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概念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概念，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术语、分析概念、萨满、巫觋、酋邦、古国

作为定义严谨的社会科学概念，其在学术研究中具有特殊的普遍性意义。在考古学科中同样也不例外。这种科学学术语的应用，就如同世界各国都采用西历一样，为我们观察和研究社会演变提供了一种国际统一尺度。采用国际统一术语也是为了研究和交流上的方便，是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沟通交流的基本前提。[1]

所以本着以最广泛的接受和最简便的交流为学术术语的应用原则，便需要引进和接受国际学术界早已广泛认同的，拥有成熟释义的概念和术语，而无需处处借用古史料记载中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当我们用今天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古代时，应该用今天的术语和概念去标注和剖析，用古代的词汇加以更深层次的理解和释义；而不是直接用古代的词汇来解释，其根本原因是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人们再也无法再完全明晰当时语境下词汇的语义，所以用古代的术语解释古代的相关存在，其实无大的建设意义，而只是词语字面的简单转换。

一、"用今不用古"-"巫觋"和"萨满"

巫觋在中国古代出现的时代非常久远，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中就有巫字，许慎《说文解字》说："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舞形，与工同意。"《说文》："祝，祭主赞词者，从示从人口。"《说文》："觋，能斋肃事神明也，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来的信息有；其一，巫就是祝，是主持祭祀祈祷等项目的神职人员。其二，因为性别不同，男女神职人员的称谓不同， 男的被称为觋，女的被称为巫。其三，这些神职人员通过舞蹈的形式沟通神明，达到降神的目的。

史书对于萨满教的记载最早见诸于南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在这本书中作者最早指出："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以其变通如神，粘罕以下莫能及。"书中的"珊蛮"就是萨满，是女真人女巫的称号。1692年，俄国人艾维尔特・伊斯布兰特・伊代斯访问中国，在中国旅行记中第一次将满族的萨满介绍到全世界。从此国际上才知道在中国的北方有一个"shaman"主宰的神秘世界，并把这个世界里原始崇拜和信仰称之为"shamanism"。于是这个词便成为至今国际上通用的专有名词，现今我国译为"萨满教"。

原始宗教是指原始社会中的宗教现象，它包括万物有灵信仰、灵魂观念、图腾信仰、自然崇拜、祖先信仰、鬼神信仰等一系列宗教观念，和由此引发的各种巫术、祈祷、祭祀、禁忌等宗教行为，巫师、萨满、族长和一般氏族成员常常在为了个人和集体的宗教需要而举行的各种仪式中运用上述各种宗教行为。[2]

从古籍中有关对有关"巫觋"的记载和现在学者对"萨满"的研究，不难看出，其实他们的职能是极其相似的，若进而引申，则可将巫觋和萨满所依附的"统一体"称为"巫教"和"萨满教"，进而综合现在学者对原始宗教的定义，则很明显的看出所谓巫教和萨满教都属于原始宗教的大范畴之内。或者根据徐梦莘所言，珊蛮者，女真语巫妪也，可认为巫觋其实就是萨满，巫教就是萨满教，只不过他们所依附的群体和社会不同，随着人类的进化和社会的发展，其自身命运也截然不同，若是所依附的社会不断发展而日趋复杂化，当原始宗教无法再满足群体需要时，要么原始宗教自身蜕变为人为宗教，要么被外来人为宗教取而代之。倘若所依附的社会发展缓慢，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始终没有出现质变，原始宗教依然可以满足所属群体的需要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社会中的原始宗教就会保留下来。这就是为什么古籍中记载的华夏族的巫教会消失，而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萨满教、东巴教等会保留至今，然而现在随着与外界的交流不断加深却在慢慢消失的根本原因。

关于国际学术界对萨满教的认同和接受，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俄国人第一次将满族的萨满介绍到全世界并把这个世界里原始崇拜和信仰称之为"shamanism"。然后这个词便成为至今国际上通用的专有名词。所以说存在于我国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萨满教是外国学者介绍到全世界，并取得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和接受，而不是我国学者。从中可以得出几条隐藏的信息；其一，世界其他地区同样也有原始宗教存在于一些群体和他们所在的简单社会中；其二，西方学者直接借用萨满教概念将存在于这些群体和社会中的原始宗教亦称之为萨满教，即使之前这些原始宗教很可能也有所属人群自己定义的称谓；其三，西方学术界有个传统是用他们自己第一次认识和了解到的概念来统称同类事物，而不论对于这类事物其他地区和人群是否对此已有明确概念；其四，和中国不同，西方学术界相关研究因为缺乏史料，所以偏重于实证主义，认为只有用当代存在的事物去诠释和印证类似事物才有说服力。这也从侧面回答了一些国内学者认为张光直先生在中国古代原始宗教研究方面的主张是所谓的"泛萨满主义"，这其实是因为张先生所受西方教育的背景，西方学术习惯恰恰是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萨满教来统称原始宗教。

二、"用新不用旧"-"部落联盟"与"酋邦"

在国家起源和社会进化等研究方面，中西方在对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的定义上存在分歧。因为意识形态以及其他原因，国内学术界关于对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的理解和认知依旧停留在19世纪摩尔根的部落联盟与马克思的军事民主制的思维中。同时由于酋邦概念的引入，很多学者将酋邦和部落联盟以及军事民主制搅混在一起，没有注意到后者在国际上已经不再流行，而且这些概念使用的学术和社会背景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摩尔根在说明部落联盟时特别强调其与国家形态的不同。他指出："无论在地球上任何地方，不论在低级、中级和高级野蛮社会，都不可能从氏族制度下面自然产生出一个王国来。"[3]从中可以看出摩尔根将"部落联盟"看作是世界各地区在社会发展为国家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一种前国家复杂社会形态。摩尔根在书中主要展示了三个部落联盟的情况；易洛魁联盟、阿兹特克联盟和英雄时代希腊人联盟。但是按照现代观点来分析，易洛魁联盟是欧洲殖民者入侵的产物。后两者已经具有国家性质。所以说，"部落联盟"并不具有普遍性。谢维扬指出："对中国早期的国家研究来说，误用摩尔根的部落联盟理论是最大的问题，它在我国学者长期的研究中造成的后果就是使大量的工作建立在过于简单化分析的基础上，而一旦我们对这些基础进行深入的检验，便会发现它们是十分脆弱的。"[4]

酋邦概念最早是20世纪50年代奥博格在对南美印第安人的研究中提出的，60年代塞维斯根据夏威夷群岛原始文化的资料提出了相对比较系统的酋邦理论。此后酋邦问题引起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和关注，很多学者都参与到这方面的研究和讨论之中，使研究深度和广度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酋邦作为对19世纪摩尔根社会进化理论的发展和20世纪新进化论的重要概念，赋予了平等的部落社会与作为阶级社会象征的国家之间这个过渡阶段以明确的科学定义。 [5]

很多学者都给出了酋邦的定义，卡内罗指出："酋邦是由若干公社组成的自治的政治实体，处于一个最高酋长稳定的控制之下。"[6]约翰逊指出："酋邦把某个给定地区的诸地方群体统一在一种政治制度之下，由一个贵族领导或酋长控制。作为神的后裔，赋予特殊的权力，酋长在所有有关团体的事物中，包括在仪式、裁决、战争和对外事物中，都拥有最终决定的权力。酋长在身份和职责上和大人十分相似，但是他的领土更大，也更稳固。"[7]塞维斯指出酋邦社会具有的几项特征："酋邦拥有集中的管理，具有贵族特质的世袭的等级地位安排，但是没有正式的、合法的暴力镇压工具组织似乎普遍是神权性质的，对权威的服从似乎是一种宗教会众对祭祀-首领的服从。如果承认这样一种非暴力的组织占据进化的一个阶段，那么国家的起源问题・・・・・・就大大简化了：国家制度化的约束手段就是使用暴力。"[8]

三、结论

通过以上对两组概念的分析和解释，作者认为应该在学术研究中用"萨满"和"酋邦"分别替代"巫觋"和"部落联盟"较为妥当。苏秉琦先生曾提出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接轨和古与今接轨的"双接轨"方针。那么中西接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交汇点必然是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的标准化和国际化；而古今接轨的交汇点同样也不可避免的有一点是关于专业术语和学术概念的简单化和现代化。

参考文献：

[1]陈淳：《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中外理论、方法与研究之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2]陈淳：《本期导读》，《南方文物》，2007年第4版。

[3]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刷馆，1997，p122.

[4]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p144.

[5]孟慧英：《关于中国原始宗教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6] Robert L . Carneiro ， The Chiefdom ： Precursor of the State ， in Gra nt D .Jones and Robert R.Kautz ， eds . ， The Transition to Statehood in t he New World （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 1981 ） ， p .45.

篇2

关键词：美术考古；社会文化；学习兴趣

一、课程基本情况

该课程重点是中国美术考古范畴，对西方美术考古有部分涉及。自2010年起我院开设美术考古学院选修课已6学期，每学期2个班各20学时，每班近40名学生。从选课人数和开课情况来看，学生对其还是很感兴趣的（按院规定选课人数不足不开班）。通过与学生交流，他们选择这门课大致有3个方面原因：考古学有神秘感，很好奇；对考古故事和传奇感兴趣；受网络小说（《鬼吹灯》《盗墓笔记》等）影响。根据高职学生特点，教学中需减少枯燥理论，增加课程知识面和趣味性，调动学生兴趣。

二、课程建设思路

根据学生现有的认知和兴趣点组织课程，让学生在课上带着兴趣开阔视野、学有所获、完善知识体系是该课程的基本思路。

学生对美术考古更多是带着好奇心理，希望了解考古是什么。实际上真正系统地学习美术考古内容对于学生而言是枯燥的，需要掌握大量知识。而教学中不能简单按照美术考古的内容讲知识和理论，需要调动学生积极思考。课程重点应从文化的层面来展开，在对美术遗物和美术遗迹理解的同时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让学生根据材料表达自己的观点。

对学生要进行科学引导。比如要让学生弄懂盗墓和考古的差别，了解正确的考古方法。同时应全面介绍美术考古的范畴。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分别介绍来自于美术和考古学的研究方法、田野考古工作流程，如：踏查、钻探、探方、整理、报告撰写等。同时可借助视频资料增强直观性，近来纪录片如《考古中国》《敦煌》《故宫》等都是很好的学习资料。给学生继续探究的方向是必要的，应列出参考书，指出学科的发展趋势和方法等。

三、课程组成及内容选取

课程教学设计应遵循降低难度，提高学习兴趣的原则，搭建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为学生进一步探究打基础。课程内容组织为以下的结构：

