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人生观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儒家思想的人生观，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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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先秦儒家已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初步认识到生物体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在“天人相分”的观念中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在“天人合一”的理念下提出“仁民而爱物”，维护自然生态的平衡，没有“天人相分”的“天人合一”是不健全的，“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是以时代精神的主旋律为根据的，离开时代精神，也就无所谓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是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伴随着资本主义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形成的，但这并不能据此论定我们的祖先没有生态伦理意识。先秦儒家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斗争中，十分注意总结自然界的规律，在保护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和永续利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

1、先秦儒家的生态自觉意识

先秦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来源之一，一个基本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的生态伦理学是建立在自觉地对生态学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上。

先秦儒家认识到单个生物物种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生物的存在和发展必须要以种群的方式进行，他们对自然界生命系统的组织层次的认识，是用“类”、“群”、“畴”等概念来表达的。

长沮、莱溺，辐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授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忧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说的是鸟兽分属于不同的群。他还从生态学上提出了“类”的概念。孔子曾说:“丘闻之也，剖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卷四十七《孔子世家》荀子也说:“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草木畴生，禽兽群也，物各从其类也”。荀子已经把植物(草木)和动物(禽兽)区分为生物系统中的两种不同的类，并且认识到草木以“丛”的形式生长，禽兽以“群”(类)的方式存活，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先秦儒家对生物及其环境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川渊者，龙鱼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这些都指出生物的生存离不开一定的环境，环境决定生物的存在。先秦儒家在关注环境的同时还注意到了生物之间存在着的食物链的关系。“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即草木为动物提供了食物，而当动物的数量减少时，植物就会茂密地生长。

在农业社会条件下，先秦儒家对时间结构中的季节规律尤为重视，他们用“时”来反映和概括生态学的季节规律，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认识。“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滋基，不如待时”。这就是说，作为条件和环境的生态学季节规律的“时”是不可超越的。因此，先秦儒家以“时”为媒介将人和自然联系起来，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要求人们根据季节的变化来合理地安排获取自然资源的活动。“挎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

2、“天人相分”—改造自然的依据

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去参与自然的创造和化育过程，使得人类生活得更加美好。荀子称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为“制天命而用之”。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愿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

在荀子看来，与其高喊“惟天为大”而仰慕它，不如把天看作自然的物质而控制它;与其“顺天”、“从天”而歌颂它，不如掌握自然规律而利用它;与其仰望天时而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因时制宜地利用天时;与其消极地听任物类的自然增多，不如积极地施展人的才能而促进物类的化育繁殖。因此，他认为只要发挥“人治”的作用，善于经营管理，就能提高生产，增加收获。

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疏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荆车;雹笼鱼鳖鳅鳗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亮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夫天地之生万物也，固有余足以食人矣;麻葛茧丝、鸟兽之羽毛齿革也，固有余足以衣人矣。

先秦儒家认为，作为自然之天，它的存在变化具有自身的某种特定的规律性，“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所谓“故”，即是指自然界的规律。因为自然界有“故”，所似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界所获得的某种规律性进行类推，由近及远，由古及今，得到更多的更广泛的认识。但在他们看来，自然的规律是客观的，并不取决于人的意志，“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柴亡”“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对自然界的这种客观规律，人们只有遵循它才能取得好的结果，“应之以治则吉”，如果违背它，就要遭殃，“应之以乱则凶”。

3、“天人合一”—维护生态的依据

先秦儒家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提出了天人和谐、均衡、统一的“天人合一”思想，并提出了“仁民而爱物”的观点。“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是人类道德的最普遍、最基本的原则，它虽然始于爱亲，但并不终于亲，甚至于要超出亲情的范围来“泛爱众”，并最终将爱心推及最广大的万物。“仁民而爱物”的思想是将适用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观念推广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仁爱的精神和情感贯注于自然万物。

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在这里阐述了仁的层次性，即对于“亲”、“民”、“物”三种不同层次的对象，应该采取相应的程度不同的态度—“亲”、“仁”、“爱”，也就是说，对亲人要“亲”，对民众要“仁”，对万物要“爱”。这三步自成系统，是先秦儒家仁爱思想的逻辑展开。而这正是人类道德情感投射于外物的表现，在他们看来，动物存在着与人相似的道德情感，所有动物对自己的种群都具有一种天生的情感，当自己的同伴受到伤害时，它们都会流露出一种同情心，而当自己的同伴死亡时，它们都会发出撕人心肺的哀鸣:

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知，有知之属莫不爱其类。今夫大鸟兽则失亡其群匹，越月逾时，则必反沿。过故乡，则必排徊焉，鸣号焉，娜蜀焉，踟蹰焉，然后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扰有惆憔之顷焉，然后能去之。

动物尚且对同类的不幸遭遇具有悲哀和同情之心，人类则更应该自觉地禁止这种伤害动物的行为，保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孟子甚至认为人固有一种爱护生命的侧隐之心: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休惕侧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

这种被称为“侧隐之心”的同情心，不是后天的思虑所得，乃是先天的本能，是人天生的对生命的同情之能力，人与人正是凭此得以感通。

“仁民而爱物”的实际内容就是将自然保护作为落脚点。先秦儒家在人类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认识到自然是人类的生存的根本。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虎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转贴于 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

在这里，荀子和孟子充分肯定了“天之所覆，地之所载”的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基于天之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类需求的无限性的矛盾，从持续发展、永续利用原则出发，先秦儒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针对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雹尾鱼鳖鳅鳝孕别之时，周苦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耕、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尤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苦不入垮池，鱼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先秦儒家明确提出了重视保护自然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根本目的是为了“利国富民”，甚至把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同国家政治联系起来，认为这是王道政治的起点，是同“养生丧死”息息相关的大事。而按照大自然的节奏、万物生命的季节规律，即按照四季来安排“时禁”和“时弛”是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手段，并且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就是要注重资源的持续存在和永续利用，即“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4、“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的矛盾统一

“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的生态伦理学价值就在于它们不仅为儒家的生态伦理学提供了哲学基础，而且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一种哲学构架—人与自然和谐、协调、一致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这正是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所缺乏的东西。“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不仅是克服人类中心论顽症的一剂猛药，而且是从生态中心论过渡到生态协调论的一副良性的催化剂，是从现代工业文明过渡到后现代的“桥梁”。事实上，只有将“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互补起来，才能为生态伦理学提供科学的哲学基础。

“天人合一”要求在处理人类和生态环境关系上追求和谐、圆润、统一的境界。人不仅与自然平等，而且与自然浑然一体。世界作为一个无所不包的整体，是不可言说的，不可思议的，其中根本就没有差别。人与世界万物，只是在一定认识层次上差别，而在更高层次上彼此相融，无法分别，即哲学所谓“泛爱万物，天地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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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儒家思想 现代大学生 教育 价值观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和发展,其中的糟粕固然应该完全抛弃,但其中不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儒家思想对我们当下建设和谐社会、和谐校园仍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研究和学习优秀的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社会中,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现代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人格的自身的完善

儒家思想的出发点是追求个体人格的完善。而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是“圣人”和“君子”。所谓的圣人是具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的人。但是,“圣人”的标准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君子”却是人人都可追求的一种品格。《论语》中指出,所谓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在孔子的心中,道德教育的目标是成为君子。现代的大学生学习儒家思想,要追求高尚的气节、凛然的正气,要像君子一样,做到“修己”,“安人”。君子以仁为根本,首先必须有崇高的道德修养。其次要有坚强的道德意志和多种才能。那么大学生在实现君子的途径中要反身内求,注重自身修养。“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有不得,皆反求诸己”。凡事要严于律己,时时反思,如此“人皆可以为尧舜”。现代大学生要注意意志力的磨练在完善自我人格中的意义。做到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不弘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泛其身”。

二、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大学生理想的实现

孔子非常重视立志的作用。“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君子谋道不谋食……优道不优贫”。孟子与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首先应“尚志”,就是要“居仁由义”,“人有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孟子在强调立志的同时,还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养气”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持其志,无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把“志”与“气”结合在一起,以立志为基础,养成大丈夫“浩然之气”。宋代朱熹认为“问为学功夫,以何为先?日:亦不过如前所说,专在人自立志”,王守仁亦称“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都充分注意到立志在强化个人修养心性的动机上的作用。作为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强调立志乐道的重要性,关键在于正确处理义利、生死等问题。作为君子,当个人利益与道德要求发生冲突时,为了保持仁的道德价值,实现仁德,他会自觉地牺牲一切。传统儒家道德教育强调立志乐道,对于我国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三、学习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自律意识

