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法律意识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公民法律意识，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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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制社会；公民法律意识；培养与塑造

随着我国现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社会结构建设逐步完善，社会法律法律系统也逐渐实现公民法治意识的全面性提高，从我国社会法制教育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我国实施公民法律意识培养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效，但是受到历史思想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依旧存在一些不足，结合生活实际，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塑造进行探究。

1 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发展现状

法制社会的建设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实际，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塑造情况进行实际分析，主要总结为三方面：第一，法律意识理念低，我国人口总量居世界第一，人口的形式多样，文化水平也多样化，公民对法律的认识存在较大的认知偏差，导致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处于相对不完善的的发展阶段，公民的意识中，法律的实际作用性较低，对法律的关注程度较低，导致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认识循环结构不完善[1]；第二，公民的法律意识受到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法律对大部分公民而言，仅仅是一种约束，而没有保护作用，公民认为不触犯法律就是认识法律，错误的法律意识引导，无法发挥法律在社会保护中的作用，对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三，现代法律的实施与道德之间的可调和性较低，е鹿民的法律意识出现质疑的问题，例如：我国法律进行道德案件处理中，往往存在情大于法的情况，法律在公民中树立的庄严的形象受到影响，法律的实际作用和法律的实际应用效果，都受到严重的冲击。

2 实现我国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塑造的途径

2.1 加强思想引导

针对当前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实际处理情况，对当前公民法律意识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措施。我国社会公民的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水平呈现参差不齐的情况，对法律的认识水平更处于有待进一步完善阶段，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加强对公民的思想引导[2]。一方面，要善于打破传统法律思想框架，形成社会法律系统在社会公民意识中的快速更新；例如：积极开展公民法律宣传教育，将公民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法律途径的引导，充分发挥法律在公民生活中权益的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加强公民法律意识的引导，必须积极进行相应的系统优化，将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方式进行科学分析，针对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塑造形式，例如：针对青年人，可以采取现代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与法律意识宣传相结合的技术进行分析，应用手机客户端，微博，微信等形式，逐步建立完善的公民法律意识体系。

2.2 完善我国法律系统

提高公民法律意识，善于把握我国法律系统的建设与分析过程，我国社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依旧处于不完善的状态中，积极完善我国法律系统，对系统中存在的公民法律权利和义务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并弥补旧法律中存在的不足，优化我国现代法律结构系统[3]，例如：完善我国立法的法律条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以及监护人的义务进行更加精确化规定，优化现代立法结构体系，这种资源结构的优化完善，为现代公民法律意识的塑造与培养提供理论基础；另一部分，加强法律系统的完善与建设，需要提高我国法律系统中工作人员的素质，例如：积极开展国家经济法律结构与法律道德的专业培养，对新会计规则进行的法律法规进行进一步指导，保障我国公民意识培养与塑造的人员的引导。

2.3 做好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规划

法律问题与道德问题之间的问题，是社会法律系统完善中主要的问题之一，公民在实际生活中，对法律的认识往往存在情大于法的法律结构，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必须解决好情与法之间的关系，发挥法律在公民权利维护与义务之间的协调，同时做好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协调，能够对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提供技术支持，能够在理念上引导公民应用理性的是为方式处理问题，可大大降低社会的犯罪机率[4]，例如：积极做好对个人财务的保护以及亲情之间的联系，及时对我国传统法律观念与思想道德之间相互矛盾的部分进行分析，从而达到对社会公民法律意识正确引导的作用。

2.4 完善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

经济基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也是公民法律意识培养与塑造的主要物质保障，我国政府从思想领域对公民的法制意识进行引导，将法律知识转变为简单易懂的通俗形式，例如：视频模式，语音讲解模式等[5]，实现现代社会公民法律意识在潜移默化的文化机构体系中得到优化应用，另一方面，政府加强对公民日常生活的保障，引导公民在物质基础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提升自身对法律法规的认识，促进我国现代社会法制社会体系的逐步完善与发展，为现代公民的法律意识的塑造与提升提供相对稳定的物质基础保障体系。

3 结论

公民意识的培养与塑造是国家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为我国社会法律结构系统的完善提供了物质基础，法律结构的完善，是现代社会科学性建设的保障，提高社会公民的法律意识，是社会主义社会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新形式。

参考文献

[1]李玉德.试论法制社会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塑造[J].法制博览，2015，08：164.

[2]蔡卫忠.公民意识养成视阈下的大学生法律教育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4.

[3]韩振文.中国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培养之生成基础与路径选择――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视角[J].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12，04：72-77.

[4]田宏伟.论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与法制现代化建设[J].前沿，2009，12：58-60.

[5]高梦.论法制类影视作品对公民法制意识的影响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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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工 法律知识 劳动力转移 法制教育

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农民工面临的环境分析

（一）农民工转移前后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由于城乡二元社会的分割和对立，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环境中。他们沿袭传统社会靠地域范围内的相关主体对风俗、道德、习惯、礼制、规约等非正式制度的普遍认可，靠宗法、血缘、情感、心理认同及社会舆论来维持和调控社会关系，基本不依赖或者较少依赖政府所提供的正式制度。这导致农民对国家正式法律制度掌握不够，法律知识欠缺，轻法、畏法、无诉意识还在很大的范围内盛行。而城市发展长期得到正式制度的倾斜，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制化的过程，市民主动地学习法律并自觉地运用法律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已经成为客观事实。城乡分割的这种制度安排，使农村劳动力在转移后面临截然不同的社会环境，迫切需要对法律“补课”，以适应转移后的环境，迅速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

（二）农民工转移前后面对不同的经济环境

主动接触、自觉学习是增加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的根本途径。而主动接触的前提是人们对法律的需求，尤其是保护其经济利益的需求。农民工在转移前，长期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市场化程度低，经济关系简单，基本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国家法律制度来调节、保障其利益，农民就没有主动学习法律的动力。转移后，农民工一下投入了市场经济的洪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市场规则由法律规范来保障和调节。经济环境的变化，凸显出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外在的市场压力和农民工迫切转移的内在动力相结合提升了农民工增强法律意识的愿望。

（三）农民工转移时面临的工作环境

农民工工作不稳定，经常在城市和农村中徘徊流动。即使转移顺利，也可能在各个不同的城市之间奔波，工作不固定。而且他们数量庞大，年龄差异大，文化素质偏低，分布行业广、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相对较大，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这种特点使劳动力流出地在普法教育时很难对他们进行集中的教育，流入地又因为流动性太强难以保证参与率。这种两难境地，常使对农民工的普法宣传流于形式，难以落到实处，形成农民工普法的盲点和真空地带。

“公民的法律知识是现代法律观念的物质基础，它使得人们对法的性质、价值、功能和作用有一个科学的、正确的认识，并以此作为公众自觉守法、护法的知识基础”。通过法制宣传和教育，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法律知识，提高其法律水平，增强其对法律的认同和信仰，达到自觉地遵守法律、运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转移的目的。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

（一）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顺利转移

由于法律知识缺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时，还是首先依赖于亲戚、朋友、熟人，信任情感化、伦理化与道德化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为这种信任，农民在求职时对介绍人、职业中介和招聘单位减少了警惕，放弃了招聘资格、招聘手续等方面必要的法律审查。结果不断有农民遭遇虚假招工、非法招工，轻者以报名费、工作押金、保证金等方式被骗财骗物，严重的甚至人身安全都受到伤害。这使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民产生巨大的疑虑，严重阻碍了劳动力的正常转移。

（二）影响劳动合同签订和劳动权利和义务的履行

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对于农民工来说，劳动合同不过是一纸文书，可有可无，找到工作意味着有活干，就可以赚到钱，而不问及由什么来界定他们在工作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谁来保障他们的工资和劳动的基本权益。由于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在合同中具体详细地规定农民工各种权益的行使方式、时间、违约责任等条件，结果，侵犯农民工权益的事情屡屡发生。

（三）影响转移后的生活状况

法律知识缺乏，使得农民工的报酬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调查显示，农民工被克扣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被拖欠过报酬的占被调查农民工数的两成。农民工不清楚相关法规，在签订劳动合同时也没有约定具体的支付方式，结果常被拖欠工资，使农民工生活陷于困境，也波及其家人的基本生活，为讨薪采取极端方式也屡屡发生。打工难，讨薪更难，成为农民工的心声，成为阻碍农村劳动力顺利、持续转移的重要因素。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身心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我国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平均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长时间超负荷的劳动使其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极大地损害了农民工的身心健康，同时减少了农民工进修培训的时间，使其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难以得到提高，长期停留在重活、脏活、累活、难活、险活的范围之内。

