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的功能范文

时间:2023-10-16 17: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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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功能

篇1

关键词 劳动力市场建设 现状 原因 对策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也称为“人才市场”,指的是劳工供求的市场,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由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和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运行机制。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市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已基本发育成型,并呈现良性运转的态势。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许多方面还不够完善,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例如,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而且素质不高,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制度性分隔,社会保险和保障制度尚不完善,劳动就业的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等。这些问题给我国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造成了阻碍。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现状

我国是世界上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根据国家的人口统计,我国有13亿人口,其中15~65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就占70%。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通过调查,可以总结一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第一,我国的劳动数量多,劳动参与率大。

第二,我国劳动力总体素质低下,劳动平均素质低。

第三,产业结构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由农村向城镇转移。

第四,人才地域还是呈现东强西弱的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的就业人员急剧增加。

第六,人员流动幅度较大。

第七,我国劳动力市场不健全、不完善、不统一。

第八,就业率增长很快。

第九,农村劳动剩余量多。

第十,新生劳动力增长快,供大于求矛盾突出。

第十一,劳动力使用成本偏低。

第十二,技能型人才总量严重不足。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在于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在于如何形成完善的劳动力市场,提高劳动效率,以便在国际上具有劳务竞争优势。然而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远没有达到完善的程度,仍处于初级阶段,迫切需要政府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整顿、调整和完善。正视现有问题,提高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有效建设,对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数量庞大,劳动参与率高,但是总体素质低下,交易成本过高,劳动交易不方便,市场供求信息不及时不充分不对称,并且劳资双方地位不均等,这些都是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表现。另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不健全,宏观管理和监督力不够,中介服务机构发展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还不够规范,还没有进入法制化和规范化。总之,劳动力市场发展滞后于其整体规划,仍然处于初级阶段。

(一)劳动力市场价格信号机制不完善导致市场工资率差别过大

提供真实、相对准确的劳动力市场价格信息――相关劳动力的市场通行工资率水平,帮助劳动力供需双方进行明智的市场决策,是劳动力市场的一种重要功能。但中国目前劳动力市场这种功能表现却并不令人满意。这一方面是由于劳动力市场的隔离导致劳动力流动不十分通畅,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传递不顺畅,对劳动力市场信息进行搜集以及的专业机构太少。尽管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机构已经开始正式劳动力市场价位的指导数字,但由于这些调查往往不系统、操作也不是很科学,因而无法成为企业薪酬决策的重要依据,结果导致同种劳动力的市场价格信号往往差别很大。

(二)劳动力市场城乡分隔严重导致竞争有失公平

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市场,城市劳动力市场又分为不完全竞争和完全竞争两个市场。城市不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就业岗位中不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城市完全竞争劳动力市场是城镇工作岗位中向农民工开放的那部分市场,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则是完全竞争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后难以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求职而只能转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失去了与城镇劳动力公平竞争的机会。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就业竞争更加激烈,导致劳动力交易价格不断压低。当劳动力价格长期低于劳动力价值时,劳动力必然会退出该行业或地区,因而导致了区域性结构性的民工匮乏。

(三)劳动力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导致市场秩序混乱

市场建设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以致引起市场秩序混乱。近几年,随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迅速发展,涌现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为了尽早地占领市场,各种职业介绍机构各自为营,彼此之间沟通很少,有的甚至为了获得经济利益而搞不正当竞争。而对于那些非法的职业介绍机构就更不用说了,私招滥招、收取高额中介费等。目前我国起步不久的劳动力市场建设正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宏观管理,才使得市场秩序混乱。

(四)劳动力市场法律系统不健全导致劳动者的权益屡屡受到侵害

中国现处于市场经济初期,整个社会在剧烈变革中,就业矛盾非常突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少数企业仍然无视《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有些不良雇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恶意拖欠工资、提供恶劣的工作条件等,其原因首先在于我国劳动法立法时间不长,劳动法律体系不完善,难免会存在各种漏洞和不足,其次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的时候,劳动执法部门的执行权力显然是无法得到保证的。

(五)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不够健全

现有社会保障制度呈现二元结构。城市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保险、最低生活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农村尽管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由于经济水平低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城镇社会保障也存在部门和人群差异。首先,国企、较规范的私企和外企等正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社保制度,其他的非正规企业则没有完全建立。其次,在正规企业的就业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关系较稳定,劳动侵权现象较少;而在非正规企业的就业者,劳动用工不规范,劳动者权益受侵害现象很普遍。此外,在农民与企业的关系上,反映最强烈的是工资拖欠问题,虽然劳动部门每年都有追缴拖欠款、整顿劳动力市场的行动,但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建立保护劳动者权益的长效机制,健全劳动力市场保障体系和宏观监督机制,加大执行力度。

四、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滞后的原因

(一)机制不健全,基础建设落后

从城乡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现状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看,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显得更为紧迫。我国现行劳动力市场总体上呈现出基础设施落后、现代化程度低的状态。市场的信息化程度和服务手段不健全,致使市场辐射范围窄、信息迟滞,严重影响着劳动力就业市场的服务功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经济的影响,各地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不平衡。

(二)市场分隔影响了市场效率

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资源配置高效率的重要保证。这不仅使劳动力就业范围得到扩大,而且使劳动力就业质量得到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隔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城乡二元经济及由此产生的一些制度性分隔。在以传统的国有经济部门为代表的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工资体制仍带有低工资、高福利的特点。而在同一经济部门的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较大,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调节也较为有效。由于市场上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的态势,工资水平低,体制内工人能享受的高福利,体制外的工人却无法享受。这样一来,就工资和福利而言,体制内外的劳动者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阻碍了企业产权重组、就业重组、减员增效的改革。

(三)企业改革滞后,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

企业制度改革滞后,不仅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不能真正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需求主体,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劳动力的供给。完善劳动力市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可以使企业由原来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转变为市场竞争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虽然我国近些年来企业制度和经营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远没有达到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和劳动用工主体的地步。此外,农业生产比较利益下降加剧了农村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矛盾。劳动力供过于求是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点,而农村劳动力供求的矛盾更为突出。

(四)缺乏整体规划及必要的宏观调控

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是国家保证劳动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市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调控劳动力供需总量,调控劳动力的流向和流量,克服市场机制的弱点和消极作用,引导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然而目前我国对劳动力市场的宏观调控体系很不健全,宏观调控乏力,从总体上看,还没有找到调控和引导劳动力市场健康运行的调控方式。

五、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建设的对策

(一)大力提高人民素质

人民素质与其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民素质越高,它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就越高。提高人民素质,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现在中国的各级政府、企业及不少家庭已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人力资本投资数量连年较快增长。同时,要不断扩大教育的规模,积极发展各种教育形式,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

(二)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

完善工资机制,使工资由劳动力市场供求决定。确保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价格信号”正常发挥作用。利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率”的调节功能,对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力供需进行灵活的调节,是解决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低下问题的关键所在。改革工资制度,主要改革劳动工资形成机制,克服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着力于机制创新和制度建设,完善国家的法律法规,使工资制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三)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的根源是劳动力的市场分隔。所以,要想彻底解决有关“农民工”劳动关系问题,就要彻底打破劳动力的市场分隔。劳动力流动是劳动力供求双方相互作用的结果,也是市场价格信号引导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重要方式。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有助于减少摩擦性失业,而且有利于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目前我国劳动力流动的最大障碍可能还是户籍制度,为了促进劳动力在全国范围的自由流动,真正体现劳动者和企业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主体地位,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改革户籍管理制度,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

