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保护规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革命文物保护规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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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转变

《规划》提到，“十三五”时期，国家文物局将推动文物保护实现“两个转变”：一是由注重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二是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转变，确保文物安全。

注重预防性保护，尤其是加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是当前要关注的重点。因此，文物局将组织实施一批具有重大影响和示范效应的文物保护重点项目，推进长城保护计划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开展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推荐和遴选工作，落实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四有”工作，完善尚未核定及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措施。

此外，需要提升考古在文物保护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不断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

除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工作外，可移动文物修复和预防性保护工作也很重要。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数据和普查成果显示，创新文物安全监管模式是确保文物安全的关键。国家文物局将配套开展12个文物保护工程，包括：长城保护计划、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考古中国”重大研究工程、海上丝绸之路文物保护工程、西部地区石窟保护展示工程、及四省藏区与新疆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古建筑和传统村落保护工程、近现代代表性建筑保护展示提升工程、水利遗产保护工程、馆藏珍贵文物保护修复工程、馆藏文物保存条件达标和标准化库房建设工程、文物平安工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办、出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作为重点项目，国家文物局将在的统一部署下组织实施。

文物利用

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文物合理利用也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从《规划》中可以看出，文物局已采取了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其中，强调要坚持保护为主、保用结合，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让文物活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此，文物局还配套了五个工程，包括：国家记忆工程、“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全国可移动文物资源共享工程、“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工程、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是让文物活起来的一项重要举措。

在政策保障方面，国务院办公厅于2016年转发了四部委《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家文物局对《意见》精神认真贯彻落实，经过调查研究，在《划》中提出了2020年发展目标：打造5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品牌，建成10个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研发基地，文化创意产品年销售额在1000万元以上的文物单位和企业超过50家，其中年销售额在2000万元以上的超过20家。中央深改组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指导意见》也是指导“一带一路”文化遗产长廊建设工程、中华文物走出去精品工程等项目重要的政策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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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旧城改造 历史文物 保护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城市改造中历史文物保护所面临的形势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人们生活的富足和文化生活水准的日益提高,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因为现代城市的国际化，客观上都加快了各地城市的发展与改造的步伐。在六、七十年代，甚至在八十年代初期，我国的城市改造步伐还很缓慢，文物保护的压力相对要小，当时许多文物遗存还只是属于普查对象范围。有的也只是处于规划保护当中。虽然在规划保护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不少，也面临着建立保护机构、修缮文物点当中的安置迁移和经费问题，但至少文物遗存和历史环境还依然存在。没有遭受人为的大规模的破坏，只要修缮被自然损坏的部位，修旧如旧就可以了。而如今在城市改造中对大批文物的破坏是随意撤除，使整个文物及文物背景、氛围荡然无存，有的文物点虽然是保住了，但周围的环境被改变，新建的建筑与文物点不协调，特别是有些革命纪念性建筑物，周围环境的改变与破坏。使文物景点缺少特有的历史气氛，不能渲染革命历史氛围，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时就无法达到理想的宣传效果。所有这些问题说明文物保护在城市改造中面临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从客观上来讲，城市改造与文物保护确实存在较大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空间地盘与经费上的矛盾。因为文物作为历史文化遗存。它的特殊性就在于它是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要把它保存下来就得占居一定的地盘，同时需要花费不少的经费，所以在许多地方的城市改造中往往采取的做法是：舍文物，保城市改造与建设。由此而来导致的后果是大量文物遭到人为毁坏。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无情地舍弃。比如：1992年广州虎门大桥公司在修建虎门高速公路大桥时，无视国家文物保护法。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东东莞虎门炮台中的靖远炮台清兵营房遗址、暗道、暗室及围墙毁掉。像这些类似的问题在全国各地可以说不胜枚举。这足以说明文物保护与城市改造的矛盾在不断加剧。文物保护与旧城改造存在尖锐矛盾的另一种表现，是对文物遗存周边历史环境的人为破坏。从目前许多地方的实际情况来看，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有些文物遗存虽然是被保护下来了，但周围环境却遭到完全破坏。特别是历史街区和革命遗址，它需要一定的历史环境和一定的历史背景作参考才能反映出历史风貌。烘托特定的历史气氛，让旅游者和参观者在接受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时，能够借助周边环境气氛进行想象，在思想意识上能更好地身临其境。以便从深层次上去感悟其中的重大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教育者所受到的教育自然要深刻得多、生动得多。以往的城市改造已经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在诸如北京、

杭州等历史文化名城的改造中，许多街区老点和文物遗址周围环境的撤除，使遗留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文化环境毁于一旦，留下的孤零零的一座文物遗址什么也说明不了，相反地与新的现代化建筑相比，文物遗存倒显得有些碍眼，变成了现代化城市中的小丑，其留存的意义和教育意义，有些几乎起到相反的作用。

2 城市拆迁中如何保护历史文物的策略

首先，法律方面。国外一些发达国家的文物管理体系发展相对较成熟，在法律建设和制度安排方面值得我们加以借鉴。如日本规定对传统建筑群保存地区的补助费用，国家及地方各承担50％，对古都保存法所确定的保存地区，国家出资80％。地方政府负担20％，而由城市景观条例所确定的保存地区一般由地方政府自行解决。不但规定了资金的来源，对于具体的比例也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更加具有可操作性。我国应不断完善有关历史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使之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确保历史文物的保护有法可依，并不断加强保护历史文物的执法力度。对于《国家文物保护法》以及地方性历史文物保护法规，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其次，政府方面。地方政府思想重视，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同时避免过度开发。其一，地方政府思想上充分认识到保护历史文物是政府不可推卸的重要职责。无数劳动者几千年来创造的灿烂文化遗迹，是我们宝贵的精神和文化遗产。它不仅属于先人和我们，同样属于我们的子孙后代。衡量一个地方的发展水平，不仅要看经济指标，还要看包括这些历史遗产保护在内的文化保护程度。保护好这些一旦破坏便不可再生的精神和文化遗产，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其二，政府应该在具体行动中将文物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不断增加投入，有计划地进行以保障文物安全为重点的文物基础设施建设，使文物保护条件得到改善，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加强。同时，避免过度开发，文物遗迹所承受的参观能力是有限的，超过了这个能力，历史文物可能会受到损毁，这种损毁起初可能是微小的，不易察觉的，但等到我们发现的时候，恐怕已失去了补救的可能性。

其三，公众方面。增强公众的参与意识和民族意识。保护历史文物不是仅靠政府的力量就能解决的事情，要增强公民的参与保护意识。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王杰教授在侣厶扬历史文化资源升华现代文明底蕴——论广东历史人文资源的现代价值》中指出：“公众的参与是历史文物保护的重要环节，在对历史文物的保护与开发过程中，公众应同决策者、专家一样，有权、有责了解和参与每一步骤。可以建立透明、开放、公正的公众参与机制，防止政府当中的‘无知’者与投资商中的‘无赖’者在利益均沾的交易下‘暗渡陈仓’。”同时，通过传媒、教育、旅游等各种渠道，向广大民众普及保护历史文物的有关知识，使他们了解本土的历史文物资源，认识到历史文物的价值，激发其责任感，从而保护身边的历史文物。

其四，监督方面。不断完善监督机制，提高监督队伍人员的综合素质，加强对名城文物保护工作的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各个地区商品住宅开发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几乎每个片区从规划开发到现场施工各个环节都可能涉及文物保护问题。因此，应该多措并举，加强群众监督、人大法律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的力度，使历史文物保护工作走上民主与法治的轨道；同时，要切实履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必须提高监督队伍的工作能力和综合素质。此外，我们还应该学习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争取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协调展，实现“双赢”。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理应注意古城等历史文物的保护。历史文化、名胜古迹保护得好，不仅不会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负担，反而可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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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新技术 文化遗产保护 文物保护工作

近年来，我市文物保护工作呈现繁荣发展的喜人局面，厚重的历史文化充分彰显了我市独特的文化魅力，目前，各级党委和行政部门已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了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对我市文物保护工作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物经费逐年增加，机构得到了调整和充实，各方面关系渐渐理顺，文物保护工作得到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逐渐确立了在地方政府行政工作的重要地位。世界遗产保护事业在保护我市文物古迹、自然景观，促进我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宣传我市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明，展示我市的壮丽山河与自然风貌，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成为我市坚持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繁荣通化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振兴通化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实现二次创业提供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但从目前情况分析，我市的文物保护工作仍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和困难，距离《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法制建设有待加强，保护资金相对不足，专业人才普遍缺乏，重大项目决策程序仍不够完善、保护与利用矛盾较为突出，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一些建设性破坏等现象。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建议。

