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短缺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劳动力短缺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劳动力短缺的时代真的来临了吗？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在近期于北京举行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培训专题研讨会上预测，2009年全国城市将普遍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

盛世闻危言。自2004年珠三角地区首次拉响民工荒的警报以来，每年春节过后，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人才市场上，“急招拖拉机驾驶员、急招大灶厨师、急招营业员”类似的招聘广告铺天盖地。现在，民工荒蔓延至内陆省区。今年春天，安徽省劳动保障厅发起了“春风行动”，省内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全面向进城务工人员开放，并提供免费的就业服务，力图通过一系列措施将农民工留在本省企业，以填补当地的用工缺口。

由蔡主持的一项有关中国劳动力供给状况的研究表明，国内劳动力供给高峰即将过去。2004年，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增长率为5年来最低，劳动力供给增长率首次出现下降，预计到2011年，劳动力供给量不再增加，2021年劳动力总量开始减少。报告预测，进入劳动力“有限剩余”阶段后，劳动力市场上将经常出现结构性短缺现象。主要表现为：地区性短缺、部门性短缺、劳动力技能和年龄结构性短缺、工资趋于上涨、劳动关系和劳动力规制向有利于劳动者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当前全国2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所剩无几，在中部地区的许多村庄，16岁到25岁的青壮年越来越少。主持这项调查的韩俊说，“劳动力短缺是目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

江苏省统计局的数据也印证了上述调查结果。江苏省统计局于去年12月的一项研究报告指出，今后5年，该省劳动力供给量将呈逐年减少的趋向，而劳动力需求则逐年增加，就业压力将在一定范围内得到缓解。蔡说：“目前中国新增劳动人口与新增需求已基本达到平衡，虽然近期中国还不会出现劳动力绝对短缺，但结构性短缺的端倪已显现，今后每年都会发生供给缺口。”

“地方政府、企业界和农民工都在利用民工荒这一契机调整自己的策略和行动，农民工由被去权的一群开始走向‘增权’和‘自我充权’行动。”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黄岩博士对《经济》记者表示，民工荒促进了企业劳资关系的调整，同时也促使政府不得不正视因劳动力短缺所带来的产业衰退、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和政绩形象的损失。

而今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信息中心对全国103个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信息显示，一季度全国劳动力的供给仍大于需求。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侯东民教授对《经济》记者表示，谈劳动力过剩或短缺，任何国家都指的是劳动年龄人口，而不是指40岁或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因此，只要农村从事第一产业劳动力数量仍在3亿水平，就没有任何理由讲，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问题已经接近解决、劳动力短缺时代已经来临。

刘易斯拐点

目前肇始于沿海地区并且蔓延于全国的劳动力短缺不是暂时性的现象，劳动力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格局将发生逆转――专家指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已经日益明显。

“从劳动力充分供给变化到短缺，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刘易斯转折点，这个点就是一个阶段变化。”蔡解释说，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的时刻，就意味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就会到来。刘易斯转折点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但对这个转折点本身进行判断，却与劳动力供求的长期格局变化有关。

对于刘易斯拐点的判断，学界仍然存在较大的争议。侯东民教授认为，中国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事实与刘易斯拐点出现的前提并不相符。他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还在一亿以上。

根据侯东民的分析，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40岁到64岁约有3亿，其中考虑到15岁到39岁年轻人口中部分仍滞留农村，外出打工人口也并非完全脱离了农业劳作，而在城市就业市场中农村40岁以上人口已经难以找到工作，可以推断当前被广泛引用的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第一产业劳动力约3亿的统计数据基本是可用的。这意味着，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中确实有大量劳动力冗余。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同样不难发现，这些冗余劳动力由于年龄关系，却相当部分不再可能为第二、三产业就业市场所吸纳，可能长期沉淀在农业之中。

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常常伴随着两个标识性变化。首先是人口出生率的下降。其次是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本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

蔡表示，如果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了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

如果刘易斯拐点真的即将来临，那么它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呢？

首先的问题是城乡劳动力普遍短缺。从表面上看，近年来，似乎每年新增就业尚不足以吸纳全部城乡剩余劳动力。但由于就业统计不能全面涵盖真实就业，统计数字反映的就业数量远小于实际就业人数。譬如，在建筑行业，1个正式纳入统计的职工，通常可以带动5个到10个未纳入统计的劳务工。而在许多大型国有企业，这种没有纳入统计的工人也占到全部就业者的一个很大比例。在农村，除去进入乡镇企业就业、转移到城镇就业以及农业生产需要的劳动力，所谓的“剩余劳动力”，实际上是就业受年龄、性别、家庭状况和其他因素制约的劳动年龄人口，他们的就业选择范围相对有限。

另一个显著影响是，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从而使劳动力成本提高。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城市正规劳动力市场每年都经历着两位数的工资上涨，这不仅发生在垄断行业，也发生在那些主要吸收普通劳动者就业的制造业等行业。在城市就业的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工资提高速度甚至更快。根据对5个大城市的调查，2001年到2005年期间，外来劳动力小时工资的提高速度，比城市本地劳动者高64％。劳动力成本的这种变化趋势，已经对外商投资倾向和企业经营状况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个影响不一定是坏的影响。”蔡表示，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入，包括资本的投入和劳动的投入，取得经济增长效果。我们在这种资源相对丰富的时候，为什么不充分利用呢？但劳动力供给已经发生变化了。刘易斯拐点出现为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升级转变提供了一个契机。

人口红利衰减

“中国不存在所谓的人口红利期，这个根本就是假命题。”侯东民对记者表示，人口红利和人口红利期是两码事。

人口红利期是指在社会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导致少儿比例降低，劳动人口比重自然上升，老年人口比例还未达到较高水平，而形成了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阶段。侯东民表示，人口红利期是否意味着现实中可以获得人口红利，则有待商榷。目前国内有关“人口红利”研究，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的答复。侯东民介绍说，其研究方法是借鉴自国外，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来研究我国“人口红利”问题。侯对这种方法表示质疑，他表示用以年龄结构衡量的社会抚养系数统一评价各国这一人口红利期的人口与经济关系的研究路径并不恰当，其原因是世界上有着迥然不同的两种生育率由高到低的转变。

侯东民介绍说，以西方为代表的人口转变，是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自然结果，出生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加上劳动力基本充分就业，就可能使社会经济得到额外的推力，其人口红利期与人口红利可以是统一的。但中国人口转变是在较低经济水平下，人口迅速膨胀导致人口问题，社会采取控制措施而形成的人口转变。控制措施较迅速地发挥作用后，随以往生育旺盛期及高峰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也会跟着凸现劳动力的丰富。但此时劳动年龄比重大，数量多，更多的是人口问题的惯性表现，而非人口红利到来。

坚持中国存在人口红利期的学者认为，中国目前以及今后15年左右处于“人口红利”黄金时期。如何制定正确的老年保障以及其他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充分利用“人口红利”黄金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机遇，及早为应对2020年以后老年人口比例上升到较高比例与劳力资源衰减，“人口红利”机遇期中止而将造成的严峻挑战做好准备，应该是当前未雨绸缪的问题。

“人口转变及其带来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变化过程。”蔡说，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周期和代际更替之间的相互叠加，通过劳动供给、储蓄和科技进步等渠道来对长期经济增长施加影响。这个阶段大约持续到2015年前后。此后，人口老龄化加速将给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

目前我国就业压力表现在城镇下岗和失业现象严重、农村劳动力等待向非农产业转移和每年有数百万到上千万新增劳动力等方面，造成失业率提高和劳动参与率下降。蔡表示，首先，中国经济在短期内还不会丧失劳动力丰富的比较优势从而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国际竞争力；其次，即使在将来劳动力出现绝对短缺，资源禀赋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只要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仍然可以获得动态比较优势的收益，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面对未来日益突出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缓慢流失的情况，蔡建议首先要转变政府职能，应按照市场经济通则，准确定位并矫正政府职能，避免人为干预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工资的市场形成机制，发育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其次，改善就业、再就业环境，释放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最后是投资于人的发展，强化教育普及和职业培训，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则更具报酬递增和可持续增长的功效。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用质量替代数量，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

政策调整契机

对于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期的是否存在，争论仍在继续。但眼下面临的重大难题却仍等待求解：一方面农业劳动力仍有大量冗余，另一方面劳动力供给却不对称地出现萎缩的现象。

“经济高速增长，但失业率却居高不下。”蔡分析说，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增长主要是通过中小企业、民营经济以及非正规经济，通过逐渐发育起来的劳动力市场机制所创造的。另一方面，城镇实际失业率也持续提高，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政府主导投资带动的就业增长效果十分不显著，从而导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显性的就业增长。他认为，目前的高失业率，有很大的部分是自然失业率，主要由于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产业结构调整和各种不利于就业扩大的规制而产生。

对此，侯东民认为，在政府没有适当调控情况下，市场的力量就导致企业越来越倾向只利用最低成本的劳动力，且只利用这些劳动力其劳动生命最年轻的时段。年轻农业人口进城也导致我国城市常住人口不断膨胀，在城市劳动力需求旺盛背景下，城市40、50人口下岗现象同时愈演愈烈，致使城市人口实际退休年龄已经远低于法定退休年龄。

有学者指出，现在已经到了计划生育和户籍制度政策调整的时机。

目前，我国人口政策已经允许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两胎，在政策上避免了“四二一”家庭结构的产生。日前，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有关人员表示，我国还将继续稳定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不过国家已经把生二胎的权力下放给各省市人大自行规定。这使得一直以来被社会所关注的“二胎政策能否松动”的问题再次被推上前台。 据了解，目前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开始考虑逐步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一些省、市取消了二胎生育间隔政策或者将该政策适度放宽。而上海等省、市出台规定，允许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第二胎。

由于城市户籍人口中50％以上已是改革开放以来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许多有两个以上孩子，这些非独生子女的孩子才是“普遍放开二胎”政策在城市真正受益的人群。因此，侯东民不赞成目前提出“普遍放开二胎”政策。他认为，我国人口政策应视社会发展而定，以稳定政策为主，必要时可以微调。

篇2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 402 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 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 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 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 402 197-184 940-40 880+212 840=

3 389 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 771 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 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 897 81人，就业人口2 963 060人，失业人口90 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 963 060+90 550）/3 389 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 402 197人，就业人口2 771 660人，失业人口56 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 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 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 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 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 130 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 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 704人，2015年277 665人，2020年208 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篇3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由于实行了以“提高人口质量、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得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与这种变化相伴随的，则是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老年人口比例迅速提高。