儒家认为,人应该有一种对自己负责的精神,要做到“仁者爱人”,这种道德的具体体现就是君子、仁人。而仁又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的主要含义是指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了“仁者亲亲”,指父母兄弟之间的血缘关系; “仁者爱人”,指血缘以外的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亲情之爱,才能进一步把这种爱传达给社会上的人,推己及人,去爱别人,把仁由血缘亲情之爱转化成人与人的一般关系的准则。另外,儒家的“中和”观,倡导“尚中贵和”理念,“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自觉化解社会矛盾,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有序发展。孔子从“泛爱众”的仁爱思想出发,爱父母亲人到爱别人,进一步延伸到爱万事万物,不仅关注人与人的和谐关系,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道德的关心从人的领域扩展到生命和自然,实现他的“天下归仁”,形成合理的天人观。“仁者爱人”,是中华民族人道主义或曰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它看到了人的价值,强调对人的关爱。现代的大学生学习仁爱思想又助于协调人际关系。现代大学生野应该学习传统道德中的中庸“以和为贵”的原则,来缓解日后竞争中出现的人际关系的紧张。另外还有助于现代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建构和谐社会。要想成为有道德的人,不光要知仁,更要好仁、乐仁,要把仁作为自已的人生观,以行仁为乐。传统儒学主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无论进退穷达,人都不应该丧失求善之心,尤其身处逆境,更应该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要有充实的精神生活。这与资本主义社会中刻意追求物质享受的人生态度是截然不同的。与爱人和修身紧密相联的是人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在传统儒学看来,人首先应该作为家庭和社会的人而存在,故不能以自己的私利为满足,个人的利益应符合家庭的利益,服从社会的利益。它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口号,修身、齐家是对个人的基本道德要求,而作为一个有道德理想的人还应该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修身的结果就是培养“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午年的历史长何中不断发展、进步,就是因为拥有这样一批又一批的志士、仁人。广大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接班人,在他们的人生观尚未形成之时,要加强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不仅要对他们进行仁爱思想的教育(仁爱思想在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具有超时空性),更应该对他们进行乌克思主义人生观教育和职业道德、民族道德等方面的教育,提高他们的内在精神素质,使他们真正成为跨世纪人才,以便能担负起四化建设的重担。

四、通过学习儒家思想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儒学有很强的入世精神,主张积极参与社会,关心社会,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德之不修,学之不柑,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优也”,以国家社会的命运为自己忧虑的事,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孔子追求“天下归仁”的理想,把“仁”上升到一个理想的精神境界,“杀身成仁”,为了追求美好的社会理想,愿意以生命来换取。后来儒家学者进一步把孔子的人世精神,追求个人人格的完善和服务于现实、社会联系在一起,概括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家和国、个人与集体、个人和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传达了中华民族千年深蕴的民族自豪感和高度的责任感。传统儒家道德教育的优秀成果与我们力图达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的是一致的、兼容的。传统儒家道德教育,长期以来,影响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它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人民彼此认同的思想文化纽带,它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情感。

五、儒家思想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社交能力

儒家思想中孔子提出的“和为贵”的人和理念,有助于现代的大学生协调个人和他人、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化解踏入社会后遇到的危机“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则多力”的和谐思想指要协调好各种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个人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和谐共处。“和”何以可能?孔子说:“仁者,爱人”。即孔子主张仁爱论,要求“泛爱众”。这种普遍的仁爱能使我们现代得大学生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他人,做到人和人之间能“和”。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孔子指导人们要向君子学习,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才能与人和处。中记载子贡问孔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孔子把“恕”看成是与人善处、保持人际间和立共存的基础。“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与人”。可见,恕道是平等待人,推己及人,是济人济物之德,是人际间和立共存。孔子主张的“和而不同”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一种态度,该思想意味着相互差别的事物可以共生、和处。和处并不抹杀个体特性,有差别也并不意味着非要斗个你死我活。这正是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和谐”观念的基本要求,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保存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关系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人际和谐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分歧和思想交锋的一团和气,而是通过不同意见的交流、对话、切磋、讨论,从而达到互相理解、互相容忍、协调统一、和谐互动。这就是所谓“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和谐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相互差别的事物在共处中吸收有利于自己的因素而达到和谐。即使有矛盾,矛盾双方经过冲突和斗争,最终必定以“和”的方式解决矛盾。正如张载所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中庸》讲“道并行而不相悖”也是这个道理。

总之,大学生肩负着祖国和民族的未来,加强大学课堂中的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家思想优秀文化遗产的积极作用,对大学生完善个人的人格,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乌恩溥.四书译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3]潘光旦.中和位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高长山.荀子译注.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5]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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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思想政治课本基本按照每册三至四个单元，七至十节课为主的模式进行，学校课程设置基本按照每周一至二节课进行。内容时兴，时段合理。《论语•学而》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说”既“悦”，“乐”既“笑”。愉悦地去学习，高兴地迎接远方来的朋友，这种笑对人生的态度正是儒家哲学所推崇的一种人生境界。现行七年级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人教版）的第一单元就从“笑迎新生活”打开了中学生德育教学的第一扇窗户。认识新自我，过富有情趣的生活等内容和儒家“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所体现的飘逸、洒脱精神毫无二致，能够积极入世，而且以一种“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精神态度处理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正是儒家所追求的境界，也是青少年学生处事立身的一种大境界。七年级下册安排“做自尊自信的人”“做自立自强的人”“做知法守法用法的人”三个单元内容，着重强调“人”和“仁”的重要性。儒家认为，“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象》）以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等思想以一贯之。也只有自身首先学会立德立人，自强不息方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和敬佩。八年级上册，“相亲相爱一家人”“师友结伴同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交往艺术新思维”分别从爱人、爱友、爱朋友、爱社会等几个方面突出了“仁爱”思想的重要性，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主张将仁爱由亲亲之情逐步向外扩展，惠及整个人类，既“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尔后再进一步将对人类的道德关怀推及到自然万物，既“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权利和义务，永远是平行而进的孪生兄弟，儒家认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孟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盖棺”（陆游《病起》），八年级思想政治课本下册“权利义务伴我行”“我们的人身权利”“我们的文化、经济权利”“我们崇尚公平和正义”几个模块内容和以上儒家修为息息相关。责任、使命和理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苏轼认为，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儒家强调，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教会学生“志存高远、博学笃志、壮心不已、不辱使命”既是时代的要求，又是学生自身发展的需要。九年级是学生成长过程的一个过渡阶段，他们即将步入中考，即将进入更高一阶段去学习，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会随之更为成熟。“承担责任服务社会”“了解祖国爱我中华”“融入社会肩负使命”“满怀希望迎接明天”四个模块融入了儒家入世精神之精髓，为青少年学生及早地以敢于为先，敢于担当的精神去面对未来的新世界而做了坚实的道德铺垫。

二、高中教育阶段德育课程设置内容与儒家思想融合解析

人教版高中政治课程围绕“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生活与哲学”四个模块建构而成，贯彻了整体规划小学、初中、高中及大学德语课程体系的思路，既突出生活主题的系统性，又体现了内容目标的渐进性，由政治文明、经济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几个方面的内容而构成了完整的学习体系。其中，“文化生活”与“生活与哲学”两个模块尤为突出儒家文化的重要性。现行《全日制普通高中政治课程标准（实验）》认为，德育“课程要重视高中学生在心理、智力、体能等方面的发展潜力，针对其思想活动的多变性、可塑性等特点，在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和各种生活关切的同时，恰当地采取释疑解惑、循循善诱的方式，帮助他们认同正确的价值标准、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同时，要求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热爱祖国和人民，关心祖国命运，关注社会发展，热爱集体，奉献社会，关心他人，乐于助人，倡导团结友善的精神。乐于学习，尊重科学，追求真理，具有科学态度和创新精神。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热爱和平，尊重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关注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培养世界眼光。”[1]拿“文化生活”模块内容来说，文化在传承中创新发展，文化与社会息息相关，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前赴后继，坚强努力才真正实现了中华文化的永恒发展。毫无疑问的是，中华文化之根在于儒学，中华民族之精气神在儒学精髓。有研究者认为，儒家思想对学校德育教育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儒家思想的点滴灌输，有利于增强学校德育的吸引力、渗透力。第二，儒家思想的融会贯通，有利于促进素质提升的综合性、全面性。第三，儒家思想的科学扬弃，有利于实现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形成、提升。……尤其是儒家文化提倡的自强、自立、自信的精神，对于培养当代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具有积极的作用。”[2]儒家思想强调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这些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切时时指导着人们热爱和平，自强不息，实现自我，崇信和谐。高中德育教育旨在使学生徜徉在文化的海洋中，能够潜移默化地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而修身正己，从而树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如“中庸”思想，不违背仁义，也不违背现行社会发展需要，相反，正是中庸之道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中庸》）的思想指导人们以一种自然坦诚而又在方圆之内和谐处事的一种思维方式。

三、儒家文化指明了青少年德育发展的未来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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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校辅导员工作运用儒家思想的必要性

