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的重要性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考古学的重要性，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进入考古学的初步发展期(1867—1919年,自此进入现代考古学的开端),美国人庞皮利(Pempelly,R)等在中亚土耳其斯坦的考察和安努遗址的发掘研究中应用动物考古学方法研究动物骨骼,证明牛、羊、猪尚处于从野生向家养的过渡状态,丰富了早期农业的珍贵考古学资料。[6]近乎同时期,在美洲的分类描述阶段(19世纪40年代—1919年),戴尔(Dall,WH)利用在阿拉斯加贝丘遗址发掘过程中获得的脊椎动物遗存,结合狩猎工具和容器等考古遗存,按经济形态和生态环境的差异进行了科学的地层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年代序列,从而开创了美洲动物考古研究的先河。[7]在考古学的成熟阶段(1919年—20世纪4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前一阶段),文化生态学思想对考古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部分考古学家摆脱了以遗址为中心的文化—历史方法的束缚,与生物学家和环境学家合作,借助生态学方法,通过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研究来重建史前环境和分析史前人类的食谱,进而了解古代人类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适应过程。[8]20世纪20年代英国科学家约翰?马歇尔负责对印度河流域青铜时代哈拉帕文明的重要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并利用动物考古研究成果阐述摩亨佐达罗城市文明的经济类型。[9]20世纪30年代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和我国古生物学家杨钟健对安阳殷墟的动物遗存进行了鉴定和统计,分析了夏商时期的气候环境。[10]杨钟健对章丘城子崖新石器时代遗址动物骨骼进行了属种鉴定[11]。

进入考古学的转变期(20世纪40—60年代,属于考古学分类与巩固期的后一阶段),从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研究手段的文化历史研究转变为以人类生态学思想指导的、大量结合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进行的古代社会重构的研究。西亚新石器时代农业起源研究就充分利用了动物考古的研究成果。[5]这一阶段在美洲出现了人类行为的文化功能解释的趋势,以环境为背景来复原考古学文化的多学科研究,就充分体现了动物考古学的作用。[12]步入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新考古学出现阶段(20世纪60—80年代),在传统考古学重建文化史(主要是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重建)的基础上,美洲考古学家以复原或重建文化形态(生产力、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为主)、解释文化过程(主要是文化发展的动因,属于过程考古学范畴)这两个更高层次的研究为目标,以进化论、系统论和生态学理论为思想指导,通过物质遗存所反映的考古学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其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来更全面、系统地解释文化发展的过程。作为文化生态系统中生物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动物资源利用方式和聚落形态研究中有关适应环境的生存战略(包括食物、供给、聚落和维持战略)研究,使动物考古研究的重要性进一步突出。[13]西亚的农业起源有关狩猎到饲养经济发展过程的动态研究也得益于动物考古的微观研究。[14]在考古学发展新时期的当展新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今),动物考古对于新学派中社会考古学各种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研究具有很强的说服力。[15]在探究古代人类精神世界的认知考古学有关肖像象征意义的研究中,动物考古知识的应用也获得了令人信服的成果。[16]考古学流派将研究重点放在人类的适应性与系统平衡上,提倡生态学、进化论和辩证法相结合,这一过程中美国学者威廉?马夸特对肯塔基西部贝丘遗址采食者的研究就体现出动物遗存研究所起的重要作用。[17]在社会学中程理论被引入到考古学后,在将其作为连接经验性考古学材料与高层次文化理论解释的桥梁的过程中,刘易斯?宾福德(LewisBinford)最有代表性的工作之一就是记录了许多影响动物组合特征和条件的自然过程,并将这些过程应用到考古记录的解释中。在这个成功的中程理论应用研究范例中,动物考古的作用功不可没①。[18]综上所述,考古学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中,动物考古都不同程度地做出了贡献,在提高人类对古代人地关系的认识水平上起到了积极作用。

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学发展历程在梳理了动物考古与考古学渊源关系的前提下,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将动物考古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重新审视一下,有利于正确评价亚洲动物考古在整个世界动物考古领域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与考古学发展息息相关,国际上动物考古研究也是以欧美发达国家起步最早,以北美的阶段性研究最具有代表性。以北美为代表的国际动物考古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形成阶段、系统化阶段、综合化阶段。第一阶段或开始形成时期(19世纪60年代—20世纪初),动物考古工作的贡献主要在第四纪地质及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年代学和地层变化研究方面[19],如揭示人类的古老性,确定早期人类如何生存以及如何获得食物并重建古环境。这些贡献主要建立在应用地质学的地层学和古生物学方法的进化论理论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环境决定论、环境可能论以及历史学方法处于全盛期,而动物材料并未被纳入考古学文化范畴当中。第二阶段或系统化发展时期(20世纪40—50年代),动物考古工作者致力于两个相关的目标,即了解动物的生物学及生态学特征以及认识人类行为的时空变化。这就要将理论及方法植根于如物理及生物等大量学科的系统性引入。大量分析性和人类学研究伴随着如下两个概念的出现而产生:中程理论和用来检验生存对策的经济和生态学模式。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强调方法的重要性。第三阶段或综合化成熟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资源管理的快速发展,在很多方面开展的历史时期动物考古研究以及大量开发出来的模型和预设对考古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文化生态学和人类学理论特别注重生态学和环境学议题,在动物考古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目的在于研究适应、生存对策以及人与环境之间的功能性关系。可以这样说,这一时期动物考古充满了所谓新考古学的思考。[20]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是逻辑推理方法由归纳转变为演绎。

动物考古的理论与方法及其回答考古学问题的研究层次基于达格拉斯?J.布尔(DouglasJBrewer)在《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所做的关于动物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与目标的论述,我们可以将各种论题按着研究层次划归到不同的组分中(见表1)。[21]从表1中可以看到,在生物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范畴内的各种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学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大多处于中等 研究层次,只是生物地层学及古生物学探讨的问题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哲学范畴内,除了方法论里数据搜集处于基础性研究层次之外,绝大多数理论框架下动物考古研究所涉及的考古学问题处于高等或者极高等研究层次;文化遗产管理范畴的均变论涉及较高等层次的研究;系统论范畴的社会经济生态理论框架下探讨的考古学问题处于极高等研究层次

篇2

    作为学科名称，“音乐考古学”一词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出现，虽然目前经常使用此词，但会造成误解。首先，不能总以为有一个特定的“音乐”概念存在，这对于无文字资料的社会尤其如此②。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一种特定的音乐概念可能已经存在，但其概念原理和音乐美学通常是未知的。当今诸多社会表明，歌唱和舞蹈可以理解为“音乐”的组成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希腊术语mousikē的本义，即“缪斯的艺术”，这其中也包括诗歌)。其他社会甚至没有使用音乐和舞蹈的同义词：阿兹特克人跳舞时“祈祷”或“伴随着脚步歌唱”，然而器乐和声乐则被看作cuicatlamatiliztli，即“歌唱的艺术”③。“声音的考古学”④(或“声音考古学”⑤)是一个更客观的、可替代的名称，但很少被使用。其次，有些研究资料未必是考古学的。从文献资料来研究音乐传统，基本上属于文献学(旧大陆)或民族历史学(新大陆)，因为许多音乐传统植根于历史之中，所以民族音乐学和民族志的资料可以象考古发现那样做相关研究。然而至今为止，还没有提出更好的可替代的学科名称，作为“音乐考古学”⑥的变体，“考古音乐学”⑦的名称曾受到过批评性的讨论⑧。有时也见到其他的名称，如“古乐器学”⑨、“民族音乐考古学”⑩、“音乐文献学”(11)或“考古声学”(12)，它们与音乐考古学的某些特殊材料和方法有关，但并不能涵盖所有研究领域。“考古舞蹈学”(13)或“舞蹈考古学”与音乐考古学研究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将它视为音乐考古学的分支。

    然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起即对音乐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架构予以讨论(见下文)但对该领域研究理论的探讨却相当缺乏。这是不正常的，由于理论是研究方法的基础，所以需要高度关注。这一问题，直到最近才受到学科发展史研究的较多重视。在本文中，我想讨论音乐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研究的一般范式，并附加一些与人类学学科有关的理论思考。在我看来，民族音乐学、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与这些理论思考的关系更为密切，它们将有助于构成方法/理论的背景，并为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论架构

    在所有已提出的音乐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受到推崇(14)。大家均赞同，音乐考古学由一系列多学科的方法或分析模式所组成，其具体方法则由研究主题所依赖的资料所构成。如前所述，这些研究资料具有多样性，它包括与音乐相关的发现和涉及音乐的历史记载，有时甚至是依然存活的音乐传统。由人类过去的遗物可知，这些资料在类型和内容方面均存在个体差异。重要的是，为获得实证性的结果，所有资料均应考虑以互补的方式加以比较。换句话说，这些资料均应予以同等对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分析方法的多样性还表明，最佳的研究结果乃由不同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所获得。

    已有的研究范式显示，音乐考古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会有所不同，这主要基于应用的资料和分析的模式。在研究的总体目标上，可从音乐知识(包括“文化知识”、“乐器学知识”、“律学知识”等等)(15)到文化/自然的声音(16)，也可从音乐表演(17)到音乐文化(18)。根据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见下文)，以及上述音乐考古学的定义，我将研究的总体目标界定为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异，体现在音乐考古学家和民族音乐学家对过去的音乐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后者已经在20世纪60年代由Merriam予以阐述(19)，随之由Blacking(20)、Nettl(21)和Mendívil(22)等人做过进一步探讨。虽然大多数音乐考古学家倾向于研究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包括与依然存活的音乐文化做比较，但后者仅作为一种辅助的研究方法。民族音乐学家虽然对考古和历史问题感兴趣，但更倾向于研究现状并探寻其中尚存的过去的踪迹，从而将历史科学作为辅助的研究方法。两者的出发点都是有价值的，且并不互相排斥，但对其交互关系的探究目前则所见不多(见下文)。

    如果将现存的所有资料和重要的分析模式加以整合，即可形成一种普遍适用的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方法范式。这可用一般的范式来表示(见图)，并可作为世界范围内个体研究的结构框架。这个范式由两个同心圆围绕总体目标构成，其中所有的部分均可作为独立研究的课题。外圈联结着四组音乐考古材料(发声器、音乐图像、音乐文献资料以及存活着的音乐传统)，内圈是一些主要的学科，分析模式通常即从中产生(音响学、乐器学、考古学、音乐图像学、民族音乐学、民族历史学和文献学)。

    音乐文献资料　文献学　音响学　发声器　乐器学　民族历史学　过去的音乐行为和声音　考古学　音乐图像　 存活的音乐传统　民族音乐学　音乐图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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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音乐考古学研究的一般范式

    由于研究材料的情况各自不同，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的结果也具有不同的意义，重要的是每种方法要针对不同的个案研究。最为全面的研究结果只能在每项资料具有足够的信息时才能获得(23)，这意味着音乐考古学研究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特殊的原始资料及其互补性。材料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但也要作为研究的课题，因此以一种或几种方法去处理它们通常是不够用的。音乐传统的年代越久远，研究就会变得越困难；文献资料越丰富，探索其原貌的基础就会越好(24)。因此，音乐考古学研究和阐释的可能性确实是十分有限的，在涉及到非常遥远的、仅遗留有极少物质资料的音乐文化时尤其如此。

