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城乡倒置范文
时间：2023-10-16 17: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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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在城市化发展与国家人口自由迁移政策双重推动下，陕西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据统计，2011年年底，陕西城镇人口达到1770.2万人，占总人口的47.3%，城镇化率达到47%，到2012年城镇化率达到49.9%。在陕西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由于与城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社会政策未能及时跟进，引发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农村养老问题就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近10年，陕西省城镇化进程处于加速期。“十一五”时期，陕西城镇化率提升幅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化率与全国的差距由2005年的5.3%缩小到4.3%。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55%，比全国高0.17%。
陕西省的城镇化主要是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流入城市打工就业为基本特征，绝大多数老年人被留在农村，农村“空心化”、“老年人家庭空巢化”已成为农村一种普遍现象。经调查，2010年陕西省本省流动人口492万，占到常住人口的13.18%。在本省流动人口中，流动到外省市的161.2万，占本省流动人口的32.76%，其中50%以上的人口流向了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及北京等大城市；省内跨市流动的101.52万，占20.6%。以上数据表明，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乡壁垒的消除，农村青壮年人口的大量外流，“空巢老人”大幅增加，加剧了农村人口老龄化趋势，也使养老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加，并且陕西农村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城镇老龄化水平，这使农村养老问题更加突出。
二、新型城镇进程中陕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法制监管体系不健全
目前，我国有关农村的社会养老保障法律体系不健全，致使各个地方政府在设立本地区的养老保障项目时，无法可依，无章可循，降低了地方政府实施养老保障制度的规范性和有效性。同时，农村养老保障管理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和运用根据地方政府部门的意愿执行，导致基金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基金的保值增值面临更大的风险，不利于农村养老保障工作的推动。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资金缺乏，来源单一
近年来，政府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基本保持在10%-11%之间，其中很大一部分给了城镇居民，而农村居民只享受小部分份额。而且农民增收缓慢，当收入较少时，在维持正常的生产生活条件下，很难为养老支出一部分储蓄资金，农村经济发展速度的缓慢，导致资金来源减少。在新农保制度实施过程中，一些经济欠发达、财力不足的地区，县、区、乡镇和村集体对承担的财政补贴普遍感到力不从心。且很多地区的财政投入实际上大部分没有到位，统筹账户处于空账运行状态。
近年来，陕西老年人口比重逐渐增加，而且速度逐渐加快。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陕西总人口规模约为3732.74万人，0-14岁人口占14.71%，60岁及以上人口占12.85%，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53%；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陕西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了9.31个百分点，陕西60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3.38个百分点，陕西65岁及以上人口上升了3.4个百分点，陕西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这种人口老龄化以及我国特殊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必然导致老年人口增多。特别是农村老年人口绝对和相对的增长，城乡老龄化倒置的现象将更趋严重，农村养老负担日益加重。
三、完善陕西社会养老保险的建议
（一）健全农村养老保险的法制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对于已经出台的养老保障法律、法规，立法层次普遍较低，缺乏权威性和必要的法律责任制度，且实际监管中政出多门。因此，陕西省政府应以法律规定为依据，在地方行政法规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条例中，对政府、企业和个人在养老保障中所享有的权利与承担的义务做出明确的规定。将政府责任、参保农民权利与义务、养老保险、养老保险给付、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办法以及养老保险管理与监督等内容以法律方式明确规定。依照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制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形成一个完整的农村养老保险法律体系，保障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良性运行。
（二）建立农村养老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体系
首先，改变重城轻乡的投入体制，加大对农村及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财政投入，加大对农村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将资源更多投入到农村养老服务基础设施中去，减少农村养老服务产业的税收等。同时建立省、市县三级财政对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配套投入机制，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险水平。其次，在发展农村养老服务体系的过程中， 政府要综合运用金融、土地的、税收等手段来引导社会资金投向农村养老产业，实现农村养老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要消除体制性障碍，构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加速农村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三）建立陕西农村特色的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
农村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是以农村家庭为载体，以子女履行法定赡养和照料义务为前提，由政府主导并依托农村社区和社会力量，向农村老年人口提供生活照料、医疗卫生保健、家政服务和精神慰藉的社会化养老服务。这种模式介于家庭养老和社会机构养老之间，较好地兼容了传统养老模式和现代化养老模式的优势。因此，陕西在发展农村服务型居家养老模式，应开展多元化的居家养老形式探索，将个人、家庭、农村集体社区和政府有机的结合起来，根据不同需求层次的老年提供多样化的服务，形成适合当地农村居家养老体系。针对陕西省经济状况比较好居住集中地区农村社区，可设立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或站点，农村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有较高层次的精神生活或物质生活需求的老人，可以采取自己付费的形式丰富自己的老年生活。
篇2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显著，这对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巨大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对长期护理服务需求大
1.2006年，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了《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预测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经过相关预测分析，我国将在2028年进入到老龄社会（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以上），从2001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到2028年进入老龄社会，仅用时27年，对于其他发达国家，德国用时40年，美国用时71年，法国用时115年，相比之下，我国老龄化的发展速度是相当快的。2.由于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人口激增，老年人口的健康问题也日趋严重。因疾病、伤残、衰老而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口数量增加，需要长期护理的老年人口增多，据资料显示，城乡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1208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6.8%，有部分自理困难2824万，占老年人口比重的15.9%。老年人中，认为自己日常生活需要照料的比例为13.7%，其中79周岁及以下10.2%，80周岁及以上39.9%。以上数据说明，未来几十年内，我国老年人口的生活照料问题将显得尤为突出，社会对养老护理服务的需求会非常大。
（二）“未富先老”和地区差异
1.我国老龄化存在“未富先老”的现象
我国于2001年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发展速度快，但由于人口众多，虽然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良好，人均GDP低，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的现象就是“未富先老”。目前我国还不具备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这种老龄化发展速度与经济水平不同步的矛盾背景下，我国在解决老年人医疗、护理等方面的需求问题上就显得困难重重。2.我国老龄化现象还存在着地区差异的问题。其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明显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以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上海（1979年）和最迟进入人口老年型行列的宁夏（2012年）比较，时间跨度长达33年。其二，城乡倒置严重。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逐渐加快，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往往造成老年人和少年人口留守农村，这会大大促进农村的老龄化进程。
（三）家庭结构逐渐缩小
我国自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显著下降，家庭结构逐渐缩小，出现大量的“四二一”、“四二二”的家庭模式，未来独生子女照料一个或多个老人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目前社会竞争压力巨大，如果仅仅依靠家庭养老，让子女承担老年人的护理工作，会让子女背上沉重的包袱，工作和家庭很难两全。总之，我国老龄化发展迅速，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加上我国家庭规模逐渐缩小等问题，老年人对医疗护理、日常照料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果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不仅无法保证老年人的权益，并且会影响到家庭和谐和社会安定，引发社会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国建立起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非常有必要。
二、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的选择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不发达且人口众多，对于发达国家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需要借鉴但不能照搬，应当结合中国的世纪制定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上文所述的两种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单独在我国实行是行不通的。
1.美国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美国的商业保险模式是建立在美国较高的人均GDP和相对成熟的商业保险市场的基础之上的。若我国采取完全的商业保险模式，会有许多老年人无力支付高昂的保险金，放弃参加长期护理保险，无法解决整个社会老年群体面临的养老护理需求的问题。目前我国商业健康险在医疗保障事业中所能发挥的作用太小，在这样不成熟的保险市场中建立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可能会面临许多问题，例如风险控制机制不完全、道德风险高等。因此，在我国建立完全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不可行的。
2.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日本、德国的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内，有极高的覆盖率，这是建立在两国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经济不够发达，若建立社会保险模式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出现很大的困难。其一，国家和地方财政无法支巨额的护理保障费用；其二，我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地区差异和城乡倒置的特点，在经济发达的地区，长期护理保险仅能保证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无法满足老年人高质量的要求，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尤其是农村，由于长期护理保险是强制性参加的，部分低收入人群可能无法负担保险费用。因此，在我国建立统一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也是不可行的。由于上述理由，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事业的发展不能完全按照美国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也不能完全按照日本、德国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来进行。认为，应当在我国建立起以强制性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
1.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
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属于社会保险范畴，前文提到，由于老龄化趋势显著，城乡及各地区老龄化水平有差异等一系列原因，建立起覆盖全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十分有必要，认为，必须将长期护理保险纳入到社会保险中来，才能保证所有老年人享有养老护理的待遇。但是，我国建立的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应当属于基本长期护理保险，有自己的特点：（1）范围广：长期护理保险应当覆盖城乡所有人口，满足其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2）水平低：我国经济实力不足，长期护理保险所提供的保障应当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水平相适应，为广大老年人提供最基本的服务；（3）三方负担：长期护理保险费用应当由个人、社会、政府三方共同负担。由于我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老龄化程度不同，在承担比例方面应当结合各地的具体情况进行调整。例如，在极度贫困地区，社会和政府承担大部分费用，个人承担较少费用；中等收入地区，单方承担比例大致相等。分别采取不同的缴费比例，可以满足各类人群的需要。
2.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
