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解决措施范文
时间：2023-10-16 17:37:23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老龄化解决措施，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篇1
【关键词】日本 老龄化 措施 借鉴
一、前言
自从1970年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以来，日本人口老龄化进程快速推进，目前已进入超老龄社会。随着日本现代化的完成，少子化、单身化与老龄化等因素的叠加，日本高龄单身家庭数量快速上升，并逐渐形成了“无缘社会”中的“孤族”群体。又由于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和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日本社会出现了高龄者“孤独死”的现象。“孤独死”又称“孤立死”，是指在没有任何照顾的情况下，独居者，其中以老年人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居多，在自己居住的地方因为某种原因而死亡的现象，特指发病后没人发现而死亡的情况。这是全人类社会老龄化的突出表现之一。在日本尤为突出。日本的“孤独死”现象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剧，目前已成为日本众多社会问题之一，造成了不可估计的后果。
中国在1999年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与日本相比，中国老龄化水平虽然相对较低，但是具有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快等特点，且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4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2.12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5.5%；65岁及以上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10.1%，虽然低于日本老龄化水平，但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户籍人口老龄化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当前日本老龄化水平。另外，城乡“空巢家庭”、农村“留守老人”数量迅速增长，中国的“孤独死”现象虽然尚未演变成社会问题，但是“独居老人离世”的新闻却屡见不鲜。由此可见，随着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中国同样经受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考验。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错综复杂，既有发展中国家才有的人口问题，也有发达国家才会面临的社会问题。为了应对这种危机，日本政府不断修订完善相关政策，并实施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形成了政府性与民间性相结合，以公助和共助为基础，社区互助和高龄者自助相协作的支援体系。这些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日本“孤独死”的社会压力，而且，对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的解决和“孤独死”现象的预防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二、日本超老龄社会的发展现状及分析
超老龄社会是日本“孤独死”现象产生的社会基础，并且给日本社会经济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日本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使高龄者数量迅速增长，同时家庭形态的变革，导致高龄者越来越孤立，再加上部分高龄者长期处于看不起病的贫困线上，缺乏医疗看护，这又使“孤独死”现象最终演化为一种社会问题。
（一）高龄者数量增长迅速，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处于超老龄社会
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是日本，但同时，日本也是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日本的平均预期寿命在世界范围内是最高的，达到82.7岁，其中，男性为79.4岁，女性为85.9岁，由此可见，日本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主要原因是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和死亡率的下降。截止2014年底，日本总人口为1.27亿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为3190万人，占总人数的25%。另外，从长期趋势来看，日本将继续维持“少子高龄化”的发展态势，总人口将持续减少，老龄化率会继续上升。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推算，这一比例在2020年将达到26.9%，2050年将创下32.3%的新高。也就是说，日本将在半个世纪内长期处于超老龄社会。
（二）高龄者医疗负担重，相对贫困日益突出
医疗负担重是导致高龄者面临生活困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日本政府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家庭平均年收入为528.9万日元，比前一年减少1.5%，仅相当于1994年最高时的八成，同时，社会老龄化问题继续加深，家中仅有65岁及以上老人的家庭数量和比例达到新高，占家庭总数的大约四分之一，从收入构成来看，日本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劳动所得，而高龄者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为养老金等收入，另一项调查显示，有62.3%的高龄者认为医疗负担过重，基于疾病护理等方面的考虑，而不得不进行储蓄。
相对贫困也是导致日本高龄者医疗服务需求不能满足的重要原因。一项调查显示，进入高龄期后，日本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提高。从全年龄段来看，女性的相对贫困率要高于男性，而且这种差距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显著增大。最大差距出现在70～74岁年龄段，女性高龄者的相对贫困率为26.6%，男性为17.3%，两者的差距达到9.3%。在巨大的经济压力下，部分生活困苦的高龄者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10年，因犯罪而被的高龄者有48 145人，约是2001年的2.4倍，其中大部分是盗窃罪。同时，为了安稳度过余生，许多日本高龄者宁愿犯罪而使自己的晚年在监狱中度过。
三、日本应对老龄化的措施
在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时候，日本政府制定和完善了以老年人为主的各种制度，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延迟退休年龄，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创造了一个优良的生存环境。
（一）就业和收入
确保老年人的就业机会，创造任何年龄都可以工作的社会环境。保证老年人到65岁仍可以利用其所具有的能力和知识被用人单位雇佣；支援中高年龄者的再就业，确保多种形式的就业机会。同时，日本政府确立并实行公立年金制度，由日本年金机构进行记录和运营年金，而且，为了确保老年人得到自己的合法收入，日本政府不断整备企业年金制度，完善退休金制度。
（二）健康和福利
日本政府不断落实针对老年人的看护保险制度，普及并开发看护的相关服务；丰富看护服务，确保必要的看护服务，提高看护服务的质量；对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年人提供支援政策。并且，改革老年人的医疗制度，指导老年人进行健康检查和保健项目，提供区域性的住家医疗，开创多样化医疗，完善周边配套服务；制定和实施地区福利计划。
（三）学习和社会活动
促进终生学习型社会的形成，确保学校有面向社会人提供高等教育、面向地区开放学校公共机能和支援劳动者进行学习活动的职能；鼓励老年人参加社区活动，丰富老年生活。
（四）生活环境
政府帮助老年人进行购房，同时增加公共租赁房屋的供给，满足老年人多样的住房需求，让老年人有安定的落脚点。推进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现有的不能满足老年人需求的公共基础设施。
四、日本应对老龄化问题的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老龄化社会标准是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总人口7%，而我国已经10.1%，这意味着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处于老龄化逐步加深的阶段。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呈现出老年人口基数大、增速快、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明显的态势，再加上我国未富先老的国情和家庭小型化的模式，养老问题异常严重。因此，我们有必要借鉴日本的经验。
（1）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等；首先，政府应该制定和完善有关老年人的法律制度，中国正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有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就能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和利益，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社会福利、促进社会发展。
（2）增加老年人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适当延迟退休年龄，随着人们生活质量和健康水平的提高，推迟退休年龄可以使资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且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3）增加老年人福利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重视以老年人为主的服务投资，使老年人的需求得到满足，提高生活质量。
（4）鼓励生育。缓解人口老龄化，主要方法就是把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附近。这就需要生育政策做出重大调整。从双独二胎到单独二胎，生育政策已经在变化，但是与人口危机的现实相比，还是滞后。因此，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无法适应当前形势，逐渐的放宽甚至完全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才可以缓解老龄化社会危机。
参考文献：
[1]高强，李洁琼，孔祥智.日本高龄者“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示[J].人口学刊，2014.
[2]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2011年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公报[R].2012.
[3]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R].2011.
[4]刘晓梅.我国社会养老服务面临的形式及路径选择[Z]. 2012.
