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范文
时间:2023-10-17 17: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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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中国古代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富有极其深厚的生态伦理底蕴。深入挖掘和梳理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人类热爱自然、尊重生命的道德自觉意识,增强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提高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生态意识和理论支撑,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1、“天人合一”的支持精神
现代生态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庄子・齐物论》中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后来被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系统,并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他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并提出“天人感应”的理论。《论语》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故事,说的是孔子与其弟子讨论人生志向时,非常同意曾点关于最高理想的看法,他认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人生的最高理想就是能够在暮春时节,穿上春服,会同五六个青年,六七个少年,跳到河里洗洗澡,跑到高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仅此而已。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已经非常明显了。现代生态伦理所一直提倡的“回到自然去”的法则,在孔子时代,已经当做最高的生命理想来实践了。孟子的“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也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体现的就是“天、地、人”协调的“与天地参”精神。关于这点荀子曾这样描绘过:“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
2、“恩足以及禽兽”的道德关怀
孟子跟齐宣王曾经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关于惜生及民的对话,孟子问:“臣闻之胡龅日,王坐於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日:‘牛何之?’对日:‘将以衅钟。’王日:‘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日:‘然则废衅钟与?’日:‘何可废也?以羊易之。’不识有诸?”日:“有之。”日:“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日:“然;诚有百姓者。齐国虽褊小,吾何爱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日:“王无异於百姓之以王为爱也。以小易大,彼恶知之?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则牛鱼何择焉?”王笑曰:“是诚何心哉?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谓我爱也。”日:“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於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段话,很多人耳熟能详,闲谈中道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由不忍杀牛,到不忍杀生,到惜生及民,而广行仁义,广布仁政,孟子的思想乍看起来是惜生,最后还是归结到儒家“仁者爱人”的中心上来。
儒家的人文色彩十分浓厚,一向主张以“仁者爱人”、“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宽容气度来对待他人,并能够将这种人文关怀推及到其他生命甚至无生命的自然万物,做到“恩足以及禽兽”(《孟子・梁惠王上》)、“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明代王阳明仔细地描述了“大人”的道德关怀心理:“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侧隐之心焉……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恤之心焉……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大学问》) 儒家意义的“大人”(指真正的读书人)见到儿童落入井中、见到鸟兽受困哀鸣、见到草木摧折都有怜悯之心,乃至见到完全没有生命的瓦石被毁,都会产生怜惜之意。儒学关于万物一体――“一体之仁”(《大学问》)的观点,体现出一种深厚的道德关怀理念。
3、“以时禁发”的行为模式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不能不利用资源。儒家倡导仁爱万物,并不否定人类的合理需求,而是主张“以时禁发”,主张按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律来“取物”。“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对“时”作了更为详细的论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按照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去利用自然资源,才能保证人们有充足的生活物资。使生态资源可持续利用、人民生活有保障是为政的基本要求。这实际上也提出了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荀子不仅继承了“以时禁发”的思想,而且将其系统化。他提出要根据生物的生长规律,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即“圣王之制”。“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鳢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人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荀子・王制》) 在这里,荀子认识到人类的生存有赖于自然界提供的各种资源,提出了以“时”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具体要求,使动植物“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使百姓“有余食”、“有余材”,将社会生活和生态环境联系起来,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农业社会中持续发展的生态蓝图。以时禁发的规范对后世影响很大,历代统治者据此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令,对生态环境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
篇2
关键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危机;现代价值
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天,环境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危及人类生存的迫切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回归传统的“天人合一”理念。追根溯源,我国古代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该思想虽然不能直接指导我们解决生态危机,但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不少有益的教诲和启示,进而去探索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出路,以缓解当代社会的生态危机,构建和谐社会。
一、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国古代天人观中始终居于绝对主流地位,而其文化渊源当首推儒家。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它的“天人合一”思想历经千年仍熠熠生辉。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将人与自然置于同等的地位,强调“万物一体” 的整体观念,把天地万物看作是一个统一的生命系统,认为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
孔子虽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但他思想中却包含了“万物一体”这一层面。他主张敬天畏天,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他眼中的“天”主要就是自然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以及“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也就是说,天是自然的,但又是可认识的,人与自然是可以统一的。可见,他将人和自然界看作是一个整体。由此可看出,中国先哲早已认识到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存在系统,人类只有和自然环境相互融合,和谐相处,才能共存和受益。
(二)“仁民爱物”:人对自然的道德关怀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尊重自然、仁爱万物视作人类的崇高道德职责。在儒家哲人眼中,“仁”意味着一种和谐共存的品德,由于“仁”根源于天地“生生之德”,所以,“仁”者不仅要“爱人”,还要关爱万物,即把对人类之爱扩大到对自然万物的爱。这样,一方面,伦理道德具有了保护环境的功能,另一方面扩展了人类的道德关怀,提升了人类的道德境界。
《周易》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及“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名言,借此告诫人们不仅应“自强不息”,充分发挥天赋于人的道德主体性,而且应“厚德载物”,效法大地,将仁爱精神推广到自然界,关爱宇宙万物。可见,这些思想都是儒家歌颂生命价值,仁爱自然万物,要求人类对自然进行道德关怀的生动体现,这是一种保护地球上生物共同体完整和美丽,维护自然界生态平衡的生态伦理思想。
(三)“尽物之性”: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
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是中国古代人类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凝聚着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高超智慧。“尽物之性”是它强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尽性”就是应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本性。《礼记·中庸》指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意思是说,天下至诚之人,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本性,就能发挥万物的本性,也就可以赞助天地促成万物的生长。由此可以看出,儒家不仅注重人的价值的发挥,也注重自然万物价值的实现。
二、当前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
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2009年1月8日在全国林业厅局长会议上精辟地指出:“生态危机比金融危机对人类的危害更大,金融危机持续时间不会很长,经济萧条了可以再次繁荣,但生态危机的危害不是几年、十几年,而是上百年甚至很难逆转。”①的确如此,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地球的健康长寿,关系到人类生存的格局,所以,生态危机成为迄今为止人类面临的最大威胁。
在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即伴随现代性发展而来的生态环境恶化这一事实。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本来就是十分有限的,而人们又在利益的驱使下,对其进行无计划、不合理大规模地开采,使得资源已经无法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人类这种肆意追求效率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环境危机的爆发。近年来,各种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全球变暖、生态破坏、环境污染、酸雨降落、“臭氧空洞”等现象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威胁着人类未来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根源显然就是自然对人类贪欲的报复。
三、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当前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敲响了警钟,而重新研究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是我们借鉴人类优秀文化成果解决生态危机的手段之一。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其价值进行深入挖掘。
(一)强调尊重自然规律,有利于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我国在经济发展上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随之而来的环境问题却日益突出,人和自然的关系紧张。这是我们每个人所不想看到的。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对处理人与自然的矛盾有着极大的借鉴价值。它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人要顺应尊重自然规律,尊重自然万物生长的权利。孔子“畏天命”思想中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界不为人所见的自然规律,再加上一个“畏”字明显看出他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其都明确认识到自然界的运行变化存在客观规律,强调人们应严格按规律办事并根据四季变化安排生产,使天地万物更好地造福人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在今天,如果我们能积极吸收儒家文化这些生态道德,充分认识到自己对社会和自然的责任,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把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自然能承受的限度结合起来,遵循自然内在的规律,必定会实现经济和环境的良性发展。
(二)强调节约自然资源,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
当今社会,随着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不少人依仗他们手中的资金和技术,过着远远超过生存基本需要的挥霍自然资源的生活,但是由于地球自然资源的有限性,这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的产生。所以,要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就应合理地、节俭地使用自然资源,大力提倡资源消费的节约观。节约光荣,浪费可耻,应当成为全社会崇尚的一条生态伦理规范。懂得自然资源不是供人们无限挥霍的财富,而是要为子孙考虑的珍惜的资源。在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借鉴,儒家强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有限度的索取,因为有限索取才能用之不竭。孔子就明确提出“节用而爱人”(《论语·述而》)以及“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生态消费观。这对今天我国建设资源节约与环境友好型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启发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
“人类中心论”把人类整体之长远生存利益当作终极目标,以此为基础,人类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把自然当作沉默的羔羊加以征服利用,无限索取。殊不知,这只能加剧人与自然之间本来已紧张的关系,严重破坏了自然内在的平衡系统,招致自然的严酷报复。而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以与自然共生共存为基本态度,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倡导“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民胞物与”等超我的仁爱观念,这十分有利于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它也给了我们一定的启示,让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误区,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于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主要强调人对自然的服从,对人的主观能动性重视不够,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自然的探索和改造,从而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但是,从主流方面来讲,它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为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还能给予正受到生态危机困扰的现代人类以有力启示,使人们有可能找寻到一条通向人与自然和谐的道路。所以,我们应结合当代社会实际,剔除其糟粕,吸取其精华,既注重儒家“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中所蕴涵的合理成分,又要运用现代多种技术手段以及政治、经济、法律手段来解决当前的环境问题,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作者单位:西南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忠英,唐建国.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及其生态启示[D].重庆:西南大学,2005.
