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发展史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发展史，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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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中 学业水平 考试 制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志码】B 【文章编号】1008-1216（2015）03C-0010-01

考试招生制度是我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不仅承担着为国家选才的重任，也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大计，关系到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每个学生的前途命运。

2014年9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为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指明了大体方向。在教育部的统筹安排下，浙江和上海成为全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综合改革试点省市。

随着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启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性在逐步提升，在此大背景下，回顾该项考试的发展历程，会为更好地组织实施该项考试提供宝贵经验。

一、自治区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工作回顾

1983年，教育部提出了高中毕业会考的设想，指出毕业考试可以和升学考试分开进行。

1990年8月，《国家教委关于在普通高中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意见》印发，指出要在全国推行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按照该意见的要求，各地陆续组建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的组织管理机构。

在积极筹备的基础上，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自治区于1992年10月印发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实施方案（暂行）》，正式开始组织实施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工作。

2000年3月，教育部了《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各省、市、自治区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继续组织实施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工作。

随后，自治区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组织管理权下放到了各盟市。其他省、市、自治区或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组织管理权下放到各市、县或学校，或者取消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制度。但大部分省、市、自治区之后又陆续恢复了省级统一考试。截至2010年，除和自治区不组织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外，其余省、市、自治区均组织开展普通高中毕业会考，并更名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的功能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是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的继承和发展，是避免学生严重偏科，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检验学生学业水平的一项制度设计。随着我国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逐步具备新的功能。现阶段，笔者认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促进学校教学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使每个学生都成为合格的高中毕业生。

（二）建立普通高中教学质量的评价和监测机制，为教育督导提供数据。

（三）较全面地反映高中学生各学科的学业水平，为教学提供参考与指导。

（四）配合高考改革。目前，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基础上，改革高考的科目设置和招生录取方式已成为改革的趋势。

（五）国际上高中学历认证的有效方式。随着我国出国留学人数的大幅上升，许多国家对我国学生的高中学历也要进行认证。

三、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情况

从2010年4月开始，我区开始对是否实施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进行调研。通过调研论证，我区决定将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组织实施工作由盟市收回自治区，在全区普通高中实施学业水平考试。

2012年1月，《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方案（试行）》正式下发。方案主要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性质与功能做了界定，对考查对象、科目、内容、时间，成绩及认定，考试结果的使用，命题、阅卷和分析评价以及组织管理等各环节工作做了规定和说明，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工作提供了依据。

全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内容为课程标准规定的必修内容。考试实行全区统一命题，命题依据普通高中各学科课程标准，体现科学性、客观性、基础性、规范性、导向性和公平性原则。

每次考试结束后，全区会组织高校教师统一进行网上阅卷。组织专家组，以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结果为依据，进行教学质量分析和评价，形成有价值的分析报告和评价意见，提供给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机构和学校，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2013年1月12～13日第一次全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开考，考试全部在已建成的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进行，考试的各项组织实施工作均是按照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标准执行。截止到2014年12月，全区已成功举行了四次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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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考研冷门专业主要有宗教学，伦理学，法律史，考古学，经济思想史，教育法学等。

宗教学。以宗教和宗教发展史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社会科学门类，是哲学的二级学科；伦理学。是关于道德问题的理论，是研究道德的产生，发展，本质，评价，作用以及道德教育，道德修养规律的学说；法律史。是法学领域内的一个重要学科，该学科已经经历了近50年曲折艰辛的发展历程；考古学。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在中国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其他国家 多从属于人类学，也有划归艺术史的；经济思想史。 也称为经济学史

（来源：文章屋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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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代音乐史；乐律；考古；文献学

中图分类号：J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4-0114-02

对于古代音乐分析书籍，最全面的要属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这篇文章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对整个音乐变化有深度的研究分析和探讨，为学习音乐之人，提供很好的参考研究资料。但是对于古代音乐的理解，不能只停留在几部书上，应当对整个音乐文化，仔细阅读思考，用自己的思维总结概括，对音乐的学习必须学会独立思考。研究音乐要从本质上入手，只有从本质研究问题，才能更深层次的了解，并能掌握其发展命脉。比如，乐学律学方面的知识，通过对唐宋以降对于民间俗乐的极大关注表现出来。

一、考古学的最新成果

近十年来，音乐考古学主要围绕学科的规范、资料的收集、方法论的探讨以及新的表现形式的发展等问题，学科建设进入稳定的“深研”期。教育机构逐渐加强对古典音乐的重视。目前，对于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 “一本教材”、“一个中心”、“三种方法”、“一套编钟”、“一个乐团”。对音乐进行全面的分析，对古代各种音乐表现形式，加以详尽的概括。通过对本书的阅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首次提出了“表层、中层、深层”的渐进研究方法。“一套编钟”是指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王孙诰编钟。“一个乐团”即华夏古乐团。

杨荫浏先生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一书也是重要一部著作之一，内容的描写上，理论性知识更多，通过对理论知识的研究和实际古代音乐的各种表象形式，将其概括的很详细。我们可以说这本书有着转向唯物史观的历史性成就，对未来音乐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其中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不能忽视的，主要是以丰赡的资料、亢分的篇幅描述了各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创造音乐文化的累累成果。要想学好音乐，必须将这两本书吃透，对古代音乐发展有了解，如果研究一项艺术，不知道其发展根源，那么即使得到成绩，也不能显示纯粹的艺术。所以，学习音乐，首要任务就是了解音乐发展史，解读古代音乐史。