篇2
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压力
发达国家大多经过40多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从成年型进入老年型社会。此时，这些国家已基本实现现代化，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目前，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未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国力相对落后，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同时，我国当前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正在建立和完善之中，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想、组织、物质、制度等各方面的准备还不充分，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较薄弱。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压力。因此面对老龄化社会的冲击，要确保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时间紧迫，而且压力巨大。
人口老龄化还会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增长方面，人口老龄化使国民收入中用于老年人口的养老金、医疗费用和福利费用等消费基金不断增长，影响积累基金，特别是生产性基金的增长，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方面，老年消费群体的日益扩大，直接引起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的状况下，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养老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化的难题。
面临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严峻形势，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老龄意识和建设“老人强国”理念，增强紧迫感，切实负起责任，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应对，认真化解，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发展。
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
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发展，通过发展解决问题，反过来，通过不断解决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社会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我国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社会，这是二十一世纪我国的一个重要国情。要切实从老龄社会这一基本国情出发，研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完善法律法规，调整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做好应对老龄社会的各项准备。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为适应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到来奠定物质基础。
2.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使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和劳动者素质，减轻人口老龄化在劳动力方面的不利影响。要把发展老龄产业摆在重要位置，制定老龄产业发展规划和优惠扶持政策，引导和促进老龄产业发展。重视开拓老年消费市场，以满足日益庞大的老年群体的需求。
3.加大统筹力度，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坚持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和老年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农村对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的承受能力。
三、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加快养老保障体系建设
建立强有力的养老保障体系，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要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家庭和个人广泛参与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格局。
1.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继续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农村“五保”供养制度。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研究实行将大额的慢性病门诊费用纳入新农合补偿范围的办法。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大力发展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救济事业。鼓励发展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
2.大力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政府要在增加对老年福利服务设施建设投入的同时，积极引导民间资金投资兴办不同档次的养老服务机构，实行民办公助、公民合作、民建民营政府给予政策扶持等方式，保证养老服务机构正常运行，发挥作用。鼓励社会力量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老年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紧急救援、心理咨询等服务项目，形成为老服务网络体系，为居家老人，特别是高龄老人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
3.巩固和增强家庭养老功能。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传统的家庭养老仍是我国的主要养老方式。要在全社会加强以感恩教育、责任教育为重点的思想道德教育，大力弘扬尊老、养老、爱老、助老的传统美德。加大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贯彻实施力度，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要从法律上、制度上、措施上鼓励儿女养老。积极创新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机制，推行协议养老制度，明确子女对老人的赡养责任；建立空巢老人居家养老政府补贴制度等，努力解决空巢老人养老问题。
四、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有强力的组织保证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口大量增加，老龄工作显得日益重要，老龄工作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养老保障制度 改革 完善
中图分类号：F84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4-074-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上升，随之人口老龄化问题日渐突出。据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近1.74亿，大约占总人口的12.78%。在国际上一般认为，若本国60岁以上人口占到总人口的10%以上，表明这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由此，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据有关数据表明我国老龄人口呈逐年增长趋势，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
1.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由于我国长期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出生率一直保持较低水平；随着医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口预期寿命不断延长，人口老龄化的增长速度飞快。1982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663万，占全国总人口比例为7.6%，到2000年达到1.3亿，占总人口10%以上。而英国老年人口从5%增长到7%用了80多年，瑞典用了40多年，我国完成这一增长过程仅仅用了18年的时间。
2.老年人口数量大且高龄老人数量所占总人口比例增大。我国人口基数大，据预测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2040年，老年人口将增长到3.8亿，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上升到25.3%。据统计，85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由1990年的200多万，增加到21世纪中叶的5000万以上。
3.独居老人增多，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据人口统计部门预测，我国独居或只与配偶居住的65岁以上老人占老人总数比例，将由1990年的10%迅速上升到2050年的27%。随着城乡差别的加大，大部分的农村青壮年进城务工，且在城里成家立业，这样就导致了农村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日益突出。
二、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的影响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需赡养的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使得我国养老保障的压力也随之加大。
1.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及我国现在养老金计算办法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措施”的制度，所以在养老金发放中必然就会产生“空账”问题。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与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地方财政不得不用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和税收收入来弥补目前养老保险的资金缺口。即便如此，养老保险基金筹集仍然是入不敷出。
2.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医疗保险的影响。老有所医是老年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年人发生疾病频率及住院医疗费用明显高于平均水平。退休后平均期望寿命提高，享受医保的时间相应延长，而在职人员趋于减少，缴费人数相应减少。老龄化导致社保负担医疗总费用增加，使医疗保险统筹面临着巨大压力。
3.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福利保障的影响。随着老龄化程度加重，需要社会福利给予保障的老年人与日俱增。由于我国尚处在初级阶段，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需要社会救助的贫困老年人仍有上百万。由此使公共养老福利保障设施及政府用于社会保障福利的支出迅速增加，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化养老福利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老年人社会福利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福利保障事业面临着严峻考验。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障制度必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面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养老保障制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主要应从以下措施入手：
1.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真正实现“老有所养”。
（1）实行多层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资金要从多渠道筹集，一是根据国家立法强制性地缴纳。二是企业根据效益确定，如实行企业年金，既可替政府分担一些负担，又可以保证职工退休后生活质量得到提高，政府应对企业年金缴纳给予优惠政策。三是个人养老储蓄，由职工自愿参加。采用免税办法鼓励个人储蓄养老金，到退休时才能领取，为晚年积累养老金。四是国家发行特定债券。我国的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国家可以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筹集资金，用于缓解养老金支付的压力，国家也可将筹集的资金用于国家基本经济建设。五是选择有经营资质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公司，通过市场运作，使养老保险基金保值增值，但前提必须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
