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儒家思想的问题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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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 401331）

摘 要：自儒家思想于春秋时期兴起，到元代时，儒家思想和文化已经成为社会主导文化，而且封建统治者都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国家管理。可以说，我国封建制度的发展与儒家思想的相得益彰，儒家也因此成为古代文化发展相对完善的学说。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的朝代，又是少数民族创立的封建王朝，因此儒家思想在元代的传播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值得分析研究。

关键词 ：元代；儒家思想；传播途径；统治意识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7-0094-02

儒家思想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直是我封建王朝治国理政的核心思想。那么在元代这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政权儒家思想又是居于何种地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传播的？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文化在元代的地位

元代是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蒙古族作为“马背上的民族”，有属于本民族自己信仰和文化。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族使用武力和战争来获得统治疆土，巩固统治，这与儒家思想是不一致的。蒙古族经过几十年战争，最终获取了庞大的统治疆域，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元代。但到1234年，蒙古灭金以后，统治者窝阔台决定倡导儒家思想，兴国学，开始重视儒家思想及文化。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自元代实现大一统后，蒙古族就入主中原，走上了与中原居民融合之路。忽必烈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很大，他经常向新统治地区的前臣和四方文人雅士寻问治国经世的道理。而广大中原地区的儒臣名士也常常向元世祖讲述中原各朝代封建王朝建设、兴衰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同时也经常向其讲述“三纲五常”以及“孔圣治国之道”。忽必烈对儒家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

相对以往，蒙古族统治者更喜欢以“向天地求签”的封建方式来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思路。而从忽必烈开始，则逐渐放弃了这一愚昧方法。忽必烈在进行相关政治活动时，每临重要大事，往往会听取儒家学者的意见，进而采取正确的处理思路和办法，并非问计于巫师。可以看出忽必烈对儒家思想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信任。同时结合大量的历史材料，我们可以发现，忽必烈并非完全的宗教信徒，而是以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形象展现在历史政治舞台。

忽必烈凡遇到重大国事，一般会向中原地区的儒家学者寻求意见。儒士们因此对忽必烈寄予很大希望，希望忽必烈成为儒家思想的“践行者”和“推动者”。而在元代历史上，由忽必烈亲手创建的“金莲川幕府”也确实网罗了大批知名儒家学者，这一批儒士为后来忽必烈建立大一统国家，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原地区经济复苏方面，儒家学说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忽必烈认识到儒家文化对其管理中原、经营国家事务方面的重要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才与高层政治实现了深度融合，并得以广泛传播，为元代大一统局面提供了重要基础。

忽必烈之后，元代统治者恢复了科举考试制度，让儒家学者有了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这大大提升了人们参与学习儒家文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虽然元代统治中将中原人群和南宋地区人士都规划为三四等人种，但依旧给予儒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尤其是英宗和文宗更是极度推崇儒家文化，弘扬儒家学说，为儒家文化发展传播奠定了广泛基础。

元代作为我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封建国家。政治安定之后，社会经济发展迅猛，这为元代文化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效打破了各民族之间相对封闭孤立的状态，加深了各民族之间文化的融合，特别是蒙古族和汉族之间的融合。随着交往融合速度加快，各民族之间受汉文化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就进一步加深。元代统治者为稳固自身统治，极力推崇理论化的“三纲五常”，并希望借助这些儒家思想，维护自身统治秩序。而儒家学者为有效维护自身利益，提升个人地位，则极力宣扬儒家学说，这就使得元代政治统治与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儒家学者之间实现了某种默契。大多数儒家经典著作都被翻译为蒙古文著作，程朱理学也再次被界定为国学，这为儒家文化在元展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

二、元朝文化政策中关于儒家文化的政策分析

任何一种文化想要实现广泛传播，就必须获得认可，同时文化政策对其发展也会产生深刻影响。文化政策中积极有利的部分能够有效推动儒家文化的发展，而一旦文化政策对其不利，那么这一文化发展就会面临障碍，因此必须深入了解元朝关于儒家文化的相关政策。

（一）元朝文化环境比较宽松

由于元朝是由马背上的民族建立的，其统治者汉化程度和儒家文化掌握程度并不高。忽必烈之前，各位蒙古大汗甚至都不识汉文，同时也不讲究中原地区的封建道德和君王统治之权术。因此在文化方面，多不公开干预，由其自由发展。这一宽松的文化环境，为元代文化快速发展提供了自由空间。元世祖公开减免儒士的徭役，网罗天下儒士人才为政府服务。给儒士较好的待遇，使其能够安心参与社会建设。正是元朝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民族成份，加上当时文化由草原文化向农业文化发展，元代逐渐构建起属于自身的独立文化结构。整体较为宽松的文化政策，为儒家文化迅猛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会。

（二）对儒家文化采取优待并非单独尊儒

之前封建统治者对儒家文化都持以独尊的态度，这与儒家文化推崇君主权力的天赋性以及君臣纲常有关，很多统治者都将其看作良好的统治工具。元代并非如此，由于统治者缺乏必要的儒家理论基础，对汉文化不了解，加上其民族自身就有相应的信仰，因此儒家文化的地位并不高。实际上，元代统治者也只是将儒家思想当作维护自身统治的一种文化而加以优待。由元代历史可以看出，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变化的历程。开始注重其实用性，后来才认识到儒家思想作为一项极为完整的统治思想体系，能够维护自身政治统治。

忽必烈统治期间，开始重视儒家学者，然而与前朝所不同的是，元朝统治者并不是真正了解孔孟思想，他们更看重的是儒家学说的功利性以及对维护统治的独特作用。因此，对儒家学者只是给予优待和荣誉，但多任的是闲职，可以说统治者对儒家思想的认可仅仅停留在很有限的方面。元朝所推行的文化政策强调“庙学合一，重祭祀而轻教学”，更看重儒学祭祀仪式。在元朝中后期儒学出现了过分重视祭祀的问题，在祭祀方面投入大量花费，从而使得儒学教育发展经济负担进一步加重。由于过分重视祭祀活动，忽视了教学质量，这就影响了正常的儒家教学活动。

学而优则仕成为儒家文化传播的重要动力，因为通过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实现政治抱负，因此很多人都愿意学习儒家文化和儒家思想。而在元朝前期，科学制度被废止，加上蒙古族的草原文化传统及狭隘的本位主义影响，以及对中原儒家文化的抵触心理，使科学制度被冷落，而儒家学者也不受尊重。元仁宗继位后，主张以儒家思想治理国家，笼络人才，并恢复了科举制度。就元朝科举选士状况来看，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都始终不如之前朝代，其地位也不如其他宗教理论那样受重视，科举取士也不比前朝。

三、元朝儒家思想的传播途径分析

任何文化思想，想要实现有效传播，始终离不开几种常见途径：教育、学校、祭祀、社会交流等。

（一）统治者任用部分儒家学者

儒家思想是一种文化，也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统治秩序的有力工具。然而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国家，由于受其文化特点及信仰因素等的影响，对儒家思想并不十分重视，这就使的儒家思想传播并非像以往朝代顺利。可以说统治阶级的认可是某一文化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元朝统治者自忽必烈起开始选用儒家学者，并且向他们咨询相关治国之策，这就为儒家思想传播推广提供了重要渠道。

（二）兴办儒学等国学机构

任何一种文化，要想得到传播，相应的教学机构或组织是必不可少的。元朝也兴办了一些学校，学习儒学，这为儒家思想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元朝的疆域空前辽阔，民族众多，为有达到良好的效果，元朝统治者制定了切合可行的教育政策，通过教学活动，使儒学得到推广。

（三）儒家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影响根深蒂固

思想传播的最佳途径仍是自发传播。儒家文化在宋朝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已经成熟，并被社会广泛认可。正是由于儒家思想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使儒家思想传播有了现实保障。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影响让人们对其传播有着天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四）政治传播与教育传播深度融合

儒家思想的传播，离不开政策推动与有效教学活动，只有与政治权力有效结合，才能为儒家教学发展提供必要空间。相关教材编制和科举制度，为儒家思想深度传播、迅猛传播提供必要载体和渠道，从而加速了儒家思想的传播。

元朝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游牧民族创建的大一统帝国，在其领土扩张、国家创建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儒家文化并未在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太大作用。而元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自身统治，儒家思想提供了统治之道，因而得到广泛传播。但和以往封建王朝相比，元朝统治者由于缺乏必要的汉化知识，加上蒙古族自身宗教信仰影响，儒家思想并未获得统治地位。

参考文献：

〔1〕黄秀琴.我国文化中的儒教问题:起源、现状与趋向[J].山东教育，2012，（6）:145-149.

