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物保护的建议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对文物保护的建议，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翔安农民画；建档保护

1 对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解读

民间文化历史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是世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美誉，而项目传承人则被称作是漫漫岁月长河中的“提灯人”，传统民俗文化在他们的手中发扬光大。然而，由于资金短缺、年事已高、后继乏人等各种原因，不少项目传承人的生活、生存状态欠佳，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处于濒危状态。比如，北京市密云蔡家洼五音大鼓、北京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山东高密扑灰年画、重庆南溪号子、南京白局等都面临着消亡的可能。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岁数已高，如果他们去世，也就意味着这些民俗文化的彻底失传。如，厦门翔安农民画传承人梁金城今年已是73岁高龄，作为全国闻名的农民画家、翔安文化的“金名片”，梁金城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福建皮影的唯一传承人陈郑煊直到近百高龄，才在市级文化部门的牵头组织扶持下有了名义上的徒弟……

保护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正日益受到政府相关部门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做好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工作，是保护、抢救和传承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直接、最有力、最有效的关键举措，也是各级政府特别是档案、文化部门的重要职责之一。

2 对厦门市翔安农民画的相关解读

厦门市翔安农民画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特点鲜明且独特：朴实、生动、活泼、绚丽，蕴含强烈的乡土气息和浓厚的翔安风俗韵味，是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的艺术瑰宝。1988年，原同安县（含现在翔安区）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全国首批“现代民间绘画之乡”。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外来文化强势冲击、商业文化腐蚀、宣传力度减弱等诸多原因的影响下，曾经有过辉煌耀眼历程的翔安农民画陷入了濒危的境地：农民画家队伍人数急剧减少且后继乏人，翔安农民画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举步维艰。

目前，厦门市翔安农民画的主要传承人为梁金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梁金城于1939年出生， 1957年开始从事农民画创作活动，作品多次参加省市及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奖，受到美术界同仁及国际友人的赞誉。梁金城在全国美术界有较大的影响，曾和陕西户县的农民画家李凤兰被中国美术界称为“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一南一北两位农民画家”，《人民画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做过专版介绍。

3 厦门市翔安农民画建档保护的实现

对厦门市翔安农民画进行建档保护，将其通过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不同形式记录保存起来，不但能将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有形的物质形式体现，同时，由于档案本身的特殊属性及其作用能够使得这种保护形式更有先天优势：1.档案作为一种历史记录，是社会记忆的最真实可靠记录。原始记录性是其本质属性和根本特征，真实性是其本质属性的表现。对翔安农民画进行建档保护，实质是将非物质形态的文化事项固化，以达到记录、保管、利用的目的。2.档案的记录载体多样，档案本身承载的内容亦包罗万象，这样，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能比较好地体现特点鲜明、内涵丰富的翔安农民画的记录。3.档案有两个基本属性，一为凭证作用，二为参考作用。将翔安农民画以档案形式保存记录下来，其真实可靠性保证了其凭证作用和参考作用的发挥[1]。

3.1 主动征集翔安农民画及传承人的相关档案资料，建档保存。实际上，不少地方的档案部门已经着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建档保护。例如，辽宁省档案馆，发出公告面向全社会征集各类历史档案资料，像东北大秧歌、踩高跷、皮影戏等这些民间艺术，首次被收录进馆[2]；陕西省档案馆收藏了陕北贾四贵和陕南钟明华两位剪纸艺术家的21幅代表作，这是该馆首次收藏剪纸作品；昆明市档案馆与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将其保存的省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非物质文化民间传承人及传承技艺档案，以及反映昆明市彝族山歌、花灯歌舞、民间传说、民间小调、特色乐器演奏、民间小吃制作、民间手工艺等档案共计800余卷全文数字化并移交昆明市档案馆保管。

翔安农民画是翔安民俗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厦门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大亮点。对翔安农民画这一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征集建档，不仅能够丰富地方特色馆藏，使这一民俗文化品牌源远流长，更能让它成为文化产业大发展大繁荣的一大助力。因此，档案工作者需要主动作为，变“等档案”为“找档案”， 对有关翔安农民画诸如图书、照片、期刊、历史文稿、口述档案、画家手稿、新闻报道等档案资料展开征集工作，并及时建档保存。对属于个人并且比较有价值的画作等资料，除了积极提倡和鼓励画家向档案馆捐赠或者寄存，更得做好购买准备，申请并建立收集专项经费，将部分翔安农民画档案收购、征购进馆。同时，在翔安农民画申报市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填报、鉴定、审批、确定等申报材料，记录申报过程的新闻报道及宣传保护翔安农民画的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材料，同样具有重要的保存与编研价值，需要积极征集、妥善保管。

此外，可以为翔安农民画传承人建立传承人专项档案。对传承人档案的征集要求具体完整，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传承人与档案征集者的个人相关资料，比如姓名、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及职务等；与传承人相关的翔安农民画相关信息：形式、类别、特色、价值及与其有关的地方民俗文化；宣传保护翔安农民画及其传承人的各种活动中产生的新闻报道、宣传画册、相关著作、奖杯奖状奖品等背景资料[3]。

考虑到翔安农民画传承人年纪偏大等原因，为了保证传承人专项档案建立的最大完整性，可以考虑口述档案。通过对传承人的采访做口述录音及笔记记录、以录音带或者光盘载体形式归档，更能直接地体现翔安农民画的原始面貌。

同时，翔安农民画传承人专项档案建立以后还要对翔安农民画传承人的信息情况实行动态管理，对传承人的现状进行跟踪、反馈，及时掌握传承人的最新情况，比如个人获奖信息、开展翔安农民画培训情况、媒体最新对其的报道，等等，并在其专项档案中跟进调整。

3.2 建立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数据库，通过网站与传播。从现实考虑，互联网比传统书籍与音像制品更具优势和影响力，大部分的人群，尤其是年青的一代，越来越倾向并习惯于从互联网获取知识信息。因此，建立翔安农民画资源数据库，将征集处理后的翔安农民画相关资料转换到光盘、硬盘等数字化存储载体进行数字化存储，通过专门网站进行，将更容易吸引群众注意力、扩大影响力，更有利于传播翔安农民画的文化。

3.3 编写翔安农民画图志、研讨论文专著等文献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最主要途径之一就是编写志书、文化图考等文献集成资料。社会学者及专家要进行民俗文化、地域文化的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是其可靠的第一手资料[4]。

因此，在对翔安农民画的建档保护中，应建立起档案部门、文化部门与社会专家学者的良性互动，通过举办翔安农民画学术研讨会、图志编撰等有益形式，欢迎、鼓励、支持专家学者恰当利用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深入发掘翔安农民画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创造出一批具有理论深度研究价值的翔安农民画文献集成成果，形成翔安农民画档案运用、研究及普及相关知识的良好氛围。

3.4 立足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推动其产业化发展。在保护与抢救的同时，为了让翔安农民画能够得到持续、健康的发展，应立足翔安农民画档案资源，积极探索让翔安农民画与市场接轨，促进农民画的商品化，拓展农民画的商业价值，推动农民画的产业化发展。可以从提高农民画的艺术品质和商品化标准等方面入手，设计开发多种农民画衍生品，如农民画的包装礼盒、茶杯、挂历、纪念衫等；另外，也可以与农家乐旅游结合起来，在农民画家家中设立画室，或者开辟翔安农民画文化长廊，成为游人看山水美景、赏民间艺术、品风味小吃、体验翔安乡村风土人情的旅游新亮点。

参考文献：

[1]覃凤琴.从“非物质”到“外化物质再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及其价值考察[J].山西档案，2007（5）.

[2]赵亚敏、王云庆.档案馆等文化事业单位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途径[J].浙江档案，2006（8） .

