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文化的仁爱思想，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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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优质护理服务；传承关系

中图分类号：R47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5）018-000-02

儒家思想以孔孟学说为主要代表，其核心思想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管理系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1]。“仁爱”思想是儒家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护理文化的灵魂所系。通过在优质护理服务中应用“仁爱”“和”等儒家思想，进行人性化的护理管理，不仅能提高护理的质量，提升患者对护理工作的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还有助于培养护理人员的人文素养，构建和谐的护患关系，提高护理工作的效率和管理水平。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文化和优质护理服务之间的传承关系从如下两方面展开具体讨论。

一、儒家文化和护理文化的关系概述

护理人员的核心价值观会受到护理文化的深切影响，并能够从他们的日常护理工作中体现出来。护理文化可以让护理人员产生无形的精神力量，有助于护理人员良好社会形象的树立。

从这一层面来看，护理文化和儒家文化是一脉相承的，都具有“仁爱”“博爱”和“关怀”的精髓，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2]。传承儒家文化对于优质护理服务的开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规范护理行为，还可以提高其工作能力，更有助于创建和谐的护患关系，培养其人文素养，树立以“仁爱”为中心的职业信仰[3]。

二、优质护理服务是传承儒家文化的具体表现

1.积极开展“专精”的护理工作

在传承儒家文化的背景下开展优质护理服务，其内涵就是要对患者给予仁爱精神和诚信行为的无私关怀[4]。以老年患者的护理为例，由于年龄较大，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有限，心理承受力较差，受到疾病和其他因素的影响，担心增加子女的负担，所以会产生较大的心理压力，需要家人和护理人员给予更多的关怀和照顾。从我院住院患者的陪护方式来看，主要有三种。第一种，由配偶照顾。但是配偶自身的年龄也较大，难免有照顾不周之处。第二种，由子女照顾。但是由于现在很多家庭都是独身子女，夫妻双方要承担4个老人的赡养，同时还要抚育子女，生活压力较大，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亲自照顾老年患者。第三种，由护工照顾。但是从医院的实际情况来看，很多护工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无法保证护理质量。因此，老年患者身边出现的护理人员，一定要尊老敬老。在护理过程中，注意使用礼貌用语，行为端庄，和患者交流时尽量面带微笑，对其用药、饮食、运动和心理等进行全方位护理，从细节中彻底贯彻优质护理的服务理念。

2.贯彻落实中西医结合中的无痛护理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中，中医护理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著名的医药学家都认为“医是一种仁术”[5]。由此可见，中医护理和儒家文化是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的。当儒家文化在现代护理理念中进行传承时，可以充分发挥品管圈的作用，加强对患者的疼痛管理。护理人员可以采用专用的疼痛量表对其疼痛的程度进行评分，对其疼痛级别进行准确划分，在医护合作的基础上，帮助患者选择合适的镇痛药物，同时充分发挥中医的护理技术，例如按摩穴位、针灸等方式来缓解患者的疼痛和不适感，从而改善患者因为疼痛而产生的焦虑、抑郁、失眠等情绪不良和其他功能障碍，尽量让患者处于一种没有疼痛的舒适状态中，这样不仅可以维护患者的个人尊严，改善其生活质量，还能让患者及其家属对护理人员产生信任感和认同感，提高护理满意度，改善护患关系。

3.充分发扬“仁爱”精神，提高沟通效果

在护理工作中，护理人员如何和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和艺术，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可以展现出护理人员的综合素质。从当前护理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患者和护理人员这两个群体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导致其在相处的过程中经常发生矛盾，甚至因此而导致医疗纠纷，究其原因，最重要的就是两者之间没有进行沟通，或沟通无效。

“仁爱”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其内涵就是要对他人怀有仁爱之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仁者爱人”[6]。在我院开展优质护理服务的过程中，明确了提出了如下要求：护理人员在和患者和家属进行沟通的过程中，首先，合理利用现代护理理论中的沟通技巧；其次，结合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仁爱”这一思想核心，让患者真切感受到温暖亲切的护理服务，促进疾病的康复，改善预后效果。儒家文化在优质护理服务的传承中，要求怀抱一颗充满仁爱的心来关怀和照顾患者，并主动进行换位思考，感受患者的痛苦和内心的需求，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最优质的护理服务。

三、儒家文化在优质护理服务管理中的传承

1.大力倡导并树立“和谐”意识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管理思想中，“和谐”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价值原则，而“人和”则是儒家文化整体管理思想中的主要战略之一。由此可知，儒家文化的管理突出的是“以和为贵”以及“和而不同”的理念。在儒家文化中，“和谐”所表达的意义就是，在管理的过程中要相互团结，进行团队合作。具体到优质护理服务管理中，护士长就是最基层的护理管理者，除了要做好自己病区之内的医生、护士和患者之间的交流、沟通，独立解决问题，对病区进行科学管理之外，还需要坚持与人为善的原则，关心每一个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合理安排值班表，增强团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让每一个护理人员在这个集体中有荣誉感和自豪感，树立主人翁意识，群策群力，共同做好病区的护理质量管理。

2.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文思想

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就是指，在管理的过程中要从人的角度出发，将人作为管理的中心，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而强调人的价值也是儒家思想主要特征之一。儒家认为，尊重贤能，善于听取意见，集思广益可以为管理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在护理管理中，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需要护士长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以儒家思想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要求规范管理，和护理人员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体现比较民主的人文管理。综合来说，就是指护理管理者既要有仁爱之心，又要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以身作则。护士长在管理过程中要转变理念，变集权式管理为参与式管理，既能引导护士自觉形成尊老爱老的职业道德和行为标准，也有助于在护理团队中树立威信[7]。

3.做到以“礼”服人

儒家思想的领军人物之一的孟子认为：“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护士长在进行优质护理服务管理的过程中，需要了解每一位护理人员的特点，学会欣赏他们，让他们在日常的护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出自身优势。同时，秉持“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思想，包容护理人员的过错，宽容带人。另外，对于年轻护士，努力为其创造更多培训和锻炼的机会，促进其专业素养的提高，快速成长起来。

儒家思想中有“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我们虽然不鼓励这种思想，但是可以结合当前的实际对其加以创新，促进护理人员为人之道的养成和提高，完善自我教育和自我修养。我们可以组织专业和人文知识的讲座，鼓励大家自学，扬长避短，为护士提供外出学习的机会，与同行交流，接受医疗与护理前沿的信息，不断拓宽视野，全面促进科室形成学习型团队，创造良好的工作效率。

四、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首先阐述了儒家文化和护理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然后分别从护理实践和护理管理等两个方面对儒家文化的传承进行了全面分析，希望能促进优质护理服务活动的顺利开展，提高护理质量。

参考文献：

[1]范卉，王瑜，李坤.儒家思想在老年护理中的实践[J].护理管理杂志，2014，09（15）：683-684.

[2]黄行芝，刘义兰.优质护理服务工作中传承中国传统人文关怀的思考[J].护理学杂志，2015，03（17）：47-49.

[3]温杏良，陈惠冰，李智.加强护理文化建设推进优质护理服务[J].护理实践与研究，2011，12（29）：102-104.

[4]江智霞，李丽湘，杨德芬，等.“仁信礼”对护士身心和谐发展的影响[J].护理研究，2011，17（10）：1564-1565.

[5]陈素锦，丁玉兰.优质护理服务的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剖析[J].中华护理教育，2011，07（13）：327-328.

[6]郑竹娟.优质护理服务病房患者需求与护理服务文化探讨[J].中国医药指南，2012，12（08）：282-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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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谢炳炎 符建湘.儒家文化与当代青少年德育的思考[J].长沙：湖南大学学报，1996.4.

