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主要研究方法，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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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民族考古法；学科独立性；逻辑体系；专业语汇；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 K8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02-1

民族考古学是20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利用现代民族志与考古学材料进行类比，再现古代人类社会文化面貌，从而进行考古学或民族学研究的方法。它“被视为新考古学的战斗呐喊”，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民族学与考古学相结合而成为新的一门学科”。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是从“新考古学”发展来的一门分支学科。但笔者认为，把它定义为一门学科还是为时尚早，因其学科独立性尚缺，使其难以突破依附性，而带有明显的学科研究方法性。

一、民族考古学的学科独立性

国际博物馆学委员会前主席马丁・施尔在对于博物馆学的学科性时言“博物馆学要成为一门学科，必须有专业的语汇体系，有自己的逻辑系统，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这对于任何科学的学科性考察明显也是有借鉴意义，对于民族考古学的学科性考察也可以此标准衡量。

从研究对象来看，有学者阐释“民族考古学的学术领域是中国古代民族的考古学文化，它的研究资料，可分为氏族遗址、民族古遗物及与民族遗址、民族古遗物相关的古气候、古生物、古代自然地理环境等的遗迹或遗留”。但稍稍对比于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即“遗迹和遗物”，可发现两者是有重叠的，民族考古学在研究对象上的独立性很明显的依附于考古学之上，也可以说只是考古学的小范围研究对象，而不存在独立研究对象。

二、逻辑体系

至于逻辑体系，侧重是指用自己独有的研究方法来解决属于自身领域的问题，民族考古学的研究方法还是处于混沌状态的。《民族考古学概论》提出的几点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地层学、器物形制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民族志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其中，前三者完全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层位学”、“类型学”及“文化区系”的套用；而民族志方法则主要是用民族志类比法，而这恰是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至于后者，《民族考古学概论》则认为主要应用的是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这些包括有：进化论、文化的传播、文化圈理论、文化辐合论等。

可见，民族考古学并未具有独立的逻辑体系，而只是借鉴考古学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和民族学的类比法，加以利用人类学的文化人类学理论。陈淳先生认为“民族考古学的分析一般有两种模式，其一是直接历史法，其二是一般比较法。前者指的是民族学研究对象与考古学遗存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分析；而后者则是用民族学研究一些具有规律性的现象来分析并无渊源关系的考古发现”。

显然，“民族考古学”缺乏自身的逻辑体系，却带有很强的研究方法性意味，若将其定义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层位学”和“类型学”也同样可以成为一门学科，这很明显混淆了学科研究方法与独立学科的范围，二者是存在清晰界限。

三、专业语汇体系

专业语汇体系的构建，前提是需要有专业研究队伍的存在。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研究队伍是存在，因为对民族文物或是遗存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大有人在的，但往往也只是把“民族考古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如“南汪北宋”两位先生的研究，但专业语汇体系却还未形成，而只是借鉴了考古学的语汇体系对考古学文化进行阐述，如“城址”、“居址”、“窑藏”、“墓葬”之类术语。

专业语汇体系的建立，还需在大学中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而实际却是标榜为独立学科的“民族考古学”，往往是依附于考古学或民族学门类之下，而只作为一个研究方向而存在于高校专业之中，这同“沙漠考古学”、“水文考古学”类似，如中山大学也只是将其列为考古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其民族考古学的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先生也提出：“民族考古学并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是考古学的一种阐释方法论。这种方法对于阐释考古遗存，尤其是史前考古遗存是行之有效的一种方法，不可偏废，实有完善、充实和光大的必要”。

至于一些将其作为独立学科为立场而进行著作的撰写，如《民族考古学概论》之类的出版，笔者认为，是带有明显的投机性，因其根本观点即对民族考古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一系列的阐释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悬浮性，未能提出属于学科的语汇体系，而完全依赖于考古学与民族学两学科的支架之上。

四、结语

综上所述，一个学科的建立就必须有自己独立的学科体系、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有一支专业的研究队伍。显然，民族考古学还是缺乏学科所需要的独立性和排它性，而恰恰相反，其与“类型学”、“层位学”的研究方法带有明显的类似性，因此，将其称为“民族考古学”法而从属于考古学研究方法之列显得较为合适，而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带有牵强性。同时，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存在的原因主要是在考古学与民族学的结合紧密性程度上夸大了学科互渗的结果，但我们不能阻止两者互渗，我们要做的在认同考古学须和民族学结合下，让两者可以得到有进一步的发展，才会有更宽的拓展空间存在。

参考文献：

[1]汪宁生.再谈民族考古学[A].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1998，4.

[2]海.博物馆理论研究的再出发[J].中国博物馆，2001，（01）.

[3]陈淳.谈谈民族考古学[N].中国文物报，19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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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俞人豪的《音乐学概论》中，他提到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有关音乐的实物材料，少数情况下还包括少量的文字材料。而在王耀华的《音乐学概论》中，他认为作为音乐考古学研究的基本对象，田野考古调查、发掘获得的人类古代音乐文化物质遗存，既包括物化形态的遗存本身，还包含遗存所提供的全部信息，尤其是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在这里，物化形态是指一些有关古代人类历史音乐文化生活的一些实物资料以及图像资料，而非物质形态的音乐信息是不是包括其中一些口传心授的乐谱传承，以及当地老艺人的民间表演，这里存在一个疑问。关于研究对象的不同看法，分歧主要产生在对于有关古代人类音乐文化的资料记载上。

俞人豪认为远古时期没有文字记载，而且在进入有文字时期后，由于记录者知识匮乏以及辗转抄袭的不准确，使得史料文献不够直观、客观的反映历史全貌，因此参考音乐考古资料更有价值。笔者认为这个观点更为客观，并且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研究应更为详实，它决定了音乐的起源问题。比如湖北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和测音结果表明，这套乐器是按纯律和三分损益法混合定音的，而过去文献对于先秦时代的乐律记载只有三分损益法的记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发掘实物资料对于考古学研究是多么的重要。

二、研究方法的问题

首先，考古学的基本方法是地层学和类型学，考古学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第二步是资料的整理分析；第三步是理论研究。现阶段的音乐考古研究主要由获取资料、研究资料和整合资料的综合性概括与抽象等三个环节组成。（参考王耀华《音乐学概论》）音乐考古学虽然也借助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比如田野调查。但是它有自己的研究特点，比如音响测试、音乐性能、工艺技术、综合分析等。因此，音乐考古学应该发展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以适应对古代音乐社会的研究。

三、音乐考古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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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古与媒体

1)考古和媒体的合作历程。

考古和媒体合作的历史很久,莫蒂墨?惠勒爵士作为将考古和媒体联系到一起的创始人,揭开了考古和媒体的新历程,并为此做出了卓越贡献。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苏秉琦作为中国着名的考古学家也首次主张应建立考古学的公众传媒意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家和媒体对考古的关注度日益加深,公众考古和媒体和合作逐渐键入确立阶段。