[3]李昂、徐东升.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的征集工作[J].兰台世界，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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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保护;问题;建议

民和县历史悠久，远在旧石器时代有人类居住的痕迹。境内仰韶、马家窑、半山、马厂、齐家、卡约、辛店、唐注式遗迹遗物丰富，尤以闻名于世的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的命名地马厂塬遗址和被誉为“东方庞贝”的史前灾难遗址就坐落在这里。

一、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现状

近年来，在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县委、县人民政府和文化主管部门重视下，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一是各级领导对文物工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使文物保护管理工作得到了有序开展。县上与各级乡镇签订了文物保护责任书，进一步明确了保护责任和保护要求。二是在省、地和县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通过财政拨款、上级文物主管部门补助等多种途径对建国以来公布的国家、省、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更换、维修、加固、迁移了文物保护标志牌。三是加强对农田基本建设、小城镇建设和道路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遗址、墓葬都能依法保护。四是公安部门对盗掘古遗址、古墓葬，破坏文物的违法犯罪行为打击力度加大，使针对文物的犯罪活动得到遏制。

二、不可移动的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虽然我县在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随着社会经济事业建设步伐的加快，野外文物保护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面临着更大的压力和难度。

（一）主要问题

1、文物保护的社会氛围不浓厚。人民群众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偏差，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与己无关。文物保护的法律意识淡薄，积极主动性差，因而在庄基修建，农田基本建设等过程中存在一些遗址、墓葬得不到保护的现象，甚至还有发现地下文物隐瞒不报的现象。

2、自然或人为因素破坏了遗址、墓葬周边环境及本体。我县古遗址、古墓葬多处于黄河和湟水河流域沿崖的一、二层占地上，植被较差，水土流失严重，对文物本体造成一定的破坏。同时距离村庄比较近的遗址和墓葬，在人们生产生活中多遭蚕食，部分遗址和墓葬周围筑建了住房和畜圈，破坏了周边环境，导致遗址和墓葬地表标识完全消失，甚至破坏了文物本体。

3、盗掘等违法行为造成古遗址、古墓葬损毁。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对文物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一些不法分子为牟取暴利，盗掘古遗址、古墓葬，非法买卖文物。人烟稀少的区域古遗址、古墓葬，大多都有盗洞，盗坑的遗象。

（二）原因分析

1、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从整体情况来看，全社会普遍关心和保护文物的意识还不够强，部分干部群众不重视文物保护工作，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对辖区内和身边发生的破坏文物的人和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破坏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事件没有得到杜绝。同时受财力制约，各级在文物保护设施方面投入较少，使文物得不到有效的保护。

2、依法行政力度不够。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已颁布多年，但是文物执法的主体往往只限于文化部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职能部门缺少必要的沟通和协调，行动不一。致使破坏文物的行为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和及时处理。

3、文物保护力量薄弱。民和县流域面积大，文物点较多，仅靠文物部门和有限的经费难以实施全面保护。况且国家对古遗址、古墓葬采取“保护为主”的方针，不能主动进行考古发掘。其次，受资金等各方面的原因的限制，那些地处偏远，分布稀疏，本来就不便于保护的文物点，在发现这些文物点被盗掘时，文物部门只能采取回填的被动的保护方式。

三、加强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一）要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宣传，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法制观念

要充分利用“5.18”国际博物馆日、世界文化遗产日，法制宣传日，出动宣传车辆、散发宣传材料、张贴宣传标语、展示文物图板等形式，在城区、乡镇、村庄内进行广泛宣传，增强广大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

（二）要不断巩固文物保护网络建设

我们要按照“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制定管理制度，签订责任书，层层抓落实。要进一步完善县、乡、村三级文物保护网络体系，在县上成立文物保护领导小组，督查全县的文物保护工作情况;各乡镇成立由分管文化的副乡（镇）长任组长，文化专干为组员的文物保护小组，负责本辖区区野外文物的保护工作;各村以村委会成员和业余文物保员组成的文物保护小组，定期对本村周围分布的文物保单位进行巡查。如发生盗掘事件立即上报主管部门，并向公安机关报案。制度要健全，责任要落实。

（三）要加大对文物事业经费和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

各级财政都应把文物保护经费纳入社会事业费预算之中，并逐年有所增长。同时应积极探索财政、社会团体、企业、个人筹集文物保护经费，设立文物保护基金的机构，便文物保护工作能得到资金保障。

（四）要加强文物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

文物保护是一项专业性较强的工作，我县作为一个文物大县，至今没野外文物保护的一个专业机构，一直由县博物馆代管，博物馆人员编制少，且多为中途调入，专业知识极为薄弱，队伍结构不合理。至今没有考古和文物修复的专业人员。当前急需要引进专业人才，尽快建立起一支既有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又能吃苦耐劳团结协作的高素质文物工作专业队伍，同时也要加强管护员队伍建设。

（五）要充分做好文物利用工作

在做好文物保护前提下，要加强文物的合理利用工作，一要充分利用文物，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二要充分挖掘文物资源，为我县旅游事业的发展服务，发挥文物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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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文物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标志，其具有着较高的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以及科学价值，人们通过文物可以了解历史文明的魅力，而博物馆对于文物而言，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例如：博物馆能够有效保护与管理文物，使得文物的存在价值得到不断地增长，并且有效延长了文物的存在时间，由此可以看出，博物馆对文物保护与管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博物馆在保护文物与管理文物过程中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问题，现本文以下将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现状以及其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介绍：

（一）相关法律以及政策的支持力度不够

我国针对博物馆保护文物的重要性而对其文物保护与管理而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针等，从而为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而提供有力支持，然而实践生活中，博物馆以及地方相关部门并没有重视保护、管理文物的必要性以及意义，以至于没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策方针来执行对文物的保护、管理，致使博物馆中的文物屡次遭到了破坏。

（二）博物馆文物遭到破坏且未按相关文件标准来对其进行维修

根据目前博物馆文物现存情况来看，有不少文物处于常年失修的状态，以至于文物逐渐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致使整个博物馆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另外，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自然环境的侵蚀，以至于有关文物会遭到破坏而逐渐失去其历史文化价值。

（三）关于博物馆建设力度不够问题的分析

随着近几年国家对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重视程度的加深，逐渐加强了对博物馆的建设，但是博物馆的建设水平以及其力度较西方先进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以至于博物馆难以发挥保护、管理文物的作用，甚至在对博物馆建设时出现资金紧张的局面，致使地方相关政府渐渐忽视博物馆的建设。

二、探讨改进博物馆文物保护与管理的相关有效措施以及建议

由于博物馆对文物起到保护与管理的作用，则需要不断地提高其保护、管理水平，从而有效保障文物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执行，本文以下针对上述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几点相关有效建议以及改进措施，从而提高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价值。

（一）科学制定相关文物保护方案

博物馆保护与管理文物的前提工作，是需要搜集文物相关信息与资料，并且根据文物自身特点而制定相关保护方案，从而有效、顺利开展文物保护工作，进而充分发挥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搜集文物相关信息资料对博物馆开展保护、管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文物相关信息资料的采集是一个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工作，并且对其信息资料的搜寻力求做到全面与具体，例如：文物的照片、其价值评估、历史信息等资料，同时，还需要对文物进行检测，以了解文物的材质、工艺以及其病害机制等信息，从而为制定文物保护方案而提供有力依据。

（二）重视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工作

文物遭到破坏除了人为因素以外，就是自然环境的因素影响，由于文物在博物馆存放的时间较长，其会受到灯光、空气等因素的影响而出现腐蚀性破坏现状，因此，博物馆部门需要对其做好相关防护性保护措施，从而使得文物能够有效避免遭到环境病害机制的侵害，进而有效保障文物的自身价值。

（三）进一步规范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程序

由于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较繁琐、系统性较强的过程，为了使得博物馆保护文物、管理文物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则需要不断地规范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工作程序，从而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实现规划化与科学化，进而有效延长文物的存在时间以及提高其自身价值。另外，还需要不断地对文物自有的材质以及工艺进行反复试验，从而以得到文物材质的性质以及性能，进而为后期修复文物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继而有效提高文物修复水平。

三、探讨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的未来发展趋势

随着近几年各国对文物保护的重视程度的加深，均对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从而使得文物保护工作逐渐趋向规范化与科学化：首先，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开展逐渐呈现以人为本的特点；其次，加强对民众宣传文物保护教育工作，使得博物馆保护、管理文物工作呈现全民化趋势；第三，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逐渐应用相关计算机技术来实时监控文物，从而保障文物的安全性。

四、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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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文物 保护管理 水平提高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389-01

中华文明历史底蕴深厚，聪明的先民们用他们的智慧创造了不计其数的历史辉煌。岁月更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那些颇具时代价值、艺术价值和研究价值的文物，是中华文明的璀璨明珠。这些文物都承载着它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所具备的科技、文化、民俗、资源、生产力等各类信息，是不可再生的人类宝贵的财富。我们要建立专门的文物保护部门，宣传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提高文物保护的管理水平，保护祖先留给我们珍贵的遗产。但是我国的基层文物保护工作还不到位，还存很多问题，因此，增强我国的基层文物管理工作，提高我国文物保护水平，是社会所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一、目前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

1.缺少一支高素质、专业性强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队伍

目前，从事基层文物工作的人员，结构成分复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而文物保护又是一个特殊工作，需要具备较高的专业素质和较深的理论功底，许多人很难适应文物保护岗位素质要求，要想更好的促进文物保护工作，这就迫切需要建设一支更专业的文物保护队伍。加之长期缺乏必要的文物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和深造，缺乏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自觉性，造成目前难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新形势。

2.人们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保护的观念

中国地域广泛，文物遗址分散，加上不同地区人文的差异和思想价值的异同，不可避免地导致人们对文物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在认识上不尽相同。另外，整个社会对文物的保护宣传力度不大，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强，导致社会上出现一些干扰、破坏文物保护工作的现象，甚至有的人铤而走险，不惜违法，这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文物保护工作。另外，社会上许多人对文物的理论与知识的缺乏，尤其思想观念上漠视或淡化，这部分人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商家企业，平民百姓，他们大多看中的是地方经济效益、眼前利益、区域发展，而对文物保护所产生的更深层次的隐形的价值熟视无睹，从而导致基层文物保护工作困难重重。