[3] 檀传宝，德育教育的边界[J].中国德育：2006.11.

[4] 全日制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3）.

[5] 和谐文化编辑组.道德的力量[M].人民出版社：2008.4.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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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文化软实力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所谓“文化软实力”指的是“依靠文化、价值观念等建造出来的无形影响力，它对人的行为和社会价值取向的影响是根本性、长期性、广泛性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内容博大精深，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坚实根基和思想源泉，只有在弘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更好的建设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儒家文化中体现的人文关怀以及伦理道德，对于当下社会人们的迷惘以及道德的缺失有着警醒和正本清源的功能。因此要想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就必须要借助于儒家文化，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文化的精髓，充分发挥我国儒家文化的优势，使我国的文化能够感召世界并被世界认可，从而振兴繁荣祖国，为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作出贡献。

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但在迅速繁荣的经济背后却存在诸多的问题，诸如文化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对社会缺乏安全感，幸福感不足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背后所反映的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滞后，文化建设的脚步已经落后与经济建设的脚步。现存的文化机制存在着一定的障碍，文化创新力不足。另外，对于我国几千年所积淀的儒家文化存在着严重的文化浪费甚至是厌恶情绪。一方面，对于一些传统文化的保护方面做得不足，另一方面，许多优秀的文化资源得不到开发，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况。而更为严重的是国人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的一种不屑的态度，认为传统的文化封建、迂腐、愚昧，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当下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经成为亟待要解决的重要社会问题，而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将助力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

一、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有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人与自然的和谐

中庸之道的天人合一思想对于建设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其中中庸思想中的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可以理解为一种和谐的观念，从第一个层面上来讲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的是人要顺应自然界的法则，只有在遵守自然界的法则的基础上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界面前无能为力，人可以通过实践去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运行法则，从而给人类带来更好的生活。这表明要实现“天人合一”得靠每个人自身的奋斗，每个人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去追求“天人合一”。在当下社会中，我们不仅要做到爱护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生，还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为建设更加美好的自然界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二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儒家的“中和思想”集中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际交往中，要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一方面要求个人积极努力、勤勉奋进，一方面要宽厚待人，谦逊容人。对待事物有一个尺度和界限，不偏不倚，在事物的发展中寻求平衡和矛盾双方的统一。正是在儒家这一思想的孕育下，培养出了我国人民谦虚、仁爱、包容的性格和以“和为贵”为主流的价值观。

（三）人与社会的和谐

儒家的中庸之道在第三个层面上所体现的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人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可能，首先需要获得社会的认同，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时，必须要把社会利益置于首位，只有社会利益得以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个人才能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通过民主法治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妥善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公平正义、安定有序、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社会才有了实现的基础性条件。在当代，儒家文化中有关“和谐”的观念，对于建设和谐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追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共生，强调众生平等。现如今，我们要充分发扬儒家文化中的和谐观，向世界展示一个友好合作、爱好和平、积极进取的文化形象，提升我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塑造良好的国民形象。

二、儒家文化中的“和而不同”思想有利于文化多样性

儒家思想中的“和而不同”强调中正、协调、均衡。但不是代表要消除一切的矛盾和差别，其前提在于承认一切矛盾和差别的所在，允许多样性的存在，并在此基础上追求和谐，是，是和而不同。只有善于协调、在统一各种不同的分歧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意见，最终达成一种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盲从和附和。真正的“同”并不是意见上没有任何的分歧，而是通过不同意见之间的对话、讨论、切磋和交流，从而达到彼此之间的互相容忍、互相理解、和谐互动、协调统一。

儒家的“和而不同“思想给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作用。在世界多元化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承认各国文化的多样性，并包容各国文化的差异性。以兼收并蓄的开放态度来对待和学习外来的文化，但不是盲目地学习外来文化，而是要取长补短。在保证自身文化的自觉和独立的基础上，有效的汲取外来文化的精髓。在开放的环境下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消化并吸收不同文化的精髓，在时代背景下实现我国儒家文化的重新构建。

三、儒家文化中提倡的仁义礼智信有利于提高全民素质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五常”，做人的准则。“仁”即“仁爱”、“以人为本”，。儒家文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价值和整体利益，而不是一己私欲，立足于广阔的视野，追寻安贫乐道、自在自足的旷达的人生态度。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在处理人与自身、他人以及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一种正确的规范作用。

“义”即公平正义，坚守原则。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义”的具体体现有其延续性和共性但也会有所区别，伴随着人类之间日渐频繁和密切的交往，人类在道德原则上逐渐人达成了更多的共识，即被绝大多数人类普遍认为的“适宜”的道德原则，也即所谓得“天下之公义”。确立一个社会的“义”，是当下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今天，我们要在儒家的“义”的基础上赋予“义”以时代意义，比如凸显社会公平、公正、公益等，另一方面要重新唤起人们对于“义”的自觉和信念，也就是要树立道德正义感和道德原则立场。

礼即恭敬尊重、礼仪文明。礼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尊重原则，在人际交往中，以互相尊重为前提，在尊重对方，不损害对方利益的同时，又要保持自尊。遵守原则，遵时守信、真诚谦虚、友善随和，遵守社会公德。适度原则，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要遵循适度的原则，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对不同的对象，应始终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落落大方，把握好分寸。自律原则，在要求别人尊重自己之前，首先要做的应当是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礼仪规范要求。礼维护着社会秩序，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促进着人际关系的和睦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提倡言行举止的文明礼貌，礼的这些功能和作用，在当代对于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高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智”即“智谋之力”。是指明辨是非、知晓善恶以及知己识人。在儒家文化的不断发展中，“智”成为了一种道德规范。在现今社会，我们迫切的需要国民获得“智”，不盲目跟风，不被邪恶势力所煽动，拥有能明辨是非的本领，在不损人利己的前提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信”即“诚信之品”。是指信守承诺、以诚相待、诚实不欺的道德准则，是社会和谐有序、繁荣富强的基本保证。在现今的中国，诚信意识淡薄，无论是社会的诚信、政府的诚信、企业的诚信，还是个人的诚信都面临着时代的考验，诚信问题已经成为当下社会急需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全社会范围了积极弘扬儒家的“信”，唤起人们对于诚信的重视，重塑社会风气。

四、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有助于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自我认同感，集中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对于安顿国人的心灵、实现社和谐发展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当下，国人普遍缺乏信仰，重新扛起儒家文化信仰的大旗，对于当下的国人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文化中的人文信仰为基石，重新打造新时代的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增强国人对于本民族的自豪感、认同感和凝聚力。

自“中华民国”以来，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传统的儒学文化地位下降，惨遭抛弃，大多数中国人一时难以找到新的具有普世价值的共同信仰来填补思想上的空缺。在现今，意识形态领域由和社会主义占据着主导地位马克思但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上，国人的信仰则有所缺失，没有主导的精神支柱，处于一种迷茫的状态。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世界各国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击，中国社会充斥着各种错误的信仰以及不正确的价值观，社会关系变得冷漠疏远，低俗文化盛行。儒学中的人文信仰，为当下我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普世的道德准则。儒家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忠、孝、悌思想所体现的在道德上的约束力，对于当下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有着重要的作用。儒家文化中以道德约束家庭、维持社会稳定以及调节利益关系的思想，对于拯救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增强文化软实力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儒家文化有助于中国走向世界提高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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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仁爱；医学生；德育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的思想是主流。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的孔子，其教育思想、德育理念不仅影响了当时的社会，而且影响当今人们的为人处世之道。传统中医文化中与儒家文化有很多交融的地方，作为继承、创新、展示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医药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的现代医学院校，更要注重“仁爱”教育。对医学生进行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和传统中医文化）教育，可以净化学生的心灵，激发学生内心深处的美好品质，培养一种积极的高尚情感，培养学生的自觉性和人道主义精神，从而为人民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1 儒家“仁爱”思想及医学生“仁爱”的内涵