二、中国古代律学与乐学的新总结

围绕京房六十律是否依据“卦气说”的《易》学象数模式所创立而展开的辩论，这是最早的关于音乐律学的古代书籍，对此书要想深入了解，不但要有专业的音乐知识，还要有对古汉字理解能力，因为此书为古书。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陈应时先生撰文为《“京房六十律”申辩》，通过专业的知识，指出京房六十律没有附会八卦之说，将传统的错误观念及时纠正，为音乐史开拓一片全新天地，对其真实一面的展现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将会影响整个世纪。值得我们欣慰的是《黄钟》在2006年第l期发表了星海音乐学院教授赵宋光先生的《邦境语五十冬》一文，又带来不小的风波，再一次指明应当科学的研究音乐。

《邦境语五十冬》谈到的内容很多，对古代音乐有整体概括，主要谈到了我国的五声调式、民族和声与西方和声体系和律学体系的不同。提出学习音乐不能只顾着西方音乐，要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希望能建立民族旋律学科，将乡土音乐文化引进小学课堂。中国古代是五声音阶，而现代是多元化音阶，五声和七声都是现代音阶的一种，已经发展到爵士、布鲁斯等。虽然有这么多音律，但是古代音律非常重要。

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李玫研究员的专著《东西方乐律学研究及发展历程》，这本著作是近年来不可多得的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全面系统的概括了音乐理论知识，为后代人学习音乐提供重要研究资料。该书的主要内容是对当今律学研究提供研究方法，从本质上研究音乐，进而才能更好的解决各种问题。还介绍了律学研究的历史发展，涉及到很多国家，包括印度、阿拉伯、欧洲以及中国的律学研究现状进行了系统归纳，理清音乐发展系统。原本音乐的发展是非常复杂的历程，如果没有足够的知识很难将其概括，必须投入大量心血对其研究。2007年武汉音乐学院学报《黄钟》第2期刊发了天津音乐学院郭树群教授的文章《朱载培与“东方式的文艺复兴’’》，为今天进一步研究古代乐律学的深层学术问题指出了方向，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其中心含义，文章认为朱载培是东方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文化大师”，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文艺复兴的巨星，二者之间没有可比性，不同的文化背景创作不同的音乐，每个时代的音乐都在进步，或者说每个时代有不一样的东西产生，只要满足人们心理需求就是好的音乐，各自有各自特点，表现其文化背景下的优越性就是好音乐，这是其他事物无法替代的，进一步明确了朱载培的学术贡献。

三、对古代乐器的重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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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考古工作进行得越来越顺利，大批的古代珍惜文物相继呈现在世人面前，让人们得以欣赏和研究，但是伴随而来的是长期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也急剧损坏，由于人为的破坏，考古学家不能够清楚地揭示古代的优秀传统文化.

加强考古及对地下文物的调查、勘探、鉴定和保护工作，继续划定并公布地下文物埋藏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内的建设，坚持先勘探发掘，后进行建设的原则，在旧城内进行基本建设工程时，依据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 ，加强考古调查、勘探工作，从而把考古工作列为文化保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阻止文物被损坏，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该被完善，加强监管力度和惩罚力度.更根本的是切实提高保护意识.遗址考古的核心是保护，应尽可能不发掘或仅进行小面积发掘来解决学术问题 .应将文物保护作为考古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的必要内容，确保重要遗迹和出土文物在第一时间获得妥善保护.应充分考虑遗址整体保护和科学展示的需要，按照最小干预和永续保护原则开展考古工作.应根据考古工作进展情况，及时提出遗址保护，展示的意见和建议.并让他们懂得历史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保护文物遗存是每个人的责任.同时应该创新举措，完善遗址考古工作保障体系，具体办法如下：

（一）省级文物部门应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为遗址考古工作顺利开展创造条件，在政策、经费、人员方面给予重点支持.规划和设计单位应联合考古单位共同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保护展示方案，考古单位应积极参与遗址保护规划编制、保护方案制定、保护和展示工程实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管理的全过程，在诠释遗址内涵、认定遗址价值、评估遗址保存和保护现状、划定遗址保护区域、选择遗址保护和展示方式、确定遗址展示对象和展示方法等方面提供专业意见.

（二）遗址所在地文物部门及遗址管理机构应主动加强与考古单位的合作，在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日常管理中，支持考古单位严格执行遗址考古工作计划.遗址管理机构应委托考古单位在有关工程施工现场进行考古监理，确保文物安全.施工单位应配合做好工程前期考古和施工过程中的考古监理和文物保护工作.施工结束后，考古单位应向遗址管理机构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交考古监理报告，内容包括施工时间、施工区域、文物保护措施执行情况、现场新发现文物情况和处理措施等.考古监理报告应作为工程监理报告的一部分，并作为工程验收的重要依据.

（三）加强科技和设施保障.推进遗址考古的数字化和标准化建设，建立遗址考古数据库和科研平台：不断改善遗址考古工作条件，逐步建设完善文物标本库、考古工作站等基础设施.

（四）加大投入力度.在充分保障连续性遗址考古工作经费的同时，遗址管理机构还应将结合遗址本体保护和环境整治工程开展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出土文物保护，以及工程文物影响评估和工程施工考古监理等工作所需费用列入工程预算.

（五）加强大遗址考古专业人才的培养、培训和引进，提升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专业水平.努力创造条件，保持专业队伍的相对稳定.努力吸纳文物保护、科技等方面的人才参与遗址考古工作，提高工作的科学性.