3.不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展文物保护工作

国家为了对文物进行保护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使文物保护工作有法可依，但是在现实的工作中法律法规不能对文物保护工作者起到约束的作用，给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带来消极的影响，甚至有的部门根本不依照文物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办事，这就使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导致我国的文物遭到破坏。

4.经济发展与文物保护失调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工农业生产建设以及旅游开发用地占地在逐年增加，人们对于经济利益变得越来越重视。一些地区古墓葬古遗址和田野不可移动文物，面临人为的破坏。当文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出现矛盾时，人们往往追求的是如何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人们会毫不犹豫的选择经济发展，文物保护为开发和经济建设让道，文物法规难以有效实施，文物保护难以有效落实，管理工作造成失控。这就给我国文物保护带来了消极影响，给文物留下了不可恢复的损害这些都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的新课题。

二、提高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对策及建议

1.加强文物人才队伍建设搞好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应切实抓住重点，循序渐进抓好落实

一要加强专业培训。将从事文博管理的专职人员送上级文物管理部门或大专院校进行定期培训或脱产学习，提高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使他们真正成为基层文博管理的骨干和专业人才。二加大基层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了解文物调查、文物保护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三是结合业务工作的需要培训。围绕文物普查，非遗保护等工作进行专题培训，学以致用，厚积薄发。在加强专业培训的基础上，还要不断挖掘人才资源，充分整合社会资源。积极引进专业人才，使他们成为基层文物保护的领军人物。要积极组建文物保护队伍。文保部门、文保单位、文化市场、公安、消防等单位，齐抓共管，联合工作，形成文物保护有机整体。以此支持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2.充分调动社会公众参与文物保护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公众参与是文物保护的重要基础？，人民群众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创造者，使用者和守护者，是文化遗产保护推进的源头活水和真正动力。广大人民群众是否支持和积极参与，是决定文化遗产保护成败的重要因素。只有公众倾心地、持久地？自觉守护，才能实现文化遗产的真正保护，只有公众积更应该寻找二者协调的结合点，更多的尊重历史，保护历史，不让历史长河沉淀的宝贵财富付诸东海，要极投入维护历史文化的努力之中，让祖先遗留的文物光芒四射。同时，我们积极地在社会营造历史文物保护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和受益权，自觉接受公众监督，积极创造条件，拓展公众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渠道，充分发挥公众和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3.严格立法，遵守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文物立法是文物保护、执法之本。文物的法律法规是有效实施文物保护管理的基础和保障，也是文物工作者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的有力武器。建立健全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对于加强文物保护法制化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和极大的推动作用。要严格的约束文物保护各部门的工作，严格的遵守相关管理规定，以减少我国文物的破坏和丢失的数量，保证我国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好我国的现有文物。

4.整体协调，统筹规划，科学发展

文物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人文资源，在推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同样起着不可替代和举足轻重的作用。要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工作方针，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在基本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对文物的保护，促成二者之间高度的和谐和统一；正确处理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文物资源的利用必须是在保护性质的基础上进行，只有将保护和利用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使“人类瑰宝”文物遗产得到永恒的持久的传承，泽被今人，惠及后人。

总之，基层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加强对文物相关社会现象的观察、完善文物保护法规和建立起优秀的文物保护管理队伍，是促使文物保护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可靠途径造，是福子孙后代的益民工作。

参考文献

[1]刘心玉.我国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现状与对策[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2（8）.

[2]聂一虹.浅谈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及对策[J].企业导报，2011（10）.

[3]钱惠江.浅论当前文物保护工作的创新机制[J].文学界（理论

版），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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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项目组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对主城区200多个危旧房改造片区进行了拉网式调查，共登录了191处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其中渝中区数量最多共96处，江北区23处，南岸区15处，沙坪坝区21处，九龙坡区4处，大渡口区2处，巴南区10处，北部新区4处，渝北区1处，北碚区15处。按文物保护单位级别统计，包括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处，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8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0处，三普文物点152处①。按文物类别统计，包括古建筑43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142处，石窟寺及石刻5处，其他1处。上述191处文物，列入抗战遗址名录的35处，革命遗址2处，优秀近现代建筑11处。除单体文物外，危旧房改造片区还涉及到18个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包括市级历史文化街区3个，即磁器口传统街区、湖广会馆-东水门传统街区、金刚碑老街传统风貌街区，以及《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1年修订）中列入的历史文化风貌区3个，即上清寺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七星岗历史文化保护片区、解放东路历史文化片区。

2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

2.1规划思路和原则

（1）主要思路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文物保护规划是配合大型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而编制的文物保护规划，其规划内容、规划范围以及规划措施都有很强的针对性，既要符合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又要考虑工程项目的实际情况。主城区是城市文明的发源地，尤其渝中半岛作为重庆母城，留存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资源，积淀了厚重的城市历史文脉，承载了巴渝儿女共同的城市历史记忆，大量的历史建筑就是其物质载体和历史明证。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使多数老建筑面临被拆除的威胁，对老建筑进行调查、甄别，实施抢救性保护成为当务之急。在长期的实践中，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也在随认识的不断深入而更新，越来越强调文化遗产本体与历史环境并重，文化遗产本体和文物所处自然、历史环境的保护与整治是文物保护规划的第一要义。只有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的前提下，才能谈如何发掘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内涵，使文化遗产得到合理利用和展示。本次规划秉承先进的文化遗产保护理念，以广泛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文物价值进行综合评估，充分考虑、统筹安排，力求规划的高指导性和强可操作性。（2）规划原则本规划在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地方相关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国际（文件）的基础上，提出了严格遵循“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坚持原地保护优先，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重点保护、重点发掘，结合科研，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发展有机统一起来的规划原则。我们充分地认识到，文化遗产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必须最大限度地加以保护，对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和社会价值的文物，要尽量调动有关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予以保护。文物是人类的祖先留下来的珍贵遗产，我们每一代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将它们保护好，并传承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以实现文化遗产的代际平衡。保护文化遗产，既要保护其真实性，又要保护其完整性。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衡量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文化意义的内在统一程度的标尺。文化遗产保护是要保护真实的文化遗产，而保护的目的是要真实、全面地保存并延续其历史信息及全部价值。文化遗产的完整性既依附于其真实性，亦体现其真实性，完整性的内涵既包括有形范围上的完整，即文化遗产本体组成部分和结构的完整，也包括其所处环境风貌的完整。保护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同时要处理好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采取统筹规划、分类保护、突出重点、分步实施的方式，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经济建设之间的关系，着眼于长远利益，达到双赢的局面。

2.2规划需处理好的几对关系

（1）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关系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将一直伴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之中。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和遗迹，它们只是人类活动产物的千万分之一，因而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就是历史性、不可再生性和稀缺性。当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要保护好文物，并将它们以最好的状态传给子孙后代。因此，保护必须是首位的，要以长远利益为重，考虑代际平衡。同时，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这一属性要求对其加以合理利用。多年的实践证明，保护和利用是文物工作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离开利用的保护将会出现僵死的局面，而不谈保护的利用必将是竭泽而渔。文化遗产的利用重在合理，首先是利用目的的合理性，要能够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优秀文化的传承；其次是利用方式的合理性，应该要能充分体现文化遗产的公共性，使更多人享受到保护成果；最后是利用程度的合理性，任何形式的利用以不威胁文物安全为限。（2）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长期的、浩大的工程，它着眼于长远利益、综合效益。它与城市建设之间存在一定的矛盾，但这些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文化遗产是一种集有形和无形为一体的宝贵资源，如果保护得好、利用恰当，它可以成为城市竞争的软实力，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为宣传城市、打造城市添加厚重的筹码，无形之中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环境。从某种程度上说，城市建设是在创造未来文化遗产，这种“创造”不是无本之木，所“本”就是祖先遗留下来的这份珍贵遗产。因此，不能一味要求文化遗产保护向城市建设妥协，文化遗产不应该是城市建设的绊脚石，只要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文化遗产，将能够达到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双赢。（3）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民生的关系文化遗产保护尤其是旧城区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民生问题关系十分密切。多数旧城区的建筑破败，生活设施和基础设施不完善，环境脏乱差，宜居程度较低。旧城区的历史建筑，尤其是未定级的文物建筑，居住者通常都是城市较低收入人群。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要保护遗产本体，另一方面也要保护和整治周边环境风貌，改善旧城区基础设施和生活设施，为居住在其中的居民创造宜居的生活环境。（4）文化遗产本体与周边环境风貌的关系随着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不断更新，我们越来越认识文化遗产依存的历史环境是文化遗产完整性的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文物的真实性，脱离了特定的历史环境，文化遗产的价值将大打折扣。与遗产本体一样，遗产所处历史环境同样是不可再生的，且更脆弱易损。因此，文化遗产历史环境的保护与遗产本体的保护同等重要。依托文化遗产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对其周边环境风貌（历史环境、自然环境）进行整治，使之与遗产本体之间能够协调统一。