（2）延长享受养老金的年龄和参保时间要求。随着国家对教育重视力度的加大，人们接受教育的时间在延长，而工作的时间在缩短；同时，由于预期寿命的延长，人们一生中退休的时间所占的比例增大。为了解决因退休人员增长而导致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支付负担，应调高享受养老金的年龄，并且提高领取全额养老金所需的缴费期或工作时间，从而减少对养老保险金的总需求。对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技术人员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将其退休年龄延长，逐步实施弹性退休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3）在限定缴费基数的基础上，适当提高享受养老保险金的标准。在享受养老金之前，根据缴费水平及参保时间给定一个的养老金水平，把养老金增长与缴费挂钩，与物价结合起来，使养老金的增长水平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4）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覆盖面的扩大使养老保险的资金来源更加多样化，也是养老制度普惠性的客观要求，扩大覆盖面是化解人口老龄化影响的有效措施。当前应以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为重点。针对农村老年人严重的养老问题，应在现有农村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进行完善和补充，推进新型的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多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让农村老人老有所养，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这样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发展。
2.完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实现“老有所医”。
（1）不断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范围，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医疗保险中。在医疗保险机构中，让各类不同所有制的医疗机构参与医疗保险市场的竞争，更好地发挥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社区医疗服务的作用，真正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保险体系。
（2）合理配置医疗资源，提高老年人医疗卫生服务水平。因人口老龄化高龄化加速，出现众多的失能老人和失独老人，所以要将医疗资源有效配置，医疗机构应在辖区开办社区医院，对老年人健康建立长期跟踪护理制度，建立疾病预防档案，提供健康讲座、心理咨询、家庭医生等医疗服务，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医疗需求。
3.推进社会化养老，完善老年人社会福利事业。发挥社区资源的作用，建立综合的社会养老保障服务网络，以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缺失。人口老龄化呼唤着老年保障，老年人的需求有养老的经济需求、日常生活照料需求、情感上的精神需求等，这几方面都不可缺少。面对传统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渐削弱，迫切需要实现从居家养老到社会养老的转变。在倡导家庭养老的同时，需不断挖掘社区服务的资源，如将多个家庭组成互助团体，组成养老服务网络，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这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一个现实要求。。
社会发展必然会产生老龄化问题，在发展老年保障事业方面，中国是有着优越的政治制度作保证的社会主义国家，老龄化的挑战会促进我们统筹全局，缜密考虑，更好地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保障水平，将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影响降到最低，这样就能保证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赵宇峰.试析养老保障改革及对国家政治稳定的影响.社会科学，2005（3）
2.白露，孙英华.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探讨.技术与市场，2012（9）
篇4
一、农村人口老龄化现状
1.老年人口基数大，高龄化趋势明显。据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农村老年人口总数1.27亿，是城市0.77亿的1.69倍，农村老龄化水平15.4%，是城市6.67%的2.3倍，农村老年抚养比高达31.9%，是城市11.2%的2.8倍。由此可见，农村老龄人口基数大，老龄化速度快。同时加上青壮年从农村外迁，农村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成为一个进一步发展趋势。综观我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形势十分严峻。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冠，农村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快，农村老龄人口高龄化趋势十分明显。
2.农村人口老龄化有明显的区域差异。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改革和城市化的推进，经济发达的地区相对人口老龄化更严重，就农村地区相比而言，我国东部地区老龄化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
3.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老龄化速度有加快趋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跟不上。虽然近些年我国经济在整体上发展较快，但是由于人口基数大，经济底子薄，人均生产总值还很低，同时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二、人口老龄化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会减少劳动力数量，降低劳动生产率。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力支持，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只有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相适应，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我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导致适龄劳动力的比重下降，劳动力供应不足。该现象在农村体现的尤为明显，青壮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短缺，大量的耕地被荒废，农村中的基础设施无人兴建、无人修理，整个村庄的发展失去了活力。2013年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员2.69亿人，部分地区呈现“种田没壮劳力，村庄‘空心化’”的局面。劳动人口年轻化所占比例降低，劳动力资源数量不足，质量下降，导致劳动生产率下降，从而直接影响到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
2.人口老龄化对农业发展产生阻力。社会财富是由生产能力的劳动人口创造的，劳动力人口的参与率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劳动力中年轻人的比重下降，而年长者的比重上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和技术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足就可能导致部分生产资料技术设备闲置，影响社会生产活动的正常运转，影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再者，农村人口老龄化将直接影响农业从业人员对新知识的接受和学习程度。现今是一个科技化的时代，农业对机械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由于老年人年龄大，对新鲜事物学习能力相对较弱，再加上我国部分地区农业机械化水平低，缺乏操作机械技术，这些已严重阻碍了农业现代化的深入发展。
3.人口老龄化增加家庭和政府的经济负担。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为农村实施统一的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保障设置了客观障碍，农民的医疗保险大多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在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看病难，看不起”的状况，因病返贫的农户也不在少数。据测算，老年人消费的医疗卫生资源一般是其他人群的3～5 倍，可想而知，随着老龄化的加重，医疗卫生支出将会越来越大，将会给越来越多的家庭带来压力。不仅仅是家庭负担加重，政府机构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农村地区以前大多是传统家庭养老模式，现今是由社会和家庭共同承担。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通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最终形成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积累金越多，国家就可以拿出更多的钱用于经济建设投入，刺激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使老年抚养系数提高，必然导致国家将大量的国民收入用于老年人社会保障支出，政府必须将大量的财政收入应用于养老、医疗卫生服务以及社会服务，严重地增加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这也会影响到国家对农村经济建设的投入。社会用于养老保障、医疗保障以及相应的社会福利事业的负担也将加重，在社会经济转轨的新形势下，这种新型农村养老保障格局将受到严峻挑战。
三、应对策略及建议
1.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建设。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要快于城镇地区，但农村地区的养老保险保障制度还不完善，需要进一步加快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体系建设，完善养老保险保障制度。农村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收入普遍不高，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优化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流程，建立完善的信息平台，以便农民外出务工返乡后或在各地区间流动时仍能够享受到统一的服务；其次要创设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经济、社会条件。地区经济水平是制约养老保障的根本性因素，社会保障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所以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壮大农民的经济实力以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2.建立规范的医疗保健和生活救助体系。老年保障事业存在严重城乡不平等，城市保障金高，覆盖面广，农村保障金低，覆盖面窄。为此，政府需要扩大农村社会养老医疗的覆盖面，大力发展乡村卫生服务，把老年卫生服务列为重要内容，纳入村镇发展规划，大力发展社区卫生保健服务体系。拓宽筹资渠道，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不断提高老年卫生保健的经济保障水平；开展多种形式的老年保健服务，拓展老年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等服务领域，加大对大病和重病导致生活困难的老年人的帮困力度。 通过体制改革、机构改造、资源重组等多种形式，引导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转型为社区服务中心，采取普遍保障原则，合理选择与当地农民医疗保障需求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发展模式。
篇5
【关键词】老龄化社会 养老保险 养老金
一、我国养老保险现状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问。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在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在这30年里，中国开始全面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50年，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将超过30%，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人口红利期的社保基金最佳积累时间即将结束。全国政协举办的“21世纪论坛”召开的主题为“通过养老保险制度化化老年危机为老年红利”的专题研讨会上指出，2015年劳动人口将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加速上升，一直要到2039年才会开始下降。也就是说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两个纳税人供养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被称为“老龄社会危机时点”。
