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等级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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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平山冷燕》 宋明理学 李贽 先秦儒学

明清之际，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思想文化领域发生着重大的变革，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儒家地位受到动摇，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更被批判的体无完肤。然而这种变革终究是民间自发的变革，明清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将二程与朱熹的理学思想扶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程朱理学作为官方思想在与新思想的碰撞中摇摇欲坠，封建专制统治日渐瓦解。

宋明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认为理或天理是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其将天理、仁政、人伦、人欲内在统一起来，使儒学走向了政治哲学化，并要求抑制个人欲望，防止个人欲望的过分膨胀，以达到为政治服务的企图。这种要求被统治政权接受，却受到李贽的严烈批判。在其《焚书》卷一《答邓石阳》中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他认为日常生活是最基本的道德生活，离开穿衣吃饭即无所谓道德。人类所有道德活动都与物质生活密切相关，穿衣吃饭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原动力与终极目的。在此，李贽就从正面提出了人的生活欲望的合理性，这是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提出的批判。然而，《平山冷燕》作品中的人性解放并非仅局限于此处的生活最基本的欲望，当然也不完全是“童心说”所倡导的“绝假存真”与“顺其性，不拂其能”。同样，文学领域内也是如此，“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

在李贽“童心说”的感召下，社会上出现了对理学过度压抑人欲的强烈反拨，但却使得人望不断膨胀，导致了不良的后果。整个晚明社会裸的禁欲主义的社会思潮就如星星之火，有燎原之势。无奈矫枉过正，许多人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禁欲”走向了“”，导致“流风所及，在社会上刮起一股的狂风”，更有甚者，“世俗以为尚，人情以放荡为快”。这种思想对文学领域影响颇深。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与狭邪小说诸如陈森的《品花宝鉴》、魏秀的《花月痕》和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将的丑态呈现的淋漓尽致。因此笔者认为，李贽的追求个性解放用力过猛，儒家宋明理学追求的“禁欲”也被完全抛弃，得不偿失。人有社会属性，随着人在社会中的成长，人的生物本能不断被改造，这是人与动物不同的表现之一。在社会中的人不能一味沉浸在欲望当中而没有任何节制，那样就与动物无异。

此外，宋明之际的理学是一种演化了的新儒学，它是以儒学为核心，儒、道、释互相渗透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被改造了的儒学与先前的儒学不同。朱熹、二程将理放在第一位，站在哲学的角度上对儒学进行了修整。而汉代儒学则侧重于其政治功能性，如孟子提出的“仁政”。《平山冷燕》所推崇的儒学与二者迥异，它所提倡的是侧重伦理道德的先秦儒学。作者褒扬先秦儒学，将儒学的伦理思想渗透于行文当中，扬弃宋明理学式的儒学观。对宋明理学，戴震著的《孟子字义疏征》就曾指出“后儒以理杀人”，给予了理学以有力的批判。同时，有学者就明确提出《诗经》对才子佳人小说产生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受《诗经》“二南”的影响深远，其中才子与佳人的恋爱故事历程，实际上就是《诗经・关雎》君子与淑女情感的艺术演绎”。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作者是站在“后现代”的角度来重申传统文化，企图回归儒家传统经典。

首先，《平山冷燕》体现了“发乎情，止乎礼”的儒家规范。情是个人主体的本能需求，是感性情愫的自然流露，属于感性的范畴。而礼则是对人的行为的一种约束和限制，此处指在伦理道德上的规范，属于理性的范畴。“情”与“礼”在大多数的作品中相互冲突，不可调和。《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为情生，为情死，将汤显祖的“至情”观充分演绎，画面固然浪漫唯美，情感足以感天地，泣鬼神，但于礼却毫不相干，这种情感没有现实的土壤，难以生存。三言二拍中不少作品涉及到婚恋问题，有的对礼法提出挑战，使主人公的任意放纵，导致人际关系失调。如《蒋淑真列颈鸳鸯会》中的新女性蒋淑真未出嫁便与阿巧私通，后又嫁给四十多岁的李二郎，二郎死后又另嫁商人张二官，趁张二官外出经商之时又与对门店主朱秉中，整日不得安宁，荒无度。有的则体现出“礼顺人情”的倾向，将情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宿香亭张浩遇莺莺》中的少女莺莺与张浩私定终身，但当得知张浩被父母逼迫另娶他人之时，莺莺大胆诉诸于官府，指控官府“忽背前约”。结局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莺莺如愿，张浩莺莺完好如初。莺莺私定终身的行为本就违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传统婚姻制度，而在此却将传统礼法纳于人情的范围之内，是对“情”、“礼”地位的重新归置。《平山冷燕》类的才子佳人小说既没有完全放纵，也没有让“礼顺人情”，而是在中规中矩的情礼范围内。可以说，这种“发乎情，止乎礼”的情礼观是对程朱理学式的“存天理，灭人欲”与李贽主张个性解放的调和，才子佳人的爱情是既受封建道德约束，又有一定的主体自觉性的新型婚恋观念。

《平山冷燕》对“发乎情，止乎礼”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更侧重于佳人。然而才子们也并非完全置礼仪于不顾。“看梅花默然头臭味”一章中，山黛与燕白颔偶然相遇，互相倾慕，燕白颔对平如衡说起此事时谈到“小弟正要饱看，忽被两个佳人媳妇恶狠狠的赶了出来。小弟被他赶出，情无所寄，因题了一首绝句，大书在他园门墙上。本要落个款，通个姓名，使他知道，不期诗才写完，款尚未落，又被一个小恶仆看见………跑进去叫人来拿我”，而当山黛看见壁上所题之诗，欲和诗时，心下又有百般忖度：“‘我若和在上面，二诗相并，情景宛然，明日父亲见了，岂不嗔怪？’又想想道：‘我有主意了。’因叫侍儿去唤一个大家人，用石灰将壁上诗字涂去，却自于旁边照他一般样的大字，也纵纵横横和了一首在上面，也不写出诗柄，也不落款”。在此，礼法对佳人的限制可见一斑。“观旧句忽而害相思”一章中，冷降雪看见张寅的《张子新编》中平如衡在闵子祠与自己所和之诗，误以为张寅即平如衡，暗暗指责“你既有怀于我，为何又央我求婚于小姐”，朝思暮想，茶饭不思，但限于礼法，只能暗然伤神。见此状，山黛虽心里着急，可是“欲与父亲说知，却又不便起齿”。相比较而言，平如衡则为寻冷降雪而积极奔走，先是上京寻访，寻访不得，虽心灰意冷但并未绝望。考中之后，偶然得知冷大户就是冷降雪之父后，又央窦知府作伐，高中之后，皇帝做媒，最终如愿以偿。将才子们与佳人们的前后行为进行比较，我们说在“发乎情、止乎礼”的观念执行的较为彻底的是佳人。

其次，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在明清之际个性解放的浪潮下，日渐动摇。然而，封建制度的观念却已深入人心，一时无法抹灭。虽然《平山冷燕》在才子佳人的婚恋观上倡导以才为主，但潜在的等级观念、门第观念却挥之不去。等级观念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它也是礼的核心，无论是周公之礼，孔孟之礼还是宋明程朱理学倡导下的礼，都肯定这种等级观念。冷降雪出入山府，关于才的一大段洋洋洒洒的论断，不仅将才的分类解释得当，而且由此映射出等级观念的深入人心，等级之别，不同的等级，行的礼数会有所不同。在进山府之前，冷降雪初次见窦知府，冷降雪只对窦国一道了一句深深万福，作为知府的窦国一心下不乐，两人的一段对话如下：