转贴于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生产和生活安全无保证。用人单位必须建立、健全劳动安全卫生制度，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程和标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事故，减少职业危害。但是，常有企业为了经济利益违反这些法规，而农民工为了保住饭碗，也听之任之，有的甚至帮助企业欺瞒有关机关的检查。由于缺乏劳动安全保障，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职业病的防范不理想，最终给自己造成无可挽回的伤害。

农民工法律知识缺乏，使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率低，缺乏保障。农民对各项社会保险的法规基本都不了解，认为只有工资才是自己劳动所得，缴付保险金是一种迫不得已的开支，很少把国家法律规定上缴的各项保险金作为自己的收益和基本权益。由于参加社会保险率低，农民在遭受损失和困难时只能自己默默承担，因此而致贫、返贫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四）影响到劳动力转移后农民工的职业稳定性

法律既是防御武器，也是自救自卫的武器。而农民工法律知识的缺乏、法律意识的低下，使其在正当权益遭受侵犯后，还是求助于自己最为便利的乡土资源，导致权益难以维护。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害时，固定岗位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的占18.34%，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寻求法律援助占16.92%，与用人单位自行协商解决、找亲友帮忙的还是占了很大比重，有部分农民工还选择了自己忍了或是向有关部门举报等。而且，依赖法律维权的时间、资金成本又太高，农民承担不了。在维权无门的情况下，一部分农民工选择退出打工潮。

（五）引发转移后一系列社会问题

一些文化技术水平低的农民长期在城市中找不到工作，或者找到工作又无法拿到报酬，或为了维权失去工作而流落城市街头，成为无业游民或贫民，给城市的治安、卫生、教育等管理工作带来了一系列困难。而法律知识缺乏加上经济上的贫困往往使其铤而走险，偷盗、抢劫等各种“自救式”犯罪活动也因此而生。农民工因为被拖欠工资、工伤等权益赔偿等引发各种突发事件，致使劳资冲突呈激化态势。

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农民工法制教育对策

（一）夯实农村基础教育并强化法律知识教育

首先，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把法制教育纳入教学大纲，保证课程的安排落实，配备兼职或者专职的法律人员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使法制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环节能得以落实。其次，农村学校法制教育要与农村社会的经济实际、生活实际紧密结合，帮助学生运用法律基本知识来正确认识和理解生活中各种现象和问题，使学生能学有所思、学有所用，并以自身的感触，来影响家庭其他成员。再次，要把教学的重点放在基本法律观念的培养上，通过对《宪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学习，促进青少年权利意识、契约观念、诉讼意识的形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意识来源。

（二）举办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专业法律培训

各级政府要健全针对劳动力转移的法律教育工作。首先，劳动力输入和输出政府都要针对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情况进行法制教育。其次，要始终注意发挥各部门的职能作用和优势，按职能分工，实行齐抓共管，协同行动。最后，建立劳动力流入和流出地的法律学习课程对接和交流转移制度，使农民工的法律学习能够通过信息系统的记录而转移，从而全面监控、保障学习过程，使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得以切实提高。

（三）在农民工职业技术培训中渗透法制教育

我国农民工的职业技术教育逐渐发展起来并形成一定的规模。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2006年的调查显示，有50.20%的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农民工认可职业技术化教育，在其中渗透法制教育，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职业技术资源，向协同教育要效益。例如，在建筑技术、装潢设计的培训中增加《安全生产法》、《环境保护法》等内容，增加法律课程的内容和课时量，将技术课程和法律课程的内容衔接起来，使技术可行性和法律可行性结合起来，使农民工既体会到技术对找工作的意义，也懂得相关技术对自身安全、身体健康、社会环境和社会秩序的影响，使劳动力的转移更加健康和稳定。

（四）加大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把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以此为契机，应加强法律援助制度建设，建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长效机制。首先，应该健全专门针对农民的法律援助机构，为农民提供免费咨询和法律援助。比如，2007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以及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建立的“推动律师深入参与农民工法律援助”项目，在一年之内建立起覆盖21个省的工作站。这些针对农民工的法律援助项目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多层次、全方位地展开。其次，在资金保障上，建立由国家财政资金投入为主的法律援助基金，同时辅之以社会各界人士的慈善捐助和国际资金的援助。第三，建立农民法律援助信息系统，集中参与援助的法律专家和律师、典型案例、受援农民的相关情况、案件处理过程和结果，使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参与者有一个交流平台，实现信息共享、资源共享，提高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真正帮农民工解决法律后顾之忧。

参考文献

1.杨明.中国公众法律知识水平现状之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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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事诉讼公益诉讼公共利益

1997年4月，中国公民王英的丈夫酗酒而死，年仅41岁，王英一纸诉状把酒厂告上法庭，要求被告酒厂赔偿精神损失费60万元，并在酒瓶上加注“饮酒过量会导致中毒死亡”的标记，该案从一审到二审再到再审，王英均败诉。诉讼期间，酒厂多次表示愿意给王英以经济援助，但拒绝在酒瓶上加注警示标志。王英认为，自己之所以费劲打官司，并要求被告在酒瓶加注警示标志是为了广大的活着的消费者的利益。

在中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有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法院在作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的裁定中，常常会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或者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者相对人。由于我国现行的法律还没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因此，法院作出的裁判是无可厚非的。

由于我国缺失民事公益诉讼法律制度，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虽然有代表人诉讼或者受害者个体诉讼这两种方式予以救济，但这两种方式都存在缺陷，不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予以充分的救济。社会生活中，公共利益受到侵害主要存在环境保护、消费者保护、遏制不正当竞争、国有资产管理等领域。由于民事诉讼制度的缺陷，使得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屡禁不止。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及其特征

1、民事公益诉讼的涵义

公益诉讼起源于古罗马，古罗马法学家把为保护私人权益的诉讼成为私益诉讼；而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诉讼称为公益诉讼，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之外，凡是民众可提起。[1]现代公益诉讼起源于美国，美国的《反欺诈政府法》规定任何公民个人或者公司在发现有人欺骗美国政府，索取钱财后，有权以美国政府的名义控告违约的一方，并且在胜诉后分享一部分的罚金，《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对于违反托拉斯法令的公司司法部门、联邦政府、团体乃至个人都可以提出诉讼，后来的《克莱顿法》对《反托拉斯法》进行了补充，增加了诉权的主体。在环境保护法中，公民可以依法对违法者或者未履行法定义务的联邦环境局提讼，要求违法者赔偿环境污染受害者的损失。[2]

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相法院提起民是诉讼，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活动。

2、关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是与“个人利益”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社会公众的需要，是社会成员利益的结合体。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涉及到相关概念除“公共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等类似概念，这些概念的含义基本相同。有关公共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10条。《行政处罚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著作权法》第4条规定著作权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时，“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有关社会利益的规定，如《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有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的：《民法通则》第6条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合同法》第52条也同样规定了订立合同应遵循“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原则”，“违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立法法》第10条用“国家整体利益“来表述这一概念。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保护的客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到侵害之危险时，通过公益诉讼来救济和保护。

3、民事公益诉讼的特征

相对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言，民事公益诉讼有如下的特征：

（1）公益民事诉讼的直接目的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

私益民事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个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民事公益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因此，建立公益民事诉讼可以使公共利益、社会利益、国家利益得到保护。

（2）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一般与民事诉讼标的无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包括特定的国家机关）。

（3）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是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的社会公共利益。

二、民事公益诉讼的法理依据

1、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按照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务，管理管理社会事务。”这体现了在民原则。一方面，人民以法定程序把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委托给国家机关行使。另一方面，为了人民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也保留了人民直接岑与国家事务管理的权利。

当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或者有受侵害之危险时，人民有权依法通过公益诉讼来行使的具体体现。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来说与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时一致的。侵害社会公共利益也必然最终侵害到公民的个人利益。

2、民法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的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第55条第3项规定：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不得违反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合同法》第7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的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尽管实体法对维护国家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作了明确具体的，但对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权益由谁去维护，如何维护？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程序法的空白使实体法律无法适用。“无救济即无权利权利”，社会生活中社会公共利益不断地受到侵害而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

3、诉讼法依据《刑事诉讼法》第22条规定：“如果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是目前我国法律在民事公益诉讼方面最直接的规定。在民事诉讼中，第2条对民事诉讼人的规定和第54条关于诉讼代表人制度的规定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民事公益诉讼的精神。诉讼代表人制度则是现行法律规定中较明确公害事件的司法救济的主要形式。