截止到2010年底，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帐1.7万亿的养老金缺口，而《化解国家资产负债中长期风险》研究报告只能够利用推测法和估算法推测的，到2013年，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18 .3万亿元，这都预示着，养老金缺口是事实。巨大的养老金支付缺口对目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提出了改革要求。
二、养老保险政策面临的主要问题
养老金缺口不能忽视。养老保险基金缺口的主要原因是企业转轨形成的制度成本。我国建立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较晚，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向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实现部分积累的制度转轨过程中，转制成本没有解决。在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制度建立前退休的职工，向他们支付的养老金由后来缴费者负担，由此带来很大的制度成本。“老人”休人员）无资金积累，在职职工缴纳的养老金个人账户内资金大多被挪用去为已经退休的职工发工资，去补旧体制的“黑洞”，将退休人员）资金积累严重不足，于是，不得不动用“新人”改革后人员）的账户，于是，“新人”的账户由此变空，导致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无资金积累，形成大量空账。
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导致了退休待遇的不公平。我国的养老制度在设计和执行上形成了多轨制，从制度上将中国社会划分了两个类似封建社会的社会阶级，为机关事业单位编制职工规定了达到正常待遇三到五倍的超国民待遇，贬低了企业职工及其他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与尊严，造成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员、企业员工和社会个体劳动者之间的严重不平等——公务员不交养老金，退休后却能领到工资替代率达80%左右的养老金，公务员群体比事业单位的额度还稍高一些。而企业员工的退休金替代率只有45%左右。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矛盾，并为青少年的树立良好的职业理想产生了负面影响，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以及对社会就业平衡和人才合理流动的严重影响逐渐显现。
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不善，基金积累“缩水”。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过程中问题较多。在养老保险基金征缴和发放过程中，部分企业少报、迟缴，甚至有的企业利用制度漏洞不交，少缴，个别企业瞒报退休人员减员，冒领养老金的现象时有发生。在基金管理方面，我国虽实行“分账制”分立社会统筹基金与个人账户基金，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没有分开管理，社会统筹可毫无障碍地透支个人账户基金，并且长期以来都交由政府统一管理和投资运营。相关部门由于集保费征收、基金管理、投资运作等多种职能于一身，以政企合一的方式运营基金难免会陷入暗箱操作、效率低下以至被挪用、贪污的境地。
三、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调整方向
解决社保“欠账”问题，拿掉社保基金“包袱”。养老保险养老金压力的根源是养老保险制度转轨是形成的历史成本。从建国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长达40多年的国家包干，使养老金“亏空”成为解决养老问题的一大障碍。应该将实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前与实行后的责任和债务明确，而不应该笼统的放在一个统计数字中来衡量今天的养老金缺口。现在国家财政收入猛增，应该逐步偿还历史欠账，将计划经济时代没有缴纳的社保基金补起来。补足这一部分基金，企业职工养老金自然会有较大增长。
统一养老保险退休制度，取消“养老金双轨制”。完善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险制度，取消目前实行的“养老金双轨制”。现行养老保险制度是按不同工作性质的退休人员实行不同的养老金制度；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退休实行由财政统一支付的退休养老金制度；而企业职工则实行由企业和职工本人按一定标准缴纳的“缴费型”统筹制度。自1992年开始，双轨制导致的养老金差距越拉越大。
扩大参保人员的覆盖面。目前城镇参保人数比例还较少，公务员及事业单位编制群体也没有纳入参保群体。应当扩大统筹层次，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各地区缴费基数、缴费比例和享受待遇标准的统一，积极吸收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统一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政策，落实社会保险补贴政策，以事业单位群体、非公有制企业、城镇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为重点，扩大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范围。
篇6
关键词：医疗保险 风险预警 探讨
自1998年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以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参保人数和基金规模不断扩大。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底，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53641万人，基金收入6062亿元，基金支出4868亿元，年末基金累计结存6884亿元。医疗保险基金是老百姓的保命钱，基金的安全事关整个社会的和谐和稳定。防范和化解医疗保险基金风险至关重要，关系到医疗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引起各地的重视。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加强对基金运行过程的分析，及时发现问题并研究采取解决措施，将有助于提高医疗保险基金的风险管理水平，并且能够将事后发现风险转移为事前化解风险，确保医疗保险基金平稳运行。
一、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的必要性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深入，医疗保险基金的责任和压力越来越大，近年来，随着国家政策的调整，人们对自身健康的关注，医疗保险基金的费用支出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由于医药不分家、小病大治等，导致医疗费用不合理，费用增长过快，以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的存在，医疗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受到了严重威胁。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近几年每年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增长率基本上都高于收入增长率，也就是说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增长快于收入增长。这些数据给我们警示，防范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非常必要，这将成为未来我国医疗保险基金稳健运行的重点难题之一。
2012年4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为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增加了2.93%，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人占比为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时增长了1.9l%。按照国际惯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例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的患病率和人均医药费用均较高，并且多患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疗程长、预后差、费用大。这将进一步加大医疗保险基金的支出压力，因此很有必要对医疗保险基金收支平衡进行测算，提前进行预警。
2009年七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联合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管理的指导意见》，文件第七条要求各地要利用医疗保险信息系统，建立适应各地政策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分析和风险预警制度，构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分析和风险预警系统，加强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的分析。
综合各方面的要求，各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都有必要建立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以此加强对风险进行防范和规避，避免和预防医疗保险基金在运作过程中，因基金运作存在的内外因素而导致的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出险，以达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效果，为科学决策，完善政策提供依据，确保医疗保险基金处于健康、平稳、安全、良性的运行状态。
二、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的原则
（一）全面性原则
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应能及时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锁定工作要点，合理地评价工作绩效，为基金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医疗保险涉及面广，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仅凭一两个方面，不足以统揽全局。要全面反映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需要把握住有规律性、能反应共性的问题，既要涉及医疗保险基金内部的因素，也要涉及其外部因素；既要有微观的财务指标，也要有宏观的经济指标，做到具体、全面预警。
（二）可操作性原则
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可以通过设定指标来分析判断，设定的指标应从实际工作出发，选择易获取、易量化、具体明确的指标，对于一些定性指标，因受主观意愿作用，如不能量化，尽量不用。
（三）客观性原则
对社会医疗保险基金运行进行预警，就是为了保证医疗保险基金的正常收支平衡，避免费用过度增长，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预报和分析，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提供警报及排警的建议。
（四）动态性原则
风险预警机制在一定时间内是相对稳定的，但作为一个经常性、长期性的工作，必须是动态的，应随着客观实际的变化做适当调整，从而可以连续观察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运行的情况。
三、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的内容
（一）老龄化风险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参保人员中退休人员所占比例不断增大，统筹基金支出增长过快，导致统筹基金支出风险不断加大。由于老年人是医疗消费的主要群体，因此此类人群的持续增长，对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能力而言，是十分严峻的考验。医疗保险基金赡养系数（退休人员占在职人员比重）的上升，增加了医疗费用的开支，削弱了基金的共济能力，导致医疗保险基金的隐性债务问题日益显现，所以退休人员占比的不断提高，是基金支出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
（二）基金结余率风险
基金结余率是基金风险预警的重要指标，直接反映了基金的支撑能力，影响基金结余率的因素主要是医疗费用的支出。近年来医疗费用的支出持续上涨，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由于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和一些定点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造成医疗费用上涨。二是医疗技术的发展、高新设备的使用，刺激了参保患者的医疗需求，一些参保患者在医生的刻意引导下，要求使用新的检查设备、服用贵重药品等，导致医疗成本加大，医疗费用相应增多。三是有些定点医疗机构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提供过度服务。
（三）道德风险
