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艺术关系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学与艺术关系，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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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J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18--01

影视艺术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人们现代生活的一种重要生活方式。就是因为影视具有吸引人们眼球和情感的艺术感和文学性，贴近人们的生活，满足人们情感的需要。影视文学是电影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再现的是源于生活和社会的现实描述，反应的是人类原生态的社会写照和情感的表达。无论是电影或者是电视，文学都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这样说，在影视艺术里文学是必备的核心因素，影视离不开文学，文学也因为影视而繁荣和更具可读性。

一、影视艺术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艺术就是电影和电视通过时间和空间来展现的一种综合性艺术。法国电影理论家马塞尔?马尔丹曾说：“在作为电影世界支架的空间――时间复合体（或空间――时间连续）中，只有时间才是电影故事的根本的、起决定作用的构件，空间始终是一种次要的、附属的参考范围。”[1] 苏联的瓦斯菲尔德说：“电影艺术作品中的时间――无论是天文学的时间或形象的、蒙 太奇的时间――总是在空间里，在一定的纪实性的或假定的环境里实现的，影片的结构便是一个空间――时间的范畴。”[2]从上述两位权威学者论中可以看出，影视艺术是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综合表现，在时间的延续过程中展示画面，构成完整的银屏影像，在空间的表现过程中展开画面形象，让作品在多角度和多方位得到表现，得到平面式和立体式艺术效果。这门艺术主要反应的是电影、电视和网络视频等流动媒体的艺术效果。电视艺术来源于电影艺术的启发和创新，是发展最快，影响最广的新生视觉与听觉的艺术，对人类社会的文明发展和繁荣昌盛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影视文学的内涵分析

所谓影视文学就是电影文学和电视文学的统称。它们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不断把传统的语言文字、历史记载、传奇故事、小说、舞蹈、歌剧、诗歌、戏剧、散文等进行二度创作和形式创新，并以“声”、“画”形式展现文学内涵。影视文学虽然不及传统的文学形式历史悠久，但它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快速变化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和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方式。而且影视文学是一个迅猛向前发展的新生事物，将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开辟一个崭新的纪元。人类已经离不开这一样个现代化的、富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新型文学形式。

影视文学与影视艺术一样，它把音乐与雕塑、建筑与舞蹈、戏剧与绘画、风景与人物、视觉形象与听觉体验、有声语言与动态画面构成影视文学的重要素材和创作对象，有机地形成影视文学，并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和综合艺术的展现，来充分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表达人们的思想感情，培养人们的审美感知、审美教育和审美娱乐的审美意识。

三、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关系

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二者虽然名称不同、含义不同，但是它们是不可能独立存在的，存在着艺术的共性，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是一对姊妹关系。

（一）影视艺术和影视文学的共性。

从内容的表现上看，影视文学总是以人为创作对象，人的思想活动为创作主线，把各种关系有机结合，创作出完整而生动的故事情节，以“声、画”形式来感染人们的情绪，这就要求文学剧本的形成需要极强的艺术性。影视艺术亦是如此，必须以人为中心，以情感为链条，通过时间的或者空间的手段来表现和烘托文学故事的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塑造。

从创作手法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运用形象思维对人们的现实生活与社会属性进行文学剧本原创作，以时间的延续和空间的展开等复杂的现代化手段来叙述故事的完整性、情节的生动性和视觉与听觉的愉悦性。

从审美角度上来看，它们都是通过塑造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来描绘真实的社会生活和真挚的思想情感表达，来唤起人们对影视文学和影视艺术的审美情趣，带给人们视觉的赏心悦目，情感的跌宕起伏，故事的起始与终止，剧情的喜怒哀乐等等，都是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探索和对美好人性的唤醒与批判。

（二）影视艺术与影视文学的姊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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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主义时期 工业时代 理性主义 功能主义

中图分类号：B9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3）06-0183-01

从印象派之后世界的艺术发展经历了工艺美术运动、新艺术运动、装饰艺术运动、现代主义设计、新现代主义设计等时期，通过这一年的学习，在这里我浅谈在现代现代主义设计时期，设计与艺术、哲学、文学之前存在着哪些关系。

首先，何谓设计？通过工业设计史、设计导论的学习，我认为设计不但是一种单纯的行动，而是一个有意识、有目的，具有人主观能动性的技术，同时也是丰富的历史产物。好的设计要有美感，既要考虑到艺术价值同时要兼顾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

然而特别是在现代主义时期，设计与艺术又有着什么关系呢。在现代主义的产生背景下，现代主义要求设计应多关注当今社会面对的重大问题，反纯艺术――“装饰即罪恶，形式追随功能”，同时对后现代主义“少一点美学，多一点伦理”的理念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时期的设计师认为，设计应发扬现代主义的理性，不要过分强调产品外观的标新立异，风格上的花样翻新并不能满足工业文明时代，机械化大生产的发展要求。

例如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著名的设计院校德国包豪斯学院便强调在艺术与设计、工业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即与工业机械文明相适应的简介、概括、抽象的形式感同传统的手工艺相结合，在理性设计的基础上，不失其简约、明了、无多余装饰的艺术美感。再比如罗尔・莫里诺的（（Arabesque））桌子，具有单纯的轮廓，简单、轻便的特质，既满足了工业社会的机械化大生产，同时也不失人们追求艺术的生活品质。

因此，简单优于复杂，平淡优于鲜艳夺目；单一色调优于五光十色；经久耐用优于追赶时髦，理性结构优于盲从时尚，正恰恰反映了现代主义计的基本原则，同时也很好的表现了现代主义时期，设计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而哲学作为人类理性的最高形式，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在现代主义时期，是否也会对设计师进行正确的指导？或者说，究竟是艺术设计引导了哲学的发展，还是二者在某种条件下相互作用？以下便是我对设计与哲学关系的论述。

我在课堂上学习到，现代主义设计的产生，其中一个政治背景便是的诞生。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下简称手稿）以及晚年创作的《资本论》的“劳动过程”章节中，都认为，人的劳动生产以及造物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要实现这一目的便要运用一定的规律。因此，人类在设计产品中，也要运用美的规律来造型。

同时，社会实践决定了上层建筑，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了文化意识形态。现代主义设计作为其社会实践的一种表现形式，按此逻辑而言必将对意识形态，也可说是哲学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而马克思说“感性是伟大的，感性必须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然而在现代主义前期，产生一种机械美学，过分强调设计的物质属性而彻底否定其精神内涵，因此难免冷漠缺乏人情和人性。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在设计造型中，设计师要按照美的规律来设计产品，不能忽视产品的精神实质。物品包括价值和使用价值，在重视其使用价值的同时，艺术价值，美学价值也不能全盘否定。

因此在现代主义的时代中，我认为哲学与设计是相互引导。哲学为设计师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比如马克思在《手稿》中谈到人亦需要一双欣赏形式美的眼睛，不能将纯艺术与造物劳动中的规律运用分离开来，艺术与设计可以相互补充和融合。因此我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对现代艺术中艺术与设计的结合是有很大的启示。

此时代与马克思思想不同的哲学家尼采。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开始对人们理性深刻怀疑，理性这曾经人类的骄傲，却充当了自相残杀的工具。但我想说，哲学的世界是没有对错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不同的观点而已。

然而再回到现代主义时期的文学。进入20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尼采预示着所谓虚无主义的世界，在整个世界经历过2次世界大战的阴霾后，整个世界表现着深刻的惶恐、不安，对人类理性的深刻怀疑。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存在主义注重自我，注重人生价值的哲学，出现了所谓荒诞派的文学，出现了非理l生主义的尼采，叔本华，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的背景是物质的，而人恰恰想摆脱这样的物质世界，做一个精神上的主人，但现实却表现着这样可能性的空无。

然而此时的设计重视的是功能主义，是理性主义。这与这个时期对文学家的怀疑形成鲜明的对比。我想这就是设计与文学创作的区别所在。设计不是纯艺术，会受到时代的制约，需要更好的满足人们的需求，具有几乎统一的设计潮流，而文学则可以尽情表现作者的意志，想法更加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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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新课程的语文教学，“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再受学生们的欢迎，而合作、讨论、探究式的教学方法正在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如果教师提的问题有启发性，那么学生就会乐于思考，乐于回答，对其学习新的知识就会产生一种促进作用，课堂上也就不至于“死水一潭”；反之，如果教师提的问题空洞生瘪，或是哗众取宠，让学生作简单的“问答游戏”，表面上看起来课堂上举手的人很多，搞得轰轰烈烈，其实是简单化了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一味地去文字上找答案，根本谈不上发展学生的智力。宋学家朱熹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问题是思维的向导，因此在语文课教学中，运用问题启发法，有助于打开学生的心扉，促使学生思考，求得问题的解决，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效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提问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正确引导学生质疑、释疑：学生不会质疑怎么办？我在实际中体会到：首先要让学生敢于提问，要破除学生怕提问、怕师生嘲笑的心理疑虑，让学生大胆地提问，毫无顾忌地提问，凡是提问，不管好与坏，不管对与错，都要给予肯定和表扬。其次，要教给学生提问的方法，要引导学生抓住重点词句，抓住关键问题提问，不能“浅问辄止”，而应该刨根究底，多角度地思考，多方位地发问。再次，要在质疑上舍得花时间，绝不能走过场、搞形式，而应实实在在地让学生学会提问，逐步培养学生养成由不敢问到敢问，由不会问到会问的习惯。