1 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端正和提高对文物保护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事业已成为全球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全世界人民精神和社会文化生活的构建，对保持人类文化多样化、生态多样性和促进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互相尊重和理解，对历史人文环境、自然演变的科学印迹和优美自然景观的保护和延续，进而对人类文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不可替代得意义和作用。妥善保护和保存世界遗产，是一个国家法制健全、社会安定和民族团结、文明进步的标志。保护好我市的世界遗产，是对全市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需要，是国家生态环境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关系到我国人民特别是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关系到国家与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也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国际形象。做好世界遗产的保护工作，是全市有关部门的重要职责，也是当代人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2 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做好规划，完善制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和规划、环保、国土资源等多方面的法规。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对现行相关法律法规了解不够、执行不力，甚至有法不依、各行其是。在制定和完善各种相应的保护措施，规范保护程序，建立和健全保护机构，落实保护责任制的同时，各地应进一步宣传并贯彻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有关法规，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使全社会都能够知法、懂法、守法，提高全市人民的文物保护意识。切实文物保护法规执行情况的日常的监督检查，对严重违背法规，损害世界遗产的事件，必须依法查处，坚决予以纠正。

3 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有效保护、保存和展示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世界遗产公约》的基本要求。从世界范围看，对世界遗产的主要威胁来自于错位开发和超容量开发。我市的世界遗产也面临同样的威胁。

世界遗产是具有特殊重要性、珍稀性和脆弱易损性的不可再生资源，必须把对遗产的保护放在第一位，一切开发、利用和管理工作，都应以遗产的保护和保存为根本。这是世界遗产事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要清醒地认识到，对世界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利用，有很强的专业性、政策性和敏感的国内外影响；任何遗产地都有其科学的容量和适宜的开发方式，要坚决反对无限度无规划的恶性开发和使用。凡涉及世界遗产的重大建设项目、开发利用计划和管理体制的事项，均需符合国家有关保护法规和有关保护规划要求，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定不移地遵循“严格保护、科学规划、依法管理、永续利用”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基本方针，把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同环境保护、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结合起来，并经依法审批。各地要从大局出发，努力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切实保障世界遗产的完整和真实。

4 树立“公约意识”，遵守国际规则

《世界遗产公约》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的重要影响。它的各项具体规定和要求，应得到切实尊守。这不仅是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政府旅行国际承诺的具体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中，对《世界遗产公约》各个缔约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从国家政策、行政组织、保护措施、教育和文化活动、国际合作等方面都具体提出了建议和要求，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的先进理念，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在我国加入WTO之后，更应该牢固树立“公约意识”，增强依照《世界遗产公约》开展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杜绝忽视相关国际公约和准则的随意性做法。要认真、完整地履行申报世界遗产时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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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的保护研究，从18世纪末开始逐渐受到重视，在20世纪实现制度性的发展。1931年，《雅典》中明确提出“有价值的建筑和地区”，并强调各单元之间的相互影响，即本体与“周边环境”的紧密联系；1964年通过的《威尼斯》是“周边环境”保护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别提到：对古迹的保护，还“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1976年，《内罗毕建议》明确了“周边环境”的保护也是对文物整体美感的保证；1979年，《巴拉》提出了“文化意义”的新概念——应当保留适当的直观环境和其他对该地点文化意义有帮助的部分④，这使“周边环境”的理论内涵更深一步；1987年，《华盛顿》提出了历史城区的概念，并提出保护居民生活方式，使得“周边环境”的保护从物质内涵拓展到非物质内涵。2005年，《西安宣言》阐释了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的重要性，并提出保护策略。各国在共同推进“周边环境”理论发展的同时，也结合本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的独特性，采取了不同的发展模式。（1）法国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重视本体与周边环境的同等性。在此理论基础上，将保护对象分为三个领域；①文物建筑及周围区域；②历史保护区；③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⑤。1943年，法国制定了《文物建筑周边环境法》，第一次明文规定对文物建筑的周边环境进行保护，并将文物建筑周围半径500m的区域划定为保护范围。提出对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等。1962年，法国颁布《马尔罗法》，提出了“保护区”的概念，将保护对象从单体扩展到历史区域。同时，法国还采取了灵活的措施来应对周边环境范围划定的局限性。例如，1993年颁布的《景观法》明确规定了“建筑、城市与风景历史遗产保护区域”，并将规划管理权下放到地方政府，从而为每个文化遗产与周边环境的保护可以因地制宜，以适应不同情况。（2）英国英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将个体或区域与“周边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在此基础上，保护体系主要分为登录建筑与保护区。1882年，《古迹保护条例》规定“保护建于1700年以前的历史古迹及周边环境”；1947年，《城乡规划法》建立“历史建筑的分级登陆制度”，着重登记历史建筑和一些有特点有价值的建筑及周边环境；1967年，《城市宜居法》提出“保护区”的概念：规定由地方规划部门将具有特殊建筑或历史意义的地区（历史文化遗产以及其周边环境）划定为保护区；1990年，《登录建筑和保护区会规划条例》进一步定义了“保护区”的概念——“具有特殊历史或建筑的价值，并且其内在特点和外观需要保存的地区”。由于英国将个体或者区域与“周边环境”结合起来看成一个整体，所以，“保护区”的范围十分灵活，有很多保护区甚至没有明确边界。各级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具体地段、地区的特点来定是否需要划出明确界限。在实践过程中，英国更注重外观特色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在整体一致的基础上，鼓励内部功能的更新与再利用。（3）日本日本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虽然在“周边环境”保护理论方面发展较晚，但率先提出非物质层面（如民俗、庆典等）的保护。早先《古器物保存法》（1871年颁布）和《文化财保护法》（1950年颁布）还只是针对本体；1966年，《古都保护法》开始确立保护古迹的周边环境；1975年，《文化财保护法》第三次修改中提出“保存有影响的行为”，并提及“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保护；近年来，“无形民俗文化财”的保护又从单体发展到单体所在的整个区域。由此可见，日本综合了本体和“周边环境”在物质和非物质两个层面的统一性。

2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案例分析

2.1法国里昂旧城大剧场

里昂市政府在划定该剧场的保护范围时，将周边的里昂旧城区一并列入“受保护建筑”一列，这恰好体现了法国在重视个体与“周边环境”同等性方面的特点。在总体规划上，剧场周边的新建建筑尽量与整个街区协调，重点烘托剧场氛围和历史街区场所感（图1）；此外，该剧场保护范围的划定突破了500m保护范围的限制，将大剧院与周边建筑互为背景，充分展现历史、文化、艺术的底蕴。此外，剧场定期举行演奏会、歌剧，既延续剧场的历史功能，又保持了附近居民的风俗习惯。通过在物质和非物质层面的综合措施，里昂市政府既保护了大剧场又保护了其“周边环境”，并使两者相得益彰，从而创造出富有历史回忆的场所。

2.2英国斯托克斯克罗夫特街区

当地政府从“整体性”出发，根据该区域历史形成过程中的肌理和文脉，梳理街区与“周边环境”的各层关系：首先将围绕街区的一处二级加登录建筑（GradeII*）及多处二级登录建筑（GradeII）划入保护范围，然后规定了“禁止切割文化统一性较强的区域”。例如，“整体”的界线的向南截止于前埃文郡理事会总部，因为这栋历史建筑的地理位置正好可以将保护区与市中心一级圣詹姆斯巴顿环岛隔开；“整体”向西以多芬街（DoveStreet）作为界限将其与金斯顿保护区划分开（图2）。使得本体和周边环境这个“整体”不受周围建筑或街区的干扰，其特色和场所得到完好的保护。

2.3日本川越城“一番街”历史地段

川越市政府进行了精细的空间规划，通过延续历史氛围和传统生活（图3），体现对“周边环境”非物质层面的重视。街区规划整理了街道上的电线杆和电线，尽量减少现代设施对历史厚重感的影响；同时，当地还注重保留传统的居民生活与商业形态，如：“果子屋横盯”的诸多店铺出售的糕点还保持着传统的民间风味，让人从视觉、味觉和精神上感受当地独特的传统文化。

3“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反思国内文化遗产保护“周边环境”的理论与实践现状

3.1“保护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的定义

（1）保护范围文物保护单位本体及周围一定范围实施重点保护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并在文物保护单位本体之外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确保文物保护单位的真实性和完整性⑥。（2）建设控制地带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外，为保护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环境、历史风貌对建设项目加以限制的区域，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类别、规模、内容以及周围环境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合理划定⑦。由此定义，不难发现国内理论定义有以下局限性：①定义侧重于保护遗产本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仅将环境看作遗产对于外界的缓冲区；②仅强调物质层面，未明确提及非物质层面；③定义的笼统性、模糊性将造成操作的混乱性：目前“两线”的划定原则在国内各地标准不一，出现所谓“四至”——文物四周向东、西、南、北扩一定距离为“保护范围”，“保护范围”再向四个方向扩一定距离为“建设控制地带”。这样的定义和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反而破坏了本体与“周边环境”紧密的关系——物质和非物质（人文、宗教等）层面的联系，因为它们自身以及彼此都离不开每一个组成元素，在保护过程中，任意一个元素的缺失，都会严重损害遗产本体的真实性。

