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公司可经营范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文化传播公司可经营范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从办公室里堆满的书和写满字的宣纸可以看出主人的爱好，杨卫东是广州大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虽然有着商人的身份，可骨子里他是文人，写小说、作诗、写字，很是风雅。

参过军的杨卫东，上过真正的战场，战争和伤亡的震撼带给他很多的思考，正是这种思考让他寻求一种心灵诉求，于是写作成了他的突破口。他的写作风格朴实，属于典型的山药蛋派，乡间的日出日落在他笔下都宛如在展开的幕布上流转。比如，他对日落是这样描写，“黄昏已经死去，毫无生机的余晖像回锅的老油那般浑浊，随即倏然逝去，整个岭间就显得昏朦和深远无际”。

因为对文化的热爱和感悟，杨卫东公司的经营范围也都与文化产业相关，使得他在经营之外，能够钻研自己的喜好。

杨卫东说自己性格的养成与父亲有很大关系。父亲虽然是朴实的农民，但是对中国古代的礼教非常重视，这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方式，“父亲跟我说，既然去帮人，就不要想回报。”这对杨卫东触及非常大，“我在外面漂泊这么多年，有了一点财富，有了一点业绩，但是真正靠的就是一帮子朋友，朋友怎么来的。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人和人就是这样。”

与人为善的杨卫东自认为对做生意一窍不通，这么多年的打拼，他在广州人脉颇广。他还是广东省山西商会执行副会长，肩负着商会日常运作的责任。

通过广东省山西商会及杨卫东的牵线搭桥，山西一些地市与广东省政府之间进行衔接，为地方招商引资做了不少贡献，“不仅是广东，还有香港的许多企业家，还有一些很好的上市公司都会参与进来。商会真正为老家在招商引资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政府之间由商会做纽带，效果非常好。”

在杨卫东看来，山西不缺钱，主要缺项目。比如山西丰富的能源目前都只是在生产的初级阶段，并没有进一步提升附加值，理念、技术和管理手段的缺乏让山西的许多能源企业进一步发展受到阻碍。“我们一直在努力，希望有能力的专家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个投入很大，需要大量资金，更需要一个专业操作团队。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项目，但是一直是空白，导致很多资源都浪费了。”

杨卫东自己的公司也在不断革新，从最初的广告公司，到开始做投资，他一直都把握了市场的主流。“大千文化”与南方电网传媒公司合作密切，参与过上百座大中型变电站VI设计、制作和安装。因为杨卫东与部队割舍不掉的情缘，他公司还投资拍摄了军旅题材电视剧《一枚弹壳》。近年他还涉足艺术品市场，对高端艺术品投资逐年递增。

写作之余的杨卫东对书法还颇为上心，他崇尚米芾的字，由字及人，“他是一个很得意的人，书法小资情调，贵族气质，很收敛、很妩媚的感觉。”米芾狂草行云流水，而杨卫东也正是以经历，写意着人生篇章。

印象

篇2

近年来,我国通用航空发展非常迅速，飞行总量年均增长达10%以上,其行业规模、应用领域和飞行种类在日益扩增，与之相随，通用飞行活动的空域――低空空域,也成为一种炙手可热的新型资源。

在有关部门酝酿、规范和扶持低空产业的同时，一些民营资本已经提前嗅到了先机，开始涉足通用航空领域。近期各类通航企业的注册申请量有所增加即是一个明证。与此同时，一些通用航空企业也在加快脚步拓展经营范围，“圈”定各自的一片“天”，一场围绕低空空域展开的圈空运动或将开始。

或许，在不久的未来，“低空”二字对很多人而言将不再陌生，届时，通用航空飞行也将可能成为一种稀松平常的生活方式。

随着我国低空领域的日渐开放，通用飞行活动会逐渐增多。但当违法违规的飞行不止一次地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造成重大损害的时候，法律缺位已是不争的事实

2010年12月20日，拎着装有20万现金的纸袋子走在街上，“空中摄影师”文锋满脑子想的都是“人生得意须尽欢”――去巴厘岛晒阳光浴，还是去雪乡参加徒步穿越？

朋友们说他最近变了。之前的他是“拼命三郎”，没有假期，没有娱乐，而立之年就创办了自己的广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现在的他最关注的就是哪里最好玩、什么最好吃。