（六）国家文物局和省级文物行政部门加强遗址考古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与验收，检查、验收结果作为项目考核的重要指标.对拒不执行有关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国家文物局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暂停或终止遗址保护项目的立项和审批，或取消相关资质.

二、丰富中国历史文化内涵

中国，作为东方历史古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在亘古以来的人类历史文明的长河中，持续发展的社会历史从未间断，而各个历史时期都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积淀了不为后人所知的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考古工作正是通过地层学、类型学和年代学等科学手段及科学仪器，以历史实物印证历代文献的记载和丰富史籍内容，探索祖国历史及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向世人揭示中国在以往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及文化发展水平.

多年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大致包括对许多重要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和文明要素进行探讨等等.这些探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考古勘探对了解中华古老文明的发展和它对人类的贡献，深刻认识自然、人类的发展及其历史的关系，预见我国未来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史为鉴，科技考古对古代遗址、古代气象、古代地理、人文条件以及遗物的科学研究，可以告诉我们古代科学技术与人文的发展历程.

考古勘探工作也是认知遗址文化内涵的基础.从不同的侧面揭示了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社会生活和生产发展水平，不断地为我们对古代社会不同阶段城市发展的认识增加新的内容，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社会发展史的历史文化内涵.一系列考古发现及研究成果，所揭示的中国历史上创造的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远远超出所有文献的记载甚至人们的想象，通过考古发掘所展示的社会历史文化，能使世人更为全面地领会到灿烂辉煌的中国历史文化.

三、形成良性循环，保护文物遗存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能力限制，也有社会的限制，然而历史文物遗存却深厚悠久，不一定也不可能在一代人的时代内就能够完全完成整个文物发掘，造成这样的局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对于那些不可抗性因素，人们不能做什么，只有通过考古勘策调查为后人留下足迹，让他们在我们的基础之上完成文物的发掘和保护，让人类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还原历史文化，传承历史发展.通过向公众展示向遗传考古工作的过程和成果，积极普及文化遗产保护知识，充分发挥考古工作的教育与社会服务功能，不断增强遗址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促进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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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们始终宠爱食物，

尊重并敬畏着。

历史课本上写着最早的中国人在山西运城附近的丁村，早到十万年前。

偶尔翻杂志，说据考证丁村人其实还要早，在25万年以前。考古学家是极了不起的人群，对时间的把握不是分秒，常用单位量词是万年，动辄十万、二十万年的，不是一般人的格局和眼光。放下杂志，心里十分纳闷，考古学家到底找到什么了，抬手一指就把丁村人又支到了二十几万年前？

决定去丁村看看。

村口有个公交车站，但好半天不来一辆车。像我这样的吃货，饭是一定要吃饱的，车不来正好。车站旁边有一家乡村饭馆，一进院有很多手工编的筛子、簸箕，有一口石磨，听得到鸡叫，看得见苍蝇，狗儿在太阳底下趴着睡觉，有人进院也睁只眼闭只眼的，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好地方，是地道的农家。

进屋坐下，店主问：你家到我家吃点啥嘛？

当地人在用人称代词你我他时都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家”字，有点农业社会一家一户男耕女织的味道，很亲切，但有时也能吓着你。比如，店主问：你家从哪里来？回答北京。店主说，喔，听说你家又盖新机场了？吓着了吧？赶紧回话，不是我家，是首都北京盖机场呢。店主回答说，我家以前也是首都嘞，四千年前是尧舜帝国，几十万年前丁村人就住这里，所以叫丁村嘛，我家也是老北京呢。

用词如此谦逊，就一个“家”字，话却说得十分辽阔，装下的是几十万年的人类进化发展史。

端起茶碗起立，毕恭毕敬地对店主说，前辈，幸会幸会！

有了这番对话，自然对这顿午饭的期待感增加了很多。

拿起菜谱，主食居多，都是叠音词。油面窝窝，土豆擦擦，黄面馍馍，所有的叠音字都念一声，试一试，听起来很平和，很温柔，完全不是粗粮的意思。店家报着菜名，要不是有狗叫着，还以为是在江南某个小资调调的地方呢。

都是些好听的名字，看得出祖先们对待食物是相当宠爱的。大麦小米的都有昵称，跟叫自家孩子一样，连土豆这么土得掉渣的名字，人家也叫擦擦，还是动词，婉约中连做法都告诉你了。有了这样的叠音，土豆还真多了几分淘气的俏丽与童真。

把各种好听的都点了一遍，最快上来的是黄面馍馍，就是用糜子面发酵之后蒸熟，火候把握得好还真不是粗粮。松软中有空气还带点劲道，嚼起来张弛有度，出得去还回得来。然后是油面窝窝，有点像炸油糕。我吃过南方的纯糯米做的油糕，里面包上豆沙，两样都太绵软，一口下去恨不得把牙给粘下来，嚼得稀里哗啦，却一派暧昧与混乱，分不清谁是谁。丁村人不这样，他们用米和面混合，中间包上豆沙，再用热油把外层炸脆，好风景就出来了。外观棕黄，口感爽脆，一口下去听得见响，再一口下去是米面柔软却不绵长，很清楚。第三口是豆沙，没有磨得很细，有沙的颗粒感，与米面的柔软相映的是沙粒的个性与锋芒。