3.2国内相关案例反思

（1）上海思南路革命历史保护区1991年，政府划定了上海思南路革命史迹保护区的保护界线以及区域内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限的划分完全依照既有的路网进行，没有考虑“周边环境”对保护区的影响，同时也没有结合城市未来发展的规划进行。1992年，交通规划部门在保护区上空建起了50m宽的高架公路，割裂了保护区的完整性（图4）。因为未对“周边环境”和潜在影响进行的严谨分析和判断，使得保护区的革命历史场所感受到很大影响。（2）广州三元里古庙广州三元里古庙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占地面积200m2有余。古庙几经修缮，虽然得以较好的保存，但是周边环境不容乐观。三元里古庙南侧树立着一排排3~4层高的民居楼，建筑形式杂乱，建筑底层店铺也没有统一规划。古庙东北侧紧邻源中路、广源高架路，且入口正对道路，没有足够的缓冲空间（图5）。三元里古庙站距古庙围墙只有几米，公交车进、出站时的刹车声和启动声以及道路、高架上来来往往车辆的噪声打破了古庙本该宁静的氛围。不管从物质还是非物质层面，古庙“周边环境”的保护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4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

理论在国内的尝试——“嘉定高氏住宅”保护（1）项目信息高氏住宅为嘉定区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一座民国时期建筑，位于嘉定老城中心。2011年政府公布的高氏住宅保护范围为：北、南、西三面向本体以外各10m，东至横沥河；建设控制地带为：北、南、西三面在保护范围处再向外扩各10m，东至横沥河（图6）。（2）“周边环境”现状西临南大街，东枕横沥河，北有法华塔，南有嘉定孔庙，所处环境历史文化氛围浓厚。目前高氏住宅南侧院落中有两栋后期加建的一层平房，院落后便是5层楼的住宅小区，使得观赏文物建筑正立面的视线严重受阻。住宅南侧庭院内杂草丛生，围墙外环境杂乱，严重破坏了建筑的整体风貌（图7）。（3）现状剖析死板的界限划定，没有抓住“周边环境”的本质内涵，加之后期的操作不规范，使得古建筑风貌无存。（4）保护实践在对高氏住宅保护范围划定上，本项目结合了国外文化遗产“周边环境”保护理论的相关经验，具体采取以下几点措施：①将住宅与周边环境看成一个整体。保留高氏住宅南侧及东侧的院落；同时，院落里的古树、青砖铺地等历史元素，均被看作高氏住宅的一部分予以保护；②将文物建筑与周围环境及建筑进行互视性控制。控制高氏住宅周边建筑的高度、色彩、形式等；③根据地块原有肌理，重新进行“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划定。具体操作时，不切断与周边原有建筑联系，保持保护区域整体性的同时也方便保护措施的实施；④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由于高氏住宅周边已有较多的加建改建现象，因此在范围划定后，要明确周边环境中需要保护的对象：如南院落中的加建平房、南侧5层小区，虽然在保护及建设控制范围之内，但并不属于有价值的保护因子，在具体操作时，不予考虑；⑤保护“周边环境”中的非物质文化元素。高氏住宅目前空置，其周边有一些空间肌理类似的住宅，在保护时，应保护周边住宅原有的生活形态，也为高氏住宅注入了新的活力。

5总结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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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无独有偶，在2009年，南京因老城南拆迁改造爆出了上书国务院总理的新闻，与发生在北京的“梁林故居”保拆之争可谓同出一辙。老城南是南京历史最悠久的传统旧城区，也是南京城的发源地。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南京市“推平式”的旧城改造步子不断加快，一片片历史街区濒临消失，于是老城南成了守护古城的最后“领地”。《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曾将老城南划定为“历史文化保护区”，即后来被《文物保护法》和《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所称的历史文化街区。依据《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2002年《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和2003年《南京老城保护与更新规划》都重申了对老城南的保护。然而南京市政府确定2009年全市十大项目工程时，竟将危旧房改造规模最大的项目———南捕厅四期工程选定在这里。于是居住在这里的4200户居民被告知:必须在6月底前完成动迁。顿时引起了当地居民强烈不满。老城南该不该列为危旧房改造项目?南捕厅该不该大量拆迁改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江苏省和南京市学术界本来就有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此时的动迁通知无疑提供了一个引爆燃点。当地居民、志愿者、新闻媒体、学术界纷纷加入，瞬间掀起轩然大波。以致29名专家学者集体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吁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告急。根据总理批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很快组成联合调查组前往南京。至此老城南拆建叫停。南捕厅一带的房屋大都建在清末民初以来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今这里已经看不到集中成片的明清建筑。建筑形式和房屋结构混杂，密度高，日照通风条件差，市政设施不配套，院落拥挤，明显具有棚户区的一些聚落形态特征。尽管在危旧房屋改造的前期调查中，了解到这一带零星散落地保存着几十处重要近现代建筑，不过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以及《江苏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条例》的规定，许多专家学者认为南捕厅街区已经达不到历史文化街区的法定条件，主张划定为历史文化风貌区，在尽可能多地保护传统街道格局和重要近现代建筑的前提下，实施拆迁改造。而上书疾呼的专家学者和志愿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认为老城南位于秦淮河两岸，是南京的根，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南京的方言、云锦、绒花、白局、灯会、盐水鸭等传统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都发源于此，有些重要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里，还有许多历史名人曾在这里居住。所以即使老城南现存建筑质量和居住条件比较差，也不等于没有保留价值。他们反对降低历史文化街区定位，改为历史文化风貌区，一再要求完整保护现存的南捕厅街区，停止破坏性的“旧城改造”。显而易见，学术界分歧的焦点同样集中在如何界定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建筑的概念。正是由于我国目前没有明确统一的价值标准，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因此才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主张，不仅围绕“梁林故居”和南捕厅街区的拆与留展开了激烈博弈，酿成尖锐的社会矛盾，而且也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和监管置于尴尬境地。北京与南京分处大江南北，是中国历史上两座著名的古代都城。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不仅拥有优越的行政资源、智力资源和丰厚的文化底蕴，而且还是不同时期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发生在两“京”的大小事，无不具有指标性、普适性和示范性，足以影响全国，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如今围绕梁林故居引发保拆之争和南京老城南拆迁改造掀起轩然大波，绝非巧合与偶然，而是蓄势已久的各地大量同类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反映。出现这些矛盾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制度存在思想理论缺失，乃至连构成历史文化名城基本要素的概念界定也含混不清，无怪乎保护监管难以适从。

解析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界定的模糊与缺憾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在我国最早出现在2002年公布的《文物保护法》。2007年修订后的《文物保护法》原文保留了这部分内容。《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延展了《文物保护法》的法定概念，并在行政法的基础上，对历史建筑的定义分别作了表述。但是在实施过程发现，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确定的概念比较宽泛模糊，表述不尽一致，尚存颇多缺憾。《文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第二款确定:“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在这部经过修订的行政法里，将历史文化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定公布条件完全等同起来，只字不差，本身就是一大缺陷。从理论上说，“街”与“城”在历史城市的空间结构上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不仅聚落规模差异很大，而且两者空间形态、文化内涵及其属性特征也都有着本质的区别，不应等量齐观。一律采用宽泛的概念，要求“街”也像“城”那样，保存特别丰富的文物，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委实很难。姑且不说评价“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是评价保存文物的数量多寡，还是文物的品位和等级高低，对此法律法规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更没有对保存文物的丰富程度制定量化标准。如此一来，必然会给人们的主观评价预留下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不可避免地带来随意性。至于对核定的对象是否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法律法规同样缺乏明晰准确的规定，反映了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具有初始阶段的粗放式特征。按照现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规定，“历史文化街区用地面积不小于1公顷”。试想在如此狭小的地块里，怎么可能拥有“特别丰富”的文物?又怎么可能同时“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从我国已经核定公布的118个历史文化名城了解，目前真正原汁原味保留完貌的历史文化街区所剩无几。即使比较完美的历史文化街区，也很难完全符合法定概念给出的三个条件。由此可见，无论理论，还是实践，都要求对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界定，有别于历史文化名城，凸显街区的属性特征，并且做到概念明晰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关于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虽然有所延展，但是将其定义放在了条例附则里表述，第四十七条第二款作出这样的规定:“历史文化街区，是指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历史建筑集中成片、能够较完整和真实地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并具有一定规模的区域。”这里沿用了“保存文物特别丰富”的宽泛模糊概念，但没有就此进行细化分解，同时却又令人费解地删去了法律规定的“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内容，另外增加了三项构成要素，一是“历史建筑集中成片”，二是“体现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三是“具有一定规模”。也就是说，行政法规在界定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时，进一步强化了其空间形态特征的重要性，弱化了其历史文化内涵。应当说强调空间形态特征是完全必要的，然而忽视对历史文化内涵的价值评估，无异于失去了保护的根本。发生在北京和南京的两起风波，追根溯源，均与此息息相关。《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规范》是2005年7月15日由建设部的国家标准规范。但是该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界定却与《文物保护法》表述不一。其中术语解释2.0.4规定:“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称为历史文化街区。”这里所称由省级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不仅于法无据，而且对“应予重点保护的历史地段”既没有明确其空间形态特征，也没有涉及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所涵盖的内容。至于何谓“重点保护”，什么条件或什么情况下“应予重点保护”，规范没有说明。目前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对历史文化街区确定的概念过于宽泛模糊，看似明确，实则含混不清，相互之间对法定概念表述缺乏有机衔接，甚至出现矛盾，这是导致思想认识出现分歧和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监管中，这种状况使得规划、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无所适从，操作层面面临着许多困难，很难适应经济社会全面转型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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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历史文化遗产；价值取向；全面保护；动态保护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其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发展，保护要以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原则，坚持全面的、科学的、动态的保护方法；同时，历史文化遗产的再利用要和保护协调统一，正确处理好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文化遗产”是指具有历史学、科学、艺术或文化价值的人类杰作，如文物、建筑群、遗址等；“自然遗产”则指具有地质学、地貌学、生态学、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学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如九寨沟等；“自然文化遗产”是以具有科学、美学价值的自然景观为基础，自然与文化融为一体的综合体，如黄山、泰山等。本文所研究的“历史文化遗产”，即等同于上面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遗产是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在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且，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在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合理利用，达到了保护与再利用的协调统一。