[2]高德菊,韩照波.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文明[D].山东:莱芜职业技术学院,2008.
[3]李晓.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D].青海:青海师范大学,2004.
[4]杨通进.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6).
[5]黄晓众.先秦儒家生态文化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探析[J].贵阳市委党校学报,1999,(2).
篇3
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旅游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中国旅游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展至今已有将近40年时间,但旅游业的发展并不够完善,仍然面临着困难的局面;而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主张博爱和尊重自然的核心与现代旅游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不谋而合,对于协调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护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一、儒家传统文化的生态思想
在人与自然的长期交往中,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开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其核心内容就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儒家文化从先秦时期开始,提出了“珍爱生命、仁爱万物”、“敬畏生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尊重自然规律”等生态思想,对于现在社会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平仍具有显著的指导意义。要使得儒家传统文化与现代旅游可持续发展相协调适应,必须全面把握儒家文化生态价值体系,正确分析儒家代表思想阐述的生态价值理念。
(一)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生态思想
1、孔子的代表性生态伦理观“知命-畏天”的生态伦理观念。据《论语》和《史记》中记载,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提出“五十而知天命”,这里的“天命”指的就是自然规律。“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与掌握,把“知命-畏天”看作是君子应有的美德,强调贤明的君子要遵循天地自然变化的“宁俭勿奢”的生态消费观。孔子主张“宁俭勿奢”。节俭也是君子应有的美德,提倡节俭、反对铺张浪费。
2、孟子对生态伦理思想的丰富与发展。“天人合一”生态道德思想通常都以孟子为倡导者,但其实根源还在于孔子,这一观点是孟子对孔子“天命”观的继承与改造。他的“天人合一”思想讲的是人与义理之天的合一,主张以仁爱的态度对待大自然,同时也肯定万物存在的价值,而人类应该主动去热爱大自然。古代人对于人与大自然关系的深刻认识,促使我们现代人文明旅游意识的提高。“适时而动”的生态伦理原则。孟子认为手段和工具固然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条件和环境却是客观存在着的,不可超越的。
(二)现代化视角下的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1、传统的儒家思想核心是“以人为本”,都承认“天人合一”,表达一种万物和谐相处的氛围。儒家的天人合一又不同于道家与佛家,它既承认天地规律存在的客观性,又充分尊重和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提倡“有为”就是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所作为。因此,儒家的“天人合一”是人类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刻观点,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哲学基础。珍惜生命,保护自然的价值观念。儒家认为天地是万物之母,认为“爱物”的落脚点就是对大自然的保护。当今社会,资源环境负担日益加重的同时,需要我们践行合理的生态价值观念,实现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威胁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发展。
2、儒家文化与旅游主客体以及旅游媒介的耦合性。旅游业是一种综合性产业,它所指的不是单纯的旅游产业,不仅包含了经济的部分,还涉及到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当旅游资源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驱使下逐渐转变为旅游资本,旅游经营者借助于现代化的产业模式和高科技工具和手段,将旅游资源分类,按照旅游者旅游需求分类进行批量生产,打造出闻名于世的旅游产品。旅游主体与儒家生态思想:《论语》中有说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就是说君子有广泛的文化知识并且以礼来约束自己,也就可以不离经叛道。旅游客体与儒家生态思想:旅游客体是存在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中的,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事物或者说现象。旅游活动以对旅游客体的观赏、游玩为主要目的。然而,由于管理不科学,利益的驱使使得在旅游资源在开发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因此,为了保证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在开发中保护,最大限度地降低旅游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一理念与儒家的“仁”、“中庸”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的中庸有两层道理,一是自我约束不可逾越规矩;二是不过度。“致中和”不是趋向平庸,平庸指的是经过充分思考后做出的正确分析和判断,并不是不思考、不作为。中庸指的是中道不偏不倚,既不过分贪婪,也不过分拘谨,做该做的,做能做的,知进退明取舍,而不是任性而为。
3、旅游媒介与儒家生态思想。《论语》有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就是不主观臆测,不绝对肯定,不固执己见,不以自我为中心。同样,在进行旅游活动的过程中,对于旅游经营者和管理者来说,要想满足旅游者的要求,就必须做到这四点。
二、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现代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义
生态伦理思想是在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中逐渐产生的,其实质是以生态哲学的视角研究人与自然关系得出的一种理论概括,体现着人们对待大自然的基本态度和道德倾向,同时也是人们制定基本的生态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的重要原则。因而人类要转变近代以来征服自然的传统观念,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需要从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中汲取宝贵的思想资源。儒家生态伦理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思想是我国先秦儒学家们“天人合一”生态伦理观念的鲜明特色,这些儒家生态伦理思想对于我国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一)尊重自然规律,遵循生态原则。在传统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注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就是说君子的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源于天地自然的浩然正气。因此,孟子认为世界万物都有能够被人类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人类改造自然,要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前提。开展旅游业同样也是这样,没有了这一前提,不仅旅游业发展要受到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将受到相当大的威胁。人类处在现实社会中,就要对自然界万物承受的痛苦负责,对遭到严重破坏而恶化的环境负责,重视并遵循生态规律,践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准则。儒家主张“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和“量入为出”,在资源的开发利用上,儒家思想强调要取用有度,物尽其用。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应该以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为基准,以可持续旅游为目的。
(二)树立正确生态观。我国历史悠久,具有优秀的传统文化。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是生态道德教育的基础。如果单纯因为自身利益破坏其他物种生长发育,就会使得自然界生物之间的平衡遭到破坏,因此人类必须将自身道德意识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反思以往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丢弃以人为中心的传统思想观念,重新认识自然,确立人与自然万物共生共存的生命观,提高维护生物的多样性责任意识,保护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大自然。
现代社会,旅游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应加强生态观念教育,树立保护旅游资源与环境的道德观念,防止对旅游资源和环境的污染,抓住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通过科学的手段及工具加强自然生态伦理学的宣传,使得各个方面的人员都能学习和了解生态知识,提高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意识,自觉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和避免对自然生态环境和地方社会文化造成消极影响,推动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自觉以正确的生态道德准则来对待旅游资源。
(三)合理开发利用旅游资源。“取之有度,物尽其用”是传统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潮流和核心,是促进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哲学基础,同时也是解决现代旅游业资源短缺及破坏、资源利用不合理的有效对策。资源的衰竭不仅证明了儒家资源节约思想,也给人类敲响了警钟:资源是有限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充分珍惜自然资源,对于生态旅游学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作用。儒家生态伦理强调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要求人们提高节约意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适度消费。
科学规范、健康有序的旅游市场是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障,要想使旅游业达到扩大开放、拉动内需、调整经济结构的能力,需要以传统儒家思想作理念,以“仁”、“义”为目标,以文化作为带动旅游业发展的核心,重视儒家文化与旅游文化的相关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提高旅游品质。
主要参考文献:
[1]吴生怡,余志荣,高群.儒家文化与我国旅游业的发展[N].福建大学学报,2003.