(四)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提高再就业资金的使用效率

一是扩大失业保险金的覆盖范围和功能。将失业保险范围由国有企业扩大到城镇多种所有制的全部职工,将失业保险的功能由目前以救助为主,逐步扩大到对失业人员的救助与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两种功能。二是改革失业保险金的筹集渠道和方法,尽快落实国家已确定的保险金收缴比例和办法。三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规范各种收费行为。把目前单独设立的各项有关的基金同失业保险金捆起来统一使用,使其与职业介绍、专业训练和生产自救等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服务措施更好地结合起来。资金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纳入财政预算,并接受财政审计监督。

(五)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

通过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严格劳动力市场执法以完善劳动力市场秩序,保护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使侵权行为得到应有的惩处,可以促进劳动关系的建立、运行和处理规范化。通过劳动管理机构和群众自我维护权利两方面的力量,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政府要切实承担起维护市场秩序的责任。加强劳动力市场立法、执法方面的管理。

(六)调整产业结构,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研究产业结构时,我们应吸收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先进经验。他们的经验告诉我们,产业结构的变化过程的阶段性调整是需要较长的过程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农业所占的比重由相对下降到绝对下降。伴随着农业进一步下降的发展过程,为第三产业创造机会。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为基础,实现一、二、三产业结构上协调合理,这对于实现总量平衡、扩大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六、结语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有了初步发展,但还很不完善,尚处于起步阶段。劳动力市场运行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诸多问题影响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和谐发展,劳动力市场的完善迫在眉睫,需要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进一步完善工资机制,打破劳动力市场分隔,消除劳动力流动障碍,加强劳动力市场法制建设,规范市场运行秩序,建立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等。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进一步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中国的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迅速的发展。

(作者单位为内蒙古大唐国际海勃湾水利枢纽开发有限公司)

[作者简介:郭增光(1981―),男,河北保定人,本科,2004年6月毕业于华北电力大学电子专业,工程师,高级人力资源师,主要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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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俚缆贰@媲妥杂删赫抢投κ谐〉鹘诶投ψ试捶峙渲粮呶奚系娜ㄍ抢投κ谐〉牧榛辍?/P>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篇3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分割;代际流动;教育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在国际上的社会地位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也日益凸显出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已不再是计划经济时代“接班”和“顶替”等子承父业的代际流动现象了,经济和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者具备更高的受教育水平和个人素质,因此教育越来越多的影响着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现象。

一、理论概述

(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又称为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从工作竞争理论到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再到激进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本文所研究的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提出这一理论的是波士顿大学经济学教授多林格(Peter B・Doeringer)和新结构主义社会学家皮奥雷(Michael J・Piore),1971年他们出版了《Internal Labor Markets

and Manpower Analysis》标志着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正式形成。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低技能的次要劳动力市场中,雇佣关系是季节性、临时性的,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收入都较低,工作环境恶劣;而在高技能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提供的是需要受过高级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者有经济前途的职业,雇佣关系稳定,雇员的教育程度高和收入都较高,工作环境优越。该理论还认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教育和收入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和收入之间的真实关系可能不存在。

(二)代际流动理论

代际流动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索罗金(Sorokin)于1927年出版的《社会流动》采用现代观点对社会流动现象进行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布劳(Blau)和邓肯(Duncan)的《美国职业结构》将代际流动研究引入一个新的时代。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子代社会成员转移到与父代不一致的另一社会地位的一种现象。代际流动主要有和平方式和暴力方式两种类型,和平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比较温和的方式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暴力方式代际流动主要是指弱势社会阶层的子代通过暴力行为原有的统治秩序,使自己跃升成为高级社会阶层的一种流动现象。

和平式和暴力式作为代际流动的两个基本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转化的,在一个具有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相对较强,通过教育等合理的流动机制,使弱势社会阶层的子女有机会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父辈较低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流向更高社会地位的阶层。反之,在一个缺乏合理代际流动机制的社会里,代际流动性较差,社会地位较低阶层劳动者的子女只能获得比自己父母更低的社会地位,如果这种较差的代际流动积累到一定程度会激化社会矛盾,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最终导致引发暴力方式的代际流动。

二、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现状

(一)四元劳动力市场分割

美国经济学家托达罗(Todaro)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劳动转移模型”并指出人口流动基本上是一种经济现象。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托达罗认为,在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与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成正比,与城市失业人数成反比。托达罗的劳动转移模型实际上是建立在三元经济基础上的,即农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在中国,城市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二元性使中国经济结构总体上表现为四元:传统农业、农村非农产业、城市正规部门和城市非正规部门。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具有典型的“四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所以决定了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也表现为四元劳动力市场,即传统农村部门的劳动力市场、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城市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和正式非正规部门的劳动力市场。

(二)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这三类职业;次要劳动力市场包括商业工作人员,生产运输工人和服务性工作人员这三类职业。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相比,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所掌握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种类和数量明显更多。这些社会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收入。在20世纪90年代后,国家又建立了一系列的如会计证书、律师证书。资产评估员等技术证书制度。国家机关干部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这些收入较高的主要劳动力市场职业对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要求的提高,使得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有所扩大,同时也使得教育提高劳动者收入的作用在主要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明显。

(三)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

中国行业劳动力市场分割较为明显的表现为高收益、中收益和低收益行业,这三类行业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收入、年龄和工作年限存在显著差异。高收益行业劳动着的受教育年限和收入高于中低收益行业,而其年龄和工作年限则低于中低收益行业。另外,劳动者受教育年限和工作年限的增加对收入的影响程度在高中低三类行业之间存在显著区别,人力资本投资在高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大,中收益行业的收益次之,在低收益行业的收益最小。同样,与低收益行业相比,论资排辈和工作经验在高收益和中收益行业当中更有助于提高劳动者收入。

三、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条件下代际流动的特征

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状态日益凸现,中国城镇居民职业在代际体现了一定的流动性,但其流动范围呈现明显的分割特征。中国城镇居民总体上阶梯式缓慢上升流动的可能性较大,而撑杆式地位跃升的可能性相对较小。这意味着中国城镇居民代际流动的范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割,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性比较大,而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代际的流动也比较明显;但此两类职业代际的流动性较少。

我们将父子两代人的职业分别进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汇总,其中经济地位较高的三种职业即国家机关、企事业负责人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主要劳动力市场,经济地位较低的三种职业即商业工作人员、服务性工作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为次要劳动力市场。这两种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流动状况如下:

从这个表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内部的代际继承性均大于1,而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代际流动性指数均小于1。说明中国城镇居民父亲从事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从事相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比较大,而子女从事不同劳动力市场工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父亲从事次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要比父亲从事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其子女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大。这个可能性变大的因素在古代可能是社会行医、科举考试、行兵打仗等,在当代就可能是教育了。