1.基础理论

（1）美术考古学知识框架。

美术考古学基本概念；

文化：军事、饮食、服饰、家居、丧葬；

观念：萨满、佛教、道教、生死观；

制度：等级制、文官制度、礼乐制度、昭穆制度。

（2）美术考古学研究对象。

美术遗迹：壁画、雕塑；

美术遗物：绘画、雕塑、碑刻、工艺美术、其他。

（3）美术考古学方法：类型学、地层学、图像学、文献研究、科技考古、考古学文化、田野考古工作流程。

2.分类研究

（1）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时代、冶铸工艺、装饰工艺、装饰纹样。

（2）中国古代墓葬艺术：概念、分期、陵寝选址原则。

（3）礼仪美术。画像石：二桃杀三士、要离、孔子见老子、秋胡妻、孟轲母、泗水捞鼎、荆轲刺秦王。

（4）中国古代典籍。

3.拓展学习

考古发掘简报解读。在内容的选取和组织方面尽量通俗易懂，减少过于艰深和枯燥的概念，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动脑思考。

四、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原则是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在学习知识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引导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研究意识。可布置三项作业内容：美术考古个案分析、青铜器型图、课堂笔记。通过这些项目加深学生印象，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为今后进一步学习作好铺垫。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墓葬；巫鸿；美术考古；研究方法

在讨论《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巫鸿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之前，我首先对“美术考古”和“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这两个概念进行界定。关于“美术考古”学界大致有四种意见：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美术史学的一个分支、是独立于上述两个学科的另一个学科、是由美术史学和考古学交叉重叠的学科专业。阮荣春认为美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除地层学、类型学以外，还有“风格学”、“图像学”、“物态学”，即从研究对象的“自然态”、“人文态”、“物理态”、“形式态”出发而提出的一种方法论。[1]总而言之，美术考古学应该有而且必须要有一套自己的、并不断发展的方法论体系。

巫鸿在他的一系列的著作、论文[2]以及本文所要论述的《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都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的反叛与重构，我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对这种方法论上的变迁与突破进行论述。

1 从“部分”到“整体”

通读全书，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有关中国古代墓葬的点、线、面、构图和色彩等的“部分”分析。巫鸿认为，墓葬是作为整体来设计、建造以及装饰的，单一的实物要放在“原境”中考察，而不能将个体与整体割裂开来。再者，对“整体”的研究，是作者在有意回避堪称最为经典的艺术史方法。其意图，或许是在避免李格尔和沃尔夫林式风格分析所导致的“过渡解释”。最后，墓葬艺术因为其封闭性特征，在建筑造型与装饰程序上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是难以相互影响的。这也因而决定了其形制是难以作地区间比较，而是要从古代“整体”的宇宙思想丧葬观念上入手，结合中国的墓葬文化与葬俗礼仪把它们当作一种与周围环境相关联的“整体”视觉形象来看待。[3]

因此，《黄泉下的美术》一书采用了“整体”的研究方法――这是墓葬研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向转变。作者以墓葬艺术的空间性、物质性、时间性为线索，通过对墓葬系统整体空间设计的思考，将各种随葬器物与图像意义等放在“整体”中进行阐释，注意这些资料与墓葬中其他物品所共同形成的视觉、礼仪、宗教等文化情境，从而真正打破了图像、实物和原境之间的界限。[4]

2 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

以前的学者大都是从“外部”观察者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墓葬中画像、器物材料的外观、形式、色彩、材质与思想意义。而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谈到：这种研究实际上并未考虑到墓葬所营造的、供死者的灵魂观看的“内部空间”问题。因此，作者强调应该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这正是巫鸿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

巫鸿这种从“外部空间”到“内部空间”的研究方法是由“物”到“人”的典型。即通过研究墓葬艺术进而研究人的精神活动、思念观念，从墓葬实物遗存的分析中探讨“非物质文化”的那一部分，达到“透物见人”。因此，我认为在《黄泉下的美术》中，“是什么”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怎么样”。这是巫鸿较之前传统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一个突破之处。

3 从“单元”到“多元”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即：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巫鸿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推动了20世纪以来，美术考古在研究方法上形成的一些基本共识：

一是必须有美术学的分析：书中作者仅用了少量笔墨对“图像学分析”和“形式分析”进行提及，但作为美术史的基本研究方法，它们还是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1）图像学分析：与照搬图像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5]不同的是，巫鸿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社会图像，更加重视文化依据。其研究方法没有仅仅停留在表面，而是试图揭示当时的文化、社会等方面，有意识的考察图像艺术所蕴含的观念。（2）形式分析：书中巫鸿将这种方法与文化阐释的方法结合起来，将图像学与文化发展连接起来，使得图像学的阐释更加令人信服。然而晚近以来，由于形式分析的模糊性和过度主观性，在对该方法的使用上也应保持“适度原则”。

二是必须有考古学的分析：以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为基础，复原研究对象的“原状”和“原境”，最后将对墓葬的研究扩展到整个文化史范围，努力达到复原古代社会文化的目的。例如巫鸿认为，应当考虑到器物和所出墓葬之间的关系（什么人使用）、器物和礼仪活动之间的关系（用来做什么）、器物和人的意识思想之间的关系（为何要用这样的器物而不是其他）。

除此之外，他在该书中所使用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还有上文论述的“整体研究”、重视“内部空间”研究、以及“中间层次”理论、[6]“二重、多重”证据法[7]等等，这些都表明了其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该书中所使用到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都为丰富历史观察的角度和解释的可能性，提出了新的概念和理论架构，推动了学术研究思辨性的发展。[8]

4 结 语

从《黄泉下的美术》一书中，我们看到了巫鸿重构美术考古研究方法的努力，他期望在美术考古中建立一种特殊的、独立的方法论体系，这也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总的来说，巫鸿的研究方法是奠定在“整体解读”的基础上，重视墓葬的“内部空间”，并且注重考古发掘材料与艺术分析相结合，运用多重视角和多元化的方法论，从而试图“重构”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原境”。其研究方法不仅为我们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也为我们反思过去的研究呈现很好的范例，――这是我解读巫鸿《黄泉下的美术》一书后从中受到的启发和教益。

参考文献：

[1] 巫鸿（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2] 阮荣春.中国美术考古学史纲[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刘天琪.美术考古学的“热”与“冷”[J].美术观察，2011.

[4] 穆宝凤.美术考古学方法与美术史研究[J].新视觉艺术，2009.

[5] 刘晓达.概念、视角、叙述与古代中国墓葬美术史书写――巫鸿The Art of the Yellow Srings：Understanding Chinese Tombs评述[J].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12.

[6] 郑岩.古代墓葬与中国美术史写作[J].文化研究，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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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国际与国内动物考古学学科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动物考古学的教学工作越发重视起来。从学科构成来看，动物考古学主要包括动物解剖学、埋藏学、第四纪地质学、环境考古学等方向的内容。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来看，其动物考古学专业课程设置主要包括［4］:(1)动物解剖学及埋藏学，即由陈全家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动物考古学》、《动物解剖学》、《史前考古埋藏学》、《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2)埋藏学及第四纪地质学，即由陈胜前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考古学理论》、《遗址过程》;(3)环境考古学方向，由汤卓炜教授为研究生开设的《环境考古学理论探讨》、《环境考古学文献导读》、《环境考古学专题与学科最新进展》等。根据以上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置，学生可以更好地通过利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古人类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古气候和古环境，从而使其能够达到对遗址内出土的动物遗存进行初步整理，掌握遗址内出土动物遗存的科学搜集方法、骨骼各部位的名称和方位、常见动物骨骼的种属鉴定方法等。

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建设现状在中国高等院校中，北京大学最早设立了考古学教学研究机构。1922年北京大学在国学门下设立了考古学研究室;195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设立考古专业。考古专业成立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已将自身专业发展壮大成今天的基础设施完整、学科覆盖面宽、教研力量雄厚的考古文博学院。2007年，又成立了考古学系，由原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系中的考古学诸教研室及科技考古教研室整合而成。目前下设旧石器时代考古、新石器商周考古、汉唐宋元考古、外国考古和考古学技术方法等5个教研室。［2］［3］其中，除传统的各时代考古以及田野考古学等学科是北京大学的传统强项外，科技考古、动植物考古、古人类考古和外国考古等方向也有长期的积累，并逐渐与其他方向相互渗透，成为考古学系新的学科增长点。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是包含在旧石器考古与古人类学专业之中的。尤为重要的是，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的动物考古学专业具有文理交叉性质，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较广泛的人文科学知识和一定的艺术修养，并能够进行动物考古学的初步研究。

吉林大学与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相关方面比较

(一)课程设置及教学理念

动物考古学是指根据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骨骼去探讨古代各个地区不同时间存在的动物种类，并根据动物生息特性对古代环境做出推测。西方动物考古研究大约始于19世纪前期的欧洲。［5］作为考古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动物考古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深刻影响。近十多年来，人与动物的各种关系，即人类开发利用动物资源的策略和行为，已经成为西方动物考古学研究的重点。学者往往通过研究人对动物的来源、分配、屠宰、储藏、消费、废弃的过程和方式，来认识当时人类的行为模式，探讨人类社会的经济成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政治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等诸方面的问题。［6］本门课程希望通过动物考古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的介绍，以及指导学生参与动物考古的实验研究，培养学生动物考古学的意识并初步掌握基本研究的步骤和规范。因此，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的设计直接关系到研究生们能否通过相关课程的学习，做到掌握和灵活运用动物考古学相关理论以及研究方法。根据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设置比较表来看(表1)，与动物考古学相关的课程设置(除去旧石器考古学系列课程)在两所大学中差别不大，主要课程重合在动物考古学这门课上。在此基础上，两所大学各有侧重，以北京大学为例，由于其动物考古学专业包含在旧石器考古学及古人类学的方向之内，所以北京大学的动物考古学课程设置几乎包含了所有的旧石器考古学以及古人类学的相关研究生课程。另外，由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着重研究晚段考古(主要指新石器时代考古以后的各时间段考古学)及其相关问题，所以在动物考古学的课程设置上又增加了农业起源与动物驯化等课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体系中，还包括第四纪哺乳动物这门较为基础性、专门性的课程，这体现了北京大学重视该学科课程体系建设的全面发展以及重视研究生知识体系的合理构建。这不仅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设置的一大特色，也是我校值得学习借鉴的地方。

近年来，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动物考古学学科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1999年成立的吉林大学考古学实验教学中心。该中心下设的动物考古实验室是集本科教学、研究生培养与科学研究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实验室［4］。实验室配备体视显微镜、电脑、液晶电视等教学设备20余台以及数十件常规的观察和测量仪器。实验室主要承担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的实验教学，包括动物骨骼鉴定、骨器模拟制作、动物解剖、现代动物骨骼标本制作、骨骼表面痕迹分析等实验项目。同时也为研究生的自主创新实验、专业培养和教师的学术科研等提供平台。然而，反观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虽然在数量、学时、学分上来看，都远远高于北京大学，但是在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仍然缺乏一些基础性的研究生课程的现实，即第四纪哺乳动物学、脊椎动物进化、第四纪环境学等古生物学、古生态学方面的课程。