2.3规划主要技术手段

（1）危改片区内的拉网式实地调查根据《重庆市主城区危旧房改造规划》（2008年）中2008年至2010年全部危旧房改造片区分布图（地形图），我们组成若干工作小组，对所有危旧房改造片区范围进行拉网式全覆盖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对每一处发现登录的文物点都按照设计好的调查表格内容，进行GPS定位、摄影照相、文字记录、现状测绘，并将它们逐一标注在片区分布图上。除此之外，我们还对周围原著居民进行走访，获得文物历史沿革、变迁以及有关历史背景资料。（2）实地调查基础上的文物综合评估规划中，在对危旧房改造片区进行拉网式实地调查基础上，对所涉及到的文物进行整体的价值分析后，我们建立了针对每处文物点的综合评估体系。（3）依据综合评估评级制定合理的保护措施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我们制定了包括原地保护、就地迁建、异地迁建和留取资料等四种文物保护措施，并坚持原地保护优先原则。对于单体建筑而言，综合评估评级为“”的多采取留取资料，“”以上的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则结合所在片区用地性质采取原地保护，或就地迁建、异地迁建，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均采取原地保护的措施。对于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文化风貌区内的文物，尤其是市级历史文化街区和列入《总规》中的历史文化风貌区，一般均采取原地保护措施，结合片区功能定位整体保护。（4）利用卫星地图进一步明确文物现状在第二阶段的文物保护规划中，我们将每个危旧房改造片区红线和片区内的文物点分布情况，全部准确标注在最近更新的卫星地图上。这样一来，危改片区及文物点的位置、文物周边环境等信息均一目了然，对危旧房片区拆迁、文物保护都是一种很好的指引。

2.4主要保护措施及实施情况

主城区危旧房改造工程涉及的191处地面不可移动文物，原地保护、就地迁建、异地迁建和留取资料的文物点数量分别为114处、18处、12处、47处，分别占总量的59.69%、9.42%、6.28%、24.61%。原地保护是指不改变文物点原有的周边环境、风貌、基础和位置，待条件成熟时经现状勘察后针对具体病害施行加固、维修等保护手段。实施原地保护要求尽力保留文物原状和尽可能多的历史信息，维护并改善文物周边环境风貌，保证文物遗存本体及其载体环境的安全。在对本体实施保护时，须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原材料、原工艺，按照原形制、原结构进行保护，新技术的使用须采取谨慎的态度，体现可逆性和可识别性。由于本规划坚持原地保护优先原则，尤其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原则上不得就地迁建或异地迁建，评级较高的未定级文物保护单位也以原地保护为主，如川康平民银行、望龙门客运缆车遗址、人和门城墙遗址、重庆海关总署旧址、汪全泰号、白象街151号历史建筑、海关办公楼旧址、大溪沟电厂苏联专家楼、文昌宫、周家湾别墅、文星阁、重庆特钢厂仓库等。上述文物点后来大多陆续进行加固、维修，并被公布为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而规划中建议原地整体保护的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风貌区内文物，基本都得到了有效保护。就地迁建是指在不改变原状、不破坏原有文物周边环境风貌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就近整体移位迁建保护。本规划对就地迁建文物的规划选址提出建议，即结合危改片区的社区功能考虑，尽量选择片区规划绿地，不占建筑容积率。在工作中应按照“原材料、原结构、原工艺、原形制”四方面要求，做好解体前的测绘和修复设计工作，解体和迁建过程中要做好相关记录。本规划对陈诚公馆、徐远举公馆、交通银行旧址群等建议实施就地迁建，即便作出此建议，我们仍强调优先考虑原地保护。异地迁建是针对原地原址无法保护或已无原生文物环境风貌，但具有较高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地面文物，进行异地搬迁集中保护，并提取相关资料。异地迁建较典型的案例包括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里的几栋建筑，多是原李子坝片区和牛滴路环沿线危改片区内的抗战文物集中迁建至此，集中展示重庆抗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方面的历史风貌。除上述比较成功贯彻执行规划措施的案例外，还有一部分未得到执行的。例如有的片区部分文物点原定保护方式为原地保护或就地（异地）迁建，但在拆迁过程中予以拆除。

3加强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建议

近年来，随着对过去若干年城市化进程的反思思潮的出现，各级政府对城市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越来越重视，通过对危旧房改造工程文物保护规划编制情况的回顾和实施情况的初步追踪，我们对加强城市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3.1坚持文物保护优先、原址保护优先原则

文物保护优先、原址保护优先原则是文物保护法的规定，这也是文物所具有的稀缺性、不可再生性和脆弱性的内在要求。不可移动文物不同于可移动文物，除本体外，所依存的周边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同样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文物历史内涵的重要构成。搬迁复建将流失掉宝贵的历史信息，尤其是关于重要的历史时空信息，搬去的只是文物的“壳”，也必将失去文物的“魂”。

3.2调整城市建设规划程序，强化文物保护前置审批

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的矛盾长期存在，但并非不可调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状，应该调整城市建设规划程序，将文物保护列入规划和建设审批前置条件。从技术上可以通过在文化遗产保护管理中引入地理信息系统，完成文物部门和城乡规划部门信息共享来实现，这样一来规划部门能够及时准确对涉及文物用地的土地性质、权属等作出统一、明确、合理的认定，在规划阶段实现城市建设对文物本体及其保护范围的避让。

3.3通过一定的政策优惠，吸引社会力量进入文化遗产保护

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导力量，但单靠政府无法满足文化遗产保护的需求，这需要通过土地、税收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吸引社会资金注入遗产保护。例如（1）通过减免税收的政策来鼓励历史建筑、街区的所有者、使用者、管理者对历史建筑、环境进行符合文物保护要求的维护；（2）通过优先开发城市中其他地块的权利来吸引开发商投资历史建筑、街区的保护项目；（3）通过优先古镇、历史街区内及其周边配套服务设施的经营权，吸引开发商投资古镇、历史街区的保护等。主城区危旧房改造中，有的地段和片区的文物保护通过引进社会力量投资，达到保护与利用共赢。

4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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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文物；保护和利用；解决矛盾；执法管理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5）06-185-001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它是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留物采取的一系列防止其受到损害的措施，这个过程叫做文物保护。目前，县区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滞后，现状不容乐观。

一、县区文物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一）文物保护现状堪忧，文物管理和利用水平低

1.历史遗存自然损坏严重。由于文物保护经费不足，文物保护专业人员短缺，我区一些珍贵历史文化遗存处在自然损坏的状况中，尤其是多数未定级的文化遗存自然损毁现象严重。不少古遗址、古墓葬、石碑等地面文物，由于长时间处在自然界的风雨浸蚀之中，加之未能给予定级，没有纳入保护范围，变得面目全非，极不利于文物保护。

2.库房文物自然毁损不容乐观。由于库房条件差，没有调湿调温设备，使得收藏于其中的古籍字画、古代文书等纸质文物霉变、虫蛀、酸化脆变严重；出土的铁器、青铜器等金属文物出现锈蚀、朽烂现象。没有合适的陈列柜，许多珍贵文物要么简单地挤放在木架上，要么堆积在铁柜里。如果这些情况不尽快改变，祖宗留下的部分珍贵文物将会从我们这一代人手里永远消失。

（二）文物保护意识不强，文物保护工作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一是各级领导重视不够。尽管各级领导都认同“文化是一个城市（地区）的灵魂”、“文物是有形的历史文化载体，是物化的历史，具象的教科书”等观点，但对如何加大对文物遗产的保护力度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文物工作的“五纳入”也只是写在文件上，没有很好地得到贯彻实施。各级党委、政府没有形成文物工作的议事机制，只是在遇到文物突发事件后临时开个紧急碰头会，进行一事一议。

二是人民群众认识不深。从1982年10月旧《文物法》颁布实施，到2002年10月新《文物法》颁布实施，直到现在已三十三年之久，但由于宣传的不够，导致广大群众，甚至许多国家工作人员也不甚了解，认识不深，甚而出现盗掘墓葬、破坏古文化遗址、隐匿私藏文物等违反《文物法》规定的事件发生。更为甚者，少数群众对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进行阻挠、刁难，影响文物工作进度。

（三）文物保护工作体制不健全，基本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突出

《文物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本行政区域的文物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第二十九条规定，进行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事先报请文物部门组织从事考古调查、勘探。然而，实际操作中，许多规划、建设项目，不通知文物部门参加，文物部门甚至连每年有哪些建设项目都不知道。往往只是在建设过程中文物被破坏后，接到群众举报后才知道哪里在进行工程建设。纵然如此，涉及到抢救性发掘经费问题，时常是磨破嘴皮，也很难争取到相关费用，极大地挫伤了文保干部的积极性。

