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方法范文
时间：2023-10-17 17:36:49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发掘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本文为西北民族大学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资助项目成果，项目编号：201610742022。
随着近年来，每年都有重要的考古发现展示在世人面前，为考古学、历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众所周知，人类在历史进程中创造的这些遗存，不少已毁灭消失，保存下来的仅是一小部分，有的还埋在地下未被发掘，有的已经因为人为破坏不得不发掘。但发掘出土的文物在出土瞬间因温湿度等环境的改变，腐朽速度加快，从而不易于文物信息的收集。
一、选题目的意义及范围
本选题通过模拟实验，探讨氧气对出土文物的不利影响，分析减少文物在出土前后受到的不利影响的方法，从而使文物能够更好的发挥其价值。在选题研究的范围上，根据材质分类，本实验选纸质文物与青铜钱币作为实验材料。因为它们具有便宜易得、操作简单等优点。此次模拟实验的主要目的是为案例的研究提供实验基础。
二、氧对文物的间接危害
当文物埋藏在地下密闭的土壤环境时，土壤团粒之间挤压密实，不存在能够传输氧气的通道，文物基本处于无氧或低氧状态，因此腐蚀反应会得到极大的延缓。随着文物出土发掘，接触到大气环境，在没有任何保护的条件下，大气中的氧气和水分直接接触文物表面，促使一系列腐蚀反应发生，导致文物出现腐蚀等病害。1氧气还可充当催化剂，加快Cl-、SO42-等离子对青铜器及铁质等文物腐蚀反应的速度。另外，氧气也会在光的作用下影响纸质文物。纸质文物的纤维素、半纤维素与木质素在光氧化反应的作用下会发生断裂，纸张的色度也会受到影响。2
（一）氧对青铜钱币的危害
常温干燥环境下，青铜钱币中的铜不与氧气发生反应，但在潮湿环境下，尤其是在有Cl-离子存在时，铜的氧化锈蚀速度极快，会在青铜钱币上形成层状结构的锈蚀。当继续处在潮湿的环境下，水将钻入到锈层内部后反应生成盐酸。若接触到铜的本体时，在氧的作用下又发生化学反应，使表面铜体进一步受到腐蚀，形成新的氯化亚铜。经过上述反应，铜逐渐经过CuCl阶段而转化为Cu2O，继而生成碱式碳酸铜。青铜钱币上一般会有年号或花纹等，若经过上述的反应，便失去其历史、艺术价值。3
（二）氧对纸质文物的危害
古代纸质文物的原材料一般都是植物纤维，而植物纤维的细胞壁主要成分是纤维素、半纤维素和木质素。这三种主要成分都易水解，从而破坏纸张结构，同时强度也会受到影响，使纸张变脆。另外，木质素易氧化，尤其是在光的照射下，氧化更快。木质素氧化后变脆是纸张发黄变脆的主要因素。所以说，常温干燥环境下，纸质文物受氧气的影响不大，但当纸质文物处于潮湿、含酸且有光的环境下，纸质文物受到侵蚀的速度更快。
三、模拟实验设计
文物一般常年埋藏在地下，已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在发掘的过程中，一旦暴露在另一个环境中，打破了原来所处的平衡环境，文物很快受到二次严重伤害，尤其是金属类文物和有机质文物。在本研究中，除了查询资料外，还采取了模拟实验。主要是针对文物临时储存环境做了简单的实验。在这个实验设计中，利用控制变量法来达到实验效果。主要的变量是有氧和无氧氛围，其他的条件只是辅助作用。
（一）实验方法
实验原料：在现有的实验条件下，此次模拟考古发掘现场的实验选取青铜钱币、报纸、宣纸和A4纸作为实验材料。
实验设备：MIT纸张耐折度测定仪；CM-700d分光测色计，日本柯尼卡美能达。
1.青铜钱币腐蚀模拟实验
实验一：制作常温、高湿、含氯、酸性条件、氧化气氛环境。在干净的玻璃干燥器的底部先后放入盛有过氧化氢溶液、碳酸氢钠溶液、盐酸溶液、烧开的蒸馏水的四个小坩埚。再用滴管滴几滴碳酸氢钠溶液于过氧化氢溶液的小坩埚，在装有碳酸氢钠溶液的小坩埚中滴几滴盐酸溶液。盖紧干燥器盖，置于室内自然环境中，并在玻璃干燥器外做好标签。观察两周，拍照记录。
实验二：制作常温、高湿、含氯、酸性条件、无氧气氛环境。在实验一基础上少加一个盛有过氧化氢的小坩埚。
2.纸质文物腐蚀模拟实验4
实验三：制作常温、高湿、酸性条件、氧化气氛环境。在干净的玻璃干燥器的底部先后放入过氧化氢溶液、盐酸溶液与烧开的蒸馏水的三个小坩埚，再用滴管滴几滴碳酸氢钠溶液于过氧化氢的小坩埚，盖紧干燥器盖，置于室内自然环境中，并在玻璃干燥器外做好标签。观察一周后取出，晾干。测量数据。
实验四：制作常温、高湿、酸性条件、无氧气氛环境再实验一基础上少加一个盛有过氧化氢的小坩埚。
（二）实验结果与分析
1.实验前后青铜钱币与结果分析
（1）实验前
通过上述图片可以看出，在有氧环境下，青铜钱币的腐蚀面积较实验前和无氧环境下的大，而在无氧环境下，基本和实验前时的钱币相似，没多大的变化。
2实验前后纸张性能检测与结果分析
（1）纸张色度检测
纸张纤维的变化会表现在纸张的颜色上，因此可以通过纸张颜色的变化分析纸张性能的影响。颜色可以用L、a、b来表示。其中，L表示明度，a、b表示颜色，a表示红绿，b表示黄蓝，E为NBS色差单位。通过测出各材料的L、a、b值来分析纸张性能的变化。
经色度检测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实验前还是试验后这三种纸的明度都较高；就颜色的黄蓝而言，据数据显示，经过有氧氛围后A4纸的偏蓝程度减弱，报纸由原来的偏蓝逐渐偏黄，宣纸的偏黄程度增加；无氧或低氧氛围数据显示这三种纸与实验前的黄蓝程度大致相同。从NBS单位的感觉值来看，实验三中的色差感觉值基本都为可觉察，而实验四的色差感觉值基本榍嵛，表明氧气的含量对纸质文物有一定的影响。
（1）纸张耐折度测定6
从实验数据中可以看出不同的纸质在相同作用力下，耐折度不同；相同的纸质在不同氧气含量的环境下保存一段时间后，在相同的作用力下，耐折度也不同。而考虑到折叠次数小于10或大于10000时，数据的准确性会降低，故分别挑选一种适合这三种纸的作用力，以便更好的测量与分析。通过对不同纸张与相同纸张的比较，试验后纸张的耐折度均有不同程度地降低，表明氧气含量会影响纸质文物的机械性能。
（三）小结
据上述的实验现象和数据证明，有氧和无氧的氛围对文物的影响不一样。因此，在考古发掘时，临时环境的制作是非常有必要的。在制作的过程中，需要仔细的勘测所处遗迹的环境，尽可能做到相似，尤其是影响文物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临时环境的密闭性。
四、案例研究
在我国博物馆等相关机构中，文物低氧或无氧保存运用的相对广泛，例如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回藏”就是运用氮气库技术实施低氧环境来保护石经的。当然，还有一些案例是使用除氧剂或其他有关化学试剂来控制氧气含量，这为延长文物寿命提供有利的帮助。7
而在考古发掘现场，使用低氧或无氧技术的案例并不多，江西西汉海昏侯墓建立低氧工作仓可以说是国内首例。它在考古发掘中运用了低压氧仓文物保护设备等大量高新技术，即使用研制出的“移动式低氧气体工作站”“低氧工作室”、“低氧储藏柜”等高新技术，来制作出用于发掘现场文物临时保护的低氧链系统及成套设备。8其中的低氧工作站的设计为本研究提供了实践基础。9
因此，在考古发掘现场，大面积的低氧处理可以参考海昏侯墓发掘现场，而小面积的无氧、低氧处理可以制作一个小环境，根据不同的文物用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制作出相应的小环境，关键是密封的处理。
五、结语
通过相关资料以及实验可以看出，氧气对于出土文物会产生影响，但是单一的氧气因素对出土文物的影响不大。一般情况下，会与温湿度、光、霉菌、空气中的其他有害气体等一起作用于文物，使文物因这些环境的变化而被破坏。就氧气而言，氧的分子结构决定了其化学活性较强，与其它元素结合时，氧原子和氧分子都可以作为形成化合物的基础。因此，对文物材料，尤其是金属文物和有机质文物有较为显著的氧化作用，从而引起文物材料微观等结构的变化。
因此，对于考古现场文物来说，在最短时间内将刚出土的文物放置在缺氧环境中保存，即临时环境的制作，能够最大程度避免文物因所处环境骤变带来的破坏。
[注释]
18周华华：《低氧工作间在国内考古工作中首次使用》，《中国文物报》，2015年11月20日第9版；郭宏、赵静：《氧气（O2）对文物材料的劣化作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年第4期，第55～59页。
2王成兴、王蕙贞、尹慧道：《文物保护技术》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页；《文物保护技术》，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 页。
3郭宏、周浩、祝鸿范、蔡兰坤、王蕙贞、朱 虹、宋迪生：《文物保护环境概论》，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页；《铁器文物脱盐清洗溶液中硅酸盐缓蚀性能的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2年第14期（增刊），第51～62页； 《秦汉铁器锈蚀机理探讨及保护方法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1期，第7～11页。
4实验三和实验四实验前的数据一样，且在实验操作时，实验三和实验四的材料需一一对应，以便试验后数据的分析。
5黄敏：《纸张白度的测定及色差的控制方法》，《中小企业科技》，2002年第11期，第21～22页。
篇2
我国考古学学科中“田野学校”的发展