2)公众考古传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

在考古传播中,公众对考古学科知识的了解日益加深,但与实际的考古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考古学具有严谨、理性的学科特点,而传播学具有感性、通俗的学科特点,两者存在冲突;?考古学和媒体界存在不一样的职业特性,考古学更注重条理、学术,而媒体更注重趣味和时效;?考古界和媒体界在价值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考古界注重对过去的研究,而代表大众的媒体在考古上的铸就更强调对知识的了解和对传统文化的感知。

3)公众获取考古信息的主要途径。

通过调查研究,目前大众对于考古知识的了解是比较客观的,但仍然与考古有一定的距离感。公众主要通过大众传播媒体来获取考古信息,并且在考古学者和传媒的冲击下,对遗产和文物有了更深刻的意识。因此作为考古工作者更要有传播考古学的责任感,并通过与媒体的互动与合作,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满足公众需求。

2、考古学大众传播的类型

根据不同的传播介质,将考古学大众传播分为四种类型:平面印刷媒体,例如杂志、图书、报纸等;广播媒体,例如电台、电视等;数字媒体,手机、互联网等;娱乐媒体,包括以上各种以及电子游戏、唱片等。在我国,考古学主要依靠平面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等进行传播,数字媒体和娱乐媒体也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它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刚兴起的新媒介,在大众中有极高的关注度而且传播速度迅速,因此要在前两种传播方式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后两种传播方式。

二、考古学大众传播下的媒介伦理

1、考古学的学科特征与职业规范

考古学的学科特征比较复杂,它是介于文科和理科之间的学科,主要是对古代遗物和文化以及人类的生活状态进行研究。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现在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发展,考古研究也应用了地质学、生物学、物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这个角度来分析,考古学带有自然科学的特征,所以我们在研究公众考古学传播目的过程中,应该充分认识考古学的学科特征,然后具体分析传播目的和手段。考古公众传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且出现了多媒介、多角度研究公众考古工作的行为,但是我国还没有专门从事公众考古传播研究的人员,所以需要组织和培养一批专职公众考古人员。为了保障公众考古从业人员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制定相应的职业规范,比如《文物保护法》、《田野考古工作规程》等;另外一方面,还需要一些区别于一般性的考古规范,要满足:第一,专业性,就是要求公众考古从业者是受到考古文博类专业教育的人员;第二,传播性,公众考古人员应该认识到自身工作的大众传播性;第三,实践性,能够积极实践多种传播模式。

2、媒介伦理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分析,媒体工作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来约束媒体行为,并从道德角度分析媒介的伦理问题,加强媒体从业人员的责任感。道德是针对个人自主和自愿行为的,也为实践者提供了道德借鉴,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了道德范本和理论依据,作为公众考古传播的媒体合作者,更应该强调绝对伦理,采纳义务论伦理,在行动中遵循一定规则。媒体应该具备将考古信息提升为公众利益和社会责任的高度,遵循媒体职业道德,突出媒体的公益性和公共性,为公众提供真实的考古信息,也提升媒体自身的社会公信力。

3、考古与媒体的信息交流

对于媒体从业者如何深入了解考古学,本文认为媒体从业者应该首先重视考古学学科的特质,尊重考古学的实证性、考古工作的学术性、漫长性,将自己对考古信息的价值诉求集中于考古研究中,这样就能够获得考古工作者的信赖,实现双方的有效沟通。另外,媒体从业者应该对社会和公众负责,明确考古信息的客观价值,并给予真实报道,虽然一些虚假报道会吸引更多关注,但是会误导公众,甚至影响媒体自身的公信力,后果不堪设想。

三、考古——传媒人才培养

1、考古——传媒人才培养的目的及意义

根据传播考古学的理念,媒体应该是其中的研究重点,所以完善考古界和媒体界之间的交流机制,加强双方的合作互动,特别是培养专业公众考古传播人才,成为其中的必备工作。本文认为公众考古传播人才培养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与媒体交流的公众考古人员,第二部分是具备一定考古知识的媒体从业人员。二者都是选拔培养考古——传媒复合型人才。传媒人才是在大众传媒中以创造性劳动为社会和人类传播事业做贡献的一群人,所以公众考古传播人才的培养就可以认为是创造性探索公众考古传播模式的途径,从而为完善公众考古传播机制提供基础,所以需要考古和传媒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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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内蒙古区域岩画；考古学方法；艺术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4-0156-01

蒙古族有一句谚语：与其悲叹自己的命运，不如相信自己的力量。

作为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区域由于其独特的地理地貌而产生了不同的奇异风光。通过内蒙古草原世代祖先的不断努力，在蒙古高原的群山峻岭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岩画。

根据目前的考古学发现内蒙古区域的岩画已经近万幅以上，从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到赤峰市的敖汉旗，从巴丹吉林沙漠到阴山区域①，内蒙古区域作为我国的北部边疆区域，到了蒙元时期才开始有自己的文字和历史记载。而对于远古时代人们所存在的生活状况、文化内涵以及意识形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却成为一种难解的神秘。由此，留存在内蒙古大地上上万幅的岩画就变得更加弥足珍贵。那雕刻在岩石上散发着神秘色彩的岩画不仅仅反映岩画画面上直接的内容，不仅仅是内蒙古区域原始社会文化的简单记录，也与社会生产技术的发展没有太大的关联，那么如何看待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如何去阐释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如何去发掘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对于草原民族的文化价值？成为一个不断被思考的问题。

由于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首先是历史遗存。岩画作为古代人类遗存，与考古文化息息相关，因此，运用考古文化以及考古学中类型学的方法对内蒙古区域岩画进行分类研究是岩画研究方法之一。事实上，我们运用考古学研究岩画的时候，却不能用完全的考古学方法来套用岩画的研究，当我们承认岩画遗存与考古学的重要关系时，我们也要承认，利用考古学观察岩画存在的古代社会，我们不能仅仅使用以往的考古学研究。

“第一是揭示过去存在的形式，即对复原的物质遗存进行描述和分类。这种对形式的分析有助于考古学家勾勒出古代社会遗存的时空分布。第二是确定功能，即通过分析复原的遗存形式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揭示它们反映的古人行为。第三是了解文化的过程，即通过研究古代遗存说明它们如何以及为何随时间而发生变化。最后一个目标是试图从考古遗存中获取有意义的解释。”②

内蒙古区域岩画遗存作为考古遗存时，因为年代的不确定性，无地层文化遗物出现而无法进行考古学的全面研究。因此岩画的研究就如文化过程主义对于考古学第二种主要方法的发展所提出的，研究岩画遗存的文化过程既要解释一个大致的时间点上文化各个组成部分如何发挥作用，也要解释文化如何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因此，研究内蒙古区域岩画遗存，考古学对于岩画的影响不仅仅是传统考古学的内涵，也包括文化过程、文化生态的种种内涵解释，才能达到一种客观的状态。