（四）文物保护工作科技含量低，专业干部素质普遍不高

文物保护工作一直停留在七八十年代的水平，工具是探铲、铁锹、傻瓜照相机等原始工具。出土的器物用水洗、纸包来进行处理。干部职工很少有机会接受专业培训。工作水平仍停留在经验层面上，缺乏科学依据。理论知识的欠缺导致考古行业的勘探证、发掘证等资质证拥有为零，许多岗位，如鉴定、修复等工作无人能开展。

二、建议及对策

当前县区文物保护管理工作中所面临和存在的问题，保护意识不强是根本原因。当代人不能以积极的态度进行传承保护，更有甚者以自身利益为目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破坏。作为文物工作者应正视现实、冷静应对。笔者认为应做好以下几点：

1.加强领导，提高认识。一是加强政府主导和法制健全的背景支撑。通过党委和政府组织的力量，通过对城市化有效的宏观引导和政策支持，动员并实现多种形式广泛的政治参与，不断完善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发展规划体系。二是加大文物保护相关资金投入。三是提高文物管理工作者自身的业务水平，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四是加大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重要意义的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文物保护及重要性的认识。

2.文物部门适时应变。文物管理和执法部门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城市化建设的发展要求，在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文物工作方针指导下，做到“主动配合、提前介入、有理有度、争取两利”。“主动配合”要求文物部门应该积极主动把工作做到前头，主动配合城建有关部门把好基建审批关，不要等到出了问题，木已成舟时才去干预。“提前介入”要求文物部门要有一种责任在身、当仁不让的责任感。要针对有些部门对文物法规的不甚了解，自己“提前介入”，将本地的文物分布情况提供给规划部门，以便他们掌握文物资源状况，在审批基建项目时，避免矛盾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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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市发展；文物保护；分析

Abstract: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development and heritage conservation; heritage conservation measures in urban development at the same time do a good job.Keywords: urban development;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TU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在城市建设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关城市建设单位应与有关文物保护部门有机结合，互相勾通，有较地保护及利用好祖国的珍贵文物，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涉及到文物保护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在开发之前，应听取有关文物部门的意见，杜绝后患，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现代化城市发展建设与文物保护应互相兼顾，互相促进，相辅相成，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发展与文物保护两个行业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城市发展热遍及全国各地，为我国的经济建设、人民居住水平的提高，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正是由于这股热浪及经济利益的驱动，对文物保护工作造成了巨大压力。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得勤在《纪念〈文物保护法〉颁布十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最近兴起的房地产热当中，出现了不经文物部门审批就擅自把文物保护范围内的土地或者是带有文化遗址的土地，以批租转让的形式间接地卖给了开发商的情况。 例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圆明园”保护范围内的200亩土地，租给了香港某公司，租借期为40年；洛阳批租了大约20平方公里的土地，里面含有一大块隋唐时期的文化遗址；在厦门、福州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不难看出，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城市发展对文物保护有着极其不利的一面。 随着建设规模的日渐增大，破坏文物的事件时有发生，令人痛心和惋惜，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

众所周知，文物是不可再生的民族文化瑰宝，是社会文明和民族精神的物化载体。现在的文化遗产，都是千百年来我国传统文明的结晶，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艺术、建筑、伦理和风尚，显示了历史脉络和传承关系。 这是我们的根，是我们今后生存发展的文化基因，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明内容。其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物保护和城市发展，两者是可以兼顾并重的，完全可以有机结合、协调发展。试想，一座城市如果没有相匹配的文化基础设施就没有生命内涵，没有情趣，也没有韵味。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发展中理应得到重视，这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一项基本内容，在城市发展中应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应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及其他法律法规。

国家早在 1982 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之后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国家文物局、建设部、土地局下发了《关于在当前开发区建设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过程中加强文物保护的通知》，从政策和法规方面对文物保护做出了明确的指示《文物法》第八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第十六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制定城乡建设规划。应当根据文物保护的需要，事先由城乡建设规划部门会同文物行政部门商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措施，并纳入规划”。在深入开展城市发展、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工作中，要增强各级政府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使广大群众参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各级领导要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充分认识城市发展中加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精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落实责任，切实将文物保护工作纳于城市发展的管理体系，纳于领导任期目标考核内容，充分发挥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作用，消除文物保护工作中的“有法而无法依法办事”的怪现象。

日前，河北省保定市实行了文保“乡长追责制”，乡长与县政府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因工作不到位和措施不力出现问题，乡长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行政乃至刑事责任（《人民日报》2009 年 2 月 18 日）。

文物保护事业必须得到领导的大力支持，如山东省即墨市的领导，指示在城市发展中，要首先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搞好文物保护单位的规划，亲自带领开发商多次到山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即墨县衙进行实地调研。 在修复旧县衙大堂的过程中，市领导多次到博物馆看现场、听汇报、提建议，并解决问题。《文物法》第十五条规定：“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别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市、县级人民政府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建立记录档案，并区别情况分别设置专门机构或者专人负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应当根据不同文物的保护需要，制定文物保护单位和未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具体保护措施，并公告实行。”要确定保护标准和范围， 把保护内容纳入到城市发展中，同步协调发展。

2、文物保护工作不只是文物保护部门自己的事情，它需要各级政府、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协作。

《文物法》第八、九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公安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海关、城乡建设规划部门和其他有关国家机关，应当依法认真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物的职责，维护文物管理秩序。”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势必涉及旧城改造及土地出让等种种问题，必然会遇到一些文物和遗址，解决这些问题只靠文物部门是绝难胜任的，要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以国家保护为主，全社会参与，以各级政府带头，有关部门（财政、城建、海关、工商、公安、房地产开发等）参加的文物保护新体制。

《文物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内， 不得建设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不得进行可能影响文物保护单位安全及其环境的活动。对已有的污染文物保护单位及其环境的设施，应当限期治理。”但由于规划等部门对各项大小项目有一定的具体审批权，掌握相关资料，因此确需相关建设单位与文物保护部门相互配合协作，做到要按步骤、有重点地摸底排队，分门别类地搞好调查，加强分工协作，从源头上规范文物保护工作，使其危害降到最低。在征求文物保护部门意见的同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做好相关规划。对于即将消失的遗迹，要做好拍摄、绘图、记录等工作，保存资料。再次，要处理好保护与利用、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旧城改造与文物保护是一对矛盾，不能只讲服从于经济建设，一切文物给其让路，也不能只强调文物重要，搬动不得。毁掉一个文物非常容易，但要重新修复，不但浪费财力、物力，而且也不是原来的风貌了。风格各异的古代建筑， 构成了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景观，体现了昔日的古朴风貌和历史文化传统。 要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对有价值的文物古迹严加控制，加强管理，及时维修。 旧城改造，并不是非改旧如新，也不是保持旧貌，而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旧城保护和新城开发有机结合。 这样既保护了文物景观，又推进了城市发展步伐，形成一个既有历史渊源又有现代风韵的现代化大格局，从而提高城市的发展水平。在城市发展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都应立即保护现场，迅速报告本县（市、区）文物部门进行处理，对地下出土文物不得哄抢、私分、藏匿。公安、工商、环保、规划、建设、文物等部门要相互协作，明确责任，分别担当各自的工作职责，加大对盗窃、盗掘古遗址、古墓葬和盗抢文物以及文物非法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我们要加倍珍惜祖辈留下的遗物， 在保护好的同时，充分利用这些文物资源，丰富文化内涵，进行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全社会认识到文物在精神文明建设及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充分利用独特的历史人文景观，整合文物资源，开发旅游项目及土特产品，拉动旅游、经济发展；还可增设纪念标志，让古老的历史文化焕发新的生机。

3、结束语

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行业，但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城市发展热遍及全国，为经济建设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对文物保护造成巨大压力，因此文物保护与城市发展在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下，应有机结合，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及相关法律、法规：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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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保护配套政策执行的情况不理想。尽管国家早在60年代就出台了文物保护暂行条例，并对条例进行了重复修改，在文物保护上进行了宏观调整制约，我县也于1996年11月出台了《XX县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对机构、编制、经费、管理、奖励、责任等方面作了全面规定，但总体而言，在这些规章制度的宣传、贯彻、执行等工作上仍有欠缺，还未真正发挥作用。

（二）对文保工作的认识参差不齐。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日益多元化的社会里，社会民众也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群体和个体，对文物的认识和行为也就有了差异。特别是在遇到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相冲突、矛盾时，由于对文物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信息的理解和文物价值的认识不全，部分群体形成了保护文物就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偏面观念，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文物建设性破坏。

（三）综合应变能力低下。综合应变能力低下，在文物系统表现为工作人员业务不精、信息系统不畅通、发现文物紧急保护处理能力低；在全局表现为各部门思想不统一，步骤不协调，处理和打击文物非法****、盗墓、哄抢文物等方面配合不密切，工作不到位，取得实效不明显。