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以人性为立论的基点，以人为本，主张爱亲、爱众，爱物，追求人与人、人与物和谐相处共生的。

论语中提到在《论语 学而》中， 提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为仁之本与？”这里把“孝弟”定义为仁之本， 即作为仁的最基本含义。孔子用孝悌作为行“仁爱”的开始，认为应该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这种爱亲之情推广开。“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从而能够爱朋友、爱周围的更多的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爱众由爱亲人到爱更多的人，体现了“爱”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量的变化与质的飞跃，是把爱亲的对象扩大化，呈现出了“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的和谐画面。

从仁爱思想出发，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力行“五德”（恭、宽、信、敏、惠）。在孔子看来，“五德” 乃仁者的品格特征，“ 忠恕” 之道乃推己及人的行仁之方。前者是施行仁应具备的条件，后者乃施行仁的根本途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正是通过这种换位思考的施仁方法，把“仁爱” 思想从爱亲推广到“泛爱众”。

“仁爱”医学生是指五年制医药类学生通过儒学文化教育及传统中医药文化教育而具备的良好素养。孔子的“仁爱”思想要求指出，关爱别人就是“仁”，“仁”的核心就是“爱人”，“仁爱” 者能爱亲友，乃至热爱全社会的人民大众。医学生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必须具有高度的爱心才能“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塑造“仁爱”学生就是培养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有爱心的医学生。医学类高职院校把“仁爱”作为学生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来抓，是推进高职生全面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2 将“仁爱”教育融入到医学生德育教育中的具体实践

仁爱教育是一项长期工作，需从班主任的德育工作中，从教师的言传身教中，长期熏陶才能培养出有仁爱的学生。学校为培养出有“仁爱”的医学生需制订实施切实可行的德育教育策略，采取科学的方法，采用合理的机制。我校在学生的“仁爱”教育中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2.1 从理论上认识“仁爱”

在新生开学专业认知阶段，利用晚自习学习《弟子规》，通过《弟子规》这不古人教学子女的文章，让学生字面上知晓“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 ”等“仁爱”的基本准则。新生第一学期早读时间，全班朗读《弟子规》，通过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方法，让学生认识到何谓“仁爱”，知晓孝敬父母，关爱他人。另外，系部购买经典图书，每学期以班级为单位借阅经典图书，通过经典阅读，让学生的心灵感受经典的浸润，接受经典的洗礼，体悟“仁爱”之道。

2.2 从思想上正视“仁爱”

2.2.1主题班会是一种有效的德育教育活动，不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更易引导学生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探索、自我反思的方式主动参与到这个德育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可以针对学生的特点，更好地遵循教育规律，使学生更容易接受。对集体来讲，可以利用班会解决共同问题，提高班级凝聚力，便于班级自我管理。“仁爱”教育要充分利用主题班会这个德育教育的阵地。开展以“仁爱”、“感恩”等为主题的班会，引导学生珍爱自我，体会生命的尊严、生命的价值、生命的可贵，学会自尊、自信、自强、自爱，身心和谐、健康成长。

2.2.2通过学生网站，文化板报，树立“仁爱”典型。

2.2.3充分利用各班的板报墙，出以“仁爱”为主题黑板报，宣传仁爱。另外，教育者要注重身教。教育学生爱人、讲诚信、遵纪守法，教育者自己要先做到，即道德教化的实施者需言行一致、以身作则。教育者应注重道德情感的培养。“亲其师，信其道”，达到由“知之”、“好之”、“乐之”积极转化，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

2.3 从行动体会“仁爱”

让学生更好的从内到外的体会仁爱，还需要实践的引导，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学生体验爱的情感，内化爱的意识，培养创造爱的能力，发现爱、感受爱、珍惜爱、奉献爱，同时，以由己到人、由知到行层层落实，使学生从思想和行为上都有所转变。低年级的学生根据每月的节假日为契机，设定专门的“仁爱”活动月，加强学生的“仁爱”教育，开始从母亲节和父亲节的五月六月，开展“感恩父母和亲人”；九月，开展“感恩老师”逐步升华到十一月感恩节，开展“感恩社会”活动，从爱父母，爱老师，扩展到爱社会，让孩子产生感恩心、乐施心，学会用仁爱之心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从而与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高年级的学生，在三月“紧跟雷锋步伐，争做仁爱学生”，五月护士节，开展“扬南丁格尔精神，争做仁爱护士生”活动，十一月感恩节，“爱心长跑”等活动，引导学生学会感恩社会，热爱国家，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努力学习、奋发成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把仁爱教育工作分解到到各个节日，与其他传统节日教育紧密结合，仁爱从直观感悟到全面实施，内容涉及学科教育、德育、体艺教育等方方面面，同时，形成评价机制，在学生个人百分考核中，把“仁爱” 仁爱精神成为衡量学生道德水准，综合素质的一个重要指标。重点培养学生的基础性道德，使之形成合乎规范的处事之道，完善的人格，体悟孔子“仁爱、礼义、诚信”的内涵，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就如孔子一直要做的事情那样，确保达到德育教育的总体目标“仁爱、礼义、诚信”等道德思想贯穿于学校教育乃至社会中每个人的言行之中。

孔子以仁爱之义教人为人之道，立身处世之法，可谓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倡导以孔子仁爱思想精华教育当代大学生，让他们常存仁爱之德常做友善之举，努力修身律己、勤勉做事、平实做人，以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心态立身处世。总理曾指出： “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 “对祖国和人民有爱心，对社会有责任感，对国家有献身精神，这三点的基础还是爱……”所以必须培育大学生仁爱品质，在遵循大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整合家庭、学校、社会三方的主合力，多管齐下，创造良好教育，不断提升当代大学生的仁爱品质，发扬光大孔子的仁爱思想，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参考文献

[1] 孙多玲，赵丽虹.论儒家“ 仁爱”思想在大学生和谐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辽宁科技学院学报卷[J]，2010年第10期：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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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与“友善”

在儒家经典中，虽然没有把“友善”一词单独使用，但是在儒家经典中，却有着诸多有关“友善”内涵的论述，最早体现在亲情关系上，包括兄弟关系和朋友关系等。“儒家与友善有着一定的联系”[1]。

一是仁学思想。孔子认为“仁”是一种境界，拥有仁，就成为了有德性的人。

孔子提倡“仁者爱人”，为儒家仁爱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的仁爱思想首先是以爱亲人为起步，然后扩展到其他社会成员身上，达到“泛爱众而亲仁”，向普通的人际关系方向发展。按照朱熹的理解，“仁”是人所最为渴盼的，拥有仁是人的本性所趋，达到了仁的境界，则“人皆可以为尧舜”[2]。孔子还强调，“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方面要完善自己的德性，另一方面还要善于奉献成就他人的德性，即“成人成己”。孟子还提出了著名的人性本善论，以及有名的“四善端说”，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到了宋代又有儒家学者提出“民胞物与”，到最后发展成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3]因此，笔者认为儒家友善思想体现在其政治哲学仁学思想中，通过施行仁政，对其他社会成员赋予仁爱之心，达到社会成员之间友善的目的。

二是和谐思想。孔子指出，“礼之用， 和为贵。”，即礼治要达到的目标就是实现和谐。显然这里已经把和谐作为了人际交往中的重要原则。“君子和而不同， 小人同而不和。”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区别，在于君子能够看到差异，尊重个体差异才能达到协调与统一，而不是强求一致。小人则只看到一致，看不到差异。和而不同，体现的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达到和谐统一。这一道理同样适合于人际关系，只有尊重主体差异，施以宽容与理解，则人与人之间才有形成友善局面。因此，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思想，蕴含着友善的内涵。同样，在国家治理上，孔子同样主张建设和谐国家，为政者要行仁政，对百姓友善，对其他国家友好，国家才会长治久安，实现天下大同的状态，这是友善的最高层次。