从“动物考古学”这个名词上我们就不难看出，动物考古学的落脚点是考古学。又因为考古学是以考古调查和发掘获得的古代人类活动遗存为研究对象，以重建古代人类社会面貌为目的，所以属于社会科学范畴。虽然考古学研究的主要理论和方法源于人类学、历史学和社会学，但是在达到研究目标的过程中，却离不开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而且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就分别来源于地质地层学的层序律和生物学的进化思想。尤其是地质学、地理学、生物学、生态学等，在全面而科学地认识古代人类社会的历史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更具体地讲，动物考古学(Zooarchaeology)是指运用古生物学研究的各种技术和方法来进行的考古学研究。从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方法进行的考古学即科学(科技)考古学(ArchaeologicalScience)的概念来理解，动物考古学应涵盖在科学考古学之中。由于动物考古学主要涉及地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所以其主要分支学科就分别有:地理考古学(Geoarchaeolo-gy)、环境考古学(EnvironmentalArchaeology)、植物考古学(ArchaeobotanyorPaleoethobotany)等。#p#分页标题#e#

与动物考古学密切相关的学科有:地质学、地理学、古气候学、埋藏学、土壤学、生物学、生态学、人类学、民族学、年代学(Chronology)等［7］。因此，值得说明的是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在重视传统考古学的相关课程之外，还非常重视第四纪地质学、埋藏学以及古环境学相关课程的设置，因此课程体系包含了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史前考古埋藏学、环境考古文献导读以及晚更新世以来史前史等课程。我校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设置的这种教学架构的目的，是使研究生们既能从整体上把握动物考古学的来龙去脉，理解理论原理的核心，又便于在动物考古研究工作中，有的放矢地获取古环境学、埋藏学等方面的信息以解决具体问题，使得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内容更全面、更细致。

(二)课程大纲及教学内容

动物考古学研究和教学适应了现代科学大发展的形势，其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认识时间序列和古环境信息的角度，来解决人类自身及古文化发展的时空问题，以及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问题，从而起到了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重要作用。从人才培养的迫切性来看，国外早在20世纪中叶就开始了动物考古相关主干课程的讲授，其中以出版的埋藏学和生物考古学的著作最具有代表性。例如Brain，C．K．在1981年出版的《狩猎还是被捕食?———非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埋藏学研究》［8］;Klein，R．G．等人1984年出版的《考古遗址的动物骨骼研究》［9］;Lyman，R．L．在1994年出版的《脊椎动物埋藏学》［10］;Reitz，E．J．等人在1999年出版的《动物考古学》［11］，这些著作都成为培养动物考古学相关人才的重要教学参考书。因此，我国的一些高校针对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体系的教学大纲、课程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规划和设计。从北京大学与吉林大学动物考古学课程大纲及内容对比表来看(表2)，北京大学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的设置较为格式化、教学化，主要是通过对动物骨骼标本的观察以及进行相关动物骨骼的模拟实验，由浅入深地介绍我国动物考古学现状以及国内国际动物考古学研究的一些前沿热点问题。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看其来有些松散，不够系统。而反观吉林大学的动物考古学研究生课程大纲内容则较为系统、科学，我校主要采用动物解剖学和动物分类学的研究方法，以遗址和墓葬内出土的动物骨骼遗存为研究对象，探讨人对动物和动物骨骼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及当时的气候和环境。

(三)教材建设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根据动物考古学专业发展的方向，在教学内容上做了许多有益的调整，引入了许多与学科发展前沿相关的新内容，同时还从国外购置了大量外文版研究生教科书和相关研究资料，从而有效地推进了教学内容的更新进度。除此之外，其许多课程都加大了在课程讲授方面的国际交流和校际合作，例如，采取聘请国内外同行专家授课或长期做一些科研讲座的形式。再次，他们还积极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教材，如《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旧石器考古学》、《中国远古人类文化的源流》等。相比之下，我校动物考古学学科则缺乏相应的国外大学较为流行的外文版动物考古教材以及相关研究资料，而且目前教学中常用的参考书籍的更新较为缓慢，使用的多是上世纪后半叶出版的一些书籍，例如W．B．塞普提摩斯的《家畜解剖学》1962年版，郑作新的《脊椎动物分类学》(增订本)1964年版，马克勤、郑光美等人的《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1984年版等。

我国高等院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对我校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两所高校动物考古学专业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诸方面的对比，可以看出我校的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与北京大学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也落后于我国目前蓬勃发展起来的动物考古研究工作。因此，我校动物考古学方向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未来的发展方向应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训研究型人才，完善操作方法

国内现今从事动物考古研究的人员数量有限，一些考古发掘工地在发掘时没有科学地采集动物遗存，不少省、市、自治区的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亟待整理。通过组织田野操作示范和实验室工作展示，同时举办相应的学术交流会等方式，讨论和规范动物遗存的提取、鉴定、测量、统计和分析方法，与国际上的动物考古研究方法接轨，为推动动物考古学研究逐步走向深入奠定基础。

(二)编写动物考古学相关教材、翻译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

我们现在可以利用的中文动物考古研究书籍极其有限，研究人员各自利用的外文资料也不尽统一，且目前国内还没有一本正式出版的动物考古学教材。希望通过编写、出版动物考古学教材，翻译动物考古学相关参考书和工作手册，从理论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动物考古研究领域的建设。

(三)建设完善现代动物对比标本库

秉承以今证古的原则，鉴定古代动物骨骼需要借助现代动物骨骼作为对比标本，以保证鉴定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因此，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收集和制作现代动物骨骼标本，通过实物、照片、三维模型等各种形式，逐步建设和完善一个区域性的现代动物骨骼对比标本库，供研究生们在整理考古遗址出土动物遗存时进行对照参考。

(四)做好动物遗存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鉴于在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往往仅是采集肉眼能够看到的动物遗存，而发表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也只能建立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之上，甚至还有不少地区连这样的动物考古研究都没有做到的现状;在研究生的野外实践中，务必要注意全面采集动物遗存，对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整理，写好各个遗址的动物遗存研究报告，逐步积累各个时期和各个地区的动物遗存资料并填补相关空白。从而不断积累更加翔实、更加全面、更加系统、更加科学的动物遗存资料。

(五)做好动物埋藏学研究

动物是古代人类渔猎及由狩猎转为饲养的对象，是当时的肉食来源，是祭祀、随葬和文化交流的用品，是战争和劳役的工具。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利用动物种类和部位的差异还成为不同人群等级、身份的象征。而所有的古代动物遗存，由于当时人的有意放置或废弃，经过长时间的埋藏，到现代才被发掘出来。因此，围绕各种家畜的起源、不同时空范围内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动物遗存在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证据、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利用动物祭祀和随葬的特征、动物在战争和劳役中的作用、动物作为文化交流的实物、动物埋藏学等方面开展研究是十分必要的。#p#分页标题#e#

篇5

[关键词]甘肃;文物考古;文化遗址

[中图分类号]K8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4-0016-02

文物的来源基本都是科学考古发掘所得,各类文化遗址复原了历史的风貌,然而考古学是这一切的基础。前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有关于古物、古代遗存的研究和记载,有人认为这些研究和记载其实也就是考古学的萌芽。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是不准确的,因为现代意义的考古学仍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理论、方法和一整套的学科体系。中国古代传统的对于古物的研究,今天称之为金石学,它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在欧洲也有一种类似的研究,称为古物学,古物学是现代考古学的前身,都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

现代考古学自产生以来,至今尚不到200年。在考古学史上,一般认为在19世纪初期,北欧一些博物馆专家提出三时代法,即把历史分成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三时代法概念的提出,标志着现代考古学的开始。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格意义上的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建立的时间是1926年,中国人开始运用现代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文物和遗址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当时李济先生在山西省夏县西阴村进行考古发掘,这应当算是中国现代考古学建立的正式标志。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确立不过80多年,在中国考古学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这80多年的考古发现相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广阔的领土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国的考古学起步晚,但资源丰富、潜力巨大,作为考古工作者,任重而道远。

现代考古学自建国以来,发展异常迅速。考古学是20世纪中国所有各种学科中发展最迅速,也是最能得到国际认可的学科之一。现代中国考古学从建立始就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使中国考古学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存在差别,即始终和历史学密切结合。外国考古学,特别是欧美的考古学,经常是与美术史、人类学相结合。基于此,夏鼐先生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中国的考古学可以说是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清晰地阐明了中国考古学的特色――考古学与历史学相互配合。

甘肃有着悠久的历史,县的建制早于省的设置,从春秋时期开始萌芽算起,迄今已达2000余年。甘肃省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开发,特别是农业垦殖和古代文化的发展较早地区之一,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发祥地。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我们的先民就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距今20万年的镇远县姜家湾和寺沟口的原始遗址以及距今3.8万年的武山人遗址的发现,表明陇右地区是远古文化的重要源头。这些深厚的文化底蕴为甘肃的考古事业奠定了基础。

甘肃是我国最早开展考古工作的省区之一,也是中西文化交流最早发生的地区,这里古文化遗址众多,类型多样。因此,国内外文博考古界始终极为关注甘肃的考古发现和成果。

以来,甘肃考古事业以马克思理论为指导,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大量珍贵文物进入了博物馆。大地湾遗址、居延汉代遗址的发掘被评为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敦煌悬泉置汉代遗址、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临潭陈旗磨沟齐家文化墓地的发掘先后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60年来,甘肃几代文博工作者的足迹遍布陇原大地,为全面复原中国历史的真实轮廓,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且已经建立起比较清晰的考古学文化谱系,诸多重大课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史前文化的发掘为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格局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新鲜资料,秦文化起源的千古谜团逐渐被破解,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成果则展示了甘肃独特的丝路文化风貌。

建国以来,甘肃省的文物考古发掘成果按文化遗址的时间序列共分为7个部分:

一、文明曙光,绚丽彩陶――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甘肃考古成果丰硕。建国以来,先后正式发掘了秦安大地湾、王家阴洼、兰州下石海鼎一大批新石器时代遗址或墓地,不仅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等各类珍贵文物和动物骨骼,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刀。基本理清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脉络及早晚序列,揭示了灿烂辉煌的文化面貌和成就,表明甘肃是我国古代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二、边陲文明,文化交融――夏、商、周时期