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国家进行了一系列基本建设工程，而考古部门则积极参与了诸如三门峡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等基本建设中的考古工作，发现了安阳殷墟、西安大明宫等珍贵的考古遗址，从而使考古发掘和文化保护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然而，与我国近年来发现的大批珍贵遗址相比，我国考古学科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技术力量却远远不能支持和满足考古发掘与文化遗产保护一体化的发展需求。因此，坚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与国外同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使中国考古学更快走向世界;坚持把考古发掘同遗址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自觉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提供学术支撑，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考古学发展的主流。这两方面内容近几十年来都积累了基本经验，因此在今后的发展中也应予以传承和弘扬。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例，1994年以来，它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考古研究部门和高校合作开展中国田野考古工作［4］;2000年、2002年还派遣考古发掘队前往德国、俄罗斯等国参加田野考古活动。目前，该所已与日本、韩国、越南、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等国的相关高校及考古机构，签署了近20个长期友好合作交流框架协议项目。这也体现了田野学校这种交流手段已被国际考古学界接受，并在我国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一)“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应用
考古学是文理交叉的边缘学科。随着高校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化，国际考古学研究的深入开展和国内考古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高度重视，以及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培养研究生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前提下，如何使得我国高等院校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成为考古学研究生教育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除了应该加大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实践的力度，进一步改善教学环境，创建国内一流的考古学专业实验室和一套完备合理的教学体系，我国一些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考古学者已经认识到参加及举办田野学校(FieldSchool)在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同时也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尝试，开创了田野学校这一培养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创新能力的新途径，期望能从根本上解决课堂讲授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其所取得的成绩，具体如下:1．2004年7月5日至8月18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师生7人与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在俄罗斯阿穆尔州的伊凡诺夫卡进行了考古发掘［5］。经过40天的野外作业，发掘面积共计250平方米，使用高技术手段测绘了30座靺鞨人古墓的地形图与平面图。同时，在此次发掘中，出土了包括陶器、金属耳环、马具、武器、青铜带具、石器等在内的一批对研究靺鞨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的遗物。针对此次考古田野学校的实践，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主任朱泓教授说:“这是一次全新概念下的田野考古发掘活动。”2．2009年7月15日至9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的两位研究生赴罗马尼亚参加由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持的罗马尼亚皮特雷特遗址的联合考古项目［6］。1943年，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曾对其进行过小规模的发掘。自2002年始，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与罗马尼亚科学院瓦西里•帕尔万考古研究所合作，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此次考古发掘之前已经进行了6个季度(2002、2004、2005、2006、2007、2008)的田野发掘作业。其发掘的目的是复原当地古代居民的生活，并考察当地公元前第五个千年的社会分化进程。此次发掘的领队为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的汉森教授，田野学校的成员包括来自德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格鲁吉亚、芬兰、美国、中国的30多位考古学、地理学专业的学者及研究生。田野调查主要由考古学和地理学两个团队完成，其中，考古学团队负责遗址的发掘、土壤的浮选以及地磁探测等;地理学团队主要负责大面积的钻探、取样，以及勘测河道等收集古地貌信息的工作。在田野工作进行的同时，室内工作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主要包括陶片的清洗、统计、拼对、绘图、摄影等，负责室内工作的队员同时也负责考古队的后勤事务。另外，特殊的遗物亦有学者专门负责，并进行同步研究，例如对燧石核、石叶的分类，以及微痕分析等。通过参加此次的田野学校活动，使得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熟悉并掌握了德国、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的考古发掘方法和研究理论，并与西方年轻学者建立起了联系，为促进日后双方的相互了解和学习搭建了平台。3．2010年夏季，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学系的一位研究生赴洪都拉斯参加由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Peabody)博物馆组织的夏季田野学校(SummerFieldSchool)［7］。皮博迪博物馆此次在科潘遗址举办的田野学校内容丰富，包括了田野考古发掘与整理、重要遗址参观、西班牙语和玛雅文字的专门教学、知名学者讲座、阅读与讨论等诸多内容。除了上述活动外，来自不同国家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在发掘环节中还和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的部分研究生合作分组进行探方发掘，并参与了撰写报告和整理陶片。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实习，使学生基本了解了科潘遗址的历史、发掘现状以及考古工作的方法。4．2008年夏季，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两位研究生参加了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考古学与民族学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组织的田野学校［8］。此次夏季田野学校发掘的均为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别为Kulbulak，Kyzyl－AlmaII，Obi－RakhmatandDodekatymII四个遗址。通过此次田野学校的学习活动，使中国的考古学专业研究生不仅学习了中亚地区较为独特的考古发掘方法，还对中亚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至晚期的遗址文化面貌有了较为直观的认识，同时也对晚更新世末期石叶技术在欧洲—中亚—东亚地区的传播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田野学校”的特点及其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的作用
根据国际考古学专业田野学校的一些主要活动情况，我们可以对田野学校的特点进行一定程度的归纳:一是在注重研究生基础训练的同时，着重培养了研究生的动手能力和研究创新能力;二是注重教学相长;三是与研究生的学习兴趣和研究方向相结合，并贴近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考古学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同时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发展以及考虑到未来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要求，因此，研究生阶段的田野学校应该纳入我国考古学科研究生专业的培养计划之中，最终成为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理念、落实高校固本培源以及着重提高研究生综合素质和能力之办学特色的主要途径。考古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科，其发掘和研究的进展既和其他人文学科一样，受到历史、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为自然科学技术所推动。中外考古研究工作基本状况的差异尽管有着社会制度、历史情况和科技水平等多方面的原因，难以通过阅读相关专业文献获得全面的认识，但仍然可以通过采取使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参加田野学校的形式进行了解，并为今后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的专业研究提供很多借鉴。由此可见，田野学校在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中具有较为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是田野学校形式多样，培养了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二是提高了研究生的综合素质，巩固了其专业兴趣;三是搭建了与国外考古青年学者及研究生进行学术交流的平台，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为其毕业后可能存在的国际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考古学专业研究生教育实行“田野学校”培养模式的思路及方案
