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计划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发掘计划，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1　考古档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随物。考古档案资料是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记录资料，是文化遗存和文物的附属档案，是进行考古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应保持项目成套，并与相关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1　考古发掘文件，包括对发掘地点、时间、方式、方法、发掘人、发掘过程等的记录。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　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　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内涵的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相关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要求业务人员和档案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协作，责任到人。

1　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2　考古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考古报告是发掘者发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仓促的时间要求对有着大量发掘任务的发掘者来说，势必会造成编写报告质量的下降，不能尽显发掘者的真实水平。尽管有困难，但也应及早安排报告的编写，制定专门的整理计划，责任到人，绝不能无限期拖延，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免物是人非，为考古事业带来人为的损失。当然最好是发掘、整理、编写三个环节同步进行，这样可以增强考古报告的时效性。应坚决避免只发掘，不整理的现象，只有报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关资料管理部门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对于历史积压报告，应制订专门措施，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进行资料整理的，应由发掘单位与发掘者协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员对资料进行整理，不因人废事，以保证发掘报告的出版。针对报告的编写可专门签订协约，在署名等问题上使发掘者的发掘成果得以体现。

3　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　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

篇2

在清华的日子，李济与各位教授关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则是比自己大23岁的梁启超，不仅缘于梁对李济进清华有推荐保举之恩，主要是二人对待近现代田野考古这门新兴学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热情。梁启超是最早介绍西方考古学理论、方法，并系统总结中国传统金石学成果，极富远见卓识的史学大师，也是一位非常重视遗址搜寻和田野发掘的热心倡导者。此时的梁启超正担任着中国考古学会会长。而李济则是一位血气方刚，朝气蓬勃，满身透着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学知识与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话说，像“刚出笼的包子”，热气腾腾，许多想法与梁启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师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极为重视田野考古发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济进入研究院后，在梁启超的鼓动和弗利尔艺术馆毕士博支持下，即着手让考古人类学这门新兴学问突破厚重的清华园围墙，把教研课堂搬到田野中间，放开手脚做一番实实在在的现代学术事业。于是，便有了李济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和决定未来田野考古学这门学问路径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10月，由李济直接协调洽谈，清华校长曹云祥出面，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并由对方出大部分经费，李济、袁复礼主持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田野考古发掘协议达成。梁启超对于此项中外合作发掘事宜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有了阎老西政府的撑腰和关照，使得这次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对这种现状颇为不满和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认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有极高的位置”。

篇3

蒲类海的诱惑

巴里坤曾是丝绸之路新北道的要冲，从隋唐起，中原往返西域的商队、驼铃声不绝于耳。

如今耸立在城南关的地藏寺、仙姑庙和满、汉两城的古城墙，虽已年久失修，但那古老巍峨的建筑，威严的气魄依然存在。它好象默默地向人们诉说着巴里坤昔日的辉煌。

穿越时空的隧道，让我们回到4亿多年前的巴里坤，那时候的巴里坤是一片大海。有人说，人类就是从海洋走向陆地的。而巴里坤经过大自然的神来之笔，经历了古海洋沉淀、褶皱隆升、剥蚀夷平、断块抬升和现代侵蚀，形成了“山盆相间的地貌景观”，把巴里坤塑造成了一个美丽的地方。巴里坤的历史非常悠久，从殷商到两汉，先后有塞种、呼揭、乌孙、匈奴、汉等在巴里坤拓荒种地，牧放牲畜。唐王朝大军在今大河乡东部，筑城修水渠屯田。元、明两代，蒙古族游牧于巴里坤草原。

这一切，构成了对王建新教授极富具大的诱惑力，大月氏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他们的迁徙引发了古代欧亚大陆历史的重大改变，不仅在中亚地区遗留下大量与印欧语系相关的古代语言和文字遗存，显赫一时的王朝，在这些古代语言文字的使用和传播方面，都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对古代月氏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国际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热门课题。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根据《史记》、《汉书》等可靠文献记载，曾经生存于中国境内的古代民族，怎么能让他们留下的文化和信息永远成为千古之谜呢？那么，去哪里寻找月氏？《史记》和《汉书》中明确记载，月氏居于“敦煌、祁连间”。《后汉书・西羌传》、《史记正义》中，均认为：月氏居敦煌以东，祁连山以西；敦煌郡在今沙州，祁连山在甘州（今张掖）西南。奇怪的是，文献中指正的地区找不到任何游牧民族生存的信息。

唐代颜师古的说法似乎柳暗花明。他在为《汉书・霍去病传》作注时写到：“祁连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为祁连。”并明确指出：祁连、敦煌间应指“祁连山以东，l煌以西。”

猎手们都知道，要想找到猎物就一定要到它们喜欢的地方去。找人、寻物亦是如此。

月氏是一个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喜欢“逐水草而居”的习性世人皆知。牲畜要吃草吧，人畜要喝水吧。所以，没有水草的戈壁地区不可能有游牧民族生存。王建新不容辩驳地指出。

据此，找寻游牧民族的考古学面貌浮出水面：沿山分布，低海拔、山南坡，水草旺盛……

启开被岁月尘封的游牧民族

1984年新疆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疆考古队对邵家遗址堆（当地人称邵家鄂博）进行过发掘整理，经发掘石堆下面是一处石结构居住遗址，面积达200多平方米半地穴式，残墙砌石高为2米，残墙厚达2米，分为由主室和附室组成。主室居南，二室室内面积达117平方米，主、附室中间有门道相连，附室向东开有一门，并有进出斜坡门道。清理时发现，该遗址曾有多次居住迹象，最后毁于大火。出土文物有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和炭化小麦粒，另又出土了17具体骨架，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人骨具有明显的蒙古人种特征。

祁连天山与汉南山古代地名的确认，锁定了古文献记载中月氏人的活动地域。六年来，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考古系专家学者们不仅跑遍了河西走廊地区，还从天山东部的伊吾到天山西端的伊犁跑了几个来回。在伊犁河谷地区进行的大小规模发掘与试发掘中，众多发现就像一个草原民族热闹的大集市，乌孙、匈奴、突厥……，当然也一定有月氏。

在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对同时期的匈奴文化、乌孙文化，已经有了不少专著与论述，那么，只要卡住年代和地域，不是匈奴和乌孙的东西，就应该是月氏的。

石人子乡遗址分布有广泛的保存完整的岩画区、墓葬区、建筑遗址区。岩画区内的岩画分布较广，并内容丰富，较完整的记录了该遗址区生活过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生产过程。岩画单人狩猎图、围猎图、放牧图，母系、父系时代的生殖崇拜、赛马、搬迁及服饰都较完整的记录在了岩石上，是研究游牧民族发展、迁移、变化较好的历史佐证。较集中区有上千幅岩画，有一块高1.3米、长3米有余的卧牛石上刻满了岩画，十分壮观，大大小小的动物上百头（只）。

这里究竟埋葬着是哪一个谜一样的历史民族。今年6月有份，王建新教授率20多名考古博士、硕士研究生来到石人子乡东黑沟工地。经过前期对这里进行全面的绘图之后，于7月2日正式对一处高台遗址进行开始发掘。

这里有三座高台。一座在山上，两座在坡下，呈品字形，实际是以等腰三角形分布，非常规则，而从山上的一座高台到山下的两座高台直线距离是4公里。同时又在它的周边发掘了9个古墓，一个多月后又发掘了另处5 个古墓，共计15个。在近两个月的发掘过程中，不断出现陶器、铜器、石器、铁器等的文物，还有马骨架、人骨架等。在编为01号墓葬、11号墓葬出土的两具女性骨架，均是木棺，而都是头部呈东西方向。根据目前出土的物品，王建新教授认为，这些古遗址距今2200年前后，可能是游牧民族匈奴人的聚落中心。

石人子乡东黑沟古代遗址中发掘出的人骨，虽然还没有做DNA鉴定，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哪个游牧民族，但被岁月尘封的游牧民族消失迷雾的神秘面纱已经撩开。

兰州湾子重新定位

王建新教授说，石人子乡东黑沟古代遗址的发掘，这座遗址的发掘，使得兰州湾子究竟定位成墓葬还是居住遗址，要重新进行考证了。

“此次发掘对研究游牧民族的发展、变化、迁徙将起到整体揭密的作用，为今后遗址的长期发掘、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将古代月氏人文化和匈奴人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推进了重要的一步。”他认为这个遗址是以军事为主，具有隐秘性。

据了解，西北大学考古队在王建新教授的带领下在西北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史前人类遗址调查工作，最后集中在新疆阿尔泰山脉及天山东部山脉至甘肃西北部马鬃山区的草原地带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工作，共发现石建筑高台，石围建筑遗址，长方形、正方形结构墓葬，静态剪影岩画区等共同文化特征的遗址达280余处。主要分布东天山南北两侧和马鬃山山区。其中东天山北侧最为集中，遗址数量较多。

篇4

一

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1790—1832年)对罗塞达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释读成功，标志着埃及学这门新兴学科的诞生。[1](P11)作为一门研究古代埃及历史与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从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大批欧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宝库，千方百计地去挖掘和搜集。当时由于科学的埃及考古学尚未确立，埃及政府也没有颁布相应的法令将自己国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护之下，致使祖先的遗产遭到无情的破坏，尼罗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场所。

