量庞大，低层次劳动力由于素质太低，加上发展中国家一般无力承担相应的劳动力培训费用或教育费用，导致低层次劳动力的低素质有固化趋势，因而工资也呈现固化趋势。另一方面，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劳动力供给数量有限，年龄基本上处于中青年阶段，因而劳动效率高，边际产出较大，故而工资较高。

图3说明，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NLS，由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近于无限弹性，则供给为一条平行于横轴的直线(W0)，当需求从ND1扩张到NS2后，工资没有增加，仅仅有就业量的增加，我们可以称之为工资上升效应为零，而就业效应充分(就业量从N0上升到N1)。而在高层次劳动力市场上，若假定劳动力供给为一固定数量(NHss)，当需求从N1D扩张到N2D后，出现零就业效应(就业量仍然为N0)，而需求增加完全通过工资上升表现出来(工资从W0上升到W1)。劳动力素质固化趋势的最大困境在于社会两极分化将十分严重，可能进一步导致穷人因难以接受良好的教育而就业日益艰难，进而出现“穷者恒穷”的恶性循环。

结论是：如果存在“二元性”明显的劳动力市场(即低层次与高层次劳动力市场分割)，且低层次劳动力难以顺畅地向高层次劳动力市场流动，则低层次劳动力市场上会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余额，这一余额成为“自然失业率”的主力军，从而造成社会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出现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

篇10

（一）物质形态商品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人们必须购买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来维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这就要求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商品交换价值是以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为基础的，而凝聚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价值）则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当现有社会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强度一定时，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就决定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长短，而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又取决于劳动者所具有的生产技能、技巧和速度，而这种生产技能、技巧和速度是需要职业教育来传授的。因此，物质形态商品市场的丰富和繁荣需要职业教育能够为其提供足够的、具有该专业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甚至高于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劳动力。

（二）职业教育对物质形态商品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物质形态商品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职业教育通过产学结合，或者校办产业，直接生产各种物质产品，充实、丰富物质商品市场；第二种则是通过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间接满足物质形态市场对职业教育的价值需求。职业教育是培养生产、建设和服务一线的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这一教育目的要求职业教育课程必须围绕技术来展开，技术是职业教育中最为丰富的课程资源。职业教育通过课程教学、实习实训或职业培训，向未来的劳动者传授各行各业所需要的专门性质的理论知识、技能技巧，提高他们的劳动熟练程度，生产技能技巧和劳动速度，从而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以生产更多的商品，丰富和繁荣物质形态商品市场，满足社会和人民的物质生活、生产需求；同时企业也可以获得更高的利润和价值，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为国家积累更多的资金。

二、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的价值

（一）服务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服务产业是伴随第一、第二产业的不断发展的客观需求而产生的，随着服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服务客体需求的系统化要求日益强烈，服务市场也应时而生。从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需求分析，无论是生产服务市场、生活服务市场、还是流通服务市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服务就是为第一、第二产业，甚至第三产业提供劳动力的专业劳动能力，以满足产业部门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力需求，这个劳动能力的培养，则需要职业教育来完成；从市场客体的需求分析，各级政府机构需要职业教育研究部门为其开展宏观政策决策、教育战略决策提供数据；各行各业的企业等团体需要职业教育为提供劳动力服务、技术服务、信息服务以及文化服务等；各个家庭和个人需要职业教育为其提供教育咨询服务、就业指导服务、职业资格认证服务等等。

（二）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服务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职业教育本身就是国家服务市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职业教育主要通过改变劳动力的质量和形态来为市场服务。一方面，职业教育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提高劳动力的智力水平，教育程度和生产技术水平，把非熟练的劳动力训练成熟练劳动力，提高未来劳动力的质量；另一方面，通过职业教育或培训，改变现有劳动力的形态，使其由从事简单劳动到从事复杂劳动，由从事一般性劳动到成为专门人才。二是职业教育本身作为一种市场客体，也需要服务市场的系统化服务，从服务需求的角度满足服务市场的价值需求。这种由职业教育服务需求驱动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也成为服务市场中主要的组成部分。例如，由职业教育服务需求驱动的教育服务有：教育咨询服务、职业教育金融服务、职业教育学术服务、职业院校学生服务等；面向职业院校的服务主要有：学校招生服务，贫困生资助服务，教师干部培养培训服务，教材开发、发行服务，实训设备、实训基地服务，顶岗实习与就业服务等；面向职业教育整体工作的服务有：机关、学校、培训机构、管理和教学等各方面科学研究服务，院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的评估服务，各种职业教育学会的学术社团服务，职业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服务，职业教育竞赛与会展服务，职业教育的各种评奖活动，表彰活动服务，等等。

三、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的价值

（一）文化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从文化市场的主要构成要素文化产业的角度分析，目前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际上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自1996年以来，美国的文化产品出口就已经超过航空航天工业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美国文化产业在GDP中的比重高达25％以上，仅次于军事工业，位居第二。2005年底，动漫产业成为日本第三大产业，占世界市场的62％。据统计，美国、澳大利亚等国文化产业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比例分别达到20％和10％。在英国，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2004年和2005年，我国文化产业产值的年增长率约为10％，当然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相比，仍然大相径庭。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情况分析，技术已经成为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最大推力之一。我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的科技化、工业化和大众化都需要技术的大力支持，需要职业教育这个以技术传授为主要目标教育类型的大力支持。