〔2〕龚明达.关于儒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J].教学科研，2012，(8)：25-29.

〔3〕闫玉志.从元杂剧看元代儒家文化的传播[J].文史常识，2013，(7):26-28.

篇2

从庄子的视域看儒家，我们发现庄子对儒家的理解是精确而深刻的，且丝毫不逊色于与其同时代的儒家著名人物孟子。

一、儒家之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

自孔子创立儒家始，儒家即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孔子问其子孔鲤“学诗乎”、“学礼乎？”并对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要求孔鲤学习《诗》、《礼》。孔子曾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言诗、礼、乐之于人生炼养的价值，可见其教育弟子离不开《诗》、《礼》、《乐》等。至于《书》，也是孔子教育弟子的教材。据《论语·宪问》载，孔子弟子子张与孔子有关于《书》的问答：“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这是孔子以《书》教育弟子的明证。孔子四十多岁时曾感叹：“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希望能够活到五十岁，从而有时间学《易》。学《易》之后，孔子即以《易》为教材教育弟子。《论语·子路》载孔子引《易经》恒卦的爻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然后评论道：“不占而已矣”，这即是证据。从《论语》来看，虽没有载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但是，《春秋》由孔子本人所作，孔子视之甚重[①]，想必会以之作教材的。

在《诗》、《书》、《礼》、《乐》等教材中，孔子教授最多的应是《诗》。因此，《论语》载孔子谈《诗》处较多。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是对《诗》的内容、意旨的高度概括；孔子说：“《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篇的评价；“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殉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这是对《诗》中具体诗句的解读。孔子教授《诗》，用力甚多，恐与孔子的“兴于诗”的主张有关。

由于孔子以《诗》、《书》、《礼》、《乐》等教育弟子，也由于儒家思想与《诗》、《书》、《礼》、《乐》等关系密切，多是对其解读、发挥和利用。可以说，离开了《诗》、《书》、《礼》、《乐》等，儒家就失去了其根基。所以，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多重视《诗》、《书》、《礼》、《乐》等，并利用其表达自己的思想。例如，郭店儒简中的《性自命出》出现《诗》、《书》、《礼》、《乐》并举：“《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六德》出现《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举：“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而郭店儒简中的《缁衣》、《五行》、《成之闻之》等篇的作者即是引《诗》、《书》以表述己意。

庄子看到了这一点，谓古之道术“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庄子·天下》），并且，刻意通过老子与孔子的对话，经由孔子之口，把上述著作称为儒家之“经”：“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论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无所钩用。甚矣！夫人之难说也？道之难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庄子·天运》）。此处，庄子笔下的孔子称《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儒家之“经”，而与其“对话”的老子也承认这一事实，不同之处在于孔子以为儒家之“经”承载“先王之道”，而老子认为儒家之“经”所记载的乃是“先王之陈迹”而已。

关于儒家各“经”之旨，孔子只以“思无邪”（《论语·为政》）概括《诗》，而于其他诸经并无概括；郭店儒简作者云：“《诗》，所以会古今之诗也者”，“[《书》，]者也”，“《礼》，交之行述也”，“《乐》，或生或教者也”，“《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春秋》，所以会古今之事也”（《语丛一》），虽有概括，却拘限于各“经”的内容或所涉及的范围，且也不甚准确；庄子却以极其精彩而准确的文字概括之，他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这种概括，透显庄子对于儒家之“经”的深入思考和精准把握。

因为把《诗》、《书》、《礼》、《乐》等看作儒家之“经”，庄子在讽刺、丑化儒家时即时常引用之。例如，庄子讽刺儒者极力用《诗》、《书》、《礼》、《乐》取悦于君王，却适得其反：“徐无鬼因女商见魏武侯”，“武侯大悦而笑。徐无鬼出，女商曰：‘先生独何以说吾君乎？吾所以说吾君者，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为数，而吾君未尝启齿。今先生何以说吾君，使吾君说若此乎？’徐无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马耳’”（《庄子·徐无鬼》）。再如，庄子丑化儒者盗墓还引经据典时云：“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庄子·外物》）。

二、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义

儒家的经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六经各有其旨，由六经发展出来的儒家思想深刻而丰富。这深刻而丰富的儒家思想有没有其核心？如果有，其核心是什么？

我们先看孔子。孔子虽然曾云：“吾道一以贯之”（《论语·里仁》），谓其思想有核心，可是，未曾明言其核心究竟是什么，至于曾参所解读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以忠恕为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不准确的。忠恕只是为仁的方法而已。后世学者，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或云孔子思想的核心是礼，或折衷以上两种说法，谓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这些说法各有道理，又均难以说服反对者。再看郭店儒简。儒简中的《五行》将仁义礼智圣并举，列为“五行”；《六德》将圣、智、仁、义、忠、信并列为“六德”，曰：“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忠信之道》则将忠、信并举，集中讨论忠、信。无论是从郭店儒简各篇，还是从郭店儒简总体上看，都难究郭店儒简思想之核心。这表明，要看出孔子思想的核心、郭店儒简思想的核心，并指出其核心是什么，是非常困难的；而要把握从孔子到郭店儒简的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并揭示出其核心是什么，更是困难重重。

庄子认为儒家思想从总体上讲可以仁义礼乐概括之。庄子在描述他心中的理想社会“至德之世”被毁坏时说：“及至圣人，蹩躠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庄子·马蹄》），批评儒家思想是破坏“至德之世”的根由，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与此相同，庄子在解释“赫胥氏之时”的灭亡时说道：“及至圣人，屈折礼乐以匡天下之形，县跂仁义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争归于利，不可止也。此亦圣人之过也”（《庄子·马蹄》），同样指责儒家思想毁灭了“赫胥氏之时”，把儒家思想解读为仁义礼乐。另外，庄子曾云：“通乎道，合乎德，退仁义，宾礼乐，至人之心有所定矣”（《庄子·天道》），要求圣人持守道德而脱离仁义、摈弃礼乐，用道家思想否定儒家思想，用道家的道、德否定儒家的仁义、礼乐，这也是把儒家思想理解为仁义礼乐。

儒家思想主要是仁义礼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庄子认为是“仁义”。《庄子》一书，“仁义”连用处颇多。庄子谈及儒家、批评儒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直指仁义。这些，就是证据。例如，庄子批评儒家时说：“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庄子·齐物论》），即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再如，庄子批评儒家的君子时说：“天下尽殉也：彼其所殉仁义也，则俗谓之君子；其所殉货财也，则俗谓之小人。其殉一也，则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庄子·骈拇》），也是用“仁义”代表儒家思想。另外，庄子通过儒道对比论述道的特征时说：“吾师乎！吾师乎！ 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覆载天地、刻雕众形而不为巧”（《庄子·大宗师》），以道与仁义相对，而道为道家思想的核心，由此也可推知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

庄子设计孔子与老子相见时大谈“仁义”：“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老聃曰：‘……夫仁义憯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焉。吾子使天下无失其朴，吾子亦放风而动，总德而立矣’”（《庄子·天运》）。孔老相见，所谈应是自己学说的主旨。从孔子谈“仁义”，从老子反对“仁义”，可以看出，庄子是以仁义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的。庄子还设计孔子长久未能得道而求见老子，老子批评孔子说：“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觏而多责。古之至人，假道于仁，托宿于义，以游逍遥之虚……”（《庄子·天运》）。此处，孔子言其未得道，老子却批评仁义，指出固执于仁义才是阻隔道的根源。可见，庄子笔下的老子是把仁义当作孔子之道，也即当作儒家思想之核心的。此外，庄子还记述孔子师生被困于陈、蔡时，孔子与其弟子子路的所谓对话：“子路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今丘抱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何穷之为？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蔡之隘，于丘其幸乎！”（《庄子·让王》）在对话中，孔子明确说明其所谓的“道”是仁义之道，把“仁义”看作自己思想的核心。这是庄子以仁义为儒家思想之核心使然。

庄子在《庄子·天道》中写到，孔子欲将自己所著的著作藏于周王室，子路劝孔子先拜见已隐居在家的“征藏史”老子，请老子作中介，孔子赞同这一办法，“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于是纟番十二经以说。老聃中其说，曰：‘大谩，愿闻其要。’孔子曰：‘要在仁义’。”这里，由于儒道观点、主张大不相同，老子对孔子著作不以为然，而孔子情急之下试图说服老子，明知老子知晓自己的思想还在老子面前谈论、介绍自己的思想，老子不愿详听，希望孔子简介其主要观点，孔子概括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这是庄子通过孔子之口，说出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