根据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口转变通常要经历一些共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特征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从而导致低自然增长率；第二阶段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高自然增长率；第三阶段则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导致低自然增长率。如果按照这一自然趋势发展的话，中国可能会像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持续处于第二阶段。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则使中国的生育率开始大幅度下降，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了控制。到本世纪伊始，中国用不到30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向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的过程。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较早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3)，“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02 Revision"，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United Nations

目前，中国的人口数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总和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表现出持续的下降。1971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5.4，从那以后，这个指标大幅度下降到2，即更替水平(replacement level，一般为2.1)以下。目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1.7左右，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10％o,2003年略高于6％0,2004年进一步降到6％0以下。

相应地，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老龄化水平不断提高。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5岁及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1953年为44％，1964年为3.6％，1982年为4.9％，1990年为5.6％，2000年上升到7％。按照联合国确定的标准，2000年，中国已基本进入老龄化阶段。而根据2004年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测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8.58％。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从早期年轻人口占主要地位的典型金字塔型，转变为老年人口增加、中间年龄人口占主要地位的近乎橄榄型。而根据联合国人口局的预测，2050年按照年龄结构刻画中国人口金字塔将是一个倒置的形状(图1)。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人口年 Population DivisiOn．龄较轻，大规模劳动力流动的结果导致城乡老龄化程度差异已经逆转。以往人们认为，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城市，所以通过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可以“削峰填谷”，在一定时期内延缓城市老龄化速度。实际上，2000年人口普查是按照常住人口而不是户籍所在地进行的城乡分类，该次普查数据显示，乡村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8.1％，已经高于镇(6％)和城市(6.7％)的老龄化比率。这表明，迄今为止，人口流动已经填补了城乡老龄化程度上的差异。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因素，农村比城市有更严重的老龄化问题。

二、未富先老影响劳动力供给

按照规律，人口老龄化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收集了全世界129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非参数估计方法，给出了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与劳动年龄人口和老年人口比例的关系。非参数估计是一种强有力的描述性分析工具。这种估计方法事先不对函数形式做出任何假定，而是让数据“自己说话”。非参数估计有几种不同的估计方法，我们这里运用的是LOWESS估计法，选择的带宽(bandwidth)为0．75。

图2中的左图，给出的是2005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在图中，我们标出了中国所处的位置。两者的关系是这样的：在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较低时，劳动年龄人口比例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上升而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降低，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逐渐下降。图2中的右图给出的是205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对数形式)与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对数形式)的关系。从图中可看出老年人口比例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现这样一种关系：随着人均国民总收入的提高，老年人口比例不断提高，当人均国民总收入提高到一定水平后，拟合线的斜率提高，老年人口比例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

如果中国的老龄化过程不是由于特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而提前催生的，与其他国家相比则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从政策措施上看，我们只需参照已经出现老龄化的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养老保障制度建设，即可应对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然而，中国的人口转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双重作用下，特别是以后者效果为主的情况下实现的，相对来说，它不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这使得中国的老龄化与其他国家经历的老龄化有巨大的不同。也就是说，中国在经济发展水平尚较低的情况下，实现了人口转变过程，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产生了其他国家未曾遇到的问题，构成特殊的政策挑战。

从图2的左图和右图看，中国都处于拟合线的上方，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都高于平均水平。不仅说明中国过早地迎来了人口老龄化，而且表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也提早上升。这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使得中国的生育水平在短时间内下降，少年儿童人口比例急剧降

图2 人均收入水平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关系

注：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为2001年数据，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和老年人口比例为2000年数据。资料来源：World Bank，World Development lndicators，Washington D.C，2003．低，老年人口比例相应迅速提高。在一定时间内，少年儿童人口比例的下降幅度，高于老年人口比例的上升幅度，带来了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相对上升。在图2的左图和右图中，中国都恰好大约处于拟合线斜率开始发生变化的位置。这表明，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提高速度将不断上升。这整个变化轨迹将形成中国“未富先老”的特征性画面。

通常，人口老龄化不仅表现为老年人口比例的

提高，还表现为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以及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先上升后下降的动态。观察图2中显示的整体趋势也会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不仅将持续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越来越快，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速度将趋于减缓。根据联合国提供的预测数据，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在2015年以前会不断上升，此后则处于下降态势。从绝对数量看，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达到峰值，为10亿人左右，然后会逐渐下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预测同样显示，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2013年左右达到最高值72.1％，从绝对数量看，在2016年左右达到最高值，为9.97亿人左右，随后将逐年下降。

如果将劳动年龄人口细分为四个小组，即15―24岁、25―39岁、40―54岁和55―64岁组来观察也可以发现，2000―2030年，15―24岁和25―39岁组占总人口的比例都持续下降，与之相反，55―64岁组的比例处于上升趋势，40―54岁组的比例则是先升后降。也就是说，不仅中国的人口整体上趋于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本身也呈现老龄化的趋势。此外，由于15―24岁组的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需要接受高等教育，55―64岁组也有一部分会退休，也都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减少。

所有的预测结果都显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今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和相对比例的变化，将不同于长期以来我们观察到的趋势，从动态的角度看，劳动供给状况不容乐观。这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对劳动力所产生的需求构成了明显的矛盾。

三、劳动力需求将继续增长

中国30余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结果，不仅最大限度地控制了人口总量，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也通过较早赢得年龄结构优势，为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中国参与国际经济竞争最基本的优势之一，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成为中国产业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特别是工业结构的调整，基本上是按照这一比较优势指示的方向进行的。

在整个改革开放期间，中国的经济活动人口和城乡就业人口始终保持庞大的规模，并不断扩大。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劳动力绝对数量的不断增加，经济活动人口由1978年的4.07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68亿人，城乡就业总量也由1978年的4.02亿人，增加到2004年的7.52亿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城乡劳动参与率保持在80％一90％的水平上，高于大多数国家。研究表明，中国总抚养比每降低1个百分点，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提高0.115个百分点。1982―2000年期间，总抚养比下降推动人均GDP增长速度上升2.3个百分点，大约对同期人均GDP增长贡献了1/4左右(王德文、蔡防、张学辉，2004)。这是中国经济增长借助于人口红利的直接证据。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和商品基本能够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但劳动力的国际流动依然困难，而中国的比较优势恰恰主要体现在劳动力资源方面。因此，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服务业和制造业作为吸纳劳动力的两大部门，有着相当大的发展潜力，因而对劳动力有着很大的需求。此外，其他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也需要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平均在0.2左右，意味着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就业增长大约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就业弹性并不令人满意，也反映了经济增长终归要形成对劳动力的需求。

根据我们对“十一五”时期非农产业的劳动力需求和城市劳动力供给之间匹配关系的观察，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已经开始下降且有加速的趋势(图3)。在设定的高位非农经济增长率和高位非农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越来越大。在其他各种假设下，2010年之前，也将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量数量的情况。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填补出现的缺口，但是，这个趋势表明，中国遭遇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将越来越大。

资料来源：蔡、都阳、王美艳《中国劳动力市场总体状况》，提供给世界银行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报告

四、政策调整建议

人口老龄化不可避免会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古今中外、盖莫能外。然而，由此对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影响，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会有所不同。在大多数已经完成了人口转变的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发生时人均收人已达到较高水平，因而资本相对丰富，可以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实现产业结构向劳动节约型和资本密集型的升级。中国过早出现劳动力供给减少现象，则会导致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失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而从人均GDP看，中国尚未进入用资本替代劳动的阶段，新的比较优势将不能及时显现出来，因此，经济增长有可能丧失其可持续性。

“先老”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下降和“未富”带来的大量劳动力需求，形成一个比较优势真空。因此，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的劳动力短缺端倪，背后潜藏着动态比较优势危机。为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及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根据经验，劳动力从过剩到出现短缺端倪的时候，劳资关系、政府立法和工会作用都开始向有利于劳动者的方向变化，因此，这个时期也是一个构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力市场制度的时机。

1、最大化开发现有的人口红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导致数千万城镇职工下岗，其中一些人或处于失业状态，或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在劳动者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总抚养比因为被高估而不能真实地反映人口的经济负担，其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被打了折扣。例如，城市劳动参与率从1995年的83.1％下降到2004年的71.6％，其中很大一部分退出劳动力市场的现象，是由于就业机会不充分，就业培训和信息等方面的服务不到位造成的。这种情况意味着我们未能把现有的人口红利加以充分利用。即使在出现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就业问题也不是自然而然就得到解决，特别是在中国的失业现象主要由摩擦性和结构性等自然失业构成的情况下，扩大就业仍然有赖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政府、社会的就业服务水平的提高。

事实上，中国成功的人口转变，较早地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储蓄率提高的人口红利，这是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随着人口转变阶段的变化，人口结构的优势趋于减弱。在这个过程中，劳动力资源利用率越高，越有利于延缓这个人口红利的消失，保持劳动力成本低廉和储蓄率高的发展优势，从而赢得增长方式实现根本转变、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时间。而提高劳动力资源利用效率，就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就业。因此，在发展过程

中，把扩大就业放在更突出的地位，不仅决定着人口红利能否得到最大化利用，也是劳动者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过程和创造经济增长持久性的源泉。

2、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对于中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如果说人口红利更多地体现在劳动力数量上的优势，并且作为增长源泉终究要消失的话，通过对劳动者本身的投资，加大人力资本的积累，用质量替代数量，则是预防劳动力短缺的未雨绸缪之举。实际上，作为劳动力短缺的信号而出现的“民工荒”，其更准确的信息是“技工荒”。如果劳动者的技能要求不能随着企业技术和工艺的改进提高的话，劳动力短缺问题就会显得格外突出。图4显示了城市农民工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随着受教育年限增加，小时工资水平提高。但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水平是一个关键点，受教育年限一旦超过9年，小时工资水平大幅度持续提高。这种情况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的需求是巨大的。

受教育年限

图4 农民工教育回报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1年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计算

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改善，需要通过提高全民教育水平和健康素质达到。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是人力资本培养的最主要形式。有效率的教育体制，也是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连接的渠道。中国教育进一步的发展在于重新配置教育资源，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建立终身学习型社会，把有限的资源加以更有效率的使用。从健康角度，寻找并抓住最有利于提高全民健康素质的关键领域，如青少年健康素质、妇女生殖健康和劳动者健康和工伤保险等，也可以提高人力资本形成效率。此外，形成一个机制完善的劳动力市场，给予人力资本以正确的回报，鼓励和加快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并且形成准确的劳动力价格，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也是保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必要制度条件。