二、城邦社会与“友善”

在西方文化中，友善同样有深刻的内涵，是值得发扬光大的道德伦理。在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中，思想家们关于城邦社会需要的德性进行了广泛探讨。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

一是友善是生活中的必需品。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将友善作为最重要的德性，人与人之间需要友爱。城邦之所以能够存在，原因在于有友爱作为纽带。在其著作《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还探讨过友爱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作为一种重要的德性，是对朋友最诚挚的祝福。他指出，善良的人，具有友爱德性的人，为了朋友、为了父母能尽心尽力，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亚里士多德把友爱分为有用的友爱、快乐的友爱和善的友爱三种，有用的友爱是指彼此双方都能获得好处，互惠互利。快乐的友爱则是互相友爱，彼此双方都能使对方愉悦。亚里士多德认为这两种友爱，“皆是出于实用性的目的而产生，并且易变且不长久。”[4]。第三种友爱则不一样，它发生的条件在于在德性相近的人们之间开展。真正德性好的人，会真心地对待自己的朋友，碛姓庵值滦缘挠寻，是友爱的最高境界，也是友善品质的最大价值的体现。

二是友爱是爱美、爱善、爱智慧。在亚里士多德友爱的范围里，不仅包括家庭亲情、城邦生活，也包括私人交往、商业伙伴关系等。亚里士多德的友爱论，为人际和谐型社会构建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寄托。亚里士多德认为友爱就是要认真审视自己，客观公正的评价自己，特别是正确的认识自己，这是能够实行友爱的前提。在城邦社会生活中，公民应当具有不浪费、节制的优长，城邦社会之所以能够井然有序，个体节制行为起到了很大作用。连城邦的立法者们都认为友爱已经大大超过了公正。假如真正做到了公正，其实已经蕴含着友爱。友爱是由多种情感汇聚而成的实践德性，为了更好的生活，公民应当主动实施自己出于善意的行动，使双方感到愉悦。这种“利他”的实践性实质上应该是“互利”的。友爱是交往双方之间的互动。

综上所叙，人际交往的友善原则一直都是中西方文化中的重要价值追求。友善是人际和谐交往的纽带。宣扬友善，最终是为了实现社会和谐的目的，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友善是古人的追求，也是现代社会每一个人必备的一种品质，也是社会交往所需要的底线伦理。

参考文献：

[] 王盛平.中西传统友善价值观发展趋势[J].大观周刊，2013（1）.22-30

[2]许建良.先秦儒家的道德世界[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21

篇6

儒家思想的公正理念首先是一种社会价值理想和目标。在中国语境中的“公正”源自忧虑“民生”而构想天下为公的社会公正理想。《礼记?礼运》中所说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是指一种为全天下的人谋福利的崇高的价值目标和理想的社会。公正的第二层含义是由“各得其分，各得其所，各随其愿”而形成的秩序与和谐的状态，绝不是“平均主义”的意思。公正的第三层含义是指政治原则，是君王的执政理念和为政之要。公正的第四层含义是指一种建立在价值理念、思维模式、信念和信仰基础上的社会治理理念和制度安排，同时也是一种思维方式。公正的第五层含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儒家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这主要得力于儒家的人文精神融入到它的经济思想有密切关系。

二、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现实意义

1.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院校学生思想道德现状决定的当前，我国职业院校学生精神风貌总体是好的。多数学生能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有明确的职业理想与学习目标，勤奋学习知识技能，成为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也有部分学生缺乏理想信念，学习动力不足目标不明；或沉迷于网络游戏不能自拔，或贪图享乐超前消费，或违反纪律打架斗殴，或崇尚低俗文化追求低级趣味；也有个别学生法制观念淡薄、道德严重滑坡，直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清华大学刘海洋伤熊案、云南大学马加爵锤杀同学案、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案等震惊全国，社会影响极坏。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是十分复杂的，但与多年来儒家文化教育的缺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以来，特别是“”期间，我们不加区分地将儒家文化作为糟粕去肆意批判，连同其精华部分也通通抛弃，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因此，当前在职业院校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一项十分重要而迫切的教育教学任务。

2.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特点所决定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具有服务经济的直接性、产业关联的密切性，以及解决就业的民生性等特点；职业教育突出能力本位和综合素质提升，主要培养适应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学生能力培养方面，包括交流表达能力、合作共事能力、自我学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信息处理能力、就业创业能力、职业迁移转换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创新提高能力等关键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据对毕业生跟踪调查反馈的信息，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反映，现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缺少的并不是一般的知识技能，而是对企业的忠诚意识、合作共事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吃苦耐劳精神。实践证明，这些关键能力的培养光靠课堂教学是解决不了的，有必要引入儒家文化的滋养与熏陶。

3.开展儒家文化教育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客观需要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是爱国主义。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很多内容，与儒家文化既是一脉相承的，又是在此基础上创新和发展的。职业院校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积极开展儒家文化教育。

三、加强儒家文化教育的举措

1.实现儒家文化的“四进”“四进”是指进计划（人才培养方案）、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结合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和新课程体系构建，将儒家文化教育的内容列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设置为独立的课程，组织教师编写相应的通俗教材（校本教材），作为学生通识教育必修课或选修课，并核记一定的学分。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有计划地组织学生选学《十三经》中的某一部分经典原著。

2.着力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职业院校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可通过开展感恩教育、忠孝教育、礼仪教育、嘉言懿行活动等，落实儒家文化教育内容；也可通过建设儒家名人名言路、儒家名人文化墙、儒家文化长廊、儒家名人雕塑等载体，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广泛开展第二课堂活动，通过社团、板报、漫画、主题班会宣传儒家文化，以及举办儒家文化讲座、诗歌朗诵会、相声小品、文艺演出比赛等形式，寓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

3.建立“四位一体”的育人机制要坚持科学教育发展观，按照“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要求，牢固树立以生为本理念，大胆创新育人机制，努力构建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四位一体”的育人新机制。学校除落实相应的儒家文化教育内容外，应将文明礼仪列入学生的操行考核中；学生家长要以身作则，对学生进行家庭美德的教育；企业可开展文明职工评选活动，树立道德标兵；社区也可开展评选五好家庭、好儿媳、好邻居、明星之家等活动，弘扬儒家文化。

4.广泛开展儒家文化研究学校要依托自身的专业优势和智力优势，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深入开展儒家文化方面的课题研究。有条件的职业院校，也可以成立儒家文化学会、协会、研究会、研究所等学术组织和机构，配备一定的专兼职研究人员，落实足够的研究经费，开展儒家文化的专题和专项研究。

5.积极营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方向，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通过优秀影视作品、书籍、报刊、数字媒体、公益广告等文化产品，宣传和弘扬儒家文化；依法开展打假活动，保护诚实合法经营，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坚持反腐的高压态势，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通过立法，鼓励年轻人常回家看看、把父母接到身边等一些列活动，都可以创造良好的社会大环境，以利于儒家文化的发扬光大。

篇7

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爱为宗旨的儒家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儒家美学思想具有“中和为美”、“尽善尽美”以及“天人合一”的审美特征，这些美学特征对当今中国食品包装设计具有正确的指导性作用。中国现代食品包装设计中存在着内容与形式脱离、艺术个性薄弱的弊端，针对这些弊端，借鉴儒家美学“尽善尽美”思想可促进包装设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吸收儒家美学“和而不同”思想则能突出食品包装设计艺术个性。