甘肃是我国早期青铜器发现最多的地区。考古工作者曾先后发掘了广河齐家坪、灵台白草坡、玉门火烧沟、临潭磨沟等一批遗址或墓地。夏商时期的甘肃青铜文化,虽然不像中原那样跨入了国家的门槛,但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陇原大地也是周文化的起源地之一。

三、嬴秦摇篮,西戎故土――春秋战国时期

礼县大堡子山、圆顶山墓地是因20世纪90年代初在礼县发生了大规模古墓盗掘事件,而后进行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早期秦文化遗物。

张家川马家塬墓地也是因2006年发生盗墓事件而被发现的。该墓地出土了大量装饰精美的随葬车马器和金银饰品,对研究战国时期西戎文化的面貌、秦戎关系和当时陇东南地区与西方文化、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秦文化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册页留香,木雕朴拙――秦、汉、魏晋十六国时期

秦至魏晋十六国时期的甘肃考古,有着引人注目的发现以及学术研究上的突破。天水放马滩、居延金关、敦煌悬泉等遗址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文书,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保存状况之完好,均居全国之首。武威磨咀子出土的汉代木雕,雕刻技法朴拙,具有奔放粗犷、雄浑刚健的艺术感染力。高台地埂坡仿木构之墓葬形制则为甘肃地区首次发现,也是目前所见惟一的西晋时期的建筑材料。

五、盛世雄风,流光溢彩――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长安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唐前期国力强盛、政治清明、赋役较轻,经济文化呈现出繁荣昌盛的景象,相继出现了历史上称道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居世界前列的文明国家。甘肃在这一时期的考古主要有庆城穆泰墓和秦安叶家堡唐墓的发掘。葬于唐开元年间的庆城穆泰墓,虽经两次被盗,但出土随葬品异常丰富、精美。而1965年发掘的秦安县叶家堡唐代墓葬,出土的三彩天王佣、镇墓兽等,形体硕大,釉色艳丽,是国内出土唐三彩器物中的佼佼者。

六、交融荟萃,熠熠生辉――宋、西夏、金、元时期

元朝建立后,结束了从五代至南宋370余年政权并立的局面,统一了全中国。这一时期,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得到了空前发展,各项手工业规模扩大,尤其是制瓷业,无论质地、釉色、式样,还是生产规模及出口数量,都远胜前代。宋、西夏时期的甘肃考古主要有武威的塔儿湾西夏窑址和天水王家新窑宋墓等的发掘。

七、佛光佑护,众僧普渡――敦煌莫高窟北区考古

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分为南、北二区,其中南区石窟最早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现存洞窟492个,窟内有壁画4.5万多平方米,彩塑3000余身,是集石窟建筑、彩塑、壁画三位一体的艺术遗存。北区石窟群崖面长700余米,保存了历代洞窟243个及原编号第461～465窟。1988年起,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对北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基本弄清了北区洞窟的数量、形制及其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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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位考古学家及其代表作是: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注: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集选》,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苏秉琦《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及《瓦鬲的研究》(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注: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出版。) 及《天马——曲村(1980—1989)》[5]。

一

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上篇》是对小屯10座墓葬中出土的76件青铜容器所作的类型学研究。他研究青铜容器形态时,像处理人头骨数据一样,把每个容器视为由若干部分即形态元素组成的复合体,为了便于研究他对容器的各部位进行了划分,并列表给出各部位的名称。

在此基础之上再进行容器型式的划分,起到了明显的规范作用。至于青铜容器的形式划分,作者仍沿用《殷墟陶器图录》提出的容器的分类标准,有以下四条:

(1)以最下部作为第一数的标准:圜底000—099、平底器100—199、圈足器200—299、三足器300—399、四足器400—499,……

(2)每目内再按照上部的形态,定0—99的秩序,大致依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容器的浅深为准;口大的,身浅的在前;口小的,身深的在后;中间又以周壁与底部的角度,唇缘的结构等作更详细的划分准则:向外撇的居前,向内拱的居后。

(3)他种形式上的变化,如周壁的曲线,最大截面所在;耳、把、鼻、柄、嘴、流等,附着品的有无,往往构成该件器物的个性;这些变化并无秩序可循,只能随着具有这些附着品的器物一般的形制排列;序数后加罗马字,分辨型别,表示它们的个性。

(4)在形制上可以独立的器物,即构成一“式”,照所列秩序,予一数字,以为标本,名为“序数”;每一式内再分若干“型”,用罗马字标明,以类别形制相近而有小异的标本。

李先生的分类,首先将容器整体分解成上部“容量部分”和下部“底或足”,也就是非容量部分;器物下部为分类的第一标准,根据形态特征分为五类,即五“目”,器物上部的几何轮廓由倒梯形—宽扁长方形—正方形—高扁长方形—正梯形的顺序用01至99加以区分。首先,每种器物外轮廓的基本形态以三位代码的形式标记识别,编码打破了整体器形的限制,如在三足目中305、313、325、368都是鼎形器,中间的310却是爵形器,这种编码的实质是对器物形态分类的一种管理手段,而不是对器形整体演进的排序。其次,同一序数标记的器物,以更细致的外形要素的特征,特别是通过测量和计算得出的数据作为区分型别的指标。如248式觚形器,用腹径比体高的百分数得到高宽指数,数据区间为10.4至30.48,每进五点即设一个新型,由此得到P、Q、R、S、T由粗矮至细长五个型别。这种用数据的区间范围划分型别进行分类的方法,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分类方法颇为类似,比如按光波的波长由长到短分为红外线、可见光和紫外线三类。李济称:“这样分目排列的办法只具有一个极简单的目的:便于检查。至于这个排列的秩序是否可以看出形态上的关系出来,却是另外的问题”。举个例子,如M388出土的觚形器标记为248Q,其中第一位数字(2)和第二、三区位的数字(48)均为序数,第四位罗马字(Q)为型别。

苏先生首先从全器的结构和腹足的形式即基本形制特征研究如何分类,继而提出从产生原型去探讨不同形制陶鬲谱系的问题。后来他在《瓦鬲的研究》一文中又对这四个类型鬲的相互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前后两篇文章使用的类型符号及其指代的陶鬲的命名对照见下表。

《瓦鬲的研究》用单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型,与之对应的小写字母表示亚型,两个大写英文字母表示中间型,大写字母加阿拉伯数字表示组别。作者有着鲜明的追求历史过程的研究取向,以进化论的思想按发生学的原则论述了瓦鬲由产生而经历从A演进至B,从B演进至C,进而演进至D并最终衰亡的过程。《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里提出的陶鬲发生、发展及其谱系关系,充分表达了作者对于陶鬲的分类系统的认识。本文根据《瓦鬲的研究》一文“结论”的文字和附图制成表5,结合这个表阅读有关瓦鬲的论述就不难发现,作者先拟定出一条陶鬲进化的链条,每一类型下的组排列成具有演进关系的小链条,各个类型之间在通过中间型连接成更长的、较完整的链条。因此在陶鬲类型学研究中,作者排序的逻辑思维十分突出而分类的逻辑思维却不很清晰,《陕西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提出的分组标准,既含有排序又含有分类,推测作者原本打算先把标本区分开,待找到确切的证据后再将其排序,但实际上并没有做到。

邹衡《试论殷墟文化分期》的类型学研究对象,是殷墟各地点的发掘报告中对于作者而言有分期意义的陶器和铜器。该文首创的表述器物型式的语言范式,已为当今中国考古学界普遍使用,即用汉字标示“类”,大写英文字母标示“型”,小写英文字母标示“亚型”,大写罗马数字标示“式”。例如陶器的型式有三种情况,最多见的是划分型、亚型、式三个层次,其次是划分型、式两个层次,最少见的是只用式别来区分。按照作者对17种陶器研究的先后顺序,归纳出陶器的类型学研究的体系结构,这一体系结构如左图一所示。从图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类型学研究体系包括分型和分式两部分核心内容,即分类和排序,换言之,分型就是分类,分式就是排序(注: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体系中的型式符号突出体现了标本之间的形态逻辑关系,但却不能由型式符号得出标本的具体形态,也就是说,这种型式符号所代表的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关系。

如果要说《天马—曲村》一书和《试论殷墟文化分期》一文在类型学研究方面的区别的话,前者是田野考古报告,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真实地发表好资料,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报告编写者着重考虑的是器物类型规范化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器物标本编码体系和器物标本形态特征之间关系的探索,并以青铜容器和戈、圭、璋三种非容器作了实验。

报告将青铜容器分为“底或裆”、“足”、“领、口或沿”、“肩”、“腹”五部分,分别将各部分的形态特征分类列表,并给予每类特征一个指定代码,参见表6。所有青铜容器都按照以上五部分的顺序用符号表示,形成该器物的型别编码,这样,一件青铜容器标本的整体基本形制特征的“标准化”通过其各个组成部分特征的“标准化”得以实现。例如如果将《天马—曲村》与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的类型学研究相比较,就会发现二者均以便于发表资料和研究为目的,按器物形态组成要素的特征进行分类,用大写英文字母和阿拉伯数字为代码标示。邹衡将器物的组成部位大致按照非容器部分和容器部分分开,先列出底、裆、足的特征代码,之后再由从上至下的顺序列出领、口、肩、腹的特征代码,似乎也是受了李济的影响,但又有别于李济的划分方式,如《天马—曲村》中铜甗M606

9:2,型别为HFC01′,这件甗为弧裆、柱足,显然“裆”是一种特殊的“底”,和“足”不能混淆,不同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将甗归入“三足目”的做法。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天马—曲村》的分类系统采用面分类的方法,《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则基本采用了线分类的方法,即分类模式的差别(注:关于面分类方法和线分类方法,陈畅:《试论考古类型学的逻辑和原则》,华夏考古,待刊。)。 二

考古类型学研究是研究者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抽象思维能力和方法的体现。而抽象思维能力是个人接受社会化的一个重要条件,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与提高是和学校的教育与培养分不开的。从三位考古学家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和学术成长过程的学科背景中可以领悟出他们各自的研究风格背后传递的学术思想。

李济在清华学堂毕业后,先后在美国麻省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后转入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来”(注:张光直:《人类学派的古史学家——李济先生》,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后来他对器物形态的研究深受量人脑袋的启发,特别注重器物形态元素的组合方式,而其研究目的则深受美国人类学学科人本主义精神的感染,试图通过器物分析探究社会文化而非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即意在研究人。例如,他认为小屯出土的原始土质爵形器的器形脱胎于龙山文化,这一点符合文化传承,满足人们的审美要求;口部结构的演变则是工匠长期实践不断改进提高器物的实用功能的结果。李济按器物形态元素特征分类的类型学体系,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研究打下一个新基础,并且一直影响到今天。