四、教育与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下代际流动的关系

(一)促进作用

代际流动一般有先赋性和后致性这两大基本规则。在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实现过程当中,先赋性规则强调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的影响,而后致性规则更强调子女教育等后致性因素的影响。前者往往以传统的农业社会为基础;后者则更多地以市场化和工业化主导的社会为基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实现从传统农业社会到市场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因此后致性因素对子女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可能会比先赋性因素的影响更大。个人社会地位获得的差异主要是由社会成员个体之间先赋性因素和后致性因素的差异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从公平的角度,对于因先赋性因素造成的个体差异认可度较低;相反,对于后致性因素导致的个体社会地位的差异,公众认可度相对较高。这种社会认可度相对较高的后致性因素主要包括健康、能力和教育状况等。在这些后致性因素当中,教育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因为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的能力和健康状况,有利于增加个人在实现社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优势,进而促进主次要劳动力市场下的代际流动。

(二)无助于促进作用

教育无助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代际流动并不是否认教育对于代际流动的促进作用,而是教育作为劳动者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条件,对主次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子女的作用不尽相同。与主要劳动力市场劳动者的子女相比,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更有利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子女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工作。在中国城镇,父亲职业这一先赋性因素和子女教育这一后致性因素都会对子女社会地位的获得产生影响。并且与前者对子女职业的影响相比,后者的影响更大。此外,父亲职业除了直接影响子女职业地位的获得之外,也会通过影响子女教育再影响子女职业地位,但这种间接影响作用相对较小。

总的来说,教育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中的代际流动还是具有很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古话说的好“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社会的代际开放性越来越强;还有一些新兴职业的涌现和对劳动者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等等,这些条件也越来越有助于教育促进和改善代际流动功能的发挥。

参 考 文 献

[1]刘丽,任保平.中国四元劳动力市场格局下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7(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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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形成与运作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规定是: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八十年代中后期,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其次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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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招工难来得如此迅速

我们需要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的转折,来认识何以从就业难到招工难的转变如此迅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很长时间内,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配置就业的普通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工资没有实质性的提高。这是因为直到2004年之前,中国处于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企业冗员的存在,抑制了非熟练劳动力工资的提高。以民工荒现象为标志的劳动力短缺现象首先于2004年出现,随后就从未间断,并推动着普通劳动者工资持续上涨。因此,按照二元经济理论的定义,我们把2004年看作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年份。

如果说这个转折点的标志有些模糊,对于其是否已经到来还值得争论的话,我们再来看另一个可以十分确定的转折点,即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停止增长,人口抚养比相应不再下降的转折点。由于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和抚养比下降创造了人口红利,因此这个转折点意味着人口红利的消失,也称作人口红利转折点。根据最新预测,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逐年下降,预计在2013年前后达到峰值,届时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接近10亿。自那时以后,劳动力的绝对数量不再增加。而且,在达到峰值之前,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已经递减。因此,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说劳动力仍是无限供给的了。

中国招工难现象之所以一经发生就如此迅猛,是因上述两个转折点之间的间隔时间很短。根据研究和统计,日本于1960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1990年之后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其间有30余年调整期。虽然在1990年之后日本经济陷入停滞,但终究在这个调整期间日本成为高收入国家。韩国于1972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迄今为止尚未到达人口红利转折点,预期于2013年前后与中国一起进入人口红利消失的发展阶段。也就是说,韩国两个转折点的间隔高达40余年。

按照同样的标准判断,如果同意说中国于2004年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那么随着2013年劳动年龄人口不再增加,人口抚养比停止下降,从而迎来人口红利转折点,则意味着两个转折点之间充其量只有9年调整时间。可见,两个转折点到来间隔时间短暂,使得劳动力短缺现象出现之后,短时间内就演变为严重的民工荒或招工难现象。中国的这一转折特点,也给劳动力市场性质打上了特殊的烙印。

转型期劳动力市场:双重特征

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从二元经济所对应的模式转向与新古典经济相对应的模式,劳动力市场的表现既存有二元经济特征又表现出一定的新古典模式特点。因此,在认识二元经济下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基础上,也需要把握新古典模式下的劳动力市场的相关特征,因为过去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存在,而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转型的目标所指。我们可以尝试借鉴这两种分析框架来认识当前问题。我们先把新古典模式的劳动力市场与刘易斯劳动力市场类型进行对比(见附表)。通过对比,我们可以了解,当前我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既不是纯粹的二元经济结构,也不是典型的新古典模式。

我们首先来看工资决定的问题。在刘易斯模式描述的二元经济结构下,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农业中劳动边际生产力极端低下。务农收入远低于非农产业的工资水平,外出务工劳动力的工资,受劳动力供给数量的制约而长期得不到提高。由于户籍制度等体制因素,使得农民工工资并不由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决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理论上劳动者工资是基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通过市场机制和劳动力市场制度作用而决定。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减少和劳动力短缺普遍出现,各类产业和行业都出现资本替代劳动的趋势,劳动生产率显著提高。与此相伴随,农业和非农产业工人工资自2004年以来持续大幅提高。

接下来我们看劳动力市场出清的情况。在刘易斯模式下,既由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也由于存在劳动力部门转移和区域转移的制度障碍,劳动力供求关系不会通过工资水平的调节而得以出清,所以长期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劳动力供大于求是一种常态。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在理论上或趋势上,劳动力市场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和工资调节结清供求差异。

直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国有企业减员增效改革之前,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表现为农村的劳动力剩余和城市的企业冗员,没有表现为失业率上升,经济波动也没有反映在失业率变化上。而在1997年通过改革打破铁饭碗的情况下,城市则出现大规模的失业和下岗现象。据估算,2000年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达7.6%。随着政府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特别是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形势逐渐转好,2002年以后登记失业率保持在高度稳定的状态。

进而,从就业问题来看,二元经济结构最大的问题是存在大量劳动力但缺乏就业岗位,因此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们所有就业政策都立足于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前提而制定,目标旨在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以扩大就业;而在新古典模式下,就业问题更主要的是集中于周期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的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需要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来解决。

最后,从政府责任来看,二元经济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扩大就业,消除影响劳动力就业的障碍;但到了新古典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直接应对的目标也就更加明确了,即以宏观经济政策和劳动力市场政策应对周期性失业和自然失业。

应对招工难的政府对策

认识到中国劳动力市场转型的特殊性之后,关于政府应该如何应对的政策建议也就呼之欲出了。总体来说,我们应抓住招工难现象背后的劳动力市场新特征,改变传统政策思路,消除认识上的固化和偏颇,防止决策失误。

首先,在劳动力市场出现总量偏紧的情况下,不能对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掉以轻心。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加速,在新的就业机会不断被创造出来的同时,一部分传统岗位也不可避免地消失。如果需要转岗的劳动者技能不能适应新岗位要求,则会面临结构性失业风险。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尚处于较低水平,人力资源配置机制尚不健全,在产业结构变化过程中,劳动者还不能做到无摩擦转岗。因此,摩擦性失业现象会经常存在。