欧洲人最初在埃及的发掘十分野蛮、粗暴，往往比公开的掠夺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随意贩卖，流失国外。例如，一个名叫德罗韦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担任过法国驻埃及领事，利用其领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贩卖大批珍贵文物，先后三次以高价分别卖给了意大利、法国和德国。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来构成了都灵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和柏林博物馆陈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欧洲国家驻埃及的外交官中，披着领事外衣从事盗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国驻埃及总领事萨尔特(1780—1827年)，同样热衷于此事。从1816年起，萨尔特雇用意大利人贝尔佐尼(1778—1823年)为他搜集、发掘古物。贝尔佐尼在埃及发掘的手段实在野蛮，竟使用攻城槌开路，闯入各埃及古墓，并说他“每迈出一步，都踩碎一个木乃伊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数千年的古物，顷刻之间就被轻率地毁坏了。尤为不幸的是，有许多古物无可挽救地毁灭了。贝尔佐尼在埃及的发掘，实际上就是明目张胆的盗墓行径。

但以德国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为首的一批严肃的埃及学家，他们的目的是将考古作为了解古代埃及历史的手段，而不是为了尽快弄到值钱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鲁士国王威廉四世赞助，率领普鲁士考察团赴埃及、努比亚调查各种古迹，发掘埃及古王国时期(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顶斜坡墓130座之多，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学家们所忽略的古迹。列普修斯最先测量过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庙浮雕和铭文拓本，并获得古埃及纸草纸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现于1849—1859年间问世的12卷本《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古物志》。[3](P10)这是最早介绍埃及古迹的详实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价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馆埃及馆馆长。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根据公元前3世纪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体系，将古代埃及的历史划分为古王国、中王国和新王国三大时期，这一分期法至今仍为埃及学界所使用。

19世纪上半叶，欧洲学者研究埃及学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记录并临摹铭刻、浮雕与绘画，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国的列普修斯外，还有一位英国学者威尔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尔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发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都留下了这位临摹专家的足迹。威尔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风俗习惯》，这是他费时12年撰述的一部权威性埃及学著作，于1837—1841年间相继出版。这部著作附有文献复本和出色的插图，内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艺术、宗教等方面，描写了法老时代埃及农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间生活为主题的著作。威尔金森对英国早期埃及学的贡献甚大，被誉为英国埃及学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学开创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国学者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马里埃特任职于卢浮宫博物馆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纪时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惨遭劫掠，感到这样任意掠夺会使许多珍贵文物遭到不可弥补的损失，决心尽快采取保护措施，改变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丢置于脑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机会，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发现埋在沙中的狮身人面像，便立即招来工人进行发掘。两年后出土了141座狮身人面像列队的大道和萨拉匹斯神庙，庙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铭文，因而具有编年史价值。这一重大的发现，从此改变了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运，使他由一个以前默默无闻的普通博物馆馆员一跃而成为享誉国际的学者，从此他与埃及考古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埃及发掘4年后，马里埃特回国就任卢浮宫博物馆馆长。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请，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长。任职期间，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护条令，制止随意发掘、搜集和贩卖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对埃及境内古墓和寺庙的大规模掠夺，使乱盗乱贩文物之风得以控制。1863年，奥斯曼帝国驻埃及总督接受了马里埃特的建议，在开罗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东地区的第一所国家博物馆，成为今天埃及开罗博物馆的前身，这是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学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开罗博物馆，拥有10万件以上的藏品，为世界之冠，马里埃特的贡献，功不可没。1881年，马里埃特在开罗病逝，葬于开罗博物馆门前的花园中，这位杰出的法国埃及学家从此就长眠在他为之献身的埃及国土上。

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发掘工作达30年之久，发掘了30多处重要的大型遗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为埃及考古学的创始人。但他决不是完善得无可厚非。他一生主持过规模浩大的发掘工程，却未能及时整理、发表他的大部分发掘成果，这一缺憾便由他的继任者马斯伯乐(1846—1916年)补偿。1869年，马斯伯乐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讲授埃及语，1874年受聘为法兰西学院埃及学教授，后率领法国官方考察团赴埃及，该团后来成为法国东方考古学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马里埃特担任埃及文物局局长，继续组织考古发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间，马斯伯乐调查了萨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发现古王国时期的宗教经文，1894年用《萨卡拉金字塔铭文》一名发表。1881年因怀疑王陵被盗而捕获一盗墓贼，并椐其供词而发现戴尔巴哈里附近悬崖上隐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图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殓于镌刻文字的石棺内，其中装饰品和随葬品亦极丰富。马斯伯乐对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发表于所著《戴尔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书中。[4](P279)1886—1889年，马斯伯乐回到巴黎，重返大学讲授埃及学。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个博物馆内的大量古物，这些古物后来成为开罗博物馆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东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纪所能看到的一切资料，第一次将古代埃及的历史纳入古典东方历史发展的广阔范围之中。他详细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语言和艺术，确定了古埃及宗教与艺术发展的主要阶段。马斯伯乐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间，进一步规范了考古发掘工作，继续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动，他当之无愧地继承了马里埃特所开创的埃及考古事业。

到了19世纪80年代，埃及学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蛮发掘的误区，逐渐朝着有计划的科学勘察、抢救与保护文物的方向发展，埃及学的新纪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现代考古学标准，马里埃特和他的后继者马斯伯乐在发掘埃及重要遗址时也嫌过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到之后，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轨，他就是第一个用严谨科学方法在埃及进行发掘的英国学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时因体弱多病，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就由私人教师授业，但他很早就对考古学发生兴趣，尤倾心于埃及学。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着手勘察并发掘基泽大金字塔，从此开始了他长达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发掘垄断法令，欧洲各国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拥而来，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发掘。1882年，英国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会(后更名为埃及勘察学协会)，在该基金会的赞助下，皮特里几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处重要遗址。1884—1886年，他在尼罗河三角洲进行了一系列的发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转向法尤姆地区，发掘了埃及中王国时期(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遗址。此后，他发掘的重点项目中还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约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时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达、巴拉斯和狄奥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遗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国，任伦敦大学学院埃及学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继续发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国东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这位考古学泰斗一直活跃于学术界，将他长寿的一生献给了埃及考古学事业。

皮特里对埃及学的贡献，首先在于他对埃及王朝时期和前王朝时期(即埃及考古学上的铜石并用时代，约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发现。他在阿卑多斯的发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为数众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见天日。他在涅伽达总共发现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坟墓。这一巨大的发现揭开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将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他在埃及学上的第二大贡献是对考古技术和方法的创新。皮特里把有节制的、科学记录的发掘技术介绍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进。1885年，他根据在埃及发掘的经验，总结出四条原则：第一，照顾到被发掘的古迹，尊重将来的考察者和发掘者的方法；第二，谨慎小心地进行发掘，收集所有发现的东西，并做出说明；第三，一切遗址古迹和发掘过程都要绘制出准确的图纸；第四，尽快地整理发表发掘报告。[6](P169)这四条原则，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础。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会采用了皮特里的这些原则，推动了埃及的考古发掘工作，从而使埃及的考古发掘更加规范化。皮特里对埃及考古学直接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个非常独到和新颖的解决方案，创立了我们现在称之为“顺序年代法”的处理手段，这是一种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关系的基本技术。“顺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据出土陶器发展水平与特点，将其分类、排序，借以观察陶器随着地层之变异而出现的类型差别，以数字表示它们的相对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将这一技术推广，用于鉴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历史可以根据古文化遗址不同层位的陶片的比较得以恢复。皮特里的“顺序年代法”至今仍为埃及史前考古学家所袭用，作为划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据之一。皮特里培养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这是他对埃及学的第三大贡献，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为了培养专门的研究人才，他在伦敦创办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发展为英国考古学院，从这所学院训练出了下一代优秀的考古学家。他们中间的佼佼者，如魁伯尔(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纪初英国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学家。我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纪30年代曾赴英国伦敦大学留学，获得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留英期间，夏鼐先生随同英国调查团赴埃及、巴勒斯坦进行实地考察，并谒见当时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这位埃及考古学大师的直接教导。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东考古生涯中，几乎每年都要出一本发掘成果的书，他撰写的考古发掘报告、著作、论文和评论大约有1 000种。[4](P330)其中，影响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学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学界公认的经典著作。皮特里开创了埃及学的新时代，这意味着从19世纪80年代起，埃及学已步入了科学、规范的发展轨道。

19世纪80年代，英国埃及学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学家纳维尔(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从事过发掘工作。当埃及的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得以明显改进、新的发掘成果不断涌现之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这一领域，英国的伯奇(1813—1885年)是继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献编定者和翻译者。他的简明而珍贵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问世，被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1827—1894年)扩编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体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录5—7卷，1880—1882年)。这部辞书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学术价值。布鲁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响的德国埃及学家，他的主要贡献是对古埃及世俗体文字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堪称为释读世俗体文字的先驱(《世俗体文法》，1855年)。他对埃及学的另一大贡献是1864年创办了《埃及语言学和考古学杂志》，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重要学术刊物。在法国，德鲁热(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译家。古代埃及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两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从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译过来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体象形文字符号编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选》(1867—1876年)等。

19世纪80年代初，关于古代埃及语言的知识才真正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语法著作——《新埃及语语法》，作者埃尔曼(1854—1937年)是19世纪稍晚一辈的德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他的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国时期(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订。1894年，埃尔曼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埃及语语法》，这是每个初学古埃及语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导书。1897年，由德国科学院发起，埃尔曼和他的同事开始编纂《埃及语词典》，尽量收集当时已知的铭文和文献中的全部词汇。《埃及语词典》的编纂是当时埃及学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一项庞大而艰巨的工程，学者们从许多不同的国家来参加这项工作。但是，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须在柏林集中编纂，德国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学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编纂的重担就落在埃尔曼和他的德国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们根据各国埃及学家提供的丰富资料编成了这部巨帙埃及语辞书，材料的收集总计超过了150万条。[8](P17)5卷本《埃及语词典》(1926—1931年)的问世，是19世纪以来埃及语言学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学习古代埃及语言文字的基本工具书。埃尔曼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埃及学家，他的学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跃在20世纪初美国最著名的埃及学家。

19世纪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铭和纸草纸文献的大量发现，欧洲各国埃及学家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分析古代埃及的语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语法体系，确立了作为学术性学科的埃及学。随着埃及学的成长，欧洲涌现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学家，他们的辛勤劳动，大大地推动了埃及学的发展，使埃及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完全确立起来了。经过几代埃及学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学的研究成果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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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 Editors of Time-Life Books.Egypt:Land of the Pharaohs[M].Virginia:Time-Life Books，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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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J.Brewer and E.Teeter.Egypt and the Egyptian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0.