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深入，医患双方的道德风险也逐步显现。一些定点医院和定点药店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引导参保人员不合理就医的现象存在，或抬高医疗费用，或降低收治标准，或套改服务项目。导致医疗保险基金的不合理支出大大增加，违规及骗保行为时有出现，有的甚至数额较大，一些参保人员也不择手段钻政策空子，骗取医疗保险基金。
（四）管理风险
面对日益庞大的覆盖人群和繁杂的医疗保险经办事务，当前经办机构普遍存在人手不足、人员素质不高、相关专业人才缺乏、经费短缺、信息管理系统不健全等问题，导致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不力，严重影响了管理服务效率，经办管理能力亟待提升。
四、建立医疗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机制的措施
（一）建立财务分析与预警指标体系
建立医疗保险基金运行分析制度，以全面分析预测基金运行情况和预警运行风险。根据平时工作中掌握的指标与基金运行状态的关联程度，通过综合分析和筛选，建立起以人均结余率、住院人次、住院报销比例、人均费用等组成的指标体系，利用曲线图、表格等形式进行对比分析，及时、全面地掌握基金运行动态情况，透过现象准确掌握基金运行状况。进一步强化征缴和稽查工作，建立健全医疗保险基金的征缴机制，提高基金的支付能力。根据对基金收支结余总体情况的分析，以及对财务分析与预警主要指标的分析判断，对基金的发展趋势进行综合分析，判断基金运行现状，预测未来一段时间的趋势，及时发现基金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并研究采取应对措施，为各级领导分析判断基金运行情况、及时调整有关政策提供可靠、翔实的依据。
（二）提升医疗保险管理服务效能
医疗保险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和医疗保险基金的稳健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办机构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能力。要加强各级经办机构的能力建设，定期进行业务培训。不断加快经办信息化建设，充分发挥数据在监控、预警和决策中的功能，变数据为依据，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健全社会医疗保险经办管理服务体系，提高经办工作效能。随着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参保覆盖范围的不断扩大的需要，要大力推进社区医疗保险管理服务工作，充分利用社区卫生服务资源，通过建立就医导向机制，引导参保人员“小病康复在社区，大病诊治进医院”，以此来控制医保基金的不合理支出，提高基金使用效率。
（三）加强宣传引导和社会监督
要广泛宣传医疗保险，加深全社会对医疗保险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引导参保人树立因病施治、合理消费的意识，引导医保病人根据病情、方便情况合理选择就诊机构。这样既合理利用卫生资源，扩大基层医疗机构的消费需求，又可控制医疗费。建立社会监督激励机制，实行医疗保险违规行为举报奖励制度，并通过聘请社会监督员等措施，调动各方力量，采取“平时检查与年终考核相结合，社会监督和专家评估相结合，网上监控和实地巡查相结合，考核与奖惩相结合”等措施加大对医疗保险服务行为的监督检查和考核力度，对违规严重的定点机构严格实行退出机制，对违规行为查实的举报人给予奖励，激励社会各界融入到医疗保险监督上来，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医疗保险社会监督氛围。
（四）加强医疗费用发生行为的监管
对基金支出过程中的各个重点环节进行监控，跟踪分析医保费用重点支出项目（如门特费用、慢性病种费用、大病住院费用、一次性耗材费用、大型检查费用等）。实施医疗保险费用专家会审制，定期对平常检查中疑似有过度施治、降低治疗标准、推诿病人的病例以及高额医疗费用进行集体审核，对经审核为不合理的医疗费用予以扣除。同时完善信息化监管方式，各级统筹地区要充分利用基本医疗信息的网络化传输系统，实时监控定点机构以及参保人员在就医取药过程中的行为，起到了事先预防、事中控制、事后审核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篇7
至2012年底,上海户籍人口为1426.93万人,常住人口为2380.43万人。从全市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和未来趋势来看,主要呈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总量规模持续增长,外来常住人口数量不断攀升。从“五普”到“六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十年间,上海的常住人口增加了661.15万人,平均每年增加66.1万人,增长40.3%,远高于同期全国人口(5.8%)和长三角人口(13.2%)的增长水平。同时,外来常住人口总量接近一千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此外,至2012年底,全市的常住外国人达17.3万人,同比增加6.7%,占全国四分之一。从今后一段时期来看,上海的外来常住人口不可能减少,还将会有所增加。二是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本地少儿和年轻劳动人口比例偏低。2012年,全市户籍人口老龄化25.7%,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市中心城区老龄化程度总体上高于郊区,并且成为全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城市。2011年,全市0-4岁少年儿童比例仅为8.6%,25-44岁年轻劳动人口比例为26.9%。这说明,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对外来劳动力的依赖度在逐渐增加。
在如此的发展态势下,目前上海人口问题的核心,已经演变成为了人口总量与人口结构的矛盾。也就是说,既要调控人口规模,也要改善人口结构。一方面,根据上海特大型城市的承载能力和环境容量,不得不合理规划和控制人口的总量规模;另一方面,还要面对城市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本地独生子女就业偏好明显、许多较重较累的工作无人肯做的两大突出问题,积极推动人口结构的调整与完善。
如何有效地化解上海的人口问题?在宏观上,需要根据人口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制定完善全市人口发展的战略规划,使得人口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在策略上,需要从总量、结构、布局、素质、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性的思考,采取综合性的对策措施。
从人口总量上来看,在改革开放环境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全国经济社会资源的自然流动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人口的自然流动同样如此。因此,人口的流动是一种常态,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大城市人口总量规模逐渐增加的趋势也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大城市的承载能力有限,不可能无限发展。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城市还需要对人口总量规模进行必要的调控。如何调控?不能简单地就人口来调控人口,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产业发展和产业结构来进行人口调控。如果用比较形象的一句话来讲,就是“发展了多少产业,就来了多少的人;发展了什么产业,就来了什么样的人。”
从人口结构上来看,目前比较棘手的是两个主要问题,即老龄化问题和本地独生子女就业偏好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改善全市人口的年龄结构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这又同全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如何进行取舍?还是有必要通过适度放开人口总量,从而优化人口结构。在人口老龄化和大量独生子女存在的现实面前,通过全市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来降低老龄化程度,推延老龄化的时间,并且相应地减轻社保压力,降低商务成本,增加就业机会,保持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同时,外地年轻人才和年轻劳动力的进入,也可以对本地独生子女的就业观念、就业选择的改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从人口布局上来看,人口布局的主要方向是什么?总体的思路应该是:达到人口布局、产业布局、城镇布局的“三个结合”。也就是,人们的工作、学习、居住、生活的属地化和匹配化。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新增人口尤其是外来人口主要集聚在中心城区或者城乡结合部的话,那么,不仅上海这个未来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将会不堪重负,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大量市民来回奔波的交通拥堵问题也很难得到解决。因此,应该紧密结合全市产业布局和郊区新城建设,引导好全市人口的流向,进行人口的合理布局。同时,中心城区人口规模应适当控制,郊区人口规模可以适度放宽,
篇8
关键词：现收现付制 完全基金制 部分基金制
一、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基本模式
(一)现收现付制模式(Pay-as-you-go System) 现收现付制是一种非积累模式的财务安排，老一代人的养老金用年轻一代人缴纳的费(税)支付。现收现付制的经济内涵是代际间的收入转移与收入再分配，带有浓厚的社会共济和社会公平色彩，强调由国家进行收入转移与再分配提供全面的公共养老金计划。现收现付制体系中现期在职的当代劳动者负担已经退休的上一代劳动者的养老费用、现期在职这一代劳动者因年老退出劳动力队伍时的退休养老保障则由未来的下一代在职劳动者提供。Allais(1947)及Samuelson(1958)提出的“代际交叠模型(Overlapping generationsmodel)”理论解释了现收现付制养老保险模式的代际收入转移与再分配问题。“代际交叠模型”理论的核心是代际经济交换，即在任何一个时刻都有不同年代的人活着，假设经济永远继续下去，在任何时点上经济由两代人组成――年轻人和老年人。每一代人在其生命的年轻时期和老年时期都在进行代际经济交换，每个人在年轻时向养老保险系统缴纳养老保险费(税)作贡献，年老时又从养老保险系统中得到养老金补偿，现收现付制是把年轻人的当前贡献转移给当前的老年人(Olivier Blanchard,1992)。
(二)完全基金制模式(Fully Funded system) 完全基金制是一种积累模式的财务安排，每个人都要面临退休养老问题，完全基金制是一种根据个人养老需要，预先进行资金提取和积累的养老方式。在完全基金制中，正在工作的劳动者在工作期间所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税)本金全部记入个人账户用于储备，完全用于劳动者本人退休养老金的支付，退休得到的养老金等于劳动者个人缴纳费(税)的积累及增值收益，这种模式不出现不同代的两代人之间的代际经济交换。按照Modigliani&Brumberg(1954)提出的“生命周期假说”(Life-Cyele Hypothesis)以及Friedman(1957)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说”(Permanent Income Hypothesis)，理性的消费者会根据自己一生的收入来安排消费与储蓄，个人是在长期中计划其消费与储蓄行为的，以便在整个一生中的消费维持稳定，实现消费的最佳配置。人们通常在工作期间储蓄，然后将这些储蓄用于他们退休期间的支出(Dornbusch，Fischer&Startz，2001)。在完全基金制下，个人量入(个人账户积累及增值)为出(个人养老金给付)、进行自我收入再分配，其退休养老保障水平取决于个人缴费的积累，故不具有社会养老保险传统意义上的社会共济性。在基金制中，由于谋求本金的保值和增值，故该机制面临投资风险及其他的经济风险，如通货膨胀等。在现收现付制中，当期征缴的养老保险费(税)多少取决于当期需要支付的养老金的数量，当期征收、当期使用，且收入与给付支出在当期内保持大体平衡，养老保险系统没有为未来进行储备积累，长期稳定的人口结构是现收现付制成功运作的重要前提。而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如果劳动人口与退休人口比例失调，老年人口规模增大，年老退休人员不断的增多，赡养率不断提高，现收现付制可能导致养老保险收支不平衡的财务危机。尽管在现收现付制下可以采用一些措施，如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增加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税)、提高退休年龄和降低养老金替代率(降低养老待遇水平)等来解决财务平衡问题，但现收现付制不能防止老年人口的贫困问题，如提高养老保险缴费(税)，无论这些费(税)是雇主缴纳还是职工(雇员)缴纳，都意味着职工实际收入降低(Thompson，2003)，并且现收现付制会造成很大的财政负担，抑制国民储蓄，妨碍长期的经济增长。Connolly&Munro(1999)认为，现收现付制是建立在对人口增长过于乐观的假设基础上的。
(三)部分基金制模式 部分基金制是在现收现付制的非积累模式中部分引入积累模式，实行部分积累模式的财务安排，即养老资金在当期即收即付的基础上，另多征缴一部分作为积累为后期的养老金支出做储备，资金即付与积累的分配比例取决于养老金的即期支付、国家经济实力、人口结构的变化等多种因素。国际劳工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提出改革建议，希望出现养老金支付危机的国家，通过采用部分基金制，克服单一模式的财务机制所不可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老年养老保障问题。