高校辅导员工作运用儒家思想的必要性是由自

身的特点决定的。年轻的高校辅导员自身的思想道

德素质是否过硬，对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将产生重

大影响。辅导员的素质主要包括政治思想素质、道

德素质、人文自然科学素质、心理素质、业务素质、作

风素质等几方面，其中思想道德素质在诸多素质中

起着主导作用，是首要的素质［1］。儒家思想体现为

一种具有普适性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确切地讲，在古

代，中国儒家思想就被理解为人类文明的核心。直

至当今中国，儒家思想仍被视为传统文化的一个不

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普遍运用于我们的工

作与生活。

2.． 高校辅导员工作运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

高校辅导员工作运用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是由儒

家思想本身决定的。第一，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

看来，世事要以“治人”为中心，而高校辅导员工作

最重要的就是对大学生的管理与指导，作为辅导员，

首先，应明确学生是整个教育过程的主体，在学生管

理工作中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和人格，关心和尊重

每一位学生个体差异及所带来的价值理念; 鼓励每

一位学生的尝试和努力; 承认每一位学生的成就; 增

强每一位学生对老师和学校的认同感。这也体现了

素质教育中尊重学生、肯定学生，以创新为导向的理

念［2］。

第二，孔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

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在孔子看来，管理者

要讲德行，有德行的话，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

果。作为辅导员，要不断提升自身工作对学生的吸

引力和亲和力，引导他们以主人翁的姿态投入学习、

工作和生活，促进他们道德自觉自律意识的养成，最

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潜能。辅导员的品质是其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工作中的具体体现［3］。

辅导员要对生活充满信心，要有生活热情，要自觉树

立积极的人生态度，以满腔的热情、乐观的人生态度

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待自身工作，勤勤恳恳，兢兢

业业，身体力行，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才智奉献给高

等教育事业，给学生树立起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榜

样，成为广大学生学习的楷模。

第三，孔子曰: “言必信，行必果。”作为辅导

员，要成为“诚信”楷模，说话不失言，调查不失实，

办事不失信。当代在校大学生主要是“90 后”，他们

大多以自我为中心，有自己坚持的理念。离开父母

的大学生们特别需要在短时间内树立一个人格的精

神偶像，所以辅导员应该充分利用与学生朝夕相处

的优势开展诚信宣传，使大学生建立起诚信理念。

同时，应该坚持诚信教育师者先行，时时事事讲诚

信，自觉接受学生监督，给学生做出好的榜样，在学

校营造起“人人重诚信、人人讲诚信”的浓厚氛围。

在开展诚信教育的过程中，使大学生们认识到诚信

品质是一个人在社会的立身之本。

第四，孔子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

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先秦儒家认为，人格高尚

者必然具有高尚的精神生活。在高校德

育中，融入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取先秦儒家人学思

想之精华，充实当代大学生素质教育之内涵，促使两

者融会贯通、相得益彰，德育之目标便水到渠成。

二、辩证运用儒家思想，创新辅导员工作新理念

儒家思想给现代人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面对这些资源，现代人具有选择的自由，可以吸收资源

里面的一些成分，也可摈弃一些成分。知识经济时

代最重要的是在辩证中开拓创新，旧知识对任何人

都是平等的，只有掌握、创造了新的知识，才能为社

会的前进作贡献。创新成果要靠创新思维，因此创

新思维是这个时代教育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

1． 因材施教

孔子最早提倡因材施教，其进行教育活动的特

点，是能够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其智力水平

差异有针对性地教学。“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

所安”，“听其言而观其行”。马克思在他的《资本

论》一书中也曾说道: “天赋的特殊性，是分工产生

的基础”。马克思也承认人的智力是有差异性的。

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辅导员只有深入了解学生的

特点，才能有效抓住事物的本质，抓住矛盾的对立统

一点，因势利导，有效教育。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

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取多形式的教育方式，增

强针对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长处，弥补其不

足，从而实现大学生个人最大程度的发展［4］。

2． 启发式教学

孔子反对满堂灌的教育方式，提倡独立思考，只

有当学生深入思考仍不得解时，才给予提示，以此来

启发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扩大思维的广度。如果学

生只是一味地吸收老师提供的知识，只知其然却不

知其所以然，对于问题缺乏深度思考，思维被禁锢在

狭小的空间内，无法发散，更别说是创新思维了。孔

子云: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

不复也。”可见儒家思想非常注重对学生的启发诱

导，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尊重

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培养和锻炼学

生的自学能力。孟子曰: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

得之也。”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在面对国际国内问

题或者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时，作为

辅导员，不要一味地把书本或自己的所谓正确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立刻灌输给学生，而是要注意引导学

生思考，辩证地分析，学生只有具备积极主动的学习

态度，独立深入思考，才能真正掌握所学知识。

3.． 回归人文主义

通过对儒家思想的探讨，我们不难发现，其立足

点最终归于人本思想。高校的道德教育

从科教兴国这一实际出发，融合了儒家思想的世界

观和方法论，最后的落脚点是否也应该回归到人本

主义呢? 答案是肯定的。20 世纪初杜威区分了传

统教育和现代教育，“儿童中心”的理论使人重新成

为教育活动的中心。现代教育所提倡和造就的，是

一种民主的、鲜活的和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旨在培养

人格健全、个性发展、精神自由和具有相应职业能力

的现代社会合格公民。

教育不仅作为经济的催化剂，还必须成为社会

思想、文化、精神、道德建设的源泉，为人类精神的提

升和社会发展导航。那么，新世纪教育的目标就不

仅仅是发展科技和培养创造性，而是对教育的人文

主义传统的尊重、回归以及继承。形象地说，在新的

世纪里，教育将起到更为主动和关键的作用，未来竞

争的本质是人才和教育的竞争。建立以培养创造力

为目标的教学，在深度上实现教育内涵化的理想; 最

后恢复和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建立人在教育中的

立体性和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实现教育人文化

的理想。

在高校辅导员工作中，应该把这种人本主义的

思想渗透到学生思想教育的实际工作中去。以大学

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创新高校辅导员工作，从大学生

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关注大学生的正当利益诉求，彻

底改革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不适应时展需

要、不适应学生成长需要、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发展

需要的方式、方法，力求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

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吸引

力、感染力［5］。这一思想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也是

有共通之处的。对“什么是发展”、“靠谁发展”和

“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发展观的基本问题可以

做出科学的回答———“以学生为本”。

当今社会高等教育改革不断深化，辅导员的工

作任务日益繁杂。不断变化的新形势对高校辅导员

工作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其工作质量和效率直

接影响着高校各项工作任务的落实。学生是内在因

素，而管理则是外在因素，如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是

辅导员工作有待解决的核心问题。运用儒家思想的

经典渗透于管理工作，是提高工作成效的重要手段。

篇5

关键词 儒家思想 影响 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篇6

【关键词】儒家 实践伦理 高职生

文化价值观 构建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3）11C-

0021-02

文化价值观是指个人和社会群体对文化的意义、重要性的总评价和总看法，说得通俗一点，即认为什么样的文化是好的，认为什么样的文化是不好的。价值观是由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同时价值观在一定情况下也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反作用。文化价值观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关系也不例外。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其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最高道德伦理，在实践中强调仁者爱人、正直勇为、恭谨谦让、智圆行方、忠诚守信，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人伦关系。站在的立场批判地审视儒家的实践伦理思想，用其积极部分指导高职生更好地构建文化价值观，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仁者爱人

“仁”是儒家思想伦理的核心，一个人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应该怎样以“仁”的思想为指导去处理好自己与他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呢？“仁者爱人”是一条非常辩证的为人处世方法论原则。“仁者爱人”出自孟子《仁者爱人》：“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意思是仁者是充满慈爱之心，满怀爱意的人；仁者是具有大智慧和人格魅力的善良的人。仁者爱人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自己要首先成为一个仁者，为此必须不断地加强自身的思想品德修养，塑造理想的人格，一个思想品德高尚的人才懂得自觉地去尊敬、关爱别人，这是前提条件；二是怎么样去尊敬、关爱别人的问题，一个文化知识水平高的人未必就会具有尊敬、关爱他人和社会之心，一个希望去关爱别人的人未必就知道如何践行。因此，只有尊敬、关爱别人的条件、态度、路径等要素都具备了，才可以真正做到仁者爱人。

高职生在构建文化价值观过程中，首先，必须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修养，因为一个人的文化价值判断、取向正确与否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个人的思想政治素质是否正确。虽然文化相对于社会存在来说属于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那种宣扬“文化无国界”、“文化与政治脱钩”的观点是有害的，其主要目的是诋毁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让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占领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的头脑，最终成为资产阶级的文化附庸。其次，必须摒弃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努力培育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观。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不是最终目的，也不是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如果不把自己所学所养运用到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实践中去，那么即使文化水平、文化修养再高也是无用的。

