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宏观调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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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亦称国家(政府)干预，是指国家(政府)从经济运行的全局出发，按预定目标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经济法规等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从总量上和结构上进行调节、控制的活动，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总体管理。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作用

1.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

经济危机涉及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表现也多种多样，但其实质是无效供给过多、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认为，要克服经济危机就应当由国家来进行宏观调控。他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当经济发生衰退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抑制经济衰退；而当经济膨胀时则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挤压泡沫；即“逆风向而行事”。这样，国家通过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周期性波动的幅度，以延长经济景气阶段及缩短衰退的时间，实现“调控周期的收益”，使得经济更趋于平稳，就业更为充分，国际收支更趋于平衡。

2.市场失灵与宏观调控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机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而有效地配置资源，主要表现为：市场竞争失败、市场功能有缺陷(外部效应)、信息不充分、市场不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另外，失业、通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只有实施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和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更好地解决社会公平问题。

三、有效实施宏观调控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1.我国经济的现状及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有了初步发展，市场体系还很不完善，市场机制难以真实反映社会成本和利益，难以成为评估和选择投资项目的依据，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人均收入水平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水平低，国际竞争力差，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但是物价持续上涨，出现了结构性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强劲，但产能过剩的矛盾尖锐。因此，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十分必要。

2.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具体措施

(1)根据实际情况，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针对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通货上涨、投资过热、结构不合理等现象，政府应当采取适当紧缩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例如：通过采取减少货币供应量、提高利息率和准备金率、适度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提高住房贷款利率等措施，抑制投资过热及某些行业的不合理重复投资，进而优化经济结构，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发展。同时，注意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强化货币政策对刺激总需求和调整总供给的作用。例如在发行国债的过程中，就要通过恰当的货币政策操作保持相应的货币供给量和货币流动性，防止“挤出效应”。要发挥货币政策在促进体制变革和供给结构调整中的刺激作用，应优化信贷结构，对积极转换机制、效益好的企业优先支持，创造迫使企业市场化变革的环境，利用政策性贷款加大对产业结构的调整。总的来说，可以在货币政策中通过利率的市场化和差别化加强政策作用。

(2)改革税收制度，促进社会公平。我国的税收现在仍停留在生产、经营环节，税收制度还很不完善，税收在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政府应当改革税收制度，完善税收体系，合理地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实现社会稳定。

(3)调整财政政策，改善就业状况。针对我国严峻的就业问题，我们应当适时调整财政政策，逐步改善就业现状。一是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专项基金，对一些下岗职工由政府出资进行技能和创业培训；二是建议有关部门，要加大对一些发展前景好的行业和企业信贷款支持，使企业发展壮大，进而不断增加就业人数；三是从战略上讲，以促进就业为主，失业保障为辅。

(4)改革金融体制，完善金融体系。深化财政、金融等体制的改革，从而促进市场体制的建立和二元结构的调整，为宏观经济调控构筑稳定的框架，营造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良好基础。宏观经济政策需要通过政策传导机制有效地作用于微观主体上，才能达到预期的成效。

(5)制定产业政策来引导产业正确发展，减少其盲目性。产业政策包括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规划等。当产业发展存在发展过快的盲目性时，运用金融政策控制其信贷规模，在其发展存在过热时，使其降温。通过产业政策为导向，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

(6)积极引导，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全球化和市场化必然使区域内及区域间的差距扩大，中西部地区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这种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得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既要适当控制各地的盲目冲动和过度投资行为，又要努力保护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为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优惠的政策措施，积极引导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加强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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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经济财政政策宏观调控

一、市场经济下为什么需要财政的宏观调控

以完全的市场机制作为配置社会资源的基础手段，并不就一定能够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即使是最完美的市场机制，也不可能靠自身消除其固有局限性，市场机制本身也存在不健全或不能良好运行的情况，在资源配置上表现为盲目性、自发性和后发性。因此，仅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组织、调节经济是不够的，必须同时运用国家干预的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通过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手段来调控经济运行。财政是政府经济的核心，是国家调节社会分配总量的职能部门，是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缺陷的重要手段。财政宏观调控在整个宏观调控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既是中国市场经济的要求，也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共同采用的办法，加强财政宏观调控是当今世界各国财政发展战略的十分重要问题。

二、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财政宏观调控的目标

1．经济总量均衡。市场经济要求经济供求总量大体均衡，使宏观经济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力求保持物价、币值、财政的基本稳定，力求增加有效供给能力，力求合理调控需求。

2．产业结构优化。一般来说，产业结构是长期投资形成的。投资结构是形成产业结构的重要环节，财政投资又是引导产业结构优化的关键一着。调控在于消除产业结构的“瓶颈”，实现产业结构现代化，包括主导产业、支柱产业、新兴产业。