    音乐考古学研究与民族音乐学

    比较音乐学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前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就已出现。十分显然，它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历史科学(25)。除了方法的不同以及后来受到严厉批评的假设和臆断之外，它与音乐考古学具有一些共同的研究目标。在研究的课题领域中，比较音乐学家重视音乐的起源，他们认为这在当今所谓的原始文化中可以进行考察，并可从单线进化朝着“文明的”方向来分析音阶构成和乐调体系(26)。20世纪60年代早期，作为新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历史问题包含其中，民族音乐学被视为音乐人类学(Alan Merriam)，重点研究音乐在社会中所产生的作用。在音乐与文化史一章中，Merriam指出，要通过音乐和乐器研究重建文化史(27)，这是民族音乐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对于历史科学如考古学和民族历史学的研究目标来说，这样的研究方法也是有价值的。

    Merriam之后的学者，例如Blacking和其他人，都提出特殊的音乐和社会形态是特定文化认知过程的产物，在音乐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组织之间具有牢固的联系。根据这种理解，音乐文化依赖于人类组织和声音模式，声音的生成是有组织的相互作用的结果(28)。Blacking认为，民族音乐学的目标是研究文化结构及其音乐之间的关系，并认为文化与人为组织起来的声音是相互依存的。近来推断，对音乐结构的社会文化关联性的探索并未取得太多的成功(29)。然而，不能否认研究文化样式与音乐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因为音乐从未与它的创造者的个人经验相脱离，音乐的创造者深入地参与到广阔的文化和历史进程之中(30)。

    当探索民族音乐学对音乐考古学的适用性时(31)，两个学科间的一项重要结构差异便显现出来。音乐考古学最明显的矛盾是，截止近代(以1877年留声机的发明为转折点)，过去的所有音乐都消失了。然而，音响考古学研究并非不可能，一些研究表明，这个矛盾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不同的文化产生不同的乐谱形式，它们很难被解读，但至少一部分能被破译(多数例子与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和古罗马有关)。文献资料也为我们提供了仪式歌曲和圣咏的文本；在古文字和其他历史文献中，表演实践、演奏技术乃至音响风格都是相互关联的(从不同程度的主位与客位角度观察)。现存的描述显示了乐器的种类和特有的演奏姿态(遵循着不同的艺术习俗和规则)，乐器的发现至少能帮助我们重建创作音乐的构成元素(例如基音频率、和声、音色和音程等的可能性)。然而，即使拥有大量的音乐考古材料，结果仍是有限的，因为在大多情况下，过去的音乐在节奏和旋律结构方面均超出了科学研究的范围(见下节)。

    另一方面，音乐表演和与其产生相互作用的社会文化语境，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考古学中都是熟知的研究课题。事实上，有时会有丰富的研究材料。从有关音乐发现的考古学背景，到大量的图像和文献记载，使我们更多地了解过去的音乐文化。在这种情形下，作为研究课题，由于资料的完整性和零散性各异，会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尽一致，但从研究目标来看，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是一致的。就音乐考古学而言，在将过去音乐行为的社会文化面貌呈现在面前的同时，过去的声音只有在某些方面能够得到复原。

    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20世纪60年代早期，传统考古学受到所谓新考古学的挑战，新考古学所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传统考古学将出土文物的描述作为主要的研究目标。Binford和其他人转向人类的行为和文化模式，将物质文化的解释作为一种考察手段，而不是局限于物质的形态范围(32)。从考古人类学(Lewis Binford)引发的问题，关注考古学人工制品的生产技术以及它们的特定社会文化功能。即便没有进行过充分的讨论，但这种方法对音乐考古学研究的适用性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得到公认(33)。依我来看，新考古学有两种方法对于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研究至关重要，即：民族考古学和实验考古学。

    民族考古学

    如果将考古资料与民族志资料的比较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工具，那么民族考古学则是通过对当今民族事象的研究，来了解过去的文化样式。Hodder定义了两种不同的研究类型：考古学与民族志器物如各种工具的形制比较(关系类比)；过去与当今技术处理相似性的比较(形式类比)(34)。在民族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是直接历史研究法，当具备历史和文化的连续性条件时，直接比较便成为可能，而一般比较法则无需这样的链接即可构建其相似性(35)。当对不同文化资料的解释做多样性考察时(36)，应用民族志类比方法来理解考古资料的主观风险便可降低。

    民族志类比方法对音乐考古发现的解释相当重要，这说明它与民族音乐学研究关系密切。确实，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可以作为音乐考古学与民族音乐学之间的桥梁，但在探索它们的交叉性方面，目前所获经验并不多。直接历史研究法在众多个案研究中得以应用，如西班牙统治前的美洲音乐文化与当今美洲土著音乐传统的比较(37)。但间接的比较也是有用的，尤其是狩猎采集社会与史前音乐文化的比较(38)。

    尽管音乐考古学的解释有其优长，但与后世时间跨度较大的文化做比较研究仍然面临相当大的困难。对音乐传统做时间跨度和历史深度的考察，在音乐考古学和民族音乐学中是最具挑战性的分析研究。更为复杂的问题是，我们对过去的认识常常是静态的，音乐考古学的解释反映出这种问题，在原始材料不足时尤其如此(39)。少量乐器或图像的发现，并不一定代表一种特定的音乐文化，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由于文化内部和跨文化之间长久的交互作用，文化本身也会发生变化。不过，即使像乐器那样的器具，在很长的时间 内可能会保留它们的形态，且很可能被吸收和植入新的环境之中，因此会有不同的、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功能和意义。一种特定的乐器形制可以传留数千年时间，如东亚的琴筝类乐器和东南亚的弓形竖琴。但用这些乐器演奏的特定音乐以及特定的表演背景和含义，均可能发生相当程度的变化。在追索音乐传统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对文献和图像资料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在关注过去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义方面尤其如此。

    实验考古学

    实验考古学研究旨在运用复原和重建古代生活样式的手段，并通过与过去的比较，来从事考古学研究(40)。与民族考古学方法相比，它基本上不是诠释他者(如依然存活的原住民文化)；相反，考古学家转而成为行为人，通过他或她自己的切身体验，来比较实验的价值。在被称为模拟实验的方法中，研究者发现了一系列与过去的经验类似的技术变革。常见的研究课题是，使用原始工具和技术对考古发掘物进行实验性的复制。对古器物使用方式的重建即其显例，如旧石器时代的燧石工具，能够发出与劳动相关的特殊而有节奏的声音。一些燧石拥有动听的石制板体乐器的音响，即使它们不具备音乐功能，但在过去至少应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显然，实验考古学的方法在音乐考古学研究中是适用的。有关音乐考古发现的乐器学和声学研究已经超过一个世纪，如今在音乐考古学中更是必不可缺。有两种分析方法最为常见：第一，复制品和“仿真模型”的实验性制造；第二，复制品的实验性演奏，或如果可能的话，演奏发声器原器。这两种方法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声器的实验性复原，往往是实验性演奏的前提。实验音乐考古学的研究，通常是与乐器制造商和音乐家共同合作来实现的。

    实验制作过程提供了精确的乐器学信息，其所需前提条件往往是对制作材料的分析，包括对材料的产地、处理以及工艺的考虑，常使用直接目测观察和考古测量的方法(光谱学、X光照像技术、材料研究，等等)。这些分析还提供了制造的特殊信息和古代加工材料的知识，以及制造完成后乐器的操作乃至演奏痕迹。此外，也能够了解乐器独特的声学原理。实验方法还可通过仿真模型得以实现，即根据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必使用原材料来复制乐器(如气鸣乐器)。

    对古乐器或其复制品的试奏，能够考察乐器的演奏技巧，并能显示特定乐器的音响性能(若几种乐器发现于同一考古环境当中，或图像中描绘的是一组乐器，就要考虑它是独奏或合奏所用)。发声器在保存状况较好且可演奏的条件下(如陶响器、陶笛、螺号、陶号、石制板体乐器，等等)可以用作实验研究，而乐器残品以及不宜演奏的乐器(如古代弦乐器)则需以复制品来进行实验研究。与此相关的是音响空间和音响性能的研究，其中声学模化软件和3D应用程序也被应用。

    如上所述，演奏姿势和技巧以及出土乐器的声音特性，都能通过实验来加以重建和检测。当涉及气鸣乐器(例如带指孔的骨笛、排箫或螺号)以及成套的体鸣乐器(如编磬和编钟)时，重建其音列也是可能的。然而，实验性的演奏在音乐考古学中属于最困难的研究方式，因为我们往往并不掌握过去音乐的特殊结构及其重要信息。再者，虽然文献与图像资料的有关信息有一定价值，但即使在演奏姿势方面，从特定发声器的人体生理学角度看，也会限制其演奏技巧和声学性能，因此其真实性存在较大的差距。以笛子为例，实验性演奏的结果不能视为特定音阶或调式的证据，因为不是所有的指孔可以均等地使用，并且还可通过呼吸控制技术以及指孔的部分闭合等来改变音响(41)。例如，如果只是给出乐器尺八(同上)，人们可能完全不晓得日本尺八音乐，这同样也适用于旧石器时代由禽鸟骨和猛犸象牙制造的笛子，这只不过是采用了最早的考古学案例而已。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在复制品上奏出与公元前33000年乐器同样优美的旋律。事实上，正如Nettl用一些显著的例子所论证的那样(42)，重建古代音阶体系以及其它音乐构成要素，仍然带有很大的推测成份。只要有相当数量的考古材料，即可通过定量分析，来帮助获得验证的结果。然而，在大多情况下，发声器的声学研究并不能揭示出过去音乐的旋律和节奏方面的足够信息。在声音的再现技术产生之前，过去音乐的音响全都消失殆尽。

    以往何时、如何以及为什么制造乐器并用来发音的问题，较之过去音乐的构成问题，在音乐考古学中会起到更大的作用。前述科学研究中的局限，属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臆测或即兴发挥。显然，这样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研究者或音乐家的想象，它相当于对音乐史的艺术化阐释，只是简单反映了目前我们对过去音乐的看法。

    本文译自Arnd Adje Both. "Music Archaeology: Some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09(41): 1－11.

    收稿日期：2013-10-12

    注释：

    ①我基本采用两个早期的释义：“通过古物遗存研究作为文化的音乐”(Olsen 1990: 175)，“古代声音和音乐行为的考古学”(Lawson 2004: 61)。

    ②Blacking, John. "Ethnomusicology and Prehistoric Music Making." In Hickmann, Ellen, and David W. Hughes. Ed. The Archaeology of Early Music Cultures: 3rd International Meeting of the ICTM Study Group on Music Archaeology. 330-331. Bonn: Verlag für Systematische Musikwissenschaft, 1988.

    ③Both, Arnd Adje. "Aztec Music Culture." In "Music Archaeology: Mesoamerica," ed. special issue, The World of Music 2007(49)/2: 91-104.

