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范文

导语：如何才能写好一篇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资料和文献，欢迎阅读由公务员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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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党员干部;法治思维;依法办事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5）-09-0028-02

努力提高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是摆在每一位党员干部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政治任务。

一、全面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重大意义

（一）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而深刻的革命。革命蓝图的实现，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而关键还在于党员干部的态度、决心和行动，在于党员干部带头践行法治的过程。各级党员干部作为执掌国家权力和治国理政的重要主体，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中担负重要责任，是党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中坚力量。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如何，直接决定着党依法执政理念的落实、影响各级党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成败。因此，只有党员干部牢固树立法治理念，具有坚守法治的定力，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以上率下，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才能建立起法治国家。

（二）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需要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而当前我们在法治建设方面还存在的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比如，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这些问题，违背了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了人民群众利益，妨碍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而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靠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和全社会对法治的信仰，更重要是依靠有法治思维素养和依法办事能力的党员干部。作为执政党，党员干部应当是法治精神的践行者、捍卫者。唯有他们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努力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规范发展行为、促进矛盾化解、保障社会和谐，唯有他们事先正己，用行动作出表率，才能将依法治国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具体行为中去。

（三）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是党员干部自身的需要

当前，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法治观念和法治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相对于经济、金融等领域来说，法律知识的贮藏明显不足，运用法律武器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还不能得心应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法治观念淡薄，法律规则意识不足，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不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这些问题说明，有些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能力与依法治国的需求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只有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履行职责行政权力所需要的法治理论和法律知识，自觉的提高法治意识，提升依法办事的能力，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更好的发挥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

二、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法律知识欠缺。尽管法律知识是党员干部政治理论学习的重点，但是有一些地方和部门将法律知识学习流于形式，以致于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一些基层的党员干部对法律知识学习的不够系统、全面，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理解不够准确、深入，直接影响到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提高。

二是法治思维淡薄。由于一些党员干部的法律知识不足，法律意识不强，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观念还没有很好的树立起来，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等现象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依法行政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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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国内理论对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侧重于论证解除有无溯及力。但实际上，意大利等传统坚持溯及力原则的国家也正出现渐渐淡化溯及力概念本义的趋势。主导解除法律效果的根本不在于溯及力概念本身，而是通过明确具体的返还制度，保护合同双方的利益平衡。

一、理论现状

关于合同解除法律效果，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对该法条的具体适用，我国理论界主要围绕着解除有无溯及力进行讨论，并形成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直接效果说” 认为合同因解除而溯及地归于消灭，尚未履行的债务免于履行，已经履行的部分发生返还请求权{1}；“折衷说”则否认解除具有溯及力，并由此认为解除的法律效果为对于尚未履行的债务自解除时归于消灭，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并不消灭，而是发生新的返还债务{2}。联系到对前述法条的具体适用上，引出的争议焦点问题为返还请求权的性质[1]以及“其他补救措施”的内涵等[2]。两种学说尽管对法条的理解方式不同，但似乎都认可解除后的结算和清算条款的继续存在，解除后双方返还请求权之间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适用，以及解除后守约方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不受解除影响{3}。这一学说争议，似乎也是对国际层面的现代合同立法，尤其是德国新债法改革中解除制度相关内容的变更的一种本国回应[3]。

如果说，通过上述争论，人们对解除法律效果、尤其是溯及力概念有了原则层面的更深层次认识的话，同样也不可否认，正因为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的过于原则，学者们的“解答”并不能完全消除理论和实务界对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种种“疑问”[4]。而这显然也不是对有无溯及力作出简单回答就可以解决的了。

比较法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法律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历史沿革的产物。其沿革，也常常是内在事理逻辑的反映。脱离了特定法律体系环境的理论演绎，即使能够“自圆其说”，但最终也将丧失生命力。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只关注解除制度发展的历史“终点”，作出所谓有无溯及力的理论判断和“创新”，多少就有些苍白无力之嫌。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支持溯及力说的传统国家意大利法的相关学习，了解其本国法中解除溯及力概念的历史沿革、具体适用，以及当前理论实践对他国和国际上无溯及力立法的回应，无疑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

二、意大利法中合同解除及其法律效果规定的体系安排

在对意大利法上合同解除效果相关问题进行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对其合同解除制度的历史演变作一简要介绍。

众所周知，古罗马法上对解除制度并没有原则性的规定。这不仅仅因为罗马法上存在着“合同是法锁”的原则，还由于当时的交易方式的简单（主要是物的即时交易）以及对债权人（特别是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的其他救济方式的存在，尤其是“所有权在交付价金后才转移给买受人”的原则的存在，大大消化了对合同解除的救济方式的需要{4}。

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第1165条在某种程度上照搬了法国民法典第1184条的内容，并规定：“双务合同中，一方在其债务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始终存在解除合同的条件。”但直到1942年新的意大利民法典问世，解除才作为一项基本制度被确立下来。

现行意大利民法典第1372条第1款规定，“合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法律的效力，除非合意解除或者存在法定的原因外，不能解除”。立法者就此在民法典的第四编第二卷第五章中，继“合同无效”、“可撤销”、“可废除”之后，规定了对价给付合同法律关系解除的三种方式：不履行解除（第1453-1462条）、事后不能的解除（第1463-1466条）和过重负担解除（第1467-1469条）。此三种解除的共同点正是第1458条对解除的效力的规定：“合同因不履行而解除在当事人之间具有溯及力，但持续履行或定期履行合同除外，对该类合同的解除效力不扩展到已经完成的给付。即使有明示约定，解除也不得损害第三人取得的权利，但对申请解除进行的登记的效力除外。”

通说认为，从对解除的规定局限于对价给付合同这一点上可以看出，解除制度的法律基础在于维持合同之债的功能牵连性（Sinallagma Funzionale) ，以确保合同当事人之间在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平衡关系{5}。

三、如何理解意大利法第1458条中“溯及力”的概念

解除“溯及力”概念的产生，与人们对违约解除的认识是分不开的。正如前面指出，法国民法典以及随后制定的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中，立法者接受了违约可以作为双务合同的默示解除条件的理念。在此基础上，一旦符合解除条件，合同溯及既往地消灭也就不难理解了。尽管如此，意大利法上对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的质疑从来没有中断过。而随着人们对“违约解除”和“附解除条件”这两个概念之间的本质区别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这种质疑得以进一步升华。到了1942年意大利民法典制定时期，部分权威学者直接提出解除不应具有溯及力。因为不然的话，很难理解对（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以及对第三人的既得权利的保护{6}。

意大利现行民法典显然放弃了“附默示解除条件说”。立法者认为，合同解除不再需要假借于对合同当事人（默示）意思的解释；在合同利益无法实现或极可能无法实现的情况下，法律应当直接对当事人从合同中脱离出来的利益进行保护。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为何规定解除在当事人之间仍然具有溯及力呢？

1．第1458条（以下如无特别说明，均指意大利民法典中的条文）规定的“溯及力”具有物权效力还是债权效力？

根据第1458条规定，解除不得损害第三人取得的权利。学者普遍认为，这一规定是对解除对第三人的效力问题起到了定纷止争的作用，说明了解除不具有“绝对的溯及力”，而只是具有“相对的（也即当事人之间的）溯及力”{7}。但在当事人之间，溯及力的概念又如何理解呢？

一种观点认为，解除后的溯及力具有“债权效力”，即一旦合同解除，取得给付的一方对完成给付的一方存在着返还的债务关系{8}；相反的观点则认为溯及力具有“物权效力”，即解除后，完成特定物给付的一方基于溯及力，直接回复对物的所有权{9}。以买卖合同因买受人违约而解除的情况为例，两种学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依据第一种观点，出卖人和其他从买受方处取得物的第三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其他人比出卖人先从买受方处取得物的所有权的话，这种所有权的取得即使不进行公示，同样可以对抗出卖人。因为，直到出卖人重新获得物的所有权为止，买受人依然是该物的所有权人。而基于后一种学说，由于出卖人在合同解除时起就自动回复成为物的所有权人，同时基于第1458条第2款的规定，一旦对申请解除的诉讼请求进行了登记，就可以对抗第三人。那么，根据意大利民法典中登记制度的规定，除非第三人对于与买受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的登记早于出卖人申请解除的诉讼请求的登记，否则第三人只能通过善意取得制度寻求保护了{10}。

同时，一旦承认溯及力具有“物权效力”，返还请求权人只要证明其是合同成立前标的物的所有权人的话，就可以直接行使物的返还请求权（azione dirivendicazione)。对此请求权的唯一限制正是第1458条第2款对第三人保护的规定{11}。

第二种观点在意大利获得更多的支持，其理由也很简单：根据合意主义的原则，合同一经成立，物的所有权原则上就实现了移转。如果承认溯及力的本意在于消除 “基于合同产生的法律效力”的话，那么，显然在意大利法的语境下，溯及力能消除的不仅是合同产生的债的效力，同样还包括其产生的物的效力。

2．第1458条规定的“溯及力”和第2033条及以下规定的非债清偿制度的关系。

合同解除后，一旦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已经履行或者部分履行了给付，那么由此产生的返还义务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一旦实物返还无法实现或者特定物发生了移转的情况下，返还应该如何实现呢？债权人和债务人的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和返还范围相同吗？

与德国法的规定不同，意大利法上对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义务并没有专门的立法规定（除了上面提到的溯及力的概念外）。少数观点认为，基于第1458条的规定，一旦合同解除，基于溯及力的规定，当事人双方都将回复到合同成立时的状况，所有已经完成的给付或部分给付都必须返还，还应该计算从给付之日起标的物产生的孳息或利息{12}。但通说认为，在合同解除后，基于溯及力，合同产生的财产移转失去法律上的原因，可以通过第2033条及以下规定的客观非债清偿制度要求返还（属于广义的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范畴）。其理由有：