三、民事公益诉讼提起的主要障碍

如何通过民事公益诉讼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要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从目前来看，存在如下困难：

1、法律上的障碍

当事人享有诉权有两个必要的条件，一是主体方面的要件，即有权请求诉讼救济的主体，即当事人适格问题；二是客观方面的要件，即就特定的民事纠纷有适用诉讼救济的必要，即具有诉之利益。按照传统的诉讼理论，当事人适格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在具体的案件中享有。诉权的当事人必须是与纠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的社会组织。”因为这一规定，维护公共利益的人因与本案无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而求告无门。在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中，虽然赋予了公民的公民民主监督的权利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权力。但是，大都比较抽象，没有具体配套的制度，导致权利无法落实。

再就举证责任而言，“谁主张。谁举证”，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原告往往处于弱者地位，难以举证。

2、经济上的障碍

民事诉讼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进行民事诉讼，应当按照规定交纳诉讼费。财产案件除交纳案件受理费外，并按照规定缴纳其他诉讼费用。现实中，侵害国有资产和环境污染破坏自然环境的案件的诉讼标的额往往十分巨大，提起民事诉讼必须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一旦败诉，个人就要承担巨额的诉讼费用。再者，侵害公共利益的被告往往在人力、物力、财力上远远胜与原告，原告受不了诉讼延迟的折磨，民事公益诉讼会变成异常旷日持久的马拉松，这使得原告望而却步。

3、文化上的障碍

传统文化上，我国是一个义务本位的社会，民众的公众意识薄弱，对自己周围的公共权益的关注甚少。所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污上双”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由于受到儒家的“和为贵”处世哲学的影响，老百姓大都不愿意打官司。

四、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构想

如何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既涉及到理论问题，由涉及到技术造作的问题，针对大量的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迫切需要修改现行民事诉讼法，尽快消除公益诉讼的障碍。

1、诉权理论之发展

“有权利必有救济”，提讼的前提拥有权。关于诉权理论，学者有多种看法。通说认为，诉权是因民事权利义务发生纠纷，公民请求法院行使审判权解决民事纠纷或民事权益的权利。一般情况下，诉权主体界定为直接利害关系人即诉讼标的争议的主体。那么，就必然导致大量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司法救济，民事纠纷也得不到及时地解决。但是，我们认为，诉权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公民权，民众将权力委托给国家行使，公民之间纠纷可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加以解决，公民也可以借助国家的力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原告和受案范围的扩大

民事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超出了传统的直接受到公益违法行为侵害的个人，相关社会团体和人民检察院。相应地应该扩大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

3、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

宪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公诉是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

（1）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应当受理的案件，法院未受理的，可由检察机关行使公益公诉权。

（2）在法院对公民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作出书面裁定的，当事人不服的，可在法定期限内上诉，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诉。

（3）公民可以向检察院申诉。

（4）检察院对民事公诉调查、提起公诉、出庭应诉的程序及相关制度配置。

4、诉讼费用的承担和举证责任的承担

公民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主观上大都为了公益，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给予原告以法律援助，减免诉讼费，给予胜诉原告以奖励，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参考文献

[1]周楠、吴父翰编著《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3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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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法律地位；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连带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2.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5-0084-07

2014年3月15日生效的修订后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保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以更好地保护网购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本文以该条法律规定为依据。探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并对其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研究。

一、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事责任的适用范围

网络交易是一种新型的商业交易形态，其基于网络通信手段和互联网技术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并可根据交易主体的不同，细分为消费者之间（Consumer to Consumer，简称C2C）、企业之间（Business to Business，简称B2B）、企业与消费者之间（Business to Consumer，简称B2C）三种交易模式。其中，B2B模式下的网络交易又可细分为网上交易市场（web trade market）和网上交易（webbusiness）。前者是指提供给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业进行实物和服务交易的，由第三方经营的电子商务平台：后者是指具有法人资质的企业在网上独立注册网站，并直接向其他企业提供实物和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同样，在B2C模式下的网络交易也可细分为网上商店（web store）和网上商厦（web mall）。前者是指企业（或其他组织机构）的法人或受法人委派的法律主体在网络上以自己名义独立注册网站、开办网上商店，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给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后者是由第三方经营电子商务平台，并提供给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机构）或受法人委派的法律主体，由其在商务平台上独立注册开办网上商店，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给消费者。C2C网上个人交易市场（web market for consumers），是指提供给个人之间在网上进行实物和服务交易的，由第三方经营的电子商务平台。

《消保法》第44条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仅适用于C2C与B2C中的网上商厦下的网络交易，理由是：第一，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社会主体，在B2B模式下，交易的双方为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其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是出于生产消费的需要，不能将其界定为消费者；第二，在B2C网上商店交易模式下仅存在双方当事人，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同时是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或服务者，消费者在此交易模式下如合法权益遭受损害，只能请求与其发生关系的一方承担民事责任时，不具有选择权。在《消保法》第44条确立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网络交易关系中，有三方当事人：一是网络平台上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他们是交易的经营者；二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他们只是为交易的双方提供交易平台，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与消费者进行交易；三是消费者，他们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发生交易关系。B2C网上商店交易模式明显不符合《消保法》第44条规定的要求，因为在这种交易中，网站本身就是网络交易关系的当事人，而并非提供交易平台供另两方交易者进行交易。《消保法》第44条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民事责任究竟应当在何种范围内适用，特别值得研究，这是确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责任承担的基础。

在C2C、B2C两种网络交易模式下，存在三方当事人，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为买卖双方提供全天开放的交易平台，消费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仅需在该交易平台上进行注册后，便可使用该平台进行买卖交易。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本身既不接触商品也不参与货币结算，直接的交易对象是消费者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发生的交易如出现违约责任、侵权责任，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是直接责任主体，只有在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才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及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来源

1.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

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交易平台和网络交易辅助服务的法人，其法律地位直接关系到对其民事责任的认定以及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因此须先就其法律地位进行探讨。在学理上，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网络交易中的法律地位存在卖方说、柜台出租方说和居间人说等不同意见。

“卖方”说将虚拟的网络购物与现实购物等同，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视为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认为其作为卖方或合营方与消费者签订了买卖合同。而事实上，在C2C与B2C中的网上商厦模式下，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仅为交易平台上的买卖双方提供网络空间与必要的技术支持，其既未直接与消费者达成买卖合同，也未亲自参与、干涉在其平台上进行的商品或服务交易。将其作为卖方来看待不符合客观事实，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真实法律地位不相符。

“柜台出租者”说亦存在不足之处。按照这种观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将其拥有支配权的网络交易平台出租给销售者或服务者，并按期向作为承租人的销售者或服务者收取一定的费用作为租金，两者之间实为租赁合同关系。而在实际上，以C2C模式中的典型代表淘宝网为例，其对所有用户开放，不论是消费者还是销售者或服务者在其平台上免费注册后，都能使用其网络平台进行交易，完全不同于柜台租赁，不能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单纯认定为柜台出租者。

对于“居间人”说，虽然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在为买卖双方提供交易平台的过程中，产生了实质上的中介效果，但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传统的居间人具有原则的不同：第一，居间人是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提供订立合同媒介服务的人。而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网络交易双方订立合同时，并无居间的意思，也未主动为其寻找交易机会。第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将网络交易平台对网络用户免费开放，并未因提供网络交易平台而收取相应的费用，其所获收益不具有居间报酬的性质。

我们认为，网络购物是一种新兴的交易方式，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也是近几年新出现的概念，在认定其法律地位时，不能用固有的民法概念来解释它。认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应当根据其在网络交易中的客观实际，实事求是地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的交易中介，其特点有：一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构建者与所有者。二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不直接参与买卖双方（消费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的交易活动。是独立于买卖双方的中介。三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分别与买卖双方订立服务条款，并根据买卖双方享有权利的不同对卖方进行更为严格的资格审查。四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买卖双方不收取交易平台注册费用，买方（消费者）使用该平全免费。但通过对卖方（销售者或服务者）提供增值服务、收取广告费、提供搜索排名等方式赚取利润。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这种新型交易中介法律地位，与《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的网络侵权责任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法律地位相似。在网络侵权法律关系中，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讨论平台，任何网民都可以在该平台上自由发言。网民在网站上实施侵权行为，被侵权人可以行使通知的权利，保护自己，网络服务提供者只是提供平台，并不参与其中。尽管网络交易行为与网络侵权行为不同，但网络平台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相似，网络服务提供者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基本相同。