二、我国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现状分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职工退休养老是由国家及企事业单位负责安排，养老保险费用由国家和单位包揽，单位不得在职工工资内扣除任何费用，各个单位对本单位的职工退休养老负责，职工个人不需要缴费，不用为退休后的养老担心。随着改革开放，社会及经济结构转型，国家“兜底”的企事业单位职工养老模式困难重重(郑功成，2002)，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须不断深化。
(一)部分积累财务机制模式的现状 国务院1997年颁布《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提出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由单位养老模式到国家、企业、职工三方面合理分担费用、共担责任的养老模式的转变，财务机制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模式，征缴的养老保险费一部分进入社会统筹账户用以支付当期退休养老金，另一部分进入个人账户用于基金积累，个人退休后按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总额向其支付部分养老金。国发[1997]26号《决定》对企业和个人缴费的比例、个人账户规模及养老金发放标准等做了统一规定。2005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2005]38号)规定，从2006年起，企业所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占全体职工缴费工资总额度的20％全部进入统筹账户，个人所缴纳的职工养老保险费占个人缴费工资总额度的8％全部进入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全部由个人缴费形成，单位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期望以缩小个人账户规模来做实个人账户(见表1)。从而，我国统账结合养老保险财务机制呈现出“大统筹小账户”以及政府承担托底责任的特征。国发[2005]38号文把“统筹账户”与“个人账户”一个增大和一个缩小的财务安排，显示了中国社会养老保险的财务机制更加倚重“大统筹”的现收现付作用。从(表1)可见，我国养老资金个人账户积累部分与社会统筹账户现收现付部分之比从1997年之初的0．8467降到2006年的0．4，而个人账户与总规模之比从39．29％降到28．57％，即个人账户不到总体规模的30％。个人账户越来越小，表明我国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是使“统账结合”财务机制更接近“现收现付制”模式。显然，从制度安排上看，这体现了我国社会养老保险的社会共济性和国家福利性的政策取向。
(二)“统账结合”模式的困境 “统账结合”模式是取长避短的折中选择，理论上应该是一种较理想财务机制，是符合现实国情的制度没计。但我国这种更偏向于现收现付制的“统账结合”，很难承担巨额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也无法应对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支付平衡风险。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统账结合”制度实施前已经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二是“统账结合”制度实施前的在职员工没有建立个人账户的数额及其增值额。对转制成本的进行精确估算十分复杂，但一般公认其数额巨大。经济体制转型后，“老人”和“中人”的养老累积债务形成巨额转制成本没有渠道消化，为了解决当期支付压力，导致本属于个人账户积累的资金被挪用，在“统账结合”模式下，“统账结合”部分积累模式实际上是当作现收现付制来运作(孙祁祥，2001)，而且一方面通过不断透支个人账户，另一方面通过加大财政补贴力度来弥补转制成本，制度导致的隐形债务链危机巨大。前一种方式导致数额巨大的个人账户空账，个人账户没有形成真正的养老金积累见(图1)。第二种方式导致政府承担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政府视情况对养老金支付缺口给予有限的财政补贴见(图2)。这样，现行名义上的部分积累制演变成完全的现收现付制。
(图1)、(图2)实际上表明，“统账结合”模式很难应付转制成本问题。从以上个人账户实际空转情形可见，若仍然采取现在这种倚重大统筹的“现收现付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养老金的支付缺口会越来越大，仍然无法走出当前的财务困境和化解未来的支付危机。这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我国已经进入老龄社会，且是世界进入老龄社会最快的国家，随着老龄化速度加快，本世纪中叶我国人口老龄化将达到高峰。根据调查数据推算，2005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1．03％，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r__1占总人口的7．69％。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2025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赡养率为18％。在快速人口老龄化、退休人数不断增多的背景下，我国的社会养老保险金支付压力越来越大，致使社会统筹账户存在巨大支付缺口，不得不挪用个人账户来填补，因此形成巨额空账。现行“统账结合”模式导致老债演变成新老隐形债务链，支付缺口会越来越大。据测算，按现行制度到2050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加之以往的养老金欠账，空账及支付缺口的存量达14万亿元，全国人均负债高达一万多元。由于经济转型和养老制度改革产生的转制成本、转轨债务是发生空账的主要原因。在计划经济年代，我国实行的低工资分配政策已扣除了包括职工养老在内的相关费用，但是这些费用没有以养老基金的形式积累，而是作为生产资金用于投资形成国有资产。“统账结合”模式不能缓解老龄化问题所带来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利用现行制度的大统筹账户对冲旧制度的老债，无疑加重了新制度下在职劳动者(职工)的当期养老负担。因此应该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处理，将老债从现行系统中分离出来，由政府承担转制成本。
三、基金制――我国养老保险财务机制的选择
(一)新加坡的经验 了新加坡的中央公积金养老制度是强制储蓄、实行公民自我保障、自我养老的完全积累模式。新加坡的强制储蓄型养老模式，不具有社会统筹和互济功能，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互济养老和要政府完全支付的传统养老观念和理论，把个人的养老责任交给个人自己，实行个人的完全基金积累模式。这种自存自用、自我养老模式在新加坡历经五十多年，保证了国民养老需求，而且对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支撑作用，中央公积金式的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对新加坡经济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中央公积金制度以养老保险储蓄为开端，逐步从单一的老年经济保障功能向多功能转化，向住房保障、医疗保障、家庭保障等发展，成为涵盖多方面的多功能的综合性社会保障体系。公积金所产_牛的大量资金不断地流入通讯、电力、港口、机场、道路等公共设施建设，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工资水平和人们生活水平，吸引了外资流入，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而促进和形成了高储蓄－高积累－高增长－低通涨的良性循环。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积累模式，不仅成为社会的可靠稳定器，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启动器。
(二)智利的经验 根据智利国家破解巨额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困局的经验，只有采取非制度本身的方法才有望彻底解决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就是政府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处理，并且由政府承担转制成本，将债务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安排，安排一个长期、可行的还款计划。将隐性债务显现化，可以使债务明晰、责任明确，有利于有效阻断债务链，杜绝新债务的滋生，从根本上净化制度的运行环境，化解新旧制度的矛盾。将旧债从现行制度里分离出来，老人(含中人)、新人分账管理和分账运行，实施真正的“新人新制度”和“老人老办法”，政府财政补贴对老债缺口才可以起到效果，使转制成本和隐性债务这个大窟窿逐渐填平。将隐性债务显性化处理，政府承担债务责任，这是遏制债务链，使制度步入正常化轨道的第一步，也是决定性的一步。参照智利国家的经验，我国可以将转制成本纳入财政预算逐步消化，新制度独立运行，同时考虑我国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现实，暂时需要保留小规模的统筹账户，用于补充、调剂和平衡差异，发挥共济和政府的权威作用，因此目前仍采用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财务机制，逐渐从现在的“大统筹小账户”模式逐步向“小社会统筹大个人账户”模式过渡，最后再向完全基金制过渡。
(三)我国实行完全基金制可行性 实行完全基金制有可能会使我国的居民储蓄规模更大，其潜在效应就是减少消费，可能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2006年末，我国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为15．63万亿元，储蓄率高达46％(《新华网》，2006)。虽然我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居民储蓄率高更多的是与社会经济转型所引起的个人住房、子女教育、家庭医疗等开销上升有关，养老则其实较少关注。其实安排养老保险计划的特定目标是建立保护老年人的保障制度，主要是保证退休后老年人的最低收入水平以及由于个人可能遭受缺乏远见的损害而为其提供退休基本生活保障(Olivier Blanchard，1992)。理性的消费者追求的是生命周期内一生效用的最大化，完全基金制通过个人收入的阶段性转移，实现自我养老，故基金积累制适合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社会实际。我国已经走向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常态就是风险与收益同在。当然也不能以经济风险的存在就否定基金积累制的可行性。如何规避基金积累制所面临的风险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与资本市场投资环境建设等配套政策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
篇9
论文摘要:在分析我国农民养老保障情况基础上，指出城镇化是解决农民养老保障的根本出路，并具体分析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的促进作用，进而提出解决我国农民养老保障问题总体战略安排。
一、农民养老保障问题
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农村人口80，739万人，其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5，938万人，占农村人口的7. 35，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现在已进人老龄化社会，而且随着人均预期寿命增加，现在的农民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老龄化速度会越来越快，老龄化率越来越高，这八亿农民对养老保障的需求将是越来越大。
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是经济保障，经济收入水平是农民养老保障的基础和前提。而 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476元，其中来自农业收入1，135元，由于多种原因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连续多年低水平徘徊，收入增长较慢，农民养老保障的经济基础很薄弱。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土地保障等这些非正规保障方式，带有互质的社会养老保障在农村还没有普遍建立起来。农民养老保障处于保障水平较低、持续稳定性差、非制度化的保障中。
根据我国人口年龄结构预测，人口老龄化率在2030为20%左右。较低的农民收人如何迎接汹涌而来的老龄化大潮?因此，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把解决农民养老保障当作一项重要战略安排，寻找农民养老风险化解的有效机制。
总之，八亿农民养老问题解决，必须在发展基础上使其养老保障逐步社会化，而城市将是有效结合点，在农民变为市民基础上解决现在农民的养老问题，城镇化无疑是农民养老问题解决的最大的出路。
二、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的促进作用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实质是农民由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为现代生产生活方式过程。城镇化不仅包括农民向城市转移，还包含向城镇聚集。城市是现代文明载体，是先进生长方式聚集地，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标志。伴随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养老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为农民养老问题解决创造诸多有利条件。