3．资源配置合理。财政配置资源是政府配置资源的一种基本方式，政府配置资源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必要补充。所以财政合理配置资源，不仅影响资源的方向、效率，而且必须确保为政府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所需要的资源，同时还要弥补市场配置资源的缺陷，引导资源，特别是主要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现代新兴科技的迅猛发展，资源能否配置合理，直接涉及生产要素配置效益，规模经济效益，科技进步效益的实现，也是资源配置从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的关键。

4．收入分配公平。政府、企业、居民是市场经济的三大经济活动主体，各种所有制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国家和个人之间等，均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收入分配关系。财政作为政府经济活动的利益主体担当者，协调总体利益分配。以达到公平分配的目的。政府通过财政进行疏导，形成收入分配中的激励与约束相兼容的分配机制。

5．财政稳定发展。财政稳定内含经济稳定要求，同时也是财政发展的前提。财政稳定主要是财政减少周期波动，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增强财政的承受能力、应变能力和调控能力，从而保持财政收支结构协调和合理。

6．社会全面进步。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经济的现代化是社会全面进步的前提和基础，社会全面进步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和目的，只有经济发展达到和保持一定的水平，才有可能消除贫困，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社会全面进步的不少领域，离不开财政的必需投入，社会教科卫等各方面的改革，也需要财政提供最基本的保障。所以，推进社会全面进步就成为政府和财政的坚定不移的目标。

三、财政政策在宏观的调控中并不完美，存在以下问题

1.改革开放以来，财政连年赤字,财政政策基本上丧失了反经济周期的作用。当经济运行中需要抑制需求总量，调整经济结构时，财政总是力不从心，这必将使财政陷入困境，削弱甚至丧失调控能力。

2.目前的财政政策对结构调整的成效不大，结构矛盾依然非常突出。

3.在金融业管理方面，财政政策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中央财政本应在银行、保险企业的经营管理、资产质量约束机制等方面发挥较大的影响，但现实的财政政策对金融业管理往往不到位，甚至对资产、财务管理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势必导致企业流动资金管理者缺位，国有资产不能得到有效的管理，同时也影响金融企业改革成为真正的企业。

四、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的对策建议

1.整合财政职能，强化财政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主导地位和权威性。国内外实践证明，国财政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在经济与社会生活中的权威性，是其有效发挥作用的先决条件。但近年来，我国财政职能被肢解，严重损害了财政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2.净化财政支出内容，强化财政支出管理。目前财政支出仍保留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痕迹，要从有利于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出发，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适度从紧的政策，切实清理整顿财政支出范围。

3.加强税收征管，防止财政收入流失。经济增长成果不能如实体现到财政上来，税收征管存在漏洞，是导致收入流失的一个重要原因。税收流失有多种原因，但就目前看，主要不是税收制度不完善的问题，而是征管过程中存在问题。如纳税户依法意识不强，征管手段不能适应形势变化需要，部分税收征管人员素质差，在征管过程中存在主观随意性等。为此，要在加强财税法规建设的同时，强化税收征管。

4.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亏损补贴，是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搞好搞活国有企业，促进国有资产的流动增值，也是减轻财政负担，使其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充分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途径。要利用好财政财务管理和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作用。

5.推进机构改革、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我国行政机构庞大，财政开支人员众多，给财政带来巨大压力。虽然近些年来，各级普遍进行了机构改革，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一直未走出“精简一膨胀一再精简一再膨胀”的怪圈，机构和人员反弹现象严重。控编减员、缓解财政支出压力，已经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落实的问题。应结合机构改革，严格核定编制，根据需要，按照定员、定岗、定编、定额的原则，严格核拨经费，超支不补，节余可自主确定用途，同时制定各种切实可行的激励措施，鼓励机关人员向事业单位和企业分流。

参考文献:

[1]王群，许莹.财政宏观调控与现代市场经济[J].辽宁税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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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增长；宏观调控；政策建议

一、引言

我国经济经过30多年高速发展，在新时期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特点。我国既面临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机遇，又面经济失衡方面的矛盾，总量失衡与结构矛盾相互交织，使得宏观经济调控面临新的挑战。这不仅要求宏观经济政策的方向选择和政策需要根据经济均衡增长的要求及时调整，而且要求对我国宏观调控方式作根本性的改变，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双重稳定”的和谐经济发展局面。