苏秉琦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由于学习中国史学的经历和史学传统的学术背景,致使他认为“近代考古学的目标就是修国史”(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出版。)。他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大都采取史学的研究方法,十分注重事件的因果关系及过程;而发轫于生物界的进化论理论,又恰好满足了他以物的发展过程序列为研究目的的研究方式,于是进化过程和历史因果关系,构成了他的研究特色。这种特色在《陕西省宝鸡县斗鸡台发掘所得瓦鬲的研究》1983年《补序》(注: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里表现得最为充分。“系统的类型学理论,是瑞典人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在1903 年出版的《东方和欧洲古代文化诸时期》第一卷《方法论》中开始建立起来的。在我国,至三十年代,蒙氏的书有了两种中文译本;四十年代以后,苏秉琦先生则在大量实际分析、综合考古新材料的工作中,从中国考古的具体研究出发,为正确运用和发展这种方法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注: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出版。)。 超级秘书网

篇7

（赤峰学院 红山文化研究院，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苏秉琦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处于“古国”阶段，当时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的曙光，其社会已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于建设先生用“神本社会”来界定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性质。如果把西方的“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考古实证结合起来，我们发现应把红山文化界定为“酋邦”社会更为妥当。

关键词 ：红山文化；社会性质；古国；酋邦

中图分类号：K876.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01-04

收稿日期：2015年5月15日

基金项目：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红山文化研究的理论探讨》（2014～2015）、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红山文化社会形态研究》阶段成果（2012～2015）

作者简介：滕海键，男，1963生，汉族，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赤峰历史与文化

一、苏秉琦先生的相关理论和论述

苏秉琦先生站在世界历史的时空高度来评估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他用凝练的语言将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概括为：“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古国和二千年中华一统实体。”认为修国史（古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中国古史经历了人类文明起步、从氏族到国家、国家起源和发展的三部曲的历史进程。他指出，世界三大古文明中心的西亚北非、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中南美洲都经历过类似的发展过程和历史阶段，即从氏族到国家，国家又经历了从古国到帝国的不同历史阶段。

苏秉琦先生认为文明的起源就是从氏族到国家，换句话说文明的起源就是国家的形成问题。苏先生说：“文明起源，我意就等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另一种简化的提法。”①认为约万年以来，中国六个主要文化区大致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发展历程，以后又从古国发展至方国，最后汇入中华一统帝国的三个国家发展阶段。这一历史进程，大体上可划分为：距今6000到4000年的古国阶段；4000到2000年的方国阶段；2000年左右进入帝国阶段。古国阶段以北方的红山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环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代表；方国阶段以夏商周至春秋战国为代表；最后到秦汉时期形成了统一的。这三个阶段循序渐进，依次发展，脉络清晰，构成了中华国家的发展史，同样也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②

苏先生指出，燕山南北地区的历史发展进程最早，比中原地区先行一步，约距今8000年就开始了由氏族向国家发展的转折，至距今5000年前进入古国阶段（约当于红山文化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以上两阶段均早于中原，中原至距今4000年前进入方国阶段（相当于本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距今2000年前汇入帝国。这就是中国国家起源与发展进程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属原生型的国家起源和发展模式，即所谓的中国文明起源的“北方类型”。

苏先生认为,距今五、六千年间的红山文化，特别是在它的后期，社会发展出现了飞跃，已率先跨入“古国”阶段。③其主要根据是：燕山南北地带辽西凌源、建平、喀左三县交界地带发现了祭坛、女神庙、积石冢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特别是那座直径60、高7-8米，顶部有冶铜坩埚残片的“金字塔”；三县交界处方圆数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只有宗教祭祀遗址而缺乏居住址的情况，以及在赤峰小河西发现的一平方华里的“城址”等。④不过，朱乃诚先生认为，上述所列后三项根据并不明确，所以苏秉琦先生后来在论及红山文化为古国时，不再将上述后三项内容作为论证的根据，并且带有更大的推测语气了。⑤

在此，最关键的是如何理解“古国”的内涵，以及红山文化晚期是否进入“古国”阶段问题。关于什么是“古国”，苏先生并没给出直接、具体的界定，而只是在不同论述中提及，如“属于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⑥表明社会已进入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阶段，⑦已经产生了基于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⑧这一社会想必也会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分化。而国家形态演进的第一阶段，早期城邦式原始国家，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这种社会的具体结构、形态和特征如何，它在国家起源历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等问题，苏先生并未明确阐释，这些问题尚需做进一步探讨。

二、郭大顺、杨伯达、于建设先生的相关论述

郭大顺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已经出现了文明曙光，其社会已经进入了“原始文明”或“早期国家”阶段。⑨其根据是：红山文化“玉器中以龙形玉为代表的神化动物题材的玉器群占有主要地位，它们制作规范化、专门化程度之高、使用等级化之严格、所反映的浓厚神秘色彩的思想意识以及造型、纹饰与商代玉器的接近，都似不是原始氏族公社所应具有的”。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址全部使用石材砌筑，南圆北方，左右对称，这同以往所知新石器聚落布局差异甚大，有中国古代传统建筑特点。牛河梁红山文化大型坛庙冢是中华5000年文明曙光的又一象征。⑩他指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于三代之前，即四、五千年前应有一个‘早期国家’阶段，这个早期国家阶段虽然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却已经或正在经历着从氏族到国家演变过程中质的转折。”?輥?輯?訛

有一种观点认为红山文化是一种“神本社会”。杨伯达先生从中国的玉器起源与发展角度，提出了中国历史曾经历一个“神玉、王玉和民玉”的发展历程。据此，于建设先生认为，从社会形态发展和演变角度来看，中国曾经历了一个“神本、王本和民本”的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中华文明曾经历了漫天星斗式的孕育，以“古国”为起点，经历“方国”到“帝国”，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明格局。与此相适应，中华文明的整合机制也经历了神本社会、王本社会、民本社会的不同发展过程。在此，神本社会对应着“古国”，它是中华文明起源的初始阶段。?輥?輰?訛于建设先生认为，“神本社会”是以对天神、祖神的普遍而高度信仰为前提，以祭祀神灵，祈求其降福、避灾为主要活动和目的，以“巫者”为中心，客观上形成的管理与整合社会的体制与机制的社会。“神本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以神灵为中心，神灵居于整个社会的核心。他指出，放大到宏大的时空视野来看，神本社会可能有普遍性。王巍先生提到，距今6000至4000年这两千年期间，在我国“与原始宗教和祭祀相关的遗迹、遗物大量涌现，其数量、规模和分布范围较之于公元前4000年之前有了较大的变化。这种情况表明，原始宗教与祭祀在此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原始宗教在人们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由此导致了祭祀活动的经常化、仪式化及祭祀用具的礼器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某一地区、某一集团特有的现象，而是在全国各地普遍出现的现象，表现出相当程度上的共性。虽然各地的原始宗教的内容和形式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但各地原始宗教的发展在促进社会阶层分化和首领权威的树立及显贵家族的出现和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却是共同的”。?輥?輱?訛我们发现，距今6000年也正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氏族走向瓦解、文明起源的起始阶段，而距今5000正是“古国时代”。于建设先生认为，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之前，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神本时代”。这个时代大致从新石器中期开始，向后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的中期。他认为，王本社会的出现与神本社会有着必然联系。神本社会为王本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中华文明正是由于经历了漫长的神本社会，从而导致它最终走上了高度集权的王本社会。古国时代正是中华文明坯胎形成，孕育时期。而且这个时期更具特殊性、复杂性和漫长性。于建设先生指出，神本社会以对天神和祖先的崇拜为中心，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两大特征：“一是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即以理性化的巫神传统，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宗法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他认为，夏商西周时期统制阶级所使用的思想武器，主要是继承了远古社会形成的神权思想和宗法思想，而神权政治和宗法制度构成了中国上古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

由此，于建设先生将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概括为“神本社会”，更确切地说，红山文化正是神本社会的颠峰时代。?輥?輲?訛他指出，大量考古实证表明，从新石器时代中期的红山古国，到青铜时代的夏商，曾出现过高度鬼神化的、发达的祭祀现象，这正是神本社会的充分表现。关于红山神本社会的具体特征及所处社会阶段，于建设先生认为其利益分化并不严重，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社会结构并未发生解体，社会处于氏族社会晚期阶段，人们依然过着原始平等、民主、协作的生活。其结论是：红山古国社会是以氏族血亲制度为基础，以共同的信仰为纽带的原始宗教同盟。这也即苏秉琦先生所说的源于氏族公社又凌驾于氏族公社的高一级社会组织形式。

杨虎先生依据在牛河梁遗址群发现的小铜环、坩埚片，在敖汉旗西台遗址发现的铸造钩形铜饰件的陶合范、平面为“凸”字形的围壕聚落，以及在东山嘴、牛河梁等地发现的“坛、庙、冢”与玉器等遗存，认为红山文化处于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文明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日益成熟，即将迈进文明门槛的阶段。?輥?輳?訛

张永江先生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和后红山文化处于母系社会晚期和父系社会萌芽阶段。如果说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时代尚嫌证据不足的话，说它已经达到史前文化的发达阶段应该是无可置疑的。?輥?輴?訛

三、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引入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的“酋邦”理论来研究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乃至有学者提出红山文化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

“酋邦”是西方学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提出的一种早期人类社会发展演化的一个阶段，它介于平等的部落社会与阶级社会之间。

1962年，美国新进化论人类学家埃尔曼·塞维斯（Elman R. Service）在其出版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根据夏威夷群岛民族学资料，将原始社会的演进过程分为游团（bands，地域性的狩猎与采集集团）、部落（tribes，一般与农业经济相联系）和酋邦（chiefdoms，初步不平等的酋长制社会）三个连续发展的进化阶段。1975年，在他出版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正式提出了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states，阶级社会）四个社会发展阶段学说。

据塞维斯的界定：“酋邦是一个介于平均主义与强制性国家之间的复杂社会，具有集中的政治体制，等级制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缺乏国家所拥有的那种权力垄断的强制力量，酋长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实施社会管理。”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使民众臣服。?輥?輵?訛“酋邦社会是部落社会之后、国家社会之前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一个等级制政教合一的社会，也可以说是部落社会向国家社会过渡的中间环节”。酋邦是“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在塞维斯提出的社会演进图式中,“酋邦”被视为前国家阶段最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輥?輶?訛

国内学者以酋邦理论来概括中国史前社会，论述颇为详尽的是龚缨晏。他于1995年发表的《略论中国的史前酋邦》一文对此做了系统阐述。?輥?輷?訛他认为自公元前3500年开始至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时期。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大约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中国史前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进入一个全新发展时期。该时期主要考古学文化有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黄河中游的后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良诸文化等。