作为刻画在岩石上的岩画同时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因此运用艺术学的方法也是岩画研究的方法之一。岩画作为艺术作品，有着自身的存在意义，并显现出史前艺术独有的卓越性，即便是刻画岩画的工具是最“原始的”，但是这与岩画艺术的卓越性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矛盾，岩画所代表的具有历史性的艺术成就和岩画画面本身的卓越性是技术发达的现在所达不到的。就如黑格尔在《美学》中指明：

“人的存在是被限制的、有限性的东西，人是被安放在缺乏、不安、痛苦的状态，而常陷于矛盾之中。美或艺术，作为可以从压迫、危机中回复人的生命力的东西，并作为主体的自由的希求，是非常重要的”③。

因此，岩画作为一种艺术呈现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困难、灾害等等生存问题时所创造来反映人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及情感的寄托。面对岩画遗存的人类学研究这一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人类学研究有两种模式，内在文化模式和外在文化模式，由于内在文化模式与外在文化模式的双重作用下，岩画的人类学研究也是在这种环境下生成的，内蒙古区域在石器时代开始有着发达的经济文化，之后出现畜牧和游牧的社会经济形势，再到中原与游牧民族之间相互迁徙、入侵和征服等融合过程，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内蒙古人类历史文化长河之中的，而内蒙古区域的岩画遗存是整个内蒙古区域历史长河的一环，其生成、成熟到最终消亡都无法脱离内蒙古区域人类学的研究过程。

注释：

①内蒙古东部的呼伦贝尔草原区域的岩画仅有少数发现，赤峰市的敖汉旗是红山文化所在地，是我国文明起源的主要区域，红山文化的人面像岩画具有原始宗教的内涵。巴丹吉林沙漠岩画与阴山区域岩画的内容非常相似，作为内蒙古草原文化的发祥地，阴山区域岩画中人与动物形象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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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众考古；研究现状；调查问卷；访谈

中图分类号：K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3-198-02

最近的十余年，中国的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对于考古学的发展也给予热切的关注。但是，在国内公众考古学还处于方兴未艾的阶段，还是一个亟待建设的系统，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和社会实践经验，公众考古工作还很难进行。公众考古学是一项复杂但是确实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工程，不仅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探索，全民参与也是其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众所周知，公众考古的主体是公众，考古发掘、博物馆展示等资源对公众起到的是引导作用，公众对象的调查研究才是研究公众考古学重中之重，公众考古学的归宿是公众参与，如何做到“以公众为本”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就需要我们对公众考古中的公众或是潜在公众进行研究。

一、国内公众考古学研究现状

近十年来，国内学者主要围绕公众考古学的概念、理论、公众考古学大众化、公众考古与传媒、公众考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讨论。围绕概念、理论的公众考古学的定位问题一直是争论不止，其探究主要原因是对“Public”一词的理解。“Public”一词在英语中可有两种含义：一为“公共的，共同的”，一为“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这里所谓的“公共”，即与国家、政府、公共机构相联系，代表了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集合体，具有客观性，共享性，整体性。由此可以看出公众考古学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随着公众考古学的引进，国内诸多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开始对外开放并将行动付诸于实践。国内学者则更侧重对公众考古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大讨论、建言献策。陈星灿先生在《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中从考古学的社会性质以及人民大众的知识渴求度论述考古学与公众存在一定的距离。所谓“公众考古学”真正作为一种理念被介绍至中国是本世纪初以后的事情。2002年，宋豫秦发表《走向公众的考古学》一文，指出了受传统思维模式禁锢下的中国考古学所面临的三个问题，即学科自身固步不前、学术成果对其他学科贡献率低、公众对考古学认可率认知率低等问题，呼吁考古工作者和考古学科的转变，既面向学术又面向公众事业方面；2003年9月，曹兵武在《中华读书报》上发出了“中国亟须建构‘公众考古学’”的呼吁；2005年8月，陈洪波在《中国文物报》发表《考古学和公众的距离到底有多远》对“公众考古学”发展做了深入分析提出由于多种限制因素的存在，加之考古学的专业性质，考古学实际上距离大众还是很远，需要面对的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思考；2006年，郭立新、魏敏在《东南文化》发表《初论公众考古学》，对西方公众考古学理论进行了介绍，并对如何将兴起于西方的公众考古学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建立中国自己的公众考古学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思考；2007年，周晖、方辉译校了美国公众考古学研究者尼克・麦瑞曼在其主编的《公众考古学》一书的序言――《公众考古学的多样性与非调和性》，将国外学者对公众考古学的一系列较为成熟的认识，诸如公众考古学的提出背景、内涵、研究目的、所需面对的问题等进行了介绍；青年考古学者范佳翎在各种场合积极宣传推广“公众考古学”理念，并试图说服一些地方考古研究机构开展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尝试。同时，一些博士、硕士毕业论文开始将公共考古或公众考古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一些大学和考古文物研究机构也陆续成立了公众考古研究中心。

二、公众的调查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一般群众对考古学的认识，2013年5月，本项目组成员5人于四川广元市剑阁县的闻溪乡崖墓群周围的居民点走访调查。以调查问卷、访谈的形式对500名村民随机进行采集样本，其中有450份有效问卷。

通过初步统计与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人们对“考古学”的第一印象。主要集中在“古董”和“盗墓笔记等书籍”有68%的民众。主要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现今中国的“收藏热”，日益高涨。这主要归功于广泛的媒体商业宣传工作。如“寻宝”，“华豫之门”，“收藏马未都”等电视节目的收拾了之日攀升，使民众逐渐认识到“古董”等于“金钱”。而“古董”的来源大多数则来源于考古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调查时选择“盗墓笔记等书籍”选项的人群，几乎全是青少年。他们对于考古学的第一认识全部来源于网络小说。

当我们对第二个问题进行统计发现，民众对于考古学家的工作主要认定为“挖墓”与“很神秘，以及“不知道”有85%的民众。其原因通过第一的问题分析的结果，我们知道，错误的获取知识的渠道是根本因素。媒体的商业宣传，必然会涉及炒作问题，过分的推崇考古文物的经济价值，使广大的民众片面的认为考古就是挖墓寻宝。还有另一部分人，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考古就是挖死人的东西，总是避而远之。对考古学感觉“很神秘，不知道”也是必然。

不过，感到庆幸的是，当地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还是比较乐观。通过问卷的问题的统计分析。当地民众对于考古学家如何处理考古文物的态度，有37%的民众认为应该交与博物馆，22%的民众认为交由考古单位做研究。还有对于考古发掘的主持者，有58%的民众认为是考古学家，其次是政府人员。我们在与民众交谈中发现，当地文管所的文物保护宣传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在“你知道离你最近的考古遗址吗？”问题中有超过94%的民众知道，他们附近正在发掘的文溪乡崖墓群。