窦知府道：“我闻你自擅小才女之名。既有才，则有学，则知礼，怎么见我一个公祖，竟不下拜？”冷降雪答道：“大人既知讲礼，则当达权。贱妾若不为山相府买去，以扬州子民论，安敢不拜见府尊。今既为山相府之人，岂有相府之人而拜太守堂者乎。

冷降雪一个弱小女子就知道同高高在上的知府讲权术，这就将封建的等级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当山黛在梅园偶遇燕白颔后，因燕白颔所题之诗未题名姓，山黛想要寻访却寻访不得而苦恼时，冷降雪宽慰道，有才之人，必定有情，他日必定来访，此时，山黛又言道：“小妹也是这等想，天下未尝无才。转不幸门第高了，寒门书生任是才高，怎敢来求。爹爹一个宰相，大不好轻易许人………倒不如小家女子，贵贱求婚，却都无碍。”在此，山黛言语间也就透漏出了门第观念。虽然作者极力想要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式婚姻的藩篱，但是终究不能突破这种等级观念、门第观念的束缚。儒家之传统，礼仪之制度、等级的观念是作者恪守的宗旨。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p172

[2]李昌礼，谭德兴.《诗经》“二南”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J].怀化学院学报，2012，31（6）

[3]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72

[4]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52

[5] 佚名.平山冷燕[M].春风文艺出版社.p151

篇2

关键词：汉代 舞蹈思想 舞蹈美的特征

一、汉代乐舞中的儒家思想

舞蹈作为人的身体动态文化，它的形态往往是基于对人的身体的特殊文化限制。西汉至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文化广泛传播，并且和玄学相互融合，发展出秉承老子儒家思想同时与当时统治阶层对“法”和礼教相融合的独特的思想文化主流。

（一）“以舞相属”体现儒家思想“入世”思想

1.“以舞相属”在汉代颇为风行，因为这种舞蹈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和往来，而这样的舞蹈形式本身属于礼节性的舞蹈，因此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跳舞本身。

2.舞蹈形态对“入世”思想的诠释

在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雕雕塑中，坐上上扬在头侧做托掌翻袖，右手在身旁缠袖提襟，舞姿别致，体态柔美，但却不乏朴拙凝重之感。所以汉代舞蹈具有浓郁的世俗品格和现世意味，张扬着这个时代朴拙率真的人性风采和雄壮豪迈的人格精神。

（二）汉代乐舞中儒家等级观念的体现

1.汉代舞者等级划分对儒家尊崇等级观念的体现

汉代的舞蹈者，被严格分为三种类型：、歌舞者、舞姬。

（1）倡。倡是奴隶身份的职业性技人，无人身自由，通常被当作商品买卖，甚至做礼物送人。。

（2）歌舞者。歌舞者是非奴隶身份的专业歌舞艺人，要接受严格的舞蹈训练。

（3）舞姬。舞姬是贵族中有身份的业余舞者。汉高祖宠姬戚夫人，燕刺王的华容夫人，少帝妻唐姬，汉成帝皇后赵飞燕都属舞姬。

2.道具舞蹈对儒家等级思想的折射

汉代手持道具舞有两种：一是手持兵器舞，《剑舞》、《刀舞》、《棍舞》、《干舞》、《戚舞》等；一是手持乐器舞，如《建鼓舞》、《铎舞》、《舞》、《磬舞》等。

二、汉代舞蹈的宗教思想

（一）《盘鼓舞》中道具及动作传递的道家“阴阳五行”思想

在《盘鼓舞》中，鼓主要是通过雷和龙这两个纽带作为日月标志的。在神话传说中，日月是坐雷车而行。在《盘鼓舞》中，七盘二鼓，七盘比喻北斗七星，二鼓象征日月，舞者回旋于盘鼓之间，腾踏于盘鼓之上，列盘鼓于地，象征宇宙天体，人舞于盘鼓之中，象征着飞天升于太空，创造了遨游星空的神秘意向。

（二）汉代民间“百戏”中道家崇拜神仙的体现

“角抵百戏”是汉代最辉煌的乐舞艺术之一，从秦代角力、赛车等游戏比赛发展而来，到汉代增加了乐舞、杂技、假形舞蹈和幻术以及当时各种表演形式。两汉时期因为“角抵”包括的表演名目比较繁多，因此成为“百戏”。

1.巾袖舞体现了道教羽化登仙的虚幻思想。

2.“百戏”中的《鱼龙曼延》属于“百戏”中的“舞像”类节目，所谓“舞像”，是扮鸟兽之形而舞。运用杂技和幻术，描述了鱼在瞬间幻化成龙，蜿蜒而动的画面。

3.“百戏”中的《总会仙倡》是汉代百戏中的一段综合性的歌舞表演，是扮演仙人、仙兽的假面歌舞汇演，集器乐演奏、歌唱、模拟兽舞、幻术于一体。

三、汉代舞蹈美的特征

汉代美学虽然特点繁多，种类复杂，但是它采长补短，综合继承了前代的儒、墨、道、法、纵横、阴阳等各家学派观点，形成独有的“杂霸而治”的儒家观念。这种综合性的汉代美学思想对当时社会歌舞艺术兴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在诸多乐舞中表现出来。

（一）汉代乐舞轻盈之美

汉代乐舞以轻盈为取向，强调轻盈之美，这也是当时舞蹈的趋向。在傅毅《舞赋》的描绘中，“气若浮云，志若秋霜”、“体如游龙、袖如素”都说明了这点。舞者以“纤腰”“轻身”为美。戚夫人的“折腰舞”、赵飞燕的“掌上舞”、李延年及妹妹李夫人的“长袖舞”皆轻盈飘逸，婀娜自然

（二）汉代乐舞拙朴之美

汉代乐舞除了体态轻盈的舞蹈，在舞蹈中，还体现着泱泱汉风下的拙朴之美。西汉初期，国内尚未安定，人们生活在初步发展阶段，对于乐舞的追求强调古拙之风，即使在宫廷乐舞中，这一风气也未尝消减，至西汉鼎盛时期，这一舞蹈形式被传承下来。从文献中看，无论戚夫人的“折腰舞”中移动的矫健步伐还是“百戏”中兵器舞的古拙朴素，都体现了汉代乐舞拙朴自然的特点。

（三）汉代乐舞韵律之美

汉代舞蹈的发展离不开美妙的舞曲和诗赋，帝王及民间对舞蹈的推崇也促进了歌舞曲的发展。在汉代，“相合大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民间歌舞曲。所谓“相合”，是指汉朝北方各地民间流行的各种歌曲；所谓“大曲”，是指原始民歌、艺术歌曲和大型舞蹈。“相合大曲”包括“解”、“艳”、“趋”、“乱”。“解”指歌曲段落，代表着一定的乐舞内容，音乐节奏快速，情绪热情奔放，常用在乐曲末尾；“艳”指华丽抒情、轻柔婉转的慢板歌舞；“趋”是迅急、强烈的舞蹈乐曲；乱是演奏到最后各种乐器歌舞共同表演的部分，也是歌舞大曲的部分。

（四）汉代舞蹈线条之美

1.汉高祖擅长楚歌，戚夫人擅长楚舞。从河南南阳出土的汉画像中，画的右方有两个细腰舞伎并列做折腰翘袖状，这个舞姿正是戚夫人擅长的“翘袖折腰之舞”。

2.除了戚夫人的柔中带刚、赵飞燕的柔美，在汉代兵器舞和乐器舞中还体现出一种硬朗线条的美感。兵器和乐器舞蹈多气势磅礴恢宏，舞蹈动作相对于宫廷新雅乐更为粗放、豪迈，突出反映了汉代舞蹈的古拙气势。