探究立法者的意图可以发现，非债给付制度的设立以及对合同无效、撤销和解除后的返还没有专门进行规定说明了立法者希望对财产返还制度进行统一化、简单化的处理；

一旦解除合同后，说明当事人希望从合同关系中解脱出来。既然合同不复存在，当事人之间的返还关系就不是基于合同，而是基于法律的规定（非债清偿制度）；

第1422条（合同无效）和第1463条（事后不能的解除）中都明确提到了适用非债清偿制度，暗示了所有财产移转失去法律上的原因的情况下都可以适用这一制度；

少数派支持的溯及力直接效力说不能解决返还不能，特别是标的物意外灭失后的风险承担问题[5]。

需要补充的是，非债清偿的适用与意大利法中承认财产移转有因性原则是分不开的[6]。在溯及力的作用下，原来财产得以移转的原因也溯及地视为不复存在，“非债”给付的返还就成了必然。

正因为上述体系化解释得出的结论，后说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几乎得到一致支持[7]。同时，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意大利法上，解除之诉和非债清偿的返还之诉是互相独立的诉讼请求。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后者的话，法官不能直接判决返还[8]。不过，在民法典中同样也规定了一些例外情况，如第1479条中规定了关于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以及第1493条规定的物的瑕疵导致合同解除时的返还，此时显然不适用非债清偿制度来调整，在此不-一赘述。

3．补充：非债给付制度的具体内容。

那么，意大利法上对非债清偿制度又是如何规定的呢？

非债清偿是指不存在债务而作出一定的给付。包括主观非债清偿和客观非债清偿。前者是指基于一种不存在或者不生效的债权进行的给付；后者是指错误地以为是自己的债务而履行了他人的债务。需要提醒的是，意大利民法典中还在第2041条和第2042条规定了不当得利之诉。但与德国法不同，不当得利之诉的规定在意大利法上属于封闭性、辅条文，旨在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其他不能纳人非债给付制度解决的情况[9]。

解除后的返还则属于客观非债清偿的适用范畴。具体内容上：

对于孳息的返还问题，第2033条规定，不存在义务而作出的给付可以要求被返还。如果接受给付者是恶意的，还可以被要求返还从给付之日起的孳息和利息。如果接受给付者是善意的，则可以要求返还从提出诉求之日起的孳息和利息。

对物的灭失、减损问题，同样需要区别接受给付者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根据第2037条的规定，前者情况下，不管是否是自身行为所致，其仅在获利范围内，承担物的灭失或减损的责任；后者情况下，如果物发生灭失的，即使是意外事件，其必须偿付物的价值，如果物仅仅遭到减损，则作出给付者可以选择要求返还与原物同等金额或者直接返还该物并就价值减少部分作出补偿。

对于受领物的转让规定于第2038条：善意取得给付标的物的人，在知道负有返还义务之前将该物转让的，需返还取得的对价。尚未取得对价的，非债给付人取得转让人的权利。如果是无偿转让的情况，第三人在其得利范围内对非债给付人返还；如果恶意转让或者在知道负有返还义务后转让获得物的人，负有实物返还或者相应价值补偿的义务。非债给付人可以请求转让行为获取的对价，或者通过直接的诉讼获得该对价。在无偿转让的情况下，如果向出让人请求成为徒劳，则受让人在得利范围内对非债给付人返还。

实践中，对作为之债给付的返还问题，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认为可以提起非债清偿之诉{13}，一种认为是不当得利之诉{14}。这种分歧产生的原因在于传统法上的非债清偿之诉与特定物的返还密切联系在一起。但在实践的具体应用上，两种学说的差别不大。即对作为之债的返还进行的金钱衡量标准往往考虑客观的市场标准，同时参考这种给付给债权人带来的实际收益。比如，一项错误的医疗手术可能不能得到任何返还，因为对债权人来说，其不仅没有从中受益，反而带来了伤害{15}。

由于返还请求权的基础都不是原合同，而是依据法律对非债给付的规定，所以两个请求权之间不存在牵连关系。因此，实践中，任何一方不能以对方没有返还为理由，对自己的返还之债提出“不履行的抗辩（第1460条）”[10]。

4．物的返还请求权与基于非债清偿的返还请求权可以并存吗？

我们前面提到，在意大利法上，返还请求权人如果是给付标的物的原所有权人的话，可以提起物的所有权返还之诉，而其同时也可以提出非债清偿之诉，但是，严格说来，非债清偿之诉的前提应该是给付的完成，即目的物的所有权发生了移转，而所有权返还之诉的前提应该是物的所有权依然在原给付人处的话，两个诉讼请求之间会不会产生冲突呢[11]？

这样一种困惑其实早在1865年的民法典时期就产生了。理论界曾经讨论过在合同无效或者解除情况下，是否可以适用1865年民法典中第1145-1150 条规定的非债清偿之诉。产生这一困惑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对非债的清偿是否产生权利移转的效力存在争议。另一方面，假如将非债清偿之诉 (condictio indebiti）看成是因为给付原因不存在而导致给付无效之诉时[12]，可能产生以下问题：一是非债清偿之诉如果具有对物之诉性质，可能导致与所有权返还之诉的重合；二是对通过非债清偿之诉，非债给付人是否可以对第三受让人主张物的返还也不无争议。

另外，上文提到，根据现行意大利民法典第1458条第2款规定，解除不得损害第三人取得的权利，没有区分第三人的善、恶意，也没有区分第三人是有偿还是无偿取得的财产。第三人取得权利的唯一要求是其权利登记在解除权人作出的申请解除的登记之前完成。这种处理显然是满易安全的需要。但我们刚刚也提到，在非债清偿制度中，第三人的权利的保护不仅受到了出让人对返还义务的认知情况的影响，还取决于第三人的权利取得是有偿还是无偿的。根据第2038条的规定，前者情况下，第三人对非债给付人应该支付对价，而在后者情况下，第三人仅仅需要在受益范围内作出补偿。第1458条和第2038条的规定之间存在矛盾吗？

意大利传统观点对此的解释是：现行法上的非债清偿之诉的一种对人性质的救济方式，仅仅调整给付人（solvens）和受领人（accipiens）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对第三人的权利不产生影响。针对第2038条的规定，学者的解释是，在存在有偿转让的情况下，给付人对第三人要求支付对价是代位行使了受领人对第三人的权利，属于第1203规定的法定代位的一种形式；而在无偿转让的情况下第三人对给付人的补偿则属于禁止不当得利基本原则的一种体现[13]。

另外，在不主张物权行为独立性原则的意大利法上，基于解除的溯及力，解除权人可以根据所有权请求标的物的返还。因此，实际上，相对于所有权返还之诉来说，非债清偿之诉仅仅具有选择性和补充性功能。选择性功能是指解除权人可以在两种诉求中作出选择；补充性功能是指在用他人的财产履行给付（第1192条）或者在物的流通过程中导致所有权发生不能回复的变动的情况下，解除权人可以提出非债清偿之诉要求给付价值的返还。就此，有学者补充说，第1458条对解除溯及力不能影响第三人的权利的规定，恰恰印证了解除权人可以行使所有权返还之诉（只不过受到了第1458条第2款规定的限制）。因为，如果解除权人只能行使具有对人性质的非债清偿之诉的话，第1458条第2款就显然多余了。因为第三人的既得权利将不存在受到侵害的可能[14]。

5．第1458条规定的“溯及力”与第1453条的规定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

学理上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理解在不履行而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溯及力”与解除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间的关系{16}。

根据第1453条第1款的规定，在对价给付合同中，一方当事人不履行义务时，他方当事人可以在要求履行和解除合同之间作出选择。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影响损害赔偿责任。法条没有明确在这种情况下，损害赔偿是指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

在展开具体分析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履行利益和信赖利益在意大利法上的具体定义。履行利益是指合同正常履行可以实现的利益，对此的赔偿范围包括了可得利益（lucro cessante）和所受损害(danno emergente)。前者是指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债权人能够取得的财产净增长。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受到更大的损失，原则上履行利益损害的计算是通过对不履行合同的一方的给付和非违约方应该或者已经完成的给付之间的市场价比较来实现的。而所受损害是指遭受的财产减少，包括因此造成的对第三人的赔偿、瑕疵物造成的损害以及不履行合同而产生的费用。信赖利益则是指信赖合同有效而产生的利益。赔偿范围同样包括了可得利益和所受损害。前者是指如果不订立该合同可以获得的收益，以及可能订立其他合同的机会等，后者包括订立合同的准备费用等{17}。

通说认为，合同被判定解除后，双方当事人都可以根据非债清偿制度请求对已经完成的给付的返还，在此基础上，债权人还可以对因合同解除造成的损失请求履行利益的赔偿{18}。其主要理论基础可以归纳为：

法律赋予债权人履行之诉和解除之诉两种救济方式和损害赔偿救济并存。既然在履行之诉的目的是保护债权人的履行利益，没必要认为在解除的情况下，其保护的利益是不同的。另外，第1453条中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不影响损害赔偿责任。而在1865年意大利民法典第1165条第2款中，立法者用到的词汇是无论债权人选择履行还是解除合同，“两种情况下都可以要求损害赔偿”。现行民法典中的用词调整为“在任何情况下”不影响损害赔偿责任，似乎更进一步明确了赔偿履行利益损害的说法。