[6]格林丹尼尔.考古学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篇5

一、充分认识做好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文物是人类文明物化成果，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保护文物，弘扬中华文化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我县是文物大县，地上地下文物遗存十分丰富。各乡镇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以对国家和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充分认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要树立"文物资源是重要的文化战略资源"和"保护文物就是保护生产力"的意识，按照《文物保护法》等法律法规做好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

二、把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基本建设审批程序，确保文物安全

根据《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关于文物保护"五纳入"的要求，切实加强对基本建设中文物保护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基本建设审批程序，作为建设规划部门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前提。

（一）凡涉及到省级以上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的工程项目，在项目选址时，建设单位必须征求文物部门的意见，并依法履行报批手续。

（二）凡在文物分布密集区范围内实施的建设工程，都必须进行文物调查和考古勘探工作。

（三）建设单位在取得土地使用证后十个工作日内，须在文物部门办理基建用地范围地下文物考古勘探手续。文物部门出具基建用地地下文物古迹处理证明书后，规划部门方可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全县文物、国土、规划、公安、工商等有关部门，要依法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物的职责，共同维护文物管理秩序。建设单位在进行工程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基本建设项目尽可能避开文物重点保护区，凡在文物分布密集区内的建设工程必须坚持实施文物调查和文物勘探的原则。在基本建设项目中，包括修路、铺设管道、电缆、架设线路、窑场取土等，建设单位必须事先会同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工程范围内（包括取土区）进行文物调查和勘探，如有重要发现，由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必要的考古和发掘。未经文物部门勘探和处理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破土动工。否则，文物部门将按照法律法规严肃处理。私自开工造成地下文物破坏的，要按照《*省重大文物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三、加强管理，相互配合，把基本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和工程建设单位要密切协作，认真贯彻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两利"方针，努力开创文物保护与基本建设"两利""双赢"的新局面。县文体局在本单位设立对外服务窗口，负责受理由县计划、规划、城乡建设部门审核批准的投资项目和基本建设工程项目中的文物保护事宜。

篇6

岂料，这六大“铁证”在一系列的追问和质疑下，事情变得扑朔迷离、真假难辨起来。曹操陵为何没有出土墓志?刻有“魏武王”铭文的石牌，都是从盗墓者手中获得的吗?确认曹操高陵证据何在?

2010年的第一天，参加过“曹操墓”先期考古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汉魏考古学家刘庆柱表示；“安阳曹操墓的证据已经足够，如果是‘业内人士’提出异议，就不能说外行话，应在考古学学科内讨论问题，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

这位年过六旬，头发花白的老者为何要在此时将自己推向风口浪尖?他的判断究竟有多少权威性?他的言论又有多少公信力?

“没有绝对把握，我不会乱说话”

公元220年正月，洛阳，曹操叱咤风云的一生在66岁这年走到尽头。这位征战一生，消灭了长江以北所有对头的铁腕人物躺在病榻上，一面记挂着未被他铲除的孙权和刘备，一面想着自己的后事，“自制送终，衣服内箧，题识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讳，随时以敛，金珠玉铜铁之物一不得送”。

或许当时经济极度凋敝所致，加上曹操父子目睹甚至亲自参与了汉末诸侯王陵墓的盗掘，所以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一直力主“薄葬”，害怕自己的墓葬被盗。曹丕《终制》中云，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刍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与珠玉，无施珠襦玉匣……

“曹操不是第一个主张‘薄葬’的君王因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人们在葬术观念上的进步，有的君主不再坚持‘厚葬”。“刘庆柱对此解释。据史书记载曹操在去世前两年就为自己选好了墓地。作为经历了汉末的战争和动乱，致力恢复国家经济和崇尚俭朴的政治家他在遗嘱中交代，墓地要选择在地势较高，土壤贫瘠，无法耕种的地块，而不要占用良田。墓上不堆土，不树碑不留地面标志。曹操交代完这些话便与世长辞他的遗骸被运到位于今天河北邯郸市临漳县漳河岸边的邺城，于二月下葬。

这次河南的考古专家表示正是根据曹操的遗嘱，他们才取得了这惊人发现。寻找曹操墓的关键坐标是遗嘱里提到的西门豹祠。据河南方面考证那座西门豹祠就在今天的安阳县安丰乡丰乐镇。而这座大墓所在的西高穴村就在西门豹祠以西。这和曹操遗嘱中划定的墓地方位相吻合。此外在西高穴村西还曾出土曹操去世100多年后的一个叫鲁潜的官员的墓志上面记载说曹操的墓就在离鲁潜墓43步远的地方。

早在2008年底，这个距离鲁潜墓43步远的地方就开始被发掘。去年]1月国家文物局组织权威专家到安阳开展了论证会，这个陵墓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早就有了答案只是时机尚未成熟。此后的一次政协委员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找到刘庆柱，希望他去“看看”安阳出土的石牌由于不是自己的课题，也因为尊重前面两次专家论证会的意见，刘庆柱迟迟没有前往安阳。

2009年12月16日，刘庆柱在河南参加

“国学大讲堂”的讲学，河南文物局局长闻讯后立刻派车“拦截”刘庆柱，将他接到安阳，并委托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全程陪同。“根据我的经验，一看到这个陵墓的规模我就知道这是王一级的墓，进陵墓后看到画像石和出土的文物，我就断定这是东汉晚期的，因为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文化，东汉的陵墓已经出土7个了都很相似所以不会有问题。”刘庆柱严肃地说。

当刘庆柱看到石牌的时候虽然有些打碎了还没有合起来，但是凭借多年来的考古经验刘庆柱知道“找到了因为过去考古只要找到牌了，陵墓里面人物的身份基本上就确定了。他对着身边的潘伟斌点了点头，这个辛苦了一年多的考古队队长笑了。”对于这个判断刘庆柱说：“我是学部委员，一个学部就个所以我不能给自己的学部丢人，要对得起自己的专业，没有绝对把握，我不会乱说话!”

“这次的证据链最完整”

我不是胡乱猜测我认为确定曹操墓必须具备以下条件：这个遗骨必须是超过60岁的男性，这个人的身份要是王，王的墓穴要在邺城附近因为邺城是魏王的王都帝王死后都要埋在自己的都城旁边(例如朱元璋、永乐帝等等)，这就是证据链，环环相扣，我去安阳的时候这些条件都完全具备，证据确凿理所应当召开会。刘庆柱说。

2009年1 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该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掘的一座东汉大墓，被确认为魏武帝曹操的陵墓。被作为关键证据的，是墓中出土的8块刻有曹操封号“魏武王”字样的石牌和石枕，显示墓中一些陪葬品为曹操生前用品。墓中一具被鉴定为年龄在60岁左右的男性骨骼被认为是曹操的遗骸。河南省宣布这是一项“重大发现”。此前，这位公元三世纪统一中国北方的著名统帅政治家诗人陵墓的确切地点，是一个持续了将近1800年的谜，

会上河南文物局安排了古文字专家回答涉及古文字的问题，魏晋史学家给历史问题答疑，体质人类学的专家也解释了相关专业的问题，而会上的疑难问题则交给了刘庆柱，在河南方面看来，刘庆柱是考古业的权威。

“和以往古陵墓相比，这次的证据链最完整，科学依据最完整。”但是让刘庆柱疑惑的是，会结束没有多久就引来了片质疑声，更奇怪的是这些质疑声中没有一个是自己认识的考古专家也没有个拥有东汉陵墓考古的经历但是这其中却不乏自称为“业内人士”的专家甚至传言安阳发现周老虎。

对于这样的结果刘庆柱显得有些无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科学事实这些所谓的“业内人士”的“科学理论”。盗墓史研究学者倪方六在网上电视上信誓旦旦地“呼唤”；“没有出土墓志或哀册是此次挖掘的最大‘硬伤!”刘庆柱认为这个‘业内人士“提的问题就很不“业内”。因为墓志铭到魏晋时期才出现又怎么会出现在东汉晚期的陵墓里?很明显，该“业内人士在发难前连相应的史书都没有查阅就信手拈来。

墓志铭的问题刚解决又有人拿刻有“魏武王”铭文石牌的真假来说事了这就像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回答的一样“当时一共出土了59块石牌，刻有‘魏武王’的有8个，其中一个是被盗走的。我们是根据那7个定的，为什么有人想当然地判断我们是按照被盗的那个定的?”