二、正直勇为

“义”是指公正合宜的道德、道理或行为，如正义、道义、见义勇为等。孟子对于“义”的阐述是：“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在具体实际中践行“义”必须提倡正直勇为的精神。正直就是公正刚直，不偏斜，不弯曲，出自《左传・庄公三十二年》：“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孔颖达疏：“襄七年传曰：‘正直为正，正曲为直。’言正者能自正，直者能正人曲，而壹者言其一心不二也。”正直体现出儒家为人处世的方法论思想和道德标准，即中庸之道。中庸指待人接物不偏不倚，调和折中。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而勇为则体现出儒家实践伦理思想里面积极向上的入世精神。为人在世不是一味地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应该勇敢地融入国家、社会、集体的大熔炉中接受锻炼，在帮助他人服务社会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水平。

正直勇为的实践伦理精神启示，高职生在构建自身文化价值观时，必须采取中庸的态度来建构自己的文化价值判断和取向。文化的价值或优劣势不能用一种态度或标准来衡量，否则往往容易走向极端而陷入先入为主的“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泥淖。比如我们就很难从主观上去判断中西、古今文化到底谁是最好的。每种文化都有它的可取之处，不偏不倚，折中调和，融贯中西、古今文化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另外，高职生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不应仅仅为了提高自身的思想文化修养，而是应该运用自己的所学积极投身于社会当中，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迎接人生的一次次困难、挑战，找到合适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

三、恭谨谦让

篇7

中国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代表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儒、佛、道三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主要代表。诚然，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主要是儒教和道教，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经过在华约两千年的本色化过程已基本上与中国文化共构一体。因此，中国历史上对儒、佛、道以“三教”并称，中国人亦视它们为中国宗教文化传统之代表。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则被大多数人认为是分别代表着西方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其在华之本质存在仍不离这两种文化的嬗变或衍生。尤其对基督教而言，中国人的普遍看法是，它乃一种结合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文化、并在更高层次上扬弃这两种文化而产生出来的植根于西方世界的宗教；早在古罗马帝国时期、并经过欧洲中世纪的漫长发展，基督教已决定性地铸就了西方文化的模式和特征。因此，尽管基督教在此后的发展中足迹已遍及全世界，并几乎已在各洲各国建立起教会，却仍然以代表西方文化为主，其思想、教义和礼仪都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发展及其社会人生观念的凝聚与积淀。数百年来，基督教在中国的本色化过程亦步履维艰，一般中国人在其中仍主要是看到西方民族的精神气质、心理状态及文化风俗，故称其为“洋教”。这种理解并不同于基督教会内部从其教义意义上关于“福音无国界”的传统看法。目前，在中国社会之现代化过程中，上述两大类型的宗教都需完成其改革与更新的任务，以适应甚至影响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

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华夏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儒家体系，无论称其为“儒教”或“儒家”，都表现为一种植根于中国人灵魂深处的政治宗教和伦理宗教，在它身上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观与伦理观的统一及互用。按精神实质，儒家乃是一种“有为”的宗教，儒家精神积极倡导“参政”、“有为“，希冀在社会政治中通过“人治”而达其“仁”、“礼”之理想目的。实际上，中国不少思想家和政治家们都是以儒家思想的责任感来追求真理、维系正统或实施改革的。当然，在长期封建社会中，儒家所追求的这种“人治“是要靠以封建君王为核心来加以展开并得以实现的。因此，与其政治观相协调和一致的，便是儒家“忠君”、“报国”之社会伦理观，即以“忠”、“孝”之举来求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社会伦理观突出强调集体的利益和共存，也就是说，它要求人们为了整体统一而必须放弃或牺牲个人的自由与利益。其体现的伦理精神曾为维系中国封建大一统的“稳态”存在、保证其长治久安的社会局面起过决定性作用。随着中国封建时代的结束，其延续两千余年的儒家正统思想体系曾一度遭到批判和冷遇。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所凝结成的中华民族传统却仍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顽强地存活着，表现出其强大的生命力。今天，中国大陆组织形式的儒教已不复存在，但观念形式的儒家却深入人心，它仍制约着中华民族的发展，与中国人的命运及前途休戚相关。因此，在方兴未艾的中国社会现代化中，儒家的更新已成为海内外华人的一个热门话题。

复兴儒家思想的努力最初始于海外华人学者，近十多年来也得到一批大陆学者的积极响应。针对一般人认为“儒家”代表一种旧学说或旧规范、“现代化”代表一种从旧到新的改变或一种对新环境的适应之观点，这些学者则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过程并不相悖，二者在本质上是可以兼容的。这种兼容或统一之根据，乃在于儒家思想本是以“理智的自主”、“智能的发展”、“思考与反省的活动”和“质疑与分析的方式”为原则。而基于这些原则的儒家思想之复兴，可以导致一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之基础的新的思想方法，因此它能推动社会现代化而决不是阻挠其实现。这种乐观看法，使他们相信中国现代化将会迎来其新儒家的兴盛时代。

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容易出现偏重科技发展、轻视观念转变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为此，这些新儒家思想代表向社会提出了警告及忠告：“现代化的程序应从内在的思想着手，而不是从外在开始。”如果急功近利、只求表面的成功和短期的收效，现代化事业就会事倍功半、曲折反复，甚至遭受功败垂成之结局。而人之内在思想的升华和人之基本素质的提高，则会使现代化过程有了活水源头而经久不衰。

概言之，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新儒家所展示的儒家精神之复兴与更新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表现：

第一，它在现代世界文化氛围中从更广远的视野和更高深的层次上向中国人重提曾作为其精神之源的“忧患意识”。在本世纪初，西方思想文化界风行的“危机意识”曾对其走出历史发展的低谷、加速现代化的进程起过重大作用。因此，这种“忧患意识”要寻求一种与西方“危机意识”异曲同工的效果，以使现代社会中的中国人既客观了解别人、又真正认清自我、通过文化、社会比较和思想、灵性比较而具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从而确保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要的精神动力。

第二，它从人的自我改造对参与社会现代化和实现自身现代化之意义上重立其“仁”之标准。“仁”本为儒家思想领域中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它既是为人之理想，又是善政之标准。孔子儒学的形成，正是针对“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的社会存在状况，旨在挺立人心之仁，挽救世风危机。如果说，基督教“爱”的标准确立了西方文化理想之路，那幺，儒家“仁”的标准则开创了中国文化理想之路。“仁”本身已具有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也包括人与人相亲相爱之关系。它充分显示出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理性和存在意义。新儒家思想家坚持，只有“仁的自觉和挺立才使内圣外王之道有了超越的根据和内在的源头。”在此，他们对儒家中心理念“仁”及其“内圣外王”的实践既进行了总结反思，也加以了新的诠释。“仁”作为教化人生与社会的绝对“道德命令”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强烈的现世取向，其参赞化育包括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方面的完善。所谓“内圣”，指个人内在精神道德之修养，即达到其人格道德之完美。因此，新儒家首先将“道德生命的完美成就圣贤人格“作为每个人生的目标。然而，这种道德修养和人格完善并不只是到“独善其身”为止。“仁者”不仅要“独善其身”，也要“兼善天下”。所谓“外王”，就是指个人必须积极参与外在世界，投身社会改造，做出“己立立人，已达达人”的贡献。如果说传统儒家在“内圣”意义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那幺它在“外王”的社会实践上却基本上归于失败。这种失败一方面包括在认识和利用自然世界上未能形成一种科学知识价值传统，从而使中国人缺乏西方的“科学精神”，另一方面则包括在改造和建构社会人生上未能形成一种民主参政意识及其相关的民主体制之“政道”，从而使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民主精神”。“五四”运动对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欢迎、以及对儒家的批判，正是基于其“外王”实践上的失误或失败。不过，“五四”运动并没有彻底完成其任务，而在其认识中外灵性精神上又走入了新的误区。这样，新儒家认为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结束，在实现“科学与民主”之“现代化精神”上仍可大有作为。其思想家正发掘其蕴藏的精神意趣，对许多儒学内涵加以现代解释，试图从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中找出一条通往现代化之路，以使其传统文化获得新生。这种“外王”新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儒家更新的成败，检验其参与现代化的实际能力和在当代中国的真正影响。第三，它根据社会旧秩序打破后出现的道德与价值观之紊乱而试图重建以“诚”为基准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以便能为现代社会补偏救弊。儒家传统认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将“诚”视为“天”、“人”之“道”，从而形成“诚”的哲学。现代社会的发展体现出多元性、对比性、交感性、变动性、非平衡性、以及共存性，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均趋于复杂。在合作与竞争、成功与失败相交织的世界生活氛围中，人们会形成强烈的社会对比反差感和自我失落感。其人性本质的异化和沦落，人们相互交往上的防范与虚假，往往又会使现代社会陷入因境甚至停止发展。在此，儒家思诚、持诚的精神遗产遂重放光彩、大有所为。新儒家思想家把“诚”视为人们在现代文化多元趋势中求得共存的基石，倡导“以诚通其情，以诚成其和”，在真诚相待的基础上建立起现代社会中个人之间、团体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样，会作为儒家传统“宗教道德象征”而存在的“诚”便获得其现代意义与价值。