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发展迅速，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减弱，都导致老年人对于养老护理的需求增多，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在我国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保障的是最基本的养老护理需求，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及收入水平高的行业来说，这种护理保险完全无法满足自身的需求。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推出的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可以给这部分老人提供更多地选择机会。作为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的补充，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的推出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满足更多人的需求。以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的长期护理保险模式既可以保证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和程度，又可以提高养老护理的水平。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模式也要作出相应的调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应当建立起高层次的政府强制执行的全民长期护理保险模式，公民只承担少部分的保险费用，享受更高层次的养老护理服务。
三、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一）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日本的《护理保险法》为护理保险制度提供了法律规范和保护。青岛市在2012年出台了《关于建立长期医疗护理制度的意见（试行）》，规定了长期医疗护理覆盖人群、办理方式、护理保险资金来源、资格准入等内容，对于在青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有积极的意义。我国应当尽快出台《长期护理保险法》等，明确长期护理的内容、运作方式、投资方式等，规范长期护理保险市场，推动长期护理保险的发展。同时，还要制定长期护理保险的行业法规，建立监督机制，明确管理部门，确保护理制度的实施效果。
（二）明确护理服务的等级划分
上由于护理服务的内容非常广泛，而被保险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因此划分护理等级，对确定护理服务保险金支付额、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至关重要。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护理等级评定标准，无法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元化、多选择的现代医护服务需求。我国应当建立适宜的护理等级政策，将护理等级科学细化。建立起专业的审查机构，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自理能力来评判老年人是否应当接受长期护理，接受什么程度的长期护理，应当缴纳的费用等等。在接受护理服务时，专业的护理人员应当及时记录老人的身体状况，定时测评，决定是否更改服务等级，以便达到更好的服务效果。
（三）加快培育我国护理产业市场
医疗护理的专业水平和服务质量是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生存发展的根本，我国护理机构和护理人员严重缺乏，无法保证护理服务的质量，这会导致长期护理服务无法满足广大老年人群体的需求，不利于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发展。我国应当加快配套服务设施的建立，提高护理机构数量和护理人员专业水平，满足老年人群体的需求。
1.健全护理机构，建立护理公司
我国长期护理市场有极大的发展空间，需要发展更多地护理机构，提供医疗护理、生活照料等各项服务。一方面，应当加强护理机构的设施建设。政府应当发挥作用，通过财政筹资完善医疗护理机构的硬件措施，给老人提供功能齐全、安全舒适的环境。同时加强护理机构的规范管理，根据各地区不同的护理需求，制定规章制度、服务标准，力求护理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依靠市场之手，促进养老护理走向职业化道路，成立专业的护理公司。护理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可以促进护理机构不断提高自己的护理水平，最终使老年人享受到更好地护理服务。
2.培训专业护理人员，发挥志愿者力量
其一，要强化医护人员的专业培养，建立起专业的服务队伍。例如在卫生院校开设长期护理服务课程或建立专门的护理培训学校，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对医护人员进行细致划分，明确医疗、康复、护理等各个阶段的服务标准，提高护理的效率质量；拓宽护理培训内容，加入心理培训课程，在护理服务中给予老年人更多的心理慰藉。其二，建立长期护理志愿者制度，充分发挥志愿者力量。尊老爱幼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中纳入志愿者制度，一方面可以解决老年人精神养老的问题，年轻的志愿者可以极大的安抚老年人寂寞的情绪，充实老年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充实年轻人的生活，还能促进敬老爱老的社会风尚进步。建立志愿者制度还要注意一些问题，一是对志愿者进行专业的护理服务与技巧培训，使他们能较为专业地处理老年人的基本护理问题，二是建立志愿者服务“储蓄”制度，对于参加长期护理服务的志愿者，把他们的服务次数和质量以一定形式记录下来，在他们年老后可以依据这些记录有限享有护理服务。这种制度会激发志愿者的工作热情，更好地为老年人服务。人口老龄化在我国呈现出程度深、发展速度快、地区差异大和城乡倒置等特点，有必要在我国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在我国发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会遇到极大的阻碍，这些阻碍决定了我国现阶段既不可能建立完全强制性护理保险制度，也不可能建立完全商业性护理保险制度。应实行以强制性长期护理保险为主，商业性长期护理保险为辅的护理保险制度。
四、结语
篇3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 经济影响 对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5]。老龄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 也是我国三大人口问题(人口总量控制、人口就业与再就业、人口老龄化)之一。它是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医疗卫生条件改善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正视人口老龄化问题, 把握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 对构建和谐社会, 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基本特征
1.老龄人口绝对值为世界之最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加上改革开放30多年,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人口预期寿命日益延长,老年人口逐年增加,到目前已达1.49亿,我国已成为全世界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总数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
2.未富先老、老龄化速度快。根据2004年联合国的统计资料,西欧老龄化过程中,人均收入从5000美元增加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才刚刚达到800美元,2004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1.43亿,而我国的人均收入也不超过1000美元,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属于典型的“未富先老”型国家。据统计资料显示,英国65岁以上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80年的时间,瑞典65岁以上老龄人口从5%增加到7%用了40年时间,日本用了50年时间,而我国仅仅用了18年左右的时间,由此可以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相当快[2]。
3.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地区发展不平衡。目前,我国农村老龄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地区差距明显。
二、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制约经济增长,导致我国劳动力资源相对短缺。
(1)劳动适龄人口规模减少,即劳动力短缺。(2)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下降,即劳动力老化。
2.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对老人赡养比上升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快速增长,高龄老人的增多,供养、医疗保障、护理、照料、精神关怀等方面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恺悌说:“我们现在是在职的人员100人养活16个老人,到2050年的时候,100个人就要承担49个老人的养老负担问题。
3.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障体系的影响。目前子女供养老年人仍是老年人养老的主要方式。有57.1%的老年人主要靠子女提供经济上的来源;有25.1%的老年人依靠自己的劳动收入;有15.6%的老年人依靠退休金; 依靠社会保险和救济等其他途径的只有2.2%[4]。即使是依靠后三种经济来源而生活的这部分老年人,由于体力下降, 物价上涨,退休金和社会保险、救济普遍较低,甚至有的调资都难以兑现,造成原本微薄的收入更加入不敷出,面临的经济压力和困难是重重的,多数也需要子女的经济资助。
4.用于社会再生产的资金减少。据预测,2020年我国养老金支出总额将达到25145亿元,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发展都将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在城市,老年人口数量较多,养老水平较高,对社保服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农村老年人口占到老年人口总数的2/3,但是却面临着养老服务等基本的社会保障无法保证[4]。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对策建议
1.发展经济,增强实力。解决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增强经济承受能力,不断增加积累,为老龄化和高龄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作后盾来解决老龄化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构建符合实际的养老模式和养老制度。我国是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人口老龄化的[7]。
2. 从社会化居家养老入手,建立社区与家庭合作的养老机构
我国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体系。因此,以社区服务为载体,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切入点,把社区服务引入家庭,促进社区服务和居家养老的密切结合,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的效益,确保老年人在自己的社区和家庭安度晚年。
3.建立统一、规范、完善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社会养老保障是国家依法对老年人基本生活予以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
我国最新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中提到,将致力完善城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一方面在城市将加强基金的征缴,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各级财政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投入,建立可靠稳定的资金筹措机制,逐步提高统筹层次,增强统筹调剂能力;并且将在城市生活的贫困老年人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切实保障其基本生活[1]。
四、总 结
从实际出发,根据我国国情由传统的家庭养老逐步向社会养老转变是一种必然趋势,解决我国的养老问题,保证老年人安度晚年,不仅仅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经济水平、政治背景,还应考虑我国特有的文化传统,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走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是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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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25-27
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模式；农村养老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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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发展态势；挑战；对策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090-03
党的十把“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写入报告，为未来有效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出了紧迫的课题。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及趋势怎样，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结合省情深入贯彻党的十精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态势及显著特征
人口老龄化是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不断上升的现象。按照联合国的衡量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就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的显著特征呈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黑龙江省人口老龄化态势加剧。21世纪初我国开始进入了老龄化社会，200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比重为9.9%，2010年上升到13.26%，预计2015年将达到15%，届时老年人数将增加到2.2亿左右。我省的人口历史变迁与发展有一定特殊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省属于人口净迁入地区，人口平均年龄较轻，属于“年轻型”人口结构类型。改革开放之后，我省人口迁移流动趋势发生变化，逐渐演变成为人口净迁出省份，虽然我省人口老龄化步伐稍晚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迈入“老年型”社会步伐较快。2000年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5.6%，2005年时达到7.6%，超过了7%的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标志着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2010年“六普”时老年人口比重已达8.3%，虽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但十年间老年人口比重提高了2.7个百分点，比全国同期比重提高幅度高出0.83个百分点。据预测，到2040年左右我省65岁以上人口将达到900余万，将占总人口比重约30%，全省人口的平均年龄也将达到50岁左右，届时汹涌的“银色浪潮”将呈现在全社会面前。
2.老年人口规模大，增长速度快。据“六普”数据显示，我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317.3万人，比“五普”增加了105.6万人，增长了49.9%，同期全国增长了34.5%，而全省总人口仅增长了0.6%。与发达国家相比，我省人口老龄化发展迅速。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7%提升到14%，发达国家大多用了45年以上的时间，其中法国130年，澳大利亚和美国是79年左右。中国只用了27年就将完成这个历程，并且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都保持很高的增长速度，我省将同全国一样呈现较快的老龄化增速。