从体系解释上看，第1453条中规定的损害赔偿规定是第1218条合同责任的一般规定在对价给付合同中的特殊体现。而第1518条确定买卖合同解除赔偿的一般规定中，确定了在对合同约定价和应当交付当地当日的市场价的差额进行赔偿的基本标准，进一步体现了“赔偿履行利益说”。

解除能够消除合同产生的效力，但不能消除不履行带来的损害后果；而“信赖利益说”不能充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当然，也有少数学者对“赔偿履行利益说”提出质疑。早期的学者更多地强调损害赔偿和溯及力概念之间的矛盾{19}。但这种学说随着1942年民法典中第 1453条的进一步明确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随后的学者则是从解除的功能仅仅在于保护双方的对价平衡关系的角度出发，认为“赔偿履行利益说”可能导致对债权人的过度保护，使得违约解除带上了惩罚债务人的色彩{20}。但这种学说同样遭到了严厉的批判。权威学者认为，对债权人来说，通过请求返还，可以从 “质”的角度取回自身已经完成的给付，并再次投入市场以寻求新的交易对象；通过请求损害赔偿，可以从“量”的角度避免由于对方的违约或解除带来的不利后果（包括非违约方也同样需要返还违约人对其完成的给付），即通过赔偿履行利益，使债权人得到合同正常履行能取得的同样的经济利益。因此，解除后债权人主张返还给付的同时还主张履行利益的赔偿完全合法合理{21}。

当然，实践中也不排除债权人可以不选择赔偿履行利益，而仅仅要求对信赖利益要求赔偿。只不过不能同时要求既赔偿履行利益，还赔偿信赖利益。因为这样会使得债权人取得比合同履行更多的利益，而这在主张合同双方地位平衡的立法体系下显然很难得到支持{22}。需要补充的是，两种赔偿的请求权基础也是不一样的。民法典中第1453条规定的合同解除返还后可以一并要求损害赔偿通常被认为指的是履行利益赔偿。而信赖利益赔偿的请求权基础则是违反了第1375条的诚信原则的规定{23}。

6．解除后原债务担保条款的效力。

对于解除后原来担保合同义务履行的相关条款是否仍然有效的问题，实践中存在两种基本观点。一种认为，主债务关系的消灭将导致从债务关系同样消灭，除非当事人明确约定对解除后的返还义务以及损害赔偿义务同样承担担保责任{24}；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不需要当事人的明确约定，对原债务履行的担保同样延伸到解除后的返还义务和损害赔偿义务{25}。后者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主要理由在于认为解除只是消灭了当事人之间存在的原合同的效力，但并不必要消除合同中所有的内容，因为有些条款的存在恰恰是为了在原合同关系产生危机的情况下适用的。这样的条款还包括仲裁条款、保密条款等{26}。

7.小结。

通过上文的简要分析可以看出，尽管意大利民法典第1458条的规定，尤其是其中提到的溯及力的概念显得相当原则，但通过对该条文的体系解释，尤其是存在着非债清偿制度的补充，大大解决了合同解除后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另一方面，同样也不能忽视，从“附解除条件”制度中“嫁接”而来的解除“溯及力”概念，显然不能再简单理解为“使得合同双方的法律关系回复到合同订立前的状态”。不仅仅是因为这种回复在实践中可能很难操作（尤其是在存在物的灭失和转让于第三人的情况下），同时也是因为违约解除情况下对债权人利益保护的需要，客观要求溯及力概念和“赔偿履行利益说”、担保条款等的兼容。这实际上也意味着溯及力的真正发挥作用的空间基本局限在了双方的给付返还义务上。

四、意大利法上“解除具有溯及力”理念面临的挑战

在对意大利法上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主流观点作了基本描述的基础上，下面我们将对近年来，特别是随着国际商法、欧洲法上针对合同解除法律效果体现出来的“无溯及力”倾向，意大利法学界作出的反应进行进一步的论述。需要指出的是，直至今日，司法实践中基本延续了以往的传统做法，尤其是对解除后当事人双方可以基于非债清偿之诉要求返还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的动摇{27}。

但学术界对解除具有溯及力说却提出了众多质疑，由此基本形成了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应当修改立法，完全抛弃解除具有溯及力的理念{28}；另一种则认为解除具有溯及力是意大利法体系下的必然产物，不应而且不能对溯及力原则加以变动{29}；其他观点企图调和前两种思路之间的矛盾，即一方面坚持溯及力说，但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即使不是继续性合同）{30}，可以排除解除具有溯及效力或者可以部分排除适用非债清偿制度的规定。

1．解除具有溯及力原则产生的主要问题。

正如前面的分析指出，在意大利法上，解除具有溯及力的客观结果是导致在对解除后的返还上，解除权人和解除相对人都可以根据非债清偿之诉要求返还。但实际上，如果我们仔细分析前述非债清偿之诉的具体内容就可以发现，该制度中必须区分善、恶意的规定很难与合同解除相配套。非债清偿制度中的善、恶意针对的是当事人在接受给付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这在当事人之间本没有任何合同关系的情况下或许可以理解，但合同有效存在的情况下，受领人接受给付是基于合同产生的合法的效力。那么，严格讲来，当事人从接受给付到合同解除时为止，一直都应该被认为是善意的。那么，这样的话，根据上面提到的非债清偿制度的具体规定，实际上等于弱化了对给付人的保护。后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法律界对此作出的种种理论调整，结果都很难尽如人意{31}。

更为主要的是，在根据溯及力对返还适用非债给付制度的情况下，合同双方的返还义务是互相独立的，这显然也和前面提到的解除保护的是对价合同中双方给付的功能牵连不相吻合。因为如果要与功能牵连说相吻合的话，似乎在解除后双方的返还义务之间也应该存在着这种牵连关系。这样，至少应该允许负有返还义务的一方可以对另一方不履行相应的返还义务作出抗辩。另外，后面我们将会提到，在物的灭失、减损的情况下，如果坚持双方的返还义务之间不存在联系，很可能导致一方在对方不能返还的情况下，自己仍然需要全部返还所得到的给付。这显得不甚合理{32}。

具体来说：

(1)孳息的返还问题。

正如前文提到，意大利传统法上对孳息和利息的返还适用第2033条的规定。但问题在于如何区分接受给付者的善恶意。

对此，有学者建议将其中的善意者和非违约方对等起来，而将恶意者则和违约方对等起来{33}。但这种学说遭到了很多异议。首先，非债清偿制度中的善恶意是指对给付的不存在原因是否知情，而对违约和不违约的评价却涉及当事人的行为标准。同时，违约的事实发生在接受给付后的话，不能“溯及”地认定为当事人在接受给付时就存在恶意{34}。更为主要的是，根据这个标准，非违约方在解除合同时，不仅可以要求对方返还自己的给付和孳息，还可以保留对方给付的孳息，甚至还可以根据法律要求履行利益赔偿的话，显然将获得比实际履行更多的收益。

另外也有学者提出，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第2033条的规定区别善恶意，而是依据第2038条中“当事人对返还义务是否明知”作为孳息和利息返还中的衡量标准{35}。对违约方来说，其从违约时或者根据客观情况能够确定履行将不可能时或者受到对方对其不履行提出警告时，应该判断为明知返还义务；对违约方来说，其明知返还义务的时间则是在提出解除合同申请或者有其他确定解除发生的事实时。合同双方只可以保留在知道返还义务之前的孳息或利息。其还建议将该标准用于后面提到的标的物风险承担问题上。但这个标准同样受到了批判。首先，既然在第2033条立法者提到善、恶意标准，而在第2038条立法者提出不同的标准，说明立法者对此两种情况下的返还义务作了不同的价值评价，没有理由嫁接第2038条的标准适用于对孳息、利息的返还。同时，在具体适用该标准上也同样存在困难。比如，即使违约方明知自己违约的事实，也不能等同于认为其明知有返还的义务，因为至少他不能肯定对方选择解除还是要求履行。

近年来的理论界主流观点是当事人双方从接受给付一刻起，都存在着返还给付已经孳息、利息的义务。在此基础上，非违约方可以要求履行利益的赔偿。这种学说显然放弃了对第2033条规定的应用，而从解除作为一种保护对价给付牵连关系救济方式的本质出发，直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返还义务的内容{36}。

(2)金钱给付的返还问题。

在对金钱给付的返还问题上，除上面提到的利息的返还外，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是否需要在返还时，考虑从接受金钱给付到合同解除之日的金钱贬值带来的影响。一种学说认为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返还的目的在于使得债权人能够恢复到合同订立时的状态（依据溯及力），与赔偿损害一样，都应该具有赔偿性质[15]。这种学说基本被淘汰，因为一般认为，当事人双方的返还义务应该是性质同等的，而赔偿问题只能通过损害赔偿之诉来解决{37}。另一种学说则认为，通货膨胀因素带来的损失应该不能纳入到返还请求中考虑，而应该纳入到损害赔偿请求权中，债权人还可以通过举证，来证明自己存在更高数额的实际损失。两种学说的区别在于前者情况下，通货膨胀的损失已经直接纳入返还的范围中考虑，甚至不需要证明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而在赔偿制度下，能否赔偿还要看当事人是否存在过错 {38}。还有一种学说认为，将通货膨胀的损失纳入到赔偿范围内也是不正确的。因此，民法典中的解除后的违约赔偿是履行利益赔偿，而金钱贬值应该属于信赖利益赔偿范围。既然通过履行利益赔偿，债权人可以获得如同合同正常履行同样的利益（注：在合同得到正确履行时是债权人承担通货膨胀因素带来的损失），如果其再要求获得如果合同不履行可能获得的利益，就显得不合理了。前面第一部分已经提到，两种利益的赔偿不能并存。根据这种学说，只有在解除之日以后，返还的责任实际产生时起，才可以考虑通货膨胀的赔偿问题{39}。