3、养老保障模式向完全积累制度过渡

迄今为止，中国的养老保障体系仍然是一个现收现付的模式。一般来说，这种养老模式需要以相对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为支撑。而一旦人口进入老年化阶段，这个模式就会面临着巨大的支付危机。与现收现付制度相比，完全的个人积累式养老基金筹集和发放制度，能够通过建立强制性的个人账户，鼓励个人为年老时进行储蓄，通过个人承担风险的资本市场投资使养老基金得以保值和增值，并通过市场选择提高基金的管理和治理水平。针对人口转变的新特点，做好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准备，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可持续性的养老保障体系，出路就在于从现在开始，就明确从现收现付制度向完全的个人积累制度的转变方向，并且制定明确的过渡办法。

支撑这个过渡的关键，是增加“新人”的数量和比例，从而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和社会供养“中人”的能力。实际上，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这样一批新人，问题在于他们还没有被纳入城市的养老保障体系之中。因此，进行这项改革的过渡办法就是把已经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新的保障体系。政策模拟表明，如果把农村转移劳动力吸纳到城镇养老保障体系，同时实行完全的个人积累新体制，到2020年，社会养老负担率只有25.3％，比不进行这两项改革的情形低大约19个百分点(蔡、孟昕，2004)。

4、清除劳动力流动障碍

未来城市劳动力供给，将不能满足非农产业发展的需要，而完全依赖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如果城市化的速度不能加快，或者甚至减缓的话，劳动力短缺制约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会加大。近年来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劳动力规模逐年扩大，就是对已经出现端倪的城市劳动力短缺的自然反应。然而，迄今为止，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仍然制约着劳动力的畅通流动，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及其家属得不到在城市永久居住的法律认可，只能到处流动而不能迁入城市，他们的消费行为、子女教育行为也因此而异常和失范。歧视外地人的就业政策、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的供给等，也都根源于户籍制度。消除这些制度，不仅可以使劳动力更充分、有效地流动起来，而且有助于保证持续的劳动力供给，其产生的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将对中国经济增长做出直接贡献。例如，世界银行的一项模拟表明，在今后能够把农业劳动力转移出1％、5％和10％的假设下，中国GDP将分别提高0.7、3.3和6.4个百分点(World Bank，2005)。

5、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由于非公经济的成长和国企改革的深入，中国经济增长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近年有很大的增长，但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份额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即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从边际生产率低的部门向边际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结果，真正由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改进的贡献微不足道。世界经济发展的先例表明，单纯依赖生产要素投人实现经济扩张，生产率没有实质性增长的国家，尽管在一定时期由于这样或那样特有的原因表现出高速增长的绩效，但是，最终都被证明是不具有可持续性的。在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的情况下，保持经济增长源泉的惟一出路是实现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此外，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于人口规模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能源、矿产等供给对于目前的高速经济增长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支撑乏力。

由于增长方式是由发展战略理念及将其付诸实施的政策倾向和手段决定的，转变增长方式要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形成正确的经济发展战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针对中国面临的各种制约因素，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一系列发展政策的调整和激励机制的改革，把发展战略转到符合比较优势的方向上，把增长方式转到具有可持续性的轨道上，增长源泉逐渐转到依靠生产率的提高上面，才可能克服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参考文献：

①World Bank，2005，Integration of National Product andFactor Markets：Economic Benefits and Policy Recommenda-tions,Poverty Reduction and Economic Management Unit，EastAsia and Pacific Region，Report No.31973-CHA，June 13．

①蔡、孟昕：《人口转变、体制转轨与养老保障模式的可持续性》，《比较》2004年第10辑。

篇4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 转移培训 培训绩效

[作者简介]张晓东（1981- ），男，内蒙古卓资人，宁波工程学院经管学院院长助理，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企业管理；朱占峰（1962- ），男，河南虞城人，宁波工程学院经管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物流管理。（浙江 宁波 315211）朱一青（1984- ），女，河南许昌人，武汉理工大学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物流管理。（湖北 武汉 430070）

[课题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实效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课题编号：BKA110086）

[中图分类号]G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32-0100-02

一、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面临的新情况

1.培训工种呈结构性短缺。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一直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随着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新诉求的产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在全国各地并存，这说明不是劳动力总量上的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结构性短缺与技术性短缺，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成为企业争夺的对象。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反映在转移培训上就是培训工种和培训内容的结构性短缺。2010年国民经济运行综合报告显示，我国外出劳动力接受转移培训的比重只占28%，未来10～30年，有技能的农村劳动力将长期处于紧缺状态。培训工种、培训项目的结构性短缺是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为转移培训工作提供了新机遇。

2.转移培训需求总量较大。第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大规模进城务工，经过三十多年的时间，他们中大部分已步入中老年，并开始退出城市，他们的子女逐步成为农民工的构成主体，在经济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011年中华总工会的调查报告表明，20世纪80年代后出生的、年满16周岁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8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具有更好的教育基础，特别是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随父母在流入地成长，他们大部分缺乏务农经历，对农村的土地情结较弱，对流入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比原籍地更强。他们不愿意返回农村，渴望融入城市，成为真正城市居民的意愿十分强烈。新生代农民工庞大的数量与强烈的转移愿望构成了对劳动力转移培训总量上的巨大需求。

3.转移培训需求趋多元化。一是转移方向除了以东部地区为主外，中西部地区接受转移的数量正在迅速增加。随着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一些低端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东部崛起的新兴产业与服务业对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中西部用工需求的扩大、工资水平的提升、低成本的生活消费等则吸引更多的农民工向其转移。二是第三产业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就业方向。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传统的制造业和建筑业逐步流向餐饮住宿、批发零售、物流配送等现代服务业。三是农民工创业逐渐兴起。一些农民工在进城务工期间积累了一定的技术、资本和管理经验之后，凭借他们在城市打工发掘的商机或者对家乡的了解，选择在打工地创业或者回乡创业。这些劳动力转移的新趋势构成了转移培训的多元化发展，要求转移培训结合新的转移区域、转移产业，以及新的转移需求有效开展工作。

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绩效提升的制约瓶颈

1.培训资源整合能力薄弱。首先是培训需求大、种类多。随着农村劳动力自身的转移意愿越来越强烈，农村劳动力对转移培训的需求越来越大，培训的工种也越来越多。目前对于这些需求的整合、挖掘、利用并开发出合适培训课程的能力十分缺乏。其次是培训资源短缺、分散。劳动力转移培训所需的师资、资金、场地、设施、设备、供求信息等资源普遍短缺，培训学校得到的补贴有限，各类培训机构缺乏统一的部署安排，有限而分散的资源很难得到有效的利用。最后是培训资源整合机制不完善。转移培训涉及的部门主要有农业、科技、人力社保、民政、教育、建设等部门，这些部门都举办不同形式的劳动力转移培训，缺乏整体规划与管理，导致培训资源分配条块分割，资源分布散乱，资源利用低效。

2.培训体系完备性不足。一是专业化的转移培训体系不完善，培训内容与市场脱节，不适应农民转移培训需求。目前开展转移培训的机构主要有中等专业技术学校、高级技术学校、技工学校、民办职业培训班、就业训练中心、企业职工培训中心等，这些培训机构沿袭了大中专院校的培训体系，与农民培训的实际情况有一定的脱节，往往造成农民工听不懂、学不会、用不上的现象发生。二是差异化的转移培训体系未建立，培训定位不够明确，培训特色不够鲜明。劳动力转移培训机构普遍存在培训内容上盲目跟风、培训专业上设置雷同等情况。有时转移培训大多是常识性的培训项目或者是时下的热点项目，忽视了培训机构长远的发展与培训的核心竞争力。

3.培训师资稳定性不强。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体，稳定、专业的师资队伍是转移培训顺利实施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目前的劳动力转移培训教师大多是职业学校的专业课与文化课教师，教学偏重于专业理论知识，缺乏实践操作训练。教师对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不够熟悉，难以根据用工单位的实际需要制订合理的教学计划，培训效果得不到保证。很多培训机构教师都是兼职，这种做法虽然降低了培训成本，但不够稳定，不利于培训机构开拓新的培训项目，也不利于培训机构的发展壮大。

4.培训组织市场化程度较低。政府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和精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劳动力转移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政府对转移培训大包大揽，造成目前劳动力组织的市场化程度处于较低水平。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缺乏对劳动力市场上瞬息万变需求信息的准确了解，培训机构又必须按照政府职能部门的要求进行培训，缺乏自主性与积极性，限制了培训机构及中介组织市场化的发展。

5.培训转移的外部环境不完善。当前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明显的兼业性，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找到工作容易，但要脱离农村，实现实质性城镇化转移却很困难。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计入城镇人口但不作为城镇居民的达2亿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工。农村劳动力要成功转移并顺利在城市工作生活，除了要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还要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在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权利。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外部环境不完善，难以解决农民转移过程中以及转移后的重重矛盾，抑制了农民参加劳动力转移培训的积极性。

三、破解劳动力转移培训绩效提升制约瓶颈的应对策略

1.提升培训资源的整合能力。一是加强政府的宏观规划与指导。基层政府部门需要树立人力资源观念，把农民素质与技能的提升作为重要任务，以转移培训为契机，根据本地区的特点制定最适宜的培训推进政策，引导带动转移培训的发展。二是优化转移培训资源的整合机制。建立专门的职能部门加强政府与用工单位、培训机构、外地政府、本外地劳动力市场间的密切合作，协调企业、劳动者、职业培训机构间的沟通联系，推动招工、培训、转移三者的无缝链接，顺利实现培训劳动力的成功转移。

2.建设完备的培训体系。首先，建立层次性的培训机构。农民对培训的需求是多元化的，有的需要最基本的技能，有的需要培训时间较长的高级别技能，有的需要后续的支持与学习，还有的需要创业辅导，等等。因而，应根据本地情况，充分调查农民工的实际需要，建立能够满足农民工培训需求的多层次培训教育体系。其次，建立有特色的培训内容。要根据输入地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输出地劳动力的特点，制定适合的培训目标、培训项目与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实用性与受训农民转移过程中的就业竞争力。最后，要加强对各类培训机构的业务管理与绩效考核。要严格审查资质，重点检查师资力量、培训场地、教学设备、培训工种、培训规模是否与培训目标相适应。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运用招投标方式，通过市场选择农民工培训机构，明确承担的培训项目和工种，建立动态的管理和退出机制。