3.高龄老人比重快速上升。从2010年老年人口分年龄段看，65～69岁的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的38.5%，70～79岁的老年人口占50.9%，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10.6%。与2000年相比，65～69岁老年人口比重下降8个百分点，而7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了8个百分点，高龄老人的比重持续、快速提高，其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人均预期寿命在延长。这就对今后的社会养老服务，福利设施规模、结构及分布等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
4.老龄化程度城乡、区域差异显著。2010年，全省城镇总人口达2 132.4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为195.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9.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3.0个百分点。乡村总人口为1 699.0万人，其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22.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7.2%，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2.2个百分点。由于经济条件、生育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城乡间老龄化进程呈现显著差别。我省老年人口规模、还是老龄化程度城镇均要高于乡村，而且从老龄化速度看城镇也要快于乡村。这与发达国家人口老龄化的历程相同，也是城镇人口老龄化水平高于农村，但与中国目前农村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三个百分点来看，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正好相反。这是我省老龄化不同于全国的重要特征之一。另外，人口老龄化在地区间发展也不平衡。据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我省老龄化程度伊春市最高达12.1%，第二位是鹤岗市10.49%，第三位是鸡西市10.26%，第四到第十二依次为牡丹江9.86%、大兴安岭9.49%、双鸭山9.21%、哈尔滨8.52%、齐齐哈尔8.46%、黑河8.29%、佳木斯7.93%、绥化7.59%、大庆7.14%，只有七台河接近人口老龄化边缘为6.91%。我省林城、煤城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主要受资源枯竭影响劳动力转移规模较大，老龄化发展趋势与全国呈现不同的特征。
5.老年抚养比逐渐提高，赡养老年人口流出量大。由于受近十年间我省15～64岁年龄段劳动人口数量增长、少儿人口比重持续下降及老年人口总量增加的影响，我省人口总抚养比呈现略有下降的态势，但老年抚养比逐步提升。
当前我省每10个劳动力负担的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2000年相比基本持平，表明我省目前仍处于劳动力资源丰富，负担相对较轻的“人口红利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尽管十年来人口总抚养比在不断下降，但其中的趋势是少儿人口抚养比下降了10.1个百分点；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上升了2.7百分点，即0～14岁少年儿童数量在大幅降低，而老年人口在快速上升。可以预期的是未来人口总抚养比将不断攀升，支撑经济发展的一个优势条件“人口红利期”将逐渐消失，全社会养老压力将加剧。
2010年“六普”资料显示，我省人户分离人口为505.14万人，已占户籍人口的13.21%。这部分流动人口与十年前相比增加166.96万人，增长49.37%，其中61%是青壮年劳动力人口，他们正是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主要力量。由于户籍制度严格限制、基本公共服务与福利制度身份隔离等多种原因，大量劳动力流入城市化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同时，家庭中需要赡养的老年人口只能留在原住地。赡养老年人口与劳动力人口异地居住，是我省人口老龄化又一重要特征。
6.老年人的婚姻状况较为稳定。201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中有配偶的占72.3%，与2000年相比提高了10.1%。丧偶的老人占25.9%，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0.7%。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中离婚比例为0.9%，与2000年时0.7%和2005年时的0.6%相比，分别上升了0.2和0.3个百分点，尽管有一定幅度的上升，但总体上仍保持着较低的水平。2010年我省老年人口未婚率为0.9%，与2000年相比基本保持一致。以上数据表明，我省老年人口婚姻整体状况较为稳定，呈现出有偶率高、丧偶率低、离婚率低、未婚率低的特点，反映了我省老年人口家庭稳定和睦，健康程度较高。
二、应对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人口发展态势表明，人口老龄化进程不可逆转，我省也不例外。从欧洲与日本、俄罗斯等国的实践表明，老龄化社会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保障、收入分配制度，公共服务、社会组织体系等带来全方位的影响。分析黑龙江省实际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挑战是：
1.老龄化进程与经济发展不同步。从世界范围来看，首先进入到老龄化社会的都是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5 000～10 000美元以上，而我省是在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进入老龄化社会。2010年全省人均GDP仅为2.7万元，整体经济实力还比较弱，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我们是“未富先老”。应对日益加深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我们的经济基础不够雄厚。
2.社会保障水平较低，人口老龄化对医疗等保障制度提出了挑战。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对养老、医疗保险的需求将会急剧增加。据调查，2010年我省仍有37.3%的老年人口依靠“家庭其他成员供养”，乡村的水平就更低。这一现状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享受离退休养老金及社会化保障的老年人口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单位离退休职工，城乡间的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差距较大。另外，由于离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实行国家、单位和个人三方共同负担，因此，在离退休人员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人口老龄化对整个医疗费用的承受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3.城乡社会养老机构不足，老龄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伴随独生子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和社会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形成“421”的家庭结构模式，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年轻人难以抽出大量的时间来照料老人，使得家庭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养老机构少使大量老年人的社会养老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据统计，2010年全省拥有社会福利院、光荣院，优抚安置单位等731个，共有床位95 594张，但是面对老龄人口需求，缺口依然很大。另外我省农村地区高龄老人和空巢老人数量庞大，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需要更多的日常护理、生活照料和社会服务，仅靠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难以完全实现养老目标，老龄产业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和建议
党的十报告中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各级政府要将人口老龄化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老龄事业，大力发展老龄产业，开创老龄工作的新局面。
1.树立爱老敬老的社会风尚。老年人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全社会都要关心重视老年事业发展，要大力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各级政府、机构、宣传部门要加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宣传教育工作。深入搞好尊老、爱老、养老、敬老的传统道德教育和宣传引导，在全社会树立起尊老、敬老的良好道德风尚。
2.大力发展经济，提高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第一位的仍然是如何“做大做强蛋糕”，只有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才能提高养老支付能力。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和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告诉我们，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既要充分挖掘当前“人口红利”，更要提高人口素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调整，抓住我省人力资源丰富的大好时机，扎实推进“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全面提高劳动生产率，逐步实现依靠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支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
3.积极推进老龄产业和事业的发展。由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其带来的市场需求也不断增长，从而形成新的产业，它包括所有与老年人口物质和精神以及其他特殊需求的商品生产和服务。老年产业是一个前瞻性产业，有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巨大。从政府职能看，要通过研究和制定相关政策，把老龄事业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增长点；从社会上看，要逐步培养形成全社会参与、全民关怀老龄事业发展的格局。要加快建设普惠全民的养老服务体系，建立城乡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营造让老年人放心消费的服务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优质便捷的上门服务，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对老年设施、产品、服务、娱乐、文化、生活等多方面、多层次的需求。这样即能解决养老机构不足、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问题，也有利于老年人接触社会、融入社会。也能有效解决农村赡养人口人户分离的后顾之忧；另外，要积极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养老服务领域，从金融、税收、土地使用等政策法规上对民间资本参与老年社会服务事业给予大力扶持，解决资金短缺的状况，为民众办实事。这样有助于提升整体服务水平，推动养老保障事业和产业的快速发展。
4.适当调整生育等政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趋势。由于人口结构老化造成社会负担沉重和养老问题突出，计划生育政策使新生儿数量减少，人口老化趋势加快。建议适当放宽“一胎”的生育限制，以缓解越来越严峻的人口高龄化趋势，积极主动地引导人口结构向平衡、科学、健康的方向发展。
此外，应努力建立起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全省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制度，尽快推进从目前保障体系制度全覆盖最终达到保障体系的实际全覆盖。加快改革户籍管理制度，解决农民工城镇身份问题，为老有所养提供制度保障，真正实现社会公平等等。为统筹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创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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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养服务贸易问题的提出
二战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世界各国的人口再生产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传统类型逐步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现代类型转变，由此形成人口年龄结构从“年轻型”向“老年型”过渡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普遍进入了老龄型社会。依据联合国有关规定，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超过7%，或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0%，便被称为“老年型”国家，我国于2000年跨入了这一行列。但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老龄化有着自身独特的特征，有学者将我国老龄化特征概括为“二高三大”，即高速、高龄；老年人数量大，老年人扶养比大，地区差异大，真实地反映出我国老龄化的现状，同时也表明老龄化将给整个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人口老龄化将经历快速老龄化、加速老龄化和稳定的重度老龄化三个阶段。2030年到2050年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严峻的时期；而到2050年，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需要抚养的老年人口将占人口总数的40%-50%。届时，重度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将日益突出，我国将面临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总量过多的双重压力。
虽然老龄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就业压力，提高就业水平，但也会造成劳动力比例下降，形成劳动力供求不足的新矛盾。加之过去人口高增长带来的“人口红利”终将消失，由此导致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下降。不仅如此，老龄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了社会负担系数，客观上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目前我国的老年扶养比为0.11左右，即大约9个多劳动年龄的人就要供养1个老人。据测算，到2050年将上升到0.4左右。如此高的社会负担系数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社会保障作支撑，也决定着传统的居家养老方式难以维继。而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金“空账”已达八千亿。这需要大量的养老资金投入，但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提前步入老龄社会使得老龄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现代化，与发达国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相比，我国成为世界上惟一进入老龄社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典型的“未富先老”的特征。这种状况表明在解决老龄化问题上我国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缺口。
