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17 17:37:24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保护文化遗产的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字：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文化街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 A
一、关于文化遗产
1.文化遗产的定义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在1972年召开的第十七届会议上，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该公约将“文化遗产”正式确定为直接保护对象。公约的第1条对“文化遗产”一词进行了界定：“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考古物体的成分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即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即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遗址等地方。”然而，该条并未对“文化遗产”的内涵加以明确规定，仅用列举的方式确定了公约保护范围内的文化遗产”，我们只能从其列举的范围看出，公约所认定的“文化遗产”都是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来看具有突出的普世价值的大型不可移动文化财产。
2.国内对文化遗产的保护
在2014年6月召开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达47项，继续稳居世界第二位。作为文化遗产大国，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对于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在城市的规划与发展中，也强调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1982年根据北京大学侯仁之、建设部郑孝燮和故宫博物院单士元三位先生提议而建立的一种文物保护机制。国务院把对于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意义的城市，核定公布为“历史文化名城”，截止2014年8月17日为止，国务院已将125座城市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二、申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1.历史文化名城数量不断增长的原因
自国务院1982年公布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共计24座城市以来，申报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数量在不断增长。实际上，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道路对于许多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来说，是非常不易的。金华市的“申名”之路走了整整十年，邯郸市连续申报了两届，位于丝绸之路上的金城兰州自2002年开始申报至今未能如愿。笔者总结了申报城市的申请理由：
首先，这些城市具有悠久的历史及文化传统，有一定数量的实体文物和史料记载可以证明。其次，申报成功后有助于扩大城市影响力，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有助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提升文化软实力。再次，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在建设发展中，急功近利的大拆大建，忽视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使得许多历史遗存消失殆尽。文物保护机构为了保护仅存的文化遗产，得到相关经济与舆论支持。以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为契机推动当地文化遗存保护工作获得政策及经济上的支
持。
2.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保护
成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多了一张珍贵的“名片”，带来很多可观的经济效益同时也促进了对文化遗产的进一步保护。然而，近年来一些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的消息却也屡见报端。
在申请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条件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倍受争议即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必须有两个历史文化街区。这项标准让很多“申名”的城市因为历史街区的数量不够迟迟得不到认可。但是根据媒体统计，全国100多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将近20个没有历史文化街区，18个仅有一座历史街区，近一半历史文化街区不合格。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很多名城的文化遗产被破坏，也会看到一些申名的城市不惜重金“打造”历史文化街区。这样的结果当然不是设立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初衷。鉴于现阶段出现的这些问题需要反思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局限性。
3.还在申报过程中的“历史文化名城”
非常遗憾的是，像辽宁的辽阳市、山西的临汾市、江西的九江市、湖南的常德市、甘肃的兰州市等都不是历史文化名城，这些城市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没有受到很好的保护，至今国务院没有承认他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为了申报历史文化名城，许多申报条件不充分的城市开始进行长达数年的准备。例如兰州，由于历史文化街区数量没有满足申报条件，当地政府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可以“成为”历史文化街区的地方进行“保护性”改造。类似的情况在中国本土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屡见不鲜。从前几年被专家和媒体批判的“假古董”街区，到最近几年某些地方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对当地百姓进行大规模强制性移民安置或实施大规模改造的做法一样，这种以保护之名的改造方式始终倍受争议。
申报历史文化名城总体上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有着巨大促进作用的，但与此同时暴露出的问题也表明了保护方法的局限。
三、关于申报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
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现有文化遗产保护方法的局限性。关注点逐渐从关注遗产物质本身转向考虑与其周围环境所构成的完整的遗产体系。特别要考虑文化遗产本身与城市其他要素以及当地文化认知的关系。
在很多城市的申报理由中，我们经常看到该城市所总结的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省级文保单位、各类珍贵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以及是否被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等。
不难看出，申请历史文化名城需要大量的“物证”。因此，出现了一些孤立片面的对历史遗产的价值判断。例如把文化遗产分为各种等级，注重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经济价值，往往会出现保护方式的“偏心”与过犹不及。在缺少系统保护方法以及缺乏提升保护城市整体风貌的意识之下，往往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倍受重视，级别不高的难逃被破坏拆毁的命运。
在申报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中，申请的时间短则一个申报周期，长则十多年。在这样的申报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城市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努力，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1.文化遗产的价值判断出现偏差
历史文化名城的申请条件中第一条就明确表示需要保存文物特别丰富。文化遗产（文物）的价值评定是由专业人士进行评估的，评选条件无外乎是强调文化遗产的完整、独一无二与历史悠久。然而这些自上而下的评选条件是由专业人士认定的。并不是文化遗产自身价值决定的，这种评选条件将文物本身视为唯一保护对象，忽略了其周边社会环境与人文风俗。脱离了社会环境的文化遗产，与当地文化传承者以及日常生活逐渐远离。反而不利于文化遗产的继续发展和传承。
如图1中的文物保护单位，虽然在高层住宅区旁边得以被保存下来，周边修建了护栏，但是它所传达给人的信息除了这是一个文物外，无法得知关于它的文化历史背景或是场所意义。这样的保护做法很常见，在很多历史文化名城中也会看到这样的现象，但是这种做法忽视并且破坏了文物本身内在价值以及与社会活动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保护均是在破坏了周边的环境和日常居住形式后产生的，往往忽视了文化遗产本身价值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意义。由于已经失去了文化遗产存在的精神意义，这样的文化遗产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价值，不再是城市生活的一部分，便失去了它最本来的价值。
2.忽视了地域文化的认同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作用
丹尼斯拜恩Denis Byrne[1]认为当我们评价场所的社会重要性的时候，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场所）对当地人的意义。只有这样，我们才会从当地人的角度保护好这个场所以及它被赋予的意义，而不是为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而保护这个场所。
曼森[2]特别指出，在评估过程中最需要被了解的问题包括哪些是需要被保留的文化资源和集体记忆，以及它们对当地人而言的意义。
大卫・楼恩索Lowenthal, David[3]指出现如今的文化遗产是所有我们个人和集体的认知。被认为是每个个体合法的遗产。
“名城”申报条件中强调该城市在历史上的重要影响，或者能够集中反映本地区建筑的文化特色、民族特色。但是在实际的保护中，注重历史影响的前提是历史价值，往往忽略了地域文化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一些对当地人赋有意义的认同感与归属感极强的的文化遗产并不能作为申报依据。举例来说，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兰州，所拥有的白塔山历史建筑群，其历史意义（为纪念觐见成吉思汗而病故在兰州的一位喇嘛而建造），时代意义（白塔山在上世纪50年代还是是荒山，现在的植被茂盛郁郁葱葱见证了兰州人民辛勤植树造林历史），但是他却并不能成为申报的依据。因为评判者并不会从身份认同或者是集体记忆的角度出发去衡量文化遗产的价值。
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文化遗产价值的评定中主要关注
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然而历史与未来的划分点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是一个不断发展动态的过程，一味的保护年代久远的文化遗产忽视近代或者现代的具有特殊价值的文化遗产，忽视地域文化以及当地百姓身份的认同成为大多数城市的通病。那些动态过程中的建设都代表了特定年代的传统或特色。更有当地居民的认同感和身份感。不同时代的建设也有成为未来城市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些新的建设同样是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积极的保护方式不应当是只保护历史悠久的文化遗产。更要关注文化遗产的不断动态发展以及当地群众的身份认同。