关键词：

食品包装设计；儒家美学；天人合一；尽善尽美；中和为美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外部的文化思潮与社会观念逐渐侵入我国，整个国际文化格局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表明我国已经将文化发展纳入到发展体系，以此应对西方文化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仁爱为宗旨的儒家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审美思想更是中华精神与传统审美的主要特征。中国设计领域中，食品包装设计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深度挖掘儒家思想对我国食品包装设计下一步发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一、中国传统文化儒家美学思想的特征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精彩纷呈，是世界文化的瑰宝。春秋战国时期，儒家集前人之经验，吸收阴阳五行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体系，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美学的基础，更在后人不断增补基础上使中国美学伫于世界美学之巅。儒家美学具有“善美”的和谐统一的艺术特征。设计的最高境界是实现善美的统一，先秦时期儒家就已将两者视为一体，主张“美”与“善”相互关联。仁爱是儒家美学的哲学思想，仁爱就是孔子所说的善。儒家美学思想中，“美”是基于“善”的原则上加以完成的，美是善的外在形式。包装设计亦是如此，外在形式美与内在本质美应完美结合在一起，进而达到外善内美的和谐状态。儒家美学又具有中和为美的艺术特征。《中庸》作为儒家思想代表作，主张“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从中易于看出，“中和”思想在《中庸》中所占位置极为重要。在设计创作中，“中和”思想表现为设计对社会产生的和谐作用。儒家美学思想具有“天人同构”的艺术特征。从古至今人类对于天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从未中断，其中蕴藉着朴素的生态理论思想，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在设计领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则是包装设计最基本的哲学基础。

二、儒家美学思想在食品包装设计中的作用

孔子作为儒家美学的创始人，其“仁”与“礼”的思想本质主要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仁”是孔子道德体系的最高标准，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论语•述而》中提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2]在这里孔子将“仁”看作生命的始端，人与生俱来的属性。“礼”是孔子思想另一要点，在孔子看来，“礼”是人的生活准则、统治工具、社会制度与伦理规范，借助于“礼”，“仁”才得以实现。从孔子“仁”“礼”观念中派生出来的诸如“善与美的统一”“中和为美”美学思想，为当今设计寻找一条适合之路提供了有益启示。孟子是儒家思想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他不仅继承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他还将艺术的感官享受扩展至道德领域，提出“吾浩然之气”的美学观点，这对现代设计者完善人格意识与自我心理重建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今设计讲求“设计为人民服务”，设计是一种实用美术，同纯艺术的自我表现有较大差异，借鉴孟子美学思想，可促使人类密切相关的食品包装设计将更符合人们的性情趋向。荀子的美学思想为“天人相分”观，他将天人关系上升至哲学高度，这是其美学思想之基石。荀子从辩证的角度阐述了“天人相分”中“人”与“天”的差别，但又相互遗依存、统一。在当今食品包装设计领域，媚俗包装只为博人眼球，塑料包装使降解困难，黄金包装只为彰显财富，这是对食品包装设计人文主义的亵渎。对于当今食品包装设计而言，“天人合一”美学理念对其具有绝对的启示价值。

三、中国现代食品包装设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包装设计产业迅猛发展，尤其是食品包装设计方面，不论从工艺、设计还是包装材料上，食品包装设计的发展有目共睹。然而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部分问题。

1、内容与形式脱离

食品包装设计内容与形式的脱离。对产品定位不准、误解产品价值取向是食品包装设计内容与形式脱离的主要原因。设计界并不缺乏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食品包装设计，比如SoyMamelle牛奶的包装设计。这是一款高营养的乳制品，包装是白绿相间的瓶体。该产品瓶身采用了牛的造型，既简洁又真实；包装颜色以白绿相间搭配，白色代表乳制品，绿色则是健康、自然的体现；包装纹样以牛身斑点加以点缀装饰，美观又充满趣味。在产品竞争压力之下，诸多食品包装设计过于强调创意，将毫不相干的内容附加设计之中，违背了食品包装设计原则与消费者的思维习惯，因此导致丧失相当一部分消费者。所以，如何在食品包装设计上最大化彰显食品内容，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包装设计艺术个性薄弱

食品包装设计艺术个性不明显。对于食品包装而言，独特的包装设计能够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然而，纵览食品包装市场，易于发现相当部分食品包装设计明显缺乏艺术创新。以我国市场牛奶包装为例，不管是表现题材还是设计风格都极为相似，甚至存在严重盗版情况。中国牛奶市场两大巨头蒙牛与伊利高端奶的包装设计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比如都采用开创式结构，长宽高比例一致，颜色沿用惯有的蓝绿色，侧面标志的位置与大小一致等等。这两款牛奶包装设计，不管谁克隆谁，此结局是中国食品包装设计的悲哀，这一弊端给予了食品包装设计者以警示。

四、儒家美学思想对现代食品包装设计的启示

1、儒家美学“尽善尽美”思想促进包装设计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孔子认为“善”与“美”是两个不同但又不孤立的概念，两者统一便是“尽善尽美”，这也是孔子美学的最高目标。《论语•八佾》中提到：“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3]这一言论实质讲的是“尽善尽美”乃是艺术的最高境界，武乐尽管能够带给人以形式美感，然而没有道德价值，实为遗憾；在孔子看来善是艺术的最高要求，但他又不轻美，有言道：“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4]润色、修饰是指形式上的不断完善，若言辞不修饰，内容就不会有较好的表达。食品包装设计中“美”是外在形式，“善”则是产品的内容。尽善尽美的儒家思想给予启示，食品包装设计外在形式同包装所传达信息契合一致时才会使产品焕发生机。

2、儒家美学“和而不同”思想突出食品包装设计艺术个性

自古以来，儒家大儒在主张整体和谐的前提下承认事物要素之间存在差异，并主张各就其位，彰显自己的个性，这就是其所谓的“和而不同”。在当今食品包装设计领域，“和而不同”的辩证关系，对产品渗入民族文化以及民族风格多样化给食品包装设计者以深刻启示。食品包装设计个性化彰显要根植于本民族文化，包装设计的民族化风格素材源于特定的地域环境与民族遗风等诸多元素。将食品包装设计的个性化根植于本土民族文化之中，就是“和而不同”对食品包装设计的最大启示。

作者：杨海英 单位：河南大学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林久贵．《大学•中庸》[M].崇文书社.2004年版第40页．

[2]（宋）朱熹．《论语集注齐》[M].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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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公德意识；作用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19-01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①梁启超早在《论公德》一文中就早早提出我国国民公德意识缺乏的问题。“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谓之公德。”“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始殆阙如。”②他认为，《论语》《孟子》等经典作为“道德所从出者”，“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这是我国国民公德意识薄弱的主要原因。但是，细读国学经典之作又会发现，在今天培育公民公德意识的过程中，传统文化依旧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本身蕴含丰富的公德思想

（一）儒家仁爱观中的公德思想

儒家思想重视个人的自我修身养性，但自始至终又贯穿着“仁爱”的思想，这种仁爱观本身就蕴含着公德的思想。

子曰：“仁者爱人”。（《论语・颜渊》）“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提倡仁爱思想，教导人们要有爱人之心。在家孝顺父母，出门尊敬兄长，而后博爱众人，亲近仁者。孔子讲的爱人是有差别、有差等的，是爱父母、爱兄长的特殊之爱和出于对同类的共情和同感产生的普遍意义上的爱人之心。由父母之爱推延至人与人之间的大爱，以爱人之心处理人伦关系，可以促成人们的仁慈和友善心理，激发人的善端，从而不仅可以影响人们的私德行为，也能影响人们在公共领域的行为举止。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和孔子的仁爱思想是想通的，这种仁爱的思想是突破家庭、家族的狭小范围而在广阔的社会意义上讲的。在讲求私德的同时更加提倡人们的社会行为，这里面也就蕴含着公德的思想了。