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一）理论分析

首先，从西方经济学方面讲，市场经济因为具有其自身难以避免的缺陷，所以国家必须对它从整体上加以调节。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很多理想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它必定存在与现实经济运行不相符的地方，这客观上需要宏观调控。其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具有盲目性，自发性，滞后性的缺点，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家会扭曲资源的配置，从而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所以也需要国家从宏观上实施计划。

（二）实践分析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即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阶段，政府干预更具有特殊必要性。第一，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也要注重克服市场的缺陷和防范其可能引发的经济波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第二，我国是正处于改革过程中的体制转轨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虽已建立，但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尤其需要密切关注和及时化解。

三、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

（一）内需不足、外需减弱

一方面，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再度高涨。周边国家以及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不振、实体经济恢复缓慢、失业率攀升，因此，各国从本国利益出发，或明或暗或轻或重地采取贸易保护政策，使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另一方面，目前中国经济现状是国富而民不富，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财富占有呈现“哑铃状”，大部分财富都握在富人手里；再者由于富人的消费已经过度饱和，而穷人消费不足，收入勉强仅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且中国人口中低收入人口占了多数，这样导致总体内需不足。

（二）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地区产业结构不平衡

前些年，我国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有效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特别是大量利用了全球技术资源，通过技术跨国转移、海外转让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但是，在利用国外技术资源的同时，国内企业的创新能力没有能够同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主要表现为：一方面，我国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些重要产业对外依存度过高；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重引进、轻开发，重模仿、轻创新，难以摆脱重复引进困境。

四、完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政策取向

（一）采用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宏观调控的关键在于实施适当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由于在转方式、调结构中，财政政策等结构性政策能够发挥更大作用，因此应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对农村发展、中小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民生问题的财政支出力度。货币政策是世界各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工具，在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中作用更为突出，几乎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代名词。目前在复杂的内外经济形势和重重压力下，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适度宽松的政策目标，能够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求，同时有利于管理好通胀预期，促进经济持续平稳较快发展。

（二）实行积极扩大内需的政策

这些年来，出口一直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这种发展模式带来许多矛盾。积极扩大内需，不仅是保持国内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持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我国政府宏观调控应从以下方面抓起：

1、保持必要的投资力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有保有压，把钱花在刀刃上。继续支持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保障性住房建设，继续向“三农”、民生、社会事业等领域倾斜，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的建设，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大力压缩公用经费。

2、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首先，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加强对低收入者的补助，以增强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其次，巩固扩大传统消费，积极培育信息、旅游、文化、健身、培训、养老、家庭服务等消费热点，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积极发展电子商务。

（三）不断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式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体现，合理的经济结构是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针对当前三大产业所占比重分配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加强调控：首先，要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是高新技术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政策支持应紧扣这两个方面；其次，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和节能减排工作。对于一些“两高一资”产品，要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包括部分冶金产品、化工产品等。

五、结语

目前我国仍旧是发展中国家，我国发展经济的任务迫切而繁重。因此我国既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同时也要避免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防止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衰退，努力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总之，宏观调控是确保市场经济正常、高效运转必不可少的手段和措施，并应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进一步加强我国宏观调控实施力度，有效应对我国当前的通胀预期和宏观经济调控面临的多重冲突的局势，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康、稳定、高速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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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三、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管理与宏观调控作为国家干预经济的两个基本手段,在不同的经济运行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两者有所侧重,各有分工。而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关系法制化的代表,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也在不同的经济层面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管理法主要存在与作用于微观自治领域,而宏观调控法主要立足于、作用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活动,但两者是密切相关的。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笔者认为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1、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从作用机制的外在表现来看,市场管理法的目的是通过规制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创造自由的,稳定的市场秩序,其根本是促进市场竞争的。市场竞争是一种自由竞争、公平竞争、有序的竞争,而市场管理法的目的就在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维系一个良好的竞争秩序,其外在的表现为促进市场竞争。而宏观调控法则通过对市场竞争的范围、竞争的目的等作出一定的限制和规定,外在的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限制市场竞争。从这一视角看,两者是对立的,相互排斥的。但国家实施宏观调控的一个根本目的是为了实施和组织更好的市场竞争,而且从两者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这两方面看,二者是统一的,都是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手段,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能持续、稳定、健康、快速的发展,所以,二者又是统一的。

    2、宏观调控法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宏观调控法的功能在于保证宏观调控目的的实现及调控的合法性。而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从其内容来看,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必须依靠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市场竞争来实现。宏观调控法所要实现的和维护的市场独立、自由、秩序等目的,也需要市场管理法在微观层次的作用的发挥,并且市场竞争秩序的良好也是宏观调控法的目的之一。宏观调控法要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离不开市场管理法,尤其是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所要规制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非法的产业结构,它所维持的自由竞争是实现产业结构优化的根本途径。此外,由于上文所分析的宏观调控对市场竞争的依赖性所致,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纲领,它的制定必须依赖由市场管理法所维护的市场竞争所反馈回的信息来进行,而不能盲目制定和调控,所以,宏观调控法的制定和实施应以市场管理法为基础。