“变化的又岂止这些？”文锋指了指脸上几道明显的疤痕，“这算九级伤残了，还有这里――”，他又指了指脑袋，“创伤性精神抑郁症”。这种症状的最直观表现就是整宿失眠或者在深夜里惊醒。

看着桌子上的20万元现金，文锋一脸苦笑。“人家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就盼着收了这些钱后平平安安就好。”

文锋所说的“大难”是指一年前的一次空中拍摄。在这场飞行中，飞行员李慧坠机身亡，而他摔成重伤。

纸袋里的20万元现金就是他刚刚从辽宁中飞公司领回来的事故赔偿金。

现在的文锋轻易不愿再提及那场飞行，因为想想就后怕。用他律师的话来描述就是，“这是我见过和听到过的最最难以置信的载人飞行，因为它没有雷达、导航、通信和指挥，更没有气象保障，甚至飞机所有人就连企业的注册登记都没有，却签订了书面合同，且收取了飞行等费用……”

但是，说到在冰柜中躺了5个多月才安葬的飞行员李慧，文锋的眼角红了，还是忍不住多说了几句。

危险的航拍

2009年6月，作为盘锦小有名气的“空中摄影师”，文锋接到了一单航拍生意。这次他联系到了本市的辽宁中飞通用航空园区服务有限公司租用飞机。

中飞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名叫赵文星，原本做房地产生意，有了资金积累之后，转而投资通用航空产业，成立了盘锦中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和辽宁中飞通用航空园区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中飞公司），并担任这两个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在正式飞行航拍之前近一个月，即6月8日，文锋就和辽宁中飞公司签订了《航拍协议书》，约定在7月3日正式飞行航拍，届时中飞公司为他提供一架佳宝J-160小型飞机进行拍摄，每小时费用为6500元，并交纳了12000元用于办理空中飞行手续。

7月1日，文锋接到辽宁中飞公司总经理邵某的电话，通知他第二天中午，到距盘锦市不远的盘山县陈家机场进行试飞。

一切按部就班。7月2日，试飞开始了。

刚登上飞机，文锋就感到一丝不安，因为飞机设备的简陋出乎他的意料。

机上不仅没有GPS卫星定位系统和航行图，对讲机也时好时坏。为了便于航拍，中飞公司人员还在靠窗口的地方掏了一个洞。

但是，考虑到当时签了合同，文锋还是壮起胆子试飞了。没想到，还真平安着陆了。不过，正是在这种侥幸心理的推动下，他一步步迈上了一场危险的航程。

7月3日一大早，文锋就驾车赶到陈家机场。5点50分，飞机准备起飞；5点53分，飞机往北起飞；5点55分，飞机到达三转弯位置，突然改变预定航向做左转弯向东飞行；此后便失去了联系。指挥员在塔台持续呼叫，直至6点30分，飞行员均无回应。

对于失去联系后的这段飞行经历，文锋记得很清楚，飞机起飞时，机场能见度挺高，可飞行不到七八分钟后，突然遇到浓雾，能见度变得很低，文锋和飞行员李慧两人以为是云层，但一直飞不出去，便决定返航。可就在掉头左转弯的瞬间，文锋看到了一大片绿色，还没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自己就被甩出去了。

这片绿色就是辽宁省鞍山市台安县新华农场的稻田。

坠机后的场景惨不忍睹：飞机摔成了两截，机壳、机翼等残骸四处散落，飞行员李慧仰躺在飞机旁的稻田里，眼睛耳朵鼻子直流血，看着文锋，但已经说不出话来。

幸好，当时文锋的头脑还是清醒的。他用尽全身力气呼喊“救命”，尽管声音微弱，还是让附近的夏家村村民李良春听见了。之后，120救护车和盘锦市、鞍山市、盘山县、台安县的安监部门工作人员等都及时赶到了现场。

经过抢救，他幸运地活了下来，而身受重伤的飞行员李慧则为这场疯狂的飞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事故原因为何不公开

事故发生后的一段时间里，中飞公司忙着安抚死者家属，一直没和文锋谈赔偿的事情。对此，文锋非常理解，向中飞公司表示自己的赔偿问题可以缓一缓。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他似乎被人们忘记了，其损失和医疗费无人过问，而且事故的大部分原因还被归咎到已经死亡的飞行员李慧身上。