    ④原文为：archaeology of sound，译者注。

    ⑤原文为：sound archaeology，译者注。

    ⑥原文为：music archaeology，译者注。

    ⑦原文为：archaeomusicology，译者注。

    ⑧Hickmann, Ellen. Aims, Problems and Terminology: Current Research in European Archaeomusicology. Ed. Graeme Lawson. Cambridge Music-Archaeological Reports, 6, Cambridge, 1983; Vendrix, Philippe. "Archéo-musicologie ou musico-archéologie." In Otte, Marcel. Ed. Sons originelles: Préhistoire de la musique. 7-10. Liège: Université de Liège, 1994.

    ⑨Megaw, J. V. S. "Problems and Non-Problems in Palaeo-Organolo gy: A Musical Miscellany." In Studies in Ancient Europe: Essays Presented to Stuart Piggott, ed. J. M. Coles and D. D. A. Simpson, 333-58, Leicester, 1968.

    ⑩Olsen, Dale A. Music of El Dorado: The Ethnomusicology of Ancient South American Cultures. Gain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02.

篇3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五四，创办《新潮》杂志，宣扬“民主”、“科学”等西方新思想、新学理，名震一时。1920年初启程赴英国、德国留学，初攻实验心理学，后治哲学，兼读历史、数学、物理学、语言学、人类学、比较考古学等科。1921年底回国，受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后受命筹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所长一职长达三十余年，直到去世为止。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了中国考古史上多次重大发掘，如安阳殷墟、城子崖等。期间，该所继续在西南、西北等地从事考古活动，并在整理、研究考古发掘物方面也做出了巨大的成就，为建立科学的考古学荜路蓝缕。傅斯年倡导的“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即是建立在考古学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此外，他广延人才、培植新秀，为考古学的薪火相传呕心沥血，体现了一代学者对考古学的关心与重视。本文主要探讨傅斯年在考古实践，即他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期间对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推进作用，以及他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特殊贡献，借以说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尽曲折，经过众多学者长期不懈、共同奋斗的结果。

一、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学的发皇地

“傅斯年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恐怕应在于他创办并主持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注：杨志玖语。转引自《傅斯年与历史语言研究所》，《文史知识》，1999年第5期。）1949年以前，该所是从事田野工作最多的单位，举其荦荦者即有：1928-1937年在安阳殷墟的十五次发掘；与山东、河南两省地方政府分别组成古迹研究会，发掘了山东城子崖和两城镇遗址，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基地，汲县山彪镇和辉县琉璃阁东周墓地以及永城造律台等遗址。抗战爆发后，时局动荡，中国东南半壁河山沦入日本之手。该所仍在大后方坚持考古发掘不辍，先后组成几支考察团，发掘了云南大理、苍洱地区的古代遗址，四川彭山汉代崖墓及成都前蜀王建墓，又在河西走廓和关中地区进行调查发掘，获得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下面仅以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为中心，说明历史语言研究所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所作的巨大贡献。

傅斯年1928年4月受命筹建历史语言研究所，他所拟定的工作计划包括范围相当广泛，共列有九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物、比较艺术，以上属历史范围；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以上为语言范围。后在正式成立时合并为三组：（注：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4年增设人类学，（第四组），1946年又设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历史学、考古学和语言学，分别聘请陈寅恪、李济、赵元任为各组主任。从先前把考古学纳入历史范围，到将其与历史学、语言学并列，视为一门独立学科，体现了傅斯年对考古学的重视，代表了世界考古学发展的趋势。

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聘任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博士毕业生、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发掘主持人李济领导考古组，并提出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作为考古组的口号。当时的傅斯年，刚过三十，年富力强、精神饱满、意气风发，浑身充满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国学根柢，对于欧洲近展的历史、语言、心理、哲学都有精深的认识，“是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注：李济：《安阳一殷商古都发现、发掘、复原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因此，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伊始，便开始了震惊国内外学术界的安阳殷墟发掘。

有学者认为，仰韶村、周口店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重建古史为目标的殷墟发掘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注：参见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9年第1期。）事实上，仰韶村、周口店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均是由外国人主持的，主要采用的是古生物学、地质学、体质人类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由中国人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应是安阳殷墟，并以此为契机，揭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主持安阳殷墟发掘的单位即是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作为所长的傅斯年，在这次发掘中表现了卓越的组织能力和高超的科学发掘技术。

早在李济就任考古组主任之前，傅斯年便派董作宾赴安阳进行初步调查，并做了第一次试掘，取得了丰硕的收获。初战告捷，令人鼓舞。傅斯年之所以选择安阳殷墟，是基于“安阳之殷墟，于三十年前出现所谓龟甲之字者。此种材料至海宁王国维先生手中，成极重大之发明。但古学知识，又不仅在于文字。无文字之器物，亦是研究要件。地下情形之知识，乃为近代考古学所最要求者。若仅为取得文字而从事发掘，所得者一，所损者千。……此次初步试探，指示吾人向何处工作，及地下所含无限知识，实不在文字也”。（注：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七年度报告》，收入《傅斯年全集》第四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从中可以看出傅斯年对考古学的理解很彻底全面。因此，李济到任后，便立即主持了第二次发掘。比起第一次来说，这次发掘更符合近代考古学的标准，除系统地记录和登记发掘出的每件遗物的准确出土地点、时间、周围堆积物情况和层次之外，还要求每个参加发掘的工作人员坚持写下个人观察到的及田野工作中发生的情况的日记，因而第二次发掘的成果更为显著。此后，在傅斯年的全盘统筹之下，考古组排除种种困难。这些困难既有经济上的资金不足，又有政治上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傅斯年总是想方设法加以克服，保证了殷墟发掘工作的顺利进行。

随着考古发掘规模的不断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活动吸引了一批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考古人才，如梁思永及后来加入的吴金鼎、夏鼐、冯汉骥等。此外，大量的考古实践也培养了一群中国自己的考古学家，包括董作宾、郭宝钧、刘耀（尹达）、胡厚宣、高去寻、石璋如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

安阳殷墟发掘共进行了十五次，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与十九世纪希腊特洛伊(Troy)古城的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Crete Knossos)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可惜，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安阳发掘活动被迫中断。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注：章太炎：《国故论衡·理惑论》“近有掊得龟甲骨，文如鸟虫，又与彝器小异。其人盖欺世豫贾之徒，国土可鬻，何有文字？而一二贸儒信以为质，斯亦通人之蔽。”）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着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杀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注：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殷墟多年发掘的结果，得到了一批承上启下，具有连锁性的考古资料，将中国的信史向上推进了数百年，把史前的文化与历史的文化作了强有力的联系，为世界所瞩目，引起各国考古学者，如伯希和(Paul·Pelliot)、高本汉(Kartgren·Bendhand)、梅原未治等人的极大关注，伯希和就曾于1935年亲临安阳发掘现场参观。张光直也强调了安阳发掘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是由于殷墟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头一个用现代科学方法作长期发掘的遗址，所以在殷墟发掘过程中考古学者所经验出来的心得，对以后本世纪考古工作者思想和研究的习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殷墟是目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有文字记录的考古遗址，它对于中国史前和历史时期间的关系的了解上，便发生了承先启后的作用”。（注：张光直：《安阳·序》，收入《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9年。）可以说，殷墟的发掘及甲骨文的发现，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

1937年“七七”后，安阳殷墟的发掘活动匆忙结束，从此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大半属于文史方面，另外还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而其几次播迁，先南京、历长沙、昆明，最后定居在四川南溪县的李庄。此外，傅斯年把存在南京的出版品，全部装箱，派员押运到香港，交与商务印书馆，存在九龙仓库中。可惜，这部分珍贵的资料在日本侵占港九时，全部被炸毁了，这是一笔无法弥补的损失。参加殷墟发掘的考古人员遂转入对安阳发掘物的研究。李济负责对安阳陶器的装饰和器形进行详细的研究，董作宾在胡厚宣的协助下继续潜心研究甲骨文，梁思永初步审核侯家庄的发掘记录。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静心从事研究工作，与傅斯年的支持与帮助是分不开的。

战时的重庆，物价飞腾，经济十分拮据，生活尚成问题，更不用说进行调查发掘和出版学术专著了。傅斯年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尽量派人到云南大理、西北各地和四川本省参加各种学术调查和发掘活动。如大理南诏文化遗址的发现、四川彭山东汉崖墓的挖掘，都达到了很高的科学水平。同时，他还千方百计将学者的研究成果出版。在经费相当紧张的情况下，历史语言研究所先后出版了一批学术精品，其中包括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赵元任等编辑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劳干的《居延汉简考释》、董作宾的《殷历谱》等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董作宾所撰著的《殷历谱》。

董作宾在《殷历谱》中大量使用把甲骨卜辞按占卜日期排列起来进行综合研究的排谱方法，从卜辞中整理出商王按严格规定的日程逐个祭祀先王、先妣的所谓“五种祀典”制度。这种根据甲骨卜辞所反映的礼制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方法，揭示出了甲骨卜辞中一些需要加以解释的重要现象，对于甲骨文的断代研究和礼制等方面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傅斯年慧眼识英才，多次劝勉督促董作宾写印《殷历谱》，并亲自筹划印刷出版事宜。董作宾回忆道：“傅孟真先生曾殷殷见询，此书其若干字，印若干页，需若干纸，曷早为之计，物价且飞涨也。”（注：董作宾：《殷历谱·自序》，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台湾艺文印书馆，1977年。）在傅斯年的催促和关注下，董作宾历时十年，数易其稿，终于在1945年完成了《殷历谱》，并手写石印出版。傅斯年为这部不朽的巨著撰写了序言。高度评价了董氏的学术成就，指出董作宾在历法研究中广泛应用新技术，并用现代天文学关于日月食的记录加以检验，澄清了商朝统治时期的顺序。最后他写道：“必评论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董作宾字彦堂）；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必下几年工夫”。（注：傅斯年：《殷历谱·序》，载《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1945年。）就《殷历谱》的学术价值而言，这种评价是丝毫不过份的。

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研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对此，邓广铭有极中肯的评述：“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斯年，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注：邓广铭：《回忆我的老师傅斯年先生》，收入《傅斯年》，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

二、傅斯年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

傅斯年不仅在考古实践上有突出贡献，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也有卓越的建树。他在德国留学期间，正值兰克(Ranke'L'von)派史学观点盛行之际。兰克学派的主要理论是提倡“科学的史学”，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客观化，其中不能掺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在兰克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科学性，落到实践的层面，则是借重语言学的知识从事考证，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傅斯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期间，在主修哲学的同时，广泛涉猎其他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尤精于科学方法论。他受到两种科学空气的影响：一是近代物理学，如爱因斯坦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二是德国历来引以为荣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在这种学术氛围的熏陶下，傅斯年成了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积极倡导者。他在中山大学和顾颉刚一起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在《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中就明确提出：“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恰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的只是一个分工”。（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关于研究宗旨，他又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注：均转引自傅乐成：《傅孟真先生年谱》，传记文学出版社。）这无异是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宣言书，兰克学派的影响已初见端倪。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的结尾处，更可以明显地地看出来：“一，把些传统成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三，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注：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这确是兰克学派历史主义的基本见解。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他再次重“申史学只是史料学”“这一思想：”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兰克）、莫母森(Mommson)之著史立点。”。（注：原载《中研院史语所集刊》外编第二种，《史料与史学》，1945年。）傅斯年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实证主义二者的总汇。诚如台湾学者赵天仪所作的评价：“（傅斯年）把史学当作跟自然科学、经验科学一样，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的态度，以确切的方法、材料和证据来从事研究的功夫，不能不说是把中国的学问，尤其是史学等部门，从国故的故纸堆中引到更广大的田野工作上，而获得更真实、更有意义的结果”。（注：见《傅斯年思想纲要》，收入《中国前途的探索者：中国思想家》第八辑，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