    3、市场管理法以宏观调控法为条件市场管理法所维系的公平、自由、有序的市场竞争必须以宏观调控法所确立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作为其最终目标,为市场竞争指明了发展方向,避免了盲目、无谓的竞争。宏观调控法创造和维护市场主体的独立、平等、自由和秩序,为市场管理法所追求和维系的自由竞争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实现最优化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法要实现的产业结构优化的目的,为反垄断法提供了指导和条件。此外,宏观调控法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法律文献,也为市场管理法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指南。

    四、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在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被奉为“经济宪法”,是同其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密切相关的。在我国,反垄断法虽然尚未出台,但其制定和颁布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里,笔者想结合上文就反垄断法在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地位,来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笔者将从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两方面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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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对比分析

1、理论基础 两者都以国家干预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础。所不同的是市场管理法所依据的是直接干预理论，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间接干预理论。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作为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市场有着及时性、灵活性等特点，能有效地促进市场竞争，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但又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如自发性、盲目性等，市场主体为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会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方式，不可避免地造成垄断、贫富悬殊等社会不正义问题，这些是市场自身无法克服的，也正是国家干预的根源所在，国家依法干预市场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垄断、抑制贫富差距扩大、提高交易的效率，所以，市场经济必须确立政府的干预。市场管理法和宏观调控法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理论而产生，而区别就在于：市场管理法以政府的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而宏观调控法以政府间接干预为理论依据。

2、侧重点 市场失灵是国家干预的根源，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和实践表明，国家干预也并非没有缺陷，政府干预的失灵（如过度干预、滥用干预权等）同样会妨碍交易的正常进行，政府规制的失败，就要求必须确立对政府干预的规范，其中包括约束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规范政府干预的行为，从这一方面来看的话，笔者认为对市场管理法来说，它着重强调的是对市场主体一方行为的约束，通过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约束，维护市场的竞争秩序，交易秩序；而宏观调控法则更加注重对政府干预行为的约束，以确保政府的宏观调控权的正当行使。所以，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市场管理法侧重于确立政府干预，宏观调控法侧重于规范政府干预，但只是侧重，两者都只有由建立在对市场失灵和政府失败的双调整基础上才能有效发挥其作用。

3、调整方式 由于两者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调整方式的差异，市场管理法通过国家对市场的直接干预来实现其职能，它通过运用行政命令，规章制度之类的公权力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进行规制，如通过制定和实施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依法严禁市场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为市场主体交易行为确立一个直接的、强制性的选择标准。宏观调控法通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间接干预实现其职能，从而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选择，由此可看出，它为市场主体所确立的是一个间接的标准，具有可选性，如通过体现法律规范特点的一些经济政策，如货币政策、财政税收政策等，明确向市场主体传达一种信息，哪些市场交易活动因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到鼓励，哪些不符合国家经济政策而受限制等。

4、调整对象 市场管理法的调整对象，是国家在管理市场过程中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即市场管理关系。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主体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依法查处中所形成的市场交易管理关系，主要存在于微观经济领域，具有直接性、强制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指的是国家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和控制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即宏观调控关系如财政关系、金融关系等，主要分布于宏观经济领域，具有间接性，选择性等特点。

5、调整范围 市场管理法以市场管理关系为其调整对象，其主要发生在国家规范市场主体竞争行为和交易行为的过程中。从其体系结构来看，市场管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市场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法以宏观调控关系为调整对象，而宏观调控关系涉及国民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包括财政关系、金融关系、产业关系、计划关系等。体系结构方面，宏观调控法主要包括财政法律制度、税收法律制度、金融法律制度、产业法律制度、计划法律制度、能源法律制度等。无论从两者的调整对象还是体系结构来看，宏观调控法的调整范围都要比市场管理法的调整范围宽泛。

6、调整方法 在关于两者的调整方法上，笔者认为：市场管理法由于国家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竞争和交易行为，直接涉及市场主体的个体利益，市场管理权的不正当行使会对其利益造成损害，同时也为了防止有关行政机关出于自身利益或其它市场主体利益而采用“合法”的形式损害相关主体利益，所以市场管理法的调整方法只能使用单一的法律调整手段，以维护和保证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而宏观调控法则是通过对市场的间接干预来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选择行为，具有一定的诱导性，选择性，而且其涉及面广，贯穿国民经济运行全过程，所以，可以采取以法律手段为主，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为辅的调整方法，但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必须在法律确定的宏观调控框架内进行。