别感慨了，赶紧吃，寻根去。

在离饭馆约三公里的土垛子剖面，考古专家给我们指出了25万年前的祖先生活的痕迹。有很多专业术语我基本没有弄明白，更没有整清楚考古学家们找到什么就断定丁村人从十万年前往前到了25万年前。我就明白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无论多少年前，祖先们始终宠爱食物，尊重并敬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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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新增的四组城雕，与现有的《神火》《升腾》《太平窑》三个城雕一道，组成瓷都街头上瓷文化的又一道亮丽风景。水土宜陶，土得水而活，水得陶而媚。千年流淌的《昌江之水》，似乎在诉说“千帆接踵”、两岸“户户营瓷”的景德镇制瓷业的鼎盛历史。《昌江之水》与《神火》各据昌江大道的西东，水火遥相呼应喻示着瓷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生生不熄。由43根造型各异的瓷柱组成的《茁壮成长》城雕，喻示勤劳、智慧的景德镇人用自己的双手，不仅创造出历史文明，也正在创造着现代文明。

而两根17米高的瓷柱、冲天顶着的30多吨重的原生《高岭石》，在向世人展示着“圣地”的威严；《马踏飞燕》城雕则引用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标志，展示出景德镇现代的文明进步。

丽阳民窑遗址将实现三步跨越

随着丽阳民窑遗址挖掘的深入，其地下遗存极其丰富，己出土五代青瓷、宋代青白瓷等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器型，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对研究我国陶瓷发展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具有实行省级乃至国家级保护价值。

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古陶瓷考古专家耿宝昌、李辉柄、刘新园，陶瓷考古专家权奎山、刘兰华等先后到考古工地考察、论证后，一致认为丽阳民窑遗址具有重大考古研究价值，该遗址完全具备申报省级及国家级文物保护条件。对该遗址进行原地保护和展示，不仅完全具备省级及国家级文物保护条件，对研究元、明时期中国南方地区瓷窑炉形制体系极具科学价值，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景德镇地区的旅游资源，其潜在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鉴于经济条件及现实状况，昌江区丽阳民窑遗址近期与长远保护开发规划设想被分为了三个实施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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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扬州”的地理范围及环境

作为地名，“扬州”最早出现在《尚书・禹贡》中：“禹贡九州，即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也”、“淮海惟扬州”。《尚书・禹贡》中“淮海惟扬州”的“惟”字本来是个虚字，并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但是，后来扬州的别名恰恰截取了《尚书》中的“惟(维)扬”二字，“维扬”一名从此沿袭下来，明代专门在扬州地区设置维扬府，而在古典历史文献、文学作品中以“维扬”称呼扬州者更不可胜数。这些都是从扬州最初得名引起的。

《尚书》中“扬州”的具体地理范围，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种是著名学者顾颉刚先生提出的，他在1959年发表的《禹贡注释》中如此解释：“从淮水以南直到东海，跨今苏、皖两省的南部以及江西省的东部、河南和湖北的东边一角，唤做扬州。”按照顾氏的观点，扬州的地理范围，覆盖今天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江西等省部分地区。其中心地区应该位于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江苏、安徽、江西等省相邻地区。这和今天扬州中心地区大致吻合。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尚书・禹贡》一书中的扬州，辖今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区的广阔土地和广东省的一部分。其理论依据除了《尚书・禹贡》，还有《周礼・职方》“东南日扬州”，以及《尔雅・释地》“江南日扬州”等。综合上述文献，推测扬州的地理范围“区域广大，差不多把现在的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等省都包括在内了”(朱福炷，许凤仪：《扬州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这就把扬州的地理区域范围，从长江中下游、淮河流域沿着东海向南辐射到闽粤地区，其中心地区也较顾氏的理解向东、南偏移。

在我看来，由于历史久远、文献磨灭等等客观原因，现在已经很难准确界定扬州的区域范围，但是，在华夏文明中第一次出现的“扬州”，我们可以通过还原当时地理物产、自然气候等方法加以证实。

(一)根据《禹贡》所记，扬州境内“岛夷卉服，厥篚织贝”，这里所谓的“岛夷”，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考证：“岛夷，胡谓指今日本，杨守敬《历代地理沿革图》说‘当以琉球、吕宋诸国当之’，即今冲绳岛、菲律宾群岛等地，恐《禹贡》时地理观念尚不至于到此。《定海厅志》引元吴莱甫《甬东山水古迹记》说‘昌国即禹贡岛夷，后属越日甬勾’。昌国即今舟山群岛之定海，但少根据。”而“厥篚织贝”的地理物产显然与今天的扬州相去甚远，更具有今天苏南、浙江、福建等地理特性。考古学发现，古扬州的太湖流域出土的古代动物遗骸说明，在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有象群存在，甚至发现了象、犀、红面猴等遗骨，这就说明扬州地域曾经有过比今天温暖得多的热带、亚热带气候期。考古学家发现，“杭州湾以南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的下文化层也出土亚洲象骨骼，并出土红面猴和猕猴骨骼”。也就是说，古代的浙北苏南地区曾有过类似今天福建、广东一带的温度。“亚洲象现今生活在云南省南部的西双版纳地区，红面猴和猕猴现今生活在长江中上游地区气温较高的地区，这些动物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长江下游生存，说明当时的长江下游较现在温湿。”但是，今天扬州地区尚没有发现明显的《禹贡》中所说的热带自然物产情况，即使当时气候温度与今天存在较大差异，热带、亚热带的北纬线明显比今天更偏北，也不可能北距长江太远，达到淮河流域。考古学也证实了这一点，例如对江淮东部地区的古文明遗址考古发现，张之恒在《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一书中指出：“所出土的陆生动物有麋鹿、梅花鹿、獐、麂、獾等，以鹿的数量最多”，“这些陆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反映出遗址周围有混交林、草地、灌木丛、沼泽、芦苇塘等”。