（二）礼义廉耻哲学思想中的公德观

“礼义廉耻”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管仲将“礼义廉耻”统称为“四维”。《管子・牧民》中有言：“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内容包括四个方面，管子指出：“礼不逾节”，即礼可以让人们遵守基本的法律，不违法，严格遵守现有的社会关系；“义不自进”，即义可以使人们以恰当的方式追求功名；“廉不蔽恶”，即人们在发现恶行或者坏人时，能够不包庇，积极举报；“耻不从枉”，即人们只要有羞耻之心，就不会与坏人一起干坏事。③“四维”的核心指向主要是道德，尤其是社会道德，但它又不仅仅局限于社会道德，还包括个体道德，将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都加以约束，这种注重二元结构的道德内涵，容易让个体道德与社会公德实现互动，当“礼义廉耻”内在二元结构互动良好时，就会发挥对社会公德的影响作用，国家统治就会稳定。

传统文化中“诚”“礼”“和为贵”的思想，国家层面的“杀身成仁”及“舍生取义”“精忠报国”思想，都蕴含丰富的社会公德思想。

二、私德在培养公德意识中发挥作用

传统文化倾向于私德的培养，但是，私德和公德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私德可以转化为公德，私德的培养是社会公德意识形成的基石。

（一）私德是公德意识产生的基石

私德的形成和提升是人内在品格的提高，其中也孕育着个体的道德主体意识。这种道德主体意识的形成会促使人们产生道德自觉性，更加容易形成公德行为。在这个意义上讲，私德和公德是想通的，私德高尚的人绝不是一个没有公德意识的人，同样，具有极高的公德心的主体也必然有着较高的私德水平。儒家文化经典著作《大学》构建了以“三纲八目”为核心的道德修养体系，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内在修为，培养了一定的私德，然后实现“治国平天下”，达到公德的层面。

（二）私德可以向公德转化

儒家讲仁者爱人，倡导“仁义礼智”，忠孝友爱。作为传统的正统思想，培养了国人“吾日三省乎吾身”“慎独”的道德自律精神。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丰富的私德思想，可以在家庭和朋友的关系范围之外自然形成一种公德意识。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高度集权的中央体制下，人们重视私人领域而缺乏公共社会空间，这样，私德极大发展和受到人们重视，而公德意识则很难有形成发展的环境和空间。但是，只要有这样的自由环境和公共空间存在，私德就会延伸到更广的社会关系中，并转化为公德意识和行为。今天，社会的公共空间极度扩展，传统文化中的私德思想可以突破个体空间局限，对培养公民公德意识发挥作用。

注释：

①②梁启超.梁启超文选[M].林文光，选编.四川文艺出版社，2009：31.

③赵守正.管子注译[M].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27-29.

参考文献：

[1]张晏婴，译注.论语[M].中华书局，2006.

[2]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M].中华书局，2006.

篇9

[关键词] 儒家文化 商业道德 商业经营

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中国古代商人大多与儒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们把“诚、信、义、恕、让”等儒家伦理道德贯彻到从商经营之中去,倡导“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以义取财,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商业道德。今天,尽管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在商业经营过程中也出现很多问题，比如道德缺失和信用危机,损人利己等现象，严重制约了市场经济的正常发展，甚至影响国际形象。因此，挖掘儒商精神的内涵，倡导儒家商业伦理，对现代商业经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儒家价值观蕴含的商业伦理思想

1.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经营宗旨

“义”与“利”的关系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利”是指人的功利价值和物质利益。在如何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上,孔子提出要“见利思义”。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人否有“义”行“义”是一个原则性的大问题,是关涉到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的根本性问题。但是,孔子并非一概地反对“利”的追求,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不过在富贵利禄面前,不能丧失道德良心,而只能“见利思义”循义而求之。因此,儒家思想不是把获利作为商业活动的惟一目的,而是提倡把经商谋利与“博施济众”结合起来,并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

2.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经营原则

儒学的“仁爱”思想始终如一条红线贯而串之,成为儒学之核心，《论语》中多次专门提到“仁”,孔子对“仁”作了大量的论述。孟子也说:“仁者爱人, 恻隐之心,仁也”《(孟子・离娄下》)。“仁”的基本精神是“爱人”，也只有爱别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爱。正如孟子所言:“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孔子把“仁”从自我修养引申到家庭、社会,推之于国家、天下。商品交换,从直接层面看是物与物的交换,金钱与金钱的交换,而儒家精神则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纯粹的物与金钱的关系,从物与金钱中看到人,主张按照“以人为本,仁者爱人”的原则去经营,这种经营思想是儒家“仁爱”思想在商业活动中的运用。

3.尚中贵和、和气生财的经营之道

尚中贵和的“中”就是“中庸之道”,“和”就是“以和为贵”。孔子认为中庸既是一种道德境界,又是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即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因为任何过与不及都会产生品德上的缺陷。儒家倡导“致中和”, 认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主张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人际关系, 实现“和则众”的目标。把这种“和气”伦理转用于商业经营实践,作为处理商家内外关系的基本方法。和气生财的“和”的经营方法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注重不同经营者之间的互利合作,寻找共同生财之道,所谓“有钱大家赚”。提倡既竞争又合作,反对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相互吞并；二是注重对顾客的和气态度,不巧取豪夺,欺行霸市,提倡让利于民,视顾客为上帝,诚实无欺；三是注重企业内部的人际和谐,注重上下沟通,协调劳资关系。

4.守信重诺、诚信为本的商业道德

诚信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伦理准则。《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就是“真实无妄”；“信”是“诚”的具体表现,即“诚善于身之谓信。”(朱熹:《孟子集注》卷十四)。孔子指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 强调做任何事情都要“言而有信”。将诚信作为经商之本,在中国由来已久。只有以诚待人,才会得到别人的信服。如果耍手腕,搞欺诈,就不可能把生意做成。“诚信”不仅作为个人安身立命之根本,并且它还作为经济生活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稳定、上下相亲、经济秩序良好、商品货真价实的根本保证。

二、儒家文化在现代商业经营中的具体体现

在商业经济活动中, 价格的杠杆调节作用是巨大的,然而并非是唯一的,文化因素的作用不可低估，先进的文化对经济起促进作用,落后的文化则对经济起阻碍作用。在现代商业经营实践中，不少品牌特别是中国老字号在儒家思想熏陶之下对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有着独特认识,在商业经营中形成的独特的人文精神和人文思想,充分体现了儒家的文化传统。

第一，注重文化蕴涵。儒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家喻户晓, 因此以儒家的社会伦理道德和处世哲学为内容的字号,不仅是商家主要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当时社会大多数人的认同基础。因此,不少“老字号”将自己的文化内涵定位于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中国传统商家标榜的招牌词语,如: 同仁、聚仁、全聚德等等,都以儒家核心思想作为字号名称,以便获得广泛社会认同。

第二，讲究审美意趣。一些“老字号”主要服务对象是文人墨客,为迎合这一部分人的审美趣味,主人往往把店名取得高雅、古朴、深奥,以便取得他们的审美认同。如：北京以经营书画、篆刻、扇面、笔砚等而著名的老字号“荣宝斋”,则表明该店有发扬光大中华瑰宝之任务。

第三，求吉避忌。数千年中国文化的积淀,造成了中国大众的接受心理,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就是求吉避忌。中国许多老字号,就是按照这种原则命名的。如:东来顺(事事顺利),宝元通(财运亨通),永安堂(永远平安)等等。传统“老字号”名称用得最多的字是“庆、祥、泰、丰、兴、顺、荣、盛、昌、福”等代表吉祥如意的字词。

第四，注重人文形象。许多商家字号的表现形式往往与所定的文化内涵相配合。例如:字号的书写十分讲究,一般都要请社会名流或书法家题写,字体厚重,字划故意加宽加粗。除招牌外,一些著名老字号在店堂内还悬挂宣扬本字号的匾额。还有一些“老字号”除名称之外,还配有对联,以便对字号作进一步的诠释,同时也是为了加强顾客对该字号的印象。以中国儒家文化、儒家伦理道德为自己行为规范的商号, 往往会得到社会大众的文化认同。

三、在现代商业经营中弘扬儒家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商业活动必然蕴含着一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必须遵循生财有道的原则。如果没有这种相应的伦理精神和价值理性作为其精神动因、规范因素和定向机制,那么它就容易变成一种单纯的功利冲动,就不利于企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当前,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积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现代商业文明的情势下,如何从传统儒家文化中吸取有益的借鉴呢?