二、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

在讨论两者关系之前，笔者认为应先谈一谈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因为市场管理法的功能在于促进和维系自由、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所以，在一定层面上，市场竞争与宏观调控的关系可以反映出市场管理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市场竞争作为市场经济的作用机制是与宏观调控相互依存，相得益彰的。

首先，市场竞争是宏观调控的基础。竞争首先是市场的竞争，没有市场，宏观经济调控就没有了对象和基础，就失去了运作的机制和生效的中介，如果宏观调控不立足于市场，则是一种盲目的，形而上学的调控，就会失去立足的根基。而且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要发展市场经济关键是鼓励和维系市场竞争。另外，宏观调控还受到市场竞争的制约，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它是第一性的、基础的。只有在市场调节无法起作用的领域，才有必要实施宏观调控，凡是市场可以竞争的，就没必要进行宏观调控。此外，宏观调控的目标要通过市场竞争来实现，因为市场竞争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促进国民财富增长的基本途径。

其次，宏观调控是市场竞争的条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已充分证明，市场经济不是放任自由主义经济，它内在地要求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对市场运行进行调控，可以克服市场波动和大起大落，保证经济运行稳定，而市场主体也只有在稳定的市场环境中才能进行公平、自由的市场竞争。宏观调控还对市场竞争范围及竞争目标进行调控，规定在哪些范围可以竞争，哪些范围不允许市场竞争，那些竞争是无所谓的、无益的，哪些是必要的、要加以鼓励的。此外，由于市场主体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私利主体，市场竞争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部分市场主体竞争的不自由，而这些问题是市场竞争自身无法解决的，宏观调控的实施可以有效的缓解这些问题，实现社会实质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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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必须与改革相结合，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从当前来看，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必要的，它对于改善经济运行的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构成“三位一体”的战略组合关系，为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首先，宏观调控不仅应当注意短期政策效应，而且应当注意与中长期战略的衔接，特别是当经济运行显示其深层次结构问题时。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从直接表现看，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投资和贸易顺差增长过快这样的总量问题。而透过这些总量问题，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动力结构的矛盾，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与出口拉动之间呈现失衡状态。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接近50%的水平。消费的比重偏低，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9%。这种情况也体现在三产结构上。第二产业增长持续攀升，体现了投资拉动型的增长特点。从出口拉动看，中国净出口率从35.3%上升到42.5%，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央行被迫释放等量货币，由此成为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因此，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以及其他措施，必须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联系起来。进一步说，必须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使宏观调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从根本上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有效发挥作用。

其次，从现有情况看，宏观调控必须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作用受限于现有经济体制的状况。当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情形。尽管中央银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流动性过剩，但由于外汇管理制度使得外汇储备的增加等价于基础货币的投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受到限制。从更深层次看，货币要素由于受到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发育状况的限制，因而关于货币调节的政策功能有明显的局限性。土地的流动性低，流动性不能与土地要素有效融合，使得那些可以流动的土地价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房产价格扭曲。流动性也不能有效地通过金融载体传输到农村、中小企业等领域，因为金融体系市场化发育程度不足。流动性还不能有效地进入垄断行业，使资本的用武之地受到限制。在这一意义上，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不均衡的过剩。因此，宏观调控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必须与改革相结合，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所以，宏观调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战略组合，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是战略思维在经济发展领域运用的结果。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战略视野下深入研究这一组合的内在关系。当前，既要研究宏观调控政策的即时性效应，也要研究其中长期的影响，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一致；同时，更主要的，需要具体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规划，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框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设计。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宏观调控政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改革对于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更为重要的措施。凡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改革措施应当果断出台；条件不具备的，应当在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协调性设计中进一步为改革创造条件。所以，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要在政策层面着力于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偏热的问题，而且要在战略层面解决好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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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　审计监督

1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宏观调控，审计监督是宏观调控的重要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为前提的。由于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弱点和消极，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一步深入，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市场发育不成熟，竞争规则不健全，财经法规不完备，人们对市场经济还缺乏全面的认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不仅利用市场经济“无形的手”发挥价值的作用，同时利用“有形的手”加强宏观调控，以保证供求总量的平衡、经济结构的合理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它包括两大部分：调节和监督。执行调节职能的主要是计划、、税务和财政。他们通过国家计划、信贷、货币投放、税收政策以及财政支持等手段进行调节，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地发展。上述部门在调节的同时，还通过其业务履行监督的职能。