（五）汉代乐舞融合之美

从历史上看，胡乐胡舞大规模进驻中原，应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算起。然而从文献记载来看，胡乐舞在汉代就已普遍流行。尤其是东汉灵帝，成为历史上酷爱胡乐舞的帝王。国外礼乐的乐器逐渐传入中国，又影响了中国的汉乐舞。无论是宫廷乐舞，还是民间“百戏”，或者少数民族地区，都能窥见外来乐器和舞种的影子。

四、结语

舞蹈作为精神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反应出的精神文化成为研究当代精神的必不可少的途径。儒家的入世思想、道家的登仙思想及舞蹈的轻盈之美、韵律之美、融合之美等，就是汉代舞蹈思想集中表现。

参考文献：

[1]林琳.图说中国乐舞艺术[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

[2]余甲方.中国古代音乐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3]袁禾.中国古代舞蹈审美历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篇3

中国文化史与西方文化史的不同之处之1是中国从没有发生过某种宗教占据意识形态统治地位的事实。作为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是天命论者，但是“不语怪力乱神”：他所关注的是人，而不是神。又如儒家所倡导的“入世”观，强调积极的干预现实生活，也是1种重视“人”的体现。同是中华思想主流的道教思想从未占据过思想统治地位并且生活在儒家的阴影之下，道家并非绝对的消极无为。庄子1方面在执着“齐物论”，但另1方面却在讲“人世间”：“子之所爱，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于佛教，从进入中国的1刻起便开始了中国化。虽然佛教的思想在中国盛极1时，但是仍无法撼动中国主流的儒家思想，与此同时，佛教思想也在向着儒家的思想靠近。禅宗的心性修养为中心的哲学观和孟子的行善轮、先验论在本质上是1致的。儿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又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因而整个中国哲学都在推崇“人”的重要，强调人的主观的活动去改造这个社会。

中国哲学传统注重“情理”的思想倾向，在伦理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事实上，如果说西方哲学传统主要把道德问题归结为受理性支配的意志问题的话，那么，认为“人之大伦”首先在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儒家思潮，却十分强调伦理规范的情感意蕴，尤其是肯定了基于血缘亲情关系之上的“情理”的重要意义。孔子曾针对宰我有关三年之丧的质疑，依据“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亲子之爱回答道：“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明确把道德践履的必然准则建立在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和安适性之上。孟子则肯定“事亲为大”，并以“亲亲”释仁。深受儒家影响的郭象认为：“君臣上下手足外内乃天理自然”。王阳明也主张：“有孝亲之心，即有孝之理”。正是在这种倾向的指导下，朱熹才把孔子认可的合乎血亲情理的真诚性、因而是“直在其中”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做法，进1步誉为“天理人情之至也”。其实，宋明理学所特别注重的“天理”，作为“天地人物万善至好底表德”，在本质上正是“人情”即“血亲情理”自身的本体化，与君臣、父子、夫妇的三纲伦常密不可分，所谓“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

对于“情”与“性”的内在关联。孟子以情释性，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视为人性四端，强调“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荀子以性释情，认为“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董仲舒主张：“情亦性也”。《谈经》中“无情无佛种”，把“有情”看做是人的1个基本特征。宋明理学则以“心、性、情”的相互关系作为1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二、对伦理的苛求

中国古代哲学注重伦理道德，这与西方所重视的科学截然不同的。

中国人对于伦理的苛求可以从中国的亲族称谓看出。在1个大的家族中，存在着父母兄弟姐妹，此外还有祖父母祖母，伯叔舅，姑姨，姑奶奶姨奶奶，甥侄等等。对于儿子也有长子，支子，庶子等称谓。这些复杂的称谓透露出的两个原则：男女有别和长幼有序。这正是儒家的社会秩序观中很重要的1部分。据历史资料，在周代中国已经形成了严密的政治伦理哲学观。这套观点强调有孝有德，讲求宗法等级，这也是中国几千年社会政治伦理的基础。而作为中国哲学核心的儒家文化强调的“仁”“义”“恭、宽、信、敏、惠”“杀身成仁”这些伦理之上的观点则贯穿中国历史，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之1。

这种对伦理的追求1是为了捍卫“三纲五常”，也就是捍卫君主的统治。儒家思想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秩序的学说。它从家族中的长幼尊卑发展到国家的等级观点，用仪式的不同来标明不同的等级，通过对仪式的遵守维持等级的不同。

同时，对伦理的追求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是圣人君子型完美化身。这种理想的人格必须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品质标准，而为了追求这种标准，牺牲人的生命是应该的。正如孔子言：“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义，有杀身以成仁。”而孟子所强调的则是寡欲内省，荀子则是慎独。总之，中国传统哲学对于伦理有堪称苛求的标准，意在培养完人和绝对的忠君者。

四、对社会和整体和谐的重视

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在这几千年中，每1个哲学家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向统治着提供者他的治世之道。对于儒家的“入世”之道，几乎是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之道。道家的“无为”之道，正是用1种“无为”的手段实现政治的和谐。董仲舒和宋明理学的观点虽是支持君权专制，但也是1种对社会的治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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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墓；壁画；色彩观念；历史背景

汉代色彩观念的发展、演变，与历史背景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故对汉代历史背景的梳理，旨在探寻色彩观念形成的历史渊源。

1汉承秦制

汉政治结构、政区体制等沿用秦制，同时其吸取秦灭亡的教训，统治思想与秦有别。政治体制的沿用与色彩观念形成具有联系。表现在两方面：首先，秦建立了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即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其权利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立法、监督、任免等各个方面，正如“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汉朝承袭了该模式。因此，统治者的审美取向在色彩观念的走向中占很大比重，为汉形成较为稳定、统一的色彩价值取向提供政治基础。其次，汉继承郡县制管理模式。汉武帝之后，形成更细的州、郡、县三级管理体制。中央主体模式的色彩取向也会出现多元、丰富的色彩样式。因此，政区划分的具体背景同样影响着色彩的诸多方面。

汉同样承袭并发展了严格的官宦等级制度。关于这点，统治者将色彩作为一个重要的表现手段，最为直观的区分了等级的差异性，正所谓“色之用，别尊卑，明贵贱”。譬如秦实行佩绶制，《秦会要・舆服》有载：“皇帝佩黄赤绶，诸侯王佩赤绶，诸国贵人、相国佩绿绶，将军佩紫绶”“秦始皇（时）三品以上绿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绢为之。”统治者用色彩区分了不同身份的达官贵人，以及平民的用色规制。到了汉代，更是继承、拓展了佩绶制，正如《后汉书・舆服志下》：“乘舆黄赤绶”；“诸侯王赤绶”；“诸国贵人、相国皆绿绶”；“公、侯、将军紫绶”；“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绶”；“千石、六百石黑绶”；“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绶”；“百石青绀绶”。可见汉等级观念不但继承了秦，还使之更为细化。

2朝代更替与“五德终始”

与汉代色彩观念密切相关的历史因素还有“五德”关系的传承。正如“五德轮转说”，邹衍认为每一朝代都受某种“德性”主导，提出“五德始终，天道循环”理论。“五德”形成就是阴阳五行思想的对应，即“五德”对应金、木、水、火、土。用来解释历史的变迁、时代的更替以及皇朝的兴衰。正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其中“承运”二字就寓意着朝代“德”运。而“德”运最直观的表达就是与五行相对应的色彩，即“五色”象征。譬如，黄帝土德，尚黄；夏代木德，尚青；商代金德，尚白；周代火德，尚赤；秦代水德，尚黑。秦尚黑，在《史记・始皇本记》中载：“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贺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皆上黑。”