3.忽视了遗产的场所精神并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丹尼斯拜恩Denis Byrne认为：当一代人继承了被上一代人塑造的场所，他们不会直接的接纳，而是会重新阐释这个场所的意义。所以，场所的重要性会随时间而变化。换句话说，一个场所的社会意义不应该被理解成是一个社会事实，而应该是一个社会过程。例如，中国很多城市中城隍庙的演变。中国古代县级以上城市毫无例外都有祭祀城隍的城隍庙，但是保存到今天的寥寥无几。现如今的城隍庙其建筑形式大多保留着历史建筑的形式和格局，虽然不同城市的城隍庙在如今都承担不一样的功能。但是人气始终不减。这是因为建筑遗产的生命力依赖于当地文化以及场所。但在“名城”申报条件中，并不是所有的城隍庙都能够被认定为文化遗产，申报条件要求建筑应该保留着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仅仅是出于对物质形态上和产生时间上的要求，却没有去评判它的社会意义和场所精神。
文化遗产的价值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完全客观的，它的价值不是简单的定义或者是固定永不改变的。例如城隍庙的价值不是永远的被固定在它的历史意义中（历史上城隍庙是城市的守护神）随着时代的变迁涵盖了宗教、商贸交易、集会、文化传播等多种价值。不同城市的城隍庙现在所承担的功能各有不同，例如兰州的城隍庙现如今是工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的城隍庙现在是传统的商贸集会市场。这些不断演变的功能并没有丧失城隍庙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在变化中它见证了社会的发展并一同演进，自身的变化展示了文化遗产的动态性与时代性。这些文化遗产的珍贵之处在于它们始终拥有场所精神并不断动态演进发展。
“名城”的申报条件忽略了文化遗产的场所精神与社会发展过程，也致使失去固有价值但还保存场所精神的文化遗产不能作为评判标准得不到相应的保护。
结语
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在取得一定成绩的同时也出现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审视现阶段的保护方法的局限性。文化遗产不应只代表着固定的历史，更应该是和社会、环境以及文化活动互相作用的产物。并且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持续的孕育社会文化与环境。在对文化遗产的涵义有更为深刻的理解下，才能将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不仅拘泥于遗产本身，更应当去着眼在当下和未来。同时也需要注重地域文化的认同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中场所精神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丹尼斯・拜恩：《遗产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149-174页。
2)阮岛・曼森：《保护规划中的价值评估：方法和选择》，载贯汉姆・法尔克劳福、让德尼・哈尔斯、约翰・杰姆森、约翰・斯格菲尔主编：《遗产文集》，如斯莱格出版社，2008年，第99-124页。
3)大卫・楼恩索：《身份认同，遗产和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
4)约翰・吉利斯：《记忆和身份认同：这种关系的历史》，载约翰・吉利斯主编：《纪念：国家认同的政治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24页。
Gillis, John. R. (1994). Memory and identity: The history of a relationship. In J. R. Gillis (Ed.), Commemorations.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 identity, pp.3-2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5)赛塔・娄：《场所的文化保护》，载玛丽・哈佛特主编：《文化保护：一种新的有关遗产的讨论》，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6-77页。
篇2
【摘 要】通过对近十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文献的分析，文章概括出基本研究框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特征、意义、现状和保护方法、措施等五大方面对目前国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通过总结国内各科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为今后的研究奠定一定基础。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一、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文献概况
通过对国内权威知识文献库（中国知网）的搜索，检索到近十年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相关度较高的文章约39634篇（包含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并且随着时间推进而逐年增多。通过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法的分类和统计可看出，在保留和传承方法上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和教育政策措施研究较多，而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发展是遗产发展研究的趋势和重点，研究的学科涉及较广的是民族学、社会学、艺术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管理学、建筑学和法学等。
二、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方法分析
通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发现多数学者均采用了资料搜集和文献综合分析法。部分采用了比较和综合分析法，如陈华文和普丽春等学者从不同时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也有王冉、柏贵喜、黄文等众多学者采用了实证研究的方法，从不同民族遗产保护的个性到共性进行分析探究。
三、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研究内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范畴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根源于联合国2003年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对其定义和内涵的界定。教科文组织制定的内涵是总体上针对的是整个国际社会，要更好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必须站在本国的角度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挖掘。而连冕、刘玉清等认为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包括两个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行为文化。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及价值研究
国务院从2006年起，设定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可看到我国日益增加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视。总理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王宁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具不同难度，保护过程中要注意其高度的个性化、传承的经验性、民族性等特点。张世均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具有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
（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研究
田阡认为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是我国建立科学完整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机制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走上依法保护的道路。乔晓光认为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缺乏自觉，民俗流变冲击大。且政府文化部门缺乏对民族文化资源整体价值的评估，缺乏文化规划。汪立珍认为取得一定成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建了第一批六个口头传统研究基地。同时，建设全国首个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资料库，将有关文字、音像、图片和实物资料运用数码技术、光盘等现代手段加以保存，经验值得借鉴。
（四）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法、措施的研究
1、不同部门承担保留研究
（1）政府立法研究
我国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并探寻民间法规中有效的保护规则。黎明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法律制度的渊源：《宪法》，《民族区城自治法》，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法律和法规，部门法中关于少数民族非遗保护的法体规范，国际条约。马洪雨，姚艳等探讨了民间规则和公众参与对保护非遗的可能性，提出应当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法立法并应挖掘和研究民间规则以弥补法律。何星亮，李宗辉等认为知识产权法使拥有遗产的团体或个人获得一定的权益，并适当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市场化利用，显现非物质遗产的经济价值，从而避免遗产的灭失。姚艳，郭璠则对该问题做出了实例研究。
（2）政府做好普查、建档和名录申报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要是做好普查、建档然后才是进行不同级别的名录申报工作。金文杰认为档案工作：一方面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化利于其保护保存，一方面也利用了档案本身的特质体现民族文化在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彭梅玉，徐开芳等认为做好普查，建立各级保护名录，有助于查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并对不同分类的遗产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商业利益的驱使，使许多“申遗”项目在保护措施健全之前便受到损害。覃美娟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收集、整理等一系列程序以及档案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都应以《档案法》为行为准则。
2、政府及民间做好教育传承
教育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张卫民，黄文伟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形式分为社会、学校和家庭教育，同时我国非遗教育工作主要内容有：构建非遗教育目标、教育课程、教材内容体系、教育活动组织形式和师资队伍五方面。而孙露晞，张血玲则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幼儿教育课程开发做了初步阐述和尝试[28]。普丽春认为个人、家庭、社会和学校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四种不同形式，各形式又互补，构成完整的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教育渠道。