篇4
论文关键词:孔子;生态伦理;现代价值
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首先要面对的关系,人类的生态伦理思想是在人与自然长期交往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重点处理人与自然及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儒家思想作为一种集大成的哲学思想,在其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尤其重视生态道德和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今天,深入挖掘和梳理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对于进一步提高人类热爱生命,拯救脆弱的生态环境,指导人类生态实践,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生态伦理思想的哲理基础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也是整个儒家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从天人合一的理念出发,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儒家的主导观念是人与天、地、万物的一致性,人与自然和谐、协调、统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是现代环境论理学的哲学基础。早在西周时期,天人合一的理念就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主宰。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肯定人与自然界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天人之间应该形成和谐统一的关系。
孔子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天人合一思想,但其整体意义上的生态观念却十分鲜明,以至于儒家的许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头。孔子认为“天”是一切现象和自然变化过程之根源,是宇宙的最高体,人及人类社会都是自然生态环境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人的活动不能违背自然生态的运行规律。孔子在《论语·尧日第二十》中讲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知命畏天”看做是君子应具备的美德,认为“天命”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知天命”就是对自然规律的了解和掌握。在“知天命”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畏天命”的观点。敬畏天命是孔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在孔子看来,要使人与万物的关系处于和谐顺应的状态,而非尖锐对立的境地,只有唤起人们对“天命,的敬畏之情,才不至于在“天”或“天命”面前,变得肆虐妄为,轻举妄动,否则,将“获罪于天”。孔子要求人们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要体现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意识。他认为“天”具有完美的道德和人格,它生育万物,也给人以美德,人与天地相参,人讲究伦理道德,万事万物自然会相安其位,从而形成一种和谐稳定的秩序。
二、生态伦理思想的基本内涵
1.珍惜生命、万物平等的生态价值观
孔子讲“仁”,其内涵便是爱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他把自然界的山、水和仁智这种德性联系起来,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天人合一观念认为宇宙不是一种机械的物质活动的场所,而是一种大众流行的生命境界,生命流溢于广大的宇宙,流畅于整个天地自然之间。人类万物无不是生命的结晶。由此出发,中国人把尊重一切生命价值,爱护一切自然万物视为人类的崇高道德的职责,古人把天人合一作为人生追求的一种境界,认为有了这种境界,,遵循这一规定就会产生一种渗透于自然万物的关切情怀和生命体验,从而自觉地与自然同体同德,与自然万物相亲相爱,而不会将自己与自然对立起来,孔子认为要有这种境界,必须唤醒人们的道德自觉,对待人和物要有宽广的胸怀,不仅不能破坏自然,而且在管理自然时,应使它们按自己本有的方式自由发展。
2.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基本原则
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经验积累的程度和认识水平的深度有限,面对广袤无垠的大自然,人们只有畏惧和依从。孔子说:“天和言哉,四时行焉”,讲的就是自然规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规”,其中也包括不违背自然规律,就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即物与我的内涵。春秋晚期,孔子明确提出自然界与人的存在是客观的、实在的,是以实然的方式定格于宇宙之间,并无神性可言。孔子认识到万物之间有其自身的秩序和规律,并要求从事的各个方面,从事捕猎、农耕和园艺的人们都要认识规律和依靠规律,强调指出恪守信义、节约费用。还指出按照四时变化规律组织农业生产是治理好国家的基本前提。大自然是客观的物质存在,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独立有机整体。生存需求决定了人类必定改造自然为自己服务。但人类又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以自然界为生存基础,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必须限定在自然界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限定在遵循自然规律并与自然保持和谐的前提下,孔子伦理中尊重客观规律的生态理念,对于今天人类重新认识自然,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观念,重视并遵循自然规律,与自然持久和谐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弋不射宿”的生态资源节用观
孔子主张慎用资源,强调“取之有度”,他要求人们珍惜资源,“用之有节”。孔子在人的生活态度上并不反对求富,但是认为应该遵从一种节俭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财富并不意味着幸福,精神上的充实,情感上的满足才是真正的幸福,他称赞满足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的颜回“贤哉,回也”,于是他强调“奢则不逊,俭则固。与其不逊也,宁固。”同时孔子很重视礼,但他并不看中礼的外在形式,他不主张使用高贵华美的礼器,穿戴许多制作复杂而且过于讲究的服饰,他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把“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取鱼,不射夜宿之鸟,自觉地体现在行动上,这都是要求人类对自然资源在爱护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不能使物种灭绝,才能保持其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人类必须弃现在追求物质的生活态度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才能更好地和自然和谐共处,同时,这一生态实践观很切合现在人们提出的生存环境必须保护,才能顺应自然规律,才能符合人类长远的发展利益,达到人与自然“双赢”的认识论。
三、生态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
孔子的生态伦理思想突破了固有的家庭与社会伦理的范畴,进一步扩展到植物、动物,完成了“亲亲、仁民、爱物”伦理思想的逻辑轨迹,他对待自然的态度已经融入浓浓的道德情感和对生态规律的深刻洞察,表现出了博大的仁爱胸怀和极致的生态伦理智慧。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和生态意识的觉醒,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遭到破坏是人类过度干预自然的结果,促使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道德领域由人际关系扩展到自然界,传统的人际伦理发展为生态伦理。中国儒家的孔子强调的天人合一思想是认为人与天地之间是共生共处的关系,而不是敌对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他在强调仁时主要关系人际道德伦理,但也常常把仁爱扩展到生命和自然界,从亲亲到仁民,从仁民到爱物。孔子认为不按时间伐树,不按规定打猎,是残害生物的不孝行为,他把伦理行为扩展到自然界。
我国对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比发达国家要晚,但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突出。尽管人口资源环境问题已经开始得到重视,一系列相应的法律法规已相继出台,但是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状仍仍然不容乐观。现在资源紧缺的矛盾日益突出,经济增长任然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来支持,在耕地、水、矿产、森林和能源等重要资源人均占有量低的情况下,能源瓶颈对经济增长的制约作用开始显现,近年来出现了“油荒”、“电荒”和“煤荒”。孔子的生态智慧,对于我们今天树立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意识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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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 包装设计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生态伦理观。这些观念不仅对人类生命形态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着透辟的论述,而且在极为明晰的哲理思辨中还包含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原理,并指出了人对自然应当遵循的行为准则及如何践履这些准则的方法,提出了许多极具智慧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便是其中的核心。
“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视角,提出了现代生态伦理思想相吻合的自然观,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包装设计找到了最好的切入点。
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观念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天人合一”是指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相通、相类和统一。庄子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董仲舒也强调天人以类相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从现代意义的生态角度上来看。“天”即自然界。“人”即人或人类社会,“天人合一”意味着“天地人和”,即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相处,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性,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一种亲和关系,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人与万物是同生共处。天人合一思想具有宏观、整体与和谐的内质,这与生态思想的哲学辨识是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是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也是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终极目标。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快速发展,包装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往来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它不仅推动着相关工业的发展,而且丰富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但是,当人们享受工业文明为包装行业所带来的各项技术成果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悄悄走进了我们的生活。随着现代包装业的繁荣,包装废弃物与日俱增,一些废弃材料难以回收和处理,造成环境污染,过度、豪华、泛滥的包装消耗了我们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改变了包装设计应有的属性, 给人类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思想压力,加剧了对自然环境良性循环系统的破坏。其中塑料包装废弃物成了“白色污染”源,不断加剧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严酷的现实敲响了警钟,包装废弃物的回收再利用亟待解决,这足以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和理性选择。