3汉武帝及儒家思想的推行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为鼎盛繁荣的时期，是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次高峰。其加强皇权，建立中朝，颁布推恩令，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并派御史对地方豪强、官吏进行监督。军事上，卫青、霍去病等大将辅佐，北胜匈奴、东灭朝鲜、南诛百越、西愈葱岭，征服大宛，奠定了中华疆域的版图，极大地促进了民族的交融。并且，汉武帝两次派张骞通西域，与中亚、西亚建立联系，使“丝绸之路”更加畅通，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正是由于该历史背景，壁画色彩也必然呈现出与都城不同的区域差异性。加之“丝绸之路”的开凿以及版图扩展的背景，民族融合加剧，少数民族的审美或多或少地融入了汉人的思想观念当中，这点同样解释了边郡地区汉墓壁画色彩出现的区域个性。

另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占统治地位。因此，汉代艺术被用于教化，宣扬儒家思想来巩固统治，色彩也在这种礼仪、教化中扮演重要角色，故色彩在此时赋予了更多礼制下的内涵与价值。

4厚葬之风盛行

汉代墓室壁画能够迅速发展、流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正是汉代厚葬成风的历史背景。汉人之所以如此重视厚葬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灵魂不灭”观念深入人心。该观念的发展在西汉、东汉有些许不同。西汉时期，为了认识自己以及对死亡的恐惧，探索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加之早期神仙方士思想的影响，人们相信人死后会羽化升仙，到达另外一个极乐世界。这点在西汉墓室壁画中就能得以印证，壁画出现大量驭龙升仙、驭鱼升仙、驭鹤升仙等形象，以及天门、羽人、天象等图像。由于图像内容多为神话、升仙题材，在现实中并无参照，其色彩的使用更多的是人们对图像的主观认识，而这种主观认识势必受到当时人们色彩观念的影响。

东汉时期，出现了“鬼”的概念，就是说人死后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灵魂同样不会消亡，在这一世界像活人一样继续生活，故将死者当作生者一样对待。故人们希望人死之后能够过上像生前一样幸福的生活。正所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与西汉相比，色彩观念融入了更多的现实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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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重农抑商 传统文化 因素分析

一、我国“重农抑商”政策的形成及演变

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创立当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根据《商君书・外传》的记载，商鞅在秦国实行了“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的政策，这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的先河。到了两汉时期，汉武帝“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在我国历史上辉煌的隋唐时期，“重农抑商”思想略微有所松动，商业和手工业空前繁荣。但是统治者为了限制商业活动，仍然对商市的范围、时间和地点进行了限制。到了两宋时期，随着我国经济重心的南迁，极大的促进了南方地区的开发，农业生产技术和水平达到了空前的水平。但此时的抑商思想进一步的放松，商市出现了夜市景象，泉州、杭州等港口的市舶贸易十分活跃。应该说，我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最为宽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我国工商手工业达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手工作坊和雇佣关系的出现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明清时期，我国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到顶峰，并没有出现像两宋时期那样“抑商”思想明显松动的迹象。明太祖朱元璋喻告大臣：“理财之术，在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清世宗雍正皇帝也强调“农为天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这种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思想从此在明清时期牢固树立。再加之，明清先后实行海禁和闭关，这种“重农抑商”应该说是得到了大大的加强。

从上述我国“重农抑商”思想的演变，我们不难看出，不管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重农抑商”思想都是贯穿始终。但从总的历史脉络来看，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具体表现为：一、统治阶级反复强调“农本贾末”思想，从思想上牢固确立观念；二、在土地及农业问题上不断改革，防止土地兼并，巩固小农基础；如我国唐代的“两税法”改革，明清时期的“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些都是为了巩固农业基础而进行的改革；三、统治阶级采取各种措施限制商业活动。如在身份上对商人实行歧视政策，在经济上给予商人重税，在政治上阻断其仕途等。总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重农抑商”政策从未间断过，它深深的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

二、我国“重农抑商”政策中的传统文化因素

正如的认识论所说的那样，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依赖于社会意识的指导。我国在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这必然也是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1、儒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长河中被推为主导的意识形态，并以“仁、义、礼、智、信”为代表，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思想体系。而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发展中，儒家的“义利观”成为一个重要的推动力。“贵义贱利”在整个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绝对优势。儒家的所谓“义”，是指符合封建伦理道德的等级观念。正如荀子所言“义者，所以等贵贱，明尊卑。”而儒家指的“利”是指能够满足人们正常需求的功利。“重义轻利”更是成为了封建社会判断是非的道德标准，正如《论语》所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从上述对儒家“贵义贱利”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思想的实质是主张人们放弃自己的利益，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所以这一思想自然会名正言顺的被统治者采用。一方面，从国家统治者的角度来看，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情况，要维护统治，就必须以农为本，即农业为国家大义。而工商业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于国无义，反而会为此而废农时，动国本。且放弃工商之利，也正体现国家轻利。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从统治者角度看，是与儒家“重义轻利”思想相吻合的；另一方面，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的角度来看，发展小农经济，放弃工商之利，是个人维护国家道义，放弃一己私利的体现，所以处于被统治阶级的农民也必须坚决维护和贯彻这一思想。

2、法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法家历来主张法治，提倡用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法家作为“重农抑商”政策的首创者，对这一政策的推动与实施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法家更为务实的注重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认为一国的胜败归根到底的还是经济与军事实力。这与相对理想化的儒、道、墨三家三家而言，更能为统治阶级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具体到“重农抑商”的政策，法家认为“商官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磐石一贯也。”这说明法家认为工商手工业者不从事农业生产，而且要消耗大量粮食，长此以往，会使国家土地荒芜，经济实力大减。同时法家认为商业背后的逐利性与封建专制主义存在深层次的矛盾。因为商人的逐利会导致“民富国贫”。所以，为了禁止商人的暴利，西汉著名理财专家桑弘羊提出要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币”。从经济上彻底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实现“国富”，限制商人暴利。自西汉以后重农抑商、干预经济成为封建社会贯穿始终的社会正统赋税思想。可见，法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

3、道家思想对“重农抑商”思想的影响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主张“兼爱非攻”，即“无为”思想。因此，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道家思想被统治者采纳和应用往往是在王朝建立的初期，即给予百姓“休养生息”。而具体谈到道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更多的还是侧重于“重农”。因为在封建王朝建立之初，往往经历了长期的战乱，经济社会急于修复发展。而在“休养生息”期间，往往伴随着免税和免租的现象，这对促进农业生产具有十分巨大的作用。同时，由于国家急需财富，一定程度的商业活动即有利于解决百姓生计，又有利于积累国家财富，因此，在王朝建立之初，商业往往是真正的“无为”。

三、我国“重农抑商”政策对传统文化的反作用

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与发展。同样的，我国传统文化对“重农抑商”政策的制定实施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应的，此政策的实施也必然对传统文化产生反作用。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为儒、法、道三家的相关理念提供了实践基础。特别是在儒家思想被奉为正统之后，统治阶级利用这一工具，将相关思想与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从而使“重农抑商”思想在广大士子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从此，儒家思想不断的被加入专制主义思想，腐朽的因素也不断沉淀；另一方面，“重农抑商”政策的实践不断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在不打破这一传统共识的基础上，人们不断的对农业进行改革，包括各种赋税制度、田制等等，这些制度的创新极大的拓展了传统文化的外延，也是我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