（四）文物损毁严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馆藏文物约1000万件，而仅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就有8000万件。相比之下，我们对有悠久历史的祖国骤然产生一种忧虑。更可悲的是，就是留下的这一点点仍在遭受各种冲击和劫难。一方面是恶意的破坏。犯罪分子受暴利的驱动，铤而走险，进行盗掘、盗窃、倒卖、走私等犯罪活动。有些地区凡是有封土的古墓，大都有盗洞，XX的龙山、笔架山古墓群也是其一。就在这个月的16日，鄣吴镇玉华山就发生了一起盗墓案，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介入侦破之中。据统计，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馆藏文物被盗案件比去年同期下降了67%，而古墓葬被盗案上升了63%。另一方面是无意的破坏。其中多是人为的“建设性破坏”和“旅游性破坏”，在这两个方面我县的文保压力特别大。我县的文物资源丰富，仅公布的就有6个省保单位，12个县保单位，115个县级文保点，113个不可移的文物。如何正确处理和把握园区建设、农田整治、道路建设等与文物保护间的关系，值得我们慎重研究。

二、深入贯彻文保五纳入原则。

在全国发生的文物案件中，从区域看，分布在区县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占多数，从部门行业看基本建设、城市改造和旅游开发占多数。所以，这两方面的文物保护，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重点。抓新文保法贯彻落实，推进文物保护工作，关健是正确把握和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着重是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将文物工作“

五纳入”即：把文物工作纳入当地以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财政预算，纳入体制改革，纳入各级领导责任制的规定真正落到实处。

（一）要依法将文物保护纳入领导责任制。守土有责，确保文物安全。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领导责任制，是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管理体制的核心。根据“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文物的义务”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依法落实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的义务和职责。尤其是在城市建设和旧城改造中，必须明确文物保护的责任，责任到人，做到守土有责，坚持依法办事，确保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一处不动、普查登记的文物一处不少、其它重要文物必须保护。

（二）要依法将文物事业发展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制定目标、实事和年度计划，推动文物事业的发展。根据“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规定，将各地区的文物保护与当地的经济发展、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紧密结合起来，确定当地文物事业发展的目标、计划、政策和保证措施，并切实组织落实。将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按照本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每年至少两次研究或切实解决文物工作中的实际问题，为文物工作的不断发展办一、两件实事（如：整治、修缮、开放文物单位等）。全面做好计划项目的逐年落实工作。

（三）要依法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城乡建设规划。使文物保护实现法制化、规范化管理。正确把握和处理保护和建设的关系，必须加强文物保护规划的制定、完善管理法规，建立必要的审批制度和工作程序。要公布与实施《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管理规定》、《地下文物埋藏区的管理办法》等系列制度，这些规定文件，是指导和处理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关系的基本依据，必须遵照执行，严格落实。要制定管理程序和措施。城市改造、市政建设项目的选址，涉及文物的项目审批前应由文物部门提出意见。文物部门要依法行政、依审批程序办事；要积极参与本地区建设规划的制定，提出文物保护的建议。加强和完善文物保护与城乡建设统一规划、统一实施、依法管理的工作机制。

（四）要依法落实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实现文物保护与当地各项事业协调，同步增长和发展。文物事业社会化、公益化的特点，决定了文物保护由政府投入为主、社会广泛参与的特征。根据“国家发展文物保护事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和“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增长而增加”的规定，政府要树立和增强文物事业是社会化、公益化事业的观念和意识，提高将当地文物保护工作纳入财政预算重要性的认识，依法落实文物保护的事业经费和专项经费；并根据本地区年度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具体情况，按照一定增长比例，为本地区文物的保护、管理和事业发展提供经费保证。要建立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确保资金规范、合理使用，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把当地的文物保护和其它事业的发展一样重视，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实现协调和同步发展的良性循环。

（五）要依法落实将文物工作纳入体制改革。完善基层干部队伍编制与岗位责任制，确保当地文物工作的稳定发展。将文物保护工作纳入体制改革，是各级政府建立完善的文物保护体制的中心任务。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工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规定，切实加强和完善管理体制。要建立有效的行政管理机构，依法建立和健全各项制度，保证文物管理机构的设置、工作人员和管理岗位的确定。

三、当前我县的文保工作的任务

（一）抓好文物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的规划编制。各地方政府要认真组织抓紧实施，划定和落实各地区、各级文物、以及历史文化保护区、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范围及建设控制地带，纳入当地的城乡建设和发展规划。做好与发计委、建设、国土、交通等各方面的衔接与协调，确保预防为先，真正履行保护为主的原则。

（二）进一步拓展文物保护单位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文物单位的社会教育和服务功能逐步形成以文物保护单位为基础、市县级博物馆为骨干、民办博物馆为补充的文物展示体系，努力提高陈列展示和服务水平。要创新资源配置，在陈列展览的策划、组织中积极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各级各类文物资源跨地区、跨行业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馆藏文物的利用率和影响力。进一步加强博物馆基础设施建设，争取及早启动新博物馆的建设，早日发挥新博物馆的社会化服务职能。据统计，北京共有123个博物馆，年接待观众3000余万人次，全市文物和艺术品销售额逾20亿元。

（三）要拓宽文物事业资金的筹集和投入渠道，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促进文物事业发展。《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若干经济政策的通知》（国发［2000］41号）进一步明确了支持文物事业发展的经济和财政的优惠政策。我们要积极通过捐赠等方式设立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支持吸引社会资金支持文物保护事业；倡导在全面理解和贯彻执行文物工作方针的前提下，对文物进行“合理利用”，增加事业性收入，逐步建立政府为主，社会参与的文保新格局，建立文物修缮、文物旅游、文物复仿制、文物展览、文物流通等经营实体。

（四）建立和完善良好的工作联系和协调机制，共同承担起保护与发展的历史责任。文物保护是社会化、公益化的事业。它不单是政府某个部门的职责，而是涉及社会经济、计划、财政、城市建设、文化教育、民族宗教、旅游、公安、工商等部门和领域的综合性工作，文物保护有赖于各部门的密切勾通与配合。其次是要健全信息网络，确保信息准确、及时、畅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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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县文物保护工作现状

经过三次历史文化遗产普查，大部分县城至今有省级文保单位3处，县级文保单位31处，已公布的重要文物保护点70处，及200多处登记在册的地面文物。这些被各级人民政府公布或未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中，有新石器时代遗址、唐宋窑址、明清古民宅、古桥梁、古墓葬、摩崖石刻、名人故居和革命纪念地等等，类型齐全，历史延续性强，是我县六千年文明史的纪实写真。尤其是构筑在海岸线上的40余处明代抗倭遗址，更是我县人民抗击外敌侵扰的历史见证。近年来，我县库藏文物的收藏量也显着增加，器物类从原有的数十件增加到目前的xx多件，字画从百余件增至千余件，另有古籍6000余册，宗谱80余种，还有大量的碑刻、墓志铭、工艺品与革命文物等等，为我县建立博物馆、展示地方史和民俗文化，开展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对地下文物的保护，文物管理部门一贯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在目前经费紧缺又无博物馆和专用库房的情况下，对已知的古墓葬、古遗址、古窑址等地下文物，尽力做好原地保护工作，待时机成熟再报批发掘，进行科学研究。对在基建中暴露的各类地下遗址，只要一得到信息就积极组织人员进行抢救性调查发掘，从不遗漏。近几年，先后抢救性调查发掘了万家山墓葬群、黄土岭墓葬、何婆岭墓葬、象山三中古墓葬区、大溪蒋村宋代古墓、黄狗山宋代瓷窑残址、花岙岛古代遗存等，尽职尽力做好了塔山路东首延伸段的塔山遗址的保护工作，使一批面临厄运的地下文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多年来，我县通过财政拨款、上级文物部门补助和群众自发集资捐赠等多种途径，筹集了数百万元资金，视各文保单位不同情况，已全面或部分整修了石浦城隍庙、大徐殷夫故居、丹城石屋、丹城姜毛庙、东门岛灯塔、东门岛天后宫、王家谟烈士墓、陈汉章先生墓、爵溪街心戏亭等十余处省、县级文保单位和重要文物点。在维护和整修各级文保单位的同时，注重使用单位和专(兼)职管理人员的落实工作，加强定期检查，即时提出保护意见及整改措施，使这些不可移动文物得到较为妥然的保护。对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不仅落实专人值班和法人代表负责制，做到24小时不断人，还加强双铁安全保护措施，实现110报警联网，单位职工双休日、节假日轮流值班。文物部门在现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监管好库藏文物的安全，xx年被评为宁波市文博系统安全先进单位。