篇3
关键词：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
1发掘现场造成文物损坏的因素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创造了许多文化，有物质文化也有精神文化。一直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发掘与保护从未停止过，其中，考古就是一项文化保护活动。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古代文物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其破坏因素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光线，光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客观存在，紫外线对出土文物的破坏和危害最为严重，而且紫外线还是发生光化学反应的主要因素；二是温湿度，温湿度对出土器物的影响很大，通常相对温度的变化会导致器物自身结构产生收缩现象，使得一些漆木器等文物表面产生裂纹等破坏；三是微生物，器物表面由于微生物、霉菌等原因可造成文物表面色泽发生变化，尤其是木制文物，木质成分容易与微生物的分泌物发生反应导致色变，从而破坏文物的本来品质。
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正是由于文物原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但暴露在一定的环境下容易受到损坏，所以更加需要形成文物保护的意识。文物保护是通过一定的技术辅助，尽量恢复文物本来面貌，以及延长文物使用期限的过程。之所以要重视文物保护，主要是因为文物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2.1文物的史料价值及其不可再生性文物是一个国家文化的延续和承载，是民族精神家园的结晶，是今人与祖先对话的载体，堪属国之无价瑰宝。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国家，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是历史给予我们的神圣责任；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我国优秀文化的传承和继续、了解我国古代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文物由于其历史性决定了其具有不可再生性，因此文物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其主要内容包括考古发掘现场的文物抢救保护和实验室文物修复保护等，比如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战国帛书，江西海昏侯墓出土的竹简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的，如果做不好文物保护工作，对于以后研究先人的文化、生活习俗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2.2文物的考证校勘价值及其不可复原性在考古发掘现场，如果出土文物因抢救及时且得以科学的、有效的保护，大量珍贵的文物就能幸运地被保存下来，为后期的文物复修与考古研究提供科学、真实的资料。很多古代流传下来的文物，是我们能够借以得知当时时代风貌和文化特征的第一手资料，且可以用来与传世文献相互校勘，考证版本，对于恢复古代文献的真实性具有重要意义。2.3文物的实物价值及其不可替代性考古发掘现场所发掘的所有文物，都具有唯一且不可替代的特点，比如发现的原始人头盖骨化石，就是任何化石都不能够替代的重要文物，它反映了几千年前原始人类的头型和骨骼特征，同时对于研究人类的演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其实物代表的是特定时期人的生命和灵魂，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就是对以后不可再生的文物资源的一种利用。总之，文物是不可再生的遗存，各类形形的文物，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信息与人文信息，无论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还是科学研究价值都是非常高的[1]。
3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措施[2]
3.1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应遵循的原则第一，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要在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前提下进行。所谓“不改变文物原状”，在考古专业、历史文物保护工作中是基本原则之一。具体就是指，不改变现场发掘出来的文物的原貌，包括该文物发掘时的形状、结构、材料、颜色。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通过历史文物原有的形态及其制作工艺，结合所处时代背景，尽可能的去还原、去反映当时的文化特征。第二，加强对文物发掘现场原貌的保护。在考古发掘现场，不仅只有文物，包括现场内的各种东西，以及所处的环境，尽量少干扰[3]。如此一来，可确保文物现场可再处理，有助于对文物现场进行取样，方便后续文物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三，选择适宜的现场文物保护所使用的材料。前面已经提到了，历史文物最大的特征就是不可再生，因此，为了保护好考古发掘现场，确保文物不被破坏，在选择文物保护材料方面，也需要具备这样一种功能，即与文物保存等同的特殊材料。首先，选择的材料要具备长期耐久性；其次，选择的材料性能要佳。3.2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基本步骤关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一般包括以下5个阶段。第一阶段，前期调查工作[4]。在考古现场文物发掘的过程中，应当事先对遗址进行调查、勘探。包括该区域内及周边的环境，通过查阅当地的人文、历史资料，了解一些与之相关的历史信息，并对文物埋藏的环境进行调查研究。调查的主要内容应涉及温度、湿度、空气状况，这对于整个考古方案的进行以及时间进度的合理掌控至关重要。第二阶段，调查研究后，制订可行的方案。根据所掌握的各方面信息，分析其可能存在的问题，讨论后制订有针对性的保护方案。此外，还需要准备为保护方案顺利开展实施而必要的设备、材料。第三阶段，建立临时库房。在考古发掘现场，通常情况下，考古发掘前期能够发现的有价值的历史文物并不是很多，很多时候多是一些杂物遗物，当然，对于这类遗迹遗物无须过多浪费时间，这一段时间非常宝贵，应当尽快在考古发掘现场附近地带建立临床库房。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给即将发掘出土的历史文物，根据所掌握的各类信息，事先建立一个相对易控的环境空间。第四阶段，历史文物的现场提取。文物的提取非常关键，也是整个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最复杂的一个环节。因为文物在出土时，处理条件比较简陋，所处环节也不容易控制，虽然文物提取只是将其送往临时库房保存，但提取及微环境控制的过程非常关键和复杂，要求也相对较高。例如，表面清理、加固等。第五阶段，对临时库房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将文物科学包装起来。包装的目的是为了运输途中免受不必要的损坏，尽可能将每一个文物保持在最佳状态，也就是能够反映整个文物所处历史及人文面貌的工艺状态。因此，对于文物的包装及相应的设计非常关键，应尽可能为其提供一个相对密闭且稳定的环境，以相对合理的方式、科学的手段，让文物从临时库房运抵实验室的一段时间内，减缓空气环境的变化可能对文物造成的侵蚀。3.3加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对策第一，湿度控制。在考古发掘现场要严格控制文物出土时的含水率，防止因周围环境温湿度的变化太快而损害文物。目前国内大多采用干燥剂来控制，一般使用的干燥剂有硅胶。第二，密封处理。文物大多都在地下埋藏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地下的温度湿度等环境与地面差距很大，如果出土后直接暴露在开放的大气环境中，大气中的水分、温度、湿度、阳光等都会直接对文物产生极大的破坏性影响，所以文物出土后一定要密封处理，避免文物与大气直接接触，氧化。第三，避光保护。可见光中的紫外线对于文物的色泽等有着很大的影响[5]，所以文物出土后要进行遮光保护，可以采用黑色塑料袋进行包装保护。
4总结
文物保护工作关系到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瑰宝的保护和对古代历史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们要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从考古发掘的现场开始进行保护，为更好地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生活提供物质保障。
参考文献
[1]陈庚龄.论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的重要性与科学意义[J].丝绸之路,2011(14):113-117.