3.打造稳定可持续的师资队伍。第一，培训机构要打造内部稳定的师资队伍。培训机构必须及时掌握劳动力转移培训的具体情况，努力优化培训师资队伍建设的环境，积极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有计划地组织培训教师到企业参观考察，挂职锻炼，组织学员深入工厂学习和实践。使培训教师熟悉所从事专业的最新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技术装备、科技动态等信息，把新技术、新方法传授给农民工学员。不断加强专业培训教师的考核与评价工作，鼓励教师钻研业务，参加专业技能等级考试，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水平。第二，聘请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做校外导师。这些经验丰富的技师、技术人员、工程师可以在短时间内将最有效、最实用的生产技能与工作技巧传授给接受培训的农民工学员，将生产一线的新工艺、新实践、新要求传递给学员，增进农民工与企业的相互沟通与了解。第三，聘请相关方面的知名专家作公益性讲座。一些社会知名专家十分乐意参与到劳动力转移培训之中，他们的讲授对农民工的思维观念会产生巨大的影响，能为农民工指明发展的方向，帮助农民工解决转移过程中遇到的困惑，对提升培训绩效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4.提高培训组织的市场化程度。一是转变投入方式，引导社会投入。单靠政府的财政投入远远不能满足庞大的劳动力转移培训需求，政府通过把直接性的投入转化为培训产业发展基金、税收优惠等形式，引导个人和企业投资劳动力转移培训，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劳动力转移培训领域，按照市场化的方式运作转移培训业务。二是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培训产业政策。探索能够平衡劳动力培训需求结构与供给结构的转移培训产业结构政策，分析能合理配置培训资源、有效组织培训机构运作的产业组织政策，研究培训的空间需求与产业集聚，制定能够缩小区域间培训需求与产业机构间差距的产业布局政策。三是打造“培训―转移”一体化的龙头企业。转移培训与劳动力转移密不可分，有条件的地区通过组建、引进、合并等多途径打造“培训―转移”一体化的人力资源公司，这些公司通过为用工企业输送合格的劳动力盈利，同时也培训了农民工的技能，保障了农民工的利益，能够实现人力资源公司、用工企业、农民工与政府间的多赢。

5.优化培训转移的外部环境。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持续发展的坚实保障。一是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如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社会救济等，保证他们能够长期在城市居住，实现转移就业的稳定性。二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城乡二元制户籍结构，取消各种限制和歧视性的规定，使农民工有机会共享城市发展成果，真正实现培训转移。三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明确国家、集体、农民在土地上的各项权利，促进土地的有序合理流转，保障转移农民的长期收益，形成有利于农民转移和农业发展的土地经营制度。

[参考文献]

[1]李逢静.新生代农民工已成农民工主体 身份尴尬缺乏幸福感[EB/OL]. http：///newscenter/gnxw/gnjx/201111/t20111102_508716838.shtml，2011-

11-02.

篇5

【关键词】用工荒；现状；根源；矛盾；建议

引言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2004年起，经济较为发达的珠三角地区出现了严重的“用工荒”问题，并迅速蔓延至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然后又向中西部地区纵深蔓延，这一现象很快成为了社会热点。舆论界和学术界把这种现象称之为“用工荒”。 时至今日，用工荒现象在我国已经持续十年的发展历程。

一、用工荒现状

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体制的改革，使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剩余劳动力有了较大发展空间，纷纷转移到城市来。就在此时，在人们习惯性的认为中国劳动力可以无限自给的时候，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2009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大量的中小企业停业或减产裁员，许多民工找不到工作而返乡。但随着全球经济的好转，各地区又立马爆出用工荒，令企业很为难。用工上不仅专业技术人员短缺，就连普通工也很缺，有的劳动力充裕的省市也开始招工，这些现实的反映，折射出了我国经济中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2010年开始，85后、90后逐渐加入就业大军，这些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吃过苦，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大学生，基本上已不太可能去做农民工，剩下的一部分由于家庭的呵护和所处时代的影响，大多宁可在家闲着也不愿进入制造型企业。另外，随着中国各行业的发展，不少曾经的农民工现在开始转行业；加上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崛起，有的企业在内地建厂，也吸引了劳动者，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加剧了用工荒的程度。

2011年以后，用工荒问题更为凸显，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各行各业都逐渐开始感受到用工的压力，很多企业做了大量的招聘工作，但总能感受到长期的缺工或临时的缺工。作为人口第一大国，用工荒显然已经成为我们面临的严重问题。

以富士康为例，为了缓解用工压力，富士康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转移到人口资源众多、劳动力丰富的中西部等省市建立工厂，但仍然避免不了各厂区经常出现“用工荒”。

从具体工种来看，富士康用工荒不仅表现为操作熟练的高级技工短缺，更主要表现为普通工人的短缺。“技工荒”现象在富士康早有表现，高级技术工人在富士康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目前的情况是大量普通工人也经常短缺。普通工人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就不高，招聘时对应聘人员的专业技能基本不做过多要求，只要经过培训可以进行熟练操作即可。即便如此，依然发生“用工荒”现象。

从劳动者的性别结构来看，当前形势下的“用工荒”主要表现为女工短缺。从一些媒体的相关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富士康的工人结构呈现失衡状态。富士康出于多方面的考虑，比较愿意招收女工，而且一些岗位的特点要求女工更为合适，所以富士康对女工的需求量高于男工。但是在目前的劳动力市场上，女工的供给量本来就低于男工，这使得“女工荒”更为严重。

我们应该看到，“用工荒”并不是目前我国劳动力供小于求，也不是说市场劳动力供给不足，其实是有些劳动力不愿接受他们认为不够优厚的待遇，很多农民工现在不想去干劳动强度大并且报酬不是很高的工作，并且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和用工条件的提高，传统上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产业发展的优势逐渐逝去，很多农民工不愿再到生活成本高并且劳动报酬没有明显优势的发达地区工作。

二、导致用工荒的根源

第一，劳动力供求关系矛盾。供求机制是市场运行的基本机制，劳动力作为一种市场要素也不例外。要想没有用工荒和就业难，则市场需要的劳动量应该正好等于市场提供的劳动数量，可现在劳动力资源的供需远远达不到平衡状态，供需的不平衡是导致用工荒的根本原因。

从劳动力需求看，各地区经济和社发展会不统一，对人才需求也不相同，导致有的地方劳动力不足，有的地方劳动力剩余。此外，我国各地区产业结构每年都进行着调整，产业结构的转移和产业升级对工人的需求逐渐改变，普通的员工短缺，高技术的人员急缺，这种不平衡不匹配导致了用工荒和就业难。

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我国人口不断增多，虽然实行计划生育后人口数量的增长速度有所放慢，所以劳动供给总量增加放缓。劳动的供给增加量小于劳动的需求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产生了用工荒。

从劳动参与率来看，最高的是东部地区，西部第二，中部地区参与率最低。劳动力市场的不平衡还表现在城市规模上，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失业问题在程度上有较大差距，省会城市和大型城市表现出来的失业程度更大，超过10%。这些严重的就业不平衡也造成了用工问题和就业问题。

第二，劳动力主体与企业需求的矛盾。2012年以后，就业的主力军是80、90后，农民工数量明显减少，大多数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后找工作注重工资福利和环境，追求个人的价值和职业发展，对就业岗位期望过高。随着受教育程度提升，高学历人才倍增，一些求业者向往较高层次的工作岗位，在选择时宁愿待业也不肯进入一些小企业，更不愿从事技工类的工种。新一代农民工，对工作环境、福利待遇、发展机会及文化生活等有了更高的要求。这就与市场劳动力需求产生了矛盾，不仅增加了就业难，也加大了企业的用工荒。

第三，教育供需矛盾。我国各大院校年年实行扩招政策，大学生一届比一届多，成为天之骄子的人越来越多。由于上大学的人越来越多，农村劳动力的供给正在由“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农民工的供需矛盾直接产生了“用工荒”。高校所设置的专业课程所培养的人才结构与社会需要的人才结构不统一，普通专业多、实用技术专业人才少。大量毕业生毕业后找不到合适工作形成了“知识失业”。

三、对策建议

进一步强化政府服务职能，加快推进市民化进程，从社会层面上为解决“用工荒”提供制度保障。依照产业发展规律来看，本地化就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政府作为社会管理的职能部门，必须为新生代农民工迫切融入城市生活提供制度保障。政府要出台有益于外来农民工的政策、法律和法规。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推进城镇化，让农民工市民化，让他们在城市中扎根，提高他们的待遇，政府要保障外来农民工的基本医疗、子女就地上学等关系到农民工切身利益的问题。政府要通过各种方式，让农民工快速的适应城市的生活，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使他们在城市中体面的生活，才能减少工人的流动。

在技能培训方面，虽然企业能发挥巨大作用，但由于成本较高，很多企业不愿支付附加成本，所以能贡献的力量有限，而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经济实力与掌握的优良资源，组织规模较大，层次多样的技能培训，尤其针对重点行业、紧缺技术进行技能培训。

企业层面，出现用工荒现象后，首先要通过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改善生产方式，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改善生产经营模式，从而缓解对普工的根本性依赖。其次，重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改善薪酬制度，丰富企业文化，把员工当作企业最有价值的资源，建立人性化的管理模式。让员工体会到和企业共同成长、共同受益、共同分享的企业和员工关系，长远的留住员工。

篇6

[摘要]文章描述了我国当前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现象并指出了高级技术工人短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从人力投资激励不足、经济结构变化和外部因素等方面分析了造成我国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原因，并根据这些原因提出了解决我国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对策。

[关键词]技术工人；短缺；经济原因；对策

近几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中出现了一个怪现象：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改革而产生了大量的失业工人急需再就业；同时，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出现了严重的短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越来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和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将直接影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因此，对我国技术工人尤其是高级技术工人短缺进行经济学的分析和解释，并基于此提出更有效且更具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将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我国企业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现象

我国城镇企业现共有1.4亿名职工，其中技术工人7000万人。在技术工人中，初级工占60％左右，中级工占35％，高级工仅为3.5％。而在发达国家技术工人中，高级技术工人约占35％，中级工约占50％，初级工约占15％。我国技术工人的组成结构造成了企业中传统工种“十人争一个岗位”，而新兴工种、高技术工种却少有人问津的局面。

(一)高级技工数量严重短缺．高级技工人数少且比例结构严重失衡

广州市“十五”规划中提出需求技师10万人，而目前不足8000人，其中高级技工不足300人。更严峻的是我国在岗技术工人的年龄结构趋于老化，高级技工大龄化趋势日益凸显。国家统计局对上海60家制造企业完成的调查显示，目前上海的技术工人队伍中，年龄在22岁以下的仅占3％，23岁至35岁的占40％左右；36岁以下的高级技工一个也没有。