1.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商业文化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团结和一个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发达,不仅可以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而且这种认同感和凝聚力所形成的文化屏障可以极大地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度,赢得良好的国际安全环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把精髓、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与市场经济原理结合起来,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能力,继承发扬儒家商业文化,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商业文化。

2.倡导儒家“以义取利，博施济众”的精神，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而奉献的价值取向。依据儒家的“仁者爱人”思想来说,要有以天下为己任、为振兴民族经济而奋斗的社会抱负。在这方面,儒家精神的“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为国家、民族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重义轻利”立足于义、利统一的立场, 但是在某种特定情况下, 当义、利发生矛盾, 为了企业的长远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眼前的利益；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 就要放弃某些局部利益。同时,儒家“依群利己”的团体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价值取向也是相通的。在21世纪的市场经济活动中,提倡儒家精神,是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的积极因素，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3.学习继承儒家思想中“信”的道德理念，确立“诚信立商”的经济伦理道德观念，塑造中国现代商业的民族特色

“信”是儒家思想要求的最起码的人格道德。“商无信不富”，诚信对一个企业或商业组织来说，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好的信誉是树立良好企业形象的前提，信誉竞争其实是人格、文化、道德的竞争，它要争夺和占据的，不是商品市场，而是人心和道德市场。而人心和道德市场往往又决定商品市场的兴衰，只有占领了人心和道德市场，才能树立企业形象，才能维持已有的客户关系，并使这种关系不断巩固、扩展，企业才能抵住各种市场冲击，站稳脚跟。正所谓“信誉无价”，企业家要始终抓住“信誉”这一个根本。

4.树立“天人合一、和气生财”的经营理念

儒商文化将对人、自然、社会的哲学思考应用到经营管理中、强调“天人合一”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心性等之间的各种关系，注重塑造一种和谐、舒展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以降低经济发展中的摩擦成本，要求以发自内心的和谐与宽容的态度协调各种关系, 实现“ 和则众” 的目标，这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5.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观念

儒家管理哲学思想的一个最大特点，即对人的重视和尊重，把人看作是世间一切物中最可宝贵的。孔子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人为贵”（见《孝经.圣治章》）的著名命题，这是对人的能动的主体性地位的充分肯定。现代企业管理工作的中心是对人的管理, 管理目标的实现在于发挥人的能动作用。作为有理智、有感情的“社会人”,其思想、气质、性格、爱好,千差万别，所以，承认人的个性,尊重人的人格, 就成为感化的先决条件。首先，要尊重员工，信任员工，树立员工主人翁思想。其次，让员工参与管理，使他们感到被企业重视从而给人一种成就感。再次，要不断提高员工的素质，这是实行人本管理的基础。儒家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对今天的现代企业经营行为有重要的启示，这为知识经济时代的管理人才培养提供了一种范例。

四、结束语

发扬儒商文化将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对我国企业参与国内外竞争、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学习和继承儒家思想中的伦理道德，也不仅仅固守在原始的层面上，而是要结合现代社会，进行新的思想创新，解决现实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创建现代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徽商研究――论儒商精神的现代价值》.搜狐财经(business.省略)

篇10

“博爱”，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是广泛地爱一切人，这应当是遵循了孔子“泛爱众”的蕴含。事实上，孔子的后裔孔安国在注解《孝经》中的“博爱”概念时便称：“博爱，泛爱众也。”由此来看，儒家之爱就是一种普遍无差别的对人的关爱。那么，孔子自己是不是也如此来看待爱或仁爱呢？他的学生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以“爱人”作答，在其他处又有“节用而爱人”“泛爱众而亲仁”等普遍性的博爱之说。虽然思想家的言说不乏是针对某些具体情形或个别事例发论，但个别并不能脱离一般，治国之策本来也重在普遍性的价值。

在记述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中，凡涉及“人”的概念，孔子明显都是泛指，意味所有的人，否则，便是如“成人”“小人”“善人”“乡人”一样的有具体的限定。那么，仁者之“爱人”，自应不分差别彼此。《论语》中另外的两处“爱人”――“节用而爱人”和“（君子）学道则爱人”，都可以说是在这一意义上立言。但由此一来，似乎马上就会与儒家之爱（仁爱）是爱有差等的这一流行观念发生冲突。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对博爱与仁爱诸问题作一点具体的分析。

博爱的价值

“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充分揭示了仁爱与博爱的同一性质。放之民族和国家的层面，中华文化的博爱情怀，最早可以追溯到虞舜的时代。作为后代顶礼膜拜的圣王，舜的伟大，最重要的是他的“善与人同”。舜之为善，没有个人的私相偏爱，舜认为是善的，全天下人都会认可，孟子称之为“心之所同然”。舜在历山耕田、在雷泽打鱼、在河滨陶冶，他身旁的农民、渔夫和手工业匠人，都能深深地感受到舜的大爱。舜爱人，人也爱舜，人们自发地聚集到舜的周围，三年时间就形成了一个大的都市。用朱熹的话解释，就是“公天下之善而不为私也”。善就是对所有人的无私大爱，也就是博爱，爱的情感与善的德行在这里是融为一体的。在此之后，观念层面的博爱逐渐萌发和孕育，表现为商周时期形成的“仁”的观念，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仁爱观念体系中塑造成型。

作为一种普遍而深厚的情感，爱的生发有“类”或血缘的生理基础。《礼记・三年问》以为，“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知爱其类”。爱是鸟兽和人类的共性，但就人而言，爱引出的是内在的高级心理需要。需要本身基于生理的驱力，属于“类”的行为，进入到价值领域，是与德性层面的仁的直接联系。仁与爱互为训解，包括关切、责任感、尊重和了解等，并体现为爱老、敬长、恤孤的多重情感交流。用《礼记・礼运》的话来说，就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本身也是差别之爱，但差别的实质是给不同人群尤其是老幼弱势的人群以各自所需的关爱，贯穿其中的是博爱的精神，用当代的语言来说，就是“它们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罗尔斯，差别原则）。这些由先人提出而历代受到推尊的爱的崇高境界，至今仍是激发人们由此去努力的永恒驱力，从根本上呼应了普遍的人道关爱与和谐群体的中国社会发展需要。