当问到“通过什么渠道了解考古”以及“对于你来说，你是如何了解考古学”时，59%民众选择了电视节目“鉴宝”和“华豫之门”，只有19%选择了书籍，这说明现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深受电视影响，阅读能力弱化，喜欢以形象、直观的方式接受知识。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出传统的以书本获取知识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在生活节奏逐渐加快的今天，民众对知识的获取也更加“快餐化”、“通俗化”和“图像化”。更愿意把一切与经济挂钩。

在问到“你知道四川有哪些考古遗址吗？”时有25%选择金沙遗址，23%选择三星堆遗址，45%选择武侯祠博物馆，7%是其他。这充分说明武侯祠博物馆的宣传营销的成功。对于成都来说，武侯祠博物馆已经成为了成都地标性文物单位。不仅是四川，在全国也是十分著名。

在问到“你会主动了解身边的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吗？”有95%以上的人，不会主动了解考古发掘和遗址。也有超过55%的人不愿意作考古发掘的志愿者。其原因我们了解到，普通民众不明白考古的真正目的，他们只在意考古文物的经济意义。但是不可否认，广大民众对考古学依然是兴趣盎然，无论出于什么目的，经济？好奇？探险？这是民众了解考古学的第一步，对于未来还是充满乐观的。

三、公众考古学发展的建议

（一）传播途径的改进和创新

众所周知，博物馆与考古学是相生相伴的机构，必然承担考古资料的展示工作。所以加强对博物馆的利用，以人为本，尽量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各类文物系统化的展示出来。在展示过程中，增强趣味性、互动性，融入考古学的基础知识和文物保护的理念，引导公众形成正确观念。其次，讲座是一种非常好的普及考古学知识的方式，专业人员可通过讲座向公众传递正确、严谨的考古学知识，而且讲座的举办相对比较容易，对于时间、空间的要求较小，且受众面较大，所以应当努力发挥讲座的集群效应，定期举办考古学讲座，使讲座内容系统化，扩大听众人数与范围，以取得更广泛的效果。为加强公众对讲座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在不威胁文物安全、不影响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定期开放考古发掘现场，组织公众实地的了解考古发掘过程。还有，我们知道电视媒体是公众了解考古学的最主要方式，是公众考古工作中不可忽视的渠道。但在利用时应当注意：要选择主流媒体，考虑考古节目或新闻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对于如何将专业语言转化为公众语言，应必须有专业人士的参与，不可放任自流，任凭电视媒体以收视率为目的妄自加工考古资料。必须反对炒作，保持考古学的纯洁性，要坚持严谨与科学，不能为了迎合公众的喜好就放弃科学严谨，所有的科普释读必须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不能偏离考古学公众化的初衷。再次，是数字化时代，网络具有强大的传播力，其受众面极大，方便快捷，时效性极好，具有相当大的利用空间。我们必须加强对网络的利用，创办论坛、网站，考古信息与相关知识，同公众进行互动，使公众更广泛的参与其中。但在利用网络的同时要注意法律监督和道德舆论引导。最后，考古志愿者的选拔。选出一部分文化水平高、热爱考古、乐于奉献的公众，以义工的形式，参与到考古工作中，了解考古工作，以其亲身体验，慢慢感染渗透其他公众。

（二）文博学界观念的转变

学界掌握着最核心的资源，学界的态度决定了考古学能否公众化。转变观念，学科发展与文物保护都离不开公众。所以学界要加强考古发掘的整理和研究，把堆积如山的考古资料转化为公众能理解的语言和其他学科可以利用的知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普及性读物，提高民众的文物保护意识。学界应作为考古公众化的主体，要发出有关公众考古理念的更大的声音，引起政府与社会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提供更多的政策、经济支持和公众的理解与参与。

（三）公众心态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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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物通论；宋兆麟；感知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12-0141-02

一、书名及作者简介

书名：《民族文物通论》，作者：宋兆麟，1936年生于辽宁省辽阳市，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考古学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学专业，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民俗学会首席顾问，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长期从事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研究，侧重于中国史前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中国远古文化》、《中国原始社会史》、《巫与巫术》、《中国生育信仰》、《中国民间神像》、《中国民族文物通论》、《共妻制与共夫制》、《女儿国亲历记》等。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经说过的“南汪北宋”两位考古学者，其中的“汪”指汪宁生，“宋”就是指宋兆麟先生。苏秉琦先生是宋兆麟的老师，这样的评价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既肯定了宋先生利用民族学资料去研究考古问题的学术方向，同时也是对他的一种鞭策。宋先生一直把这句评价当作自己研究工作的动力和目标。

二、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理论方法问题，分七章，包括民族文物的概念、特点，田野调查方法，民族文物的整理保管，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论与方法，民族考古问题，民族文物鉴定，民族文物的应用等。

第二部分为具体民族文物研究，分十章，民族文物丰富多彩，种类繁多，作者选择了若干典型个例，与考古遗物对比，进行比较研究，这种综合性研究，不仅介绍了若干研究方法，也进一步阐述了民族文物的价值。

第三部分为古代民族风俗画研究，分七章，作者在本书中选出了若干清代民族风俗画，加以剖析，对民族文物研究和鉴定有重要借鉴。

由于时间关系与精力所限，笔者仅选取第一部分及第二部分进行一些浅显的归纳与总结，全书作者以第一部分的理论方法为基础，辅以第二部分的具体事例，系统地论述了民族文物的相关理论，笔者也从具体事例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论方法的理性认识。笔者认为通过这两部分的概述与分析，可以大致把握民族文物的核心内容与内在精神。作者在阐述民族文物理论时，详以事例，并构建出一个较为全面的民族文物理论体系，为民族文物的保护工作提供了夯实的理论基础。

三、书中经典

（一）民族文物定义

什么是民族文物？目前争论较多。作者认为，民族文物是文物的一部分，而且是主要的部分。民族文物是自民族产生以来，各民族所创造的、具有一定民族文化信息、又有一定历史阶段、学术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化遗物。民族文物是民族文化的物态形象，看得见，摸得着，是民族文化的有形载体。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遗留下来的文物也具有多民族的内涵，这正是中国文物的重要特色。具体来说，民族文物有广义狭义之分，前者是指自古而今的民族文物，是从民族产生至今各族所遗留下来的有价值的实物资料。包括考古发掘品、传世文物和近现代民族文物。后者指清代或近代以来各民族所使用的文物。

作者对民族文物做了较为全面客观的定义，使民族文物从空间与时间上与现在相连接，并有所区别。不仅总结出民族文物具有文有其独特的特点物的一般特征，如不可再造、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等，而且归纳了近代民族文物也有其独具的特点：