(二)高级技工流失严重

现在一方面企业急需技术工人，一方面面临着现有的技术骨干被“挖墙角”的危险。由于使用中国本土技术工人的成本较低，我国的外资企业纷纷到国有企业中挖走其“高级蓝领”，这进一步加剧了我国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情况。

二、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经济后果

(一)产品质量差

某汽车厂从国外引进了一条汽车生产线，但组装出来的车辆有很多方面达不到标准。分析原因，多为技术工人操作不当所致，而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整车的质量。目前我国的企业产品合格率不到70％，不合格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

(二)现有设备正常运行无法保证

技工缺乏使一些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设备和生产线无法正常运转，造成设备的生产率降低或闲置，给企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这些损失是本可以避免的。

(三)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弱化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非常低，所以我国出口的产品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国外大型跨国公司也正是看到了这点，将其生产和研发中心迁至中国。我国技术工人的短缺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整体素质偏低，虽然劳动成本低，但工人劳动生产率也较低，因此，低劳动成本和低劳动生产率并存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这大大降低了我国在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加入WTO之后，我国将面临更加激烈的国际竞争，比较优势的弱化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

三、高级技术工人短缺的经济原因

(一)人力投资激励不足导致技工短缺

1厂商对人力投资的激励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代，高级技术工人大部分存在于大中型国有企业之中，国有企业通常都开办有自己的职工技术学校和夜校，通过这些学校从工人队伍中培养自己的技术工人。而开办这些学校各种费用一般都以各种形式的预算报给国家并由国家负担这部分费用。因此，在计划经济时代，对工人进行人力投资的部分成本是由国家而不是由企业承担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是严格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此，企业可以收回其对人力投资所带来的收益。厂商从人力投资中获得了大部分收益，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环境为厂商进行人力投资提供了激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经济时代的经济环境已经荡然无存。首先，国有企业改革使政府和国家不再是企业的靠山，国有企业必须在市场环境中同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业展开竞争。现在国有企业开办职工技校和夜校的费用一般由企业自身负担，本已不适应残酷市场竞争的国有企业，其经济效益在不断下降，有的甚至负债累累，很少有企业愿意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对职工进行培训。因此，技术工人特别是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问题就越来越突出。其次，我国还对就业制度进行了改革。为了使我国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得到利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我国改革了计划经济时代僵硬的就业制度，取而代之以灵活多样就业体制。这固然对提高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水平非常有利，但也给还未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在不同行业和本行业流动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企业获得了大部分人力投资的收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以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决定工人的工资水平，而国有企业支付给技术工人的工资往往较低，因此市场上的高工资会促使工人离开国有企业，而到工资更高的外资企业、私营企业就业。这就使进行了人力投资的国有企业因工人的离开而无法获得其投资收益。收益的降低也使国有企业进行人力投资的激励降低，从而使技术工人的供给大大降低，这就使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2对个人激励的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代，一个工人的职业阶梯较长，因为通过个人努力还是可以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一名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国家干部，整个制度给工人提供了机会。而工人把握此机会最有利的途径就是在技术上过得硬，也就是通过不断学习使自己成为技术工人从而提高自己的待遇和职业生涯前景。所以，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自身进行人力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人的职业阶梯较短，市场经济对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从一个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的机率已经很低了。

一个普通工人从职业技术学校毕业至成长为高级技工，其间通常要经历20－30年的时间，而最终成为高级技工的人更是少数，所以，高级技工是一项成才周期长且风险高的投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项高风险的投资必须有高的收益才有人愿意进行这种投资。进行高级技工这项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具有高的收益才能激励人们进行这种投资，否则，就会导致技工短缺。我国工人的工资长期偏低，这就导致了人力投资的收益也很低，所以，愿意从事这种投资的个人就很少。

(二)经济结构变化使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我国改革开放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以前，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粗放型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开始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以集约型增长方式为目标的产业结构调整使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获得了快速的发展。而集约型增长就要求有大量的技术工人来操作先进的设备，但技术工人的生产是有周期的，即技术工人的短期供给弹性是较小的。对技术工人的需求短期内的增加导致了技术工人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

(三)外部因素导致技术工人短缺的恶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这些巨额外资在带来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操作这些设备需要大量的技术工人。外企的大部分技术工人并非自己培养的，而是通过高工资、高待遇从国内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引进。目前，国有企业缺乏培养高级技工的激励，因而高级技工的供给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而外资企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2001年底我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FDI涌入中国，这就导致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这更进一步加剧了我国技术工人短缺的程度。四、解决我国高级技工短缺的对策思路

从上面技工短缺原因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高级技术工人的短缺：第一，由于需求结构和需求数量的变化导致技工短缺；第二，高级技术工人供给的不足导致的技工短缺。笔者认为，解决我国当前技工短缺的根本措施在于使高级技术工人供给的质量和数量增加以适应需求的变化。

(一)微观对策

1对个人的激励措施

要刺激个人对人力投资的积极性就要从提高人力投资的收益率人手。要提高人力投资的收益率，也就是说提高工人的工资水平，需要注意的是，不仅应提高高级技术工人的收入，还应提高普通技术工人的收入水平。高级技工的成才周期长，如果仅提高高级技工的工资水平并不能提高此项人力投资的收益水平。因为高级技工从开始获得高工资到退休的时间不是很长，也就是说高级技工的收益期比较短。因此，只有提高工人的普遍工资水平，才能提高此项人力投资的预期收益水平从而提高人们对该项人力投资的积极性。

2对厂商的激励措施

厂商之所以不愿意对工人进行人力投资是因为此投资的风险较大，为降低这一风险，企业内部就要建立一个风险共担、收益共享机制。该机制使工人离开企业也同样遭受损失，这就会大大降低工人的离职率，从而降低企业人力投资的风险。

因此，通过建立内部劳动力市场，拓展工人的职业阶梯等措施使工人和企业利益一致，降低离职率和该项人力投资的风险，从而刺激厂商进行人力投资，提高技术工人供给的数量和质量。

(二)宏观对策

政府应在解决我国技术工人短缺中起到其应有的作用。在这方面应该借鉴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

德国约有30％的适龄青年人上大学，那些不能或不愿上大学的年轻人绝大多数(80％－90％)则接受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其中又以接受双元制职业培训为主(约为70％)。“双元制”职业技术教育是德国技术工人的主要来源。所谓“双元制职业教育”就是整个培训过程是在私营的工厂企业和国家的职业学校进行，又以企业培训为主，企业中的实践和在职业学校中的理论教学密切结合。按联邦制的特点，德联邦制订职业培训的有关法律、培训条例和职业分类等关系国家职业体系一致性的有关制度，各州政府则主管职业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支付职业学校的费用，企业方面的培训条例和学校教学计划由专门的机构进行相互协调，具体的培训则通常由国家委托各地工商协会负责监督。

篇7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

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从实际来看，我国大量用工的制造企业难以培养出数量可观的急需的技术型工人。中国企业缺乏核心的制造技术，在研发、设计、营销等高端价值环节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丰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成为支撑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的竞争要素。为了尽可能的利用劳动力，即使稍微有点技术性的工作也被分解成很多单一性的流水式工序，每个民工针对这一种岗位进行重复式操作，难以接触到技术生产的全过程，这就很大程度上排除了民工通过“干中学”成为技术能手的可行性。为了节省成本支出，企业难以舍得从有限的收入中抽出资金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劳动保障部的调查表明，被调查企业中一半以上的企业用于技术工人培训的费用不到职工教育经费的20％，在培训经费难到位情况下，民工根本不可能通过培训这一途径获得技术提高。因此，在制造业结构低端化的情况下，企业缺乏进行技术性工人培养的压力，生产模式所决定的培训体系的缺失导致技术人才的储备严重不足，当企业生产扩张和技术发展需求技术型工人时，供应不足的问题立刻暴露出来，并通过结构性“民工荒”现象集中爆发。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性原因。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与“民工荒”现象

徐建荣　陈　圻

【摘要】2004年年中“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相应的看法。综观各种论点，“民工荒”发生的深层次原因鲜有触及，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探讨。“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关键词】民工荒；二元化；制造业；结构低端化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1―0116―03

【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SA8000及‘民工荒’对长三角制造业发展的中长期影响及对策研究”(批准号：05EYA001)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徐建荣，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陈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管理。(江苏南京210016)

2004年年中广东、福建、浙江等地相继发生民工短缺，“民工荒”现象第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沿海地区的众多制造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招工难问题，而且“民工荒”现象呈蔓延之势，缺工范围一度向中西部地区扩大，表明我国劳动力供需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农民工以自己对区域、岗位、待遇等特有的自主选择方式决定外出的迁移方向，形成民工在区域间的重新布局，他们基于自身理性选择而放弃某一地区的行为自然导致该地区发生“民工荒”的现象。

一、“民工荒”现象产生的原因

对于“民工荒”产生的原因，专家学者有着不同的声音，各方论点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工资低廉说。长期以来农民工工资处在绝对的低位，不仅与城镇职工工资的相对收入比偏低，而且增长幅度几近于零，珠三角地区12年来民工工资年均仅增长68元，低廉的工资实难吸引和留住民工。二是收入增长说。这种观点认为，2004年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大力实施农业减免税以及对粮食主产区的直补政策，再加之近几年粮食价格有了明显的恢复性增长，种粮收入比较可观，务工收入的相对优势有所弱化，导致农民工回流和减少外出务工活动。三是制度缺陷说。我国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严重阻隔了农业剩余人口向城镇的迁徙，而由户籍所延伸出来的保障、入学、医疗等一系列障碍加大了农民工在城市生活的成本，使本已偏低的工资收入雪上加霜。而且，农民工缺乏话语权，工资决定、劳动条件、工作时间等都难有制度性的保证，无形中使他们对城市归属感缺少认同，最终导致民工回流现象加重。四是结构滞后说。绝大多数民工没有受到过正规的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很多务工者只是具有体力这一最原始的劳动要件，无法适应企业的现代化技术装备操作，而企业对有技能的工人需求量很大，对普通劳动工则处于正常的需求水平，劳动力供需结构的脱节造成民工的结构性短缺，结构性“民工荒”由此产生。此外，还有观点(刘艳，2005)认为，沿海地区产业过于集中引发了对农民工需求的区域性集中，产业高度密集推动沿海地区发生民工短缺。