对待学生的质疑，只要是有思考价值的问题，无论是教师能回答的，还是不能回答的，都应该积极地引导学生自己释疑。根据学生问题的不同类型，可以在反复朗读中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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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佛教传统，只有佛祖释迦牟尼言行及思想的佛教典籍才能称之为“经”，而佛祖的弟子和后世高僧的思想著作，言行记录只可称之为论。《坛经》是我国佛教思想史上第一部由中国僧人慧能撰述，却被称作“经”的佛教典籍，在中国佛教思想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后来被奉为禅宗的宗经宝典，其思想内涵对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变化和发展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坛经》的美学思想不仅体现在慧能及其弟子阐述的禅理中，还体现在慧能及其弟子的日常活动中，它对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影响持久而强烈，同时与西方现当代艺术观点契合，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深刻性、重要性与影响力。《坛经》认为，空者，万法之真如，是本质的真实，未经尘世熏染或是重新荡涤了污染的“自然”、“真际”，这是“美”的“本色”、“元色”，是一种“元美”，即回归到原点的“美”。这种“元美”在审美境界论上最根本的特质便是至真的“空灵境界”。

这种美学上的空灵观以哲学上的色空观为其基础。关于色空，《般若波罗密多心经》中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密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当心灵处于离相无染的般若波罗密多状态时，观照五蕴所形成的法界万法，就犹如镜中花水中月的存在，此即色空不二的法界实相，一切苦难，也因其空而不实得以解脱。慧能在继承了《心经》的色空观后，又会通中国道家老庄的“涤除玄览”“坐忘”“心斋”等学说而自成一大法门。这种迥然有别于老庄的“庄周梦蝶”之物化境界的色空观直接影响了中国艺术，进而孕育出空灵淡逸之美。由此，空灵，就成为中国艺术追求的至高境界和重要范畴。《坛经》的要旨在“即心顿悟成佛”，当然，佛教顿悟说的开创，并非六祖慧能。相传灵山会上，世尊拈花，迦叶微笑。释迦则说:“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嘱摩诃迦叶”。这是何故?因为世尊拈花时，摩诃迦叶已是直悟顿了，心有灵犀，一拍即合。此为印度佛教顿悟说之缘起。神秀有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此偈的基本精神是渐修、渐悟，可以说是“小顿悟”，而慧能的顿悟则是一种直觉，是整个心灵对所悟对象的整体把握，是“大顿悟”。慧能认为，佛性就在自身，所谓“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自性迷，佛即众生;自性悟，众生即佛。”成佛不依靠外力，见性即成佛。“即心成佛”、“自性清净”，那么一刹那间的顿悟即成佛。慧能说“善知识!又见有人教人坐，看心看净，不动不起，从此置功，迷人不悟，便执成颠，即有数百般的如此教道者，故知大错。”可以看出，慧能认为参禅的一切外在形式都是多余的，在“度”的问题上则要求自救、自度:“祖相送真至九江驿。祖令上船，五祖把橹自摇。慧能言:请和尚坐，弟子合摇橹。祖云:合是吾度汝。慧能曰:迷时师度，悟了自度;度名虽一，用处不同，慧能生在边方，语言不正，蒙师传法，今已得悟，之合自信自度。祖云:如是如是!”慧能的顿悟即是在刹那间的自醒自悟，他不借外力，只是一种灵感，是突现心灵的“闪电”，是顿除妄念，遽然明白，是告别了黑暗而通向光明。此与庄子所讲“虚室生白，吉祥止止”的精神境界有相通之处。人对外界自然产生的审美效果，往往正是如此，突然间的自我忘却，进入到另一个光明清透的世界，心灵自由荡漾在这样的世界，这时看到的，就如禅宗所说“青山是青山，白云是白云”，青山已不是原来用常识观点和理性眼光所看到的青山，白云也不是原来的白云，它是和你我共呼吸的生命存在体，我见山如是，山见我亦如是，我之见山亦即山之见我，不过这种合一并不含有为此而失彼的意思，山并没有消失，我并没有吞没山;山仍然耸立在我面前。山也没有淹没我，我仍然保留着我的自觉。青山还是“青山”，我还是“我”，几分孤寂顿透心底。禅宗讲“心月孤圆，光透万象”，这又是何等的孤独、寂寞，冷月当空，无所依待，无所分别，中国艺术的孤寒之美便由此而生成。

禅宗讲一朵小花也有它的圆满俱足。从时间上看，个体时间的框架塑造了个体生命的快慢、长短。一朵花如此，一个人也如此。在个体生命塑造的同时，人的情感精神也得到了塑造。慧能的顿悟其实正是个体对自我生命的情感和精神的认识，个体生命就是他自己佛性的显现。禅宗讲“平常心即佛”、“神通并妙用，运水及搬柴”，灵魂深处的佛性正是在这日常生活中彰显出来，它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微末节处。作为禅修和生活的要诀，把禅修和生活充分合为一体，从而在空灵的意境中悄然酿造生活的一片诗意，佛性和审美就在这平凡朴素中体现出来，它们不是神秘主义，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就在身边，就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之中。《坛经》称慧能初拜弘忍，忍和尚故意问道:“‘汝是岭南人，又是獦獠，若为堪作佛?’慧能答曰:‘人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由此可见，在慧能心目中，即使如“獦獠身”野性十足之人，亦得成佛，这是慧能对竺道生“一阐提”成佛说的继承。“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这种佛性，就美学意义而言，其实是一切众生本具有的“完美”之人性。德国观念艺术的代表人物波伊斯的艺术主张是“人人都是艺术家”，他强调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艺术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人人都应参与到艺术活动中来，这就从现实意义上打破了艺术家与大众的界限。如此一来，艺术不再神秘，艺术家也不是大众顶礼膜拜的偶像，艺术需要我们大家亲自去完成，艺术不再需要繁琐的工具和材料的限制，也不需要经过多年的学习和艰辛的训练，只要能够转变观念，身体力行就够了。显然，波伊斯的这种艺术主张与禅宗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契合，尽管其所生成的时间和空间有较大的不同。杜尚曾说:“观念比由观念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更有意义”，这句话体现了观念艺术的精髓———艺术生活必然要回到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通过对人身心的修养达到精神的解脱和释放。所以，观念艺术本身并不是目的地，它只是载人涉水之舟筏，人应借此艺术之舟到达精神自由的彼岸。禅宗讲“不立文字，直指人心”，《坛经》说，悟禅“不在口念，口念不行”，“迷人口念，智者心行”，但还是有《坛经》的问世。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同样有洋洋洒洒五千言。这样看来，“不立文字”的根本之义，是教人勿滞累于语言、文字、符号，而非绝对的舍弃之。如《楞严经》所讲:“如人的手指月示人，彼人因指当应看月，若复观指以为月体，此人岂亡失月轮，亦亡其指。”禅宗的“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近乎《易》之“得意忘象”，成为《坛经》审美观念的重要成果，以至于后来的中国书画在审美境界、审美趣味上一直以此为最高追求。简而言之，禅宗的“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与杜尚的艺术观念本模式，而远溯汉代画像砖、石和宋元瓷绘，同时又将马蒂斯、毕加索、卢奥和中国民间剪纸、皮影的变形和简化方法结合为一，涵育出以丰富的色彩和迅疾、刚健、流动的笔线相结合的方法;在水墨底色或中锋勾勒的基础上，把外光表现和情感宣泄融为一炉，赋予作品以绚丽的色调、强烈的动势、明快多变的光感和浓厚的情绪性。”林风眠的作品大多都用色绚丽、丰富而又强烈，但用色依然遵循传统重彩语言的精神内涵，依然追求“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和谐平静之美。

到了现当代，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画家主体被置身于都市文化的背景下。在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当中，人们的内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也有面对现实压力的压抑、犹豫与无助……很多画家开始关注这些变化，试图通过他们的作品传达出对象的精神世界，从而拉近艺术与生活的距离。现当代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重彩画家有何家英、江宏伟、张见等。何家英在继承了唐宋以来工笔人物绘画的基本技法上，又继承了西方写实绘画的精髓，将两者融为一体，创造了一套工笔人物画新的表现技法。他笔下的人物，细腻而生动，既有东方绘画的韵味，又有西方绘画的写实特征。同时，在设色上，也以色调鲜亮、明快为主，并更加注重作品的色调因素，富有浓厚的装饰性。何家英善于从中国传统绘画中汲取营养，古代很多优秀的重彩画家，如张萱、周昉、顾恺之等都对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从这些优秀画家的作品中去领悟中国传统重彩绘画的精神，无论是用线还是赋色上都体现了浓厚的东方绘画的韵味。何家英的作品以女性题材为多，在表现女性美时，他注重挖掘不同女性心理的内在美感，通过其心灵自然流露出的纯真、朴实、善良，表现出一种人格上以及精神上的大美。他所刻画的人物形象不论是天真少女、知识分子、时髦女郎还是家庭主妇、乡村姑娘都蕴含着一种雅致的现代感。《秋冥》、《红苹果》把少女的天生丽质以及平静安然描绘得深入生动，《酸葡萄》表现了女青年的青春朝气，《十九秋》反映了勤劳乡村姑娘的敦厚淳朴。何家英通过他笔下的作品传达和表现出一种对现实生活的浪漫情怀，画面的用色上多追求一种单纯与宁静，而又在平静中融入自己强烈的生命和精神追索的印痕，从而使观赏者不仅感受到画面所表现的真实生活，也体验到创作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中的精神感受。今天的很多工笔画家能从挖掘自身来表现灵魂，表现内心，比较注重对自我内心的观照。从这个角度来说，比起前代的重彩绘画有了很大的进步。在色彩语言上，依然遵循着中国传统重彩绘画的内在规律，用色追求单纯、和谐而又平静。时代在变，中国重彩绘画的表现形式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但在中国人特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世界观的影响下，作品所追求的精神内涵是一脉相承的，依然追求“浓情厚意中的静穆”之美，按照其自律性的要求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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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教育规划下的导览义工艺术教育