包括各类毕业生在内的新成长劳动者群体,虽然受教育程度较高,但其人力资本与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有一个匹配过程。至于那些缺乏新技能的城镇就业困难群体,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衔接则会遇到更多摩擦。因此,上述两个劳动者群体最易受到这两类失业的困扰。这是最适宜发挥政府促进就业职能的领域,对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即要求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创业、转岗和在岗培训,规范和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功能,从劳动者能力和市场配置效率两个方面降低自然失业率。

其次,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的情况下,要更加关注经常性发生的周期性失业现象。在市场配置资源和引导经济活动的条件下,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周期相对应的周期性失业现象也同样不可避免。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进城务工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由于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就业不稳定,往往要承受更大的周期性失业冲击。例如,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实体经济和就业的冲击,导致上千万农民工在2009年春节提前返乡,就是这种周期性失业的表现。

从一般经验和中国特殊性看,应对这种类型的失业有两条途径。第一,借助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发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熨平经济周期。为此,宏观经济政策要把就业置于优先地位,以就业状况为依据确立政策方向和力度,降低周期性失业风险。第二,通过改革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对周期性失业的放大效应。为此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按属地原则均等供给的进程,把农民工纳入城镇失业保险、就业扶助等公共服务范围,降低他们面对就业冲击的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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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上行沟通信息不对称

Abstract:Secondary labor market now shows clear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under the segmentation of the two labor market . Uplink communication utility level is influenced very mach by the enterpris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cultur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economic which structure will take the difference of the uplink communication mode,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on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Keywords:Two parts of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uplink communicationInformation Asymmetry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沟通是人与人之间、人与群体之间思想与感情的传递和反馈的过程,以求思想达成一致和感情的通畅。沟通具有信息传递、情感交流和控制的功能。上行沟通是从沟通传递的方向上定义的,它是指下级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即自下而上的沟通。上行沟通对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效的上行沟通,往往能给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与利润;上行沟通的信息不对称与沟通障碍往往会让企业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国内研究组织沟通、沟通文化、沟通艺术的文献很多,但重点研究上行沟通的著作并不多;在研究上行沟通的文献中,皆重在从上行沟通的主体、途径、方式方法等方面对沟通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阐述,本文打破常规,从经济结构层面,在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这一大背景下,研究主次劳动力市场,即拥有不同运营机制及管理文化特点的企业,应采取何种差异性的上行沟通方式来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

二、主次劳动力市场运营机制与管理特点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有几种类型,包括城镇中、城镇和农村间、不同地区间等。本文所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专指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并且将劳动力市场分割与我国当前的二元经济结构相结合进行分析,将主要的研究对象用典型的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新生部门为代表进行分析。假设条件:(1)只存在主次两个市场,市场间劳动力不流动;(2)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国有企业特指资本密集型的企业;(3)次要劳动力市场中的新生部门特指劳动密集型的企业。

(一)主要劳动力市场特点

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其雇主是一些大公司,主要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易形成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工资由其职位决定,工资较高,就业稳定、工作条件好、安全性好、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多等。另一方面,由于其(以国有企业为代表)传袭了传统的管理体制,机构庞大,人员冗余,工资分享情况较严重。

(二)次要劳动力市场特点

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其雇主由众多中小企业组成,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企业对发展内部劳动力市场不感兴趣。工资由劳动力的供给决定,会趋向一个固定的水平。另一方面,次要劳动力市场(以新生部门为代表)运营机制较灵活,员工的某些创意性建议能及时地被管理者汲取,能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收益,管理灵活性很强。

三、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的影响

(一)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主体行为的影响

上行沟通的主体双方是从属于企业的,其沟通及行事皆要以企业目标为宗旨,同时也受企业的运营机制及管理文化影响和引导。可以说,上行沟通的主体双方是企业运营机制和管理文化的反映者,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1.主要劳动力市场上行沟通的层级与责任的影响

主要劳动力市场上行沟通层级、责任明确, 但沟通时滞及偏差性较大。对于上行沟通者:一方面,主要劳动力市场实行垂直领导结构,员工直接对上级领导负责,有明确的汇报程序和责任分工。工人本身素质较高,有较高的思想觉悟,较强的语言组织、表达和沟通能力,对问题的发现、处理和挖掘的能力较强,与上级沟通的能力较强。另一方面,由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国企等传统体制的企业较多,这些企业的制度虽完善但同时存在编制过于庞大,员工囤积现象严重,工资分享情况普遍的问题,由此产生的工作及沟通懈怠及“搭便车”问题也不容忽视。上级领导:直接对下级负责,责任机制明确。一方面,明晰的管理制度,完善的沟通和处理问题流程,大大减少了程序性问题的处理时间,增加了上行沟通信息的透明度;另一方面,由于国企等传统体制的程序性要求较强,员工的某些建议和意见虽然很好,很创新,但由于与现行制度相勃或程序不符而无奈搁置,由此造成员工上行沟通的积极性下降以及对上级领导的不信任度上升。

2.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上行沟通形式、信息与效率的影响

次要劳动力市场中上行沟通形式灵活,但沟通获取的信息过多,筛选效率较低。上行沟通者:一方面,扁平式的管理结构占主导地位,员工与领导接触多却没有明确的汇报制度和责任分工。工人本身教育程度较低,语言表达、梳理及规范的水平较低,对问题的发现、处理和挖掘的能力较低,与上级沟通和汇报的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次要劳动力市场运营机制较灵活,员工的某些创意性建议能及时地被管理者汲取,能为企业带来意想不到的利润收益,管理灵活性很强。上级领导:扁平式管理模式,减少了管理层次,拓宽了管理幅度。一方面,拓宽了管理幅度,让上级领导所管理的员工数量上增多了,对员工管理的针对性和限制性降低,沟通信息过多,筛选效率较低;另一方面,减少了管理层次,垂直方向上的信息传递速度上升,横向沟通加强,机制运行更加灵活和自由,对市场的应变能力更强,对员工的创意性建议接受可能性更高。

(二)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方式的影响

主次劳动力市场的运营机制及管理文化有引导、规范甚至限制上行沟通双方沟通方式的作用。上行沟通方式的选择往往对沟通的效果和沟通的彻底性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由于传统体制具有很强的规范性及制度性,管理文化偏向于严谨的风格,上行沟通双方多在正式的场合进行工作汇报及沟通工作,灵活性和亲近性稍欠缺。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由于新兴企业较多,在管理文化方面倾向于灵活、自由和多变的方式,上行沟通双方一般在较轻松的环境进行,沟通双方能在轻松的环境中畅所欲谈,制度性导致的沟通隔阂较少,比较容易能从沟通中进行深入了解和增强信息传递的透明度,创新的思路和灵活办事方法更容易产生。

(三)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信息的影响

信息不对称是指在市场交易过程中,由于获取信息的成本较大,加上信息数量较少,真实性较低,掌握信息量较少的一方就会处于劣势,导致双方交易过程中的不公平现象产生。在管理工作过程中,上级相对于下级缺少充分的信息,下级拥有较多直接、真实的信息,相对上级具有信息优势。