一、遗产保护的历史发展及现状

从当今世界各国的情况来看，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在不断地扩展和深化，内容也在不断地增添和丰富。

首先，从保护对象上看，过去只有杰出的、在历史上或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伟大的建筑作品和艺术品才得到考虑。而现在，许多由于时光的流逝而获得文化意义的建筑物、各历史时期的构造物及能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见证物的对象也被列人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

其次，从保护范围上看，作为保护的对象已不再限于建筑本身。从大的方面来说，开始扩大到它周围的建筑环境、自然环境…；从单纯的建筑艺术作品扩大到与历史文化和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街区和城市。也就是说，从点的保护扩大到地段乃至城市的“全面保护”。从小的方面说，延伸到环境中的各个组成元素，包括公园和街道的装饰小品和标志物等。

再次，从保护深度上看，文物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的保护规划，其内容原来都局限于物质方面，保护历史遗存及其环境。但正如《马丘比丘》所指出的，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征是其形体结构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因而，除了物质环境以外，现在人们也开始认识到还需要保护具有浓郁地方民俗特色的典型社会环境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护和发掘城市精神文明方面更广泛的内容。也就是说，从单纯建筑实体的保护演进到对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文化特色都加以保护的综合概念。

此外，在保护方法及手段上，亦由过去单纯文物考古和建筑修复，演进为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综合行为，采用各种技术手段，更具有多学科、综合性和多样化的特点。城市传统文化的保护也从建筑师、规划师、文物保护者单方面的参与行为转化为更广泛的社会调查和群众参与(见图1)

二、遗产保护的价值取向原则

我国的文物保护法规规定，文物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三大价值，但这些价值指的都是文物自身固有的特征，基本上都属于历史的价值。而当文物特别是不可移动的文物日渐融人到现代生活之中，它们的社会价值便不可避免地显现出来。世界潮流也是如此，早在1964年，国际文物保护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简称ICOMOS，我国为成员国)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简称《威尼斯》)规定的保护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因此特别强调保护与修缮的目的是保存文物的历史真实性，即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的“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但30年来的实践，对何谓“真实性”，何谓“原状”出现了许多不同的理解，有的甚至截然相反。例如，《威尼斯》规定：“对任何重建都应事先予以制止”，“任何添加均不允许”。我国《文物保护法》规定：“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但实际上，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许多国家就把残毁的原始草棚泥屋重建起来作为文物保存。我国在江西、福建也重建了不少被毁的革命纪念建筑，并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俄罗斯把古迹的重建视为保护的最高标准，莫斯科、圣彼得堡重建了大量的宫殿、教堂。日本甚至把掩埋地下一千多年的奈良时期宫殿寺庙遗址发掘出来加以重建。这就说明，各个国家、民族对文物保护都存在各自的价值取向。因此，1994年11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日本奈良举行的国际会议上制定了一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件——《关于真实性的奈良文件》。这份文件的主要理念是：首先要承认并尊重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其次要尊重所有国家、民族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并用以检验各种文化遗产的真实性；第三，确定文化遗产价值的信息必须是真实的。总之，“不可能按固定的标准来判断价值和真实性”；“真实性判断取决于文化遗产的性质、文化遗产的背景及它的时代演变，可以同多种多样信息来源的价值联系起来”。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也规定，“因特殊情况”，经过必要的审批，文物建筑也可以重建、迁建。

根据上述的实践和认识，当前应当明确一些新的保护理念：第一，保护文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其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既有自身存在的历史价值，也有可能发挥的社会价值；第二，保护措施取决于价值取向，只要有助于最大程度地发挥其社会价值，只要历史价值与社会价值可以相容，无论加固、防护、修复、迁建、重建，都是合理的选择；第三，价值的取向来源于价值判断的信息。文物的真实性或文物的原状主要体现在其信息的真实性，并由此决定了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三、从大树到森林——全面保护观

文化遗产保护专家谢辰生先生曾提出：“以往从事文物保护工作的关注点总放在一座庙、塔等文物保护单位上，但文化遗产并不仅仅是这些，需要保护得更多的是历史文化环境风貌，这些往往是历史文化遗产完整性和真实性的集中体现。”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只停留在一个个具体的物质形态上，那么，在改造后的新城市中，文化遗产的整体性就被割断，沦为“文化孤岛”。散布在新城市中的这些“孤岛”，在常人看来就只能是一个被“崭新的”混凝土、森林包围着的古建筑或旧房子，那么渺小，那么不协调。在新一轮的城市建设中，这些渺小又不协调的“孤岛”，又将成为绊脚石、拦路虎。因此，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必须遵循保护历史真实载体、保护历史环境，合理利用、永续利用的原则，确保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的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历史环境风貌，保存历史原址、原物、原状。

此前不久在绍兴举行的“全国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论坛”上，绍兴在古城保护中将名人故居保护发展为名人故里保护，从保护“文物大树”发展到营造“文物的森林”，恢复文物的原生态，专家称此为“绍兴模式”，此模式值得全国各地学习。

1．“文物孤岛”现象

绍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城，历史上曾是越国和南宋小朝廷的国都。在历史的演化中，绍兴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城市个性、清晰的历史文脉。但是，自半个多世纪以来，绍兴古城已受到严重破坏，仅1952年至1978年间就填掉河道17条，拆除桥梁百余座，许多文保单位也曾成为文物孤岛。即便是鲁迅故居，周边的环境也惨遭破坏。1972年将周家新台门拆除，建鲁迅纪念馆，一座现代建筑极不协调地矗立在鲁迅故居旁。20世纪80年代的鲁迅路拓宽工程，宽仅6米、两边屋檐隔窗相望的鲁迅路被拓展成25米宽的大马路；咸亨酒店南新建了百草园公园，公园旁挺拔的小区楼群俯瞰着鲁迅故居。

建设性破坏现象在古城中普遍存在，一个个文物孤岛在现代化建设中岌岌可危。“绍兴模式”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2．从“故居”到“故里”

本世纪初，绍兴开始做鲁迅故居保护规划。此后有专家建议，扩大保护范围，将鲁迅少年时代生活的环境也保护起来，恢复鲁迅当年生活的原貌，建议将鲁迅故居保护扩大成为鲁迅故里保护，并进而保护整个历史街区。2002年8月，由清华大学和绍兴市设计院共同完成的规划方案终于通过了评审。在这个方案中，保护范围已从故居扩展到故里，保护面积从14公顷扩增到51．57公顷。

鲁迅故里2003年9月25日对外开放后，马上引来好评如潮。保护名人故里并不仅仅是保护一两幢建筑，还需要保护建筑周围的环境，营造出历史人物的成长生活环境。

3．从大树到森林

绍兴模式的另一重要贡献是，从保护“文物大树”到营造“文物森林”，以恢复文物的原生态。“森林说”源于著名学者吴良镛教授提出的保护历史街区的概念。

绍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露天博物馆，市区有74处国家和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和79处文物保护点。绍兴古城是个整体，是一片森林，鲁迅、秋瑾、等名人故居都是一棵棵大树。但是这些大树如果孤立地存在，那就成不了森林，要营造大树周边的环境，恢复其历史风貌，把文物的大树连成森林，产生森林的生态效应，恢复文物的原生态。绍兴历史街区的修复把一棵棵文物大树连成文物的森林。鲁迅故里、仓桥直街等历史街区，以粉墙黛瓦、竹丝台门、乌黑柱廊、棕色油漆为基调的绍兴传统民居和谐淡雅，江南历史文化古城的原生态气息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四、科学、动态的保护观

1．现代科学的保护观

科学地保护文化遗产是通过对具体保护对象的分析研究，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保护方法的过程。古建筑、石窟寺、近现代建筑等借助于物质的实体传达了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生存的信息，保护即是现代人对这些物质实体实施的干预，其目的是延缓物质实体的蜕变从而使历史文化信息更真实完整、更长久地传递下去。