三、儒家人性之内容：仁义和感官欲望

人性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子贡云：“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本身就说明了孔子有丰富的人性学说。遗憾的是，《论语》所载孔子人性言论仅“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这一句话。郭店儒简始有“圣人之性”与“中人之性”（《成之闻之》）的划分，有“仁，性之方也”和“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这两种关于人性内容的解读。

庄子认为儒家内部对人性内容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大致包括以仁义为性和以感官欲望为性这两种类型。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仁义”，庄子首先是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的方式表达出来的：“老聃曰：‘请问：仁义，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则不成，不义则不生。仁义，真人之性也，又将奚为矣？’老聃曰：‘请问：何谓仁义？’孔子曰：‘中心物恺，兼爱无私，此仁义之情也。’老聃曰：‘意，几乎后言。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若击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乱人之性也”（《庄子·天道》）。在此，孔子肯定仁义乃人性之内容，并以仁义之于君子生存的绝对价值、仁义是君子之为君子的本质所在，论证仁义为人之性的必要性、必然性。至于仁义的内涵，孔子解之为心正和悦、兼爱无私。老子批评兼爱之迂腐和无私之虚伪，破除孔子所讲的仁义的价值，然后指出人性犹如天地之“常”、日月之“明”、星辰之“列”、禽兽之“群”、树木之“立”，乃是人的自然本性，并非外在于人的且制约人的本性的仁义。上述论辩，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都是把仁义视作儒家之人性，都是在这一前提下进行论辩。

除却通过孔子与老子论辩来表达儒家以仁义为性的观点之外，庄子还通过直接批评儒家的方式来表达这一观点。这在《庄子·骈拇》中有集中的表述：“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于仁义。是非以仁义易其性与”；“且夫属其性乎仁义者，虽通如曾、史，非吾所谓臧也”；“吾所谓臧者，非仁义之谓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谓臧者，非所谓仁义之谓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的意思是人性自然，以仁义为性实是对人性的扭曲和伤害；那种把仁义当作人性的观点是错误的，真正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这里，庄子用道家的人性自然对抗、批评以仁义为人性的观点。其所批评的以仁义为人性，就是儒家的人性论，因为在庄子看来唯有儒家重视仁义并以仁义为思想的核心。

关于儒家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郭店儒简已现端倪。虽然《语丛二》云：“情生于性”，谓情源自性，乃性的外显；《性自命出》云：“喜怒哀悲之气，性也”，“好恶，性也”，解人性为情，包括喜怒哀悲和好恶等，但是，《语丛二》又云：“欲生于性”，言欲出自性，乃性的表现。庄子却认为儒家人性的内容除了仁义之外，还有感官欲望，他说：“属其性于五味，虽通如俞儿，非吾所谓臧也；属其性乎五声，虽通如师旷，非吾所谓聪也；属其性乎五色，虽通如离朱，非吾所谓明也”，“吾所谓臧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庄子·骈拇》）。这是用道家人性自然的观点来批评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而以人性为感官欲望的观点，在庄子心中恰是儒家的观点。庄子之前的郭店儒简的“欲生于性”（《语丛二》）的表达，与庄子同时的儒家著名人物告子[②]的“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的界定，均可作证据。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在庄子看来，这感官欲望包括口、耳、目等感官对于味、声、色等的欲求。

四、评判庄子视界中的儒家：从庄子和孟、告关系看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庄子认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乃儒家经典，仁义乃儒家思想的核心，同时还是儒家人性的内容。此外，儒家人性内容还包括感官欲望。我们知道，孔子精通《诗》、《书》、《礼》、《乐》、《易》，又作《春秋》，以此教育弟子，孔子之后，儒者均以上述六书为讲学的基本教材。庄子因之概括之为儒家的“六经”，可谓水到渠成。问题是，孔子思想并不以仁义为核心，郭店儒简的思想也不以仁义为核心，从目前所见到的儒家文献来看，到孟子时才以仁义为核心。一般认为庄子与孟子同时，彼此却不知道对方及对方的思想，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一种可能是，孟子之前，有的儒家人物即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另一种可能是，庄子敏锐地看到了儒家思想发展的趋势，断定孔子之后，儒家必然从重仁转向重仁义，儒家思想必然从以仁为重心转向以仁义为核心。假使第一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不是由孟子所“发明”的；假使第二种可能成立，儒家以仁义为核心就是由庄子和孟子同时提出的，虽然庄子不是儒门中人。当然，如果我们设想庄子知道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解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义，实质上就是对孟子思想的概括。

另一个问题是，孔子本人只言“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郭店儒简《性自命出》仅言“仁，性之方也”，就目前所见的儒家典籍来看，直到孟子才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这也与庄子所说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不太一样。如果庄子与孟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要么是对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的概括，虽然囿于史料缺失，孔、庄之间的儒家学者的人性学说我们知之甚少；要么是预见到儒家因以仁义为其思想的核心，必然会以仁义为人性的内容。假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就没有多少原创性，只是对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的扩展；假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认定儒家以仁义为人性内容的观点与孟子以仁义礼智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学发展来说就具有相同的价值。如果庄子了解孟子及孟子思想的话，庄子以仁义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际上就是对孟子人性论的提炼。

还有一个问题是，郭店儒简《语丛二》只云“欲生于性”，并未明言欲即是性，就目前所见儒家史料来看，儒家直至告子才始言“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明确提出人性的内容是感官欲望。如果庄子与告子互不相知，庄子的儒家以感官欲望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可能是对告子之前的儒家人性学说的概括，也有可能是对儒家人性学说未来发展的准确推论。如若第一种可能成立，告子以食色为性的观点就缺少创造性，仅仅是对前辈人性论的重复；如若第二种可能成立，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同告子以食色为人性内容的观点，对于儒家而言，就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如果庄子熟知告子以及告子思想的话，庄子以感官欲望为儒家人性内容的观点实质上即是对告子人性理论的总结。

（此文改定于2008年3月10日）

篇3

思想文化是人类文明史的重要内容，在强调以文明史观审视历史的今天，本部分内容在高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题型上，选择题与主观题并重；内容上，儒家思想的内涵和演变是考查的重点，其中明清思想为重中之重。复习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结合当前全球祭孔、开办孔子学院、《论语》热等现象理解儒学与国家建设的联系；二是结合和谐社会构建、以德治国、以人为本等热点问题，理解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三是注意纵向和横向分析、比较。如纵向梳理儒家思想的演变过程、横向比较明清民主思想与启蒙运动的异同等。

【考点梳理】

一、春秋战国――儒家思想形成

1．源头：百家争鸣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文化繁荣。

（2）主要学派及代表人物：道家学派老子和庄子，提倡“无为而治”；墨家学派墨子，主张“兼爱”、“非攻”；法家学派韩非子，主张“法治”；儒家学派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透析：①百家争鸣的出现反映了奴隶制度瓦解和封建制度开始形成的时代特征。②儒家强调道德感化；法家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包含辩证思想。三者互补，在发展中表现出融合趋势。汉武帝以后，中国历代统治者均采用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法家严刑峻法为辅助、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统治模式。

例1.（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8题）当代某学者谈及自己为人处世的宗旨时说：对己学道家，意思是清静寡欲；做事学法家，意思是按原则办事；待人学儒家，即（）

A．爱无差等

B．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C．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D．存天理，灭人欲

【参考答案】 B

2．形成与发展：孔子、孟子、荀子思想

（1）创始：孔子。①主要思想：“仁”（核心）；德治；有教无类。②地位：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被称为“至圣”。

（2）发展：孟子和荀子。①孟子：把“仁”的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发挥孔子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本善；被称为“亚圣”；《孟子》在南宋被列为四书。②荀子：主张“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并提出了“君舟民水”思想；伦理观上主张性恶论；天人关系上，提出“天有行常”、“制天命而用之”。

透析：①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关系：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深刻影响，是儒家思想的源头；儒家思想不断吸纳、融合各流派的观点，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②孔子的民本思想是为政以德，体现人文主义精神。③孔孟提出的修身、治国等思想，寄希望于人的本性的自觉，如“克己复礼”等，带有理想主义成分。而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并非美好，在强调自我修养的同时，更注重“师”与“法”的教育与规范作用，带有现实主义倾向。

例2.（2011年广东文综卷，第12题）“夫仁政，必自经界（土地的分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孟子的这段话认为 （）

A．轻徭薄赋是实施仁政的手段

B．均贫富是实施仁政的障碍

C．解决土地问题是实施仁政的前提

D．贵民轻君是实施仁政的途径

【参考答案】 C

二、西汉――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1．原因：（1）政治大一统的需要；（2）董仲舒对儒学的发挥；（3）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崇。

2．表现：（1）董仲舒新儒学――“天人感应”、“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兴办太学并确立儒学的独尊地位。