美术馆主要借助各种类型的艺术作品为平台，开展主题丰富的、形式多样的艺术活动。对艺术作品的赏析是艺术教育活动的第一步，也是整个教育活动中非常关键的部分。导览工作是迈开这一步的重要举措，是展开社会艺术教育的第一个环节。因为，大部分导览义工来自非美术专业领域的普罗大众，所以，更能从大众的立场换位思考，思其所想、言其所感，是美术馆了解大众诉求的、理想的渠道和重要信息来源，这是成功实施社会艺术教育的前期基础。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这些义工没有艺术专业背景及缺乏教育专业背景，更需要接受美术馆更为专业化、特殊化的艺术教育培训，才能成为美术馆推广艺术教育的尖兵。

纵观欧美等发达国家美术馆的经营与发展的现状，义工日益成为美术馆不可缺少的组织部分。尤其是导览义工已成为美术馆教育部门运作的主要生力军。但是美术馆对义工的教育则相对滞后，特别是对导览义工的艺术教育培训工作，存在内容的局限性和教学的随意性等问题，从根本上分析，是因为美术馆缺乏整体而系统的，具有美术馆教育特质的教育规划模式和教学策略。

学者R•Szczypkowski认为不同的成人教育活动因情景不同，而有不同的规划过程，但都应包括五个共同的程序：1.评估学习者需要；2.考虑可用资源；3.设定预备达成的明确目标；4.选择和组织确实的学习活动；5.评鉴活动的成效。

笔者在吸收和借鉴他的观点基础上，结合美术馆艺术教育特质，构思适宜导览义工教育的整体规划模式，其包含五个方面的内容及环节：

1．教育环境和资源的考察

美术馆不仅是一个汇集多元文化信息的艺术资源会所，还是一个环境优雅、现代设施齐备的、可自主学习的场域。美术馆以视觉艺术品为沟通媒介，为学习者提供直接体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表现形式的艺术的机会；并运用现代科技和媒体设备，将单纯的展示空间拓展为公众教育信息的立体网络。例如在2005年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展”，策展人采用高新科学技术结合现代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法，为观众营造出一个空间立体的、动态的艺术体验环境。展厅中央设计了一条斜形通道，一眼望去透视感极强，该设计立体的展示“透视”，这一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欧洲人发现并使用的艺术手段，帮助观众直观感受这一人类文明的魅力。而且在展厅现场，美术馆运用多媒体技术，播放与其作品相关的历史背景、风土人情的影音资料，使观众对展览的概况、主旨，及其对后世艺术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有一个系统和框架性地了解。美术馆内免费开放的电子浏览室和艺术图书室资源、为观众提供了自主学习的优良环境。美术馆的网站和工坊也是大家汇集交流和学习的平台，人们在这里不仅学习到新的知识、交流想法，也增进了人际关系，增强了参与意识与责任心。

2．学习者综合情况的了解和分析

学习者情况包括学员基本情况和学习需求情况两个部分。了解学习者综合情况有助于教育者制定相应的教育方案和教学策略。教育者可专门开设一堂自由交流课，增进教员与学员、学员与学员相互间的了解。还可以通过给学员发放调查问卷表，了解学员的知识背景和水平等基本情况，为之后的课程安排和内容设置提供参考。综合分析导览义工的角色可发现，他们集受教者和施教者双重角色于一身。

当他们接受美术馆教育培训时，是一个孜孜以求、谦虚好学的学习者；当他们在展厅为观众作导览讲解时，则是一个孜孜不倦、妙语连生的教育者。他们接受美术馆的艺术教育培训，并把所学回馈于观众。因此，对导览员义工的教育具有多米诺效应般的影响力。美术馆应该将义工的导览水平，当作映射美术馆教育综合水准的一面镜子，以提高导览义工专业成长与发展，作为美术馆社会教育不断努力的方向。

教育活动目标的设定

教育活动目标的设定为教学的开展提供具体指导，并提供评量教育活动成效的尺度。开展导览义工教育活动的目标是培育美术馆导览生力军，因此，他们要具备美术馆教育人员的相关知识和能力。那么，美术馆教育人员要具备哪些方面的学识和能力呢？早在1987年的丹佛会议以“博物馆教育中的博物馆教育人员”为题展开讨论，对美术馆教育人员所必须具备特质达成以下共识：

（1）具备推动博物馆及艺术教育的热忱；

（2）从事以艺术品为主题的教学；

（3）能够直接回应参观者的兴趣，成为一个好听众；

（4）具有对参观者学习能力与需求的了解与敏感度；

（5）能够示范视觉感受与思考的技巧去领会艺术品精髓；

（6）提供机会给观众去领会这些技巧；

（7）依据观众的理解力选择性地提供资讯；

（8）使观众更易于领会博物馆经验与艺术接触；

（9）以观众的角度欣赏，扮演一个学习者的角色；

（10）懂得运用各种不同的教学技巧：如发问及提供讯息、引导讨论；

（11）激励观众发现新意。

可从三个方面概括这些特质：即怀有对美术馆事业及其教育推广的热诚；具备在艺术品及艺术相关方面的综合知识能力；具有灵活的导览技巧和一定的教育方法。因此，这些特质的培养是导览义工教学方案的重要内容和目标。

教学方案的设计

教学方案包含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的设计、教学策略的制定三方面。美国博物馆界学者EllieBourdonCaston提出博物馆教育应视为由博物馆、教育及专业学科三部分统整与结合的教育观点。以此观点推导可得出下面的教学模式：要推动美术馆教育就必须全盘考量美术馆、美术以及美术馆教育的原理原则与方法三个方面。因此，导览义工教学课程应打破以往导览培训课程“就展说展”的、只涉及专场展览和作品内容的惯例，还应增加艺术相关领域的基础知识，例如中西美术简史、艺术概论、美学概论等内容，以扩大义工的艺术知识面。课程内容还应包括具有美术馆教育涵义的导览知识和方法，以及实践这些导览知识和方法的导览演练。要培养一个优秀称职的导览工作者，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训练，所以，在制定导览义工的教育培训方案时，理论学习和实务训练两者要同时兼顾。并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根据教学内容灵活的采用“教师为中心”和“以学生为中心”两种教学策略。

制定教育活动的评鉴计划

笔者拟定的这个教学评估方案，打破以往“教师为中心”的常规，采用开放民主评估方式，评估包括导览义工自我评估、导览义工教学团队的评估、现场观众的反馈意见等三方意见的整合。在进行导览实习环节，每位义工直接面对观察团成员和随机到场的观众，进行现场导览演练。教育人员编写意见反馈单并分发给现场的观众，及时收集并整理这些回馈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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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朗

在这种自由和审美之境中，最根本的特征是解放了人自身的束缚，亦即人的身体和心灵的束缚，人克服身心的分裂，而成为身心和谐的人。“我们在美中看到了人与万物的相互生成。美的存在境界不仅带来了人与人的和解，而且也带来了人与万物的和解，人与精神的和解。它们不是美的游戏着而是参与美的游戏。这是因为美作为自由不仅让人自身去存在，而是让他物也去存在。于是不仅人自身生成，而且万物也自身生成。由此形成了人与万物的交互生成。”[2]如果将上面的审美境界归结为一种“道”的境界，那么它必然要经过一个“技”的阶段的积累。艺术和技术的联系本身就比较紧密，无论何种艺术，首先都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动，都是从最基本的技术开始的。但是艺术和技术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是艺术的目的不是技术，技术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艺术最终的目的反倒是摆脱技术的阶段，达到一种自由之境，特别是摆脱技术的机械性从而实现一种身心的自由。另外，技术和艺术的差别还在于,技术一方面是将物作为手段，另一方面是消耗物。而艺术却是展现物的多样性，艺术的物不是作为材料，而是成为作品本身，物没有被消耗，而是在作品敞开自身。正如大自然的景色，古今中外多少艺术品去展现它，从而使它的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断地向人显现出来。虽然艺术和技术区别很大，但是艺术也是从技术开始的，问题在于艺术决不能仅仅停留在技术阶段，因此，艺术本身的审美性也要辩证看待。

艺术在技术的阶段并不一定美，在道的阶段才能达到真正的审美阶段。因此，艺术和审美可以看作“技”与“道”关系，在通达道的过程中，技术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艺术的目标是“道”。这里就要处理好“技”与“道”的关系，一方面要有系统的技术性训练，另一方面要用“道”而非功利来指导艺术训练。1997年5月20日，国家教委在《关于加强学校艺术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艺术教育是学校实施美育的主要内容和途径，它在提高人的素质方面有着其他学科所不可替代的作用。艺术教育有助于发展人的全面思维，发展想象力和创造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健康丰富的感情世界，陶冶高尚情操；有助于加强德育工作。通过艺术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提高审美能力，激发其对美的爱好与追求，塑造健全的人格和健康人性，促进其全面发展。”[3]这一方面，古人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比如中国古代孔子以六艺教人：礼、乐、射、御、书、数，现代人容易将其看作实用技能培训项目。其实不然：“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郑玄：《礼记正义注》）“‘射’在此与狩猎或战斗并无关系，而只是一种类似今人练气功一样的身心修养。藉此修养，射者才在礼仪秩序中怡然得体，而且培养出立身立国、尽职尽志的道德。”