老龄化也同时引发了严峻的产业结构矛盾，集中体现在与老龄人口消费需求相关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上，包括医疗保健、生活抚养、休闲娱乐等方面。由此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存在前景广阔的老龄市场，但另一方面却对老年市场多元化的需要供给不足，同时又需维系并加强老年市场的购买力。更为重要的是，我国人口老龄化还存在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等特征，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及养老方式的城乡差异交织在一起，使老龄化问题愈加复杂、艰巨。
上述分析指出的种种矛盾是化解老龄化危机不能回避、必须正视的问题。然而事情总有利弊的两面。因为在压力背后是开拓老龄市场和老龄产业的机遇，这必将对我国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确实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市场需要，但那仅仅是一种潜在的市场，要真正形成市场供求，就需要老年人具有持续且具有一定水平的购买力，从而推动老年市场供给的增加及老龄产业的发展成熟。
疗养服务贸易是指以国外人口、特别是老龄、高龄人口为主要服务对象，以医疗保健、旅游、休闲消费、养老托老等综合服务功能为主要内容，以创汇为主要目的的新型国际服务贸易。最早提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设想是在上世纪末。然而由于发展条件和认识条件所限，并未在实践中引起重视。近年来，经济的繁荣增长和老龄化趋势的进一步加剧使得从人口、市场、产业等多重角度的综合审视具备了较为充分的条件，因而该领域的发展也正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
疗养服务贸易潜在的国际市场
目前跨国医疗、旅游、养老的人数不断增加，全球“医疗旅游”人数已经上升到每年数百万以上。到2010年，国际“医疗旅游”行业的年营业额将上升到400亿美元。发达国家医疗保健费用高涨，为亚洲的医疗服务公司提供了赚钱的机会。如面对日本老龄市场巨大潜力，东南亚各国政府纷纷放远眼光，在住房、医疗、旅游等领域制定中长期计划。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已经修改了移民、税收和房地产购买的法规，以吸引富裕的外国退休者。虽然医疗旅游并非等同于疗养服务贸易，但它是疗养服务贸易的重要部分，由此可见开拓这一市场的巨大前景。
从产业属性来看，疗养服务贸易属于消费者服务贸易，其不仅包括对相关服务供给能力的规定，从而对国内产业、消费结构和水平以及发展趋势有所要求，同时又需要顺应、吸引、引导外部需求以形成市场。而它也不同于一般服务贸易，需涉及自然人较长时期的跨境移动以及多方面的综合服务内容，所以需要更多的法律保障和国家之间的合作。由此来看，发展疗养服务贸易需要从供给与需求及外部条件和环境进行综合审视，其自身较强的专业特征使得除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及服务的相对价格这样的决定需求强弱的因素外，消费者对服务的评价越加困难，所承担的风险逐渐加大，因而消费服务的寻找及经验特征减弱，信任特征加强，因此对相关服务质量和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我国发展疗养服务贸易的可行性分析
疗养服务贸易则从开放经济的视野下为解决我国老龄化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途径。我国在开拓疗养服务贸易新领域中较之开发“医疗旅游”的东南亚各国，除了共同的有利环境外，更有着自身厚实的优势和基础。主要表现在：
（一）疗养保健资源是疗养服务贸易的优势和前提
首先必须充分发挥我国丰富而独特的疗养保健资源的功效。这些资源涉及自然、技术以及社会人文各方面，其中以自然及技术资源为基础，以社会人文资源为依托，形成疗养资源层级、互补结构。具体而言，我国地域辽阔，自然疗养资源丰富，以这些资源为基础已经开发出众多旅游度假及疗养胜地，为发展疗养服务贸易奠定了基础。此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及民风民俗等对疗养及形成健康、和谐的疗养环境同样重要。
（二）国内外消费能力的不断提升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关键
从服务的提供地来看，本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对于开发疗养资源及形成配套设施和措施而言比较重要；从服务的消费群体来看，目前能够成为我国疗养服务贸易市场开拓对象的国家和地区基本属于发达国家和地区，其经济实力及消费能力不成问题，而关键在于如何吸引并为自然人流动创造条件。如同旅游市场划分等级一样，疗养客源市场依据地缘、经济实力、消费能力等标准同样可以确定需要开拓的不同等级的目标市场。显然依据我国旅游业及服务贸易合作的发展形势判断，疗养客源市场的开拓具有很大的地域空间。
（三）不断增长的老龄人口是疗养服务贸易的客源基础
老龄人口无疑是疗养服务的主要对象，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及家庭结构、养老托老方式的变化，为该市场的开发注入了更强的动力。统计显示，到2030年，西方7个主要工业化国家65岁以上人口将占全部人口的22%。因此，越来越多的富有的老年人选择在国外消费和养老。如西班牙，凭借自身的旅游资源优势，大力吸纳日本的“出口”老人，积极支持国内企业在本国的疗养度假地兴办日本老人村来接待和托管日本老人，为老人提供完善的医疗保健、生活和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服务，赚取了可观的外汇，还引进了日本现代科学管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我国开发疗养服务贸易具备相关条件，并有着自身独特的资源优势和价格竞争力，通过积极的应对措施，可以形成广泛而稳定的疗养服务客源市场。
（四）开放条件下的区域合作是外部成长动因
开放经济条件与封闭状态相比，在谋求经济发展的途径、动力等方面显然具备很多优势。疗养服务贸易的开展就是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双边及多边合作，它为解决各国及各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如人口老龄化提供了一个合作平台。基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劳务合作、对外旅游等方面合作的加强，在解决疗养服务贸易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上的难度会逐步降低，合作空间将进一步拓展。
结论
篇7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2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Trend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China
TONG Yufen1，LI Yumei1，2， LIU Chuanqi1
（1.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China； 2.School of Management，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observes trends in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ging usi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and predict the future using multiregional population forecasting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aging issue indicated an increasing trend in both areas. Specifically， migration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makes great contributions to boost aging in the local region. In terms of aging， the more active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faster the futur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grows. Correspondingly，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rural drops dramatically. And after 2022 the population of the elder in urban will more than it in rural. The greater scale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is， the less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and the dependency ratio in the urban region is， and the situation appears opposite in the rural. In future， the proportion of the elderly population in the rural area will always be higher than that in urban area， and the gap showed a narrow trend rather than expanding. Then we will face greater pension burden and economic pressures in urban， and the challenges of home care and longterm care will be serious in rural. Based on this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Keywords：urbanization； ruralurban migration； aging； trends
一、 前言
目前，中国城镇化正处于“S”型增长的中期快速发展阶段。201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52.6%，城镇人口每年以大约3‰～4‰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同期1‰的总人口年增长速度[1]。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变实现，即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镇转变所作贡献约占90.7%，而城镇人口自然增长在其中的作用只占9.3% [2]。同时，有大量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目前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转变主要以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为主。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也显示，在我国城镇地区的常住流动人口中，15～44岁人口约占流动人口总量的78.6%。预计随着未来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迁进入城镇的速度还会加快。这种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城乡人口结构及其城乡老龄化进程。基于这一认识，本文采用多区域人口预测模型，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背景下的城乡老龄化变动趋势进行多方案模拟。通过定量考察人口流迁对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数据基础，也通过对预测结果的讨论最后得出具有政策含义的结论。
目前关于城镇化进程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及其后果，虽然已经引起较大关注，但主要集中于乡―城人口迁移对农村、城镇或区域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的定性研究[3～5]，如乡―城迁移下的年龄特征和生育率变动对农村老龄化的影响[6]、农村就业人口老龄化问题[7]，以及从历史的角度描述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及特点[8]；或者是只针对全国、农村或某一特定城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的趋势预测等[9～12]，目前只有个别学者将中国与其他国家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城乡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13～14]，但结论差异较大。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在2005年曾对中国百年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进行预测，结果表明，到2053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将会达到峰值，约为4.3亿，此后开始缓慢减少，但到2100年时仍将有3.5亿以上的老年人口；2010年以后我国将进入人口老龄化迅速发展时期，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在2010～2032年间每两年就增长一个百分点，2050年时
将达到31%，2100年继续提高到34%[15]。而2006年《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百年预测报告》中显示，到2050年我国老年人口总量将超过4亿，老龄化水平推进到30%以上，2040年左右人口老龄化重心将转入城市，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的现象将会消失[16]。蔡茜采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年龄移算法对我国农村老龄化的趋势预测结果显示，我国农村老龄人口呈现线性递增，2050年其比重将达到36.51%[17]。
本文借助于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软件，对我国分城乡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进行了多方案模拟，重点考察了不同乡―城人口流迁水平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变动的特点，从而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及数据来源
1.采用方法、原理及软件
根据本文研究的目的，为满足多区域分要素预测，建立中国分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预测模型的需要，本文对相关数据做出如下假设：
①依据人口平衡方程，假设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由此得出计算期内城乡人口总量。
②采用基期年龄结构，结合生命表、分年龄生育水平和流迁模式的讨论，得到预测期内分城乡、分年龄人口以及人口出生和死亡状况的相应数据。
在上述基础上再按城乡分年龄、性别的人口流迁作为表征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参数，代入预测模型以获得相应的结论。
本文利用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制的国际人口预测通用软件“人口宏观管理与决策信息系统”（PADIS）进行预测。该软件引入了多区域人口情景模型预测，相较以往的人口软件提高了预测因素的多元化和模型精确度。
2.数据来源
目前，在还没有一套完全准确的数据可以被作为标准数据的现实情况下，相对于教育数据或户籍统计数据而言，人口普查数据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统计误差，但仍是学者们用于人口问题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数据。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历次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资料，以确保数据的权威性和精确性。本文以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数据，但考虑到“六普”数据存在低年龄组的漏报问题，参考崔红艳等的“六普”数据评估方法，根据历年出生人数回推，调增了1107万0～9岁人口，其中男性599.95万，女性507.05万[18]。按1岁组预测截至2050年的人口发展状况。由于预测期较长，将近40年之久，本文选取了2020年、2030 年和2040年三个节点年份对参数进行了调整。
三、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人口老龄化预测及主要发现
1.预测方案设置
（1）生育参数的设定。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18，远低于更替水平，学者一般认为这一水平偏低。根据以往研究经验，考虑目前国家对“单独”生育政策的放开，预计未来生育水平将会提高，我们选择两种生育水平作为重要模型参数。其中低方案假定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2030年以后提高到城镇1.8，农村2.1，并保持该水平到2050年。高方案假定总和生育率从当前的城镇1.4，农村1.86，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同时恢复到2.1，之后一直保持不变。同时假定生育模式从2010年到预测末年不发生变化，详见表1。
（2）死亡和预期寿命参数的设定。