3．影响：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

透析：①汉代儒学的兴起是与时俱进的结果，适应了“大一统”的需要。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糅合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并非只是继承与发扬儒家思想。③孔子强调“礼”，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级秩序要求严格。孟子则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理论，将孔子的政治主张理论化。董仲舒宣扬“大一统”和“君权神授”，则把封建统治神圣化了。④战国到秦汉，思想界发展的趋向是由自由走向专制。

例3.董仲舒说：“国家将有失败之道，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谶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材料中董仲舒宣传的思想是 （）

A．天人感应B．天行有常

C．上天无道 D．君权神授

【参考答案】 A

三、宋明――儒学发展为理学

1．程朱理学

（1）代表人物：北宋程颢、程颐；南宋朱熹（理学集大成者）。

（2）内容：“天理”是万物的本原；“理”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儒家伦理道德，即三纲五常。把握“理”，要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

2．陆王心学

（1）开创者：南宋陆九渊。人心是世界万物的本源；“心即理也”；“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2）集大成者：明代王阳明。求“理”就是进行内心反省，“发明本心”；修养的关键在于“致良知”、“知行合一”。

透析：①宋明理学在哲学逻辑的层面上提升了伦理道德信仰，是民族价值观的重建；宋明理学在解释孔孟儒学的过程中表达出了不同于孔子信条的箴言。这些说明了儒学从佛、道中汲取了有益的内容，完成了更为理论化、思辨化的过程，成为新兴的儒学。讨论的问题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到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②陆王心学在天理和人性修养上承接了程朱理学；将外在物化的天理置换为内在的心心即理，心中致良知。由客观唯心主义转向主观唯心主义，说明它已经走向极端

例4.（2011年上海单科卷，第13题）理学家王守仁提出“致良知”说。这里的“良知”是指 （）

A．人心固有的是非善恶标准

B．圣人独有的是非道德标准

C．通过学习获得的良好知识

D．存在于外部世界的规律

【参考答案】 A

四、明清――批判继承儒学

1．明朝：李贽。认为不能以孔子的是非标准来判断是非，认为穿衣吃饭就是“人伦物理”。

2．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政治上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经济上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文化上主张“学以致用”，反对空发议论、不切实际的学风，对传统儒学加以批判继承。儒学再度活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透析：①明清民主思想产生的经济根源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政治根源是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君主专制强化。②明清思想家对儒学的批判与继承，使儒学思想更趋于实事求是，更切近国计民生，又一次发展了儒学。

例5.（2011年北京文综卷，第15题）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在清代被列为禁书，其主要原因是该书 （）

A．将人性与天理对立起来

B．质疑孔子的权威性

C．主张儒、佛、道三教合一

D．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参考答案】 D

【综合提升】

1．以文明史观视角归纳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及原因

①春秋战国：冷落。原因：孔子、孟子等提出的“仁”、“仁政”主张只是一种关于道德修养和政治理想的一般性学说。在战乱时代因无助于统治者称霸和实现统一而受到冷落。

②西汉：独尊，确立正统地位。原因：董仲舒把儒、道、法和阴阳家思想糅合改造，适应了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儒学政治制度化、宗教化，其道德修养功能逐渐削弱并被道教和佛教取代。

③宋明：创新，发展为理学。原因：为回应佛、道的挑战，韩愈率先提出复兴儒学，一部分儒者以儒学为思想源流，融合佛、道思想来解释儒家的“义”、“理”，并把儒家伦理上升到神圣不可抗拒的天理的高度，恢复了儒学道德修养的功能，并使其与政治功能一致，儒学重新回到官方正统地位。然而正因为这样，作为官方正统儒学的理学成了明清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修养方式“存天理、灭人欲”的绝对化和非人性化，使其遭致批判。

④明清：批判继承。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工商业者反对封建束缚；专制统治走向腐化；宋明理学日益僵化；西学东渐，近代科技传入中国。

⑤维新时期：利用。康有为利用孔子的权威来论证变法的合理性，为变法提供历史依据，减少变法的阻力。

⑥：冲击。北洋军阀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儒家思想成为民主与科学思想的矛头。

⑦改革开放后：地位上升。原因：儒家思想在世界影响广泛；民族文化遗产被重新认识。

【规律总结】 ①一定的思想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为一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如汉武帝独尊儒术是政治大一统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反过来，新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又促进了西汉社会的稳定、政治的集权和经济的发展。②儒家思想的演变从根本上讲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甚至有的思想本身就是专制主义政治的组成部分。③儒家思想历经演变，但其内涵和核心始终如一，即“仁”和“礼”，它涵盖了做人的全部规范，本质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④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成为主流的原因：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历史统治者的重视。启示：任何一种思想，只有在批判中继承、在创新中发展才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例6.（2011年海南单科卷，第7题）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这主要是基于他们（）

A．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

B．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

C．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

D．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

【参考答案】 B

2．以文明史观、唯物史观的视角全面认识儒家思想

（1）积极影响：①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影响。②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中国文化的象征。

（2）消极影响：倡导的“三纲五常”的道德戒律，束缚了人们的意志和人格，导致保守、封闭的民族性格，不利于民主和科学精神的形成；宣扬的封建礼教和束缚妇女的戒律、愚忠愚孝等的教条应加以批判和否定。

（3）对儒家思想的正确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弘扬传统文化中的宝贵遗产。

（4）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倡导的道德规范意识有利于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大一统思想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有利于今天的政治建设；以和为贵的思想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民本思想有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义利观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完善。

【规律总结】 ①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观念、法家的“法治”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法治思想有本质区别：恩赐与自主、专制与民主。②儒家的一些思想对于今天增强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谋求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都大有裨益。③可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否定和抛弃其糟粕；有些内容可抽去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

例7.（2011年安徽文综卷，第12题）安徽境内历史遗存丰富，人文景观众多。下图中体现儒家伦理思想的是（）

A．①④B．②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参考答案】 B

隐性知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演变：①春秋末年，孔子开私人办学之先河。②西汉初步建立起地方教育系统。 ③唐朝科举制度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专业教育开始确立。④宋朝教育制度更为完备，私人讲学的书院兴起。⑤明朝各级学校的教育体现出君主专制的强烈色彩。⑥清朝在教育上进一步加强思想控制和文化专制，书院逐渐成为官办学校。

例8.（2011年新课标版全国文综卷，第26题）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与这一论述的精神实质最为接近的是（）

A．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B．民为邦本

篇4

“历史核心素养”包含两个概念，核心素养和历史素养。钟启泉认为：“核心素养是指学生借助学校教育所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养和能力。”[1]“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生在历史学习中获知的关键能力和个人修养品质，是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的综合体现[2]。

新课改后的高中历史教材（以人教版为例），图画、材料多了，文字表述少了，很多知识点都“隐”了起来；加上教材编排重专题，不可避免地带来内容连贯性不强。因此，挖掘利用隐性知识非常有必要。

高考《考试说明》在“关于知识的考核深度”中指出：“高考命题对于挖掘和分析隐性知识给予应有的重视。”从近几年的文综高考和各省高考试题来看，考查“隐性知识”的比例和范围都超过前几年的要求。以2016年的江苏高考题为例，第12题涉及印度支那的概念问题，就属于隐性知识。

综上所述，不论从理论还是实际需要来看，隐性知识都是如此重要。但是，作为教材的重要内容的隐性知识，在常态教学中常常被忽视。善于发掘隐性知识，利用隐性知识，对于丰富课堂内涵、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着实提升学科核心素养有着重大意义。

结合历史课堂教学实际，以人教版历史必修三的第一单元为实例，我发现课文中的一些总结性、表述性的隐性知识内容，教师如果设置有梯度的设问，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就大大有助于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切实提高历史素养。而且，如果放到复习课当中应用效果更佳。

1.第一课“百家争鸣”和儒家思想的形成。教材对于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地位是这样表述的：“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取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3]结合这段文字，我们可以引导学生思考这几个问题：其他学派主要有哪些？儒家思想与其他学派的思想是什么关系？战国时期儒学在诸子百家中的地位如何？通过这样设问，引导学生学习并补充：儒家思想尽管是后世的正统和主流，但在战国时期只是“百家”之一，绝不是最受欢迎的主流思想。再引出战国――秦朝――汉朝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思想。通过这样挖掘，既拓展了知识，使得课文内容平稳过渡，又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在愉悦讨论求索的过程中能力素养得到了提高。

2.第二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于汉代儒学的影响表述为：“此后，儒家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这段表述如果应用在单元复习中，让学生以表格形式概述儒学发展历程，并对这段话进行论证，就会起到良好的知识引领和素养提升作用。部分学生对宋明理学和明清进步思想家思想会有种错觉，感觉儒家思想消失不见了。实际上程朱理学也好，陆王心学也好，甚至明清之际的几个进步思想家，他们本质上都是儒学家，他们只是不断融合吸收其他思想适应时展的需要，而促进儒学不断丰富与发展。