通过网络和各种新闻媒体，每年都有大量青年去挤“艺考”的独木桥，这里便折射出学校、家长和孩子的很多认识误区，似乎考上了就能做艺术家，不但能轻松赚大钱而且职业很高贵，让人羡慕。而实际上他们不懂即便在艺术繁荣的时代，真正的大艺术家大多都是穷困潦倒。有些人把艺术当成职业和通向成功的终南捷径，但并不一定懂得真正的艺术是什么，也不能区分艺术和技术，并不能真正推动艺术的发展。与这些盲目冲动相伴随的，是目前的艺术教育偏重于技术和技巧的训练，违背了审美的初衷。究其原因从大的方面来说是时代的转变，现代社会已经由艺术的时代转变为科学技术的时代。但是从小的方面来说，是社会和家长的功利性太强，为获奖加分，早日出人头地。如此功利化的艺术教育不但与审美教育脱离，甚至完全背离了审美教育，导致艺术教育不但不是培养完美的人性，反倒压抑了人性。孩子虽然有了一技之长，但是并不热爱，甚至心灵扭曲，逆反心理突出，这种艺术教育的现状无疑与审美教育的本性背道而驰了。即便在高校艺术专业的的教学中，也是侧重于技法、技巧的传授和训练，而忽略了对学生人格、性情等方面的培养，因此很难实现审美教育培养完满人格的目标。而且过于强调技术训练的科学性和规范性的艺术教育体系，还禁锢了艺术的自主性和自由性，难以培养伟大的艺术家,使得艺术创作没有内在精神的支撑，而沦为一种意识流的表达，或一种无声的呐喊、无病，而缺乏真正的生命力、感染力和原创性，缺乏艺术应有的张力。因此，我们要时时把握好审美教育与艺术教育的辩证关系，要做到二者兼顾，既要有严格的技术训练，又要立足于人品、学问、才情、思想和人格精神的培养，这对于我国当前艺术教育重技巧，轻视传统审美精神和文化，以及艺术商品化的困境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篇7

【摘要】

目的：通过研究中医阳虚证临床研究文献，对阳虚证临床客观指标进行数理分析，为阳虚证客观实质的探索提供新思想和新方法。法：以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和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为数据源，“阳虚”、“虚寒”、“患者”、“病人”为关键词搜索临床研究文献，数据预处理后，运用“比值法”和“积分法”两种数学方法进行数据分析。通过数据计算得到诸多系统的若干生理生化指标在反映阳虚实质上的相对重要性值（比值法为P值，积分法为Q值），并进行等级排序。结果：内分泌系统指标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尿17羟皮质类固醇，免疫系统指标免疫球蛋白A，以及第二信使系统指标环磷酸腺苷与环磷酸鸟苷的比值，|P|值（或|Q|值）较大且P值（或Q值）为负值，提示上述指标在阳虚组的水平明显低于“非阳虚组”；血液流变学系统血浆渗透压、全血还原黏度和红细胞电泳时间等指标，|P|值（或|Q|值）较小，提示其在反映阳虚状态上表现出较小的重要性。结论：本研究采用的“比值法”和“积分法”分别具有高效性和稳健性的优点。通过对临床文献中与“阳虚证”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数据整理和挖掘，总结了不同指标在反映阳虚状态上的重要性，并对指标筛选提出了合理建议，为中医“阳虚证”实质研究提供了新思考。

【关键词】 阳虚; 文献整理; 比值法; 积分法

Methods: Based on the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 (CNKI) and Chongqing VIP databases， using “yang deficiency”， “deficiency cold”， and “patient” as keywords， we searched literature of clinical researches and used “ratiocomparison” and “integrationcomparison” to analyze objective data after data preprocessing. Relative importance value of physiological and biochemical parameters were reflected by P value calculated by ratiocomparison or Q value by integrationcomparison.

Results: With calculation of relative importance values of clinical indicators among various systems， we got the ranking of relativ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indexes. Triiodothyronine and urine 17hydorxycorticosteroid of endocrine system， immunoglobulin A of immune system， and the ratio of cyclic adenosine monophosphate to cyclic guanosine monophosphate， which had great |P| (or |Q|) values and negative P (or Q) values， had a clearly lower level in yang deficiency patients than in the control; hemorheological indicators such as plasma viscosity， whole blood reduced viscosity and erythrocyte electrophoresis time had small |P| (or |Q|) values. These indicators， however， showed less importance for reflecting yang deficiency.

Conclusion: Ratiocomparison method and integrationcomparison method employed in this study have merits of efficiency and robustness. After detailed compiling and mining of all available data， we have made reasonable advice on the most relevant index of yang deficiency for further study of the essence of this syndrome.

Keywords: yang deficiency; literature sorting; ratiocomparison; accumulation comparison

阳虚证是最常见的中医证候之一，也是临床治疗的重点。随着中医药研究的深入，阳虚证客观实质的研究既是中医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推广中医药的需要。近20年来，国内许多科研工作者在临床上从不同角度，对阳虚实质的内在变化进行了探讨［1］，积累了丰富的临床数据。但是，各学者的工作往往限于人体某一个系统或某一些指标，缺少对以往研究文献数据综合的整理与评价；而关于阳虚实质研究的综述性文章也多是列举各系统的指标变化，缺乏进一步的数学分析。因此，本文拟对临床文献中“阳虚证”患者的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数据整理和挖掘。

1 资料与方法

1.1 文献学整理方法

本研究借鉴meta分析中文献收集及筛选方法进行文献整理［2， 3］。

1.1.1 资料来源

通过联机检索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ternet，CNKI）和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重庆维普），并追溯文献，辅以手工检索收集国内1978年1月至2008年12月的中医“阳虚证”临床研究型文献，检索词包括“阳虚”、“虚寒”、“患者”、“病人”。

1.1.2 文献纳入标准

（1）阳虚证临床客观指标研究型文献；（2）患者组及对照组的指标均值及标准差明确；（3）中医辨证分型标准明确。

1.1.3 排除标准

（1）动物实验类文献；（2）缺乏对照组或数据不完整的文献；（3）重复发表的文献；（4）会议报告、文摘、研究简报和信札。

1.1.4 提取的信息

（1）文献名称、发表年代；（2）检测指标；（3）试验组病例数、年龄、性别、指标数值，对照组例数、年龄、性别、指标数值；（4）原文献中的统计结果P值；（5）中医辨证分型标准；（6）西医诊断的疾病类型；（7）原文献研究结论。

1.1.5 文献预处理

对文献的预处理包括指标分类（第二信使系统、血液流变学系统、物质能量代谢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微量元素、生物物理指标和其他）、统一单位和分组（阳虚组和“非阳虚组”，其中“非阳虚组”为正常组和阴虚组的合并）。

1.2 数理分析方法

1.2.1 概述

鉴于中医证候因素的多维复杂性，证候研究时症状或指标贡献度不能简单地以出现频数为依据［4］；同时，文献的间接分析使得掌握的数据信息具有不全面性和差异性。综合以上考虑，本研究数据分析所采用的数学方法应具有以下特点：（1）尽可能消除不同文献基准的差异以及不同指标的量纲差异；（2）对指标重要性鉴别的切入点不同于以往的频次统计，而是基于指标组间差异的大小；（3）数据分析结果中能够通过正号（负号）显示出阳虚组某指标水平高于（低于）“非阳虚组”；（4）尽可能降低数据噪音的影响。基于以上考虑，对现有统计方法进行适当调整，构造出比值法（ratiocomparison， RC）和积分法（integrationcomparison， IC）。

1.2.2 数据合并

由于“阳虚证”患者临床指标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受疾病因素影响，而目前文献中研究对照组的选取不尽相同，故本研究将文献中正常组与阴虚组合并后的“非阳虚组”作为对照组，以尽量消除疾病因素的影响。

对于某一指标来说，若以i±sv代表文献i中正常组数据，nv代表正常组例数；以i±sw代表该文献中阴虚组数据，nw代表阴虚组病例数（若文献中只有正常组，那么nw=0)，那么合并后的“非阳虚组”数据的均值i及标准差sy计算如下［5］：合并后均值计算公式为

i=nv×i+nw×inv+nw，

合并后标准差计算公式为

sy=∑nvj=1vi-i2+∑nwj=1wi-i2nv+nw=

sv2×nv+nvi-i2+sw2×nw+nwi-i2nv+nw，

合并后病例数ny=nv+nw。

1.2.3 比值法

对于某一个指标来说，若以A代表总阳虚组，其中文献i报道的阳虚组数据为ai=i±sx，B代表总“非阳虚组”，相应文献中的“非阳虚组”数据为bi=i±sy，由于相对误差能确切地表示近似值的近似程度［6］，我们就把相对误差(A-B)/B的数值定义为该指标在表现阳虚状态上的相对重要性P。具体步骤如下。

1.2.3.1 数据标准化

为方便不同文章及不同量纲之间的数据进行计算和比较，须将数据进行标准化。由于sx与sy接近，并且已知可以通过方差齐性检验，所以近似地把它们的算术平均数作为公共方差，即si=sx+sy/2。同时将ai与bi进行标准化，得到ai的形式为isi±1，bi的形式为isi±1。