（二）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文化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是从促进文化产业繁荣的角度。首先，职业教育促进了文化的科技化。文化作为精神产品，不能永远留存在创作者的头脑之中，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技术，使之外化为具有一定文化的载体，职业教育是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的教育，职业教育通过对技术的传授来实现文化的科技化；其次，职业教育促进了文化的工业化。尽管文化艺术的本质在于“个性的、一次性的、独一无二的存在”，但是，文化艺术的个性、独创性主要是通过文化生产的创造环节和作品阶段来体现的，“批量化、格式化、标准化”的大规模制作、复制手段，则大大促进了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最后，职业教育通过它的公益性教育活动，推动文化民主，推动文化大众化，保障了文化人权，从而发展了文化产业，繁荣了文化市场。

四、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的价值

（一）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依据我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2013年第一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首先从行业与用人单位的需求分析：从行业需求看，83．4％的企业用人需求集中在制造业，36．5％的企业用人集中在批发和零售业。从需求看，对技术等级有明确要求的占总需求人数的57．8％，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49．6％。从求职看，55．7％的求职者都具有某种技术等级，主要集中在初级技能人员、中级技能人员和技术员、工程师，其所占比重合计为50．4％。从供求状况对比看，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其中，高级技师、技师、高级技能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72、2．31和2．1。这就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教育、培训空间。再次，从求职人员的分类情况来看，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所占比重为50．6％，除去其中的新成长失业青年的23．9％，仍有就业转失业人员与其他失业人员26．7％；外来务工人员（包括本市农村人员和外埠人员）的比重为38．8％，这些人员亟需职业教育对其进行职业技能的训练和培训。

（二）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结构必须满足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劳动力需求，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基本上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期产业结构优化的劳动力需求，但是职业教育不能仅仅依据劳动力市场需求进行职业教育结构、布局调整，而应该分析劳动力市场供需变化的驱动者———国家经济转型的趋势，要紧密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策略，对经济转型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劳动力需求进行预测，并结合劳动力市场供需情况合理调整职业教育结构。二是职业教育需要依据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文化程度和技术等级人才的需求，确定职业教育的层次结构，各职业院校也需要据此科学分析自己的教育定位、人才培养目标、人才规格，并据此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开发、教学模式、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方式的选择，及时淘汰落后专业，开发新兴专业；各职业院校要积极开展“双证书”制度和“学分制度”，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文化程度和技术等级人才的需求。三是职业教育要依据经济转型和劳动力市场需求实现职业教育的多样化，在积极开展职业学校教育的同时，也要积极开展各种形式和类型的职业培训，以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职业学校教育在进行全日制学历教育的同时，也要充分利用职业院校的各种资源，进行多元化的职业培训。

五、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的价值

（一）技术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党的十七大要求我国经济增长要“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党的十则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强化需求导向，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党的战略决策，促进了我国技术市场的繁荣，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技术市场是科技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科技商品的质量和多寡是影响技术市场的重要因素，技术市场首先需要丰富的科技产品，也就是说，技术市场首先需要科技产品生产者的大力支持。从技术发展的历史分析，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技术发明主要由行业中技艺娴熟的工匠承担，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技术与科学的关系越来越紧密，技术的突破越来越离不开科学的支持，“此后，技术发明的主要源泉由经验转移到科学”，这就需要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大力培养技术应用型人才，在生产实践中进行技术的创新和发明，另一方面，职业教育本身拥有的巨大技术资源，也会在“产学研”过程中为技术市场做出贡献；其次，技术市场中先进的科学技术产品，也需要职业教育通过培养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进一步推广，使其由潜在的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二）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需求的满足

职业教育对技术市场需求的满足，主要通过以下三个途径：一是职业教育通过对传统科学技术、生产经验的选择和传递，为技术市场提供大量的技术应用者，这些高质量的技术应用者，一方面在生产实践中继承、传播前辈积累起来的基本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他们也是新技术领域的开拓者和创造者。二是职业教育是新技术传递和再生产的有效形式，职业院校充分利用、整合本院校的教育资源，对新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并通过课程教学，培养大批量掌握新技术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大大缩短新技术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对技术市场中技术商品的使用和推广产生积极的作用。三是职业教育本身拥有丰富的“双师型”教师，这是一个既能从事教学，又能从事科技研究的师资队伍，再加上职业院校专业对接产业的专业设置及专业群建设更加贴近社会和企业需求，科技创新和技术开发的空气也很浓厚，教学和科技研发本身的相互促进，因此职业教育本身就是新技术创造中心，可以直接为技术市场提供技术产品。

六、职业教育对信息市场的价值

（一）信息市场对职业教育的需求

信息市场的形成起源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尤其是进入信息社会以来，随着各种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采用，信息量的成倍增长，信息需求范围的不断扩大，信息市场逐步成熟和完善。信息市场的繁荣需要信息产业的繁荣做支撑，信息产业的繁荣带来的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自动化生产方式将取代传统的机械化生产方式，柔性生产方式将取代刚性生产方式，规模适度的分散型生产方式将取代大规模集中性生产方式；信息产业的繁荣还带来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信息产业产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迅速上升，传统产业普遍实行技术改造，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效率；同时，信息产业的兴起还带来了数字化生产工具的普及和应用。所有这些变化，都需要有职业教育培养出能够迅速适应信息社会的劳动者，来推动信息产业的进步和发展，推动国民经济的迅速增长。

（二）职业教育对信息市场需求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