(3)用益的返还问题。

从接受给付到解除期间，可能会产生当事人对根据原合同接受的给付进行用益的问题。对此用益的返还问题，除部分学者主张根据损害赔偿之诉请求赔偿外，通说认为，该部分用益与给付的孳息、利益一样，属于返还请求权包括的内容。既然解除后，已经完成的给付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那么，这种用益与给付的孳息、利益一样，也同样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债权人对这部分用益提出要求，并不是基于对方的违约造成了损害，而是基于返还请求权。但有意思的是，在具体计算应该返还的价额时，实践中常常不直接适用第2033条的规定，而依据对该物的用益进行客观市场评价为标准。例如，对不动产买卖合同解除后对占用该不动产带来的收益，常常在计算返还数量时参考市场上该类不动产的租赁合同的租金{40}。

(4）添附、改良的返还问题。

对接受给付者所作出的添附和改良的返还问题，根据传统观点，同样适用非债清偿制度调整。根据第2040条，对花费和改良的补偿适用第1149-1152条对占有人的补偿的规定，并需要区分占有人的善意和恶意。限于篇幅，在此不加以细述[16]。而对于添附问题，则适用第936条的规定，同样也要根据作出添附者是善意或者恶意作出区别对待。通说主张以行为人是否在作出添附时明知有返还义务为评价善意或者恶意的标准。但这种做法同样受到了质疑。一种权威观点认为，在添附问题上，返还规则同样需要和合同解除的具体情况相配合。尤其是在违约解除的情况下，可以扩张适用第1479条第3款关于买卖他人之物的解除后返还的规定，即非违约方应该有权返还对物必要的和有益的花费{41}。

(5)返还标的物灭失或者转让或者减损。

关于标的物灭失、转让或者减损问题，除了上文略带提到的在一方不履行返还义务的情况下另一方可以提出不履行抗辩的主张外，不少学者对适用非债清偿制度提出了不少质疑。

首先，有学者认为{42}，在返还物无法实际返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直接剥夺解除权人的解除权。这种观点主要来源于第1492条第3款的因物的瑕疵而解除合同时的规定。根据该条规定的内容，当非违约方已经充分使用了接受的履行的情况下，或者由于他的过错，又或者是因为意外灭失的情况下，非违约方只享有减价的权利[17]。

但更多的学者认为，除非法律作出特别的规定或者接受给付者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其对解除权的放弃，能否返还不应该成为合同能否解除的条件。因此，即使不能实物返还，同样可以价额补偿的方式返还{43}。但现实的问题是，在解除合同后，适用非债清偿制度的规定同样不甚合理。正如前文提出，如果说当事人双方在合同解除之前接受给付时都应该是善意的话，显然作出给付的一方常常陷入不利地位。因为根据第2037条的规定，即使是因为善意者的行为导致的灭失，同样只需要在受益范围内返还。而如果根据“违约方即恶意方，非违约方为善意方”的标准，似乎过重惩罚了违约方。因此后者即使对物的灭失没有过错，同样要承担风险。而非违约一方，基于对方不履行合同的事实，可以转嫁自身行为造成的物的灭失的损失。这显然不尽合理。而如果采用上文提到的以对返还义务是否知情作为衡量返还义务的标准同样很困难。因为如果适用该标准，则在知道返还义务之前任何一方仅在受益范围内负责，而随后则需全额补偿灭失物的价值。除了前面对孳息返还问题的论述中提到过的理由外，这种处理对解除权人来说也不甚合理。因为从提出解除的申请到法院正式判决解除期间的风险将由他承担，而这又与诉讼法上“诉讼程序不应该影响原告的权利”的原则相违背{44}。还有学者提议采纳德国法上不当得利返还中的“余额理论”( Saldotheo-rie)，即任何一方都不需要返还接受的全部给付，而只是补偿自己付出的和从对方处得到的给付之间的差额部分。但这个观点在意大利法上找不到对应的法条基础。更主要的是在于该理论针对的是不当得利领域内的问题，有学者相应地指出，在合同解除后的返还义务之间同样应该存在返还上的牵连关系，所以根本不必借助“余额理论”{45}。

这个问题显然同样不能直接从“溯及力”的概念出发找答案。因为根据“物主承担风险（res peritdomino)”的原则，似乎物的灭失的风险随着溯及力的作用，将自动而且必然回复到了返还权利人身上。以买卖车辆为例，如果车辆在遭遇车祸意外后受毁坏，卖方始终将承担风险，并且需要返还所有价款给买方。

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今没有定论。有意思的是，最近学者的研究发现，尽管在司法实践中常常原则性地提到适用非债清偿制度来调整返还物的灭失和减损问题，但在具体的返还上，实际上常常参考该物的客观市场价（而不是合同中约定的价款）来补偿{46}。

2．坚持溯及力原则的学说的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发现，意大利法上的溯及力原则和以非债清偿作为返还标准的传统大楼似乎正变得“摇摇欲坠”。限于篇幅，在此不对国际商法和欧洲法上的 “无溯及力”的现念的发展作深入分析，但毫无疑问，后者对意大利法带来了进一步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意大利有必要继续坚持传统意义上的合同解除具有溯及力的理念吗？

坚持溯及力原则的观点认为[18]，基于本国传统和现行法律的明确规定，没有必要对合同解除后的溯及力原则和适用非债给付制度的现状作出改动。因为立法者的意图相当明确，即对所有缺乏原因的给付都可以纳入非债清偿制度来调整。在这方面，意大利法似乎比法国法更为明确。如果说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在非债清偿制度上多少带着法国法的痕迹[19]，现行意大利民法典中则完全将返还之债和合同之债彻底独立开来了：在第1173条对债的发生原因的规定中，不再出现“准合同”的概念，而是规定债的发生原因包括了合同、不法行为和其他依据法律可以产生债的事实和行为。在这种背景下，一旦合同解除，根据第2033条及以下规定产生的返还之债显然属于法定之债而不是基于合同产生的债。即使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返还债务不存在牵连关系，那也是这种体系安排产生的必然结果，而当事人只能通过其他途径寻求救济。另外，正如前面提到过，由于债的发生原因不同，意大利法上返还之诉（即所有权返还之诉或者非债清偿之诉）与解除之诉是互相独立的诉讼请求，不同于法国法上的处理。在后者的制度安排中，对解除以及随后的返还请求只需要提起一个解除合同之诉就可以了。而在意大利，法官在当事人没有提起非债给付之诉的情况下，不能主动判决返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很难想象法官最后对返还的判决结果可以背离非债给付制度的具体安排。实践中，也常常发生当事人主张对孳息的返还应该从给付之日起算，而法官却认为没有法律依据而加以驳回的情况{47}。

至于非债清偿制度中要求区分善、恶意的制度安排，似乎也未必如反驳者想象的那么不合理。对坚持非债清偿说的学者来说，返还义务的内容不能离开对接受给付者的主观心理状态的考量完全可以看成是本国法律文化所决定的。实践操作中，权利人完全可以通过举证方式证明对方在接受给付的时候存在事实上的恶意，比如明知自己不可能履行合同而故意订立合同等等。而至于对于解除后非违约方可能通过要求返还和赔偿最终达到比履行更多利益的顾虑，也往往可以通过法官在具体案例中的评价来加以控制。比如，一旦非违约方人要求保留对方给付产生的孳息的话，法官就可以驳回其继续要求全部可得利益的赔偿请求。

另外，不能忽视的是，在意大利法中，解除权人如果同时是物的权利人的情况下，通过解除的溯及效力，可以自动回复到权利人的地位，而对解除权人的这种保护显然不是在主张解除不具有溯及力的国家可以实现的。

3．坚持无溯及力原则的学说分析。

但上述观点在主张解除无溯及力的学者看来，完全有着固步自封的嫌疑。如果说溯及力原则的产生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的话，那么一旦这种制度安排不能充分满足解除制度现实发展需要的情况下，就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革。抛开前文提到的对适用非债清偿制度来调整当事人之间的解除后的返还关系的种种困难不说，有学者敏锐地指出，之所以当初从“附解除条件”制度中“嫁接”来溯及力的概念，很大程度上限制于当时的法律环境下的合同本身的理解{48}。合同被看成是双方当事人意愿（volonta)达成的合意。如果说合同无效是在于意愿存在瑕疵的话，合同解除则被看成是一种意愿的变动。这种变动在罗马法传统中却是不被允许的。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在双方订立的合同中拟制所谓的“附解除条件”，为将来在出现特定事由的情况下可以解除合同（也即变更原来的合意）创造了理论基础。但在现代社会中，合同已经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双方意愿的交换，而更为主要的是一种合同双方之间的交流行为（atto di comunicazione）和一种双方给付的交换。因此，合同的成立和具体履行都被纳入到特定的诚信关系中进行调整。在这样的背景下，将合同解除后的法律关系看成是一种清算关系显然更符合现实发展的需要。具体体现在意大利法上，既然解除被看成是一种牵连性的救济措施（rimedio sinal-lagmatico )，那么如果在原始的合同给付之间存在着这种牵连关系的话，这种牵连性完全应该在事后产生的返还关系上继续存在，直至双方履行完返还义务为止。在这种视角下，解除后的返还关系必然也是一种合同关系，而返还义务和赔偿义务一样，都应该纳入更广意义上的民事责任的范畴来调整。将解除后的返还与因为其他原因包括合同无效带来的返还纳入同一项制度来调整，这种一视同仁的做法只会抹灭合同解除和合同无效之间的根本区别[20]。