3、在发展中保护
（1）宣传保护
媒体宣传促使人们内心深处产生文化认同和保护意识，形成文化遗产保护的大环境，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路径。政府要在宣传方面起主导作用。蔡群，任荣喜等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的数字化保护技术越来越先进，数字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保存记录，还可以借助互联网进行广泛宣传。
（2）产业化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介入较多的产业是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李昕提出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可经营性与非经营性遗产，可经营的非遗通过产业化运作模式进行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产出效益化。
徐赣丽认为旅游业具有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的可能性，旅游有义务有条件保护资源。文化遗产和生态环境保护得好的地方，旅游开展越成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可以与民俗旅游开发等产业经济形式结合起来，调动各方积极性及争取资金，降低保护成本。
四、结语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正在广泛深入展开。从研究趋势看，采用的研究方法更多样化，研究内容更实证化。未来应该增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保护发展的思考。
不足之处是研究的学者多为民族学，社会学或教育学专家，其他领域学者介入较少，不同学科角度下保护措施研究缺失或不够深入。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总的理论分析不够，很多措施没有规范的理论指导，就很难对其现状归纳总结和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评价体系较少。定量分析做得不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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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字：文化遗产；问题；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图分类号：G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2-00156-03
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
在过去的20多年中，我国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面临被忽略而衰败、故意拆除、不协调的新建设等危害。一方面，在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缺少保护资金和技术支持，文化遗产未得到充分保护。由于缺少必要的维护与修缮，每年有大量的古村、古镇正在消失。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由于对城市现代化的片面认识，以为高楼大厦、马路宽阔就是现代化。一些城市拆除了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建筑物甚至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代之以崭新的现代建筑。衰败和拆除两方面的原因已经致使我国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挽回的重大损失。
2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也让我们逐渐认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留存不多的文物占迹已被各地视为重要资本，“千城一面”遭受了广泛的批判。现在，我国日益重视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在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街区整体环境以及历史风貌保护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在新形势下，一些问题和挑战应引起注意。
（一）缺乏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
目前，文化遗产作为文化资源，其价值日趋突显。文化遗产作为文化旅游的资源主体，正逐步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苏州古典园林、平遥、丽江、周庄等遗产地的门票收入以为所在地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文化遗产保护已被越来越多的地区纳入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计划之中。但是，由于过度的旅游开发或是不合理的旅游组织，遗产地遭到破坏的事例不是少数。表面上看，这些破坏大都缘于经济利益驱动。事实上，缺乏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才是根本原因所在。
长期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战略规划，并未纳入国家科学技术整体发展战略之中。《中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提出我国21世纪初可持续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经济结构调整取得显著成效，人口总量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资源利用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六个领域展开：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资源保护、生态保护、环境保护及能力建设。在这六个方面的详细论述中，未见提及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文化多样性。可见，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更多与经济发展和自然环境保护联系在一起，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经济发展状况与自然生存环境直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文化遗产对人类延续性与稳定性的作用却不那么明显，容易受到忽视。
此外，各地的保护法律法规对文化遗产与地方发展的联系考虑也不够。上海、杭州等地的法规己认识到保护历史环境能够促进城市建设与社会文化的协调发展，但具体的规定重保护控制、轻合理利用，并未进一步阐述如何以文化遗产促进社会发展。
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的缺乏致使文化遗产地区面临许多新的问题，引导当代建设与进行适当的功能干预也是保护的有效方法并未得到认识。大面积拆除历史街区的行为刚得到遏制，新区的蔓延扩张又给历史城镇景观带来直接威胁；不少老城区虽然“保”住了，却存在建筑日益老化，基础设施难以得到改善的问题。
（二） 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功能未受到足够重视
目前，整个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逐渐深刻，大规模的建设性破坏行为己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文化遗产地的社会功能并未如遗产本身受到重视，原住居民等社会因素、遗产地的无形文化遗产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忽视。
在各个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中，不少文件提出统筹考虑格局和风貌，以确保文化遗产本体在物质结构方面的完整性，如北京、广州、苏州等地。
《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也提出应保护原住居民的民风民俗，鼓励原住居民在丽江古城居住（第9条），却没有明确具体的保护方法和鼓励措施，更多的法规甚至完全没有涉及到居民等社会因素。
在遗产保护实践中，不少历史村镇在实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过度且不当地进行旅游开发，不少历史地区被改建成时尚文化空间供人消费，遗产地所承载的社会功能和意义遭到忽视和破坏。在熟悉的历史环境中觉得安全是人的本能，精心打造而成的“历史文化空间”在视觉上能让人们觉得欣喜。上海新天地在商业运作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全国各地乐此不疲地建设“新天地”。有人认为新天地采用大量经过仿旧处理的新砖代替破损不堪的旧砖，这种做法无论从场所还是精神，都具有历史风貌街区保护改造的示范意义。处于良好的区位并把握了人们对文化遗产所代表的某种“情调”的兴趣，新天地创造了让众人惊叹的经济价值。从某种意义上，可以将其视为一个成功的旧城更新案例。但是，将新天地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典范加以推广实在危险。这些精心设计的空间经不起时间和情感的推敲，飘浮于时尚空间之上的石库门仅仅只是一个片段、一个符号，它无法给予人们快乐的记忆。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在于复兴一个曾经充满活力的环境，新天地却改变了这个环境，使得上海里弄住宅的生活不复存在。
另外，无形文化遗产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也是社会功能遭到忽视的表现之。长沙、广州、魏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等地的名城保护条例对保护无形文化遗产做了规定，但大多地方法规的保护对象集中于物质遗产。在保护实践中，整体性保护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思想还有欠缺。节日、意识等无形文化遗产是遗产地区社会功能体现的重要载体之一。无形文化遗产脱离了所植根的环境，其价值与意义必然受损；而失去了无形文化传统的历史环境，其社会功能也难以维持。
（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缺乏协调和监督机制
目前，我国遗产地的管理涉及工商、林业、建设、宗教等许多部门，形成“条”的组织格局；同时，由于遗产地具有独特的区域性特点，地方政府设立管理机构并规定遗产地内的权力、投资等方面都应由地方政府设立的管理机构统一管理，形成了横向的“块”的序列。这些“条”、“块”部门管理职能交叉，利益冲突，各部门间的协调非常耗时费力，从磨合到实施联合的行政行为过程中的行政成本极大。2002年4月，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林业局等9个部门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和改善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这一方面能够说明我国已经意识到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但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多头管理的繁琐。这种多头管理体制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极易造成“各行其道，独行其事”的局面，还可能引起有利益蜂拥而上，有责任争相推楼的混乱状况。
此外，对遗产地缺乏有效监管也不得不引起注意。不少遗产地在发展文化旅游的时候，对遗产地进行商业化、公司化运作，世界遗产平遥古城，江南水乡朱家角、乌镇等地，采用了投资公司、发展公司等运作形式。这些运作方式在有效利用旅游资源、筹措遗产保护资金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公司化、商业化的运作难免陷入一味追求经济利益的危险。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东曲阜“三孔”于1999年划归曲阜孔子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管理，2000年底接连发生了文物损毁事件，；武当山遇真宫主殿的使用权转让给了一家私立武术学校，后来在2003年被大火烧毁。究竟采用何种管理方式最有利于文化遗产的保护还有待探讨，但缺乏有效的监管却直接导致文化遗产遭受了不可逆转的破坏。