第一，古代民族文物多埋藏于地下，有地层保护，近代民族文物多于地上，最容易受到损坏；第二，古代民族文物多为无机物，近代民族文物则以有机物质为主，文物保护难度较大；第三，古代民族文物欠完整，近代民族文物较完整、信息量大，不但结构完整、功能明确，还有种种传说；第四，古代民族文物基本为国家所有，近代民族文物有相当一部分属于私人所有，这给文物征集工作带来了一定难度。

（二）研究民族文物的理论方法

1.民族文物应该有自己的层次学。作者从自己所学考古学的背景出发，把相应的理念与构想带入民族文物中，并根据民族文物的特点，提出民族文物层次学。如果比较而言，考古学的文化史是有序的，有明无误的递呈关系，下早上晚。考古学家可根据地层关系及所包括的文化遗物进行研究，然而民族文物没有地层的堆积和保护，干扰严重，古今掺杂，而且本身又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具有无序性或紊乱性，关系错综复杂。民族文物研究不能像考古学那样按地层发掘，而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把无序的民族文物清理出来，弄清来龙去脉，找出时间、空间序列，也就是分清历史层次，各就其位，还原其本来的历史坐标。

为此，作者提出可以建立一种民族文物层次学，作为指导民族文物研究的理论之一。其中应包括下列内容：

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物制度，找出其标准文物，作为鉴选有关民族文物的尺度；同一时代的同类文物，又有发展演变规律，运用这些规律也可以鉴别同一时期的有关文物。这样就可以把堆积一处的众多民族文物按时代系列，分出早晚，明确其时间性，这一点在工具、器皿、服装、工艺品等方面都很实用，能找出它们的层次关系。

民族文物层次学，使数以万计的民族文物的定位清晰起来，每件民族文物都能找到自己的历史坐标――时间阶段与空间位置，这对现阶段的民族博物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应该建立民族支系学。作者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民族支系学，用以明确民族文物的族属，这是对民族文物的细化。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而且不少民族内部又分许多支系，反映在物质文化或文物制度上当然也千差万别。我们在处理民族文物时首先应该确认属于某种民族，即确定民族文物的族属，这是民族文物工作的基础。其次为了区别出民族支系、地区，必须把某一民族的支系、地区分别开来。

以清代云南彝族为例，即有摩察、罗婺、鲁屋、聂素、撒摩都等支系，每个支系都有一定地域、物质文化特点，其文物是不一样的。类似问题在藏族、纳西族、白族、傣族、哈尼族、苗族、蒙古族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民族内部的支系，不仅涉及族源，族史，在分布地区、语言、文物上也有明显差别，因此作者认为民族支系学在民族文物研究上有重大意义，可建立民族支系学理论体系，还原出民族文物曾所在族属的全貌。

民族支系学的宗旨是探索各支系的渊源，在本民族中的地位、文物和语言特点、分布区域及其演变，本支系与其他支系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上的异同。从中得出的理论原则，必然会深化民族史、民族学研究，有助于物质文化和民族文物的探索。如果说民族文物层次学是解决民族文物发展系列的准则，那么民族支系学则是解决民族间、民族内部支系间关系的重要理论准则。

任何一个民族支系的确定，都应该归纳出若干文化特征，如同考古学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的特征的类型品”，具体地说，即分布于一定地域的、存在一定时间的，具有若干共同特征的民族文化。这些特点，既是该支系所特有的，又是他们与其他支系相区别的地方。以海南黎族为例，其包括五个支系――■黎、杞黎、本地黎、美孚黎、法透黎。每个支系在地域分布上是不一样的，语言也有一定差别，当然在文身的图案上也有一定差别。

四、存留问题的浅析

（一）五大民族文物系列

作者在书中针对民族文物的分类提出五大民族文物系列：生产工具、舟车、手工工艺、宗教文物与文字。笔者认为还应包括民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建筑，构成民族文物系列。

因为从分类的内容来看，作者是从功能的角度来划分民族文物的，如果增加民族服饰、生活用具和建筑，就反映了民族文物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全貌。

（二）有关“民族考古”

作者在文中全面论述了民族文物与考古的问题，客观分析出民族考古的定位与内涵。

首先，不能把民族、考古比较研究与民族考古学混为一谈。

其次，民族考古比较研究应该是考古学的一种新的研究方法。1975年美国75届人类学会的主题就是“民族考古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也说明它是两种学科的结合，是考古学与民族学比较研究的方法。不难看出，民族考古比较研究是以考古学为主，民族学只是它的一种研究手段，所以应该突出考古学。最后，作者认为所谓民族考古学并不具备一种学科的特征。

由于学科是指学术研究部门的分类，每种学科的确立，必须有自己的研究领域，自己的研究对象、方法、理论和任务，但是民族考古学并没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对象，所研究的课题都是考古学的内容，也没有自己的理论与方法。作者认为，他们做的，只是把民族学方法、资料引进考古学而已。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考古学比较研究，只是多学科比较研究的方法，还不能单独成为一个学科――“民族考古学”。

五、个人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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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很好玩，但考古也很讲究。对墓葬进行考古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考古类型学，而类型学讲究的，正是将考古材料放置在特定的地区和时间框架内，以正确界定材料的年代。因为经济、政治、地理、技术等等因素，一个地区一定有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文化面貌，也有着各不相同的发展轨迹。其间的差别，虽不必然像喝咖啡与吃大蒜一样在戏谑中隐含着强烈的意识形态冲突，但却是经长久形成而真实存在的。这种地域间的差别，使空间性在考古学研究中至关重要。《六朝墓葬的考古学研究》一书中首先指出“六朝墓葬具有较为明确的地域特征”，并将北界秦岭淮河，西达青藏高原边缘，东临大海，南濒北部湾的广阔区域分成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赣中南闽西北、两广、西南六个小区（第16页），以此为基础，拉出了一条六朝墓葬的经线。

器物、花纹，甚至思想、行为都是随时间的流逝而变迁的，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本身。物质文化风格的变换往往敏感地标志着时代的变迁，上一时代与这一时代之间宛若隔着一条鸿沟，目力可及，却难以跨越。烟雨六朝的历史长河中，就有着“东吴早中期、东晋早期、刘宋早中期三个主要的断限”，而“单室墓取代双室或多室墓，券顶取代穹窿顶，器物类型的减少，器物形体的趋高，莲花纹的日渐流行”，是六朝墓葬演化的大致规律。这是六朝墓葬的纬线。

以上认识的得出看似简单，实则是应用考古类型学对2000余座形态各异的墓葬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的结果。虽然它只占了本书叙述的1/3篇幅，但其中凝聚了作者十数年在六朝墓葬材料上的扎实功力。在这种时空框架之下，每一座六朝墓葬的年代都得以被确定。这种依据大量材料归纳出的时空框架既是本书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也是对六朝墓葬做进一步研究的坚实基础。

本书更为重要的贡献是，对墓葬的分析，很容易止步于分期分区的结束，而在其后的研究中，有阐释图像者，有分析文化交流者，有进行器物研究者，特别是在历史时期考古中，无法依靠对考古材料的分析将认识上升到历史层面，是许多研究的美中不足之处。

篇8

Science for Cultural

Heritage

2010,300 p.