死亡参数的设定，关键是要得到未来各年龄的死亡率或存活率。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编制简略生命表的结果，考虑到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城乡差异因素，本文主要参照联合国平均预期寿命经验步长的变化趋势确定城乡人口预期寿命的增加值。假定未来的死亡概率以2010年为基准，保持不变。对于未来男女两性的分年龄死亡模式，选择联合国模型生命表的一般模式。方案设计如表2所示。
（3）出生性别比的设定。
受生育政策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鉴于国家人口政策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出生性别比将逐渐恢复正常。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出生性别比为城镇116，农村119，到2030年城镇和农村出生性别比会逐渐下降并恢复至正常水平，即106，保持到2050年不变（见表3）。
（4）乡城人口流迁方案的设定。
本文的乡城流迁是指每年从农村转到城镇的净迁移人口，由于缺乏每年由农村向城镇转移人口的直接数据来源，我们根据公式“城镇期末人口数=期初人口数+（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净流迁数+因为行政区划调整增加的城镇人口数”，从而，“城乡净流迁人口=（期末人口-期初人口）-（本期出生数-本期死亡数）-行政区区划增加的城镇人口”，对过去10年的城乡净流迁人口进行一定的推算发现，2000～2010年间我国城乡流迁人口增加规模每年大约在1200万左右。根据发达国家城镇化发展经验，当城镇化率达到一定水平时，城镇化趋势将会趋缓。按照我国目前城镇化进程的速度，假设在2030年左右我国城镇化达到发达国家城镇化的经
验值，之后城镇化速度将会大幅度下降，这时城乡之间的流迁人口也会大大减缓。因此，设置高、中、低三种乡城人口流迁方案（如表4）。此外，城乡人口流迁模式采用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户口登记在县外的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据作为流迁模式数据，并假定保持不变。且本预测未考虑国际人口流迁，即假定全国总体上为封闭人口。
2.基本结论与发现
不同生育水平和流迁方案下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的预测结果如表5所示。
（1）不同流迁方案对应的城镇化水平。
根据上述设定的方案进行推算，可得不同流动迁移方案下对应的未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变动趋势（见表6）。在相同生育水平下，流迁规模的大小对我国城镇化水平影响非常显著。以低生育水平为例，2030年高流迁方案的城镇化水平高于低流迁方案6.4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扩大为12.7个百分点。以中流迁方案为例，2030年高生育水平的城镇化率高出低生育水平0.38个百分点，2050年这一差距变为0.96个百分点。
图1中流迁方案下城乡老年人口规模变化趋势
（2）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很快超过农村
且二者差距迅速加大。
数据模拟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未来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的总体变动趋势一致（见图1）。城乡对比发现，2010年农村老年人口规模约是城镇的1.3倍，但随着乡―城人口流迁的加快，我国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速快于农村，于2020年超过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且二者差距不断扩大，2030年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分别是农村的1.37倍、1.31倍和1.25倍，2040年进一步扩大到1.79倍、1.67倍和1.60倍，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将是农村的2.79倍、2.42倍和2.14倍。
图2中流迁方案下的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口比重
（3）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虽然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之间的差距将经历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
预测结果显示，不同生育水平对应的不同乡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始终高于城镇，但二者的差距呈先扩大再缩小的趋势。以低生育水平中方案为例（见图2），2010年农村仅高于城镇2.26个百分点，2036年这一差距达到最大值（约11个百分点）后开始逐渐缩小，2045年高于城镇约8个百分点，2050年比城镇高5.9个百分点，可见，按现有发展趋势城乡人口老龄化倒置的现象不会一直持续。
图3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
（4）提升乡城人口转移规模，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并会加大未来城镇老年人口的规模。
如图3所示，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呈倒“U”型变化，但将在2026年出现小幅回落，这也印证了1961年开始的自然灾害对农村人口的影响相比城镇更加明显。在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规模于2038年达到顶峰，为1.36亿，而中、低方案下推迟一年达到顶峰，分别为1.41亿和1.47亿。之后农村老年人口总量开始逐渐减少，2050年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对应的农村老年人口规模分别为1.06亿、1.17亿和1.27亿，老年人口规模高方案比低方案少2109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的扩大将会明显减少未来农村老年人口的规模。
预测结果显示，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呈线性增长，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42%、4.31%和4.21%，尤其是2030年之后乡城人口流迁规模对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影响越发显著。如图4所示，城镇老年人口规模由2010年的5225万分别增加到2040年的2.41亿、2.34亿、2.28亿，2050年继续增加至2.95亿、2.83亿、2.72亿。对比不同流迁方案下的老年人口规模发现，2030年高流迁方案比低流迁方案高619万，2040年差距增至1297万，而2050年这一差距高达2297万，说明乡―城人口流迁越快，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增长越快。
图4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规模
图5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变化
（5）提高乡城人口转移的规模，将增大未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但对城镇老龄化程度起到持续的减缓作用。
未来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长，呈现先升后降的发展趋势，且城乡人口流迁规模作用明显（见图5）。2010～2018年，流迁方案对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影响较小，三条曲线基本重合，2020年开始出现明显差异且差距慢慢拉大。高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以3.57%的速度持续增长，并持续保持高位不下降；与此不同，中、低方案分别于2043年和2041年达到峰值，分别为32.94%和29.91%。2050年三种方案对应的比重分别是40.50%、32.25%和28.56%，意味着三个农村人口中就至少有一位老年人。在高、中、低三种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人口比重由2010年的10.06%增到20%分别用了14年、16年和17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3.57%、2.97%和2.66%，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龄化速度越快。
未来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变化与老年人口规模趋势相似，受流迁规模影响，不同时期增速稍有不同，大体上经历慢―快―慢的过程（见图6）。研究发现，生育水平对城镇老龄化程度影响微弱，因此，以低生育水平为例，高、中流迁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比重比低流迁方案晚1年，均于2018年超过10%，之后从10%增加到15%则分别用了12年、11年和12年，从15%到超过20%所用的时间为8年、8年和7年，从20%发展为25%的时间依次为12年、10年和9年，对应的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2.98%、3.11%和3.20%，2050年城镇老年人口比重分别为25.09%、26.34%和27.33%。这说明，流迁规模越大，城镇老年人口比重越低，老龄化发展速度越慢，即乡城人口流迁对城镇老龄化程度有持续的减缓作用。
图6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城镇老年人口比重
（6）未来乡城人口流迁规模越大，对城镇老年抚养负担的缓解作用越明显，但城镇化发展速度加快将显著增加农村老年抚养负担。
预测结果显示，未来我国城镇老年抚养比将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见图7）。低生育方案下，2040年之前城镇老年抚养比增加较快，高、中、低流迁方案的平均增速分别为4.14%、4.31%和4.46%。2025年之后，城镇老年抚养比放缓，平均增速分别为2.08%、2.24%和2.31%，2050年分别为41.34%、44.08%和46.33%。流迁最快和最慢方案下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之差由2025年的0.86个百分点扩大到2050年的4.99个百分点，说明大规模的乡城流迁可以减轻城镇老年抚养负担。
未来农村老年抚养比变化特征与城镇有很大的区别，中、低流迁方案下呈先快速上升再缓慢下降之势（见图8），而高流迁方案则持续走高。2040年之前高、中、低流迁方案下农村老年抚养比以5.99%、5.16%和4.64%的速度快速上升，到2040年时分别为80.98%、63.94%和55.04%。2040年之后，中、低流迁方案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开始逐年下降；而高流迁方案作用下快速增长的农村老年抚养比却依然呈现上升的趋势，但速度有所放缓。到2050年老年抚养比分别为92.42%、62.5%和52.13%，高流迁比低流迁高40个百分点。充分表明流迁规模越大，农村老年抚养负担越高。
四、政策启示与政策建议
1.政策启示
图7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城镇老年抚养比趋势
图8低生育水平不同流迁方案下的
农村老年抚养比趋势
对前面的基本预测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首先，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将对未来城乡人口老龄化水平及老年人口规模产生显著影响。相对而言，对农村的影响更明显。
其次，在人口城镇化转移过程中，如果不改变目前的年轻人个人迁移为主而非家庭迁移的模式，将会导致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给农村养老带来压力和挑战。
最后，虽然城乡人口转移规模加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未来城镇老龄化水平，但却会加大未来我国城镇地区的老年人口规模，使其呈现一个加快上升的趋势。解决这些规模庞大的城镇老年人的生活、就业、医疗等问题的压力将主要集中于城镇。
2.相关的政策建议
由于城乡人口老龄化是一个影响深远而广泛的长期性历史渐进过程，尤其是解决人口老龄化面临的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稳步推进。因此，我们必须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来临之前制定应对策略，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不至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绊脚石。
首先，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老年社会保障体系，形成省、市、县、乡、村的五级社会保障网络，是解决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根本保障。从具体职能与分工来看，省级政府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城乡发展情况，负责决策并制定适合本地城镇与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使得市、县级部门执行政策和行使监督职能时有法可依。如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与转移接续问题。市级和县级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负责城镇和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的执行和监督职能，乡、村则是最基层的承担单位，负责农村养老机构的兴办等具体事宜。资金来源上采取公共投入与吸引民间投入相结合的方式兴办养老机构，在此基础上推动社区、家庭、个人养老的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公共养老投入要随老龄人口变动而发生变动，实行更加灵活的动态管理。考虑到未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发展趋势，现有的以县为单位的养老资金模式层次过低，将不能适应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因此建议提高养老运行层次，至少变县级统筹为省级统筹，逐渐转变为全国统筹。
其次，面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不同特征和变动趋势，应分清各自的主次矛盾，选择最适合的方案。基于城镇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执行情况，考虑到受未来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影响，未来城镇老年人口规模不断增长并超过农村的趋势成为必然，因此，社区养老社会化是城镇工作的重点，尽快做好社区老年照料服务体系的建设。国家要加强老年服务业的政策扶持和公共投入，加强疾病医护、生活服务、精神慰藉、文化体育、老年参与社会等硬件和软件的建设。硬件建设要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梯度发展。软件方面要完善服务体系，增加服务项目，抓好管理队伍、志愿者服务队伍，鼓励低龄老人为高龄老人或患病老人服务，以创造居家养老的新环境。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渠道着手：一是建立以政府主导的综合性社会福利机构，重点服务“三无”、“五保”、贫困、失能、智障等老人，发展社区日托和全托型养老服务机构；二是建立以NGO 为主的非营利养老机构，政府通过土地划拨、税费减免、贷款贴息等优惠，鼓励社会力量建立民办公助、公建民营、民办民营等不同性质的养老服务机构；三是建立以市场为主的产业化养老机构，满足老年人个性化需求。
再次，根据中国农村发展的实际，本文认为在社会养老保险初步建立时，农村仍应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一方面，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村有较强的经济承受力，是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的根本基石。长期以来，我国施行的经济政策都是以优先发展城镇和工业为主导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加之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农村经济发展一直落后于城镇，而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流迁到城镇，为城镇提供“养老金红利”。因此，城镇也应坚持“先发展带动后发展”的思想，鼓励城镇的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企业与农村结成帮扶小组，为农村提供资金、技术等的支持，采取“公司+农户”、“农业生产大户+农户”、“公司+村民小组+农户”等多种合作经济，促进农村发展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以提高农村家庭养老和抗风险能力。
篇8
关键词：人口红利 应对 老龄化
近年来，随着我国医疗条件不断改善，国民的年龄不断得到延长，老年人口迅速增长，我们已经不可避免的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面临着一个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来说处于利好态势的“人口红利”期，伴随着步入老龄化大量的社会问题不断出现，我们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越来越复杂。因此，如何在“人口红利”期这样一个战略机遇期内把握机会，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和方法有效应对老龄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做出一些前瞻性和科学性的措施来有效应对这些困难是目前我们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的总体情况：