文锋决定讨个说法。

2010年1月25日，文锋向东北民航局提出书面申请：询问是否对此事故进行调查；如进行调查，是否已得出结论；如何进行的调查；事故原因是什么；何时公开调查结果；如果事故原因已查清，能否对责任人作出相应处理；如果认为该事故不归东北民航局管辖，依据是什么；并请告知应由何部门管辖……这次事故在文锋的心中有太多的问号。

几天后，东北民航局告知文锋，此次事故发生后，已经成立调查组，调查正在进行中，调查终结后会向国家民航局报告。不过，东北民航局表示，他们只负责调查，不负责具体事故的处理，即使调查结论得出后也不会作为诉讼证据出示。

直到2010年3月10日，文锋仍然没有等来他想知道的调查结果。于是他向沈阳市大东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东北民航局履行职责，公布事故的调查报告。

文锋为什么不直接向责任方中飞公司索赔，而是把东北民航局推上被告席呢？

对此，文锋表示：“事故发生后，东北民航局应对此事立即进行调查处理，划分责任，但迄今已经9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没有任何处理结果，是他们不履行法定职责，对事故长时间不作处理，致使我不能向责任人追究责任，主张权利。他们的行为属于行政不作为，不履行行政义务。我只能请求法院判令他们在事故调查终结后，书面告知处理结果。”

东北民航局对此的解释是：“事故发生后，我单位立即成立调查组，开展对事故的调查，并相继将调查情况上报给主管部门。我单位积极履行职责，不存在行政不作为。另外根据相关规定，我们虽然没有在六个月内提交事故调查报告，但我们已按规定向接受报告的部门提交了调查进展报告，因此我们并没有违法行为。”

关于文锋索要调查报告一事，东北民航局称：“按照《民用航空器事故和飞行事故征候调查规定》及国家信息公开条例的相关规定，文锋无权向我单位索要与事故调查相关的调查信息，我们也无须向他提供涉及国家秘密的调查报告。”

2010年6月4日，沈阳市东北民航局作出了《关于筹建中的辽宁中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非法飞行事故的调查报告》，上报至国家民航局和辽宁省安全生产管理局。

2010年9月24日，大东区法院判决驳回了原告文锋的诉讼请求。

法院认为，此次民航事故调查的相关材料，包括调查报告等属于秘密级别，控制范围仅限组织和参与事故调查的部门和人员。被告拒绝向原告提供事故调查报告及相关信息的做法并无不当。

不过，在判决书中，记者看到了东北民航局给出的部分调查结论――东北民航局就试飞、航管、设备、气象等方面成立了5个调查组，认定辽宁中飞公司没经过审批，未取得任何合法证照，飞行员也没有商业飞行执照，才导致这样一个“违规飞行，违纪飞行，非法飞行”。 换句话说，这就是场“黑飞”。

这个结论使得整个事件发生了质的逆转。

受害者陷入“三不管”

如果辽宁中飞公司是合法注册审批的航空公司，如果此次航拍是按照《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规定合法批准的飞行活动，事故的处理和赔偿将会顺理成章参照《民用航空法》、《通用航空飞行管制条例》和空难赔偿标准执行。

然而，这一系列规定却无法适用于此次事故的飞机所有者――辽宁中飞公司。文锋律师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场“黑飞”：事发时，辽宁中飞公司正在申请注册，而与中飞公司同属赵文星名下的盘锦中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其经营范围是通用航空器整机销售，零备件销售，航空器售后服务以及通用航空技术咨询服务。两家公司均没有航拍等业务资质。

但是，时间不可能倒流。此次“黑飞”的代价就是让两名受害者陷入了“三不管”的地带。

作为东北地区民航活动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东北民航局已给辽宁中飞公司下达了《关于停止受理辽宁中飞通用航空有限公司（筹）经营许可申请的通知》作为行政处罚。但是，对于这场“黑飞”中两名受害者的赔偿问题却没有了回应。

据文锋律师在博客中透露，李慧的妻子和文锋分别找到当地安监部门，得到的回答是：“上面有明确指示，此案不归我们管，由东北民航局负责调查处理。”

难题又被踢了回去。

无奈之下，文峰来到鞍山市台安县刑警大队报案，请求追究赵文星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但是公安部门未予立案。