[2]王允丽.考古发掘过程中保护文物的应急措施[J].文物科技研究,2004(6):166-171.
[3]杨璐,黄建华.考古发掘现场文物保护技术[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32-45.
[4]张宏彦.中国考古学十八讲[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72-75.
篇4
在此基础上,以敦煌研究院为主体,联合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文物研究机构的研究团队继续开展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应用支撑研究,通过对我国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浙江等省的10处考古发掘现场的技术支撑和示范研究,不断优化和完善移动实验室相关技术单元,建立和完善了移动实验室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模式,从技术和应用层面上实现了针对考古发掘现场的五个单元技术体系的构建,即发掘现场空间信息提取技术、发掘现场环境动态监测技术、文物出土状况和评估调查分析技术、发掘现场脆弱质文物和遗迹现场提取与保护技术、考古预探测技术。应用研究证明,基于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技术体系和应用方法,对解决我国田野考古发掘中的一些实际问题、提升考古发掘工作的科技水平、文物保护研究、揭示相关考古学问题等方面有较好的技术支撑作用。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技术是移动实验室整个技术体系中重要的技术单元,涉及了多种分析方法的应用,本文就该单元分析体系的构建进行详细的阐述。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研究的主要内容
考古发掘出土文物长期处于封闭的埋藏环境中,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文物处在一种腐蚀和劣化的过程中,腐蚀和劣化的程度因文物和埋藏环境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异。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内,埋藏环境逐步稳定,导致文物腐蚀和劣化的因素得到抑制,反应速度缓慢甚至停止,埋藏文物与引起腐蚀及劣化的因素处于脆弱的平衡之中。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进行,埋藏环境的骤变打破了文物保存相对的平衡状态,由此造成许多文物不可逆转的损失。由于文物出土时的状态最接近埋藏中的状态,这一时刻也是新环境下劣化的初始阶段,时效性较强的分析调查对于文物出土状况和病害评估至关重要,移动实验室现场的实时分析体系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长期以来,出土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多数是在文物出土很长时间后在文物库房或实验室进行的,这种习惯模式忽略了最佳研究时机,造成了大量文物信息的缺失,也割裂了文物本体和埋藏环境之间的联系。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出土文物现状和评估技术结合近年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和文物保护研究的客观规律,将文物埋藏环境研究和文物本体现状、病害调查方法研究作为本技术单元的研究方向,通过两个方面的调查分析结果综合评价文物的保存状况和病害成因。
埋藏环境的现场分析包括:针对文化层土壤的分析,确定主要调查指标为土壤的含水率、酸碱度、可溶盐含量以及粒度;发掘过程中如存在水,对其酸碱度和可溶盐进行分析;空气及埋藏环境中微生物的培养和初步鉴定。埋藏环境的调查和分析不涉及文物本体,均采用现场取样、即时分析的方式进行。
针对文物本体现状和病害的调查分析涵盖了文物表面形貌、元素组成、物相以及文物本体的组成结构和探伤,采用的分析手段为显微分析、X荧光分析、各种光谱分析以及X光探伤调查。常规情况下均采用无损的分析方法,根据实际情况在发掘现场或移动实验室内开展相关调查和分析。出土文物现状和病害评估的分析方法是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构建的,多数相关分析紧密围绕考古现场即时进行,立足于快速分析。对于一些复杂问题和特殊需求,如有机质分析、年代测定、土壤的物相分析、稀有元素分析等,在不影响文物本体、对分析的时效性要求不高、能够获得分析样品的情况下,可在专业实验室进行延伸分析和深入研究,更好地为考古发掘提供技术支撑。
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分析体系的构建
基于移动实验室平台的文物病害分析体系构建为两个方面,即和文物埋藏环境相关的土壤、水、微生物的取样分析,文物本体的原位无损分析。两个方面在分析手段上虽然不同,但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了文物的出土状况和病害分析体系。
1.仪器及性能
(1)埋藏环境分析仪器
含水率测定采用日本KettFD-720型红外水分测定仪,量程35g;可读性0.01%;传感器精度1mg;重复性初始样品重量≥1g时±0.2%,初始样品重量≥5g时±0.05%;红外暗场热管(金属加热器)加热源,全自动分析模式。酸碱度测定采用雷磁PHSJ-5型pH计,仪器级别为0.001级,温度补偿。可溶盐分析采用戴安ICS-2500研究型离子色谱仪,阳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CS12A,淋洗液20mmMSA(甲烷磺酸),淋洗液流速1.0ml/min,系统压力1320psi,抑制器电流65mA;阴离子分析条件分析柱AS14,淋洗液Na2CO3(3.5mm)/NaHCO3(1.0mm),淋洗液流速1.2ml/min,系统压力1219psi,抑制器电流24mA。粒度分析采用微纳Winner2308A型激光粒度仪,可对小于2mm直径的土壤进行分析,可进行干湿一体全量程测量,干法测量范围为1-2000μm,湿法测量范围为0.05-2000μm,准确性/重复性小于3%,激光波长为632.8nm。微生物鉴定采用常规的实体显微镜。
篇5
2008年7~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在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意外地发现了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墓葬群。
2009年1月14日,尚未结束的发掘就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列入“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之一,获此殊荣的发掘项目全国仅有六个。
2009年3月31日,齐家文化考古发掘成功入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甘肃临潭,这块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汇之地,再次吸引了中国考古学界的目光。
名 动 京 城
2009年1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礼堂内座无虚席,中国考古界的精英云集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考古研究所及考古杂志社协办的“考古学论坛――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正在进行中。
堆叠在一起的人骨、闪烁着光泽的金饰、被铜锈包裹着的青铜器……一幅幅幻灯片在演讲者的解说中缓缓打开,一个被人遗忘了数千年的史前部族渐渐地浮现在中国考古学界面前。
沉寂了无数时光的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露出了冰山一角。