(二)据《禹贡》记载，扬州贡品有“瑶琨”。顾颉刚《禹贡注释》对此解释为：“《说文》说：‘瑶，玉之美者。琨，石之荚者。’《尚书》疏引王肃说，‘瑶琨美石次玉者’，则是以瑶琨为一物。”概言之，玉石是古扬州的地方特产。而在古扬州地理范围内，玉石属于良渚文化最具有代表性的自然物产，学者童恩正指出：“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三角洲平原，南至浙江杭州湾，北达江苏北部，西到南京附近，中心在太湖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与扬州地区最直接相关的新石器文化遗址，主要是江淮东部地区。张之恒认为：“在长江北岸(今扬通古沙堤的北缘)有海安青墩和吉家墩、东台开庄等遗址；在高邮湖以东的有高邮龙虬庄、唐王墩、周邶墩，兴化南荡王家舍等遗址。”而上述几个文化遗址的考古成果表明，玉石器的数量较少。这证明古扬州与今天的扬州城市范围相距较远。古扬州的中心地理区域应该在长江中下游偏南地区，今天的扬州应该属于古扬州的北部边缘地区。

(三)竺可桢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10次比较大的变化。而一直到秦和西汉时期，中国气候还是温暖时期，气温要较今天高，亚热带植物的北界当然比今天的纬度更向北。从降雨量上看，根据郑斯中等人的研究成果发现，我国在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相对增加，也就说，在此之前，我国尤其是长江流域的降雨量要比今天大得多。这就是说，古扬州的温度和湿度普遍比今天要高。而在距今7000年前，河姆渡周围的古气候应与今日两广中南、海南、台湾较为相近，属典型的海洋性亚热带季风气候。自距今6000年起，气温明显下降，大体上在距今6000――5600年间，气候已降到略高于现代的水平，距今5600――5400年期间，气温和湿度都继续下降，距今5300――5000年间，这是一个气温回暖的高峰，气温达到比现在高1～2℃的水平。(吴维棠《从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看杭州湾两岸的全新世古地理》，《地理学报》第38卷第2期，1983年6月)按照这个温度进行类推，今天位于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扬州地区，夏商时代的气温不可能特别明显地高于今天的长江以南，这和《禹贡》中所说的地理气候、自然景观显然有很大差距，由此可以推知古扬州的中心区域应该在今天扬州以南。

综合上述文献记载、考古学成果，对于华夏文化中最早出现的“扬州”的地理考证，至少可以做如下几点判断：一是古扬州的地理范围，包括今天的扬州地区是确定无疑的；二是古扬州地理范围的中心，大约在今天的苏浙皖交汇地区，这和今天扬州都市中心地区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三是古扬州地理范围虽然极其广泛，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是，真正保留扬州之名的，恰恰是位于其北部边缘的江淮地区，而不是苏浙皖交汇的核心区。

二、扬州古城文化溯源

今天人们说到扬州，一般指的是作为城市的扬州，那么，扬州古城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学发现，扬州以城市的面貌出现在华夏文化中，最早来自春秋时期的邗城。邗城建造于周敬王三十四年，即公元前486年。早在周代，扬州地区存在一个叫邗国的小国家。当时扬州属于古邗国地域。据《墨子・兼爱(中)》记载：“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据清代孙诒让《墨子f诂》注：“干，邗之借字。”这里的“邗”指的就是古邗国。

考古学发现，古邗城的遗址在今扬州市西北约2公里许的蜀冈南沿，至今仍保存相当完好。根据地质考察报告，这一带地质地貌以蜀冈为界，有明显的区分。蜀冈和蜀冈以北的地方属下蜀黄粘土，蜀冈以南地区，属冲积黄沙土(冲积母质上孕育起来的黄色沙土层)，它形成年代仅一万年左右。下蜀黄粘土地区，无疑是适宜古人类居住的。而邗城就在蜀冈北部一块平地上。1978年南京博物院进行调查和发掘。古城周长7公里左右，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城址西起蜀冈东峰的观音山，东达小茅山，北到古雷陂之南，南临蜀冈南沿的长江古岸，即今观音山下东西一线。古城遗址的地面上仍残留不少版筑城垣、壕堑和古河道的遗迹。有学者研究证实：城的南沿临蜀冈南麓断崖，断崖下即是长江。城系方形，为版筑城垣，周长约十华里。城南有两道垣，外城垣和内城垣之间有濠，外城之外，也有濠环绕。传说城没有南门，北面为水门，只有东西两面有城门，这种形制，与江南的越城、奄城遗址很相合。20世纪50至70年代，考古学界多次对蜀冈上的古城遗址进行挖掘考察’发现古城城墙有内、外两重，内城周长大约5000米，外城周长大约6000米，不仅在内城和外城之间筑有城壕，而且，外城之外还有城壕环绕，学界认为是古邗城所在，并出土了大量印纹硬陶罐、青铜兵器和工具等文物，经鉴定为春秋时期吴国文化遗存。这表明邗城时期，扬州已经创造出了相当发达的城市文明。需要指出的是，邗城是扬州在漫长的城市文明史中第一次登场，虽然此后城市名称不断更改，但是，考古学发现证明，封建时代扬州城屡次改建、扩建的地址，大都在邗城旧址的基础上向外延伸扩张，“汉广陵城的内城是重复于邗城旧址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扬州城市一切文明的产生都是以邗城为基点的。

在华夏文化中，扬州一向以“烟花三月下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浪漫奢华而著称，但是，创造了这样灿烂文化的扬州古城，最初不仅与此毫无任何关系，而且，完全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因为扬州城市最初完全是被用于血腥的军事目的。