3.第三课“宋明理学”，对理学的影响是这样表述的：“宋明理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那么理学对中国政治、文化教育和伦理道德都产生了什么影响呢？教材言而不明，但是从考试和历史素养的养成角度看，这段隐性知识的补充非常必要。

政治上，正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理学体系对规范人心，重振纲纪，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起到了重要作用。

文化教育上，为了传播理学，宋明重视教育，促进书院教育的勃兴。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理学大家都曾参与其中，对文化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伦理道德上，中国文化中的注重气节、品格、立志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等民族性格的塑造，都是理学强化三纲五常伦理道德的积极产物。

当然，强调理学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回避理学为君主专制服务、强化思想专制、扼杀人性和创造力的消极影响。通过这样的分析与挖掘，增加课堂容量的同时，对学生的精神追求产生影响。

4.第四课“明清之际活跃的儒家思想”最后一句这样表述：“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三位进步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继承，促使我国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于这一段文字我们可以设计这样的问题：明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是如何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继承的？引导学生讨论后列表概括：针对“君权神授”，黄宗羲抨击“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继承先秦孔孟思想中的民本思想，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主张；针对道学家空谈义理、脱离实际，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思想，并继承传统儒学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的主张；针对理学的唯心主义思想，王夫之针锋相对地提出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通过这样的讨论，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更深刻的认识。

历史核心素养的提出，表明历史课程改革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教材为载体，对隐性知识大胆发现、巧妙应用，必将有助于学生和教师的共同成长，也必将为课程改革书写华丽的篇章。

参考文献：

[1]钟启泉.核心素养的核心在哪里――核心素养研究的构图.中国教育报，2015-4-1.

篇5

多数网友认为，这件事反映了中国教育的缺陷：这个流传千百年的德育教育故事不仅成了“国家标准”，也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其中有个网友这样写道：“这是德育题，却出现在语文考试中，如果是一个有经验有爱心的老师就可能会采取更为委婉的技巧和办法，他会首先表扬这名孩子说出了心里话，同时，也要让他晓得，如果和其他小朋友分享梨子，变一份快乐为两份，岂不更好？

另有一大部分网友在支持小朋友说真话的同时，也力挺老师：既然学完了孔融让梨这篇课文，就应该学习孔融让梨的精神。如果学习了又不肯让梨，课文白学了。

网友的议论表达了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关注，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个别网友认为这是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真正区别。

一、思想素质与价值观养成问题

思想就是对客观世界的应对和反映，而价值观则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做人的准则与底线。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对与错要视具体的现实世界和所处的时代特征而定。这种认识的本身就是开放的思想与包容的价值观的体现，是新形势下文明的标志。

1.思想应该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对人类最大的束缚就是思想禁锢。禁锢人的思想是不文明的表现，也是时展的桎梏。社会的变革与发展都是从思想的开放而开始的。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是周的中央集权瓦解的时期，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时期。大家的思想是相当开放的，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孔融让梨”是儒家思想的表现，是以血缘为纽带建立社会秩序，这与墨家的“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思想不一致。儒家强调“爱”有差异，就是基于血缘由近而远；而墨家讲究的是“博爱”，“爱”不应该有远近之分。如孔融让梨，他就是儒家的秩序观念的反应。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他最小，所以选择一个小的“梨子”，这是孔融让梨的儒家思想本意，如果在墨家看来，孔融选大选小都是对的。因为人与人之间不分高低远近“生而平等”。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墨两家均为“显学”，就是说这两种思想在当时的社会都很流行。

在春秋战国时代还有一位思想家叫杨朱，他的思想是“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是典型的自私自利，且有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意思。因为，拔下一根汗毛而有利于天下的这等小事他都不愿意去做。显然，按照杨朱的思想，孔融让梨就是属于愚蠢行为。但这种思想在当时也是有市场的，否则便不会流传下来。那么杨朱的思想是否正确呢？事实上杨朱是告诫人们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而不要去指望别人的意思。这个思想和当代的商品经济内涵是相同的，在“分工”的前提下只有“私有”才能导致“交换”行为的发生，这是商品经济产生的两个基本前提和条件。

思想应该是自由和开放的。这是我们培养学生的目标，也是素质教育的目标。

2.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凭空而来的，也不是别人或社会强加的，是在开放的思想指导下慢慢养成的。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包括正直善良、诚实信用、包容谦逊等。在我们灿烂的文明史中，正统的儒家思想就不乏这些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可以说俯拾皆是。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就体现了儒家的“恕”的思想；关于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儒家思想也给出答案就是“富贵不、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些人生观与价值观是我们宝贵的先民遗产，我们应当传承和发扬。

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人才观；社会主义人才观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8-0042-02

先秦时期，儒家思想在各流派中占据主要地位，儒家思想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当前，对我国社会和文化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其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在历史的沉淀中成为了我国乃至世界的瑰宝，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学习，继承和发扬其精华，为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提供指导思想。儒家学派的各学者对于人才观没有专门的论述和研究，但他们关于社会和其他方面的思想中包含着有关人才教育和任用等方面的观念，值得我们拿出来分析学习，并用于指导社会主义人才观。

一、先秦儒家人才观形成的客观环境和思想基础

先秦时期在我国古代历史中是比较重要的时期，在此时期，我国正进入奴隶制时期，土地归国家所有，奴隶为国家或者奴隶主劳动，受到奴隶主的剥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工具进一步发展，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奴隶主逐渐被地主取代，奴隶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增强，不断发生抗争。在反复的斗争中，封建制取代奴隶制，我国建立封建社会。随着封建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繁荣，同时带来了文化的繁荣，先秦思想和文化逐步形成。尤其是先秦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当时先秦诸家思想形成的基础。

先秦思想是我国古代哲学和思潮的开端，是开始形成百家学派建立古代哲学体系的关键时期，通过对社会最本质的、最原始问题的探讨和追问，把哲学思维用于解决人类生存和生命起源等根本性问题的探寻上，正是由于对这些问题不断的追问和分析，才有了古代哲学的发展，为今后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和政治文化思想奠定了社会基础，为当时的文人志士提供了浓厚的社会氛围和思想基础，百家思想的争鸣正是当时社会思潮尊重不同见解和开放性、包容性的思想氛围的映射。

先秦思想在当时经历了两次重要转折。第一次，出现在殷商、西周时期。这次重要转折实质上是一场关于宗教的批判改革。当时，宗教统领社会和精神层面的一切东西，宗教掌握着社会的生杀大权，国家只是宗教领导下虚设的统治机器。受压迫的中下等民众没有人身自由，随着受压迫程度的增强、权利意识的萌发，批判、反抗宗教的活动不断发生，不仅仅在宗教外部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抗争活动，在宗教内部也开始分化，出现意见不一的宗教徒。抗争的焦点是批判宗教的统治思想，用社会文化和制度统治国家。从另一个重要的深层次的角度讲，这场运动是对古老的天命的怀疑。从有人类出现的那天起，神的意志一直存在于人类的潜意识中，人命天定观念在古代社会思想中占据了较长的一段时间。人们宁愿相信神的安排，而不去思考人的本源和人的意志来源等本质问题的存在。旧时社会和民族是依赖神的保佑而存在的，当社会更替、民族伤亡这些非正常事件发生时，神的力量显得薄弱，人们开始怀疑天命的科学性和存在性，开始试图相信人的主动性和存在的价值。第二个重要转折点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百家齐鸣、百花齐放。儒家、道家、法家等各学派针对世界本源问题的探讨研究为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各种学说在这个时期逐步形成并占据当时思想的上风。儒家注重精神层面的道德研究，以德塑造人，在当时用精神感染带动了一批人，一直到今天，仍被我们沿用。

二、先秦儒家人才观的具体内容及其实践

先秦诸子百家虽然在人才观方面没有专门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思想和言论中均有涉及人才观的方面。尤其是儒家思想在当时的社会思想层面占据一定的地位，是当时普遍接受的思想观念，其中的精华值得我们研究学习。在此，从儒家思想中总结和分析关于人才观方面的论述，讨论先秦时期具有社会代表性的选人用人观。总的来说，儒家人才观思想主要体现在精神层面尤其是人的品德方面，不涉及社会生活等物质条件方面，注重人的道德修养，与阶层和身份无关。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曾子等，他们每个人在哲学思维和社会思想方面均略微不同，但是儒家思想又有着该学派共同的宗旨，即相同的东西，或者说是质的东西是一致的。