西北大学的钱耀鹏博士是该项目组代表,他说:“经专家遴选,本项目作为入选的六个项目之一,应邀参加了2009年1月13日上午的讲演……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术大厅里坐满了来自北京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学者。本项目的内容引起了与会学者的高度关注,评议专家王仁湘研究员作了评议和肯定,与会学者争相举手提问,但受时间限制,难以一一满足。演讲效果可以用‘震撼’二字来形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研究员王仁湘是论坛指定的甘肃临潭陈旗(今王旗)齐家文化墓地发掘项目的评介人,他认为这一发现令人耳目一新,为进一步认识齐家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对了解西部地区古代民族的迁移及其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
齐家文化墓地名动京城,并当之无愧地被列入了“2008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最 大 墓 地
就在2008年7月18日,钱耀鹏、毛瑞林等人还在为如期开工而发愁。
临潭县陈旗(今王旗)磨沟遗址,距离陈旗(今王旗)乡政府南约1公里,此处位于洮河北岸,是一个马蹄形的山间台地。人们先后在此地发现了仰韶中晚期、马家窑、齐家、寺洼等文化遗存。其中齐家文化墓葬区在磨沟村北面100米靠近洮河的台地上,面积约8000平方米。
“临潭陈旗遗址在发掘以前就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发掘是为了配合九甸峡水电工程而开展的抢救性发掘。”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此次考古发掘项目领队毛瑞林说。抢救性发掘就意味着时间紧、任务重,为此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开展这一项目。毛瑞林和他的同事谢焱、西北大学考古系钱耀鹏教授以及他的硕士研究生,还有一大批农民工参加了这次发掘。
2008年7月中旬,考古队伍抵达现场时,大片大豆和小麦长势正旺,再过几天,就将迎来收获的日子。
考古队首先动手清理现场,大豆拔了,小麦割了,尽管有些可惜,但时间紧张,不得不如此。
“这几年,为配合九甸峡工程,我们进行了不少抢救性发掘项目,发现了许多史前遗址,但规模都比较小,原本以为这也是一个普通的发掘项目。”谢焱说。
齐家文化类型形成于距今4000年前后,根据碳14年代测定,齐家文化出现的年代大约在距今 4200~4100年到3800~3700年间。这是新石器晚期文化类型,处在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时期。1924年,瑞典科学家安特生首次在广河齐家坪发现而得名。1996年,齐家坪遗址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从发现至今的几十年间,齐家文化的聚落遗址发掘地比较多,但墓地还未进行过较为完整的大面积考古发掘,考古学界还未充分认识齐家文化。
“2008年的四个多月中,共发掘了1700余平方米,共清理齐家文化墓葬346座、寺洼文化墓葬2座,出土了2600余件(组)各种器物。”毛瑞林介绍说。2600余件(组)随葬品中有陶器、石器、骨器、铜器及金饰器,石器和骨器多是生产工具,有研磨器、斧、凿、骨柄石刃刀、匕、铲、针、签等。
谢焱给笔者展示了一把骨制匕首的照片。这把骨制匕首长约15厘米,宽约3厘米,匕首把上雕着一个非常古拙的人头像。由于经常使用,握手处非常光滑。生活在磨沟村一带的齐家人就是靠着这些简陋的工具,同猛兽作斗争,一步步走向文明的。
毛瑞林说:“在洮河流域发现如此规模的齐家文化的公共墓地尚属首次,这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齐家文化墓地。”
消 失 之 谜
齐家人从何而来,去往何处,一直是个谜团。一般认为,齐家人是因为气候发生变化,从鄂尔多斯高原一带来到甘肃的。但关于他们是如何消失的,却众说纷纭。
有人曾经这样写道:“4000多年前,一个神秘的骑马部族带着他们精湛的玉石加工技艺出现在甘肃大地上。于是,齐家文化和齐家古玉如春笋般猛然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三四百年后又倏然消失,只留下了一件件精美的玉器诉说着昔日的故事。”
临潭陈旗(今王旗)磨沟齐家墓地的发掘,或许会为寻找齐家人的消失方向提供重要线索,甚至有可能成为解开齐家文化谜团的钥匙。发掘结果显示,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极为密切,寺洼文化的基本要素可能在齐家文化晚期已孕育发生。毛瑞林介绍说:“此次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两座寺洼文化类型的墓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座墓葬和齐家文化墓葬之间有着打破关系。”
专家们发现,齐家文化墓葬和寺洼文化墓葬之间有着很强的内在联系。初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神秘消失的齐家人并没有彻底消失,他们在甘肃这块土地上生活了三五百年后,最终流向了四面八方。其中有一部分人在陈旗(今王旗)这块地方逐渐向寺洼文化类型过渡。
“这是一个空前的发现,为这两个文化类型之间相互关联提供了非常有力的证据。”毛瑞林强调说。
首 次 发 现
伴随着发掘进展,还发现了一座编号为M100的墓葬,这是目前发现人殉最多的墓葬,发现了五人以屈肢侧身葬的方式被埋葬在竖穴中。
这座墓葬是9月中旬发现的,发掘时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挖探方的缘故,原本距离地表2米深的墓室,实际上距离地面只有1米多了,发掘的难度大大降低了。即便如此,对发掘人员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考验。
“由于墓坑狭小,人在里面工作本来就施展不开,既要确保文物的安全,又不能移动清理对象,还要将其完整地暴露出来。我们采用了一种特殊的方法,挖到一定深度后,在墓坑中铺上塑料布,人站在塑料布上,一边挖,一边后退,这样就比较容易了!”谢焱说。
全部清理出来后,考古专家发现,这五人埋葬在墓室中,呈现出侧身屈肢的样子,似乎在向偏室中的主人卑躬屈膝,而主人在偏室中享受着有奴隶服侍的生活。
然而,更多的发现还等待着考古工作者,但这个发现更让人们激动不已,也使中国考古学界不得不重新审视齐家人。这是什么发现呢?
这就是临潭齐家人的神秘葬俗。齐家人的葬俗非常独特,他们采用的是竖穴偏室墓,而且出现了多人多次葬。竖穴偏室墓就是从地面向下挖一个坑,然后向两边开挖,挖出偏室后,再分别挖出头龛和脚龛,作为摆放随葬品的地方。
此次发掘的竖穴偏室墓单偏室较多,其中又以左偏室居多,也有部分为右偏室。双偏室墓相对较少,还有少量上下偏室、内外偏室墓。
这些竖穴偏室墓多为合葬,单人葬较少。合葬者少则两三人,多则10余人,成人、儿童皆有,部分墓道中也有埋葬死者的现象,人数1～4人不等,但头向多与位于偏室者相反,且多俯身或屈肢。内侧人骨大都被扰动,靠近墓道者则多为未经扰动的一次葬。
毛瑞林说:“发掘现场的迹象表明,这些合葬墓有的是偏室塌陷后才填埋墓道的,有的是对同一偏室的人骨进行二次整理埋葬,还有的是重新挖开墓道进行埋葬的。”
钱耀鹏博士说:“本次发掘不仅证实了齐家文化中还存在大量竖穴偏室墓(约占70%),并揭示出了磨沟齐家文化墓葬结构、埋葬过程及埋葬习俗的复杂性。”
竖穴偏室墓是齐家文化类型墓葬中的首次发现,为齐家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并为研究齐家文化的葬俗、葬制、社会结构、齐家文化与寺洼文化的关系等学术问题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
重 重 悬 疑
在2008年的发掘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现象,在发掘的346座墓葬中,竟然只出土了一件玉凿。谢焱说:“那个玉凿仅仅比中指略宽一点。”
众所周知,齐家古玉被文博界列为中国三大古玉之一,其知名度和良渚、红山古玉不相上下。这些年,在武威黄娘娘台等地的齐家文化类型遗址中出土了近百件玉器。为何临潭陈旗(今王旗)磨沟遗址的346座墓葬中仅仅出土了一件玉器呢?是发掘的墓葬标准不高,还是这个部族本身就不擅长制作玉器呢?