总之，“重农抑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基本国策”，它产生于中国长期的农耕文明和传统文化。同时，也极大的丰富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重农抑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坚持的理念，在早期对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但在后期，这种维持小农经济的思想观念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思想格格不入，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先进生产力的进步，使中国逐步落后于世界历史潮流。但无论如何，这种植根于中华大地，吸纳传统文化的政策现象，依然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文献：

【1】聂慧丽.中国古代农业赋税思想及演变 [J].生产力研究.2011（10）

【2】范卫平.我国古代“重农抑商”传统的文化成因 [J].湖南商学院学报.2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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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古代建筑风格的临摹

中国古代建筑彰显的是硬朗、刚强与干练之美。在动画电影的背景布局中融入古代建筑元素，不仅能够宏观地突出动画主题，还能够最大限度地彰显古代建筑的艺术美。在《大闹天宫》的造景方面，像凌霄宝殿中醒目的“南天门”三个字、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的外观雕花设计、花果山的山林果海等，都是对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的临摹和运用。将传统建筑风格融入到动画电影中，不仅增强了动画电影的宏伟性，而且还展现了我国古代传统建筑的独有魅力。

（二）武术表演的融入

中国的武术元素犹如国宝般，具有很强的文化和艺术价值。随着万籁鸣先生《大闹天宫》的成功，随着那十几万张画卷的精准合成，中国传统民间艺术中的武术元素开始融入到动画电影中，并绽放出独特的魅力。如孙悟空耍金箍棒、一个跟头翻阅十万八千里以及与天兵天将之间的较量等，都体现了武术的精髓。此外，不少国产动画电影还融入了民间雕刻艺术、民间剪纸艺术。虽然《大闹天宫》没有大张旗鼓地运用这些民间艺术，但在细微之处，还是能发现作者的用心之处的。比如凌霄宝殿中的精美剪纸、墙上的龙凤壁画，以及王母娘娘、玉皇大帝衣着上描画的龙凤祥和图案等，都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浓厚的中国元素。传统戏曲元素、古代建筑风格、武术以及民间雕刻艺术、民间剪纸艺术等，都是我国的古老文明之精粹、精华，对这些优秀的民间艺术的运用与融合，不仅展现了中国古代人民精湛的技艺和智慧，还成为了国产动画电影的点睛之笔。

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的融入

传统民间艺术和传统民族文化是分不开的，前者是外在的、表象化的艺术表现方式，而后者更加注重从精神层面、文化素养方面进行考量。将大量的传统文化融入国产动画电影中，可在增强电影的艺术美感的同时，也为增加其所独有的文化底蕴。

（一）对儒家思想的融合

在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于儒家学说的推崇是不言而喻的，儒家思想不仅是统治者进行统治的思想工具，而且还对中庸、儒雅的文人墨客的性格形成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传统的儒家思想重整体、重和谐，带有强烈的封建等级观念色彩，要求个人的言行举止要尊重伦理结构，并且要保持相互之间的等级顺位关系。这一点在我国的动画电影制作过程中，也是有所展现的。如在《大闹天宫》中，诸位神仙在凌霄宝殿的位次排列顺序、众神对玉皇大帝的叩拜、蟠桃园中孙悟空因有所冒犯而遭到的斥责和惩罚等，这些都是对儒家传统思想中礼仪道德的潜移默化地融合。在《大闹天宫》中，玉皇大帝的造型及其身份地位的象征，可谓让人过目不忘。细致看来，这一人物形象无论是外形的设计，还是内在性格的塑造，都是对民间盛行的神仙外形的融合。作者将民间灶王爷、民间财神、古代帝王等的形象特征和权力地位糅合在一起，塑造出了玉皇大帝这个统领世间万物的人物形象。这样的人物刻画手法，明显融合了古代帝王思想。

（二）对神话典故的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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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思想；现代管理；人本管理

1、现代企业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首先，企业整体的离职率居高不下

根据2015年八月网易财经的调研报告，企业员工整体离职率平均高达17.7%，2014年离职率比2013年增加3.2%，员工主动离职率居然达到19.6%；2015年比2014年稍有下降，但部分企业的员工离职率仍然居高不下，达68.9%，个别企业甚至达到98%，远远高于平均水平。整体来看，据统计，之前员工离职的首要原因是对薪酬不满，2015年采取调薪措施，调薪幅度为7.6%，以降低离职率，因此2015年比2014年离职率稍有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高离职率会给企业带来诸多问题。第一，人力资源的管理费用增加，招聘单位的总成本增加。第二，企业的信誉受损。第三，公司业绩受损。

其次，企业缺乏人本管理

“人本”思想即是提倡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而是把人放在第一位，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突出其在管理中的地位。企业管理上缺乏人性，会影响员工对公司的工作态度。然而，今天的企业财务目标却是在极力推崇利益最大化、效用最大化及股东财富最大化，高层管理人员只为股东利益考虑，忽视了中低层的职工利益，甚至耍领导范，不尊重低层员工，自己不愿做的事或者对自己不利的事却交给下属去做，为难下属，损人利己。上级都缺乏对待下属的基本道德，如何望下属为你为公司付出努力去工作！追究其原因，是管理人员缺乏那种爱人爱民的素养以及中国自古以来的等级观念未得以消除。

第三，员工主动性差

中国企业普遍存在员工缺乏归属感、主动性差、执行力差的问题。员工缺乏归属感，便会消极怠工，主动性变差，影响工作效率，势必会影响企业战略的执行。在国企，工作人员不努力不上进也不会丢工作，因此其对工作的主动性更差。问其原因，大部分人所持的观点是，公司不把员工当作人，而是把他们当作劳动工具，使得他们没有动力为公司卖力，仅仅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这些不但影响公司的质量和产量，影响公司的工作效率，还会给常常进入车间参观的客户留下不好的印象，影响公司的整体形象。这是企业对员工的管理工作没有做好，对员工的关心不到位。

最后，利己主义盛行

这样一个经济腾飞的时代，难免会带来功利主义，人们会为了挣钱而追求功利，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会引发更多的欺骗和不诚实。当今我国就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诚信缺失问题，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人与人之间信任度降低，人人追名逐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紧张，人际关系得不到好的解决，那么何来团队，何来团结！团结的力量对公司很重要，利己就会打乱团结，打乱队伍，管理更加困难。企业之间若诚信缺失，为逃税做假账，为谋取私利而损害环境和他人，那么假货充次市场，社会市场秩序混乱，不但会影响企业存亡，还会影响国家的发展进步。

2、儒家思想的时代性

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是曲折的，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先秦的“仁爱”思想、两汉的独尊儒术、宋明的程朱理学、现代的新儒学。在这期间也曾阻碍重重，秦始皇焚书坑儒、明末清初对儒学的批判、民国初期打倒孔家店、批孔运动。儒学总是繁荣一阵又被打被批，但是每次被阻被批之后总会再次崛起、继续向前发展。经济全球化，西方先进企业管理模式盛行的现代，人们批判儒家说其是封建礼教，只会阻碍经济的发展。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跌的风云变幻，美国遭遇经济危机，而以儒家思想为首的企业文化承受住了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对今天的企业管理有着重要作用，并走出国门、走向国际化。跌倒又爬起的无数次经历，让儒学更显其顽强的生命力，更具有时代价值。