有些学者会强调应区分“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认为前者指活在现实中的文化，乃表现流向的动态，后者则指已经过去的文化，乃表现凝固的静态。其实，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是表现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既代表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体现其文化传统。当这种传统文化没有随其诞生的时代之结束而消亡，却继续其生存与发展的时候，它就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既反映其原初之静态，又表现其变化之动态。儒家体系及其它中国传统宗教之更新，只有从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上才能真正理解。这正是《诗经》之言“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真谛所在。

佛、道二教在中国历史上虽有类似“人间佛数”的入世经历，但从总体而言却主要表现为一体“出世”、“无为”的宗教，体现出任运自然、随遇而安的精神情趣。在此，佛教“超脱”精神和道教“消遥”精神的社会功效往往不谋而合。作为这种传统文化类型的佛、道二教，在中国社会现代化中的更新努力则有着更大的难度。就目前状况而言，中国佛、道界人士一方面昭示其信仰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存在及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则以其学者哲学神思的理论活动和群众练功修行的实践活动来参与现代社会生活，重新塑造其宗教形象。但从总体来看，儒家精神在中国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生价值意向上尚有着非常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比较普遍的文化影响，而佛、道精神在国民意识和大众生活中却相对淡化且不居主流。所以说，佛、道教的更新在于从其传统的田园、寺院或山林之遁隐生活中复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和“信息”的时代，面对中国文化从农村生活往都市生活、农业经济往工业和商品经济之“转型”过程中的现代社会。在此，“人生佛教”运动已给人启迪与希望。

就作为外来文化之载体的宗教而言，代表西方文明之本质精神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则更富有戏剧性，其在现代化社会中的更新亦更加引人注目。

由于基督教文化按其传统主要代表着西方文化，因而给恪守本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大多数中国人以一种生疏、偏远之感。加之中国本世纪20年代曾出现的非基督教运动和50年代形成过的与西方国家之对峙局面，使基督教会在中国陷入一种比较复杂和敏感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大陆教会本世纪以来所进行的“本色化”运动，尤其是从50年代起所突出的“三自”、“爱国”之基准，主要反映了其文化关系及文化交流之中的政治层面。但在现代社会之“开放”与“对话”的气氛中，这种曾对中国教会生存起过至关重要之作用的政治层面，其意义主要是作为教会改革的社会背景或前提，而从其它文化层面上来使教会在社会现代化中得以更新则已成为当务之急。

一方面，中国教会的更新在于根据发展变化的社会文化氛围来对其传统教义加以现代诠释，展开历史与现今的对话。这就提出了中国教会神学建设的任务，而教会人士也正致力于一种具有中国特色之神学体系的深思和构设。在其看来，基督教的普世意义已使之扬弃了“西方”与“中国”之别。中国教会即代表着中国人之基督信仰及其灵性精神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发展。在此起决定作用的并非文化交流意义上的“拿来”或“输入”，而是其人格生成意义上与神对话及讲通的“体验”和“经历”。所以，中国神学不再是复述传教带来的形式及内容，而归根结底是表达自我识神识人的心曲和体会。这种神学将基于其信仰传统之真谛，却又不囿于其语言及象征符号之外观。它是中国信徒对其生存及发展中与神相遇之现实感触的流露和对其信仰之共识的倾吐。这里，教会神学家不同意像教会之外的一些中国人那样对其信仰作“内”、“外”之别或“土”、“洋”之分。但要达到其中国“本色”的普遍认同，中国教会仍然任重而道远。

篇8

    武侠对于中国人而言,就如同超级英雄至于美国人,并且,武侠因为其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与丰富内涵,而显得更加丰满。“千古文人侠客梦”,每个男人都有一个武侠梦。作为一种类型影片,且是中国独有的类型电影,武侠片融入了中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全面地反映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武侠电影之所以能够被推崇,与其中所蕴含的侠义观念,能被中国人所接受,产生道德观上的认同,有着重要的关系。武侠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侠义精神则是武侠的内涵核心,行侠仗义,打抱不平,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民间美德。

    一、武侠电影中的武德信仰

    (一)武侠文化的内涵

    武侠文化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对中国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是平民的一种伦理文化。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游侠”形象,“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①在过去法治不健全的社会,人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无法得到保护,自然将希冀放在了抱打不平为民请命的侠客身上。

    侠义精神是武侠文化的基本内核,也是平民百姓在现实生活中理想化期待的产物。人们在观看武侠电影的时候,心中自然也有一个心灵的参照,即现实社会中的情态,反映在武侠社会中,观众随着剧中人物进行人格上的升华,从而获得心理满足。正如在文学中,陶渊明所代表的形象,是古往今来无数仕子心灵的家园,武侠世界也称为了普通中国人短暂逃离现实的一个精神乐园。

    (二)侠义观念

    在当代社会,武侠片是大众娱乐的中坚力量,然而,“武侠梦”并不仅仅是让人忘却现实的一个白日梦。较认真的武侠作品,其中所传达的正义、气节、除暴安良、舍己为人等美德,都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体现。导演徐克说:“武侠是中国人独有的人文色彩,它贴近民间生活,所代表的侠义可以充分表现出我们民族性格中的正义感精神。”没有“侠”的武侠只是一个空壳,侠义观念是武侠电影的灵魂。

    二、“武”与“儒”“释”“道”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儒、道、佛三家思想组成的,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其中,儒家思想被封建社会奉为正统。中国古代文化,蕴含了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来的聪明才智,体现了中华民族所独有的价值观。武侠文化,便是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所影响,武侠哲学植根于中国传统哲学,逐渐形成了以儒释道和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为核心的武侠文化。梁启超曾指出:“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而“武”,从来都是与“儒”“道”“佛”相辅相连,不可区分的。

    (一)武侠电影中的儒学基础

    1、侠与儒

    “侠”的思想最初主要是来源于中国古代的墨家思想,然而,在封建社会,儒家思想一直被奉为正统,儒学是基础教育,是人生的启蒙,武侠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自然与儒家文化产生了不可分割的联系。

    侠与儒具有天然的共通性,儒家思想是一种入世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重义轻利,勇于牺牲自我,从而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在武侠电影中,侠士也多以儒家思想来规范自己。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和侠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忠、勇等思想,更是侠义的直接体现。

    2、“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侠的最高标准,是“为国为民”,在历史进程中,“侠”早已超出了最开始的范畴,金庸在《射雕英雄传》中给出了侠士的最高准则,即“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正与儒家思想的“为国为民,兼济天下”不谋而合。侠义之道,也正在于勇敢用世,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儒即大侠,儒家人物身上,也或多或少带有侠气。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康有为,这些人都是心怀报国之志,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大无畏的勇气,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国家危难之际,奉献出了自己的全部。

    除了少数孤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武林”,武侠电影中的江湖,从来都是与国家、江山息息相关的。侠客们的爱恨情仇,多半与国仇家恨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职责不再是以武功扶危济困,而是在国家遭受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大义。为国为民,救民水火,已经被侠士们自觉地视为自身的义务和职责。

    侠与儒,都是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武侠文化孕育于儒家文明中,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伦理观念,是将儒学的价值体系浪漫化与理想化。“处世以智,修身以仁,立身以勇,可谓之三达。”这也许是对侠义精神的最佳注解。

    (二)武侠电影中的佛教伦理

    1、佛教文化对武侠文化的影响

    佛教自两汉时期由印度传入我国以来,与中原本土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形式。作为外来宗教,佛教在不断适应中国以儒家为正统的社会环境的过程中,发生了“汉化”。佛教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哲学,是古代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千百年来世俗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因素。

    佛学在传播和发展过程中,兼容了儒、道等中国本土文化,即是“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武侠文化,也深受这种中国式佛教文化的影响。佛教主张因果报应,普通众生,通过个人力量来实现对个人信念的解救和升华,是中国武侠电影中普遍的一类题材。

    2、武侠电影中的佛教典型

    侠与佛,表面上看起来毫不相干,但是其本质上有着相似之处。侠士们抱打不平,为普罗大众争取利益的社会理想,和佛门的“普度众生”不谋而合。武侠电影中塑造的侠客形象,他们无私忘我、义无反顾的精神,也是一种佛性。侠士们胸怀世人的崇高境界,暗合了佛教伦理。

    行侠仗义,其根本在于恻隐之心、慈悲之心,没有佛性,则没有抱打不平的侠士。侠义的忘我,与佛经教义不谋而合。在武侠电影中的侠客们,他们往往妙悟佛法,慈悲为怀,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在武侠电影中,佛学一般承担着化解世间仇恨恩怨,劝恶从善,启发良知的作用。在黄飞鸿系列影片中,黄飞鸿是一个爱抱打不平的形象,他克己忍让,主张和平地解决问题,不到不得已的情况不会动用武力出手伤人,对坏人也尽量地不去杀伤,而是尽力全其改过向善,这些都暗合了佛教伦理。

    (三)武侠电影中的道家渊源

    1、“万象为宾客”