（四）公众参与程度低影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尽管公众是文化的真正缔造和传承者，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仍是政府和专家推动，公众较少参与其中。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制定、管理往往只是政府和专家的专利，缺乏公众参与，尤其缺乏文化遗产使用者的参与。在各地的保护法规与实践中，缺乏鼓励和开展多方合作、公众参与的措施。部分保护法规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应该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但多数法规却仅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做出规定，对于如何鼓励大众参与保护工作却少有涉及。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动很有限。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在于缺乏足够的教育与宣传，公众认识有待提高；另一方面，我国长期的自上而卜的行政主导体系，也造成如今彼此缺乏对话、沟通的现实。国内有种看法是，我国全民文化水准不高，开展历史保护不符合民众意愿，是超前行为。文化遗产不能等同于一般消费品，是否有能力进行保护不能决定是否进行保护。也许，大多数的民众还没有认识到保护文化遗产的必要性，这给保护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定难度。但文化遗产的不可再生性决定，保护文化遗产无法等待“时机到来”。
当大众对于自己的文化遗产价值认识不深刻，没有足够的保护意识时，对遗产价值的判断和保护工作的开展，就不得不依靠一些精英。但是，文化遗产的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保护工作若缺乏群众基础，必然会影响到保护的效果。所以，文化遗产保护在一段时间内会由专家推动，但其长久的发展不应该是精英们拯救遗产的行动。
二、以完整性指导我国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的策略
（一）以完整性指导我国遗产保护实践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政策制定、规划引导、管理实施三方面均存在一些缺陷。首先，在政策制定方面，缺乏科学的保护与发展观念；在规划引导方面，未能认识到引导当代建设与进行适当的功能干预也是保护的有效方法；在管理实施方面，缺乏有效的协调与监督机制，公众参一与程度也有待提高。
世界上许多优秀的城市和街区保存着完整的历史文脉和典型的地方特色，这得益于他们对保护理论与实践的扎实探索。在这些城市和地区，也曾面临经济快速发展对文化遗产造成的冲击，也曾面临简单化的旧城改造给历史环境带来的破坏。经过国际社会多年的探索，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已逐渐引起重视，整体性保护作为保护历史环境的先进理念与方法，也已逐渐成熟。结合我国遗产保护面临的问题看来，整体性保护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相综合的视角出发，重新利用现有的文化资源，延续遗产地的社会功能特征，保持地方社区结构和居民生活的稳定与发展，最终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性并实现地方发展，对我国现阶段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二）我国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具体策略
1、确立科学的保护与发展观念
遗产保护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来自经济上的不足还是体制上的缺陷，从深层次上看，都是观念与价值取向。所以，确立科学的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观念是解决问题的源头。目前，我国最需要的是正确定位文化遗产保护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建立可持续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城市保护包含对城市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中各种积极因素的保护和利用。在城市环境本身固有的不断变化中，城市保护应该保留历史精华并使其适应于、有助于当今需求的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地的现代化建设让许多城市面貌一新，不觉让人精神振奋。这也致使社会对发展的内涵在认识上形成偏差，不少人认为“高楼大厦”才‘是现代化发展。事实上，钢筋水泥的高楼不具备那种曾塑造城市历史的神圣地点的意义，它们很大程度上是私人利益集团为了盈利而建造，不能够维 系道德秩序和社会正义。当然，不少优秀的高楼大厦在塑造城市景观方面具有积极作用。只是，不能以一种状态否认其他状态。20多年来，我国在自然资源消耗和文化资源破坏方面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保护与发展”一直是城市建设 面临的基本矛盾，科学保护理念的缺乏导致“保护性破坏”等问题。
完整性原则与整体性方法传达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重要的成果，即保护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而采取的积极行动。保护不再局限于历史、文化意义之上，不只是为了留存历史的见证，而是融合于整个城市的发展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使历史遗存以其独特的方式以及自身的历史文化优势在城市发展以及经济、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应将保护文化遗产作为实现发展的重要方面，而非手段之一。
2、以规划引导当代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
以规划手段引导当代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是有效的保护方式之一，这是国 际保护给予的重要启示。整体性保护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对建设行为的“控制”，还包含对社会功能的干预和引导。
规划的景观控制作用在我国的保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划定保护区和进行高度控制作为传统的保护规划方法，有效地保护了不少历史纪念物和历史地区。但是，随着保护对象的扩大，遗产地区的经济发展、功能用途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持续变化《维也纳备忘录》已经提出，应将这些变化看作是城市传统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单纯以“控制”建设行为和功能变化为手段己无法应对遗产地区的保护问题，而要求决策者着眼于城市整体，采取前瞻性行动。
规划应该引导当代建设行为。任何当代的建设行为，都应从宏观的城市特色和微观的环境特征两方面加以引导。从宏观上看，城市风貌、屋顶景观、主要视觉轴线、建筑区和建筑类型是城市特色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该是当代规划与设计的立足点；从微观上看，材料、照明、街道设施、广告、植物配置，包括施工质量都应列入考虑的范畴。因为，从《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到《维也纳备忘录》，众多的国际已经表明，这些要素会影响遗产在物质结构和视觉景观方面的完整性。
规划还应引导当代功能变化。相比原真性，完整性原则更强调文化遗产在视觉景观尤其是社会功能方面的特征。首先需要注意，大多数历史村镇都是有人居住的、活的历史环境，延续这类遗产地的社会功能特征必须保护地区的居住功能，保护原住居民的利益。在不少发展旅游的古镇古村，游览区内原住居民被搬迁，沿街的建筑被改造为一个个旅游纪念品商店；游览区背后的民居却很破败，由于缺少生活基础设施，许多原住居民纷纷搬迁出去，一些外来人日迁入暂住。最终，人口结构的改变直接导致许多地方传统丧失。《建筑遗产欧洲》指出，历史中心区和历史地区有益于保持和谐的社会平衡。毫无疑问，这是指社会功能特征尚未遭到破坏的地区。当然，由于社会经济大环境的改变，遗产地的社会功能活动也不可能一成不变。面对这种变化，一方面需要密切关注遗产地所遭到的变化，监测和管理这种变化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则需要引学这种变化，以避免不可挽回的后果，包括采取合适的功能以满足居民社会、文化和经济的需要，或保持贸易、手工业等现有的适当功能，或是采取文化振兴政策复兴遗产地区。
3、加强政府的管理能力与监督职能
建立健全管理体制，是加强我国政府行政管理能力与监督制能的重要前提之。国际公约和世界己经指出，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行政组织的多样性，无法形成统一的管理形式。但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调查研究、保存展示、保护修缮、交流合作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需要有专门的公共行政部门负责遗产保护工作，并协调其他相关行政部门。《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重点阐述国家一级开展保护工作的程序与方法。针对各个管理机构问的合作问题，建议指出从事保护工作的专门行政部门应与其它公共行政部门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工作。具体的协调方式多种多样，例如在面对涉及多个管理部门的大型项目时，首先应从研究之初就应制订合作计划的规定，并确定解决冲突的机制；其次应组织专门的行政部门之间的、各种层次的不断合作，以便采取顾及有关各方利益的一致决定。
在管理体制健全的基础上，还应保证足够的行政资源和行政力量。《阿姆斯特丹宣言》就指出，为了增强管理机构的执行能力，有必要审查行政机构的结构来确保负责文化遗产的部门有正确的组织，保证足够的训练有素的人员和从本的科学、技术和经济资源供他们支配。
此外，完善法律制度也是提高管理与监督职能的关键。许多遗产地区遭到破坏，人都是“合法”、“合理”地进行。文化管理部门由于缺乏法律的武器，也无法对各种破坏行为采取有效的遏止措施。
只有管理体制与法律法规得到健全与完善后，才能做到只有职责分明、有法可依，政府的管理能力和监督职能才能加强。
4、全面的公众参与才能实现全民自觉保护
全社会都能认识到文化遗产的价值，实现全民的、自觉的保护，是保护文化遗产的最终目标。历史地区众多的居民和文化财产所有者具有不同的经济利益，不同的认识和不同的保护能力，这也造成了他们对于历史的不同态度。具体保护措施并没有一个终极的答案，但是否尊重公众意愿和利益将会影响措施的制定。公众参与不是一句口号，需要公众和管理机构双方的努力。提升居民这一主体的文化意识和改善历史城镇的居住环境质量是历史保护工作走向全面自觉的双重前提条件。
首先，个人和团体都应该能够得到与保护工作展开相关的信息，包括保护资金的来源，居民、政府或开发商需要承担的责任，对收益的分配等。《内罗毕建议》指出，这些信息不仅包含美学知识方面，而且还应该包含有关社会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信息；这种信息应在私人和政府专门机构以及一般民众中广为传播，以使他们知道为什么以及怎样才能按此方法改善他们的环境（第51条）。所以，需要通过媒体宣传、教育培训等各种方式，提供有关文化遗产价值认识方面的信息，包括介绍文化遗产的宣传材料等。
其次，应该为各个相关个人和团体建立对话、合作的平台。各个利益团体都能够从自身领域出发提出可实施的、有成效的建议，任何一方面的建议都应该受到重视，这将关系到决策正确与否，还影响各个利益团体在保护过程中的积极性。为了协调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冲突，政府或者遗产保护的主管部门应该为多方面的专家和代表，构建交流的平台。
最后，公众参与不仅意味着分担责任，还包含分享从中获得的利益。在我国，这点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目标在于保持遗产地的生机，使之更具魅力，并发挥遗产应有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使人们切实感到保护也是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政策思考[J]. 文化学刊， 2011（03） .
[2]何洁玉，常春颜，唐小涛.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概述[J].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5）.