3、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

以“仁”待人，天下归仁，管理者应该爱自己的下属和所有员工。若尽可能去考虑员工的需求，把他们当作家人一样看待，根据自己的财务能力给员工适当的调薪，满足他们物质需求；常常给予他们关心和鼓励，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积极开发人才，管理人才，对他们委以重任，让他们有一颗为公司奉献的真心。以“仁”治企，实现人本管理，以激发员工主动积极性。富士康跳楼事件频繁发生，追究其原因却是其缺乏人性化的管理，为了获得财富而把人当作劳动工具。对待员工像对待机器，对员工管的过紧，待人不够“仁”。

以“义”要求自己，君子“行义以达其道”，“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这并不是说只讲义不讲利的清高，而是强调追求“利”应该建立在“义”的基础上。面对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难免会追名逐利，一心为利己而损他人，克服利己主义，需要建立一种内心的觉悟，良好的个人品行是管理工作要求的基本素质，修己才能更好地安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样一来，大部分工人都对他尊重有佳。通过这样的有效沟通和管理，可提高效率。以礼相待，让员工感受到爱和尊重以及自己的存在价值。

4、总结

儒家思想是我国的传统精神文明的精髓，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穿越历史长河流传至今，值得今天的我们传承和发扬。任何思想都有其历史性和局限性，我们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把坏的丢弃，把好的传承下去。如其核心思想“仁义礼忠信”，本是用于教一个国君如何治理好国家，也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而今天，还可以延伸其功能，将其用到企业的管理中，管理企业，可用“仁”来分工，用“礼”为规范，用“义”可约束，用“智”谋发展，用“忠”于职守，用“信”创和谐。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企业管理，弥补现代企业管理的缺陷，完善现代企业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1]陈晨捷，论先秦儒家“仁义礼”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J].孔子研究，2010，（2）.

[2]孙大林.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运用[J]中外企业家，201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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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道传统文化；礼乐；室内陈设

中图分类号：J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066-01

《乐记》的核心美学思想是“礼乐”思想，且与孔子的礼乐思想基本是一致的。礼乐美学是孔子美学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美学的重要特征，简言之，即是美与善的统一，形式与内容的统一。

一、论礼与乐

“礼”“乐”都是儒家文化中的重要字眼。广义的礼，包括风俗信仰，社会典章制度，礼仪习惯等多个方面，而狭义的礼指的是“礼仪”。礼与祭祀有重要关联，因此后来用它指代祭祀仪式本身。“乐”是为“礼”服务的，礼是形式，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在于追求人对人的恭敬之心。乐是内容，在于追求情感的抒发与和谐。“礼”与“乐”相结合在一起成为“仪”，因此后来常将礼与乐合成，演变为一种礼乐文明，这种礼乐文明在周代达到高峰。孔子认为，“礼”与“乐”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乐是情感性的，心理上的爱好，偏重于以感性化形态呈现，是一种审美性的。礼是外在性的，理性化的形式，只具有一定的审美因素。

礼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道德伦理上的教化，关注的是社会人伦关系的和谐。因此，在对立中求和谐，在和谐中求差别是礼乐文明所期望建成的和谐有度的封建社会伦理秩序的体现。礼与乐不仅在本质上相通，同时也存在着密切的关联。礼虽然是乐的基础，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乐要高于礼。“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是理性为主，又融合了感性的因素。乐是感性的，但由理性所控制，在感性的愉悦中进入对"美"的有理性的把握和追寻，达到了真善美的统一。礼与乐互为表里，相通相连，成为促进封建社会人伦秩序和谐的重要手段。随着周代“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孔子提倡的对礼乐文明的复古，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他是淡化了礼乐的社会等级之分，而加强了对内在身心修养的重视。

二、中国传统民居室内设计

中国传统民居室内设计，指的是自上古至19世纪40年代之间，除宫殿建筑、宗教建筑、坛庙建筑、陵寝建筑、衙署建筑、书院建筑以及商业建筑(不含店宅一体者)之外的庄园、府邸、宅院的内部环境陈设、建造的技术、艺术、行为和事实，以及所蕴含的审美情感和文化意义。中国传统民居室内设计又由室内装修和室内陈设两大部分组成。

室内装修又称小木作。“小木作”是中国古代建筑中非承重构件的制作和安装专业。在宋《营造法式》中归入小木作制作的构件有门、窗、隔断、栏杆、外檐装饰及防护构件、地板、天花(顶棚)、楼梯、盒橱、篱墙、井亭等42种。清工部《工程做法》称小木作为装修作，并把面向室外的称为外檐装修，在室内的称为内檐装修，项目略有增减。

室内陈设，是指在室内装修的基础上，对家具器用、照明灯具、生活器具、楹联匾额、装饰织物、陈设物品、艺术与工艺品以及绿化盆景等，进行功能和审美方面的综合规划和设计布置，陈设的内容和对象通常独立或游离于建筑构架和实体之外，具有移动性和变异(易)性强的特点。

三、儒道传统文化精神对室内陈设艺术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它的礼制精神渗透到中国古代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当然也深深地制约着中国传统居室陈设艺术的诸多方面。按照儒家思想，居室陈设的主要目的不是“求其观”，而是“辩贵贱”。因而，居室陈设设计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通过陈设布置强调长幼、上下、尊卑、亲疏的等级差别，并由此确定室内陈设的价值观。严格的礼制思想使传统住宅室内陈设布置呈现出中正、肃穆、均衡、对称的基本格局，这种特征在正规和礼仪性的空间得到集中地体现。在室内，空间主要采用规则的几何图形;左右对称，纵深布局，体现出居中为尊的等级观念。例如，厅堂是家庭中敬神祭祖、宾客相见、婚丧大典、节庆宴饮等礼仪性活动的场所，传统居室的厅堂空间都要贯穿一个主轴原则，因此决定了陈设布置的对称性和主从关系，进而更好地满足礼制观念的要求。次要的部分逐次分列两旁。例如，祖宗牌位、供案、方桌、靠背扶手椅居于厅堂的正中，家长或长辈的坐位处于上位;家具对称陈设，儿女或晚辈按男左女右分列两旁，而且按年龄安排先后座次，等等。

室内家具和装饰也遵循着对称均衡的原则，主要空间以轴线贯通，主要家具布置在轴线上，次要家具布置在两侧，这种布局方式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的中庸之道和伦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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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亲属称谓 语言差异 对外汉语教学

一、亲属称谓在不同文化下的差异

亲属称谓体现着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表现。不同的语言都有其对应本民族社会习惯、风俗特色、人文观念的亲属称谓系统。

（一）与儒家文化圈内的国家语言比较

汉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曾经泽陂过整个大东亚地区，至今为止儒家文化依然影响着周边的国家，例如日本、韩国、越南等，这几个国家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都曾使用过汉字，但由于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经过多次折射，又受许多不同地方的文化影响，因此出现差异。下边以日本语、越南语同汉语就主要亲属称谓进行对比。

汉语亲属称谓词汇：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爷爷）、祖母（奶奶）、外曾祖父、外曾祖母、外祖父（外公）、外祖母（外婆）、父亲（爸爸）、母亲（妈妈）、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儿子、女儿、孙子（女）、外孙（女）、曾孙（女）、增外孙（女）、伯父、叔父、姑姑、舅舅、姨妈、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侄子（女）、外甥（女）、丈夫、妻子、公公、婆婆、岳父、岳母。

日语亲属称谓词汇：曾祖父、曾祖母、祖父（おじいさん）、祖母（おばあさん）、外曾祖父、外曾祖母、母方の祖父（おじいさん）、母方の祖母（おばあさん）、お父さん（おとうさん）、お母さん（おかあさん）、お兄さん、弟（おとうと）、お姉さん、妹（いもうと）、息子（むすこ）、娘（むすめ）、孫/甥（娘）、外孫/甥（娘）、曽孫（娘）、おじさん、おばさん、叔父（しゅくふ）、叔母（しゅくぼ）、いとこ（従兄、弟、姐、妹）、甥（おい）、姪（めい）、夫（おっと）、妻（つま）、お義父さん（おとうさん）、お義母さん（おかあさん）。

越南语亲属称谓词汇：?觝ng c?觝、bà c?觝、?觝ng n?觝i、bà n?觝i、?觝ng ngoai、bà ngoai、b?觝（cha）、me、anh、em trai、chi、em gái、con trai、con gái、cháu trai（gái）、cháu trai ngoai（gái ngoai）、cháu、cháu ngoai、bác、chú、c?觝、c?覾u、dì、anh ho、em ho、chi ho、em ho、ch?觝ng、v o’、?觝ng nhac、bà nhac.