此外，针对出土石牌刻铭等文字材料年代与真伪问题，刘庆柱解释说：“你说那字胖点瘦点不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家古文字学家(中国古文字学会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郝本性)说是。而且新和旧不是按件东西，而是按一个组合整体。这墓不是假的吧，不是新的吧?你再新它也是1800年前的吧?你不能因为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丝绸衣服好就说它怎么能是2000多

年前的呢?还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宝剑，现在还可以把头发割断，有些人说它肯定是假的，那么多年怎么还能割断头发呢?

刘庆柱强调，“考古学是门科学，应该在学科范围内讨论问题，而搞文学史和收藏的专家在考古领域并不具有权威性。很多媒体报道说‘业内的人士’，你是哪个业内的?所谓术业有专攻，业跟业不一样。如果你自称是业内人士，那就不能说外行话，要说业内的话，符合学术规范的话。对于年轻的对考古没有认识的朋友，你们有质疑的权利，有言论自由，我也愿意向你们普及考古知识，但是那些自诩为‘业内人士’的专家，我请你们尊重科学事实，尊重考古依据，不要胡乱判断误导普通市民!”

40多年后再一次感触安阳

为了科学，为了考古，刘庆柱将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并坦言自己没有任何压力只是在事实面前坚持真理。但是在某些“业内人士2的误导下，会有人对这个顶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帽子”的刘庆柱产生怀疑，他究竟是何许人也?他说的话究竟有没有公信力?他真的是考古界的权威吗?

在谷歌上搜索“刘庆柱”，会出现17700条结果，绝大多数都带有考古学专家的称呼。

1963年，刘庆柱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次年，与考古发生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巧合的是，他的第一次考古地点就是在安阳――殷墟参加田野考古实习。或许就连刘庆柱本人也不曾想到40多年后在同一个地方发现了曹操的陵墓。

1972年5月，刘庆柱被调到陕西省咸阳市文化局文管会工作，此后正式开始了他的田野考古生涯。几十年来，他把考古当成生命样热爱，长年累月盯在挖掘现场白天和工人一起挖，晚上还要查找资料，编写报告。夏天雨水较多，不宜开展挖掘，他就骑上自行车，挨家挨户地登记文物，常常晒得满身是疱跑回家，同样做考古的爱人看到这样的情景，只有心疼地抹眼泪。

可是刘庆柱却乐呵呵的，因为这是他喜欢的工作，尤其是出成果的那一瞬间，他会觉得自己将几千年前的文化带进了今天。在他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考古工作应该说是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1980年代初，考古所计划让他参加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汉代人的丧葬观念是“视死如视生”，所以就有了“造陵墓若都邑”的说法。汉代厚葬成风，按照西晋人索琳的说法，汉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开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贡赋三分之一贡宗庙，一贡宾客，一贡山陵。宫殿是帝王现实生活的舞台，陵墓则是帝王地下世界的缩影，而陵寝建筑是仿照生前宫殿建筑来设计，修造的。所以能够参加西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工作是每一个考古人的梦想。

在发掘西汉长安城遗址以前，刘庆柱打算在陵墓建筑方面先做一个试验，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下当时的都邑制度。有人提议发掘汉武帝茂陵，这样挖到精美文物的机率较高，说不定就会引起社会轰动。对于这样的提议，刘庆柱一票否决，我一直坚持考古发掘不是为了挖宝。茂陵规制宏伟却不定是汉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为它有可能超逾常制。考虑再三，我决定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因为汉宣帝被称作西汉王朝的‘中兴之主’，他的陵墓可能更能反映汉代帝陵的常制，我们要尊重科学事实!”

事实证明，选择发掘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的决定是正确的。通过发掘，第一次从考古上揭示了汉代的陵寝制度，解决了许多文献记载中语焉不详的问题。比如过去很多人把陵园与寝园混为一谈，杜陵的发掘表明陵园以封土为中心，寝园以寝殿为中心，二者各成一体，不能混为谈，又如，曾经困扰古钱币学界的“小五铢”，通过发掘表明其为墓葬明器，而非流通货币；还有汉代的门、塾阙的具体形制，也是通过杜陵的发掘得到了确认。可以说，杜陵陵园遗址的发掘，虽然没有精美文物出土，但却从学术上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在这之后他的考古发掘报告《汉杜陵陵园遗址》获第二届“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我感觉自己一辈子都在给自己加码。年轻的时候，老给自己定任务。比如开展什么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要写什么内容的论文，要完成什么样的专著等，现在还是一样，还是坚持给自己加码。他拿出一本精美的笔记本，打开一张日程表，上面记载着每个月要完成的文章题目。正是抱着这样份对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考古的热忱刘庆柱在考古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先后考古发掘的遗址有：秦成阳城遗址、唐长安城青龙寺遗址、秦栎阳城遗址，西汉长安城遗址等成了帝陵考古的权威，这也是安阳墓考古队队长潘伟斌在看到刘庆柱点头之后如释重负的真正原因――这样的专家都点头了，那还有什么好犹豫的。

“曹操墓让更多的人了解考古”

日前，河南省将按程序将曹操高陵所在的西高穴墓地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做好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准备工作，适时积极申报。

记者(以下简称记)在2009年12月29日的会上，您的身份是什么?

刘庆柱(以下简称刘)介绍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后来又给我加了个汉魏考古专家。我的任务就是回答考古方面的问题，还有就是如果一旦别人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我得答。毕竟我接触的考古东西比较多。

记：那您回答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

刘：那我就会说不知道，等我回去查书后再来告诉你，我直认为自己不知道的东西比知道的要多得多。

记：在曹操墓问题上，您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有没有压力?真的那么肯定自己的判断吗?没有怀疑过?

刘没有丝毫压力，因为我是用事实在说话，用科学论述，我对得起自己的职业。我做考古做了40多年，我有经验，这次的证据是比较完全的，甚至比以往的陵墓还要完整!我有这个自信，倘若有我的同行提出质疑，我也许会有压力!但是面对这些自诩为“业内人士”的人，我没有丝毫怀疑。

记：有人说你在此刻站出来，是为了“名”和“利”，是在炒作自己，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刘：(笑)倘若真的是这样，我就不考古，直接去鉴宝，今天说这个真的明天说那个是假的，这个给你多少钱，那个给你多少钱。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不会做，因为我不知道假的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没办法判断真假。至于炒作，我认为是某些“业内人士”在自我炒作，请你们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任!

记：最近很多网友提议提取墓内骸骨的DNA与曹操后人进行鉴定，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刘：有更好，即使没有，现在的六大证据已经足够。做DNA鉴定需要条件，不是有骨头就能做，要考虑骨头的保存程度、受污染程度。做了跟谁比对?现在的曹操后代是不是曹操后代?唐代以后曹操的脸越涂越白，都是奸臣的形象，谁承认是他的后代啊?在具体操作上难度很大。

记：会之前，您有没有想过会受到这么多年轻人的关注?

刘：有!曹操墓让更多的人了解考

古!我当时跟他们河南方面说，你们这条消息，要注意后续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在早年人们根本都不关注这个问题，只关心温饱问题，现在越来越关注考古，而且曹操还夹着易中天“品三国”的热效应，中国有几百个皇帝，除了极个别的能和他并驾齐驱之外，论知名度，没有在他之上的，所以反响强烈在意料之中，毕竟这是个多年的谜。

记：40多年的考古生涯，在最枯燥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放弃?

刘从来没有，因为我总有做不完的事，有太多不知道的东西。我们中国的考古学家跟门捷列夫是不可以比较的，人家化学元素周期表排出来随着新发现就可以补进去。我们的未知领域太多了，不知道空哪个，也不知道空多少。因此做科学研究没有个求知欲是不行的。

记：对您来说考古最重要的不是挖出了多少文物?