篇4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3-0257-01
我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国。就以南靖县为例，它就有闽南芗剧、土楼客家山歌、竹马戏、四平锣鼓乐等十多种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到人们的文化、生产、生活、手工艺等各个领域，包括传统表演艺术、民俗礼仪与节庆等等，具有独特的区域和地域特色。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遭受着猛烈的冲击，有的越来越不被人们所认知。在新形势下，要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身特点和地域特色，认真探索做好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子、新方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活态文化世代传承。
一、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展示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与展示，是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增强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意识的有效方法。
（一）要广泛宣传。政府主管部门要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工作，一是加强与新闻媒体合作。通过媒体宣传、开设宣传论坛、建立网站等形式向公众广泛宣传，加深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识，提高全民参与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二是搞好节庆宣传。结合文化遗产日和民族传统节日，广泛开展健康有益的民俗活动和群众文化活动，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三是开展教学研究活动。把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写入普及读物，让学生了解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保护知识，培养全民热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和意识。
（二）要做好展示。政府主管部门要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力度，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视听艺术等新颖多样的展现形式，结合现场表演和观众参与互动等多种方式，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色和内涵。如南靖县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展演中心，在土楼旅游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区：集中展演闽南芗剧、土楼山歌等民间民俗节目，让游客能够一睹南靖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真实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效果十分明显。
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
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人而存在，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没有传承人，就没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加强传承人的培养。就目前我国许多地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年龄偏大问题比较突出，有的传承人综合素质较低，缺乏明确的目标方向，不能正确做好传承工作。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要制定相关政策，鼓励从事传统手工技艺和表演艺术的老艺人招收新的继承人，并赋予他们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使他们能自觉将所掌握的精湛技艺无私地传承下去。学校教育传承是最有影响力、最有价值的传承方式。可在当地中小学开设相关课程，对一些热爱传统艺术技能的优秀学生，可作为艺术特长生招进学校加于培养，以解决目前个体传承所面临的危机和压力问题。
（二）做好传承人的保护。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绝大部分信息都掌握在传承人身上。许多传承人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不可复制的，因此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也要采取有效的措施，保护那些具有超高艺术技能和深刻文化内涵的传承人，使他们的工作、生活等方面得到必要的保障。对于生活困难的传承人，给予发放适当的补贴，使他们能专心致力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弘扬工作。
三、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科学记录与内涵挖掘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传承的特性，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下，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更容易消逝。当前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记录和内涵挖掘，显得尤为急需和紧迫。
（一）做好科学记录。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农村地区，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这些农村地区也发生或正在发生着深刻变革。这些变革加速了一些与时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政府主管部门要切实肩负起责任，采用多媒体的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学记录，真实的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
（二）深入挖掘内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点是深入挖掘其深刻内涵。由于一些地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挖掘不够，导致其档次不高，缺乏独特性、吸引力。政府相关部门要组织当地作家、民间文艺家、音乐家，深入民间，挖掘那些已濒临灭绝，又具有较高艺术价值的民间工艺、技艺及其代表性传承人所蕴含的精华。通过深入挖掘其内涵，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与发展。
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刻不容缓。要紧密结合当地实际，全力、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让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与社会的进步相得益彰，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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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化遗产；遗产保护；旅游利用
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得到国家政策的支持与法律的保护，但是由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起步比较晚，目前很多方面还不成熟，保护理念与利用策略还需要提高。因此，我们从事这方面的人员应该借鉴国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结合国内实际情况，进一步改进加大保护力度，合理利用开发，从而找到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结合点。
1.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矛盾
世界遗产是人类古文明的见证，我们能够经过它知道我们祖宗长辈的种种事迹，通过励志的事迹来告诉我们的子孙后代，因而加入世界遗产名录，是有效，科学，完好的将历史遗存和大自然的造化，保护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可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反对合理开发；前提条件是我们需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回报。例如龙门石窟在申报世界遗产之前，门票年均收入在1000万元左右，申报世界遗产后，年均收入达到2700万元。在进行开发利用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过度商业、旅游开发，这样不仅对周边地区的自然环境造成破坏，而且还会对遗产的保护造成严重的威胁。因为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规定，假如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够”或“过度开发”等人为造成对遗迹的破坏，将取消世界文化遗产的资格。总之，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关系至始至终是伴随着文化遗产概念的产生与发展的，只有我们更好去理解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才能更明白国际规则的变化与趋势，去防止违规或不利于文化遗产的行为。
2.法规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定位
国际法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是遗产的保护.。从一开始文化遗产的利用就视为遗产的保护的对立面的，并受到国际关注。随着社会多样化发展，我们该怎样处理好保护与利用这基本矛盾成为了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法规指定的基调和重要目的。通过《威尼斯》我们可以看出：古迹的保护与修复的目的在于把它们当做历史的见证，也可视为艺术品给予保护，而古迹的保护最重要的一点是永久性保持下去的，那么为社会公用为目的的古迹永远有利于古迹的保护。因此，只符合需要，只要不更改建筑的布局或装饰。同时，通过了解《巴拉》，它也认为：遗产的保护建立在尊重现存结构、利用、关联和意义的基础之上，但是尽可能少做出改变的方法，对遗产重大的利用进行延续，修改或恢复原貌可能是合适的，甚至可以成为更受欢迎的保护形式。
3.国际法规对文化遗产利用方式的定位
在早期国际法规中并未说到文化遗产的利用，在1964年的《威尼斯》才出现“利用”一词，并将其确立为合法。目前用于最多的是旅游的利用，如何将旅游成为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重要课题，需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随着文化遗产地益膨胀，展示与利用活动作为旅游的重要途径。过分的或没有管理的旅游发展，可能将威胁到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因此，旅游发展与遗产地的保护存在一定的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提高及旅游管理的发展成熟，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旅游业在保护与发展文化遗产地中的重要角色。其中主要包含了承担着公共教育的重要功能，其次是能为东道主社区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带来显著的经济和文化利益。通过实际证明，旅游正是成为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
根据《世界文化遗产地管理指南》进行了有益的指导，它对遗址的维护、展示和解释做了详细的说明及游客管理，主要对如何满足参观者的需要，如何避免认为破坏和损害及如何接待参观者等问题提供了具体的操作指南。与此同时，《国际旅游文化》也为文化遗产地重要的旅游管理提供了指南，它为处理旅游发展与文化遗产地保护间的关系、管理与促进遗产地旅游业合理发展及协调利益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给予了重要的指导。
通过近百年来的文化遗产国际法规的变化，文化遗产保护一直是国际法规指定的基本原则和根本目的，从文化遗产的有利于保护到重要的保护方式的转变，从文化遗产的利用与展示发展到文化遗产的阐释与展示，这些都说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的角色从忽视到逐步重视。
总体来看，文化遗产的“利用”的态度是积极的，对保护的意义、对公众的教育意义都在不断的提升，此外，全球性的文化遗产保护财政投入，随着对“利用”的积极也不断的提高，因此，我们不能简单的认为遗产保护工作就是“利用”的价值与功用，更多的是需要批判性的接收与规划文化遗产利用的方式与方法，并且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挑战与完善相关法规，让法规来指导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参考文献：
篇6
关键词：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利弊权衡
中图分类号：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009（2015）21-0109-01
一、问题的提出
世界范围内对遗产保护的重视发端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2年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32届大会又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了保护文化遗产，各国通过发展文化旅游、博物馆旅游、文化遗产日等方式来加大对本国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些利用方式使得文化遗产的认知度与知名度有所提高，也创造客观的经济效益。
二、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取得的成效
（一）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完善
2002年后我国先后两次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06年文化部颁布《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国家文物局颁布《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巡视管理办法》以及《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专家咨询管理办法》。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出台。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充分显示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不断得到完善。
（二）“文化遗产日”的推行，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从2006年开始，我国每年认真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每年通过不同的主题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其他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通过举办展会、论坛、讲座等活动，提高了人们群众的保护意识。
（三）资金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
首先是加大公共财政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支持。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投入体制，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企业以及个人等各种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吸纳各类资金。同时积极开展国际范围内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积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利用国际组织资金援助保护我国的文化遗产。
（四）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方法不断丰富
通过产业化经营模式的探索来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这些方式主要包括在文化遗产地开展文化旅游，通过旅游效应带动经济的发展，再利用旅游业发展获得的经济收入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项资金来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丽江古城在这方面就做的比较突出，形成了著名的“丽江模式”。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产业化模式还包括开展节庆活动打造文化品牌，建立文化生态博物馆，建立文化遗产主题公园等方式来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