以上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对“民工荒”的出现做了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信服力，归纳以上论点，可以总结为收入成本比较和结构不合理两种解释。这些因素都对“民工荒”发生具有一定的诱导作用，但并不足以从本质上有效阐释为何在我国制度设计并未有效扭转二元化结构发展条件下“民工荒”仍然发生，并且从沿海发达地区向输出大量劳动力的落后省份蔓延这一现象。本文认为，“民工荒”的出现是对二元化结构发展的一次假证，并不能说明我国二元化发展形态的改变，恰恰反映的是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一种扭曲形态，其发生的内在原因则是我国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结构低端化形成价值分配秩序和人力资本培养模式的不完善。

二、“民工荒”与二元化发展的背离

1．我国二元化发展难以构造民工总量短缺的条件

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农业剩余人口总量巨大，劳动力资源丰富成为最大的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已从1978年的2．37提高到2003年的3．23，表明当前我国二元结构的形态呈现强化之势。这种工农部门边际收益的绝对差异更大程度上吸引农业剩余人口向工业部门迁移，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来说，劳动力资源的供应在较长时期内将是充裕的。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农业人口需要转移，仅2006年劳动力资源增量就达1700多万人，预计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逾2500万人，而全年预计城镇可新增就业岗位约1100万人，有1400多万劳动力无法进入就业岗位，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即使考虑到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新增量达到峰值后逐年减少，也只是增长放缓而已，劳动力的供应仍将持续增加，需要转移的人口不会在总量上绝对下降。因此，“劳动无限供给”对中国来说，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经得起考验的命题。然而，“民工荒”的出现却对这一命题做了一次令人吃惊的反证，我们长期以来引以为豪的丰富且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在我国工业化持续繁荣的景象下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供给”紧张。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供需关系在古典竞争环境下将会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从我国市场化深入程度看，绝大多数商品几乎都处于或接近于古典竞争的市场中。而劳动用工市场在我国则是一个非完全竞争市场，在信息不对称以及大量的劳动力源源不断的供给条件下，农民工深处丧失话语权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占据了有利的位势，几乎垄断了市场的选择权。企业的强势选择权决定了有限的工作岗位对大量外出民工来说是一种稀缺的资源，这是岗位供给与劳动力供给的强大博弈，“僧多粥少”的供需状况造就的是劳动力过剩的现实市场，总量上的失衡不会构造出民工短缺的条件。

2．“民工荒”对二元化发展假证的现实意义

“民工荒”发生是劳资矛盾长期积累的必然结果，当前民工工资介于务工成本与刘易斯模型工资水平之间，与刘易斯所说的工资标准仍有一定差距，因此“工资粘性”带来的净收入的下降阻滞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大规模迁移(包小忠，2005)。从这一角度讲，“民工荒”现象并没有违背二元化结构理论，而是在缺失刘易斯理论标准条件下的特殊现象，是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一次假证。

“民工荒”对二元化结构理论的假证，在现实意义上反映出我国二元化条件下城乡发展的扭曲，这种扭曲实际上是工业化进程中城乡利益分割的博弈变化，它进一步恶化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关系，对工业化发展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积累，工业发展所需资金的重要渠道便是农业积累的转移。国家通过农业合作社这种组织形式将农民集中起来进行农业生产，然后通过农业社对农产品进行适度有偿收购，这种对农产品低价购买降低了工业发展的成本，实现了农业资金向工业发展的转移，由此推动了当时工业化的进程。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前以农支工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建立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有效秩序之下，基于城乡之间严格的户籍分割，农业劳动力向城镇的迁移行为近乎禁止，农业人口被完全隔绝在乡村，因此工业对农业资金的转移是全体农民以农业社为中介完成的。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分配模式在当时城乡收入水平都较低并且农民收入有着稳定的组织保障下表现出了很大的稳定性，较难发生城乡利益的严重冲突。

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社这种农业组织伴随着农村改革而

消亡，农民的经营自由权得到了充分尊重，农民由原来统一组织下的集体行为人转化成个体自由人。农业经营体制的变化所带来的效率的提高解放出了相当一部分农业劳动力，而经营的自主化则使这部分剩余人口以个体形式直接面对城镇工业的劳动力需求。工业化的发展对农民工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当民工进入到企业中成为临时产业工人时，城镇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的发展就采取了一种不同于改革开放以前的资金转移模式。由于这些企业自身技术水平和资金规模都不高，低成本发展成为其采取的可行市场战略，而低成本的源泉则是依赖丰富且廉价的民工资源，形式就是长期实行低工资、逃避各种劳动培训及保障投入，甚至无故拖欠、扣发工资。企业通过对民工低投入而获得高产出实现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农民工自身处于弱势群体地位，没有相应的代言人，即使有工会组织也大多形同虚设，甚至于一些地方政府以投资环境为幌子无视民工长期低工资的现实，因此，此时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金积累事实上走的是一条对以民工为主体的部分农村劳动力的资金转移模式，每个务工者以极低的收入水平并且因缺乏技能培训而只能单纯付出体力为代价，为工业化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企业对农民工实行低工资及逃避技能培训投入，降低了民工的收入积累能力和未来提高工作技能的机会，导致绝大部分民工将来因年龄增大只能返乡或从事更低端的工作，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

三、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是“民工荒”产生的内在驱动力

当前，“民工荒”绝不是我国劳动力总量上的缺乏，技术型工人短缺所体现出的结构性问题才是其真实表现。结构型用工与劳动力供应之间的矛盾积累通过“民工荒”这一形式展现出来。技术型民工的供应需要一个长期培养积累的过程，高工资也无法在短期内催生出大量的熟练工人，熟练型民工的短缺说明我国人力培养的模式具有缺陷性，而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所产生的人力培养的缺位是“民工荒”产生的深层原因。

1．结构低端化形成的生产模式决定民工低工资

有关“民工荒”产生原因的论述，大多将其归结于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即使收入增长说、制度缺陷说等观点从另一种视角进行了剖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观点立论的基础仍然是建立在工资低廉的背景之上，认为民工的低收入是民工短缺的症结所在。从供求关系讲，价格是供需双方博弈的引导力。在相当低的工资水平下，劳动力将会发生供给转变，民工转移的数量应该呈现递减趋势，但事实是我国外出务工人员逐年增加。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达12578万人，比2004年增加755万人，在农民工工资整体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民工外出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受到低工资的各种负面影响。因此，将不合理低收入作为“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民工工资的低水平只是“民工荒”产生的直接诱因，低工资后面的决定因素才是导致民工短缺的深层次原因。工资水平的高低受制于企业的生产模式，部分制造企业技术含量低，以大量劳动力作为生产的要素投入基础，低劳动力成本支撑起了企业的发展基础。这种缺少技术基础的生产模式决定了企业工资的平均水平及上涨的空间，作为这种生产模式参与者的民工所能得到的收入也只能是处于较低的层次上。我国制造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上处于整条价值链的低端环节，结构上的低端化导致我国的产业附加值不高，这种较为低级的价值增值形式也是通过民工工资体现出来的，并在工资低水平的条件下引发“民工荒”。因此，制造业结构低端化才是“民工荒”发生的内在决定因素。

2．结构低端化使企业缺乏对民工进行技术培训的压力，人才储备不足导致结构性民工短缺

年轻民工和技术熟练工人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相对于企业的强烈需求而言，这部分人群作为技术应用的载体在供应上显得捉襟见肘。那么技术性民工来源途径在哪里呢?大体上讲，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经过专业职业学校培训，二是企业自身培养，三是民工自学成才，但个人自学成才毕竟是少部分，难以成为企业需求人才的正常途径。职业学校可以大规模培养职业技术人才，但受“轻视技工”的落后观念影响，近年技术学校普遍陷入了逐年萎缩的困境。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005年，职业教育所占比例从原来的58％下滑到38％，仅在2002年，全国各地就停办了大约600所技校。这意味着，技工学校对企业的人才支撑受到严重削弱，那么企业自身培养所需人才则成为最直接、重要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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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 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作用

自1999年国家正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经过10余年的发展，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然从整体上落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30 余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阶段，面临着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大规模调整。而且，当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外向型经济造成巨大冲击，为了进一步降低如诸如土地、能源、原材料紧张、劳动成本上涨等现象带来的成本上涨，保持经济竞争优势，也进一步加快了东部地区产业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我国西部地区资源、能源相对充裕，劳动力数量富余成本较低。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这些地区的投资环境正逐渐改善，已经具备承接产业转移的良好条件，而且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新的产业作支撑。

一、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劳动力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承接产业转移对于西部地区而言， 既是重大机遇， 也是严峻挑战。目前的西部地区在已经具备很多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条件的情况下， 也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就劳动力方面的情况看，相对廉价的生产要素成本优势， 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入创造了驱动力。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 西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成本优势非常明显，以四川为例，四川有着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并且，劳动力用工成本不高，据测算，劳动力工资水平约为沿海的3 /5。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也并不意味着产业转移中合格的劳动力资源的满足。西部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导致承接产业转移遭遇转移人才瓶颈。暴露出学历低、技术水平低、工作能力低等缺陷，具有相关产业正规学历教育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严重缺乏。许多新兴产业在向西部转移的过程中，缺乏产品的创新型研发人才，也成为许多低耗能、低污染、高技术含量的企业不愿意到西部地区“落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高职教育，为企业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国家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2010年-2020）》中明确指出将把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作为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应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从宏观层面上看，国家已经预见到了经济发展中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日益突出，因而在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为突破优质劳动力资源短缺的瓶颈制约，急需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高技能人才。

现阶段高职教育在办学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片面重视理论知识的灌输，而忽略了技术教育的重要性，并且缺乏根据社会和市场需求灵活培养人才的职业教育意识，导致高职学生创新能力普遍不强，许多学生只掌握单纯的理论知识，而缺乏计划和实践的能力，并且很难适应社会和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据此，应该首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校企合作方面入手，全面提升教育质量，为在西部地区“安家落户”的企业提供人才保证和智力支持。

（一）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技能人才

首先高职院校应该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就业为目标”作为人才培养指导方针，在面对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经济环境中，各高职院校应该有灵敏的“嗅觉”，紧抓其人才辐射地区的企业发展人才需要，有针对性地设置专业，要根据市场的需要，增加一些实践性、实验性的专业课程，达到使专业与社会的需求无缝对接。并能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对一些目前西部地区人才需求量不大、但符合产业转移趋势的潜力行业的相关专业，要提前设置并对人才进行培养，以适应未来市场的需求。