那么，中飞公司的这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呢？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刑法学博士郑齐猛分析认为：“这次飞行事故是否构成犯罪，需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是这次飞行事故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二是刑法中是否有相关的规定，两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次事故不存在不服从管理的情况，也不存在领导强令飞行员冒险作业，所以不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因为目前我国并未开放低空市场，不存在相应的市场管理秩序之说，所以也不构成非法经营罪。因为辽宁中飞公司是一个正在筹建中的公司，无论是该公司还是公司工作人员，都不属于‘航空人员’，而重大飞行事故罪的犯罪主体必须是‘航空人员’，所以也不能构成重大飞行事故罪。虽然，这次飞行显然违反了我国目前的航空行政法规，正如东北民航局调查后认定辽宁中飞公司属于违规飞行、违纪飞行、非法飞行的‘三典型’事件，理应受到行政处罚。但这些行政违法行为并不必然构成犯罪。”

郑齐猛进一步解释说：“进行‘航拍’本身并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关键是事故的原因，从我们目前所知悉的此次飞行事故的情况看，该事故更多的是天气原因，不是纯粹的人为事故。退一步讲，这次飞行事故即使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会因我国现行刑法无相关的规定而‘出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航空犯罪，并不包括这种低空领域违规飞行、违纪飞行、非法飞行行为。”

面对这种局面，文锋显得很无奈，他自嘲说：“别人是钻法律的空子，我是掉进了法律的空子里。”

死者已矣。赔偿问题沿着和解的路子向前推进。

经过几轮艰难的谈判，辽宁中飞公司最终参照空难赔偿标准和民事赔偿标准与死者家属协商达成赔偿协议，支付赔偿金近一百万元。

而文锋也于2010年年底拿到了20万元的赔偿金。

不过，尴尬的是，死者李慧和生还者文锋终究没能等来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最后“说法”。

链接：通用航空飞行指南

申请

1、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使用机场飞行空域、航路、航线，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飞行管制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实施。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飞行单位；飞行任务性质；机长（飞行员）姓名、代号（呼号）和空勤组人数；航空器型别和架数；通信联络方法和二次雷达应答机代码；起飞、降落机场和备降场；预计飞行开始、结束时间；飞行气象条件；航线、飞行高度和飞行范围；其他特殊保障需求。

2、在我国境内进行航空物探或者航空摄影活动的，必须在提出飞行计划申请时，提交有效的任务批准文件。

审批

1、飞行计划申请应当在拟飞行前1天15时前提出；飞行管制部门应当在拟飞行前1天21时前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执行紧急救护、抢险救灾、人工影响天气或者其他紧急任务的，可以提出临时飞行计划申请。临时飞行计划申请最迟应当在拟飞行1小时前提出；飞行管制部门应当在拟起飞时刻15分钟前作出批准或者不予批准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

2、在划设的临时飞行空域内实施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可以在申请划设临时飞行空域时一并提出15天以内的短期飞行计划申请，不再逐日申请；但是每日飞行开始前和结束后，应当及时报告飞行管制部门。

3、飞行管制部门对违反飞行管制规定的航空器，可以根据情况责令改正或者停止其飞行。

安保

1、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组织各类飞行活动，应当制定安全保障措施，严格按照批准的飞行计划组织实施，并按照要求报告飞行动态。

2、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的单位、个人，应当与有关飞行管制部门建立可靠的通信联络。在划设的临时飞行空域内从事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时，应当保持空地联络畅通。

3、飞行管制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或者协议，为通用航空飞行活动提供空中交通管制服务

处罚

1、未经批准，擅自筹建通用航空企业、购租民用航空器、从事通用航空经营活动的，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

2、未经批准，擅自筹建通用航空企业或航空俱乐部、购租民用航空器从事通用航空经营活动的，由民航总局或民航地区管理局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处以违法所得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篇3

慈母善教——让儿子追随兴趣无拘无束地自由成长

1983年6月6日，郭敬明出生在四川省自贡市，父亲郭建伟是当地一家国企的技术工人，母亲邹慧兰在银行上班。因郭敬明自幼喜欢读书，妈妈经常给他买益智类幼儿书刊，并指导他阅读，遇到他不懂的地方，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