刘：是的!我不是挖宝的!你认为是宝，我不一定觉得是宝。比如我把元大都联系到了汉唐时代的文化，我证明元代的皇帝也是按周礼办的，本来周礼是汉族人最尊崇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宝，但是这个宝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值钱的。

记现阶段，中国考古界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刘：我们这个队伍比较小，工作任务很重，一些研究成果可能无法让社会满意。还有就是基层的考古工作者，他们没有我这样的工作条件，所以压力要比我大很多，来了什么挖什么，今年修路了得配合去，怕人家挖坏了，而且配合的过程中你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这些跟你研究的课题也许毫无关系，但你也得去啊!所以还是挺难的。

篇7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全文第一条 为了加强地下文物的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地下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地下文物的义务。

本市鼓励单位和个人参与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地下文物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发展改革、规划、国土、建设、水务、交通、财政、公安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做好地下文物保护工作。

第四条 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应当进行地下文物保护宣传，营造保护地下文物的良好氛围。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规划、建设等行政管理部门，开展对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的地下文物保护教育和宣传工作。

第五条 市和区、县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在地下文物保护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本市依法划定地下文物埋藏区。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史料、普查资料等对地下文物埋藏区之外可能埋藏文物的地区划定重点监测区域。符合条件的，应当依法纳入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管理。

第七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文献研究结果，实际考古调查、勘探情况建立本市地下文物埋藏情况数据库，标明地下文物埋藏区、重点监测区域等内容，并对实际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结果进行记录。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地下文物埋藏情况数据库，并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实现共享。

第八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组织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积极探索有效方式，鼓励有资质的考古发掘单位参与本市配合基本建设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对于已经做过考古调查、勘探的，进行建设工程时，不再重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建设工程，应当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一)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区;

(二)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三)旧城之外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二万平方米以上;

(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条 本办法第九条规定之外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可以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在接到建设单位的报请后，应当予以及时安排。

未做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制定地下文物保护预案，位于重点监测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预案应当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备案的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一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土地储备开发项目，承担土地储备任务的单位(以下简称土储单位)应当按照本市规定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完成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出具是否具备入市交易条件的意见，相关意见作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据之一。

第十二条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向建设单位提出规划条件或者核发选址意见书时，应当书面提示建设单位在施工前按照本办法规定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或者制定文物保护预案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书面提示的情况同时告知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监管部门。

第十三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交通、水利等专业建设工程的监管部门在建设工程施工前，应当书面提示建设单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四条 对于符合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并督促施工单位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对考古调查、勘探事项进行安排，相关安排应当与施工部署、施工总进度计划相衔接。

第十五条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土储单位或者建设单位申请后，在施工现场具备考古调查、勘探条件下，应当按照规定组织考古调查、勘探工作。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将相关意见书面通知土储单位和建设单位。

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时限按照每一万平方米七个工作日计算，除雨雪、冰冻等特殊情况外，最长不得超过两个月。

第十六条 考古调查、勘探中发现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土储单位或者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相关考古发掘单位确定文物保护方案，采取保护措施。

在考古发掘中，发现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遗址、古墓葬，需要实施原址保护的，应当实施原址保护。实施原址保护的，由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其他部门研究调整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或者另行选址。

第十七条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采取地下文物保护措施或者配合政府进行地下文物保护的，政府对其损失予以合理补偿，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规划、市财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八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发现地下文物的，应当立即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监理单位在监理过程中，发现施工单位未依法保护地下文物继续施工的，应当及时制止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组织考古发掘单位到达现场。

第十九条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应当配合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工作。

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地下文物埋藏区和重点监测区域的日常巡查，并对本办法第九条规定的建设工程及重点监测区域内的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地下文物保护工作进行监督管理。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进行其他生产生活活动时发现地下文物的，应当立即对地下文物实施有效保护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

第二十一条 村民委员会在组织实施本村的建设规划，兴修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以及指导村民进行自建住宅、挖渠、掘井等活动时，应当注重对地下文物的保护;发现地下文物的，应当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并及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破坏地下文物的，应当立即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举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告知举报人。

市和区、县文物行政部门应当对举报属实，为查处破坏地下文物行为提供线索或者证据的举报人给予奖励。具体办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财政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二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建设单位未将位于重点监测区域内的建设工程的地下文物保护预案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罚款。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建设单位未在施工前报请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考古发掘单位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施工单位未按照规定在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时安排考古调查、勘探事项的，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发现地下文物不采取保护措施，不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监理单位未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单位违反本办法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应当依法记入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未采取保护措施，造成文物损毁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负有地下文物保护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由其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20xx年3月1日起施行。

文物保护的现状文物资源调查积极推进。自20xx年以来，经过全国近5万名普查人员的艰辛工作，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圆满完成，共调查登记各类不可移动文物766722处。一大批具有重要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工业遗产、乡土建筑、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文化景观等新型文化遗产在普查中得到充分重视。全国长城资源调野工作全部完成，初步建成长城资源信息系统。

重大文物抢救保护和考古工程取得突破。西藏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主体修缮工程竣工，并启动西藏xx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开展山西南部早期建筑、涉台文物、鸡鸣驿城、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等重点文物维修保护工程。灾后文物抢救保护有序开展。文物保护被纳入国家《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积极开展藏羌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建设茂县羌族博物馆新馆、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馆。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古建筑群灾后抢救保护工程竣工。

考古和大遗址保护扎实推进。三峡文物保护工程规划内项目已基本完成并通过验收。南水北调工程文物保护第一、二批控制性项目顺利实施。以西安片区、洛阳片区和长城、丝绸之路、大运河等两片三线为代表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初步确立。良渚、大明宫、隋唐洛阳城等考古遗址公园初步建成。

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卓有成效。安阳殷墟、开平碉楼与村落、福建土楼、山西五台山、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西湖文化景观等先后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截至目前，我国共有世界遗产41项，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项，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8项。丝绸之路跨国联合申遗有序推进，大运河保护和申遗工作全面启动。

博物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趋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中国文字博物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科技馆、山东省博物馆等新建、扩建项目竣工开放。在博物馆数量和类型持续增长的同时，博物馆质量也有显著提升，现有国家一级博物馆83座，二级博物馆171座、三级博物馆288座。

免费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全国免费开放博物馆纪念馆总数达到1804个。除基本陈列外，全国博物馆每年举办展览超过10000个。20xx至20xx年，接待观众共17亿人次。免费开放加快了博物馆融入社会的步伐，博物馆的文化辐射力和社会关注度得到空前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社会效益得到进一步增强。

国家投入珍贵文物征集经费，征集商代子龙鼎等重要文物1万余件。成功开展多次影响较大的文物追索行动，追回流失境外中国文物3千余件。

篇8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死亡也许是人生中最为神秘、最为惊心动魄的事件。人类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古代文化遗存当中，古代墓葬是人们生前世界的折射。因此，考古学90%以上的研究对象，便是埋藏在地下的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古墓葬，它们往往是揭开早已消失的古老文明神秘面纱的最为直接的科学证据。

在对象雄文明漫长的追寻道路上，人们一直在注视着地下的考古发现。

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便已经开始注意寻找西部地区的古代墓葬遗迹。他曾在拉达克境内的列城（Leh）发掘过一种以“石板为盖”的墓葬，据他描述说：“墓葬内部用未经加工的石头砌成墙，……这些墓大约长1.8米，宽1.4米，深1.8米。陶器都是手工制品而不是用陶工车盘制作的。在残破不全的状况下发现的器皿似乎不足95厘米的高度和宽度。一些陶罐上装饰着深红色的图案。”

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学者，杜齐的观察极为细致，他注意到，出土的陶器中没有发现过彩陶，仅在陶器的表面有呈锯齿形、梯形以及其它形状的刻纹，推测“它们可能代表的是树叶及各种草类”。

杜齐还观察记录了这些古墓葬中出土的其它遗迹：“在每一座墓葬中都可以发现许多头盖骨，其数量从三个到五个或二十个不等，头盖骨呈长头形，可以与具有现代人特征的短头颅的头盖骨进行比较，还发现各种各样的青铜物品，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椭圆形珠子和顶部有三角形孔及挂环的铃形垂饰。在另一些物品中还发现了用假宝石制成的珠子及一些青铜碎片。”

杜齐的脚迹也踏上了阿里高原。他记述说：“在离冈底斯不远的卓玛山口附近，我们发现了另一座用石头环绕的墓葬，其所在位置海拔较高，这座墓设计成椭圆形。”

虽然杜齐的这些发现还不足以揭示西部历史上象雄文明的考古学面貌，但却为后来的研究者们提供了继续追寻西部早期文明遗存的重要线索。然而遗憾的是，在杜齐之后，这种追寻由于各种原因中断了半个多世纪。

1957年，中国学者开始踏上阿里高原，对古格王国遗址进行科学调查工作。其后，1979、1981、1985等年度，自治区文物部门组织的考察队又多次对古格王国遗址（实际上主要为都城扎不让遗址）进行考古调查，成绩卓著。

但也许是由于古格王国的光芒过于耀眼夺目，几乎吸引了人们所有的视线，对于更为古老的象雄文明的追寻，似乎反而被人们所淡忘。

直到1998年，在探索象雄文明的科学道路上，出现了一缕令人振奋的曙光。有消息传来：自治区文物局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组成的联合考察队在札达县境内发现了一处名为“卡尔普”的古墓地，在这里清理出几座年代大大早于古格王国时代的墓葬，出土了几件完整的陶器。

1999年，我在拉萨罗布林卡内举办的“文物展”上，第一次亲眼目睹了这批出土在象泉河流域的古陶器。令人惊讶的是，它们和杜齐所描述的情况竟然十分相似：陶器表面饰有深红色的图案、各种刻划出的纹饰、没有发现彩陶器……

正是从那一刻开始，我产生出一种强烈的预感：中国学者对于象雄文明的追寻与探索，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就是考古学。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让人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无穷乐趣与刺激。

1999年8月，是阿里高原一个多雨的季节。8月2日，终于在几天连绵不断的阴雨之后迎来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我和其它考古队员们第六次进入到阿里高原进行考古发掘与调查。

就在昨天，连日的雨天终于造成了恶果，一场猛然间暴发的山洪袭击了我们在山脚下设立起来的营地。营地旁边平时那条清澈见底、静静流淌的小溪，刹那间变成了一条狂暴的黑龙，以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夹杂着上游的草根、树枝席卷而来，吞没了我们的营地。虽然大家奋力“抗洪救灾”，将营地紧急迁移到河溪上游的高地――我们戏称这个新营地为“八一新村”――但是所有的帐篷都进了水，身上穿的衣服、脚下的鞋袜、地下的被盖统统被水浸透，弟兄们几乎是在又冷又湿、寒风沁骨的帐篷里渡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放晴之后的高原，又恢复了她美丽的面容，蓝天白云笼罩着绿草茵茵，清风扑面，纯净的空气中略带着几分青草的芬芳气息。抓紧这个难得的晴天，考古队员们按照预定的计划分头开始工作。