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垂直型的管理机制,由于层级较多,管理者对下级的领导针对性强但信息掌握程度受限制较多,上行沟通者掌握了较多直接、真实的信息,与上级沟通时的沟通力度比较强,往往能达到较好的谈话效果。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掌握度的不同,领导与上行沟通者的信息对称程度较弱,如果沟通不畅通,较容易造成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理解错误和工作失误。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扁平式的管理机制,层级较少,上级领导者对基层信息的掌握度较强,虽然上级领导对每一位员工的直接管理度和效果会少些,但对信息掌握的全面性较强,上级沟通者在与领导进行沟通时的信息优势较弱。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和上行沟通者对信息的掌握度较相似,因此由信息不对称造成误解的情况较少。

(四)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有效性的影响

沟通是双方面的事情,如果任何一方积极主动,而另一方消极应对,那么沟通也是不会成功。加强企业内部的沟通管理,一定不要忽视沟通的双向性。作为上级领导,应该要有主动与部属沟通的胸怀;作为上行沟通者也应该积极与管理者沟通,说出自己心中想法的勇气。

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组织层次的划分是企业自上而下的垂直分工,这样便于控制和协调下属的活动。但这种布局易形成宝塔式组织结构,使高层人员难以接近基层人员而出现主观主义、现象。有的管理人员主观武断 ,一个人说了算,听不得下级的意见,更听不得对自己的错误的批评,他们不懂得上下级之间要经常进行沟通,不懂得如果下级的意见和建议受到忽视冷漠,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削弱对企业的责任感,下级就会消极、沉闷下去。因此,主要劳动力市场中的上级领导应多听取员工的有效建议,让上行沟通切实可行。对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同样会出现如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出现的主观主义,但由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组织结构较主要劳动力市场灵活,个人的权力及管理主义思想较弱,对员工的意见汲取度较高。

四、主次劳动力市场对上行沟通的二个设想

二元劳动力市场分割下,城镇出现了高工资低就业量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以及以低工资高就业量的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两种不同市场形成了两类具有不同运营机制与管理文化的企业(本文以资本密集型的国有企业与劳动密集型的新生部门为代表),如何针对企业的不同经济结构进行有效的上行沟通?如何增加上行沟通的效用水平,并切合企业运营机制与管理文化的需要呢?笔者提出二点建议:

(一)主要劳动力市场要注重上行沟通的决策计划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根据主要劳动力市场垂直型的运营机制与管理文化,由于制度的完善性与冗杂融,上行沟通中员工提出的有效建议遭受“拒真”可能性增大,上级领导收集信息的时滞及偏差性增强, 员工上行沟通主动性及影响力较低……

为提升主要劳动力市场上行沟通的有效性,作为员工应在与领导沟通前将汇报的内容、建议及依据先自行审核或者与其他专业人员一同审核,确定可行性与准确性后,将相关详细信息发给领导审阅,待领导有一定了解后再进行面谈;面谈时注重数据、事实依据的展示和说明,并得出预期的目标及成果;在计划实施后,要与领导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及时的汇报工作,增加其对你的认可和信任度。

(二)次要劳动力市场要注重上行沟通的决策创新性与持续性相统一

根据次要劳动力市场扁平式的运营机制与管理文化,由于制度的灵活性与不完善融,上行沟通中员工提出的抵消甚至错误的建议被“纳伪”的可能性增大,上级领导获取信息过多导致有效信息难以筛选过滤,员工上行沟通主动性及影响力较高……,为提升次要劳动力市场上行沟通的有效性,作为员工应在及时发现创新亮点和利润增长点的同时,先自行审核或询问专业人员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降低“纳伪”风险;确定方案可行并与上级领导申请时,要注重展示其创新性及核心竞争力;在计划实施后要将众多信息筛选后与领导汇报,增强信息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方便领导及时地了解方案的进展程度和及时作出风险应对的策略。

对于主次劳动力市场皆适用的上行沟通方法和技巧,例如,在宏观上建立完善的信息沟通系统,建立有效的奖惩机制,提高上级鉴别真伪信息的能力,加强思想教育;员工要学会了解领导内心,给予适度恭维,与领导坦诚相待,学会主动沟通,在沟通时注意场合,选择沟通时机,领导者的权威不容挑战;上级领导要倾听员工的汇报,及时做出反馈……由于众多学者已做了多次深入的研究,在此就不作累述。

五、结语

上行沟通能提供员工参与管理的机会,减少员工因不能理解下达的信息造成大的误失, 营造民主管理文化,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缓解工作压力的作用。上行沟通的这些作用在主次劳动力市场都是适用的,也正是因为上行沟通具有这些优势,目前越来越多的企业都加强对员工上行沟通以及对上级领导下行沟通的培训及进行企业相关文化的培育。

参考文献:

1 杨忠兰.谈与领导沟通的艺术[J].陕西教育,2008

2 王洪涛,薛明.论行政组织上行沟通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J].理论探讨,2006

3 葛苏勤.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最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00(12)

4 胡放之.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水平的决定[J].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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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劳动力市场的基本概念

1.(略)

2.(略)

3.企业内部激励、竞争机制是通过职工与企业双方互相选择来实现,在这种竞争上岗的过程中,使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得以实现,达到提高职工队伍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企业内部这种竞争机制的形成要比商品交换全凭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竟争规律的竞争要复杂得多,这是因为在企业内部,职工对岗位的选择,并不是单纯着眼于经济因素,还受到不少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如理想、自我实现、人际关系等等,如果只讲物质激励也不一定能获得合理的劳动力配置,这一点在当前研究激励办法时,往往被忽视。那种一讲激励就讲钱的作法,往往不一定达到预期目的。

4.邮电劳动力市场不单纯是劳动力交流的场所或服务机构,而是一种配置、调节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实现劳动力的合理流动,达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相对最佳结合的一种机制。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除应建立劳动力交流的服务机构外,更重要的是把对企业内部劳动力资源进行配置作为一个完整的机制来研究,它涉及职工岗位的选定,取得报酬,培训待岗和转岗,直到退休的全过程;涉及到企业选择职工上岗,工资的给付,提供劳动保护,安全卫生条件,福利待遇等环节;涉及到劳动关系的确立、调整以及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运行规则的制定等。

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

目前,由于传统计划体制惯性很大,社会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很不平衡,劳动者择业仍然受到身份、所有制的限制,国有企业还没有完全实现自主用人,富余人员还不能引入社会安置,而且还要接收一定数量的统配人员;相当部分国有企业工资总额仍受行政控制,新的企业工资增长决定机制尚未形成;社会保险管理体制不统一,覆盖面窄,社会化程度低,不能适应企业走向市场和劳动力流动的要求;在市场秩序方面,市场规则不健全,缺乏维护市场秩序的手段;在宏观调控方面,没有完全形成符合劳动力市场要求的调控方式;在社会服务方面,覆盖范围窄,服务方式不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之下,尽管邮电劳动力市场是目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于深化邮电企业内部改革还是十分必要的,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是加强劳动管理、实现劳动者和生产资抖合理配里的重要手段。