儒家思想向来重视家族观念，这一点也传播到了周边国家，凡是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如日、韩、越等亲族、辈分与等级观念都非常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在语言当中体现得相当明确，从以上对应的亲属称谓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辈分划分非常清晰。

辈分划分延续了汉民族亲属观念的传统，从祖到孙，皆有对应称谓。越南语虽然已经不再使用汉语，但其亲属称谓系统同汉语依然非常相似，在直系尤其是男系血亲上，都与汉语亲属称谓一一对应。日本语就更有所体现，其称谓核心词几乎完整地将汉语保留了下来，如祖、父、母、兄、弟、妹、伯、叔、子、甥、孙等。

2.亲属称谓构造极其相似。

汉语亲属称谓的构造一般有以下两种：由核心词构成；由核心词+修饰词构成。日本语与越南语的亲属称谓也是如此。如越南语中，“cháu”对于“孙”，作为通称和孙辈的总称，可以通指男女；如果要特指孙子和孙女，就加上表示性别标志的“trai”、“gái”，如同汉语当中的“子”和“女”；若进一步区分男系和女系，就加上ngoai标志女系后代。日本语由于使用汉字，就更容易看出来了，表示性别标志的有“父”“母”“娘”等，用以区分辈分内外的有“曾”“外”，与汉语几乎保持一致；用于表示表亲和堂亲的“従～”也是延续了古汉语中的称谓，汉语一方面在专有称谓上有“堂”和“表”的区别，另一方面有表示这两系的通称，即“从+血亲称谓”；表示侄女和外甥女的“姪”更是古汉语亲属特指称谓之一，《说文》：“姪，兄之女也。”《仪礼·丧服》：“谓我姑者，吾谓之姪。”

3.同源之下的差异体现。

由于受到儒文化的影响，我国周边的国家都有着比较明晰的男女、等级、长幼、尊卑等观念，比如日语中称呼比自己大的人或外人不能直呼其名，称呼也有着敬语和谦语之分；越南人极少以第一人称称呼自己，而是以其亲属称谓指代自身，类似于汉语中自称“小侄”“小妹”。虽然日本语和越南语都沿袭了汉语亲属称谓系统的特征，但随着历史演变，也体现出很明显的差异。日语表示儿子的称谓“息子”同汉语中曾经使用过的称谓一致，表示女儿的“娘”在汉语当中一直作为女性的标志性称谓，但在作为特指称谓时表示母亲。此外，在日语和越南语的称谓当中，基本上不区分堂亲和表亲，也不区分“甥”和“侄”，即不区分女系和男系的后代；日语中的“伯”“叔”“姑”“舅”“姨”的称谓除了男女有别外，几乎都是一致的，尤其在面称上只使用“おじさん”和“おばさん”，这也是日本语当中使用最为广泛的泛亲属称谓，相当于汉语中的“叔叔”“阿姨”“大叔”“大妈”；再者，日语中虽然在称谓书面语上对伯和叔、父母和岳父母有区别，但在面称上读音却是一样的，如不进一步说明，光凭口头称呼并不能马上辨认出其具体关系。比较特别的是，表示“甥”和“侄”的称谓，在日语和越南语当中也可以表示“孙”。

（二）与英语中的亲属称谓系统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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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中、美家庭教育的比较

(一)当代中国家庭教育的特点

1．注重“智育”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代教育已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尤其重视孩子的学习情况，以分数来评判孩子在学校的表现，从而忽视孩子在生活交际中存在的问题。但这使得中国孩子基础知识课程扎实牢固。

2．培养孩子“成才”

中国父母都有着“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想。这样的目的促使父母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可以集中精力学习，忽视了孩子的生活能力，使孩子缺乏适应社会的能力。父母还会把自己的理想加在子女身上，这样的目标往往较高且具功利性。

3．封闭式教育

中国的家长提倡封闭式教育。一是父母注重说教，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读书。所有与学习无关的事情父母都包揽了，使得孩子缺乏社会适应能力。二是因为家庭作业负担过重，孩子缺乏户外运动，给孩子动手实践的机会很少。

4．父母“主宰”

中国的父母大多认为孩子是自己的私人财产，父母往往以权威的姿态出现。父母的家庭地位要高于孩子，要求孩子顺从、听话，使孩子很少有属于自己的见解。部分父母还会干涉子女的隐私权，比如，翻看、检查孩子的书包，日记等等。

5．重视“集体”

中国父母在子女小的时候便会引导孩子遵从集体利益的需要和要求。强调集体主义，追求奉献于集体的人生价值。例如，在生活中父母怕孩子掉队，希望子女能够跟着大部队走;不爱冒险，不喜欢自由活动也是一点。

(二)当代美国家庭教育的特点

1．注重“技能”

美国父母注重子女创造意识的训练，大部分家长都会对孩子的种种探索行为持积极、肯定的态度，不仅仅是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有自己个人的见解，而且鼓励孩子对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从实践中得到答案。

2．培养孩子成为“社会人”

美国的家庭教育希望能够使孩子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处理各种事情，成为一个社会人。父母善于让孩子发现自我的价值，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培养了孩子的独立能力。但如果放手不当，也会造成一些不利，甚至沾染上一些恶习。

3．开放式教育

美国父母倡导开放式教育。第一，父母重视在实践中培养孩子，而不只是说教;其次，父母尤其重视户外运动，鼓励子女参加各式各样的户外活动。但也容易造成孩子基础知识相对零散不扎实，孩子学习水平不一致。

4．家长与子女“平等”

美国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家长尊重子女的个性和权力，孩子有自己的个性和意愿，子女拥有个人权利。父母与子女之间相互尊重，父母尊重孩子的隐私权，例如未经子女同意，父母甚至不会擅自踏进孩子的私人空间。

5．重视“个人”

美国人重视个人，喜欢以自我为中心。家长鼓励孩子有个性，有自我，追求个人自由发展与自我实现。而美国大片中塑造的一个又一个英雄个人主义，成为当代人崇拜和模仿的对象，也是典型的重视个人主义的体现。

二、中、美两国的文化内涵

(一)儒家思想的基本特质文化

1．仁爱原则

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原则是整个思想的内在核心。要求“仁者爱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爱人”是仁最基本的内涵，是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要关爱他人、尊重他人、有同情心。仁爱原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

2．礼仁一体

“礼仁一体”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构架，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伦常关系，“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按照一定的高低顺序、亲疏远近所形成的人际关系，便是儒家中集体的有等级的人伦关系。儒家思想的“礼”很重要的一点便是为了维持社会等级存在的。