培养有道德的人，是儒家关于培养人才的观念。有道德的人或者说道德完善的人，是儒家教育人的终极目的。在古代，有道德的人的标准有很多，但主要涉及的要素是一个人的忠与孝、仁与义。自古忠孝难两全，能做到忠孝双全的人必定是道德高尚之人。对社会、集体、家庭忠诚，对父母亲人孝顺是做人的基本要求和追求目标，无论先秦时期还是当今社会，都会把忠孝作为评价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的标准之一，几千年制定的道德体系中的标准仍被今天沿用和推崇，乃我中华民族的瑰宝，值得我们继承发扬。仁义二字在古代是分别取自：“仁以待人”、“礼义廉耻”。从古文中可看出，仁义仍是当时儒家培养教育人才的目标和基本要求。要想成才必先成人，此处的成人是指成为有道德的人。

更具体讲，儒家所谓的人才教育必定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相结合，具有历史的烙印。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人必须有历史使命感，具有民族责任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当时人的教育上，与社会背景有着极大的联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当时的文人志士追求的目标和毕生的责任，为国努力和付出是至高无上的荣耀，是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必然追求。

2.儒家培养讲究中庸之人。所谓中庸，即不偏激不极端，凡事讲究不过、不及，即不走极端化。孔孟思想尊崇中庸之道，凡事都利用中庸的思维去解决问题。孔子把中庸作为人的一项美德进行宣扬和赞誉，在当时的社会中推崇，得到社会人的认同。遇到任何事情，不偏执地处理问题，利用温和的思维和方法进行思考和行动，偏执、傲慢、愤怒等都是中庸所不能容忍的处理方式。中庸作为人的美德或者处事方式，经历了较长时期的沉淀，延续至今天，仍被许多人沿用和推行，虽然中庸在历史中不止一次被严重地质疑其合理性，但是实践证明，中庸在某些条件下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一切走极端的方式都不会长久存在也不会取得圆满的结果。作为新时期的人才，更不可置身于左右极端下，要善于运用中庸的思维方式，避免暴躁与傲慢。

3.人必须有气节。所谓气节，从字面意思上是指一个人的志气与节操。一个有气节的人，在面对困难和波折时不屈服于困难，一身骨气和傲气。面对人身之外的东西，尤其是名与利，皆不动摇，按照君子的要求约束自己。孔子在人的气节上有此论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把松柏的傲气比作人，可想，当时人的气节对于人才培养是个重要的内容。所谓有气节，在现代，主要是指有良心的人，有骨气的人。尤其是社会文人，代表着一个国家和民族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是一个民族代表性的群体，其社会良心更是一个民族具有代表性的精神层面，因此，气节在当前社会也一直被作为教育人才的标准。

4.人的全面发展。在先秦时期，人的全面发展已经被提出和运用到人才的教育当中。所谓人的全面发展，是指人的才能和技能的多方位发展。在古代，要求人不仅能文能武，通晓天文地理，还要精通军事、艺术和自然科学。孔子的六经与六艺都是当时比较注重学习的知识。从六经六艺的学习上可以看出，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进行全面教育的过程中，培养综合性人才，即所谓的通才。当然，不仅要通还要精，只有先通才有可能实现精。

三、社会主义人才观对先秦儒家人才的扬弃

前面讲到，人才观作为社会思想的一方面是一个社会一个时期内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社会环境和精神风貌，对于人才的要求也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具有不同的内容。社会主义人才观是根据当前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促进我国人的教育和发展，为社会创造优秀人才的目标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但，人才观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得到改善和丰富。社会主义人才观是对以往人才观的继承和发扬中不断形成的，它与先秦儒家人才观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同之处，又有着各个时代不同的烙印。社会主义人才观是根据当前时代要求，对前期的人才观的扬弃的基础上不断树立的。社会主义人才观对先秦儒家人才观的扬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才教育的终极目标：有道德之人。这与先秦儒家人才教育观相一致。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立是对儒家道德体系的沿袭和发展。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要成才先做人，做有道德的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立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实施，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要求和规范。道德滑坡现象在当前社会学者和教育学界是讨论比较热烈的话题，尤其是当前发生的公民不道德现象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怀疑我们国民的道德水平在下降，道德体系的重建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物质财富增加，人们的精神财富和面貌是否也得到改善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有一部分人面对物质享受，忘乎所以，享乐主义、腐败主义滋生泛滥，丢弃了人最宝贵的本质。一个社会道德体系的构建不是从零开始的，道德的滑坡不代表所有人的道德败坏，或者说以往的道德体系的要求已经不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和完善。最本质的东西不可以丢弃，那就是最基本的为人道德。

其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社会主义人才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继承了儒家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以往的教育模式，根据分工设置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尤其是学校教育，不同的学校，同一学校不同专业等这些旧模式的限制，人才的培养囿于专业的分化而没有形成通才。许多学者同时认为，正是由于这种教育模式的存在，在我国很难出现“大家”。所谓的人的全面发展，不仅仅是人在专业技能上的发展，更深层次指人的身心合一、内外和谐发展、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身与心的和谐，是一个的内在与外在不断抗争不断和谐的过程。古人讲的天人合一大概也有这层含义。

再次，社会主义人才观在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鼓励人的个性发展。先秦儒家人才的教育主要强调集体意志。注重社会整体的价值，忽视了个人价值。这与当时的集权制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人才教育观念下的人才受制于社会整体的要求，难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忽视了人在发展中的差异性，抑制了人的主动性和创新性，更谈不到尊重差异性。现在人才观的树立是尊重人的个性、差异，确立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观，肯定个体的发展，尊重个体创造的精神和物质财富，合理满足个人发展的物质要求。本身人与人在知识、能力等各方面都不尽相同，鼓励发展多样的个性，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挖掘人多方面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民族的进步离不开创新，人才的创新思维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希望。尤其是21世纪，竞争激烈，人才的培养成为各个国家的重要规划和任务。同志曾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可见创新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人才教育中要重视创新精神的培养和创新能力的提升，改变儒家思想中只重视人的精神层面而不关心社会发展需要的缺陷，鼓励发展个性和探索世界的精神。

最后，现代人才培养的目标是通才中的专才。儒家思想倡导“君子不器”，将君子看成是一种道德典范和人格典范。在道德社会当中，君子是那些“不在政可美俗、在政可美德”的人，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挖掘，是社会需要的“通才”。而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发展，儒家思想倡导的“通才”观逐渐淡化，并被科学技术型的“专才”观所取代。这种演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在当代社会，科技才是第一生产力，要想积极为社会做贡献，实现自身的理想和价值，就必须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以及专业技能。然而，现代社会倡导的是“专才”而绝不是“单才”。专才不仅要熟悉自己的专业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而且要能在其他领域做到融会贯通和触类旁通。此外，儒家思想指出，“内圣外王”的君子是教育所培养的最终目标。换句话说，要将内在的圣智外化为开明的治国之术，在并经国济世过程中得以实现。可见，在儒家学者眼里，只有少数的统治英才才能真正称得上是人才，而普通劳动者并不能成为人才。与此不同，“专才”观主张人才的广泛性、层次性与多样性。人才既包括懂文化、懂技术的业务人才，也包括具备经营管理知识、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技术人才，还包括适应新技术革命和现代科学文化发展需求的教育文化人才。

总之，现代人才观实现了由统治英才到大众型人才的转变。然而，虽然“通才”观与“专才”观之间有巨大差距，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一无是处。现如今，现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尤其是各类负面内容的不良影响，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儒家人才观的有益成分，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何大同.孔子人才思想略论[J].重庆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1）.