二、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县各级文保单位及文物保护点受损情况普遍存在。如丹东街道林海赤坎游仙寨，寨城护体石墙大部分被拆，寨城内建有非法庙宇和水泥面道路，寨城东边新建的公墓区严重破坏了环境风貌;丹城塔山遗址保护区外沿修筑道路时不经勘察调查就动工，破坏了地下遗存;基建工程中民工挖沙掘土暴露出土文物擅自捣毁或私藏现象时有发生;爵溪街心戏亭周边电力、通讯、有线电视等杆线密布，不仅破坏环境和景观，还存在严重隐患;王家谟烈士墓旁屡建养鸡场，鸡粪遍地，臭气熏天，严重破坏环境;陈汉章先生墓区缀学亭围栏及墓道石凳被毁，纪念壁上先生瓷像遭砸;石屋景区乱建违章建筑等等。更有一些文物急需进行抢救性的保护，如爵溪街心戏亭后厢房年久失修而破旧;陈汉章先生故居缀学堂房屋倒塌急待整修;许多古建筑电线老化隐患严重;王家谟烈士墓区通道严重毁损;第五批文保古建筑单位励氏宗祠、东陈鉴公祠等的维修，因缺专项资金无法启动。

(二)原因分析

1、对文物价值认识不足。一直以来，有些领导和有关部门视文物保护为包袱，为经济建设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障碍，往往从眼前的经济利益出发来衡量文物的价值。如古建筑保护中有人认为这有损于城市建设的形象。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以一拆了之来对待文物保护，或者要算眼前的经济帐，保护文物要花多少钱，而拆后搞开发能赚多少钱。不能充分认识到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千百年来形成的历史文化沉淀。它不仅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素材，而且文物资源可直接或间接地为我县经济建设服务，是现代化建设中不可再生的宝贵财富。

2、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从我县情况来看，全社会普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一些地方领导和干部不重视文物保护工作，严重缺乏文物保护意识，认为文物保护是文物部门的事情，与当地政府无关，文物保护与否对其政绩无任何关系，缺乏守土有责的责任意识。普通群众则认为文物保护是政府的事情，与己无关，毫无顾忌地占有出土文物，随意地破坏文保单位的周边环境风貌。如爵溪城墙非法建筑时有发生，环境风貌遭到严重破坏。

3、文物依法行政力度不足。文物保护虽然有《文物保护法》可依，但由于《文物保护法》规定文物执法的主体不是文物部门，而是工商、公安、规划等执法部门，由于没有协调处理好相互之间关系，所以造成文物被破坏情况发生时，往往得不到有效遏制或被处理。如丹城赤坎游仙寨遗址内建有非法庙宇和道路，文物部门无力处理，相关部门由于职责关系，相互推诿。

4、文物部门的保护力量相对薄弱。文物保护是一项既困难又复杂的工作，而文物部门既无权又无人，更缺乏经费，根本无力实施对许多该保护的文物实施保护。

三、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与建议

文物是不可再生资源，加强文物保护工作至关重要。针对目前我县文物保护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下步，我们将进一步落实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工作方针，坚持有的放矢，加大力度做好文物保护，为我县三个文明建设服务。归纳起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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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通过ICOMOS、UNESCO等官方网站及国内相关的法规选编书籍，搜集了近百年来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文献，在对法规原文及国内相关译文加以比较与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中涉及的旅游开发活动、游客活动、社区等相关内容加以整理，用中、英文关键词“旅游”(tourism)、“游客/参观者”(tourist/visitor)、“社区/当地”(community/local)、“设施”(infrastructure)、“环境”(environment)、“教育”(education)、“利用”(use)、“展示”(presentation)、“阐释”(interpretation)等加以搜索与筛选，然后对选中本文所直接参考引用的文献内容进行概述。《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①是第一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规，它规定了古代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基本原则，并成为后来被ICOMOS大会所采纳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威尼斯)》(下简称《威尼斯》)②的基础。该重点阐述了如何通过行政和立法措施、现代材料与技术资源以及国际协作来实现历史纪念物的保护。《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③、《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④、《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⑤及《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以下简称《内罗毕建议》)①等文献主要为本文提供了关于设施建设与环境影响方面的内容。《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最早注意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旧城更新等给文化遗产带来的“建设性破坏”，并就此提出积极保护景观与特征、保护历史地区等相关措施建议。其后的几个文件也是在世界各地重要文化遗产正遭受由迅猛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破坏威胁的背景下形成的，其中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具有深远意义。《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旨在“建立一个依据现代科学方法制定的永久有效的制度，共同保护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自其1975年12月17日生效②以来，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这一问题才受到各国政府和公众的普遍关注和逐步重视。《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③为各遗产公约国提供了具体操作规范的文件，该操作指南据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发展而做不定期的修改(张松，2006)，至今最新的版本是2013年版④。《历史园林(佛罗伦萨)》(下简称《佛罗伦萨》)⑤、《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下简称《华盛顿》)⑥《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⑦和《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⑧等文件是对具有国际古迹保护权威性文件《威尼斯》的重要补充。《佛罗伦萨》是关于历史园林与景观保护的，它对历史园林的定义与目标、维护与保护、修复与重建、利用、法律和行政保护等进行了具体的规定。《华盛顿》针对历史城镇与街区的保护详细规定了保护历史城镇和城区的原则、目标和方法，该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重视社区的参与和发展，影响着以后的国际法文献对遗产地社区的关注，如《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就把当地人民的遗产保护参与以及他们的生活习惯纳入到整体性保护的政策中，进一步扩展了文化遗产完整性保护的概念;《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根据时展变化的要求对关于历史城镇的保护与管理的定义与方法做了新的诠释，它进一步要求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作为目标，并阐述了旅游发展在其中充当的角色与作用。《文化旅游》①与《国际文化旅游》②是ICOMOS颁布的关于文化旅游的两个重要文件。《文化旅游》是在文化遗产地日益遭受旅游利用的破坏威胁同时旅游利用又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初步表达了早期国际法对旅游利用的态度。1999年的《国际文化旅游》取代了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重新阐述了旅游和文化遗产之间的作用与关系，并强调东道主社区的文化个性和文化遗迹与国内外游客的兴趣、期望和行为之间的关系。与1976年版的《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鼓励保护组织与旅游业的积极对话，不再将旅游简单地视为“被迫容忍的业务”，对推进国际法的旅游利用认识发展进程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③是ICOMOS2008年颁布的，它进一步阐述了文化遗产的“阐释”(interpretation)④与“展示”(presentation)定义与目标。《国际文化旅游》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重视文化遗产地的“阐释”活动，认为遗产阐释是同时满足游客体验与提高公众意识的根本途径。《文化遗产地的阐释和展示》则进一步丰富了阐释活动的内涵，对文化遗产地的旅游阐释和展示活动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2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过程