身为独生子，郭敬明在家里没有玩伴，玩具和小人书是他最亲密的童年伙伴。买玩具，买书，买游戏机则是他从小最热衷的事情，因此他也渐渐养成了乱花钱的习惯。父母虽然收入很一般，但从未阻止过他的“挥霍”，宁肯自己节俭再节俭。在郭敬明的记忆里，妈妈从来没穿过什么漂亮衣服，有件红色的呢子大衣，是每年春节期间必定要拿出来穿的。小时候郭敬明觉得，妈妈特别喜欢那件衣服，长大了他才懂得，妈妈当年只有那件衣服能撑门面。

读小学四年级时，一天夜里，郭敬明听到隔壁房间传出母亲的声音：“咱这几间老瓦房，已经太旧了，一下雨就漏，不修整不行了。”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我比你都心急，可哪有钱修房子啊！”因郭敬明的奶奶生病住院，家里的积蓄全花光了，眼看住房成了危房，夫妻俩却无力翻修。那一夜，父亲的哀叹和母亲的低泣，深深刻进了少年郭敬明的记忆中。

几天后，郭建伟和他的一个朋友投入了“战斗”，他们一个工人没请，自己动手给老房子换檩条，铺瓦片，刷油漆。其间，郭建伟往木材上钉钉子时，一不小心锤子砸在了左手上，顿时血肉模糊。到医院包扎后，他不顾妻子的劝阻，忍着伤痛爬上房顶，继续干活……历时一周，几间老屋翻修一新。那天郭敬明放学回到家，看见焕然一新的房子和爸爸缠着白纱布的手，既高兴又心疼。这件事让他懂得了父母的不易，胡乱花钱的毛病渐渐改掉了。

父母并未刻意培养郭敬明文学方面的能力，只是，他向妈妈要零花钱买课外书时，妈妈从不拒绝。因为邹慧兰知道，兴趣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郭敬明懂事后，妈妈每次领他去书店，都任由他挑选自己感兴趣的书籍。

上小学期间，郭敬明买他最喜欢的《少年文艺》和安徒生童话；上初中后，他更广泛地阅读名家小说和散文，尤其钟爱金庸。哪怕郭敬明整个周末都沉浸在武侠世界里，父母也从不干预，他们认为，那是孩子在学习之余的一种有益放松，既调节了自己，又增长了知识。

大量的阅读，为郭敬明打下了深厚的文学功底，他清冷、唯美的写作风格渐渐形成。从小学到初中，郭敬明的作文经常被老师当成范文在班里朗读。

1997年读初中二年级时，郭敬明在全国公开刊物《人生十六七》上发表了处女诗作《孤独》。收到杂志社寄来的10元稿费和样刊时，郭敬明欣喜万分。父母也对他倍加赞赏，鼓励他继续努力。

2000年12月，《萌芽》刊发了举办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通知，郭敬明想去上海参赛。可一想到四川自贡距上海几千公里，坐火车要两天时间，而正读高二的他学习又非常紧张，郭敬明犹豫了。母亲却满怀欣喜地鼓励他：“坐飞机去吧儿子，这个舞台属于你。”

其实郭家一直不宽裕，郭敬明此次远行要花掉家里数千元积蓄，可郭建伟夫妇认为值得！他们认为，此行既能展示儿子的写作特长，又能让他锻炼一下独立生活能力。

少年成名——妈妈叮嘱他打好底子才能发出恒久光芒

2001年初，郭敬明单枪匹马直飞上海，凭借作文《假如明天没有太阳》获得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第二年，面临高考的他又参加了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这次大赛有4万多人参加，但他还是力压群雄，再次夺得一等奖。郭敬明从此声名大震，开始有出版社向他约稿。不久，他出版了第一本作品集《爱与痛的边缘》，获得广泛好评。

在高中校园里，郭敬明本就是个孤独忧郁的男孩，因为他特别瘦小，体育成绩不好，性格敏感，又很好强，总是无法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但在少年成名之后，他开始频繁接受媒体采访，四处签名售书，回到学校还常常被女生们拉去照合影……一时间春风得意，过足了“校园明星”瘾，整个人也变得十分自信了。

但母亲邹慧兰却觉得，孩子成名太早未必是好事，尤其见儿子渐渐变得恃才傲物甚至自满时，她慌了神。一天晚上，她与郭敬明促膝长谈：“许多明星都像夜空中绽放的烟花一样，只在一瞬间绽放出耀眼的光彩，此后就归于黯淡，被世人遗忘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才华还不足以长久支撑头顶那些耀眼的光环，即使机缘巧合偶然蹿红，也终会被观众或读者抛弃。”