在坚持解除无溯及力的学者看来，不仅仅在因合同解除返还中区分当事人的善、恶意的做法不科学，更本质的问题在于，同损害赔偿的功能不同，任何一方在解除后的返还义务都应该是同等性质同等对待，不能因为违约与否而加以区别。对违约方即使存在“惩罚”，也完全是损害赔偿制度的任务。而合同双方相互之间的返还的目的在于保持当事人原来基于合同产生的一种平衡关系。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官是否可以在计算损害赔偿的时候对这种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平衡关系加以调控，而在于返还本身不应该具有赔偿的性质。

另外，即使可以肯定在意大利法上当事人可以通过主张对物性质的返还请求权，但这种权利实际上因为保护第三人权利的需要而大大受到了限制。而这一点，在意大利法第1458条第2款中已经体现了出来。

4.2005年法国债法修改议案和《欧洲合同法典》中的新溯及力模式：保守还是革新？

对上述两种针锋相对的理念，任何过多的评价以及对未来的预测都显得过于草率。有意思的是，在最近2005年的法国债法修改议案[21]和意大利 Gandolfi教授主持的欧洲私法研究会起草的《欧洲合同法典》(Code Europeen des Contrats)[22]中浮现出来的新的溯及力模式，无疑已经引起了意大利法学界的关注，对此有必要加以简单介绍。

作为归属于同一法律体系，并坚持“解除具有溯及力”理念的法国法的司法状况，对意大利法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比较法研究价值。2005年的法国债法修改议案在第1161-1164-7条中对合同不生效和合同解除规定了统一的返还制度。总共分为总则、返还方式和补充条款三个部分。

在“总则”部分，进一步明确了溯及力原则（第1161条）。如果说把这种明确看成是对法律传统的历史延续的话，另一方面，显然对此“溯及力”概念的理解不能与我们上面提到的意大利法上的溯及力概念完全等同起来。实际上，该议案对合同不生效和合同解除指定专门的条款的目的就是排除适用非债清偿制度。这一思路在第1162条中得到明确重申：“除非法律明确或者当事人作出不同约定，以下规则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况下的返还，尤其是具有溯及力的其他合同终结（caducazione）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如果说法国法传统上依据适用非债清偿制度主张双方返还义务互相独立的话，该议案明显背离了这种传统理念，而明确主张合同解除包括了双方“互相”的返还义务。同时，起草者还明确“对主债务的履行的担保同样适用于解除后产生的返还义务上”以及“对可归责一方造成的损害可以要求赔偿”（第1162-1条）。另外，区别于意大利法上的传统做法，即使没有当事人提出申请，法官同样可以主动作出要求返还的判决（第 1162-2条）。

在“返还方式”部分，该议案对作为之债和不作为之债、金钱给付、特定物、种类物的返还依次作了具体规定，最后对由于意外或者第三人原因造成的返还不能做了规定（第1163-1-5条）。更有意思的是第1163-6的规定，即对实物返还不能的补偿也明确了具体的标准，即针对返还标的的价值，法官主要考察其在判决日的价值，同时要考虑该标的在合同履行时的状态。

在“补充条款”进一步明确返还的客体还包括了主给付的附属（包括利息、孳息和物的用益等）、合同产生的随机费用、物的装饰费用以及其他形式的价值增长，并分别作出了规定（第1164-1 -6条）。

与法国法的最新进展不同，《欧洲合同法典》的着眼点无疑是如何进一步促进欧洲合同法的统一化进程。尽管后者同样不属于真正具有约束力的现行法律条文，但正因为这一法典的起草中将意大利民法典的第四编债编和旨在统一英格兰、苏格兰合同法的《合同法典》( Contract code )作为设计法条的模板，同样值得我们的关注。《欧洲合同法典》第1卷第160条中实际上默示地认可了溯及力的原则，对因为合同不存在、无效、可撤销、无效力、解除、废除和基于合同退出而失效的种种情况规定了统一的返还制度。与意大利法的类似之处还在于该法条第5款的规定，对金钱给付的利息返还义务与接受给付者的善、恶意联系在了一起。

但在其他许多款项的设计上，该法典又坚决地和意大利传统法上的处理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除了该条第3款中明确金钱给付的返还需要考量金钱价值变动因素外，还有其他许多规定都在内容上带上了“无溯及力”的色彩。这首先在第160条的第1款中就得到了印证，即明确了“双方之间的返还存在着牵连关系，任何一方在对方不能返还或者不准备返还的情况下，可以拒绝己方的返还”。另外，该法典第160条中，在实物返还和金钱返还之间的关系上相当具有弹性：第3款中规定返还原则上应该实物返还，但这种返还的前提是不存在物质上或者法律上不能或者负担过重的情况，否则就只需返还一定数额的合理的金钱。对后者，在当事人就此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可以由法官判定。同时，在双方的返还义务之间可以互相抵消。第4款中规定除非违反诚信原则，实物返还的权利人可以选择金钱返还。

另外，该法典对作为之债的返还也作了与第3款类似的专门的规定。而对第三人权利的保护则规定在了随后的第163条中。

显然，如此改进后的返还制度文本很大程度上走出了根据溯及力并依赖非债给付制度调整当事人双方之间的返还关系的困境。一方面维持了对各种不同类型的合同失去效力或者自始不具有效力的返还制度的统一规定，部分保留了原来的溯及力制度模式，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了原来一味适用非债清偿制度带来的种种问题，最大程度地和现行欧洲法的发展趋势保持了紧密联系。就这样，更好地解决了保守和革新之间的平衡问题。

五、启发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意大利法上，对传统意义上的溯及力原则是否需要修改，如何修改等问题，无疑都受到了该国法律体系中的具体规定的种种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但无论学术界和立法者作出何种选择，其背后无疑都包括了对该特定法律传统在现实实践中的影响的细细衡量。而新近的法国债法修改议案和《欧洲合同法典》中体现出来的新溯及力模式，似乎更好地解决了合同解除是否应该具有溯及力的问题，尽管这种改变是以对原本溯及力概念的渐渐弱化而实现的。实际上通过上述分析清楚地表明，问题的根本其实不在于判定溯及力概念本身是简单的法律拟制还是一国法律体系的必然选择，而在于如何更好地规范解除后的法律效果以及具体的返还制度来维持当事人双方之间的平衡关系，并通过解除这种救济方式，更好地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毫无疑问，中国合同法的实践和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理论争议有着与上述意大利法的介绍完全不同的“中国特色”。但不管如何，由于缺乏民法上体系化的安排，合同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无疑太过原则而且不能回答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例如：合同解除后返还请求权的具体内容、返还请求权的成立时间、返还不能对解除权的影响、实物返还和金钱补偿之间的关系、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赔偿，可否两者并存，可否选择其中之一，请求权的基础在哪里）、返还请求权和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对守约方的返还可否有赔偿性质、对合同标的物的用益属于返还请求权的内容还是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内容、金钱之债和作为之债的给付如何返还、对返还的约定能否等同于违约金条款、返还以及对返还的约定对第三人的影响等等问题。抛开实体法上的困惑，在程序法上，同样存在着返还请求权是否需要当事人主动提出、提出解除和返还后能够变更为要求实际履行、诉讼期间第三人取得的合同标的物是否需要返还等等问题。由此可见，如果说在意大利法上存在着对传统溯及力原则和具体应用的“查漏”需求，那么，对中国现行法中合同解除法律效果的规定的研究无疑有着大量的“补缺”重任有待完成。

种种问题，显然不是对他国法律的简单搬抄可以解决的，而需要从解除制度本身所保护的利益出发作系统的衡量和设计。道理也很简单。不同的解除法律效果制度安排，与对解除的法定原因进行制度设计一样，会直接影响到合同当事人对违约和履行之间的政策博弈。举例来说吧，过度偏重于对非违约方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导致其即使在对方的违约没有根本上影响其履行利益实现的情况下，照样寻求滥用解除权，进而影响了正常履行的积极性；过度弱化对非违约方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可能会导致解除权效力的真正发挥，刺激对方的不完全履行、不正当履行或者直接不履行。如何在具体的返还和赔偿内容上作更好的规划，似乎才是现行法的理论和实践真正应该挖掘的问题。

【注释】

[1]根据前述“直接效果说”，认为在不奉行物权行为制度的背景下，解除的效果可有物的返还请求权、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参见前注[1]，崔建远文，第42页。根据“折衷说”，解除后的返还请求权应属于债权请求权。参见前注[2]，韩世远书，第624-625页。

[2]根据前述“直接效果说”，“其他补救措施”适用于给付劳务、物品利用、交付金钱、受领的原物毁损灭失等场合下不能实物返还情况下的不当得利返还。参见前注[1]，崔建远文，第43页。根据“折衷说”“其他补救措施”则指重修重换等解除之外的救济方式。参见前注[2]，韩世远书，第624625页。

[3]对德国法上新、旧债法解除制度的研究，参见齐晓琨：《德国新、旧债法比较研究—观念的转变和立法技术的提升》，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216页；杜景林、卢谌：《债权总则给付障碍法的体系建构》，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18-230页。

[4]对此，将在本文最后部分加以描述。

[5]支持适用非债清偿制度的有：C. M. Bianca， La responsabilita， in Diritto Civile 5 ， p. 289 s. ; G. Scalfi， Voce Risoluzione del contratto， cit. ， p8; R. Sacco， voce Risoluzione per inadempimento， in Dig. Disc. Priv. ， Sez. Civ. ， XVIII， Torino， 1998， p. 59.