[2]龚振黔，李文英.试论孔子的人才观[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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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李安电影；民族文化；思想内容；影像造型

李安是世界知名的华人导演，同时也是华人世界通过自己努力荣获多项奥斯卡奖的第一人。纵观李安的电影创作，其作品中有着很深的个人印记，浸透着李安对于社会的认识和理解。他在传统的中国家庭长大，所以其作品中深受中国民族文化的影响。中国民族文化的展现在他的电影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其一是李安电影中所折射出来的儒家思想，其二是在影像造型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民族元素。

一、思想内容上儒家观念的凸显

李安自幼在台湾书香门第中长大，中国文化氛围浓厚的家庭环境深深的影响了他的价值观念。之后在美国学习戏剧导演和电影，更是使得李安本人具有强烈的怀旧和思乡情结。李安凭借电影这一途径来追寻中国民族文化情感和审美愿望，拍出了一系列具有民族文化情怀的电影，如《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这些作品无处不闪现着儒家思想的光芒。

和谐是儒家思想的首要价值观念，也是其人文精神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以来是古人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弥漫了儒家思想对于人与人之间人文规范的要求，也体现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之道。同时，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显而易见，而“家和万事兴”“以和为贵”等观念更是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对于和谐思想的追求。正是由于李安对于儒家思想和民族文化的深刻认识，所以在他的电影中大都体现出了和谐的思想。比如电影《推手》中，郎雄扮演的父亲虽然和美国的洋媳妇在生活起居和饮食习惯等诸多方面有很多不和谐，虽然因为中西方文化价值观的不同有很多矛盾的地方，但是父亲却始终为儿媳妇着想，给她用太极的方法治病，为她夹菜等等都传达着“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再比如，《饮食男女》中，每逢佳节家里所有人都会回到父亲家，所有人坐在一起吃饭聊天，体现出“团圆”的和谐意味，既是李安电影中传统家庭观念的展现，也是中国民族文化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反映。

《论语・庸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之道是儒家倡导的为人处世的哲学，即不偏不倚，折中调和的处世态度。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讲究性情的中和淡远，提倡自我修养、自我完善，做事讲究分寸，使事物能有最好的表现。李安在中国传统的家中长大，身上本身就有着非常典型的儒家气质，这种气质反映到制作上来讲是不疾不徐的电影节奏，反映到影片内容上则是电影中的主人公处世态度的中庸平和。比如电影《推手》中，因为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和生活习惯的差异，父亲最终还是无法融进儿子的家庭，随即自己从儿子家里搬出来，一个人居住在唐人街。对于父亲而言，他知道矛盾无法解决，但是为了家庭的大局，他采取中庸的处事方法，自己谦让一步让矛盾得以缓和，让事情得以顺利解决。《饮食男女》中，老朱是了不起的厨师，三个女儿性情各异，不过老朱却凭借自身厨艺维系着全家的和睦。女儿们逐渐长大，都有着各自的问题，老朱始终保持着中庸的态度周旋于他们之间，最终使即将破裂的大家庭再度团聚。李安在自身的处事始终坚持的端正的态度，在电影作品中也体现出了民族文化深厚的价值底蕴。

二、影像造型中民族元素的展现

李安作为世界知名的华人导演，其在中西方都获得了了一致的认可。在好莱坞电影大行其道的今天，能够坚守民族文化精神开拓世界电影疆土实在难能可贵。李安电影不管是在“家庭三部曲”还是在《卧虎藏龙》中都闪现着浓郁的儒家文化思想，同时在电影的影像语言上也采用了大量的民族元素，探讨了关于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系列命题。

在电影《推手》中，李安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美国的家庭所遇到的矛盾和困惑。太极拳师老朱来到美国儿子的家里生活，却因为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美国的儿媳妇冲突不断，最后老朱离开了儿子的家，独自在唐人街生活。李安在进行电影创作时，选取了众多具有民族文化气息的造型元素，把中国历史悠久的太极文化、京剧文化、饮食文化等都很好的融入到《推手》的剧情当中，具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内涵。影片中，为了展现中国民族文化，细节处理上，多次出现老人练太极的镜头，多次出现书法创作的镜头，多次出现关于中国饮食的细节；在场景的选择上，李安导演把故事也多次放置在中国民族文化比较浓郁的美国中文学校和唐人街：在情节设置上，导演李安也设置了很多表现中国文化的桥段，比如教中文、中国烹饪等，把中国故事以及中国民族文化传统通过影像载体表现的淋漓尽致，有力的体现了中国民族文化在美国主流社会文化的逆境中顽强的生命力，也真实的在现了美国社会中移民家庭各自不同的生活状态和不同心态。

在电影《喜宴》中，导演李安更是将由中西方文化产生的人们之间的冲突进一步升级，运用同性恋的题材来探讨中西方文化背景下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同样的，李安在拍摄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民族文化元素来塑造影像细节，尤其是将中国饮食的方方面面加以强化。饮食细节被大量用于结婚的喜宴上，极富中国特色的菜谱，极具中国风情的花样，中国的饮食文化在这里得到了集中的展现。除此之外，《喜宴》还通过结婚的一些中国传统流程来展现民族传统礼节和文化，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结婚仪式、服饰等来展现民族文化元素。影片中环境造型、服饰造型、红包、首饰以及闹洞房，这些中国民族礼仪文化在李安电影中的多次出现，强化了民族文化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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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 礼 义 中和 高等教育

每年的九月，无数学子怀着对大学的无限憧憬走进了一所所高等学府，期待着自己能够成为完整的素质教育人才，成为祖国的栋梁，然而清华大学徐葆耕教授在他的《紫色清华·走出半人时代》中说：“一位建筑学院的老师告诉我，梁思成于1984年有一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结合问题。距离大师的讲演已经半个世纪了，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这个‘半人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讲，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这段话的确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现阶段对于人才的培养也处于不成熟阶段，可以说我们所培养的都是“半人”，这样的现实激励着我们来寻找一条出路，如何培养一个对社会各方面有所了解并且可以全方位看待问题、解决问题的“全人”。我们不妨从古圣贤人那里去寻找答案。

1 “礼”与“义”的结合

文化蕴含的正是最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人的创造性。文化不仅仅只限于知识，还包括人的行为方式，而人的行为方式都是由思想指挥的，所以，要教学生首先从尊师重道开始，然后才论其发展。

1.1礼

在孔子的思想中，“人”是作为某种“通过而思”的行动表述和实现的，思想拥有主观能动的目的性这一主要特征。孔子认为“人，仁者”，而在这个成为“仁”的过程中，“礼”很重要。在《论语·季氏》中有一句“不学礼，无以立”，它可作为揭示几个与“礼”的地位和功用以及它在“成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有关的认识的一条途径：

“礼”是学生必须知晓的第一要义，是儒家思想关于一个人的定义的最重要方面，我们在当今的教育中，应当从学礼开始规训学生日益懒散的学习风气和失去地位的尊师思想，学礼才能立人，才能在学校乃至今后走入社会找到自己最合适的位置，才能在这个位置上发挥自己最大的潜力，走向成功，所以“不学礼，无以立”是完全应该值得关注的，是当前高校教育的一个突破口，这样不仅可以树立尊师重道的旗帜，更可以养成学生谦逊的人格，为将来的进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1.2义

“礼”和“义”是不可分割的，不可剥离的。其实，古典儒家传统中的“义”，如果不是人的一种突出特征性和其个人身份，那也一定是一种自然状态。《论语》中“义”是君子自我塑造的“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之前的儒家大家们为我们固定了“义”的重要性，以及“义”在人们生活和学习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它是我们每一个人拥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一个“成人”必须拥有的品质，也是现在高等教育所追求的一个目标。我们已认定，“义”是某种独为人类拥有的品格，它源于自我，也决定独一无二的“尊贵”自我，并且以某种积极、规范方式引导人的行为。

“礼”和“义”既是教育学生的一个内容，也是教育学生的一个方式手段，而儒家思想教育的目的则是要塑造“中和”之人。 “中和”即人不可偏废，人要全方位发展，做到“和谐”。人肯定要有个性，否则人人都一样，社会就失去了它的多样性，所以我们说，追求个性发展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太过度，则会相反，所以，“中和”是儒家教育和现代高等教育的一个交叉点，即共同的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全面、高素质的人才。

2 儒家教育思想的特征

2.1 人文与科学并重

儒家认为政治上的成败得失决定于伦理道德的好坏，教育则是传播伦理道德的主要手段。因而，儒家的教育中心是教人做人，充满了人文性。儒家教育实质是以“仁”为核心容的教育，提出了中国最早的关系“人”的理论。

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儒家教育也重视科学性。从教育内容来说，儒学传播了我国古代的自然哲学观，传授了大量的科技史料，因为儒学体系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基础，在进行经学教育的过程中，必然要传授相应的科学知识。如孔丘删订“六经”，为古代教育提供了一整套内容丰富精湛的教材，同时也开辟了使儒者借助读经来学习科学知识的途径。因此，儒家教育贯穿着一种科学精神。

2.2 适应性与实践性

儒家教育思想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展现了儒家教育在其产生之初丰富多彩的风貌和演变与发展的适应性。孔门弟子人数众多，弟子显荣天下的亦众多，且教育有方，这些都是儒家教育适应性的表现。古人说:“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弟子能够显荣于世，充满天下，多是以其政绩显示孔门的教育成绩，又能以其权势推行儒家的道义。因此，儒家才能设教授徒，使“六经”流传天下后世。这些都表明儒家教育思想，能够适应不同时期不同政权的需要。