第一， 城镇化促进经济发展、农民收入提高，增强农民养老保障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水平是制约农民养老保障的最主要因素，也是其解决的前提与基础。①使转移到城镇的农民收入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分工受交易效率制约。一方面，交易效率提高，交易成本降低，分工就进一步深化，生产专业化进一步发展，促进生产效率提高，经济发展，收人增加。另一方面，分工深化使得人们之间相互需求增加，交易增多，交易费用增加。分工深化直至分工收益等于交易成本为止。农民向城市聚集，再加上城市基础设施条件好，交易成本低，交易效率提高，促使进城农民走上分工分业之路，进行专业化生产，他们生产效率提高，收人增加，同时城市经济也得到发展。现在农民收人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分散居住，形不成有效市场需求，交易效率低，农民分工程度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②使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提高。我国由于人多地少，土地在集体成员间平均分配，使得土地经营零散细碎，规模经营程度低，农业生产技术落后，效率低，效益差，自然农民从农业中获得收人不多。土地基本只能农民保吃饭，发展无从谈起。向城市转移部分农民后，土地可以进行适度规模经营，采用先进农业生产技术，农业进行产业化经营。向城市转移部分农民为农业发展创造空间，为继续留在农村的农民收入提高创造条件。③使国家财政收入更加厚实。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为国家财政收人增长提供源泉，国家财政收人自然水涨船高。国家财政收人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可以有更大支持。
第二，城镇化使得农民风险增加，思想观念转变，为养老保障发展打下有利社会思想基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市场风险增多，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城市市场功能更强，市场风险更多。农民转移到城市后，由原来面临主要是自然风险变为主要是市场风险，而且风险对生产生活的影响更大。这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长期打算，为自己养老作考虑。另外，受城市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影响，自己原来那种养儿防老、家庭保障的观念也会逐渐淡化，自我保障、社会保障意识增强。
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留在农村的农民面临风险也会增多，使得他们风险意识增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农村人口流动，城市文明、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向农村扩散，必然会影响他们思想观念，使其养老观念会发生变化。
第三，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发展，为农民养老保障提供支撑条件。养老保障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顾、精神慰藉三个层次。农民转移到城市后，家庭一般小型化，家庭即使有养老经济供养能力，但家庭主要成员忙于工作，对老人生活照顾需求难以完全满足，需要从外部购买或要求养老社会化。在城市里，第三产业一般较发达，容易提供这些养老保障所需的服务。另外，养老保障还需要金融业发展作支撑，而城市的金融业较发达，金融体系较完善。因为养老资金是将现在收入在年老时再进行消费，无论是自我储蓄，还是缴纳社会养老资金，需要发达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进行投资使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城镇化推进，人口聚集不仅使得很容易达到服务业发展所需最低门槛要求，促进第三产业发展，而且使得城市原来第三产业向纵深发展，从而为养老保障发展创造社会条件。 第四，城镇化使得社会养老资源向农民倾斜。现在，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基本建立起来，而农村基本还是空白，社会保障资源分配上市民和农民不平衡，向市民倾斜严重。农民进城后，受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影响，他们自身素质提高，个人权益意识提高，经过社会磨砺，他们组织程度提高，在社会中会发出他们自己声音，扩大他们影响，使得社会利益天平逐渐平衡过来。在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上，国家会因他们可能造成社会风险而不得不考虑他们诉求，考虑他们利益。原来农村广大居民居住分散，封闭保守，素质低下，组织松散，虽然人数庞大，但在社会中力量弱，声音小，在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获得社会养老保障资源较少。城镇化使农民博弈力量大大增强，使政府增加对农民养老保障支持。
第五，城镇化使得农民养老保障成本相对较低。城镇化，使得城市和农村的居民人收入得到提高，养老服务业得到发展，人们可以进入社会养老保障，或通过社会来满足养老需求，从而使得家庭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养老机会成本降低。另外城市里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通过社会设施降使得养老保障成本较农村低，效率高。如通过单位直接扣款筹集资金、通过城市银行网点发放养老资金等。
三、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养老保障战略安排
鉴于我国农民群体人数庞大、农民收入低等实际情况和农民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巨大压力与影响，应该在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民养老保障予以战略安排，以使农民养老保障社会成本最小。战略安排既要有利于农民养老，又不能阻碍社会经济发展，超越或滞后于社会经济条件;既要有利于现在农民养老，又要使未来老年人安度晚年。全国农民由于开始起点不同，发展速度有快有慢，在城镇化初期养老方式应是多种方式并存，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逐步走向全国城乡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因此，总体上农民养老保障方式应是动态发展的。
农民养老保障方式选择不仅要考虑经济、政治、社会条件，还要考虑到农民城镇化进度、农民内部收入差距等情况，在城镇化进程中根据变化了的客观实际情况调整社会养老保障政策，促使农民养老保障方式变化。农民养老保障战略安排大致如下:
第一，城镇化初期，由于城乡二元经济差距且农民收入低等实际情况，农民养老保障安排:迁移到城市的中青年农民，由于他们有较稳定收入，可缴费时间较长，将其纳入城市养老保障中。在农村建立个人积累为主个人账户式的社会养老保障，财政进行适当补贴，引导留在农村中那些收入较高的农民参与社会养老保障中，为他们以后养老保障打下基础。农村中那些收入较低农民主要依靠土地、家庭保障。现在老人由于差不多进入纯消费期，已不能进行缴费积累，不管其迁入农村，还是继续留在农村，主要依靠其家庭保障来解决养老问题。
第二，城镇居民纳入城镇养老保障中。农村中青年居民，无论收入高低，都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农村现在老人，原已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则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原来未纳入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中的，则依靠家庭保障。
篇10
关键词: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建制理念,新隐性债务
当前，在全球172个已经建立并且运行多年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中，正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基金财务危机。而在我国，这一危机又尤为突出，严重威胁到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不能及时应对这一危机，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流产之虞，并将最终导致养老保障制度的破产。因此，梳理当前危机成因，找出应对措施就成了当务之急。
一、当前我国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
调查显示，2001年平均每3.65名在职职工“养活”1个退休职工，到2050年这个比例预计将是1.87∶1。到那时怎样保障老年人的生活?
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法制司、社会保险研究所和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共同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报告书中指出，我国养老保险正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财务危机。主要包括基金收不抵支且缺口逐年上升，风险赔付能力下降以及养老保险基金陷入危机的省市正逐渐蔓延和加重等。据调查显示，在我国，1997年基金收不抵支的城市有5个，1998年扩大到21个，1999年又增至25个；基金缺口1999年为187亿元，2000年为357亿元。据专家预测，统筹基金在未来25年间将出现收不抵支的情况，年均717亿元，总缺口1.8万亿元；按现行退休年龄推算，赤字运行年限将延长28年，年平均1030亿元，总缺口扩大至2.88万亿元。
尽管当前养老保险的财务危机是全世界养老保险制度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比较其他国家而言，由于我国特殊的历史根源以及目前的现实条件，我国的这一财务危机显得尤为严重。
二、我国当前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一)急于求成的制度转轨带来了超重的历史债务。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面临的财务危机中，一个主要危机就是偿还历史债务的压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转制成本”。1995年国务院了《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标志着我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从现收现付制开始向“统账结合”的模式转变。在转制过程中，由于“老人”和“中人”的退休金权益并没有以养老金形式形成积累，于是就出现了“转制成本”。这一历史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争议。①由于统筹基金无法填补这一缺口，所以我们就采用了混账管理模式，统筹账户挤占个人账户资金，实行个人账户的空账运行。这种空账运行就使得统账结合的新制度又回归到本质上的现收现付制。据专家测算，截止到2002年底，国内养老保险累计的个人空账规模为4800多亿元，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3年老龄化高峰期，当期支付缺口将达到4400多亿元，空账规模达14万亿元。
导致这一债务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我们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采取了急于求成的推进方式。改革前，由于“”的破坏，职工养老保险已经退化为单位保障，虽然在“”结束后也出台了一些恢复性的制度规定，但是单位自保的状态并没有改变，还未实现社会统筹。另外，对于中老年职工养老金历史欠账问题也还未找到有效的化解办法。在这样的条件下，就从传统的、由单位负责的养老保障现收现付制一步跨入全新的部分积累模式，显然操之过急。尽管新制度的框架符合我国的长期利益，却因缺乏现实政治的、法律的、经济的扎实准备与预案筹划，不仅未能真正解决原有体制下存在的基金不足问题，而且还带来了沉重的转制成本。
(二)基金征缴不力导致的新债务。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核心。但基金征缴不足已是不争的事实，这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情况：
其一，基金征缴中的“打折征收”，导致了“新隐性债务”。目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养老保险缴费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加上我国在养老保险缴费年限等方面存在的“政策漏洞”，形成新参保人员“缴费少、受益多”的财务失衡状态，“新隐性债务”正在大面积生成。根据《深圳特区报》的记者调查，广东一些地方为暂时缓解眼前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对个体户、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等新经济组织员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采取“优惠征收”、“打折征收”的办法，即按照社会平均工资的50％征收养老保险金。从表面上看，眼前的支付危机暂时避免了，但是从长期看，“新人”的养老保险在财务上难以达到平衡，这就形成了“新隐性债务”。
其二，社会保险费拖欠、拒缴严重，养老保险基金征缴率低，导致供款不足。据有关资料显示，从1993年到1999年因养老保险基金收缴率不到位一项，就造成欠收养老基金472亿元。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2001年1月8日全国企业欠缴基本养老保险费千万元以上的有20余家。国务院体改办宏观司2000年5月的相关数据显示，当时全国累计发生企业欠缴养老金已达376亿元。另外，参保不缴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有的省区高达20％，全国总计达800万人。