从考古学上看，该时期的中国史前社会表现出以下一些特征：第一，当时农业生产已进入锄耕农业阶段。人口增多，聚落密集。第二，各地社会分化日趋严重。第三，贵族内部存在着等级结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是典型的实证。第四，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红山文化东山嘴遗址和牛河梁大型祭祀遗址充分说明宗教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第五，一个社会政治单位由几个村落组成。东山嘴、牛河梁这些大型祭祀建筑，不可能由一个村落所能建成，也不可能仅为一个村落所使用。这说明跨村落的统一的地域组织已经形成。第六，存在着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体系。牛河梁遗址考古发现“表明各种神职人员以及专业化艺术匠人已经作为特殊阶层出现”，这些专业人员所需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料是通过社会财富再分配体系而获得。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者，就是社会的管理者。第七，国家尚未产生。当时社会的最高首领集军权、政权、神权于一身，但他并不是国王，他还不具备像国王那样的至高权力，他主要依靠“宗教”手段来“统治”。龚缨晏认为，采用“酋邦”概念研究中国史前社会，是因为这个概念和范畴所包含的内涵基本上符合我国考古学材料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社会分化、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贵族佩带特殊玉饰标示其地位与权力、宗教意识浓厚等。同时，世界各地不同时代的酋邦所表现出的基本相同的特征也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样性中存在着统一性与规律性，这与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

王立新先生将酋邦理论与红山文化考古实证联系起来，对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及其社会发展阶段做了深入的分析，?輦?輮?訛认为距今8000年至5000年间“辽西区”（考古学文化上的概念）人类社会由最初分散的村落组织，到出现部落，再到酋邦，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与赵宝沟文化相比，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组织的整体发展是一次明显的飞跃，其突出标志就是出现了超部落的社会组织——部落之间的联合体。认为红山文化部落联合体在一些方面已接近以三代社会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特征，但其政治组织形式距三代尚有一定的距离，当属于一种前国家阶段的复杂社会。

王立新指出，红山文化这种部落联合体与西方人类学界所描述的酋邦社会有相当程度的一致性。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确已具备了酋邦社会的最根本特点即社会分层。不仅出现了凌驾于普通民众之上的权力阶层，而且权力阶层内部也有明显的等级之分。认为至少牛河梁遗址群所对应的部落联合体已是酋邦社会发展的较高阶段，是一种以团体为本位的复杂酋邦社会。这集中表现在联合体有共同的信仰和崇拜对象、共同修筑大规模的公共设施、最高阶层由来自联合体内的各个群体的成员共同组成等。牛河梁遗址所反映的管理层中的两级决策机构正是衡量上述复杂酋邦社会的一个最实质性标准。

于建设先生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了人类学家所表述的“酋邦”时代。不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社会还只是初步具备了酋邦社会形态，处于酋邦社会的初级阶段。红山文化并非夏代之前“万邦林立”、“禹会诸候，执玉者万国”的典型酋邦时代。红山文化与千年后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相比较，后者更具备酋邦社会的典型特征。?輦?輯?訛

综上，可以认为，红山文化晚期应属于前国家的酋邦阶段。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概念尚有很大的模糊性，如果把古国定义为早期国家阶段，那么红山文化可能并不能被称为“古国”，因为红山文化并不具备国家的主要特征。即便这里是“早期”国家的提法，它仍然是“国家”的范畴。考古实证，红山文化无疑有“神本”社会的特征，但“神本”只是酋邦社会的一大特征，将其作为独立的社会发展阶段缺乏充分的涵盖性。因此，将红山文化晚期定义为酋邦阶段是比较妥当的，因为，红山文化晚期的诸多特征与西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描述的酋邦社会极为相似。而塞维斯本人也把酋邦视为东方前国家时期的普遍形态。对于红山文化与酋邦理论的差异性，红山文化的消失，都可以在酋邦理论的多样性和“轮回”说那里得到合理解释。红山文化的消失，很可能是环境的恶化导致整个社会原始信仰体系的崩溃，进而使得酋邦社会走向瓦解，没能产生国家。

注 释：

①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J].考古，1992,(6):526.

②苏秉琦.苏秉琦文集(三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312.

③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④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⑤朱乃诚.苏秉琦学术体系的形成和尚待研究证实的两个问题——苏秉琦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J].东南文化，2008,(1):11.

⑥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17.

⑦邵望平,汪遵国.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访谈录[J].东南文化，1993,(1):12.

⑧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J].文物，1986,(8).

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J].文物，1984,(6).

⑩白云翔.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1991年11月27-30日）[J].考古，1992,(6):541-542；孙守道,郭大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J].人民画报，19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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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当代法国思想家对技术进行了独特而深邃的思考。法国技术哲学从不是偏安一隅的部门哲学，相反，它是一个宽广的研究领域。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都会涉及技术这一对象，研究的开展要求对其进行深刻反思。任何一个具有相应反思能力，并真正有所建树的学者，都可以被视为技术哲学家；任何一个需要反思技术的学科和研究领域，都可以被视为技术哲学的领地。在这个过程中，对技术的讨论和反思将不再局限在狭小的哲学院系。它失去了某个单一学科的束缚，收获的却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法国的技术哲学由此呈现出不同于英语和汉语学界的特点。最重要的当代法国技术哲学家不仅来自哲学界，同时也来自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他们可能是哲学家，也可能是技术史家或社会学家等等。

二战后，法国技术思想领域获得公认的、最重要的学者包括贝特兰·吉尔（BertrandGille，1920—1980）、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LeroiGourhan，1911—1986）和吉尔伯特·西蒙栋（GilbertSimondon，1924-1989）。其中，吉尔是法国重要的技术史家，1970年荣获美国技术史学会最高奖章———莱昂纳多·达·芬奇奖章。西蒙栋曾是巴黎一大的哲学教授，二战后法国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之一。勒鲁瓦古兰是法国重量级的社会人类学家、史前史学家，以及民族学家。他最主要的作品包括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技术与进化》（é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犲狋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及1964年出版的《手势与言语》（犔犲犵犲狊狋犲犲狋犾犪狆犪狉狅犾犲）。这些作品涉及技术进化以及技术起源等诸多论题。三位学者从不同学科出发，成功地推动了当代技术哲学的发展。

斯蒂格勒在其多卷本《技术与时间》（犔犪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犲狋犾犲狋犲犿狆狊）中，或多或少涉及他们的重要工作。为了考察从石器时代到当代的技术发展历程，吉尔提出了技术系统概念及相关理论。这项工作促进了技术史方法论和基本概念的发展，为技术史确立了一系列合法的论题域。《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第一部分即以吉尔的技术系统为对象，开始了对技术系统进化的阐述。西蒙栋关注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及其进化和发展过程。对于现代技术的本质，以及由于技术自主发展导致的异化，他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相信，人类的怀乡病和对技术的敌视源于传统技术文化的衰落。在已出版的三卷《技术与时间》中，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个体化、具体化的考察都以西蒙栋的思想为起点。勒鲁瓦古兰在20世纪40年代专注于史前技术研究，他奠定了技术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并使早期人类文化和行为探究成为一门科学。他提出的操作链概念是分析技术的基本工具，有力地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他也将技术的发展类比为生物进化，并关注这种进化所依赖的社会形态。在生物的和社会的双重维度下，技术获得了进一步考察。《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和第二卷中，斯蒂格勒细致分析了勒鲁瓦古兰的几处文本。在斯蒂格勒看来，技术的外在化就是将技术置于时间之中来加以考察。而技术的外在化思想，就是斯蒂格勒从勒鲁瓦古兰那里借用而来的。这三位理论家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塑造着斯蒂格勒的术语表。

然而，在非法语学术界，上述几位思想家的工作并没有获得广泛传播和认同。对于倚重英语的汉语学界来说，当代法国技术思想很少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野，二手文献数量也极其有限。斯蒂格勒的著作有趣且迷人。很多时候，人们试图借助他的作品一窥法国技术思想之全豹，也希望透过它们来了解几位重要思想家的工作。然而，隔膜从不曾消失，距离感总是挥之不去。不止汉语学界如此，对其他非法语学界来说，想要了解法国技术思想，斯蒂格勒的作品也依然是一个主要窗口。洪堡大学的盖根（BernardDionysiusGeoghegan）是一位媒体理论家和科学史家，非常重视西蒙栋的思想。他承认，只是通过斯蒂格勒的工作，才第一次接触到西蒙栋，以及他的技术哲学思想。具体来说，抑制法国技术哲学家声名远播，阻碍其思想广泛流传的原因多种多样。

贝特兰·吉尔———学术壁垒的受害者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吉尔与美国技术史家托马斯·休斯（ThomasHughes）分别提出了技术系统理论。法国当代著名的技术史家皮孔（AntoinePicon）认为，他们二人的技术系统研究方法是“对技术史的重要贡献”。但两相比较，吉尔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他明显是英语世界学术壁垒的受害者。

虽然吉尔的技术系统理论具有某些弱点，但他的默默无闻与理论成果本身无关。休斯的技术系统概念似乎具有明显优点。比如，在吉尔的理论框架内，技术与社会因素之间很难建立起强的关联性。而休斯在对西方电力能源的研究中，挖掘了专业机构和组织与新能源产业之间的紧密互动，从而在技术和社会因素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但是，这不是制约吉尔技术系统理论发挥影响力的主要原因。一方面，休斯的方法论同样具有明显的缺陷。他的技术系统概念外延要比吉尔的明显狭隘，不能胜任长时段、大尺度的历史分析。另一方面，吉尔在战后法国技术史领域占据重要地位。本土的技术史家高度重视吉尔的研究进路。他的技术系统思想缺乏影响力，并不是理论本身的原因造成的，很大程度上只是发生在英语学界的一个特定现象。

吉尔在英语世界受到的冷遇，主要是由于英语学术共同体的封闭性造成的。无论如何，可憎的学术壁垒确实存在。英语世界的学者们习惯于在自己的学术和文化传统中阅读和引用权威。有学者指出，他们在其研究和教学中，“似乎如此无视法国以及法国技术史家”。一旦休斯的理论工具在盎格鲁-萨克逊的史学传统中确立起权威地位。即便休斯本人也不免承认，“在历史学家中，贝特兰·吉尔已经明确地使用了系统方法，并已将其用于技术史。”吉尔仍然必可避免地被当做外来者。在英语世界，广为人知的是休斯在《能量之网》（犖犲狋狑狅狉犽狊狅犳犘狅狑犲狉）（1981）中应用的概念工具，而不是吉尔在《技术史》（犎犻狊狋狅犻狉犲犱犲狊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1978）中使用的理论方法。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福克斯（RobertFox）无奈地指出：“某种程度上，吉尔在英语世界似乎已成为这种壁垒的受害者。”不过，受到冷遇的不止吉尔，勒鲁瓦古兰及其著作在英语学界同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就勒鲁瓦古兰和吉尔的关系而言，前者在某些方面激发了后者，并且他们分享着一些有价值的概念。