[6]意大利民法典第1325条规定：合同要件中包括了当事人的合意、原因、标的以及法律规定的必不可少的形式。

[7]相关判决参见A. Zaccaria， Sub. 1453-1459 Della risoluzione del contratto，in Commentario breve al codice civile，a cura di G. Cian， Padova2007，P．1508 s.

[8]同前注[5]。

[9]意大利民法典第2042条规定：当受害人可以通过其他诉权获得赔偿时，不得行使不当得利之诉。

[10]几乎成为支持适用非债清偿制度的学者的通说。

[11]对此问题的讨论，建议参阅E. Moscati， Caducazione degli effetti del contratto e pretese di restituzione， in Riv. Dir. civ.， 2007， I， p. 440 ss. ; U.Breccia， La ripetizione dell' indebito， Milano，1974 ， p. 236 ss.

[12]通说认为，现行民法典中提到的非债清偿之诉（azione di indebito)不仅包括了严格意义上的非债清偿之诉（condictio indebiti )，还包括了因目的消灭之诉（condictio ob causam finitam)。合同解除后行使的非债清偿之诉属于第二种情况。

[13]同前注[10]， E. Moscati文。

[14]同上。

[15]此观点主要存在于司法界。参见A. Gnani，Retroattivitd di effetti della risoluzione e contenuto dell' obbligo restitutorio，in NGCC，2003，P. 18的整理。

[16]请主要参见意大利民法典第1150条的规定。

[17]类似的规定有意大利消费者保护法典第67条第2款。

[18]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E. Moscati。其主要观点参见前注26一文。

[19]1865年的意大利民法典对非债清偿的规定包括“准合同”一节的第1145-1150条，并且以给付者存在主观过错为条件（类似于法国民法典第1371条和第1376-1381条）以及第1237条第1款（类似于法国民法典第1235条第1款）关于给付的原则性规定：“任何给付的前提是存在债，如果不存在债务，可以要求返还”。

[20]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A. DI Majo。其主要观点参见前注{42}一文。

[21]2005年的法国债法修改议案全称“Avant-projet de reforme du droit des obligations (Articles 1101 a 1386 du Code civil). Et du droit de lsprescription( Articles 2234 a 2281 du Code civil) ”。于2005年9月25日递交法国司法部。相关介绍可参见网站（ henricapitant. org)

[22]Code Europeen des contrats， livre premier 1 ， coordinateur G. Gandolfi， Milano， 2002。对该法典的介绍参见G. Gandolfi，《欧洲合同法典）第二卷（分则）》，陆青译，张礼洪校，载于张礼洪、高富平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54页。本论文撰写过程中，对G. Gandolfi教授就该《欧洲合同法典》的返还制度设计作了许多提问，得到了其热心解答，在此表示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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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领导干部 法治内涵 法治思维

【中图分类号】 C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103（2013）08-0038-02

提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保持国家长治久安和繁荣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及基本要求

（一）法治思维的内涵

法治是相对人治而言，是指法的统治，或者说法的规则。法治强调依据法律治理国家和社会，或者说，用法的精神治理国家。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步的重要参数。法治思维是相对于人治思维、权力思维来讲的，是指思考问题要有法律意识、规则意识，强调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法治思维是建立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是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并作出结论的过程。法治思维有丰富的内涵，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等。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和水平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二）法治思维的基本要求

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是我们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新形势下，对领导干部提出的一项新要求。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以法为据，以法为尺。领导干部在行使国家公权力或实施社会管理乃至单位内部管理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争议，基于法治思维，应遵循以下五个方面的基本要求：一是目的合法。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作决策，应符合法律、法规的目的和宗旨。二是权限合法。即职权法定，越权无效。这一原则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行使权力，作出决策，实施行为。做到法无授权不得行使公权力，否则行为无效。三是内容合法。领导干部作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四是手段合法。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作出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运用的方式方法、采取的措施应符合法律法规。五是程序合法。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程序正义是看得见的正义，也是实现实体正义的根本保障。程序合法、正当，要求领导干部行使权力，作决策，实施某一行为，其过程、步骤、方式以及时限等应符合法定的程序。程序合法要求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要求公权力的行使者对相对人做出不利行为应说明理由、听取申辩，不得自己做自己案件的法官等。对于程序合法、正当的要求，一些领导干部往往不够重视，不按法定的程序办事，结果导致许多违法决策、违法行为的出现，给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以及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了损害。总之，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目的的合法性、权限的合法性、内容的合法性、手段的合法性以及程序的合法性。若在行为过程中发现有违反法律法规的地方，应及时主动纠偏。

二、提高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路径

（一）加强法治教育培训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自觉、主动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的前提。因此，要加强法治教育培训，增强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不断提高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近年来，随着六五普法活动的开展，法治教育培训已经在国家机关逐步走向制度化。但是，很多普法限于基层和执法机关，还没有扩展到所有党政机关，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当前加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培训应从二方面努力：一是加强宪法和法律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增强领导干部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履行职责等法治观念，使领导干部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即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不断强化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领导干部要积极参与法治实践活动，如出庭应诉、主持复议案件审理、旁听法院庭审、调查研究分析案例、谈判等实践活动。通过参与法治实践活动，使他们树立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等理念，培养公平、公正意识，使法律知识、法治意识、法治精神融入脑海，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意识和精神素养，外化为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通过法治教育培训，增强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不断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

（二）纳入考核用人机制

把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能力纳入考核机制，作为领导干部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为推动我国法治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是在领导干部的考评中设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等相关法治指标，用法治的标准来规范领导干部的的执政行为。二是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具有法治思维能力的领导干部的作用，形成正向激励引导机制。同时，对于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以及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违法执政，违法行政等，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和损失的，要依法问责、依法追责。坚持给人治亮“红灯”，给法治开“绿灯”，促使国家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觉培养法治思维习惯，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的能力。

（三）改善法治环境

法治环境与法治思维以及法律手段的运用是辩证、互动的关系。一方面法治思维增强了，会促进法律手段的运用，而法律手段运用多了和运用有效了，会改善法治环境；另一面法治环境改善了，又会反过来影响和促进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这是法治的良性循环。当前改善法治环境，应从以下二方面努力：一是要注重制度建设。首先要进一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尤其是要加快程序方面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要建立健全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项具体制度。二是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要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培育公民的法治信仰，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法治氛围，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强化社会监督

当前对领导干部行使公权力行为的监督，除了要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外，尤其要强化群众监督和舆论媒体的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养成法治思维习惯，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国理政，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纠纷。

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习惯的养成和法治思维能力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权威，有助于增强公众的法治观念和法治信仰。因此，建设法治政府、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关键在于领导干部要尊崇法治，自觉维护宪法和法律权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治国理政，进而带动广大群众去信法、尊法、守法、用法，最终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实现。

参考文献：

[1] 十报告辅导读本[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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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活动目标

紧紧围绕党的十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认真落实“六五”普法规划，深入推进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提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示范引领全社会增强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意识，带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活动内容

以“培育法治理念，提高法治水平”为核心，以普及领导干部、公务员基本法律法规为重点内容，采取集中培训、自学、组织考试等形式，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取得实效。

（一）健全学法用法制度。坚持局党组中心线集体学法、公务员学法等主要学法制度，党组中心组集中学法不少于2次，每季度至少举办一次综合性学法报告活动。实行领导干部述法考评制度。完善法律顾问制度，健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制度，确保依法、科学、民主决策。

（二）开展学习宣讲活动。以《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养成》、《法治思维与法治政府建设》、《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法治意识》等由司法部、全国普法办统一制作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系列讲座》光盘作为学习宣讲活动的必学内容，通过播放专题学习光盘、邀请专家现场讲座、举办法律讲坛等形式，传播法治理念。

（三）进行全员专题培训。坚持集中教育与自学相结合，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把“提升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作为业务培训、全员讲学的重要内容和课题。采取专题讲座、业务培训班、集中辅导、菜单式选学、网络学习、大讲堂等多种形式开展专题培训。

（四）组织法律知识测试。结合学习宣讲活动的内容，围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宪法、土地管理法及民事、行政、经济、诉讼等法律制度相关内容，组织全县领导干部、公职人员进行法律知识考试，检验学习培训成果，以考督学、以考促学，不断增强领导干部学法能力和用法水平。

（五）规范依法办事职责。根据本单位实际和工作职责，制定和健全工作人员依法行政行为规范，进一步明确各项工作责任主体、工作流程、日常监督和违规违法行为责任追究等机制，保证全体公务员依法履职、依法办事。

三、方法步骤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从2014年6月开始，年底结束。分三个阶段实施: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4年6月上旬）

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结合本方案与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并进行宣传动员。

（二）全面实施阶段（2014年6月中旬—11月）

各单位围绕活动内容，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组织开展特色鲜明、形式多样、务实管用的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三）总结提高阶段（2014年12月）

各单位要将宣讲活动全面总结，形成报告于12月5日前报县局法规监察科。

四、工作要求

㈠加强组织领导。“领导干部法治思维提升年活动”是今年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和普法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局党组中心组要安排集中学习讨论，各分局、国土资源所、局机关各科室要将学习宣讲活动纳入集体学习内容。各单位要高度重视，领导干部要带头参加宣讲活动，带头交流学习体会，确保宣讲活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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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题：84岁“无双国士”钟南山院士，在奔赴疫情重灾区的高铁餐车上举目凝望，深思治病救人良方;73岁的李兰娟院士带着“抗疫不成功，我们绝不撤兵”的铮铮誓言坚守重症病房，全力救治危重患者;素有“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之称医学四大天团会师携手抗疫;全国2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军队等调派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紧急驰援。一幕幕的感人画面，一幅幅动容的照片，汇聚了广大医护人员精诚团结、义无反顾的昂扬斗志，坚定了举国上下众志成城共战疫情的必胜信心。我们要持续深入宣传报道医护人员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把他们真实的工作写照搬出病房，把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撒播神州大地，让医护工作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可的职业、让医护人员成为全社会广泛认可“白衣天使”。