为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发展,从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角度考虑包装设计,建立一种人与物、人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空间,已成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课题研究证实了天人合一思想的新价值。因为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强调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它与现代生态哲学思想是一致的,可作为当代包装设计的哲学基础。
在“天人合一”的思想影响下,人类的行动被纳入自然的循环体系。人类与自然生命居于平等地位,故设计师应把人与自然的发展变化视为相互联系、和谐平衡的运动。设计者要注重环境保护意识,杜绝对资源的恶意消耗,让造物文化取于自然并回归自然,而不是以垃圾的形式抛回自然。与此同时,设计师应以“减量、再生、循环”的社会经济活动行为准则对各个环节进行把关,减少包装物质和能源的消耗和有害物质的排放,使包装产品能够方便的分类回收并再生循环或重新利用,要设计出简洁的造型使包装产品尽可能延长其使用寿命。
现实商品的功能取向,核心是以人为本。如何进行合情、合理的设计,防止过度包装行为,采用更廉价的材料,合理分配整个商品包装的成本,在确保实现必要功能的前提下,消除过剩功能,提高商品包装的价值是设计者应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前不久北京市场出现了“素装月饼”,其外包装设计简洁大方,在亚光白底纸盒上印有“素装月饼”四个字,这四个字是由红色的中国传统剪纸装饰。素装月饼简约的包装设计,低廉的价格,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月饼包装的出现呼唤人们树立起节俭、理性、健康环保的消费理念。不难看出这将引领一种消费潮流——“返璞归真”,这实际就是人类对“天人合一”思想新的解读。
此外,从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天人合一”思想也反映了对自然的崇尚。包装设计采用这种设计理念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在包装材料方面,应根据包装功能和产品的性质进行合理选材,在符合包装功能的前提下,选用自然资源的原材料直接利用。选用天然材料应充分考虑人们崇尚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感受。这样既有利于人的健康,防止了污染,又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距离,令人感到轻松、自然、亲切,并有利于资源的再回收,从而保持了自然界与人类的和谐关系,天然材料的选择应易于重复利用、自然降解,避免对人体和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因此,设计者应尽量选用草、藤、棕、棉、麻、贝壳、竹、土、石、植物茎叶等天然材料。此外,人们还应大力发展再生材料,使用可降解、可再生的包装材料。可降解材料是在光合作用下或土壤和水中的微生物作用下能在自然环境中逐渐分解和还原,最终以无毒形式重新进入生态环境中回归大自然。如法国一家奶制品公司从甜菜中提取的物质与矿物质进行混合从而制造成一种生态包装盒。实际上,设计者还可以通过包装设计图案及色彩等以唤起消费者的环保意识,如有些包装上的图案往往采用美丽的山水风景画。这不仅可以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还可以借以增强消费者的生态意识。这种延长包装产品寿命的环保包装产品的开发比其他的策略更重要,因为它能引导消费者形成可持续、长期的消费观念。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天人合一”思想以朴素的、直观的形式反映了人类对自身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是人类迈向生态文明社会的要求,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伦理价值。在现代包装设计中融入“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设计师面临的重要任务。深入发掘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新的阐释,将有利于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的可持续设计、生产和消费,维持自然生态平衡,优化生态环境,有利于解决当今困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进。这对建构以及丰富和发展21世纪人类的生态伦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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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民,李迎春.老子、庄子环境伦理思想探析[N].光明日报,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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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万物有灵
20世纪以来,环境问题因其巨大的破坏性而引起世人的关注,再不理性地对待自己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甚至地球存在都将成为问题。为此,各国相继制定了各种环保法规,以规范人类的态度和行为。同时,人们也积极从各自的历史传统、文化发展与文明传承的角度去发掘历史上优秀的生态伦理思想,并加以现代化的吸收、改造和利用,以保护我们深处危机之中脆弱的自然环境,重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新秩序。中华民族是个智慧的民族,我们的先人在很早时就提出了生态伦理思想,尽管这些伦理思想并未达到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程度,但其内容却是相当丰富而深刻的。解读华夏文明的生态思想,对于我们践行生态道德文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不无启示意义。
一、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儒家的专有,但儒家却对其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天人合一”主要是个哲学命题,作为一个生态伦理原则,它侧重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在这里,“天”是指自然之天,“人”是指自然之人,他们同属自然,从而能够相通相合。《周易》认为天、地、人三者是个统一的整体。人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人要改造自然,更要顺应自然。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理论的指向,要求人以“诚”这以道德修养达到“天人合一”。汉代董仲舒曾说:“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而最早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则是张载,他说:“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称》“诚”,这里指天道,以“诚”为天道,即认为天是真实的而且具有一定的规律。“明”是对世界的认知。在张载看来,天和人都是实在的,天与人是统一的。后来,王夫之、戴震等人,也都进一步阐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思想我们可以从这几个角度去解读。其一,人与万物同质同源。“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合气,万物自生”《周易·系辞下》。万物生生是自然生态的自身功能,人自身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从本体论而言,人与万物是同质同源的,人在宇宙中必须按照一定的自然规律来行动,否则就会使自己陷入危险境地。其二,人和自然万物是兄弟朋友,应互相友爱。孔子认为“天”是自然的天。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主张敬天法天;张载则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认为所有的人都是我的同胞,世间万物均是我的朋友,应该互相爱护,特别是人更应该普爱众生,泛爱万物。其三,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易·大传》主张:“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强调应调整自然,使其符合人类发展的愿望。张载主张“本天道为用”,《正蒙·太和》把天之“用”与人之“用”统一起来。
(二)仁爱万物,珍惜生命。孔子提倡的“仁学”主要是探讨人际道德的,但它并不局限于此,儒家将“仁”的道德范畴扩展道生命和自然界,强调“仁民”而“爱物”。孔子曾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义》。孟子认为,不忍心见到禽兽被宰杀,是有道德的表现。他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董仲舒把“爱物”看作是“仁”的重要内容,他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为人?”《春秋繁露·仁义法》。
(三)合理利用资源,保护动植物。孟子提倡养护动植物,反对“以利为本”地利用生物资源,主张将利用与养护结合起来,他说:“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这种思想,并论述了如何去保养和利用资源。他说“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不失人和”,就能生产出很多的粮食和其它农产品。否则,就会导致“天下敖然,若烧若焦”《荀子·富国》的恶果。
二、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一)道法自然。“道法自然”是道家的主要哲学观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老子在《道德经》里说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即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身的本性为法则。“道”在老子看来,它是它先于天地存在,是世界万物运行的基本规律,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境界。道是自在自为的,它可以被别物所效法,但自己却别无所法,只能依照自身的本性,遵循自然而然、无为而又无不为的法则,所以说“道法自然”。
老庄认为:起初道和人处在原始混沌的统一之中,道、天、地、人融为一体,人通过德表现出一种无为、恬淡、淳朴的自然本性,这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肯定;后来由于道和人的分离,人们疏远了天地万物,开始迷恋繁文缛节,追求虚文浮华,文过饰非,贪多务得,争权夺利,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甚至相互杀戮残害,人自身所固有的自然本性丧失殆尽。这正是老庄所深恶痛绝的人类文明产生之后的现实世界,它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否定接着便是人通过天地向着道的回溯,即向着自己的自然本性的复归,人们在返回到自然无为、逍遥无待的过程中,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人与道在更高的层面获得了新的统一。“道法自然”有其消极的一面,它主张人应该摈弃主观目的、愿望和意志,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被动服从自然。但在今天,当人们在自然面前意志膨胀、为所欲为时,用它来克服人类惟我独尊、目空一切、不尊重自然的思想倾向却有着积极的意义。
(二)节制物欲,节用资源。中国古代许多思想家都主张节欲,这种思想客观上有利于环境保护。节用资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暴殄天物,是历代思想家的共识。这方面,道家由于对民众、人性及社会理想的某种不甚乐观的看法,更是竭力主张节制物欲,节用资源。老子《道德经》说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即在有可能引起物欲的地方就开始进行节制。此外老子又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台湾学者冯沪祥对这“三宝”的解读是“可以说是环境伦理的三大宝——一曰慈,代表关爱万物生命,二曰俭,代表节约各种能源,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更代表不敢凌驾万物众生。”庄子也同样主张节制,在他看来,节制物欲并不是轻视生命,相反的是,轻视物质利益才是重视生命的本义,人“重生则轻利”《庄子·让王篇》。
(三)物无贵贱的道德平等论。道家从“道”出发,提出“物无贵贱”的命题,认为天下万物在“道德”面前的地位和作用是均一的。“道德”的境界其实是一种无差别的境界,也就是一种对天下万物一视同仁的客观无私的境界,“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子》第23章“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世界万物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均等的关系。