勒鲁瓦古兰———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的对立面

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勒鲁瓦古兰的影响力绝不逊于同时代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eviStrauss），而在史前考古学领域，他完全可以和考古学大师博尔德（FranoisBordes）比肩。法兰西人文社会科学在传承发展中，有一些独特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曾中断。其中之一就是，学者们相信人文科学终将成为真正的哲学，或终将具有真正充实的哲学内涵。毫无疑问，这一目标还远远没有实现，人文科学将为此继续艰难跋涉。法国当代考古学家奥杜兹（F.Audouze）指出，在这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上，“安德雷·勒鲁瓦古兰无疑是一位巨人”。

不过，这位巨人在英语世界却显得不够高大。1993年，勒鲁瓦古兰的重要作品《手势与言语》英译本才得以出版。此时，英语世界的读者才有机会直接接触他有关技术的反思。除此而外，他们只能通过《西方的史前史》（犘狉é犺犻狊狋狅犻狉犲犱犲犾’犪狉狋狅犮犮犻犱犲狀狋犪犾）来了解他的工作。直到现在，他的大量作品仍然无缘与英语读者见面。

除了语言和翻译的问题，勒鲁瓦古兰受到英语世界的忽略，可能与如下原因有关。首先，他的研究工作涉及学科领域众多，理论框架极具包容性，任何一个学科范式都不能将其囊括其中。或许对天才的思想家来说，学科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不同的方法和视角，不同学科之间的界限只是人为的产物。但是，很多研究者甚至包括一些法国学者都感到，由于勒鲁瓦古兰的思想覆盖的领域非常宽泛，要想评论他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是困难的。

不仅如此，他的研究风格也与英美经验主义研究传统格格不入。他所用的词语都很具体，但很少在认识论层面给出明确界定。他的写作容纳各种描述，充满想象力，但并不通过定义和论证展现思想的进步。这些让人们理解他的工作更加困难。他非常关注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立，而经验事实并不总是占据首要位置。这符合法国研究传统，然而却有悖于在英美社会科学中占据主流的经验主义。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界的理论研究和田野调查经历了创新发展期。斯图尔德 （JulianSteward）倡导文化生态学，宾福德（LewinBinford）发展起新考古学，强调定量方法的运用。这都使得勒鲁瓦古兰的研究进路日益远离英语学界。

独特的法兰西研究风格以及跨越诸学科的理论原创性，导致英语学界对勒鲁瓦古兰的成果敬而远之。在社会学领域，英语世界的功能主义者宁愿选择列维-斯特劳斯作为社会人类学的对话者。在考古学领域，宾福德及其《新考古学家》（犖犲狑犃狉犮犺犪犲狅犾狅犵犻狊狋狊）宁愿与对文化进化感兴趣的博尔德展开论辩。面对勒鲁瓦古兰的工作，他们多少有些兴趣索然。

西蒙栋———远离哲学主流

对于技术哲学研究来说，西蒙栋工作的重要程度绝不逊于勒鲁瓦古兰。不过在二战后的法国，后者更受学界关注。如果说吉尔和勒鲁瓦古兰的工作仅仅在英语学界遭受冷遇，那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蒙栋的思想在法国本土也受到忽视。

西蒙栋的边缘化与其身处的哲学学科有很大关系。他的研究虽横跨技术哲学和技术史，但他始终占据着哲学教席。他和勒鲁瓦古兰都关心技术的进化。技术不断改造着自然，人类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日益客观化，也更具有操作性。技术进化的过程不断向操作转变，并与人类中心主义渐行渐远。这个思路似乎无损于勒鲁瓦古兰在考古学中的地位，却将西蒙栋带离了哲学舞台的中心。20世纪的哲学主流始终围绕着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问题展开。技术的主题将西蒙栋引向了更加广阔的思想世界。在新的思想世界中，人类主体及其意识仅仅是回应技术问题的一个环节。这种转变具有革命性，是对近代哲学的反叛。而从哲学主流的视角看，西蒙栋已徘徊在哲学的边缘地带。

西蒙栋的思想极具原创性，这也成为阻碍人们接受其思想的障碍。他的代表作《论技术对象的存在方式》（犇狌犿狅犱犲犱’犲狓犻狊狋犲狀犮犲犱犲狊狅犫犼犲狋狊狋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1958）经常被引用，但人们很少认真阅读它。他的作品引文和注释太少，形式不同于寻常的学术著作，这也许对其思想的传播造成了负面影响。但根本原因并不在此。法国技术史家希高（FranoisSigaut）甚至认为他比勒鲁瓦古兰更具创造力。也许真正的原因是，其思想的原创性使得人们难以把握他的作品。技术已成为当代社会最醒目的现象，人们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却常常忽视与技术的本质和存在模式相关的哲学问题。西蒙栋思索这些问题，同时也尝试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对技术对象本质的深入理解，可能有助于人们摆脱面对技术时产生的乐观和悲观情绪。这种立场把他和一些当代著名技术哲学家区别开来，比如埃吕尔和海德格尔。为了理解技术的起源问题，西蒙栋试图将技术与人性纳入同一个思考框架，并将技术置于文化语境之中。他最终希望表明技术对象和人类文化之间并无冲突。

作为哲学家，西蒙栋力图凝练出一套合适的术语来解答技术问题。传统的学术语言在描述与技术相关的问题时，多少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对技术问题的讨论召唤新的表达方式。他引入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诱人的概念，比如具体化（concrétisation）、个体性（individuation），以及转导（transduction）等。此外，他还毫不吝啬地运用传统范畴，诸如宗教、美学、科学、经济、魔法等等。他的语言强调创新，不免给人一种陌生感，同时也具有很大的包容性。这些都极具启发性，但也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理解其思想的难度。

无处不在的技术框定了人们的思想和实际行动。当代世界尤其如此。而哲学传统却把与技术相关的事物驱逐到思想无暇顾及的偏远地带。西蒙栋让文化世界再次亲近技术世界，并取得了明显成绩，也打开了新的领域。但他的哲学却并不受欢迎。虽然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想家默默传诵他的思想，并将其带入了英语世界，但他的名字和他的作品仍然显得默默无闻，备受误解。

被故意忽视或边缘化绝非偶然现象。它像宿命一般，不仅困扰着斯蒂格勒笔下的三位思想家，也同样萦绕着斯蒂格勒本人。随着《技术与时间》各卷的陆续出版，并被翻译为不同语言，斯蒂格勒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不过，他本人的工作对英语世界学院派哲学家的影响依然有限。

作为德里达（JacquesDerrida）的学生，斯蒂格勒不仅继承了老师的思想，也同样承受着老师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分析哲学始终占据英语世界哲学院系的主流。而分析哲学家们将后现代主义者德里达视为学科的破坏者。1992年春天，剑桥大学准备授予德里达荣誉博士学位。抗议之声随即达到。众多英语世界的哲学家联名在《泰晤士报》刊登公开信，对德里达的“哲学”进行攻击，试图对剑桥大学施压，以取消博士学位的授予仪式。德里达的思想无法渗透到英语世界的哲学院系，他的学术活动主要局限在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等领域。斯蒂格勒虽然多产，并善于利用新媒体平台，但同样没能在英美哲学院系中成功传播自己的学说。传播学和新媒介研究等领域是其思想发挥影响力的主战场。斯蒂格勒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蒙栋的思想。他本人的类似际遇，也出现在了西蒙栋研究当中。在英语世界，是传播学和媒介研究领域，而不是哲学院系更乐于接受西蒙栋的思想。

边缘化的原因各有各的不同，但总体而言，关注技术的法国学者受到英语学界的忽视，往往涉及法语在学术世界中式微，英语世界的学术壁垒。这造成了一些实际影响，比如法国学者知名度相对较低，理论成果的辐射范围有限。

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国人迟早会遭遇类似的境地。随着国力不断强盛，我国学术研究必将接近甚至立于国际前沿。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人员习惯跟踪和尾随西方最新科研动态，这样的研究策略目前已很难维系下去。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随着国内学者实力的不断提升，终有一天将接近西方学术研究平均水准，不再对西方学术潮流亦步亦趋，并向外界传播自己的研究成果。此时，遭遇国际同行冷遇的几率有可能会大大增加。过程虽然艰难，但却是大势所趋。如何适应并应对这种局面，法国学者面对英语学界的经历，也许能给我们些许启发。

面对被漠视的状况，法国人给予了还击。对英语世界来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技术史发展的黄金时期。辛格（CharlesSinger）和威廉斯（TrevorIlltydWilliams）主编的7卷本《技术史》于1954开始陆续出版。它集诸多历史学家之力，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1958年，技术史学会（SHOT）在美国成立，该学会的季刊《技术与文化》（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犆狌犾狋狌狉犲）逐渐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论坛。也许出于待遇对等的原则，受忽视的法国人对大洋彼岸的同行还以颜色。吉尔在其《技术史》中对文献来源进行了深入而充分的讨论，涵盖了文本、图像资料以及史前文物，而且，对于技术史学家有价值的各种其他资源，他也都有涉及，诸如研究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等。但他既没有提及辛格主编的多卷本《技术史》，虽然他为其中第二卷的编写做出了贡献；也没有提及SHOT，虽然他是该学会的通讯会员。相互的漠视已成定局。

篇9

【关键词】文明起源；考古学；中原地区

一、从文明要素看文化到文明的转变

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发现的众多的的考古学文化，为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可信的地下材料，但这些仅仅是文化，是有别于文明的。“文明”一词，是指“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状态或一个阶段，是与‘野蛮’相对的”。而“文化”一词，则“有着不同的含义，一般是指人类社会在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精神生活以及其他方面所达到的总成就”。所以，相较于文明，文化的概念更加具体。因此从文化发展到文明，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仅包括文化本身的承袭发展，也包括与周边文化的交流、融合以及地域环境在其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要看在这个文化中，是否存在能够将其判断为“出现文明”的因素，一般来说，就是指的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中心和文字这四个方面。关于这个标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对于一个文化，只要具备其中的一个或几个要素，一般就可以判断其进入了文明阶段，如美洲的玛雅文明，有大规模的城市建筑和祭祀崇拜中心，产生了象形文字，高度发达的天文数学成就，出现了国家萌芽，可是没有使用青铜器的迹象。又比如南美安第斯地区的印加文明，有规模宏大的城市建筑、神庙祭祀建筑，并且还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奴隶制国家，但是没有创造和使用文字；第二，这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不同的国家、相同国家的不同地区都存在着差异，如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和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都没有使用青铜器，但是大量的带有礼器性质的精美玉器，依然可以判断其处于文明阶段。因此，提出以上四点作为标准，只是“以文字、青铜器、城市、宗教礼仪建筑等作为判断文明起源的标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下面以黄河下游地区的山东龙山文化为例进行简单的说明。