我和我的老搭档李永宪一同前往皮央村作些考古调查。这个村庄因为皮央遗址的发现而著名于世，村子里的藏族群众也因为我们多次在此开展考古工作而成为了老朋友。

下午，结束了野外工作之后，我们开始沿着来路返回营地。途中，路过村子里的“恩吉拉”（藏语“医生”之意）家，这家人曾经是我们在皮央遗址工作时的老房东，老朋友相见，格外亲热，恩吉拉一家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喝茶歇脚。

几碗热呼呼的酥油茶下肚，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正谈得热闹，恩吉拉的夫人索央一边不断地向我们的碗里续上酥油茶，一面织着毛毡。不经意之间，我忽然发现索央从桌子下面不时地拿出一个盛羊毛线的罐子来团绕几下毛线。虽然只是那么一刹那之间，但那个陶罐的形状却已经象一道电闪雷击一样击中了我。

“索央，把你装毛线的那个罐子拿出来给我看看！”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道。

索央呆呆地望着我，不明其意。

“就是桌子下面那个陶罐”，我急切地指着桌子下面请求道。

随着索央拿出陶罐的手从桌子下面慢慢地伸到我跟前，我的心跳也加快了，这正是我在罗布林卡的文物展上所见到的类似卡尔普墓地出土的那种陶罐：褐色的陶质，表面有红色的彩绘，口沿部上翘形成流状，单耳上有刻划的纹样……

“这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接下来的谈话，完全就变成了现场考古调查。结果出乎意外，就是几天前这几场连续不断的大雨，将索央家后面的山坡上冲出了一个土坑，她家的小孩从土坑里找到了这件陶罐。

“当时是好几个摆在一块呢，唉，可惜不知道你们要这样的罐子，孩子们都给砸碎了”，通过我们的神情，恩吉拉和索央大约也感到这当中的重要性，颇有些惋惜地说道。

“那些碎片还能不能找到呢？”我急迫地询问道。

“我试试看”，恩吉拉起身向外。十多分钟之后，他回到了屋子里，手中捧着一堆破碎的陶片，陶片的质地和纹样与那件完整的陶器完全相同。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接下来，我们在恩吉拉的带领下，来到了现场，找到了出土陶器的土坑，同时还观察到其它一些重要的遗迹现象：土坑的形状略呈方形，原来深埋在地表之下约1米深处，大雨冲毁断崖之后暴露出地面，原来四周都用石板加以了镶砌。我们四处搜寻，在土坑附近发现了数块完整的石板和散乱的人骨，以及其它一些陶器的残片。

根据这些现象，可以完全肯定，这是一座用石板砌建的古代墓葬。这个重要的考古线索，就这样从皮央村一个普通的农家、从一个装盛毛线的桌子下面浮出了水面。我们由此兴奋地判断出：这个发现将不会是孤立的，这一带一定存在着与之类似的其它古墓群。

这就是考古学。偶然与必然，努力与运气，科学与探险，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让人从中感受到发现的无穷乐趣与刺激。

当他将墓中随葬的羊头一个个地从墓中发掘出来时，连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从孩提时代就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地底下面，会埋藏着如此众多的秘密。

1999年这个多雨的夏季，从那天开始，变成了我们丰收的季节。我们不再诅咒泥泞和寒冷，我们不再抱怨没有阳光的日子，正是因为阿里高原这个百年难遇的雨季，从札达盆地的千沟万壑中冲出了若干个可供观察的断面，露出了许多蛛丝马迹，给考古队员们带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一个又一个曾经深藏不露的古代墓地被我们接二连三地发现，经过考古试掘获得了一批极为重要的研究材料。

这些新发现的古代墓地包括皮央、东嘎遗址范围之内的格林塘、萨松塘、东嘎第五区等三处墓地，以及在东嘎乡境内发现的格布赛鲁墓地。这几处墓群规模较大，墓地大多在地表残存有明显的墓葬封土标志（石丘或石圆圈），有一定的分布规律。有的墓地还发现可能与祭祀有关的列石遗迹。在当年的考古工作中，我们的考古队员们共清理发掘了墓葬26座，殉马坑1座，总发掘面积约200平方米。

从发掘情况看，墓葬形制有竖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土洞墓等几种形制，但均未发现棺木的痕迹。其中石丘墓在地表用石块垒砌石丘作为标志，有大、中、小三种规格，大型石丘墓的形状以方形、长方形、梯形石丘较为常见；中、小型的墓葬则多为不规则的圆形石丘。竖穴土坑墓及土洞墓仅在地表观察到略为凸起的沙丘，无明显的标志。葬式有单人屈肢葬、二次葬、火化骨灰葬等，骨架保存情况不完整。墓地中个别墓葬中大量随葬羊头，有的一墓可多达18个羊头，放置在墓室的四壁。

其中，形制较为复杂的为土洞式墓葬，这类墓葬共计发现两座，均位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编号为GM5的这座墓葬墓室的平面为椭圆形或近方形，

带有斜坡墓道和2～3个龛室，墓底中部或北部向下挖约10厘米的浅坑以葬尸骨。

葬式为屈肢葬，尸骨下铺桦树皮、朱砂或仅铺朱砂。墓葬的随葬品比较丰富，有陶器、铜器、石制品、骨器等，还随葬有羊头骨及羊的肢体。

编号为GM6的单室土洞顶部部分已经塌陷，这座由墓道、墓室和龛室等部分组成。墓向45°。墓道位于墓室东侧，向上呈斜坡状伸出，高约0.52米。墓道西端与墓室相连，墓室低于墓道口约18厘米，平面近似方形，转角处为圆弧形，

东西长约2.40米、南北宽约2.30米，墓室北部挖一长1.60米、宽约1.13米、深约0.10米的浅坑，内葬尸骨，墓室南半部陈列随葬品，有陶罐、桦树皮、石镞、羊头骨和用石块压着的羊个体4只。墓室顶部呈穹窿顶，高约1.50米。三个龛室分别位于墓室东壁、南壁和西壁与北壁的转角处，均弧形顶。西壁与北壁转角处的龛室最小，面积0.60×0.50平方米，陈放有植物种子；南壁龛室最大，陈放有羊头骨6具，面积1.10×0.60平方米；东壁龛室面积0.90×0.50平方米，亦陈列羊头骨7具。人骨位于墓室北部的浅坑内，屈肢葬式，尸骨下铺有厚约3厘米的朱砂，腿部随葬青铜剑一柄。

从墓葬中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铜器、铁器、木器与竹器的残片等遗物。陶器多见夹砂红、褐陶，其次为少量的泥质红陶；器形多见圜底器，次为小平底器，偶见三足器，耳、流比较发达；器表多施以粗、细绳纹、戳印纹、弦纹等，有的施以红色陶衣。在墓地地表还采集到绘有红彩的陶片。

恩吉拉和他的妻子索央作为民工，也自告奋勇地协助我们参加了发掘工作。当他将墓中随葬的羊头一个个地从墓中发掘出来时，连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从孩提时代就生长于斯的这块土地的地底下面，会埋藏着如此众多的秘密。

象雄故土上的神秘之丘――西部古代墓葬的考古发现，为我们打开了又一扇揭开“象雄文明”之谜的窗口。

随着发掘和调查工作的不断深入，给我们带来了一系列学术上的待解之谜。除了上述这些重要的考古遗迹和出土器物之外，墓地中还有不少的遗迹现象可能与当时人们的丧葬信仰、思想观念、宗教习俗相关，引起了我们浓厚的兴趣。

墓地中属于祭祀性遗迹的有单独的动物殉葬坑，殉葬马、牛等动物，其中的一座殉马坑（编号为K1）位于墓地东侧，为竖穴土坑，面积较小，长约1.6米、宽约0.6米、深约0.2米。穴内葬一动物，骨架较大，可能为马骨，骨骼不全，仅余椎骨、部分腿骨和肋骨等，不见头骨，骨骼集中于坑西端。骨骼下有红烧土，不见其它随葬器物。这种杀牲殉祭的习俗，在游牧民族的丧葬礼仪中极为流行，但在高原这一特定的地域，却不能不联系到古老的象雄本教礼仪中杀牲祭祀习俗来加以考虑。

有的墓葬有在死者身下和随葬动物身下铺放一层红色朱砂的现象。联系古文献记载分析，这应当与某些特定的原始巫术有关，很可能反映出土著宗教――本教的某些埋葬习俗。

给我们留下悬念最多的，还是在皮央格林塘墓地同时调查发现的一处列石遗迹。这处遗迹位于格林塘墓地的北部，用经过筛选、大小大体一致的砾石在基漕内摆放而成，每一砾石带均由两排小石头并排组成，宽约0.12至0.2米，整个遗迹全长6.7米，宽4.3米，形状极似“迷宫”图案，排头起于列石的中部，向外层层回旋折绕而成，这种形状的列石遗迹在高原尚属首次发现，对于它的真实含义尚不得而知。不过，从它位于墓地地势最为高阔的格林塘北部这一点推测，有可能系一处与墓地祭祀有关的遗迹。