（五）民间组织积极发起各类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活动
各类保护文化遗产的民间组织可以通过各种活动，集中智慧，促进中国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如2009年1月在北京市举行的中国民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专题成果大型研讨会，就是民间组织积极发起的文化遗产保护活动。
（六）民众自发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不断提高
人民群众在文化遗产保护上的自觉性与保护意识不断提高。如在汶川地震以后，羌族的同胞参与到了碉楼和村寨的抢救和修缮。2004年，贵州黎平县侗族乡村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风雨桥”在洪水中被摧毁，当地500多名侗族群众自发地从洪水中抢救回桥的大部分构件，使风雨桥最终得以修复。
三、我国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过程中存在的弊端
（一）建设性破坏
1、新农村建设中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在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中，人们盖新房建新村，使一些古建筑和古遗址遭到拆迁以及破坏。村里的年轻人受到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文化的影响，将传统的具有文化底蕴的生活方式以及建筑景观视为落后的文化加以摈弃，这难免会造成对一些文化遗产的传承的影响。2、国家大型建设项目的影响。国家的大型经济建设项目的推行也是造成文化遗产破坏的原因之一。如三峡工程的修建，就使得一些清末民初的民居建筑、早期古脊椎动物与人类化石遗址、明清墓葬以及一些题刻、碑文遗产被淹没。
（二）保护性破坏
1、旅游业的过度开发。旅游人数的大量增加，完全没有考虑到遗产地的环境容量以及景区的游客承载量，从而造成了文化遗产地环境的污染与破坏、过度商业化现象、以及游客对文化遗产本身的破坏。此外，有些地区对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没有做好旅游开发规划，在遗产地进行无序建设，从而对文化遗产地的景观生态以及审美价值造成破坏。2、高科技手段对文化遗产的破坏。近些年来，随着对一些石窟遗产、壁画遗产以及古文物的开发，使得这些遗产地、博物馆也吸引了不少游客。为了使游客获得更好的审美体验，景区往往会利用现代光照技术或其他高科技手段对景区进行“装饰”，这些高科技手段的运用也难免对遗产以及文物造成伤害。3、管理体制不完善。我国在加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保护公约》以前，对风景区、名胜古迹、森林公园以及文物等的管理一直实行分部门的管理体制，政出多门的问题一直存在。直到现在很多的文化遗产地既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A级旅游景区又是名胜古迹保护区等，各种各样的头衔使得在保护与管理的时候就会出现混乱，权责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
四、结论与讨论
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晶莹的瑰宝，是人类的创造力与智慧的生动体现。中国的“非遗”是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劳动创造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但是，伴随着文化现代化，经济全球化和现代文明的飞速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日益增长的冲击，许多珍贵的文化遗产正处在濒临消亡的边缘。传承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我国政府和民间共同面临的一个非常的紧迫的任务。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的翻译工作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目的论的角度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和与之对应的翻译策略，以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保护工作做出有益的探索。
关于目的论
20世纪70年代，德国一批学者提出了功能派翻译理论，而其最中心的理论主张即为目的论。目的论与稍早时期奈达（Nida，E.A.）的“等值论”所不同之处在于，其强调译文应该在分析原文的基础上以译文预期的功能为目的，选择最佳处理方法，保证译文本身的可读性。目的论首先由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H.J.弗米尔（HJ.Vermeer）提出，根据弗米尔的观点有三大原则是所有翻译应该遵循的：1、目的原则（Skopos Rule），即翻译行为的目的了决定的翻译过程和翻译方法与策略的选择。2、连贯性原则（Coherence Rule），即翻译必须与译文接受者的交际环境保持连贯与一致。3、忠实性原则（Fidelity Rule），即翻译必须最大程度地忠实于源语文本。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的特点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既包含抽象的概念又具有丰富的内涵。与有形的文化遗产，历史古迹，建筑和艺术等形式的不同之处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对象往往是活性的生命形态，是无形的传输介质。
2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文本内容多为动态描述，具有多相性和流动性。如对节庆活动，舞蹈，礼仪，风俗习惯，手工技艺等的描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而延续。
3 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覆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根据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包括：口头传统，包括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策略与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目的决定了译者应当尽量遵循两条原则：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为取向的原则和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出发点在于传播中华文化，吸引世界更多人的关注，从而达到延续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这一点与获取这些信息的译文阅读者的文化探索目的是不谋而合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中译者应尽量保留原文中涉及文化内涵的信息并且可以适当地增添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以译文接受者的语境为重点指的是在翻译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时，既要忠实于原文又不能拘泥于原文，不能“以文害辞，以辞害意”，要从译文接受者的角度出发采取灵活变通的翻译策略和方法，让译文接受者轻松地了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与价值，以达到对外宣传的目的。具体说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可以采用以下翻译方法来保证该目的的实现。
1 适当增补文化信息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中往往包含了大量的文化信息，如果脱离了这些文化信息，忽略了译文接受者的文化背景，一味机械地翻译原文，就会引起误解甚至造成文化观念上的冲突。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员需要充分考量英汉文化背景的差异和目的语接受者的文化心理习惯，采用文化信息增译的方法可以解决由于文化差异而造成的语义缺省。例如关于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的资料介绍：“变脸，这是川剧表演艺术的特殊技巧之一，观众非常感兴趣，看过之后，无不惊叹，它是揭示剧中人物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浪漫主义手法。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东西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的东西。变脸的手法大体上分为三种，它们是‘抹脸’、‘吹脸’、‘扯脸’”。如果把“变脸”“抹脸”、“吹脸”、“扯脸”等词汇简单的翻译为“face-changing”“face-wiping”“face-blowing”和“face-pulling”对于不了解川剧或从未看过川剧表演的西方人来说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因此，译者在翻译中就必须适当增加文化信息来进行说明。实际上川剧变脸所指的是川剧演员的化妆的脸谱的更换，将“变脸”译为“Facial Makeup changing”并适当增补相关文化信息“a stunt in the art of Sichuan Opera，in which the performers change their facial make-ups in a blink of an eye”就能有效地达到翻译的目的了。
2 删减冗余文化信息，避免过度翻译
中英文语言结构本身的差异造成了在描述相同的内容时所使用的语言表达和结构却不尽相同。目的论强调疑问接受者对译文的理解而非译文与原文的对等。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中要尽量从接受者的文化心理出发，对汉语的语言形态结构做出调整。例如：
关于蜀绣的宣传介绍中有这样的描述“蜀绣作品在技艺上要求主题鲜明，构图简练，形象生动，意境深邃，秀美高雅，用重彩艳而不俗，施淡彩雅而不薄，给人以柔和的美感。”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的瑰宝，出于文化骄傲的心理，宣传者往往不遗余力地渲染描述甚至略带夸张，因而造成许多宣传资料中充斥着大量华美但又空洞的辞藻堆砌。如果译员不加选择毫无保留地将这类信息翻译成英语，不仅难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反而可能适得其反。这些在中文读者看来非常华丽的词藻对于英文读者而言却含义抽象，无法理解。因此，对于此类冗余的文化信息，译者可以删去。以上文字可译为：“The works of Shu embroidery are unique in its distinct themes，well-constructed composition，vivid images，thoughtful design concept，graceful technique and overall elegance，They are bright in rich colors and elegant in light colors.”
对于类似冗余文化信息的处理，译者应该尊重英语读者的语言习惯，加以删减，从而使译文更易被英语读者接受和理解，避免过度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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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利用 体系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2-0362-02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记，也是未来人类文化创新的素材来源之一。河南省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大省，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河南省各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五百余项。毫无疑问，“遗产”同样也是资源，是未来我们无论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源。
当前，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相同，信息化浪潮形成的爆发式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着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些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信息接受渠道与过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文化资源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保护与利用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逐渐推进，新型业态的快速崛起，各行业呈现分工细化与融合发展的大调整，传统单一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一种集成多元化手段的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
二、时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要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因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存在有较多的说法。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基于较为权威的一个概念界定，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会根据环境变迁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的创新发展。当我们的时展处于历史中一个全新局面的时候，无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本文具体梳理如下：
1、保护与利用的共存性
“遗产”是对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各类文化资源遗存的很好的形容。我们面对“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如何保护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是货币遗产，我们觉得保护是将其存入银行，但其中还会面临贬值的危险。因此，此时保护与利用就必须联系起来。利用的本意是选择更好的、稳健的方式使遗产增值，这无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商业化的影响体现在更多的领域，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要求。当我们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时，如果只提保护不提利用，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我们传统意义的保护，无非就是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各类受时间限制的活动，如庙会、展演等。而保护与利用的共存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或传承群体、受众、媒体渠道、商业等因素紧密的聚合起来，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方法，以多种力量的聚合为形式。
2、传统传播形式与现代传播形式的组合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以传承者现场展示，受众到场观看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信息接收渠道与接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使遗产本身与受众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距离不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人群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传承者自娱自乐的游戏，同时也会造成传承者通过遗产获得的收益逐渐萎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因此，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风貌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的将其传统的传播形式与现代符合人们信息接收习惯的传播形式组合起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影响力。
3、传承者与受众群体同样重要