各学科的综合、分化、再综合体现了科学技术进步的轨迹。新的科学突破和学科生长点往往发生在学科交叉点上。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样需要科学技术的手段和多学科的合作。

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界仍然存在着学科割裂现象，参与遗产保护的学科门类较少，且多是单兵作战，这种现象制约了保护技术的提高和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在许多人眼里，历史学、考古学是文物保护行业的正宗，其他学科即便参与，往往只在局部的项目上。文化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其生存环境的多样性使得保护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需要多学科的参与合作(见图1)。因此将现代科学“聚散共生”的概念引入文物保护领域，孕育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学是十分必要的。

2．动态保护观与“可逆性”原则

人类对客观世界和科学的认识始终在进步和发展中。即将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后继续公布的第七批、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逐年扩大的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断公布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日渐丰富的考古发掘成果……都说明文化遗产判定标准是一个动态的认识过程。同样，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保护技术的提高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如果认为今天所实施的保护措施可以使文化遗产一劳永逸的留存下去，就可能产生过度的行为。动态保护观即是肯定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用发展的观点看待问题，为发展留下余地。

“可逆性”原则是动态保护观的最好体现。即在还不能够肯定现今所实施的保护方法和所采取的保护措施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时侯，应当采用最少干预与最简单的加固措施，以为今后的发展留有余地。例如，对考古发掘后的遗址，如果没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应当尽少地发掘和展示。

五、历史文化遗产的合理再利用

1．遗产保护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

如何处理好城市现代化建设和文物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也是遗产地面临的普遍问题。现在很多地方出现了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还有一些地方把世界遗产当作发展经济的“金矿”，进行掠夺性开采和利用，结果使“遗产”受到伤害，甚至导致不可修复的破坏。不少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等以“现代化”建设等名义，大兴土木，大毁古建，甚至置国家文物保护法律于不顾，将已明确划定的文物保护单位夷为平地。还有的只是象征性地保护一部分，拆毁或改建大部分。有的则将文物古迹拆毁后在异地重建，实行所谓的“异地保护”。

文物保护与城市现代化建设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关键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布局。据英国文物建筑学会的统计，20世纪70年代旧区改造所破坏的具有文物性质的建筑竟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炮火摧毁的还要多。中国文物保护界也有类似说法，即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以建设的名义对旧城的破坏超过了以往100年。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是文化遗产大国，其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欧洲城市大多规划设计科学，布局合理，古代建筑、文物古迹与现代化建筑浑然天成，整个城市既是美丽的花园，又是一个别致的“大博物馆”。这自然与其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也与文物保护的理念息息相关。法国普罗万小城位于巴黎以东80公里处，11—13世纪曾是欧洲商旅往来于北海与地中海城市间的必经之地。如今，这座小城从整体布局到每个建筑的风格，都保持着中世纪欧洲古城的浓厚韵味。所以说，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并不矛盾。

2．正确发挥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1)历史例证。这是作为文化遗产首先要发挥的作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证明历史，而且可以补充历史、修正历史，甚至可以成为一部实物的历史，包括各种历史的例证，如社会发展史、科学技术史、文化艺术史和各门专史。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文物保存门类丰富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文化遗产在这方面能起很大的作用。

(2)科学研究参考。我国许多文化遗产蕴藏着许多科学技术的成果，有些东西今天还有重大的现实价值，如天文、冶炼、化学、水利等，都是值得研究并加以应用的。

(3)实物教材。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而又富有革命传统的民族，在许多文化遗产中凝聚着先辈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精神和聪明智慧。这些文化遗产正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科普教育等的生动教材]。由于文化遗产是实物例证，借此进行形象化教学，收效更大。

(4)创新借鉴。改革创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历代留存的文化遗产上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凭空的创新也是没有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的。文化遗产在这方面可以为改革创新提供实物的、形象的借鉴。

(5)文娱欣赏。有许多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能给人们以美的享受，陶冶精神情操，提高文化素质。

(6)旅游参观。文物古迹是旅游参观的重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式旅游的优势。万里长城、故宫、十三陵、云冈、龙门、敦煌、秦始皇兵马俑等都是旅游的热点。

在此以名人故居的保护与利用为例，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从目前我国名人故居的规模、建筑风格等因素看，一些规模较大或建筑形式非常独特的名人故居适合开发成旅游景观。如杭州清代巨商胡雪岩故居，占地面积0．67公顷，故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修复开放两年来游人如织，成为当地的一大新景观。一些濒临风景名胜区的故居，也可以修复作为景区的一处景点对外开放。但大多数名人故居坐落于老城区的街巷民里，建筑形式与其所生活时代的民居并无大异，曲径通幽，交通不便，游人难免稀少，这时可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一些在国内、国际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名人故居可以改建为纪念馆、纪念地、研究学会等，举办与名人有关的展览、学术讲座等活动，吸引一批研究学者群体；一些位于居民小区内的名人故居，可以结合社区文化建设，将其建成针对不同层面读者的图书馆、阅览室等，为社区居民提供文化服务，也可供游人参观、休息、阅读；一些位于老城观光旅游区的故居，可以在室内进行适当改造供居民居住，居民可以搞一些经营活动。如云南丽江古城、安徽宏村古民居村落，游人自由出入，参观游览与居民生活两不误。或者，将一些名人故居进行修缮后由原住户居住，政府给予适当补助，住户不得随意改变故居的外貌、内部结构等，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保护办法。又如，为使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得到有效保护，山西平遥县将在四年内从古城迁出两万多居民，古城内所有单位将搬迁出城，城内人口减少到两万人，生活中心区也移至城外。有关专家指出，和其他地方的移民不同，这是我国为保护世界遗产首次大规模迁移城镇居民。目前，仅有2．25平方公里的平遥古城虽历经沧桑却保存完好，向人们展示出一幅明清时期文化、社会、经济及宗教发展的完整画卷。同时，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公民生存发展权之间的各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从中得到了解决。类似的例子还有丽江古城的保护，同样采取了“保护古城、另辟新城”的模式，今日的丽江已经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一个标牌，在中国所有的历史文化名城里，它的保护和发展是做得最好的，我们更希望它通过自我完善，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一个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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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资源 开发利用 建议

封开县是岭南文化古都，粤语的发源地，有丰富的文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好这些资源，对展示封开的历史文化底蕴，提高知名度，促进经济的发展，建设科学发展和谐幸福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物资源利用现状

1、现有文物概况

封开县地处广东省中部偏西，处在北回归线上。封开古称广信，从公元前111年设县开始，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曾是统一的中央政权下岭南地区最高的行政中心----岭南首府，是粤语的发源地，广东广西得名地，“海上丝路”对接点。文物资源相当丰富，保留着不少的文化遗址，古建筑和馆藏文物一大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全县有不可移动文物点417处。其中：古遗址123处，代表性的有古墓葬24处，古建筑226处，石窟寺及石刻6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31处，其他1处。上述文物中，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48处（其中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41处，还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369处）。在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中，古遗址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古墓葬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处；古建筑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2处；石窟寺及石刻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

2、开发利用现状

封开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对文物的保护、开发利用都十分重视，以《文物保护法》为规范，贯彻执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相继修复开发利用了部分文物资源，主要表现为：

一是结合弘扬状元文化，开发利用了有关状元方面的文物资源。上世纪90年代，为开发封开小桂林景区，结合文物保护工作，动员社会力量，在河儿口镇修建了岭南第一状元----莫宣卿墓园，先后修复了状元祠、状元故居等系列文物，并在每年举行状元纪念活动，为保护和开发利用状元文化作出了努力。向后世人展示了封开的历史文化底蕴。

二是结合弘扬广信文化，开发利用了有关广信文化方面的文物资源。2006年，政府投资900多万元，在县城犀牛山顶建成占地面积1600平方米、汉代风格、塔楼一体的外9层，内13层，高57.8米的“岭南第一塔----广信塔”，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此外，还修复了封川古城楼，古广信驿站，广信码头，供游人参观，较好地提高了封开的知名度。

三是结合古村落的保护工作，开发利用了一批古村落资源。2005年与广之旅合作，将有400年历史，60余座保护完好古民居的村庄----杨池古村，开发成远近闻名的历史文化旅游名村。将有300年历史的南丰镇坌塘古村建设为生态文明村。使文物保护与古村落开发利用两全其美，相得益彰。

四是结合爱国主义教育和红色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开发利用了一批红色历史文化资源。2005年投资修复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排列第二位的李炳辉烈士故居，辟为李炳辉烈士纪念馆，并对故居周围进行了绿化美化，建成“炳辉园”，成为市和县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红色旅游景区。2014年2月，结合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将革命遗址----平凤镇大造宫，建为市和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基地，供县市的党员参观学习。

3、存在问题

我县的文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形势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仍有一定的差距，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

一是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缺乏对有关资源的整合利用，处于各自为政、各取所需、点状发展的状态。在进行城市建设规划，旅游发展战略时，未能将文物资源考虑进去，发挥不出资源的优势作用。