2.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民事责任的义务来源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违反民事义务所应当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易中介，其特殊的法律地位决定了其对在其交易平台上发生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一般不承担民事责任。《消保法》第44条基于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这种民事责任的基础究竟来源于何种民事义务，值得探讨。根据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律地位，将其承担民事责任的来源分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法定义务与约定义务两种。《消保法》第44条关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请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的规定，就是明确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当承担的法定责任与约定责任，其基础就是这两种不同的义务。

（1）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违反法定义务承担的法定责任。

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与商品的销售者或服务的提供者共同构成了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作为平台的所有者，仅为在其网络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提供必要的网络空间与技术支持，不参与消费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之间的买卖行为。

在消费者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网络交易平台进行交易的过程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无法定义务的发生。即使在消费者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之间发生争议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也不发生义务。只有在消费者因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合法权益受损，却无法找到网络交易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时候，法律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负有义务。该法定义务的内容是，应消费者的要求，向消费者提供与其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不履行该项义务，其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这种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就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定责任。

（2）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违反约定义务承担的约定责任。

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上述的法定义务与责任，并不妨碍其对消费者作出的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发生的义务和责任。“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消费者作出的“先行赔付”等承诺，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向在其提供的网络交易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提供的，在满足《消保法》以及相关法律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定最低要求的前提下作出的更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服务性条款，包括商品维修条款、退换货条款、质保条款、损害赔偿条款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消费者作出的承诺，在双方之间发生约定的义务，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必须依约履行。该条款不需要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消费者进行事先签订，只要消费者注册成为该网络交易平台的用户，并通过该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即成为该义务的权利人。在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在该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受到损害时，即可请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违反其约定义务的民事责任。这种民事责任，是违反约定义务产生的民事责任，其与法定义务有很大的不同。

网络交易的空前繁荣，导致各大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越来越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为其平台用户提供必要技术支持的同时，更加重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3）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

《消保法》第44条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消费者的另外一项法定义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采取必要措施。这种采取必要措施的要求，就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法定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民事责任也是法定责任，其性质应当是侵权责任，因而与前一种法定责任不同。

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违约责任及具体规则

1.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的形式是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消保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民事责任，究竟是何种性质，在立法过程中意见不同。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是有顺位的补充责任，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在交易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受到损害时，其只能先向与其有买卖合同关系的销售者或服务者要求赔偿，在销售者或服务者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不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时，再由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或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应构成连带责任，消费者既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请求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又可以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请求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因此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的是连带责任。

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这里承担的民事责任是连带责任的意见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连带责任的本质特征是，尽管在中间责任的承担上可以进行选择，但其最终责任必定须分配给每一连带责任人。《消保法》第44条规定的责任，尽管存在“可以”请求与消费者直接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也可以”请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但接下来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进行的追偿却是全额追偿，而不是按照份额追偿，这不符合连带责任的本质特征。此外，连带责任是法定责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前提，此处没有规定为连带责任，当然不能解释为连带责任。

认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责任是有顺位的补充责任的意见也不正确。在适用补充责任的场合，受害人行使请求权有顺序的限制，只能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对直接侵害自己合法权益的义务人首先要求赔偿，只有在先顺序的赔偿义务人不能赔偿或不能全部赔偿的情况下，才能请求后顺序的赔偿义务人进行全部赔偿或限额赔偿。《消保法》第44条第1款仅规定，当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在网络交易平台上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而受损，可以请求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予以赔偿，且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享有请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的权利。在这条法律规则中，首先，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仅为交易双方提供交易平台与必要的技术支持，其本身并没有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损害的法定义务，也未实施任何行为为销售者或服务者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提供机会或帮助：其次，消费者要求销售者或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并没有顺序的限制，销售者或服务者不是第一顺位的赔偿义务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也不是后顺位的补充责任人，消费者不需要在首先向销售者或服务者请求赔偿又得不到完全赔偿的情况下才能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请求赔偿。因此，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销售者或提供者之间并非构成有顺位的补充责任。

在《消保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情况下，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之间承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是附条件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其平台上的销售者或服务者之间承担的这种责任属于不真正连带责任，原因是，消费者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享有两个请求权，一个是对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请求权，另一个是对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请求权。两个请求权消费者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行使，当一个请求权满足后，另一个请求权即行消灭。这完全符合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法律特征。不过，这种不真正连带责任是附条件的。法律规定所附的条件为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或者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对消费者作出了更有利的承诺。当满足前一个条件时，构成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当在满足后一个条件时，构成约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实行这样的责任形态规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责任，主要原因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各自基于不同的原因或行为致使同一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消费者与销售者或服务者是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后者对其销售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负有瑕疵担保责任。当消费者因商品或服务致使合法权益受损时，销售者或服务者理应承担赔偿责任；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非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所以应就消费者的请求承担赔偿责任，在于其未履行在销售者或服务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时及时向消费者提供与其进行网络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的告知义务，或是由于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事前作出了更有利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承诺，其有义务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或者约定义务，承担对消费者的赔偿责任。法律之所以要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的原因是，销售者或服务者作为卖方在交易平台上开店时已进行了实名认证，并将自己有效的身份证件号码与联系方式提供给了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后者作为知悉销售者或服务者身份的主体，在消费者向其寻求帮助时，有义务提供相关信息以帮助消费者维权。如其不能提供销售者或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即为在监管中存在失职行为。因而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同时，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情况下，相当于其为所有在其平台上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合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义务承担者，应当履行其义务，承担对消费者先行赔付的义务。

2.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在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与之进行网络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时，合法权利受到损害的消费者可以选择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也可以选择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对消费者造成损害，在满足“不能提供”的条件时，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产生两个请求权，分别针对这两个责任主体，可以选择其中一个请求权行使，这个请求权行使之后，另一个请求权即行消灭。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件，是其“不能向消费者提供与之进行网络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认定“不能提供”的方法是，如消费者因网络交易而导致合法权益受损，找不到直接责任人即销售者或服务者，无法行使索赔权获得赔偿时，有权请求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介入纠纷。消费者即可请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其提供销售者或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使自己找到侵害其权益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进行索赔。如果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消费者提供了与其进行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有效的联系方式、真实名称和地址，就否定了其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所附条件，应当免除责任。提供上述名称、地址、联系方式是否有时间的要求，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们认为，一项有效的救济除应具有合理性外还应具有及时性。因此，应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向网络平台上的消费者提供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真实的名称、地址以及有效的联系方式的时间进行限制，可以适当宽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规定的“及时”的要求，倾向于在7天内予以提供。在此时间内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能向消费者提供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的联系方式，应认定为其已提供了有效信息；超过该时间再提供或一直未提供的，应认定为“不能提供”。网络服务提供者不能提供这些信息，就有过失，以过错为限承担民事责任，体现的正是过错责任原则的精神。

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履行了上述义务，但消费者却无法通过该信息联系到销售者或服务者的，应当认定其提供的联系方式无效。这是因为制定《消保法》第44条第1款的目的，在于协助消费者及时找到销售者或服务者，使消费者能够向直接责任人请求赔偿，因此特别强调“有效”联系方式。

虽然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已将商品销售者或服务提供者的联系方式、姓名与地址提供给消费者，但消费者凭借该信息仍无法联系到销售者或服务者的，应认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消费者此时即可要求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

3.约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约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事先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因交易平台上进行的网络交易受到损害后，可向与之交易的商品销售者或者服务提供者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要求赔偿的违约责任。约定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所附条件是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作出了更有利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承诺，例如先行赔付的承诺等。这样的约定优于法律的要求，应当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形成的良性规则。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没有作出这种承诺的，消费者不得请求其承担赔偿责任。

4.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违约责任中消费者的选择权

在不真正连带责任中，请求权人都享有对不同的责任主体的选择权，可以选择其中的一个责任人，要求他承担赔偿责任。在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中，请求权人的这个选择权有一定的变化。

在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就具备了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件，就成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责任主体，消费者就可以向其请求承担赔偿责任。但是，之所以消费者向其要求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是因为找不到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不能向其主张请求权。当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这些信息的时候，消费者其实丧失了选择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主张赔偿的权利，只能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请求承担赔偿责任。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其实是不能选择的。

约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与法定的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有所不同。在网络交易平台的提供者事先作出先行赔付等一系列有利于消费者承诺的情况下，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并非找不到，而是就在网络交易平台之中，这时候，即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具备了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条件，即事先有承诺，消费者对两个承担责任的主体都能够找到，因而有权进行选择，或者选择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或者选择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尽管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主张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责任更为有利，但仍不能排除消费者选择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赔偿责任的可能性。