Hardcover

ISBN9789814307062

M. Montagnari Kokelj等编

本书是2007年8月28-31日在克罗地亚Losinj举行的第7届科学、艺术、文化国际会议的论文集。此系列会议主要由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化中心发起和组织，会议注重跨学科主题,旨在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学者以及学生搭建一个交流平台。这次会议也被命名为“关于文化遗产的科学：亚得里亚海和内陆考古学中的技术创新和案例研究”，目的是讨论物理学以及其它科学在考古学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贡献。

本书汇集了22篇论文，都是关于物理学成果在考古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应用的介绍。1.M. Michelucci，克罗地亚运动员研究中的考古学数据；2. S. Fazinic等，基于离子束技术的文物分析：尼鲁研究所和克罗地亚保育研究所合作；3. G. Guida等，马萨拉市萨梯青铜雕像的移动式无损检测研究；4..mit，斯洛文尼亚基于荧光分析的考古学检测；5. D. Wegrzynek等，用便携式荧光光谱分析仪进行文物原位化学成分分析；6. M. Pipan，基于综合物探技术的考古遗址高分辨率研究；7. M. Martini等，热致发光年代测定和文化遗产；8. F. Casali等，文化遗产中的新型X射线数字摄影和计算机断层扫描；9. G. Giannini，考古学中的宇宙射线；10. J.L. Boutaine，考古文物专用的检测、表征、分析和保护技术的几则实例；11. E.Pellizer，希腊神话的在线词源字典介绍；12. F. Lo Schiavo，在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建立一个考古复原和保护机构；13. S. Furlain等，基于考古学标记的相对海平面变化：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区域合作项目“奥拓里亚蒂科”；14. G. Maino等，艺术品的数字化和多光谱分析：典型案件和Web文档；15. G. Bressan等，考古生物学：一个考古学的官能工具；16. G. Conte等，水下考古学中的机器人工具；17. C. Tuniz，艺术及考古学中的加速器和辐射；18. P. Cassola Guida，碳-14对弗留利早期历史研究的贡献；19. F. Bernardini等，基于X-射线的计算机化显微层析的初步结果和观点；20. M.V.Torlo，木乃伊――关于里雅斯特历史博物馆木乃伊CAT扫描分析的专门研究报告；21. S. Jovanovic，关于半导体探测器效能计算的角软件及其应用在文物表征上的可能性；22. P.V. Tobias，人类化石作为全世界和民族的文化遗产：一片关于人们对于人类化石的归属及遣返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态度的论文。

物理探测技术作为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一种特殊工具，提供给人们一种能够表征古代物体的非接触式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在古人类活动的研究中。

张文涛，

副研究员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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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诸如李济、梁思永、吴金鼎等中国早期考古学家都接受了完整的人类学训练，但中国文物界中根深蒂固的“金石学”传统依旧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导向了器物发掘的脉络。这不但导致了考古学和人类学在中国长期分裂为两个联系不甚紧密的学科———考古学常与历史学为伍，而人类学则沦为社会学的附庸———而且使得我们在阅读考古材料时，缺乏有效的解读手段，往往陷入了“管窥一斑，不见全豹”的处境。

为了实现考古学向人类学维度的回归，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实践。好在，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GideonShelach）的《中国北方边疆地区的史前社会：公元前一千年间身份标识的形成及经济转变的考古学考察》（以下引自本书皆标注页码，不另说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良好的范本，他在该书中不但为我们呈现了用人类学视角解读考古材料的基本方式，而且还通过对现有材料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重现认识“北方边疆”

翻过介绍全书结构的第一章绪论部分后，从本书的第二章开始，作者将中国北方地带分为四个亚区，按“生计方式、聚落结构和组织、宗教活动、生产工艺”（P9）等方面对这四个亚区进行比较，这四个地区分别为1.甘肃走廊，2.黄河周边地区，3.黄河以东和太原———北京一线以北地区（作者称之为“赤峰”地区），4.辽宁西部。虽然吉迪这样的地区分类有待商榷，但他认为这一连接欧亚大草原的“北方地带”，“并非像大家普遍认为的那样直接向西相接，而是通过‘北方地带’的东北部与之相承接”（P17）的观点确实颇为正确的，因为赤峰所在位置，恰好就反映了其东部、西部和北部文化在不同时期在该地留下的痕迹，而且后者的影响最为明显。

因此，通过这一章对不同区域考古遗存及其反映的文化诸要素的关系，在第二章的结论部分，作者首先将我们观念中笼而统之的“北方”游牧地带划分成几个不同的区域，认识到“这个地带不同亚区的文化属性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更重要的是，各地区的发展轨迹在变化方向和幅度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分化。……但总体来说，不同地区发展轨迹正逐渐趋向一致。”（P51）

对于这种“逐渐趋向一致”，作者在第三章“是经济原因吗？北方地带的经济及政治进程”中提出了一个假设。很明显，吉迪在这里运用了政治-经济学方法，这种方法自上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开始便已在西方考古学界广泛应用，形成自身对于考古学、古典文化和社会的融合性认识。

通过谷物以及动物性资源消费方式变化的分析发现，在北方地带东部，公元前2000年晚期至公元前1000年初随着“新型的驯化动物，如绵羊、山羊和马在这一地区的遗址中被发现”（P70），该地区的畜牧经济才开始逐渐发展。与此同时，本书作者还引用了美国人类学家萨尔兹曼的看法：“很多以畜牧业为主要经济方式的社会甚至是高度游牧化的群体也从事一定程度的农业生产”（P78），这不但更新了我们对游牧群体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启发我们打开了新的思路，“骑马很可能是畜牧生活方式兴起的结果，而非畜牧专业化发展的原因；畜牧业经济可能是为了抵制来自定居人群强大军事压力而采取的政治策略。迁徙，尤其是游牧人群的流动，可以视为某种形式的政治对抗。”（P80）从经济类型的转变，政治组织的变迁，通过考古材料的分析，我们获得了一种动态的视野———文化（北方草原-林地生计方式）对结构变迁（定居人群压力）的适应（发展出畜牧经济），当然，作者也提到了气候因素（但认为这并非主因）。同时，也提示我们，从这种政治———经济视角来审视考古学材料，将会帮助我们跃出“所见”的遗存的局限，获得更具“整体性”的观点。