2．1从关注环境影响到关注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变，首先表现在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到对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影响共同关注的过程。旅游开发作为文化遗产地的主要利用与发展方式，对遗产地所产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大体可以分为经济影响、社会文化影响以及环境影响⑤。其中，旅游环境影响是国际法关注较多的一个方面，而旅游对遗产地东道主社区带来的社会文化影响与经济影响是国际法较晚与较少关注的内容，但是随着人们逐渐认识到东道主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作用，国际法也越来越多地关注各种保护措施与旅游利用对社区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1)对旅游环境影响的关注关注旅游开发建设活动带来的环境影响。早期的国际法，如《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和《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强调各类工程与修建活动对遗产地景观及其环境的影响。《内罗毕建议》则直接指出，“要防止因旅游业的过分开发而造成的危害”(第31条)等。其后的《佛罗伦萨》与《华盛顿》同样强调，对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交通设施、停车场等要加以控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1997起还要求申报遗产的提名报告要提供遗产地的环境压力如污染等方面的信息(第64条)①。关注游客压力及不恰当行为造成的环境影响。早在1931年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就开始意识到游客行为对文物古迹的影响，建议“教育工作者应劝阻孩子和年轻人做出污损各类纪念物外观的行为”(第7条)，而其后的多数国际法均强调通过恰当的教育手段提高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以及引导恰当的保护的行为，如《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建议“缔约国应使公众广泛了解对这类遗产造成威胁的危险和根据本公约进行的活动”(第27条)。《佛罗伦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②和《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还考虑到了游客的数量及其分布的不平衡对古迹环境承载力的影响。可见，从早期到近期的国际法，在文化遗产地所进行的包括旅游在内的各种开发利用活动所造成的环境影响，始终是国际法关注的重点内容。(2)对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影响的关注《内罗毕建议》是相对较早关注社区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变化的文献之一，它认为，“保护措施不应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第46条)。其后，《华盛顿》提出，“为了保护这一遗产并为了居民的安全与安居乐业，应保护历史城镇免受自然灾害、污染和噪音的危害”(第14条);《国际文化旅游》序言③指出，“过度的或没有妥善管理的旅游也可能使东道主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生活方式降格”;《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提到，“为了遗产和当地居民的利益，保护与管理计划应该要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第4条g)。这些都表明了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各种保护措施及旅游开发利用所导致的负面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同时，国际法还认识到旅游利用可以带来的正面影响。如《国际文化旅游》序言指出，“旅游可以为文化遗产创造经济利益，并通过创造资金、教育社区和影响政策来实现以保护为目的的管理”等;《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指出，“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由此可见，国际法在对待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影响问题上，已经从主要关注旅游环境影响过渡到对环境、社会文化与经济影响的共同关注了。2．2从关注遗产保护需要到关注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需要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还表现在从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需要的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认识过程。对遗产本体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一直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主旨与核心内容，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是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认识逐渐完善的过程(刘爱河，2009;张朝枝，2008;张成渝，2010;张松，镇雪峰，2007)，也表明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越来越深刻与完善。而国际法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以及对游客精神体验需要的关注在近几十年的国际法文献中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1)对东道主社区发展需要的关注随着国际法越来越认识到东道主社区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因此也越来越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地位与作用，并强调实现东道主社区的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如《华盛顿》在其原则与目标中指出，“历史城镇和城区的保护首先关系到他们周边的居民”，“居民的参与对保护计划的成功起着重大作用，应加以鼓励”(第3条);《考古遗址的保护与管理》序言表明，考古遗产的其他构成部分是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组成部分，对于这类遗址和古迹，当地文化团体参与其保护和保存具有重要意义。尽管继《华盛顿》后的许多国际法也开始认识到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需要，但对于社区具体如何参与遗产保护与发展计划则缺乏明确的引导;直至1999年《国际文化旅游》，才将如何满足东道主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以及政治参与需要的内容具体化。《国际文化旅游》将东道主社区的需求作为整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六大旅游发展原则中，有两大原则强调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的参与需要(原则四)和发展需要(原则五)。《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序言则明确要求，“对历史城镇地区的任何干预都必须以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与环境质量为目标”;“可以通过信息、增强意识和培训等方式来帮助居民参与”(第3条h);“历史城镇的旅游发展应该基于对当地社区身份及其文化和传统活动的尊重与支持”(第4条g);“旅游活动必须尊重并不妨碍居民的日常生活”(第4条g)。可见，东道主社区的保护参与和发展需要已经成为国际法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重要内容。(2)对游客体验需要的关注游客体验的需求是多方面的(Quan，Wang，2004)，而国际法最关注的常常是对游客的遗产教育。从最早的《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起，遗产教育计划就被写进各种国际法文件中，而“旅游”一词较早就是以承担公共教育任务的功能出现在国际法文件中的。然而，这些教育计划并不是以满足游客体验需要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这种公众教育在遗产保护中的必要性，实际上也是从遗产本体保护的需要为出发点的。真正对游客体验需要给予较多关注的是《国际文化旅游》。的一大原则就是，要“确保带给游客一段有价值的经历”，提出，“古迹保护和旅游的计划应该提供游客高质量的信息，以确保游客最清楚地了解遗产的重要特征和保护其需要”，“旅游者应该能够以他们自己希望的速度和方式游览古迹遗址”，“提供恰当的设施，可以保障游客的舒适和安全，并提高旅游的享受程度”(见《》原则三)等，强调从信息、教育、精神提升、安全与舒适、娱乐等多方面满足游客文化遗产旅游体验的需求。从对文化遗产本体的保护需要认识到对社区发展与游客体验的需要认识过程，体现了国际法对旅游利用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2．3从被动、消极到主动、积极的旅游利用态度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的态度上，是一个从被动、消极地限制旅游开发利用活动，到主动、积极地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的过程。早期的国际法文献大多只是为了尽可能地确保遗产本体的安全而对各种开发建设活动有所限制，如旅游利用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的国际法文献对设施建设问题的处理，大多表现为通过“禁止”、“限制”、“监督”的手段来“控制”和“预防”可能威胁遗产本体原真性与完整性保护的影响;在对待游客的态度上，则希望通过“劝阻”“教育”等手段来减少游客的不恰当行为对遗产物的污损;在对待东道主居民方面，早期的国际法文件也只是在意识到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已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提出相关的建议，较少考虑到社区居民的参与保护和发展需要等。早期关于文化旅游的《文化旅游》把旅游业看作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社会、人文、经济和文化的事实”(基本立场第1条)，认为“旅游将对人类的一般环境特别是文化遗址产生重要的影响”(基本立场第2条)，因此，“必须认真研究这种影响，使这些影响保持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基本立场第2条)等。由此可见，早期的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问题上处于被动与消极的态度。《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从1997年就提出了关于旅游发展规划与旅游管理的要求①，但最能体现国际法对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转变的是《国际文化旅游》。该序言将旅游看作是“文化交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和“自然和文化保护的积极力量”。与《文化旅游》相比，《国际文化旅游》不再将旅游看作是被迫容忍的业务，转而更关注旅游发展的正面影响，并以“促进和鼓励旅游业”、“促进和鼓励保护文物各方和旅游业之间的对话”等作为的目标，体现了国际法在对待旅游利用态度上的一个巨大转变。在处理旅游利用与遗产保护的矛盾问题上，与过去的“禁止”、“限制”、“监督”、“预防”等手段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更注重可持续的“计划”、“管理”和负责任的“推广”。在对待游客方面，与单纯的“劝阻”和“教育”相比，《国际文化旅游》提出通过“阐释”与“演示”等适当的、启发性的计划促进和鼓励高度的公众意识。在处理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问题上，《国际文化旅游》不仅提出要让东道主社区和原住民共同参与保护古迹和旅游的规划中来，还关注东道主社区在旅游和保护活动中的利益等。在此基础上，《文化遗产地的阐释与展示》又进一步为具体的阐释与展示活动提出具体的指导原则，使旅游利用活动更切合文化遗产地的保护。最近的《保护和管理历史城市与城镇地区的瓦莱塔准则》是关于历史城镇保护与管理的，它也将“旅游”作为独立的条目进行了相关的阐述，认同“旅游业可以在历史城镇地区的发展振兴中发挥积极的角色”(第4条g)，警惕大量游客给历史城镇地区带来的危险，要求“保护与管理规划必须考虑到旅游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并控制这个过程”(第4条g)。可见，与过去被动、消极的“应对式”态度相比，国际法如今采取了更为主动、积极的态度来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与社区发展中的正面力量，并要求主动“控制”负面的影响，这显示了国际法在认识旅游利用的进程中态度的积极转变。

3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认识发展对我国相关立法的启示

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认识的发展演进过程，实际上反映了国际法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日益全面与完善。国际法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态度的积极变化显示，国际法支持并鼓励制定合理的旅游发展目标与管理规划来尽可能地降低旅游的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鼓励发挥其对于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的积极力量。这一积极变化，对我国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首先，应充分认识与理解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既要以主动、积极的态度充分利用和发挥旅游业在遗产保护和社区发展中的正面作用，又要努力控制旅游业所可能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其次，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社区旅游参与和发展，既要尊重当地社区及其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又要将社区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需要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并充分利用和发挥社区及其居民在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中的积极力量。最后，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应该重视游客的精神体验，从游客体验需求的角度制定相应的“阐释”计划，通过满足游客的体验需要来实现文化遗产的教育目的。然而，在我国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中，相关的立法引导与规范仍然处于缺位的状态。虽然目前我国已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简称《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为骨干的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叶秋华，孔德超，2008)，但现行的《文物保护法》(2007修正)及其它文物保护法规体系，多侧重于明确保护对象、保护内容和保护方法(叶秋华，孔德超，2011)，却忽视了针对文化遗产的旅游利用实践的引导与规范;对于社区与游客利益的法律保障、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与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更是严重缺失。与社区及其居民利益最为密切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24号2008．04．22)，同样也只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内容，旅游利用方面的内容则完全缺失，社区及其居民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被完全忽视。纵使是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中国国家委员会制定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04第二版，以下简称《准则》)①也侧重于遗产本体的保护原则、程序与工程。虽然《准则》支持“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的利用”(见第4条)，但对于保护与利用所产生的社会与文化影响以及如何发挥和保障社区及其居民在保护和利用过程的作用与发展需要等方面也缺乏应有的关注。此外，尽管《文物保护法》与《准则》均提及文物古迹的展示，并以其作为公众教育的宣传手段，但只是强调遗产价值展示与再现(张朝枝，2010)，却忽视了游客实际的遗产体验需要。由此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尚未体现出对文化遗产旅游利用应有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体现出其对当地社区及其传统文化价值应有的认识和尊重理解(叶秋华，孔德超，2011)，这与我国当前文化遗产旅游利用的实践完全脱节。缺乏相应的法律引导与规范，这就使得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往往变成了纯粹的商业化运作，文化遗产面临过度开发的危险(胡红梅，2010;叶秋华，孔德超，2011)，并且频频出现游客与遗产地景区、游客与居民、居民与政府、居民与开发商等之间的利益矛盾与冲突(卢松，等，2010)。文化遗产本体非但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文化遗产地内还出现了各种负面的社会与文化影响问题(胡红梅，2010)，这不仅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法的规定不相符合，也违背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初衷，不利于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