三、佛家的生态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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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周易》是中国文化元典,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具有丰富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及伦理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伦理思想在阴阳哲学理论基础上始终贯穿“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一方面通过天道论证人道,确证道德的本源;另一方面以人道来体悟观照天道,人效法天德,成就己德。
《周易》是中国文化元典,具有丰富的德性伦理思想,对中国伦理思想的发展及伦理精神的建构产生了重大影响,要研究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现代价值转换,《周易》是一部绕不开的经典。通过《易传》对《易经》的诊释,《周易》由一部卜篮之书,成为一部把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的哲学经典,被儒道诸家所共同尊奉,在中国思想史上,没有哪一部经典能像《周易)这样影响巨大,历代研究《周易》的著作达三千多种,历代大思想家都是治《易)的大家,因此,一部中国思想史,在相当程度上也是一部《周易》诊释史。不懂《周易》,就难以懂得中国文化的根和精髓。
一、《周易》蕴涵德性伦理的基本元素
(周易》之所以如此被人们看重,从文化的角度看,原因之一是因为其蕴藏着丰富的人生智慧,它为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了两套解释系统,一套是占筑(预测)系统,一套是哲学义理系统,客观来说,这两个系统都能给人的生命、生存困境提供一些合理的解释,而后者犹其重要,自春秋以来,对《易经》的道德义理诊释一直都是主流。孔子说:“《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帛书·要))审视<周易》这部书,其经传之中都含有丰富的伦理思想的“基因”。有学者指出:“中国伦理精神历史建构的大思路是:逻辑起点与理论元点是‘德’、‘得’相通的精神原理,与此相应的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以及善恶报应的文化原理。这是中国伦理精神的胚胎。审视(周易》这部书,今天的主要德目规范如谦德、信德、俭德、敬德等,德—得相通的原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以及伦理信念的机理—善恶因果律等都能在这里找到确证的源头。《周易》与古代文化典籍(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相比较,其伦理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形上的伦理价值追求与形下的道德修养相结合,由天道论证人道,以人道效法体悟天道,天道与人道相统一的统贯天人的“天人合一”整体性思维模式。在中国伦理精神的建构中,《周易》这部典籍上承殷周之际发展起来的“以德配天”的德性伦理思想,下开乾健、坤顺的伦理模式,无疑具有独特的伦理价值,成为中国伦理精神生长发育的“基因”。因此研究《周易》的伦理思想及其对中国伦理精神建构的影响,发掘其合理的伦理道德资源,并把它进行现代性的思维与价值转换,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二、人道本天道而立:德性伦理确立的形上依据
《易经》的组成主要是由阴阳两个基本符号组成的卦象系统和卦、艾辞组成的文字解释系统。在《易经》符号系统中,这两种符号是用来表示对立变化的两种形态,由此阴阳交重叠,变化转换,演变成八八六十四卦,来模拟物象。这六十四卦卦序又经过精心排列形成一个整体,来表达《易经》作者认知世界的图式。因此《易经》的思维是取象思维和“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易经》是古人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初尝试,是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思想模式”。《易传》把阴阳两个符号抽象为阴、阳两个对立的哲学概念,将符号认知系统上升为抽象哲学思维系统,从而奠定了《周易》道德哲学的核心理论基础。
《易传》以阴阳哲学为其理论基础,兼容儒、道两家思想,“是一种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相结合的新型世界观”。以道家的“道’,建构形而上的道德本体论,以儒家的“仁与义”构建人性论。以“太和、尚时、守中”构建伦理原则,以阴阳变易、吉凶悔吝、祸福休咎的辩证法演绎人生。以乾坤并构建人伦总纲,主张乾健,刚健进取,生生不息;坤顺,厚德载物,绵绵不已,并由此生发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伦理精神。贯穿“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思维模式,以天证人,推天道而明人事。六十四卦的排列是一个内在的逻辑结构,反映了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认识过程。上经始于乾坤,终于坎离,象征万物生长于天地,像日月一样具有无限光明生机。下经始于咸恒终于既济未济,象征婚姻家庭是人生的发源地,具有恒久的魅力;人生事业发展没有终极,无穷无尽,是一个永远不能完成的过程。六十四卦描绘了一幅充满生机的天人图景,是中国哲学特有的思维表达方式。人们根据《周易》所揭示的道德义理,而“崇德广业”。从天道变化中找到人生价值的根源。“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系辞上》)承继天道阴阳变化,生生不已的德性就是人的善行,成就天道的德性就是人的本性。宇宙的大化流衍,并不是纯粹的物质运动,而是充满着生命律动的德性世界,价值意义世界,人效法天道就能成就善行,这就是“仁”。人性与天道同体,人效法天道能够成为有德的君子、圣人。所谓“成性存存,道义之门”(《系辞上》),即人自觉地把由效法天道所成的善性,存而又存,则道义就由善性而出。《说卦传》说:“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性命之理”就是天道的阴阳,地道的柔刚,人道的仁义,这是统贯天地人“三才”的性命之理,人的道德实践所要做的就是要穷这个“理”,尽这个“性”,达到“天人合一、天人合德”的境界。
《易传》以阴阳哲学为基础,为儒家的仁义学说找到了形上根基,完成了人道与天道的对接。《序卦传》总结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种宇宙生成观是把人道上溯到天道的明证,认为社会的等级秩序,人伦道德是直接本源于天道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形而上的“道”既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又是价值的中心和源头,因此,天道是伦理道德的本体,人伦本于天伦而立。
三、以德释易:德性伦理的演绎
《周易》这部书卦艾辞不乏承继上古德性思想,如《谦》、《节》两和卦艾辞主要讲谦虚美德和节俭美德的重要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九三》)“履虎尾,想怨,终吉。”(《履·九四》)主要讲敬慎之德的重要性。《中孚》卦辞“中孚,豚鱼吉。利涉大”,《晋·六三》“众允,悔亡”,主要讲诚信的重要性等,这一些受辞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吉凶祸福的人文性理解,即吉凶祸福并非是天命注定的,而是与人的道德意识、道德修养和道德品性有关,并非完全是占笛之辞。再如:《既济·九五》:“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擒祭,实受其福。”擒祭,是指薄祭。意思是东边邻国(指殷商)杀牛盛大祭典,还不如西边邻国(指西周)举行薄祭,更能实际获得上天的赐福。这就是说祭祀不在于祭品的厚薄,关键在于祭祀的人品德的高低,说明了人的道德修养的重要。这反映了《易经》作者对世界人生的新的看法,是当时人文主义精神觉醒的折射。戴琏璋先生认为“《周易》的道德思想与《尚书·周书》中的敬德思想是一致的”,“周人所建立的敬德观念,改变了占笛活动发展的方向,也奠定了易学的义理基础。所以说《易经》并非如常人所认为的仅是一部占笛之书。
真正以德义论卦的转变在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时期以人的德性、德行来解易,以“卦象”说“卦德”是一种重大的转变。这可从《左传》、《国语》中记载的有关盆例可见。如《左传·襄公九年》记载了鲁穆姜的一段故事,穆姜被贬进东宫时,算了一卦,遇良之随,史官推断说穆姜不久会解除禁闭。可穆姜却说她必死无疑,为什么呢?她引《周易》的说法作依据,说:“《周易》曰:随,元亨利贞,无咎。元,体之长也。亨,嘉之会也。利,义之和也。贞,事之千也。体仁足以长人,嘉德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然故不可诬也,是以虽随无咎。今我妇人而与于乱,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谓元;不靖国家,不可谓亨;作为害身,不可谓利;弃位而妓,不可谓贞。有四德者,虽随无咎;我皆无之,岂随也哉!我则取恶,能无咎乎?必死于此,弗得出矣。”她认为,她的品德很坏,没有随卦卦辞说的“四德”,因此《随》虽吉卦,也不能改变她的命运,因她作恶,所以必遭报应。(左传》、《国语》记载的以德解易的类似篮例有很多,可以看出自春秋时期开始,以德解《易》的倾向,《易传》完成后,《周易》已经由一部占笼之书,变成了一部道德义理之书。《易传》与这一思想一脉相承,虽讲天道,更主要是佐证人道;虽重形上的价值追求,更重形下的人生智慧,立足于宇宙人生之大命,教人趋吉避凶之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个“器”并非单指器物、物质一类,也指社会的人伦规范,即形下的操作层面,如“仁者谓之仁,知者谓之知”(《系辞上》),是指仁、知这样的伦理规范皆依天道而成并内化为
人的德性。 在人生哲学上,道家把德性的人自然化,儒家则把自然人性化、道德化;儒家贵刚健、精进;道家贵守柔、守雌。《周易》则乾坤并举,刚柔无间,阴阳协和,天人合一,统贯天、地、人三材之道。《系辞上》说:“《易》之为书,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在周易的宇宙图式中,一卦有六艾,上两艾代表天,下两艾代表地,中两艾代表人,天地人统称三材之道。它把宇宙浓缩成天、地、人相统一的整体。“天地之大德曰生”,没有天地阴阳的和合之德,就没有人的仁义道德的产生。“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上》),则揭示了人效法易道的目的,并以此更直接肯定了天道和人道的合一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能效法天德就能崇德广业。因此《易传》是先预设了“易道能统贯天地人”这一命题,并肯定了天地之大德,然后人通过效法天地之德性,成就了功业,这一思维路向是“天人合一”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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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1.内在性文化论。李伟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伦理的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文化范畴。
2.民族伦理价值观念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伦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因素,而民族伦理学探讨的重点就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
3.民族政策论。熊坤新指出,研究民族伦理,不可忽视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问题无小事,所以从事民族伦理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民族政策。
4.综合民族伦理论。陈延斌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应当把少数民族伦理、中国民族的主流伦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伦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各民族一致的价值观。
(三)民族伦理学的起点
1.民族习俗逻辑起点论。王淑芹认为,民族习俗是民族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但民族习俗中有“良俗”与“劣俗”之分,民族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评判民族习俗中的优劣元素。胡东原认为,民族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点是民族习俗,这便是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起点。
2.文化哲学视角理论预设论。李伟强调把民族伦理文化作为内在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给予了民族伦理研究四个方面的理论预设,即认为民族伦理文化是非线性的、选择的、多元的和内在的。
(四)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创新论。杜振吉主张.在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范式,而应当挖掘少数民族中生活化的东西。李培超指出,当今伦理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民族伦理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2.四方法论。潘忠宇、于兰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经验描述方法;二是价值分析方法;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四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3.人类学转向论。孙春晨认为,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能够拓展民族伦理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