劳动力市场的基本作用,就是合理配置劳动力,就是运用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通过劳动者和企业双方的双向选择,实现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在传统管理体制下,邮电企业劳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是:一是企业用人过多,机构重置,人浮于事的现象在不少企业存在;二是人员结构比例不合理,企业内有的岗位人员缺,有的岗位人员富余;三是企业内人员流向不合理,缺乏合理的导向机制;四是用工制度单一,固定工仍是邮电企业主要用工形式,1986年起虽然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但在传统管理体制下,劳动合同制这种用工形式改革的实际效果,距实行劳动合同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五是邮电企业内部干部工人身份界限未打破,给平等竟争、合理配置劳动力带来困难;六是部分职工素质不高,难以适应通信生产发展的需要;七是企业内劳动力管理的基础工作薄弱,职工与企业间的劳动关系,未能有效地运用劳动合同予以明确,有的虽然签订了劳动合同,但缺乏对劳动合同的履行进行有效的检查、考核,使劳动合同流于形式,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些问题的存在,不利于加强邮电劳动力管理,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不利于邮电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可以逐步解决现行劳动力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使邮电企业劳动力管理随着邮电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和不断完善,逐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为不断提高邮电企业经济效益和适应邮电发展需要,创造良好的企业内部条件。

2.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是深化邮电劳动工资制度改革的主线。

以来,邮电劳动工资制度进行了不少改革,特别是近几年来,邮电劳动工资制度改革步伐不断加快,取得了不少成绩。在劳动力管理方面,改革了招工办法,实行先培训后就业,在新招收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在企业内部推行优化劳动组合等;在工资管理方面,推行了企业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钩,改革了邮电基本工资制度,建立了以岗位劳动评价为依据的邮电岗位技能工资制,各企业还根据企业生产经营具体情况,改革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形式,推行把职工个人收入与其劳动成果紧密挂起钩来的各种行之有效的分配形式;在劳动保险方面,推行了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金行业统筹,实行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实行了职工养老保险个人交费制度。邮电劳动工资制度的这些改革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促进了邮电的发展。但是,也还存在不少问题,这就是劳动工资制度的各项改革,在实施中总是感到各项制度改革缺乏配套,造成孤军深入,使改革难以深化,甚至使改革的实际结果偏离改革的初衷。就拿工资制度改革为例:从1993年7月起,全国邮电企业改革了基本工资制度,推行了岗位技能工资制。邮电企业根据劳动技能、劳动责任、劳动强度、劳动条件四要素,对企业内不同岗位劳动进行了评价,并以劳动评价结果反映的企业内不同岗位的劳动差距为依据,拉开了不同岗位的工资差距,强化了按劳分配的基础工作,贯彻了按劳分配原则.调动了职工积极性。但是,在岗位技能工资制推行一年来,也反映出不少间题,这些问题有方案本身不完善的问题,也有运行机制及企业内部条件不配套的问题。岗位技能工资要正常运行并发挥激励作用,除方案本身要逐步完善外,更重要的是企业内部必须搞好配套改革,企业必须首先搞好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必须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必须严格进行定编定岗,进行双向选择合理配置劳动力,以劳动合同的形式明确职工在岗位劳动中的权责利,并严格地对劳动合同的履行进行考核,把考核结果作为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依据。如果企业内不抓好这些配套改革,有再好的基本工资制度,无论怎样套来套去,都难以发挥工资的激励职能,企业工资改革是收不到良好效果的。因此,要深化邮电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必须要以培育和发展邮电企业劳动力市场为主线,把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作为中心工作来抓。

3.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必须明确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市场主体地位的明确,必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除明确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要求培育发展技术市场、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深化邮电劳动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新型邮电劳动体制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将起到重要作用。

4.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是为进入社会劳动力市场作准备的需要。

由于长期执行计划经济的影响,邮电劳动工资工作受旧体制影响较深,对于市场经济对劳动工资工作带来的影响,对一些新问题的认识,无论从思想观念上,理论学习上,实际操作上,都存在一些问题,还存在逐步认识、探索的问题。在社会劳动力市场未健全起来之前,在邮电企业内部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进行劳动工资制度改革,不断加深对劳动力市场的理解和认识,积累解决间题的经验和方法,对于实现企业劳动力市场与社会劳动力市场的接轨,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转变职工思想观念。

运用市场规律在邮电企业内部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企业内各类人员的利益进行调整,直接涉及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在合理配置劳动力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待岗、在岗、转岗、企业内部退养。教育职工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的首要工作是做好职工宣传教育工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观点教育广大职工转变传统旧观念,正确认识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性,认真宣传、组织学习劳动法,使广大邮电职工自觉投身到改革中去。

2.搞好双向选择工作,合理劳动组合。

职工与企业按照竟争的原则实行双向选择,择优上岗,是市场主体地位的体现。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上,职工作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有权根据自己的能力、素质选择最能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工作,企业作为用人主体,有权根据企业内生产经营情况和不同岗位对劳动者的要求,择扰选择职工在岗位上劳动,以达到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最佳结合,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目的。近年来,邮电企业在推行三项制度改革工作中,对于开展双向选择、优化劳动组合做了大量工作,创造了不少好的作法和经验。主要作法:一是制定定员定额标准,对企业内部岗位及编制进行认真核定;二是制定各岗位的岗位责任制,及各岗位对职工素质的要求,并将各岗位所需人数张榜公布;三是由职工选择岗位,企业择优选择职工上岗。一般采取企业领导选择科、站长,科、站长选择班组(支局)长,班组支局长选择生产人员。对于一个岗位同时几个人选择的,还要进行公开答辩,公开招聘。这些作法对于在企业内部逐步建立激励竞争机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这些年的实践看,邮电企业双向选择工作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企业内双向选择多数是有条件的双向选择,即把双向选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在较大程度上弱化了双向选择的作用。究其原因,主要是:一是在邮电企业内,干部工人身份界线以及用工形式界限未真正打破,有些政策不配套,不仅不利于打破干部工人身份界限和用工形式界限,而且还有强化这些界限的倾向,平等竞争的环境难以形成,给双向选择带来困难;二是企业内人员流向缺乏合理的导向机制,艰苦岗位、区乡支局人员难以稳定;三是企业难以消化待岗人员,由于企业未建立消化待岗人员的培训、转产安置以及三产业等机构或者这些机构功能不健全,往往形成待岗人员不着急,企业领导反而为消化待岗人员着急的局面。为避免待岗人员对企业造成的强大压力,企业往往把双向选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搞好双向选择工作,应认真总结企业在三项制度改革中的经验教训,切实抓好双向选择工作。

3.运用劳动合同确定职工与企业的劳动关系。

劳动力市场要求作为市场主体的劳动者和企业必须用劳动合同对劳动关系予以明确。在邮电企业没有全面推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前,要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在实现双向选择的基础上,必须对企业内部岗位实行合同化管理,运用职工与企业签订的岗位劳动合同,明确职工与企业在岗位劳动中双方的权、责、利,并建立对岗位劳动合同的管理、考核制度。职工履行岗位合同情况应作为评价职工贡献、决定晋升的主要依据,作为支付职工报酬的主要依据。职工也可以根据岗位劳动合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4.健全服务机构,妥善安置富余人员。