郭敬明似有所悟，问：“妈妈，您是在说我吗？”“对呀，短暂的发光发亮没什么了不起，身为高三学生的你，现在应该努力学习，备战高考。底子打好了，将来才能写出一部部更有分量的作品，让自己散发出恒久的光芒，而不是陶醉在小小的成功喜悦中止步不前。”听了妈妈这番语重心长的话，被突然成名冲昏头脑的郭敬明顿时清醒过来，开始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创作中。

高三那年，郭敬明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写出了两万字的短篇小说《幻城》。高考后，他将《幻城》投给了《萌芽》杂志，于2002年第10期发表，引起巨大反响。

2003年，郭敬明被上海大学编导系录取。由于家事繁多，当时父母经济拮据，郭敬明刚进大学第一年很穷，要数着日子花钱。可入学不久，老师就要求他们，每个人买一台照相机、一台DV、一台高配置电脑。

郭敬明犹豫了一个星期，才拨通家里的电话，小声跟妈妈要这些东西。妈妈迟疑了一下说：“好，学习方面可不能马虎。”过了10天，妈妈才把那笔钱寄给郭敬明，同时还寄来了两双棉鞋和一件她亲手为他织的新毛衣。几年后郭敬明才知道，父母当时已在负债生活，那笔钱是妈妈跑了几家亲戚才借到的。

2003年1月，郭敬明根据春风文艺出版社的要求，将《幻城》改编成长篇玄幻小说出版，10个月时间，该书累计销售84万册。《幻城》不仅带给郭敬明近百万元收入，也给他带来了难以用金钱衡量的知名度。

有了钱，郭敬明首先想到孝敬家中的老人。他给奶奶买按摩仪、保健品，给父亲买价格不菲的手表和名酒。2004年妈妈生日前一天，郭敬明专程从上海赶回四川看望家人，并给妈妈买了一个GUCCI女包。邹慧兰虽然并不知道这5个英文字母背后所代表的是价值数十亿的产业，但包装袋里发票上的价格让她惊慌。

因为郭敬明回乡时没有带隐形眼睛的药水，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就精心地换上好看的衣服，背上GUCCI的包包，出门帮他买药水。当郭敬明起床后，却看见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眼圈红红的，爸爸在旁边沉默地抽烟。桌子上放着那个被小偷用刀片划开一条长口子GUCCI女包。

郭建伟低声怒斥着妻子：“你就是爱炫耀，有了新包就了不起了，别以为自己是阔太太。”邹慧兰低着头，眼泪几乎要掉下来，说：“我没有这样想……我就是很高兴，想背……”郭敬明走过去抱了抱低头抹泪的妈妈，说：“没关系，我下次再买给你。”

当晚半夜起床时，郭敬明看见妈妈还在床边小声地抽泣，爸爸坐在一旁，戴着老花眼镜，在不太亮的灯光下用胶水一点一点地把那条口子粘起来。他站在门口，渐渐地感觉喉咙发紧。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一天我要让妈妈像真正的阔太太一样，不再背着名牌包挤公交车！

后来，邹慧兰把那只包包小心地收藏在衣柜里，再也没舍得背过，即使那道疤痕黏合后完全看不出来。

成功路上非议连连——妈妈说不招人妒是庸才

2004年9月，郭敬明在上海成立了“岛”工作室，主要向春风文艺出版社提供杂志书内容。由于平日既要上学，又要写作和运作工作室，郭敬明渐渐感到分身乏术，他想到了退学创业。起初，父母极力反对，但眼看儿子日渐消瘦，为学业为工作心力交瘁，他们最终默许了儿子的决定。

《岛》系列图书甫一出版，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发行量很快就从最初的四五万份飙升到20万份，给合作双方都带来了滚滚财源。当年，郭敬明被《福布斯》选入中国名人排行榜，位列第94名。

但随之而来的，除了“粉丝”们的尖叫，还有大肆的讥讽和批评，尤其是因为《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身陷“抄袭门”之后，对他的指责甚至谩骂更是铺天盖地。表面上，郭敬明不以为意，其实他内心压力极大。