5.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赔偿责任后的追偿权

《消保法》第44条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这是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的表现，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为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中间责任人在承担了中间责任之后，产生了对最终责任人的追偿权.通过行使该追偿权，将中间责任转移给最终责任人承担，完成不真正连带责任的最后程序，实现了不真正连带责任将最终责任归咎于最终责任人的目的。

6.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承担责任时。销售者或服务者的自己责任

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既不存在法定的条件也不存在约定的条件，就不再存在附条件不真正连带责任适用的基础，销售者或者服务者造成消费者的权益损害，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损害的发生无关。这时不应当再适用《消保法》第44条第1款中段和后段的规定，只适用前段规定，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赔偿责任就不是“可以”而是“应当”.责任主体就是销售者或者服务者。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这种责任，是民法上的自己责任，即自己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应当由自己承担赔偿责任。

7.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

在上述讨论中，我们对《消保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民事责任的性质界定，都采违约责任的意见，这是因为发生在网络交易平台上的消费者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商品、服务交易，使消费者受到损害的，是在合同履行中发生的。不过，如果销售者或者服务者造成消费者权益损害属于固有利益的损害，即合同利益之外的财产损害或者人身损害的，依照《合同法》第122条“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受损害的消费者有权进行选择，要求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以及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

四、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的侵权连带责任及具体规则

1.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性质是侵权责任

《消保法》第44条第2款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依法与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这种责任，须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利用其平台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构成侵权行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未尽“其对平台的管理职责”.对其中发生的不法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者采取其他措施的义务”，与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的这种连带责任，是侵权责任。

2.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主观要件是明知或者应知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主观要件，是对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明知或应知。在这个要件上。立法采取的规则与《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3款的规则一致，这是由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网络交易中的法律地位决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销售者或者服务者与消费者进行的交易中，并不参与其中，亦未直接获取利益，只是提供交易平台供他们进行交易而已。如果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对消费者实施侵权行为，在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并不知情的情况下造成消费者的损害结果，实际上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无关。而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或者应知这种情况，就存在主观上的过错，令其承担侵权责任就存在归责的基础。

对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明知”或“应知”的判断，应以合理人的标准来判断。明知的判断是主观标准，即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对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侵权行为已经知道，应当证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确实知道，因此属于故意的范畴。应知的判断是客观标准，是按照通常的标准进行判断，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能够知道，就是应知。因过失虽未在主观上意识到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实施侵权行为，但依合理人的标准，其已经获得了足以使人合理推断出侵权行为存在的信息，就构成应知。例如，当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投诉、举报销售者或服务者的侵权行为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就构成“明知”。

3.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客观要件是未采取必要措施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承担侵权连带责任的客观要件，是对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网络交易平台上实施的侵权行为未采取必要措施。其要求是，网络交易的平台提供者既要明知或者应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在交易平台上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权行为，又须具备未采取必要措施的客观要件，二者兼具，才能构成侵权责任。

“必要措施”应当是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通过自己对网络交易平台的控制力，采取技术手段，能够有效阻止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对消费者实施侵权行为的措施。例如屏蔽店铺、删除商品宣传、断开违法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链接以及对该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停止提供服务等措施，阻止其侵权行为的实施，阻断侵害消费者的网络联系，避免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采取了这样的必要措施，就能够阻却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行为的违法性，不构成侵权责任，否则即应承担侵权连带责任。

应当注意的是，在规定这个客观要件时，立法并没有像《侵权责任法》第36条那样规定采取必要措施须“及时”的时间要求。这是因为，这种侵权行为与网络侵权行为的特点不同，必要措施的采取并非那样急迫。因此。只要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在合理的时间里采取了必要措施，就不应当构成侵权责任。

4.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侵权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符合上述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要求，在对销售者或者服务者实施侵权行为“明知”或“应知”的情况下，只要没有采取必要措施，就构成侵权责任。在这时，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明知销售者或服务者的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表明其主观上具有纵容侵权行为的故意；当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应知销售者或服务者的侵权行为，而未采取必要措施，表明其主观上具有过失，并因该过失而在实质上为侵权行为提供了机会或帮助，最终导致了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这些情形都表明，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与实施侵权行为的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行为结合在一起，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符合《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要求，具有主观的关连共同或者客观的关连共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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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华村旅游开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

对传统手工艺和文化的传承 民族手工艺品是反映国家、地域或民族特征的文化符号。有学者将民族手工艺品的特点归纳为“五和”：“现代与古代的调和，匠心与技术的调和，文明与文化的调和，作者与消费者的调和，人与自然的调和。”①民族手工艺品的特点也决定了工匠的缺乏和技艺的流失会导致民族手工艺技艺的消亡，而民族手工艺村合理的旅游开发是对我国传统手工艺和文化的有效传承和保护。

对乡村游的推动 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远离大城市的喧嚣和名胜古迹的拥挤，凭着自然古朴的环境、宁静的氛围和独特的民风，求新、求异、追求“原汁原味”的“乡村游”越来越受到游客青睐。新华村这样集自然田园风光、浓郁民族风情、民族手工艺于一体的乡村自然拥有更多的优势，也有更大的开发价值和空间。

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发展 从有形方面来说，民族手工艺品属于旅游商品，同时具备地方特色、文化内涵、时代性、时尚性和材质美，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一部分。从无形方面说，民族手工艺技艺是民族手工艺品的灵魂，其本身也具备观赏和开发价值，也是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是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对民族手工艺村的旅游开发是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发掘和发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②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难以界定性和不稳定性，更加脆弱，更易流失。民族手工艺品及其技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生态价值的重要内容，对其开发也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对新华村旅游开发与保护的几点思考

新华村属高原古村落，生态环境良好，阳光、蓝天、群山、湖泊、村庄……颇有一番高原水乡的田园风光；另外，新华村是白族聚居村，有花有水的白族庭院、古色古香的白族民居都向游客展示着白族村落的独特韵味和迷人气息；再加上琳琅满目的纯手工金银铜制品和进村就能听到的叮叮当当的打制声、工匠专心致志的工作场景，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若还能走进手工作坊参观和参与，那更为游览过程增添了乐趣。所以，新华村拥有的“游”、“娱”、“购”特点，使其更具市场吸引力和竞争力。但在今后的发展中，如何保持原有生态风貌，不被商品趋同、质量下降、环境恶化等问题侵蚀，无疑是一个现实而艰巨的问题。笔者就此进行了思考：

1、保持家庭作坊的生产经营模式，加强行业组织的监管作用，正确面对集团化经营。新华村在走合理的集团化道路的同时，必须保留家庭作坊的生产经营模式，实行旅游开发集团化，产品生产作坊化，商品销售则保持两者兼备。也就是说，应该引入集团化经营模式，因为该村旅游业和金银铜制品销售业的扩大发展需要先进的管理模式和经营理念，这是村民的家庭作坊和村里古老的行业组织无法承担的。但不能走资源兼并的完全集团化道路，而应将项目的开发及经营权交给集团，产品的开发和生产仍由家庭手工作坊完成。在商品销售方面，生产者可在自家作坊或店铺销售，保留游客在作坊选购及参观的特色项目；集团以订单的形式向作坊收购商品，集中在旅游商品交易市场销售，或销往各地、各国。这样既利用了集团的资金实力、销售网络、市场优势及信息优势，又避免了商品生产集团化带来的产品趋同化的弊端，各作坊仍然生产其特色品种或专利品种，也有利于保护专利权，提高产品质量，鼓励产品创新。

2、尊重和保护民间匠人及其设计，鼓励产品创新，防止产品趋同化。民族手工艺品一成不变是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历史上新华村的金银铜器生产加工号称“一户一品”，即产品不雷同，各有千秋。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各家庭作坊生产的产品都求全、求多，往往在首家推出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就能成为自家的“新产品”，换汤不换药，出现了产品趋同的趋势。所以必须大力加强行业组织和专利部门的监管力度，严格保护产品设计专利，鼓励新产品的研发，丰富旅游商品的花色品种。一是加强对产品及设计专利的管理，对可认定的已有产品及新产品设计发放专利证书，对其专利权予以法律及行规的保护；二是制定管理实施细则，对产品的变相剽窃和改进创新作出严格区分，杜绝以“创新”为幌子的侵权行为，同时又保护和鼓励在前人基础上的科学改进与创造发挥；三是行业组织每年举办产品设计大赛，评选出当年设计大奖和杰出手工艺人，给予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通过鼓励创新，保护和支持民间匠人；四是各作坊业主要提高主人翁意识，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在产品上打上自家的字号和保密防伪标志，一旦发现仿制品，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并协助调查，维护自身的权利及行业的规范。