春秋末年，邗国被江南吴国所灭。此后，江南吴王夫差企图吞并中原，当时吴国版图主要在苏南和浙北地区，齐国远在淮河以北，如果实现攻击齐国的军事计划，就必须穿越长江至淮海之间的广大地区，而当时两大水系之间并无直接的河道相通，一向以水军力量取胜的吴国，要么沿长江口出海北上伐齐，要么开挖一条直接沟通长江和淮海之间的河道。无论从当时造船技术水平、出海远航的风险，还是江淮之间河流湖泊纵横的便利条件，吴国无疑要选择后者。于是，公元前486年，“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水经注》)。《左传》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杜预注：“于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末口入淮，通粮道也。”经学者考证后具体情况如下：“吴国在今扬州市北面筑邗城，于邗城下挖深沟，引长江水向北，经广武、陆阳(旧高邮州南三十里)两湖之间，入樊良湖(旧高邮州西北五十里)，转向东北人博芝(今宝应县东稍南七十里)、射阳(今宝应、淮安两县东六十里)两湖，又折向西，经白马湖(今宝应县西北二十五里)到末口(今淮安县北)人淮河。从此，长江、淮河两大流域贯通起来了。这条人工开凿的沟通江淮的运河由于临近邗城，便被称为邗沟，又称‘邗江’(亦作韩江)、‘韩溟沟’、‘中渎水’等。”另据运河城市专家傅崇兰先生的观点，邗沟自吴王夫差开凿为了运粮、运兵之外，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以后，也曾利用邗沟北上伐齐，周显王四十六年(公元前323年)，越王无疆攻楚失败被杀，越国并入楚国以后，邗沟不被军事所用，便消失无闻了。此后第二次、第三次疏通分别是西汉和东汉时期的事情了。近几十年来的考古学表明，史料中的邗沟南连长江，北接淮河，其故道至今仍然保留在扬州城内。

篇8

关键词：铜镜史、菱花镜、透光镜、菱花形镜、镜赋

铜镜作为古代重要的文物种类之一，不但是古代日常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承载和反映了古代社会生活和历史文化。铜镜种类繁多，纹饰绚丽，变化多样。在众多铜镜种类及名称中，“菱花镜”是流传最广泛，最具影响力，同时也是最具迷团的铜镜。

虽然菱花镜被各类书籍，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广泛应用，然而菱花镜的命名和定义却存在很大的模糊。正确理解菱花镜的真正内涵及外延，对于研究铜镜的发展史，以及对古代文化及文学作品的解读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诗文中的菱花与镜铭中的菱花

古代文献中菱花镜的最早相关纪录是庾信的《镜赋》一文和诗句“镜失菱花影，钗除却月梁。”“石镜菱花发，桐门琴曲愁”等。到了隋以后菱花镜被大量写入诗词之中。如隋朝薛道衡“自知莲脸歇，羞看菱镜明。”；唐朝李白“狂风吹却妾心断，玉箸并堕菱花前”，白居易“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刘禹锡“菱花照后容虽改，蓍草占来命已通”“把取菱花百炼镜，换他竹叶十旬杯”；韦应物“铸镜广陵市，菱花匣里发”等。

菱花镜被大量写入古代诗文之中的同时，古代铜镜上的镜铭，也开始有大量关于菱花的记载。

如隋代的镜铭中出现“开花散影”、“照日花开”等句，虽未明确称菱花，但却明确表示了花和照日、影的关系，与庾信《镜赋》中的“照日则壁上菱生”有异曲同工之妙。到了唐初，铜镜镜铭中则更有“镜发菱花、净月澄华”“照日菱花生、临池满月出”等句。

二、前人试解菱花镜

至少自宋代起，学者就开始对菱花镜的成因及定义就开始了专门研究。如宋人陆佃《埤雅.释草》、宋人罗愿《尔雅翼》等。到了现代，孔祥星、高次若、冀和、李随森等学者更是对于菱花镜开展了更为综合具体的研究。

经过笔者总结，这些学者对于菱花镜来历的理解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观点。

1.形制说

认为菱花镜即是菱花形镜，宋人罗愿。学者孔祥星均持此观点。如宋人罗愿《尔雅翼》中便有“昔人取菱花六觚之象以为镜”等句。

孔祥星先生则认菱花镜即是考古学上指的菱花形镜。孔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出：韦应物、刘禹锡诗中提到了扬州菱花镜，显然是指铜镜的形制，唐镜突破前代圆形、方形的形制，出现了多种新的花式镜，菱花形即是最具特征的一种。

但是持形制说的人，都忽略了早期镜铭和诗文中所出现的菱花镜词汇。前面笔者已述，在南北朝时期文学作品中已经大量出现菱花镜，隋至唐初时期，菱花这一镜的代表意向也已经大量出现在镜铭之中。而此时，考古学上的菱花形镜这一形制却并未出现。

考古学上的菱花形镜始出现于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能明确年代的最早菱花形铜镜则是唐中宗神龙三年出土的菱花镜。宋代罗愿《尔雅翼》中所描述的镜形，即是考古学中的“六出菱花形镜”而这类铜镜则是在北宋神宗到南宋初这一时期产生的。距离更远。