此外,有些墓葬中出现了两种器物群共存的现象,这是需要解释的一个重要现象。
有专家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这是齐家文化的新迹象,还是外来文化的融入,亦或是后来者的借墓现象?”
篇6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位于礼县县城以东13公里处的西汉水北岸。20世纪90年代初,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被盗掘,大批珍贵文物流失海外。2006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抢救性发掘,当年调查、钻探面积达15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3000多平方米。通过调查与钻探,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型墓葬400余座以及较丰富的文化层堆积。
后期主要发掘了21号建筑基址、祭祀遗迹和少量小型墓葬。其中,祭祀遗迹包括乐器坑和人祭坑两部分,乐器坑内的木质钟架(仅存朽痕)旁依次排列3件青铜、3件铜虎(附于)、8件甬钟,和甬钟各附带有一件青铜挂钩。青铜中最大的一件通高65厘米,舞部及体部以蟠龙纹为主要装饰;四出扉棱为透空的纠结龙纹,造型华美;鼓部素面,有铭文20余字,内容甚为重要。大堡子以乐器坑为代表的祭祀遗迹是在该遗址遭大规模群体性盗掘后幸存下来的,对于被盗秦公大墓墓主身份的确认以及早期秦人的礼乐制度、祭祀制度、铜器铸造工艺等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发掘是甘肃省早期秦文化考古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2004年,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以及西北大学文博学院五家单位成立了早期秦文化研究项目组,并组建了联合考古队。2004年和2005年,分别对礼县鸾亭山和礼县西山坪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06年和2007年,对礼县大堡子山遗址群和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2008年,对清水、张家川县进行了考古调查;2009年,对秦安县进行了考古调查,并对清水李崖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这些考古新成果为探索秦文化的渊源、了解早期秦文化的面貌、寻找早期秦人的都邑和陵墓、探索秦戎关系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翔实、科学的依据。
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并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张家川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
马家塬墓地是西周至战国时期的西戎皇室家族墓地。整个墓地面积2万多平方米。甘肃省从2006年开始对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进行了全面钻探,共查明墓葬59座。之后几年,共发掘了17座墓葬和1座祭祀坑。
马家塬战国墓共出土随马车30余辆。车辆漆绘,金银饰件、铜饰件以及料珠等装饰极为豪华,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还出土了大量精美青铜器物和金银随葬佩饰,主要有青铜壶、青铜茧形壶、金臂钏、金腰带以及金质耳环、银杯、釉陶杯等,还有大量玻璃态管形珠、肉红石髓珠金帽饰等。这些随葬品工艺精致、种类繁多、用料精良,不仅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也具有很高的观赏性。据史料记载,秦人西迁后杂处于戎、狄之间,正是礼县、清水、张家川一带。结合墓葬所出土遗物既有秦文化的因素,又有当地土著――西戎文化的因素,甘肃省文物考古专家认为该墓地的族属当是西戎的一支,有可能是秦人羁縻下的戎人贵族或其首领的墓地。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的重要发现,是研究战国中晚期戎人的丧葬制度、秦人与戎人的关系以及这一时期中西文化交流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有助于对该地区青铜器、金银器、金银饰铁器的制作工艺的深入研究。多种文化因素在该墓地中的体现,为我们从多角度去了解、认识、研究战国时期秦人与周边少数民族、西方文化相互间的文化交流与渗透,以及当时秦的强大势力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马家塬战国遗址及墓葬经过了四年的连续发掘,现发掘和保护工作仍在进行中。因遗址及墓葬对秦文化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被评为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临潭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
从2008年开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西北大学文化遗产与考古学研究中心合作,对临潭陈旗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进行了保护性科学发掘。两年多来,共发掘面积约4300平方米,清理墓葬562座,其中齐家文化墓葬542座、寺洼文化墓葬20座,共发掘出土随葬品4520件,其中陶器3140件,铜、石、骨、牙、贝、金等工具或装饰件1380件。 已发掘、清理的齐家文化墓葬共计24排,呈东南―西北方向排列,同排墓葬之间的距离不尽一致,宽者1米左右,窄者则存在叠压关系。墓葬结构有竖穴土坑和竖穴偏洞室两大类,其中以竖穴偏洞室墓数量居多,约占70%。埋葬方式上,既有多人埋葬,也有单人埋葬。墓葬中出土有各类随葬品和陶器,个别墓葬还出土有铁器。
寺洼文化墓葬除个别零星分布于齐家文化墓葬中间外,大部分集中分布于齐家文化墓地的西区,并与齐家文化墓葬有叠压关系,墓葬方向多数与齐家文化墓葬方向一致,呈西北方向。墓葬结构以口小底大的土坑竖穴为主,比齐家文化的竖穴土坑墓更深。多有“井”字形棺木,棺木与墓壁间的空隙填土较硬,似经踩踏,形成熟土二层台。埋葬方式以多人合葬为主。从墓葬结构和埋葬习俗看,寺洼文化墓葬对齐家文化墓葬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发掘不仅发现了近百座墓葬在墓葬开口的原始地表矗立长条形石块作为地面性标志,还在墓地南侧发现一座保存完整封土的齐家文化墓葬,墓口上铺垫碎石块后用黄土堆砌而成。这一发现说明,早在齐家文化时期,墓葬已有使用封土作为地面性标志现象的存在。
磨沟齐家、寺洼文化墓地保存较完整,且规模较大,墓葬形制多变,并存在殉人现象,尤其首次确认了合葬墓所具备的多人多次合葬特点,充分揭示了齐家文化墓葬的复杂性,为研究齐家文化的社会结构和形态、家庭及婚姻关系提供了全新的考古材料,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该遗址荣登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榜首。
秦安王洼墓群
秦安王洼墓群位于秦安县王家洼村北部的老爷头山南坡台地内,海拔1600米。老爷头山绵延伸展,呈东西向走势,西邻清水河,东邻上沟,南部为王家洼村,墓群区域内自然地貌北高南低阶状下缓,地面目前多为农耕梯田。
近年来,王洼墓群严重,墓地内随处可见盗洞及骨骸。为使王洼墓群不再遭遇破坏,2009年8月起,甘肃省文物考古部门对墓群所在范围进行了钻探与发掘。钻探共发现墓葬30座,发掘3座。3座墓均为竖穴偏洞室土洞墓,对于墓室部分的清理均采用大揭顶的方法。
3座墓均由车马坑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盗掘情况都十分严重。经初步判断,1号墓墓主人为女性,年龄为25~30岁,从墓室被盗后的残存痕迹观察可知葬具为木棺。在盗洞中出土陶珠、玛瑙珠、金带饰、铜带钩、铜泡、盖弓帽、骨器等共27件。在车马坑与墓室中出土铜壶、陶鬲、陶单耳罐、铜钟、铜泡及铜车马器等共计63件。2号墓发现人骨一具,仰身屈肢葬,初步判断或为男性。车马坑中随葬一完整马车,整车青铜装饰完整,车厢前有长方形铜饰,后有戈形铜饰。另出土随葬品有陶壶、箭囊、铜戈及车马器共计171件。3号墓车马坑内原葬木质车2辆,均为两轭单辕车。由于盗掘的严重破坏,车厢体已荡然无存。