    武侠电影与道教有着深厚的渊源,武侠片中所塑造的英雄人物,在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一番轰轰烈烈的功业之后,往往不是封王拜相,而是急流勇退,飘然远隐,潇洒地离开。正所谓“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带着一股超凡脱俗、漠然出世的意味,正是道家的境界。

    道家提倡清净无为,而武侠文化则突出了道家所特有的“万象为宾客”的境界。跟儒家的“兼济天下”不同,道家的人生目标是“独善其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不同的是,儒家讲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道家提倡“清净无为”,是对人生理想的曲线救助。

    武侠电影中的侠士形象,多是重义轻利,重视道义,而轻视钱财名利,他们蔑视世俗的荣华富贵,从不追名逐利,正是道家思想的体现。真正的大侠,他们一般不轻易显露武功,施恩于人却不求回报,行侠仗义也不为扬名天下,只为保全自己独立的人格意志,保全自己的真性情,与道家的“贵真”如出一辙。

    2、归隐情结

    有“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千古文人隐士梦”,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中,有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即“隐士”。中国人歌颂岳飞、文天祥、诸葛亮这样的儒家的进取典型,却也推崇许由、伯夷、叔齐、陶渊明这样的隐者。在武侠电影中,这样的“隐士”形象则更为普遍。他们清虚自守,圆融无碍,由于种种原因而隐迹风尘,深藏不露,表面上放浪形骸,而实际上他们内心有着深刻的痛苦与悲愁。

    侠士们大多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在影片《笑傲江湖》中,令狐冲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心地善良,却生性跳脱,豪放不羁,疾恶如仇,却不会墨守成规,他判断人物和事件的好坏完全从自己的本心出发,而不是武林中的正邪与门派等观念。他打动观众的正是“真”,正是他能够坚守自己的本真,不被世俗所侵染,最后才能笑傲江湖。而迷失自己本真的左冷禅岳不群之流,最终结果只能是毁灭。这是道家清虚圆融、抱守本真的思想的深刻体现。

    三、武侠电影对于弘扬中国文化的重要作用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能产生武侠影片中的英雄人物,现实社会中没有“江湖”可供侠士们快意恩仇。然而,在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个“江湖”,在那里,我们可以短暂地放开平凡而有平常的人生,逃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烦恼与琐碎。对中国人来说,武侠是一种情结,观众可以在影片中酣畅淋漓地宣泄不满,放开情绪。然而,武侠电影作为一种商业类型片,它的意义绝不仅止于此。

    武侠电影为观众提供了发泄情绪的平台,与此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观众的心里。一部好的武侠作品,是要帮助观众建立自信,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令观众看完之后,能够获得正能量。从这个层面上讲,武侠电影应该承担起维护社会公义的责任。武侠不能仅仅是单纯的打斗,武侠电影也不能只为给观众视觉上的享受,一部好的武侠电影,必定要有它所蕴含的哲理,有它所传递的信念,一定要有它所提倡的价值体系。

篇9

[关键词]求真书法 书法太极 书法心灵模型 象音法

一、求真书法的来由

经过一段时间潜心钻研汉字造字与书法的相互之后，我们敏锐地察觉：当下的书法，由于被归入西方文化体系里所讲的艺术门类，令许多习练书法者大多只获得了书法中的有形之美，此为常美，而书法本身还有无形之美，此乃非常美。

古人云：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我们依据追求标准，把追求常美的当下书法归为求美书法，把追求非常美的我们的书法归为求真书法。如此区别后，我们发现，求真书法已触及东晋书法家卫夫人所讲“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的书道层面，这本是文言文中“书”字所固有的，只不过在白话文里被“书法”的“法”字所遮蔽了。经此格义，我们觉得“书”转译为“书法”欠妥，改为“书道”好一些；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传承中华书法文化里的神秘性信息。此为我们的一点书法主张。

在上述过程中，我们有了两点收获：

跳出艺术看书法，发现美里藏真；

跳出“书法”看书法，发现法外有道。

因此，我们认为：书道者，金山也，而求真书法乃开采金山的有效工具也。

二、求真书法道路

用文字表述如下：

第一级初学者：有一定书法常识，能区分写字与书法的外在区别与内在联系；

第二级书法匠：已掌握了一些书法技巧；

第三级书法家：有自己的书法理论，并在理论指导下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书法风格；

第四级书法宗师：已找到攀登书法山之路。

我们认为：书法道路清晰了，习练书法才会心中有数；心中有数了，才会持之以恒；而持之以恒则定能达到彼岸；过程实实在在，结果是自然而然的事，正所谓精诚所致，金石为开。

本书法道路的最大特色有二：1.理论先行；2.非临摹。

上述四级书者共同构成求真书法的书坛。

三、法、理、道─── 汉字造字之我见

当下，人们在谈论汉字造字时，第一反应首先会想到的是造字六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和转注，鲜有人触及法背后的理和道，本篇尝试探索之。

一般认为，象形字是最初始的汉字。象形字的造字方法，即象形法；该法可简要描述为：用线条直接描画视觉所见实物的外部轮廓特征，所得图像与实物挂起钩，指代实物，即成为象形字。例字：山，木，羊，牛，马，日，月，等等。就这样，实物被转化为汉字。细心分析，象形字的文字要素有二：形与义，形即图像，义即实物，此义为物义；形与义的相互关系，可用中医术语理解为：形为表，义为里，表里如一，形义合一。从某种意义上说，象形即象型，象形法乃象物像也。若对象形法进行浓缩，可表述为：画形指义。

指事法是象形法变化了一点点。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在构形方面，只在象形字里加上了指示符号；在构义方面，不再指代实物整体，而是指向整体实物中的细部。例字：本（在木字下部加一划，指代树木的根部），末（在木字上部加一划，指代树木的枝枝叶叶），刃（在刀字里加一点，指代刀的锋利部份），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看，指事法可理解为指示法。比较象形字与指事字会发现：象形字之义为大物义，而指事字之义为小物义；象形法象大物像，而指事法象小物像。数字是特殊的指事字，数目、数量即其义，此义为数义，乃象数像也。例字：一、二、三、十，等等。就这样，数也被转化为汉字。

会意法是指事法前进了一点点。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在构形方面，应用了指事字所得数量的成果转而对象形字进行数量叠加；在构义方面，采用了新方式──意会。例字：林（两个木，其义可意会为树林），森（三个木，其义可意会为许多树木的大树林，即森林），休（人靠在树旁，其义可意会为休息），卡（不上不下，其义可意会为卡住），等等。从某种意义上看，会意法可理解为汇义法。休、卡这一类会意字，其义为事，此义为事义。会意法乃象事像也。就这样，事也被转化为汉字。会意法可浓缩为：拼形示义。

以上三种汉字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见形知义，即非常直观、直白，因此，以上三种造字方法可统归 象形类造字法。若对此类造字法进行抽“像”，可得其造字之理，表述为：造形表义，或假形表义，或假形载义，或寓义于形，或注义入形。理乃法之形而上也。

在象形类造字法的基础上，古人触类旁通对听觉听到的、无形但实在的声音也进行造字，产生了象音法。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在构形方面沿用会意法拼形的路子；在构义方面，采用了新方式──重义，即分为阳义和阴义，或者说浅义和深义，共两层。以鸣字为例，字形上：口+鸟；字义上：阳义或浅义指鸟张开嘴巴，阴义或深义指鸟的叫声，此义为音义。其它例字还有：啼（鸡的叫声），吠（狗的叫声），等等。就这样，古人巧借外力把声音转注入汉字，令汉字实现了有声化、可读化，极大地帮助记忆汉字。逆向思之，此乃实现了无形的声音汉字化、有形化也。从某种意义上看，象音法可理解为录音法。象音法乃象音像也。象音字的特点是见形知音。文字要素增加了一项：音。象音法可浓缩为：拼形示音。若对此法进行抽“像”，可得其造字之理，表述为：借形表音，或借形载音，或寓音于形，或注音入形。象音字在汉字造字上有重大意义，标志着汉字从无声时期进入有声时期，是汉字造字的重要分水岭。估计，象形类汉字的发音是后来重新赋注的。

在上述两类造字法的基础上，古人对纯想象的、精神性的、虚的东西，即心觉的东西也进行造字。于是，出现了形声法。此法可公式化为：形符+声符表意。意者，虚义也，义之义也，义之形而上也，此为意义。例字：增、赠、憎，等等。形声法令虚的东西实化，无形的东西有形化。逆向思之，乃实现无形的意汉字化，意被转化为汉字。从某种意义上看，形声法可理解为象意法或摄意法。形声法乃象意像。文字要素再增加了一项：意。形声法可浓缩为：拼符示意。若对此法进行抽“像”，可得其造字之理，表述为：借符表意，或借符载意，或寓意于符，或注意入符。