1.2.3.2 加权求和

以临床病例数作为权数，对标准化后不同文章中报道的同一个指标“均数”进行加权求和。例如对于某一指标，以ni代表文章中阳虚组的临床病例数，加权求和得到如下计算值

A: ∑ini×isi; B: ∑ini×isi。

1.2.3.3 计算比值

加权后计算A-B与B的比值即P值为

P=A-BB=∑iniisi-∑iniisi∑iniisi。

1.2.4 积分法

对于某一个指标来说，若文献i报道的阳虚组数据为i±sx，临床病例数为nx，“非阳虚组”数据为i±sy，临床病例数为ny，由于在绝大多数文章中有nx+ny>20，满足大样本的条件，故构造统计量U（U服从自由度为nx+ny的t分布）以反映方差不同时两组数据的差异。且在此条件下可以认为U近似服从正态分布，即各篇文献数据服从的U分布类型相同。接着构造符号秩统计量Q并用其来表示数据差异的显著程度［7］。具体步骤如下。

1.2.4.1 构造统计量U和N

Ui=i-isx2nx+sy2ny，

Ni=nx+ny。

1.2.4.2 计算符号秩统计量Q

假设某一指标出现在3篇文献中，分别计算出统计量为U1、U2和U3，对应的临床病例数分别为N1、N2和N3，考虑到临床病例数对统计结果的贡献，故将U1扩展为N1个相同的U1，同样方法处理U2和U3，这样得到∑iNi个数值。

接着，U取绝对值，对这∑iNi个|U|进行等级排序（按从小到大排序）并按自然数编号（相同的数字取平均编号）。编号完成后，将各个U的正负号赋给对应的编号值，再分别求出正编号值之和Q+以及负编号值之和Q-，最后计算符号秩统计量Q并以其作为积分法结果。即：Q=Q++Q-∑iNi2。

确定算法后，运用MATLAB 7.0编写程序，完成计算。

2 结果

2.1 检索结果

初检得到文献395篇。通过阅读文题和摘要，筛出符合要求的文献120篇，排除质量差及无法利用的文献等，最终纳入研究的文献为95篇。

2.2 数理分析结果

比值法与积分法都能够综合分析多篇文献数据，得到指标的阳虚组与“非阳虚组”间差异程度并排序。比值法计算得到的P值与积分法计算得到Q值就是指标在反映阳虚状态上的相对重要性值。|P|值（或|Q|值）大，表明阳虚组与“非阳虚组”的差异显著，提示该指标可能与阳虚实质的关联性强；同时，P值（或Q值）为正值提示阳虚组该指标水平高于“非阳虚组”，而P值（或Q值）为负值则提示阳虚组该指标水平低于“非阳虚组”。依据以上数学分析结果，再结合医学专业知识得出结论。

对于比值法而言，统计学上|P|值没有固定的范围，但是医学上阳虚组与“非阳虚组”指标差异一般在10倍数量级以内，所以|P|值一般不会超过10；对于积分法而言，|Q|值最高时略大于0.5，而且随着样本量增大，最高值更加接近0.5。各系统指标相对重要性值见表1～8。表1 第二信使系统，表2 血液流变学系统，表3 物质能量代谢系统，表4 微量元素系统，表5 生物物理指标，表6 免疫系统，表7 内分泌系统，表8 其他指标（略）。

3 讨论

阳虚，与阴虚相对而言，是指人体阳气不足而造成的脏腑功能衰退、机体抵抗力和应变力下降的病证。主要临床表现有畏寒怕冷、四肢不温、少气懒言和不欲饮食等。临床上多依据阳虚的脏腑分型进行辨证施治。但不论是心阳虚、脾阳虚还是肾阳虚，均体现阳虚证的共性。为了研究这种共性，我们忽略了“阳虚证”脏腑分型的差异，把辨证为心阳虚、脾阳虚、肾阳虚及心脾阳虚等的患者统一归为阳虚组。

另外，证候本质研究中始终要注意分析证候特异性指标与疾病特异性指标［8］。即对于某些指标，疾病因素也是造成阳虚组与正常组差异的一个重要方面。例如与正常组比较，阳虚型慢性腹泻患者与阳虚型甲状腺功能低下患者的三碘甲状腺原氨酸的降低程度不同，后者的变化更为显著。又如患有肾脏疾病的阳虚患者，由于具有肾小球滤过与重吸收的障碍，所以尿免疫球蛋白G和尿白蛋白水平异常增高。诸如此类，均是由疾病的个性造成，而非阳虚证的共性。因此，我们将文章中相应的阴虚证组与正常组合并为“非阳虚组”。这种处理方式一方面尽可能地排除了疾病因素的干扰，另一方面提高了对照组例数，增加了统计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

对数据计算结果进行分析后，我们发现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尿17羟皮质类固醇等内分泌系统的指标，免疫球蛋白A、免疫球蛋白G等免疫系统的指标以及环磷酸腺苷与环磷酸鸟苷的比值等指标，|P|值（或|Q|值）较大且P值（或Q值）为负值，提示上述指标在阳虚组的水平明显低于“非阳虚组”。

微量元素系统中的锌/铜和镁，第二信使系统中的环磷酸鸟苷，能量代谢系统中的血尿素氮和乳酸与柠檬酸的比值，外周血白细胞糖皮质激素受体等指标，|P|值或|Q|值均较大，表明上述指标可以较为显著地反映阳虚状态，提示其变化可能与阳虚状态的实质更为接近。

临床检测较为普遍的血浆渗透压、全血还原黏度和红细胞电泳时间等血液流变学指标，|P|值（或|Q|值）均较小，提示其在反映阳虚状态上表现出较低的重要性，因此将其作为阳虚状态的唯一分析指标是不合适的。同时，环磷酸腺苷的|P|值（或|Q|值）也很小，初步分析是由于国内的相关研究文献结论大多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造成的。

从表中结果可以直观看出，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指标P值（或Q值）为负值的占绝大多数，提示阳虚状态下免疫系统功能低下、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也处于抑制状态；而表示血液流变性的指标中P值（或Q值）为正值的占绝大多数，提示阳虚状态下血液黏度有增加的趋势。

本研究采用的比值法与积分法均能较好地实现从只有样本均值、标准差和临床病例数的文献数据中充分提取信息。其中，比值法高效，从样本中提取信息的能力较强，适用于样本量较小时使用；积分法稳健，能够尽可能减小数据噪音的干扰，适用于样本量大的情形。由于本研究选取资料的样本量有限，因此比值法略优。

标准化处理使得不同量纲的数据具有可比性。而正常组与阴虚组合并后例数增加，有效样本量增大，并尽可能减小了疾病对指标差异的影响。本研究采用的数学方法具有一般性，可适用于各种文献整理、指标比较场合。

数学语言由于具有客观性、科学性等特点，已经越来越受到广大学者的重视［9］。本研究通过对临床文献中与阳虚证相关的生理生化指标进行数据整理和挖掘，系统地总结了不同指标在反映阳虚实质上的重要性，并对阳虚证临床指标的筛选提出了合理建议，为进一步研究阳虚证的实质提供了一些思路。我们建立的适用于文献数据信息提取和分析的两种数学方法，也为复杂生物学数据的处理提供了新方法。

4 致谢

感谢李敏、倪莉、赖永金、金勇男、崔一然在前期文献查阅工作中的努力，感谢徐徐在前期数学方法探索中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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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ang JQ， Lu Y. Advanced medical statistics. Beijing: People’s Med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2: 153157. Chinese.方积乾， 陆盈. 现代医学统计学.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 153157.

3 Zhou XY. Comprehensive study of medical literature and metaanalysis. Yi Xue Qing Bao Gong Zuo. 2002; 23(3): 134135， 144. Chinese.周旭毓. 医学文献综合研究与Meta分析. 医学情报工作. 2002; 23(3): 134135， 144.

4 Zhu WF， He JF， Yan JF， Huang BQ. Algorithm of double levels of frequency and weight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value for syndrome factor differentiation. J Chin Integr Med. 2007; 5(6): 607611. Chinese with abstract in English.朱文锋， 何军锋， 晏峻峰， 黄碧群. 确定证素辨证权值的“双层频权剪叉”算法. 中西医结合学报. 2007; 5(6): 607611.

5 Bickel PJ， Doksum KA， translated by Li ZH， Wang JL， Lin H.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 basic ideas and selected topics. 2nd ed. Lanzhou: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2004: 224229. Chinese.Bickel PJ， Doksum KA著， 李泽慧， 王嘉澜， 林亨译. 数理统计——基本概念及专题. 第2版.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4: 224229.

6 Ding ZL. Error theory and data processing. 2nd ed. Harbin: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Press. 2002: 34. Chinese.丁振良. 误差理论与数据处理. 第2版.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2: 34.