傅斯年“近年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中的史料一词包涵的范围极广，在《史料与史学》的发刊词中所列的名目中，除了传统意义上的文献古籍之外，还包括田野考古报告（如《安阳发掘报告》）、中国考古报告（已出《城子崖》、《殷墟文字汇编》二种），以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考古人类学方面的原始资料。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创立到1948年迁往台湾，共出版了大量历史、考古人类学、语言研究考著和论文，其中尤以考古一项的成就最为突出。除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载的考古学论文外，还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1-4册）、《中国考古学报告（1-4册）、《城子崖》等发掘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傅斯年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论的意义。无独有偶，李济曾发起编写一套《中国上古史》，在《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一文中，他系统地说明了编撰这部书的一些基本想法，列举了编写上古史所需要的七种材料：第一种是与“人类原始”有关的材料；第二种是与研究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学、气象学、古生物学各科研究成果；第三是用考古方法发掘出来的“人类的文化遗址”；第四是体质人类学；第五是“狭义”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属于有文字记录时期的资料；第六是民族学家所研究的对象；第七是“历代传下来的秦朝以前的记录”。（注：原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3本，1962年，收入《考古琐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两相比较，不难发现两人的共通之处，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傅斯年的这种建立在考古发掘资料之上的史料学思想，为新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前所述，傅斯年精于科学的方法论，曾著有《史学方法导论》。他主张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这里所说的工具即是方法。1929年，他应邀作《考古学的新方法》的演讲。在报告中，傅斯年批评中国考古学家还是用旧方法整理发掘物，即“用文字作基本，就一物一物的研究。文字以外，所得的非常之少”。而西方考古学新方法则是“以世界文化眼光去观察，以人类文化作标准，故能得整个的文化意义”。考古学离不开人类学和民族学，要注意人体测量，根据比较的方法来推测当时人类的身高及其变化。研究年代学有比较和绝对的两种方法，用来推定发掘物的年代。他并以安阳殷墟发掘为例，着重谈了地层学方法在考古学中的作用。（注：参见《考古学的新方法》，收入《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傅斯年所讲的考古学新方法，并不是传统金石学家所推崇的文字训诂、名物考订、音韵等项，而是西方考古学中使用的地层学、年代学、人类学、民族学等新方法，这在总体上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历史语言考据学是兰克学派的基本精神，其精益求精，严肃谨严的方法与乾嘉考据大师所用的方法很多方面相一致。因此，傅斯年把兰克史学中应用历史语言学批判考订史料的实证主义同乾嘉考据学两派融汇起来，构成“科学的史学”的基础。应当说明的是，傅斯年所援引的仅是兰克学派的部分观点，其他如兰克的思想和宗教信仰则鲜言之。二三十年代，正值中西学术交流融合最活跃的时期，西方各种研究方法纷纷被介绍到中国学术界，如宣扬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鲁滨逊(J·H·Robinson)的《新史学》等。傅斯年受到严谨治学精神的训练，提倡先从专题入手，搜集、考订史料，经过排比之后，再以朴实无华的语言叙述出来。这种风格与考古学所要求的科学性正相吻合，也是新史学得以建立的关键所在。傅斯年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学问广博，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先进的理论和方法，正是傅斯年视野开阔的集中体现。他以历史语言研究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时，清醒地意识到中西学术交融的发展趋势：“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争，各学皆然，旧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在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鉴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目广也”。（注：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收入《傅斯年全集》第七册。）处在世界学术潮流影响下的中国考古学，更不能抱残过守阙，固步自封，而要采纳新方法，引入新理论，方能开拓考古学的美好明天。

三、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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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档案的管理特点

1　考古档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随物。考古档案资料是指在考古调查、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所有记录资料，是文化遗存和文物的附属档案，是进行考古学和相关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也是文化遗产的有效组成部分。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应保持项目成套，并与相关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考古档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鉴定、修复、流动等过程中都将不断产生新的档案，直到该文物“寿终正寝”为止。这一特点说明，考古档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踪追加的方式进行。

考古档案的归档范围

1　考古发掘文件，包括对发掘地点、时间、方式、方法、发掘人、发掘过程等的记录。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发掘过程中形成的合同、协议、发票、初步鉴定文书等。

3　工作方案、经费预算表，考古协议书、要求考古的申请及批复、考古完毕通知书、工作日记、探方记录、各类登记表格、各类图纸、照片、录像、专家论证材料、发掘报告或简报等。

4　各类与考古业务有关的文件，包括对工作计划、工作记录与总结、研究成果报告等文件。

考古档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档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内涵的一项科学性很强的研究工作。原始记录、原始资料归档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了解相关考古工作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研价值的过程，要求业务人员和档案员应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协作，责任到人。

1　考古档案资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档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环节，要求我们抓好源头，以确保考古档案的收集不繁杂也无遗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对资料进行规范统一要求，如记录本的规范统一、图纸规格的统一、摄录像及照片的统一等都应有科学规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为规范管理提供保证。考古遗存所包含的信息是丰富多样的，但并非每个发掘者对这些信息都能认知，只有发掘者的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观、真实地进行记录。考古发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尽量全面地收集资料。目前方兴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丰富考古学者的学术视野，在考古发掘中，专业技术人员要进一步完善应用自然科学的各种方法和技术手段，努力进行新的探索，使获取的信息资料更加丰富，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翔实的信息。

2　考古档案资料的整理。由于考古报告是发掘者发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体现，仓促的时间要求对有着大量发掘任务的发掘者来说，势必会造成编写报告质量的下降，不能尽显发掘者的真实水平。尽管有困难，但也应及早安排报告的编写，制定专门的整理计划，责任到人，绝不能无限期拖延，并制定相应的奖惩措施，以免物是人非，为考古事业带来人为的损失。当然最好是发掘、整理、编写三个环节同步进行，这样可以增强考古报告的时效性。应坚决避免只发掘，不整理的现象，只有报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关资料管理部门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结束。对于历史积压报告，应制订专门措施，对确因客观条件限制不能进行资料整理的，应由发掘单位与发掘者协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员对资料进行整理，不因人废事，以保证发掘报告的出版。针对报告的编写可专门签订协约，在署名等问题上使发掘者的发掘成果得以体现。

3　考古档案资料的检索。检索系统可有两种模式：一种以地域为线索(如地市)，专题项目以项目为线，另一种是以时代为线索，按“分散制作、集中归档”的原则建档。为便于考古档案的管理和检索，考古档案应编制分类案卷目录和专题目录等检索工具。有条件的应当利用计算机建立机读目录。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与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发展与成熟，为其在考古学资料中的应用提供了一个好的前提条件。图像信息的数字化便于考古图像信息的后期处理，有利于重要遗迹、遗物图像信息的及时回馈；文字资料的数字化便于快速检索、远距离传输、资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储。因而，其在考古资料的管理应用上前景十分广阔。

4　考古档案资料的移交。考古结束后，资料的移交(或备份)是十分必要的。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识产权问题，应制定相应制度：备份资料在正式报告未发表之前，一般应不提供借阅(除经单位领导及发掘者允许外)。对于近期无编写发掘报告计划的发掘工地，发掘结束后也可将全部资料移交资料管理部门保管，等发掘报告编写计划制定后再从资料管理部门借阅，这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资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对应移交的考古资料提出规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资料的规范是档案规范化管理的基础。制定严格的考古档案移交制度，使考古发掘材料(即照片、摄像、绘图、年度发掘报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时移交到档案室，由档案员经过整理、鉴定、归档。资料的规范性也应体现在新接收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上，如有的数码照片无明确的探方号、墓号或器物号等，这会给以后的查阅带来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录光盘或数字文本的规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进行资料移交时，档案员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标准接收资料，不合要求的，档案员有权退回发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为避免档案移交拖欠现象，除建立严格的档案移交制度外，应把考古档案管理工作纳入各部门的年度工作目标，这样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门及时将考古发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档案室。

如何对考古档案资料进行规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发挥利用，除加强瞄案资料的获取，整理，移交等到各个环节的规范化管理外，还应做到：

首先，要提高对考古档案资料重要性的认识，考古档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属档案，因而对其重视程度应上升到与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定，考古发掘单位要成立专门的考古档案管理部门，专人管理，这也是考古档案资料规范管理的基础。同时，考古档案应根据考古发掘及后续工作等不同需要，编制重要考古发掘报告等汇编资料，积极主动地为考古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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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甘肃岩画；原始艺术；岩画保护

[中图分类号]K87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3）16-0011-02

一、甘肃岩画研究概况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原始艺术的研究都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课题。原始岩画是一门既显幼稚又显成熟的艺术，它的魅力也在于此。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使我们理解原始艺术的特殊形态与特殊规律，而且还可以使我们理解当代美术创作与审美意识的内在联系。也正因如此，它具有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审美价值。

虽然甘肃省对原始艺术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态度也是积极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岩画研究情况不容乐观，要认识到与其他省份的成果差距还很大。

对于甘肃岩画，如果仅从数据测定、断代和简单分类等角度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研究终究无法探寻其文化内涵和精神特征。我们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考古学领域，也无法复现原始艺术的光辉和人类早期的精神内涵。我们需要加强田野考察能力、对材料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对理论的抽绎能力，孜孜不倦地对资料进行考证和分析。正如弗雷泽所说：“我确信，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唯有事实的总汇才具有永久的价值，因此，在我的种种理论由于丧失了用处，而和那些习俗和信仰一样承受废止的命运的时候，我的书，作为一部古代习俗和信仰的集录，会依然保留其效益。”①对于甘肃岩画的研究必须基于图像造型，通过甘肃省的民俗、社会结构、宗教体系、巫术等各种文化仪式，去探寻其生命活动的深层意义。仔细分析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和独特的理论体系，每位岩画专家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甘肃省岩画的研究也应因地制宜，根据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建立一套自己独有的理论体系。这不仅需要大量的原始资料，还需要独到的研究方式、方法。原始资料的积累需要岩画高清照片数据库的建立，其中还包括每张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的确认。这对于甘肃省的研究人员来说，确实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因为甘肃省岩画分布地较分散，数量较大，情况较为复杂，会面临很多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们还需付出更大的努力。“对于原始艺术的研究现在已进入到一些复杂的理论框架中……对于原始社会、原始艺术家的目的、意图的研究和解释，已引起人们强烈的兴趣。而且，不断变化的研究态度、方法及技术手段都已使对原始艺术的研究从群体发展到对个别艺术家以及他的审美观的研究。”②也就是说，对于甘肃省岩画的研究必须持有自己独特的研究方式、方法。细分全国其他省份的岩画手法，我们不难发现每个省都有自己独特的造型心理、形态、方法和规律。

二、甘肃岩画研究方法

那么，如何研究甘肃省岩画的构成形式、造型形态，并以此探索原始人的创作心态和原始意识，就成为我们研究的重要环节。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几下几种。