目前，对市场经济运行进行监督的部门主要有：工商、财税、物价、统计以及各专业管理部门，以上多数是属于专业性监督。通过各自的专业对经济活动的某一方面或某一行业依法进行监督，所监督的仅限于分管的专业活动，还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审计进行再监督。审计在监督范围和关系上不同于其他经济监督，是具有独立性的综合监督。审计监督以其特有的方式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居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我国经济监督体系中，审计不但同其他专业经济监督部门一样负有对企事业单位实施监督的责任，而且还要对各专业经济监督部门实行经济再监督，并为宏观调控提供审计信息，提出审计意见，供宏观决策。因此，审计监督是国家和各级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宏观管理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维护经济秩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有序经济，是法制经济，绝不是完全自由经济，也不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需要完备的法律来规范和保障。首先是立法，制定或修订适合市场经济的法规制度，然后有关部门和单位贯彻落实这些法律制度。但是，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项法规制度的贯彻，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是不可能得到切实贯彻的，法律也成了纸上谈兵流于形式。因此，必须有强有力的监督机关进行监督，对执行好的予以肯定，对执行不好或违反的予以处罚和纠正，保证法规制度的正确贯彻。依法审计是审计部门的神圣职责，审计又是综合性的经济监督，对保证法规的贯彻有着重要的作用。通过审计，可以检查法规的贯彻执行情况，保证法规的落实；可以把贯彻的情况和反馈给立法机关和管理部门，以改进立法工作和改善宏观调控。

审计是综合性经济监督，与其他专业监督比较，它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范围宽。监督的范围主要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他部门、国有金融机构和企事业组织等，覆盖的面很宽。二是层次高。不仅对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进行审计，而且对财政预算执行的情况和决算，国有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和损益，国有资产及国家建设项目进行审计监督。三是内容实。经济组织的财务收支，全面反映了它的经济活动和成果。这些特点充分说明了审计在各类监督中的重要性，是其他监督无法替代的。

审计的任务是监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审计的任务也将不断扩大，服务、咨询、公证的任务也将不断增加，审计对推进廉政勤政，改善经营管理，提高经济效益和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将发挥重要作用。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强化国家审计，并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

我国的审计组织是由国家审计、内部审计和社会审计三部分组成。各审计组织在市场经济中担负着不同的职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政府对经济活动要从直接管理转到宏观调控上来。国家审计的主要职能转变到宏观经济监督上来。

国家审计监督为宏观经济管理服务，就是要将审计重点转向审计执法部门，对使用国家资金较多的综合管理部门和单位，通过审计监督维护国家财经法纪和经济秩序，促使合理的使用资金，讲求效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监督宏观调控措施的执行，并反映执行中的问题。监督政府部门贯彻勤俭节约的原则，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廉政建设。

国家审计监督在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培育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要突出抓好三个方面的审计。一是在促进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方面，应着重抓好财政、税务和金融机构等经济管理部门的审计，这些部门是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部门，通过预算、税收、信贷、利率等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和市场。审计监督的任务就是规范他们的业务行为，使其按照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法规、市场规则组织财务收支，以维护国家利益，保证政令畅通和国家资金的有效运用。对掌握国家资金较多的政府部门，以及有权收费、罚款和预算外收入较多的企事业组织作为必审单位，检查资金管理、分配、使用和效益情况，监督其遵守财经纪律，节约支出，加强廉政建设;对重点建设项目及技改项目投资进行审计，检查资金流向的合理性，防止资金流失，提高使用效益。对国际援款、贷款项目的审计，重点是监督各方面履行合同，督促资金及时到位和配套资金的落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二是在促进建立制度方面，要深化企业审计，转向对企业的真实性审计。审计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经济全局较大的国家财政给予补贴、上缴较多的以及在股份制企业国有资产所占控股地位的企业资产负债及损益。其他企业实行委托社会审计组织查证或内部审计机构审签的。对政府综合经济部门责任人、厂长(经理)要实行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指导企业监事会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三是在促进建立个人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方面，要积极协助纪检、监察、财政、税务等部门对侵吞公有财产和采取偷税、抗税、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等非法手段牟取收入者进行审计监督;要积极开展养老、待业保险基金审计，监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和管理。

4　大力审计是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的需要

社会审计是随着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保护所有者的经济权益不受损失，市场经济秩序稳定、正常运转，客观地要求处于这种经济关系之外的客观公正的而又具有权威的独立组织，对其参与市场经济的各种经济活动予以证明，这个组织即是社会审计组织。它们的产生和发展，市场经济是必备的条件。市场经济的建立为社会审计发展提供了营养及其丰富的土壤，而社会审计为市场经济主动的积极服务关系，又起到了推动和促进其不断正常发育，维护其良好秩序的作用。社会审计业务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不受地域、单位、所有制形式的局限，可接受政府、国家机关以及其他各种经济组织的委托，承办财务收支审计查证、经济案件鉴证、注册资本的验证和年检，提供、财务、税务与经济管理等各项咨询服务。