二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配套设施不够完善，发展后劲不足。封开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对文物资源开发利用投入的资金相对较少，一些文物点的配套设施，管理人员投入不够，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如李炳辉烈士纪念馆，仅有一个兼职的管理人员，参观不够方便。状元墓园和状元故居基本属于民间自发管理，只在状元诞庆时才有人参拜，热闹一番，平时门可罗雀。加上交通设施、服务设施等方面的制约，严重影响了资源的利用，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益和作用。

三是一些文物资源虽然已经得到了修复保护，但仍未能得到开发利用。如封川古城楼和斑石圣妃宫，虽然已修缮建好多年，但一直得不到开发利用，只能空置在此。一些已经开发利用的文物资源，由于开发层次低，吸引力弱，连日常的运作也得不到保障。如广信塔，虽然已经开发，但由于仍然停留在游客参观、图片展示与登楼观光的低层次内容，宣传解说不够生动，游客参与性的活动又没有挖掘出来，导致游客日益减少，连日常运作的费用都解决不了。

四是配套的产业体系不健全，未能与传承非物质文化相结合，与发展传统艺术、民间工艺、传统农产品、传统手工业产品相结合，未能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达不到整合规划、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的。一些古村落的村民在出售农产品时存在以次充好、以假冒真的行为。个别地方存在争已故名人的现象等等。

二、对开发利用文物资源的建议

1、政府应研究制定文物资源开发利用整体规划纲要，充分整合现有资源。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设幸福和谐社会时期，对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结合实际，科学规划，研究制订出文物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纲要。可聘请文化、旅游、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联席会议，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工作成果，针对本县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实际，制订出文物资源开发利用纲要，使此项工作有章可循，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2、增加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增强发展后劲。

政府可采取上级支持、地方投入、社会捐助、股份合作的形式，广泛吸纳资金，完善相关文物点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工作。如解决文物点的保护、管理、维修经费，服务人员的工资福利，公共服务设施配套经费，相关宣传资料的制作费用等，逐步增强发展后劲。可采取与旅行社合作开发的方式，在收入中提成部分资金，用于文物点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减轻政府的经济压力。

3、充分开发利用闲置的文物资源，发挥社会和经济效益。

在文物的所有权不变，保护完好的前提下，可否采取多种灵活的手段和方式，盘活现有已开发的文物资源。如可否采取半公益半盈利的方式，盘活广信塔和广信文化园景点。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盘活莫宣卿墓园等，让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同时，进一步提高现有开发的文物景点的档次，适当增加项目，强化与游客的互动，增强景点的吸引力和亲和力，以取得良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4、配套完善产业体系，与发展经济相结合。

政府应制订相关的产业体系配套文件，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引导和要求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传承非物质文化相结合，与发展传统艺术、民间工艺、传统农产品、传统手工业产品相结合，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从而达到整合资源、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目的，发挥出文物资源在“三个文明”建设工作中应有的作用。

5、结合弘扬“广府文化、广信文化”工作，加大文物资源开发力度。

要结合弘扬“广府文化、广信文化”工作，进一步加大文物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文物资源开发的扶持力度，将文物资源开发与弘扬广信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争取省市的大力支持和政策扶持，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倾斜扶持，进一步促进此项工作的开展。同时，还要善于学习借鉴兄弟县区开发利用文物资源的成功经验和有效做法，指导本地的工作。此外，还要积极聘任和培养文物开发利用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提高现有人才的素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

结语

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是功在当代，惠及子孙，利在千秋的大事，文物工作者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做好文物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为建设文化强县、提升文化软实力、建设幸福和谐新封开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侯梓昌.封开县文物保护工作刍议.神州民俗，2013（3）：P11-13：；

[2]封开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广东省肇庆市封开县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报告， 2011（9）：P6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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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遗产的分类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

规划是龙头，保护必须以规划为前提，规划必须先行。有了规划，按规划进行保护。

1.原封不动的保存（冻结保存）：原封不动的保存，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这是联合国提倡的标准。一般对文物古迹应原封不动的保存。

2.整旧如故――对于残缺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时，应该遵循修“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保持修复部分与原来景观一致，不能损伤它的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尽可能地减少加固、维护。

3.谨慎重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战争的摧毁，很多十分重要的历史古迹遭受损毁。但由于它们在当地具有重要的特征性、象征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重建。但是，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慎重，必须经专家论证，以免让文物古迹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既劳民伤财，又破坏文物古迹。其实，有时保存残迹更有价值。

4.在开掘文物古迹时，要量力而行，适度开发，不能过于盲目。如果将文物古迹挖掘后，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保护措施不当，将会给文物古迹造成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损失。

5.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续继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以为博物馆，作为参观旅游景点要慎重，防止被破坏。过度地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的行为。

6.保护历史环境：文物古迹与其周边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而孤立存在。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意义很重要，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地形、地貌、山河、植被及其他环境特征都要保护。

三、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硕果累累

经过3年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位居全国前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等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0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409处。全省文化系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科研单位收藏文物170多万件。全省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洛阳、开封、安阳、商丘、南阳、郑州浚县、濮阳），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9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47座。中国古都，有4个在河南（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都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达到39项，居全国第一。洛阳、郑州被列为《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六片（洛阳、西安、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圈（环国境线）”及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三线涉及我省19处大遗址被确定为重点保护的项目。汉魏洛阳故城、内黄三杨庄遗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保护展示工程扎实开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显著

2004年起，启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建立了厅级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机构和工作队伍，建立名录体系和工作机制。经过2008年至2010年的全省普查，共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80万条，其中有较高价值的项目22万余个。河南现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73项，以及保护单位95个、代表性传承人8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个，全省民办博物馆达38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25个、展示馆（传习所）68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个、研究基地22个。

五、文化旅游开发进展迅速

全省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达到200多处，在全省70多个国家5A级、4A级景区中，文物景区占半数以上，成为河南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嵩山禅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实景演出成为代表性的文化产业旅游项目。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春秋两季“河南・郑州全国文物艺术品展销会”自2000年开始举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文物交流交易平台，年成交额达2000万元，在促进交流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跃成分。

六、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

1.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2.科学研究--科学价值；3.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

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文化价值。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艺术品等都蕴含着妙不可言、深邃的科学道理。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凝聚了几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尤其是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利用文物古迹开发旅游业（但一定切记不能过度开发），不仅能直观地表现文物遗产的独特魅力，而且还能充分地体现出其经济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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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崛起”战略不仅包括经济内容，也包括了人文指标与社会稳定，在推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推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文物旅游工程作为中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在“中原崛起”的战略发展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河南是文化旅游资源大省，却不是文化旅游资源强省。发挥文化旅游资源优势，确保河南文化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既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奋力实现中原崛起的需要，也是促进和带动全省服务业发展，实现省九次党代会提出的又好又快发展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在“十二五”的开局之年，我们应当把大力发展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摆上战略位置，立足我省资源优势，坚持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导向、项目带动、营销推动、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径，促进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全面提升我省文化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以带动全省服务业加快发展。

一、河南文物旅游资源概况

（一）名山奇峰，风景独特。河南是一个平原、山地兼有的省份，二者的比例大体为56：44，山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与南部。由于河南山地的形成年代和组成物质不同，目前的海拔高度和切割程度差别甚大，使各山地表现出千差万别的景观特征。如疗养胜地鸡公山，其状如雄鸡，景色秀丽气候宜人，是我国著名风景区之一。中岳篙山，号称五岳之长，山势巍峨峻拔，这里不仅风景优美，且名胜古迹遍布，有著名的少林寺、中岳庙、观星台、高阳书院、汉三阂、北魏古塔等。

（二）古迹遍布，闻名遐迩。据历史考证，远在5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就已在中原大地上劳动、生息和繁衍。因此，人们常把中华民族的古文化与河南联系在一起，甚至把河南视为中国历史的缩影。中原文化光辉灿烂，古迹胜地俯首可见。据1984年文物普查统计，全省有仰韶、龙山等古文化遗址多达1222处，汾古墓葬1629处，古建筑1601处，革命旧址及遗物578处，传世文物36000多件。

（三）群英荟萃，供人凭吊。历史上，河南是人文荟萃之所，不少历史人物和近代革命志士多出河南，至今不少人的故居、墓葬和遗踪尚存，可供后人凭吊。

（四）中原风情，令人神往。正月十五的元霄灯展，是河南最隆重、热闹的民间活动。除元霄灯展外，还有盛况空前的花展活动。如洛阳的牡丹花会、郑州的月季花展、开封的展等，每年都定时举行观花赏景，热闹异常。河南的民间艺术活动更多，有“戏剧之乡”之称。剧种剧团之多、民间艺术活动之盛，为全国各省之冠。