目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老年人口规模巨大、老龄化发展迅速、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倒置显著、女性老年人口数量多于男性、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等六个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我们国家目前老龄化所要面临的主要的问题，同时也为我们解决我们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指导性的方向。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预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期将会在2013至2015年消失；摩根士丹利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延续到2020年左右；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侯东民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可以持续到2050年。无论是什么时候结束人口红利期，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总有一天我国的人口红利期会结束，到时我们的社会也必然将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经济的发展速度也将会势必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人口红利”期所面临的困难
1、“红利”在很多情况下和“债务”是相对应的。
对于“人口红利”来说，与之相对应的“人口负债”也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2013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在相当长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报告认为，从2010年至2020年劳动年龄人口将减少2900多万人；与此同时，人口抚养比相应上升。未来我们社会中将会出现越来越多的“4+2+1”家庭结构出现，对于第三代的一个孩子来说，将来要面临六个老人的抚养问题。这时候社会的人口结构，会由红利型转变为还债型，劳动力占人口的比例降低，而婴幼儿特别是老年人的比例大大上升，人口的抚养比将大大升高。这就要求对将来的人口负债期做好准备。
2、我国老龄人口基数庞大，养老负担较重
由于我国庞大的人口数量，导致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人口比重虽然相近，但是实际意义上的老龄人口数量却极为庞大，因此，我国将来所要面临的养老保障问题也将更加严峻，当社会上的老龄人口进一步增加，我们的养老负担加重，社会经济发展的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整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速度如果不能进一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跟不上社会的发展，那么届时我们将要面临的养老问题将会影响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我国高素质人才队伍不足，人民综合素质不高
虽然我国有着庞大的劳动力人口，并且“数量型”的“人口红利”短期期依然继续存在，但是由于我国的教育、医疗、卫生和科技等事业起步较晚，底子较薄，虽然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我家目前依然面临着高素质人才不足的状况，人民的综合素质不高的情况在短期内也很难实现跨越性的提高，我国专业性的人才极度缺乏，各类高科技人才仍然供不应求，这些潜在的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解决，当“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时，我们面临的人才压力也将会更大。
三、利用“人口红利”期应对老龄化的应对措施
1、中国应从“人口红利”转向“制度红利”
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制度创新曾经极大地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由于近二十年制度创新减缓，中国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人口红利”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既定的政策目标是冲突的。这种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面临多种因素的制约。即便在短期内继续拥有人口红利，如果制度质量较低或者交易费用较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获利也会低于传统国际国际贸易理论的预期，并且在某些条件下可能低于贸易前的福利水平。中国必须摆脱对人口红利的依赖，通过深化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获得“制度红利”，以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2、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专业护理人才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不断改善，人口平均年龄不断增加，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人口老龄化是我们面临的不可避免的趋势，因此，在“人口红利”期内抓住良好的发展条件，不断发展经济，积累更多的社会财富，将社会这个蛋糕不断做大，对于我们今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加快推进老年基础服务设施建设，培养一批专业的护理人才，也将不断提高对于老年人口的服务和保障水平，为我们的老龄化问题提供更多的物质和智力支持。
3、陆续放开计划生育政策
有数据显示，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我国已经累计少出生至少四亿人口，这对于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减轻资源和环境压力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我们的“人口红利”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计划生育政策的弊端也不断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我国可利用的劳动力人口数随着出生人口的降低二减少，长此以往，我们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出现劳动力不足的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我国的老龄化，加剧了我国未富先老的状况。因此，适当地逐步调整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放开对人口的限制，对于我国应对今后面临的老龄化问题，缓解可利用劳动力不足的状况都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4、适当提高退休年龄人口，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
随着社会整体平均年龄的不断提高，公民的身体素质和知识技能不断增强，通过调研和实践，结合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在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延长工作期，提高退休年龄，使公民在有限的生命中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对于增加和补充我国的劳动力数量，减轻养老压力，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提倡社会在就业中的男女平等，消除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充分发挥作为社会另一半重要智力和体力资源，重视对于女性能力的利用，将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5、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公民整体素质
教育是改变人命运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加快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方式和方法，必须充分认识到教育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不断加大教育在国家GDP中所占的比重，培养各方面的人才，重视个人不同的能力，充分发挥人创造财富的动力和能力。提高公民的整体素质，对于解决“人口红利”期内以及应对“人口红利”期后出现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调动和发挥公民的主观能动性，才能更加从容自信的应对各种社会问题。
总之，面对难得的“人口红利”机遇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到其对于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充分抓住和利用好这个机遇期，不断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快发展，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不动摇，借助各方面的智力和技术支持，科学应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必然能够有效利用各方资源，实现我们整个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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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标准，当60岁以上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或以上时，就意味着该国步入“老龄化社会”，而60岁以上的人口超过14%为“老龄社会”。据此，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观察发现，我国人口老龄化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老年人口规模庞大。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78亿，占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接近1.2亿，占总人口的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总数达6亿，其中中国占近30%；2010年发展中国家65岁以上的人口平均比重是5%，中国高出该数值的3.87个百分点。
2.人口老龄化速度明显加快。据国家人口计生委估计，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从“十一五”期间每年净增480万提高到“十二五”期间的每年增长800万，到2015年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2亿。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年均增长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将达28%左右。另外，从进入老龄化到峰值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要用9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只需要不到40年的时间。
3.老龄化超前于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先富后老的方向性特征完全不同，中国老龄化社会则表现出了未富先老的基本生态。观察发现，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均在5000到10000美元，而我国在1999年进入老龄化的时候，人均GDP只有806美元，即使是快要进入“老年社会”的今天，我国人均GDP也只有4000美元。
4.老龄化的地域次序化。其中最早进入人口老年化的地区是上海市，该市早在 1979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已经超过 7.2%，60岁及以上人口数占总人口的 10.07%，双双达到了联合国界定的老龄标准，比全国的平均时间整整早了20年；而作为老龄化时间分布的另一极，宁夏要到2012年才正式进入老龄化。另外，与城市相比，目前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出城市的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
5.特殊老人群体涌现。特殊老人群体是指高龄老人、失能老人以及留守老人组成的一个群体。统计资料显示，截至2010年底，中国1.78亿老年人中，80周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1899万，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的老人3300万。由于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甚至达到70%，城乡留守老人数量不断增加，其中农村留守老人目前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问题严重性在于，未来特殊老人群体还将继续膨胀。据全国老龄办预测，到2015年，我国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11.1%，年均净增高龄老人100万，增速超过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65岁以上空巢老年人口将超过5100万，约占老年人口的近1／4。
二、人口控制政策的负面效应分析
1.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直接导致了生育率的迅猛下沉，进而加剧了老年人口的绝对占比。国际上将2.1的生育率称为“更替水平生育率”，即从长期来看可以维持人口新老更替的生育率水平，将1.5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很低生育率”，将1.3或以下的生育率称为“极低生育率”。中国的生育率在1970年是5.5，1980年为2.29，而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报告，自从1991年以来，我国的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8左右的水平，但是，据专家学者的计算，即使考虑进“偷生”因素，中国的生育率只有1.5至1.6。特别是上海市的人口生育率只有0.9左右，已经连续多年处于国际公认的极低水平线以下。
目前我国人均寿命为73岁，相对于20年前提高了5岁；同时，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从0-14岁少年人口占比来看，2010年我国为16.6%，相比2000年的22.89%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2000年比1990年仅下降了4.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过去10年少年人口占比在加速减少。低生育率和寿命延长双重力量演绎的结果是中国老龄化的步伐一路提速。
2.由独生子女政策推动而成的男女性比失衡成为了加剧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强大力量。众所周知，偏爱男孩是中国传统的生育观，而这种生育观在“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驱动之下得到进一步强化，并在现代医学技术的助力中得以实现，但由此造成的中国男女性别失衡的矛盾却格外突出。按照国际标准，0-4岁男婴与女婴的正常比例是1.03～1.05∶1，我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2000年达到1.18∶1，2010年升至1.2：1。据此,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指出,从2010年起，中国20多岁的育龄妇女的数量开始递减,到2020年底前中国可能会有多达2400万的年轻单身男性，这些人没可能结婚，也不会有自己的子女。显然,男女性别比的严重失衡已经并且还将继续拉低中国的生育率,相应老龄化程度将日趋加深。