在过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观念过于保守，通常会简单的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重视其传承人，而利用就是积极的去申报遗产级别，从市级一直到世界级，越高越好。申报成功以后，可以更好的提升该遗产所在地的知名度，然后搭建文化平台吸引外来投资。当然，保守的观念并非错误的观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于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解决并非最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必须要重视该遗产的主要传承者，使他们能够更加原貌的将其传承下去。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我们无法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从宏观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国人认识它，并对它形成记忆，乃至喜爱上；从微观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收益来源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受众，我们要重视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才能将他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综上所述，时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使我们要从观念上改变我们的保护观与利用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传承，但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尽可能的创造其与当下时代的交集，是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体系，使之能够流传的更为久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角度
今时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着崭新的局面，面临着时展的要求我们要面临许多问题，但也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正处在与过往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缺乏历史借鉴的情况下，促使着我们必须透过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新问题。与过去单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不同，在各项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保护与利用的手段，通过这些多元化形式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初步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保护与利用的未来良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形成文化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使政府、传承者、受众都能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取得自己需要的收益。本文对这一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尝试性的思考，具体总结如下：
1、政府主导，形成体系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新体系的建设，因为涉及遗产门类广泛，行业众多，因此并非某个传承者或民间团体能够搭建起来的，而受众处在整个环节中较为被动的一方，只能引导无法对其提出要求。因此，由政府主导，搭建平台来统筹规划最为现实。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与过去政府单纯的政策、资金扶持不同，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平台构建。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召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与相关行业专家一道形成一个协会式的组织，完善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发展研究，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给互动发展带来可能。而这个协会式的组织并非最终形态，它只是一个能够进行力量集合的框架。建设这个框架以后我们可以继承多元化的手段向其中填充内容。
2、在体系中形成普及化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以传承者为原点，辐射尽可能多的受众人群，形成该遗产传承与利用的丰厚土壤。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与传播，既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提升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还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商品化的时候，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并不是能够通过一两次的活动就能够完成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中。而这种普及也不能依靠单一的手段，需要多种手段并举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力。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点中所说的协会，编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读物，作为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并且可以将相关内容变为电子读物，丰富阅读的渠道与形式。其次，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制作相关的动漫产品，如动画片、文化用具及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使之能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再次，制作相关系列纪录片，通过多种传播平台进行传播。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知识信息的普及并非短时间内能见到收益的，因此必须通过长效机制来坚持。
3、将信息化平台融入体系
人们常说，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几年以前，这个说法刚提出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说法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但是，时至今日，我相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说法都形成了很深的认同。现在人们对于信息的要求比之以往更为多样，实时、在线、真实、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体系如果缺乏了信息化平台的融入，那么在当前社会中无法解决许多现实性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的信息化平台可以由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专业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保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极大丰富，将文字、图片、表演视频、演示动画都集成在一体，使受众能够获得远比现场观看更为丰富的信息，同时它的在线性可以让受众的观看不受时间的限制；其次，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空间，云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多的网络连接方式获得相关信息，把移动互联网络融入到传播形态中；最后，还可以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及时发送相关信息。
4、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融入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可以探寻出新的发展途径。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当我们谈及文化的时候尤其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总是会选择性的回避金钱与商品两个字眼。因为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认为文化是高雅的，商业是庸俗的，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毫不避讳的探讨这个话题，甚至应该主动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与市场化。文化创意产业有时能够产生聚合器的作用，将不同种类的文化素材经过加工之后多元化的呈现出来。通过文化企业与生产企业的联合，将人们往往不可见、不可用的文化素材转变为现实中可见可用的产品形态。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在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也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与手段有效的促进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探讨内容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优点与魅力的基础上，去寻求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体系能够有效的集成政府、传承者、受众等社会因素，使目标一致，力量凝聚。同时，这个体系也能够聚合信息化时代各类新技术手段，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更多的方法与手段。新的角度，需要人们改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认知定式，寻找更为全面有利的形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发展，并以此在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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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重点是以郊区赫哲族“伊玛堪”为例讨论一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和生产性保护——这两大实际文化遗产后续开发、保护、传承的问题。本文希望寻找一个科学的、系统的、操作性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理论，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生产性保护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文化生态；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伊玛堪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内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门强调理念与实践运用的新兴学科，而其研究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承载着人类生活的智慧。非物质文化遗产形式丰富、内容广泛，渗透于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在保护工作中，如何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与本真性，如何在其濒临消失的困境下恢复其活力，这是实际保护工作中需要攻克的关键。
文化生态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虽然出现的时间较晚，但适应性强，为很多文化学科的子学科所借鉴运用，并达到了很好的研究效果。它突出强调用生态、有机的方法研究文化的存在状态，发展和与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运用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开拓遗产保护工作新的视野，提供更加有效的研究方法。
我国于2005年3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公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的附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暂行办法》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六项内容，与《公约》界定的五项一致，另外还列举了一项“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出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智慧”、“文化人格”等等，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在时空中不断传承演进。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表现出一种勾连时空的活态性。虽然在表达方式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有些“洋腔洋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它的理解。但是作为一种正在逐渐发展、完善的学科，它有着很强的应用性，对于正式保护世界文化资源，是一种建设性的新窗口。它的定义也会随着保护研究工作的深入展开逐步完善。在实践、理论交织进步的过程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将会得到全面的发展。
二．赫哲族“伊玛堪”文化生态分析
赫哲族人在长期的渔猎生活中，创造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光辉灿烂的文学艺术，其中，以说唱艺术伊玛堪流传最广、最受欢迎。伊玛堪是赫哲族的曲艺说书形式，流行于黑龙江省的赫哲族聚居区。伊玛堪，最早的含义为鱼即哈（鱼），现在的含义，有的认为是故事之意，有的认为是表示赫哲族这个捕鱼民族的歌。其形式有说有唱，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说唱文学艺术。现有50多部典籍，被誉为北部亚洲原始语言艺术的活化石。
伊玛堪的篇幅巨大，现已采录下来的每部都在几万字至十几万字之间。其内容丰富多彩，大多是叙述古代氏族社会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征战与联盟、氏族之间的血亲复仇、民族兴衰、维护民族尊严和疆域完整的英雄故事，也有一些降妖伏魔、追求自由和歌唱爱情的，还有讲述萨满求神、渔猎生活、及风土人情等。
从已经采录到的伊玛堪中，可以看出它的两大特点：首先它是对赫哲族历史的忠实记录。无论是历史学家、语言学家，还是民俗学家、宗教学家，均可从中撷取宝贵的原始资料。有人称伊玛堪为赫哲族的口头百科全书，应该说当之无愧。第二是它集中体现了赫哲族的审美观。伊玛堪用古典浪漫主义的手法，描述了赫哲族的英雄们除暴安良、降妖伏魔的英雄主义气概；描述了赫哲人对忠诚和信义的高度赞美，对自由和爱情的执著追求，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显而易见，伊玛堪不是那个时代生活的简单记录，而是在那个时代的广阔背景下，按照美的规律艺术地再现了生活美，堪称一部完美再现赫哲族英雄人物、历史变迁与民俗风情的大型古典交响诗。伊玛堪是赫哲族人民的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艺术品类和一种娱乐审美的方式，它同时还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功能，价值独特，意义重大。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赫哲族“伊玛堪”文化生态传承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法律规范，确保非遗工作顺利进行。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根本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但在人们的文化保护意识中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因此立法显得格外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行为，是长期的浩繁的系统工程。较完善的法律保护，是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前提当中的重中之重。
（二）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协调各职能部门的工作。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大多存在政府部门内部职责不明，政府与非官方组织缺乏沟通协调等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涉及到社会领域中多个行政管理部门的协同合作，而现在的状况却不容乐观。各部门之间分工不定、多头管理等等，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推进速度缓慢。乌泥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保护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级管理部门之间协调沟通不畅通的问题。因此，通过明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建立和及时的授权、实施，各地文化行政部门的职责将会更加明晰。有了保障措施和授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或许可以更畅通。各职能部门若能携手合作，将会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良好的推动。