第一，图像学方法。岩画可以说是一门边缘性学科，是美术学、考古学、人类学相结合的产物。所以，从美术学图像学的角度去分析甘肃省原始人的造型能力和造型规律是研究原始岩画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从图像学的方法出发可以发现甘肃省岩画自身独有的造型特点和创作手法，只有对岩画本身的题材、内容、形式、造型特点等进行细致研究，才能显现隐藏在图像背后的审美内涵和审美价值。

第二，考古学方法。历史是研究原始艺术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传统研究都是用考古学方法来研究岩画的。当然，甘肃省岩画研究也要构筑于考古学文化基础之上，通过大量的材料来证实原始艺术的审美价值。但是，我们一味地只使用考古学的研究方法，最终还是无法向世人澄清原始人的创作心理与原始艺术的精神形态。这种人类早期精神内涵还是不能完全通过硬性的古文化来印证的。

第三，民族学方法。对于甘肃省原始人类审美意识和精神内涵的研究还需借鉴民族学方法。我们要从繁杂的图像中努力分辨出各地区岩画造型形态的手法和特点，其方法就是将许多复杂现象反复做比较。正如格罗塞在他的《艺术起源》中所说：“艺术科学，和其他全靠观察作基础的科学所处地位一样，一个简单的现象只能全做很少的证明，甚至全不能说明什么，只有将许多不同的事实不禅厌烦地做一些比较研究，才能得到相当的真理。”③将归纳总结出来的要素放在甘肃省原始文化背景中去分析，只有结合甘肃省特殊的地理情况才能印证原始人的创造心理和审美精神内涵，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确定一件原始艺术品的原始特征。

第四，心理学方法。对于原始人来说，无论创作手法怎么拙劣，也是他们的精神产物。那么，对于岩画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会运用到人类心理学的方法和理论。原始岩画所反映出的象征性需要结合心理学理论来分析，也正是这种象征性才使得原始岩画具有了强烈的神秘感和丰富的精神内涵。

第五，人类学方法。人类学方法是探究和研究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及功能的重要方法之一。人类各种精神形式的发展有其明显的一致性，以此构成了人类精神的整体性质和特征。在我们试图确立原始造型艺术的文化内涵和功能意义时，必须注意它曾置身于其中的人类精神的整体特征，注意在这一整体特征之下的各类精神形式的具体内容，然后探寻造型艺术所发生的复杂关系。

因此，我们要对纷繁复杂的原始资料进行全方位研究，以独特的方法演绎出蕴藏在原始艺术中的精神内涵。

甘肃岩画是一种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现在已经遭到严重破坏，所以，对甘肃岩画进行抢救性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甘肃还没有专业的高层次岩画研究团队，也没有专门的机构，岩画保护也做得不太好，一些地方的岩画已经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例如甘肃靖远吴家川千年岩画受风吹雨蚀和人为破坏严重，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亟待加强保护。从最初发现到现在的20多年，这里的岩画已经面目全非，原来清晰的图像已经变得十分模糊，甚至一些好事者在岩画周围刻画了他们自己的“杰作”。还有嘉峪关黑山峡的崖壁上，分布着自战国至明代的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共计150多幅。1981年，这些岩画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宝贝长期以来屡遭人为破坏，一些画面或脱落或被盗割。除了人为破坏外，自然因素也对岩画构成了严重威胁。但由于受技术和资金等因素限制，目前很难找到有效的保护方法。可以说，在岩画的保护与发展方面甘肃还是个空白。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我们除了要参考学习其他省份的方法外，还要根据自身地理特点，研究出一套适合自己的办法。

三、甘肃岩画保护措施

甘肃岩画究其破坏原因主要有两种：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针对这些破坏原因，可以采取以下保护措施。

第一，坚持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人类对自然环境的过度开发使得岩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这是我们最不愿看到的。应加强岩画周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周边绿化环境，避免现代化的过度开发对岩画造成的破坏。

第二，建立甘肃岩画博物馆。应针对一些能够被移走的岩画建立博物馆，在馆内模仿当时岩画存在地的现状来放置岩画，使它们重现田野里的原始情况，给学者的研究和参观者提供最能接近它们原来表现形式的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有些学者持不赞成态度，他们认为岩画一旦离开原始位置，再考察其创作年代、民族、生活地域等显然就失去了意义。对于无法移动的除了在当地尽量保护以外，还要在博物馆内陈设仿真品。另外，馆内应有一套完整的岩画图像摹本数据库，除了省内所有岩画的高清照片以外，还要利用一切可能技术取得岩画图像摹本。

第三，以各种形式向当地人介绍岩画的重要性，让他们树立岩画保护意识。人为的破坏是导致岩画迅速消失的最主要原因，所以，首先要从思想上让普通老百姓认识到岩画的重要性，才能真正起到保护的作用。特别是联合当地的教育机构，通过学校以教学的方式宣传岩画的有关常识，让孩子们从小就树立保护岩画的观念。

第四，定期举办甘肃岩画文化节。当地媒体应该经常向广大受众大量宣传有关岩画的情况，在居民心中形成一种强烈的保护意识，让甘肃省居民为生活在一个岩画大省而感到自豪。

第五，举办甘肃岩画学术研讨会。有关部门应定期组织研究人员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外省学者来做讲座，这样一方面可以和其他省份及时交流，还可以督促甘肃省研究人员积极研究。

目前甘肃岩画研究正处于暂时的低迷状态，但有关的研究工作却从没停止，也有不少新的进展，我们经常还听到有关甘肃省岩画的报道，这些新进展一定会为甘肃岩画研究注入新的血液。

[注 释]

①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0页。

②朱狄：《原始文化研究》，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420页。

③格罗塞：《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0页。

[参考文献]

[1]陈兆复.古代岩画[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2]陈兆复.中国岩画发现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3]盖山林.中国岩画学[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篇6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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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话语实践理论；价值；《知识考古学》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6-0279-03

尽管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是其关于历史的理论，但也反映了福柯的后现代知识观。本文将依据福柯的著作《知识考古学》，在解读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基础上，理解其对于文化分析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一、对历史连续性的质疑

针对传统的连续历史观，福柯根据历史中断裂的事实，力图建立关于解释这种断裂的话语实践理论。福柯首先归纳了历史断裂的两个特征。

1.历史研究方法与问题发生了从重视连续性到开始转向关注断裂。福柯指出这种转变的影响，即他所描述的四种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在观念史中断裂的增加和在确切意义上的历史中出现的长时段；第二个后果是不连续性的概念在历史学科中占据了显著位置，不连续性成为历史分析的基本成分之一，历史中不连续的位移成为新历史最基本的特征之一；第三个后果是：全面历史的主题和可能性开始消失，一种总体历史的东西开始逐渐形成。“全面历史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整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人们常比喻作某一时代的‘面貌’……一个全面的描述围绕着一个中心把所有的现象集中起来——原则、意义、精神、世界观、整体形式……”而“总体历史展开的是某一扩散的空间。”“……简言之，不仅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还要确定什么样的‘序列中的序列’，或者说什么样的范围有可能被建立起来 [1]；而第四个后果则是这种转变的局限性。即新历史在方法论上与传统历史方法还有很多的一致性。

2.这种转变虽然早已出现，但是福柯认为历史的这一认识论的变化仍未完成。“即便是在今天，而且特别对思想史来说，这一变化仍未被予以关注和思考……犹似在这部人以自己的观念和知识划出的历史中极难提出一个关于不连续、序列、界限、单位、特殊秩序、自律性和不同的从属性的一般理论。”[1] 福柯认为，人们之所以对历史的连续性情有独钟，就在于人们要为意识这一主宰寻找一个得天独厚的庇护所，维护主体的至高地位，恢复各种想当然的关系，一如既往的使用历史的意识形态。

福柯的目的就是要对历史的这种传统提出质疑，就是要建立一个关于历史断裂和断裂历史的理论，提出自己一种新的分析历史的方法。即试图测量出在历史范围内所发生的变化；对传统思想史的方法、界限和主题进行质疑，并揭示这些传统局限的形成原因。福柯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在话语实践理论基础上的关于思想史的知识考古学。

二、话语实践理论

（一）话语及其层次

福柯通过陈述来界定话语：“话语是由符号序列的整体构成的，前提是这样符号序列是陈述……隶属于同一的形成系统的陈述总体。” [1] 在话语的界定中，福柯在指出话语是一种符号功能整体的同时，特别强调了话语所属的层次或是系列。在福柯的论述中，我们能够辨识出符号的四种功能层次以及每个层次分别隶属的系列。这四个层次及其隶属的系列分别是：句子层次，属于语言系列；命题层次，属于逻辑系列；表达层次，属于心理系列；陈述层次，属于陈述系列。句子层次上，词语是按照句法的或者语义的语法关系连接起来；命题层次上，词语是按照形式的协调或者概念的连贯的逻辑关系连接起来；表达层次上，词语是按意识形式的同一性，心理的恒定，或者某个设想的重复的心理关系联系起来；而陈述的层次“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它们的对象所遵循的一般规则，有规则的分配它们所谈及东西的分配形式，它们的参照系统；这还意味着我们确定陈述的不同方式所遵循的一般规则，主观位置的可能分布；这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所有相连接的形式，所有可能的、相继的、同时的，确定并规定它们的那个系列……最后还意味着我们能够确定这些陈述地位所遵循的普遍规则，它们得以制度化，被接受，被使用，重新使用，并相互结合的方式，它们借以成为适应的对象，为实现欲望或者利益的工具及某种策略的成分那种方式”[1]。福柯正是在话语的陈述层次上来分析话语的。那么，何为陈述？

（二）作为功能的陈述

福柯认为，陈述不是可见的语言单位，不同于句子的成分或逻辑的命题形式，陈述是种功能，是“符号整体所特有的存在方式”。陈述具有四种功能。

陈述的第一个功能是，陈述为陈述的对象提供了可能的出现范围。因为陈述具有指涉“它物”的性质。从福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对象的扩散必须借助陈述来实现，正是一个一个的陈述，言说了一个一个不同的对象。一个陈述群，就可能是一个对象的可能空间。一个具体的陈述为对象开启了一个有限的扩散空间，呈现了一个对象的特殊系列。陈述的第二个功能是，它为主体提供了可能的位置。陈述有两种含义，一是作为抽象意义的功能，一是一个具体陈述功能的实现。作为具体的陈述形态，主体的位置是唯一的，但是，作为抽象的陈述，可以呈现主置的任意一种组合，在这个意义上，陈述为主体提供可能的位置；这里表现出了陈述的辨证法：陈述是唯一的，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陈述与决定陈述的条件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是陈述又是能动的，为主体不同位置的出现提供了可能。这样，不是主体决定陈述，而是陈述为主体的出现提供了可能的位置。无论是陈述对象的范围还是主体可能出现的位置，福柯都称之为“游戏”，即对象的关系或主体的关系游戏。陈述的第三个功能是陈述可以满足或者提供的条件。即陈述可以调动一个句子或命题的系列。一个陈述不能通过单个句子、命题、单一的主体或关系发挥作用。这是陈述作为一种功能而非预件的原因。陈述必须参照其他的陈述才可以发挥功能。这可以理解为作为陈述功能的运作过程，也可以理解为功能结果的陈述间的关系。陈述通过其与其他陈述的关系来实现功能。陈述的这一功能特点，为其他层次符号功能的实现提供了可能。为它们提供一个呈现意义的、条件的、和关系的空间范围。陈述的第四个功能是，陈述可以赋予符号系列以物质的存在形式。福柯指出，一方面，没有物质载体的抽象的符号是不能被分析的；更重要的是，这里指的是可分析的符号系列的位置，或重要性。