二、制约河南文化旅游资源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市场主体急功近利，复合型人才短缺。具体到某种文化类旅游资源的产业化，通常都会有一个市场培育阶段。根据文化资源的性质不同，这种市场培育阶段也有长有短。但是，目前的开发组织者和投资商常常不能容忍这个培育阶段。于是或因周期过长而不愿投资，或因急功近利而抜苗助长，最终导致开发的失败，从而使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显得步履维艰。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既懂文化更需要懂市场的复合型人才，这些人才还需要具有高超的经营管理才能。不仅需要高水平的经理人，更需要高素质的经营管理团队。目前河南的文化产业界和旅游产业界，缺乏这类高素质的人才，许多开发项目是一些“摸着石头过河”的“民兵连”在支撑着，因而其开发和经营的盲目性很大。

（二）产品层次单一，缺少资本对接。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满足不同游客层面，分为三种类型，即基本层面（陈列观光型）提高层面（表演欣赏型）发展层面（主题参与型）。河南目前的文化旅游开发中三个层面虽然齐全，但以文化景观的陈列观光型为主，主要停留于基本层面，不利于延长游客停留时间以及充分利用旅游资源。从河南文化旅游资源的现存状况来看，河南完全有条件开发出观光游览、休闲度假、文化娱乐、会议考察、商贸购物、教育求学等多层次的旅游产品，使文化旅游资源的功能结构进一步完善，满足游客日益提高的旅游需求。

（三）管理体制不科学，发展观念落后。长期以来，河南发展文化旅游受体制束缚，条块分割使文化旅游资源完全部门化，利益单位化，所有权、管理权和使用权三合一，严重阻碍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致使许多高级别的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低劣，保护不力。还有大量资源干脆无人开发，白白浪费。观念落后是发展文化旅游重要制约因素。在我省各地，一说开发历史遗迹就要重新恢复古建筑，一谈到挖掘文化内涵就想到建庙，一讲到搞休闲旅游就想建人造景观公园。这些都是传统的文化旅游载体，如果资源级别不高，或开发不到位，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20多年来，这类项目我省建成了无数，绝大部分都不成功，有形的财物和无形的影响损失巨大。

三、河南文物旅游资源持续发展的对策

河南省作为一个闻名全国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其中一半以上的景点与文化或历史有关。河南省委、省政府在《关于河南旅游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实现我省由旅游资源大省向旅游经济强省的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原崛起”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按照这个规划思路，结合河南省旅游业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就河南文物旅游持续发展问题提出以下几点对策。

（一）正确认识文物旅游开发与文物资源保护的辨证关系，实践证明，凡是旅游业发展较好的地区同时也是文物保护较好的地区。一是文物保护需要资金。开展文物旅游，可以带来大量的资金，既促进了地方经济发展，文物保护的投入也有了保障。二是文物旅游开发，使文物的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文物具有很高的价值，通过旅游活动，认识它的人越多，它的价值越高，人们对它的保护意识也越强。三是文物旅游开发使更多的人关心文物保护。文物保护处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监督之下，游客在欣赏文物的同时，也非常关心文物的保护情况。这种监督，对文物保护有利。相反，越是旅游业不发达、游人很难到达的地方，即使文物很重要，也很难得到应有的保护。

（二）认真编制切实可行的文物旅游发展规划是实施文物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基础。要对拟开展文物旅游的资源进行全面、系统的评估；对其市场开发的潜力进行调研，为文物旅游产品进行形象策划和市场定位；在此基础上，编制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明确开发与保护的重点是要开辟出文物保护区，划定文物保护的范围与建设控制地带，保护好文物古迹周围的生态环境。

（三）整合文物资源，选择优势项目，打造文物旅游精品。近年来，河南旅游市场上虽然形成了种类较为丰富的旅游产品，但是高端产品稀缺，文物旅游产品存在小、散、弱的局面，难以吸引入境游客。因此要力求在整合资源的基础上选择优势项目重点发展，全力打造独具特色的河南文物旅游精品。比如围绕省内各地的中原文化遗存推出一条中原文化旅游线；例如建设仰韶文化博物馆、内黄三杨庄遗址博物馆等一批有特色的专题博物馆。“安阳在殷墟的基础上建立了殷墟博物苑，洛阳把周代王城遗址辟为王城公园，以及加强以河南省博物馆为代表的博物馆建设。” 以洛阳为例，该城市具有一批国家级或省级的名、优、特景段，在国内外拥有较大的影响。物质文化遗产如以龙门石窟、白马寺为代表的佛教圣迹、以五大都城为代表的古城遗址、以北邝山为核心的贵族陵墓群、以传统文化为内涵的名人故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中华民族文明发祥的重要象征——河图洛书、酒祖杜康的酿制工艺、流传近1800年的关公信俗、闻名于世的牡丹花会、救死扶伤的平乐正骨等。

（四）把握旅游业区域合作趋势，加强与周边省份的合作，我国旅游业的区域合作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然而，尽管区域合作规模不断扩大，但旅游业由行政区划分割所导致的区域障碍、市场障碍、交通障碍、制度障碍等远未消除，即便是市场开放程度较高的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这些症结也依然存在。所以目前的区域合作比较松散，仅限于业务层展的基础。由于文物旅游资源的特殊性，在旅游规划中应特别强调对文物资源的重点保护与合理利用。鉴于一些地方在城市建设中文物资源被大量毁坏从而造成文化缺失的现实，加强对旅游规划者、城市规划者、文物资源管理者进行文物保护法律法规、文物管理等专业知识的培训已成为当务之急。其次，要加强对文物景区导游、解说员的培养。面对文物，除了专业人士外，普通的游客很难把握其内涵，这与欣赏自然景观有较大区别。因此，导游讲解就成为不可或缺甚至是极其重要的产品构成部分。培养高素质的导游讲解员应该是文物旅游发展的重点工作。可以通过定期举办全省文物旅游行业专业技能、服务技能、导游大赛、讲解比赛等方式，评选技术明星、服务明星、导游明星，讲解明星，以此推动河南文物旅游从业人员素质的不断提高。

（五）调整门票价格，刺激游客需求文物旅游资源与其他旅游景点一样，属于公共资源，具有经济效益和公共福利的双重属性，因而门票价格不宜过高。然而我们现在的旅游景点存在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门票收入在整个收入中的比例过高，于是形成一个怪圈：只要出现经费困难，就要提高门票价格，形成“经费困难——提价——再困难——再提价”的循环。而在日本，旅游景点门票收入只占其全部收入的20% ～30%，其他的收入主要来自特色产品的开发、基金会的捐助和政府必要的投入。

河南省多数文物景区属于温点、冷点旅游区，需求者本身就不是很多，而过高的门票价格却将一些虽有兴趣但经济上并不富裕的游客拒之门外，不仅使这类产品的经济效益得不到提高，社会效益也无法发挥。针对这种情况可以适当调整门票价格，比如采取浮动票价制，即淡旺季差价，或者降低门票价格甚至免费开放。从目前一些博物馆降价或免费的实际运营情况看，虽然门票收入下降了，但需求量增加了，同时在旅游交通、住宿、购物消费等方面增加服务品种，提高服务质量，刺激游客需求，从而增加了文物景区的收入，起到了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作用，这些方法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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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深圳；古村落；保护

Abstract: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at Baoan of Shenzhen as the base poi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ilemma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present folk residence at Baoan District of Shenzhen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ason of the problems, the thought and method for strengthening ancient village protection are put forth.

Key words: Shenzhen；ancient village；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K87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6-49（4）

深圳市的经济飞速发展，正如人们所说，她已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特大型经济城市。早在2004年，深圳市就已宣布全面实行城市化，成为中国第一个没有农村的特大型城市。在这个城市中满是高楼大厦，繁华的景象让人流连忘返，漫步在这个水泥森林的城市中，却又往往能在不经意中看到青砖黛瓦、古风犹存的古村落，这些原本落落大方处于山水自然之中的古村落今天却极其落寞而又耐人寻味。在城市化进程飞速发展的今天，深圳农村已经基本完成城市化的转变过程而且发展到了寸土寸金，甚至是没有土地可开发使用的地步，据2008年深圳城市总体规划修编中公布的数据，深圳仅存可建设储备用地200平方公里，土地资源已经利用殆尽。在这种情况下，对原存旧城旧村的改造既是农村城市化的需要，也是开发新土地资源的一大途径。古村落即将面对如何加以改造利用的问题，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如何在这种飞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好那些具有相当价值的古村落。

一、深圳市宝安区古村落的现状

1．古村落的分布情况

清代顺治康熙年间实行的禁海迁界，导致原宝安地区（今深圳市和香港地区全境，不含深圳东部大鹏半岛附近的军户村落）的居民全体外迁。康熙八年（1669年）复界后，客家人从惠州进入龙岗及宝安东部地区，形成以观澜街道为中心的客家片区；西部地区居住着回迁或新迁来的广府人，形成以西乡、福永、沙井、松岗、公明街道为中心的广府民系片区；有一部分还向东扩展，与客家人逐渐混合形成了龙华、石岩、光明街道的广府、客家混合片区。