从目前已发掘清理的墓葬来看,无论形制、葬俗以及随葬品等各方面,该墓群的墓葬与张家川马家塬墓群极其相似,应该都是戎人贵族墓葬,只是分属两个不同支系而已,对于研究战国时期秦国戎人贵族墓葬以及戎人的分布情况、文化发展等信息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高台地埂坡魏晋墓葬
地埂坡墓群位于高台县罗城乡河西村南3公里黑河南岸一、二级戈壁台地上。200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被盗墓葬进行了发掘,共清理土洞墓5座。5座墓葬的结构大致相同,由墓道、照壁、墓门、前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等构成,有的前室附设耳室,地表都残存有封土及茔圈,其中三座墓葬中绘制壁画。
1号墓南、北壁各有梁柱承载“人”字拱,两壁各附有两根立柱,一为棒槌形,上有方斗,下有柱础,周身彩绘穿壁纹;另一立柱位于侧壁与后壁交角处,似方柱。前室前部两侧各有一耳室,平面长方形、拱顶,南耳室规模较大。后室平面近方形,覆斗顶。顶部中央彩绘方形莲花藻井,四面坡各有彩绘。
3号墓有彩绘照墙,高达7.4米,雕绘龙头、托梁赤帻力士、兽头、熊面力士、交叉纹等。
篇7
古墓葬吸引了北京和拉萨的考古学家
列山是山峰的名字，它位于自治区郎县境内。出郎县县城，沿雅鲁藏布江顺流而下，大约40公里就到了金东曲(金东河)注入雅鲁藏布江的交汇处，再顺着金东曲上溯约6公里，就可以望到列山了。
山南麓近水处有个20多户人家的小村庄，称列村。1993年的夏天，素来静谧的小村庄忽然热闹起来，一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现为文物局)组建的联合考古队来这里考察和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是村庄东边数以百计的古墓葬吸引了这些来自北京和拉萨的考古学家们。
说起列山的古墓葬，它已经默默地沉睡一千多年。它被发现颇具偶然性。1982年3月的一天，一辆汽车沿着河边的公路行驶，车上的人不经意的一瞥，远处山坡下的景象，让他神情一振，大大小小的土堆，足有百座。车上的人恰恰是个文物工作者，原山南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土登朗嘎主任。几个月后，自治区文化、文物部门，组织了对列山墓地的两次调查和试掘。
这次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包括有田野考古、测绘、视频纪录等方面的专家组建的联合考古队对列山墓地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考察和发掘。
墓葬形制
列山墓地分布在列山南麓地势相对平缓的坡地上，南边是金东曲(河)自东向西流淌，并注入雅鲁藏布江，再南边是连绵不断的群山。距墓地西方约1公里，就是当地人称的列村。
经过考古工作者1982年、1993年先后3次的工作，对列山墓地的整体情况有了一个基本了解。目前列山墓地共发现不同大小、不同形制的墓葬数量有210座以上之多，墓地分布面积约50万平方米。墓葬大部分集中分布在东部，据此往西约2公里，还保存有大约近10座墓葬。
列山墓葬形制特点鲜明，均为封土墓，墓的平面形状有一定的变化，常见的是方形、梯形和圆形，还有少数的亚字形和复合变形类墓葬。墓葬封土堆的面积差异很大，根据面积的大小，我们把墓葬分为大、中、小三类。封土边长在25米以上，占地600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墓有20余座;封土边长在25米之下，占地不足600平方米的中型墓有70余座;封土边长在10米以上，占地100米之下的小型墓60余座。墓葬封土最大者，其一侧的边长可达66米。封土的高度一般在1至3米不等，最高达14米。封土边长最短者仅2、3米，封土高出地表也仅几十厘米。
墓葬构筑技术主要采用夹石、夹木夯筑方法，这种夯筑方法在今天的藏式建筑中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类似的例子。
1982年和1993年发掘的墓葬，其形制都有比较明显的个性。1993年发掘的墓葬形制稍显复杂的第12号墓，此墓地表有高2米多，边长5－6米的近方形封土堆，封土下面是用大石块堆砌成四壁的墓室，用石片和木柱构建成拱形的墓室顶部，其技法简单实用，且充满智慧。在墓室西侧，有一个类似的石砌四壁的竖井，在竖井和墓室之间，留有一框，以几棵竖立的大木柱为门。可惜的是，在墓室内没有发现更有价值的随葬品。
1993年发掘的第155号墓的形制则是另一类结构。此墓地表同样有一边长6－7米长的近方形封土堆，部分已经遭到破坏，保存的高度最高为2米，最低为O.7米。封土下边为一个长方形的覆斗状竖穴土坑，坑内填满了砾石块、土和木料。令人惊奇的是，有的木料竟然是直径0.4米的原木。在墓底南部，形成一个侧室，侧室的顶，全部用直径0.4米的原木搭建，有8根之多。
第155号墓填土中的木制品重要出土物之一
讲列山墓地的其他遗迹现象，就必须谈到1993年清理的石碑座。此碑座用整石雕成，为龟形，头部已残缺，可辨识出龟的四肢，碑座通长1.2厘米，残高0.66厘米。石碑目前尚不知下落。
碑座四周还保存有石块堆垒成的墙基，平面呈方形，墙基宽度0.58－0.78米，墙基长度4.5米。在墙的四角，均发现扁圆形的柱础石。我们可以认定，此石碑处原为一处地面建筑。
列山墓地重要出土物之一的，是第155号墓填土中发现的木制品，它们为长1米左右的木制条形构件。其截面基本呈方形，木条表面加工细致，有的尚留墨线和木条一端的样结构，个别木条上发现墨写的单个字母，字母与现代藏语中的元音字母相似。观察墨写字母的结构、笔画，推测当时可能已经使用了软笔类的书写工具，可能是一种类似于毛笔类的工具。
第155号墓木构件的碳十四数据为距今127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682－888年，这与历史学家笔下记述的吐蕃王朝年代基本吻合。
如果将史书记载的松赞干布公元7世纪中叶统一高原作为吐蕃王朝的兴起的话，那么列山墓地使用的最早年代范围与之基本相应。反省文献上吞弥・桑布札创造文字的说法，在《善逝佛教史》中有以下几句：“参据蕃语实际，乃创三十字母及四元音”，这些似乎暗喻吞弥・桑布札之前人们已经在使用一种“蕃语”了。我们以为，吐蕃王朝初期，在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域生活的人们已经广泛使用文字了，而且那时的文字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我们有理由说，藏文字母的发生、发展是勤劳、智慧的人们在长期大量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并非个人的伟大行为。早在传说造字之前的时代，当时的文字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到了吐蕃时期则在字体、文法、发音上经历了较大变化，后世人们出于“英雄崇拜”心理，才演绎出“创字”的说法。
可能是一处藏王级别陵墓区
就1982年、1993年对列山墓地的田野考古工作来看，对于这个墓地的基本情况，譬如墓地的规模、墓葬数量、布局、基本形制、年代等，我们已经有了初步认识。至于墓地的性质、主要墓主人身份、大型墓的具体结构等问题，还需进一步的工作。
列山墓地的规模之大、墓葬数量之多在境内是罕见的，极有可能是一处藏王级别的陵墓区。通过对列山墓地的研究，将为我们提供吐蕃时期陵寝制度、丧葬礼仪方面重要的实物资料。
关于列山墓地的年代。从发现如此多数量的墓葬，具有如此大的规模和如此复杂的墓葬形制等方面看，列山墓地的沿用年代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当前研究吐蕃时期文化缺乏实证性资料的今天，列山墓地的研究、保护显然意义重大。
篇8
在俞人豪的《音乐学概论》中，他提到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少数情况下还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华的《音乐学概论》中，他认为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的人类古代音乐文化物质遗存，既包括物化形态的遗存本身，还包含遗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在这里，物化形态是指一些有关古代人类历史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些实物资料以及图像资料，而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传心授的乐谱传承，以及当地老艺人的民间表演，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产生在对于有关古代人类音乐文化的资料记载上。