高次若、冀和、李随森先生也都从不同方面指出了这一观点的不足。主张菱花形镜与菱花镜区别对待。

2.纹饰说

冀和在其《唐代菱花镜之管见》中认为：“判定镜名应以主题纹或铭文为主要依据。”他以此为依据，在批评了形制说之后，却又认为镜背有缠枝菱花纹饰的铜镜应叫作菱花镜。这显然是以现代人的眼光来判定古人思想。虽然古人有时会以纹饰来定镜名。但是大多数时候，古人定镜名的根据是多方面的，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如百炼镜、千秋镜等，不一定以纹饰为依据。

而且以唐代以后才出现的铜镜纹饰来解释菱花镜，根本无法解释唐朝以前大量出现在镜铭文献中的菱花镜。

3.美誉说

李随森先生在《唐代“菱花镜”考辩》一文中，简述了各家说法优劣之后，提出菱花一词是指对铜镜晶莹明亮质也的赞美之词。然而古人形容晶莹明亮，常用玉、月、雪等词语，用菱花形容晶莹明亮，似乎成例，失之牵强。

4.照日说

北周时期庾信在《镜赋》中最早提出“临水则池中月生、照日则壁上菱生”的句子。可以看作“菱花镜”之迷的最早解释。但是对这一句理解，却各有不同。高次若先生将其解释成“圆形的镜子如同在阳光的照耀下反映出来的影子形如菱花，故曰璧上菱生。”而高次若先生在此则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将原文“照日则壁上菱生”写成了“照日则璧上菱生”壁和璧一只之差，却缪之千里。璧可以理解成似玉璧形的圆状物品，而壁则只能指墙壁。二是太阳无论如何去照，镜子本身都不会象菱花。

三、“照日菱花出”的真正涵义

我们认为最能真实反应菱花镜这一名称本意的，还应是北周庾信的镜赋中的词句：“临水则池中月生、照日则壁上菱生”。临水则池中月生这一句很好理解，铜镜光影入池，必是圆形似月。而“照日则壁上菱生”则有些难以理解。通常思考，圆形铜镜照日光影照在墙上，是很难有菱花类图案出现。而根据笔者的考证，这其中真正的含义应是古镜中的一种奇妙现象，即“透光镜”现象。

一些古代铜镜有透光效应，平时看并无特殊之处，然后当日光照射时，镜背的铭纹图案就会反射到墙上，十分神奇。日本称这种铜镜为魔镜。关于这种古镜的透光效应。隋末王度《古镜记》中有明确记载。“承日照之，则背上文画，墨入影内，纤毫无失。”“举以照日，必影彻墙壁。”正好与庾信“照日则壁上菱生”记载相同。

关于透光铜镜的形成原因，自宋朝沈括起，古今中外学者就进行了大量研究和论述，也做过一些实验，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假设。但至今尚没有一个公允的结论。本文研究重点并非“透光镜”具体原理，因此不对此做展开论述。但总之，透光镜是真实存在，而且照日后能将镜背纹饰映在墙上，这却是不争的事实。

那么，照在墙上的光影是否如菱花呢？

庾信所处的南北朝至隋时期，由于连年战乱，铸镜业受到很大影响。当时所铸铜镜大都为东汉遗流镜形，创新不多。这些种类铜镜，布局比较严整，加之镜钮、圈带的独特布局。照在墙上，镜背图案反应在影子中，层次分明，正似菱花开放。为了更清楚说明，现仅将《中国铜镜史》所列的透光镜图案录于下。从该图上可看出，两枚铜镜对日后，镜背上的图案反射到墙上，较原图案有所模糊、变形。但墙上映出的图案，却正如菱花绽放，花瓣、花芯俱全，惟妙惟肖。将墙上的光影，誉其为菱花，毫不过分。

根据何堂坤先生《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所记。透光镜最早出现在汉代。之后历朝历代都有透光镜的铸造和著述。王度《古镜记》中所载铜镜，其实正是隋时常见的八卦十二生肖镜。

四、结论

综上所论，笔者认为，古代“照日菱花出”中的菱花，镜铭中“镜花菱花”中的菱花，本意都是指透光镜所映在墙上的菱花形图案。只有这样“照日则壁上菱生”才有最为合理的解释。

而自庾信《镜赋》之后，菱花镜则被当成典故，这以后，著作花被大量应用在诗文之中。“菱花”的内涵也随之扩大，被当成了镜子的代名词，如白居镜“恰似菱花镜上行”便将湖水比成了菱花镜。此时的菱花已与“透光镜”的本意无关，而成了一种夸奖的赞美之词和用典的华丽词汇。仅以清代曹雪芹的巨著《红楼梦》为例。其中就有大量菱花镜的词句。如：“菱花镜里形容瘦”“画一幅行乐图，铸一面菱花镜”（脂砚斋评语），还有宝玉对紫鹃说的“我看见你文具里头有三两面镜子，你把那面小菱花的给我留下罢。”菱花镜在古代文化中的巨大影响，从此可见一斑。（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长安校区历史文化学院）

参考文献：

[1]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M]，文物出版社，1984

[2]管维良.中国铜镜史[M]，重庆出版社，2006

[3]何堂坤.中国古代铜镜的技术研究[M]，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

[4]李随森.唐代“菱花镜”考辩[J]，洛阳工学院学报，2001.9

[5]冀和.关于唐代菱花镜之管[J]，东南文化。1998。1

[6]高次若.菱花镜小考[J]人文杂志1993.6

篇9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思想史是否需要运用哲学观念来剖析?有人提出中国思想史应与哲学史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参照西方哲学来挖掘中国思想，既不能证明中国思想有西方那样的哲学，也不符合中国思想的特点。其次，如何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化思想史的研究?有学者深感过于主观化的诠释不符合中国思想史的真实，认为传统学术史的方法如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仍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正途，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方法是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辅助。其三，思想史研究如何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与过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具体背景的做法不同，人们关于社会史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有学者提出社会史应该更加关注社会经济生活以外的其他生活方式。