在目前情况下,由于企业富余人员不能推向社会,必须由邮电企业自行消化,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是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的首要问题。这些年来各邮电企业基本上都建立了劳动服务公司,对于安置、消化富余人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劳动服务公司还应发挥对富余人员进行转岗培训和中介服务的作用,为企业输送生产急需人员,使劳动服务公司真正成为调节企业劳动力供求的蓄水池。富余人员的安置一般有如下几种类型:一是对于年龄不大、文化素质较高的,应根据生产需要进行转岗培训,充分发挥企业办好各类技工学校的作用;二是对于年龄较大、身体较差,不能正常顶岗位的,可采取内部退养;三是在兴办的三产业安置;四是允许停薪留职或自谋职业。妥善安置富余人员,是培育和发展邮电劳动力市场的重要工作,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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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否持续扩大,就业结构能否得以调整升级,是衡量经济增长成效和包容性的重要标志。在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优先要解决的发展问题就是不断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消化城镇企业冗员,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因此,城乡就业的扩大,实际上就是指非农产业和城镇的就业扩大速度,以及城乡就业的统筹程度。

2002-2011年,城镇就业增长了44.9%,进城就业农民工人数增长了51.5%。同一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实现了10.7%的年均增长率,意味着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率可以带动0.39个百分点的城镇就业增长和0.44个百分点的进城农民工增长,都是很高的就业弹性。除此之外,还有超过1亿农民工离开土地,在本地或外地农村从事工资性就业。这种大规模劳动力转移,使第一产业劳动力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02年的50%下降到2011年的34.8%。

2004年以来,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近年来演变为全国范围的劳动力短缺,引起普通劳动者工资的大幅度上涨,意味着我国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速度明显加快。这一阶段性的变化,是经济发展必然经历的重要转折,是产业结构升级的信号、收入分配改善的契机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加速器。

在过去10年政府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和更加积极就业政策、劳动力市场进一步发育、城乡就业不断扩大、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取得巨大成效的同时,就业问题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农民工、大学毕业生等青年劳动者,以及城镇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分别面对各种就业困难,这要求政府继续履行公共责任、发挥劳动力市场功能、构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制度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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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节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相互之间产生互动影响的客观因素,追逐工资绩效最大化和就业岗位所能提供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性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就业岗位不断发生转移的内驱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和高等教育市场之间会形成一个循环的流动体:高等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谋职;劳动力市场根据供求实现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行各业中的配置。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产生包括价格信号在内的市场信号,求学者及其家庭接收到市场信号后产生相应的期望收益。这一期望收益影响着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高校毕业生的市场信号特点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在2003年上

半年对7个省市的47所高校的毕业生就业情况统计结果表明:

参照上述统计结果加以分析,笔者认为倍受劳动力市场需求追逐的高校毕业生市场信号具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学历越高意味着成功就业的概率越大。在本科岗位域中本科

生比专科生具有明显优势,在专科岗位域中同样存在本科生挤占专科生对应的劳动力市场的现象。目前我国本科教育正逐渐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普及阶段,本科生已经进入买方市场,多数单位倾向于高学历毕业生,这对专科、高职生找工作造成巨大压力;但特色突出、专业匹配的专科、高职毕业生仍供不应求。

学校类型、品牌效应对求职结果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公办学校的毕业生较民办学校的毕业生具有明显的优势。尽管2003年遭遇到就业寒冬,但是受大的国际环境和不同行业的发展趋势影响,综合性大学就业形势比较乐观,名牌效应更加突出。

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和参加相应社会实践活动的学生倍受用人单位的青睐。这说明劳动力市场更加重视学生通过在校社会工作培养起来的各种素质和技能。

毕业生所在学校学生就业信息传播渠道的畅通,为学生就业率增加起到积极作用。这说明毕业生与潜在的雇主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从而妨碍毕业生在就业市场取得更大的成功;学校的积极参与,在毕业生与雇主之间起到搭建“桥梁”的作用,则极好的克服了这种信息的不对称,从而促进毕业生找寻更好的职位。

性别差异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仍有一定影响。相对而言,用人单位更倾向于招聘男性毕业生。根据教育部对中国高校毕业生一次就业率的统计,2000年,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7.2%,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73.9%;2002年,毕业生的数量超过了2000年,然而男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65.9%,女性毕业生的一次就业率为56.1 %;截至2003年9月初,2003届毕业生就业情况与2002年持平。

用人单位对大学生就业的专业要求并非一定专业对口,而是更多关注毕业生在学习期间真正培养起来的能力。持有英语四级以上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专业技能证明的复合型大学生更加受到青睐。2003年,用人单位普遍提高了对本科生的录用条件,更多岗位要求复合型人才。比如,同样是英语专业,那些与其他专业结合更紧密的金融英语、外贸英语、法律英语就大受欢迎。用人单位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单一技能的本科生一抓一大把,随时用,随时招,缺的就是复合型人才。“二合一”、“三合一”人才节约企业人力成本,更适合具体工作岗位的要求。

高等教育系统的互动变革

由于目前劳动力市场与高等教育系统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而且高校自身的自也越来越大。因此,高等教育系统将会针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做一定的调整。

对教育质量要求更高

因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毕业生提高自身专业学习的知识水平,有利于工作找寻成功并且能够提高起薪水平。这将给予学生和学校以信号,刺激学生和学校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质量的提高,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过度教育的现象,也使得政府有动力督促学校去提高教育质量。

通识教育以及学分制、主辅修制会持续受到欢迎

学用结合以及毕业生学识的“广度”对找寻工作有显著的积极影响,这些证据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以通识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成功。同时高等教育系统也将继续完善学分制、主辅修制,为在校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以有利于学生根据自身的特点与喜好,主动去学习和掌握今后自己中意职业的专业技能,而可不必拘泥于初始所选专业。

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必将取得突破

目前,高等教育系统中就业形势最严重的群体来自于高职、高专以及民办高校的毕业生。其中高职、高专的毕业生在专科岗位域并没有显现出比较优势,而受到本科毕业生的职位挤占,这也引发了过度教育问题。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要继续健康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必将得到解决。可以预见,随着目前教育部在政策上对于高职、高专学校的有所倾斜,随着高职、高专学校更多地与劳动力市场进行互动,高职、高专学校必将会在类型上与普通本科院校相区分,办学更加注重特色区别,应用技能水平区别,而非现在的层次差别,从而促进高等教育系统多元化发展。

就业信息渠道更加完善

目前,那些能够得到学校提供充分就业信息的毕业生,无论在工作寻找还是起薪方面,都有竞争优势。这说明,高校的就业信息,有助于减少毕业生与潜在雇主间的信息不对称,并促进毕业生的自我选择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这样,学生、雇主还有学校都将有动力一同去构建通畅的就业信息渠道。

关于学校专业质量和声誉的评价机构将会崛起

高等教育规模还将持续扩展,以满足旺盛的社会需要。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展,高等教育系统学历的信号功能将有所减弱,然而劳动力市场依然需要高等教育系统提供的人才筛选功能,因为劳动力市场可能根本无法向教育系统那样完成有效的人才分类与配置。因此取代学历这个信号的将是高校的质量与声誉。可想而知,中国也会如同美国一样,关于高校、专业、学术刊物等排名的一系列中介组织将迅速崛起,以给个人以及社会提供关于高等教育质量与声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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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教育投资;技能培养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3)05-0155-03