3.管理层对人口结构趋势的误判进一步提升了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在人口结构趋势上，决策层的误判明显表现为高估人口生育率和低估老龄化率。按照“十一五”人口规划，2010年人口总规模应为13.6亿，这一结果是依据1.8的生育率在2005年总人口的基础上推算出来的。但是，到2010年底我国实际人口只有13.4亿人，比“十一五”人口规划数少了2000万。显然，按照最新人口普查结果，中国目前的生育率只有1.5甚至更低。同样，按照官方1.8的生育率预测，201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应为12.42%，65岁及以上人口应为8.18%，但实际结果却分别高于预估值的0.84个百分点和7. 1个百分点。对于人口结构的误判使得计划生育政策未能进行及时地调整，尤其是在生育率得不到改善的前提下，人口老龄化没能得到有效的缓冲，整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愈发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与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据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目前我国养老金缺口大约1.3万亿元人民币，而据世界银行的估算，从2001―2075年，中国养老金缺口可能达到9.15万亿元人民币。
1.养老金缴存与支取的失衡是导致养老金缺口的直接原因。一般而言，养老金是以职工在职期间养老保险缴费年限和缴费基数为依据，同时综合考虑即期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后计发的。按照目前男性60岁退休和女性55岁退休的政策以及他们分别大致可活到72岁和74岁而论，男女在退休后的生存年限分别是12年和19年。粗略估算，目前正在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大军在其退休后存活的岁月中所领取的全部养老金，大约是其退休前所缴全部养老金的10-13倍，资金缺口由此产生。
2.历史欠账是撑大养老金缺口的重要因素。在社保制度推出之前，企业职工创造的大部分财富并未以基金形式积累，而是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投资与生产过程，正是因为当年拿走了他们的“必要扣除”，而且这些被“扣除”的部分也没有办法返还，因此这一时期的员工退休后就不再单独缴纳养老金，而其所领取的养老金则由后来参保的新人所缴资金来补充。由此就产生了中国特有的养老金“现收现付”模式，也产生了现有企业员工养老金账户“空转”的别致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将这种现象讥讽为“最大的庞氏骗局”。
3.人口赡养比的萎缩是捅大养老金缺口的根本力量。我国目前“现收现付”的养老金模式有效运转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基础之上的：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大大超过退休人员，缴纳的社保收入超过需要支付的养老金。因此，“人口赡养比”，即劳动年龄人口需要赡养的老年人数量的比率就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养老金支付力量强弱的关键因子。资料显示，目前我国人口赡养比稳定在3：1，即三个劳动者抚养一个老年人，因此可以勉强维持现有老年人养老金的正常支取。但是，随着老龄化的逐步提高和退休职工的迅速增加，在生育率日渐下降的前提下，赡养比将出现降低甚至恶化趋势。据专家预测，到2038年，中国只有2个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负赡养率”的状况，即一个以下的劳动人口赡养1个60岁以上的老人。果真如此，“现收现付”养老金模式必定难以为继，而且目前1.3万亿元的养老金缺口只是一个开始，未来这个缺口还会迅速放大。
四、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影响
1.人口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即将丧失。必须承认，正是过去30年中每年高达为1000万的劳动力供给量所产生的“人口红利”使中国创造了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因此，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数据是，在所有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要素中，劳动力的贡献率达到了26.8%。然而，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和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中国正在由劳动力过剩向劳动力短缺时代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最新出版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中预测，到2015年中国会出现劳动人口供需的“刘易斯拐点”，每年会减少劳动力近800万，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研究报告则明确指出，中国“人口红利”10年后将进入“关窗期”。
一定意义上而言，“人口红利”的消失就是中国比较优势的丧失。一方面，由于抚养比的降低和劳动人口的减少，劳动力成本将迅速上升，特别是在生育率下降所引起的后续劳动供给断层的情况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常步伐因此可能会被打断。另一方面，在“先老”意味着劳动密集比较优势消失的同时，“未富”的存在使中国不可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形成足够显著的比较优势，这样中国经济未来可能会陷入一个比较尴尬的境地――比较优势真空。据此，世界银行预测中国经济在2016-2020年的潜在增长率只有7%。
2.老年人口的增加将引起财政资源的分流从而对经济增长形成资本约束。虽然与美国的老人福利要消耗掉该国GDP的9.4%以及德国的退休金占去了GDP的10.3%相比，中国的养老金支出目前只占GDP的4%左右，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政府用于老人福利的开支将呈倍数递增，而且递增的速度势必超过发达国家。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经济增长一直依赖于投资拉动尤其是政府投资拉动，在国家未来不得不将更多的财政资源用于老年人口的福利投资之上时，其形成的“挤出效应”必然拖曳经济增长步伐。
3.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家庭养老成本的增升，从而在微观层面上影响着每一个家庭和个人的幸福与权利。经过两代独生子女政策之后，目前中国的家庭结构呈现出“四二一”的漏斗型状态，即四个老人，中间是一对小夫妻(第一代独生子女)，下面是一个小太阳(第二代独生子女)；而再过十五至二十年，当小太阳结婚成家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将面对12个老人。如此之大的养老压力附加于身，不仅仅是家庭经济与财力负担，还有为赡养老人而不得不透支的时间与精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势必遭遇无情的压抑与稀释。
五、应对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基本对策
1.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和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目前中国的劳动力有将近1/2在种地，另外1/5是矿工、建筑工人、交通运输工以及各种工厂的职工。显然，我们不能指望一个65岁的人继续担当建筑与搬运工人，但他们可以在商业销售、计算机、教育、设计和医疗等经验型、知识密集型行业充分发挥作用。因此，为了适应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我们必须调整产业结构，放弃低端的依靠年轻劳动力为主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并逐步转向技术密集型产业。其实，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人口结构的变化的有效匹配还具有另一层面的意义，即高端的产业层次能够提高未来劳动生产率，使得新生的劳动人口能够在生产过程中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增强家庭乃至整个社会的赡养能力。
2.构建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针对在我国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现实，我国有必要推进社会化养建保障模式，这一模式主要是推进以居家养老服务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基本要求包括全面开展居家养老服务，整合社会资源，在社区层面普遍建立居家养老服务的机构和场所，组建专业化、职业化与志愿服务相结合的居家养老服务队伍，为居家的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家政服务、康复护理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服务。
3.充盈养老统筹账户和改革养老金的投资管理体制。充盈养老金账户的途径很多，包括财政补贴、国有股或土地红利的划转、将农民和行政事业单位人员扩展为新的投保人等，在此基础上，为了防止养老金被挪用和提高养老金的投资收益，我国可以借鉴智利的养老金管理投资模式。与中国目前的一样，20世纪70年代末智利“部分积累”模式的养老保险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于是智利政府在1980年底宣布执行新的养老金制度，其内容包括：每个参保人建立一个独立的养老保险基金账户，账户中的资金交由私营的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进行投资运作，参保人可以从众多的基金管理公司中随意选择。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公司收取一定的管理费，只有当养老金管理公司经营不善宣布破产时，政府才最终出面弥补资金缺口。智利自养老金私营化改革以来，其养老金不仅摆脱了亏空，而且还为基金管理公司带来了丰厚的投资回报；这些私人基金管理公司不仅帮政府甩掉了养老金的财政压力，转过头来还降低了个人的缴费率，提高了个人养老保险回报。
4.适时变革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时至今日，已经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应当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放松。目前可以考虑允许一对夫妇生育2个孩子并严格控制生育3个孩子的生育管理取向。当然官方可能担心放开“二胎”政策将会造成生育的失控，其实未必如此。我国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一些农村地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实行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覆盖人口840万，但多年来生育水平保持在2.0以下，并没有出现因政策放宽而引发的出生反弹。显然，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不仅有利于防止人口的过度老龄化，同时有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5.适度延长职工退休时间。除了目前退休人群的增加导致养老金难以承受巨大的支付压力外，我国目前的退休制度是在上世纪50年代用日本的生命表计算的，即每个人退休后大约可存活10年左右，然而，目前较为普遍的现象是职工退休后可以存活20年甚至30年。正是如此，有必要改革现行的退休制度，推迟法定退休年龄。至少目前可以考虑推行富有弹性的退休政策，如根据与年龄的关联度对不同的工作岗位设置有区别的退休年龄，符合一定条件的劳动者可申请提前退休，但达到退休年龄的劳动者愿意继续发挥余热且身体条件允许的可以推迟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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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我国流动人口已达约2.6亿。人口流动在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的同时，也在冲击着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并引发了诸多的社会问题，这无疑给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本期策划我们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解读，探讨了人口流动的现状及其未来趋势、人口流动中的阶层分化问题、流动人口福利保障、人口流动对流动主体（农民工）及主要流出区域（乡村）的影响等，并从国际经验中寻求借鉴，以期对促进我国人口合理有序流动，创新社会管理有所助益。
和平时期人口流动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和人口的地区差距。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更好的地区，人口老化的地区需要吸引外来年轻劳动力以维持经济增长的活力。近年来，人口流动已成为全球经济和发展议题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的人口流动也不例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推动了劳动力的流动，主要是从农村向城市、从欠发达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的流动。政策和制度变革放开了对农民到城镇务工的限制，降低了流动风险；经济转型和工业化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飞速发展，产生了巨大和持久的劳动力需求；农业现代化提高了农业生产率，降低了农业劳动强度、减少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在20世纪90年代最先完成人口转变，长期的低生育率导致新生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又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诸多因素共同推动了人口的流动。人口流动在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改变着中国的人口分布以及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
人口流动的规模与流向
中国流动人口的规模在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中持续增长，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从1982年的657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2.2亿人（图1），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占全国总人口的17%左右。上海、广州和北京等城市的当地常住居民中，约40%是流动人口。大部分流动人口是从农村流动到城市的年轻劳动力，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约有1.5亿人来自农村，省内流动人口中有54%来自农村，跨省流动人口中则有近82%来自农村。迄今为止流动人口规模仍继续增长，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约为2.3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669万人。
图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1982～2010年
（资料来源：根据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估算）
中国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一直是从中西部向东部和东南沿海一带流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珠三角地区吸引了全国大量劳动力流入。广东省的流入人口规模至今仍在全国居首位，东莞、深圳、中山等城市的流入人口数量已占常住人口的一半以上。不过，劳动力的流动方向对经济变化高度敏感，随着各地经济发展进程和经济形势变化，人口流动的地域特征也发生了局部性变化。90年代以后，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逐渐增强，与珠三角和京津冀共同成为流入人口集中的三大都市圈。21世纪以来，长三角地区流入人口增长速度超过珠三角地区，其中以浙江流入人口增长幅度最大。2010年的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流入人口更为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不过，尽管广东仍是人口流入最多的省，但对流入人口的吸引力已明显弱化。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流入人口规模增长最快的几个城市是上海、北京、天津和苏州，显示出这些地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人口流入重心已经从珠三角北移到长三角地区。天津和福建对流入劳动力吸引力显著增强，显然与近年来滨海新区和闽台经济区的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因素是吸引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因素，城镇收入水平高和人均GDP高的地区，更可能成为流入劳动力集中的地区，如2012年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的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内蒙古和浙江，除内蒙古以区内人口流动为主外，其他几个地区都是跨省劳动力流入的主要地区，2005～2010年的省外流入人口几乎占全国跨省流入人口的45%（另一个主要流入省广东占25%），上海、北京、浙江的人口迁入率高居全国前三位。经济因素也是推动人口流出的主要因素之一，2005～2010年人口迁出率最高的前三个省依次是人均GDP较低的安徽、江西、贵州，其他几个主要的人口流出地还有河南、湖北、湖南、广西、四川、重庆。总的来说，人口流出地区几乎遍布全国、相对分散，而人口流入地区则相对集中在东部主要经济中心城市。