一次回四川自贡探亲时，郭敬明和母亲聊起自己最近的烦心事，突然勾着老妈的脖子说：“我要哭了……为什么别人只看到我的不好，却看不到我的努力？我做这些真的已经很累了！”说这话时，他的眼泪已在眼眶里打转。妈妈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记住明明，不招人妒是庸才。有人攻击你，忌妒你，正说明你做得比他们都好，你永远是我优秀的、善良的好儿子！”

虽心情低落了一阵子，但郭敬明并未就此沉沦，而是在父母的鼓励下很快振作起来。2006年，他在“岛”工作室的基础上，与长江出版集团联合成立了柯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当年10月，他创办了时尚文学刊物《最小说》。年末，他以85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随后两年，他接连蝉联榜首。

短短几年，郭敬明的公司像热带植物一样飞快成长。2010年，柯艾公司更名为“最世”，公司规模和经营范围进一步扩张。同年，郭敬明以2300万元的收入名列“中国作家富豪榜”次席。与此同时，他还被正式聘为长江出版集团北京图书中心副总编辑，变身“副处级干部”。头衔越来越多，他也越来越忙。

成名后的郭敬明，似要弥补儿时因物质短缺而留下的缺憾，他开始被各种奢侈品包围着，任何时候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一身娱乐明星式的穿戴；他的工作室是一个1000平方米的大编辑部，有swarovski水晶灯，装潢极富现代感，穿着时尚的年轻员工们，在那里编着童话般的畅销书和精美的漫画……

郭敬明的高调炫富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反感，人们通过种种途径挖苦、讽刺他，对他展开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连他老家的父母都要“躺着中枪”。一次，郭敬明用几十万元稿费为父亲买了一辆车，父亲开心地试车时，一些媒体记者闻风赶到，拍了照片。第二天，一家报纸刊登了这张照片，配上的标题竟是《看一看暴发户的可笑嘴脸》！

郭敬明含泪买光了住所周围的所有报纸，在垃圾桶里把它们烧成灰烬。“凭什么作家就不能有钱？一个五音不全的三流偶像歌手，唱歌出去都一大票人前呼后拥地伺候，一个实力作家感染很多人，一个助理都没有，自己可怜兮兮地去坐火车，我不认为这理所应当。”他愤愤不平，恨透了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但一想到妈妈那句“不招人妒是庸才”的话，他很快就释然了，并在几个月后自己的一部作品醒目位置写道：“感谢一直憎恨和讨厌我的人，是你们掘凿出更深的痛苦，让我以后的幸福填充得更为丰盈。”

每当郭敬明有负面新闻出现，母亲总会在半夜里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问儿子最近好不好，完了还会赶忙补充说：“你爸爸这几天都睡不好，一直叹气，我就想是不是你有什么事了……”

母亲偶尔和同事、朋友聚会，有好事者会若无其事地提起郭敬明的负面话题。她总是摇头算是作答，其实她很想帮儿子解释，但又怕说错话，只好什么都不说。

2011年父亲节这天，郭敬明将自己开的那辆凯迪拉克送给了父亲，并将一套房产的钥匙交给母亲说：“这是我在上海为你和爸爸买的别墅，以后想我了，就来你们上海的新家住住。”

在上海居住时，父母曾几次来到郭敬明的图书签售现场。日渐佝偻的他们就默默地站在远处的角落里，盯着被“粉丝”团团围住的儿子。有时候郭敬明从匆忙的签名中抬起头，透过黑压压的无数头顶望向他们，都能看到爸爸开心的微笑和妈妈激动的目光。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吃多少苦，受多少委屈都值得，只要能换得父母自豪的笑容。

2012年夏，郭敬明决定将自己几年前创作的小说《小时代》拍成电影。该系列小说拥有近3000万读者，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潜在观众群。

听说儿子要当导演，远在四川家乡的爸爸在电话中不安地说：“你现在已经是成功的作家、出版商人，再跨界去当导演，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能成吗？万一搞砸了呢？”母亲却抢过话筒在电话里给郭敬明鼓劲：“别听你爸瞎说，你当年学的就是编导，当导演也是专业对口，我相信你的能力，加油！”

2012年11月，《小时代》正式开拍不久，编剧兼导演郭敬明中耳炎发作，但他仍然熬夜几天，坚持和约好的人谈完了事才休息。原定80天完成，他79天就拍完了《小时代》上下两部电影。制片人安晓芬说：“郭敬明是我见过的最勤奋最聪明最用功的年轻人，他没有理由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