二、中原以外其他地区的文明起源状况

（一）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良渚文化为例。良渚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省余杭县，以太湖流域为其分布的中心区域。上文曾提到，与中原黄河流域以青铜器的铸造使用不同，良渚文化最突出的文明要素就是大量出土的各类玉器。在良渚文化的早期阶段，一些大型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用玉斧、玉璧、玉琮等最为礼器进行随葬，有些学者将这种葬制称为“玉敛葬”，只是这一时期玉器的形制比较简单，纹饰一般是原始的兽面纹；中期阶段，玉礼器的数量以及用玉器作为随葬品的墓葬数量都在增多，如寺墩遗址三号墓，共随葬玉璧24件、玉琮32件，数量之大，世所罕见。性质上，新出现了外方内圆的方柱体玉琮，纹饰也有了云雷纹、鸟兽纹等；晚期阶段，在反山遗址12号墓中出土了一件方柱体玉琮，该玉琮重达6.5公斤，上刻有八个纹饰基本相同的“神面”纹饰，这件玉琮的出土，达到了良渚文化玉礼器制作工艺的顶峰。这些玉器所反应出来的长江下游的文明水平，足可以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相媲美。

（二）辽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以红山文化为例。红山文化首先发现于1935年内蒙古赤峰红山后，与良渚文化一样，红山文化中也出土了大量制作精良的玉制礼器，主要包括双龙首玉璜、扁圆形玉环、勾云形玉佩、圆筒形玉箍等，还有作为和图腾崇拜的玉猪龙，作为艺术品的玉鸟、玉龟、玉兽等。对于这两个以玉礼器为典型特征的文化，江师林昌先生指出：“青铜器在中原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是等级地位、社会财富、酋邦政权、宗教神权以及礼仪制度的物化形式。同样，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在长江下游与燕辽地区文明起源进程中的重要意义在于他们也是行政管理、军事统辖、宗教意识的物化形式。良渚文化玉器和红山文化玉器构成了长江下游文明起源、燕辽地区文明起源有别于中原地区文明起源的个性模式”。

三、夏王朝的建立和中原文化的发展

（一）文献中所载的夏王朝的建立。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文字的广泛应用促使文献材料的大量产生，与考古发掘材料一样，文献材料也是探究中华文明起源的情况的重要依据和参考。关于文献中记载的夏王朝的建立，这里主要是依据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夏本纪》中的记载如下：“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受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十年，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禹子启贤，天下属意焉。……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这段记载的大致意思就是说，帝舜把天子之位禅让给了禹。禹在即位之后，选择了东夷部落的酋长皋陶作为继承人。可是皋陶死的比较早，禹又选择了同样是东夷部落的伯益来弥补皋陶的位置。禹死之后，伯益即位，但是诸侯都去朝见禹的儿子启，于是启就继承了天子之位。但此举引起了有扈氏的反叛，启通过甘之战将其打败，从而真正了稳固了自己的地位，使得“天下咸朝”。这一段材料，表达了启“代益作后”、建立夏王朝整个过程，而夏启建都的地点在阳翟，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告成镇东南的禹县。也就是说，夏王朝的建立，使得中原地区开始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中心的中原文化也从众多的地区文化中脱颖而出，占据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位置。

（二）河南龙山文化的发展和其它地区文化的衰落。考古学上对于夏文化的探索，开始于1926年由李济先生主持的对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的考古发掘；1931年，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了安阳高楼庄后岗遗址，发现了下层为仰韶文化、中间为龙山文化、上层为小屯殷墟文化的叠压关系，“三叠层”的发现，“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这一关键问题”；在这之后，经过二里头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新密新砦遗址等进行的发掘，逐渐的建立起了夏代文化的发展序列，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再联系上“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这一发展序列，整个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过渡到早期青铜时代的文化脉络就十分清晰了。而中原地区之所以能形成这样连续不间断的承接关系，绝非偶然。

结语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间断的连续发展的文明，中华文明发展之长度、广度和深度都是世界文明史中的佼佼者，并且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对世界范围内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产生了极其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探究中华文明的起源问题，对于恢复古代文明社会的真实面貌、研究古代历史的演进脉络以及搭建中华文明的发展框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个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等众多科学的、十分深刻的学术问题。本文限于文章篇幅和收集材料有限，并未能将所有的问题和观点一一阐释清楚，对于中华文明起源遵循"从发于多地到归于中原"这一规律的论证也不尽详细。但是依然可以看到，曾经的中华大地上，确实存在过很多高度发展、处于文明起源阶段的文化，中华文明多源并起、相互影响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合情合理的。

参考文献：

[1]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J].《文物》，2000年，第1期.

[2]芮国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J].《文物》，1998年，第1期.

[3]杨楠、赵晔.《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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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好课多磨――贴近实际，感悟数学在生活中的作用

新教材在数学知识应用方面非常重视，每一模块都安排了大量实际情境的应用题，这些应用题都与时俱进，具有真实性、时尚性，没有故意改变数据，鼓励学生用计算器或电脑操作。此外，模块的设计和布局与旧教材不同，对新知识的学习，大部分都通过适当的问题情景，引出需要学习的数学内容，然后安排观察、探究、思考、提示等引导学生用正确的学习方式掌握知识；同时又了许多了辅助资料，如：探究与发现、阅读与思考、观察与发现、信息技术应用等到拓展性栏目，为学生学习提供选学素材，极大地开阔学生的视野。

新《数学课程标准》指出：“要重视从学生的生活实践经验和已有的知识中学习数学和理解数学”。在教学中，我尽可能地把数学问题与实际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学生体会到数学从生活中来，又到生活中去，感受到数学就在身边，生活离不开数学。正如华罗庚所说：“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地球之变，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

案例1利用科学事件创设课堂教学情况。

在执教“指数函数”时，可以从一则新闻报道引入：1994年8月美国考古学家在阿拉斯加州一处地窖中发现一具女童尸体，在无史料记载可考证的情况下，考古学家却能测定这名女童大约死于公元1200年，你知道考古学家是怎样测量古尸的年代吗？

其实这是根据人体中含有的一种放射性元素“碳—14”的衰变速度（每年人体内有0.012%的“碳—14”衰变为“氮—14”）与尸体内的“碳—14”的含量进行推算的。

案例2 创设悬念问题情境，引发学生好奇心。

用一张报纸对折30次，这叠纸大概有多厚？

设一张纸厚0.1mm，则对折30次后的厚为h=0.1×230（mm）， 取对数得lgh=lg0.1+30lg2≈-1+30×0.3010=8.0300 。所以h≈108 mm>8848m ，这样对折的结果，其厚度远远超过珠峰的高度（8848m）

案例3 联系生活，自然流畅。

在引入向量时，从《南辕北辙》的寓言故事、发射导弹的方向、船航行的方向三个生活中的实例说明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与方向有关的量，因此有必要研究这些量，从而引出向量的概念。

这样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来设计教学情景，使学生对数学有种熟悉和亲切感。这样的课堂学生容易接受，又印象深刻。只有当数学与学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时，数学才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显示出数学的巨大魅力。

二、好学多思――注重生成性问题的解决，不让“精彩“从身边溜走

新的课程基本理念着重提到“倡导积极主动，勇于探索的学习方式”，学会“数学地思考”。学习数学的过程不是让学生盲目接受的过程，关键在于对知识的理解与整合，教师要不时地为学生创造有效思维的机会，从而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学生的智慧在他的手指间。”当学生走进数学课堂时，他们的头脑并不是一张白纸——对数学有着自己的认识和感受。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多的把学生头脑中的问题“挤”出来，使他们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完全暴露出来。

使学生暴露观点的方法很多。教师可以与学生谈心的方法，可以用精心设计的诊断性题目，事先了解学生可能产生的错误想法，有时也可以设置疑难，展开讨论，疑难问题引人深思，选择学生不易理解的概念，不能正确运用的知识或容易混淆的问题让学生讨论，从错误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样学生的印象特别深刻。而且通过暴露学生的思维过程，能消除消极的思维定势在解题中的影响。培养学生善于思考、独立思考的方法，不满足于用常规方法取得正确答案，而是多尝试、探索最简单、最好的方法解决问题的习惯，从而发展思维的创造性。

案例1 在学习了“函数的奇偶性”后，学生在判断函数的奇偶性时常忽视定义域问题。

为此我们可设计如下问题：判断函数 在区间[23-a―6，2a]上的奇偶性。 不少学生由f（―x）=―f（x）立即得到f（x）为奇函数。

教师设问：①区间[23-a―6，2a]有什么意义？②y=x2一定是偶函数吗？

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学生意识到函数 只有在a=2或a=1即定义域关于原点对称时才是奇函数。

案例2 对于函数 y=f（x），若满足f（x-1）=f（1-x），则y=f（x）的图象 （ ）

A、 关于直线x=0对称 B、关于直线x=1对称

C、 关于直线x=-1对称 D、以上结论都正确

教师预先展示四位同学的不同的结果：

甲（换元法）：令t=x-1，则f（t）=f（-t） ，显然f（t）为偶函数，所以f（t）的对称轴为t=0，于是有x-1=0，所以，函数f（x）关于x=1对称。选 B

乙（换元法）：令 t=x-1，则f（t）=f（-t） ，由f（t）=f（-t）知f（t）为偶函数，其对称轴为 t=0 ，所以f（t+1）的对称轴为t=-1，因为 f（t）=f（-t），所以，f（x）的对称轴就是f（t+1）的对称轴，把t换成x得x=-1，选C

丙（图象法）：因为f（x-1）=f（1-x），所以，从f（x）的图象可以想象出f（x） 的对称轴为x=（x-1）+（x+1）2 =0 ，选A

丁（特例）：令f（x）=1，显然满足f（x-1）=f（1-x），而f（x）=1的对称轴有无数多条，选D

然后，问同学，到底该选哪一个呢？话音刚落，学生讨论、交流，窃窃私语声不断……

在新的课程理念下，学习的目的是将知识变成自己的“学识”、“主见”、“思想”，可见，“案例教学”思想的渗透，给学生数学学习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

三、继承与创新问题――“发现式教学法”的应用

使用新教材的困难之一是时间不够，一周开6节数学课还是讲不完（新课标规定每周才4节），很多内容都是匆匆而过，草草收兵。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面对实际，我们的认识是课堂教学渗透发现式教学法，“数学基础知识”的教学“不求全，而求联”，同样地，在“数学基础技能”教学中，我们也“不求全，而求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