人口因素是吸引和推动劳动力流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有研究发现，迁出地人口规模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推动流出）仅次于迁入地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流入）。除了东部农村地区也有人口流出之外，上文列出的主要人口流出省份都是人口较为密集、农村人口比重较高的人口大省，而且这些地区的生育转变较晚、农村生育水平相对较高，因而能够持续输送大量的年轻劳动力。东部沿海地区和主要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完成人口转变的地区，也是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地区，长三角一些地区的人口早在90年代就开始负增长，这些地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无疑对外来年轻劳动力有巨大需求，而且需要持续引入外来劳动力维持经济发展。
流动人口的构成及变化
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高度集中在15～30岁这个年龄段。与国际上较为常见的流动人口年龄模式不同的是，中国流动人口大部分不带子女，因而15岁以下少年儿童占比极低，进而形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在过去30年间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流动人口的年龄性别构成也在发生变化，这个群体已不再完全是90年代以前的“打工妹”、“打工仔”，已婚流动者比例不断上升，更多的流动者不再是单身一人在城市打拼，而是与配偶子女同在流入地居住。妇女比例在流动人口中占了将近一半。沿海城市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丰富的就业机会，面向流动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和相关政策日益改善，越来越多的打工者停止了钟摆式的流动，在城市中长期居留不再回到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从1982年的23岁上升到2010年的29岁（即流动人口中有一半人在29岁以上）。2010年流动人口中离开户籍地6年以上的占24%，上海和北京的相应比例更高达32%和30%。2000～2010年间，35岁及以上流动人口的增长率远高于较低年龄组。因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完全归功于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年轻人。那些早年离家外出的打工者已成为较为稳定的城市居民，他们的子女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但是这两代人仍被标记为“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尽管很多年轻人生长在城市、从未务农。
流动人口构成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受教育水平的快速提高。2010年的省内流动人口中男性和女性分别有44%和40%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跨省流动人口中的相应比例也分别高达30%和27%，小学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比例显著下降。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归因于近年来全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普遍提高了青年人口总体的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地区通过提供更好的就业和发展机会成功吸引了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与之相应的变化是，流动人口中从事专业技术人员比例有所上升，从事农业比例大幅度下降。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将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和居留的变化趋势。
人口流动对人口结构和规模的影响
大量农村年轻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城市，无疑会改变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格局。它对社会经济和人口的影响有些在短期内明显可见，有些则是长期的。
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无疑是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中国大部分城市人口的生育率长期保持在低于1.5甚至接近1的极低水平，80年代以前积累的人口增长惯性消失殆尽，人口自然增长的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中国城镇居民规模自2011年起超过农村居民，乡城流动无疑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现象也可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看到，例如泰国的乡城迁移对城市人口增长的贡献为80%，印度尼西亚为68%。
由于中国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出地均为人口大省，流出人口对本地人口规模的影响远不及对流入地的影响，尤其对于人口流入相对集中的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这种影响尤为显著。北京市在努力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同时，力图控制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结果则是人口规模目标的不断突破。
不过，如果进一步考察流入人口对流入地人口结构的影响，则不难看出年轻劳动力的输入正是这些城市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以上海2010年人口形势为例（图2），20～39岁年龄组外来人口数量远远超过户籍人口。外来人口所带来的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是年龄优势。正是由于外来劳动力大量补充了本地户籍人口在年轻部分的数量萎缩，才能有效维持上海经济发展的活力。从图2还可看到，上海目前居民中20岁以下人口数量远远不足以替换即将退出劳动年龄的人口，按照上海目前经济发展势头，未来还需要源源不断地引进外来年轻劳动力加以补充。上海的情况对其他很多东部城市都具有代表意义，由于长期稳定的极低生育率，大部分城市人口已经先于全国进入老龄化阶段，户籍劳动年龄人口也在老化，如果不引进外来劳动力，很难满足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看来，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最根本办法，可能是调整经济规划和发展方式、降低对年轻劳动力的需求。
图2 分性别年龄户籍的上海常住人口规模，2010年（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主要受人口流动的影响，中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地区，呈现城乡倒置的特征。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村的年轻人迁往城镇地区，使得城镇地区的人口老化水平下降，农村地区的老化水平上升。从1982年起，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5.0%，略高于城镇地区的4.5%。到2000年城乡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7.4%，高于城镇地区的6.3%。截至2010年，农村地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已高出城镇地区2.3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地区差距也反映了人口流动的影响，2000～2010年老龄化速度最快的省份是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增长率为64.6%），其后依次是黑龙江、贵州、四川、重庆、青海、湖北、陕西、吉林、宁夏、内蒙古。老龄化程度增长最慢的是北京和天津，而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则在此10年间下降了12.3%，显然与这些地区的大量流入年轻劳动力有关。
依据流动人口对于不同地区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可将全国划分为三类地区：A、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得到缓解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2个，其中缓解效果最为显著的地区依次为上海、北京、天津、浙江和广东等主要人口流入地；B、受人口流动影响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省（市、自治区）共有16个，其中安徽、江西、四川、重庆和湖南等人口流出大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受劳动力流出的影响尤为明显；C、流动人口对本省人口老龄化影响不大，包括内蒙古、吉林、云南等以省内人口流动为主的地区。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得到缓解的地区都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人口老龄化因青年人流出而更为严重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老年保障方面的条件也相对较差，这些地区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后果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应受到高度重视。
人口流动未来发展趋势
回顾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和近20年的人口迁移流动，预计中国人口流动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并且不会在短期内缩小规模。超大城市人口规模将继续增长，沿海的经济中心地区人口将更为密集，而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将由于青年人的持续流出导致人口老龄化加速。不过随着流动人口构成的变化，可能在流动特征方面会与以往有所不同。
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城市人口比例增长往往呈“S”型，根据城镇化水平和进程可以划分为起步期、加速期、趋缓期和平稳期。已基本完成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最终的城镇化水平超过70%，甚至90%。世界上人口密度高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超过60%，且人口超过5千万的国家有德国、菲律宾、韩国、日本、意大利和英国等。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城镇化进程历经上百年，美国高速城市化发展阶段持续时间长达60年。而另一些国家的城市化过程则相当迅速，如日本和韩国仅用20年就走完了城市化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率刚超过50%，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且还会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流向城市的劳动力是人口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定居或就地成为城市居民。
尽管在国家的规划和政策带动下，近几年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并不能改变多年形成的区域梯度格局，东部沿海地区的优势地位并未改变，对年轻劳动力的吸引力依然远超中西部。而8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也与上一代有所不同，他们更多人是为了见世面、学技术或离开农村到城市工作，更关注的是发展前途和提高技能，而非主要为了挣钱养家。尽管很多地区近几年连续增加农民工的工资，但工资收入并不是这些青年流动者考虑的唯一因素。除了更多就业机会和发展空间外，城市中的公共政策、医疗卫生服务、生活质量和社会文化环境等，都是吸引青年人的重要条件；为了孩子的教育留在城市，也成为相当多年轻流动父母选择在城市中居留的原因。而东部沿海地区在这些方面无疑具有相对优势。欧洲的跨境移民研究发现，高素质的流动者往往在选择迁入地时有更多考虑和更高标准，社会环境较差的地区在吸引高素质流动者时缺乏竞争力。在本地人口老化的趋势下，利用各种政策和条件吸引年轻高素质的流动者已成为欧洲各国之间的较量。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对于高素质流动者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人口变化也会影响未来人口流动走向。在独生子女比例较高、较为集中的地区，年轻人可能会首先选择距离较近的城市就业，或在父母需要时迁回到离家较近的城市，因而减少跨省流动、增加省内流动。有些地区如4个直辖市和辽宁、黑龙江、吉林、江苏，2005年30岁以下人口中独生子女占同龄人比例都超过40%；四川、浙江、内蒙古、山东和湖北的相应比例则在30～40%之间。事实上，2005～2010年间河南已超越四川成为人口流出第一大省，四川的人口变化应当是影响因素之一。
从对流动人口的需求角度看，东部沿海地区虽然已经人口众多，但仍需要大量年轻劳动力，其主要原因是这些地区的人口结构已经老化，而且随着共和国的同龄人步入老年，老化速度还会更快。对于一个人口而言，年龄结构的调整只有两种方法：加法和减法，即通过出生和迁入增加年轻人，通过死亡和迁出减少年龄较大的人。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长期走低、没有明显提升，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保障的完善，老年人健康状况日益改善、寿命延长、死亡率进一步下降。因此，当地无法有效补充年轻人，老年人的迁出也基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引入年轻劳动力虽然增加了人口数量，但却是调节人口年龄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的唯一方法。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然需要与年龄结构相适应的劳动力，在年轻劳动力需求和人口规模控制之间寻求平衡，也是欧洲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共同面临的难题。例如新加坡在2013年1月的人口白皮书中，针对2025年人口开始萎缩的前景，提出鼓励结婚生育、欢迎移民的应对策略，计划每年引进1.5～2.5万年轻移民。对于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来说，这显然将会增加居民数量、提高人口密度。虽然政府在白皮书别提出要注意结构和数量的平衡，会谨慎控制移民数量，但还是遭到一些新加坡公民的反对。看来，对“调整人口结构就需要做加法、如果不能多生孩子就只能多迁入年轻人”这个道理，不仅决策者需要有所认识，也需要得到社会共识。
讨论
在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审视最近20年的人口流动形势，虽然人口流动特征和流动人口构成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人口流动的区域模式和总体特征并未发生根本改变，预计未来也不会有显著变化。其根本原因是，人口流动主要由经济和人口因素所决定，也受到地形和气候等条件的影响，这些因素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或相对的稳定性，如沿海城市经济中心的地位和城市人口老龄化的加速都是可以预见并基本不可能改变的。即使有各地政府不同政策的努力，无论是控制、推动还是引导，人口流动的大格局将不会发生突变。国际经验表明，仅靠政府“一厢情愿”式的数量调控和对准入门槛的设置，都不能阻拦劳动力的流入；而当劳动市场受到经济形势下滑或金融危机冲击时，这些外来劳动力会很快退出（如2008年以后的西班牙）。中国一些地区的“小城镇化”经历也说明没有就业机会的城镇是无法吸引年轻人的。因此，作为政府应当放弃违反市场经济规律和无视人口规律的调控政策，顺应大势积极采取应对措施。
大城市人口过分集中，可能会带来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为缓解这些矛盾，在政策引导人口合理布局，确保区域人口、环境、经济的协调发展方面，发达地区还有进一步作为的空间。流动人口分布的集中是产业布局、资源集中导致的，要使流动人口的布局更加合理均衡，就必须依据生态、环境状况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区域的发展走入良性循环。目前，我国已形成的三大都市圈（长江三角洲都市圈、珠江三角洲都市圈、京津冀都市圈）吸收的流动人口占到全国流动人口的40%以上，如能继续加强大都市的经济辐射能力，扩大辐射范围，带领周边一批中小城市的发展，既可缓解流动人口过于集中的状况，也可促进人口、环境、经济之间的良性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