【作者简介】成必成,乐山师范学院学生处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四川乐山614000)

近年来,在我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的同时,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世界性经济、金融危机的影响,加上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失业问题日趋严峻。与此同时,在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甚至是一些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都或重或轻地出现了“民工荒”、“技工荒”问题,企业招工难,尤其是中高级技术型人才、有经验的管理型人才奇缺。劳动力市场这种日趋严峻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何有效解决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已成为我国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现状及其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现状

从总体上来讲,我国失业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国有企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与在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急速淘汰的技术人员叠加,使我国的失业突出表现为结构性失业。近年来,在劳动力市场上,在一些人艰辛地寻找工作的同时,我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沿海发达地区,甚至一些内陆省份,都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这种“就业难”与“人才荒”并存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大学生就业难,结构性失业问题凸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校扩招政策的实施,大学生就业压力不断增加。在需求方面,尽管农村和中小城市有较大需求,但因就业条件艰苦而得不到大学生的青睐,而新增的、适合大学生的城市就业岗位又相对有限,致使大学生失业问题日趋严峻,薪酬水平也逐年下降。(2)经济发达地区的“民工荒”问题表现突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向长三角、珠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以及沿海城市,为这些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推动了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但近年来,随着沿海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结构性“招工难”的问题逐渐凸显:在许多没有技术特长的农民工四处奔波寻找就业机会的同时,“技术型”农民工成为用人企业争夺的“抢手货”。(3)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有企业改制,尽管在形式上已基本完成,但改制过程中所产生的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至今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升级,对求职者的知识、技能、创新思维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下岗职工的保守思想、年龄结构、家庭因素等各个方面,限制了其再就业。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影响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首先,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造成了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以大学生失业现象为例,大学生作为高素质群体,在其人力资本的培养和形成过程中,政府、社会、家庭都投入了大量资本,学生个人也付出了巨大努力。按照“投入一产出”理论,这种高投入应该换来高产出,如果这一优秀群体中的相当一部分无法在劳动力市场实现就业,或者虽然能实现就业但“产出”价值过低,其实质就是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也是教育资本的极大浪费。其次,结构性失业对企业发展形成了严重的制约。结构性失业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大量劳动力无法找到就业岗位的同时,“民工荒”问题却日趋严峻。“技能型”人才的紧缺,造成企业开工不足,被迫减产或延缓工期,给企业造成一定的经济损失。再次,结构性失业也会加剧贫富差距,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结构性失业的结果,必然是一部分劳动力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工资和收入水平持续上涨,而另一部分劳动力在市场上供过于求,工资和收入水平持续低迷,结果导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

二、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成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传统行业不断被淘汰,新兴行业不断涌现,此消彼长的产业发展态势,要求不断调整劳动力资源配置。但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也要求劳动力知识结构、技能素质不断更新,如果劳动力知识结构、技能素质不能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就在所难免。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今时代,这种调整步伐也不断加快。但是,从劳动者角度来看,受知识、年龄、地域、信息、技能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加上失业者无力支付昂贵的技能培训费用、寻找新岗位费用,他们既难以获得劳动力市场的职位空缺信息,也难以满足空缺职位对求职者的劳动技能和素质要求,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就在所难免。

(二)行业结构非平衡发展的影响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日新月异,我国行业结构呈现出非均衡发展态势,并体现在工资水平的相对变化上:劳动力价格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影响,而工资水平则是对劳动力供求状况的最直接的反映。因此,不同行业工资增长速度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相对变化趋势,也彰显了产业结构的非均衡发展状况。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所提供的相关数据,改革开放后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各行业平均工资水平差别不大,工资增长幅度有限。但随后,各行业工资水平差距迅速拉大,尤其是21世纪以来,金融保险业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紧随其后的是电力、煤气、自来水、房地产等行业,增长最为缓慢的是餐饮业、服务业,以及农、林、牧、渔等传统行业。之所以产生这样的差别,主要是传统产业只需要简单的劳动就可以了,对劳动力的技能培训要求不高,大量失业人口竞争这些有限的岗位,致使这些行业的工资处于低水平徘徊状态。

(三)所有制改革的影响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大量的“隐性失业者”隐藏在国有企业之中,由政府统一“供养”。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国有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主体,不得不将长期隐藏在企业的“隐性失业者”剥离出来,成为“显性失业者”,由此形成大量下岗失业群体。尽管我国非公有制企业迅速崛起,尤其是一些私营企业、乡镇企业由于经营机制灵活、覆盖面广,成为缓解我国就业压力的重要力量,但由于起步较晚,加上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在这些非公有制企业谋职的劳动者,难以享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一些习惯于在公有制单位享受完善社会保障的劳动者,即使不幸成为下岗者,也不愿意进入这些非公有制企业。而非公有制企业也因融资难、税负高、用工难等诸多约束因素而得不到快速发展,使结构性失业问题也越演越烈。

(四)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影响

劳动者素质是由劳动者本身的受教育水平、技术水平、工作经验、职业素质等多方面共同决定的。我国企业招工难、技工荒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劳动力供给总量不足所致,主要是劳动力供给质量与企业的用工需求不匹配所致。首先,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因素的影响,我国国民整体受教育水平不高,劳动者学习能力、适应能力较弱,这是产生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的首要原因;其次,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合理,是结构性失业加剧的重要原因。在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了“高学历失业”现象,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完全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高所致,相当一部分是实践技能培养不足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长期教育结构和人才培养模式不合理的具体表现。

三、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的对策

(一)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优化产业布局

实践证明,第三产业是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场所,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第三产业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越高,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也越高。我国第三产业产值所占比例还很低,明显滞后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占比。这充分说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就业构成问题。产业构成不合理,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我国结构性失业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考虑到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问题,要求我们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努力做好3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大对现代服务业的投入力度,主要是在加大对公共服务投入力度的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现代服务业,并在财政、税收方面强化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支持。二是提升现代服务业科技含量,加强与制造业的互动。用现代信息技术“武装”现代服务业,使其充分发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粘合剂”作用。三是积极培育现代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并加快现代服务业的人才培养,促进第三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发展中小企业,提升就业吸纳能力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中小企业是经济体中最活跃的因素,它们规模虽小,但数量众多,广泛分布于各行各业,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鼓励、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首先要求我们转变政府观念,重视中小企业;其次要积极建立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全面系统地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再次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切实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后要建立严格、规范的中小企业法律体系,健全法制环境。

(三)加大教育投资、优化教育结构

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失业,说到底,就是失业者的素质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呈现出“有知识的没技能”、“有技能的没知识”的状况。近年来,“民工荒”和“知识失业”并存,就充分反映了这个问题:前者根源于教育的缺失,后者则根源于教育结构不合理。解决教育缺失问题和教育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就成为解决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内在要求。首先,要在加大公共教育投资的同时,突破教育投资主体单一的瓶颈,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构建多元化的办学主体结构。其次,要在落实义务教育的同时,扩张中等教育,减轻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的财政负担。再次,要优化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在职培训,强化高级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最后,要加大高校改革力度,强化“订单式”人才培养,使其在招生、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等各个方面,实现市场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