当然，对于维系“群”或社会而言，爱只是关系之一而不是全部，但即使是当今社会最重要的关系――交换，爱也贯穿于其中且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交换有不同的类型，如商品交换、利益交换、信息交换等等，正是在各种交换活动中，社会得以正常延续。人们通过交换，可以实现与提升自己的价值和成就。但是，交换并不限于物质的层面，还有精神性的需要，爱、尊重及相互帮助等亲社会行为就是典型的表现。道理很简单，现实中没有人不会遇到困难，事实上都需要他人的帮助；而自己帮助他人，可能正是因为自己遇到困难时曾得到过他人的帮助，从而促使人们认识到人际之间离不开爱和互助。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固然有战争、瘟疫、剥削等苦难，但“和”作为中华民族的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是先民们在相互的爱和帮助中创造出来的历史。因而，“博爱”的观念和境界，从一开始就深深地浸润在中华民族精神及其生命智慧的源头活水中。从先秦、汉唐到宋元明清，博爱的传统从不曾中断。

博爱与仁爱的离合

近代以来，本来携带中华文化自身基因的博爱观念，却少有被人提及，人们言仁爱、兼爱却不谈博爱，“博爱”反成了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专有名词。这一情形的出现，有历史和社会多方面的原因，尤其与西方文化在近代中国的全方位传播，并以此为参照对中国等级专制社会的批判相关。近代中国的落伍被归结到专制等级制度，而占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正好有维护等级的思想，而根源就在作为儒家文化核心的仁爱观念上。仁爱在这里被简单地理解为爱有差等，从而与博爱的普遍之爱对立起来。仁爱与博爱各自成为了封建专制和资产阶级民主的代表，象征着落后与先进，儒家仁爱本有的普遍之爱这一比爱有差等更为重要的内涵，在无形中被注销了。由此，形成了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个怪圈：本土人士用中国自产的“博爱”语词认同了西方的类似观念，却反过来又用西方的博爱观念否定、束缚了自身的思想，认为讲博爱的就是西方文化。结果，不经意间将传扬了数千年的能够抚慰心灵、和谐群体、关爱大众福祉的博爱情怀让给了外来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无疑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对中国人的普遍影响，则是在一百多年前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不得不被动或主动地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文化之后。由于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化的状态，一方面是渴望自由、民主、平等的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认可并积极引进；另一方面，本来以传播基督“福音”为使命的传教士们的优越感渐增，为争夺信众，显示基督教教义的优越性，突出宣传基督教之爱是金律并表现为积极的形式；而儒家同类性质之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银律且表现为消极的形式。那么，相对于儒家的被限定于差等之爱的仁爱，基督教的博爱（神爱）就显得更加完美，基督教也相应成为了“爱”的宗教。

从历史实践看，在基督教方面，最初他们翻译自己的“爱”时，也是立足于“仁爱”来表达的。作为基督教核心教义的“爱上帝”和“爱人如己”之爱，从希伯来文翻译为希腊文agape，在英语中翻译为love等语词。将其恰当地引入汉语世界，谙熟汉文典籍、算得上中西兼通的利玛窦，其所因循的便是孔子仁者“爱人”的理路。当然，爱人首先要爱天主（上帝）。在他的《天主实义》中，“爱天主”被视作为“第一仁德”，他强调“爱人是爱天主的果效”，“所谓仁者爱人。不爱人，何以验其诚敬上帝欤？”简言之，既爱敬上帝，则“博爱”天下人及万物就是顺理成章的。但200多年后，完整翻译第一部汉语《圣经》的马礼逊已直接将“love”译为“爱”，而不再注重与“仁”的关联。相较而言，“爱”比之“仁爱”，含义更为宽泛，语义也更为模糊。换句话说，随着西方来华人士对中国文化了解的深入，他们对儒家“仁爱”也有了新的理解，即逐渐将“仁”和“爱”分离开来，“仁”更多地成为了一种完美的德行，强化了道德价值层面的意义，原作为“仁”本有的蕴含的“爱”则逐渐淡出。到近雅各翻译《四书》时，“泛爱众”与“仁”已看不出直接的联系。那么，“爱”既然可以脱离“仁”而独立被阐释，理雅各不理解“仁”的本来意蕴就是爱一切人和物，认为儒家为银律、基督教为金律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在中国近代的先进人士这里，却是继承了仁爱与博爱统一的“以爱言仁”的传统，坚守博爱作为仁爱的基本内涵。梁启超就曾概括康有为的哲学是“博爱派哲学”，因为康有为的哲学是“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万物“无一不本于仁”。从而，孔子、佛祖、耶稣“三教可以合一”，因为他们立教都是以博爱为主，“以故当博爱，当平等，人类皆同胞”。在梁启超的仁爱―博爱观中，既有西方近代的平等博爱，也有自张载以来的“民胞物与”。梁氏所持的，是中西会通背景下以“爱”为中心的新博爱观。

爱有差等的蕴含

说到这里，有必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爱有差等到底做何解释，及其与仁爱有何关系。爱有差等的观念出现于《礼记・中庸》。《中庸》称引孔子之语，对仁爱作了进一步的规定：“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这一段话对仁爱作了较为细致的解释，后人理解仁爱往往是据此而言。但受近代以来将专制等级与仁爱挂钩而批判孔学的风气的影响，导致了此段经文在相当大程度上遭到误解，以为“亲亲为大”是说亲亲是最根本、最重要的。其实，现代人的这种误解在传统社会从来不存在。儒家经学的经典解释说明，《中庸》这段话是讲仁的践履或行仁之法，即仁爱落实于相互间的亲爱致意，其具体实施是自然的过程。就是说，即先亲己亲，然后由亲及疏，爱及他人，这就是“亲亲为大（先）”；相应地，人为亲属服丧的丧服轻重，亦因与其关系的亲疏远近而依次递减，即所谓“亲亲之杀”。“礼”便是由分辨明晰这些差等关系而生，爱有差等的观念也正是从这里衍生了出来。

也正因为如此，《中庸》的爱有差等蕴含，只是反映了爱的实施由近及远的先后次序，或者丧服、丧期由亲及疏的依次递减，并不关涉亲亲是否最重要或爱本身的尊卑贵贱问题。当然，从孔子“泛爱众而亲仁”到孟子的“仁者爱人”，其间也存在细微的差别。孔子较为单纯地倡导人与人之间的泛爱或博爱，孟子则除了弘扬博爱之外，更多注意到亲与民之间的爱的差别。所以如此，在孟子的时代，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更大的紧迫性，所谓“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孟子此说，实际已将仁爱的两大内涵和盘托出。一是普遍之爱的一般原则在具体落实时，需要考量时政的急需，因而需要以亲亲尊贤为先，这与《中庸》中“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先）”的宗旨是相呼应的；二是“仁者无不爱”毕竟是大前提，所以，同样在《礼记》中，孔子答哀公问政，提出的便是“古之为政，爱人为大（先）”的治国原则。换句话说，博爱不是要抹杀差别，而是将差别限定在公众可以接受的尺度之内。《礼记・礼运》讲“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论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关系繁杂的天下国家和上下人等，被视为一家人甚至一人而得到关爱，但一家也有父母长幼，一人也有耳目心官，差别本是客观的存在。

博爱的边际与善的回报

如果换一个角度考虑，基督教对仁与博爱的分离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仁作为善的价值导向必须要坚守和维护，此可谓中西博爱观之最大不同。西方基督教的博爱除了“爱上帝”“爱人如己”之外，还有所谓“爱仇敌”的说教，但在中国，这不但不可能真正通行，而且还是不恰当的价值选择，绝不可能认同。中国的文化传统，对恶的正常情感应当是憎恶而非关爱，“恶恶臭”便是通行的原则。因为若是相反，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价值导向的扭曲，所以绝不可能以爱去处理之。王阳明说：“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罚以锄凶暴，固亦为政之大端。”他所信守的，是奖善罚恶这一社会最通行的原则。博爱是有边际的，性善论是博爱虽未言明却是必须预设的前提。人的情感、意志和德行在这里是一个统一整体，它不能越俎代庖去处理本当由刑罚施行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