至此，汉字造字经历了从视觉到听觉再到心觉，从外到内，从象实像到象虚像，从表义到表音再到表意，对有形、无形的东西均可造字。其内涵由实而虚，外延由小而大，由有限而无限，逐步推扩。若对上述三类造字法的造字之理进行一般化处理，可得：作形表×，或作形载×，或寓×于形，或注×入形；×可以是义，可以是音，可以是意，或许还可以是其它。而对此理再抽“象”，可得造字之道，表述为：寓无限于有限，或注无形入有形，或注阴入阳，或假阳注阴。道是理的形而上也。由此，汉字造字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造字自由。

四、源与流

根据前述汉字造字理论，我们对书法史有如下理解。

1、关于书法之源

查有关文献的记载，书法之源可追溯至秦代程邈创隶书。程氏所下功夫至少有两重：浅层或阳层，把作为字体的小篆的笔划化圆为直，变连续为断绝，字形改长为扁；深层或阴层，小篆隐含传统汉字造字六法，像味浓烈，程氏把其构字的部件、组件符号化、抽象化，成为无像之象，即由实变虚，从而实现从字体到书体的蜕变。若对此进行抽“像”，可得其变之理，表述为：抽旧像注新象。字体，像也；书体，象也。因此，程氏洞开了书法世界的大门，结束了无书法的旧时代开创了有书法的新纪元。

2、关于书法之流

隶书之后，楷书、行书、草书等新书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书法流变可理解为书体衍化史。

在书法流变过程中，不同书体有不同书法风格，同一书体也有不同书法风格，关键在于不同时代有不同的书法家，同一时代也有不同风格的书法家。而书法家所用书法之理，大致如程氏隶变之理，只不过稍稍改变为：抽旧象而注新象。所以，从另一意义上说，书法流变又可理解为书法风格演化史。

若对书法风格演化再深究之，抽“象”之，则会发现：隶书体现着强秦严正雄浑、气吞山河的气概，可理解为法家势、法、术思想体系的隶书化、有形化、阳化；逆向思之，法家思想的精神乃隶书的书法标准，即其魂。及后，颜真卿的楷书作品体现着儒家仁、义、礼、智、信的君子形象，可理解为实现了儒家思想楷书化、有形化、阳化，儒家思想的精神成为其楷书的书法标准，即其魂。张旭、怀素的草书作品体现着道家大象无形、浑然一体的人生境界，可理解为实现了道家思想草书化、有形化、阳化，道家思想的精神成为其草书的书法标准，即其魂。所以，从此意义上说，书法流变又可理解为书法标准变化史。

若把法家思想的精神、儒家思想的精神、道家思想的精神视为相，则对上述隶书化、楷书化、草书化可作一般化处理，表述为：抽象而注相，或注相入象，即注精神入书法，犹如注水入瓶，而进一步抽“象”之，可得书法之道，表述为：寓无形之书意于有形之书形，或注书意入书形，或假书形载书意，即书意书形化。

3、结论

欲把握书法史，至少要抓住两个关键字：源、流；欲把握书法的精妙，至少要抓住三个关键字：像、象、相。

得法未得理者，能用法象像，书法匠也；得理未得道者，能以理象象，书法家也；法、理、道全得者，能借道象相，书法宗师也。

五、节外生枝─── 汉字造字与书法的关系

根据前述，就汉字造字而言，每一类每一种造字方法都有各自不同的造字技巧，三类五种造字法的造字技巧合起来就构成了全套完整的汉字造字技术，再糅合造字的三个层次：法、理、道，则形成了汉字造字哲学，即汉字造字的智慧。

同理，就书法而言，每一种书法风格都有各自不同的书法技巧，各种书体不同的书法技巧串起来就构成了全套完整的书法技术，再糅合书法的三个层面：像、象、相，则形成了书法哲学，即书法的智慧。

若把汉字造字与书法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书法可理解为另类造字，乃另类象意法造字也，这不是在法的意义上造字，而是在理、道的意义上的另类造字。若更深入去分析，二者的关系可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概括为：汉字造字是本，书法是末；汉字造字是体，书法是用；汉字造字是源，书法是泉；因此，书法是汉字造字的节外生枝。若把本末合一、体用合一、源泉合一，三合一，大而化之：书法是让汉字之形说话，书法是大写意之文章。此为我们的书法观。

六、书形与书意构成太极─── 求真书法的哲学

该模型的结构可具象地理解为：状若果实。

由表及里，用文字表述如下：

第一层：情绪。主要指喜、怒、哀、乐等。通常是“我”受外界事物刺激而引发的应激反应。大致与性格有关。

第二层：情感。主要指爱、恨、忧、愁等。通常是“我”对外界事物思考之后的心理反应，带有一定主观性。大致与个性有关。

第三层：情操。主要指与伦理道德紧密联系的品行表现。通常是“我”对外界事物深思之后的外在行为，具有一定思想性──以某种政治信仰为标准。大致与品德、品格有关。

第四层：情怀。主要指一个人自觉是人类的一份子而具备的根本精神品质。通常是“我”对外界综合考量之后的境界，具有一定精神性──以某种精神信仰为标准。大致与人格有关。

第五层：未明。可能是“我”对宇宙有自我定义之后的神秘状态。

一般地，由表及里，越来越深入，越来越稳定。若视此模型为一把无形的心梳，能令心灵有序化；若视之为一把无形的心灵密钥，能打开心灵枷锁，甚至能进行心灵洗礼；等等。总而言之，解放思想，释放精神，方能让心自由飞翔。

据此，习练求真书法者，至少要过五关：

第一关：情绪自由。指能够娴熟地运用求真书法太极，轻松自如地把情绪即时转注入书法，实现情绪──书意书形化、有形化、阳化。关键要先打开感觉开关。

第二关：情感自由。指能够轻松自如地把情感转注入书法，实现情感──书意书形化、有形化、阳化。关键要先打开知觉开关。

第三关：情操自由。大致同上。关键要先打开感受开关。

第四关：情怀自由。大致同上。关键要先打开感悟开关。

第五关：书法自由。因人而宜。

其背后的道理是：满则益（溢）。

建议：习练求真书法时，只写有感触、有感觉，有感受、有感悟、有感应的字、词、句等，最好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总而言之，真是灵魂。

八、创造性意识一条龙───创造性意识路线图

一般而言，创造性意识的出现、发展、成熟，大致要经历如下的过程：

灵光一现，即灵感，可能是创造性意识的最初始状态。而这之前大多有一个无意识的积淀阶段，灵感的出现通常是受某些特殊的东西所刺激，身体某个开关被激活了。有人把此种现象诗意地描述为：心弦被拨动了。若能迅速地采取行动捕捉住，例如一个字，一个符号，将灵感转化为想法，则想法就成为了创造性意识的第二种状态。当把想法与别人互动，若得到肯定或鼓励，继续采取相应的行为，例如找资讯，强化想法转化为主意、主张或观念，则主意、主张或观念就成为创造性意识的第三种状态。运用各种思维手段，对主意、主张或观念作进一步深化，凝固为概念，则概念成为创造性意识的第四种状态。概念经过丰富和充实就会产生思想，则思想成为创造性意识的第五种状态。例如，孔子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仁。把相关的多种思想认真梳理、比较，使之系统化，总结为理论，则理论是创造性意识的第六种状态。例如，法家势、法、术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即成为秦统一六国的指导理论。若理论能联系实际，经过实践，或成功，或失败，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必然会升华出一套哲学，则哲学是创造性意识的第七种状态。哲学者，捷学也，走捷径的学问也。此即创造性意识一条龙。

九、构筑书法人生道路的技术

本篇由下列A、B、C三部分有机构成。

A、活出真我的本色

在当下的许多主流媒体里，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通常并举；这三者相互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以下尝试梳理之。

（一）、区别

1、世界观

简而言之，是指“我”对所生存社会的总的看法。至少涉及三方面：①历史。一般地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古代、近代、现代、当代。通常，时代不同，社会也不同，人们的世界观亦不同；时间跨度越大，世界观越深厚。②社会范围。例如，村级范围的社会，镇级范围的社会，直至国家级范围的社会，地球村范围的社会，即世界。一般地，空间跨度越大，对社会了解越全面。③社会深浅。这主要是对社会结构和人性的认识。一般而言，社会范围小，社会结构简单，人性纯朴；反之，社会范围大，社会结构繁多，人性复杂。

2、价值观

简而言之，是指“我”为人处事的价值标准。由于每个人所接受的思想不同，所持价值取向不同价值取舍也就不尽相同。例如，接受道家思想者，大多以恬淡自然为价值取向标准；而接受儒家思想者，大多以仁、义、礼、智、信为价值取舍标准。

3、人生观

简而言之，是指“我”对人生的总的看法。具体而言，就是赋予人生某种意义。例如，历代的政治精英们大多以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生存的意义，此即其人生观。通常，人生境界不同，人生观也不同；人生不同阶段，人生观也不尽相同。