7 Wang JL， Liang XJ.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analysis.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Press. 2006: 3752. Chinese.王静龙， 梁小筠. 非参数统计分析.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 3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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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输入 汉语疑问句习得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疑问句在留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极高，对其思维和交际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学习汉语的重点和难点之一。现代汉语疑问句本体研究和母语习得研究成果非常丰富，相比而言，汉语疑问句的二语习得研究却比较薄弱。在起点相同，教师、教材、课堂内的语言输入和输出等因素基本相同的前提下，有的学习者针对疑问句的习得速度较快，而另一些学习者的习得速度则较慢。因此，研究者认为课堂教学因素恐怕难以对上述习得差异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本文通过实证研究探讨留学生课外语言输入的情况与留学生疑问句习得测试分数之间的关系，以期对留学生的汉语疑问句习得提供些许借鉴。

二、第二语言习得的输入与输出理论

（一）三种语言输入观

行为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者学习语言的行为实际上是对周围环境（周围人的语言）的刺激做出反应的行为，强调外在环境因素在语言习得过程中的中心地位。学习者通过对语言刺激的模仿，形成了固定的言语行为模式，通过正面的反馈和纠正得到强化，长此以往就形成了语言习惯，在反复操练过程中达到语言习得的目的。

心灵学派认为学习者的内在因素，即语言习得机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第二语言学习者不可能接触到所有的语言现象，但是可以产出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句子。贫乏的语言输入只是语言习得的“触发”（trigger）因素而已，学习者是通过内在的语言习得机制习得语言。

“认知互动理论”（cognitive interactionist theory）认为，语言习得是学习者内在加工机制与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在的语言输入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并输入大量的语言信息，第二语言学习者处理这些信息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通过自身的语言学习系统对信息进行整合，整合后有用的信息才会发挥作用。（Ellis，1994：243）

（二）输入和输出理论

Krashen的“语言输入假设”认为，人类只能以一种方式习得语言，即通过信息的理解或通过“可理解输入”的方式。可理解输入是学习者听到或看到的比他当前状态的语法知识稍微前进一步的语言。通过理解包含“i+1”水平的语言输入，按照自然习得顺序，从目前的习得水平“i”进入下一阶段的习得水平“i+1”。（Krashen，1985）

Long提出了“语言互动假设”，认为双方进行意义的沟通时，母语者为学习者提供的语言输入无论在语言形式还是在话语结构和功能上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语言形式的调整使语言输入更简单易懂；话语结构和功能的调整是通过询问、重复、确认和解释等方式使语言输入更容易理解。

Swain提出了“语言输出假设”，认为语言输出在二语水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或者否定了，学习者对语言信息的加工不仅仅局限于意义的加工。语言输出迫使学习者必须对语言表达的形式进行加工，只有这样才能使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得到全面的发展。（Swain，1985）

综上所述，Krashen侧重语言输入，Long重视同母语者之间的语言互动，Swain则更关注语言输出。这些学说都鼓励第二语言学习者积极地与目的语国家成员使用目的语进行交际，增加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本文通过实证研究，考察课外语言输入性质的不同（输出主导型/互动主导型/输入主导型）对疑问句习得是否具有显著性影响。

三、研究方法与程序

（一）研究目的

本文旨在通过实验研究，考察留学生的课外语言输入情况与汉语疑问句习得之间的关系，探讨留学生汉语四类疑问句的习得水平与课外语言输入对疑问句习得效果有无显著影响，从而为留学生在课外进行有效语言输入提出相关建议，以期对汉语疑问句习得提供些许借鉴。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考察留学生在课堂外语言输入的交际对象、交流意愿、输入和输出途径、交流机会和场所等，根据语言输入和输出情况的高低将留学生分成三个等级；通过自编疑问句测试题目，对留学生疑问句习得和掌握情况进行测试；对调查问卷和测试题的分数进行统计，分析两者之间的关系。

（三）实验被试的选择

本实验研究对象为2015年9月进入北京语言大学预科学院学习的预科留学生66名，其中，女生35名，男生31名。分别来自塔吉克斯坦、巴拿马、蒙古、加拿大等30个国家。学习汉语的整个时长为10个月，全部具有初级下汉语水平。

（四）实验材料的选择

本实验选取的材料包括课外语言输入情况的问卷调查和疑问句习得测试题。

问卷调查分为汉语版和英语版，共65个题目：第一部分是调查留学生的个人信息；第二部分调查留学生课外交际对象、交际意愿以及交流表现，共20个题目；第三部分主要从听、说、读、看四个方面调查留学生在课外语言输入和输出的途径，共17个题目；第四部分调查留学生在不同场合中针对不同的交际对象进行的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情况，共28个题目。其中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均采用Likert五级量表标记法。问卷调查信度分析如表1：

以上数据表明问卷本身的信度良好，α系数均在0.7以上，测量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

测试题选用现代汉语中出现频率较高且常用的四类疑问句进行测试，这四类疑问句分别是特指疑问句、是非疑问句、正反疑问句和选择疑问句。对四类疑问句各设置16个题目，具体题型包括判断题（16个）、选择题（16个）、排序题（16个）、完成句子（16个）四个大题，每题记一分，共64分。测试题的α系数0.607，鉴于本次样本数量有限，该信度系数较为能够被接受，测试题较能反映被试疑问句习得水平。

实验设计

本研究的实验设计为3×2完全随机试验设计，其中课外语言输入情况和性别为两个自变量，其水平分别为3和2，疑问句测试成绩为因变量。根据课外语言输入情况将留学生分成三类，即输出主导型、输入主导型、互动主导型。输出主导型的学生在整个会话过程中是话题的发起者与主导者，说话的时间多于倾听时间；输入主导型的学生在整个会话过程中开口率普遍较低，听对方说话的时间远远长于本人开口讲话的时间；互动主导型的留学生介于两者之间，听说并重。为了避免其他相关因素的干扰，将问卷调查和测试题嵌入正常的课堂教学中发放并完成，整个实验持续两周。为了不影响正常的教学进度，每次实验不超过20分钟。

四、研究结果与讨论

（一）汉语疑问句习得水平分析

纵观测试题的整体成绩，四类疑问句的习得分数由高到低依次为：选择疑问句、特指疑问句、是非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测试题的分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留学生疑问句的习得水平，选择疑问句的习得正确率最高，其次是特指疑问句，第三为是非疑问句，正反疑问句的习得远不及前三类疑问句。

选择疑问句的习得难度较低，句式上通常以连接词“是”“还是”作为判断标志，留学生在口头或者书面表达时易于操作。但是由于初级阶段的留学生汉语水平有限，也存在连接词混用或误用的情况，如“*你说的是汉语是英语？”；疑问选项多为名词或者形容词，对于复杂的疑问选项常常无法判断正误，如“*你呢还是玛丽去？”

汉语中的特指疑问句除了含有疑问代词之外，句子形式与普通陈述句并没有太大的差异。特指疑问句的习得重难点在于疑问代词的习得。留学生对“什么、多少（问数量）、哪儿、谁”疑问句式的习得正确率高于“哪里、多少（问价格）、多少（问年龄）、怎么样、什么时候、几、多、怎么（问原因）、怎么（问方式）”这些疑问句式的习得。究其原因，前者疑问句式比较简单且疑问代词处于核心地位，而后者句式则较为复杂且疑问代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

是非疑问句的习得不及前两类疑问句的习得。留学生很难准确地把握疑问句语气词的细微差别，因此，常常出现语气词误用的现象，表现为“吗”的使用泛滥，而“吧”的使用率和正确率远远低于“吗”字疑问句，这与其在目的语中的分布或作为疑问句标记的典型程度有关（丁雪欢，2006）；句尾带有疑问词的是非疑问句与重叠形式正反疑问句混淆，如“*你最近忙不忙吗？”初级阶段的留学生会经历由句尾是“吗”的疑问句过渡到重叠结构正反疑问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未能将两者完全区分开来。

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在正反疑问句习得方面尚处于萌芽状态。由句尾疑问词“吗”的疑问句过渡到重叠结构的正反疑问句，且重叠结构多数为简单的单音节词语，如“是不是”“好不好”，比较复杂的重叠结构如双音节词语重叠“你去过没去过长城？”尚未完全习得。

总体上看，初级阶段留学生主要习得一些结构简单，语法项目较少，语用功能简单且易于掌握和操作的句式，包括疑问选项简单的选择疑问句，疑问代词为“什么、多少（问数量）、哪儿、谁”的特殊疑问句，“吗”字是非疑问句，以及正反问句中的“V不V”形式等。

（二）留学生课外语言输入情况和性别的双因素方差分析

首先，我们从66份问卷中随机抽取30份进行描述性的分析，分析结果如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以输入为主导的留学生在疑问句测试题中的平均成绩为50.40，以互动为主导的留学生在疑问句测试题中的平均分为55.50，以输出为主导的留学生在疑问句测试题中的平均分为53.20。按照满分为64分的分制来说，课外语言输入不同等级的留学生的平均成绩都较高。同时，以互动方式为主导的留学生疑问句测试的平均分高于输入主导型和输出主导型留学生的平均分。为了考察三种语言输入类型之间的差异是否显著，我们用SPSS19.0版本统计软件对学生课外语言输入情况和性别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0.05作为显著性标准），分析结果见表3、表4和图1：

结果显示，课外语言输入情况有显著的主效应，F（2，24）=4.616，P0.05。此外，从数据和图1中可以看出两者的交互效应并不显著，F（2，24）=0.116，P>0.05。总体而言，在课外进行语言输入时，性别对疑问句的习得并不起主导作用，互动主导型学生的测试成绩优于输出主导型，输出主导型学生的测试成绩又优于输入主导型。所以，我们认为，在课外凭借语言互动进行汉语疑问句习得的效果显著高于通过语言输入和语言输出这两种方式习得汉语疑问句的效果，即将输入与输出相结合，听与说并重，才能够更好地促进留学生对疑问句的习得和掌握。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课外语言输入情况的差异会影响留学生汉语疑问句的习得，以互动为主导的留学生汉语疑问句的习得效果明显高于以输出为主导的学生的习得效果，以输出为主导的留学生汉语疑问句的习得效果明显高于以输入为主导的学生的习得效果，性别的差异不会影响留学生在课外习得汉语疑问句的效果。在课外习得汉语疑问句时，应该鼓励学生克服畏难心理，主动与母语为汉语者进行交流互动，听说并重，及时发现并改正交际互动中出现的错误，并积极反思，从而促进汉语疑问句的习得。

五、结语

综上所述，初级阶段留学生四类疑问句的习得水平由高到低依次为：选择疑问句、特指疑问句、是非疑问句和正反疑问句，主要习得一些结构相对简单，语法项目较少，语用功能简单的句式。在留学生课外习得汉语疑问句过程中，课外语言输入性质的不同（输出主导型/互动主导型/输入主导型）对学生的测试成绩存在显著差异，课外以互动为主导的留学生疑问句测试成绩最高，相对于输出主导型和输入主导型的留学生，互动主导型更有利于疑问句的习得，且习得效果是显著的。课外互动主导型的留学生疑问句习得的效果并没有因性别因素产生显著差异。课外语言输入情况与性别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所以，留学生应将课堂上学到的疑问句知识应用于实践当中，弥补课堂疑问句教学的不足。同时，在课外还应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尽可能地多与汉语母语者互动交流，在兼顾语言意义和结构形式的同时，还应注重语言细节；在同以汉语为母语者互动结束之后，对交流中的表现进行客观评价，积极地进行自我反思，不断总结，从而促进汉语疑问句的习得。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编号：[16YCX01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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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科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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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M].New York：Academic Press，1996.