3 结语

回到开篇，如何塑造一个对当代社会有用的完人，是我们不停思考，不停探索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孔子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论，对于自己的弟子也是根据不同的个性区别对待来教授做人的道理。因此儒家文化是当今高等教育借鉴的一个丰富的宝藏，尤其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教育问题，因为教育并不仅仅只是学习文化知识，学习做人才是最重要的，而儒家思想重视思想，重视“礼”“义”，重视“和谐”，正与现代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是我们打开如何教育出一个“完人”这个问题的关键钥匙。“礼”、“义”是教育的原则，“中和”为教育的目的，两者并行，一定可以解决这个已经困扰教育界将近一个世纪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从儒家的教育思想中吸取营养，指导工作，达到目标。

教育是“育人”，非其他；高等教育，是培育对社会负责的高级专门人才，而非其他。而人是有感情的，有思维能力的，有精神境界的，有个性的，或者概括说，是有“灵魂”的。因此，教育正是教育人的灵魂的“灵魂工程”，现如今面临的状况是严峻的，在掀起一阵的国学热中，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出有积极作用的因素。将科学与人文结合起来，使之交融产生和谐，而这个过程便是“礼”、“义”、“德”的综合素质教育才能实现，我们应该继承传统，立足现代，弘扬人文，崇尚科学，开拓创新，引导潮流，培育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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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是指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处于基本和核心地位，是儒家学派的思想家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是其整个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或者看待、处理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实践路径就是为了实现其价值目标所主张的基本途径；表现形式就是他们认为能够在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方面反映他们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或价值取向的具体制度规定和道德规范及有关的具体行为。如“克己复礼为仁”，其中的“仁”就是价值取向，“克己”是途径，“礼”是“仁”的表现形式，具体指的就是西周时期“礼制”、“礼仪”的种种规定和规范。按照这一方法进行，至少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都属于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

第一，肯定人的现实价值，尊重人的生命。自从人类成为智识动物后，对人自身、人与神、人与的关系便进行着不断的思索与探讨，不同类型的文化对此进行了不同的回答。在近代人文社会出现之前，只有中国文化对人的现实价值是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比如，基 督教、佛 教都主张人们放弃现实世界的利益去追求虚无飘渺的天国世界、佛性世界，在实质上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否定（在不同时期其程度有很大区别），而在中国，作为主流思想的儒家充分地肯定了人生存在现实世界的意义，认为在天、地、人三者之中，人是中心，处于最重要的位置， “天生万物，唯人为贵，吾既得为人，是一乐也”。 中国古代的“天命论”，把包括人在内的世间万物都看成是上天安排的结果，是老天爷意志的体现，这种说法虽然与宗 教的上帝创世论有相似之处，但与其他文化中的上帝却有着重要的区别。其表现一是儒家思想中的“天”虽然也有神的含意和成分，但它更多更主要地是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即我们今天讲的自然、自然界的客观。如孔子就明确地认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意思就是说，上天是用诸四季的更替、万物的存在和变化等行为来表示它的存在和意志。 “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 最为重要和根本的一点是，中国古代“天命论”的出发点和归缩并不是要人们去追求天国世界，为“天”献身和殉道（像其他文化中的宗 教所宣扬的那样），而是借助“天”来证明在现实世界行为的合理性和按照天的意志即客观规律办事，达到天为人服务的目的，天生出各种各样的物品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使人有生存的条件，“天地之生万物也以养人，故其可适者，以养身体；其可威者，以为容服”。

第二，主张顺应和合理地满足人的欲望。对人类的本性如何看待和处理，不同的文化也有着巨大的区别。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类的本性没有采取咀咒式的态度，而是在肯定和承认的基础上，认为应该对人的欲望予以合理的满足。如对“性”的问题，儒家认为 “食、色，性也”， “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人们的这种“大欲”应该得到合理的满足。对此，孟子与齐宣王的一段对话最为精彩。孟子劝齐宣王推行王政，齐宣王担心自己有好色的毛病不能推行王政。孟子认为，如果齐宣王能在满足自己的欲望的同时也让老百姓能够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到“内无怨女，外无旷夫”，那就是王道的表现，“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与王何有？”。 因为这一原因，在以往几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中国人的性观念是相当开放的，直到唐朝时，寡妇改嫁都被看作是正常的。只是到宋代兴起后，中国人的性观念才由开放转向封闭，对“性”才有了种种的不合理禁锢。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基本价值倾向上也还是持肯定态度的。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中，都有过对作为人的本性的“性”进行否定和咀咒式的倾向，如有的文化中的“原罪说”就是其表现之一。

第三，“仁者爱人”，包含着对人们基本权利承认和肯定的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和基础。“仁”的基本涵义有：（1）家族成员间的亲善关系。孔子解释仁的根本涵义时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就是指子女要尊敬、顺从父母、长辈；悌就是弟对兄要恭顺。反过来，父母对子女必须慈爱，兄对弟要友善和爱护。孔子认为这是“仁”的出发点，因为一个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是不可能爱其他人的。（2）“泛爱众” 、“仁者爱人”、“仁者无不爱”，要用对待家庭成员间的友善态度来对待一切人。具体表现就是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对他人有理解、宽容的态度和心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如果有能力应该帮助别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3）“仁者爱人”表现在统治者身上就是要有爱民之心，实施仁政和德政，为老百姓谋利益，使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与民同忧，与民同乐，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省刑罚，薄税敛”，让老百姓能够安心生产，深耕易耨；老百姓所要求的，设法满足他们；不想要的，不要强制他们接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这些涵义，归纳和概括起来就是人们要有友善、宽容、助人之心，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它是儒家思想家所倡导的一种价值原则或价值取向，在不同的条件下，这种价值原则或取向的具体形式是有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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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儒家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启示

先秦儒家思想为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奠定重要基础。儒家思想中提出的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先秦儒家学派主张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君子”与“圣人”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要求，结合现实条件，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①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动力和方向保证，决定着某一个阶级在教育目标上培养什么人的重大问题，反映着该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家们始终把培养和塑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理想人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谓理想人格，是指能表现一定学说、团体以至社会系统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理想的、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典范的行为倾向和模式。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所有。②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这个理想人格是一个分层目标的体系，如圣人、贤人、善人、士人、君子等等。由于人的发展不仅受自然和社会的客观条件影响，还深受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主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不同。因此，不可能期望全体社会成员达到同一目标。先秦儒家思想家们提出将人先培养成“君子”再到“圣人”的不同层次的目标。

“君子”人格是理想人格中让普通人在受教育后最易达到的人格。“圣人” 是知行完备、至善之人，能将“仁”的精神弘扬极致的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学派追求的最终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孔子认为，圣人是极为崇高的，是至高至大至神的理想人格，这种境界的人格连尧舜也难以做到。而“君子”在品德表现为“仁”，行为表现为“孝”，方法上表现为“忠恕”；孟子认为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③又是百师代表，民众的学习榜样，更善于最完美的发挥人伦价值。而君子首先表现为重气节，其次是“明人伦”，还应该具备“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荀子认为“圣人”是全知全能的超人，诚是“君子”必须恪守的德行，是处理政事的根本。

2 先秦儒家学派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践方式

为统治阶级培养出本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君子”、“圣人”的重要实践方式就是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有效的教学方法，将“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进行传授。

2.1 培养“君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率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打破了奴隶主和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更重要的是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为培养“君子”提供了广泛的人才资源。

“修身为本、德育至上”是儒家治国和治学的核心精神并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成为是儒家思想教育的灵魂。孔子认为，智、仁、勇，是君子应具备的三种贤德，只有那些在德性修养方面抵达仁、智、勇三重境界， 真正做到德行高尚、恪守道义、坚守操行的人才堪称君子。《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④提出君子要注重自身德行与素养的修为，以发扬光明美好的道德感化众民。

2.2 培养“君子”的教育方法

先秦儒家学派在长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 形成了以人为本、主体自觉、道德实践为特点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1）因材施教方法。因材施教是由孔子最先提出的教育方法，即根据教育对象的性格、能力、兴趣、志向等特性以及不同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和特征的异同，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可能采用同一施教方法将所有的教育对象，都培养成为“君子”和“圣人”。这就意味着施教者需要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不同思想特点，采用不同的施教方法，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2）启发诱导方法。孔子是我国首创启发式教育的伟大教育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⑤即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诱导教育对象主动思考，只有当教育对象在经过深入思考和努力探求却未达到目的时，再进行启发和引导。施教过程中，务必达到教育对象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强调教育要以教育对象为主体，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动追求自身“君子”道德品行的修养。

（3）自身内省方法。“内省”指人在形成良好品德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内省的方式，对自己的道德认识、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进行反省，不断纠正错误的道德观念，时刻以社会道德规范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实现自我教育的目标。教育者的道德说教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实现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