4.引入民族志方法论。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目前的民族伦理学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难以挖掘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的真实状态。而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将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
5.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王淑芹、高梅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除了运用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五)民族道德研究
1.民族道德的发轫过程。熊坤新认为,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如下序列的演进过程:(1)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范;(2)民族道德的雏形――氏族道德;(3)民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4)民族道德的形成一一民族道德。民族道德的发轫及其状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氏族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前二者的结果。
2.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唐贤秋认为,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指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是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的特点而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属性。
二、民族伦理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族伦理中的和谐因子
1.民族伦理和谐因子与构建和谐社会。徐成芳、李博认为,我国各民族伦理的发展是在“”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其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和谐因子。
2.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有和谐的元素。卫建国指出,研究民族伦理的宗旨之一,就是“多元和谐”。研究民族伦理,可以将和谐元素整理出来,使之以系统、体系的方式为所有民族共同吸纳。
3.对民族平等思想的伦理探析。韩中宜、马亮认为,民族平等思想蕴含的“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同舟共济、致思和谐”等民族优秀伦理,对正确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
1.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姚新中介绍了英国及西方国家与民族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和谐、多元共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2.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冯庆旭认为,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首先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伦理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伦理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彼此尊重、理性宽容。
3.韦伯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伦理的启示。冯璐璐认为,从韦伯的理论可以看出,伊斯兰伦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伦理而非工具伦理;但韦伯眼中的伊斯兰教又是富有鲜明的现世伦理色彩的宗教。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
(三)少数民族伦理对汉民族伦理重构的借鉴意义
“道德堕落”是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切关
注。陈文江、张言亮认为,与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群众现在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而各种让西北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还能够坚持底线。在建构现代性伦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学习,重新找到自己信仰的基石,让伦理规范获得坚实的地基。
(四)民族伦理的自我意识与超越意识
1.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陈家琪以锡伯族“西迁戍边”为例进行了阐释,认为锡伯族西迁是为了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以满族人为主体、但同时又是汉化了的统一国家。
2.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李兵认为,少数民族哲学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之中,生存意识展现了人的始源性生命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超越意识表达了人类强烈的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
(五)民族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和
1.民族伦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和。尹强分析了民族伦理中价值冲突的“围城”效应,即两种不同步的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惧怕“被同化”或“自我异化”而固守各自文化的合理性和内在追求,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心态。何怀宏提出用发展和法律来解决民族矛盾,他认为,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思路应该是反暴力、保稳定、促发展,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意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的差异与适应。陈其斌指出,在他自己已有的民族调研中,的确有民族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也有藏区法检部门默认当地习惯在调节纠纷中效力的情况。这引起与会学者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民族伦理中的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差异、冲突及适应问题。
3.民族伦理中的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认为,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新的文化认同。
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涉及的主体问题。高兆明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六)少数民族伦理与民族地方社会和谐
卫荣凡从教育的层面探讨了对民族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邓艳葵分析了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在构建和谐广西中的生态价值。邓艳葵、赖佩嫒、覃冯还对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壮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梁银湘、唐凯兴探讨了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在壮族地区中的传承与更张。胡滨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了回族居民的幸福感。王永和、张琳探讨了回族伦理文化对促进宁夏社会和谐的价值。李红梅分析了临沧南美乡拉祜族的和谐文化思想。
三、单一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发掘单一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热点之一。
1.回族的人性论、商业伦理及婚姻家庭观。梁向明将回族传统的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进行对比,认为回族思想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说教,认为人的善恶是由真主前定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的人性论为立论依据,强调人的气质是可变的,从而使他们的人性善恶观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郭春霞认为,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李斌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访谈了部分回族人士,概括了当代回族婚姻家庭观的特征。
2.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及现代价值。刘东英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析。努力曼・依米提结合自己对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所作的民族生态调查,对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的现代价值作了探讨。
3.藏族伦理道德中的“附魅”和“祛魅”。刘海鸥根据自己对我国和川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的考察,对藏族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魅”现象进行了分析。
4.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伦理文化。斯仁将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伦理与生态结合起来,阐释了蒙古族畜牧业经济伦理的概况。
5.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唐凯兴、李栗茜论述了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孟立永考察了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
6.土家族生命伦理。滕海滨从土家族撒尔嗬生命意识,解读了土家族“卵生太极”宇宙论的生命意识传递。
7.云南白族近代商帮道德文化和传统慈善伦理。杨国才对白族商帮道德文化作了系统探讨。王银春就白族传统的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作了论述。
8.傣族的淳朴文化及政治伦理。雷希以傣族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傣乡“淳朴”文化的深入研究。李玉珍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
9.佤族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艾兵有以佤族孝道文化为例,提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解决必须与民族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10.瑶族“度戒”伦理。刘莉论述了瑶传道教“度戒”仪式对瑶族伦理的影响,兼论了道教伦理对瑶族伦理的影响。
王磊在分组讨论总结时指出,对民族伦理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差异,更需注重融合。
四、民族伦理典籍及跨学科研究
1.蒙古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萨・巴特尔就《蒙古秘史》中的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做了梳理和诠释。斯仁首次对《蒙古秘史》所记录的远古道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该典籍中蕴含的氏族社会特有的氏族道德风尚进行了梳理。
2.回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张学智考察了回族哲学家王岱舆的伦理思想与儒学的会通关系。孙振玉和胡玉冰就明清回回理学的相关文献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儒家典籍伦理思想研究。段吉福分析了德性伦理视阈中的孟子心性论。杨泽树论述了孟子“夷夏变”的价值意蕴。郑全从情本论和治世理念之弊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之主流――儒家道德哲学之蔽。