[5]Swain，municative Competence：Some Roles of

篇9

【摘要】 目的 对比观察益气温阳活血方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对心肌梗死模型大鼠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和左室重构的影响。方法 结扎冠脉前降支造模，检测模型鼠造模当天、第5天和第10天外周循环血干细胞数，计算治疗第8周大鼠心脏重量指数、室壁变薄率和膨胀指数。结果 中药组外周血干细胞数在造模5 d后显著升高(P

【关键词】 心肌梗死；骨髓干细胞；左室重构；益气温阳活血方

Abstract：Objective To contrast and observe the bone marrow stem mobilization induced by Yiqi Wenyang Huoxuefang and G-CSF， and the influence to left ventricle reconstruction. Methods Model rat was made by ligate LAD， quantity of circulation stem cells (CSC) at the first， fifth and tenth day was detected. After be treated 8 weeks， the heart index， the expansion index and the thinning ratio were calculated. Results The quantity of CSC of Chinese herbs group increased at the fifth day (P

Key words： marrow stem cell；reconstruction of left ventricle；Yiqi Wenyang Huoxuefang

目前人们认识到：心肌细胞的丢失是心肌梗死后心衰发生的主要因素，心肌细胞数量的减少与病理性的心室重构导致心功能恶化是心衰发生发展的基本机制。如何促进梗死区内心肌细胞再生和减少梗死邻近细胞的凋亡、防止心室重构，成为防治心梗后心力衰竭发生及降低心梗后远期死亡率的关键。本实验对比观察了益气温阳活血方和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G-CSF)对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及其干预左室重构的作用。

1 实验材料

1.1 药物

基因重组人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rhG-CSF)购于山东格兰百克制药有限公司。益气温阳活血方由人参10 g，黄芪15 g，制附子5 g，毛冬青30 g，益母草10 g组成，购自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上述中药常规煎煮后离心，取上清液，水浴浓缩成1 mL(含原药材1 g)，4 ℃保存备用。

1.2 仪器

L-200型电子分析天平(SHZMADZU Corporation KYO to JAPAN Altra)，流式细胞仪(Beckman Counter.U.S.A)，BI- 2000图像分析系统(成都泰盟科技有限公司)，切片机(日本樱花株式会社)，HH.W21.Cr42型恒温水浴箱(广东汕头医用设备厂)，TDL-5A型飞鸽牌离心机(上海安亭科学仪器厂)等。

2 实验方法

2.1 动物分组和造模

纯种SPF级SD大鼠40只，4周龄，雌雄各半，体重(180±10)g，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提供。40只大鼠先随机分出10只作为正常空白组，余下30只参照文献[1]方法结扎冠脉前降支造模。造模后用卡西欧计算器给出的随机号随机分为3组：模型组、G-CSF诱导组(西药组)、益气温阳活血方诱导组(中药组)，每组10只。

2.2 治疗方法

造模当天开始治疗。正常空白组：正常喂养，不作治疗；模型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 mL，生理盐水5 mL灌胃；西药组：生理盐水5 mL灌胃，皮下注射rhG-CSF 10 μg/(kg·d)[约0.2 mL/(鼠 ·d)]；中药组：皮下注射生理盐水0.2 mL，中药煎剂5 mL灌胃。均为每日1次，连续5 d。

2.3 检测指标

2.3.1 骨髓干细胞动员的观察

造模后24 h、治疗第5天和第10天，眼眶取血，流式细胞仪检测血液中CD34＋细胞数量，按下式计算表达CD34＋的细胞数量[2]。骨髓干细胞数=(测得CD34＋数/测得微球数)×(微球总量/样本体积)。

2.3.2 左室重构的观察

治疗第8周，各组大鼠称重，麻醉后取出心脏，冰盐水冲洗后吸干水分，称取心脏重量，计算心脏重量指数。心脏指数=心脏重量(mg)/体重(g)。

剪除双侧心房及右心室，沿左心室长轴由心尖到心底部切成两半，以10%甲醛固定，乙醇脱水，石蜡包埋。每隔100 μm切取2 μm厚的全心脏长轴面切片1张，共切6片。冲洗后，HE染色，用BI-2000型图像分析系统进行图像分析，逐片测量下列参数：梗死区横断面积(IA)、梗死区室壁厚度(IT)、室间隔厚度(ST)、左室壁横断面积(LVA)、左室腔横断面积(LVCA)和左室腔周长。按下式计算膨胀指数(Expansion Index，EI)和变薄率(Thining Ratio，TR)。EI=(LVCA/LVA)×(ST/IT)；TR=6张切片梗死区厚度之和/6张切片室间隔厚度之和。

2.4 统计学方法

数据均采用SPSS11.0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以x±s表示，先行正态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再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t检验。

3 结果

(见表1～表3)表1 各组大鼠不同时段循环干细胞数(略)注：与正常空白组比较，*P

4 讨论

心肌梗死后骨髓干细胞动员能自行迁移到心肌损伤部位，在心脏微环境中横向分化为心肌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和平滑肌细胞。而且骨髓干细胞分化来的心肌细胞能与周围宿主心肌细胞形成有效的电-机械偶联[3]，从而参与坏死心肌组织再生，改善心功能，实现心肌在结构和功能上的整合。然而，一般情况下进入到外周循环血中并迁移到心梗区域的骨髓干细胞数极少，对坏死心肌组织的修复作用极为有限。因此，采用骨髓干细胞动员剂将骨髓干细胞“驱赶”到外周血，增加外周血干细胞数量，则有可能促进心肌组织的修复。大量研究证实急性心梗后经动员的骨髓干细胞参与了梗死灶的组织修复和血管重建。

常用的动员剂有G-CS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基质源性生长因子-l(SDF-l)等。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这些动员剂多有发热、乏力、皮疹、胃肠道反应等不良反应，发生最多也最为严重的是“骨痛”，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4]。

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应用中药动员骨髓干细胞治疗心肌梗死的研究。本实验将益气温阳活血方对骨髓干细胞的动员作用与目前研究中普遍采用的G-CSF做了对比研究，结果显示：治疗5 d后中、西药组外周血干细胞增长了10倍，与Dulua[5]的研究结果相符合。中药组循环干细胞数量少于西药组，但二者之间无统计学差异，说明中药也具有良好的动员干细胞作用；停药5 d后，中药组外周血干细胞数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与西药组相比差异显著。提示中药动员干细胞作用较持久，这可能是中药组防治左室重构作用优于G-CSF组的原因之一。

动员自体骨髓干细胞迁移入缺血心肌中，骨髓干细胞将发生“环境依赖性分化”，分化成心肌样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及内皮细胞。相应地，在骨髓干细胞聚集的区域也形成一个特殊环境，原有受损的心肌细胞将发生“环境依赖性变化”，可能不发生或只是轻微玻璃样变性和凋亡的发生，心肌发生瘢痕化程度也较轻，也就是说，骨髓干细胞被动员并迁移入缺血心肌后从2个方面了防止了心肌细胞数量的减少。

本实验从宏观上观察到益气温阳活血方对心肌梗死模型大鼠左室重构具有良好的干预作用，其具体作用机理还不清楚，可能与下列情况有关。①药物动员的骨髓干细胞在心肌微环境中分化为心肌细胞，直接增加了心肌细胞数量，替代坏死心肌发挥功能；②定向迁移到损伤心肌处的干细胞形成局部微环境，减少了梗死相邻区域心肌细胞的凋亡，间接增加了心肌细胞数量；③可能通过分化为血管组织改善血供，最终抑制了梗死区室壁的变薄、延展，减少了存活心肌的代偿性肥大，抑制了心室重构。从实验结果看，中药组防治左室重构的作用有优于西药组的趋势，提示研究应用中药动员骨髓干细胞防治心肌梗死后心衰具有良好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Martinez L， Carmona L， Villalobos-Molina R， et al. Vascular alpha ID-adrenoceptor function is maintained during congestive heart failure after myocardial infarction in the rat[J].Arch Med Res，1999，30(4)：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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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ang Y L， Zhao Q， Zhang Y C， et al. Autologous mesenchymal stem eel transplantation induce VEGF and bovascularization in ischemic myocardium[J].Regul Pept，2004，117(1)：3－10.