通过对这批古墓葬出土的陶器工艺及其基本面貌的认识，为我们划分高原不同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初步建立西部地区的考古年代体系，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据我们初步的观察，此次阿里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为主，陶泥不纯，多含有石英碎末；陶色以红色、红褐色居多，有的器表颜色不匀，器表装饰比较简单、单一，以竖向滚印绳纹为主，也有磨光后刻划、戳印纹饰的；器型也较单一，以敞口单耳圜底罐为特色，变化不大。就制法而言，多数器物内壁有绳纹痕迹，且有凹凸不平的手指印，口沿、颈部有手指抹痕，说明陶器从制作到修整都采用手制（器腹采用模制），还没有出现轮制。总而言之，这批陶器独具特色，与过去东部的昌都卡若遗址、小恩达遗址、香贝墓葬以及拉萨河谷的曲贡遗址等出土的陶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制法上都显示出不同的文化风格，而与近年来在札达县发现卡尔普墓地出土陶器最为接近，暗示着西部地区可能存在着一个独特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值得将来作更为深入的研究探讨。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一柄青铜剑其形式与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的青铜剑相似，类似的青铜剑近年来在四川盐源发掘清理出土的大石墓中也有发现，其间的文化联系发人深思。古代游牧民族的流动能力与活动范围，很可能超出今天我们的想象。

从墓葬中，我们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带回到内地委托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进行了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表明其年代范围为距今2725――2170年，或2370±80年。这个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秦汉时期，在则相当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按照汉、藏文献的记载，在吐蕃王国兴起之前，西部为古老的象雄王国（即两《唐书》所载之“女国”）的地域，直到松赞干布时期，象雄为吐蕃所灭，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国灭亡之后，在象雄故地才又建立起古格、普兰等小王国。

篇9

一、机构健全、职责落实。淮北市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文物工作繁重。而该馆只有十多人。为抓好全市的文博工作，他们首先狠抓了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设立了保卫部、保管部、群工部、陈列部、考古部及研究室、办公室等机构，做到了分工精细，任务明确。同时，还陆续制定和完善了《劳动纪律》、《奖惩条例》、《岗位责任制》等多个制度，从而保证了文博工作全面有序地开展。

二、博物馆工作卓有成效。在新馆舍未建前，博物馆根据馆情，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在文物收藏、保护、整理、保管和研究、宣传等方面，全面的展开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对馆藏文物都进行了建卡、拍照、绘图、测量、建档等基础工作，做到帐帐相符，帐卡相符，帐实相符。库房管理有严格的制度，文物出入库，人员出入库都有据可查。年，我市境内出土发掘了唐代古木船艘，为保护好这些古船，该馆成立了保护小组，外请了泉州及省博专家制定了保护方案。在近年的保护工作中，博物馆人员昼夜值班，对古船喷洒药剂，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温度、湿度、天气、喷药量、船体变化等数据的监测、记录。由于没有先进经验可借鉴，他们就成立了“古船保护”科研课题组，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科研攻关，多次论证和更新保护方案。现在，古木船已比较成功的完成了脱水，定型、防腐等工作，已移至博物馆内，对外展出。由于保护成效显著，得到专家的赞肯。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淮北市博物馆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多年来，每年都利用“”国际博物馆日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开展文物法等法律法规宣传，走上街头散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张挂宣传条幅。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不断进行文物法律法规的宣传。《安徽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下发后，博物馆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了《淮北市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的制定工作。该文件出台后，他们翻印了多份，分别寄送到相关单位。宣传工作的有力，使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广大市民文物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群众举报次数逐年大幅增加。市民丁仰振同志，为支持博物馆的建设，一次性就无偿捐赠古瓷藏品近件。该馆还十分重视文物征集工作。平时注意收集信息，已发现文物，就努力克服资金短缺，路途遥远等困难，想方设法的去收集。柳孜镇发现大量文物后，他们先后次深入到该地区，进行摸底、调查，收集，共征集古陶瓷器等文物上千件。听说离市区几十公里处的铁佛由一农民收藏了只古铜鼎，他们连续十多次上门做工作，使他主动捐献这件贵重文物。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博物馆新馆建设于年动工建设了。在一缺经验，二缺人手的情况下，该馆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反复论证陈列方案，精心组织施工。为赶在××年国庆节前开馆，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文化局领导的带领下，吃住在工地近两个月，顶着三伏酷暑和蚊虫叮咬，一天工作十几小时，有的职工病了也不休息，打完点滴就上工地，有的家中有急事，来不及处理就赶来加班。有一次油漆气味一下子就熏到了七、八人，但是没有一人离开工作岗位，也没有一人叫苦。博物馆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艰苦奋战，终于如期开馆，向国庆周年献了厚礼。博物馆建成开馆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开馆的前七天，为配合市文化旅游周对外免费开放，原计划每天只接纳人次，但市民的踊跃参观，博物馆主动调整安排，加大组织力度，在七天之内共接待了观众达万人次。新馆开馆后，博物馆在抓好管理工作的同时，热情接待观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人手不够，就加班加点连轴转，白天接待观众，晚上苦练基本功，为贯彻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他们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制定措施，变更开放时间，修改讲解词，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开馆三个多月以来，共接待参观团体多批次，观众达万余人次，其中免费接待中小学生近万余人次。

文史研究工作也成绩显著。近年来，他们先后进行了淮北地区历史，汉画像石，大运河，古陶瓷等研究项目，出版了《柳孜码头发掘报告》二册，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多篇，近万字，为淮北的历史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文物管理工作成绩斐然

淮北市丰富的文化遗存使文物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身负全市文物管理工作职责的博物馆，在人手少，资金短缺等困难下，奋力拼搏，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近年来，完成了两次文物普查工作，对全市境内的文保单位，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建立基础数据库，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物普查同时，认真落实了文物保护“四有”工作，为全市文保单位树立了标志牌，划定的保护范围，制定了保护方案。在文物发掘工作中，近年来，博物馆配合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古墓葬数十座，特别是年月开始的柳孜码头的发掘和××年月的市保单位双垄孜谷堆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年的柳孜码头发掘历时多天，共出土唐代沉船艘，唐宋陶瓷器近千件，唐宋时期全国各大窑口的瓷片万余片，宋代石筑码头一座，这不仅是对考古学补史，证史有巨大作用，而且解决了通济渠流经地点和路线这一历史悬案，对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次发掘被评为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柳孜码头遗址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的双垄孜墓葬发掘也取得了重大发现，出土了多片铜镂玉衣的玉片，几十件釉陶，其中釉陶博山炉及釉陶楼，在我市尚属首次发现。发现这么大的墓葬，这么多的玉片在安徽省也属首次。近几年，我市基本建设工程较多，各处的施工工地发现墓葬也很多，仅三中墓葬一次发掘汉墓座，出土了余件陶器，铜镜等文物。这些墓葬的发掘大大丰富了馆藏，而这其中，无不浸透着博物馆全体人员的汗水和辛苦。

为保护文物古迹，近年来，市博物馆主动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门，积极争取资金，对省级文保单位两处进行了维修。××年申报并被评为省级文保单位两处。对重要的文保单位，他们还与专人签订保护协议，并定期到各点进行巡查，发现有损毁、盗掘现象，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另外，还积极配合基本建设们认真进行基建工地文物勘探工作。××年，就完成文物勘察处。

四、文物安全措施得力，确保无责任事故

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是他们的传统，该馆曾多次被评为安全先进单位。馆里的安全保卫组织健全，制度细致，责任落实。新馆建成后，专门配有名保安人员，昼夜巡查，全天候小时监控。由于措施得力，管理有效，近年来未发生文物流失、损毁的责任事故，也未发生文物藏品被盗案件。同时他们还不断协同公安部门打击各种盗掘古墓葬和破坏文物遗存的行为，为保护全市的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淮北市博物馆成立于年，一个机构二块牌子，兼负文物管理所的职责。多年来，该馆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文物工作方针，认真执行文物保护法规，扎扎实实地做好文物工作，一年一个台阶，不断开创文博工作的新局面，为淮北市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机构健全、职责落实。淮北市历史悠久，文化遗存丰富，文物工作繁重。而该馆只有十多人。为抓好全市的文博工作，他们首先狠抓了规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设。设立了保卫部、保管部、群工部、陈列部、考古部及研究室、办公室等机构，做到了分工精细，任务明确。同时，还陆续制定和完善了《劳动纪律》、《奖惩条例》、《岗位责任制》等多个制度，从而保证了文博工作全面有序地开展。