其次要积极探索教学制度的改革，在有利于学生就业的大前提下，可以采取一些定向学制或弹性学制的办法。学校可以和用人企业之间进行深度合作，按照用人单位的要求对人才进行有计划、有针对性的培养。学生可以和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在学校期间根据用人单位的需要完成具体知识的学习和实践技能的掌握。当学生完成学历之后，就可以立即投入到具体的工作中，实现学习到

就业的迅速转化和学校与企业的零距离对接。这样，既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也使用人企业能够通过“订单式培养”快速引进自己需要的实用型人才。简言之就是，企业和单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职学校就定向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二）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专业与产业对接

产业转移注重投资环境的综合实力，其中就包括“招得到，用得上”的专业技能人才数量和质量的软实力。在产业转移中可以通过实现校企合作达到“双赢”目的，即在产业转移中企业劳动力质优价廉，效益增收；学校学生就业渠道畅通，办学水平进一步提高。仍以四川为例，四川作为西部地区人口大省，在 “人口多、底子薄、不平衡、欠发达”的基本省情面前，明确提出以科技支撑引领为核心动力，实施企业创新主体培育、产业创新牵引升级、区域创新发展示范、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四大创新工程，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在高职教育中，应大力推进产教结合与校企一体办学，实现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接。建立健全校企合作新机制，指导推动学校和企业创新校企合作制度，积极开展一体化办学实践。通过整合实训资源，共建产品设计中心、研发中心和工艺技术服务平台，在企业建立教师实践基地等方式，推动职业学校教师到企业实践，企业技术人员到学校教学，促进职业学校紧跟产业发展步伐，促进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深度合作。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是关系到国家地区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最终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改善落后地区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举措。在此过程中，除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土地、交通、能源、环境等配套设施积极跟进外，高职教育为其合格劳动力资源的人才保证及产业创新型发展、可持续发展带来的智力支持也显得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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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用工荒；人力资源供给；结构性失衡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31-02

一、目前“用工荒”的特点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即人力资源“供小于求”，体现为劳动力资源局部紧缺的现象，这种现象从2004年的珠三角就已出现，当时被称之为“民工荒”。2006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称为 “缺工”。到了2008年和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对农民工就业的需求急剧下降，一度掩盖了“民工荒”问题。2010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转暧，用工短缺问题再次凸现，到2012年春节后，不少企业又开始为新一轮的“招工”而头痛不已，而此时， “民工荒”已变成了“用工荒”。主要有以下特点：

1.地区蔓延至全国，但一线中心城市尤为突出。用工荒最早主要出现在沿海、经济相对发展较快的地区，如珠江三角洲及长江三角洲地区，但自2006年以来，用工荒从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逐步蔓延至内陆城市，甚至安徽、河南、四川等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也面临不同程度的“招工难”。但总体来看，仍然是经济发达的地区缺工现象较突出，仅以广州为例，2012年春节后一个月，广州急需补充11.38万人，虽然比去年的15万人略有减少，但2011年广州人力资源的求人倍率仍保持在1.34，即平均1.34个岗位对应1个求职者。

2.紧缺类型以技工为主，表现为结构性失衡。从各大人力资源市场报道的招工情况和对企业的采访情况来看，目前企业主要缺少的工种都是集中在一线生产线上，一些体力活和一些需要专业技术较强的工种，如服务行业的服务员、生产制造业的熟练技工等。

3.“民工荒”转化为“用工荒”、“技工荒”。从2004年，最早出现“民工荒”到现在已悄然转化为“用工荒”，因为，总体农民工数量并没有出现短缺，但是缺乏由民工转变为用工的动力，而且真正缺少的是具备一定技能的专业性较强的人才，而不仅仅是从事简单劳动的生产工人。因此，现在的“用工荒”甚至可以称为“技工荒”。

二、“用工荒”产生的原因分析

1.产业结构调整导致用工结构失衡。由于国家加快产业结构调整，针对“两高一资”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转型，特别是沿海城市鼓励企业引进先进设备，加快传统技术改造，低利润、低端制造业将被淘汰或向内部城市转移，沿海城市发展重点转向金融业、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物流业、服务业等。产业升级必然会导致用工结构性发生变化，譬如纺织服装业对从业者的学历要求相对较低，而机械、生物制药、LED等行业对文化技术的要求则更高一些。因此，产业结构调整客观上要求农民工在技能上作出相应提升，但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及职业技能不能完全满足这种要求，所以必然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结构性失业。

2.经济回暖，劳动力需求增加。由于全球经济回暖，各国企业恢复发展以及国内经济刺激计划作用的发挥，使得中国经济形势已经稳步回升，并向好的方面发展。其中外贸短期回升、内需强劲是经济回暖最直接的体现，特别是一些加工制造业订单增多，而这些企业又是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的企业，订单的集中需求，短时期内使企业出现了大量的用工需求。

3.工资偏低，缺乏社会保障。一方面，劳动密集性企业通过雇佣大量的农民工生产廉价、简单的产品，并成规模地出口，但这类高度可替代的产品到了国外，只会将价格压得越来越低。而这种价格传导效应导致农民工劳动力成本始终维持在较低水平，也使这些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微利生存；而另一方面，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在促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让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的生活成本的不断提高，使得作为企业工人的外来民工在无法享受到与本地一样的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同时，却同等地承受和本地人相同的生活成本，这样一来，民工对工资预期也会随之有所提高，企业如果继续靠低廉的工资招工，显然难以吸引到所需要的工人。

4.国家产业转移，中西部劳动力当地就业。国家大力倡导的产业转移初具成效，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发展迅速，这些在中西部如春笋般崛起的企业，给当地的就业人员提供了很多岗位，这些人不需要远程到其他省市，而就近在家乡就业，工资待遇不会低多少，消费水平低，住宿、回家交通等开支减少，又可兼顾父母孩子，在很大程度上也减少了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资源。

5.外来工在一线城市找不到归属感，流失率高。外来工在城市的生活被边缘化，他们大多数住在简陋的宿舍，身着过时的服装，生活在城市的底层，使得他们与城市产生距离，缺乏认同感。特别是80后、90后已成为外来打工的主体，而这些他们与 “不管多苦多累，只要能多挣点钱就行”的60后、70后相比，不仅追求工作条件同时注重生活品质，他们的生活观、择业观发生很大变化。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掌握了一定文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诉求提高，不再满足于“为赚钱三点一线”的生活，转而寻求劳动强度适中、业余生活丰富且不受歧视的工作岗位。而这些要求与实际工作环境有一定差距，就会导致他们总是在不断地跳槽、返乡、外出打工中徘徊。

6.部分企业不重长远，缺乏用工储备。部分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仍错误地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企业用人可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在用工方面仍然固守临时观念，缺少长远打算，对劳工缺乏应有的尊重，不注重建立自己的劳动力储备，从而导致一旦用工需求急剧增加时就变得手足无措、无法应对。

三、“用工荒”背景下对企业人力资源供给的影响

1.电子、制造等行业将出现人力资源严重不足。现在的用工荒严重，尤其是技术工种，技术类人才本来就比较稀缺，有技术的外来工人由于城乡差距缩小，在老家附件就能找到工资水平待遇差不多的工作，不愿离乡背井到大城市生存；而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毕业生往往怕苦怕累，不愿到生产第一线，致使电子、制造行业缺少大量技术工人。

2.“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并存。“用工荒”与“就业难”同时并存，人力资源“结构性”失衡现象严重。一方面，一些不景气的行业“裁”声四起，如房地产行业、受国际影响较大的外贸企业等，为减本增效，裁员“瘦身”当前是一些企业最直接的自保手段；另一方面，大量电子、制造类企业招不到合适的技术人才，产生“用工荒”。

3.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重新洗牌。目前，随着欧美经济逐渐复苏，对中国制造的产品需求有所增加，企业的订单增加，招工量也有所上升，但中国制造的优势就在于成本，而要解决“招工难”第一要务就是增加工人的工资，而工资成本的上升又加重企业负担，使得本来就是微利的生产制造业面临很大困境，所以实力较差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必然面临着被收购重组的命运。

4.“应急工”顺势而生。由于企业用人出现严重短缺，不少企业开出优厚的条件招聘在校学生以“短期工”缓解用工的“燃眉之急”，称为“应急工”。特别是在2012年春节前后，一些在校90后大学生逆“春节流”而动，不“爱”过年“爱”打工。他们没有回家，而是选择北上、南下去打工挣钱。一方面可以通过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假期打工提高自己的社会实践能力。

四、解决“用工荒”，满足人力资源供给的措施

1.加快产业调整，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继续实施国家的产业调整政策，大力发展科技含量较高的产业，大力发展规模农业生产，提高劳动力资源的效率，减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合理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力的社会生产价值，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现有设备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淘汰落后设备，同时对员工进行技术培训和优化组合，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

2.提高工人的福利待遇，提高社会保障。用人单位能否提供一份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是每个应聘员工首要考虑的因素。因此，企业招工要充分考虑员工生活成本增加和生活水平提高等现实因素，适当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待遇。另一方面，应注重外来工人的社会保障。企业应该按照劳动法的规定，为工人参加社会保险，并出台相应政策使得到本地务工的外来民工在医疗、养老、工伤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享有当地人同等待遇。有了一份满意的收入与可靠的社会保障，就会降低外来工人的流动率。

3.加快职业教育，培养适合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的储备。用工“结构性短缺”主要原因是因为加工制造业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这部分需求农民工难以满足，而高校毕业生又不愿从事，就导致出现“用工荒”与“就业难”并存。政府应继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可以实行“订单式”办学，根据企业要求，培养出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样既可以解决“技工荒”，又可以解决大学生的就业难。

4.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适量储备劳动力资源。企业应该创造出企业的个性文化氛围，通过企业独特的人文环境留住工人，同时有目标、有计划发储备一些劳动力资源，对于这部分劳动进行边培训边使用的方针，在不浪费现有劳动力的基础上，又为企业将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5.加强企业管理、增强企业凝聚力。对企业而言，调整员工收入水平、实行人性化管理，是解决“用工荒”的关键。企业要想发展得更好，人力保障是基础，构筑和谐的劳资关系，完善企业留人制度，除了要提高工资福利、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实施激励性的绩效考核、通畅个人发展途径和空间外，还要努力营造并提高企业文化内涵，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加深员工对企业的感情，保持企业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五、结论

总体而言，2012年的用工荒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人力资源供给的“结构性失衡”，只有找准问题的根本原因，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强职业教育、提高外来工人的待遇等具体措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力资源供给的不足，保障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 广州节后用工缺口超11万[N].南方日报，2012-02-02.