篇10

一、回归人的现实生存，还原文学与道德的整体生成性

本书回归以人的现实生存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深入开掘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与道德作为有机整体共生共存的生存论思维，将文学艺术与道德还原至二者整体生成于人的现实生存的历史过程当中。通过向文学艺术与道德整体生成本源的回归，打破了传统道德研究中的形上学研究模式，有力批驳了西方近代以来将文学艺术与道德分离对立的做法。

文学艺术与道德整体生成于人类生存发展的历史性进程当中。文学艺术产生于人的现实生存，而道德作为人合于天地自然之道的生存法则保存于文学艺术作品当中，文学艺术作品因具有了道德属性而具有了神圣性和真理性，获得永恒的意义并得以延续千年之久。本书的生存论思维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美学形成对照互释。按照海氏所言，艺术是对人的本真生存境遇的呈现，人的本真生存即是天地神人共在的完整生存状态，亦是与道德共在、与真理共在的生存状态，而艺术作品则是真理的现身之所。本书第一章“文学的道德在场”亦指出：道德属性是文学的本质属性。文学即布设的道德场所，道德是这一场所的随时在场及永久在场[2]。而文学艺术的根基是人的现实生存，越是与现实生存根基联系紧密的命题，便越具有真理性[3]。道德之于文学艺术如同生命之于人的身体，融入身体的发肤血肉当中，虽然并不具有具体的形态，但却能够让身体的各个器官运作协调，焕发出健康的光彩与活力。而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之所以往往被视为“天命的言说”而非人力所为，正是因为这些作品中包含着合于真理的道德，能够在文学与社会的流变过程中呈现出普遍性与稳定性，与人的现实生存共生共在，从而“旁通而无涯，日用而不匮”[4]，持久永恒。

文学道德问题作为关乎人生存发展的重要问题，理应成榈苯裎囊昭Ч刈⒂胨妓鞯慕沟阄侍狻C娑缘毕律缁嶙型时期的道德失准与失序，建立稳定而又合乎情理的道德标准与秩序成为当务之急。本书因此深入探寻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伦理情感与情境，指出古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道德观念虽不被一味刻意强调却能够稳定长存，正是因为中国古代艺术特有的伦理体验传统在道德观念稳定性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模铸作用。

二、开掘伦理体验传统，阐释文学与道德的稳定性模铸

为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道德观念的稳定性特征，本书摒弃了近年来国内盛行的道德形上学研究方法，转而立足民族生存传统，追溯至中国古代道德观念形成的源头时期，深入探究伦理情感与情境对文学艺术与道德的模铸作用，详细阐释了文学艺术中道德属性的形成过程与道德属性的文学接受过程，指出伦理体验特征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的核心特征，形成于人的现实生存实践，并自觉介入文学艺术与道德的整体生成性关系当中，在文学艺术与道德的形成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从而在紧扣中华民族核心文化特性的同时完成对文学道德命题的求解，揭示了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相较其他民族更具稳定性的原因。

近年来盛行的西化形上学道德观很大程度上源于康德的先验道德观，康德将道德视为先验人性的制高点，将宇宙星空与道德律令相提并论，强调道德的崇高性与恒定性。但在中国古代，道德并非如康德所说的先验理性，而是生成于人的现实生存当中，但这种生成于现实生存的道德观念同样具有极强的稳定性，能够伴随历史影响千年之久。这种稳定性得益于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伦理体验传统。古人在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的基础上，将道德的情感体验上升为理性意识，使道德超越了个体的生存本能，成为人类群体的生存延续的法规与秩序。儒家推崇的仁义之道，甚至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都是为捍卫这种维持群体生存的道德准则而生成。道德也因此深入了古人的现实生存当中，成为维持群体生存延续的必然选择，与现实生存的历史紧密相连而绵延不断。

本书即立足于中国的人伦传统文化特质，纠正了西方单纯凭借理性维系道德的传统，将道德置于现实生成的人伦关系当中，揭示了人伦体验传统对中国古代道德意识观念形成起到的模铸作用，清晰阐释了中国道德之所以延续千年的根本原因。每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各自的特质，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特质是人伦文化特质。人伦文化特质形成于现实生存当中，成为文学艺术与道德稳定性的特有保障，并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伦理价值观，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在人伦文化特质中的道德标准。这其中，血缘宗法与人伦序位成为文学艺术与道德观念共同的现世关注点，道德观念在文学艺术中自然形成，并通过文学艺术得以延续，并进而强化了中国古人尊古崇圣、尊师重道、修身齐家等人伦关系传统，有力地保证了人类群体生存的长治久安。

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人伦关系当中，而道德在每一层人伦关系当中都有着不同的具体要求与规约。但在商业化时代，以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的各种行为正在吞噬着人伦关系与道德的生存空间。这些商业化的行为扩散到艺术审美活动当中，造成了艺术审美的低俗化和艺术作品的短期利益化，进而失去了艺术审美应有的道德关注和生命活力，彻底沦为商业的附属品。因此，如何重建道德批评应在的审美维度亦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三、重塑艺术审美之思，建立道德批评的应在之维

本书纠正了西方传统与中国近代以来的二元论思辨模式与灵肉分离的艺术主张，强调人生存的有机整体性，将审美体验视为道德得以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因素，力求通过艺术实现向道德生存的回归，艺术与人的道德生存因此成为道德批评的应在之维。而中国古代艺术的人伦取向传统则保证了艺术道德属性的长久稳定，在审美的生存整体性与流转变化中形成了中国古代不同于西方的审美维度。

在现实生存中，道德观念的形成与审美体验密不可分，文学艺术中蕴含的道德属性经由审美体验得以呈现，并指导人实现道德生存。审美体验作为连通生存与道德的中介，对道德的接受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学艺术正是通过自身的审美体验属性，避免了生硬的道德说教，才使道德能够被人广为接受。本书第二章“创作主体的道德意识”开篇指出：文学的道德意蕴与文学共生共在，但它不是道德说教，道德说教是道德教科书或道德宣传材料的事。文学道德意蕴是文学创作主体的道德感经由形象行为系统的传达[5]。本书将审美体验视为呈现文学艺术道德属性的心理形态，提出只有通过审美体验才能够感受到文学艺术作品中人与天地自然作为完整的有机整体的生命律动，而人的道德生存亦需要借助审美体验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得以现身，审美体验成为沟通生存与道德的桥梁。审美体验又使道德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呈现成为自然的过程而并非刻意地强化。本书第六章“道德的文学接受”指出道德感在文学接受中建构的特点：文学的道德意蕴是构成性的，它构成于文学的整体意蕴当中，这种情况决定着文学的道德接受不是抽象的或可以从形象中抽象的道德观念的接受，而是在总体意蕴中并且不脱离总体意蕴的道德接受[6]。融合于审美体验中的道德往往天然不露痕迹且不带有任何观念色彩，让人感觉真实可信与心旷神怡并自然地沉浸其中，在对道德生存的整体体验中获得对道德的信服和接受。因此，审美体验既以人的认知为基础，又能够超越认知的局限，人在审美体验中与完整本真的道德生存相遇，进入澄明自由的境界。

文学艺g既是人现实生存的产物，又能够超越现实的局限通过艺术审美之思呈现出富有道德意蕴的世界的完整状态，让人体验到生存的真理。而中国的伦理体验传统更是将文学艺术的创作与接受都严格限定于道德的尺度之内，以中庸之道作为审美的维度，避免了超然于现实的精纯之美与迷失于肉体的之美，让艺术审美之思更合乎于群体生存的延续和长治久安，从而促成了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道德永久在场与千年长存。

在当下商业化盛行的时代，文学艺术生成与发展的空间已被无孔不入的商业渗透其中，商业化利益几乎吞没了艺术作品中多数的道德内容，社会笼罩于非美的审美之境当中。在利益第一的原则下，曾经饱含道德的文学艺术与人们渐行渐远，而文学艺术活动的利益化倾向则愈加严重。正如本雅明感叹现代社会中艺术光晕的消失，当下机械复制的现代性艺术生产方式正在对文学艺术造成的直接改观，文学艺术在今天已经成为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化属性已然确立。而电视剧、电影这些伴随着工业化兴起的新的艺术形式，也正在逐渐取代语言文学一贯的正统地位。针对种种时代社会问题，本书将文学的道德问题提升为文艺学的道德命题，以期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求解，来解决当下人们面临的道德问题。文学的道德问题在当今的文艺学建构中显得尤为重要，而在学科建构中形成发现和探索现实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的求解，也是本书着重强调的宗旨之一。

《文学道德论》一书对文学道德问题的追问无异于一次对时展中的文学的反思与探索，并在新时期中国文论建构中起着引领和导向的作用。高楠先生在授业时每每强调在学术研究中树立问题意识的重要性，无疑是在追寻文学的意义之在的同时，唤起人们对文学问题的关注，以期更好地完成文学与现实问题的实践互动。而如何以生存、道德、伦理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建立文学理论批评的应在维度，探索文学艺术的本源与时代意义，是本书留给人们更为广阔深远的思索。

注释

[1]高楠：《文学道德论》，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2]同[1]，第8页。

[3]高楠提出思想理论真理性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愈是接近于现实社会生活及其意识形态场域客观规定性的，经由这样的问题式所产生的思想理论便愈具有真理性，否则，便远离真理性。同[1]，第2页。

[4]刘勰著：《王运熙》，周锋、文心雕龙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