二、博物馆工作卓有成效。在新馆舍未建前，博物馆根据馆情，充分挖掘自身的潜力，在文物收藏、保护、整理、保管和研究、宣传等方面，全面的展开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对馆藏文物都进行了建卡、拍照、绘图、测量、建档等基础工作，做到帐帐相符，帐卡相符，帐实相符。库房管理有严格的制度，文物出入库，人员出入库都有据可查。年，我市境内出土发掘了唐代古木船艘，为保护好这些古船，该馆成立了保护小组，外请了泉州及省博专家制定了保护方案。在近年的保护工作中，博物馆人员昼夜值班，对古船喷洒药剂，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温度、湿度、天气、喷药量、船体变化等数据的监测、记录。由于没有先进经验可借鉴，他们就成立了“古船保护”科研课题组，在专家学者的指导下，科研攻关，多次论证和更新保护方案。现在，古木船已比较成功的完成了脱水，定型、防腐等工作，已移至博物馆内，对外展出。由于保护成效显著，得到专家的赞肯。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文物保护意识，淮北市博物馆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多年来，每年都利用“”国际博物馆日和法制宣传日等活动，开展文物法等法律法规宣传，走上街头散发宣传资料，现场讲解文物知识，张挂宣传条幅。并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作用，不断进行文物法律法规的宣传。《安徽省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下发后，博物馆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门，积极推动了《淮北市建设工程文物保护规定》的制定工作。该文件出台后，他们翻印了多份，分别寄送到相关单位。宣传工作的有力，使文物保护的法律法规深入人心，广大市民文物保护的意识日益增强，群众举报次数逐年大幅增加。市民丁仰振同志，为支持博物馆的建设，一次性就无偿捐赠古瓷藏品近件。该馆还十分重视文物征集工作。平时注意收集信息，已发现文物，就努力克服资金短缺，路途遥远等困难，想方设法的去收集。柳孜镇发现大量文物后，他们先后次深入到该地区，进行摸底、调查，收集，共征集古陶瓷器等文物上千件。听说离市区几十公里处的铁佛由一农民收藏了只古铜鼎，他们连续十多次上门做工作，使他主动捐献这件贵重文物。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视下，博物馆新馆建设于年动工建设了。在一缺经验，二缺人手的情况下，该馆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反复论证陈列方案，精心组织施工。为赶在××年国庆节前开馆，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在文化局领导的带领下，吃住在工地近两个月，顶着三伏酷暑和蚊虫叮咬，一天工作十几小时，有的职工病了也不休息，打完点滴就上工地，有的家中有急事，来不及处理就赶来加班。有一次油漆气味一下子就熏到了七、八人，但是没有一人离开工作岗位，也没有一人叫苦。博物馆上上下下拧成一股绳，齐心合力，艰苦奋战，终于如期开馆，向国庆周年献了厚礼。博物馆建成开馆受到了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群众的一致好评。开馆的前七天，为配合市文化旅游周对外免费开放，原计划每天只接纳人次，但市民的踊跃参观，博物馆主动调整安排，加大组织力度，在七天之内共接待了观众达万人次。新馆开馆后，博物馆在抓好管理工作的同时，热情接待观众，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人手不够，就加班加点连轴转，白天接待观众，晚上苦练基本功，为贯彻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精神，他们针对中小学生的特点，制定措施，变更开放时间，修改讲解词，得到广大市民的好评。开馆三个多月以来，共接待参观团体多批次，观众达万余人次，其中免费接待中小学生近万余人次。

文史研究工作也成绩显著。近年来，他们先后进行了淮北地区历史，汉画像石，大运河，古陶瓷等研究项目，出版了《柳孜码头发掘报告》二册，发表各类学术文章多篇，近万字，为淮北的历史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三、文物管理工作成绩斐然

淮北市丰富的文化遗存使文物管理工作责任重大。身负全市文物管理工作职责的博物馆，在人手少，资金短缺等困难下，奋力拼搏，努力工作，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基础工作。

近年来，完成了两次文物普查工作，对全市境内的文保单位，文物古迹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调查，建立基础数据库，为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文物普查同时，认真落实了文物保护“四有”工作，为全市文保单位树立了标志牌，划定的保护范围，制定了保护方案。在文物发掘工作中，近年来，博物馆配合基建工程抢救性发掘古墓葬数十座，特别是年月开始的柳孜码头的发掘和××年月的市保单位双垄孜谷堆发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年的柳孜码头发掘历时多天，共出土唐代沉船艘，唐宋陶瓷器近千件，唐宋时期全国各大窑口的瓷片万余片，宋代石筑码头一座，这不仅是对考古学补史，证史有巨大作用，而且解决了通济渠流经地点和路线这一历史悬案，对研究当时的经济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这次发掘被评为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柳孜码头遗址被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去年的双垄孜墓葬发掘也取得了重大发现，出土了多片铜镂玉衣的玉片，几十件釉陶，其中釉陶博山炉及釉陶楼，在我市尚属首次发现。发现这么大的墓葬，这么多的玉片在安徽省也属首次。近几年，我市基本建设工程较多，各处的施工工地发现墓葬也很多，仅三中墓葬一次发掘汉墓座，出土了余件陶器，铜镜等文物。这些墓葬的发掘大大丰富了馆藏，而这其中，无不浸透着博物馆全体人员的汗水和辛苦。

为保护文物古迹，近年来，市博物馆主动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门，积极争取资金，对省级文保单位两处进行了维修。××年申报并被评为省级文保单位两处。对重要的文保单位，他们还与专人签订保护协议，并定期到各点进行巡查，发现有损毁、盗掘现象，立即采取措施进行保护。另外，还积极配合基本建设们认真进行基建工地文物勘探工作。××年，就完成文物勘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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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市行政区域内的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依法保护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切实把文物保护工作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纳入城乡建设规划，纳入体制改革，纳入财政预算，纳入领导目标责任制。有关部门应当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增强全社会的文物保护观念。

第四条市文化局是全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市文物工作依法进行管理、监督和指导。县（区）级文化部门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

第五条各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责：

（一）依法保护管理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尚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控制保护古建筑，以及其他有价值的文物遗存；

（二）对地下文物依法实施保护管理，检查指导考古发掘工作；

（三）对各博物馆、纪念馆以及其他文物收藏单位进行行业管理和指导；

（四）对文物经营活动以及社会流散文物实施监管；

（五）对出境文物、涉案文物以及其他需要鉴定的文物，依法进行鉴定。

第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将文物管理机构和博物馆、纪念馆等单位的文物保护管理和事业发展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应从城市维护建设专项资金中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安排一定比例用于重点文物维修。游览、参观场所应当从其票房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给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用于帮助无力维修的单位进行文物维修保护。

文物保护管理经费应随经济发展逐年增长，并专款专用，同时鼓励社会各界支持文物事业。

第七条文物保护单位的使用单位或者产权部门为文物保护的责任单位，应当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签订保护管理责任书，负责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保养和维修，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检查、监督和指导。

第八条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除文物保护建设工程外，不得进行其它建设工程。确因特殊需要进行建设的，必须按级报请原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文物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形式、高度、体量、色调与文物单位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确需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构筑物的，其设计方案应经同级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同级城乡规划部门批准。

第九条文物保护单位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维修”的原则，除经常性保养维护工程报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外，其他维修工程应当按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有关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维修施工单位在施工过程中应当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指导。工程竣工时，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验收。

第十条控制保护古建筑由使用单位或者产权部门负责保养和维修，重大维修方案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损毁，不得擅自改建、翻建、移建或拆除。确因建设工程需要，必须对控制保护古建筑进行移建或者拆除的，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对需要移建、拆除的古建筑应事先做好测绘、文字记录和摄影、摄像等资料工作，所需经费由建设单位承担；拆除的木、石及砖刻等建筑材料移交文物部门保管，用于其他文物古建筑的维修。

在城市建设和改造中，建设单位对控制保护古建筑和其他有价值的文物遗存应当妥善保护，并予以整治、维修。

第十一条文物保护单位向社会开放，应当报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批准，并接受其监督、检查和指导。

第十二条凡在我市范围内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含取土）单位，应当事先报请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先期进行文物勘探、考古工作。在有史籍记载的以及文物普查中发现的重要遗迹地点进行建设活动，建设单位应当事先会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工程范围内进行调查或者勘探，需要考古发掘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有关部门在审批该类建设项目时，应当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经市和县级政府确定需要原地保护的，建设单位应当另行选址。凡因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进行文物勘探、考古发掘的，所需费用依照《文物保护法》的规定由建设单位列支。

第十三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在生产、建设中发现古遗址、古墓葬或者其他文物遗存，必须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擅自处理。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进行处理。本市及外地驻的建筑施工单位，应当与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签订文物保护责任书。

第十四条在本市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必须依法履行报批手续。考古发掘单位应事先提出发掘申请，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经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上报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或直接报国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实施。

考古发掘单位发掘工作结束，应及时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交发掘报告、出土文物清单，将出土文物移交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藏。

第十五条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将所收藏的文物登记造册，鉴定分级，建立藏品档案，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并根据文物的风险等级，按有关规定建立严格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

第十六条单位或者个人要求经营文物购销业务，必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设立，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领营业执照。开设旧货、钱币、邮品以及其他收藏品市场，凡涉及文物的，必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工商登记。

第十七条经批准经营文物监管物品的单位和个人，其从业人员必须参加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其上市物品必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鉴定认可，接受年审，接受文物、工商、公安等部门的检查和监督。

第十八条拍卖机构经营文物拍卖的，必须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经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取得文物拍卖许可证，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方可取得文物拍卖人资格。所拍卖的文物标的，必须经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定。

第十九条公安、工商等部门应会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加强文物市场的管理，认真查处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依法没收追缴的文物，按规定移交给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银行、冶炼厂、造纸厂以及废旧物资回收等单位的文物拣选工作，应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发现文物妥善保管并按规定移交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按上述单位收购时所支付的费用加一定比例的拣选费合理作价。

第二十一条有下列事迹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

（二）将个人收藏的文物捐献给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