3．内圣外王所谓

“内圣”是指主体内在修养仁的境界;“外王”指对外实行要求，以实行王道。孟子从性善出发，在内圣上强调“修身”、“立命”，涵养“浩然之气”;在外王上，倡导实行王道政治的理想。儒家强调“修身”的价值，不仅将本体道德的完善看成社会的根本，而且将个体修养和他对国家社会的责任义务联系在一起。

4．致中和

中庸理论被孔子称为“至德”，它以中和观念为理论基础的，所谓“和”即是事物的和谐状态，是最理想状态。“和”最重要的是指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而“中”，指的是事物的“度”，不偏不倚，它是实现和谐的根本途径。“和”与“中”相互联系在一起，即中庸之道的核心观念。

(二)清教徒文化的基本特质

1．个人自由主义

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强调个人的创造 性、独立性，以及个人自由发展以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精神。体现在:第一，个人权利。美国人对自己的权利十分重视，任何人非法剥夺侵犯他人权利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第二，自立。在美国，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自由。美国的自由观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

2．民主意识

美国人崇尚民主自由、人人生而平等，这也成为当今美国人最重要的价值观念之一。早期清教徒认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继而在社会实践中也提倡民主与平等，反对特殊地位的不平等。

3．领导使命精神

新大陆的清教徒们坚信自己是上帝安排他们来到这块荒地，让他们建立一个乌托邦。这样的思想使人们富有强烈的使命感，认为自己能够成为后世榜样并领导民众获得成功。在民众身上的表现，更为普遍的可能是自信与竞争意识。

4．重视教育

清教徒要求每个人都能阅读《圣经》，这样才能与上帝直接地联系并理解上帝的旨意。因此，他们大力提倡文字教育，在殖民地建立了一系列学院，例如，于1636年建立了哈佛学院。

5．开拓精神

清教徒们离开祖国来到北美的这片荒芜之地，他们勇于开拓荒地，征服自然，追求财富，养成了敢于冒险、不断进取的精神。美国人继承并发扬了先辈的那种无所畏惧、积极进取的开拓精神，在科技创新、艺术创作、日常交往以及住所的流动性等方面都得到体现。

三、中、美家庭教育差异文化内涵的比较

(一)中、美文化内涵对家庭教育的影响

(1)提倡人伦价值。在人伦关系中，儒家特别重视直系亲缘关系。在中国的家庭教育中，“孝”被称为一切道德的根本。而孝的体现，便是敬养父母，即尊敬父母和赡养父母。因此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说法，子女一般会与父母同住，在成家后也会和父母一起或是住的很近，方便照顾父母。但由于传统文化中等级观念，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并不平等。生活中父母常从自身的角度出发来强加给孩子一些东西，例如为子女挑选工作、对象等。(2)强调整体精神。中华民族强调整体精神的内化内涵源于儒家思想中的“和”思想，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加上与家庭和社会紧紧交织的人伦关系，便形成了一种强调整体的精神。这种集体观念也影响着人们的义利观，人们会从整体的利益出发，强调“先义后利”。正是因为这样的传统，以家长为代表的家族利益便往往高于个人利益，有些父母甚至不允许子女有自己独立的意志、财产等。这也间接地抹杀了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3)尊重传统。儒家思想中以“中和”观念为核心的中庸之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使得中华民族形成了为人做事不偏不倚的价值观念。家庭教育中也讲求为人做事恰如其分，不能“不足”，也不能“过分”。父母会直接制止子女的“过分”的行为，孩子的探索、冒险活动等都会被视为“胡闹”，甚至于“离经叛道”。

2．清教徒文化对当代美国家庭教育的影响

(1)注重个人权利。与中国强调整体精神不同，美国人对自己的权利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十分注重个人权利，如未得到主人的允许不能跨进别人的家门或房间;子女的信件不能随意拆阅。追求个人权利的同时要求孩子有一定的自立能力，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例如，个人选择、独立思考、自力更生等。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小到家庭会议的投票，大到自己支持的总统候选人等，都是个人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但如果“自由过度”也会带来了吸毒、暴力等。(2)追求民主。“人人生而平等”作为美国人一项重要价值观念，人们追求平等与民主。在家庭生活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也是民主平等的。家长认为，孩子从出生起便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是自己的主人，其他人不能替孩子做决定。孩子尊重父母，父母也对孩子表示尊重。在生活中，父母尊重、不干涉孩子的隐私;孩子可以参与家庭决策计划等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3)注重竞争意识的培养。美国人崇尚竞争，是由于美国思想中领导使命感的影响。这些体现在家庭教育上便是培养孩子的自信心和竞争意识。家长鼓励孩子参加社区组织的垒球队、足球队等。给孩子灌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念，引导孩子通过自身努力获得成功。所以，美国孩子一般都勇于自我表现，积极争取，把握机会。但在社会竞争愈演愈烈的当代，人们面临的压力也日益剧增。(4)鼓励创新。在美国人勇于冒险、开拓精神的影响下，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也形成了一种无畏的创新精神。家长鼓励孩子去创新，超越前人，为孩子制造有利于创造力发展的环境，支持、肯定孩子的探索行为，培养孩子的创新能力。受美国开拓精神的影响，人们的住所也常常是流动性的。一方面锻炼了孩子适应环境以及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但也使得孩子流转于各种环境间，同学、朋友等没有稳定性。

四、启示

(一)严格要求，学会放手

中国现阶段的很多家长对孩子的爱是一种“有求必应”，造成孩子独立生活能力差，对父母的依赖性很强。父母需要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要一味迁就。知道哪些需要孩子自身去完成的，要让孩子具备独立生存生活的能力。

(二)全面发展，因材施教

结合中、美两国家庭教育的优点，在提倡全面发展的同时，也要因材施教，家长要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情况来发现孩子的独特性，发现个性，鼓励孩子创新，让每个孩子可以实现自我。

(三)注重德育，家庭熏陶

在当代注重“智育”的同时，也要重视道德教育。家长要有意识的创造一个和谐、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使子女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孩子在良好的家庭环境中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

(四)树立榜样，正确引导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家长要重视榜样对孩子的影响作用，注意创造条件，让他们去模仿正面积极的事物，以便从中受到教育。亲自给子女树立榜样，因为父母的日常行为、为人处世等都会影响到孩子。

(五)实际锻炼，放眼未来

让孩子身体力行，参加各种力所能及的实践活动，从中得到锻炼。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懂得勇于面对，坚持到底。人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家长不能只看到眼前，还要为孩子的以后做好准备。

(六)正面鼓励，严慈相济

中国家长受传统文化的影响表达感情的方式会比较含蓄，面对孩子的一些优点表扬起来也觉得像批评。要给予孩子表扬与鼓励，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同时还要严格要求，掌握正确的方法方式以及分寸。

五、结语

家庭教育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形式，在人的身心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所不能替代的。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家庭教育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希望通过本文，能够认识到我国家庭教育的优势以及不足，解决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使得我国的家庭教育日臻完善，培养出更多的有用之才。

作者:李佳栩 单位:烟台大学

参考文献:

［1］张晓亮．浅析中美家庭教育的差异［J］．大众文艺，2010(12)．

［2］汪柳花．探析中、美家庭教育差异的根源及启示———以中国儒家文化和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为视角［J］．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0)．

［3］玛丽安娜•卡尼•戴特斯曼，乔安•克兰德尔，爱德华•N•卡尼．美国文化背景(第三版)［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

［4］朱世达．当代美国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