民族手工艺技艺的“活的宝典”是民间工匠，因此对民族手工艺技艺的开发和保护要“以人为本”。一方面保护和鼓励民间工匠的创作，并通过组织交流学习等各种形式提高民间工匠的技艺，为其创作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注重民族手工艺技艺的传承，培养接班人才，不能让技艺失传。

3、充分发挥民族手工艺品村的优势，增强游客互动性，让游客享受亲身体验的快乐。民族手工艺品村游的优势还在于与游客的互动性。新华村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好，没有发挥优势。笔者认为，可以引导有兴趣的游客到手工作坊中选购、订制金银铜制品，也可以买下自己亲手设计、打制的作品，这样既增强娱乐性，也让游客切身感受到当地文化，对游客来说更有纪念意义，也促进了旅游纪念品的销售。当然，游客的参与可能影响作坊的正常生产进度和工艺保密。这可以在作坊中单独划分游客参与空间，由专人负责管理、介绍和指导，在指定范围内参观和参与。

4、对于新华村这样集自然田园风光、浓郁民族风情、民族手工艺于一体的乡村，可以将优势合理集合升值，发展集农家乐、古村落游、民族手工艺村游于一身的更具市场竞争力的乡村游模式。在这里可以品尝白族风味饮食，可以在家家有清泉、户户花不断的白族传统庭院中享受恬静的村庄生活，也可以体验手工艺品制作的快乐，将一切吸引力因素合理叠加，多方位满足游客的需求，更能彰显乡村游的亮点。新华村应该在“娱”上再下功夫，即增强游客的参与性与互动性。可以提供几种活动方案：（1）鼓励游客在作坊中参与产品设计和加工，在同一批参与者中评选出“优胜者”，提供免费赠送其打制产品等奖励；（2）鼓励游客的创新，对游客较成功的设计予以鼓励，也可视情况在必要时买下游客的设计专利，并授予其“新华村名誉村民”的称号；（3）推出诸如“银匠学徒x日游”这样的项目，游客交纳一定的旅游费用，就可体验在作坊学徒的生活，可仿传统举行“拜师礼”，之后新“学徒”们就在“师傅”带领下同吃、同住、同劳动，日程结束后还可象征性颁发“出师技术等级证”；（4）与相关美术、设计等专业院校联系，可成立一个学生实习点，既可以达到广告效应，吸引更多的游客，更能相互促发灵感和交流，利于新产品的研发。

（作者系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旅游管理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白族）

注释：

注1张福昌：《振兴中国传统手工艺产业刍议》《艺术・生活》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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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软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

商软的法律思想主要反映在《商君书》一书中。现存的《商君书》有26个篇目，是商秧及其后学的代表作，也是研究商软一派法律思想的主要依据。

(一)以法为本，垂法而治在法家学派内部的各代表人物中，商较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在《商君书•定分》中，商鞍多处谈到法对于治理国家的重要性。他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去法令，犹欲饥而去食也，欲东而西行也，其不几亦明矣。”“故有名主、忠臣产于今世，而能领其国者，不可须臾于法。破胜党任，节去言谈，任法而治矣……臣故日:法任而国治。”商秧从奖励农耕、富国强兵及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必要性。商软认为，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是君主要重视农战、推行农战、奖励农战，“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施行以赏罚为主要内容的法治，奖赏有功于农战的人，惩罚破坏农战的人。同时，商较认为，“好利恶害”是人的天然本性，“民之性，饥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正是“人生而好恶，故民可治矣……夫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因此，不能用所谓的仁义道德、教化来治理国家，只能实行法治。为了推行法治，商软还提出了“法、信、权”三位一体的法治方法论。“国家之所以治者三:一日法，二日信，三日权。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信者，君臣之所共立也;权者，君之所独制也。”关于商较执法守信的法治方法，《史记•商君列传》为我们记载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乃立三丈之木赞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夺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徒者予五十金。夕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二)刑无等级一断于法商较“刑无等级”的思想是其法律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商君书•赏刑》在解释“一刑”的时候阐述了“刑无等级”的思想:“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意即无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法律处刑，矛头直指旧贵族，对商周以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思想进行了直接否定。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所概括的那样:“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在总结前人推行“法治”实践的基础上，商较得出一条教训:“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此他一反过去“刑不上大夫”的传统，坚决主张刑上大夫，甚至对太子犯法一事也进行了严肃处理。“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琳其师公孙贾。明日，秦人皆趋令。”其直接影响是，“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贼盗，家给人足。”

(三)以吏为师，以法为教为了推行法治，商较主张取缔一切不符合君主法令的思想言论，坚持用法律统一人们的思想、舆论和风俗，也就是要实行“壹教”政策。商秧所说的“壹教”即“以法为教”，为了贯彻“以法为教”，商较提出了“以吏为师”的主张。据《商君书•定分》记载，有一次秦孝公问商鞍:“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吏民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商软答日:“为法令置官吏”。为此，商鞍详细阐发了为贯彻法律而培养懂法的法官和官吏的思想。具体措施是在中央与地方各级设置法官，并对之进行统一培训，使之通晓法律，这样，即可“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使“吏民知法令者，日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从而达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得以非法而干法官”的目的，其结果是“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自治也。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四)严刑峻法，以刑去刑商鞍非常重视刑罚的作用，主张轻罪重判、小罪重罚，认为只有通过“重罚”、“严刑”才能达到“去奸”和“民莫敢为非”的目的，这是商鞍“重刑”思想的核心内容。在商鞍看来，“重刑”不但不像儒家所说的那样缺乏仁义、道德，相反“重刑”恰恰是合乎仁义，体现“至德”的统治方法。因为对于重刑，“一国行之，境内独治;二国行之，兵则少侵;天下行之，至德复立。此吾以杀刑之反于德，而义合于暴也。’，正是基于“重刑反于德”的逻辑，商鞍提出了“以刑去刑”的思想:“以刑去刑，国治;以刑致刑，国乱。”，同时，商鞍认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说民”

二、商软法律思想与当代中国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公民的法律意识作为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必然会对社会存在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并最终受社会物质生产条件的制约。同样重要的是，公民的法律意识对法治进程本身也起到了内在的驱动作用。无论是立法、守法还是司法、执法，公民法律意识的优良与否都至关重要。

(一)“以法为本”、‘.徙木立信”与法律至上出于对奴隶主贵族的反对和对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维护，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商鞍非常重视法的作用，主张“以法为本”，屡次强调法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性，把法抬到了很高的地位，大大提高了法律的权威性。尽管商软对法的尊重是以对仁义、道德教化这一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的全面放弃为代价的，并发展到了祟尚严刑峻法、“以刑去刑”的极端，这当然是我们必须摒弃的，但商软对法的重视却对我们进行公民法律意识培养有至关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从商较“以法为本”的主张中我们可以得到“法律至上”的启示。“法律至上”是社会实现法治的首要标志，公民必须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只有使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具有至上的地位，公民才可能确信法律是社会主体行为的最为重要的和根本的评价标准，才能以法律为依归，对法律产生依赖感;相信法律是现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行为规范，从而自觉守法、用法和护法。其次，“徙木立信”的历史故事一方面可能是商较玩弄权术的体现，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信”在树立法的权威性方面的重要性。因为法出必“信”，即“有法可依”的同时必须“有法必依”，努力提高法的尊严以及在公民心中的神圣感，公民才会自觉地提高自己的法律意识。为此，我们必须使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具有以下特点:在社会调整体系中法律处于最高的地位，是评价主体合法性的惟一和最终的标准;全体公民都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依法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法律对国家政治权力进行配置、保障和控制，不允许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具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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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法律意识;培养;普法

农民法律意识是农民以对法律现象的认知为起点，形成的关于法律的思想、观念、知识和心理的总称。包括农民法律知识、对法的本质和价值的认识、对法律现象的认知和评价、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理解和态度等。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然要求全面推进农村法治建设，而农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正是农村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对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研究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关于农民法律意识的调查统计