接下去，作者在第四章中通过对这四1个北方区域“身份标识及其表现形式”的比较得出结论：“从公元前1千纪开始，北方地带与黄河及长江流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这种不同不仅体现在服装与服饰的风格上，也体现在影响人们思维与行动的世界观上”（P125）。尽管作者没有对这种变化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但他在第五章中提到了一个长期存在但一直为中国研究者所回避的问题：跨区域的文化联系。这个被概括为“本地起源论”和“文化传播论”的观念之争（随着分子人类学成果的出现———这点作者没有提到）开始呈现向后者松动的迹象，吉迪综合其他研究者的观点提到，“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并非要重建旧的‘文化传播论’模式，而是要研究当地与外界之间交往所带来的影响，从而重建世界的复杂化历史进程”（P130）。

相比之下，本书的结论相对薄弱，甚至又回到了“华夏”和“草原”分野的传统问题上，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受制于这一二分法背后的价值取向。尽管如此，本书在方法论和理论视野上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足够的启迪，其意义和价值都要高于同系列“文明历程经典译丛”中早先出版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狄宇宙教授《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一书。

启发与不足

本书优点和缺点一样显而易见，其最大的优点与其说引入了西方学界业已流行甚久的“政治-经济”观点，毋宁说，是突破了中国近几十年来对自身文明起源“本地起源”的偏执追求。

当我们有意识地纠正这一问题后，便能接受吉迪用政治经济学观点，对中国各地考古材料的整体性分析。通过上文的介绍，我们了解到农业经济向更专业化畜牧经济的转型发生在迄今3000年前左右的时间里；其背后来自定居人群的压力与我们原先对游牧文化的想象正好相反。同时，文化各个表征之间建立在经济类型上的联系，也超越了传统上将其划分为不同社会阶段（如原始社会、氏族公社）的机械分类。这些都给中国考古学及史前社会研究者提供了充分的启迪。

当然，这些启发背后的不足之处也同样明显。这本英文原版于2008年的著作，确实集中了国际学术界对东亚北方社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由于受传统上“长城南北”二分关系的束缚，以及对中国早期文献的有限认识，实际上，仍然无法更为准确地认识、分析中国早期社会。更重要的是，由于对中国古代人群缺乏更深入的认识，作者忽略了物质交流背后的人群互动，很有可能重新落入传统考古学那种“类型学”陷阱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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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和影响着我们社会的各个方面。因此,处身于信息时代中的考古工作者所面临和需要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中,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推动和变化?考古学的学科目标是通过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和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因此我们相信,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对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分析、整合提供强有力的工具,也势必将会对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手段产生意义深远的影响。本文就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进行初步的讨论,并对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作出前景展望。

一、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

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制约,考古界目前对计算机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在考古领域最广泛的应用仍停留于对考古发掘资料的计算机输入和数据库管理等方面。经过近十年的发展,考古资料信息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已经在考古文博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和应用,而计算机网络技术因其自身也是处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因此,在考古工作中还有待引入和普遍应用。

计算机网络技术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够将众多原本分散、孤立的计算机和其他相关的外部设备通过网络互联,从而以最小的成本付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优势,达到人们对沟通信息、共享资源的目标要求。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领域的引入,其优势之一就在于能够将较昂贵的各类外部设备,如高精度扫描仪、磁带备份机、彩色打印机、光盘刻录机等通过网络进行共享,以充分拓展外部设备的应用范围。近年来,随着各类计算机外部设备的发展,原本较昂贵的硬件设施在性能大幅提高的情况下,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一些原本无条件普遍使用的设备也正在逐步普及,利用网络实现硬件资源共享的这一基本目的随之也就不再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因此,计算机网络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其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借助于网络架构模式,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传播以及信息的检索和交流。

1.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

考古信息的有序、科学管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后期研究的实际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全国文博单位计算机应用状况的调查中,有半数以上的文博单位希望能够将计算机应用于田野工作、资料检索与处理系统及藏品管理系统等方面,由此可见,国内文博界已普遍认识到了传统信息管理模式的种种弊端,并迫切地需要一套现代化、高效率的信息管理模式[1]。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数据库和多媒体技术的日趋成熟,考古部门已能够研制开发出符合考古工作需要的专业信息数据库管理系统。在计算机技术支撑下的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可以针对自身的学科特点和工作需要,充分利用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可视化技术和数据库技术,将考古信息以图、文、声、像等多种形式,按考古遗址、地层、单位等分门别类进行输入和归档、管理,并可按照研究者的不同要求快速、准确地对资料进行检索、查询、统计和研究。因而,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研制,在国内考古界已成为计算机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

然而,随着计算机数据库信息管理技术在考古工作中应用的不断深入,普通的计算机数据库管理技术的缺陷和不足也日益凸显。最明显的不足是,目前应用于考古工作中的数据库管理软件,其操作方式还大多停留于单机工作状态,这种方式已不能充分满足考古发掘信息的科学有效管理和共享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考古信息在后期分析、归纳和整合等应用方面的效率。这一问题目前已被考古工作者认识到,并着手进行了构架于网络平台管理系统的开发[2]。

通常来说,一个考古部门的田野考古工作不可能长期固定于某一特定区域,因此,普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在这种情况下就无法及时地补充和更新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即使在具有便携式计算机等条件下,不具备网络化信息管理系统支持,也只能够做一些必要的基本资料录入,而考古信息的最终归档工作,则只能待一个区域的考古发掘工作告一阶段后,再进行后期的补充输入。这种情况无疑造成了考古资料信息归档工作的滞后和资料输入工作的重复。网络技术在考古信息管理中的应用,可以充分发挥出信息资源共享的优势,使考古信息通过网络实现实时的远程输入、检索、归档和管理。借助构建于网络技术平台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考古工作者通过对网络服务器中专业数据库的远程访问,可以实现对考古信息的网络输入、检索和管理,并及时追加和补充考古发掘的最新信息。这种方式不仅有助于提高信息的输入和检索效率,考古工作者还可结合数据库中同类遗迹、遗物的资料比照,对考古发掘工作中的各类考古遗迹作出对比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提高田野考古发掘研究工作的主动性。

为了保证发掘资料检索、使用的有序和安全,可以根据使用者的不同,在网络管理系统中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如考古机构中的领队人员等,可以通过网络对已归档的各个发掘区域的考古信息进行实时地全面检索和查询,并就已归档的资料加入批注,以有效地实施对田野发掘工作的全面指导;发掘人员根据其不同的工作区域,拥有在特定模块进行检索、输入的权限,以便将最新的发掘资料进行远程追加输入。这种方式,在保证已归档考古信息安全性的同时,提高了考古信息管理的同步、更新效率。