4.其他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唐凯兴、黄修卓就壮族布洛陀“体系神话”中的伦理思想等进行了学术探讨。张亚月对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功用进行了论述。高宝丽从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手,认为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的核心是平等。
5.宗教学与民族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多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是蕴含在其宗教思想中的。贾学锋和钟梅燕对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中的伦理美德及其现代价值作了探讨。黄云明就百丈淮海禅学思想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了史学的、宗教学的以及伦理学的阐释。阿不力米提・乌买尔-毕力盖就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法拉比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任军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了解读。马慧兰以惠州伊斯兰文化为例探讨了宗教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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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生态伦理思想
0引言
人类经济的迅猛发展固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现在活着的人们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不仅给人类的后代、也给地球上所有生命的未来埋下了目前还难于逆料的隐患。这不能不使人多方反省和思考,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温古人悠久的生存智慧。
这里所说的“行为规范”是指人们对自然界除人以外的其他生命及万事万物能做些什么和不能做些什么,指在人对待非人的生命和存在的行为上有没有、以及有那些道德约束和限制,这些规范连同直接支持它们的思想和精神就构成了生态伦理的基本内容;“精神实质”则是指使人们遵守这些约束和限制的、属于终极信仰层面上的根本精神和信念。而另一方面,这种精神信仰又很可能不仅仅是支持人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的,同时也是支持人们对他人及社会的态度和行为的,即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全面的伦理学、人生哲学或者,是有关人的整个一生和所有生命的根本意义的精神信仰;“生态智慧”则是指与上述两者,尤其是与行为规范有关的思想、理论和观念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做的充分认识和睿智选择。
1顺应自然、禁弛有秩的行为规范
古代儒家所主张的生态伦理行为规范可以简略地归纳为主要是一种“时禁”。作为一种关注人间社会的维持和人类的普遍生存、而不仅仅是个人修身养性的学说、古代儒家学说不是普遍地禁止或绝对地非议杀生——猎兽或伐树,而是认为人们有些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些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人的生存固然离不开自然物,人在自然界也居主体地位,但人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对它们做任何事情。在此的要义不是完全的禁欲,而是节制人类的欲望。《礼记》“祭义”记载说: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我们可以注意这些话对时令的强调,以及将对待动植物的惜生。不随意杀生的“时禁”与儒家主要道德理念孝、恕、仁、天道紧密联系起来的趋向,意味着对自然的态度与对人的态度不可分离,广泛地惜生与爱人悯人一样同为儒家思想中的应有之义。”
这种“时禁”的另一面自然是“时弛”,但我们注意到,它所直接根据之“时”与其说是以人为中心,按人的需求来安排的,而毋宁说是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节律来安排的,亦即按四季来安排的。人固然也在这大自然之中,同样服从这同样的生命的节律,但是,人又毕竟通过文明的各种创制有了一些超越自然制约的可能,人的需求和自然与其他生命的节律有了差距。
对这些“时禁”的规定,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们主要是一些禁令,是施加于人对自然的某些行为的禁令和限制,不包括诸如现代社会如何采取一种补充、矫正性正义的积极搭救,以及如挽救濒危物种的主动行为,也不包括与动物建立某种忠贞、信任关系的命令,它基本上是一些消极性的限制。第二,它虽对人的行为施加了某些限制,但限制的范围并不很大,并不是全面禁止,而主要是时禁:在春夏生长季节和动植物幼小时的禁令。这些措施在今天的环保工作者看来是相当弱式的,但也要考虑到古代社会也远没有今天这样的生态危机,那时的人还相当程度上自身就处在一种生态相对平衡的自然链条之中。第三,这些禁令看来不仅是对下的,也是对上的,不仅是对民众而言的,也是对君王而言的,甚至可以说,更主要地是约束君主。甚至提出了对君主的严重警告:如果他们做出了诸如坏巢破卵、大兴土木这样一些事情,几种假想的、代表各界的象征天下和平的吉祥动物(凤凰、蛟龙、麒麟、神龟)就不会出来,甚至各种自然灾害将频繁发生,生态的危机也将带来政治的危机。最后,我们可以设想,在儒家那里,在行为规范的方向上,除了人类之中的由父母、兄弟、夫妻、家族到朋友、邻人、乡人、国人、天下人这样一个推爱的圆圈,在人类之外,还有一个由动物、植物到自然山川这样一个由近及远的关怀圆圈,前一个圆圈又优先于后一个圆圈。
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精神实质
儒家生态伦理的精神主要是一种“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这种精神并非儒家所专有,而是古代中国人一种悠久的生活智慧和对宇宙和自身认识的凝结。《庄子·齐物论》中一段著名的话:“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同一。”就表明了人融自然从自我得道的一种精神境界。
儒家从大人、圣人,从人格的最高理想和最终境界来论述人与天地的合一。而从人性,从人生之初的善端来说,人与天地也是相通的。故孟子提出由人要由“尽心”、“知性”而“知天”,以达到“上下与天地同流。”人只有如此,也才能称之为“人”,在此人是主动的,但却不是僭越的。一般在这样的场合,亦不专提“天”,而是说“天地”。单提“天”时有最高主宰,规律或命运的意思,而说“天地”则一般是指包容万物的大自然。董仲舒认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提出一种“天人感应”的理论,宋儒进而把“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系统。超级秘书网
鉴于当代生态哲学中的争论,我们如果问:古代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是以什么为中心?是人类中心还是生态中心?从前面的叙述看,儒家行为规范方面是紧密联系人事或主要考虑人的利益的,乃至具有强烈的政治劝诫的意味;而其天人合一、生生不息的思想也并不是独立的宇宙哲学,它是与一种人生哲学联系在一起的,并以后者为重心的道德理性。
3天人同源、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
人既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又是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集中表现在人的发展上,如满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提高社会成员自身素质和能力等等。但是,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存在和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生态伦理思想说明了天地人之间法则的相通,而这种法则并非以人为依归,而是以天地、自然为依归。儒家认为,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但它们在本源上是相同的,自然与人类也是平等的关系,正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因此,儒家主张,人们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并尊重自然界的规律,让宇宙万物“自足其性”,自然地得到发展,而不横加干涉;人类与天地万物共生共存,就应与天地万物保持和谐。这样,才不会扼杀宇宙的生机,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才会成为可能。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对自然界过分掠夺,势必危害人类自身。儒家文化还把万物是否“皆得生息”,也就是环境是否处于自然状态看作是否富足的标志,“天以万物悉生出为富足”,非常强调保护环境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应该说,当今世界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就是人类为了自身的发展而对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进行过分掠夺而没有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造成的,它正在破坏着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平衡发展的辩证关系。要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这种矛盾状态,维护生态平衡,解决人类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我们当然要依靠今天的高科技手段,但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有其独特的利用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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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子》蕴含着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其环境伦理思想包括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自然,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认识到人类活动会对自然界产生不良影响,破坏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对《列子》环境伦理思想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天如何看待环境问题,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和利用观,启发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方法论的思考,有着现实的意义。 关键词:《列子》 环境伦理 现实意义
《列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古时庄列并称,可见列子在道家中的显赫地位。《列子》成书时代尚有争议。主要有两大派别,一派认为《列子》是战国时期列子及其后学所著,另一派则认为其是魏晋时期的人假托列子之名所作,目的是为了反对当时儒家思想。宋代的大学问家朱熹认为此书是伪作,目前后一种说法占优。[1]笔者认为,《列子》是否为伪书并不影响本文对《列子》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的探讨。如果主要精力放在对该书是否为伪作,而放弃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一、《列子》中环境伦理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列子》作为道家的经典著作,其思想遵循了道家传统的自然主义世界观的立场和方法。在老子那里,人与自然构成了一个系统,这一系统与道并行,所谓“道大,地大,天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老子-25章》既然人是从天地万物中产生的,因此,人生之道在于顺应天地万物的自然规律,即“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庄子-天运》。在《老子》那里,“致虚极,守静笃”《老子-16章》不失为对待自然万物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在《庄子》那里,则强调“无为而尊”《庄子-在宥》。《列子》深谙道家的这一基本立场,他提出的对待万物操持个人行为的方法和态度是贵“虚”。据《列子-天瑞》记载,有人对列子说:“您为什么要以虚为贵呢?”列子回答:“既是虚,就无所谓贵贱。”并说:“要排除人为的名义,莫如保持清静,莫如保持虚默。恪守清静虚默,就掌握了道的所在;追求得失予取,就丧失了事物的本性。待事物的本性破毁以后,再来舞弄仁义的说教,是不能使之复元的。”[2]可见《列子》的贵“虚”论体现了它以万物为本体和万物平等的认识,这或许是对庄周 “以道论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的阐发;在这种认识下,才可以谈所谓人面对万物的立场和态度。 有人把《列子》之“虚”归结为无人为之“自然”,无差别之“一齐”,甚是。所谓的贵虚,其目的就是驱除内心的杂念,甚至一切人为的有可能伤真害性的观念,忘怀而静守本心,以期保存人的清静自然之本性。[3]杨伯峻认为《列子》贵虚的思想和庄子所说相合。认为是列子心情上摆脱了人世的贵贱、名利种种羁绊,任其自然,把客观存在的看作一种不存在,因之一切无所作为。