为了解农民的法律意识状况，笔者向湖南益阳某乡八个村的部分农民发放了调查问卷共200份，回收有效问卷180份。其中男性占60%、女性占40%，小学学历占30%，初中学历占50%、高中/中专学历占19%、大专及以上学历占1%。问卷内容主要涉及到法律基本知识、土地征收、婚姻法等方面的内容。部分问题的调查情况统计如下:在对“法律的作用”(多选)的认识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管理国家的，6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规定人民的权利和义务的，20%的人认为法律就是刑法，是用来打击违法犯罪的，20%的人认为法律是用来限制老百姓的自由的。在农民法律知识的获取途径(多选)上，选择广播电视的占90%，选择书本的只占10%，选择宣传栏的占30%，选择网络的占10%，选择其它的占30%;在法律对农民的价值上，有80%的人认为法律有用，认为法律可以保护自己的权利，20%的人认为法律无用，认为法律反正还不是由当官的人说了算。在回答“当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您会利用法律武器来保护吗?”时，有50%的人认为会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受损的权利，也有50%的人认为会选择村干部或村里面的老年协会的比较有名望的长者来调解纠纷，这样更经济省钱更节约时间。在对“法律与政策关系”的认识上，选择法律大于政策的占60%，选择政策大于法律的占35%，选择效力一样大的占5%。在社会现象认识的调查中，70%的人认为结婚不仅要男女两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还需办理结婚登记证明，30%的认为只要男女二人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就是夫妻;对家长打伤孩子有60%的人认为不犯法，只是家长教育孩子的一种方式而已，40%的人认为如果打伤了的话，是应该要坐牢的。在对法制宣传的调查中，50%的人参加过法制宣传，主要是集中的法律咨询、打横幅、还有宣传栏的形式，90%的人认为政府应该多组织法制宣传，并且要用多种形式特别是农民容易接受的形式进行法制宣传。在回答“在征地中政府怎么做才算合法?”时，85%的村民认为在征地过程中政府应保障农民的知情权，要把征地的事情事先告知农民并与农民协商征地补偿事宜，这样做才公平才合法，15%的村民认为，政府讲了算数，我们没有办法。

二、农民法律意识的现状分析

由以上调查可知，农民普遍认为法制宣传对于增强法律意识、促进人们更好地学法、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很有必要，因而，对开展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也越来越重视，参与积极性较高。法律知识水平有了一定提升，法律意识得到了加强。人民调解已经深入人心。但总的来说农民的法律意识还是停留在一个相对较低层次的阶段，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还存在差距，法律对他们来说仍然是遥远的。农村法律知识贫乏。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它是农民法律意识形成的及时和理性基础。农民对法律知识掌握的多少，既影响对自己合法权利的维护，又影响自己对法律的遵守。通过调查发现，该乡部分人对法律知之甚少，或知之不全，或完全不知，对法的本质认识不清，大部分的人认为法是用来管理国家的，就连与他们切身利益有关的婚姻登记行为、家庭暴力行为也不能进行一种正确的法律评价。他们获取法律知识的途径大部分是凭直观感觉从电视和广播等途径获得，想主动从书本上获取法律知识的人少而又少，因而不能形成对法的一种系统性的认识。农民对法律知识的了解和接触是法律内化及法律意识形成的前提，农民法律知识的有限使得法律意识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以前相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农民法律意识有所增强，但整体而言仍然很薄弱。在现实生活中，还有一部分农民对法律没有认识，不习惯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当遇到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盲”“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在调查中，有50%的农民在自身正当权利被侵犯时仍然没有想到要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权利。农民法律信仰偏低。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然而，通过调查发现，接受调查的人中只有一半认为遇到纠纷时会选择法律途径解决，而另一半则会选择采用调解等其它方式解决纠纷，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因为他们认为坚持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耗时耗力耗钱伤不起，成本支出往往高于收入很多。虽然大多数的人认为法律是有用的，但也有近20%的人认为法律最终还是由当官人的说了算，并坚持认为政策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法律的效力。由此可知，由于人们对法律的不信任，导致一部分人视法律为无物，因而无法从内心去崇尚法律、信仰法律，从而出现了农村法律信仰水平偏低的状况。

三、提升农民法律意识的对策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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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律制度的制定存在着诸多缺陷。科学的法律制度是培养公民法律意识的最为直接手段，而当前在法律制度制定过程中多出现一些不科学的因素，这无疑会对民众对法律的认识发生一些偏差。下面以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在毛雪枫的《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及完善》一文中，作者对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进行了多层面分析。为叙述之方面，我们特取其中三个方面为例加以说明。

首先，作者指出，执行发动程序与客观实际不相适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限，双方或者一方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为六个月”。作者认为，该规定并没有从实体法诉讼时效这一立法原意出发，因而造成与《民法通则》的诉讼时效法律规定相冲突，进而限制了《民法通则》赋予当事人的诉讼时效的权利。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未确立申请执行期限告知制度”；“对申请执行和移送执行没有严格区别规定”以及“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制度欠缺”等。

其次，在执行管辖方面的立法缺陷。作者指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针对执行依据的不同设定了不同的确定管辖标准，即对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的执行，由第一审人民法院管辖；对其他机关制作的应当由法院执行的法律文书的执行，由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财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这一规定同时从级别和地域两方面规定了我国目前案件执行的分工方式，然而它仍然不能适应复杂的执行现状，其立法缺陷也逐渐显露出来。”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规定不合理，违背执行规律和效率原则”、“管辖规范缺漏，程序运转艰难”、“缺乏级别管辖的规定，案件分布不均”等。

再次，民事执行通知制度存在弊端。作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条规定，‘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可见，现行法律制度将民事执行通知规定为执行的必经程序，这样设计的本意可能是再给债务人一个自动履行的机会，让其有充分的时间筹集资金，合理安排生活或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在执行实践中，这种程序往往造成执行时机的延误，对保护当事人的利益不利”。存在以下缺陷：“暂时剥夺了权利人对财产所有权的取得权利”、“变更履行期限没有法律依据，有效送达存在诸多困难”、“常起到提醒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逃债通知书’的作用”等。[1]

该文还从其他方面对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缺陷进行了分析，鉴于本文的篇幅所限，在此不再一一列举。相信通过以上几例，我们足以清晰看出，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制度的确存在诸多缺陷。

由于法律制度在制定伊始便违背了立法的本意或与其他法律制度有严重冲突与矛盾的地方，这势必给法律制度的实施带来一定的困难。这无疑会使民众对法律的权威性产生质疑，进而影响民众的法律意识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法律制度实施的效果不佳也成为制约公民法律意识现代化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我国法制建设事业成就斐然，然而一些法律制度实施效果却并不令人满意。譬如，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法。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7周岁入学。”第十一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必须使适龄的子女或者被监护人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特别情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免予入学的，由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提出申请，经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单从上则法律规定，任何一个年满六周岁（特殊地区的儿童可以延长到七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换言之，适龄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都有保障适龄儿童入学的义务。既然国家把适龄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上升到法律的地位，对于那些不能保障适龄儿童入学的家长及监护人而言，他们的行为显然已经触犯了法律的规定。同时，对那些给童工提供就业机会的工厂主而言，他们行为显然也触犯了我国的教育法规，同样也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既然国家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我国的教育状况应该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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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法律意识；法治国家；立法；执法；守法；司法；法律监督

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是感觉，思维等各种心理过程的总和。〔1〕法律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体系，是社会主体对社会法的主观现象的把握方式，是人们对法的理性、情感、意志和信念等各种心理要素进行反映的有机综合体。〔2〕法律意识属于精神范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是一种特殊的法律现象。社会法律意识是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对法律现象的意识，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法律意识、各个群体法律意识相互交融的产物，因此社会法律意识往往是一个国家法治状况的总的反映。〔3〕一个国家，立法的内容和水平、立法的价值取向、执法的水平、司法的公正程度、公民的守法的状态、法律监督机制的完备程度，是一个国家法治化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个国家的法治化程度是和全民法律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的，国民法律意识程度是这个国家法治的内在精神要素。

一、法律意识与立法

立法是统治阶级将其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的过程，是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得到国家的确认的创制活动过程。