（三）加强宣传力度，让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社会的责任。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是人民创造的民间智慧，理应归于人民。群众对于这些文化遗产有知情权和保护的权利。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虽然开展得红红火火，但是更多却是专家、政府的行为，群众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要么不甚了解，要么无从了解。要从更广阔的社会角度，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传统的民间文化。用适合的展示语言，向现代人群宣传古老的，但不失魅力的传统文化。(这涉及到传统文化的现代解构问题，在下文中会具体讨论)年轻一代将会是民族文化传承的中坚力量，要让他们通过正确的方式，了解民族文化，并且由内而外的热爱之，产生民族文化自尊自觉。因此，如何用最自然的方式向青少年介绍非物自文化遗产，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仍然需要社会各界、相关行政部门的通力合作。
（四）商业和旅游业的参与。除了政府有效的保护政策，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还要得益于商业的运作和旅游业的参与。要以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吸引游客，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巨大的文化产业，不但可以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而且可以极大地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影响力，从而达到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的双赢。
四. 结论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的“教科书”功能，价值独特，意义重大。在保存发展自己的同时，出现了文化的变迁及新的特点。在传承和保护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与推动力、原始民族的文化自觉与内省力、学者的学术指导与影响力，通过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保护体系，全社会的努力，必将使之得到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洪军．谈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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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技术
1概述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代表，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1-2]，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主流文化对于传统文化的冲击在所难免，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交流成为必然趋势。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寻求、审视自身民族文化的根脉，开启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外便已着手对于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美国通过政府以及工商界的力量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进行基础建设，如“美国记忆”工程；欧盟国家的保护工作通常由政府牵头，高校及科研机构开展实施，更加重视相关学科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如“内容创作启动计划”；日本则多是通过民间组织来保护的，政府只提供相关支持。我国是世界上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87万项。但同时也面临着原生态空间破坏所导致的非遗文化生存威胁；专项保护资金不足导致的保护工作受阻；传播及技术手段方面的欠缺造成的文化体验、认同感缺失等等。因此，我国政府采取了各种积极措施，参与国际间的非遗保护工作并制定相关法律。我国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困境和转型困难，对它们进行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注意采取合理的方式方法。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使两者有效结合，能充分发挥二者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因此，对非遗的数字化研究也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中国知网利用“数字化”、“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式为数字化AND非物质文化遗产OR数字化AND非遗，得到核心期刊论文共99篇（检索时间为2015年12月31日），以此为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
2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现状分析
2.1论文计量分析
期刊论文在发表时间上的规律，可以看出该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水平，上图显示近十年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方向的年份与数量的折线图。图1显示，该领域的研究呈现相当平稳的上升趋势。国内此领域最早的研究出现在2002年，林正同在国际博物馆协会亚太地区第七次大会中发表《中国无形遗产现状与博物馆》，就中国无形文化遗产所面临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强调了博物馆在管理、保护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起到的地位和作用。建议博物馆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与地方政府合作，建立无形文化遗产的普查机制和保护机制，加大无形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力度，促进无形遗产的立法进程，共同推进无形遗产的保护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提出“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学术界将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工作起步的标志。在2005到2009年间，学术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停留在对其文化性的层面。强调对非遗地域性、本真性的保护。非遗依赖于特定的文化环境而存在，即为“语境”[3]。脱离特定语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会形成代际传承的断裂，而这种断裂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且难以逾越的。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数字化研究需要结合地域性和本真心。牟维和李琦将个人效用数字化,主张在制度设计的过程中,利用博弈理论将个人意识与文化遗产的生存状况结合，解决了先传承人后文化遗产的困境。2009年开始，学术界对数据库的建设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主要关注点在于对数据类型的整理分类归纳，异构数据的整合等。到2013年，对技术手段的研究达到。
2.2基本情况研究
不同领域的研究人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点不同，表1是对505篇文章所属一级学科进行统计所得。由表可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图书馆学、艺术、管理学等领域。间接地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技术特性以及文化特性。表2显示了资助项目排名最高的前10名，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以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三项资助项目的论文篇数占到14篇，占到前十名资助项目的近一半。这说明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的管理层面，政府的引导十分明显，基本形成以政府引导为主线，各地区教育、文化部门参与的局面。除此，还可看出，国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地域性很强，并且集中在少数民族众多的省市直辖市，地域性明显，各地区都着力于研究本地区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与传承，探索构建该地区特色数据库。但是研究呈现各自为政的局面，不利于形成数字化资源的整合效果.
3国内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内容分析
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的研究还处在理论向实践转化的阶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研究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特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层面三方面。
3.1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属性
2008年至2013年间，学术界主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性，对其数据库的建设、分类体系的构建、数字化的传播进行了众多讨论。3.1.1标准化、精细化的数据分类数据库的建设首先要面临的就是对数据类型的整理分类归纳等步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是一项复杂的科学认识活动。多数现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法仅界定出非遗项所属大类和亚类，尚未形成一种比较科学、合理、完善的分类方法。其次，在实践中，因为研究人员知识背景的不同存在着多重分类标准，标准的混乱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无法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的生态性、复杂性和关联性。这种粗放型分类无法满足数据库建设要求。为解决目前我国分类体系建设与数字化传承的失衡问题.构建数字资源统一的标准体系。黄永林等人提出了多层次分类的基本设想及可行性路径[4]，程齐凯等提出了基本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组织方法。3.1.2新媒介、多平台的传播方式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媒介以PC网络平台为主，智能移动设备、社交网络、公共文化平台为辅。VR虚拟展示技术的应用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平台上的仿真可操作式体验，使受众在展示媒介中感受到带入感和体验性大大提高，例如敦煌研究院数字化研究中心的三维全景敦煌石窟。利用三维摄像、全景扫描和数字化编程，建立民族文化遗产数据库，加工后生产数字影像实现全景展演。以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开发的《中国古典家具》作为一款APP应用程序，通过趣味性的互动体验激发用户探寻古典家具的奥秘，这种基于移动智能设备的数字化展示媒介更能引起年轻人的关注，广泛的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此外，社交网络已成为互联网时代最流行最普及的社交工具，用户群体庞大，这些新媒体的利用，打破了非遗静态呈现的局限性。但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在社交网络的展示成功案例并不多见。
3.2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技术特性
3.2.1平台整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重构内容复杂庞大，需要在合理的文献观指导下开展多方协作。然而项目化的数据库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信息源产生桎梏，导致资源信息的分散或遗漏，以特定文化现象为依据对相关信息源进行规范聚类，更加全面客观合理。宋丽华等人提出以知识本体的理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进行抽象和归纳[5]。从知识的内部特征和外部特征两个方面利用元数据模型对概念化的知识进行表达。同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为核心进行项目普查资源集合，以展示为核心进行地方资源集合，以研究为核心进行专项研究资源集合，以宣传互动为核心进行知识传播资源集合，以申报工作为核心进行政务管理资源集合。3.2.2数字化技术的选择国内学者侧重于探讨不同数字化技术工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价值及应用范围。数字化的技术性主要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保存、继承、传播和发展创新中。数字化应用领域大致有数字化保存与存档；数字化虚拟博物馆；虚拟文物修复；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复原及演变模拟技术等[6]。所涉及的技术有空间信息技术、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数据库技术等[6]。空间信息技术主要包括感测与识别技术、信息传递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以及信息使用技术四个方面。信息传递技术包括各种通信技术以及广播技术；信息处理与再生技术包括对信息的编码、压缩、加密等，以及在对信息进行处理的基础上，形成的新的更深层次的决策信息；信息使用技术作为信息过程的最后环节，包括控制技术、显示技术等[7]。此外，数字化修复与演变模拟技术也备受关注。这种技术可以将三维建模、虚拟漫游、图像处理、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于现场调查和保护修复等各个环节，结合专家的领域知识进行艺术品的虚拟复原和演变模拟。
3.3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的管理层面
3.3.1知识产权的归属问题国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缺位，相关组织不健全，没有相关专门保护法。例如：2011年制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属于行政性法律，侧重于公权保护，对私法保护少有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私法保护存在特殊性和复杂性，涉及的法律较多，权利类型复杂、权利逻辑混乱。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成果是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整理创新，具有独创性的改造就可以收到著作权的保护，相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来说，对其知识产权的保护相对容易。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品通常以数据库、图片、视频等方式表现，数字化的过程中如果加入了独创性，就有可能会产生新产品，产生新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但是这种权利只停留在数字化成果上，并不能延伸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3.3.2产业化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产业建设包含政府机制、市场机制和公益机制三大运作体系。在此方面范对英国的全民参与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开了调查研究。英国成立了创意出口小组、文化遗产与旅游小组等把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进行开发、生产、推广、营销的总揽性与全民参与性的结合，从直接财政投资与拨款到产业化扶植，营造出全英国范围内可持续发展、人人参与的文化与艺术氛围。通过多层次分级的文化遗产管理与扶持体系为全民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供多种资助方式。最终整合成一个大众参与的、可持续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生态系统。
4总结及展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