请回答：结合材料回答什么是人生观？为什么说人生价值是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参考答案：什么是人生观？

答：人生观是指人们对人生的根本态度和看zhi法，包括对人生价值、人生目的和人生意义的基本看法和态度。它是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生观主要回答人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价值、目的、理想、信念、追求等问题。人生观的基本内容包括幸福观、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友谊观、道德观、审美观、公私观、恋爱观等等。由于人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生活环境和文化素养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人生观。我们必须提倡和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用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战胜形形的个人主义，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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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桂林；平安建设；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首次被写进十报告，成为全党上下的共识，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时代要求下，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创造平安和谐稳定的社会发展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党的十报告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历次党代会报告中首次要求干部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执政，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议又对这些思想进行了系统化的阐释，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理念的具体体现，这就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发展，破解社会管理难题，提高社会管理创新水平，而前提就是我们党员干部要做好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表率。

一、运用法治思维，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建设平安雁山

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是加强社会治理、深化平安中国建设的底线要求，没有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平安。各级政法综治部门要正确处理好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社会治理与服务群众的关系，把以人为本、执法为民的要求落实到平安建设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环节。树立法治理念，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深化平安建设的客观需要，也是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新期待。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无论是深化改革、推动发展，还是化解矛盾、维护稳定，都亟需各级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和提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领导干部能否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已成为其工作成败的关键所在。要积极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底线思维、问题导向、民意引领、改革创新，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影响安全稳定的突出问题，进一步提升公众安全感、矛盾化解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坚决纠正过去那种严防死守和“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的人治思维和做法，努力以法治精神凝聚深化平安雁山建设共识，统筹协调推进包括政治、经济、治安、公共安全等各种领域的“大平安”建设，以“大平安”建设促进全区“大和谐、大稳定”。

二、运用法治方式，努力破解平安雁山建设新难题

法治既是平安建设的目标，也是破解平安建设现实难题的重要手段。不可否认，当前的平安建设工作面临着“不信法”、炒作闹事等社会不良心态和不健康心理的难题。实践已证明，只有坚持依法办事，综合运用法律规范、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多种手段，统筹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面、各个群体的利益，才能从整体上提升平安建设的实效。要树立依法维稳的意识，坚持依法办事，按制度办事，做到法律、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对无理取闹的人员，不能总是以息事宁人，花钱消灾的办法来对待，而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坚决依法予以处理。要善于把平安建设中成熟做法上升为法律制度，善于发挥法治的引导、规范、保障、惩戒作用，切实做到依法化解社会矛盾、依法预防打击犯罪、依法规范社会秩序、依法维护社会稳定，真正让法治成为社会的“稳定器”

雁山区行政区域与桂林市多个县区接壤，农村面广，流动人口多。针对这一情况，区委、区政府和区政法委认真按上级“五个防止”、“大事不出，中事不出，小事少出”和“三零”目标的要求，把平安建设作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大事抓紧抓实，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开展平安雁山的建设。在区、乡（镇）、村分别成立了由党政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并从人、财、物等方面上对平安建设给予大力支持，还在辖区内多形式、多渠道、多方位广泛宣传平安建设对于维护群众根本利益，促进经济发展的重大现实意义，从而大大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参与平安雁山建设的热情，形成了党政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公、检、法、综治等部门齐抓共管，辖区群众共同参与的平安建设良好局面。

三、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平安建设，提升平安雁山法治化水平

明确指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面，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政法综治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护法，带头崇尚法治、坚守法治，做依法办事的表率。要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动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普法责任制，建立政法干警、律师等以案释法制度，加强对以国家工作人员和青少年为重点的法治宣传教育，广泛开展群众性法治文化建设，增强法治宣传教育实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守法者依法办事畅通无阻、违法者违法行为处处受限，确保崇法向善、循法而行成为全体人民自觉行动。

要提高对社会面的掌控能力，是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对广场、车站等重点场所，要完善屯警街面、动中备勤、武装执勤机制，全面落实网格化巡逻力量，提高打击震慑和应急处突能力。对学校、幼儿园、医院等重点部位，要完善内部安全防范机制，强化周边治安综合治理，确保秩序良好。

参考文献：

[1]郭太生.论平安城市建设[J].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10（03）

[2]刘旭.当前平安建设中的法律问题剖析及创新对策探索[J].理论观察.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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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式教学是教育者依据课程标准中教育目标和受教育对象的心理、生理特征以及个体经历创设相关的情景，营造一种具体的教育环境，目的是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体验、感悟知识的概念和含义。体验式教学是通过反思体验和体验内化形成个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品质特点和图示建构，在反复的体验中积淀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行为和养成道德习惯。体验是设身处地参与进去，使自己亲身经历，在各种体验中感受自己的存在，修正自己的行为习惯和思维定式，体验式教学强调学生要回归生活，亲自参与，在体验中感悟，在感悟中内化，提高思想认识，促进道德行为的成长。体验就是亲历过程、经历感受，目的是使学生获得科学知识，提高道德品质，掌握技能。

一、法治精神含义的理解

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核心理念，是检验国家法治程度的指标。尤其我国现在大力提倡依法治国，在公民心中种下法治的理念尤为重要。公民具有法治精神是法治国家的基本素养，没有法治精神就不可能有法治社会。高中学生毕业后要进入大学学习，然后就要走入社会参与祖国的建设。在整个人生的成长阶段，都生活在法治社会的环境中，从高中阶段甚至是从小学就开始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精神尤为重要。高中生活是一个人人生旅程的重要一环，关键阶段要进行关键的教育，所以高中教师的政治教育还应该保持育人、树人的强烈观念。

二、培养法治精神的意义

高中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非观形成的关键阶段。法治精神也是这个时期要形成的主要道德素养。目前，我国高中学生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还存在一些问题，然，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是因为学校教育跟不上，其中社会因素和家庭因素也都在影响着学生的成长和发展，影响着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和法治精神的存在。在高中政治教育中，因为旧有的教育模式因素，法治精神的教育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让学生形成法治精神就会自觉成为法律的捍卫者，会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主力军。对构建法治社会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对待和探讨。

三、法治精神教育存在的问题

一个人的成长与环境有关，对于一个高中学生而言，他们的成长有三个环境：家庭环境、学校环境、社会环境。这三个环境对学生的成长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环境造就人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那么高中教育培育法治精神，早已成为教学工作的重点。但是在实际教学工作中，我们依然看到一部分教师的法治意识很薄弱，他们的薄弱意识，势必影响他们的法治教学质量。教育部早已提出要依法治校的理念，但是在一些学校的管理者心中，法治意识淡漠，缺少法律精神，在日常教学工作的管理中表现出了法治意识不强，松散的校园环境和缺乏法治精神的校园文化，都影响着学生法治精神的建构和形成。学生轻视法律知识的掌握、教师轻视法律知识的教学，长此以往，学生的法治精神就会薄弱和淡漠。加之社会环境的大背景，家庭教育的重要因素，导致高中生的法治精神淡漠，社会及家庭都过分重视经济发展，很少有忧患意识，更不用说具体的法治精神的塑造。今年，香港出现了学生警察团，这是个很大的创新和突破，值得我们去借鉴。高中阶段的素质教育应和社会接轨，和中小学衔接起来。这样，才能使教育形成系列化和体系化，形成具有实效性和高效性的教学局面。

四、体验式教学在贯彻法治精神中的应用

实施体验式教学就是要让学生在一种近似于真实的环境中建构知识体系、形成知识概念。在高中政治教学中进行体验式法治精神教育，首先要有情境，情境的来源就是模拟一些具体的事件和场景，设计一些环节让学生仿佛置身其中，进行角色模拟的体验式教学。

1.角色扮演的体验式教学

校园也是一个小社会，在这里具有很多的法治知识和治安内容，尤其是目前校园犯罪和校园暴力都是热点问题，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所以在教学中要让学生树立和形成法治精神，要让学生了解这些现实，然后择取最为典型的案例内容设计情景剧，让学生在剧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验知识和观点。这种形式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最为印象鲜明。学生根据不同的案例内容，扮演不同的角色，在角色中体会将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际中，这样进行的学习效果会超乎寻常。

比如，关于法律救助的这部分内容，首先，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法律救助、法律救助的对象、法律救助的形式、法律救助的手段。其次，教师设计一个需要法律救助的案例，让学生在模拟的情景剧中扮演角色，在充分的角色体验中，获得相关的法律知识，建构起法治精神。

2.模拟法庭进行法律道德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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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停，绿灯行，黄灯等。这是从幼儿园时候妈妈就教了我的基本常识。小时候并不知道那是法律规定，只知道要听妈妈的话，保证安全，必须遵守。长大以后对红绿灯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常识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规则。凡是自觉遵守法律法规，无论是否有人监督都能如一的人，都是有规则意识的人。规则意识是什么？是发自内心的，以规则为自己行动准绳的意识。打个比方来说，排队的次序是法治，每个人都可以排队是民主，那么每个人都愿意排队就是规则意识。规则意识是位于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如果没有了它，民主和法治都将是空。

有不少人认为闯红灯是不拘小节，是小事一桩。然而，“勿以恶小而为之”，多少大错的酿成都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积累起来的。违规、违纪、违法之间可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拘小节”将会带来非常严重的苦果。