福柯指出，话语形成与陈述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陈述与话语形成的四个维度的要求是一致的。“那些被作为‘话语形成’确定下来的东西强调在陈述的特殊的层次上被说出的事物的一般方面。我们在分析它时所涉及的四个方面与陈述功能实施的四个领域相吻合……这是因为它们以那种标志陈述层次的规则性涉及陈述的层次……”[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才同意对话语形成的分析就是一种陈述的描述。（2）话语形成的识别不受其他可能的统一原则的支配，它揭示出陈述的特殊层次，同时，陈述的描述和陈述层次构成方式的描述通向话语形成的个体化。陈述分析和形成的分析相辅相成。（3）陈述属于话语形成。陈述的规则性是由话语形成本身所决定的。标志话语形成的是事实的扩散，而陈述赋予这种扩散一种存在方式。（4）话语是陈述的整体，由有限的陈述构成，这些陈述的条件可以确定。

（三）话语的形成

话语的形成包含四个维度。即话语对象的形成、陈述方式的形成、概念的形成和理论（策略）的形成。这四个维度的形成都是关系的结果。福柯详细分析了实践关系如何决定了这四个要素出现的范围。

福柯认为，出现在话语中的对象具有模糊性，即将这一对象个体化时，会出现界限的扩散。对象具有不断流动的特点。福柯的话语描述不是要列举这些扩散的对象，而是要确定这种扩散的可能范围，即要寻找对象的形成原则。在福柯那里，这些原则指的是一种关系，包括对象出现可能地点、对象的审定主题以及对象所属的定位系统。正是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决定了对象可能出现的范围。

陈述方式，我们可以理解为获得和提供对象的方法。比如定性的方法、定量的方法等。福柯同样认为，陈述方式也是有外在于对象的实践要素间的关系决定的。就医学领域来讲，某种医学话语的陈述方式由与这种话语实践的要素，如医院、医生的地位特征、法院等相互间关系所决定的。

福柯认为，概念并不是由对象的内涵或由思想的演绎所决定。概念决定于陈述本身。概念变化有陈述的方式的变化所决定。实际上，最终也是由话语实践中各个相关要素间的关系决定的。

福柯将具体的理论选择，叫做策略。策略决定于陈述的以下条件：（1）概念可能的衍射点。包括不相容点、相等点和某种分类的连接点等。（2）衍射点为策略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而实际策略的出现还需要描述特殊的需要以确定该策略出现的现实性。（3）非话语实践的影响。非话语实践指的是与话语功能没有关系的实践要素。

福柯总结到，“正像我们不能把对象的形成归纳于词与物；把陈述的形式归结于认识的纯粹形式和心理主体；把概念的形成归结于例行性结构和思想的连续性一样，我们也不应该把理论选择的形成归结为某个基本计划，或意见的次要作用。”[1] 这四个维度的任一个形成，都有标志话语形成的意义。话语形成是话语的终极层次，或者是最高层次。话语的这四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垂直的隶属关系。话语可能言及的对象范围，主体同对象的可能位置，决定这话语的陈述方式，陈述的结构网络，各种陈述的关系和数量，可以说各种陈述方式的组合，决定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而概念的分歧空间，又决定了理论或者策论的选择。话语分析就是分别对话语的对象、陈述方式以及概念的形成及分布原则、理论选择原则进行描述。

（四）话语实践

福柯之所以要把话语与陈述联系起来，目的在于说明话语的实践性。话语分析的目的就在于分析话语的对象、主体的位置、概念以及策略是在一个怎样的客观的、历史的关系中产生的。而陈述功能的实施与这些客观的实践条件直接关联。

福柯指出，“话语的实践”不同于个体表述思想、愿望、形象等的表达行为；也不同于逻辑推理和语法的构造行为。“话语实践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规律的整体。这些规律总是被确定在时间和空间里，而这些时间和空间又是在一定的时代和某些既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地理的、或者语言等方面确定了陈述功能实施的条件”[1] 概括的理解，话语是规律的整体。这种规律不同于传统的思想史规律，传统的思想史规律是连续的、是由主体及其意识根据连续性、必然性的要求建构的，是脱离具体的时间、空间的空中的彩虹。而话语，或者话语规律，总是被置于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之中，这些时间和空间又是有不同自然与社会条件内容的时间和空间。陈述就是受这些客观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同时陈述又通过展现一个空间——对象、主体、概念和理论的扩散空间，为我们提供一个关系网络——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地理的等条件相互关系的网络。所以，话语是关系的话语，是实践的话语。

（五）把话语当做事件进行分析

把话语当做事件进行分析，是福柯话语实践理论的实质。福柯把整个思想史看做一个话语场，那么，思想史的连续性是如何实现的呢？福柯发现，传统的连续性的逻辑不仅存在诸如传统、影响等一套模糊的概念，诸如不同学科领域的模糊划分，而且在于对诸如书、作品等的释义。福柯首先将这些话语的单位和连续的机制束之高阁。福柯要关注的是话语本身。在福柯看来，话语就是事件。话语事件的特点在于他的客观性。首先，话语意味着一个客观的说或书写的发生过程，并借助一定的媒介或载体而存在；其次，话语事件与其他事件一样总是独一无二的，只是出现在重复、转换和复活当中。最后，话语事件同其他事件一样，处在各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线性关系——笔者注）的空间之中。至此，福柯的目的就是要把话语当做事件，并描述事件本身。即福柯所说的“描述话语事件的计划”。福柯强调，对话语事件的描述，不是对话语的语言学分析，也不是对话语的内涵分析或释义。话语分析的对象就是话语本身。“……对于某个话语事实，语言分析提出的问题永远是：这一陈述是根据什么规律形成的？”而话语事件的描述提出的问题是：“这种陈述是怎么出现的，而在其位置的不是其他陈述”；“相对思想分析使用的话语来说，思想分析总是寓意的。它的问题必然是：那么在已说出的东西中所说的是什么？话语分析的范围是朝着另一个方向的；确定它的存在条件，尽可能准确的确定它的极限，建立它与其他可能与它发生关联的陈述的对应关系，指出什么是它排斥的其他陈述形式。”[1]

把话语当做客观的事件进行分析，福柯的意图何在呢？因为话语事件具有独一无二的客观性，与其环境条件相联系，不同的话语事件的出现，就意味着一个断裂的产生。话语本身就是这种断裂的标志。有这种话语系列构成的思想史，必然是一个断裂的，有不同的碎片扩散的空间，一个范围。这样，历史连续性就消失了，主体、主题的意识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话语之外。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就是一个关于历史断裂的理论。为他的知识考古学提供了理论和方法基础。

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首先，它为文化的理解和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在文化理论领域，一直存在着解释学、结构主义和现象学的争论。但无论是关于文化本质的理解，还是文化分析的方法，这三种理解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主体主义的缺陷。受主体主义的限制，解释学和结构主义主张意义的客观性和确定性，但解释学没能看到意义的关系性，而结构主义却从语义的关系角度来理解文化意义；现象学直接站在主体的角度上，无限放大了意义的可能性。而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则将文化置于具体的历史系列、空间位置和社会关系网络之中，着眼于文化背后的实践关系。从而为文化分析提供了“考古学”的视角；其次，为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分析提供了方法借鉴。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交织和竞争。科学认识各种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意义重大。尽管的文化观为我们科学认识文化和科学的文化实践提供了依据，但福柯的话语实践理论关于文化的分析方法，无疑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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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极盛与“终结”

中国古代，当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但古代的教育，所教授的却全部是如今的国学内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鲁迅那一代人所写的书信，几乎每个人都称得上书法家，那是传统教育的最后一代精英。1905年，清廷取消了科举制，这是应对时局的无奈之举，但也相当有魄力。在此之前，人们是如何接受教育的呢？

古代也有官办教育，称为“官学”。这些学校由中央朝廷以及地方政府主办，是旨在培养各种统治人才的历代学校教育体系。前者称中央官学教育，后者称地方官学教育。朝廷设立中央官学，正式创始于汉朝。在汉代，官学的重点是太学。自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创太学设置博士弟子50名，至汉成帝时增至3000人，最后到东汉质帝时太学生增至3万余人。汉代太学规模之宏大，世界罕见。“博士”一词起源于秦始皇置“博士”，汉代成为制度，西汉武帝时专尊儒术。当然，博士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称号。汉质帝在位一年就被毒死，当然没有在教育上有什么作为，这3万人的“博士子弟”更多是过去的惯性所留下的，也是东汉官僚体系庞大到极点的一个表征。以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可能供养这么庞大的官僚队伍，东汉的崩溃也就在所难免了，汉代的官学，也就难以为继。

在历史上，隋炀帝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皇帝，但是他在位时却设立了国子监，这是中国设立专门教育管理机构的开始，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国子监从隋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代。从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都很乱，官办学校也就时有时无，到了唐代，才又重新兴盛起来。在唐代（也有说是隋朝），中央政权正式开始了科举制度，把读书、考试与录取做官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复杂而完备的人才选拔体系。到了宋代以后，科举考试的考题范围越来越窄，不但读来读去，就是那几本儒家经典，考试形式也简单到只写作文，最终发展到八股文这样机械的制度。

中国教育史上，宋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宋代，书院开始兴起，南北两宋，有记载的书院就有397所，几乎达到了能够补充或代替官学的地步，足以使官学黯然失色。北宋书院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出现了一批私人创办的全国著名的书院。由于书院教育受到了官方的支持和资助，因而起到了代替和补充官学的重要作用。北宋书院遍布全国各地，其中著名的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书院、睢阳书院等。到了南宋，书院与理学的结合，使得书院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私学终于成熟和完善起来。到理宗时，新建的书院达100多所，占南宋全部书院的2/3以上。南宋的书院是理学（儒家）的天下，在教授的形态上特别接近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他们推崇圣贤之道，要培养能传道济民的人才。在今天，“书院”成为一个相当有魔力的词汇，像王财贵那样的“国学大师”，心目中的理想，也许就是宋代的书院。

宋代的知识分子，影响了当下乃至后世人的世界观与人生观。到了元明清，虽然有两朝是少数民族政权统治，但是科举考试所用的“教材”，仍然是宋代书院的教学大纲。这种教育体系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对科学的关注。在唐宋明三代虽然也有算学、律学、医学等专门学校，但是却并未纳入科举考试范围，只是点缀，而到了清代，连这样的点缀都没有了。要命的是，西方正是在这一时期进入科学大发展时期，蒸汽机、大炮的出现，让西方与中国在军事上的力量有了天渊之别。到了1905年，已经被欺负了60多年的清政府，终于认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废除科举制度，采用西式的现代教育制度，这时，现代意义上的“国学”也就出现了。