立法者倡导和保护什么利益和需求，限制或打击什么需求往往根据自己的法律情感、法律观念、法律思想等影响其价值判断的法律意识因素做出。立法者在创制法律时，法律意识必然支配着他的行为。一个国家国民的法律意识状态，从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中可窥见一斑。一个国家整体的共同法律生活准则是建立在这一时期社会整体的对法律的基本价值选择、情感倾向基础上的，这种共同的情感和需求是立法活动得以进行的心理条件。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力状况不同、生产方式不同、文化习俗不同、政治力量对比不同，法律意识有所不同：不同的历史时期存在着不同的法律制度，同一历史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同一类型不同的国家之间法律制度截然不同。如奴隶制时期奴隶主是权利的主体，奴隶是义务的主体，奴隶没有任何独立人格，只有服从和履行义务。反映到群体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趋向上，则为服从与义务的人治特性。由于生产力低下，社会分工不细，在法律制度上就表现为诸法合一，重刑轻民，行政与司法一体等特点。当人类社会进入到商品经济和工业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时，由于契约自由、等价交换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于是形成以个人权利、自由、平等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法律制度也随之分化，公法、私法分离，司法发达，司法独立。此阶段，当人们有了独立人格后，产生了平等、公平、正义、自由、秩序、法律至上等符合近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追求。于是良法治之便成为法治社会对法的内在价值要求。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所以，法治社会不仅要有完备的法律制度，而且要有善法和良法，即有反映特定时期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法律，而良法的制定最终取决于立法者的法律意识水平。所以，法律意识是立法精神之引导。

二、法律意识与执法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至高无上，衡量一切活动的标准和尺度的最主要手段是法律，重要的社会关系在法治社会中主要由法律调整。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控权和保权，即控制公权力，保障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由于政府是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它承担着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能。行政权自身的扩张性，学界和实务界历来强调对其进行控制，如分权制衡、规范执法程序、责任追究制度等，但再完美的制度也是由人来落实的，执法者的理念、法律意识状态是社会执法水平的决定因素，而且这种因素与道德一样，自觉支配着执法者的行为。当一个社会的执法者内在具有了与法治社会相匹配的法律意识，外在完备的法律制度才能有效运行，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才能体现出道德的光辉、人文的精神，而不是冷冰冰的权力强制，甚至造成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从而背离了人们成立政府的初衷。所以，法律意识是执法的内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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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民法制教育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理念创新

公民法制教育对于培养高素质公民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注重法制建设，强调对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促进了全民法制观念的提升。在历史上，我国是中华法系的发源地，古代法制具有较强的权力属性，权利的观念并不存在，这也导致了我国公民权利意识的薄弱。历次普法运动对公民法制意识的提高所产生的积极意义不能否认。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已经不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最为典型的就是历次普法运动并未降低犯罪率，相反犯罪率还在不断的上升趋势中。这就需要对我国公民法制教育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检讨与审视，以进一步推动我国法制教育目的的实现。

一、公民法制教育目的探讨

(一)传统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法制教育其日的在于宣传法制观念，促进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从而降低违法乱纪的行为，促进社会的长治久安。如有学者指出，“法制教育主要体现为指引、教育、预测、评价、保护、威慑、稳定、激励、信仰等九大功能。”尽管指引、预测、信仰等也被列为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但是从总体上来看，传统的法制教育日的乃是促进公民守法，威慑、震慑等功能居于首要地位。这一目的是在社会综合治理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基木思路是通过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在法律的运行中，大部分情形下法律都是由于被遵守而得到了实施，因此不可否认，公民守法对于法律的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二)应然意义上法制教育之目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尽管不能否认公民守法的意义，但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来看，单纯的公民守法己经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公民”这一概念本身即是以权利主体，且是公法上的权利主体而出现的，因此不管是从公民法制教育的本意，还是从时展的需求来看，公民法制教育都应该以权利观念、公民观念甚至民主、法治、意识的培养为目的，而不能单纯地通过公民法制教育实现公民守法。因此，可以将传统意义上的法制教育称为“义务型法制教育”，而从应该意义的角度来看，法制教一育应该是“权利型法制教育”，且“权利型法制教育”从属于公民教育。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权利，尤其是私权利观念在我国曾经有着不好的名声，“权利”甚至被误解为“争权夺利”。对公民进行法制教育，强化公民的权利观念，井不代表公民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公民法制教育应当是全面的，而不能仅限于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公民的义务，尤其是公民的道德意识，同样具有重要性，只不过在我国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应该居于首要地位。

二、当前公民法制教育存在的误区

(一)公民法制教育流于形式

我国己经经过数次大规模的普法，这是中国历史上所没有过的事情，有利于培养公民的法制意识，其意义相当深远。但是在公民法制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公民法制教育往往流J立形式，在一些地方只是简单地发放一些调查问卷，或者发放一本法律宣传画册，显然这些不能构成公民法制教育的全部内容。此外，公民法制教育呈现短期化的趋势，在普法期间要求全民学法，一旦普法结束，法制教育便束之高阁。过于追求短期化效益并不能有效地促进公民法制观念的提升，相反普法教育可能反而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的负担。

(二)公民法制教育内容陈旧

从我国以往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来看，这些教育内容也己经不能符合时代的需要。例如，法制教育过程中往往要求公民回答一些婚姻家庭法的问卷;又如，公民法制教育往往被定位于邀请公民观摩一两次刑事审判。这些教育内容存在两个问题:第一，过于注重具体制度的宣传，而忽略了法律理念的培养。在公民法制教育中，最常见的就是对《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进行提问，这些具体制度上的问题严格来说不应成为法制教育的内容，相反，一些基本的权利观念、法律理念，在法制教育中被忽略;第二，法制教育的内容被定位于加强对社会的管理，从而实现良好的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尽管社_会治安一与社会稳定对几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法制教育不应止步与此，而是应该结合时展，对法制教育的内容进行拓展。

(三)公民法制教育理念落后

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我国现阶段还比较落后，主要表现为“管理型法制理念”与“权利型法制理念”的冲突。所谓管理型法制，是指强调社会管理的法律制度及其理念的总称，这样的法律是治民之法，强调对社会的管理:所谓权利型法制，是指通过“权利一义务”的关系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承认公民享有基木权利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我国当前公民法制教育仍然注重于管理型法制理念的灌输，主要表现为法制教育的过程中往往注重于告诉公民“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而不是告诉公民“你有哪些权利”或者“你可以做哪些事情”。

在公民权利意识层面，山于“人治”传统的影响，法律木身的不足以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种种“不公”现象，人们对权利尤其是法律权利仍心存疑虑。之所以出现这一局面，与我国历来权利观念不发达有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要求服从政府的安排与调配，自身的权利需求则处于抑制状态。反映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就是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时期的人们的权利需求不符。

三、公民法制教育新理念的贯彻

(一)应该明确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

如前所述，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上的目的存在偏差，在公民法制教育的理念上比较陈旧，因此在加强公民法制教育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做的就是认清公民法制教育的日的，并且树立公民法制教育的全新理念。由于单纯要求公民守法的法制教育己经不能满足时代之需，因此建议我国将唤醒公民权利意识作为公民法制教育的基本目的，公民的权利在内容上应该兼容公法上的权利和私法上的权利，将公民法制教一育的日的彻底从公民守法转变到公民权利观念的培养上来。

(二)加强公民意识、公民权利的灌输

“何谓公民意识?公民意识的核心，是公民身份意识，即公民对自己的身份—公民的认识。公民身份处理的是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一个合格的社会公民应具备清晰的公民意识，即对自己的身份、权利和义务，以及应尽的社会责任有一种自觉，并在政治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显现出来。”公民意识、公民权利对于一个现代国家的发展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如果离开了具有权利意识公民，则国家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在公民法制教育中，不是背一两个法律条文、观摩一两次庭审就可以实现公民法制教育的目的，而是应该在长期的、循序渐进的、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加强公民意识的培养，灌输公民权利观念，使公民能够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是一个权利主体，而不仅仅是一个义务主体。

(三)政府应该作为守法的表率

我国在公民法制教育中往往强调公民守法，事实土正确的做法是强调公民权利，同时强调政府守法。政府守法的意义在于树立表率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和谐社会有诸多前提，其中根本的前提是政府必须守法。政府守法，建设法治政府是建设法治的和谐社会的最大目标。”当前的时代主题是构建法治政府、诚信政府、阳光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政府守法是法治政府的基本要义，政府守法意味着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在法律预先设定的轨道内运行，而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行事。政府守法能够给公民树立良好的表率，从而实现上行下效的效果;相反，如果政府违法，则会使人们丧失基木的法律信仰，如果法律没有被很好地遵守，而法律的践踏者又是政府，这会使任何法制教育都起不到任何作用。

当前，政府守法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政府官员违法乱纪、的现象又比较多，这就需要公权力一方面实现自我抑制，树立基本的法治理念，依法办事;另一方面还要听取、采纳公民的意见，使公民成为一个监督者，以促进政府守法的实现。

(四)加强公民参与，提升公民权利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