我们通常所说的“相当价值”即是指古村落这个建筑群能够集中代表该地区的建筑技术，建筑艺术和建筑文化以及相对应的民俗文化。宝安这些古村落集中反映了岭南地区广府、客家民居建筑风格，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它集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绘画艺术以及哲学、伦理、风水、书法于一体。诸如石岩浪心古民居群、福永街道的凤凰村、观澜古墟、观澜松元厦古村、沙井新二古村落、沙井洪田围、松岗燕川村等就是这些古村落的代表。

2．宝安古村落的现状

据统计，深圳市原有行政村400座左右，但现仅存古村落80余座，宝安区就有38个，其中广府村落有21座，客家村落15座，古墟市2座（广、客各一）。这些古村落中的一些重要建筑，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整个村落公布为保护对象的则还没有。目前正在进行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文物部门将在普查的基础上，经过调研、评估，将提出建议保护的古村落名单，分别列入文物保护单位或者历史文化古村（街区）保护范围。

由于清初的禁海迁界，深圳沿海地区明代以前的地面建（构）筑物基本被毁，古村落概不例外，所以深圳的村落建筑没有那么悠久的历史，现存古村落的形成或重建大都在清康熙以后，其各种功能和类型的建筑也大都始于这一时期。随着深圳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深圳的文化生态正发生巨大变化，古村落的环境面貌也正发生巨大改变。现存宝安区调查所得的38座古村落中能够完整保存的基本没有，全部都经历了一些改造，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损坏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历史环境和风貌景观的破坏。首先遭到破坏的是古村落的历史环境。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各村都要兴建工业厂房，开办各类工业，工厂办起来后，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进入，又需要大量的居住建筑和与之相适应的服务类建筑，于是在村庄周围农田里兴建厂房和住宅、商业建筑，到后来，富裕起来的村民也舍弃旧村老屋，或推倒重建新村，或在村外觅地另建新村。

如今村外青山多被夷为平地；环绕村庄绿水已严重萎缩，抑或被填埋遮盖，或成了臭水沟，或早已人工改道不知去了何方；田野变成了厂房、居住区和闹市，美丽的田园风光已成无数楼景。古村优美的历史环境和传统风貌就此永远地消亡。

（2）古村落中单体建筑原貌遭到破坏。建筑首先是供人居住的场所，所以因为生活需要而对它加以改造是很正常的事。改革开放以来，富起来的村民已搬入新建的楼房中，原旧村老屋大多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随着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老屋已无法容纳众多的人口，于是将旧村老屋改造或重建便又成了必然的选择，而将其更改为更高的楼房，以便可以住入更多的人员，获得更多的回报。所以古村落里常可以看到掺杂其中的四五层高的砖混楼房，这对古村落的景观和历史环境风貌的损害是极大的。

这种损坏有两种情形：一是建筑物所有者对建筑物的整体“改造”，所谓“改造”一般是将祖屋推倒重来，改建成四五层楼的现代住宅，使之适合现代生活需要。二是承租户对房屋的改造，这种改造只是局部的改变，还不会对建筑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但对建筑的局部结构和一些附属艺术构件如壁画、 木雕、石刻等却有不小的破坏。

总的来说，古村落如果是局部被破坏，通常都是一般居住建筑，那些宗祠、庙宇、家塾等公共建筑一般都能得到较好的保存，这是因为深圳地区的古村落多以血缘关系聚族而居，宗亲观念和神灵崇拜观念还比较强，不敢轻易拆除或改建。其次是这些建筑不比私有住房，它们是属于家族有的公共财产，个人无法自行处置。故现存村落中这类建筑都是保存较好的，而一般住房即所谓传统民居建筑则大多已经过改建或改造，对村落的传统风貌造成一定的损坏。

二、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

我们认为产生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村民的文物保护意识仍有待加强。村民不能够深入了解文物保护的整体概念，对宗祠、庙宇等公共建筑，他们一般会觉得它们是历史文物，应该得到保护。但对自己的祖屋却没有这样的想法，认为它无非就是一间供居住用的破屋子，哪里谈得上是文物，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祖屋正是构成完整历史村落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祖屋的产权归属于村个人，在他们文物意识不高的情况下和迫切改进自己生活状况的要求下，村落中的居住建筑――祖屋很容易就被推倒重来。而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村委会对古村落的保护也认识不足，甚至有抵触。村民在村外建造新居时通常没有或根本得不到指导，而且一般也没有规划，也就考虑不到新居与老村建筑的和谐处理，任由自己的爱好，在宅基地上建起各式各样的“洋房”。

3．在宝安地区现存的38座古村落中，7座村落有文物保护单位，因为每个文物保护单位都划有文物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其村民还稍有一些文物保护的意识，政府实行一些保护措施时，阻力小一些。对于没有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村落的保护，政府和文物保护工作者只能对建筑所有人进行文物保护意识的宣传和对其拆建行为劝导，至于效果如何，就无法预测了。而现行的文物法规对于那些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又有较高价值的古村落的破坏行

为也无法进行适当的惩罚。

三、加强对古村落保护办法的几点想法

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必须加强古村落中建筑所有者文物保护的意识，必须加强对古村落监控的力度，必须科学有效地管理和利用古村落资源。

1． 依法保护古村落

在2002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公布了保护“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的规定，现在我们正在会同规划和国土房产部门，对现存古村落进行全面筛选，针对村落现在的具体情况，分别公布一批历史文化街区和古村落，加强立法和加强执法，是遏制古村落被破坏的最有效的途径。

2．政府获得古村落的管理权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因为在深圳，还没有一个村（现在的社区）有过成功的经验，虽然这里的村官大多去过江、浙、皖等地区参观，但对于环境条件相差如此巨大，而且上述地区取得成功经验的也只是少数地方，因此大家对取得成功都心存疑惑，以至于不肯去尝试。所以政府获得古村落的管理权，交由专业人员（指文物保护和旅游经营专业人员）经营是非常重要的。

一般来说，有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让政府获得古村落的管理权：① 置换土地的方式，这样村民可以获得他们想用的土地，政府则完全获得古村落的所有权，但是在现在寸土寸金的时候，政府到哪里去找那么多的土地是个问题。② 赎买的方式，即政府用整体购买的方式获得古村落的所有权，村民获得一次性的补偿。③ 租用的方式，这样既可保证村民原有的获利，保证村民的产权，政府也可以根据古村落的具体情况在“不改变其原貌”的原则下对建筑进行适当的改造，以适应其管理和利用的需要。④ 代管的方式，即是在村民不放弃所有权的情况下，建筑物无偿交由政府代为管理，负责建筑物的日常维护及其有效使用。四种方式各有利弊，第一种方式是村民最愿意看到的，这样他们获得了更大的自，可以建造更符合他们理想的建筑物，但是，在深圳目前土地资源枯竭的现实情况下，这一方式实现的难度最大，几近于不可能。第二种方式，就得看政府与村民的妥协程度了，双方的意愿越接近，则双方的获利都是最大的。现在正大力提倡旧城旧村改造，政府应考虑在这一时期对古村落进行适当的改造，并尽可能地利用其优势，充分发挥其作用。第三种方式是现在深圳市目前常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可操作性最强的，除了一些很特别的原因，村民大多能接受。但这种方式也有一个问题，即是政府官员的更换会影响操作的延续性。第四种方式还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还不具备实际操作的可行性。

3．把保护古村落列入发展规划，纳入法治轨道，制定保护法规，提供有效保护

加强对古村落的有效监控。要会同国土部门和建设部门加强对古村落内建筑物的监控，加强对破坏文物行为的惩处力度。对于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但文物价值较高的古村落，要通过理顺管理体制和创新机制，动员全社会力量，切实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保护好古村落。

4．有效地保护和合理地利用古村落

现实已经证明，对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不能只是单一的，不能只保护不利用，也不能只利用不保护，只有两者有机地结合，文物才能够得到有效地保护。而且就目前的状况而言，对古村落的保护已不能够一味的要求原址或完整保护，在现实的社会环境中，我们只能将其分门别类地按照古村落的实际情况进行保护。

本文以为从大的方面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① 原址保护。如果古村落所处地理环境仍保存完好的，强烈要求按原址保护；如已遭到破坏，但其内部的传统建筑仍保存完好，亦可以考虑采取这种方式。但是，我们在城市改造中，要注意考虑城市文化的延续性，寻求新建筑与古村落在建筑风格上的协调性，并在允许差异性的基础上使新旧建筑和谐共处，从而体现出文化的传承，并加以有效地利用。② 异地保护，就是将古村落或其中文物价值较高的传统按原貌迁移至他处，进行集中保护，这种方式主要用于作为古村落所处的地理位置已不适合作为其保护地，或者古村落整体破坏较为严重，而其中个别建筑又具有较高价值，可以选择较为恰当的位置进行古村落整体迁移或单体建筑迁移。从古村落保护轻重缓急的具体情况，也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重要建筑重点保护，对破坏严重又有较高价值的建筑要进行抢救性维修；二是对保存较好的古村落或局部的传统建筑先进行原址保护；三是对建筑物破坏很严重的或者本身文物价值一般的单体建筑，可以将其木雕文物、石雕文物、艺术遗迹等文物进行收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