[4]高晨阳注释的《冲虚经》认为虚即是道,表示冲虚自然,不执不为之义,它既是本体,即万物存在的根据,又是养生治身所当奉行的根本原则;并认为其根本的精神,就是要消除各种执着,上达虚无之境,实现心灵的自由和完善生命的存在,它大体包括以道为本、齐物为一、体道求真、无心之境、安命处顺几个方面的内容。[5] 总之,《列子》中体现的虚的思想是一种主张顺应自然,清静无为的思想。这是探讨《列子》中蕴含的环境伦理思想的认识论基础。 二、《列子》环境伦理思想的几个主要内容 《列子》中的环境伦理思想十分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 《列子·说符》篇曰: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噆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列子》在这里借用一个十二岁的小孩之口道出了“天地与我并存,类也。”并主张“类无贵贱”的思想,强烈地驳斥了田氏的“天之于民厚矣”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年方十二岁的鲍氏之子能在众客和之如响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独立见解,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是《列子》其它环境伦理思想的一个基本前提。 2. 保护自然环境,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列子》中对保护自然,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如下的文章中:《说符》篇中讲述了一个保护动物的故事:邯郸之民以正月之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客问其故。简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故竞而捕之,死者众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此外在《黄帝》篇中的好沤鸟者表达了作者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愿望: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海上,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至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这不仅仅是一种带有谶纬式的结尾,实际上蕴涵着对人之利益之心的讽喻;所以《列子》说:“今吾心无逆顺者也,则鸟兽之视吾,犹其侪也。”《列子·黄帝》这些故事表达了人和自然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人应该保护自然界中的动植物,应该对它们真诚相待,不要去破坏这种和谐的环境。《列子》在这里不仅表达了对自然进行保护的思想,而且也对保护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列子》认为“捕而放之”“不若禁民勿捕”。这是因为前者会导致“竞而捕之,死者众矣”的局面。要真正保护动物,“不若禁民勿捕”。这种“禁民勿捕”的思想,与我们现在对珍稀动物的保护方法是一致的。 3.认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界会产生影响,会破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黄帝》篇中讲到:“禽兽之智有自然与人童者,其齐欲摄生,亦不假智于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亲;避平依险,违寒就温;居则有群,行则有列;小者居内,壮者居外;饮则相携,食则鸣群。太古之时,则与人同处,与人并行。帝王之时,始惊骇散乱矣。逮于末世,隐伏逃窜,以避患害。”在这一段文字中,《列子》十分详细地论述了原本与人和谐相处的禽兽,因为人的活动而使这种状态受到影响。从太古之时的“与人同处,与人并行”,到帝王之时的“见人而惊骇散乱”再到末世的“隐伏逃窜,以避患害”,说明人类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与动物和谐关系的破灭。表达了对人类文明进程中人对自然环境破坏的一种担忧,是对人类自身活动的一种反思。 4.认识自然、改造自然从而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 《列子》中关于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造福的思想是很丰富的。在《天瑞》篇中记述了盗亦有道的故事,其中国氏之所以大富,是因为其“闻天有时,地有利”,“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在这个故事中的国氏之所以能致富,是因为其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这也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能够认识自然规律来为人类服务的思想。此外在《黄帝》篇中的梁鸯训虎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而在《汤问》篇中的愚公移山故事中,反映了先民不对恶劣的自然环境低头,而是积极地改造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的观念。这中间的愚公已成为中华民族勤劳品质的一个象征。文末天神背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结尾,极具浪漫的色彩。应该指出,改造自然的思想与《列子》一贯反对儒家的“与天地参”《国语?越语》的作为思想有矛盾之处。愚公移山故事中的愚公率子孙“荷担叩石垦壤”,一箕畚一箕畚地挖山运土,体现了道家弃绝佞技机巧的思想,这或许是《列子》所要体现的原意。换句话说,《列子》改造自然的思想与儒家改造自然的思想,至少在方法上,是有不同之处的。
三、《列子》环境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列子》的环境伦理思想是我国古代世界观的一种反映。它是古人自然观与人文观的有机统一体。它是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核心之一。[6]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不主张割裂人与自然的关系。《列子》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部份,不可避免地带有我国传统文化的色彩,它的环境伦理思想集中地反映了它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积极探索。在人类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在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今天,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对人类在发展过程中破坏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进行反思,对如何更好地保护自然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问题的解决,不仅要依靠先进的环境科学技术,更重要地在于一种环境伦理思想的建立。而对《列子》中的环境伦理思想的发掘,对于建立一种更切合现实需要的环境伦理思想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一般认为,环境伦理的提出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得到很大的发展。但这并不是说在这之前,不存在环境伦理的思想资源。《列子》中表现出来的丰富的环境伦理思想,自成体系,是我们的宝贵财产;在今天对其发掘,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 《列子》中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对自然界的索取,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忽视对自然的保护,严重破坏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且也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马克思就曾明确地告诫过人类:“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 [7]在今天,沙漠化,水质恶化,大气污染,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等,这一切都深刻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是一种人类中心思想导致的恶果,如果这一思想得不到改变,那么,对自然界的保护将不会是彻底的。尽管学界对人类是否能够完全摆脱人类中心主义有不同看法,但是绝对的人类中心思想是不合时宜的。必须否定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使人类认识到自己只是自然中的普通一员,应该平等地对对待自然中的其它物种,并珍惜自然界中的一切,不利用人类的强势地位而不计后果地从自然界中索取;人类不仅要合理地利用自然,更重要的是成为自然的保护者。在当前情况下尤其要注意对自然的保护,反对万物皆备于我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 2.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环境保护观和利用观 《列子》主张对自然进行保护的思想要与其主张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识,改造自然利用自然为人类服务的思想联系起来。它所主张的保护自然并非是一种为保护而保护的思想,而是在保护的前提下对自然进行利用。这表现在其首先提出“万物与我类也,类无贵贱”而后认为万物之间“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并不否认人可以对自然中的万物进行利用。同时认为万物之间应该是相互利用的。在今天看来,离开利用而空谈保护,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做法。人类有时往往会走极端,有的过分强调利用,而不讲究保护,从而导致环境恶化。而有的则过分强调保护,反对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从而使保护失去实际意义。当然,着里边也有着防止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问题。《列子》把保护自然与利用自然结合起来,同时反对过于机巧,这是一种积极的环境保护观。与今天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是十分吻合的。 3. 有利于启发人们对保护环境的方法论的思考 《列子》主张的“捕而放之”“不若禁捕”的朴素的保护环境的方法论的思考,对于人们今天思考如何去保护自然有着现实的意义。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对于要保护生态环境是没有疑义的。但是在如何保护环境即保护方法上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一方面受到现实中的各种利益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人们对保护方法的认识有关。有了保护环境的理念是好事,但要实现真正地保护环境,还要有正确的保护方法。 参考文献: [1]邹大海.先秦时期时空无限思想的若干研究[J].自然辩证法通讯2000.1 [2]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23 [3]李季林.列子“贵虚”的人生哲学[J].江淮论坛,2000(3) [4]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前言.2 [5]高晨阳.冲虚经注释[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前言7-14 [6]高寿仙.星象-风水-运道[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5.260 [7]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1. LieZi’s environmental ethical thought and it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bstract: LieZi is of abundant environment ethical thought . its environmental ethical thought includes its objection to anthropocentrism ,its protection of nature to get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ts recognition of man’s activities which will do harm to nature and destroy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ts mastery nature law, remaking nature and utilization nature to benefit man . It is of much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how to deal with the environment question ,to set up a correct ideas of eco-ethics ,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 and utilization nature with the analysis of its environment ethical thoughts. Key words: LieZi , environmental ethics , practical 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