“国学院”不是你想的那样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清政府承认“西学”的主导地位，这样就面临着一个问题，过去延续2千年的中国“学问”将何去何从？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国学”这个提法开始流行起来。章太炎于1906年9月在东京发起“国学讲习会”，不久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国学振起社，其“广告”云：“本社为振起国学、发扬国光而设，间月发行讲义，全年六册，其内容共分六种：（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除了国学振起社，还有国学保存会这样的团体。1905-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发了刘师培编著的中国第一套也是至今唯一明确标注的中小学“国学教科书”。这套国学教科书分编有《伦理教科书》2册、《经学教科书》2册、《中国文学教科书》10册、《中国地理教科书》2册、《中国历史教科书》2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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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初中历史 兴趣教学 积极性

引言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提出：“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要依赖于兴趣。”兴趣是学习诸多要素中最为积极最为活跃的因素，是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的根本，是学生学习的动力之所在，学生只有对历史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主动地学习，才能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取得最佳的教育教学效果。

一、加强学科认识

学生对历史学科不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觉得学习历史没有什么大用，所学的都是一些已经发生的事，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部分教师也认为学习历史就是背知识点，记住一些事件、时间等。教师要改变学生对历史学科的认识，要认识到历史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学科，学习历史不仅是为了考试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提高学生的历史素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历史学科既是学生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途径，更是进行德育教育、情感教育与人文教育的重要渠道。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激烈竞争的时代，各国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深入了解各国的文化、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基础。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学习历史并不是简单地学习过去几千年所发生的事，而是要学会更深层次的内容。要热爱我们的祖国，首先就要了解它的文化背景，了解它的历史积淀。历史教师向学生展示的绝不仅仅是简单的几本教材，而是一部鲜活的文化、政治、经济、科技、风俗史，是一幅优美的历史画卷。要让学生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从内心深处认识到历史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提高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

二、充分发掘教材

“人才培养，教材先行”。历史教科书是根据历史课程标准要求编写的教学用书，是教师设计教学的依据，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工具，是教师选取内容的重要来源。因此，教师在历史教学中，充分发掘教材资源，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和好奇心。翻开教材，首先映人我们眼帘的就是导入框，其内容或讲述一些生动有趣的历史故事，或引用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诗歌、谚语、民谣，或介绍一些文物、古迹、名胜及传说等，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科书精心配置了能够有效辅助文字叙述的历史图片、地图、绘图等，而且每课几乎页页有历史图画，图文搭配，生动有效。起到了吸引注意力，提高趣味性，增强启发性的目的。在每课的动脑筋、活动与探究和活动课里，教材中安排能引发学生学习兴趣的提问和实践活动。

如《灿烂的青铜文化》一课里，在动脑筋里有一道题：“有位著名考古学家说：商代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你怎么看？”一种意见：“我认为考古学家说得很对，这是祖国历史上的一个光辉时代”。另一种意见：“不对，那时候多么黑暗，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有什么好？”这两种意见谁对？这里需要有正确的分析。自由阅读卡，设在活动与探究之后，这是一个意在提供自学材料，提高自学能力，培养自学习惯的栏目。这些附在课后的自由阅读卡，一般都与本课的内容密切相关。内容以介绍课文同一时期的物质文明、社会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科技娱乐等方面。它利于拓宽学生的知识面，使历史更加贴近生活，能引发他们学习历史的兴趣。

三、教会学生质疑

古人说：“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质疑的过程是积极思维的过程，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的过程。质疑可使学生改变学习中的被动地位，使他们变得积极主动，激起探求新知欲望，迸发出创造的思维火花，能以较高的效率全面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作为历史教师首先要让学生勇于提出疑问，一开始，学生的问题可能很浅显，甚至可笑，但教师不能就此责备或讽刺，而要鼓励和引导，初步养成良好的提问习惯，然后再慢慢地教会他们如何提问：教给质疑的方法，让学生有法可循。对重点史实进行质疑；对标题进行质疑；对矛盾处进行质疑；对篇章中的详略安排进行质疑。历史课本的插图和地图较多，要勇于指导学生多思考，多设问，并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只要学生围绕教学的知识拓展范围提出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价值，教师可以大力的表扬和赞赏，教师要积极引导、启发想象，鼓励他们敢想、敢疑、敢问，重视学生质疑能力的培养，进而进行发现的问题教学，激发学习兴趣，激励学生自主探索的学习。

四、利用现代技术

我国古代著名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可见，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只有对学习产生浓厚的学习兴趣，才能积极主动地投入课堂学习活动中。初中生具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等心理特点，其思维模式正处于由形象思维向逻辑思维过渡的阶段，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实施课堂教学，一方面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另一方面有助于促使学生的思维意识由形象性顺利过渡到逻辑性。多媒体技术具有图文并茂、声形兼备等技术优势，能够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之感，运用影像、图画、视频资料等多种辅助手段，有助于学生对知识产生更为形象的认识，从而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

例如，在讲解“”时，教师可以事先从网上下载与有关的影片或影视资料，然后在课堂上呈现给学生，让学生除了掌握课本知识外，还能切身感受真实的战争场景，不但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提高了他们的爱国意识。同时，教师可以配以声情兼备的语言描述，使学生感受心灵的共鸣，从而形成较为深刻的知识印象。

结语

总之，要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教师必须要探寻教学规律，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通过优化教学，提高初中历史教学的成效，促进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和提高能力。

参考文献：

[1]方先忠.初中历史教学的现状与对策[J].都市家教 （下半月） ，2011

篇10

余秋雨在故乡为袁隆平“引路”

以“弘扬河姆渡文化、彰显新余姚魅力”为主题的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5月26至31日在姚江之滨隆重举行。在此之前获悉主办方将安排“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一起纵论河姆渡文化。我与秋雨马兰夫妇一起去其乡下老家的途中谈及“文化学者与水稻之父河姆渡论道”这个题目时,秋公则认为:“袁隆平先生来我们的家乡河姆渡论道还是论稻,是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事件,袁隆平到河姆渡来才是真正的大事。因为河姆渡是人类稻作栽培的一个重要起点,在这个层面上我只是配角而已!”

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让余秋雨深深感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好几位代表以及不少国内外农业专家都参加了,最感动的是,我国当代最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也参加了,因为我从河姆渡和袁隆平之间,看到了一个环绕着稻作栽培的“生态链接圈”。七千年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在这里首尾相衔。正是在这种首尾相衔的大圆圈中间,站立着一个安详的中国。

26日下午2点半,我与秋雨教授同车赶到河姆渡酒店,他将与袁隆平院士一起参加以“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为主题的国际河姆渡文化节记者招待会。在与100多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前,余秋雨教授拜会了年届八十的袁隆平院士。他们是第一次见面,他们的交谈非常愉快。袁隆平先生很熟悉余秋雨教授以前在电视中的文化讲述,余秋雨认为他们可以谈得很深,他发现自然科学家对于人文科学的基本看法,在很多方面超过人文科学领域的专业人员。

在主办者介绍了两位重量级嘉宾以后,余秋雨首先声明,“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们的当代神农氏袁隆平院士,我这次从香港临时赶回老家就是为了来陪同我们的水稻之父,我只是作为余姚人来为袁先生引路的。”对于袁隆平的到来感到非常的荣幸。他认为余姚作为一个古典的稻作化基地迎来了“中国当代、世界当代稻作文化的大功臣”,并且愿意为袁隆平做一个“敲锣打鼓开道的人”

“如果炎帝在世,一定会给袁隆平颁奖”

余秋雨说:“我们都说自己是炎黄子孙,炎帝其实是个农耕专家。今天我们不妨猜想一下,如果炎帝要给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做出贡献的人颁奖,会有哪几个人呢?”余秋雨认为,符合炎帝心愿的可能有四个人:“第一个接受炎帝颁奖的应该是黄帝,黄帝发明了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第二个则是李冰,他建设了都江堰这个伟大的水利工程,造福一方百姓;第三个应该被颁奖的是明朝的徐光启,他写出的农学巨著《农政全书》,他的农政思想和农业技术堪称精华;第四个就是‘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他的杂交稻和超级稻解决了咱们中国13亿人吃饭的问题。”“炎帝被认为是古文明的象征,农耕文明的始祖,他应该有资格给历史上最有作为农业专家颁奖。袁先生接受炎帝的奖当之无愧,他和历史上三个农业伟人相比毫不逊色。”

余秋雨话音刚落,台下掌声一片。袁隆平起身作揖,连声说:“过奖,过奖!”余秋雨亲切地称呼袁隆平是“地头当代神农”时,袁隆平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袁隆平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农业文明对人类的伟大贡献,让人们免受饥饿的困扰,他的成就无可争议,他们四个人放在一起,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余秋雨补充说:“余姚先贤王阳明有‘知行合一’的理论,而袁隆平正是这种‘知行合一’的实践者。”

这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和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围绕河姆渡稻作文明,从科学、文化、历史等角度展开的一次穿越7000年的精彩对话,是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的亮点之一。

河姆渡的稻作文明在中华文明中起到奠基作用

1946年出生于余姚的余秋雨教授非常自豪地说,一个古迹的发现,以最快速度进入我们中学教科书,就是河姆渡。过去要进入中学教科书或者是常识学的教科书里面,往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只有河姆渡,发现以后没几年就进入了中国所有的最低年级教科书,也进入了全世界最低年级的教科书。这就是河姆渡在中华文明成熟之前,起到了稻作文明的奠基作用。

在人类文明史上,跨入文明的门槛到底在哪里?余秋雨说,世界一般公认的标准为文字、城邑、青铜器。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史前就做好了准备,河姆渡的稻作哺育,在中国从史前文明进入城市文明准备过程当中,起到了极大的奠基作用。就是袁隆平先生所说的,从神农氏、炎帝、黄帝连在一起的一次宏大的奠基活动当中,有河姆渡的名字。余秋雨很赞成北京大学的一位严教授,他讲我们跨进文明门槛的时候要充分重视稻作文明,在普及这种文明的时候的重要作用。按照严教授的说法,两河文明提供了小麦文明,黄河文明提供了小米文明,长江文明提供了稻米文明。所以在跨越之前的一个及其重要的奠基,就是生态奠基,是河姆渡。为中华民族跨入文明史起到了宏大的奠基作用。

河姆渡文化的历史地位如何?余秋雨认为,河姆渡文化改变了人类的史观。过去国外有欧洲中心论,中国有黄河中心论,随着考古的不断发展,河姆渡等遗址的发现,这些论断慢慢地被了。河姆渡遗址告诉了世人,古老的文明在东方,中国长江流域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

随后发掘的田螺山遗址,也是这个新的历史观的延续,而这正是河姆渡文化的另一个历史意义,就是把在中国传统史学观念中的宫廷中心论,逐渐地转化成生态中心论。老百姓的生活、吃饭穿衣,这些民生的东西是历史学家最需要注意的事。随着历史观的变化,河姆渡文化就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余秋雨指出,人类正在面对一种新的史观――民生史观。民生史观关注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建立各种文明,而河姆渡文化则带来一个重大的启发。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发现于1973年,当时还没有结束,这正是我们的祖先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余秋雨提醒媒体记者,到今天,考古学家认为河姆渡文化建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这需要传媒界和文化界引起重视,对稻谷进行挖掘的重要性远远高于对一件黄帝衣服的发现。