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句话通俗易懂地阐述了秩序、规则的重要性。规则小到规章、制度、流程，大到法律法规。如果有令不行，有章不循，什么都任性妄为按照个人意愿行事，我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变得险象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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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完善，人民群众对于日常生活之中的法律现象也开始逐渐习惯。因此，我国的法律院校逐渐增加，从事法律行业的人也逐渐增多。但是，要成为专业的法律从业者，仅仅了解法律知识是不够的，专业的从业者要在对法律有深刻理解的情况下，有较高的法律素质。

法律素质一般是指人们的守法和用法意识，法律素质一般被认为是道德素质的一部分，具有较高的法律素质的人，一般对于我国的法律法規都有一定的了解，且对于法律的正义性和守法的必要性深信不疑。对于生活之中的涉法行为，具有较高法律素质的人会选择以法律手段进行处理。因此，较高的法律素质是一个法律行业从业者的必备素质。

在一个完整的法律教育体系之中，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要程度甚至要高于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只有一个人的法律素质得到较好的培养，具有较高的法律道德素质，这个人才可以作为一个法律从业者，为人民和国家的法律完整作出贡献。法律素质教育作为法律教育之中的一个学科项目，主要面向的是将来要从事法律方面工作的学习者，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较高的法律素质可以保证他在法律行业之中的工作不受到个人欲望的影响，在遇到困难时，以法律规定为先，并以法律思维方式检视与寻求最佳解决方案，这才是一个法律从业者应该具有的素质。

二、提高法律素质教育水平的措施

要在现代的社会之中推广法律教育的必要性，就要让民众看到法律教育对于个人生活的有益之处。对于法律从业者来说，法律素质教育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素养和职业素养，从而提高业务能力，因此，加强法律素质的培养可以加强法律教育的效果。

1、加强对社会法治环境的优化

在社会法治得到优化的环境之下，人民对于法律的信赖和使用度才会提高。法律的普及和法律意识的提高可以促进学生和社会居民学习法律的热情和提高自身法律素养的需求。因此，提高人民对于法律的诉求和法律的普及度，可以确保以法律素质为引导的法律教育高效顺利进行。我国正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大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其目的是弘扬法治精神，增强民众的法治意识。民众法治意识提升的关键在于法律的实行度。优化社会法治环境可以促进人民对于法律的了解和学习，加强民众的生活安全感，增加法律对民众的有益度。要优化社会的法治环境，就要在社会的各方面加强法律体系的完备，对我国的法律进行全方位的完善和加强。

要优化社会的法治建设，就要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传递和宣传法治的重要性，改变人们的传统观点之中对于法律的过于敬畏和使用上的误区。同时，为了在社会生活之中改变人们对于法律的传统感官，要对于社会的执法和司法方面进行优化。加强社会生活之中的基础法制建设，加强人们对于国家法律法规的了解和完善基层法律体系的普及。在司法和执法的过程之中，为了提高工作的效率和人民对于法律的热情，工作的过程之中应该大力鼓励人民参与到社会执法的过程之中。通过对于法律武器的实践和使用，加强人民对于法律知识的了解和对于法律使用热情，激起人们学法热情，提高人民的法律素养，进一步促进社会人民学法过程的高效进行。

2、提高院校法律素质教育的力度

在法律从业者的教育之中，法律知识的指导培养在专业院校之中占据很大的比重。目前在我国的法律专业的高等院校之中，法律专业的学生的基本教育是以法律知识的学习为主，而在非法律专业的院校内，普通大学生一般将法律知识点的学习作为基础课程进行学习。全面的法律知识培养对于我国青少年的法律意识的成长有很大的帮助。

社会居民的法治意识较为薄弱，且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下，社会法治化的进展较慢，因此，法律教育应该以学校法律素质教育为突破口，对青少年进行法律知识的教育和法律素质的培养，进而提高社会群体的法律素养。法律素质教育的开展可以提高青少年敬法守法的意识，可以提高青少年对于法治社会的了解和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保证。将法律素质教育加入到基础教育之中，可以促进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效率，改变学校对于法律知识的教育模式，真正做到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视。

为在学习之中促进学生对于法律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学校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比如在学校的考核之中加入对法律素质教育的问答和题目，检测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情况，并将学生在法律测试之中的得分情况作为学生成绩的加分项目。除此之外，在法律素质教育之中，教师应该加强对学生学习主动程度的推动，让学生主动学习法律，认识法律，这种教育方式可以推进学生的自觉性，对于学生的学习质量有很高的提升作用。

3、加强法治精神的教育

法治精神是社会法治建设的基础，人民群众只有具有相当程度的法律意识，才可以在日常的生活之中守法敬法，并且以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生活不受到影响。在社会的法律素质教育的过程之中，对于法治精神的培养应该贯穿整个过程，其应用应该体现在整个课程的内容之中，课程的内容应该以介绍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神，提高法律素质为课程的主要目标，促进法律素质的培养，提高法律教育的效率。

同时，为了提高人民的法律本文由收集整理学习热情，提高人民的法律情感也是教育行业之中常用的一种方法。通过发挥法律情感在社会法律教育之中的作用，人民可以在教育之中感受法律对于自身生命和生活的保障作用，从而使学生的法律学习由被动转向主动，在法律情感的推动之下，实现法律素质的提高和法律教育的高效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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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1、加强宪法宣传教育。认真贯彻落实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的优势,组织开展好宪法集中宣传活动。围绕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服务和保障民生,深入开展刑(民)诉法修正案、行政强制法、人民调解法、条例等重点法律法规宣传普及，引导公民通过合法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维护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矛盾化解,提高社会整体法律水平。

2、拓展“法律七进”活动。进一步健全“法律七进”活动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指导,根据全国、省、市普法办安排部署,组织开展“深化‘法律七进’,推进依法治国”法制宣传主题教育活动。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社区”活动,深化“民主法治村(社区)”创建工作,命名表彰一批市级“民主法治村”,促进和谐村(社区)建设。开展“法律进机关”活动,提高广大公务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配合组织人事部门进一步强化全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法律知识培训和考试力度。在司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中全面推行签订“谁执法谁普法”责任状;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推进法制副校长工作规范化、常态化,提高在校学生法律素质;开展“法律进企业”活动,提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员工的法律素质,促进企业依法诚信经营,按照“谁用工,谁负责”的要求,重点抓好务工人员的岗前培训及用工过程中的法制宣传教育;开展“法律进单位”活动,促进各单位切实履行法制宣传教育义务,提高面向社会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主动性。开展“法律进寺庙”活动，利用佛教集会日开展宣传教育，指导群众理性信教。镇普法依法治镇办将积极配合县依法治县办将会同相关主管部门适时召开“法律七进”活动现场会。

3、丰富普法形式手段。进一步创新法制宣传教育的形式,注重法治理念的传播、法律信仰的培育和法治文化的熏陶,将法律知识转化为法律意识、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继续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电台、手机短信等载体开展法制宣传工作,探索依托网站、微博、QQ群等新媒介进一步扩大法制宣传覆盖面,把法律法规、法治建设资讯、热点社会问题法律解读和法治舆论引导等作为新兴媒体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最大限度地向广大网民提供法制宣传教育资讯,传播法律知识和法治理念,增强法制宣传工作实效。结合不同时期的工作重点,每两个月协调相关部门组织开展一次主题法制宣传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法制宣传教育,切实使法律意识、法治理念融入每一个公民的内心,成为每个公民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自觉意识和追求。

4、打造特色法治文化。扎实推进法治文化园地建设,力争2014年底至少建成一个法治文化园地。进一步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工作,加大理论指导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实践的力度。根据地方特色,探索创作具有地域特色法治文化产品。

二、扎实推进依法治工作和法治创建工作

1、做好省“六五”普法中期督导和依法治省依法治县规划工作。2014年是“六五”普法的中期督导年,也是我省依法治省的确立年,省法宣办、依法治省办将组织对全省各地开展相关工作情况进行督办和检查。我镇要按照省、市、县的部署,结合实际认真做好自查自纠工作。各村、各单位要力求真实全面掌握本村、本单位“六五”普法和依法治理工作进展情况,及时发现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措施,督促加以改进,确保以优异成绩迎接上级检查。

2、持续深化法治镇创建活动。按照全国普法办《关于开展法治城市、法治县(市、区)创建活动的意见》,进一步推进法治镇创建,明确创建目标,丰富创建内容。要扎实推进法治镇、法治单位、法治行业、法治村居(社区)创建活动,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经营、依法管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要积极总结交流开展法治创建活动经验,充分利用各种途径加大对法治创建典型经验的宣传,树立不同类型法治创建活动先进典型。

3、抓好依法治理“三大工程”。围绕依法治镇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落实,切实抓好依法治理“三大工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努力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严格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要健全行政权力透明运行机制、监督检查机制,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推动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高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转变。各企事业单位要按照依法治理的总体目标,加强专业法的学习,增强依法经营、依法管理、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观念和能力,逐步把本行业的各项管理工作纳入法制化的轨道。进一步深化“民主法治村”创建活动,将推进“民主法治村”建设与村法治文化建设有机结合,增强村的法治意识和民主意识,在巩固、完善、提高的基础上,提升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能力和水平。

三、加强普法依法治镇工作的组织保障

1、加强普法依法治镇工作领导。各村、各单位要加强对普法依法治镇工作的领导,把普法依法治镇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要配齐配强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机构专兼职人员,根据工作需要和人动,及时补充完善工作领导机构、落实具体办事部门及人员。镇依法治镇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各自工作职责,确保各自职能部门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各项任务的落实。