2.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

网络技术应用于考古工作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首先是在网络管理系统平台支持下的考古信息共享。构建于网络平台之中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不仅为远程输入和管理考古信息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远程共享考古信息提供了可能。以规范化为基础构建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其基本信息是可以实现相互沟通的。假设在全国考古机构的信息化工作步入一定的阶段后,各级相关的考古机构都拥有了既相对独立又可相互沟通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那么借助于网络技术平台,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共享。这种工作方式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相关考古机构的上级主管部门可以借助这一考古信息网络管理平台对考古发掘与研究现状实现有效的实时监督和指导,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信息滞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另一方面,考古工作者也可借助这一网络平台及时地了解和掌握已公布的考古发掘和研究信息,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考古信息的交流。当然,由于考古发掘工作的自身特点和考古信息的相关要求,这一层次的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应当严格限制于考古专业人员,并且要遵循考古信息的相关规章制度,以保证考古信息的安全和有序。

实现考古信息网络化共享的另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借助于专业化的考古学信息网站的考古信息来实现的。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应用的不断深入,目前在互联网上已经出

现了越来越多的考古学专业信息网站,这些专业网站在一定程度上为考古工作提供了获取和共享考古信息的一个窗口。例如说,中国文物信息网(.cn)是《中国文物报》主办的网站,它借助于网络将最新的考古动态和信息进行,考古工作者只须登录该网站就可及时了解到这些信息。此外,一些专业网站还将已发表的考古专题研究资料输入数据库并联入网络,为学者开展相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信息。 3.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

借助于网络而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其优势首先在于其“无时差”性。通过网络平台,最新的考古信息可以在第一时间内实现在网络上的和传播;其次,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除了在初始的制作过程中需要投入一定的费用外,后期几乎不需再有什么费用的投入,与传统的传播方式相比较,显然是具有“低成本”的优势,这一特性也就为考古信息的网络传播与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三,就是考古信息的“可及性”。借助于网络所实现的考古信息的传播与,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只要是有条件接触网络的地方,就可以及时地通过网络了解和掌握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最新信息。这一优势极大地改变了传统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研究过程中资料收集工作的困难局面;第四,就是由于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信息的多样性和交互性”这一显着的特点。传统方式的考古信息的传播和,囿于传播载体的局限,往往只能以文字、图像或者绘图等几种方式来传达考古信息,而信息技术所具备的优势,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类别,比如说在线视频信息等,而且还可以提供诸如三维虚拟遗址地层图、虚拟现实等交互式的信息传播方式,为研究者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资料。如上所述,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与,由于其所具有的这些显着的特点和优势,使考古信息的网络化传播和具有着传统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点。

考古信息网络化传播和的形式,目前主要有考古专业网站的信息,专业电子期刊的信息以及专业网上论坛等多种方式。借助于考古专业网站所实现的考古信息,可为研究者提供丰富和详实的专业信息;专业电子期刊,也是及时传播考古信息的重要途径之一。专业电子期刊,是在传统意义上的专业学术期刊基础上,借助于网络实现的一种形式,它具有着较好的时效性和信息类别的灵活性,是对传统印刷型期刊功能的拓展,其主要类别可分为在线WEB阅读和邮件订阅发送以及电子文档下载等多种方式。电子期刊与传统纸媒体杂志相比,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优势,从出版速度上看,即使出版速度最快的传统杂志也无法与网络电子刊物的即时性相比。据统计,世界各地见于着录的重要考古学期刊有950多种,出版者包括学术出版社、大学出版社、科研机构或学术团体以及独立的出版者等几个类别,其中20%拥有自己的网站[3]。这些电子专业期刊的出现,为考古信息的传播和提供了重要的途径。考古信息网络的第三种形式,就是专业网上论坛,这主要包括以公告板(BBS)等形式的田野考古动态、学术会议、热点学术问题的讨论等内容,这种方式因主要为研究者自发性地活动,是上面所述两种主要类别的补充。

4.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和实时交流

借助于网络技术所实现的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是对传统信息检索手段的全面革新。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彻底地摆脱了时空的限制,使专业信息的检索工作易如反掌。而且,随着网络考古专业信息的日益丰富,相信未来的信息检索工作将会主要依赖于网络技术进行。

专业考古信息的网络检索主要是指考古及其相关信息网络数据库检索[4]。正如上文所谈到,如果未来的考古信息处理系统能够通过网络实现互联的话,借助于这样一个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的网络检索数据库进行考古专业信息的检索,将会为考古学的未来发展提供现代化的信息工具。目前从技术层面而言,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全国性质的庞大的考古专业信息网络数据库,最主要的难度在于要建立一整套规范、科学、统一、安全的考古信息管理系统,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推广使用。此外,目前在网络中还存在着不可计数的专题性考古信息网络数据库,这些提供网络检索的专题性质的考古数据库,为我们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研究工具。

除了本学科信息的网络检索工作外,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还可以实现对相关自然科学信息的网络检索。比如说,借助于网络平台,我们可以对考古发掘工地的GIS地理信息和早期航片进行检索,对于我们制订田野考古工作的实施计划有着一定的帮助。

此外,各种数字化的考古资料层出不穷,如《史记》、《汉书》等古代文献已经出现了电子版本,一些专业网站提供了在线式的文献检索服务,为查询、检索古籍提供了高效地现代化手段。我们还可以通过考古机构的专业网站及时地获取国内外相关考古信息。

目前而言,大部分网络用户使用的接入方式还是拨号上网,这种方式由于速率较低,在未来将会逐步为ADSL、光纤接入等宽带网络接入方式所取代。在现有接入方式的限制下,考古信息的实时交流还仅限于诸如网络虚拟论坛,网络实时文字信息交流等简单的方式,而需要更大带宽支持的视频实时交流等方式在现有的条件下还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随着宽带网络的日益普及,通过视频播放、网络虚拟论坛等方式实现的考古信息的网络实时交流,可以预见将会是未来考古网络化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计算机网络技术与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前景展望

考古学的学科目的,归根到底是通过对古代遗迹、遗物的发掘,来获取各类蕴含的历史信息,以最终复原古代社会,探究古代社会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的学科目的也可视作是对古代历史信息的辨识、认知,并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整合来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科的这一特性和需求,也正是计算机及其网络技术所具有的优势之一。网络技术与考古学的紧密结合,将会为考古信息的认知和进一步的整合、分析提供 强有力的工具,带给考古学以新的研究方法、手段,也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产生深 远的影响。超级秘书网

计算机网络技术于考古学中的应用,从表层来说,是为考古学增添了一对信息时代飞翔的翅膀;而从深层次来说,将会对信息时代考古工作的结构重组起到有力地推动和促进。正如上文所述,计算机网络技术之应用于考古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行考古信息的网络化管理、共享,而且还为考古信息的传播、以及网络检索和实时的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这些不同层次的应用,都将会对考古学的未来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而在未来的发展中,最为令人振奋的当为构建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统一规范的国家考古信息管理系统的建立,以及它所带来的考古工作模式的重组和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