其三，企业少报、漏报、瞒报上缴基数。按照现行企业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职工工资总额是我国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由于我国劳动报酬非工资化、工资非货币化严重以及劳动保险统计不够规范、准确和完善，就形成了统计工资总额大大小于实际工资总额。另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稳定的缴费工资总额又少于统计工资总额，综合这两种情况，可能使缴费工资总额缩小33％左右。据北京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检查，1993年漏报733.6万元违纪款中，其中有534.6万元，占72.8％是因企业漏报工资总额所造成的。
(三)人口老龄化、高龄化趋势，养老保险基金负担系数提高。人口老龄化是全球问题。但我国由于人均寿命的延长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老龄化问题尤为严重，并呈现出以下两个特点：即相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我国的老龄化速度是最快的；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最低的条件下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所以，我国当前面临的老龄化形势最为严峻，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的冲击也最为严重。这种冲击主要体现在：一是老龄人抚养比②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付增加，收缴减少，加重了入不敷出的矛盾。如我国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和2000年的老龄人抚养比分别为7.43％、6.39％、7.98％、8.33％和9．92％。据推算，今后30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继续快速升高，到2030年将会超过20％。另一方面，对现行的个人账户积累基金发放的方式提出了挑战。个人账户养老金现行的支付方式假设职工退休后平均只活10年，而且制度规定，10年后个人账户支付给退休者的部分由政府承担，如果未满10年退休者去世了，则家属可以继承其剩余部分。当老龄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高寿老人越来越多时，这种只有补贴、没有任何结余的个人养老保险积累制度显然也会给国家带来更大的困难。
(四)提前退休带来的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剪刀差。由于提前退休现象对养老保险基金具有少缴多支双重侵蚀，所以成为当前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危机的主要根源。据对上海、广东、山东等13个省、市的调查，从1995至1997年3年间，新增离退休人员164.4万人，其中提前退休人员为51.7万人，占当期离退休人员总数的31.4％，年均支付提前退休的养老金为18.8亿元，占当期离退休金总额的23.5％。③
允许提前退休主要是出于缓解就业压力的目的。其他国家也曾经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用鼓励提前退休的办法，解决失业问题，但后来都被实践证明这对解决失业问题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却对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侵蚀，致使养老保险发生危机。1982年出版的由美国劳工部就业标准局就业与退休问题专家M·H·莫里森撰写的《老龄经济学——退休的前景》反对提前退休，他强调“退休年龄对退休金费用有相当大的影响。在60岁开始退休，所领退休金的每一美元现值，大约要比65岁退休的高15％；如果55岁退休则将近高30％”。1985年出版的由著名老年经济学家J·H·舒尔茨撰写的《老年经济学》则指出“一旦退休年龄从65岁降低到60岁，退休金费用就要增加50％左右”。
(五)基金投资管理不善，无法满足养老保险基金的刚性调节增长的需求。自1992年开始，各地相继进行了两次养老金计发办法的改革，导致退休金水平上升。另外，为弥补物价和工资指数增长建立的调整机制，也极大地提高了养老基金的需求总量。尤其是2004年上半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增长7％，通货膨胀率为3％，这给养老保险基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然而在基金支付需求不断增长的压力之下，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和管理却依然问题多多，困难重重。投资方面，目前我国的养老基金几乎全部用于银行存款和购买国债，受银行存款利率不断下调及国债期限结构影响，基金收益甚微，保值增值困难。个人户收益也不理想，以辽宁的试点为例，2002年底个人户基金全年收益率只有2％，2003年通过协议存款等方式，个人户基金年收益率提高到2.45％，但都远低于7％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水平。对滚存结余基金的管理方面，也存在管理不善、使用不当的问题，挤占、挪用、虚报、冒领养老保险基金都比较严重。
三、应对当前财务危机的政策建议
据世界银行专家分析，要安全平衡地度过养老保险金支付的高峰期，我国需2万亿元左右的养老保险基金的积累，在近期内我国显然难以做到这一点。笔者认为，为缓解因养老保险基金支付危机对我国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形成的巨大冲击，我国应采取如下的相应对策：
(一)转变建制理念，深化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杜绝财务危机的制度根源。
首先，要转变建制理念，实现养老社会化。中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根源还在于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现行制度的建制理念还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大锅饭”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意识形态残余。突出的表现就是政府家长作风，包办一切，管得过多，保得过厚。纵观当今世界，中国恐怕是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最高的国家，财政负担过重，基金压力巨大。同时也给企业带来了沉重的缴费负担，压制了经济活力，同时也打压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空间。企业负担过重，补充养老保险发展空间狭窄，又反过来造成对基本养老保险的依赖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财政负担，从而产生恶性循环。养老问题是整个社会的责任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政府责任。所以，中国要解决当前养老保险基金的财务危机，首先要转变建制理念，降低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提高社会和个人在养老方面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为其他层次的养老保险提供发展的空间，才能减轻企业缴费压力，增强经济活力。
其次，变当前的“统账结合”制度为“统账分离”制度。统账结合模式下的混账管理导致了空账问题，空账的恶性循环是本质上的现收现付，既有可能导致即期养老金待遇的扩张性支付，也无法应对老龄化危机，同时还会阻碍劳动力正常流动。因此，必须实行“统账分离”制度，推行个人户“实账化”，并完善个人账户的有效管理，利用社会和市场的力量，提高个人账户的经济效益，使个人账户资金能够名副其实，能够有效地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债务危机。统账分离后统筹基金的资金支付缺口通过盘活国有资产(包括居民的福利住房)等方式筹集资金解决。
(二)改革退休制度，降低当期支付规模。
首先，要杜绝提前退休。可以通过改革基础养老金的计发办法，实行替代率随缴费年限浮动来杜绝提前退休。如以缴费15年作为“门槛”，缴费15年可领取社会平均工资的15％作为基础养老金，每多缴费一年多领1％，如果恶意中断缴费，按照离退休年龄差几年停缴的办法，一年扣0.3％。
其次，要适当提高退休年龄，实行弹性退休制度。根据测算，在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另据测算，如果我们从2015年起，每3年把退休年龄提高1岁，用15年的时间到2030年提高到65岁，其结果将使2030年和2050年的老年赡养系数由37.0和47.5下降到21.1和30.9。我国现阶段男性60岁和女性55岁的退休年龄规定于上世纪50年代初，当时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仅49岁，而目前已上升到70岁左右，应当说在我国提高退休年龄存在着较大的空间。从国际比较来看，我国的退休年龄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国际卫生组织的调查，当前全世界平均预期寿命是66岁，平均退休年龄为男60.5岁、女58.6岁。而我国当前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到71.4岁，但退休年龄却仅为男60岁、女50岁(女干部55岁)。所以，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的退休年龄尚有较大提升空间。
至于提高退休年龄与就业压力的相关性，尚缺乏实证性研究。即使有相关，也可以——更应该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以及提高教育年限、推动职业培训等方式加以化解。
(三)加强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拓宽融资渠道，提高基金供给。
首先，加强基金征缴工作。一方面要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提高资金来源。扩大全社会参保范围有利于筹措资金，而且还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稳定社会。因此，只要符合参保条件，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企业、集体企业、事业单位、非公有制经济、自由职业者等都应作为扩面的范围和重点，做到应保尽保。在养老保险征缴方面，新经济组织的职工要和国企职工一视同仁。另一方面，要规范征缴基数，杜绝渗漏。目前参保单位通过瞒报、漏报缴费工资基数逃费的情况比较严重，抽样测算过程中发现1999年缴费工资比1998年降低了5.7％(下降545元)，而统计局统计的平均工资增长了11.6％。根据全国参保单位缴费工资与平均工资的统计比较，前者比后者也低了10个百分点。如果将参保单位缴费工资基数严格核实，至少可以使基金增收10％。
其次，拓宽融资渠道。要固化财政投入机制，以往政府财政投入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无法保证稳定的基金供应。因此，要固化财政投入。根据基金缺口测算，财政应每年拿出5％，即每年约700亿元，用25年时间逐渐消化掉基金缺口。建议中央以立法形式明确这一财政政策，以保持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另外，还可以通过税收融资，国有资产变现融资以及债券融资等。
(四)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增进基金安全，促进保值增值。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包括行政管理和营运管理。基金行政管理是政府的职能，也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对基金营运实行监管；基金的营运管理就是业务运作管理，包括核定、收缴、会计核算与财务管理、支付、投资营运管理等。为加强对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我国应尽快统一管理体制，实行养老保险基金行政管理和营运管理分开、执行机构与监督机构分设的管理体制，使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管理规范化。借鉴国外特别是智利的经验，把基金交由多家非政府部门进行经营并引入竞争机制不失为一条可取的途径。
在基金管理中，尤其要加强对个人户基金的资本化管理运营。个人户的管理应是以户资本化运作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法规，包括：合理的管理成本、资本市场投资选择、投资收益、风险防范和金融服务。根据我国目前状况，对养老保险个人户基金的投资管理，采取全部委托方式为宜，即建立受托人、投资管理人和保管人分工负责、互相制约的管理体制，并相应建立一套风险监控制度。受托人，由省级以上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充当；投资管理人，从我国现有专业基金管理公司或资产管理公司中选择；保管人，从四大国有独资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中选择。个人户基金的资本化市场管理运营可以达到投资回报率和风险防范兼顾的目的。
(五)加强社会保险立法，促进养老保险社会化及可持续发展。应当看到，上文所提到的导致财务危机的众多成因中，大都和社会保险立法不健全有关，比方说提前退休问题、基金征缴问题以及基金管理运营问题。同样，在上文所提到的应对危机的对策中，也大都要依赖法制的保障才能奏效。所以说，加强养老保险乃至整个社会保险的法制化建设应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社会保险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如《社会保险法》；国家行政机关颁布的法规；地方立法、行政机关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对于我国当前的养老保险而言，当务之急是制定和出台《社会保险法》。
此外，还要不断地推动养老保险的社会化和可持续性建设，要着眼于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定，提高政府信用和制度信誉。
注释:
①主要是测算方法和条件假设不同，另外，把这一债务看作是“转制成本”还是“隐性债务”，也会导致测算结果的不同。因为相对于隐性债务,转制成本的计算弹性要大得多，而隐性债务的计算通常采用中止法。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办分别于1996年和2000年进行了估计，数值分别为2.8万亿元、6.7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