河姆渡的“生态文化”至关重要

余秋雨在谈到河姆渡文化时,强调了“生态文化”的重要性,他说,生态是最大的文化。余姚为什么会出现河姆渡文化,与生态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的生态为人类提供各种生存的条件,并造就了这块平原一直能欣欣向荣。也许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就吃着我们今天喜欢吃的霉干菜蒸肉,还有余姚的杨梅,杨梅节做的就是生态旅游。通过生态文化,再联系到余姚有一个知行合一的哲学家王阳明,这样组合起来的旅游品牌,就很有吸引力。因此,在做旅游产品时,首先要把生态文化放在前面,其次跟上历史文化,而不是过度强调文本文化、历史文化在旅游中的重要性。

余姚除了河姆渡,还有一个宝贝,那就是杨梅,品尝杨梅最好的时间也不过在一周左右。同样,在日本,樱花的最佳观赏期也在一周左右,而全世界的很多游客,就是为了赶上樱花盛开的时候来到日本赏花,而提前半年预订机票和旅店。余姚的杨梅是否能受到这样的恩宠呢?余姚的杨梅节可以不可以像日本的樱花节一样红火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如同杨梅一样,河姆渡文化也要大家运筹帷幄、善于吆喝。中国有句俗话“酒香不怕巷子深”,而今的形势下,再好的东西,不会吆喝,没有系统的品牌化经营运作,未必能够妇孺皆知,享誉全球。事实上,很多文化现象的发掘和保护都需要时间,三星堆遗址、赤峰的红山文化都是很好的例子。“宁波要将河姆渡文化作为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进行保护,”余秋雨说,“河姆渡文化关系着整个民族的生存状态。”

河姆渡人来自何处,又迁移到何处,也是媒体关心的话题。余秋雨认为,各种可能都有。河姆渡文化是中国东南沿海一支重要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先民在这里生活了2000年,奇怪的是这里没有发现他们延续下来的证据。他们为什么会突然消失了呢?好多考古专家认为,河姆渡人从浙西山区迁移而来,问题是浙江西部的人又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等待着考古发现。但河姆渡人后来去了哪里,有一点可以肯定,余姚这个地方很可能被海水淹没,那就是稻作文明受到挑战,河姆渡人只能迁往内地。

余秋雨猜想:“可能是遇到了自然灾害。沿海的陆地被海水淹没后,咸水使水稻无法存活,这对文明是毁灭性的。研究发现,河姆渡遗址地层的堆积表明,河姆渡文化时期至少发生过两次持久的特大洪水。第一次发生在距今6000年前后,第二次发生在距今5000年前后。第二次洪水不仅淹没了河姆渡人的家园,而且还在遗址和南部的四明山之间冲刷出一条100余米宽的河道,使原来向北流的姚江改成向东流了。河姆渡的先民赖以为生的水稻连遭淹没,甚至颗粒无收。他们不得不开始大规模的迁徙。河姆渡文明就这样被永远地埋在了深深的地层之下。

“还有一些浪漫的考古学家说河姆渡人远航去了,我看这也有可能。如果在太平洋某个岛屿上,对岛屿上的人进行DNA测试后,找到了河姆渡人的基因,我们也不要感到很奇怪。”余秋雨说,余姚有7000多年的河姆渡文化,又有王阳明、黄宗羲等众多古圣先贤,经济发展超过了文化软实力。如何打好文化与旅游牌?余秋雨认为,对文化的理解不能太片面,古迹文化和古圣先贤是一种很好的资源,但生态文化也不容忽视。余秋雨举例说,有一年他去地中海沿岸看了看,发现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古迹,只有海水、沙滩、帆船,但游人如织,络绎不绝。“把过去纸面上的历史文化当作文化太片面了,生态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袁隆平姚江谈梦:稻穗下可乘凉 谷粒如花生米

“我有一个梦想:我种的杂交水稻,像高粱那么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几个朋友就在稻穗下乘凉。”年届八旬童心未泯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来到以稻作文化闻名于世的浙东名邑余姚,显得有点激动。在首届国际河姆渡文化节――名家纵论河姆渡文化论坛上,他信心满怀地说,“超级稻不仅可以让全国人民吃饱,而且还能让全国人民吃好。”

我和袁隆平先生都下榻在龙泉山下姚江南岸的太平洋大酒店,他的行程特别紧,一大早我趁他参加会议之前在他的1706房间做了访谈,并为袁先生拍摄了一组肖像。平时在田间地头“不修边幅”的水稻之父今天特地作了打扮,拍肖像的时候腰杆笔挺,精神抖擞,根本不像八旬老人。

袁隆平院士告诉记者,上午他在河姆渡稻作文明与世界粮食安全国际论坛演讲后,要马上飞往长沙接见一位专程来拜会他的非洲总统,商量在那里的水稻杂交问题。在讲到河姆渡文化时,他认为河姆渡的先民是农业科技的先驱,他们的发现和尝试开拓了人类的稻作文明史,也证明了余姚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世界人工栽培水稻的发源地。我们选择余姚来讨论水稻科技的发展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表示,目前全世界还有15%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他希望通过这次论坛能对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找到有效的途径,并祝愿中国农业科技工作者能为此作出更大贡献。

在头一天的专家纵论河姆渡文化的活动上,袁先生对于中国粮食安全、稻作栽培的考古发现、粮食转基因问题等方面的现场解答,都显出一种宏观而又真诚的科学态度。袁先生说:“前几天,我用超级稻接待了一位香港企业家,没想到平时米饭吃得很少的他,竟然连吃了两大碗,而且吃完后还要求打包。”袁隆平用这个例子,风趣地阐述他的“高产和优质是可以统一”的理论。

目前,袁隆平领导下的中国超级杂交稻亩产可达800公斤,他正在为到2010年中国超级杂交稻实现亩产900公斤的第三期目标奋斗。袁隆平对实现这一目标很有信心:“我们的超级稻计划比日本晚了16年,比国际水稻所晚了7年,但现在,我们跑到了世界的最前沿。”袁隆平说,第一期和第二期超级杂交稻都是采用常规手段,第三期则运用了分子技术。这好比跳高比赛,越往高处越难,必须在技术路径上有新的突破。

“我现在年纪大了,但我身体好,一点也不服老。如果身体允许,80岁以后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我的信念是通过科技进步,中国完全能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中国还能帮助世界人民解决吃饭问题。”

“河姆渡稻谷有杂交水稻特性”

河姆渡遗址两次考古发掘的大多数探坑中都发现20-50厘米厚的稻谷、谷壳、稻叶、茎杆和木屑、苇编交互混杂的堆积层。甚至连稻谷壳上的隆脉、稃毛都清晰可见。经碳十四测定,河姆渡遗址第四文化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780年,距今7000年左右。此外,伴随稻谷一起出土的还有大量农具,说明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已进入“耜耕阶段”。

农业起源表明人类社会从单一的攫取式经济开始向生产式经济发展,这一转变拓展了食物来源,为人类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河姆渡原始稻作农业的发现纠正了中国栽培水稻的粳稻从印度传入、籼稻从日本传入的传统说法,在学术界树立了中国栽培水稻是从本土起源的观点。

有记者把河姆渡的稻谷与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联系在一起,向袁隆平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大胆假设当年出土的稻谷还能存活,您认为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稻谷是否具备您当年发现的‘野稗’的某种特性,或者说是否有杂交的可能性?”

“我也听说河姆渡遗址的稻谷挖掘出来时还是黄色的,如果它们还有生命力的话,把它们的基因提取出来,完全可以为稻研究服务。”袁隆平笑了笑说,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批骨耜等典型农具,显示出已有一定的农耕水平,说明种植水稻的历史还应往前推移。水稻是从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成的,而野生稻只生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目前考古发现的早期稻谷遗存大多数也是在这一地区。仅新石器时代的稻谷遗存,目前已发现130多处,其中属于长江流域的有110多处,可见稻作的起源地应是饭稻羹鱼的楚越之地。从理论上来说,河姆渡稻谷同样具备杂交水稻的特性。

河姆渡人的大突破: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

目前,在我国、印度等地,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几千年前的水稻。1973年,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水稻,这在当时是第一次发现;紧接着是在印度,印度人发现了6000多年前的水稻。现在又有新发现,把水稻种植往前推移了,在湖南澧县发现了8000多年前的水稻,而最近在湖南道县发现的水稻,说是有12000年,水稻种植的起源还真没办法确定。在河姆渡发现的稻谷层有一米多厚,说明7000年前人类种植水稻就有规模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种植的,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7000年前的河姆渡人已经大规模种植水稻了。河姆渡人的大突破就是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这是无争的事实。

河姆渡人的稻作文化是否是稻业种植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河姆渡的稻作文化证明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源地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把野生稻培养成栽培稻,从新石器时代走进农耕时代,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进步。这不仅是河姆渡人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惠农补贴政策还要改进,

应该以产量而不是田亩数来实施补贴”

关于“超级杂交水稻,在提高产量的同时,对老百姓的口味、营养,有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和提高,对我们国家现在的粮食安全问题有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和见解”问题时做出如上表述。

袁隆平说,过去有这么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高产就是优质,优质就是高产。这种看法是比较片面的。高产与优质,是矛盾,但不是对立的矛盾。我们通过培育、通过研究,可以把它统一起来。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我们把产量放在第一位。现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满足于吃饱,还要吃好,所以我们也做了调整,要高产也要优质。但有一个原则,必须是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当然,在高产条件下的优质,难度是很大的。

袁隆平举了一个香港吴先生的例子,他接待过的来自国内外的研究者不少,每次他都会请他们吃吃培育出来的稻谷。有四位来自香港的比较注重身材保养,平时就餐不吃米饭的女士,一餐饭平均每人就吃了四碗。而一位姓吴的男士,则强烈要求打包米饭。说完大家都乐了,从而也明白了亩产量大的稻谷也同样好吃、高产和优质并不矛盾的道理。

袁隆平指出,粮食安全问题是人人关心的大问题,总的来讲,第一要保证18亿亩的红线,这是很重要的一条。如果突破了这个红线,粮食安全就有问题。第二,要给农民更多的种粮优惠政策。现在国家已经给了一些惠农政策,力度还不够,在这方面补贴的方式还要改进。以田亩来补贴种粮的农民,这样来做就有一定的问题,你种好种坏,反正是按田亩数来补贴,种粮的积极性就不高。

袁隆平认为应该以产量来补贴农民。他说,政府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然后以平价在市场上销售,这样就不会因为粮价引起物价上扬。政府用1000个亿来鼓励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如果以产量来补贴农民,农民的积极性就会提高,也将有利于种粮的发展。产量高,收入也高。他的积极性高了,这样也会有利于种粮的发展。所以"我认为补贴的方式要改进"。

“争取90岁时实现亩产1000公斤”

袁隆平不仅是我国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也是最主要的学术带头人,年逾古稀的他思路异常清晰,“杂交水稻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还能帮助第三世界。现在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埃及等国家都种杂交水稻。美国也种了,产量比他们自己的品种还高,现在每年要给中国技术转让费,对美国必须讲明这个道理,对发展中国家可以优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