张岂之教授主持的《中国思想学说史》6卷9册本，在继承和发扬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对中国思想史的理论问题、方法问题以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提出了独立的看法：

1　明确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该书认为：学科理论与方法创新是在充分消化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创新，理解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更加明晰我们现有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侯外庐对中国思想史的学科定位，是在继承中国思想学术研究传统、吸收西方学术理论的基础、参照同时代学人研究成果基础上所做出的科学判断。他所揭示的中国文明早熟论、私有观念缺乏是中国封建社会最突出的特点、实践方式的变化不能改变封建土地国有制的实质、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具有与西方启蒙思想不同特点等种种论点，是中国思想史研究重要的创见。

2　勾勒出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的整体面貌。该书共分先秦卷、两汉卷、魏晋卷、隋唐卷、宋元卷、明清卷共6卷，其中每卷又基本分为社会篇、经学篇、子学篇、宗教篇、科技篇，力图全面展示各历史时期中国思想发展史的整体状况以及每一种思想学说的完整的发展历史，既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思想发展的全貌，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每类思想内容的深度。

3　论述了以前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许多薄弱环节，推进了中国思想史一系列问题的解决。例如先秦卷详细叙述了前诸子时代的思想发展历程；两汉卷详细叙述了经学思潮在汉代的发展历史，分析了经学与汉代政治的结合程度，澄清了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一系列模糊认识；魏晋南北朝卷详细论述了玄学思潮的曲折变化，对东晋玄学思潮的继续发展以及它与佛、道二教的渗透给予了高度重视，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对于纷繁复杂的佛学理论体系做了精炼而准确的释读，补充了6―9世纪佛教宗派冲突与融合的大量史实。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学思潮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文化背景，揭示出理学思潮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明清卷对乾嘉学者的学术理念提出了富有创见的讨论。上述研究，充分展示该书立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前沿，具有独立的、成系统的观点。

篇10

    首先是历史学家的“内在”路径。

    19世纪,历史学开始成为一个专业学术研究领域。在那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日益形成的时代,欧洲大多数历史学家认为民族共同体应当是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中的基本单位。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日益关注于个体社会的研究,尤其是对欧洲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研究。而面对工业化和对外殖民的进程,他们认为只有欧洲才实现了真正的历史发展,而其他地区则正好相反,始终处于停滞和一成不变的状态。他们提出的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模式也完全依据欧洲的历史经历。到19世纪后期,许多学术研究都反映出这种看待世界的观点,欧洲学者也将这些学术研究活动进行了整体分工:历史学家研究古代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政治发展史,包括欧洲的世界扩张;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考察当时的欧洲社会;东方学者研究美索不达米亚、埃及、波斯、印度和中国这些很早就跨入文明时代但是通常被认为停滞不前的社会;人类学家则负责研究非洲、东南亚、美洲和大洋洲那些无史料记载、通常被认为缺乏任何自有历史的民族。

    然而,到20世纪中期,世界遭到的巨大震荡刺激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定位人类的共同体。世界大战的遭遇、核毁灭的威胁、非殖民化的推进、种族歧视的世界性批判、国际组织的产生、新的世界移民浪潮、多元文化论的扩展,所有这些使人们清楚地看到,民族国家和个体社会都不能孤立地决定自身的命运。换句话说,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参与到更广大的交流网络体系中,这种网络体系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命运,也就是说,应当以更大的外延来定义人类共同体。另外,传统史学领域的专门化造成了知识结构的碎化,在相当程度上使历史失去了意义,不论是学者、教师还是政府官员和普通公众都要求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形成看待历史的新视角。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历史学家日益抛弃传统的思维模式,开始探求历史上大范围进程的发展动力。例如,长期以来,对于16世纪世界上几乎同时兴起的几个大帝国、16、17世纪的全球白银流动这样一些历史表象,历史学家都非常熟悉,但直到最近他们才试图寻找哈布斯堡西班牙、莫卧尔印度和俄罗斯的帝国扩张这样一些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才系统地追溯白银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银矿向欧洲、南亚、特别是中国市场的流动。在这种研究中历史学家发现,从全球联系的角度可以更好地解释一些历史模式,更好地追寻历史的意义。这便是源自历史学科本身的通向全球史的“内在”路径。

    其次是科学-文化的“外在”路径。

    在民族国家历史主导兴起中的历史学专业的时代,其他学科的学者们却以不同的方式研究和思考着身处其中的世界,这最终推动了历史学的转变和全球史的兴起。

    早在18世纪,威廉·琼斯爵士就设想了一个共同的语言家族,其中包括的语言很广,从不列颠岛的克尔特语到古代印度的梵语。19世纪,查尔斯·达尔文提出了人口进化论,而亨利·梅因和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深入研究人类早期的氏族制度。20世纪初,阿尔弗雷德·魏格纳研究地质模式,探索大陆漂移。与此同时,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经济结构为中心,试图用所有这些新知识来重新描绘人类社会的宏大图景。到20世纪中期,上述理论有一部分得到了证实。古生物学家的发掘确立了人类演化的模式,碳-14和钾氩测年法通过实验证明了社会和地质年代的跨度,地质学测定出大陆漂移的大致情况。这些领域的学者通过其广阔的视野、种类繁多的材料和科学的方法,开拓了通向全球史的“外在”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