俞人豪认为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而且在进入有文字时期后，由于记录者知识匮乏以及辗转抄袭的不准确，使得史料文献不够直观、客观的反映历史全貌，因此参考音乐考古资料更有价值。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为客观，并且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研究应更为详实，它决定了音乐的起源问题。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和测音结果表明，这套乐器是按纯律和三分损益法混合定音的，而过去文献对于先秦时代的乐律记载只有三分损益法的记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发掘实物资料对于考古学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问题
首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第二步是资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论研究。现阶段的音乐考古研究主要由获取资料、研究资料和整合资料的综合性概括与抽象等三个环节组成。（参考王耀华《音乐学概论》）音乐考古学虽然也借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调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点，比如音响测试、音乐性能、工艺技术、综合分析等。因此，音乐考古学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适应对古代音乐社会的研究。
三、音乐考古学的发展
篇9
【关键词】大遗址保护 考古遗址公园 展示方式
一、引言
2009年，国家文物局提出“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大遗址保护理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以重要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并印发了《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旨在通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管理，使大遗址保护更好地融入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此后，各级地方政府和大遗址保护管理机构积极响应，纷纷启动相关工作，建成了一批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发挥了大遗址保护的社会效益，有力地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本文拟通过对国内大遗址保护展示方式的案例梳理，分析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的趋势。
二、国内大遗址保护展示案例
2010年，国家文物局评定了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此处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案例对象，对其大遗址保护展示方式进行梳理。
（一）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金沙遗址是以商周时期古蜀文化为主体的古代蜀国都城遗址之一。
金沙遗址博物馆将考古发掘现场展示、出土文物组合展示和园区的文化景观展示有机结合，凸显了金沙文化魅力。
金沙遗址博物馆与成都演艺集团等机构合作，创作了《金沙》音乐剧、《太阳神鸟》歌舞剧、《魔幻金沙》杂技剧、《梦回金沙城》动漫电影等，有效延伸了金沙文化的宣传与展示。
金沙遗址也积极开展公众考古的探索。组织考古“公众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参观考古发掘现场，并经常在遗址内开展“模拟考古”、“我是小小考古学家”、“圆梦金沙——金沙寻宝活动”等参与实验活动。
（二）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圆明园是清朝大型皇家宫苑。从1984年至今，圆明园完成了对园内绝大多数景点遗址的廓清、整理和保护，圆明园的山形水系得到整理，生态环境尤其是水环境得以恢复改善。同时，通过开展长春园宫门复建保护工程、正觉寺修缮和复建工程、遗址西部（九州景区）环境整治等加强遗址展示。
圆明园常年举办园史展览以及圆明园缩微模型展，通过展板、模型、录像及少量实物，展示一代名园的昔日风貌、惨毁历史及遗址现状。同时，每年举办有“踏青节”、“春节庙会”等传统文化旅游活动，以圆阴园的优美风光以及各种文化活动吸引着各地游客和北京市民的目光和脚步。
（三）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大明宫遗址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整的中古时期的皇宫遗址。
大明宫采取了遗址原貌保护展示、修建遗址保护展示厅和局部基址复原保护展示、太液池修复性保护展示、绿化标识展示、地面不同材质标识展示等形式丰富遗址保护展示方法，充分展现遗产价值。
通过遗址公园内的丹凤门博物馆、地下博物馆、含元殿窑址博物馆、书法艺术博物馆和牛文化陶瓷艺术博物馆等5个博物馆，对历史、考古和相关文化进行诠释。同时，还采取了大明宫微缩景观、紫宸殿构架诠释、考古探索中心建设、雕塑、图板、模型、影视和演出等，进一步开展与遗址相关的文化诠释。现已制作了讲述历史的大型纪录片《大明宫》、3DIMAX电影《大明宫传奇》；同时，通过大唐服装秀、皇家舞马表演、丹凤皇家仪仗迎宾、百官上朝等多个活态演艺互动项目，诠释大唐历史和宫廷文化。
（四）良渚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遗址现场展示。先后建设了汇观山、瑶山、塘山、良渚古城四面城墙墙基的展示点和文物修复现场，并将考古发掘现场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对公众开放。
通过良渚博物院进行文物展示；采用多媒体、4D 影院等现代科技表现演绎手段，再现良渚文化和良渚遗址的实物与场景；同时，通过遗址公园周边的服务设施和玉文化鉴赏旅游体验区，参观者可以亲身体验参与原始农耕纺织、制陶、琢玉等项目，领略良渚文化神韵和遗址公园的田野风光。
（五）周口店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周口店遗址是我国著名的出土古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古生物化石的史前遗址。
周口店遗址分遗址区和博物馆两部分，常年向观众开放。遗址区有著名的猿人洞、新洞、山顶洞等多个化石地点。博物馆包含七个展厅，藏有大量珍贵的文化遗物、动物化石、石器，以图文并茂的展示形式向观众诠释了周口店遗址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馆内还有三维动画、模拟发掘、动手制作、磨制骨针、模型装架等特色科普互动项目。
三、分析
遗址保护和考古工作是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首要前提，遗址展示与文化展示，则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如何展示遗址、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通过国际国内的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的案例，可以看出遗址展示通常是将考古发掘的遗迹展示和遗址景观再现结合在一起，形成考古遗址公园的遗址景观展示体系。文化展示是依据展示对象的特色进行有针对性的展示设计，包括举办展览，进行行为再现等。国内各个地区虽然程度不同，但都很注重遗址展示和文化展示。其中，丰富多彩的文化展示，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已成为大遗址保护与开发利用的重要趋势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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