建立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商品市场、要素市场，而且还包括社会审计在内的咨询服务市场。只有社会审计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经济管理部门和监督部门才能将微观经济管理权限分离出去，实现职能的转变，才能在市场中得到必要的服务，建立企业制度。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审计通过转变职能，弱化微观管理，工作重点转向宏观调控，过去由政府部门直接承担的大部分管理业务将逐步由社会审计组织代替。比如，对企业年度财务报表的审查，将由社会审计来查证和鉴证，逐步成为国家管理经济的一项法定程序。

建立并大力发展社会审计，标志着市场建设走向正规化。社会审计在市场经济中将起不可低估的作用：一是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健康成长。在市场经济活动趋于频繁，市场事务急剧增多，社会审计能分担很大一部分市场中介、执行市场法规和市场监督工作，活跃和规范市场，从而成为市场体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二是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媒介。社会审计组织能够把触角伸及市场的方方面面，灵敏而准确地反映市场变化和趋势，把市场信号反馈给政府部门，有助于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三是增强各种经济实体的市场经济意识。社会审计立足于市场之中，各种经济实体易于接受他们的，从而逐渐增强统一开放、公平竞争、依法经营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四是为经济组织之间相互信任提供保证。我国经济组织成千上万个，如何使他们在市场经济中顺利运行，信用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市场经济也可以说是信用经济。对涉及信用的一些，如企业的资产负债、财务收支是否真实，是否依法经营、依法纳税，是否信守合同、契约等等，需要有社会审计等中介机构为之服务，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对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审计可以大显身手。

5　内部审计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提供监督服务

内部审计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审计监督制度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对本部门、本企业、本单位的财务活动和经济管理制度进行审查、考核和评价，审查各项经济业务活动和会计资料、统计资料是否真实、正确、合规、合法并提出建议，帮助建立和完善各项财经制度，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实行最有效的管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建设更加完善的经济，离不开国家宏观调控的指导，否则，市场经济将会出现一种无序状态，也不可能正确健康地发展。内审工作是国家对企业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离开了内审工作，国家宏观调控的措施就难以顺利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政府转换职能、简政放权，赋予企业更多的活力，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者。要达到这一目的，从企业本身来讲，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内部环境。这一内部环境除了资金、技术、设备、劳动力资源等要素外，关键就在于要有一套的以自我控制为中心的内部管理。而内审工作正是实现自我约束的一个重要手段。没有内部审计，就无法实现自我约束。因此，市场经济越发展，内审工作就越重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内审监督是企事业单位中一种较高层次的监督活动。它既要对本单位中的生产、资金、成本、效益等诸方面进行监督，同时，又要为本单位争取市场、发展市场、提高经济效益服务。因此，监督和服务是内审工作的基本职能，在二者关系中，监督是手段，服务是目的，服务通过监督表现出来，二者相辅相承，密不可分。当前企业面临着转换经营机制的改革，使企业尽快走向市场，内审工作要根据企业面临的发展形势，根据市场变化，扩大内审功能，强化内部约束和内控力度，优化企业内部环境，促进内审工作与市场连接，企业与市场连接，保证企业能够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使生产经营行为合理化、科学化、现代化，从而提高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发挥内审的建设性作用。

总之，审计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需要。通过加强审计监督，可以保证国家有关市场体系建设方面的政策、法规得以认真贯彻落实。可以打击违反市场规则和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从而保证经济活动公平竞争，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1　吴月文，黄秋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宏观调控［J］．经济纵横，2002（12）

2　赵国栋．改进和提高企业内部审计工作的思考［J］．财会，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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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布置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和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假如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功能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和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探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探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有关宏观调控的探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熟悉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布置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和边界新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和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布置(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新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布置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功能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布置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布置和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布置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靠等新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新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布置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新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新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

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功能的熟悉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布置。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布置，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功能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靠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布置和外生的制度布置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和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假如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布置。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布置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布置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重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重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布置，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预备金率、恢复中心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有关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功能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假如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策略。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新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和政府的双重依靠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

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和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假如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和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心银行和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和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和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和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布置，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布置，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和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布置，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功能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功能，其关键的新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新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布置，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靠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和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和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

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和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新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和外生布置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重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新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和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功能(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有关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索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新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和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和体制收缩的矛盾。假如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布置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和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和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非凡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yy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布置，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假如到此为止，则很轻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布置，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新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假如宏观调控功能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新问题；假如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新问题，内生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