（二）、联系

对一个现实生活中的人而言，要确立自己的人生观，即如何赋予人生意义、选择走一条怎样的人生道路，这就涉及价值观的问题，即其接受何种思想作为价值取向、价值取舍的标准；而接受何种思想，又进一步涉及其世界观，即其对社会的认识，包括对不同思想进行比较、分析、判断，等等。因此，这三者的关系是：世界观决定价值观，价值观决定人生观；世界观对外，价值观对内，一内一外，一阴一阳构成太极，无形也；走出的人生道路，有迹可循，有纹有路，有形也；无形有形构成太极。

（三）、结论

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乃人生──即“我”的三块基石，直接影响“我”的人生半径的长短，对生活感受的深浅，人生质量的高低，人格魅力的强弱，个人场的大小，等等，因此，可视为人生三大指标或三大参数。

B、你的宇宙会因你的宇宙观变化而变化？──跟宇宙谈谈

（一）、“我”为什么要有宇宙观？

互联网诞生，可能标志着人类已迈入了地球村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可能是浑然一体、均衡。这个时代可能是宇宙世代的重要阶段。宇宙世代可能是宇宙公民的时代。

欲从地球村村民转变为宇宙公民，实现身份华丽转变，关键可能在于是否有自己的宇宙观。有自己宇宙观者，才能拥有完全健康的心智，各色说辞理论才不能左右自己的是非善恶；有自己宇宙观者，方能占宇宙一席之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用自己的宇宙观观世界，则洞若观火；用自己的宇宙观观宇宙，则一目了然。

（二）、究竟什么是宇宙观？

欲弄清楚什么是宇宙观，须先搞清楚宇宙是什么。在当下的汉语语境里，由于西学东渐的缘故，宇宙一词的含义主要来自西方天文学。而在西方天文学里，宇宙一词大致经历了如下的过程：中世纪的天文学家哥白尼经过长期观测研究，提出日心说取代了一直占统治地位的地心说，宇宙由地球变成太阳系；哥白尼之后，观测手段不断发展，宇宙又从太阳系变成银河系；而当下，西方天文学家倾向于宇宙无中心。据此，可以说，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宇宙是天文学意义的，是科学层面的。而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宇宙一词其实是指宇宙观，大致可理解为一位哲学家的学问基石。曾有一位哲学家给宇宙下定义为：所有的空间和时间。宇者，本义为房子，引伸为空间，以小见大也；宙者，空间也。

细心比较中西二者，不难发现：西方所讲的宇宙，其实类似于宇宙模型，偏科学性；中国古代的宇宙，其实是宇宙观，偏哲学性；科学讲究实证，而哲学讲究思辨，不可混为一谈。

（三）、该怎样确立自己的宇宙观？

我们认为，地球村时代的宇宙观可能是：宇宙可以自定义。

我们尝试把宇宙定义为：以任意点为球心，半径可无限的球状物。这是一种数理式定义法，估计还有非数理式定义法，因人而异。

（四）、结论

宇宙观是人生──即“我”的基石的基石。

（五）、猜想

你的宇宙可能会因你的宇宙观变化而变化？

C、跟人生谈谈───站在哲学巨人冯友兰先生的肩膀上

已故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晚年总结自己大半生的人生经历，提出了人生四重境界学说。可简述如下：

自然境界。人生观：“我”作为超越自然的存在，自觉地使自然界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价值观：按着“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去做事。

功利境界。人生观：意识到“我”的主体地位而追求个人目的的实现；价值观：意识到为自己做各种事.

道德境界。人生观：自觉“我”作为人类而存在，并努力使“小我”融会于“大我”之中；价值观：意识到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有利他的道德意义。

天地境界。人生观：超越道德境界，自觉地达到“我”与自然界的合一。价值观：意识到自己是宇宙的一员，并为宇宙利益而做各种事。

境界不同，追求不同，各行其道。

经初步研究，我们认为，可以把此学说理解为一条完整的人生道路，且呈螺旋式上升，越走越宽广，状如螺丝钉。为了进一步夯实此人生道路，我们对该道路的横切面设计如下：基石层为宇宙观，然后由深至浅分别是：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可图示为：

────人生观

────价值观

────世界观

────宇宙观

此人生道路，暂命名为：金色大道。总而言之，我们认为人生学即人生道路学，道路不同，人生亦不尽相同。

全文可视为我们的书法人生学。

参考文献：

[1]黎孟德.书法讲读.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

[2]聂清.道教与书法.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

[3]谢光辉.汉语字源字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

[4]葛承雍.书法与文化十讲.文物出版社，2007年7月第1版；

[5]董伟嘉，敖群.汉字知识与汉字问题.商务印书馆，2009年6月第1版；

篇10

关键词： 现代大学教育 传统文化教育 儒家教育

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兴起，世界各国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充满好奇，特别如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出资，涌现专门研究儒学思想的研究人员。几乎所有顶级的世界名校都有东方文化和哲学研究所，最代表东方哲学的当然是儒家文化，由此可见，儒家思想在西方有着深远影响。亚洲以日韩为代表的国家更对儒家思想有着深入研究，韩国和日本的小学都设有儒学课程，学习四书五经。自古以来，日韩两国就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历史上有名的日韩两国的儒家学者举不胜举，深深影响那个时代的思想和教育体系。直到现代，我们依然可以从两国社会制度、日常礼仪、人际关系等方面看到儒家思想的痕迹。

为了使教学工作更有效地展开，对教育理论的研究不可或缺，根据高校教师工作经验的总结，我认为教育思想研究有助于大学老师的工作。在中国，最行之有效的教育理论普遍认为是儒家教育思想，这得到了中国近千年问题来教育实践证明。儒家教育的典型代表是孔孟，对孔子和孟子思想的研究，对现代教育有很重大的作用。现在学校存在教育失衡和道德缺失现象，尤其近段时间，出现了一些引发全国议论的事件，人们对教授失德、富二代现象、大学生学习目的进行了大范围探讨，纵观了古代中国传统教子之方，以及对个人品德修养和社会道德的严格要求。通过女子传统教育的研究，分析现如今女大学生中出现的种种不合乎传统价值和道德标准的社会观念形成的原因。传统文化教育应用于现代大学中的研究，对反思教育问题、反思教师职责问题有很深远的意义。

中国如今掀起一股复古风、怀旧风，有些人对现代社会道德感到失望，尤其对人情冷漠、诚信缺失、女性独立自主等问题提出质疑，社会和教育界应反思是否丢弃了最基本的东西。人们重新对儒学产生兴趣，是因为在寻找思想寄托，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传统道德理念对失望的人和寻找社会正能量的人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有意补充。如今随着中国崛起和国力强盛，特别与邻国的一些领土争端，引发一些国家的担忧，遏制中国论由此甚嚣尘上，作为亚洲传统文明古国的中国，我们应该让邻国认识和回忆中国大国崛起历史，古代中国并非靠武力，而靠仁义、礼仪和文化成为亚洲中心、汉文化圈的中心，日本、韩国及东南亚等国都受到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熏陶。现代中国不仅应在经济方面超越其他国家，更应该是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中国社会制度和教育息息相关，有教无类。“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应研究教育问题，向学生传授道义，教育学生“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以“信义”为先，遏止社会道德腐败堕落之风，重振华夏文明。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强，国富民强，与日本重视国民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中国社会道德风尚和社会文明却与之不相匹配地出现倒退现象。尤其中国教育并未随着经济发展得到更全面、更完善地发展，造成国进民退、国人素质不高的问题。这表现在中国人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旅游、移民时，出现文明、公德心和遵守社会秩序方面的冲突和摩擦，因此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势在必行。中国现在的教育以大学教育为最高等教育，自中国近代化以来，大学教育都是培养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途径，知识分子一直是国家建设的栋梁和精英。但是也出现了种种问题，究其原因，有许多方面，学术腐败，大学教育功利化、职业化，缺少人文精神和学术信念。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文化，自古就将受教育看做修养身心、提高道德素养的过程，学习儒学经典，明志明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古人以道德为教育之本，古今对照，读书人应有的德行我们是否有所传承？从教育角度分析社会道德问题，思考提高国民素质的问题，讨论社会文明是否依靠重振中国人传统道德保持，已经是当务之急。

传统道德书籍，如《四书》、《五经》等，蕴含着中国传统儒家教育思想，是古代有关中华教育的典型代表。儒家教育思想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主流，以道德修养、品格完善为要著，使人在修身养性、拥有良好道德品质的基础上学习知识，至今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当今社会由于种种因素，在现代教育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观念和误区，因此儒家经典中体现出的儒家教育精华思想，对现代教育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儒家思想在整个思想史上是伟大的，是值得中国人传承和弘扬的宝贵思想，是中华文明最引以为傲的瑰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教育工作者在高校教育中肩负着传播传统文化、教书育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1]郑星季.论语精读.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07.5.

[2]张凤娟主编.论语.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

[3]任俊华主编.大学孟子.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