[2] 陈桂宏.浅谈国内“用工荒”产生的原因及对策[J].新西部，2010，（6）.

[3] 胡月彬.当前中国“用工荒”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南昌教育学院学报，2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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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我县企业用工现状

****年度，被列入我县重点骨干的企业共****家，企业类型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汽配、电机、水产、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行业，都具有行业代表性的特点。从调查显示，截止**年4月底，我县**家重点骨干企业用工总人数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外包单位****家，用工人数为****人）。按员工户籍地分，本地员工****人，外来员工****人；企业为员工参加社会保险人数****人，参保比例为****%，主要以本地员工为主，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中仅为45名员工参保，参保率极低；从日工作时间看，各企业相差较大，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衢山吉博力等企业劳动用工比较规范，实行标准工作时间制，而水产，玩具等企业因工资以计件为主，员工日工作时间一般在****小时，工作时间相对较长；从工资待遇看，船舶修造、汽配、电机等企业的生产及技术工人月薪在****元，水产加工、玩具、化纤、毛绒制造等企业的员工月薪在****元；其它福利待遇方面，除长涂金海湾、秀山常石集团等少数企业福利待遇较优外，多数企业很少考虑给员工除工资以外的福利待遇。从食宿安排看，我县约有7成企业为外地员工提供免费住宿条件，每间宿舍安排****人，为本地员工免费提供住宿、通勤车或补贴。金海湾公司提供的食宿条件很好，每间都安装空调、电视等设施，可以与宁波、绍兴等地的一流企业媲美。

二、用工短缺情况及存在问题

从调查显示，年内**家企业用工需求为****人，其中船舶修造企业的外包单位用工需求为****人。主要分布在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有关企业。用工缺口的主要工种是船舶工程管理人才、船舶行业技术工人、水产加工人员，VNC机械加工人、玩具装配工、车缝工等。对用工的年龄要求普遍限制在20—40周岁。

目前，这些用工短缺企业都存在招工难问题，已给有些企业的正常生产带来很大影响，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今后几年内，我县按照市委“以港兴市、全面跨越”的工作要求，紧紧围绕建设海洋经济强县这一主题，认真贯彻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优势，临港产业将会得到快速发展，特别是船舶修造业及船舶配套等企业的用工需求势必会迅速增加。从目前正在新建中的衢山东邦修造船有限公司、落户秀山岛的江苏南通惠生集团、江南山的舟山中基集团，及金海湾公司的全面投产情况看，保守预计这些企业明后两年内用工需求总量将超过1万人。企业若不及早储备管理人才、技术人才和普遍技术工人，到时，用工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将进一步显露：技术人才总量短缺，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外来劳动力引进难……这一切，会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最主要瓶颈。

三、企业招工难原因分析

透视我县企业用工短缺现状，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上分析其用工短缺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宏观上分析。由于新一轮全国性的投资热潮兴起，如上海****年世博会和广州****年亚运会场馆及基础建设，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经济圈的形成，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步伐的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举措的实施，各地经济都得到快速发展，企业用工量都飞速猛增。使劳动者就业空间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多变，劳动力资源在全国区域内不断得到整合和配置，呈多方向、多区域流动趋势。原来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集中流动的劳动力转向全国范围，改变了民工潮“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习惯性转移格局。导致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出现较为严重的“民工荒”问题，劳动力供给明显不足。其次，由于中央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相继出台取消农业税等重大政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强了外来民工务农的信心。第三，有些地区包括我县的多数企业工资水平多年来始终保持在低水平徘徊的局面，而内地一些企业工资水平在不断增长，以及用工不规范，员工权益难以保障等原因，极度大地损伤和削弱了他们外出务工的积极性。

（二）从我县实际情况分析。我们认为本地劳动力不足，结构性矛盾严重；水产、玩具等企业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是企业招工难的最主要原因，其次是区域位置、工种适应性、管理水平、权益保障等也是造成企业招工难不容忽视的因素。

（1）结构性矛盾严重。当前,我县大力培育发展临港产业,船舶修造企业呈现飞速发展态势。截止07年底，全县共有船舶修造企业****家，相对固定职工1万余人，今后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需求量持续增大。而我县目前可提供的人力资源中适合船舶修造企业技能要求的极少，劳动力低技能素质与企业对技术技能工人的高需求所产生的技能性矛盾是就业结构性矛盾的主要特点。这种结构性矛盾在今后几年内将会更加严重。

（2）本地劳动力严重不足。近年来，我县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很多企业相继落户我县，大量失业人员实现了就业再就业，城乡闲散劳动力逐年迅速减少，实现了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据教育部门统计，目前，我县每年未升学的初高中新成长劳动节力仅为****余人，原岱山户籍的大中专毕业生回家乡创业的很少，也只有****人左右。这一切，导致我县本地劳动力有效供给严重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企业用工紧缺。

（3）工资待遇偏低，用工缺乏吸引力。众所周知，近几年来，我县企业工资长期徘徊在较低水平。而这些年来物价消费总体水平已大幅攀升，企业工资提高远低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增幅。按日工作时间*至**小时计酬，目前我县水产、玩具等企业职工月工资收入一般在****至****元。与宁波、绍兴等周边地区相比，月薪均低了****元左右。

（4）用工不规范，权益难以保障。我县企业对外地员工一定程度上存在歧视的倾向，一是很少与外来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二是拖欠工资现象时有发生；三是不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四是随意延长劳动时间，管理方法死板，缺乏人本化理念。

（5）岗位（工种）原因。

调查显示，目前我县用工出现短缺的行业主要是船舶修造、水产加工、汽配等企业。船舶修造企业用工短缺主要原因是企业用工要求较高，用工岗位主要是：电焊工、冷作工、管道工、船电工、舾装工及船舶现场管理、起重吊机、检验、精度等工种，应聘者众，录用者少，大多受技能制约。而对于水产、玩具等企业的招工难问题，究其原因，一是属季节性生产类型，工作不太稳定。在淡季，一线生产工人往往被辞退，勉强留下的也只发给****元左右的生活费。而一旦生产旺季到来，原来那些人早巳在其他企业上班，不可能再度返回，造成员工流失；二是薪酬较低，在工作时间较长，劳动强度较大的情况下，也只能得到这些报酬，势必引起民工反感；三是用工以****岁女工为主，而外来务工人员男多女少，比例为*：*，这势必造成年轻女工的大量短缺。四是多次从率水产加工企业赴外招聘反映，很多民工不愿应聘水产品加工岗位，主要原因之一是考虑鱼腥味重，习惯上难以适应；顾忌得风湿性关节炎等。

（6）区域位置因素

由于我县地处海岛，交通不便，工作成本高，外来劳动力不愿到海岛来打工，一般选择到杭州、绍兴、宁波，温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工作。原因是路途太远，探亲返乡不方便，交通费用支出过大。

五、对策和措施

针对我县目前存在的企业招工难问题及今后船舶等工业用工需求预计情况，我们认为各级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义不容辞做好用工管理和服务工作，形成全社会合力扶工的良好环境，促进我县企业又好又快地科学发展，实现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的良性互动。同时，引导帮助企业规范劳动用工，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更好地关心、留住人才劳动力，共同破解招工难问题。

（一）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

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要千方百计加快各行业的管理、技术等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引进，着力加快企业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熟练技术工人三支队伍建设。

一是充分发挥浙江海洋学院、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岱山技校等本地院校的人才培养优势，围绕产业需要，扩充船舶修造相关专业，为我县船舶工业提供相关实用人才。

二是加强校企联合，充分发挥县职业技术学校船舶修造技工培训中心的教学资源，进一步完善衢山镇和长涂镇两大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围绕船舶产业用工需求，采取“订单式”和“储备式”培训形式，开展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船舶行业人力资源库，更好地为企业输送合适的技能人才。

三是加强交流与合作，开展引才引智工作。积极引进国内外智力项目,为我县各类企业技术创新等服务。县里每年要选拔一批有一定工作经验、年纪轻、学历高、发展潜力较大的人员到高等院校进行专业深造，也可派员到国内外先进企业学习先进管理及技术，培养一批高级技术骨干人才和专业实用人才。

四是广泛开展船舶技能岗位练兵、技术比武、技术创新与攻关等活动，切实提高职工的岗位技能和创新能力，在全社会形成学技术、比技能，促成才的良好氛围。

五、要在全市范围内统筹考虑劳动力短缺问题，尤其是船舶修造行业的用工紧缺问题。从岱山目前情况来看，可供劳动力资源已到极限。年轻的读书毕业后都飞到外地，年纪偏大的已失去培养基础。因此，建议市里应及早谋划人口较少的海岛劳动后备力量贫乏的举措。在招生、培训专业设置、就业岗位安置上制订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手段。

（二）积极引导，帮助企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1、提高工资待遇，增加用工吸引力。引进外来劳动力，解决招工难关键是提高职工工资待遇。因此，要引导企业认清长三角及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的客观现实和发展趋势。要根据周边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及时调整职工工资，尽量接近甚至超过周边地区的薪酬水平，有条件的企业可实行职工工龄补贴，年终福利奖金等措施，进一步增强企业用工吸引力。

2、保障民工合法权益。要帮助企业理性地审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改变短期用工行为，及时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按时足额发放工资，改善生产和生活条件，保障和维护员工合法正当权益，进一步构筑和谐的劳动关系。

3、调整用工条件，适当降低在年龄、性别、技能、经验等方面要求，扩大用工范围。季节性较强的企业要根据生产特点，合理制定全年用工计划，避免企业在生产淡季时民工大批跳槽，减少员工流失。

4、重视精神文化建设。要引导企业对员工实行人性化关爱和贴心式管理，真诚善待员工，逐步开设“民工之家”，丰富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定期开展各项文体活动、生日送蛋糕、生病探望、节日祝贺等形式，千方百计满足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努力提高企业凝聚力、向心力，增强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对外来民工的素质培养、岗位发展及提级提升要与本地员工一视同仁。在用工管理上做到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和事业留人，努力构建良好的和谐劳动环境。

（三）齐抓共管，营造全社会合力扶工氛围

政府职能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意识，齐抓共管，紧密协调，为企业兴旺发展创造良好的合力扶工氛围。

一是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新闻媒体和宣传途径，大力宣传高技能人才政策、船舶工业先进模范人物的典型事迹，转变本地劳动力的择业观念，努力营造“当技术工人光荣”的良好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