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和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有关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新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新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yy，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新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有关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和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新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功能，此时假如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和重视财政政策功能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

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四周，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有关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四周。新凯恩斯主义有关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和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四周。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假如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假如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熟悉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假如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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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功能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和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有关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和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布置，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功能对象和目标。有关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熟悉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熟悉市场经济中市场和政府的功能。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布置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和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和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布置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功能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布置。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假如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功能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功能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和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假如依据功能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功能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的

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布置(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新问题严重，政府布置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向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和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假如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布置，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假如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新问题主要是结构新问题，但结构新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新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有关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假如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非凡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新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索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布置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

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熟悉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功能。然而，现实结果和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新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探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假如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非凡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有关长期经济增长要依靠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布置的功能，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和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布置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楚的熟悉。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布置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新问题上的熟悉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新问题的基本熟悉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假如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布置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非凡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布置。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功能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新问题。

篇10

[关键词] 经济转轨 经济体制改革 宏观调控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

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这些现象引发了理论界的激烈争论，其焦点在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效果究竟如何？为什么宏观调控的效果背离决策者的初衷和预期？为什么会出现一轮调控周期中的“多次调控”和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三、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

本文尝试从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角度来回答上述问题。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很容易被归入是经济总量问题还是经济结构问题的矛盾。但本文并不认同这个观点。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到1994年、1998年的宏观经济调控，为了稳定经济总量发展，宏观调控中不可避免的采取了许多人为的、非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每一次也不可避免的对于整个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或发展起到一定的限制，甚至是打压、破坏的作用。这在1989年的经济治理整顿中表现的最为明显。虽然理论上宏观经济调控与经济体制改革可以人为的统一起来，但在实际中却很难做到两方面都能有所收获，因此，把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人为的统一起来，是一种不尊重现实的、不切实际的说法。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为了应对1994年通货膨胀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宏观调控措施，几乎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资本金融市场无法进行任何前进的改革措施，甚至是一种向计划指令下的经济体制的倒退。

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于我国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的经济改革大背景下是一种必然的经济现象。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带来了经济总量发展的不平衡，对于经济总量发展不平衡采取的经济措施又限制了解决经济结构不合理、阻碍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前进。这就是这种矛盾关系的基本问题链条，表面上看是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对立的恶性循环关系，实际上还存在着一种新的相互协调和统一的关系。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综合、复杂、缓慢的过程。从市场因素的形成、市场关系的建立到市场规则的完善，市场力量是一个逐步从弱到强、从不稳定到趋于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时间。长期性的改革时间使得改革者要具备相当掌握经济发展的能力。只有经济运行在改革者可掌控的范围内发展，那么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才不会断链，经济体制改革的积累效益才能得以保证，经济才能得以发展。这里，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不等同经济运行的确定性。

我国经济体制真正建设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从计划下的短缺经济结束开始算起，也就是二十年时间，中间经历过六次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无论从经验还是理论上来说，我国的经济体制建设都处在一个初步建设的发展阶段，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发挥正是受到了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1999）认为，在市场化过程中，政策效应的发挥往往离不开体制上的相应变革，因为体制的不完善不仅会使任何一个政策操作产生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而且有可能进一步放大负效应而抑制正效应。

综上所述，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表明，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情况相适应、相符合。

四、经济体制改革初步建设阶段的宏观调控政策思路

理论上，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从单纯的经济意义上说，这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经济体制改革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处在与政治体制相互纠缠和对立统一的关系中，这是不能回避的。以前在政治意识形态下的计划与市场激烈之争，对于整个宏观调控措施的选择和经济运行都产生了直接重大的影响。政治意识控制经济运行是以前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大主要特色和矛盾。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影响还不可能消除。但是，减少政治意识对于整个经济运行的影响，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独立性，是处理经济体制改革和宏观调控关系中最基础的一步。同时，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还需要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发展。现在再来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在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制约之下，它只能是一个为维护经济短期效益而存在的一个经济手段短期行为。这样，维护经济稳定看来就成了宏观调控的惟一目的。

从1989年的经济转轨开始，无论从政治意义上还是经济意义上，维护经济稳定都一直是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最主要的目标之一。但是，这个目标本身和中国经济体制破除和建立的过程本身却是相互对立的。既要破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又要保持经济稳定性，这对于本身没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发展经验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

但是，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在一个失控的经济运行环境中前进。所以，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改为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就是可能且可行的。这对宏观调控的理念和方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宏观调控将从以前的直接堵、强力改，变为以疏导为主、以体制建立为先，改变以前宏观经济越想人为稳定却越不稳定的局面。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也会在更宽松的环境中前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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